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学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英文名称：Economist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西南财经大学;四川社会科学学术基金会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四川省成都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3-5656

国内刊号：51-1312/F

邮发代号：62-92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89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社科双效期刊

首届全国优秀社科期刊

联系方式

篇2

我是哈佛经济学博士毕业生

几名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研究生刚获得硕士学位，准备到校外喝酒庆祝一番，于是“打的”前往，在车上几名经济学新人谈得甚欢，大谈其宏伟前程，并询问的士司机选择何种职业为好？出租车司机回答说，“小弟，我是哈佛经济学博士毕业的，干这一差事已经五年了”。

2.

一名经济学家已有三个孩子，不想再要孩子，于是，就去咨询牧师该怎么办。牧师说：“你与你夫人干‘那工作’时，就不能戴上安全套吗？”经济学家回答说：“我的第一孩子就是我戴上安全套后出生的。”牧师说：“如此这样，你就不能吃些避孕药吗？”经济学家回答说：“我的第二个孩子就是这样出生的。”牧师又说：“那你为什么不与你夫人分床而睡，不与你夫人过性生活呢？”经济学家回答说：“我的第三个孩子就是这样出生的。”

3.

成为经济学家的诀窍

你只要教会鹦鹉说“供给”与“需求”，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多一位经济学家。

4.

经济学家的“比较优势”

一名经济学家与一名数学家在森林中散步，走着走着，突然碰到一头大黑熊，经济学家见状，吓得面无人色，扭头就跑，数学家说：“你别跑了，我们跑不过黑熊的！”而经济学家则说：“我虽然跑不过黑熊，但我跑得过你！”

5.

经济学家的智慧

三个数学家和三名经济学家结伴同行。

数学家买了三张车票，他们精于计算，一人一票，三人三票。

经济学家则别有怀抱，三人只买一票。

数学家知道了，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静候好戏上演，因为他们知道三个经济学家分享一张票，一定会被稽查捉个正着，罚款免不了。

稽查来查票了，经济学家远远看见他逐个车厢查票，他走近时，他们一窝蜂挤入洗手间；当稽查敲厕所门时，一位经济学家从门缝中扬了扬手中的车票，稽查看了看车票，走开了。

翌日，他们换车，这一回，数学家学乖了，三人只买一票，但经济学家连一票也不买，数学家心情兴奋，因为估计经济学家这一趟肯定无法过关。

当稽查远远走来时，和昨天经济学家的做法一样，三名数学家以第一时间挤进洗手间，而经济学家紧跟其后，当数学家听到有人敲门时，数学家从门缝中扬了扬手中的车票，经济学家竟冒充稽查员，悄无声息地把这张车票没收了。

经济学家取得这张票子，躲进另一个厕所，当稽查来敲门时，经济学家扬了扬手中的车票而过关，但数学家因为没有票子而被罚款。

6.

不自私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人人具有“利己心”，即人们凡事都会从自身利益出发来采取相应的对策。而一位经济学家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例如他就是不自私的人。

一次这位经济学家乘巴士上街购物，他刚一上车，就见一漂亮女士起身，于是该经济学家连忙讲：“您坐下好了”。到了下一站，该小姐欲站起来，经济学家连忙说：“您不必起来”。又到了一站，这位小姐又想站起来，这位经济学家说：“您坐下好了，不必为我让座”，而该小姐却说：“先生，我已错过三站了”。

7.

正确，但无用

一群经济学家结伴攀登欧洲的阿尔卑斯山，数小时后，他们在丛林中迷了路。

甲经济学家打开地图，仔细研究，取出罗盘，左度右度，又仰观太阳方位，最后说，“诸位，你们看见不远处的大山了吗？”

众人齐说：“看到了”。

甲洋洋自得地说：“根据地图、罗盘和太阳方向所示，我们正处于那个大山之前！”

8.

经济学家的思维

两名经济学家在学校道路上相遇。

甲问：“你夫人现在好吗？”

乙反问：“那要看比较什么而言？”

9.

经济学家与奖金

在一次大规模的交通流量的统计中，警察送给第100万个驾车者1000美元的奖金。

“这1000美元奖金送给您，您打算用它做什么？”警察问道。

“去弄一个驾驶证”，经济学家回答说。

“您别相信他的话，警察先生，他一喝醉酒就喜欢胡说八道”，经济学家旁边的女友说道。

“警察先生，您难道真是火眼金睛，知道这是我老师偷来的车么？！”经济学家的学生回答说。

10.

用经济学家替代老鼠做实验较好

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宣布，今后将以经济学家代替白老鼠作试验，举国哗然，认为对经济学家太不公平了。

但罗列了四项理由之后，反对之声快速寝息。

（1）研究人员喜欢白老鼠，不忍看见他们成为无辜的试验品。

（2）经济学家繁殖速度较快。

（3）各地反对虐待动物协会并不反对这么做。

（4）经济学家愿做那些白老鼠不愿做的实验。

11.

经济学家的咨询费

有一位知名经济学家开了一家咨询事务所，于是有人慕名前往咨询其收费情况。

顾客问：“请问贵经济学家的咨询收费价格如何？”

经济学家回答说：“每个问题1000美元”，现在您可以问第二个问题了。

12.

美国加州巴克莱大学一位经济学教授病故，升天，排在长龙末端，等候通过南天门进入天堂。

圣彼德在办公室外观望，见经济学家排在队伍的末尾，于是跑出来请他进办公室休息。

经济学家受宠若惊，忙问其故。

圣彼德解释道：“我不过聊表敬老之心而已，从您开给客户的咨询时间表来看，阁下起码已达193岁。”

13.

数学与经济学的差别

数学和经济学的差别在哪里？

数学难以理解；经济学则莫明其妙。

14.

什么是经济学家？

缺乏个性做不了会计师的人能成为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是知道何以昨天的预测今天并不兑现的专家。

经济学家往往理论多而实践空乏，他们知道最少100种方式，但没有一个女性朋友。

15.

上帝的专业

经济学家、哲学家、生物学家和建筑师讨论什么是上帝的专业。

哲学家说上帝是哲学家，因为他为世人定下了做人的标准；但生物学家反对，他指出上帝创造万物，因此是生物学家。

建筑师不同意，他说，“创世记”上说“上帝创造天地”，因此他是建筑师。

经济学家了所有上述的说法，他说，在有天地之前，一切是混沌混乱的，若上帝不是经济学家，为什么会如此？！

16.

两类预测者

经济学家常作两类预测：

其一是不知所谓；

其二是不知“不知所谓”。

17.

要看情况而定

经济学家的儿子和数学家的儿子是同班同学。一天，教师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一个人一只铲，在10天内掘一水渠，请问10个人持一只铲，需要多少天才能掘好同样的水渠？”

教师问数学家的儿子，答案是十天。

教师问经济学家的儿子，答案是“要看情况而定”。

18.

经济学家的语言

加拿大有一小撮人，要求独立，不说英语，而说一种根本无人了解的语言；在美国亦有这类人，他们便是经济学家。

19.

盲人世界，节约能源

神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三人结伴打高尔夫。

比他们先进场的一对球手，打球进度缓慢。

到了第八洞的时候，三人组已很不耐烦，故意大声“投诉”，希望那组打得慢条斯理的，闻弦歌知雅意，加快打球速度。

神父说：“圣母玛利亚，我祈求他们多学一些基本功夫才进场

。”

心理学家说：“我深信有的人喜欢慢打。”

经济学家说：“我真没想到要花这么长时间才打完一个洞。”

到了第九洞时，三人组已忍无可忍。

心理学家走上前，要求二人组的球僮，请他们让路，因为他们：“阻碍我们的进度”。

球僮说“没问题”。跟着解释他们何以打得很慢的原因，原来他们是前消防员，在一次救火行动中被灼伤成为盲人！神父和心理学家都有悔意，各自说了一番适合其身份的抱歉话。

经济学家想了一会儿，对球僮说：“这个问题不难解决，请他们今后在晚间来打球就行，因为盲人世界，可以节约能源。”

20.

毕业证的作用

篇3

此时，近一年来主要海外投行的中国经济学家“大换位”正接近尾声。任职于高盛的经济学家乔虹，有望加盟摩根士丹利，弥补王庆离开的空缺；而一度空缺的摩根大通中国经济学家人选，也已于9月初内部公布，花落曾于国际清算银行任职的朱海斌。一名不愿具名的投行经济学家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在全球经济诸多不确定性面前，服务于机构投资者的投行经济学家，也“到了考验功底的时候”。

现在，这个圈子里耳熟能详的名字不多了。相较于上世纪90年代谢国忠、许小年等人任职的时期，投行经济学家的市场影响力正日趋减弱。伴随着频繁的跳槽换位，海外投行的中国经济学家群体，正进入一个“无英雄、无明星”的时代。

变动趋定

高颧骨、消瘦的面庞，干练的短发，这是外界对乔虹的初步印象。这位2000年自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年轻女经济学家，2005年于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加入高盛。近期，她有望转投摩根士丹利，接替今年6月离开的王庆。

尽管目前消息尚未公开，但高盛公关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询问中国经济学家的简历时，只提供了另一位中国经济学家宋宇的简历，间接印证了乔虹的离开。

像个大男孩的宋宇，看起来更年轻，个头约一米八左右，身材瘦高，棱角分明。宋宇的简历很简单，“2004年加入高盛，负责中国宏观研究，2011年7月1日起，任北京高华证券宏观经济学家。”此前在美联储、经合组织等机构实习，为爱丁堡学士及牛津大学硕士。

在过去一年中，海外投行中国经济学家经历了一番大洗牌。出现人动的，不只高盛和大摩。8月初，英资投行巴克莱宣布，将由黄益平接替去年10月转投中金的彭文生，出任该行董事总经理及亚洲新兴市场经济研究部首席经济分析师。

曾供职花旗、在加入巴克莱之前在北京大学发展研究院担任教授的黄益平，被“新生代”的投行经济学家尊称为“黄老师”。黄将掌管巴克莱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同时负责香港及台湾的海峡两岸政治关系研究。

而今年7月底，出身中金的经济学家张智威，转投野村证券，出任该行的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接替去年底离职的孙明春。孙明春目前担任大和证券中国研究主管兼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另一位自中金出来的沈建光，在去年年中加盟瑞穗证券，出任该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一职。

这轮“洗牌”终于将在近期告一段落。市场在等待摩根士丹利正式公布对乔虹的任命之外，此前因王黔转投内地国家级投资机构中司，而致中国经济学家一职空缺的摩根大通，也于9月初公布由朱海斌出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及大中华区经济研究部主管一职。

