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学范文
时间：2023-03-29 01:10:5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经济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其标志是人类生产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制造业为主;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9世纪末,其标志是电气化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如机械动力代替了人的体力劳动,电灯、电话带来了新的照明和通讯等);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其标志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在这样的时代,放眼世界,社会经济生活呈出如下变化:
(一)富者相对越来越富,穷者相对越来越穷。
在这里,“富与穷”是要表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占有在国家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之间不平等的现象加剧。其主要原因是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比任何时候都快,而开发和利用新技术的企业家成为社会财富的最多拥有者。有人说“在过去15年中美国出现的亿万富翁比有史以来的总和还多”。1982年,美国只有13位亿万富翁,而到1998年秋天美国有189位富翁。这些富翁的资产价值都是在亿美元以上,其中第一名是美国的比尔·盖茨。这个公司1986年上市,当年每股获利0.19美元,现年每股赢利有1.54美元,也就是说这10多年来每股赢利上升了8倍。但是它的股价升了500倍,今年7月16日每股价格为99.4375美元,每股价格与每股盈利相比(P/E)即市盈率是60倍,而且最近5年都稳定在这个水平。这样使微软股票的市值超过了5000亿美元。如果未来五年能够持续过去五年的增幅,则这一股票的市值可能超过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10,而比尔·盖茨的个人财产将达1万亿美元以上。如果把比尔·盖茨的公司当成一个国家,并以GDP来衡量,则当前,它在世界上占第11位,(仅次于美国78000亿美元,日本42000亿美元,德国21000亿美元,法国14000亿美元,英国13000亿美元,意大利11500亿美元,中国9000亿美元,巴西8200亿美元,加拿大6000亿美元,西班牙5300亿美元)。有人说“比尔·盖茨富有能够敌国”,可以说毫不夸张。
从什么是财富和比尔·盖茨对财富的占有,我们能够得出:(1)当代,财富的创造不主要是劳动力作用于劳动对象,而主要是大脑对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2)财富的价值不完全取决于对财产现值的评价,更重要的取决于人们对财产的未来预期;(3)财富不仅以实在的物质产品的形式存在,而且以虚拟的有价值证券的形式存在。
富人越来越富,表明财富越来越集中,有什么力量可以使财富分散呢?答案只能是科学、技术平等的开发和利用。有人说“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动力将确保财富分散”。但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经济环境,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他的《富国与穷国》一书中说:“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的文化造就了各国经济状况的不同”。所以,穷者越来越穷除了因为不能平等地获得开发和利用科技的机会外,关键在于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和政策选择存在着差距。
(二)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人们价值观、消费习惯的改变带来新兴产业的出现和经济理论的调整。
由于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发展不均衡是始终存在的。这种不均衡不仅表现在区域经济上,而且表现在人们的收入上。由于区域经济和人们收入上的差距,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这种改变产生的经济效应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而是社会财富的转移。有资料表明:人们进入老年以后,闲置的货币收入比年轻人多,基于这种“不均衡”,聪明的企业家便建立和发展休闲产业。一些企业家利用这种不均衡成了亿万富翁。我国一些地区依靠旅游业的发展富起来了,证明了除了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外,还能够利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走上致富的道路。这种变化还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收入的增加,人类用以获得生存资料付出的劳动时间减少,休闲时间增加。休闲时间增加为休闲产业兴起创造条件,休闲产业兴起不仅成为人类经济生活的转折点,如上述人类的经济活动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而且改变着传统的经济理论和对一国经济发展的评价。如传统的经济理论通常都认为“所得”与“成本”是货币形式的收入与支出,而当代,一些经济学家把休闲时间的取得也认定是人类生活的所得,相反,休闲时间的丧失是人类生活的成本。再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所得达到一定限度后,对人类带来的福祉、效益会逐渐递减。因此他们反对以GDP作为国家最终追求目标,主张人类素质的提高,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是“人本主义”观点,其含义是,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人类获得自身的发展。从这一观点出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提出了人力发展指标。
(三)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取决于创新变革精神。
当代各种社会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只有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生存和发展的背后意味着优胜劣汰。是自己优胜劣汰,还是让别人优胜劣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选择。让别人优胜劣汰会形成抗争,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反抗,结果也许付出的成本代价大,所以,聪明的企业家通常选择“自己优胜劣汰”,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自我毁灭,才能保存自己。为此,需要走的途径是:扩大规模;在企业内部引进和开发技术。企业扩大规模包含着破坏旧的,创造新的;引进和开发技术也是“吐故纳新”。当代企业的规模扩大到一省、一国,乃至全世界,企业内部引进和开发技术的费用占了企业支出的相当比例,但必须指出引进和开发技术是一回事,利用引进、开发的技术成果使之产生效益又是另一回事。一般说来,引进、开发技术,企业耗费的成本大,收益小,而利用已开发的技术成果对社会产生的效益大,成本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让政府与企业合作,即开发技术由政府投资,而利用已开发的技术成果由企业投资。在这一方面,北美与欧洲相比各有特点,欧洲人与美国人一样都注重技术开发,但欧洲人不如美国人注重已开发的技术成果的利用。
(四)政府的控制力下降,企业的扩张力上升。
政府作为社会的权威部门具有强大的控制力。虽然这种控制力主要在国内,而不主要在国外,但国外的某种因素干扰也能削弱政府的控制力。由于高科技的发展和资本追逐利润的趋动,各国政府难以控制信息的传递和资本流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政府控制力的下降会产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有序与无序”的选择,即是选择强化政府干预,只让人们有必要的自由,还是弱化政府干预,让人们有更多的自由。实践证明:“有序”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度;“无序”也是不可少的,但不能越界。有序过度会抑制人们的革新精神和创造力;无序越界会抵销人们的团队精神和共合力。企业扩张力的上升,除了已开发的科技成果的推动和市场的推动外,20世纪末的企业并购起着“火上加油”和“互为因果”的作用。有人说1998年是“喜结良缘”的大好年,这一年创下了企业并购的最高记录,全球主要工业国家企业并购事件12500多起,价值总额超过16000亿美元。企业并购除了增强自己实力,增大自己无形资产,有利于竞争、提高运营效率外,重要的是控制、取代、左右一方,即控制一个行业、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取代地方企业、某国企业、相关企业,左右科学技术、社会发展的趋向。要看到企业扩张力的上升,不仅影响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而且影响到人类的政治经济生活、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
(五)通货紧缩是下一世纪的难题。
篇2
关键词：社会经济体制；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29(C)-0034-01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经济诞生在西方发达国家，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西方经济学作为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建设的指导理论在我国大学的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的教育中得到了快速的普及。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大学课程设的地位却有所下降。大家似乎已不再区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个回顾和总结。
一、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我国的政治经济学一般也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组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的是一条不同于前人的道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地成熟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思想的指导下，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并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加入了WTO，实现了与世界经济的对接，我们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之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我们先后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最终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进步和认识的深化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与此相应的是，我们在生产关系上也做了许多改革，提出了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应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在分配制度上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模式。在这一时期，作为研究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做了许多修订，从哲学上说这也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理论上的争论，理论层面的争论主要还是和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处于探索阶段有关，也正是这些争论推动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前进。今天回过头去看我国早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可以说我们已经在理论上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也正是理论上的突破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提供了指导。可以相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会不断趋向成熟和完善。
二、关于西方经济学
当前，国内有许多学者将西方经济学改称现代经济学或干脆称其为经济学。这种称呼的改变与我国当前的改革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许多方面，正在走西方发达国家曾走过的道路。我们现在所学习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来源于二百多年前的亚当•斯密，每一个学习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亚当•斯密于的名著《国富论》其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及经济人假设奠定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石。在后来的经济学发展中，特别是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家们抛弃了“道德人”，而将经济人作为惟一的分析出发点，而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分析思想也迎合了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的的广泛应用。随后，新古典经济学就走上了一条公理化、标准化、机械化的道路。这种数理化的分析方式赋予了经济学家共同的分析语言和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经济分析中的争议和不确定性，但是，这种机械高度抽象化的分析方法对现实的大量问题也失去了解释力。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对社会经济现象做出解释，片面追求经济学的形式化，事实上是与经济学解释现实、指导社会实践的使命背道而驰的，这是西方经济学当前所受到的诸多批评之一。当前，尽管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已经较为成熟和完善，但是对于实际经济生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影响却非常有限，这也表明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
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
我们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二者的研究对象不同，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冲突呢？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土地、劳动、资本是西方经济学中所说的几种基本资源或者，按照西方经济学最大化的分析方法，各种资源根据各自的边际生产力获得报酬或者说是利润，那么利润从哪里来的呢？这必然又会涉及生产关系，涉及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这种边际分析方法最终还是回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畴之中，这也说明我们无法摆脱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而单独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今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还应是生产关系，我们要坚持与时俱进的态度，认真研究现实问题，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对资源配置这样微观层次的问题，我们应更多地运用西方经济理论进行处理和解决。总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二者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作者简介：樊艳丽，籍贯陕西榆林，西安交大经济与金融学院08级本科生，专业：财政学。
篇3
关键词：和谐社会；经济学
Abstract: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society is the current focus of the society, this paper from the angle of economics analyzed harmonious society; from the deep presents put out the economic connota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and economic measures.
