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范文
时间:2023-04-07 10: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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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3月12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较上一交易日下跌209个基点,跌幅之巨为汇改后罕见,据《财经》记者统计,在3月前13个交易日中,中间价隔日波幅均值约为89个基点,远高于2月份29个基点的均值。
一位接近央行系统内部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波幅扩大主要是为打消市场对人民币的单边预期。”
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从最近交易特征来看,人民币中间价的“跳涨跳跌”,已令汇率呈现出波幅扩大的趋势。
“只有中间价波动了,日间波动才有意义。”上述接近央行系统内部人士解释称,“不管日间有多大波幅,如果第二天中间价还定在‘附近’的话,银行很容易做错方向。”
在央行3月12日的记者会上,央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易纲回答记者关于汇率扩大波幅的提问时表示,“无论从国际收支平衡看,还是从市场的预期看,现在的条件是日臻成熟的。”
在苏格兰皇家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崔历看来,汇率波幅的扩大,宏观层面上能减少人民币单向升值预期、缓解热钱流入压力、增加货币政策独立运作空间,同时亦可提高市场参与者避险的意识、增加相应的金融产品成长空间。
隔日波幅扩大
“从3月5日起,人民币中间价波动幅度明显拉宽,对国际市场美元涨跌变得较为敏感,3月12日人民币中间价甚至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超过200点。”招商银行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刘东亮撰文指出,“这种现象是2005年汇改以来十分罕见的。”
相对于银行间市场人民币兑美元0.5%的日间波动区间限制,央行对于隔日汇率波幅并无约束,但此前隔日汇率日均波幅十分有限,今年3月以前,隔日波幅多在0.1%以内,如此狭窄的空间既影响了商业银行外汇交易,也无法反映供求关系。
“去年12月人民币多次盘中跌停,曾出现银行持有外汇头寸,却不愿意出售的现象,因为虽然当天跌停,但银行担心次日开出的中间价仍然升值。”上述接近央行系统内部人士表示,“如果银行头一天卖了,第二天用什么价格买回来啊,这种定价下,银行没法操作。”
在此前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下,银行所持外汇头寸大多逼近下限,若当天售出而次日无法补回的话,银行就不得不持有负头寸,而这将受到外汇主管部门相应处罚。
2011年10月,银行间市场中间价与香港即期汇率定盘价一度背离,由于后者市场化程度高,而前者易受央行掌控,因此,市场当时对银行间市场中间价质疑不断。
这种情况在最近发生了变化,尤其是进入3月份以来,随着隔日波幅的扩大,中间价与定盘价的价差逐渐缩小,变化方向基本一致。
在隔日波幅扩大的背景下,日间波动区间的扩容也被论及,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在全国“两会”上表示,今年人民币汇率兑美元的波幅可能从0.5%,扩大到0.7%或者0.75%。
2007年5月,央行出于进一步完善汇率浮动制度的考虑,曾将日间价波幅由之前的0.3%扩大到0.5%。
刘东亮在上述文章中表示,由于日内上下0.5%的波动区间并未用尽,暂无扩大日内波幅限制的必要,相反,以中间价的波动引导即期市场的波动,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
汇率趋向均衡
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有涨有跌”的走势在近期愈加明显,截至3月21日,在三月份前15个交易日内,中间价出现了7次涨跌幅的转向,隔日波幅亦有所扩大。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上述记者会上表示,人民币汇率越是接近均衡点,市场供求就会起到更大的作用。
周小川亦称,央行在市场中的参与和干预的程度会有序地减弱,以便更好体现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一位国有大行资深外汇交易员对《财经》记者证实,央行虽仍能够影响中间价的制定,但通过交易形式直接干预汇率价格已经很少。
在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丁志杰看来,汇率趋近均衡时扩大波幅,可以避免对外汇市场产生大的冲击,“相反,在汇率高估或低估时放开干预,均可能出现价格‘一边倒’的局势”。
事实上,波幅的扩大也有助于寻找均衡汇率,上海商业银行深圳分行副行长王幸平对《财经》记者表示,央行在试探一步步开放,以期通过波幅扩大而达到汇率均衡水平。
自2011年9月底以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已逐渐趋近均衡。这种变化直接体现在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上,2011年四季度,外汇占款连续三个月减少,当年10月、11月、12月的减幅分别为249亿美元、279亿美元和1003亿美元。
今年1月,外汇占款虽然出现了1409亿美元的增幅,但到了2月,增幅又萎缩至251亿美元,与此前动辄数千亿美元的月均增幅相去甚远。
近年来,随着大量外部流动性涌入,外汇占款成为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但为防通胀,央行不得不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冲,然而,在去年四季度,央行曾持续卖出美元,这种操作为近十年来的首次。
崔历认为,扩大汇率波幅,可以减少人民币单向升值预期,缓解热钱流入和央行对冲压力,并增加利率政策的独立运作空间。
单边升值预期的改变,还影响了企业结售汇意愿,收汇结汇率和付汇售汇率分别反映企业结汇和售汇意愿,从这两个指标近期波动看,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预期明显。
去年10月份,付汇售汇率在时隔16个月后首次高于收汇结汇率,短短3个月之后,收汇结汇率在今年1月份再次超过付汇售汇率,二者如此频繁“换位”殊为罕见,自外管局2010年1月公布银行代客结售汇数据之后,由于单边升值预期,收汇结汇率此前长期高于付汇售汇率。
国际收支谜局
外管局2月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11年四季度,我国资本金融项目呈现474亿美元逆差,经常项目与资本金融项目双顺差趋势终结。
在上述接近央行人士看来,一段时间内,这种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的国际收支形势仍会维持。
然而,2月份贸易逆差数据的公布却加深了市场的担忧,海关总署3月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2月,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314亿美元的逆差,1月-2月累计逆差为42亿美元。
数据甫一公布,汇率市场立即反应。3月12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跌幅达209个基点,与此同时,香港即期汇率定盘价也大跌160个基点。
“外汇市场上的各种交易商,对每个月所公布的货物贸易的平衡状况非常敏感,因此往往货物贸易的数字一公布,市场上立刻就有反应。”周小川在上述记者会上表示。在他看来,市场供求关系对汇率正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经常项目的平衡就是重要的观察数据。
“年初的逆差应是暂时的。”崔历对《财经》记者表示,“季节因素之外,包括铜、原油等原材料进口增长持续强劲,反映了企业对后市需求的信心。”
她预计,2012年全年贸易项下仍会呈现小幅顺差,进口强劲而外需疲软的情况会有一定缓解。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上述记者会上也表示,未来出口数据的变化还需要时间观察。
可资对比的是,2011年一季度,我国贸易也曾出现10.2亿美元的逆差,但全年仍录得逾1500亿美元顺差。
在1月7日-8日举行的全国外汇管理工作会上,易纲曾表示,2012年全年外汇资金总体保持净流入,但流入总量将大大低于过去几年的平均水平。
易纲当时亦将今年外汇收支形势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外汇收支可能基本平衡,个别月份出现小幅净流出。第二阶段外汇收支走势将取决于届时国际金融市场状况。
未来汇率走势