投行经济学家的人动在近年已成常态。他们的“出路”，一是依靠积累和广阔的人脉，转做投行业务。如摩根大通前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已转任该行的中国区投资银行副主席；王庆今年年中在离开摩根士丹利之后，加入中金的投行部；前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亦加入高盛投资银行部。二是由“卖方转为买方”，创办投资公司，这其中包括原高盛经济学家胡祖六，他在转做投行业务后又离开高盛，创办了私募股权基金春华资本。

特质延续

目前活跃在市场上的投行中国经济学家，在资历和稳定度上“硕果仅存”的，只有德意志银行的马骏、汇丰银行的屈宏斌以及瑞信银行的陶冬。

陶冬外表斯文，个头不高，1998年加入瑞信，主管亚洲区经济研究。由于资历较深，长年曝光于香港的媒体，加之外型儒雅，被昵称为“师奶杀手”。马骏和屈宏斌分别在2000年及2002年加入德银和汇丰，一直未有变动。

由于投行经济学家不仅要撰写报告，而且大部分时间在海外路演，会见投资者，他们的工作异常紧张和忙碌。陶冬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4个到18个小时。周末的摩根士丹利办公室，以前也时常可以看到王庆加班的身影。当年的王庆，在圈里以“拼命三郎”著称。

长期“高压”的工作，让这些经济学家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成熟得多。美银美林中国经济学家陆挺，1974年12月生人，今年还不到37岁。而根据公开资料，外表老成的大和证券孙明春也是“70后”。沈建光、张智威等人，也不到40岁或是刚满40岁。有投资人担心，经济学家过于年轻，可能经历的周期还不如他们自己多。

“其实可能外界有误会，当年马骏是36岁进的投行，谢国忠也是37岁出任摩根士丹利亚太区经济学家。”一名现任海外投行经济学家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解释。

比较现任海外投行的中国经济学家与其前辈的履历，并未有太大分别，仍是以海外高校博士毕业为主，沈建光甚至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博士后。

现任的投行中国经济学家与其前辈的工作经历基本相似，多是曾经供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世界银行等机构。彭文生、张智威曾供职于香港金管局，沈建光曾在欧洲央行工作。

部分经济学家，多有在象牙塔的工作经历。如花旗的沈明高、巴克莱的黄益平，以及离开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王黔――这位经常扎着简单马尾的女经济学家，说起话来铿锵有力，她曾经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教授。

也有从海外高校毕业后直接加入投行的。乔虹自2005年获得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之后，便加入高盛，此前只是短期供职及实习经历。但其学术功底深厚，师从斯坦福大学被誉为金融发展理论奠基人的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I.Mckinnon），此前从事美元本位下东亚经济体汇率政策对本国国内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其同僚宋宇则是于2004年加入高盛经济研究部工作至今。

投行经济学家仍不是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位置。目前主要海外投行中，只有瑞银证券的汪涛以及乔虹为女性。或许是工作性质的缘故，投行中国经济学家仍是一个男性主导的行业。

“明星”消失

投行经济学家“本质是卖方的销售。他们的观点就是试图影响市场，制造交易量”。陶冬在其博客中指出，对于投行经济学家而言，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对经济形势和政策的把握，预测准拐点来临。但相较于海外部署中国业务早期的年代，如今海外投行的中国经济学家，缺少符号化、代表性人物。

一位在海外大型公募基金供职、拥有超过20年的投资经验的投资者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说：“在90年代中后期，像许小年在美林的时候（后来去了中金），谢国忠在摩根士丹利的时候，他们都是独立思考的经济学家。后来的胡祖六也还不错，屈宏斌、薛澜、陶冬，那个时候在中国经济学家圈子里，还是有竞争的。但是你看现在，我都不知道找谁？”

这名投资者更不讳言：“投行经济学家影响力的下降是这个行业的悲哀。投行的研究水平这么多年来，可以说是退化，研究质量这几年来下降很多。”

一个可被观察的现象是，在过去，无论观点对错，这个圈子存在“永远的大牛”，但现在，投资者开始抱怨投行经济学家变得越来越标准化。

这种演变的一个原因，与互联网的发展相关。投行机构在20年前具有极强的信息优势，它们相对普通投资者有更多的渠道和手段去获取信息，在处理信息方面不仅有先发优势，也技高一筹。

但随着互联网高速发展，大部分的信息数据，经济学家和散户均有可能同步获得。在信息处理方面，市场上具有经济学背景的人士与投行的经济学家差距不大。亦有投资者指出，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投资者越来越成熟和有主见，不再会轻易认同经济学家的观点。

投行经济学家对市场的影响力也与20年前完全不同。一名对冲基金的负责人说，由于信息获取和处理的优势，当年的经济学家更容易获得较有特色和新意的观点，加上投资人对欧美机构亦有仰视的态度，投行的经济学家能担当市场“训导者”的角色，影响市场。

“如今是个人人都可以做经济学家的时代。”上述对冲基金负责人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他指出，简单的宏观数据分析，投资者甚至可以自己做到。只有一些深入的市场调研，“可能会对投资者有些帮助。”

另一个导致经济学家“明星”消失的重要因素是经济格局变化。“当年对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是非典型的分析，有的时候甚至一种价值的判断。”1998年进入中银国际担任首席经济学家、目前在中国银行担任经济学家的曹远征说。20年前，中国的经济没有现今的复杂，相对封闭，因此对于经济走势和大方向的判断相对容易。

但如今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经济也在融入全球，与全球经济互为影响。“非典型分析变成了典型分析，或者说是规范分析。”曹远征说。由于因素的复杂性，对宏观经济判断较以往不那么容易了，因此经济学家也经常判断错市场，这也间接导致了他们影响力的下降。“这些经济学家压力蛮大，有时意兴阑珊，还不如转做企业投融资或者其他业务。”

实际上，目前投行经济学家面临的竞争也远远超过从前。除了海外投行的同行，逐渐壮大的国内券商亦设立首席经济学家，“如今发声的人多了，自然每个人关注度就会降低。”沈建光向财新《新世纪》记者分析说。

海外投行的费率下降，资金优势不在则是另一诱因。有市场人士分析称，投行不能出更有吸引力的价钱，降低了“明星”经济学家出现的几率。由于投行是盈利机构，投行经济学家的分析容易以关注短期的波动和预测能力为导向，对长远经济发展的独立思考不足。

诗人北岛曾说过，“在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里面，我只想做一个人”。对于“英雄”难求的投行经济学家而言，恰须回归“本分”。

陶冬曾在他的博客里写道，经济学家预言未来，可大可小。“小的可以是下一个公布的经济数据，经济学家各显身手，或用模型，或靠关系，每人每天都在做，都在竞争。这些预言是市场的一部分，做得好会赢得客户的赞誉，甚至可能直接影响价格和市场情绪。”但对于大的预言，可以是今后十年经济的大趋势、产业的新规律。这类预言难得多，功力在于从一片噪音中过滤出真音来，很难通过关系和模型获得。这更需要经济学家坚守独立思考之本分。

篇4

报纸刊发经济学家文章之原因及效应

这种现象似乎在我国新闻史上从未出现过，虽然上世纪上半叶京津沪报纸上也刊载经济学家的署名文章，但数量极少，难得一见。进入20世纪下半叶，国内各报几乎难觅经济学家的文章（除了经济学家们迫于形势压力所发表的“大批判”之作），直到世纪交替之时，各媒体才开始大量刊载经济学家的文章。

这种现象的产生，当然是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为活跃的经济实体之一的大背景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社会上已经存在一股涉及股市、楼市、各要素市场和各实业领域的强大的社会投资力量。尤其是市场机制初步建立，使得普通百姓更深入地参与到社会经济中去。于是，人们不再需要简单的、有相当数量的信息―――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而是需要看到对大量复杂的经济现象作有穿透力、有见地的权威分析。因此，综合类、都市类报纸每天都有此类文章，而一些财经类、经济类报纸则几乎每天都有一整版内容，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上述仅是从读者方面来说的。当今媒体市场还不是一个完全放开的市场，有了单边的市场需求，不一定就有适当的供给。世纪之交，一批新的都市类报纸横空出世，以贴近读者、贴近市民的姿态出现，猛烈地冲击了向来板着面孔的传统报纸。在上海，由于种种原因，长期没有一张成功的、被读者认可的经济类报纸，与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大城市地位十分不相称。因此，新创办或经大幅度改版，出现了几份经济类、财经类报纸，这些报纸大量刊登经济学家文章后，传统报纸在受到冲击以后逐渐改革，也开始刊登经济学家文章，力争贴近读者。

经济学家在大众传媒上亮相，一时间吸引了受众的眼球。尤其是那些千字以下的经济随笔，似乎一下子拉近了普通百姓与专家学者的距离，听到经济学家们的真知灼见。而少数经济学家通过走出经院学府成为大众明星，传媒则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版面的“含金量”，提高了自身的档次。

然而，报纸因此而获得成功者甚少，发行量并无起色。其基本原因，除少数几篇既短小精悍又极具真知灼见，且深入浅出的经济随笔外，大部分文章读者并不爱看。有些文章可能过分专业、过分深奥，使人感到不知所云；有些文章则人云亦云，其观点早已为关心经济的读者所知，毫无新意，只不过戴了一个经济学家的帽子；而有些文章并非是“随笔”，篇幅很长，读者自然极少。凡此种种，即使经济类专业报纸也不可能亲近其设定的目标读者。

经济学家的分类和媒体素养问题

经济学家其实是分类的，经济学家的文章自然也是分类的。当然，文章和作者身份不会那么严丝合缝的对应，但基本的倾向，作者的专业特长还会在文章中显示出来。

按照通常的经济学分类，大致可分三类：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理论经济学产生于人们要求有解释一般经济行为的经济理念，应用经济学产生于企业和个人在诸如生产经营、投资、理财、贸易、会计、签约等活动中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指导，管理经济学则是经济组织系统、有序运转的需要。

而经济学家的分工则是根据他们各自的研究方向和治学重点来划分的。无论多么出色的经济学家也不可能对所有的经济领域都作出贡献性的研究。经济活动宽广的覆盖面以及人的精力的有限性，要求经济学这门学科必须有适当的分类。原则上经济学的分类决定了经济学家的分工，但由于社会经济活动日趋复杂和人们对经济活动的认识逐步加深，经济学家也会对经济学的分类进行适合于现实需要的调整。因此现代经济学家大致分三类：理论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和企业经济学家。