Key words: harmonious society; economics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04-0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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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和谐社会，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协调发展的社会，也就是各种社会资源在地区之间、产业之间、部门之间进行合理有效配置，使生产力不断、可持续发展，所有社会成员公平分配、占有和享用社会财富的社会。和谐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均衡状态，它要求在不损坏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按照价格机制来追逐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经济学的均衡却是一个动态的均衡，包括自由竞争均衡和垄断均衡。自由竞争均衡的形成是基于价格机制的作用（即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使供求刚好相等，既没有短缺也没有过剩的状态。此时，消费者的效用和生产者的利润同时达到最大化，没有无谓损失，社会福利达到最优，从而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统一。但是，这种均衡是以市场为基础，价格规律为主导，以此实现以人（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最大化为归依。因此，和谐社会的经济学内涵应包括：
――和谐社会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社会。社会资源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基础。社会资源集中的地方，往往是社会财富增长最快的地方。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在相互竞争的需要之间配置资源，应将它的生产和消费单位组织得使社会能够得到最大数量的所需物品；在整体经济中使用资源，应在现行习惯、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使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和谐社会应是各种资源在地区之间、产业之间和部门之间得到优化配置的社会。
――和谐社会是经济结构合理的社会。目前，影响中国经济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是资源短缺、城市化步伐加快和居民消费上升，还有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产业转移步伐的加快也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资源短缺和环保等可持续发展问题将是贯穿今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最重要的约束条件，其中尤以能源问题最为突出；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这一时期往往是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最快，带动经济增长速度快速提升的重要时期。因此，通过技术进步突破资源约束瓶颈，通过城市化和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
――和谐社会是公平而有效率的社会。社会公平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从社会分层的角度说，公平的规则包括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各阶层应当得到有所差别且恰如其分的回报；各阶层之间应当保持一种互惠互利关系等。这样的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厚基础。
――和谐社会是稳定有序的社会。社会的稳定应该是动态的稳定，和谐社会要正确处理激发社会活力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要通过改革，激发社会各阶层的创造性活力，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保持社会生机和活力的前提下谋求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此外，还必须高度重视和妥善解决改革中因利益调整引发的社会矛盾，避免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激化。和谐社会又是稳定有序的社会，这种稳定有序主要表现在社会流动上，它既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上升机会，又让人们的这种上升或下降都是持之有据的。
――和谐社会是制度科学合理的社会。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科学合理的制度分析方法包括：权力分析、利益分析、规范分析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分析等，而科学合理的价值判断标准则是生活质量。一切正统的经济学往往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小或增加的快慢作为判断标准。而国民生产总值只是一种经济价值，它只是各种社会价值中的一种。除了经济价值以外，价值还应包括社会的平等、生态的平衡、都市的整洁以及美、尊严、生活的乐趣等等。不能允许由于追求经济价值而牺牲了其他的价值，要考虑经济增长的代价。经济价值以外的其他价值，称为文化价值。如果把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综合起来用一个价值来表示，这个价值标准就是“生活质量”。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通过一种制度的设计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
基于经济学研究，构建和谐社会应采取以下对策：
第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权力约束。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无可替代，问题是政府并非万能。即使在不同时期，政府的职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服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政府职能必须有明确的定位，总的是要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减少过多的资源和所有权垄断，不再充当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主要是生产和提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建立秩序、规范行为、搞好保障、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垄断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等。只要市场能做的，就要让市场去做。当市场失灵时，政府才需要发挥作用，为企业营造一个能够按照市场规则运行的环境。政府应减少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第二，坚持以人为本理念，调整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发展是一个利用资源满足社会需求的过程，经济发展也确实需要有一个较高的速度。因为没有一定的速度，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就不可能实现。但是必须指出，经济增长应该考虑市场与资源约束、需求合理性问题、长期的增长能力以及未来的消费需求等因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要明确“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将发展、增长与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结合起来。
第三，妥善处理城乡、区域、民族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演进升级等问题。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来说，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针对我国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民族发展差距和产业结构问题等特殊国情，构建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民族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和谐。中国目前最大的不和谐是城乡之间不和谐，这种不和谐涉及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消除之难，比其他许多不和谐都大得多。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当前最关键的就是构建和谐的城乡关系。当前城乡关系不和谐的核心是农民和市民的权利不和谐。必须在制度设计中把统筹城乡具体化、人格化，即统筹农民、市民权利。农民是我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其弱势源于经济贫困、精神贫困和权利贫困，而权利贫困究其实质是农民的权利和政治决策脱钩的产物。我国区域之间发展和收入差距大，也是一种特殊国情。但问题是目前这种差距的扩大还在继续，较发达地区的收入增长水平仍然快于欠发达地区。因此，应当通过对欠发达地区在税收返还和财政转移支付上的倾斜，逐步扭转这种区域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
第四，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导致社会不和谐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差异的失控和社会公平的缺失。差异的失控使得社会成员丧失互助互利的基础，无法建立利益的共同点和结合点；而公平的缺失，又使得社会无法合理地协调利益关系，使利益关系不断走向对抗。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使现实的社会差异转换为一种互助与合作的动力，使差异建立在可调节和公平调节的基础上。公平主要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其实以上三种公平观，从狭隘的立场出发都存在缺陷。首先，单纯强调起点公平，而忽视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的做法，不仅不可取，也将使公平的追求置于不可实现的境地；其次，狭隘的过程公平由于过于重视规则而轻视结果，必然走向两级分化的失衡状态；最后，如果单纯强调结果公平，必然走向平均主义的陷阱。因此，科学的公平观应该是一种统合的公平观。统合公平观认为，公平应在基于非歧视的规则约束下来保障过程公平，并在可行的范围内去调整结果失衡和缩小起点差异使社会分配收敛于结果公平。
第五，推进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是现代经济学界探索经济发展规律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而言，需要在体制上进行创新，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政策、制度，促进社会的和谐。其中包括：
一是以完善的收入分配制度求和谐。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突出解决好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重点是通过市场效率和政府公平分配两大手段，调节个人收入分配领域中的行业、企业、阶层、群体和体制内外间的收入差距。一要继续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从政策设计上完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激励机制，鼓励通过团队效率和个人效率取得、增加个人收入；二要充分利用财政、税收和工资等分配工具，从制度设计上制定调节政策。用财政支出工具调节体制内外、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用税收工具调节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用工资工具规定最低工资水平保证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三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和收费制度，取消预算外制度，从体制和制度上消除权力参与分配。
二是以积极的就业政策促和谐。就业是民生之本，民富之源。要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改善创业和就业环境。一要大力发展吸纳劳动力容量大的产业、企业及经济类型，让尽可能多的人有参与就业的岗位；二要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健全就业服务体系，落实就业扶持政策，让尽可能多的人有参加就业的机会；三要坚决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特别是各种形式的、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和再就业培训，让尽可能多的人有参与就业的能力；四要在全社会加强就业观念教育，培育竞争和开拓意识，让尽可能多的人有参与就业的愿望和动力。
篇4
关键词：社会责任会计 经济学视角 资源配置
引言
由于企业的传统生产经营目标一直局限于实现其自身利润最大化，会计服务于这一微观目标，一般只是将企业自身的经营“所得”与“所费”加以对比，来评价企业的经济效益，对企业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等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则不予计量。其结果往往是用生产经营活动的“内部经济性”掩盖了“外部非经济性”。这些外部性问题如果不解决，会导致各种资源配置偏离社会最优水平，特别是没有将自然资源作为资产纳入会计核算体系之中，使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等宏观核算指标没有真实地计量出社会财富的增长，出现财富虚假增长和自然资源持续减少并存的状况。社会责任会计作为反映企业外部性问题的工具，主张企业的目标是二元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兼顾，并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有效弥补了传统会计的局限性。
社会责任会计研究现状
美国学者戴维・林若维新（DavidF.Linones）于1968年指出：“社会责任会计是会计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中的应用”，由此揭开了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序幕。在西欧各国关于社会责任会计的规定，法国是最有特色也是最完整的，法国政府早在1977年就以正式法令要求企业必须编报“社会责任负债表”，用货币金额向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揭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在德国，除了要求企业编制“社会资产负债表”以外，还要求企业对其社会责任目标的实现程度给予说明。在英国，强调公司人力资源方面的披露，除此之外，西欧其他有的国家主要是围绕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导致的财务影响进行披露，而有的国家则是针对企业社会净贡献进行披露。可以看出社会责任会计在发达国家会计实务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实施，其理论研究重点是社会责任会计计量标准、社会责任会计的影响因素等重要方面。但是，各国就社会责任会计内容等问题认识并不一致，分歧明显，特别是在计量方法、会计目标、服务对象等理论研究方面仍存在许多缺陷，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
我国会计学者虽然在引进和吸收西方社会责任会计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和会计实务作了有益探索，南华大学阳秋林（2005）着重探讨了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经济业务核算方法和报表披露形式。阳秋林（2005）介绍了我国社会责任会计应采用的计量方法。巩海霞和尹同舟（2002）论述了我国实施社会责任会计的必要性及紧迫性。但全面系统的研究几乎没有突破性进展，甚至对是否实施社会责任会计仍存在较大争议。
我国实施社会责任会计的经济学视角
社会责任会计是会计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用会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采用多种计量属性和手段。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其履行情况的活动进行反映和监督，以便向相关利害关系人提供有用的社会责任信息，其目的在于提高全民族的社会效益。
（一）经济学视角分析下的背景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消费理念的转变，企业生产行为引起的外部性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社会公众强烈谴责企业不顾各种社会公共福利的掠夺式经济行为，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现有的会计已不能很好地反映企业社会环境的变化，没有将企业给社会带来的外部成本和效益计量并报告出来。社会责任会计出现至今已有30多年，我国会计界现仍对是否实施社会责任会计存在较大争议，反对实施社会责任会计的主要理由是：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发展水平仍比较低，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资金技术有限，往往又是市场竞争的困难群体，实施社会责任会计会增加中小企业的生产成本，不利于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社会责任会计现在还处于理论研究的探索阶段，特别是其确认计量问题没有有效解决，因此目前不宜实施社会责任会计。主张实施社会责任会计的理由为：企业作为社会的生产细胞，不仅要考虑其自身内部经济性，还要关注其为社会带来的社会净贡献；加之我国企业外部性问题引起的社会矛盾已突出显现，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已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并为此提供了会计学、福利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支持；同时社会责任会计的运用实施既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的体现，也是可持续发展及和谐社会构建的必然要求。笔者力图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综合考虑社会边际成本、企业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等变化因素，说明社会责任会计实施前后对社会资源配置及行业发展的影响。
（二）社会责任会计的实施对资源配置影响分析