人民币汇率 “涨跌互现”的走势,也让市场破费心思。
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均表示,从经济基本面来看,中国经济仍将维持7.5%以上的高速增长,加之出口顺差会得以维持,未来人民币会呈现“小升”态势。
尽管升值被认为是大趋势,但年初以来的市场却表现出了人民币小幅贬值,3月21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6.3092,人民币较3月初贬值76个基点,较年初贬值91个基点,与此同时,香港一年期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远期也显示出人民币小幅贬值趋势。
在刘东亮看来,年初预估的3%升幅可能过于乐观,今后升值或进入到在剧烈震荡中缓慢爬行的阶段,并间或创出新高。
崔历表示,中国的国际收支基本面仍较好,如果国内通胀得到有效抑制, 人民币应不会相对一篮子货币持续贬值。若美元走弱,人民币中长期相对美元仍会走强,但是升值速度减缓,双边浮动增大。
近日,美元指数重回80以下,结束了之前数日的连续上攻态势,由于美元在一篮子货币中权重最高,因此,其走势对未来人民币升值与否关系密切。
篇2
不久前公布的二季度经济数据表明,在出口增幅迅速下滑的拖累下,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并将进入一个下降通道。同时,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的影响,进口增速居高不下,使中国的外贸顺差出现减少迹象。于是,有些人士认为,人民币汇率未来很快会面临贬值的压力。
然而,笔者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尽管人民币的升值速度有可能放缓,但其升值趋势不会改变。人民币汇率出现持续性贬值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如果人民币汇率完全浮动,其水平由市场供求决定,当外汇市场出现供大于求时,人民币汇率就会升值;反之就会贬值。为分析的方便,暂不考虑资本账户项下产生的外汇供求变化。当有外贸顺差时,市场上外汇供过于求,人民币会升值;当有外贸逆差时,市场上外汇供不应求,人民币会贬值。
所以,当外贸顺差减少时,市场上外汇供过于求的程度会相对缓解;但由于供绝对大于求的局面不会发生改变,人民币升值的基本态势自然也不会变化。当前,尽管中国的外贸顺差有减少迹象,但笔者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外贸顺差不会消失或转变为逆差,因而,人民币贬值没有市场基础。
笔者测算,即使出口在未来一直保持同比10%的较低增幅,同时进口以其两倍的幅度增长(即同比20%),中国直到2010年6月以后才可能出现持续的外贸逆差。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人民币汇率不会贬值。
乍一看,似乎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是存在的。
首先,当前人民币汇率并不完全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实际上,汇率在中国仍然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政策工具,其变动反映的是政策意图而不是供求关系。既然是政策意图,如果政策制定者想通过人民币贬值,达到特定的政策目标(如支持出口企业), 理论上他们是可以做到的。
其次,我们先前没有考虑资本账户项下产生的外汇供求变化对汇率的影响。如果由于大规模资本净流出而产生对外汇的需求,从而抵消外贸顺差产生的外汇供给,外汇市场也可能出现供不应求,导致人民币汇率贬值。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外贸顺差仍然相当大的形势下,中央银行会加大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力度,致使人民币汇率出现贬值吗?中国政府会放松资本账户管制,使中国改变过去连续九年的净流入,变成净资本流出,并使其大到足以抵消外贸顺差的规模吗?上述两种情形发生的概率非常低。
虽然人民币长期升值的趋势不会改变,但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速度却很可能会放缓。这是因为,当前,出口增速下降,出口企业面临困难。政策制定者希望能通过放慢人民币升值速度,来帮助缓解当前出口企业面临的压力。
这是一个政策折衷:一方面,政策制定者尊重人民币趋势性升值这一市场基础;另一方面,要尽量发挥人民币汇率作为政策工具的角色,以服务于在短期内稳定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
有些市场人士反对放缓人民币升值速度,认为既然人民币汇率被结构性低估了,那么,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升值,正是其向均衡水平矫正的过程。这一过程将加速淘汰竞争力弱的出口企业,帮助中国尽快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若放缓升值,只会延续汇率被低估所造成的市场扭曲,故不可取。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混淆了宏观经济政策短期内发挥相机抉择的调节作用,和结构调整政策中长期内发挥促进制度变革的作用。
诚然,在过去的12个月内,无论是从减少人民币被低估程度这一中长期结构目标出发,还是从抑制通货膨胀这一短期宏观经济目标出发,都需要人民币汇率升值。
然而,前瞻地看,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已是不争的事实,并将进入一个下降通道。同时,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也已触顶回落,其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在这样的宏观经济环境下,有必要让包括人民币汇率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发挥它们固有的“逆对风向”调节作用,防止经济增速的过快下降。
人民币汇率中长期升值的市场基础固然存在,但是如果此时继续加快其升值速度,短期内只会对经济放缓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如就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篇3
在新年刚过的几个交易日里,在岸人民币汇率贬值了近1000个基点,累计贬值超1%;离岸人民币汇率一度贬值了1500个基点左右,累计贬值超2%。
近期人民币汇率的贬值还与股票的大跌相伴随,甚至全球市场亦有波动。1月4日,上证综指跌6.85%,跌至3300点以下,创业板指数更是暴跌了8.21%,一天之内两次触发了熔断。当天欧美股市也纷纷下跌,比如德国股市跌了4.28%,标普500跌1.53%。1月7日,股市再度两次熔断,上证指数跌7.32%至3115.9点,创业板跌8.66%。我们并不认为汇率贬值是触发A股市场熔断的唯一因素,但完全可以作为重要诱因之一。
多重因素致使人民币贬值加速
近期人民币贬值加速可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对经济前景的担忧,短期资金流出加剧,以及央行的模糊态度。
首先,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前景较为担忧,而政策的放松可能不及预期。虽然2015年11月经济数据略有企稳,但事态依然非常弱。最新公布的2015年12月官方制造业PMI为49.7,低于市场预期的49.8;财新PMI为48.2,比11月下降了0.4。
由于2015年上半年金融业超级繁荣,股灾后交易量的萎缩使得2016年上半年金融业对GDP贡献将大大下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2016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可能会跌至6.5%附近。
短期经济的起伏关键还要看政策的支持力度。1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七问七答”的方式阐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文中明确强调,不会实行需求紧缩,但认为主次要分明,要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也就是说,未来决定短期增长的需求面政策更多是起到缓冲的作用,并不会采取强刺激。
从近期货币政策的操作看,似乎央行也在有意放慢放松的步伐。
按照2015年的节奏,大概是两个月降准一次,但是自2015年10月底降准之后,目前央行仍按兵不动。对政策预期的落空和延后,可能会使市场产生对经济不利的预期。
其次,资金外流加剧。对中国经济前景悲观和中美利差的缩小导致资金流出,2015年以来外汇占款持续负增长。而新年初始贬值预期加强,可能由于新的一年居民有了新的换汇额度,从而加大人民币的短期抛售压力。另外,朝核问题也可能引发全球资金避险情绪的上升,导致资金大幅流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