显而易见，从经济学分类和经济学家分工来看，一般读者包括十分关心经济的读者更感兴趣的是应用经济学和政府经济学家、企业经济学家。

理论经济学家研究的理论经济学，虽然枯燥深奥，常人不易懂，但日常的经济问题，一般的应用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都需要理论经济学作基础，企业经济学家、尤其是政府经济学家往往是由理论经济学家出身的人来担任，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政府经济学家中，有不少是有名的理论经济学家。

作为名人，读者崇敬有加，而传媒为了提高自身档次、为了吸引读者，对之竭力追捧，恨不能请他们日日在此开辟专栏，起码也是每逢大事即发表文章。

可是，理论经济学家不可能每天都出成果的，大部分理论经济学家皓首穷经一辈子，也未必出大成果。何况，理论经济学家中还有不少专治计量经济学，其研究成果，普通的读者是不会有多少兴趣的。

当然，关于政府经济学，关于公共财政政策，有些正好事关某位理论经济学家专长，那么请他在媒体上评说，无疑是恰当的，可是这样的机会能有多少呢？政府经济学家研究的大半是公共财政政策，普通读者当然关心。但是政府经济学家中相当一部分平时是在做各种数理经济模型，计算各种经济参数，以求比较严密的结论、方案，供政府参考。这样的计算、研究、模型，能有几许读者会懂？

同样，企业经济学家也有许多是研究计算做模型的，多半服务于某个上市公司或证券公司，而上市公司则牵着万千投资者（也是媒体受众），并且众多上市公司每天都会有大量信息需要分析需要解读。在这个领域中，经济学家有大量言论要发表，而读者也有着大量阅读的需求。这就是股评大受欢迎的缘故。

然而，对于企业经济学家来说，有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表面来看，受雇于谁，自然为谁服务。企业经济学家受雇于企业和企业家，自然为企业和企业家服务。中国股市目前还很不规范，上市公司、证券公司黑箱操作时有所闻，一些企业经济学家跟着一起虚假的信息和误导的分析也常常发生，这就引出一个经济学家的道德问题。企业经济学家固然要忠于雇主，也要忠于社会大众，可在学术问题上，在经济学家的本身职业上，凌驾于上述两个“忠于”之上的更高的“忠于”，是忠于真理。可惜，现在这样的经济学家太少了。

道德问题不仅对于企业经济学家，对于政府经济学家和理论经济学家也同样存在。企业经济学家在为企业讲话时，人们还容易识破，因为他们所受雇的身份通常是公开的，而一些大牌的理论经济学家为某些利益集团讲话时，人们往往在事后才能发觉。而当读者发现自己被误导之后，还会对那些经济学家文章感兴趣吗？

同时，经济学家见报的文章受欢迎，还需要执笔者的媒体素养。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不一定是个好的媒体作者，就如同一个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不一定是个出色的科普作家。所谓媒体素养，其实就是新闻所需要的文体。我们常说，新闻文体就是把一件事用大白话写出来，让普通读者都能读懂。媒体上的经济学家，既要有观点，又要有道德，还要有媒体素养，这简直是一种苛求了。

然而，今日之报纸确实需要大量那些切中时弊、有分析、有观点的经济随笔，这是读者的迫切需求，而且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报纸。有人说，今日报纸的竞争已经不是简单的信息竞争，而是到位的分析、深刻的思想、正确的观点之竞争。在这个意义上，这句话是对的。可是，经济学家又不可能提供那么多适用于报纸的文章。那么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笔者认为，这个任务理该由媒体人承担。

首先是其必要性。就传媒而言，读者的需要就是传媒的责任，而对传媒人来说，传媒的需要就是自己的责任。报纸上的一切文字、图片最后均由报纸的编辑、记者落实在版面上。编辑、记者理应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责任，千方百计地满足读者的需要。

那么，一般编辑记者能胜任吗？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

编辑记者基本上都具备一定的新闻素养，其长处是了解读者的需求、心理、阅读习惯，抓得住新闻热点、大众关注点，善于把一件事情或一个道理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而这些技能在经济学家那里是很少有人具备的，且在短时间内也很难养成的。

当然编辑记者的短处也是明显的，即缺乏经济学专业基础，然而这个短处并非不能攻克。一个记者、编辑的知识面应该是广博的，但不可能是“万能博士”。编辑、记者的采访面很广，不可能对采访的对象、采访的事物有很深的认识，但必须在采访前、采访中、采访后，尽量去加深理解和把握。当一个经济热点、经济关注点出现之时，编辑记者可以找适当的人、适当的事、适当的经济专家作为采访对象，从而写出适合读者胃口的经济分析、经济评论文章。另外，作为专家型的编辑记者（包括报社领导）也可以在第一时间撰写一些经济评论、经济分析。

负责经济分析、经济评论版面的编辑记者应当具备相当的经济学基础，最好具有一定的经济学学历，报社也要有意识地培养一些专家型人才，吸引并稳定一些骨干在这一领域干下去。目前记者轮换采访条线，虽然利于防止记者站在采访对象立场代表利益集团讲话（这说到底是编辑记者的职业道德问题），但不利于培养专家型人才。当然，负责经济分析、经济评论版的编辑记者也有一个职业道德问题，这就不是本文所探究的问题了。

篇5

然而你能想到吗？就在这些叱咤风云的世界顶级的“论剑高手”当中，还就真有一位地地道道货真价实的武林高手――他，就是万事达卡国际组织学术顾问委员会主席、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育娃・赫德里克・王月魂博士。

“经济学家”！“武林高手”？这两个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身份却完美结合在一个人身上，的确是有些让人匪夷所思。

拥有数十年从业经验的育娃博士是世界著名的国际经济发展专家，联合国常任经济顾问，加拿大三门菲沙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政治经济学教授，足迹遍布30余个国家，有服务于世界经济领域多个经济部门的经历及一时难以数计的头衔。他的经典著作《前进富裕之路：亚洲新富消费力报告》等早为经济学界所熟知。

与此同时育娃博士还是一位学贯中西、技艺精湛的搏击高手和武学大家。他是“国际武术散手道”（IWSD）的创始人之一，还是国际武术散手道联盟（IWSA）的创会副主席、加拿大二世空手道掌门人、加拿大全国空手道协会的副主席。他的腿法又快又狠又重，身经百战，神出鬼没，在武术搏击界有“无影腿”之美誉。他年轻时专攻搏击，战绩不凡，屡次在北美洲和欧洲举办的各类交流赛事中夺冠获奖。同时，他还是一位成绩斐然的武道传播和推广者。从大学时期开始，就致力于武道的训练教学、传播和推广，是加拿大特化特大学（Trent University）空手道俱乐部、斑夫（Banff）中心空手道俱乐部的创始人。他还在加拿大、美国、中国、法国、意大利、斐济、孟加拉国、新加坡、西部非洲等国家和地区教授过空手道和散手道，他也是孟加拉国武术散手道的创办人，目前正在指导新加坡散手道运动的普及和推广。鉴于他精深的武术造诣和在世界武术发展领域所做出的贡献，2005年底，育娃博士被世界搏击界评选为“世界著名十大武术博士”之一。

育娃博士，是原籍美国夏威夷，成长在卑诗省温哥华市的加拿大人。有一定的中国血统，还有一个颇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中文名字“王月魂”。他自幼爱武，11岁时开始练习空手道，至今已有五十多年的训练经历了。他从11岁到19岁这一阶段师从Mr.George H先生学习空手道。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特化特大学接受教育期间，获得了拳击、柔道的黑带称号。在大学里他和Mr.Rudolf先生有计划的训练空手道，并获得加拿大二世空手道黑带五段称号，在欧洲空手道大赛中获得冠军。

后来进入三门菲沙大学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哥伦比亚大学修读研究生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还接受过健康经济学、能源与环境经济学、事态预测和计划等博士后级别的专业化系统培训。期间他又和Mr.ParkJongSo训练跆拳道，并获得跆拳道黑带五段称号，在韩国全国跆拳道比赛中获得冠军。

1982年，育娃博士结识了从中国大川省（今重庆市）远赴加拿大、美国推广中华武术的高级武术教练梁守渝教授，二人一见如故，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他们相互交流，经常切磋，共同进步。在梁守渝先生的影响下，育娃博士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武术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了系统的学习和研究。1985年，他与梁守渝教授、杨俊敏博士等人共同创立了“国际武术散手道”（IWSD）体系，并于1987年联合其他众多武道流派的武术家们共同成立了以培养全面发展的武术家，保存武术的真正价值并发扬光大为宗旨的国际组织“国际武术散手道联盟”，并出任联盟副主席。

在这期间，育娃博士还曾专门到泰国、孟加拉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深入研究、学习过泰拳和拳击，进一步完善了国际武术散手道的技术体系。据说，为了学“静坐”，育娃博士还专程跑到喜马拉雅山去买了一所房子，每年都要去向一位印度行者学习修炼“静坐”功夫。

育娃博士还是一位东西方的武术使者，他是第一个被聘请到中国教授空手道和散手道的国际级武学专家。

育娃博士应邀从加拿大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他受到了省领导的热情接见，在教学中毫无保留地将他的空手道和散手道技术，同时面向黑龙江全省选拔优秀运动员。

育娃博士带领一帮空手道高手，在中国传播空手道和散手道的同时，也认真学习了中国式摔跤。他们还到福建省去寻根，通过“福建省体育运动委员会”，找到一些民间的老拳师，他发现很多民间流行的拳术和空手道套路差不多，甚至有的名称还都一样，证明了日本空手道和中国武术的渊源。

1994年，育娃博士撰写了《武术散手道是最极限的武术》的文章，作为国际武术散手道联盟刚成立时的指导纲要。

自从1999年担任万事达卡（Master Card）国际组织亚太区首席经济顾问以来，育娃博士便主要负责跟踪和预测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和商业发展的趋势，并不断研究和分析该地区各主要市场支付领域的成长发展动态。

这位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同时也非常关注中国武术的发展大业。1994年，为了加强国际交流，促进中国武术文化发展，由国际武术散手道联盟筹备了近2年的时间组成了北美洲综合武术访华团，选拔的团员都是在北美洲各种武道全国性比赛中获得前二名者，是当时武功质量最高的北美洲武术团。他们代表的武道如：空手道、跆拳道、柔道、柔术道、泰拳、合气道、中国传统功夫、中国现代武术、太极拳等。