由于实施社会责任会计的目的在于提高企业外部不经济行为内部化的能力，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福利，有必要对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创立的外部性理论有所了解：20世纪20年代庇古在其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角度，提出了“边际社会净产值”和“边际私人净产值”的概念，并运用边际产值的方法指出造成外部性的根本原因在于“边际社会净产值”与“边际私人净产值”的不相等。外部不经济表现在在经济活动中某一个体给其他个体或整个社会带来了不需付出代价的净损失，并且此时这一个体的社会净贡献为负：即自身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边际私人收益大于边际社会收益，同时论证只有当经济活动中的社会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成本都相等时社会整体福利才能达到最大化。对此本文将结合经济学外部性理论分析社会责任会计的实施对社会资源配置及行业的影响。
首先分析企业积极外部性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因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在经济学的广泛运用，在此可以合理假设企业边际收益MR与资源耗用量成反方向变动，企业的私人边际成本MPC与资源耗用量成同方向变动。在实施社会责任会计之前，由于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外部经济性，存在一条为他人所享受的外部边际收益曲线MEB，企业的私人边际成本MPC大于社会边际成本MSC。如图 1所示。
此时企业的资源耗用均衡点为（P1，Q1），而社会的最优均衡点为（P2，Q2）。可见由于外部经济性的存在而出现企业产量不足，价格过高，整个社会资源没有实现最优配置。在实施社会责任会计之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被有效计量报告出来，社会公众密切关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企业外部问题，并通过市场给予表达，因而公众会增加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企业的市场需求，从而引起企业的边际收益上升为MR'，同时由于之前的外部经济性企业私人边际成本不会改变，最优均衡点最终应为（PE，QE），此时企业最优资源耗用量QE靠近于社会最优耗用量Q2，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社会总福利的增加。
对于企业外部不经济行为对社会资源配置的影响，在实施社会责任会计之前，由于企业外部不经济问题如向环境排放污染物质、浪费资源等本应由自身内部化的成本转嫁到社会之中，使得MPC
此时企业市场最优资源耗用点为（P1，Q1），但从整个社会角度来看，最优均衡点为（P2，Q2）,此时企业存在产量过剩的低效率状态，实施社会责任会计后，即使短期内企业无法通过更新生产设备、注重生产方式的转变来实现外部不经济性的内部化，社会公众也可以通过手中的“货币选票”对企业表达意见，企业产品市场需求下降，边际收益下降为MR'，企业最终资源耗用均衡点为（PE，QE），资源投入过剩状态缓解，资源接近最优配置水平。
（三）社会责任会计实施前后对行业发展的影响
承担社会责任能力较强行业实施社会责任会计后，由于这类行业能有效地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及承担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成本。如垄断行业凭借自身的超额利润能有效地将外部不经济内部化，或者如绿色行业其自身给社会带来的社会成本极低且社会效益远远大于其社会成本。从长期来看，由于市场需求的上升，该行业利润率大于社会平均利润率，会吸引新的企业加入或现有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导致行业供给曲线右移，产量明显增加而价格无明显波动。
在目前市场竞争环境下，积极有效履行其社会责任的上述企业类型已逐步显现并不断发展壮大。现以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进行分析。百事（中国）公司履行其社会责任的最佳体现：沙漠种土豆，原料与环境双赢。百事公司在内蒙古达拉特旗沙漠边缘的大沙丘上及我国其它沙漠地区进行了科技农场的实践与推广，不仅获得成本更低的高质量原料土豆，而且使沙漠变成绿洲，为社会履行一份改善环境的责任，节约了政府治理沙漠化问题的资金开支。与之相伴而来的是我国社会公众对其市场关注度的上升及产品的青睐，百事品牌形象的增值。可见，实施社会责任会计后将进一步促进承担社会责任能力较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实务中已得到体现。以上是从经济学视角分析我国社会责任会计，从人力资源管理的层面，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人员素质是成功推行社会责任会计的重要保障。
（四）加强继续教育职能
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从业人员素质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提供的质量和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作用的发挥。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人员的素质，包括市场经济意识、高度社会责任感、高水平的会计技术、社会责任会计信息分析能力、社会责任会计实务技能。利用主管部门的会计继续教育职能，要求对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人员从思想上加以教育，从职业道德上加以规范，从复合能力上加以提高，从具体操作上加以指导，从实施的效果上加以监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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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 劳动社会学；劳动经济学；劳动者；劳动力；最低工资；劳动动机
一、劳动社会学和劳动经济学的学术定义和研究范畴
劳动社会学(labor sociology)是研究劳动者及其行为、劳动关系、劳动组织、劳动制度和劳动社会过程，以揭示劳动社会的结构、功能及其运动规律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劳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劳动社会，也叫产业社会。
劳动社会学在美国、西欧和日本起步较早。80年代以来，中国的劳动社会学研究活跃起来，以陈达的《中国劳工问题》最为著名。劳动社会学的研究，有助于把握劳动者群体行为规律，了解劳动组织的运行规律和劳动制度的发展变迁规律，提高劳动管理的科学性，有效解决劳工问题。
劳动经济学(labor economics)研究活劳动这一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效益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经济问题的经济学科。其核心是如何以最少的活劳动投入费用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包括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
劳动经济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日益突出的劳工问题。我国建国后，苏联的劳动经济学传入并发展，研究内容包括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劳动就业、劳动力的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工资、劳动保险中的经济问题、劳动效率。
劳动社会学和劳动经济学联系密切，二者都研究劳动者行为、劳动组织、劳动制度等问题，但研究角度不同。下文将从人、最低工资、劳动动机三个方面说明两个学科的不同视角。
二、关于人的不同视角
劳动社会学把人看作劳动者，关心的是劳动者行为的社会效益，主要任务在于揭示劳动者与各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诸如职业声望对劳动者择业的影响，劳动者的心理状态对工资决策的影响，人际关系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等，其目的是使劳动社会达到最佳的运行效果。
劳动社会学把人看成“社会人”，认为人都是乐于工作的，经济报酬并不是影响劳动者工作积极性的首要因素，人们会主动承担责任。一个普通的社会人要想变成一个合格的劳动者需要进行劳动者社会化，在劳动者社会化过程中，劳动者要训练并掌握劳动技能，学习组织的劳动规范和制度，与其他劳动者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认同企业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劳动者社会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可以通过培训完成，其中认同企业价值观标志着劳动者社会化任务的完成。
劳动经济学把人看作劳动力，关心的是劳动者行为的经济效益，主要任务在于揭示劳动力与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诸如劳动力配置与流动的规律，劳动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等，其目的通过生产要素的最合理配置获得最大的价值产出。
劳动经济学把人看成“经济人”，认为人工作的主要目的是获得经济报酬，人们喜欢逃避责任，安于现状。劳动力和资本一样被作为生产要素，对生产要素的投入是成本的一部分，企业要通过劳动力和资本的最合理配置来达到成本最小化，实现最大的价值产出。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被作为商品可以买卖，劳动力的价格就是工资，并且工资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
三、关于最低工资的不同视角
从劳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最低工资是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的工资的最低限额，能够制止企业过分压低工资，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保证企业员工至少获得某一数额的工资，满足其自身及家庭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改善员工生活，同时还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最低工资的影响因素很多，包括本地区消费水平、物价水平、平均工资、劳动力供求状况、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当这些因素发生变化时，最低工资标准也要相应调整。
从劳动经济学来看，实行最低工资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如果某部门实行了最低工资，其生产成本就会增加，劳动力需求减少，由此产生的多余劳动力增加了未实行最低工资部门的劳动力供给，从而压低未实行最低工资部门的工资，劳动力只能选择接受低工资到未实行最低工资的部门就业或者陷入失业状态。如果立法强制所有的部门都实行最低工资，那么整个社会的失业率将会上升。
由此可见，最低工资的制定需要综合考虑社会和经济两个方面，既要根据公平原则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保护劳动者权益，又要顾及企业的成本增加和对就业产生的消极影响。
四、关于劳动动机的不同视角
从劳动社会学的角度，人们进行劳动的动机包括社会动机、成就动机和接触动机。社会动机指劳动者希望发挥自己的价值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反映了劳动者希望得到社会认同的愿望。成就动机指劳动者希望在劳动过程中发挥自己的脑力和体力，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取得职业进步，反映了劳动者自我肯定的需要。接触动机指劳动者希望参加组织活动，在劳动过程中与人合作，反映了劳动者希望得到组织所提供的保护的需要。
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人们进行劳动的动机主要是物质报酬的动机。人们从事劳动是为了获得报酬来维持自身的生存，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物质报酬主要体现为工资、资金、津贴等形式。报酬被雇主和雇员共同接受，作为衡量工作绩效的标准，工作绩效高则报酬高，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劳动者自我肯定的需要。另外，由于绝大多数企业中报酬的高低与职位的高低相挂钩，报酬也反映了劳动者在企业中的地位，因此追求高报酬可以作为职业进步的一个解释。
现代企业对员工的激励往往综合考虑了这几种动机，促使员工努力工作实现组织目标，例如绩效管理主要从报酬动机的角度进行激励，岗位轮换制、矩阵制组织结构则是从成就动机和接触动机起到激励作用。
参考文献
[1]曾湘泉.劳动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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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制度 制度粘性
潘成云（1999）提出的战略营销观念认为，战略营销观念区别于市场营销观念之处主要在于，“市场营销观念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单纯企业利益最大化，这种利益可能是短期的，也可能是长期的，而战略营销观念追求的最终目标十分明确，即企业与社会整体长期利益同时最大化。”要使企业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同时最大化的目标，就必须解决企业经济活动的外部性问题，主要是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企业对于外部性产生的后果到底要不要承担责任，这又取决于现有的社会制度安排。
一、企业社会责任概述
1.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两种主流观点
早期的主流经济学认为企业是属于企业所有者――股东的私有财产，企业的管理者只需对股东负责，企业只要以“经济人”的观点努力为股东赚取利润就可以了，不必承担除此以外的责任。美国经济学家密尔顿・弗里德曼是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他（1970）提出：“在自由经济体系内，企业的惟一社会责任，就是利用其资源，在游戏规则之内，包括公开与自由竞争，不欺诈诈骗，从事增加利润的各种活动”。这类观点把企业的功能视为纯经济性的，把经济价值作为衡量企业成功的惟一尺度。
而以安德鲁斯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家则主张，企业除了要为股东赚取合理利润之外，还必须承担其他一些责任，保护和增加社会财富，成为社会良心的维护者和社会问题的解决者。这种观点认为，企业既是一个经济组织，以追求经济利益作为自己的目标，同时又是一个社会组织，有责任来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波斯特等（2005）把这两种主流观点称为反对和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这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是一种狭义的理解，广义的理解是企业作为社会中的一个基本单位，它对于社会应当承担的责任，包括基本的社会责任（比如生产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对负外部性后果承担的责任（比如环境污染的治理)，以及道德规范期望的责任（比如慈善事业）。两种主流观点的差别在于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承担多少社会责任。
2.企业社会责任：一个概念框架
本文把弗里德曼认为的企业社会责任，也就是正式制度下决定的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称为正式社会责任；而把正式制度以外，公众和社会组织从道德伦理上要求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称为非正式社会责任。企业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跟制度密切相关。
二、制度与企业社会责任
1.制度的概念与内容
早期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如凡勃伦、康芒斯对制度都有论述。凡勃伦指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的总和构成了生活方式。康芒斯所说的制度是指约束个人行动的集体行动，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律制度。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诺思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舒尔茨把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卢现祥，2003）。
本文把制度看成一种行为规则。既然制度是关于社会、政治、经济行为的规则，那么企业的社会行为、经济行为就会受到规则的制约。企业是在现有制度的制约条件下活动的，寻求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如果没有制度的制约，企业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可能会导致社会资源的过度使用，环境严重恶化，经济生产危机。所以通过制度来制约企业的行为是实现企业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
制度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卢现祥，2003）。正式约束是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则。正式约束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一种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它们共同约束着个人和企业的行为。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它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则和内部实施的行为规则，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制度构成的第三个部分是实施机制，离开了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规则就形同虚设。
2.制度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
假定制度安排既定，在实施机制完善的情况下，正式约束直接影响到企业在寻求利益最大化中的成本函数。如果企业违反了正式约束（比如某项法规），那么它就要为它的行为付出代价（比如罚款）。正式约束中规定的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一定会承担，否则就会损害企业利润。（这里暗含一个假定，正式约束的设计是完美的，也就是说这种制度设计约束下，企业寻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行为选择一定是承担正式约束要求的社会责任。）所以正式约束对于企业社会行为、经济行为的约束决定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非正式约束对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是间接的。虽然不少组织、公众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但这种要求停留在道义劝说的层次，不能形成正式约束，对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成本影响有限。企业不按照非正式约束的要求承担额外的社会责任，比如治理环境污染、捐助慈善事业，先是会影响到企业的形象，进而影响到企业产品的销售，最后才会影响到企业的利润，这是一个间接的过程。如果市场信息是不对称的，公众无法知道企业的行为，再如果企业的产品质量又是过硬的，最终这种不遵守非正式约束的行为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是相当小的。
实施机制对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是很大的，前文我们假设正式制度的实施机制是完善的，当这样的实施机制本身存在问题的时候，正式制度便形同虚设，那正式制度规定的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也不会落到实处。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下，为减少成本会不去承担社会责任。如果实施机制能切实有效地使正式法规产生作用，就意味着，一旦企业不承担规定的社会责任，它就会面临更大的成本。
