文化特征范文
时间：2023-03-29 1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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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论文摘要】中国绘画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且经数千年不断丰富、革新和发展，创造了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丰富多采的形式手法，形成了独具中国意味的绘画语言体系，它独特的艺术精神和表现手法已成为东方艺术之代表，其艺术特征除了有“视觉艺术”的共性外，还浓缩了中国文化的许多特征，蕴藏着丰富的文化精神。
中国绘画的传统渊源流长，历数千年而不变，蔚为中外画史之奇观。而且，这种传统的深刻与持久，随着时间之推移，其内容和形式经过不断的融汇、锤炼、积淀、愈益形成一种传统的伟力，愈益鲜明、精纯而独到。以至许多方面均难乎为继，而令创新者久久束手徘徊。透过这些表象，我们可准确无误的识别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绘画已形成的独特审美符号，领略到中国绘画所体现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绘画的研究中，一些学者都不约而同地从中国的经典哲学里，找到了绘画美学的起点，看出了中国绘画所包容的哲学深度。
南朝刘宋时期的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指出：“圣人含道应物……山水似形媚道。“以形媚道”即是说明了绘画是以物象的“形”来反映这种哲学思考的。“道”字在老庄哲学中是一个自至关重要的词，它作为老庄则学观念中最核心的概念，表述着极其复杂和抽象的哲学范畴。客体的实在不是艺术表现的目的，而只是一个中介物，力图表现的是冥冥之中的“道”或“天”。客体(山水、人物等等)只是一个载体，一种符号，关键在于它所表征的“道”。而绘画则能表现一种“非方非默”的状态，能把它描绘出来。因此，中国绘画被看作是表现“道”的一种最有效的形式，它能在有限的空间里迹化出“道”所阐译的哲理。
因此，真实地再现客观对象便从来也与中国传统艺术无缘。PF杰拉德直截了当地说，中国艺术虽擅长于山水画，但并不着眼于描画任何现实的风景，而是根据源于现实而又包含着象征和哲理的灵感，进行富于想象力的创造。
老子哲学中所具有的某些朴素辨证法思想，如“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即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万物交感运动的观念，都曾渗透在中国绘画的表现技巧中，并被广泛的应用。在中国绘画的创作过程，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下笔运作时，提出“存心要恭。落笔要松”：在处理客观物象与主观理性关系方面，强调“似与不试之间”，得“不拭之拭”：在画面布局技巧上，要求具备宾主、开合、聚散、疏密……等关系：在笔墨技巧上应体现运笔的轻重、起伏、疾徐，用墨的浓淡枯润等等。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的绘画语汇都直接起源于谈论哲学和宇宙观的用语，虚实、气理、向背、心意等。能体现这些辨证关系的经典之作是《石涛画语录》。
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中国传统艺术的实质是道家精神，道的特征与天地之美的契合，这庄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正不折不扣地是魏晋南北朝问中国艺术史上山水题材的勃兴的思想渊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老庄那里，充满了对天地之美的热情赞颂，和对与天地之美相牟的独立、自由的理想人格的倾心向往。从艺术审美意义上看，它集中体现为以人情观物态、使自然人化的思维方式，并把与自然精神的契合作为审美的理想追求。追求主客相融的审美境界，注重表现主客体的生命精神，轻视对物象外在表象的摹仿。在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中国传统绘画追求天地之大美，着力表现天地万物的生机活力，表现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的生命情调，表现这种大化生命的宇宙精神。因此中国传统绘画注重体现生命、生机，追求气韵生动。“气韵生动”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范畴，对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绘画从南齐谢赫的“随类赋彩”到剂浩提出的“水晕墨章”，很明显是一个由重视色彩表现到重视水墨表现的绘画观念转变，这就是阴与阳的哲学思维主导下的特殊色彩意识。“运墨而五色具”的思想是中国画的一个传统，“墨分五色”——这一色彩魔方吸引了无数历代画手。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中国哲学的玄想思维的作用。应该说，水墨世界从真实感上言是无色的、虚幻的，但它却因此而具备了一种独特的“无色之色”，是十分哲理化的表现，具有特殊的“理趣美”。用相对单纯的黑白(纸地)色来表达天地万物、正体现出中国文化的概括力。
中国绘画中的儒学因素，过去人们往往只用“成教化”、“存乎鉴戒”来解释儒学的艺术功能说，是很片面的。其实，孔子是把艺术更多地视为白反自修、成就人格、求仁得仁的内省功夫的一部分。于是，我们看到，孔子儒学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是循着一条这样的原则的：关注人伦事物，但不曲意媚合强调个体独立价值和个人内心情感表现，但不宣扬“个人主义”：提倡推以及人的方式对忧患有自觉的认识和敏感的体验，但不渲染，不夸张，不愤激，而保持达观、平和的态度和勇于牺牲的现身精神，这里面闪耀着人文理想的光辉。作为一种传统，它对忧患意识的偏爱和对敦厚之风的执着，把艺术表现意识导向了沉郁、豁达、宁静、超脱的内在境界……这或许是孔学儒家对中国艺术传统的形成的最大影响。因此，在中国绘画的表现中，有时既强调变化，也注重和谐，绘画语言虽有起伏，但不张狂，有催人泪下的艺术打动力，但格调平和，合乎法度，显然是儒家“中庸”思想在绘画表现中的具体体现。
中国绘画所表现出的空灵旷远的意境，富有哲学的思索，最终使人感到自然天成、不可言状的生动气韵，禅宗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从南北朝的宗炳到清代的山人，其中画史上重要的画家大都将禅宗封为圭臬。宗禅要求“不立文字”、“以物观物”，靠的是直觉的领悟，无需理智的分析和那种相互对立、比较的感受。这把中国土夫文人对自然、对人生的审美观推进到更奇异、更神秘、更空澈晶莹的世界。更沉迷于对宁静、淡泊的审美境界的探求，和对瞬间即是永恒的壮阔幽深的宇宙情感的体验。它在对中国绘画的影响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静默观照”为特征的思维方式，借助于自然、简练、含蓄的表现手法，使画面的意境深远、耐人寻味。以疏简、草略风格独立于中国绘画之林的“减笔”画风，其形成可以说直接源于禅宗思想。最能体现禅宗精神的是宋代的“减笔人物画。其笔势粗阔、减练豪放，墨色浓淡多变，不拘于形。但由此而表现出的视觉形象却流露出一种“笔情墨趣之外”的丰富内涵这些作品如同禅家解经，并不关注客观现实是什么，而旨在通过疏逸的“戏墨”追求禅的境界，追求自我的解脱。所以，“画贵有禅趣”，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绘画于禅宗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对中国绘画品评的一种标准大大地扩展了中国绘画的表现深度。
中国文化的民族心理是“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终归“道器不二”、“心物不二”、“物我相忘”、“天人合一”。故而中国画的传统也是不离此道。在客体与主体真实与虚幻、自然与人生、物质与心灵之间找寻一种平衡和整体性的和谐。
中国文化宏深而博大，在众多丰厚的文化质点中，无论是哲学，还是书法、诗文、戏曲等等，中国绘画都与他们息息相关、辉映交融。法国华裔汉学家弗朗索瓦一陈曾经说过：要想看懂一幅中国画，必须具备高深的文化素养。它不仅道出了中国绘画在中国文化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而且，看出了中国绘画很大程度上浓缩了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
中国绘画是一个白成体系的艺术领域。它的观察方法、表现方法和画面的视觉效果，都迥异于西洋绘画。“笔墨”作为构成中国绘画独特美学品格的外在符号，有着相对完整的审美价值。中国画画家作画时，有时仅用一只“单纯”的毛笔，蘸上看似黑团团的墨色，在具有一定渗透感的纸、绢上，或疾或徐地有节奏地挥动，即可迹化出一幅变幻多端、形神兼备的视觉形象。作为交流思想情感的绘画语言——“笔墨”，随着中国绘画艺术的日臻成熟，已从材料工具意义上逐渐脱离出来，具有了独立的审美意义。而且“笔墨”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绘画“形式”本身它的形成反映了中国绘画高度概括、凝练的艺术思维能力。在表述媒介方面，“笔墨”从一开始就烙印上了中国文化“以简驭繁”的特征。中国画注重“传神”，无论是人物、山水花乌，“传神”是对中国画艺术提出的总体准则，“以形写神”其实就是“以形媚道”，把对象表现生动有神只是一种技术手段，与道契合才是最高终旨。中国绘画所注重的“表现”，又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思维特征。中国画画家对自然物象时，注重的不是如实的“再现”对象，而“撷取的是物象与情感因素交融之后在脑海中再度被唤起的、‘主观化’的、改变了的表现”。所以作画时它要求“沉思冥想，”把人引入一种物我交融的境界，强调的是主观意兴的抒展自我情感的表达。所以“韵外之致，象外之意”，即是对中国绘画艺术思维方式的概括。