在1994年4月底到6月初，大多由美加武术比赛冠军组成的北美洲综合武术访华团对中国的重庆、上海、深圳等十多个城市进行了友好访问，进行了十三场表演及一些文化交流活动，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世界各种武道的综合武术代表团访问中国，让中国人民第一次欣赏到了空手道、自由搏击、柔道、柔术道、合气道、泰拳等不同武道的表演，让他们看到了除中国武术外的其它武道。代表团受到了中国各地政府和人们的热烈欢迎和接待。

表演项目有很多都是中国人民第一次见到的外国武道，如空手道基本功训练，空手道各种拳套，自由搏击，柔道对抗表演，柔术道控制术表演，合气道运用，泰拳搏击，实用擒拿术集体表演，擒拿示范等，也有很多中国流行的武术套路和在中国已经很少在表演场上亮相的传统武术等等。表演节目有国际武术比赛常见的长拳、南拳、刀、剑、枪、棍等套路；传统武术有如形意拳、集体形意拳、安身炮对练、八卦掌、八卦掌对练、六合八法拳、地趟拳、蛇拳、峨眉蛇拳对练、各种太极拳合演、太极剑、太极大枪、太极推手、南方白鹤派等拳术，原30年代中国中央国术馆推行的功力拳、练步拳、鞭、锏、砍刀等各种兵器，内家拳术的实用训练，各种摔倒方法示范等。

在此后的日子里，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增多，育娃博士往来中国的机会也多了起来，他总是在繁忙的经济活动之余，对中国武术的发展也倾注了不少心力，经常与武术界人士进行技术交流和学术探讨，尤其呵护着中国武术散手道事业的发展与建设。在他的大力帮助下，中国的散手道运动蓬勃开展，呈现勃勃生机。已进入了教育、经济、政治等各行业中，被众多的武林界人士所研练，也遍及在学校、厂矿、机关、城镇、农村等地方，正在显露出其强大的生机和活力，方兴未艾，同时也为中华武术走向世界开启了崭新的思路和良好的平台。还先后举办了多次“中俄武术散手道对抗赛”、“欧亚武术散手道教练员训练班”、“国际武术散手道峰会”、“山城论剑”、“散手道名家汇演”、“乐山大佛论剑”、“北美洲中国重庆武术研讨会”、“国际武术交流大会”、“世界著名武术家大汇演暨颁奖仪式”、“国际武术论文报告会”、“国际养生之旅”、“首届世界著名武术家春节联欢晚会”、“中俄友好年武术名家表演”、每年一届的“学术年会”等。

篇6

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东奔西跑，格外忙碌，他们的身影活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

特殊的历史条件使中国需要有更多的能够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方面的专家，即所谓实践型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是专门研究资源高效配置、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秘密的学问。一般来说，它较之其他社会科学更具有实用性，历来被人看做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甚至有人把经济学称之为致用之学。所谓致用，指的是经济学研究要紧密联系实际，为现实经济的发展服务。这一特点决定了需要有一大批经济学家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专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及焦点问题。相对于美英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大都面临着更多的经济发展难题，因而经济学研究的应用色彩也表现得尤为浓烈。当前中国正在进行前无古人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经济学家面临着诸如宏观调控、国企改革、环境保护、金融安全以及“三农”等诸多世界级的难题。就当下的中国经济学家而言，首要任务就是要能对转型时期的诸多经济难题作出科学的解释，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以使中国经济能更加平稳快速地向前发展。

在我国，多数经济学者都有着强烈的社会参与感和责任感，都很关心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并以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许多经济学者以满腔热情积极参与探讨经济转型时期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思想活跃，新观点迭出，理论热点一个接一个，从而引发了经济研究空前繁荣的局面。他们的研究工作，已为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良多的重要贡献，立下汗马功劳，应当被肯定和受到赞赏。我们不能因为个别或某些经济学家的行为不端，名声不好，而从整体上否定中国经济学家，不能对经济学家们在中国社会经济20多年间发生的巨变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视而不见。

在体制转轨和社会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促使经济学的研究更多地注重改革和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大量对策性研究不但突出了经济学家的地位，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正因为中国经济学家面临着许多世界级的难题，他们的研究工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品位。这就如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任何一个国家中，总要有一批经济学家以主要精力关注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和焦点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出谋划策，从而为指导和促进经济发展作出扎实的贡献。同时，经济学家中也还需要有一些人坚持从事与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有关的所谓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基础，是源头活水。如果没有理论的深入发展和创新，解决具体经济问题的对策研究就会失去科学的依据。我们时代既需要大批实践型的经济理论专家，也需要有一定数量的专门从事纯学术研究的所谓书斋型的经济学者。这两类经济学家各司其职，各有各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对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视程度似乎显得不够，重应用轻理论的倾向比较明显。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的情况，这也许与纯经济学理论研究本身的特点及当今中国经济学家所处的学术环境不无关系。对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的研究本来就是一个寂寞的行当。翻开一些经济学著作，映入眼帘的是大量专业性的名词术语、种种干巴的符号、数字、图表和艰涩的文字分析。早在100多年前，苏格兰人托马斯·卡拉利曾把经济学称之为“沉闷的科学”，这句话如今已是广为人知的名言。在许多人看来，经济学是沉闷的即是枯燥乏味，不易使人发生兴趣的。不仅如此，有些经济学理论还十分高深，不易弄懂。因此，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充满着艰辛和坎坷，需要没有“功利性”的杂念，能潜下心来，长久地孜孜以求，不断探索，方才可能有所成就。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就如同登山，惟有不畏劳苦，能不断努力攀登者，才有可能达到光辉的顶点。显然，在世风浮躁迷漫的环境里，是很少有人愿意专心这一不能立竿见影换取名利的工作的。

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浮躁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态，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也不例外。在社会的功利和浮躁之风甚炽的现实境况影响下，难免会有一些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耐不住寂寞，不甘心坐冷板凳，纷纷从书斋里跑了出来改而赶时髦、追热点。上述情况，造成我国的经济学者对纯经济学理论问题较少有人问津，研究力量相对较弱。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不断有人呼吁要重视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的研究。

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研究很重要。诺贝尔经济学奖只颁给对经济学理论或研究方法作出原创性贡献并取得重大突破的经济学家，就说明这个问题。在国外，从事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大多在高校担任教职，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是针对这部分所谓学院派的经济学家。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反映着一个民族思维的成熟程度和民族文化素质的高低。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民族素质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也就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中国作为当今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不应当仅仅满足于能够为世界创造出巨大的GNP份额，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应当能够为人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繁荣和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我国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在改革开放所勃发的无限生机的推动下，以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为依托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虽然已呈现出长足发展的态势，但从总体上看仍处于起步的初创阶段，水平还不够高。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研究整体水平虽然大有提高，在我国经济学家中虽然也不乏有成就者，但却无声望卓著、能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堪称大师级的学者，没有具有带动性甚至能够引领国际经济流发展走向的顶尖人物。

（2）至今很少有中青年经济学者活跃于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论坛，能跻身于国际前沿并能在国外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者更是寥寥无几。至今仍无人在经济学领域中的某个方面作出开拓性、奠基性的巨大贡献，更没有创造出一个以中国人命名的定理、假说或模型。

（3）我国至今还没有形成自成体系且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学术流派，而能否出现或形成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则是经济学理论研究成熟与否的标志。

（4）经济学的学术论坛进入门槛低，国内有些从未受过专门的经济学知识训练者也可以摇身一变而轻易地成为“经济学专家”，在举办的一些所谓层次较高的经济学论坛上高谈阔论，大讲经济热点问题。

从以上列举的几点看，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水平确实还有待提高。当代的中国经济学家还面临着经济学科建设和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繁重任务。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说，虽然当务之急是要努力解决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但从长计议，也应当有一部分人在通往现代经济学殿堂的道路上探索。时代把中国的经济学家推到了创新的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前沿。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怎样才能不负时代的重托，提升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水平，促进经济学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呢？笔者认为，在现阶段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中国经济学者，应当特别重视树立优良学风和崇尚实践这两种科学的治学态度。

首先，要大力倡导优良学风，反对学风浮躁。

近年来，经济学界的浮躁之风甚嚣尘上，学术贬值，声誉跌落，甚至遭到大众的奚落、嘲笑和批判。就学风而言，社会公众对经济学界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1）有些经济学家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整天混迹于大众媒体，时而出现在报纸上，时而出现于荧屏间，或接受采访，或发表演讲，大谈自己的所谓“高论”、“创见”，炒作自己；（2）有些经济学家通过媒体的炒作和包装，把自己弄得神乎其神，成了无所不知的人，经常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发表一些令人十分费解甚至存在常识性错误的言论，出洋相，自然成了舆论批判的靶子。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之所以会出现诸多学风不正的现象，既是因为受当前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的环境、氛围的影响，也与经济学家个人科学精神的失落，学术品格的缺失不无关系。要净化学术环境，真正形成良好的学风，最要紧的是提高经济学家的学术品格。学者的一生的标志是他的作品，而学者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学风严谨和潜心学问以及为科学献身的精神，而这些学术品质来自于学者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作为合格的经济学家，不仅要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修养，而且还应当具有为国效劳和为民谋利的理想信念，胸怀民族的兴衰，情系民众的苦乐。学术品格和学术根底，是学者的立身之本和成事之基。只有真正具备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才能树立正确的学术荣辱观，以报效祖国和人民而开展学术研究为荣，以急功近利和弄虚作假为耻，不为利所惑，不为欲所动，不求闻达，耐得住寂寞，忍得住艰辛，在经济学理论的学术园地里辛勤耕耘，默默贡献。

篇7

“入世”1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了它原有的发展势头，没有像大多数人当初担心的那样，“入世”很可能是未来中国经济迎来灾难的开始。但今天人们对中国“入世”的各种评论与5年前大有不同，更显积极和正面。WTO总干事说，中国“入世”后的成绩可以打A+。中国商务部的官员说中国“入世”十年来我们的贸易总额翻了6番，修改了3000多个法律法规，我们的人均GDP从800增加到了4000美元。不仅如此，十年来中国在汽车、电讯、银行、农产品市场以及出口等领域进行的开放以及解除政府管制的成就正在得到恰当的评价。这是认识上的进步。