第三,央行对人民币的预期管理不明确。虽然央行多次表态,人民币长期不存在大幅贬值的基础,但对短期人民币波动以及贬值的容忍度并没有明确表态,这容易引发不必要的猜测。
例如8月11日的人民币突然贬值,事前未做预期管理,导致了市场震动;新年伊始的人民币贬值加速,央行的预期管理仍然显得不够明确。从人民币加入SDR后的走势看,其波动似乎在央行意料当中,但当贬值幅度超出市场预期,市场就会自行放大对资金大规模外流的担心。
人民币贬值与资本市场联动
从长期角度看,汇率贬值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并不确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汇率贬值的决定性因素。
如果汇率贬值是由央行主动的宽松政策所致,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往往会带来股市的上涨,比如安倍上台以后的日本,日元贬值与日本股市大幅上涨紧密相连。如果汇率贬值更多因美元升值而被动跟随,则会出现大规模资金外流,这种贬值往往会与股市下跌相伴随,比如2014年下半年的俄罗斯和一些其他新兴市场国家。
从短期和中国的角度看,人民币的贬值,尤其是加速而突然的贬值,很容易带来资本市场的暴跌。自2015年8月以来,人民币的走势大概经历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8月11日后的突然大幅贬值,诱发中国股市1000多点的暴跌,并引发全球资本市场共振,以至于9月份的美联储会议对此都给予了额外的重点关注。
第二个阶段,9月至11月,人民币汇率得到有效控制,在岸人民币汇率基本维持在6.3-6.4之间窄幅波动。这一期间中国股市也见底回升,形成了一波幅度较大的反弹。
第三阶段,11月底人民币加入SDR后,人民币汇率开始持续贬值,在岸人民币汇率突破前期6.4的边界,同时离岸和在岸人民币汇率的价差不断扩大。2016年初的几个交易日,人民币汇率贬值加速,其贬值幅度几乎赶上第一阶段,离岸和在岸人民币汇率价差逾1600个基点,中国股市再度暴跌。
在其他早已习惯了自由汇率的国家,汇率的涨跌如家常便饭,不太会引起资本市场的强烈反应。但是,中国过去一直习惯的是固定的汇率或单边升值的汇率,如今突然贬值了,波动放大了,企业和居民从心理上需要适应期,也更容易导致恐慌。
央行或出手稳定贬值预期
随着人民币汇率自由化程度的提高,汇率的波动弹性也会加大。近期人民币的加速贬值,使得人民币的汇率风险加剧,金融市场风险攀升,我们认为央行会很快出手稳定预期。大致可能会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加强与市场的沟通。央行可能会更为明确地表达自己对人民币的长期和短期的态度,也可能进一步明确汇率政策操作的一些依据。1月7日,央行网站转发了中国货币网的两篇评论文章,认为2015年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基本保持稳定,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更加市场化。这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沟通和预期引导作用。
第二,适时采取直接的外汇干预。虽然减少汇率干预是汇率改革的方向,但即使是很成熟的发达国家,比如日本、瑞士也都有明显的干预汇市的行为。在人民币贬值预期明显加速、不利于资本流动和金融稳定的情况下,央行直接入市干预有其必要性。
1月7日早盘,离岸人民币汇率一度贬值至6.76,但又迅速被拉回至6.68附近,使得离岸与在岸人民币汇率价差缩小到1000个基点以内。随后人民币中间价也结束了此前的“八连贬”,1月12日,离岸人民币汇率回到6.58,与在岸人民币汇率的价差已经缩小到100个基点左右。据相关媒体报道,这一系列的变化可能是由于央行已经直接干预了汇市。
第三,通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弥补资金流出的缺失,同时有利于经济企稳。央行也可以实施间接的货币政策来影响汇率。
目前来看,由于资金可能加速流出,为了保持适当的流动性,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不但有利于维持资金市场的平稳,也有助于经济企稳。
篇4
本文试图从中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对人民币汇率的走势进行分析。因为一国汇率从表面上看是一种货币现象,表示为两国货币之间的比价,而实质上汇率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经济现象,汇率水平的高低除了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外,在更大程度上是由诸多经济因素决定的,利率平价,购买力平价,国际收支学说,货币模型都是分析经济因素的变动进而决定汇率的汇率决定理论。
首先分析一下人民币汇率2005年升值的原因。一是迫于国际上的压力。众所周知,从2002年起以日本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对人民币升值施压,谴责中国输出了通货紧缩,导致对方的持续巨额国际收支逆差,人民币币值低估成为他们制造贸易摩擦壁垒的理由。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日益提高的前提下,中国货币当局不能坐观贸易损失而岿然不动。二是国内的经济情势推动的。从1994年至今,中国的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截至2005年底已达8189亿美元,仅次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储备国;国民经济强劲增长,从1994年到2004年,我国GDP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8.9%,而同期美国GDP的年均增长率只有2.45%。
在短期内,人民币汇率有继续走高的趋势,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1、市场上存在对人民币汇率继续升值的预期。因为去年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幅度较小,仅仅上浮2%,对国内外经济影响不大。且从汇率改革之后,汇价持续攀升,11月26日跌破8元关口。故人们普遍存在人民币会继续升值的预期,国内很多出口企业提前行动,提高出口产品的订单价,浙江梦娜针织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俊每天都关注着外汇牌价与市场的变化。他告诉记者说,尽管目前汇率松动迹象并不明显,但公司在接6月份之后的订单时,会在谈判报价时随时考虑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可能会采取逐步向汇率变动心理预期靠近的渐进式报价策略。英国《金融时报》文章因此认为,根据央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雄心,此次人民币升值将不会是最后一次;《亚洲华尔街日报》在其网络版上也刊登文章称,“中国调整汇率可能引发更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以致于很多热钱进入赌注人民币升值。这种预期和热钱的进入又推动人民币进一步升值。
2、中国GDP增速依然较快。2006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91443亿元,同比增长10.9%,增速比去年同期快0.9个百分点,其中二季度GDP增长11.3%,增速创十年来的同比增长新高,将进一步拉动本币升值。
3、国际储备顺差继续加大。10月6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06年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统计显示,2006年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呈现“双顺差”,国际储备较快增长。其中,2006年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为916亿美元。虽然汇率形成机制已改以往的“盯住”美元,但参考的货币篮子中美元的比重仍然最大。“双顺差”短期不消除,本币升值仍会继续。
但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不会一路升值。这是由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中长期发展的目标决定的。