中国绘画与书法都以中国文化为生长背景，书法是以有限表现无限的“写意”的美学思想为指导的艺术，其审美价值不是对具体字形的刻意的描摹和再现，而是对其改造过了的概括的形象，文作者的抒情、写意和对作者与观众的诱导，启发和暗示一种意象联想而创造的线的空间结构的形象，是一种表情达意和象征的艺术，这一点对中国绘画影响至深，由于书法艺术在历史上成熟较早，南北朝时期即已五体俱各、法度完善，书家辈出，而绘画则晚于书法而成熟。很明显书法艺术丰富的表现技巧和原则，必然会渗透到绘画中去，而成为中国绘画艺术成熟的重要营养。“永”字八法，是古人以“永”字八笔为例，讲书法用笔法则，即侧、勒、努、磔、策、掠、啄、超八法。历代画家也无不注重以“书”八画。中国绘画能如此地消化这些养料，主要取决于书画相同的材料工具媒介和近似的点、线构成元素上。
对中国绘画“诗意”的提倡，是中国绘画的另～审美意向。中国绘画对“意境”的追求，特别是画中“诗意”表达，在唐代前后一直未被提及，虽然当时的文人画家们诗文修养极高，像王维等人的绘画作品，就已经“画中有诗”了。但是，它还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然而，到了以“郁郁乎文哉”而著称的宋代，把诗的“意境”引入绘画之中，追求画面的“诗意”，即已成为当时绘画的主流。像坡、黄山谷、米芾等人，都是极力倡导“以诗为法”的文人画家。这就大大提高了中国绘画的“文化品味”，也大大丰富了中国绘画的文化底蕴。
中国诗极重视“意境”的表达，素以能引起读者想象、触发读者联想为上乘。许多优秀诗作各具特色，风彩迥异，情味相殊。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的壮阔：有“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杜甫)的寒凉：更有“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雄放。这些诗句，的确构成了引人人胜的“意境”。得之于“心”的诗句的“意境”和画的“境界”，有着许多的共通之处。诗与画在表现中，并不都局限于状物写形，往往超越视觉范围，重视视觉以外内容的传达，即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要求画家作画时“如骚人赋诗，吟诗性情”，将画家的诗情容入绘画“意境”之中。这种使绘画“诗化”的趋向，为中国绘画的表现注入了新的活力，并逐步成为占领统治地位的绘画审美标准。
篇2
巴蜀文化的历史特征
纵观巴蜀文化的历史地位，它具有如下三大特征，值得我们在实施西部开发，构建四川特色文化中加以重视。
1、开放性
早在巴蜀文明的初生时期，它就是一个善于容纳和集结的开放性体系。
从历史的进程看，巴蜀文化北与中原文化相融汇，西与秦陇文化交融，南与楚文化相遇，并影响及于滇黔文化。巴蜀文化还易于成为南北文化特征交汇和集结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
它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很早就与外域文化相交流。它是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传输的集散中心，三星堆遗址的海贝、金杖，表明与中亚、西亚及海洋文明有联系。
2、整体性
巴蜀文化从其诞生时期开始，即开始了向大一统的中原文化凝聚和集结，实现“最广泛的文化认同”的历史进程。
一方面，从文化认同角度看，其特质和内涵从秦汉以后即融入中原文化之中，成为汉族文化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从区域特色的延续性角度看，它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蜀人自身的思维方式，努力实践其区域性文化个性的更新与崛起。
这种整体性特征产生的社会根基在于巴文化和蜀文化虽是两支始原独立（一起源于岷江流域，一起源于汉水清江流域）的文化，但它们又是亲缘相近、演变的动力机制相近、具有共同性的生活结构体系的文化。
3、第三个特征是巴蜀文化的特色性在于开创性与完美性的结合，在于顺应社会结构转型和更新的超前性，冒险性精神。它的社会根基正同巴人的冒险进取性、超前性与蜀人的追究完美性、稳定性的结合有密切关系。这种精神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有重要的价值。
通过巴蜀文化开放性的研究，可以充分认识巴蜀文化的特征：封闭中有开放的活动力，开放中有封闭的观念。今天讲西部开发，讲解放思想，就要把握这一文化特征，对阻滞社会结构转型和更新的封闭性习惯势力要首先在观念上有重大突破和创新，抑制其糟粕一面。
篇3
一、中日茶文化的渊源
在我国，茶文化已经有了接近2000年的历史，作为我国传承千年的饮品，自古以来就和文人骚客有着不解之缘，这也是我国茶文化能够发展起来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在我国的盛唐时期，中国的国力空前强大，人民群众对于物质文化水平的要求也很高。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本茶文化开始存在了和中国茶文化的不同，中国茶文化逐步向市民转移，开始逐步成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重要一部分。与此同时，在日本的茶文化发展过程中，则是将茶文化和礼仪规范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开始充分的重视到对于茶具的摆放和茶道礼仪的追求。
二、中国茶文化和日本茶文化的不同点
1.中国茶文化的起点和日本茶文化的不同
从中国茶文化和日本茶文化的发展起点来看，两者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具体的来说，在中国，从秦朝时期茶叶刚开始发现作为药物的作用，到唐朝开始逐步盛行，再到宋朝的极盛，我国的茶文化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时期，经过接近两千年的发展，我国的茶文化已经脱离了物质的范畴，成为了中华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日本，茶文化的起源是通过唐朝时期的鉴真东渡实现的，在这一历史阶段，日本较为完整的引进了唐朝的饮茶精神文化，从这一层面来看，日本的茶道文化的精神起点是很高的。具体的来说，受限于唐朝时期的运输条件，能够进入日本国内的茶叶数量是很少的，这也就导致当时的茶文化是一种精英文化，是具有着浓厚的精神色彩的文化。
2.中国茶文化的等级制度和日本茶文化的不同
针对上文中提到的能够进入日本国内的茶叶数量很少的实际情况，这就导致在日本的茶道文化发展初期，能够接触到茶叶的日本人数量是很少的，只有日本的贵族阶层才有资格品茶并接受茶道文化。与此同时，在当时的中国，由于茶叶的种植方法已经普及到全国范围内，进行茶叶饮用的主体人群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针对这样的情况，可以看出，中国的茶文化和日本的茶文化的群众基础是截然不同的。
3.中国茶文化的性格和日本茶文化的不同
从民族的性格来看，中国人民群众和谐中庸的性格和日本人严谨传统的性格对两国茶文化的发展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中国，由于人民群众善于将生活元素融入到茶文化中，这就让中国的茶文化具有了多元化色彩。在日本，人民群众则是更加严谨，乐意于遵守传统的习俗，这就让日本的茶道文化具有着传统的色彩，一直延续到了现实社会。
三、从中日茶文化的不同点看日本茶道文化特征
根据上文中所以提及到的中日茶文化的不同点，可以看出，相比较于中国的茶文化，日本的茶文化具有着文化延续性高、传统保存率高的特点，具有着更多的传统文化色彩。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国的茶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的注意到吸取日本茶道文化对于传统的尊重，发扬光大我国自身的茶文化。我国的茶文化具有着接近两千年的悠久历史，但是，我国的茶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和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充分的注重到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相比较而言，更具有着传统化特性的日本茶道文化已经发展成为了茶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日本的茶文化自从唐朝引进之后，就一直坚持结合自身的实际特点，并在明朝时期开始完全的脱离了中国茶文化对于日本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茶文化。总体的来说，中国茶文化和日本茶文化是世界茶文化的两种重要文化，两种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发展。与此同时，中国茶文化和日本茶文化的核心思想都是“和谐”。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的茶文化伴随着时间的发展，已经过分的重视了茶叶的生活化特点，而忽视了对于茶文化的精神文明的追求，导致我国现代的茶文化并没有形成自身的独特理念，已经陷入了茶文化发展的停滞时期，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国的茶文化应当虚心的进行向日本茶文化的学习，促进自身的发展。
结语
篇4
如果以乔姆斯基的语义主义作为哲学基础来分析大学的真正意义，我们就应该透过大学的表层意义，去分析和解读它的深层实质。
大学的深层实质，或者说大学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我认为，是那些因长期的教学、研究、服务、交流等大学实践活动中而沉淀下来的、使大学因此而厚重、因此而永恒的东西——大学文化。所谓大学文化，指的就是一所大学所创造和拥有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总合；更是一所大学所独具的特质、理念和精神。
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更是文化的融合、批判和继承、创新。透过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把大学教育升华和积淀为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这才是大学的真正意义，这才是大学的真正使命。正如美国波士顿学院菲利普·阿特巴赫教授所说的：大学的文化价值观和它的财政来源一样重要。