不过，评价中国经济“入世”后取得的成就，应不着重于出口扩张，而应该关注进口增长和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入世”后中国的出口保持了它原有的扩张模式，甚至在2005年以来人民币升值累计达35％之后，中国的出口势头也没有受到阻挡。“入世”的影响程度似乎有限。“人世”真正改变中国经济的是在进口和开放国内市场方面。即使对于我们个人，这十年来从“入世”中获得的最大好处并不在于出口扩张创造了就业这一方面，而更多在于进口和开放国内市场带给我们国人的福利改善。

不准懂得，“入世”意味着我们要有更多的降低关税、便利外商投资和开放国内市场的承诺。作为消费者，我们这些年来(特别是过去5年)正在享受着“入世”带给我们的福利水平的巨大改善。经济学家把这样的福利改善归结于进口关税的下降、更多的进口品和更多与更好的服务供应商。不是吗?在过去5－6年里，小汽车在中国城市的家庭获得了迅速普及。中国的消费者今天可以在超市购买到便宜的进口水果和食品，不出国门可以享受国际奢侈品带来的满足，可以第一时间买到世界最先进的电子产品和视听服务，可以看到更多的好莱坞大片，可以在国内与全世界的著名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之间进行选择。在WTO的框架里，我们还将会成为全球著名的电讯运营商的客户。我们的福利因为这些而改善。

篇8

保德信金融集团月初的报告称，2013年全球经济走势将呈现分化态势，欧元区、英国和日本经济将较为低迷，而新兴经济体和美国经济将呈现温和复苏态势。

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Mark Zandi）认为，有三个因素将提振2013年美国的经济：住房市场的复苏、去杠杆化的终结，以及健康的公司部门的投资。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的A.迈克尔·斯宾士（A.Michael Spence）亦表示，2013年全球经济将会好转，但同时也警告说高企的失业率和收入的不平等将会阻碍经济的强劲复苏。

2013年，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究竟怎样？

美国经济有望提振——马克·赞迪（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如果仅从华盛顿应对国内财政挑战的边缘政策来看，2013年美国经济的前景难以让人乐观。但是无论如何，联邦政府的紧缩政策都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国会和总统能够在“财政悬崖”问题上采取正确的策略，美国经济将会出现健康增长态势。住房市场将会开动增长引擎，企业的投资和雇员人数将会增加，而公众的消费信心也将会提升。

住房市场已经开始复苏。在住房销量、开工量和房价连续六年处于低迷状态的情况下’这种复苏或许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但在2012年，住房市场已经有所好转，而且在2013年将会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实，这种乐观主义的背后逻辑很简单：拥有一套住房的梦想已经不再遥不可及。与住房市场刚开始崩溃时比，现在的房价已经下降超过三分之一，而且抵押贷款的利率也创下新低。此外，随着租金的不断上涨，更多的人也开始由租赁转向购买。

重要的是，在经济衰退期间，美国公司的成本结构出现下降，而利润率则呈上升趋势。强劲的利润和较低的利率不仅可以大幅降低公司的债务，而且还可以产生大量现金流。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很快就会意识到，要想保持盈利和公司的股价，它们必须要寻找新的增长机会。

家庭财政状况虽非如此乐观，但也已经有了很大改善。高收入家庭已经开始摆脱债务负担。而且总体来看，税后收入相对未偿还债务的比率已经接近新低。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家庭将不会再出现借款浪潮，当然贷款机构也不太可能会给予它们机会。不过，大多数消费者将不会再为了债务而刻意控制开支。

岌岌可危的欧元区——罗伯特·卡恩（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高级研究员）

对欧洲来说，在2013年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继续确保对经济改革的支持，如何保持市场信心，以及如何推进银行与财政联盟的进程。

这首先需要的是经济的增长，而在这方面，人们有理由表示悲观。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欧洲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0.2％，而很多民间机构的预测则更为悲观。疲软的全球环境意味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将会较2012年下降。国内需求停滞不前，而且这还将会受到财政整顿计划和业已削弱的金融体系的压制。美国的财政悬崖和亚洲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将会加大欧洲经济的下行风险。

在这种背景下，市场和政治家仍按着不同的时间表办事，欧洲的未来变得更加难以捉摸。欧洲中央银行在2012年引入了一种新的债券购买机制；这种机制再加上它的流动性政策，为危机的解决提供了喘息机会。对于欧元区国家来说，未来一年经济调整的压力依然存在，而加强货币联盟的谈判也会缓慢推进。

经济增长的回归将会让人们相信改革是可持续的，但若没有，我们看到的还将是一个岌岌可危的欧洲。

看好新兴经济体前景——A·迈克尔·斯宾士（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访问研究员）

2013年美国的经济前景相对比较明朗，其经济结构已经开始朝着更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转变，尽管这种速度很慢。去杠杆化的进程将会进一步推进，而这反过来又将会刺激国内需求。

在削减债务和长期非债务资产问题上，意见分歧的国会已经着手努力，并有可能在信贷稳定路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而信贷稳定则可恢复商业信心、减少不确定性和促进投资。不过，突破性技术、全球市场力量、教育水平差异和技能缺失意味着长期失业仍将是一个重大问题。宽松的货币政策一一旨在为政治家赢得政策调整的时间——可能会使经济重新回到有缺陷的杠杆增长模式上，进而延迟原本早就该进行的结构调整。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信贷改革，以及改革期间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区所做出的有关稳定银行系统和债务市场的有条件的坚定承诺，使得欧洲的系统性下行风险大大降低。未来选举中的政治不确定性可能会引发经济衰退，但最有可能产生的结果是负增长和高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而不是欧元区的全面混乱。

总体而言，新兴经济体的前景更为明朗。在2012年，欧元区的危机虽然延滞了增长，但经济发展并未完全脱轨。中国正进入复杂的中产阶级过渡期，同时也经历了与领导层交替和改革势头连续10年下降有关的系统性风险。但随着权力的成功交接，以及新领导层致力于打击腐败、改变政府在增长模式中的作用并着力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强力承诺，这一系统性风险已经下降。

尽管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尽管高企的失业率和收入不平等仍会阻碍经济的强劲复苏，但在未来一年中，全球经济还是会朝着更均衡的增长态势过渡。

中美货币战硝烟散去——黄育川（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高级副研究员）

对中国来说，2013年将是一个转折点；8％将不再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经济增长率。此外，在这一年里，引发中美之间紧张关系的根源也将会由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转向对外投资的壁垒问题。

在过去的一年里，市场一直关注着中国经济减速问题，因为总有着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中国两位数的增长速度或可帮助解决经合组织（OECD）经济体所面临的问题。如果中国走的是一条可持续的发展路径，那么增速放缓对它来说是一件好事。作为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增长质量比增长速度更为重要。

随着美国和欧洲进口需求的下降，中国的贸易顺差还将进一步减少。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将会上升，虽然这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新现实。

关于“货币”的硝烟将会消退，但在对外投资和技术转让政策方面，两国之问的争端将会进一步加大。最近沸沸扬扬的安全风险争执问题就是明证：一方面，中国企业致力于进入美国市场并谋求更大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代价，美国企业不得不与中国分享其宝贵技术。

篇9

与密尔顿・弗里德曼的文字相比，戴维的文字更幽默，所论事例也更多出自现代生活世界。

我很遗憾地发现，2003年9月，当《隐藏着的秩序》中译本问世时，中信出版社把这本书的标题译作了“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完全隐去了主标题，并且副标题也被冠以“弗里德曼”的名字，颇有混淆大众视听之嫌。它的三位中译者，文笔似乎可以接受，但难达上乘。例如，中译本第24页有一个小标题，“naive price theory”，指的是普通消费者凭感觉常常以为正确的“天真的价格理论”，却被翻译为“婴儿价格理论”。

无论如何，这是一本好书，所以，它需要批评。中文里说到“批评”，原意是读者以毛笔在作者的文字上“批”写自己的“评”见。所以，今天的读者，因为不能“批”，所谓“批评”，就只是评论一番而已。

戴维・弗里德曼，目前在加州的桑塔克拉拉大学任法律教授，1965年获得哈佛大学学士学位，主修化学与物理学，1971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专业是“物理学”。戴维是物理学家吗？这是一个可能引发争议的问题――戴维确实有物理学博士学位，但他是一名出色的经济学家，当然啦，经济学被视为社会科学中的物理学，不过，经济学不应当把自己变为物理学。

可以肯定的是，从父亲那里，戴维继承了某些经济学直觉。他讨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着的许多“公共”现象，站在经济学立场上。熟悉经济学教科书的读者都明白，“公共”现象的经济学讨论，比“私人”现象的经济学讨论来得困难，或许困难得多。这是因为“公共”现象总要涉及私人行为的“外部效果”，从而使得马歇尔和老弗里德曼的“局部均衡”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不得不拓展到“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的视野里面去，可是，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都需要排除外部效果，以便确保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

戴维在《隐藏着的秩序》第一章，开篇就叙述了公共交通问题――数量足够大的私人交通工具，可以造成公共道路的拥挤，从而降低每一私人交通工具的效用。由此，他提出了公共政策的经济学视角。这一视角也被称为"理性选择"视角，因为它假设人的一切行为，甚至婴儿的哭喊，都有理性可循。更进一步，受到动物行为学当代研究的鼓舞，戴维声称，不仅人类，而且一般生物，他们的行为都可以具有理性。

所谓“隐藏着的秩序”，按照康德的注释，应当指我们以理性的目光审视万物，试图为他们的行为建立秩序。戴维在这本教科书里为人类行为建立的秩序，我概括地称为“政治经济学”――广义的，不是狭义的。

例如，他在这本书的第21章，也是最后一章，“爱情与婚姻经济学”里提出这样一个合乎经济学逻辑的问题：“为什么人们会与自己所爱的人结婚，而不是与自己兴趣相投，或是相互能取长补短的人结婚？”

戴维给出的解释是：（1）一方面，与别人的儿女相比，父母更愿意照料亲生的儿女。另一方面，演化生物学告诉我们，爱情是人类性生活完满的必要条件。所以，由相爱而结婚的，其儿女可以获得更高的生存概率；（2）爱情可以降低夫妻之间讨价还价的费用，因为爱着对方，所以愿意不斤斤计较自己的得失。所以，相爱而结婚的概率，比不相爱而结婚的概率高，当然有反例，只是反例的概率较低而已。