其一,中国目前存在大量的超额货币供给。从理论上分析,超额货币与币值上升是相互矛盾的。中国之所以存在这种现象(被称为“中国之谜”),主要原因是由中国的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我国价格存在刚性,且要素价格过低;我国还没有实行贸易的完全自由化和资本账户实行严格的管制;并且我国的浮动汇率制度才刚开始实行,对超额货币的吸收效应还存在时滞。这种“中国之谜”只是一个短期现象,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逐步加深,尤其是在其过程中的产权制度改革,超额的货币被高效率的经济运作方式吸收,会改变货币供应量增长超过国民收入增长的不正常现象,超额的货币供给将导致汇率适度贬值,最终趋于均衡。这是以货币主义的基本模型为理论依据的。
其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改变将会减缓经济的增长速度,进而影响汇率。如前所述,虽然中国的年均GDP增速远远高于美国,但现阶段我们的增长方式是不合理的。中国的经济还没有完成从初放型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变,是低效率的经济。据望东方周刊,“中国以世界水泥消耗总量的50%、钢铁的34%、煤炭的31%、氧化铝的25%、电力的13%,实现的却仅仅是世界4%的GDP总量”。据国家环保局的数据,中国的万元GDP能耗水平是发达国家的3-11倍。可见中国经济进入高成本期,并且中国的资本不能自由流出境外进行投资,所以不能武断地得出“因为经济高速增长,所以本币就一定会升值的论断”。国内经济已经在努力提高效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然会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汇率在短期内升值压力很大,但中长期内不会持续升值。
其三,中国的外汇储备运用会日趋合理化,从而减轻本币升值压力。但是,同样从中长期看,处于转轨中的中国经济,2万多亿元的社保资金缺口,1万多亿元的银行不良资产,一些地方政府难以测算的巨额债务,对一个迫于各方压力而经验不足的开放经济体制来说,体制中历史痼疾的择机解决和进一步主动调整内需主导战略,并不意味着劳动生产率一定程度的提高,就肯定会使人民币升值。这主要取决于市场化改革的力度和对赤字财政政策的态度。起码从目前看,运用一定的外汇储备,适时推出相关的改革措施,包括消化巨额不良资产、解决社会保障体系的欠账、用于各种战略储备和重大设施的建设,都可以主动成为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有力措施。
其四,从利率平价的角度分析,人民币汇率中长期内有贬值的趋势。中国的名义利率高于美国。美国联邦基金利率5.25%,国内人民币一年期贷款利率为5.85%(中国人民银行网)。根据利率评价理论,利率高的货币远期将会贬值。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人民币汇率在短期内仍有升值趋势,但中长期内不会持续升值,甚至会有贬值空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会逐步趋于市场化,但汇率机制改革不能等同与人民币升值。
篇5
(二)汇率缺乏弹性。1994年以来,除1999年外,我国国际收支无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呈现双顺差的局面。外汇市场上人民币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情况,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不可避免。这表明,人民币汇率水平不是纯粹由市场真实供求所决定。在较大程度上,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所制约。近两年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只是在1美元兑8.23-8.28元人民币之间波动,波动幅度和弹性区间极小,汇率基本上钉住美元。
(三)金融市场的不完善。由于利率尚未实现市场化、资本项目未放开、资金不能自由流动、市场金融工具匮乏,这都是造成我国外汇市场仍然是一个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时期里,央行的干预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对外汇的供求起到较大的调节作用。
改革面临的思考
(一)如何处理把握好市场供求与国家宏观政策调控的关系。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运行体系中,最终必须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才能使外汇资金供求完全放开,真正实现由供求确定汇率运行机制。但需注意的是,资本项目的放开是要具备条件的,放开应逐步有序的进行。在过渡时期,即使逐步实现了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情况下,也不能忽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和央行的干预调控作用。
(二)如何保持和实现汇率的稳定与均衡。如何确定一国货币的汇率水平,保持一种“最佳”或“适当”的汇率状况,这涉及所谓“均衡汇率”问题。也就是说,使汇率的变动与经济内部和外部关系获得一种协调、合理的关系,能促进和达到内外平衡和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充分发挥汇率在国民经济的杠杆调节作用。为此,应进一步鼓励和推动人民币汇率的基础理论研究。比如,对国际价值论、购买力平价论、出口换汇成本、均衡汇率模型、汇率预警模型以及其他理论模型和相关方案,比如盯住单一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爬行浮动、管理浮动、单独浮动等都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三)如何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金融市场将全方位的开放框架下,构建和完善人民汇率机制。世贸组织所倡导的基本原则是:自由竞争原则、自由贸易原则、非歧视原则、透明度原则。在这种原则下,为适应和迎接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挑战,为实现经济金融与国际接轨,就必须消除国内外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这就要求做到国内外资金价格市场化、进而汇率的市场化。也就是说,在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开放的条件下,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这是构筑人民币与外币价值比较和自由兑换所形成的市场均衡汇率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把国内外市场的价格信号、更直接、更迅速、更准确地反映出来,才能使中国经济与实现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国际经济融合,才能实现国内价格体系逐步与国际市场价格体系靠拢,才能作到竞争机制按照透明度的原则和共同的游戏规则在各个层面上反映出来。这是一个紧迫的大课题和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绝不能一蹴而就,必须逐步有序地进行。
几点建议
以当前形势来判断,人民币的汇率总体水平应保持不变,这有助于汇率的稳定,有助于我国和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可考虑如下改革措施。
(一)应该对我国建国以来,各个时期,各个阶段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形成、特点,问题,结合当时的经济政治的背景和对外经济贸易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特别是当前,人民币受到国外升值的强大压力时,更应该沉着应对。要总结成功的经验,也要总结不利的教训。
(二)改变盯住美元为“一篮子货币”挂钩的汇率机制。选择我国对外经贸往来中经常使用的若干种货币,按其重要程度确定权重,根据这些货币在国际市场上升降幅度,加权计算出人民币的汇率。这样的改变,将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的水平更趋于合理。
篇6
抛开短期的市场波动,未来几年欧美疲弱的经济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增加中国面临的资本流入压力。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满足外部对人民币需求的渠道也会扩大。汇率对观察中国经济和宏观政策变化的重要性增加。
分析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驱动人民币汇率未来走势的主要因素,包括人民币国际化等政策变量的可能影响,可以看到,汇率灵活性增加是大方向,未来美元交叉汇率变动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影响将加大,但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有效汇率)大幅升值可能性小。汇率过快升值的主要风险是导致国内货币政策偏松,不利于控制房地产泡沫风险。