所以，我想以大理学院为例，解读大学的文化特征，解读大学的真正意义。
l大理学院文化性的现实
大理学院合并组建八年了，时问不长，但其文化性的现实却是很值得分析的。一方面，大理学院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从外部来看，大理学院地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理，大婵本地的文化本身就是多元的：有近千年的南诏大理历史，有以白族为主的多种少数民族文化。同时，大理学院多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异域文化不断输入。这些文化，对大理学院的教育教学、课程建设、基本建设、文化活动，甚至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内部来看，大理学院在发展过程中，所有的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也逐渐沉淀为大理学院自身的校园文化。这些文化因素包括了：观念文化、制度文化、活动文化、课程文化。这些文化因素，是大理学院育人和发展的基础，它决定着大理学院育人的方式和质量，也决定着大理学院发展的模式和目标。
另一方面，大理学院虽然有着多种的文化资源，但是，大理学院还没有将这些文化资源融合、批判，更谈不上自觉地创新和继承。在大理学院的各种文化因素中，所表现『叶J来的，要么单一一，要么守旧；要么与所拥有的文化资源相去甚远，要么完全落人某种文化的俗套当中，只停留在很粗浅的现象表面。这种表现，在大学文化的核心——课程文化中表现尤为突ff|。校同文化的建设，核心是课程文化的建设，它是学校能否培养高质量人才、能否满足受教育者教育需求的基础。一所大学的课程，大概分为三种类型：家规定课程，学校规定课程(专业、学科课程)、本土化(教师化)课程。一所大学文化底蕴是否深厚，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看这所大学拥有的本七化(教师化)课程和自主课程数量的多少，以及学生选修的多少。综观大理学院的近千门课程，本土化(教师化)课程恐怕不足10％，学生自觉选修的就更少。这种现象，深刻地表明大理学院还没有真正意识到文化在大学教育中的真正意义，也就导致了文化建设中舍本求末的做法，也无法真正理解自己所拥有的文化资源的价值所在。这是大理学院在文化建设中不可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
2大理学院文化性的自觉
不管怎么说，大理学院终究是一所不断发展的大学。伴随着学校的不断发展，大理学院也在逐渐地理解文化之于大学的重要性，也逐渐地唤起了大理学院文化性的自觉。这种自觉，表现在：自觉研究外部的文化。大理学院意识到，根植在大理这块：壤不汲取这块土壤的养分，不带上这块土壤的文化痕迹，大理学院就不可能有特点更不可能有特色，也不可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就不可能得到支持，不可能很好地为区域经济和文化发展服务。基于这种认识，大理学院于2003年成立了“民族文化研究所”，专门致力于以南诏大理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并逐步地把研究的成果转化到教学和社会服务上。这项研究，已逐步成为大理学院的一个特色。
同时，大理学院结合同际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区域，与国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和文化研究，着力研究东南亚和南亚的文化，分析比较这些文化与中同文化的差异，努力使异域文化与中国文化融合，并自觉吸收围外的先进文化。外部文化的研究，为大理学院的文化建设增色不少。
自觉建设学校的文化。大理学院从合并组建之初，就一直把学校文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丁作来做。虽然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零散到系统的过程，但总体看，大理学院学校文化建没是健康发展的。特别目前，在逐步认识大学文化对于大学发展和大学教育的重要性之后，大理学院的文化建设逐步科学化和系统化，建设的范涉及了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学术文化、活动文化、课程文化、行为文化等多个方面，这些建设是卓有成效的。而，学校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学校整体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成为体现学校办学综合实力的表现之一。
自觉传承优秀的文化。大理学院在办学实践中，自觉地将大理民族文化中的开放性、融合性、机变性、自强性和德化性的优秀特质，作为学校育人的宝贵财富。这些民族文化中的优秀特质已经体现和贯穿在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精神、校风、校训中，也融汇在了教学内容和校同文化中。这些经过消化和融汇的优秀的民族文化，成了大押学院文化中的精髓和特色，使大理学院的区域性特更加清晰和明显。
3大理学院文化性的崛起
因为文化的自觉，大理学院在不断发展，这种发展，我们应当理解为一种文化的推动和文化的崛起。这种推动和崛起，比经济的力量表现得更为深刻，更为厚重。表现为：
观念的崛起。大学的观念是大学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大学健康发展的前提与引领。大理学院将所吸纳的优秀文化与时代精神结合，与学校的办学实际结合，大力倡导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大力弘扬善取、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牢固树立尚德人本、德育为先、服务社会的价值理想；凝炼出了“融合自强、德化精进”的精神，形成了“融四海文化、铸大学精神”的理念，“博学达真大德至理”的校训，“至诚尚行、求实创新”的校风。这些因对文化的积淀和理解而形成的理念和精神已经贯穿于大理学院改革发展与办学育人的全过程，卓有成效地推动大理学院的进步，也逐渐形成了大理学院独特的文化价值观。
学术的崛起。大学的基本特征是：文化性、学术性、人文性。因为有深厚的文化，才会有高层次的学术，才会有深刻的人文关怀。大理学院因文化的自觉，也因文化的不断积淀，学术水平呈上升趋势。一是科研水平不断提高，仅2008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就达9项。而且，紧密结合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开展科学研究，在地方资源开发与利用、生物药研究、环境保护、旅游品质提升、少数民族文化与历史研究等领域，已有了显著成果，形成了特色，推动了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二是科研推动了教学的发展，许多科研成果已经转化为课程内容，比如南诏大理历史研究，比如乡村旅游研究，比如少数民族音乐和工艺研究，比如生物医药研究，等等。这些因学术研究领域而转化到育人领域的内容，提升了课程品质，提高了教学水平，形成了培养特色，也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
地位的崛起。大学地位是大学在某一区域的影响力，是大学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它取决于大学的社会服务能力、文化的引领能力、人才质量以及社会辐射面。大理学院在不断的发展中，其社会服务能力不断提高，在地方科研服务、环境保护、医疗服务等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民族艺术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了地方历史文化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受到社会的欢迎，从2006年起，大理学院毕业生就业率连续三年居全省前列；目前，大理学院的学生来自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和l7个国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理学院在南亚、东南亚的国家中，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大理学院的这些影响力，说到底是文化的影响，是大学文化的辐射，是社会对大理学院所创造的学校文化的认同。
4结语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从大理学院文化性的现实，到大理学院文化性的自觉和文化性的崛起，这个过程就是大理学院文化性发展的过程。大理学院只是一个个案。通过这个个案，我们可以从中理解到：大学的发展有多种发展方式和途径，但文化性的发展应该是大学发展途径中，最为深刻和坚实的发展；大学所表露的特性是多种多样的。但大学文化特性的显现则是大学最具特色、最为深厚的特性和底蕴。
回到在导言中所阐述的，大学的意义有表层和深层之分。大学的表层意义即大学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等，大学的深层意义即大学在长期的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服务社会过程中积累和沉淀下来的内涵和底蕴。如果做个比喻，大学的表层意义是它的枝叶和花果，而大学的深层意义则是它的根茎和土壤。
篇5
1、关注点是小事而非重大题材，以小事彰显大题材。
2、淡化情节，以环境的变化显情节的发展。
3、虚化人物，小说的构思由意念到形象，从意念到具象，人在意境中凸出，最终与自然融为一体。
4、小说结构松散，真实生动，散而有味，形散神不散。
（来源：文章屋网 ）
篇6