在“生活的经济学”这个题目下，戴维提出的看法，许多都合乎我们的生活常识，还有许多，违反了我们的生活常识，尽管这些看法合乎经济学的逻辑。

篇10

本刊的编辑约我写一个对于那群通常被称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的工作的叙述。由于我本人也是其中的成员，也许我做不到不偏不倚。但是，我仍将努力符合编辑的要求，描述一下我们奥地利学派正在做的和想要做的事情。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领域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部分需要彻底变革。古典经济学家的最重要和最著名的论点要么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要么只有在经过重大的修正和补充后才能成立。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缺陷，奥地利学派和历史学派观点一致。但是，关于缺陷的最终原因，两派观点有根本的分歧，并因而展开了关于方法的激烈争论。

历史学派相信古典经济学的错误的最终源泉是错误的研究方法，即几乎完全抽象—演绎的方法，而在他们看来，政治经济学应该仅仅——或者至少主要是——归纳的。为了完成经济学的必要的变革，我们必须改变研究方法；我们必须放弃抽象而是专注于收集经验材料——专心致志于历史和统计。

奥地利则相反，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家的错误仅仅是经济学的年轻时代的普通缺陷。政治经济学是最年轻的学科之一，而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它还要年轻，虽然它被过早地赋予了“古典”的名称，它其实只是个新生的胚胎科学。其它任何科学都没有一下子被全部发现，即使最伟大的天才也做不到；因此政治经济学也没有全部被发现——甚至古典学派也没有做到——也就不奇怪了。他们的最大缺陷在于他们是先驱者；我们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是后继者。我们比先驱者们多掌握一个世纪的研究成果，我们不必采用不同的方法，为只需干得更好。历史学派主张理论应有尽可能多的经验材料的支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们赋予收集工作异常的重要性并且希望完全摆脱抽象概括或者至少将其置于后台却是错误的。没有概括就没有科学。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大量著作是关于这个方法之争的（1），其中Menger的《社会科学方法论》（UntersuchungenuberdieMethodederSozialwissenschaften）对于所涉及的问题的处理最为深刻和全面。这里应当指出，Menger提倡的“精确”——我更愿意称之为“隔离”——方法，与“经验—实在”方法一样，绝不是纯粹思辩的或者非经验的，而是相反，全部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但是，虽然方法之争是引起世人对奥地利学派关注的主要原因，可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对于他们而言，重要的是改革实证理论。他们就像在前线一手持犁一手持剑的农民一样，仅仅是由于他们的和平又有成效的劳动受到历史学派的抨击的干扰，他们才几乎是被迫地花费部分时间和精力捍卫其立场并且解决强加于他们的方法问题。

那么，奥地利学派在实证理论领域中提出了什么新主张呢？

他们的研究的与众不同之处从价值论开始，其核心是著名的最终效用论。这个理论可以被浓缩为三个极其简单的命题。物品的价值是只有由拥有这些物品才能满足的需求的重要程度衡量的。哪个满足是取决于某个物品的可以非常简单而且准确地通过考察不拥有该物品时哪个愿望将得不到满足而确定。此外，显然，被物品决定的满足不是物品实际用于的满足，而是个人的全部财产能够购买的所有满足中最不重要的那个。为什么？因为，根据实际生活中非常简单而且确凿无疑的审慎考虑，我们总是把财产的损失对我们的境况造成的损失转移到最不敏感的地方。如果我们损失的是用于满足较重要的需求的财产，我们不会牺牲满足这个需求，而只是牺牲其它满足较小需求的财产来弥补损失了的财产。因此，损失就落到较小的效用上，或者说——由于我们自然会牺牲所有的满足中最不重要的那个——落到“最终效用”上。假设一个农民有三袋谷物：第一袋，A，是用于维持生计的；第二袋，B，是种子；第三袋，C，是增肥家禽的。假设第一袋A被烧毁了。该农民会因此挨饿吗？当然不会。那么他会不会不种地了呢？当然不会。他只需把他的损失转移到最无关紧要的地方。他会用C袋的谷物烤面包，不再增肥家禽。因此，真正取决于A袋烧毁与否的是可以替代它的最无关紧要的单位，或者如我们所说的最终效用。

众所周知，奥地利的理论的这条基本原理一些其它经济学家也持有。德国经济学家Gossen在他的1854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宣布了它，但当时它没有受到任何注意（2）。以后，同一条原理几乎同时在三个国家被三位互不相知而且不知道Gossen的经济学家——英国的Jevons（3），奥地利学派的奠基人Menger（4），和瑞士人Walras（5）——发现。一位美国的研究者J.B.Clark教授也非常接近了这个想法（6）。但是我认为奥地利学派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们运用这一基本思想于构造经济学理论。最终效用的想法是专家用于理解经济生活中的最复杂的现象并且解决经济学中最艰难问题的开门咒语。在我看来，奥地利学派的独到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方面。

万物都归于此：我们只需在现代国家的高度发达和多样的经济中的复杂现象中辨别出最终效用定律如何起作用就行了。这么做开始会很费力，但却是值得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将依次遇到所有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将以最自然的形式出现，因而最容易解决。我将举几个最重要的情形为例——至少在不深入细节的前提下尽我所能——说明这一点。

最终效用定律的基础，如我们所见，是出于认真细致的考虑作出的物品的特定替代。那些最易于舍弃的物品随时会被用于填补更重要的地方的空缺。在有三袋谷物的农民的情形中，替代行为的因和果是很易于理解的。但是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情况则复杂得多，因为物品的替换在方方面面都超出了同种替换。

第一个复杂之处是交换造成的。如果我仅有的过冬外衣被盗，我当然不会受冻，听任我的健康受损，而是会用原本要花在其它地方的20元再买过冬外衣。当然，然后我会少买相当于20元的其它物品，而且我当然会少买我认为我最用不着的；也就是说其效用——与上个例子一样——最小的；总而言之，我会舍弃最终效用。因此，取决于我是否丢失过冬外衣的其实是最可放弃的满足，在给定的财产和收入条件下，我可能再有20美元时购买的满足；通过交换替代，损失以及取决于它的最终效用被转移到性质可能十分不同的其它满足上。（7）

如果我们仔细地深入考察这个复杂之处，我们就会遇到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给定的物品的市场价格以及各人根据各自的不同需要和偏好对这些物品作出的主观估价，与其财产和收入之间的关系。这里我只能简单地指出，对这个问题的完全的解决需要细致的研究，这个研究是奥地利学派最先开展的，而且下面我将给出他们得出的结论。根据他们的研究，物品的价格或者“客观价值”是买主和卖主根据最后效用定律作出的对于物品的不同的主观评价的结果，而且，价格与“最后买主”的评价十分接近。众所周知Jevons和Walras也得出了类似的价格定律。但是，他们的表述有严重的缺陷，而奥地利学派最先弥补了这些缺陷。奥地利学派最先找到了摆脱过去的理论——即价格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中的循环论证。无可置疑，一方面市场上的价格受到买主对物品的评估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同样无可置疑，在许多情况下买主的评估也受到市场状况的影响（例如，我的过冬外衣如果能在市场上用10元买到就比用20元才能买到时的最终效用要小）；那些认为供需定律需要更加精确的心理学说明的理论家（8）通常都陷入了循环推理。他们或多或少明确地用个人的评价说明价格，而且反过来，用价格说明个人评价。当然，这样的解决不可能是真正科学的。奥地利学派最先通过上述细致的研究从根本上揭示了实质。（9）

物品的替代性的第二个有意思和困难的复杂之处是由于生产：也就是说只要有充足的时间，需要替代的物品可以被生产出来。正如上述情况中物品是被货币的使用替换的一样，它们也可以直接被生产资料的转化替代。但是，当然用于其它目的的生产资料就少了，而且和以前一样，生产的必然的减少将被转移到那些最易于放弃的被认为最没有价值的那类物品上去。

举Walras的例子（10）：如果一个国家发现需要武器捍卫其荣誉或，它就会用原本用于其它不那么重要的物品的铁生产武器。那么，生产武器给该国人民造成的后果就是他们损失了一些最不重要的器具；换句话说，损失落到生产武器所消耗的物质的最小效用或者最终效用上。

这一论点同样导致以某种形式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最重要的理论原理之一。这条原理就是，那些可以随意地不费力地复制的东西的价值趋向于生产成本。这条原理其实是最终效用定律在给定的实际条件下的特殊情形。“生产成本”不过是物品或者其替代品被生产出来所需的材料的总和。如上所述，物品的价值是由它们的替代品的最终效用决定的，因此，只要替代品可以被随意生产出来，产品的价值就必然与生产材料的最终效用和价值一致，或者如通常所说，与生产成本一致。

关于这种一致性的最终原因，奥地利学派有一个与过去的理论颇不相同的理论。过去的理论把成本当成原因——而且是终及原因——而把产品的价值当成结果来说明成本与价值间的关系；它假定，说明物品的价值这个科学问题只有用作为“价值的最终决定”的成本说明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相反，奥地利学派相信这只是全部说明的一半，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一半。成本等同于物品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当生产资料（燃料，机器，租金，劳动力）上涨时并且由于此，成本也上涨；当生产资料的价值下降时并且由于此，成本也下降。因此，显然必须首先说明生产资料的价值。有意思的是，当我们细致地贯彻说明时，它总是使我们看到，完成的产品的价值才是起因。这是因为，毫无疑问我们只有当生产资料能够带来有价值的产品时而且正是由于此我们才赋予生产资料较高的估价。因此，因果关系与过去的理论所说的正好相反。过去的理论把产品的价值作为结果加以说明，而把成本——也就是生产资料的价值——作为原因，并且认为不必进一步说明。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发现：第一，生产资料的价值首先需要说明；第二，做出了这一说明而且理清了复杂的关系之网后，人们最终发现生产资料的价值才是结果，而产品的价值才是原因。

我清楚地知道这个论点许多读者初看上去会觉得很奇怪。我在这里无法阐述它甚至无法澄清常见的一些误解。我只提一点。在某些生产资料的真正因果关系出于某种理由显而易见时，过去的理论也承认这条原理；例如，就表现为地租的土地使用的价值而言，AdamSmith指出土地产品的价格并不取决于地租的价格而是相反。同样，没有人会认为铜价昂贵是由于铜矿公司股票价格高昂；而是铜矿及其股票的价值在铜昂贵时也高昂。正如不可能一条河里的水会向山上流而另一条河的水向下流一样，不同种类的生产资料中的因果关系也不会相反。定律对于一切生产资料都是相同的。区别仅仅在于，在某些生产资料的情形中真正的因果关系很容易看出来，而在另一些情形中，由于情况复杂，很难看出来。在那些欺骗性的假象导致相反的说明的情形中也确立定律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贡献之一。