汇率低估空间不大
从2005年7月汇率机制改革到现在,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30%,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汇率的加权平均值)上升11%,实际有效汇率(根据中外CPI通胀的差别对名义有效汇率调整后的值)上升18%。但2005年中的有效汇率正好是过去十年低点,如果和高点(2002年初)比,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基本回到原先的水平。
也就是说,过去十年,虽然中间有比较大的波动,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并没有显著升值。
如何理解人民币汇率汇改以来的变动对我们判断其未来走势有帮助。在人民币汇率机制方面,央行的最新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表述是:“继续按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重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至于什么是合理均衡水平,市场参与者往往有各自不同的解读,分歧比较大。
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经常项目往往是评估汇率的合适水平的重要指标。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顺差意味着和实体经济相关的外汇供给大于需求,造成本币升值压力。当然,外汇市场的供求还取决于资本账户的平衡,但资本流动波动性大,和实体经济联系相对低些,所以在分析汇率的中长期走势时,一般更注重经常项目。
而且均衡汇率(或者中长期可持续的水平)并不一定是和经常项目平衡相对应。反映结构性因素,一个经济体在一段时期内储蓄可能持续地大于国内投资,造成合理(均衡)的经常项目(贸易)顺差。如果实际的贸易顺差持续高于均衡的顺差,其汇率往往被认为存在低估。汇率低估(现实汇率比均衡汇率弱)经常被引用为人民币趋势性升值的原因,而中国大量的贸易顺差往往被看做人民币汇率低估的重要体现。
中国贸易顺差从2000年的相当于GDP的2%上升到2007年的7.6%的高点,然后显著下降到2010年的3.1%。同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基本上在前五年贬值,后五年升值,和贸易顺差负相关(有约两年的滞后影响)。
按我们估算的贸易模型,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0%,在两年至三年内降低贸易顺差相当于2%GDP。从2005年到2009年实际有效汇率升值近20%,可以解释相当于4%GDP的贸易顺差下降,也就是2007年-2010年间顺差下降的大部分。所以,对过去十年人民币汇率走势的一种解释是前五年有效汇率贬值(人民币和美元挂钩,而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贬值,造成人民币被动贬值),导致汇率低估,贸易顺差大幅增加,超过其均衡值。汇改后人民币相对于均衡汇率升值,降低了贸易顺差,拉近了与其均衡值的距离,减少了汇率低估。
按照这种解释,进一步升值的空间取决于现在的贸易顺差的均衡值。如果现在3%GDP左右的贸易顺差还是显著大于可持续的均衡值,则人民币仍然低估。基于人口结构的现状,中国的储蓄率未来将会下降,但下降的幅度不会很大,贸易顺差的均衡值应该还是显著大于零,也就是说,从外部平衡的角度看,人民币低估的空间,如果还有的话,已经大大减少。
对汇率的变动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均衡汇率本身有变化,现实汇率的变动适应了均衡汇率的变动,而不是代表对汇率低估的修正。如果把年龄在26岁-64岁之间的人口看做生产者(储蓄者),把25岁以下、64岁以上看做净消费者,中国处于生产年龄的人数在1995年-2000年间超过净消费者,并且这个差距过去十年不断扩大。
同时,随着城市化的进展,过去没有充分就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使得有效生产者/消费者的增加比单纯按年龄划分计算的要大,这些是过去十年我国储蓄率大幅上升的最主要原因。
按照这个逻辑,贸易顺差(反映国内储蓄大于投资)的上升是均衡现象,有效汇率在2000年-2005年间的贬值顺应了产生贸易顺差的经济内在要求。同理,近几年有效汇率升值顺应了贸易顺差减少的趋势。
当然,2008年以来,顺差降低反映了国内投资的大幅扩张而不是储蓄减少,未来这样高的投资率可能难以为继。但同时,因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大大减少,未来消费率应该增加,储蓄率降低。也就是说,过去几年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符合均衡汇率升值的趋势。
以上两种解释强调了汇率和贸易顺差关系的不同侧面。第一种观点偏重汇率(价格)变动对贸易顺差的影响,更适合解释短期内或经济周期过程中两者的关系。第二种观点强调汇率和贸易顺差的内生性,经济结构性因素决定贸易顺差,以及相对应的汇率,而结构性因素的变化是渐进的,所以更适合解释长期的变动趋势。而在一个时间点,汇率和贸易差额反映短期和长期因素的共同影响,所以这两种观点不是相互排斥的。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人民币为纠正低估的升值空间已经不大,均衡汇率本身随经济结构的变化可能进一步升值,但结构性因素比如人口结构的变化是渐进的。所以,从实体经济来看,不存在短期内大幅升值的基础。
当然,这里讲的是有效汇率,而不是对美元的汇率,如果说现在有效汇率接近其均衡水平,在美元对其他货币贬值的情况下,人民币需要对美元升值,否则就会产生新的汇率低估。这就涉及到汇率灵活性的问题。
灵活性增加是趋势
汇率的灵活性可能体现在三个方面。首要是改变过去对美元汇率基本稳定的状况。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0%就是灵活性增加的最主要体现。
如果上述分析是对的,未来有效汇率升值的速度有限,则灵活性将更多体现在参考一篮子货币,也就是依据美元交叉汇率的变动增加人民币对美元的双向波动:美元弱的时候,人民币和其他货币一样对美元升值;美元强的时候,人民币对美元有所贬值。这样做的好处是防止人民币有效汇率因为美元交叉汇率的大幅变化而偏离均衡水平太远。
灵活性的第二个体现可能是汇率随经济周期而上下波动,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一定的政策工具的作用。经济增长强劲,通胀压力大的时候,名义有效汇率升值有助于降低外部需求和输入型通胀压力;增长弱的时候,货币政策放松,汇率相应贬值,有助于提升外部需求。对于市场供求起主导作用的自由浮动的货币来讲,汇率随经济周期和国内货币环境变化而波动是常见的现象。
灵活性的第三个可能体现是汇率随外汇的供需平衡而波动,这样有利于减少跨境资本流动对国内货币环境的冲击。比如在美国货币政策非常宽松、造成资本流入量大的时候,汇率升值有利于减低外汇占款的扩张,控制美国宽松的货币环境向国内传导。
以上三种不同形式的灵活性在过去几年的汇率变动中都有一定程度的体现。比如,2008年初,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明显加快,主要是为应对当时的通胀压力。今年以来,人民币有效汇率没有显著变动,但对美元汇率升值速度加快,主要反映美元对其他货币的贬值。
最近几个星期,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尤其引起市场的关注,更有传言央行将扩大人民币对美元的交易区间,这是否代表汇率升值速度将明显加快?政策的动向有待观察,但有效汇率并不比年初高,笔者倾向于认为最近的汇率变动代表灵活性增加,而不是政策当局对汇率趋势性升值速度的改变。
但是,汇率双向波动的灵活性还不够,对改变单方向升值预期不利。但在国际收支双顺差持续,尤其是资本流入压力大的情况下,央行通过市场干预制造汇率双向波动的难度大。
所以,笔者对市场上有关人民币对美元交易区间扩大的传言持怀疑态度。在市场供求严重失衡的状态下,扩大交易区间可能导致更强的升值预期。而且,现在的0.5%区间只适用于单个交易日内的交易,并不妨碍汇率在不同的交易日之间有超过这个幅度的变化。
大幅升值风险大
过去几年,经常项目顺差减少,但资本项目顺差增加,资本项目顺差占国际收支总顺差的比重从2007年的21%上升到2010年的43%。
未来几年,资本流入压力很难缓解,甚至可能加剧。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低增长,且受债务负担的困扰,货币政策在相当长的时间将处在非常宽松的状态。新兴市场,尤其是规模比较大、自主增长动力比较强的国家包括中国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将增加。这对汇率和国内货币管理都是个挑战。