3.制度决定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
企业在决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的时候，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在正式制度设计是完美的假设前提下，企业一定会承担正式社会责任。而对于非正式社会责任企业要视其成本收益关系决定是否承担，如果非正式约束不能影响其利润或影响较小，企业会不承担或较少地承担非正式社会责任；如果非正式约束对企业的利润影响很大，企业会承担较多的非正式社会责任。
要使企业的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致，仅靠非正式约束的作用是有限的，企业的非正式社会责任是极其不确定的，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且大多数企业没有主动承担非正式社会责任的动力。企业的正式社会责任是相对确定的，只有在正式制度设计不完美的情况下，才会产生企业不承担正式社会责任也会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因此，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利益最大化不一致的问题，要通过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的转变以及正式制度设计的改善来解决。这就涉及到制度变迁的问题。
三、制度粘性与企业社会责任
1.制度粘性的提出与解释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用正统经济学的“供给―需求”分析来研究制度变迁问题。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制度安排需求主要来自于公众，公众往往期望企业承担比现有制度安排更多的社会责任；而制度安排供给者主要是政府，政府根据多方因素平衡来决定企业承担多少社会责任，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这样，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制度安排供给与需求是不一致的。本文沿用西方经济学“粘性”的概念，把这种制度安排的这种供求不一致现象称为制度粘性。
诺思认为，从认知和组织制度变迁到启动制度变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制度变迁的时滞，制度滞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卢现祥，2003）。诺思解释了产生制度粘性的一个主要原因，即从制度安排的需求到制度安排的供给的时间差。由于政府与公众对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认知总是不一致的，政府从了解公众认知、理解公众认识、调整自已的认知到调整制度安排肯定是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样，便产生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供给时滞，制度安排不能及时根据供求状况进行调整。
即使不存在制度供给的时滞，制度安排在长期内也不一定会按照公众的期望进行调整。可以用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来分析制度供给问题，这里的制度供给类似于政府出台一项政策。政策的需求者是公众、政策的供给者是政府，公众通过议员向政府反映对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由于不同的议员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寻求对自己利益集团有利的政策结果。比如代表企业的利益集团可能要求承担较少的社会责任，代表工人的利益集团可能要求企业更加关注工人的工作和生活，而代表农民的利益集团可能要求企业尽可能减少污染的排放等。总之，无法权衡所有的利益集团，政府对于企业应当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的认知很难与公众的认识一致，因为公众的认知也是多方面的。因而，政府也无法设计一个符合所有公众要求的制度安排。这样，制度安排的供给总是与制度安排的需求不一致的。
产生制度粘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在提供新的制度安排并相应地建立实施机制是有成本的。制度变迁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过程，其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成本构成和成本水平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制度变迁的风险很大。制度供给的成本至少包括：规划设计的费用、清除旧制度的费用、消除制度变革阻力的费用、建立实施机制的费用，以及其他一些不可预知的费用。由于这种提供制度变迁的成本很大，而收益是非常不确定的，即使发现了这种供求的不一致，政府往往不会产生制度供给的动力。
2.制度粘性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
制度粘性的长期存在意味着非正式制度难以向正式制度转变、现有的正式制度难以改善，因此对企业来说总是存在着正式社会责任和非正式社会责任，正式社会责任的承担取决于正式制度设计和实施机制的完善程度，非正式社会责任的承担取决于企业自身成本收益分析。
制度粘性的存在给企业创造了一个新的利润增长点，既定的制度安排决定了同类企业的正式社会责任都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企业面对的非正式社会责任都不一样。企业可能通过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来产生差异，形成竞争优势。公众普遍期望企业承担一些他们认为必要的社会责任，比如严格控制污染、关心消费者健康等。如果一家企业在这些方面都做得比别的企业更好，公众会对该企业产生好感，而更愿意购买该企业的产品。
值得强调的是，这种收益往往是一种长期收益，需要企业主具备战略的眼光。
参考文献：
[1]潘成云:战略营销管理――原理、方法和实证[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20
[2]Milton Friedman．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J]．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ember 13, 1970
篇7
关键词:和谐;社会;经济学
一、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依据——市场失灵
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被称为市场失灵。
1.微观经济缺乏效率
市场经济中的调节机制并不一定促使微观经济提高效率。
（1)市场不能满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另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经济效益低，同时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如果只是通过市场来供给，同样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2)外部效应问题的存在。由于价格体系受到的影响是外来的，存在没有经济报偿的经济交易。这种外部性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会产生影响。似乎外部性能够通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来解决，但是当交易成本存在时外部性则被视为市场失灵的根源。
(3)自然垄断市场的存在。当提供某种商品的固定成本超过可变成本时，生产者为了长期保证获得稳定的生产资料，就会与上游产业联合或干脆将其兼并入自己的企业中，也就是说在市场的运作下生产必然导致联合，从而导致自然垄断。
2.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在经济周期的作用下，国民经济仅靠市场来调节，尤似“孤帆航海”。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一旦面临狂风暴雨般的经济危机、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给予国民经济的打击就可能是致命的。这种不稳定性有时也表现为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或消费和投资不平衡。在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旦国内外市场上有些风吹草动，市场调节机制可能失灵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又缺乏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国民经济发展的较大波动。
3.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
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仅会引起效率低下问题。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问题。具体观察我国经济领域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存地在比较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城市居民贫困、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绝对降低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腐败、不法收入、税收体制不完善导致高收入阶层没有及时足量纳税，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仍然广泛存在。近年来，在经济和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正在不断地下降的同时，同期基尼系数却在不断攀升。这表明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拉大。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政府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混合经济。公共经济就是政府经济，它研究的是政府部门为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活动。也就是说，政府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而市场失灵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依据，因此，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
1.政府经济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
(1)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经济主体。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良好的“硬件条件”。同时，政府可以承担那些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而又是对经济发展起重大影响作用的项目，如国防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这样，既解决了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同时，政府投资在过程中还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也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从而推动经济的繁荣。
(2)政府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具体的运行体制，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的发展规划，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条件”。制度或体制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励制度，个人或企业的勤奋劳作未能获得应有的报酬，就会降低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小而言之是企业的损失，若社会的大气候如此，损失的就是国家了。
(3)政府可以利用利率、国债、汇率、税收、预算等经济调控手段来“熨平”经济周期，使经济导入持续稳定的发展。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撑，我国顺利走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岁月，而且7年来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4)政府可以通过收入政策、税收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努力缩小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通过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要进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导向，通过政策的倾斜，对不同地区的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公平与否评价和调整。
2.政府经济是不和谐因素的主体。目前，我国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主要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1)就业问题严重。据有关部门估算，在宏观经济运行三大指标中，就业指标最不理想，城镇真实的人口失业率从2003年的10.99%上升到了2005年的11.45%.
(2)国内的不平等程度加剧。2004年虽然农民收入增速达近几年的最高点，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势头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贫富差距严重。
(3)“三农”问题依然是最大的发展难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部分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郊区镇、村逐步被划入城市市区管理，农民变身市民。如果城市不能为他们创造就业岗位，他们就会变成城市贫民，这种情况应引起警惕。
(4)社会安全网问题。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失业率高和社会差距不断拉大，而在于缺乏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安全网。第五教育不平等将影响我国长期发展与和谐。在当前形势下，教育问题必须从社会发展中单独分离出来研究和解决。现在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产业化、卫生产业化甚至社会事业产业化的目标和政策实际上是很模糊的，其模糊性主要表现在缺乏对于目的和手段的准确界定。
以上不和谐因素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导因素是政府，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微观经济主体所无能为力的社会问题，其解决当然也就应当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政府担当此任。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政府改革
政府既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而在现实社会中又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那么，如何加快政府改革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
1.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制度建设
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逐步制定和形成不同层次的、系统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建章立制。为政府自身行为、社会活动和公共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规则，为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提供制度安排。在制度的保证之下，应重点提高政府自身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政府引导管理其他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1)要强化公共服务能力，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2)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能力，完善人口和就业管理，加强社区管理，改进社会管理方式。
(3)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能力，搞好市场监督和管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强化政府对社会秩序特别是市场秩序的监管功能。四是加强政府部门的专业化建设，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提高行政效率。
2.推动建立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按照统筹方略，结合实际，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构建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在保障基础教育的同时，要不断提高高层人才的培养能力，加快培育高水平专业技术教育体系。要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进一步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提高地区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尽快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注重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最大程度地降低社会风险。
篇8
[关键词]社会政策经济学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养老金经济学
TheTheoreticalFoundationsof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
PersonnelBureau,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
[Abstracts]ProfessorRosnerusesthesetofmicroeconomicconceptsandtoolstoanalyzethecauseofsocialpolicy,theextentofsocialpolicy,theobjectivesofsocialpolicy,somepoliticalscienceaspects,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Itprovidesanewparadigmfortheanalysisofsocialpolicy.WeintroducethefindingstoChinesescholars.