旅游作为一种古代就有的行为艺术，一直发展至今，是因为其能开阔人们的视野，让人们接受别样的文化。而且随着现在科技的发达，各个地方都有适合的旅游攻略，人们也能很快地了解到一个地方的旅游文化。通过了解旅游文化，不仅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更能满足人们的求知欲望，并且一个景点通过发展旅游文化能得到推广，促进我国的旅游行业发展。通过对旅游文化的本质与特征进行研究，人们能够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文化，也能够开阔更多人的视野，让人们都能够规划自己的生活，寻求一种心灵的慰藉。所以希望人们都能享受旅游的过程，享受旅游文化带给人们的乐趣。
一、旅游文化的本质体现
（一）社会活动
旅游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社会活动，是人们产生好奇并且付诸行动的社会活动，每个人旅游的原因都不同，有的是为了放松心情，有的是为了了解文化，更有的是为了亲眼目睹景色的美丽。但总体来说，旅游都是一种可以让人们放飞自我的方式，人们在旅游中能够放空自己，全身心的融入景色当中。同时，人们选择的旅游景点都是人们以前没有去过的，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另一方面是为了感受全新的事物，这种新的旅游文化带来的诱惑程度是很多社会活动都不能满足的，因此，旅游文化是非常吸引人的文化，旅游的本质也是一种能带给人们愉悦的社会活动。
（二）审美过程
很多人选择的旅游景点都是风景优美的地方，因为这样可以让人们的心灵得到放松，也可以提高人们的审美观。众所周知，现在的旅游行业非常发达，各个景点都在发展自己的旅游文化，并且为自己的旅游文化贴上标签，这样才能被人们更好的记住，所以一些名胜古迹的名气非常大，人们也都会慕名前往。旅游文化就其本质是一个审美的过程，不管是江流山林这类美丽的景色，还是房屋古镇般整齐的景色，都能给人们带来不一样的审美体验。因为现在大多数人们生活在都市，很少感受到纯天然的旅游文化，所以说人们接受一些没有接触过的旅游文化，对人们身心的发展是非常好的。
（三）行业发展特色
旅游行业作为我国的热门行业，既能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又能推动我国的文化建设，因此，国家队旅游文化的研究非常重视，也想要让旅游文化成为我国的一个标签，这样的基础是我国拥有非常浓厚的旅游文化，并且能够将这种旅游文化进行全面推广，所以我国对旅游文化研究的本质是旅游行业的发展趋势，这样一来，不仅能提升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能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因此，全方面了解我国的旅游文化，对我国的发展绝对是有利无弊的，我国有很多的名胜古迹，并且历史悠久，都是人们旅游必选的景点，不难看出，旅游业的发展能够带领我国经济的发展。
二、旅游文化的特征研究
旅游文化是非常全面的文化。旅游文化作为我国一种杰出的文化，自然会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人们在选择旅游景点时，可以适当接触一些旅游文化，人们在了解国家时也可以接触一些旅游文化，所以旅游文化是我国一种发展得比较全面的文化，透过小小的旅游文化，人们就能清楚地了解我国的发展本质，也能够很好地了解我国的各种特色。旅游文化作为一种涉及众多领域的综合性社会文化，自然就有着丰富的内涵，因此，研究人员在对各个景点的旅游文化进行研究时，一定要重点强调景点的内涵文化，这样才能对景点进行更好的推广。
三、结语
篇7
关键词：河北省；民俗文化；特征
河北省地处黄河中下游流域，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也是全国唯一的兼有平原、草原、高原、山地、湖泊和海滨的省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优越的自然条件，孕育了绚丽多彩、形式多样的民间艺术。河北民间艺术的地方戏曲、民间曲艺、民间歌舞、乡村古乐、民间美术、特色工艺、沧州武术、吴桥杂技，在国内外都是享有盛誉的。河北民间艺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对人民群众陶冶情操、娱乐身心、抒感、交流思想，起到了无形纽带的作用，为促进河北省的社会进步，曾做出过彪炳史册的贡献。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文化的进步，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千秋大业中，河北民间艺术更以其独具的艺术魅力，营造健康的精神氛围，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服务于经济建设，发挥着推进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社会功能。
一、地方戏曲
河北具有古老的传统戏曲。金、元杂剧就是在河北省境内盛行之后，南下传播到江浙一带的。明清以来，弋阳、昆山、梆子、二黄等戏曲声腔，先后在河北盛行。20世纪40年代末，影响最大、发展最快的河北地方剧种，主要有河北梆子与评剧。目前，在河北流行的剧种有30多个，其中河北土生土长的有26个，代表性的有河北梆子、保定老调、安国老调、平调落子、新颖调、横歧调、哈哈腔、四股弦剧、评剧、唐剧、唐山皮影、保定皮影、南辛庄木偶戏、固义摊戏、丝弦戏、坝上二人台、海兴南锣等。
二、民间曲艺
河北民间曲艺艺术历史悠久，曲种繁多，节目丰富，在各地流传的主要曲种有西河大鼓、乐亭大鼓、任丘大鼓、晋州龙鼓、赞皇旗鼓、安国架鼓、高邑腰鼓、常山战鼓、藁城金钹战鼓、沧州木板大鼓、木板书、十不闲以及单弦、平书、相声、数来宝、快板书、三句半等30余种。这些曲种，有的演唱长篇大书，有的演唱小段，多年来流传下来的大小书目数以千计，从事这些曲艺的专业演员和农村业余说唱艺人数以万计。
三、民间歌舞
河北民间歌舞包括民歌、吹歌、歌舞等形式与内容。其中，河北民歌多为民间口头创作，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反映广阔的历史生活画卷，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心声。河北吹歌是一独具风采的民族民间乐器演奏形式，其乐器多以唢呐为主，配以管子、笙、笛、板胡伴奏乐器以及锣、鼓、钗等打击乐器，在民间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或喜庆之日，进行演奏。河北歌舞基本上以秧歌为主，其它还有各种灯类、鼓类以及借用道具表演的狮子舞、竹马、旱船、花船、小车、大头舞等146种。
四、乡村古乐
河北乡村古乐活跃于河北乡村，目前完整保留下来的主要有邢台市广宗的太平道乐、巨鹿道教音乐班打醮科仪音乐、廊坊市固安县屈家营音乐会、军卢村音乐。这四种音乐的共同特点是披着宗教外衣，却完全体现着民族文化传统，均可以称之为僧儒道三家并用的庄重典雅音乐。这些珍贵的古代文化遗产是我国民族音乐的瑰宝，以其古朴、优雅、独特在民间音乐大花园中争奇斗艳。
五、民间绘画与民间歌舞
民间绘画取材于民间生活，在继承传统绘画风格的墓础上有所发展创新，也是河北民间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民间歌舞包括民歌、吹歌、歌舞等形式与内容。河北民歌多为民间口头创作，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反映广阔的历史生活画卷，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心声。春秋战国以来，各朝代有关文献都有河北民歌的记载。河北吹歌是一种独具风采的民族民间乐器演奏形式，其乐器多以唢呐为主，配以管子、笙、笛、板胡伴奏乐器以及锣、鼓、镲等打击乐器。在民间，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或喜庆之日，进行演奏。河北歌舞基上以秧歌为主，其他还有各种灯类、鼓类以及借助道具表演的狮子舞、竹马、旱船、花船、小车、大头舞等146种。
六、武术与拳种
中国有民间武术129个拳种，其中52个发源于河北省。这52个拳种主要分布于沧州、邯郸、保定、唐山、廊坊、衡水、邢台等地。现存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有邯郸永年的杨式、武式太极拳，沧州的八极拳、披挂拳、燕青拳，廊坊的八卦拳，邢台的梅花拳，深州的形意拳等。
七、土特产
燕南赵北人杰地灵，物华天宝。许多土特产品具有它的显著的独特风格。果类品种多，产量大，计约百余种，素有“果乡”之称梨、板栗、核桃、龙眼葡萄、柿子、花椒等居全国首位。口蘑盛产于坝上，是一种名贵真菌；蕨菜号称“山菜之王”，国内外市场供不应求；能工巧匠们精心制作的工艺美术品丰富多彩，技巧精湛，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我国一直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国家。燕赵地区的广大民众大多是以农耕为主的农民，所以河北地区的民间艺术亦可以说是农民的艺术。民间艺术经历了各朝各代依然能够让世人见到，离不开技艺的传承。那些与群众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以非物质形态表现的口头文学、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节庆礼仪、传统工艺技能等等依靠行为方式传承的文化样式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我国在对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目的就是希望那些祖宗们留给后世的手艺可以一直延续发展下去。
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有意识地从事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活动，文化就是人类创造性活动及其成果的结晶。在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河北人民创造了具有深厚底蕴、地方特色浓郁、丰富多样的区域文化。所以做为河北人的我感到无比的骄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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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主义文化 符号 现代传媒