外储规模已达3万亿美元,管理的难度越来越大,对外汇储备作为资本流动的蓄水池的空间的疑问在增加。同时,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的贡献导致货币的内生性,增加了货币调控的难度。因为这些难题,市场不时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会有一次性或在一个短时间内较大幅度升值,一个理据是足够的升值将扭转单方向的进一步升值的预期,降低资本流入,减少对国内货币条件的冲击。
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小。一是多大幅度的升值才能消除进一步升值的预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汇率变化牵动国内货币政策,可能加剧国内信用扩张、资产泡沫的风险。汇率大幅升值至少在短期内对出口必然有影响,为支持经济增长,政策当局面临放松内部货币环境的压力。
也就是说,就算足够的升值大幅降低资本流入和贸易顺差,从而解决国内流动性被动增长的问题,其造成的对出口的影响可能促使国内货币政策主动放松。最终对增长、通胀,尤其是资产泡沫的影响不一定比没有大幅升值有利。
这方面日本和德国过去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广场协议后,日元和德国马克在其后五年对美元大幅升值,幅度差不多都超过40%。但日本和德国的经济表现却截然不同,德国温和增长,日本经济热度高于德国,最终在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破灭。
差别似乎在于货币政策。日德两国货币政策宽松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明显分化:日本为支持内需执行了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表现为银行信贷的大幅扩张和低利率。所以往往有一种观点认为汇率快速升值不是问题,但执行不同的国内货币政策,结果就不一样。
但是,要深究为什么内部的货币政策差别那么大,除了德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外,其实和汇率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第一,德国马克在20世纪80年代的上半期对美元大幅贬值,广场协议后的升值只是一个回弹,到1990年对美元汇率基本回到80年代初的水平。而日元在80年代上半期对美元没有贬值。
第二,更重要的是欧洲货币体系1979年正式启动,加强了联合浮动汇率机制,德国马克成为欧洲的货币锚,也就是德国在欧洲的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跟随马克走,而日本在亚洲的贸易伙伴的货币跟随美元走,所以,对美元同等幅度的升值给德国出口造成的影响比日本小,相应地对国内货币政策支持增长的压力也较小。
这一点体现在名义有效汇率的变动上,广场协议后到1989年底,马克的名义有效汇率升值17%,而日元的有效汇率上升35%。如果看实际有效汇率,衡量贸易竞争力的一个更准确的指标,则差别更大,德国马克的实际有效汇率在70年代-80年代20年间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比较稳定,而日元实际有效汇率上升超过100%,且伴随大幅波动。
所以,不能仅仅依据德国马克和日元在广场协议后对美元升值幅度相同而低估汇率快速升值的负面影响,尤其要关注国内货币政策由于出口疲弱而过度宽松的风险。
汇率升值有利于控制通胀,不利于出口,两者都为内部宽货币制造了环境,在一段时间,似乎通胀温和,增长受出口放缓影响不大,但往往增加了国内信用过度扩张、资产泡沫的风险。笔者认为,基于我国所处的区域货币环境和货币政策缺少独立性,日本的经历对我们的警示和借鉴意义更大。
国际化远水难解近渴
谈到汇率,当然离不开人民币国际化这个热点话题。从长远来讲,如果人民币成为区域货币的锚,当然有利于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增加对美元汇率的灵活性,就像上述的德国的例子。
但是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在放开资本账户管制和人民币实现资本账户可兑换之前,人民币很难在国际贸易和金融活动中起重要的交易媒介和储值功能。
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必然伴随国际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的增加,若没有相应的国内居民持有境外资产的增加,资本流入压力会加大。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比较快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境内机构和企业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购买者是在香港的居民和机构,带来资本流入,但目前规模相对于内地的货币总量来讲还比较小。
另外,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的使用增长很快,人民币结算主要涉及进口贸易,而不是出口贸易,其结果是对美元的需求减少,增加了外储上升的压力。
就国内人民币流动性而言,流出境外的人民币和进口商用人民币购买美元导致人民币流回央行的效果是一样的。所以,这种情形下的外汇储备增加并不马上增加国内的人民币流动性。但境外人民币存量增加,而投资渠道有限,最终有回流内地的压力。
总之,虽然人民币国际化长期来讲有助于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但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加大资本流入的压力。我们注意到央行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也是在谨慎控制境外人民币通过市场渠道回流的步伐,管理其对国内流动性的可能的影响。
汇率牵动国内经济政策
在应对未来几年外部宽松的货币环境对中国的影响上,需要多重政策工具配套。笔者认为,在逐步增加汇率灵活性的同时,汇率大幅升值的可能性不大。从对政策的影响看,重要的不是升值对出口的冲击本身,而是由此可能导致国内货币政策过于宽松,信贷过度扩张,加剧房地产泡沫。
汇率升值有助于控制输入型通胀,但不会成为控制通胀的主要手段。货币政策既要控制CPI,也要关注资产泡沫的风险。也就是说,控制通胀主要还是要调控内部的流动性和融资条件,汇率升值代替不了内部稳健的货币政策。
在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实施结构性措施也很重要。比如坚持房地产调控,并通过宏观审慎管理控制房地产市场对信贷扩张的影响。最后,要促进资本流出,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
篇7
一、人民币现行汇率制度主要内容
我国人民币现行汇率制度概括起来说就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具体而言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是指汇率生成机制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汇率水平的高低是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的。1994年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价即是头一天全国18家外汇调剂公开市场产生的人民币对美元汇价的加权平均价,以后,中国人民银行每日均由银行间外汇市场前一个营业日交易产生的美元加权平均价,当然这一价格也考虑到国际外汇市场的变化,人民币与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则通过与美元的汇率换算而得到。第二,单一的汇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每日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价适用于外汇指定银行(中资与外资)进行的所有外汇与人民币的结算与兑换,包括经常项目收支和资本项目收支,适用于中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收支往来;适用于居民与非居民的交往活动。总之是适用于所有交易范围的一切外汇与人民币之间的交易。第三,有管理的汇率主要体现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中央银行设有独立的操作室,当市场波动幅度过大,中央银行要通过吞吐外汇来干预市场,保持汇率稳定;在零售市场上,中央银行规定了银行与客户外汇的买卖差价幅度。第四,关于浮动汇率,一是表现为中央银行每日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价是浮动的;二是各外汇指定银行制定的挂牌汇价在央行规定的幅度内可自由浮动。