[KeyWords]EconomicsofSocialPolicy,SocialHealthPolicy,EconomicsofPensions
前言
社会政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政策针对贫困、失业和社会供养等等问题规划蓝图，因而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社会政策的制度设置应当被视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答，要理解一项社会政策制度设置的应力，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要考虑它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对于探询在不同制度结构下，社会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经济理论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手段。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罗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专著《社会政策经济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笔者将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期拓宽我们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
1、社会政策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计量方法
1.1社会政策的范围：
社会政策范围不仅覆盖资助贫困人口，还包括帮助人口中的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从实践上讲，社会政策的内容应当包括：（1）健康保险，（2）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的供养，（3）帮扶失业者，（4）有关家庭的政策，（5）贫困。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
1.2社会政策的目标：
为了评价社会政策的效果，我们必须清楚所提出的社会政策计划的原因，否则，我们无法评价社会政策的福利效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有：（1）反贫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险），（3）再分配，（4）规定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契约结构（例如，劳动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会政策计划，其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贫困计划不是为全体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险的主要目的，尽管反贫计划对减少贫困有贡献，对于贫困人口来说非常重要。基本养老金是反贫非常重要手段，但几乎不适合防止风险的计划，特别是对于私人退休供养。我们并不清楚建立社会保险计划的原因，个人要面对许多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可以通过商业保险避免，如防止火灾、汽车被偷等等。社会政策计划则不涉及防止火灾和汽车被偷遭受的损失。但大多数国家针对一些不测事件，建立了社会政策计划。因此，我们将思考，为什么一些风险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而其他的则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赖以设立的最重要的风险有：（1）失业，（2）疾病，（3）残疾，（4）与退休有关的财富损失，（5）寿命超过个人资产和财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从富人征收财富转付给穷人，这个概念太狭窄，不能很好地说明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我们需要区分四种再分配类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财富，在个人或家庭户之间进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内，根据个人或家庭户的具体特征进行的再分配。（3）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将个人或家庭户在某个时点的钱挪到相同个人或家庭户另一个时点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时刻出生的人必须支付给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从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际再分配。第一、二、四种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第三种类型是个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会政策的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家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社会政策。这种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学家探讨人们面对不同的选择，将如何行动。经济学家把社会现实看作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但社会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视的危险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理性个人不可能做出连续的选择。而且，对于一些人，理性选择假设不适用，例如，精神有障碍的人。限制选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会政策的背景。
社会政策分析使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技术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户效用最大化。这些限制包括预算限制和现存的管制。例如，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适当的数学，即受约束的最优化技术。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图表分析通常足够了。
1.4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
就社会政策来讲，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按照个人受影响的方式进行区分，社会补助金有：（1）只针对贫困或首要针对贫困的社会援助计划；（2）对所有那些主要通过与工资收入相关联的支付缴费款的人员的计划；（3）针对所有公民的计划。如果第一种方式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减少贫困是它的主要目的。这种类型社会政策的意图可以与自由思想相联系，即支持穷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给市场。在第二种方式社会政策中，保护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标。第三种类型的社会政策希望为每一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同时，保护工人的收入。有人认为，社会民主思想支持这种类型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这三种类型政策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当评价不同社会政策体系的实际运行情况时，这些区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们同样需要对国家作为社会政策的管理者和国家作为社会政策计划的组织者的差异。我们也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政策的组织结构：（1）国家组织健康服务等活动。国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务。如果服务的平等性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话，国家组织活动是一种切合实际的供给方式。（2）国家为社会政策建立特别机构，使之为社会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这些机构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组织领域和活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机构之间不存在针对顾客或活动领域的竞争。这些的机构通常按照职业界限来划定。（3）国家强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补贴付款，但把组织的机构留给市场。
2、社会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与福利经济学定理[2]
讨论社会政策计划的效果，必须提及比较的标准，否则，不可能阐述一项计划的引入以及它的实施范围是否有利于或者减少福利。
前面已提过，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目标，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发现如何用最低成本实现这些目标，以及这样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呢？用保险防止不测事件和确保个人自身的再分配？人们能自我照料吗？社会政策对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意的、必要的补充。为了理解这种背景下社会政策，我们需要探讨介入市场体制的运行。第一个问题是：商品和服务只通过市场分配给个人，这种经济的后果是什么？这是一般均衡理论所探讨的。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及：（1）有均衡吗？均衡是价格的向量。（2）如果有，这样的均衡从社会想望的意义上讲，是件好事吗？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社会政策特别有意义，在一些情况下，自愿合约不被社会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卖身为奴。在什么情况下，认识均衡在特殊意义下是件好事，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种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种极端不平等的分配。关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论的有一个强有力的定理：在某种经济状态下，市场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们从一般市场均衡理论导出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损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严格的条件下，通过再分配资财可以实现每一个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给竞争的市场。第二个定理能用于社会政策的背景吗？这有一个很大的益处，因为这样，国家可以把它的活动限定在再分配。这个命题的基本内涵是政府征税，以资助特殊群体。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征税和转移支付产生大量的分配效应，因此，没有任何分配效应的再分配是不切实可行的选择。
2.2不确定性分析
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经济学中分析不确定性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预期效用函数或者叫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NM效用函数不是处理不确定性问题唯一的效用概念，但却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从数学上讲，NM效用函数的优越之出在于他容易操作，并且经过适当修正，均衡分析（包括福利经济学定理）的基本结果有效。不确定性对于社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在帕累托意义上不存在外部性，一些人在不确定性得到解决后，情况变得相当糟糕——一些人可能失去工作能力，得病，或者寿命超过他们的预期和他们积累的财富资源，解决这样问题的一种方法是保险。不测事件有关的涉及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可以通过市场来保险来防备有些不测事件的发生，而对其他一些不测事件，则不存在市场保险，必须由社会政策来补充？
是否存在与不确定性相联系的特定的市场失灵？从帕累托意义上讲，保险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是什么？均衡有效的条件有两个（1）事件的独立性，（2）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与不对称信息相联系，导致非帕累托最优均衡的两个问题：一是逆向选择（事前机会主义），另一个是道德风险（事后机会主义）。这些都是研究社会政策经济学的重要概念。
2.3.制定社会政策的经济原因
首先是风险分离与保险金供给不足。在不同的保险计划中，风险分离不被社会想望，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规范方面的原因：为什么具有不同风险的人要支付不同的保险费？二是如果出现信息不对称，风险分离可能导致保险金供给不足。避免风险分离的一个办法是建立社会保险。当社会保险建立后，它不可与以能够分离风险的保险公司为竞争对手。因为保险公司会拿走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而把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留给社会保险。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竞争，但风险分离必须被抑制，抑制的办法是，强制保险公司为申请人提供一份合约。另一个办法是，竞争的社会保险机构之间横向补贴，即拥有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必须给拥有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提供补贴。一种风险，由于它产生恶劣后果的概率很高，市场保险公司不愿为它保险，而社会保险机构可以为它保险。社会保险是在一种制度安排内保险和再分配收入的设置。
第二个方面是经典的市场失灵观点，即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分配的结局是非帕累托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现市场失灵。这可以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没有被覆盖的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然而，如果抑制个人所属的群体产生成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高风险群体被约束在市场中，那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3]
2.4社会政策的效应
不管社会政策的意图是什么，我们必须考虑社会政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有时候，这种考虑会被拒绝，因为一些人认为社会政策颁布的目的是应当将经济考虑置于一边。但社会政策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不是讨论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否应当实施，而是分析社会政策应当怎样实施，并有收效，即以最小的成本达到社会政策的想望的效果。
社会政策计划有两种类型的效应：一是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effects）,二是D型分配效应(distributiveeffects)。这两种分配的意思几乎一样。之所以做出区分，是为了分析两种不同的问题：A型分配问题是分析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影响资源的使用，即在引入养老金制度后，总的储蓄是更高了还是更低了，以及劳动供给由此受到怎样的影响。自由地享用健康服务如何影响社会政策计划的供给，这是总的福利问题，不考虑在不同人群之间如何分配。对D型分配后果的分析是探讨既定的福利总量如何被分配。它探询的是谁受惠和谁支付的问题。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问题不可能被明确地区分，但为了分析的方便，必须做出区分。
2.4.1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effects）：A型分配效应最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实施社会政策计划，相对价格改变。价格变化是因为某种商品或活动变的便宜了，以及资助计划需要缴纳保险费改变其它商品或活动的相对价格。为了了解税收或收益如何通过改变相对价格影响经济活动，我们可以使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在家庭户理论和公司理论中，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分（具体分析略）。这些A型分配效应是目前许多国家社会政策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社会政策背景下讨论的最重要的A型分配效应包括：（1）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如养老金计划、失业保险、贫困减少等）。（2）储蓄和消费（如养老金计划、健康保险等）。（3）使用免费和（或）补贴价格供给的商品和服务（如健康服务、住房补贴、贫困减少等）。
2.4.2D型分配效应。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收入分配的效应时，我们必须对下列问题做出判断和假设：