一、消费主义文化的符号化特征
消费主义文化是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消费主义把消费视为生活的目的和意义的来源，是人们自我表达和自我认同的工具；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消费成为人们生活的重心。而且消费的符号象征意义明显，人们消费的目的更多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
消费主义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五六十年代开始向西欧、日本等国扩散。70年代后法国、德国和英国也相继加入。随之，对消费主义特征的研究也日渐盛行。8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流行起来而当下正日益成为时尚的大众文化研究。越来越侧重于消费文化的符号学解读，它们以时兴一时的符号学为工具对西方社会日常的消费文化现象进行广泛解读和分析，并深刻挖掘消费者对其消费行为和被消费产品所赋予的意义。
符号学认为文本的文化功能应该是大众文化研究关注的中心。大众传播就是有关“符号的选择、制造和传递的过程。以帮助接受者理解传播者在心中相似的意义”。简单地说，符号学就是关于符号和符号系统的一般科学。具体来讲，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能指是具体的事物(符号形式)，所指是心理上的概念(符号内容)。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武断的；符号意义来源于社会环境或文化背景。消费主义的传播既是对人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消费符号化倾向的分析、总结和归纳，更是对这些符号化特征的强化。也就是说，这种符号化方法既是人们日常生活表现的结果，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方法使人们的消费具有更多的符号化特征。
就现代消费的特点来看，消费社会中人们所消费的商品不但具有使用价值而且还具有符号象征意义。它使现代消费由过去对商品的崇拜转向了对商品形象和意义的崇拜，使人们愈来愈注重商品的精神价值和情感意义。随着商品的丰富。追求使用价值需要的消费逐渐得到满足，消费社会越来越多地把人们的消费兴趣转移到商品的符号意义方面。这后一种意义，由于依托符号体系自身的编码规则，与商品物质形态的使用价值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从而也就脱离了传统的社会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需求范畴。对商品符号意义的消费可以说也就是对欲望本身的消费，因此是虚幻的和无止境的需求。这种对商品符号意义的消费欲望以及由这种欲望所推动的消费行为的现实意义与后果，体现了现代消费的本质。
合理满足消费的使用价值与无度占有符号意义的消费是基于两种不同类型的生活伦理、观念、价值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由于消费主义的大规模消费需求是被创造出来的，经过媒体的引导和大规模的广告宣传，无形中就把越来越多的人卷入了其所规定的生活方式，使人们总是处在一种“欲购情结”之中，这本身又构成了现代消费社会中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条件，消费从而也成为人们自我表达与认同的主要形式和意义来源。
在现实生活中。消费主义既表现在实际生活中对消费品的绝对占有与消费方式上，又体现在消费观念中。观念上的消费主义是指，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现在还不能消费，但已经在极力追求或模仿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甚至常常超出实际经济能力或压抑基本需要的满足而去追求心理上或观念上的消费，如“逛商店”、“买概念”等。这类生活方式的特点是在观念高消费与实际高消费之间产生经常性的矛盾、焦虑和紧张。高额或高档消费生活方式在任何时代都有，所以一般意义上说高消费并不一定就等于消费主义，消费主义更多是一种人为创造的超越目前消费水平和能力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无论是观念上的还是实际中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正当性以及现代传媒对这种生活方式推销的成功，都主要借助了所消费商品的符号象征意义在大众中造成的心理与社会动力。正如威斯科夫在回答美国比较富裕的人为何还会持续不断地增加他们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时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特征之一，就是消费主义的风气。消费主义来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的教义，即认为人的自我满足和快乐的第一位要求是占有和消费物质产品”，“在现在条件下，人们之所以被商品缠住，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意识改变了，而是因为购买是一种不仅被权利结构所允许。而且还好似受到它积极鼓励的令人愉快的行动。”
二、全球化动力：消费主义文化扩张
消费主义文化的全球扩散是如何实现的?美国学者彼得・伯杰在论及文化全球化时。指出全球化有四种主要力量：商界精英、学术界、大众文化和社会文化。就我国而言，这四个当前的全球化力量对我国的影响大小不一。跨国学术和跨国商界的影响相对较小。因为它们均局限于各自相关的社会阶层，而大众文化和社会运动则不然，它们均影响了普通人的生活。由于社会运动对全球化的影响因事而异，因此，总的看来，大众文化方面的全球化力量显得最强。“消费主义现在已成为大众文化的背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众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也日益明显。
杰姆逊曾经说过，世界文化的标准化是界定全球化的真正核心。当今世界文化的标准化主要体现为消费主义化的大众文化的全球扩散。而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冲突，其核心是价值冲突。
全球化是“世界不可逃脱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过程”。因此，我们所能做的选择。就是坚定不移地融入全球化并致力于规避风险，改变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公正与不平衡。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未来我国传媒消费主义文化
在社会、经济、文化全面转型和传媒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大众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的产生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传媒消费主义一方面表现为传媒对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传播，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传媒自身的消费主义文化变异。商业逻辑正入主新闻传播并成为其内在驱动力，使得新闻传播这种人类的精神交往活动被物化。
国内理论界对传媒市场化及消费主义文化多持否定、批评的态度，认为它导致传媒粗俗化、庸俗化、文化矮化等，其实西方社会对此也不乏警觉、批判之声。
一般地说，传媒市场化能使传媒自我修正、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给传媒带来持续的活力与生机，给受众带来多样化和优质的信息服务等。因此有人宣称，不妨让文化在市场中发展它的多元
性，让人们各取所需，择善而从。
(一)立足中国国情，以全球化的眼光正视传媒的消费主义文化倾向
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仅带来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物质的丰富，而且也使其成为中国大众的具体生活信念和价值坐标，成为引领人们进行生活改造的基本动力。人们开始把目光从理想转向世俗人生，重视物质享受和感官快乐，重新确立了感性价值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现代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正内在地体现了时代文化的这种现状及价值取向。应该说，现代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在客观上释放了人的欲望，起了“让生活美丽”的作用，体现了对于世俗人生和现实生活的关注。它相对于过去物质贫乏、精神扭曲时代是一种进步，同时也是当今开放、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相对富足的物质生活的反映。
其次，从全球范围来看，我国新闻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现象，是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结果。西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被称为“消费社会”、“富裕社会”。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有相当影响力的消费观、价值观、社会观，在西方社会得到普遍的认同和广泛的传播。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已迈入经济全球化的新境界。经济全球化也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市场经济规则，实现以物为核心的消费全球化。而经济、消费的全球化，是以广告和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播撒的消费文化为其前导的。因此可断言，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新闻传媒将不可避免地带有日益浓重的消费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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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古代;民法文化;形成原因