也许这正是最重要的。每个政治经济学家都知道生产成本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起多大的作用——在生产理论中不亚于在价值和价格理论中，在价值和价格理论中又不亚于在分配、租金、资本收益、国际贸易等等的理论中。可以放心地说，我们在说明经济生活中的任何一个重要现象时都被迫直接或间接地诉诸生产成本。而这里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用于说明其它现象的生产成本又在现象体系及其说明中处于什么地位呢？它是不是个所有其余的价值现象都围绕着它转动的固定的绝对的中心点？还是成本也就是生产资料的价值——虽然有种种矛盾的表象——是可变的、是被产品的价值决定的？

这个问题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意义就像托勒密体系与哥白尼体系之争对于天文学的意义一样。每个小孩子都知道太阳和地球在相互转动，但今天人们不必成为天文学家就知道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在产品的价值和生产资料的价值之间存在着同样显而易见不容置疑的关系。但是，任何想理解这一关系以及依赖于该关系的无数现象的人都必须知道是产品的价值决定生产资料的价值还是相反。任何想成为经济学家的人都必须首先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几乎被普遍采纳的折衷行不通。在科学体系中我们不能一会儿说地球绕太阳转一会儿说太阳绕地球转。因此，任何人要是希望主张生产成本是“价值的最终决定因素”可以继续这么做；但是他会发现这么做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我们将公正地期望他试图说明源头，用他的原理完满一致地说明价值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值的现象。也许，如果他认真对待这一任务，他会发现困难重重。如果他自己发现不了这些困难，他也必须至少考虑其它人在同一深度上遇到的困难——他们正是由于这些困难最终转而试图根据相反的原理说明价值现象。无论如何，经济学理论的这一部分今后将得到比从前多得多的细心和深刻的研究，除非我们的科学想接受长期以来十分经常加诸它的污蔑，即它是关于经济事物的喧嚣而不是真正的重要的科学。(11)

成本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其实只是一个更加一般得多的问题——在生产同一个于我们有用的效用中的互有因果关系的物品的价值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的一个具体形式。能够生产一件外衣的材料能够提供的效用显然等同于成品外衣将提供的效用。由此显而易见，通过同一个效用对我们的处境产生影响的一个或者一些物品必然在价值上也处于规则的固定不变的关系。这一规则的关系最早由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用清晰和全面的形式表达；它以前只是在“生产成本”的名义下以非常不令人满意的方式得到过研究。然而，这个普遍的而且重要的命题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有意义的推论，却从来没有在关于成本问题的经济学理论中得到任何关注。很常见，几个物品同时结合在一起产生一个效用；例如，纸、笔和墨一起用于写字；针和线用于缝纫；农具、种子、土地和劳动力一起用于粮食生产。Menger把处于这些关系中的物品称为“互补物”（complementarygoods）。这就出现了一个既自然又困难的问题：这里的共同效用如何分配到各个互补要素上？什么定律决定每个要素的比例价值和价格？

这个问题的命运迄今一直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旧的理论根本没有把它当作一般性问题，但却被迫逐个决定潜在地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具体问题。财产的分配的问题特别需要这样的决定。鉴于好几个生产要素——土地，资本，雇佣劳力，以及雇主本人的劳动——合作生产产品，因此各个要素应占价值的多少部分的问题显然是上述一般问题的特殊情形。

那么，这些具体问题是怎么决定的呢？每个要素都由其自身决定，与别的要素无关，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是这样的：如果要说明租金，那么租金就等于支付了生产费用之后给土地剩余的部分，这里的生产成本包括所有其它费用——资本，劳动力和经理人员的利润。这里所有其它因素的作用都被认为是固定的或者已知的，而且土地被当作根据产品数量变化的剩余量撇在一旁。如果随后在另一章里需要确定企业家的利润，那么人们又假定，把所有其它要素支付了以后的剩余就是他的收入。这时候土地的租金又与劳动、资本等等一样被视为固定的了，而企业家的利润则被认为是随着生产量上升或下降的可变量了。资本在第三章以完全一样的方式被研究。Ricardo说，资本家得到的是支付了工资后的剩余。似乎是为了嘲讽所有这些经典教条，最后，MrF.A.Walker先生说劳动者得到的是支付了所有其它要素之后的剩余——面面俱到了。

很容易看出这些陈述是循环论证，也很容易看出它们为什么如此。论者根本就没有以一般的形式表述问题。他们有几个未知量需要确定，他们没有去抓住问题的关键探究普遍原理并且运用原理可以把共同的经济后果分解为组成部分，而是回避基本问题——普遍原理的问题。他们把研究活动割裂开，并且在片面的研究中每次研究某个量时把其它量当成暂时已知的。他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仅仅几页前或几页后他们又把已知的当未知把未知当已知。

古典学派之后是历史学派。如人们经常所见，他们采取可疑的傲慢态度，并且声称他们没能力解决的问题是不可解的。例如，他们认为一般而言不可能说一个雕像的价值有百分之多少来自雕塑者百分之多少来自大理石。

其实，只要正确地表述这个问题，即如果我们希望分离经济的而不是物理的组成部分，这个问题就可解了。它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合乎理性的企业中都被农业或工业企业家解决了；而理论只要正确地仔细地反映现实就能够发现理论答案。最终效用理论在这方面最为直截了当。这是老调重弹。只要正确地观察每个组成部分的最终效用，或者说每个组成部分的存在或不存在会添加或减少什么效用，只要如此研究下去就自然而然地解决据说不可解的问题。奥地利学派最早作出这方面的努力。Menger和本文作者以TheoriederkomplementarenGuter（互补物品理论）为题讨论了这个问题；Wieser以TheoriederZurechnung（贡献理论）为题讨论了同一个问题。尤其是后者，以令人钦佩的方式表明了应如何提出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Menger在我看来则是兴高采烈地指出解决的方法（12）。

我曾称互补物品定律为成本定律的逆定律。前者澄清了从同时的起因——几个因素产生同一个效用时的同时合作——中产生的价值，而成本定律则说明了从时间和因果关系顺序——从接续的几个因素的因果依赖性——中产生的价值。“通过前者，由协作的要素的相互的价值关系组成的复杂的网的网眼——这么说吧，网眼的长度和宽度——就被澄清了；而通过后者我们澄清了网眼的深度；但是两个过程都符合无所不包的最终效用定律，两个定律都不过是对于特定问题的特定应用。”(13)

做了这些准备之后，奥地利学派最终处理分配问题。这里他们不过是把一般的理论定律应用于一系列特殊的问题，而这些一般定律是通过漫长的但卓有成效的准备工作为人所知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都是生产的互补因素。它们的价格，或者说租金、工资和利率，都由那些决定生产资料的价值的定律和互补物品的定律的结合直接得出。奥地利学派关于这些问题的特定观点我这里就不叙述了。即使我想，我也做不到在这篇文章中对他们的结论给出任何恰当的陈述，更不必说展开了；我将仅限于给出对他们论述的问题以及——如果可能——他们的工作所赖的精神的简要叙述。因此，我将仅仅简要地指出，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全面的资本理论(14)，在其中他们构建了新的工资理论(15)，此外还重新解决了企业家利润(16)和租金(17)的问题。借助于最终效用理论，最后提到的那个问题得到了简单容易的解答，它证实了Ricardo的理论的实际结论并且在许多细节上都论证得更加细致了。

当然，决非最终效用定律的所有可能的应用都作出了。说它们刚刚开始更正确。这里我可以顺便提一下，一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试图将该定律运用于金融领域（18），另一些人则运用于法学的某些困难又深刻的问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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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与进一步的研究有关的是，人们克服了巨大的困难改进了科学必需的工具以澄清最重要的基本概念。如经常所见，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一个看上去极为平常简单的领域作出了极大的改进和更正，而关于这个领域，几个国家的文献——例如英国的文献——很少论及。我指的是经济品（economicgoods）的概念。Menger交给经济科学一个逻辑工具，这就是既简单又富有启发的物品替代（Guterordnungen）的概念（20），这个概念在所有未来的研究中都有用。本文作者特别致力于分析一个似乎最简单但却是最模糊和误用的概念：物品的用途（GebrauchderGuter）的概念（21）。

相反，应用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刚刚开始由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讨论（22）。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他们不知道经济生活的实际需求，更不意味着他们不想把他们的抽象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事实正好相反。但是只有先建好房子才能布置房间，而只要我们仍忙于建立理论的框架，我们就不必投身于同样消耗时间的大量的实际问题。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有我们的观点，我们讲授它们，但我们目前所写的文章几乎全部都是关于理论问题的，因为这些问题不仅是基本问题，而且历史学派对他们的长期无视还必须得到弥补。

那么，说这许多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一些人谈论关于商品、价值、成本、资本和其它问题对于经济科学本身有意味着什么呢？到底有没有意义呢？在回答这些问题时，由于我本人属于被讨论的这群人，我感到有些尴尬。因此，我必须限于陈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作为整体是什么样的人，正在试图做什么；而其它人可以判断他们是否成功。

他们苦苦追求的是经济学理论的一种复兴。旧的古典理论，虽然在当时很值得景仰，却只是一些相互间关系不明确的而且与人类科学的基本原理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的一些片段认识。我们的知识最多只能是修补，而且永远将是如此。但就古典理论而言这个特征尤为显著。先辈天才的洞察使他们发现了纷杂的经济现象中的一些规律，而且，虽然困难重重，他们也试图理解这些规律。而且他们也都或多或少地从表面深入到了原理中。但在某个深度之外，他们无一例外地迷失了方向。无疑，古典经济学家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所有的说明必须被追溯到哪一点——人们对其自身利益的关注，这种关注并没有受到利它动机的干扰，仍然是所有经济行动的最终的驱动力量。但是由于说明的中间项——人们在确定产品的价格、工资、租金等等时的实际行为应该与对效用的关注的基本动机正是通过这一中间项联系起来——的某个状况，这个中间项一直是错误的。这个状况是这样的。一个与世隔绝的人只和物品打交道；而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我们必须与物品还有我们——通过交换、合作等等方式——获得我们所使用的物品的人。当我们成功地表明我们的处境与物质产品之间存在的关系以及我们对待我们的处境的态度要求我们如何对待这些物质产品时，与世隔绝的人的经济就得到说明了。而为了说明现代经济，显然需要两个过程：第一，和与世隔绝的人经济的情形一样，我们必须理解我们的利益与外在物品的关系；第二，我们必须试图理解当我们的利益与其它人的利益纠缠在一起时我们据以追求我们的利益的定律。