（1）、比较分配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是使用“历史上既定的分配”还是使用“理论上解释性的分配”作为标准呢？一个现存的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理论分析，使用理论标准更可取，不应把这条标准看成规范标准——一个公平的分配或非常不公平的分配，而是在具体假设下的奏效的分配。经济学可以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2）、计算再分配的使用什么样的计量单位？一方面使用以个人、家庭户或家庭为计量单位的数据，会使研究的结果产生差异；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数据的可得性。在一些国家，关于家庭户的收入数据很难得到。
（3）、再分配或保险？我们不能从理论上区分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提供保险好还是再分配收入好。有时候，把再分配计划看作保险是一个有用的方法。因此，当探询一项计划的垂直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收入流看作是既定的；而当探询一项计划的水平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某些特征看成是既定的（如家庭规模、发生疾病的概率等等）。
（4）、缴费和补助金的归属，即：谁得到补助金，谁缴费？社会政策法规只从形式上规定谁必须纳税和缴费，谁接受补助金，而不决定谁实际承担税收负担和谁实际得到补助金。“税收归属”探讨这些问题。
（5）、应用研究，使用解释性的案例，还是使用真实数据，哪个更好？在大多数研究中，研究者更喜欢用实际数据，但研究社会政策时，使用实际数据会出现问题的。这些问题是由于在终生框架和在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中，分析收入再分配出现的。首先，研究者会需要几十年个人化的数据，这样的数据很难得到，因为缺乏对过去几十年数据的系统处理，另外，还因为被分析的制度设置存在的时间不够长。其次，在使用经验数据的时候，研究者可能混淆社会政策计划的效应和结构变迁的效应。例如，分析垂直再分配，研究者需要生命周期过程的收入数据，但由于不同的时间环境，收入发生变化了。由于经济增长，对于特定的同批人来说，收入增加对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垂直再分配是无关紧要的。
3、应用分析
在这部分，我们重点介绍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和养老金政策。
3.1社会健康保险政策
3.1.1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两种方法
在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文献中，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精选的假设方法，另一个是社会政策方法。精选的假设方法把健康看作一种资本储存，这种资本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下降，并增加健康支出。以这种方法为基础进行的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是那些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社会政策方法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就卫生健康问题来说，只有在技术的可得到的情况下，才有特殊服务需求在卫生健康与其它商品消费之间没有多少替代的可能性，这种方法不探究卫生健康效用，但是探究卫生健康服务的效用，不考虑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与其它商品之间的选择。这种方法是大多数涉及卫生健康的社会政策立法的基础。这两种方法只有在事实的和规范的假设下才切合实际。精选的假设方法假定关于自己的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人们能够并且应当做出决策。社会政策方法则拒绝这种观点，并假定哪有疾病，那里就有服务。我们可以把这两种方法与事前和事后的观点联系起来：经济方法采用事前的观点，它考虑预期效用；而社会政策方法关心实际结果，采用事后的观点。每种方法都不全面，因为一种方法忽视的重要方面往往被另一种方法包含。概括地说，精选的假设方法忽视了需求问题，而社会政策方法没有考虑提供卫生健康服务的经济问题。
3.1.2公共健康保险的目标：规范方面的问题
（1）贫困。让一些收入太低买不起保险的人能够得到健康服务。（2）维护人口健康。一项成功的政策不仅减少疾病发生率，还要提高健康水平，这是一种定位于输出型的目标。还有一种定位于输入型的目标，即保证良好的健康服务的供给。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健康并不随着医生和医院床位数量的增加而提高。（3）社会健康政策要覆盖没有被商业保险的风险。（4）实行有利于家庭的再分配计划。（5）实行有利于高风险人群的再分配计划。
3.1.3A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政策具有A型分配效应，它影响一个国家经济资源的使用。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社会政策是否导致更高的效率或更低的效率。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人均健康支出也增加，健康支出成本增加的原因归结于（1）价格上涨。我们必须对价格上涨与质量提高做出区分，因此可以说，成本的增加不一定就是由价格上涨引起的。（2）政治和社会的因素。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得到良好的卫生健康服务，部分归结于政治和社会因素，即越来越多的人享受服务、健康服务延伸到都市以外、过去被认为是偏离行为现在被看作是健康问题。（3）人口演变。人口参数的变化会影响健康支出：预期寿命增加和人口构成的变化。（4）技术进步。由于技术进步，许多医疗服务变得便宜了，但同时刺激新的医疗产品的研制，增加医学研究成本。
3.1.4D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制度具有许多D型分配效应：人与人之间垂直的、水平的和代际的再分配，以及个人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再分配。评价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的基础是公平保险。评价再分配的数量，必须假设收益和成本的归属。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假定在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中没有赤字或剩余。假设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仅仅是一项以健康服务成本为标准的保险、别无其它，把分析D型再分配效应建立在这样的假设的基础上是明智的。健康支出还要考虑社会地位和教育等问题。
3.2养老金经济学
3.2.1养老金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基金制度比较，非基金制度的长处
要了解养老金制度的运行情况，我们很自然地假定人们追求效用最大化，即探讨最优的储蓄量是多少。为了方便起见，通常把养老金制度放在一个特殊的框架内，即迭代模型中来分析。假定把一个人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每个时期有两代人，一个人在第一时期工作，在第二时期不工作、如果没有公共退休制度，只能消费储蓄金。再假定他只关心自己的消费，不打算留下遗产，进一步假定死亡的时间是确定的，那么:
maxU(c1,c2)
c1是第一阶段的消费，c2是第二阶段的消费。如果没有公共养老金，他必须考虑以下限制：
c1=w-s
c2=s(1+r)
s为储蓄，r是利息率，结果是最优储蓄数量为s*。在封闭经济中累计的储蓄决定资本存量。
为了讨论公共养老金引入后的效应，需要区分非基金制和基金制。在基金制下，如果缴费比率不大于人们自愿选择的储蓄率，那么，限制不会改变（b：对养老金制度的缴费比率）。
c1=w(1-b)-s
c2=s(1+r)+bw(1+r)
如果义务储蓄挤出自愿储蓄，那么最优储蓄量s*(=s+bw)，。如果引入非基金制计划，并且缴费比率定为β、养老金为p，那么个人面临不同的限制，假定非基金养老金制度既没有赤字也没有剩余，β决定p，反之依亦然：
c1=w(1-β)-s
c2=p+s(1+r)
可以看到，如果两个时期消费的都是正常物品的话，∂s/∂p<0，非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减少了私人储蓄。在实行PAYG（现收现付）制的国家，由于较少的资本存量，利息率更高，边际劳动产量更小，这是引入非基金制的结果：第一代的消费增加，而后代的资本存量更少。这对福利有何意义呢？为了比较非基金制和基金制的差异，仍需要采用帕累托标准（具体分析略）。由于人口增长，实行PAYG制使所有几代的福利更好。
通过引入非基金制确保所有几代人更多效用的另一个假设是：什么时候通过要素W，一代人与下一代产生捐赠，W相当于劳动生产率的增加。那么如何比较两种养老金制呢？如果缴款率不超过最优储蓄率，那么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不起什么作用。为了比较两中制度，我们需要比较两种收益率。假定缴款率b不变，如果（1+w+n）>1+r,或(w+n)>r，其中，w表示劳动生产率（W=1+w），n表示人口增长率（N=1+n），r表示收益率。那么PAYG制比基金制有更多的收益，因而更优。如果利息率低于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那么引入PAYG制将确保帕累托改进。从长远来看，我们不得不假定利息率不比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低，这就是为什么非基金制通常不是帕累托改进的原因。概括地说，将PAYG制转为基金制通常不会产生帕累托改进。
3.2.2A型效用：劳动力供给
大多数国家的有效退休年龄在下降，分析这个问题必须假定养老金制度不改变个人财富，即这种养老金是一种公平养老金。尤其是如果一个人提前退休回推后退休，财富不变。如果有公平养老金，是什么原因刺激在某个具体年龄退休？假定一个人的效用函数分为消费和闲暇两部分，U(ct)+V(lt)。其中，ct表示消费，lt表示闲暇。他从t=0工作到N；储蓄率为s；缴款率为b。那么c+b+s=1。终身效用是（T为最大生命跨度，c为一年的消费）：
U(c)N+[(U(c)+v)(T-N)]=U(c)t+(T-N)v
人们最大化效用：
Max:TU(c)+(T-N)P
N,c
s.t.Tc≤N(1-b)+(T-N)PP:养老金
养老金制度是公平的，因此：
P=bN/(t-N)
预算限制减少到Tc≤N
如果没有遗产，他消费所有工作期间所挣，养老金不影响退休时间。如果有借贷限制，情况就不同了。如果贷款的利息率明显高于储蓄利率，那么养老金制度会影响退休决策。C*表示工作期间最优消费量，如果C*>1-b，他不能有最优的消费，因此他在工作期间的消费是1-b，。最优化问题变为（Cr表示退休期间的消费）：
maxNU(1-b)+(T-N)[U(Cr)+v]
Cr,N
s.t.N(1-b)+(t-N)C*≤N
可以看到∂N/∂b<0。增加缴费率相当于增加养老金，降低退休年龄。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养老金制是公平制的，通常有最低退休年龄和最低缴纳年限的限制，另外不同的税收规定可以使用于工资收入和退休收入，还有对提前退休的特殊规定等。
3.2.3D型分配效用
没有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一般理论，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完全取决于制度是如何被解释。许多养老金制度慎重地再分配收入，通常是低收入人群受益，但也有意外的再分配效应，主要是由于收入与生命预期的相互作用。与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人的预期寿命更高，因此由于生命预期的差异，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有计划的再分配通常被削弱。而且，比较不同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必须考虑其他社会政策计划，如社会援助、健康服务等。
影响再分配总量的三个重要方面是：（1）性别。女性预期寿命长于男性，平等对待男女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女性。（2）收入。由于高收入人群预期寿命更长，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高收入人群。（3）婚姻状况。大多数养老金制度支付幸存者养老金，主要接受者是女性，因为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长。如果幸存者养老金制度根据经济状况调查结果确定补助，那么幸存者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有利于单身有工资收入的家庭户，如奥地利。
3.2.4人口变迁与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
预期寿命的增加和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减少劳动人口，这两种人口学要素的变化对养老金制度产生的影响有：（1）从绝对数和占GDP上讲，加重养老金负担。（2）为了保持养老金制度收支平衡，必须增加缴款比率。（3）缴纳的保险费的收益率显著下降。（4）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规模发生变化。
4、评论
罗斯那先生的研究成果至少给我们这么几个印象：
第一、多学科交叉研究问题。罗斯那先生不仅使用了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作为分析社会政策的原因和效果的基础，还在分析过程中，涉及了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将经济学与政治学巧妙地结合起来。另外，将人口学的变量（如预期寿命、生育率、人口增长、抚养比等概念）纳入到分析中来。当然，这在西方学者中并不希奇，但对于我们研究社会政策来说，仍然是富有启发性的。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一般比较熟悉或习惯于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很少或甚至不太愿意关注去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如果需要运用相关学科知识的时候，知识结构不合理的缺陷就暴露出来。常常是研究经济学的不熟悉社会学，研究人口学的不熟悉经济学和社会学。错用、误用其他学科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现象时常发生。单一的知识结构是远远不能社会政策研究的，社会政策研究需要大量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的知识背景，不仅如此，还需要在研究中把这些知识综合起来，作到融会贯通，只有这样，社会政策研究的根基才会厚实。从我们阅读的大量的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的文献来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研究的一种趋势，我们需要补课并迎头赶上。
第二、社会政策的理论基础。经济学有新古典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学等学派，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思想，罗斯那先生的社会政策经济学也不例外，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的研究[4]。但不管怎样，罗斯那先生为我们研究和制定社会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他提示我们社会政策不仅仅是对社会问题简单的描述和提出解决的办法，社会政策更是一门学问，需要有理论基础。广泛地说，在经济学内部，不仅新古典主义，其他学派同样能够为社会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其他学科的理论如社会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等也是如此。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做社会政策研究，习惯于就某种社会问题和现象提出问题、进行就事论事的分析，不太注意基础理论的阐释，使得政策建议显得单薄、空泛，缺乏说服力，往往是一项社会政策研究学术论文不象学术论文，政府工作报告不象政府工作报告。象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的国家，一种社会问题涉及许多方面，更有必要采用多种学科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政策的原因进行阐述，并在研究中总结出一套有效的理论。
第三、社会政策的研究范围。一般来讲，社会政策应当有其研究的范围，不能将其外延泛化。罗斯那先生总结了发达国家的经验，将社会政策限定在五个方面，并指出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对这种限定可能会有争论，但我们认为这种限定具有一定合理性。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中国社会政策的范围和研究领域，在外延是否需要扩大或缩小，在内涵上是否需要增加或减少，值得进一步探讨。时下，学术界和政府界关注的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等，他们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如何，都需要深入研究。
第四、社会政策的效应。罗斯那先生区分了社会政策两中不同的效应，我们的理解是，A型分配效应主要从物的或者说是资源总量方面反映社会政策的效应，D型分配效应则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的这种划分为我们评价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范式。他启示我们进一步分析：除了这两种经济学的效应，是否还有其他效应呢？比如，社会政策的政治学效应是什么、社会学的效应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发挥空间思维能力，认真思考。罗斯那先生的两中划分对于我们建立和实施一种崭新的社会政策评价体系和评价的手段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评价体系和评价手段也应当是多样化的。如果一项社会政策研究有理论基础，恰当的方法，细致的实证分析和可行的评价体系，那是再好不过了。