中国古代有无民法,自清末变法修律至今一直多有争论,但肯定者也极少论及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本文试图勾勒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并简要分析一下形成这些特征的经济、政治、文化原因,以期了解我国民法的文化底蕴,也能对我们现今的民法典进程有所启示。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法律文化更是独树一帜。自然经济的禁锢,等级制度的藩篱,使得传统民事制度处于夹缝之中,高度发达的刑事法律制度,更使其显得苍白无力。以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以刑法为中心的法律模式,民事法律是一个空白。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确实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民法,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不论从客观存在的需要调整的民事关系,还是保存下来的法律文本,我们都可以窥见民法之一斑。而中国传统社会的保守性与封闭性、宗法性与伦理性也深深烙印于民事制度之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
一、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
发达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独特气质。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透过多样的法律形式,我们仍可以发现隐于其中的民法精神和独特之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简单化
与罗马法以及后来的大陆法系相比,中国古代的民法极不发达。民事法律制度调整的权利义务内容多集中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而有关物权制度、法人制度、诉讼制度这些在罗马法上发达的制度内容却很少涉及。
中国古代还没有现代民法中的自然人、法人的观念。在民事活动中,多不以自然人为民事主体,而是将宗族团体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家庭事务多以家长为代表,“在家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没有民事主体地位。有尊长在,子孙不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变法修律。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被打破,国家开始承认土地的私有现象。但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得物权的规定仅涉及所有权、典权,并且极不发达。《清稗类钞》:“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为典,次曰质,又次曰押。”[1]这说明当时仅以典质物的大小区分不同的物权现象。
与中国古代的刑法、行政法相比,民事法律制度的内容也极其简单。中国古代刑法的发达程度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从战国李悝著《法经》起,到《大清律例》都以刑法为主。中国古代自夏朝建立即开始制定行政法律规范。现存的《周官》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行政法性质的法典。《唐六典》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典。明清《会典》,内容涉及行政体制、官僚机构、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而民事关系一直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细故”,国家很少干预。
(二)私法公法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客观上存在着财产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然而传统法律对上述私法关系的调整却采取了公法的制裁手段,即违法违制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刑法性后果———刑罚。以契约法为例,古代法典中虽也不乏有关合同的条文,但制裁手段几乎只限于刑罚。至于合同本身的效力问题,则长期以来听任习惯法支配。例如,唐律关于“行滥短狭而卖者,杖六十”的规定,就“行滥短狭而卖”而言,无疑是有关商品买卖关系中的合同履行问题,因而该规范是民事规范,但是,对这样一种“行滥短狭”行为给予杖六十的刑罚处罚,则显然属于刑法性后果,故而该规范又完全是刑事规范[2]。再如,《唐律疏议·杂律》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契约,违契不偿、负债不还的,要受笞二十至杖六十的处理,债权人向债务人索取财物超出契约规定数量,或债务人向债权人给付数量不足的,均应以“坐赃论”。
民事规范的刑法化也充分表现在婚姻家庭关系领域。《唐律疏议·户婚》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若卑幼不依家长而私自婚娶者,要受杖一百的处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明律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二十贯笞二十,每二十贯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又规定:“立嫡子违法者,杖八十。”[3]很显然,这些纯属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违法行为,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却被认定为犯罪,并处以较为苛重的刑罚。
(三)法律伦理化
纵观中国历代封建法典,可以发现,法所调整的社会各个领域和各种社会关系,都被笼罩上了一层纲常伦理关系,伦理关系代表古代中国人身关系的全部,一切的人身关系都被纳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伦之中,并以纲常伦理为出罪入罪、轻重缓急的准则,民事领域也不例外。古代中国,贵贱、上下决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尊卑、长幼、亲疏则决定每个人在家族以内的地位和行为。个人地位不同,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一致。在君臣关系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居家杂仪》有关于父子关系的内容:“凡诸卑幼,事大小,勿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家长有家庭财产的最高支配权,有家政的最高决策权,同时,父又有将子女作为财产出卖之权,父还有主婚权。在夫妻关系中,是一家之主,有决策之全权,妇只可顺从,《礼记·郊特性》:“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妻之间是极为不平等的。如《大清律例》规定:妻没有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必须从夫,妻不得有私财,甚至改嫁时不但不能带走夫之财产部分,并且连其从娘家带来的嫁妆亦由夫家作主[4]。
(四)均衡观
中国古代有大量关于均衡的议论。如《尚书·洪范》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老子》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5]“尚中庸,求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并成为传统价值体系中最高的价值原则。在民事领域,更是主张公允适应、不偏不倚、崇尚稳定,注重调和,反对走极端。
例如,中国古代在债权关系方面相当注重对于债务人的保护。很早就有明确限制债务利息的法律,唐宋时法律原则上不保护计息借贷债权。均衡观在财产继承方面反映的尤为显著。自秦汉以后,在财产继承方面一直贯彻“诸子均分”的原则,无论嫡庶、长幼,在继承财产方面一律平等。遗嘱继承在中国民法史上一直被忽视,在被继承人有子女时,遗嘱尤其是份额不均的遗嘱完全不被认可。
(五)多种形式间的脱节