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第二个过程不复杂——古典经济学家也不会。但是他们严重低估了第一个过程的困难。他们认为人与外部物品的关系没有什么需要说明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什么需要决定的。人们需要物品满足其欲望；人们想得到物品，并且根据他们的效用赋予其不同的使用价值。这就是古典经济学家关于人与物品的关系所知道的和教导的。尽管交换价值从AdamSmith到Macvane先生的时代一直被广泛地讨论和说明，但人们通常不考虑使用价值，而且经常还说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无关。

但事实是人与物品的关系决不是这么简单和单一。最终效用的现论在生产成本、互补物品等方面的应用表明我们的境况与物品的关系可能有无穷的方面，而所有这些方面都对于我们是否用该物品交换其它物品有影响。古典理论的最大的也是最致命的缺陷正在这里；它试图表明我们在与其它人的关系中如何追求我们的物质利益，但它却未能彻底地理解利益概念本身。自然这些说明的尝试都是不连贯的。说明的两个过程必须像机器的两个齿轮一样匹配。但是，由于古典经济学家对第一个齿轮的形状和嵌齿应该是怎样一无所知，他们当然无法正确地构造第二个齿轮。因此，在一定的深度以外，他们的说明就都成为一些陈辞滥调了，而且这些说明在其推广中是错误的。

这就是理论的复兴的必然的出发点，而且由于Jevons及其追随者以及奥地利学派的努力，复兴已经开始了。对于一切复杂的经济学说明必然最终导致的经济学的最一般和最基本的那部分，我们必须用真正的科学研究取代不够专业的只言片语。如果我们想正确地理解发达的经济秩序的全貌，我们必须细致地研究局部。这是一切科学都或迟或早达到的转折点。我们开始时毫无例外地总是考察最重要的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忽略细微的日常现象。但是，总有一天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宏观世界的复杂和不解之谜在最小的显然也是最简单的要素上以更加奇特的方式发生——这时我们明白我们必须在对微观世界的研究中发现理解宏观想象的钥匙。物理学家最早研究天体的运动；今天他们却最多地致力于分子和原子理论，而且我们现在在自然科学中最寄希望于化学的细节带来通向对于整个科学的最终理解的重要进展。在有机世界中，最高度发达的最庞大的有机体一度引起人们的最大兴趣。今天，人们感兴趣的是最简单的微生物。我们研究细胞和阿米巴虫的结构，到处寻找细菌。我确信在经济学理论中也是如此。最终效用理论的意义不在于它比众多的其它的早期的价值理论更加正确，而在于它标志着对经济现象科学中的那个关键的转折点的逼近。它表明了在表面上看来简单的人与外在物品的关系中存在极为复杂的关系；这些复杂的关系背后存在不变的定律，发现这些定律需要研究者付出心血；但在发现过程中，对人在与它人的经济关系中的行为的研究也就大部分完成了。屋里点亮的蜡烛照亮了屋外。

当然，对于许多自称为政治经济学家的人来说，发现在他们一直辛勤耕耘的领域之外要增加一个新的领域——一个广阔的而且需要大量劳动的领域——可能会使他们感到吃惊、不便和不快。一直以来用“供应和需求”或者“成本”的陈词滥调说明价格现象多么方便啊！现在，突然间，这些支柱倒塌了，我们被迫大大深化基础，而这需要大量艰苦的劳动。

不论是否不便，我们的唯一选择是做那些前辈们忽略了的工作。古典经济学家们的熟视无睹是情有可原的。在他们那个时代，一切都是新的和未被发现的，随便在哪里做科学研究都会带来丰硕的结果。但现在不同了。首先，我们是后来者而不是先驱者，我们没有先驱者的优势：要求更高了。如果我们不想继续落后于其它科学，我们也必须在我们的学科中引进我们现在还不具备的严格的规范。我们千万不可洋洋得意。当然，每门科学中随时都可能有错误和遗漏发生；但是我们的“体系”仍然充斥着陈腐的肤浅的错误，这类错误随处可见是一门科学处于原始阶段的确凿标志。我们的研究在触及实质之前就迷失在烟雾之中；我们的研究在遇到困难时立即变得空洞无物；最重要的问题甚至还没有被表述；我们毫不掩饰地循环论证；不仅在同一体系中，甚至在同一章节中，都有关于同一个问题的相互矛盾的理论；我们被混乱模糊的术语引向显而易见的错误和误解——这一切失误在我们的科学中频繁发生，几乎成了特征了。我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其它科学的遵守严格规范的代表人物怀着遗憾看待许多政治经济学的著名著作，并且否认政治经济学具有真正科学的性质。

这种状况必须而且应该改变。在过去40年间主宰了整个德国的历史学派在这方面没有做任何事。相反，由于它对“抽象”推理的盲目恐惧以及它的廉价的怀疑——它在经济学的几乎每一个重要方面都宣称问题是“不可解的”而且发现科学定律的努力是毫无希望的——，它一直极大地阻挠了这方面的微薄努力。我并没有忽视他们在在提供经验数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未来将公正地表明他们如何出于片面的热情在一方面做了许多而在另一方面损害了许多。

但是古典学派和历史学派忽略了的奥地利学派今天正在努力完成。他们在战斗中并不孤立。在英国，自从Jevons以来，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的同事和追随者正在进行他开创的与奥地利学派相似的研究；而全世界有很多的研究者由于受到Jevons和奥地利学派的激励，最近都接受了新思想。荷兰文的文献几乎完全是这类研究；它们在法国、丹麦和瑞典也开始为人接受。他们在意大利和美国的文献中逐日传播；甚至在历史学派的老巢德国，新思想一寸一寸地在与历史学派的抵抗斗争中夺取着阵地，现在已经占据了强大又有影响的地位。

难道这个有如此的吸引力的趋势只是个错误吗？难道它不是来源于经济学的需要并且满足了这个需要吗？这个需要长期被错误的方法压制，但最终人们依然感觉得到——这就是对真正的科学深度的需要。

NOTES:

1.Menger,UntersuchungenuberdieMethodederSozialwissenschaften,1883;DieIrrthumerdesHistorismusinderdeutschenNationaokonomie,1884;GrundzugeeinerClassificationder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inConrad''''sJahrbuhfurNationalokonomieundStatistik,N.F.,vol.xix,1889;Sax,DasWesenunddieAufgabederNationalokonomie,1884;Philippovich,UeberAufgabeundMethodederpolitischenOekonomie,1886;Bohm-Bawerk,GrundzugederTheoriedeswirschaftlichenGuterwerths,inConrad''''sJahrbuch,N.F.,vol.xiii,1886,pp.480,etseq.;reviewofBrentano''''sClassischeNationalokonomieintheGottingerGelehrtenAnzeigen,1-6,1889;reviewofSchmoller''''sLitteraturgeschichteinConrad''''sJahrbuch,N.F.,vol.xx,translatedinAnnalsoftheAmericanAcademy,vol.1,no.2,October1890.

2.EntwickelungderGosetzedesmenschlichenVerkehrs.

3.TheoryofPoliticalEconomy,1871,2nd,ed.,1879.

4.GrundsatzederVolkswirthschafslehre,1871.

5.Elementsd''''EconomiePolitiquePure,1874.

6."Philosophyofvalue"intheNewEnglander,July,1881.ProfessorClarkwasnotthenfamiliar,ashetellsme,withtheworksofJevonsandMenger.

7.Bohm-Bawerk,Grundzuge,pp.38and49;Wieser,DerNaturlicheWerth,1889,pp.46etseq.

8.AsforexampleinGermany,thehighestauthorityonthetheoryofprice,Hermann;cf.Bohm-Bawerk,Grundzuge,pp.516,527.

9.Austrianliteratureonthesubjectofprice;Menger,GrundsatzedeVolkswirtschaftslehre,p.142,etseq.,Bohm-Bawerk,GrunzugederTheoriedeswirschaftlichenGuterwerths,PartII,Conrad''''sJahrbuch,N.F.,vol.xiii,p.477etseq.,andonthepointtoucheduponinthetext,especially,p.516;Wieser,Der

naturlicheWerth,pp.37etseq.;Sax,GrundlegungdertheoretischenStaatswirtschaft,1887,pp.276etseq.,Zucherkandl,ZurTheoriedesPreises,1889.IwillnotlosethisopportunitytorefertotheexcellentaccountgivenbyDrJames

Bonar,someyearsago,oftheAustrialeconomistsandtheirviewsofvaluein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Oct.1888.

10.DerNaturlicheWerth,p.170

11.Austrianliteratureontherelationofcostandvalue;Menger,Grundsatze,pp.123etseq.;Weiser,UeberdenUrsprungunddieHauptgesetzedeswirtschaftlichenWerthes,1884,pp.139etseq.;DernaturlicheWerth,pp.164etseq.;Bohm-Bawerk,

Grundsuge,pp.61etseq.,534etseq.;PositiveTheoriedesKapitals,1889,pp.189etseq.,234etseq.

12.Menger,Grundstze,pp.138etseq.Bohm-Bawerk,Grundzuge,PartI,pp.56etseq.,PositiveTheorie,pp.178etseq.;Wieser,DernaturlicheWerth,pp.67etseq.

13.Bohm-Bawerk,PositiveTheorie,p.201.

14.Bohm-Bawerk,KapitalundKapitalzins:I.GeschichteundKritikderKapitalisinstheorien,1884.[TranslatedintoEnglish,withaprefacebyW.Smart,1890]II.PositiveTheoriedesKapitales,1889;differingfromtheolderteachingofMenger''''sGrundsatze,pp.143etseq.

15.Bohm-Bawerk,PositiveTheorie,passim,andpp.450-452.

16.Mataja,DerUnternehmergewinn,1884;Gross,DieLehrevomUnternehmergewinn,1884.

17.Menger,Grundsatze,pp.133etseq.;Wieser,DernaturlichteWerth,pp.112etseq.;Bohm-Bawerk,PositiveTheorie,pp.380etseq.

18.RobertMeyer,DiePrincipiendergerechtenBesteuerung,1884;Sax,Grundlegung,1887;Wieser,DernaturlicheWerth,pp.209etseq.

19.Mataja,DasRechtdesSchadenersatzes,1888;Seidler,"DieGeldstrafevomvolkswirtschaftlichenundsozialpolitischenGesichtspunkt"Conrad''''sJahrbuch,N.F.,vol.xx,1890.

20.Menger,Grundsatze,pp.8etse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