第五、社会政策的适用性。罗斯那先生明确指出，他的社会政策经济学的研究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对于东亚国家和穷国几乎没有涉及。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比我们高得多，由于是一元化的社会结构，他们的社会政策主要针对城市人口的，他们没有也不会涉及农村人口。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城乡差别仍就很大，二元结构还要持续很多年，我们的社会政策显然与西方国家既有相同的地方，更多是存在很大差异。通常我们做社会政策研究时，对城市和农村问题是分别论述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西方社会政策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我们借鉴西方研究的最新成果，但决不能盲目地追随，盲目的追随会使我们失去方向。我们借鉴要善于从社会政策经济学中体会其活跃的思想火花和开放的学术精神。我们研究和制定一项社会政策时需要考虑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发现有关社会政策的制度结构的信息，从中发展出中国的社会政策经济学。
参考文献
[1]Rosner,PeterG..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M],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Cheltenham,UK·Northampton,MA,USA,2003.1-21.
[2]Myles,GarethD.Publiceconomic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10.
篇9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意义的认识
社会科学是人类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在推进地区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社会科学的作用十分明显。首先，普及社会科学基础知识是繁荣社会科学的一项基础工程。社会科学的发展既取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化，也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科学基础知识的掌握。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不应当成为理论家们自己欣赏的作品，而应当成为各行各业社会实践的思想和行动指导。这就需要大力加强社会科学基础知识的普及工作，使社会科学的成果进入各行各业，进入千家万户，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内化为人民群众的基本素质。第二，大力普及社会科学知识是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综合素质的重要环节。现代社会对人的素质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既需要自然科学知识的武装，也需要社会科学知识的底蕴。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一提到科普，一般首先都会想到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不大会想到还包括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这与我们多年来对社会科学及其普及工作存有认识误区有一定关系。有调查显示，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群众的社会生活与社会科学的关联度呈快速提升的趋势。现在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比如一些不科学的观念和行为的存在，愚昧迷信在某些地区的盛行，有些社会矛盾频发，人的发展不够全面等，在很大程度上就与人们社会科学知识的贫乏有密切关系。第三，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对于推动社会文明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社会科学知识来自社会实践又服务于社会实践。社会物质文明需要社会科学的滋养才能更好地发展。政治文明知识和精神文明知识本身就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普及这方面的知识，能直接促进社会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健康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人的综合社科知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同时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广大人民群众掌握更多的社会科学知识有助于更理性地看待和分析各种社会问题，科学地处理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更加积极地投身到和谐社会建设中去。
坚持服务全局，保证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健康发展
社会科学特点鲜明，具有规范、引领人们社会行为的重要作用，必须保证社科普及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才能科学指导社会实践。近两年来，我们南京市在社科普及工作中进行了一些探索，搭建了一些科普工作平台，如“市民学堂”、社科普及读物《学习与传播》、社科普及基地、社科知识“五进”（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工程、社科普及讲师团和科普宣传周活动等，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和广泛赞誉，在全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根据几年来的体会，我们感到，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要有很强的全局意识，必须在实践中把握好三个原则：一是坚持把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占领普及工作阵地。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社会科学领域有健康的东西，也有不健康的东西。用科学的思想、精神、方法武装人民群众，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普及社会科学知识，最重要的就是在指导下，让健康、科学的思想文化走入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之中。二是坚持围绕中心工作，把握社科工作特点，坚持社会齐抓共管，提高全民素质的工作思路，使社科事业发展步入快速、良性的轨道。围绕中心工作，就是紧密结合党的中心任务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使之成为完成党的中心工作的助推器，成为完成本单位各项具体任务的一个配合环节。把握社科特色，就是牢牢掌握社会科学在认识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规律中的重要作用，把帮助人们理解和驾御社会运动规律，提高运用社会科学知识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作为根本职能。社会齐抓共管，就是把普及社会科学知识作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各行各业积极参与，并且联系实际将其融入到本行业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去。提高全民素质，就是始终把提高人们的政治、思想、道德、文化素质贯穿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全过程，通过提高人们的社会科学素质，达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三是坚持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让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切实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显威生效。在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中，用有针对性和丰富内涵的社科知识去拓展人民群众的认知范围，丰富精神生活，培育道德操守，体验审美情趣，升华精神境界，是公众与社会同在、同步、共进、共享的必由之路。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应当成为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把握的重点，要针对各种热点社会现象组织开展经常性的社会科学知识普及讲座，提高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事务的能力和水平，积极同社会不良倾向和风气作斗争，形成人人主动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氛围。力争通过相关知识的宣传普及，使广大群众在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中受到科学认识和思维的熏陶，提高自身的社会科学素养。
篇10
关键词：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公共产品；公共经济学；财政联邦主义；“以足投票”假说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好，其中之一是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以及相关资金的分担和转移支付问题。林治芬(2002)运用财政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全部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等指标分析我国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许晓茵、韩丽妙(2006)运用1996-2004年我国31个省份离退休退职人员保险和福利费用支出的相关数据，分析了社会保障水平的地区差异。彭海艳(2007)运用GE指数分解法，分析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区域差异及贡献率，并运用GINI系数分解法，分析社会保障各项支出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柯卉兵(2007，2009)分析了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现状以及1995-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演变轨迹。社会保障地区差异过大的主要成因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责任，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直接决定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强弱，从而引发地区间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同时，柯卉兵(2008)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内财政关系的纵向失衡会导致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也无财力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过大的现实，是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直接原因。所以，要理顺这些问题，必须研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基本理论问题。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周顺明(2000)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概念和原则。李珍(2001)从资金分配量、分配制度和管理体制方面指出，转移支付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的经济支持制度。杨良初(2003)界定了政府间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内涵与范围。刘志英(2006)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进行了分类。柯卉兵(2010)研究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国际经验和道路选择。
国外相关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和转移支付理论与实践方面，较为著名的理论有Musgrave的财政分权理论、Oates的分权定理、Buchannan关于分权的“俱乐部”理论、Fisher的州和地方财政理论、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论以及McGuire对其的补充和完善。其中，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是20世纪财政学的重大发现，它们较好地解决了政府间公共事务的分类以及地方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因而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论支点。公共产品的特性与层次性理论、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以及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均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公共产品的特性与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他将纯粹的公共产品定义为“是指这样的物品，即每个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萨缪尔森从产品在消费中的非竞争性角度定义了公共产品，并进一步揭示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判断公共产品的主要标准。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或某些人所专有，在技术上难以把不付费的人排除在外，或者说，虽然可以这么做，但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非排他性同时也意味着非拒绝性，“是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在消费某一产品的过程中，不会影响其他人同时消费，某人从这一产品中获益不影响其他人也同时获益。换言之，在产品的收益上不存在利益冲突，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
依据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程度大小的不同，公共产品又具体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两类。凡是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被称为纯公共产品。凡是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品，即只具备一个标准，或者虽然两个标准都不完全具备，但又具有外部性的产品，则属于准公共产品。那么，社会保障产品究竟是属于哪种性质的产品呢?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把社会保障定义为政府以税收作为融资来源，无偿提供给个人的福利。就这一定义而言，显然，私人机构不会生产和提供任何社会保障产品，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政府行为特征，对社会发挥着“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所以，许多学者将其产品属性划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保障不同时具备公共产品的两个特征，因而将社会保障归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品)。有的学者则认为，社会保障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一种产品，是宜于由政府强制提供给公民消费的优效品。
如果我们不愿意穷究概念的话，那么容忍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之间存在一个模糊的界限，也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比较模糊的处理方法，即认为政府规定的资格或条件越宽松、外部性越强，那么这项社会保障计划的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强；反之，获得社会保障的资格或条件越严格、外部性越弱，则其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弱。这样，从社会保障产品提供的具体项目来分析，社会保障就不能简单地归属于公共产品或者私人产品，而应针对不同的保障项目进行具体分析。
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源于商品的不可分性，而社会保险的特点是政府从劳动者和企业(雇佣劳动者)所得的国民收入份额中扣除一部分，加上政府的财力补助，集中形成专门基金，在全体公民之间进行统一调剂。政府每年提供的社会保险支出总量是一定的，当风险发生时，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也是一定的。政府社会保险的支出总量是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的加总。可见，社会保险在消费中是可分割的，多提供一个人的社会保险的边际成本接近于平均成本。所以，社会保险是具有竞争性的。