在中国古代社会,习惯法是有适用余地的。习惯法具有属人、属地的特性,而且反映了历史的延续性和浓厚的亲情、乡情,因此,中国古代历代对习惯法都采取默认的态度[6]38。但错杂而不统一的各种民法渊源必然存在矛盾之处,两者若即若离。例如,古代社会主张“同姓不婚”。《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凡同姓为婚者(主婚与男女)各仗六十,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但在山西清源,陕西长安、直隶、甘肃、湖北等地都流行同姓为婚,以至迫使官府认可其合法。再如,“尊卑为婚”,按规定“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也迫于民间禁而不止,最后在附例中不得不规定:“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在清代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除上述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存在矛盾外,由于立法技术不高和法理上的疏漏,即使在制定法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冲突。例如,为养父母服丧问题,《大清律例》与《大清会典》规定为“斩衰三年”,《礼部则例》则规定为“齐衰不杖期”[6]39。
二、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原因分析
中国古代民法忽视个人,不讲平等,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那就是“不发达”。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文化的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一)经济上:商品经济的落后
古今中外,凡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民法也较发达,凡是商品经济落后地区,其民法也较落后。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土壤和前提条件。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朝以来,一直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产仅用于自我消费,消费也基本上可以从自然经济中得到满足,个别物品的交换往往以物物相易的方式实现,货币交换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对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农民被迫依附于地主的土地忍受剥削、压迫,双方根本没有平等、交换可言。自然经济具有封闭性、孤立性、单一性和自足性的特点,它造成了生产者之间的隔离,而不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交往,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于市场,因此,以交换为纽带的商品经济也就无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落后,束缚了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的发展。
(二)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束缚
中国古代的政体是专制主义政体。从秦统一天下建立皇帝制度起,两千年来专制皇权不断膨胀。为了维护专制制度,封建统治者极力维护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基础,严厉打击一切危及国家统治和皇帝安全的行为。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能直接产出生活或战争所需物质的农业,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根本”,而把发展商品生产认为是本末倒置。如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富,主待农战而尊”。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凡事皆须务农,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历代统治者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多方加以限制,阻碍了民事关系的产生。一方面,对有利可图的盐、铁、丝稠、瓷器、茶叶、酒、矿山等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和贸易实行国家垄断,还颁布《盐法》、《茶律》限制私人经营;另一方面,对于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给予种种限制和打击。如汉高祖刘邦对富商课以重税,不允许其子孙为吏,唐朝时将工商之人列为百工杂流,同巫师相提并论,宋朝时定商税以比较,明代禁止出境营商,禁止官宦家庭经营商业,否则子孙累世不得为吏,对宦官经商者处罪[7]。
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家国一体”。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到处充斥着君权、父权、夫权,强调家族主义,向来忽视“个人”。在家族时代,家族组织在社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职能,包括宗教、教育、经济以及现在专属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方面的职能。个人被束缚在家族的身份网络之中。一个人最基本的身份首先是某个家的成员,在家这样一个伦理实体中,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文化上:重义轻利的观念
儒家传统文化历来推崇“重义轻利”的思想。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秦代以后,董仲舒又进一步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的反功利主义观点。“贵义贱利”的价值观,肯定了“义”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首要准则。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把义作为与仁等同的概念处理。义的概念,就孟子看来,其实是宗亲关系的引申。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义”成为普遍的道德要求,是儒家学说中人之所以为人的准则而加于人们的职责和义务。“重义轻利”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历经两千年而不衰。由于传统文化强调重义轻利,法律自然就排拒个人对私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追求,进而不断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这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正好契合。
近些年来,民法学界将较多的精力放在对大陆法系民法典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为中国民法的继受性法文化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但关于中国民法如何与民族传统文化沟通连接、继承认同这一重要理论区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法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8]每一个民族的法律文化,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征,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地域性风格。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变革总是取决于自身特定文化背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民法法典化的社会基础,在完善民事立法和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在研究移植罗马法时,应注意到对传统文化的吸收,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来把握。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否定了自由、平等、权利,中国民法文化先天不足,后天不良;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中华民族长期社会实践的成果之一,其中诸如集体本位观念、德法并重的思想、和谐观念、善良风俗等内容在中国民法法典化的进程中仍然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和古为今用的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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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西域含义界定
新疆古称“西域”。“西域”的地理范围一向有所谓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西域地理范围相当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的“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大致范围也就是今天的敦煌以西，包括新疆在内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方和葱岭地区，其南部限以喀喇昆仑山北麓，北达准噶尔盆地北缘一带地区。广义的西域是泛指今新疆以西广阔的中亚、西亚和东欧地区。本文所说的西域，是指狭义的西域。
2西域文化概说