上述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主要形成于90年代中国外汇管理体制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其运行及赖以存在的基础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银行结售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二是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汇率开始了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基础。就第一个方面而言,结售汇制度使得外贸企业无条件地将出口所得外汇卖给外汇银行,外贸企业不能持有外汇账户,后来,虽然大型外贸企业中可以持有部分外汇,但亦受到严格的限制。1996年,人民币在结售汇基础上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即在经常项目下,外贸企业的贸易用汇通过外汇银行的售汇来满足,但在经常项目中的非贸易项目用汇则受到较严格的外汇审批控制。所以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居民与企业均不能意愿地持有外汇。就银行间外汇市场而言,其结构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外汇指定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结售汇市场,亦称外汇零售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企业的外汇供求在符合国家规定的政策内均可进行买卖交易,外汇银行则实行会员制,其会员资格的获取要经过央行或外管局的审批,具有严格的市场准入规则。二是通过中国外汇交易系统进行的银行间的外汇交易市场,主要为银行实行结售汇的头寸买卖服务,并形成人民币汇率,这是一个批发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中央银行既以市场会员的身份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又充当市场管理者的角色,如对外汇银行持有外汇额度作了严格的规定;只允许交易美元、日元、港元三种外币。
二、人民币现行汇率制度存在的主要缺陷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在外汇银行、企业、居民不能意愿地持有外汇的前提下,中国的外汇市场具有封闭性、垄断性、交易品种单一和汇率波动空间狭小的特征。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目前名义上“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事实上演变为一种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人民币汇率的这种形成机制具有以下一些缺陷。
(一)基础汇率的确定缺乏准确的依据
在中国,由于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下的严格管制,所以外汇市场上的外汇的供求主要决定于贸易项目。因此从理论上讲(实际上亦然),决定人民币汇率水平的理论模型应当是购买力平价理论。众所周知,购买力平价的成立是由“一价定律”的成立而推导来的,而“一价定律”在开放的经济中成立的前提是;1、对比国家都实行了同等程度的货币自由兑换,货币、商品、劳务和资本流通是完全自由的;2、信息是完全的;3、交易成本为零;4、关税为零。而在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与最为发达国家的美国之间,由于:1、两国的货币、商品、劳务和资本国际性流通程度差异性很大,绝非以自由交易为基础,相反存在着较高的关税和各种形式的交易壁垒,关税不为零、交易成本也不可能为零;2、在中美贸易品市场交易中,由于东西方消费偏好的差异、不完全市场竞争所带来的高的搜寻成本、政府行为对市场的影响等等,其信息不可能完全对称。所以购买力平价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几乎完全不能满足。由此确定的人民币基础汇率显然缺乏准确、客观的依据。
(二)实际运行中的汇率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价格
现行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的基础即银行结售汇制及对参与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的外汇银行实行的额度管理,这使得市场参与者,特别是中资企业和商业银行持有的外汇必须在市场上结汇,不能根据自己未来的需求和对未来汇率走势的预期选择适当的出售外汇时机和数量,另一方面就银行售汇而言,要么存在一定的条件约束,要么存在严格管制。因此我国的外汇市场是一个供求关系不对称的市场,即是一定制度约束下的充分外汇供给和部分外汇需求相作用的外汇市场,中央银行在这个市场上实际上处于“强买”、“弱卖”的地位,显然由此形成的汇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价格。
(三)形成汇率的外汇市场不完善
一方面:我国外汇市场存在交易主体过于集中、交易工具单一的问题。目前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主体主要由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经批准的外资金融机构、少量资信较高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央行操作室构成。从交易额来看,中国银行是外汇的最大卖方,中国人民银行是外汇的最大买方,双方交易额占总交易量的60%以上;从交易品种上来看,只有美元、日元和港元,且其成交量主要以美元为主。主体构成较为单一,交易品种及交易量相对集中,使得汇率带有“官方与民间”交易的色彩。另一方面:外汇市场与其它金融市场的隔离。理论和实践均证明,完善的短期货币市场和灵活的利率尤其是短期利率是保证外汇交易活跃和汇率动态稳定的重要经济杠杆。而我国由于资本项目的严格管制及利率的非市场化导致外汇市场与短期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几乎处于隔离状态,人民币汇率与人民币利率、美元利率相关程度极低。
(四)人民币汇率缺乏灵活性
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的7年多来,人民币汇率除1994年升值3.5%,1995年升值1.6%外,其余5年及当前都保持在1美元兑8.28元左右的水平,处于一种超稳定的状态,而由上面分析我们清楚地看到人民币汇率的这种超稳定状态是一种制度约束下的使然。诚然,汇率的稳定对经济发展固然有一定的好处,但我们所追求的稳定应该是反映市场环境因素变化的动态的稳定,而绝非是静态的固定不变。在过分的静态稳定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不能及时随内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作出调整,不仅丧失了汇率的经济杠杆的调节功能,也淡化了交易主体的风险概念;同时为了维护汇率稳定致使中国人民银行被动入市大量收购外汇形成巨额的国家外汇储备,在欧元即将取代欧元区各国货进而对国际货币体系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影响的情况下,央行持有的以美元为主的储备资产将面临重大的汇率风险。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及当前应采取的相关政策措施
从长远看:我国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是真正地重归1994年初提出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在此基础上再增加汇率的弹性,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要完全达到这一目标,一劳永逸的办法是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让市场来决定人民币汇率。市场的自动调节,会找到人民币汇率的均衡点,再加上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人民币汇率的“有管理浮动”就可以真正地实现。但从近期来看:汇率制度的改革宜采取循序渐进的过渡办法,即在对资本项目依旧实行管制的条件下,逐步开放外汇市场,使人民币汇率完全市场化,使其真正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体现广泛的市场参与者的真实意愿。当然,人民币汇率的完全市场化并非意味着放弃对其必要的管理,相反对其管理的方式和手段要多样化,既有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直接干预,也应有包括结合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通过调节本外币的供求量、利率水平的调整等手段进行综合调节。这样人民币汇率的弹性自然会增强,在此基础上人民币汇率“有管理的浮动”可望得以初步实现,待时机成熟时再取消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进而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完全市场化。为了这一目标的最终实现,当前应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夯实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基础,选择一揽子货币定价法确定人民币基础汇率