此外，从宏观的方面来看，虽然社会保险产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如并不排斥任何人参加社会保险，因为我国宪法规定所有公民都有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但是，其特殊性在于：只有在符合一定的条件或风险发生时，公民才能真正享受到社会保险的权利，且公民也只有先尽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才能在风险发生时获得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如果人们不愿意事先缴纳社会保险税(费)，且又无外部影响的条件，那么就会被排斥在消费社会保险产品之外。因此，社会保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排他性。可见，社会保险既不符合公共产品的含义，也不满足公共产品所具有的两个特征，而是符合私人产品的定义，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
从理论上讲，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也是具有可分割性的。但是，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最大特点在于，不需要受益与贡献的对等性。因为不论哪一个国家，只要设立这些保障项目，就意味着在符合条件的公众中所有人都可以消费这些福利或救助产品，而不需要消费者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这些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同时，社会福利设施中的福利工厂、职业介绍所、儿童福利院和各种供人们休闲的娱乐场所以及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环保措施等，这些福利产品多一人或少一人消费，都不会引起产品成本的变化，因而具有非竞争性。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分配是一种纵向的再分配，是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低收入阶层转移，将社会普通公民的收入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对象转移。这种收入的纵向转移可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使基尼系数变小。可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另外，社会保障中的社会保险是依法由政府举办的具有法制性和强制性的公共事业。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社会公民，不论是否愿意，都一律无条件地参加和按规定缴纳保险税(费)，具有典型的非拒绝性。但是，对于社会保障中的福利费和救济金的支取、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以及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的选择，个人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参加消费，也可以拒绝参加。
综上所述，无论从基本理论还是从实践分析，社会保障产品都同时具有非排他性与排他性、非竞争性与竞争性、非拒绝性与拒绝性，不完全是纯公共产品，而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是有一定区别的，社会保险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而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因此，社会保障产品的提供不能由政府全包统揽，社会保险应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则应由政府全额负担，从政府预算中列支。
三、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社会保障权责划分论文
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公共产品的一般特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同时具有两个特征的公共产品并不多，较常见的是受地理和空间因素影响而只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使同时具备这两个特征，其强弱程度也不一样。公共产品特性的强弱之分，使公共产品具有了明显的层次性。布雷顿(Breton)根据公共产品提供的地理区域将公共产品划分为地方公共产品、区域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其依据是受益范围和效用外溢程度的不同。全国性公共产品(nationalpublicgoods)的受益范围为整个国家，受益在疆域内分布相当均匀，无论对国外还是对国内，外部性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其效用外溢可使全国居民从中受益。区域性公共物品(regionalpublicgoods)是指某一地区的居民能够享用的公共产品，如“三峡工程”的建成将使整个长江流域特别是靠近三峡的几个省区受益。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则局限于某一地区(如城镇、街道)，基本上只能让本地区居民受益，且这种受益在本地区内分布相当均匀。
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是分析地方公共经济的重要理论支柱，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的划分，为分析财政体制和各级政府行为目标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职责范围和相互之间在财政收支上的划分原则也就由此而来。不同层次性的公共产品应当由不同层级的政府负责提供，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对应性。全国性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应当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则由中央政府主导并视其效用外溢程度大小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合理分担，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如果某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不相对应，则会由于产品提供与其受益范围的不一致性而导致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或“供给闲置”。
作为由政府负责提供的一项重要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障产品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划分，是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社会保障产品是由众多具体保障项目组成的体系，某些具体保障项目内部又可分为不同的保障部分，如养老保险产品项目一般由全国统一的公共基础性部分、地区差别性的职业年金和补充保险部分组成。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居住自由呈不断扩大趋势，因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效益外溢性不断增强。所以，应当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的全局利益出发，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社会保障权责。凡是属于全国范围内宏观调控的社会保障事务，应由中央政府承担；凡是地区性的社会保障事务，可以由地方政府承担，如决策性、监督性权责应集中于中央政府，而具体执行管理权责应由地方政府负责。同时，根据社会保障产品中的不同构成项目和不同保障部分的不同层次性特征、地域跨度以及规模效益和外溢程度，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职责范围，以实现不同层次性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四、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财政联邦主义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茨(WallaeeE.Oates)在1972年出版的《财政联邦主义》一书中提出来的、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理论。它是一种从经济学的角度，寻求有效行使财政职能所需的财政收支应该如何最优地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划分的理论，并归结为一个分权定理：“对于某种公共物品来说——关于这种公共品的消费被定义为是遍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的，并且，关于该物品的每一个产出量的提供成本无论对中央政府还是对地方政府来说都是相同的——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它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奥茨的这个分权定理实际上给出了分税制的一个关键原则，那就是：如果低层级政府能够和高层级政府一样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那么由低层级政府来供给会更好，中央政府只应提供具有广泛的偏好相同的公共产品。
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和佩吉·B·马斯格雷夫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各级政府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与稳定经济三个职能。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的财政结构安排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历史决定的，但这不是全部原因。“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究竟应当建立在中央集权制基础上还是建立在分权基础上?如果是后者，那么在空间上应建立什么样的财政管理体制，才能有效地提供这些公共服务?”为回答这个问题，他们采用单一公共产品的简单模型，在社区内居民偏好与收入相同的假设下，得出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存在层次性，不同层次的公共产品由不同级别的政府来提供，这样才符合效率原则。其中，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需要中央政府提供；而那些属于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则应当由地方政府提供。他们认为，“财政联邦主义的核心在于，资源配置政策应该根据各地方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分配与稳定政策则主要归中央一级政府负责。”因为，地方政府欲调控宏观经济稳定却又缺乏充足的财力，且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而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因而在这方面，地方政府也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体现了分权的关键性特征，即从效率与政府职能的角度出发，实现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政府级次的匹配，这构成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因为，从全国范围来看，一个国家总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高，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也比较轻；而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但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却较重。这显然是不合道理的。而且，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善，这种不合理状况会进一步造成地区间贫富差距的恶化，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需要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居民的社会保障资源进行调节。显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一项收入再分配制度，绝对不是地方政府能够行使得了的职能，而是需要一种凌驾于各地方政府之上的制度来加以强制执行，这种制度只有中央政府才有这个权力和权威来制定。
五、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事实上，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还依赖一个关键的前提，那就是居民的流动带来的政府间竞争。蒂布特(Tiebout)在1956年发表了《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文中讨论了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以及有效运作方式所需要的条件。他认为，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由于各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组合不尽相同，因此，各地居民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来自由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们可以从不能满足其偏好的地区迁出，而迁入可以满足其偏好的地区居住。形象地说，居民们通过“用脚投票”，在选择能满足其偏好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时，展现其偏好并作出了选择哪个政府的决定。这就是所谓的“以足投票”假说。
一般说，个人考虑选择社区居住的一个关键要素是社区可供选择的税收(即公共产品的价格)和公共产品结构。也就是说，如果居民所得到的地方公共产品的效用能够补偿因居住在该地区而支付的税收所造成的效用损失，那么，理性的居民就会选择该地作为居住地。如果有许多居住区，每个社区所供给的税收和公共产品结构的组合不同，那么人们将通过“以足投票”选择来给予他们最大满足的社区。
该理论以最优理论为背景，充分体现了经济人假设，回答了人们为何聚集在一个地方生活或生产，即在政府与居民无法合作的条件下，居民的选择问题是其他分权理论的必要补充。但它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条件。这些假定中有一些符合现实，有一些则与事实严重不符，如理论中的一个假定条件是居民可以充分自由地流动，而我国居民的迁徙不仅受经济效用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户籍制度、文化观念、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等的种种限制，人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想走走不了”、“想进又进不去”等非最优状态。虽然有些假定条件与事实存在偏差，但并不影响其推论。蒂布特“以足投票”假说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居民选择权的重要性。如果把公共产品的供给看作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那么政府约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是居民的“用脚投票”，只有居民有退出的权利，政府的硬约束机制才有可能形成并有效运转。正如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2000)所言，蒂布特模型中的受益范围与财政辖区空间安排的配合提供了一个效率规则，也提出了一个类似市场的实施机制，解决了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难题。
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提出了地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性问题，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又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在一个全国统一的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社会保障补助资格和水平的差异可能导致一些人的迁居，这就造成地方政府执行地区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失效。因为，当某个地方政府实行一项收入再分配的社会保障计划时，为使本地区居民收入平均化而对富人课以重税、对穷人给予更多的补助，就会造成富人的向外迁移(为了逃避税收)和穷人的大量涌入(为了得到转移支付)，如此循环反复，就会出现“穷人追逐富人”的现象。如果许多穷人涌入到一个初始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高的地方(如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等)，就会增加该地的人口数量，造成交通、公园、学校等公共设施的过度拥挤状况，同时会推动土地价格的上涨，从而增加目前商品房购买者或其他土地使用者的成本，而且劳动力人口的增加还将使一些工种的工资水平下降等。这些都会引起该地居民福利水平的降低或福利成本的增加，使该地区的财政状况趋于紧张，政府给予财政支持提供充足福利的愿望和能力将会减弱，最终不得不放弃该项政策。因此，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低层级政府对收入的再分配能力是有限的，由中央政府负责收入的再分配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中央政府只有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来调节各地区之间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证各地区的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从而避免居民频繁流动出现的不良后果。
六、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