体育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分支，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所在国家、文化背景的影响，因此，这里有必要对古代西域文化进行阐释。即:西域文化从总体上讲是一种东西方文化汇聚，绿洲农耕文化、草原游牧文化与屯垦文化并存，多种宗教文化辉映的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多维发展的复合型地域文化，是西域各族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的经验积累和智慧汇聚，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主体文化统一性中差异性的表现，统一性大于差异性的反映。
3体育文化及古代西域民族体育文化内涵
体育文化是人类本身需求的特殊反映。它是人类在体育生活和体育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并通过有形的身体形态、动作技能、运动器材、物质以及无形的与社会属性相关的意志、观念、时代精神反映出来，显现了各具特色的存在方式。体育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反映了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特征，并规范着人们的体育行为，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而古代西域民族体育文化则是指生活于古代西域的各民族所创造的各种体育活动的总称。
4古代西域民族体育文化特征分析
4．1地域性特征
古代西域民族体育地域性文化特征的形成与各民族长期生存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地理位置等方面有紧密的联系。西域因天山横旦其中，将其分为南北两域，北域是气候寒冷、干燥、水草丰美、广阔无垠的草原，居住于此的各民族则是逐水草而居、以狩猎业和畜牧业为主的马背民族，其创造的体育文化也多围绕狩猎、马上、与山水有关的项目，如赛马、赛骆驼、骑射、滑雪、滑冰等;南域则是气候温和，由沙漠、戈壁、河流、山脉组成的绿洲沃壤，居住于此的各民族则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畜牧的农耕民族，其创造的体育文化也多围绕尚力、游戏及表演类项目，如摔跤、武术、斗羊、斗马、刁羊、姑娘追、斗骆驼、舞蹈、杂技等。同时，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多种文化的汇聚，其创造、开展的体育文化活动也即彰显了与中原体育文化的共性特征，又体现了西域各民族所居住区域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也体现了与邻国体育文化相同性与相近性的特征。
4．2民族性特征
民族性特征主要是指一定民族在历史上由于生存区域、生存环境、生产和生活方式、文化积累和传播途径等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体育文化，具有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普遍性及传承性，是该民族生理、心理、形态、神态等方面的特殊标志。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在古代西域，蒙古族被称为东胡，是鲜卑的一支，而鲜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俗善骑射”。公元1206年，被推举为蒙古大汗的成吉思汗，为检阅部队，维护、分配草场，每年七八月间就会将各个部落的首领召集在一起，举行“大忽力革台(大聚会)”，表示团结、友谊、祈庆丰收，并选择赛马、射箭、摔跤的其中一项进行比赛。到元、明时，将射箭、赛马、摔跤比赛结合到一起，成为了固定的“那达慕”形式，也成为了蒙古族标志性、最具民族性的特殊符号，一直延续至今。在古代西域具有民族性特征的体育项目还有许多，如维吾尔族的刁羊、哈萨克族的姑娘追、蒙古族的跳驼、柯尔克孜族的月下赛跑、回族的查拳等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体育文化内容。
4．3多源性特征
体育文化的产生来源于人们的需要。而生存于古代西域的先民们为适应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必然会创造出许多体育活动以满足自己生存、军事活动、信仰活动等方面的需要，从而也体现出了古代西域民族体育的多源性文化特征。
4．3．1源于生存的需要生存于古代西域的人们为了征服自然、适应自然，创造出了许多谋生的手段，即体育的前身，如为了抓捕猎物需掌握投石、投矛、打布鲁、撒网、钓鱼、叉鱼、射箭等技能;为了控制羊群、牛群、马群等，则需较好的掌握骑术及套索技术;为了追赶猎物则需掌握快速奔跑、骑马、滑雪等技能;为了提高人与兽之间相搏的能力，则需要掌握一定的摔跤技巧等。因此，古代西域民族体育文化的形成，与居住于此居民们的生存需要分不开。
4．3．2源于军事活动的需要古代西域从氏族社会到奴隶制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游牧民族的生存条件非常艰苦，只能通过迁徙、战争掠夺人口及财富来应对自然环境和异族的压力，导致战事频频，各国为提高军事作战能力则进行专门的战斗技能训练。如为了提高士兵之间搏斗的能力，短时制胜，则需要有搏斗的能力(武术)、较大的力量和摔跤的技巧;为了便于执行“利则进，不利则退”［7］的战略，需有好的的骑术，则会专门进行赛马、赛骆驼等竞技比赛;在冷兵器时代为了增强军队远距离的杀伤力，射箭则是每个士兵均要掌握的一项技能;为提高士兵的作战能力，唐时的回纥、元朝时的蒙古族、清朝前期的满族均在战前畋猎，以进行军事训练;为挑选优秀的马术高手，提高士兵的骑马能力，加强军队的战斗力，马球运动则在唐、宋、辽、金、元、明、清各朝均受到重视和提倡。这些点滴实例则充分说明古代西域具有源于军事活动需要的文化特征。
4．3．3信仰活动的需要古代西域历经了原始崇拜(自然、动植物、生殖崇拜)、萨满教、袄教、佛教、摩尼教、道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多种信仰及多种信仰并存的历程。“体育”活动在西域远古时代最初用于娱人，可随着信仰活动频繁出现后很多项目也用于“娱神”的祭祀行为。如萨满舞，即是由巫舞转变为祭祀舞，后为宗教舞的一种舞蹈形式;斗畜，唐时《酉阳杂俎》记“龟兹国，元日斗牛、马、驼，为戏七日，观胜负”，则疑为袄教萨迪火节的遗俗，只是把拔汗那(位于费尔干那，古之大宛)的奴隶格斗，改为了斗兽;泼水乞寒舞，《酉阳杂俎》记“龟兹国，元日……跳婆罗遮(即苏幕遮、泼水乞寒舞)，并服狗头猴面，男女无昼夜歌舞”，则是为了祈求寒冷;郊游，《新唐书》记城邦诸国“俗尚娱傲，二月胐出野祀，四月望日出游林，七月七日祀生祖，十月望日王始出游……”，则是通过游林，达到野祀的目的;粟特人的年节又称求天儿骸骨节，这是同袄教有关的节日，因为岁首凌晨举行野祭，胡男胡女赴郊外寻找天儿骸骨七日，则是为了寻求天儿骸骨，而进行的出游活动。以上实例充分体现了古代西域具有源于信仰活动需要的文化特征。
4．4针对性特征
古代西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体育活动的开展及面向群体有所不同。如“行国”与“城郭诸国”、男性与女性、成人与儿童、官兵与群众等由于社会地位、角色、性别、年龄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了参与体育活动类型大多不同，具有显著的针对性。其中“行国”大多是骑术类、狩猎类等尚武项目，如赛马、赛骆驼、射箭等，而“城郭诸国”则大多是表演类及尚力项目，如百戏、摔跤等;男性崇尚力量、惊险、刺激，如跑马射箭、骑马拾银元、刁羊、马上角力、赌博等，女性追求平和、技巧和智慧，如踏鞠、秋千、棋类、月下赛跑等;成人以赛力、竞技、赛艺为主，有更强的胜负观念，如射箭、围棋、角力等;而儿童则更倾向于游戏类，如踢毽子、老鹰抓小鸡、捉迷藏、抛核桃、碰鸡卵等;官倾向于轻体力、重技巧、礼仪性的体育活动如围棋、投壶等，兵重视在军事战争中实用的体育活动，如赛马、马球、武术、摔跤等，群众推崇在人生礼仪、节日时令、休闲娱乐中根据习俗、心理的需要表达自己的情感，如人生礼仪中骑惊马、赛马、走马、射箭等，节日时令中的斗畜、射柳、摔跤等，休闲娱乐中的踏鞠、马球、棋类等，充分体现了古代西域体育文化具有针对性特征。
4．5交融性特征
西域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白种人和黄种人在这里相遇、混血;华夏、印度、波斯－阿拉伯、希腊－罗马文明在这里碰撞、融汇，形成了古代西域体育文化的民族交融性、文体交融性等特征。
4．5．1民族交融性特征民族交融性主要是指原是某个民族专有的体育项目通过文化交流、民族迁徙等途径而流向其他民族，并被其他民族接受与改造的文化特征。如龟兹舞蹈的“苏幕遮”、“狮子舞”来自波斯;新疆舞蹈均呈现出印度佛教的艺术风范;汉灵帝时期“男学胡妆，女学胡舞”的“胡化”之风;汉代百戏中的杂技、幻术、马舞、狮子舞来自西域;唐时剑舞、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苏幕遮”歌舞戏等西域乐舞盛行长安。突厥人“男子好樗蒲”，最早是先以投壶以定旗子，说明中原的投壶已传入西域，并为该民族作为赌具所用。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中出土了一幅《围棋仕女图》中的围棋则表明围棋已于至少唐时就从中原传入西域;马球源自波斯，传入西域，后传入中原等实例充分体现了古代西域民族体育文化具有鲜明的交融性特征。
4．5．2文体交融性特征古代西域体育活动是各民族信仰、时令节日、人生礼仪、文学、艺术等文化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祭祀仪式时舞蹈、驰马、走马、斗畜、郊游、射箭(如射天、射柳)、摔跤等体育活动运用频繁;时令节日时，各民族根据信仰不同进行赛马、射箭、摔跤、舞蹈等形式的体育活动;各民族根据不同的生活习俗在人生礼仪时进行骑惊马、赛马、赛骆驼、马上拾银、马上套索等形式的体育活动;在文学创作中也频频以体育活动为题材，如平日的顺口溜、俗语、歌谣、叙事长诗《玛纳斯》、《福乐智慧》、《乌古斯传》中均有专门以体育活动为题材的作品;在艺术创作中的岩画、壁画、绘画、工艺品等有舞蹈、狩猎、棋类、百戏、骑马射箭等体育活动为题材的作品，则充分体现了古代西域民族体育的文体交融性文化特征。
5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