随着入世的临近及资本项目管制的逐步放松和人民币利率逐步走向市场化,外汇市场的供求会更多地体现经常项目外汇收支以外的外汇供求,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基础将会由经常项目外汇收支逐步过渡到经常项目为主兼顾其他因素特别是资本流动。鉴于此,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放弃事实上的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改为钉住美元、欧元、日元为货币篮子的一揽子货币汇率定价,这样既有利于人民币汇率长期动态的稳定,又有利于中国的外汇市场早日与国际外汇市场接轨。
(二)改进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培育健全的外汇市场
人民币汇率长期处于超稳定状态主要原因在于外汇市场要素不足,而外汇市场要素不足其关键又在于现行的强制性结售制和外汇银行的额度管理。因此,应将目前的强制结汇制逐渐过渡到意愿结汇制、外汇银行的额度管理也应做出相应调整(如扩大额度幅度),从而使银行、企业、居民意愿地持有外汇,做到藏汇于民。这样既可使汇率风险由不同的微观主体来承担,以分散政府外汇储备的风险;又能满足各经济主体资产组合的需要;同时中央银行可以卸下扎平市场交易的重负,专使汇率调控职能。在此基础上,再逐步放宽对国内居民(含自然人和法人)售汇的条件和限制,从而基本实现经常项目的完全意愿结售汇。当然资本项目的意愿结售汇尚需根据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逐步改进。
针对上述的结售汇制度及外汇银行额度管理的改革与完善,目前的外汇市场也应得到相应的改造,以促使其向国际规范的外汇市场靠拢。一是在不改变目前外汇市场上每天以前一日市场加权平均价开盘的前提下,扩大汇率的波动幅度,从而使汇率更能真实地反映市场供求,有助于意愿结售的实行。二是尝试新的外汇交易方式。目前我国外汇市场主要是指以电脑自动撮合方式成交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在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下,这种交易方式效率很高。但是实行意愿结售汇制度后,进入原有的结售汇交易系统的交易可能萎缩。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国际上通行的商业银行做市商交易制度,使商业银行从目前的交易中介变为做市商,活跃外汇市场,并使汇率真正反应市场参与者的预期,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更强。三是丰富外汇交易内容和品种。即在目前开办人民币对美、港元及日元买卖的基础上,试办欧元、英镑等币种的买卖,满足国内外经济组织对外汇资产多币种构成的需求。与此同时,尽快扩大远期外汇交易参与者的范围,视情况适时开办外汇期货、期权交易,以满足不同层次交易主体规避汇率风险的需求,扩大市场交易规模。四是增加市场交易主体,推广大额交易。增加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除让更多的企业、金融机构、居民直接参与外汇的买卖外,应着力推广银行企业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买卖外汇的大额交易。这样有助于避免大的机构集中性的交易垄断市场价格水平,防止汇率的大起大落,同时有效降低大企业的交易成本。
(三)大力发展短期货币市场并加快实现外汇市场与短期货币市场间的融通,以减缓外汇市场的需求波动
短期货币市场是短期资本流动的缓冲和吸收场所,在人民币自由兑换后要使外汇市场更活跃,外汇供求能相对平衡,除了要具备多种外汇交易的品种外,还将允许大量外汇投机交易的存在。而外汇投机交易存在的必要前提是短期货币市场,其中包括资金拆借市场、融资券市场、短期国库券市场以及其它富有流动性的短期票据和短期信用工具市场。当外汇供大于求时,投机者从短期货币市场获取人民币资金、购入外汇,反之,则抛出外汇;而政府则通过短期货币市场上的操作(买卖短期国库券、调节短期利率等)来影响汇率和货币流通量。因此,中国应建立一个十分发达的短期货币市场,并灵活运用短期利率、公开市场业务进行货币市场操作,将资金从外汇市场吸引到货币市场,从而减轻外汇市场上的需求压力。
篇8
记 者:什么是“热钱”?目前流入中国的“热钱”有多少?我们如何得知有“热钱”流入中国?
黄金老:“热钱”(hot money)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国际游资。目前,流入中国的“热钱”大约有200亿美元。根据1995年~2001年中国的国际收支统计,净误差与遗漏项目平均为负150亿美元左右,而2002年则为正77亿美元,由此估计流入中国的“热钱”应不低于200亿美元。“热钱”流入中国的原因主要是在等待人民币升值,套利后再逃走。其实,“热钱”流入之前,人民币存在着贬值的因素。各种估计表明,1997年~1999年间,中国累计资本外逃在550亿~1200亿美元之间,相当一部分外逃资本是在等待人民币贬值。可是近年来,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又变成了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这些外逃或“隐藏”的外汇资金回流或“浮现”,转变成游资或外汇储备,这可以从我国经常项目与外汇储备的增减当中反映出来:2000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205亿美元,外汇储备只增加105亿美元,外汇储备比经常项目少了一半;2001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174亿美元,外汇储备则增加473亿美元,外汇储备比经常项目多出1.7倍;2002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354亿美元,外汇储备则增加755亿美元,外汇储备比经常项目多出1.1倍。
记 者:中国对资本项目进行管制,那么,国际游资是通过什么渠道进入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何?
黄金老:在实行资本项目管制的中国,国际游资的跨境流动往往会披上诸如“经常项目收支”之类的面纱。排除一些以伪造进出口单据等非法手段进行的违规资本流动,许多套利资本流动是以“合法”的形式完成的。1998年之后,随着中国政府打击走私、骗汇行为力度的加强,以“合法”形式进行的变相资本流动比重上升。例如,国际游资可以以贸易资金的方式,通过假进口真融资流入国内,还可以通过三资企业的担保借款进入。国际游资的进入对中国经济和汇率稳定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在当前情况下,主要是对人民币升值施加了巨大压力。
真实目的:资本账户的开放?
记 者:如果人民币升值,国际压力集团的目的是否就达到了?
黄金老:国际“热钱”的流入已经成为推动人民币升值的主导因素。其实,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早在去年就已经出现。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的主要是日本和美国。但是,人民币升值实际上对日本和美国经济改善的作用不大。中国对日贸易是逆差,人民币升值会小幅促进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但由于中国对日本的出口都是一些低附加值的产品,因此,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并不会发生多大的抑制作用。中国对美贸易是巨额顺差,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许多商品都是美国自己几十年前就不再生产的,而且中国出口品的价格与同类产品的差幅也很难由人民币升值来填平。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的贸易收支以至国内经济改善的作用也很小。人民币升值,不过是对中国的对美出口竞争国,如东南亚、墨西哥等地区或国家有更多的利得。
其实,比较人民币升值,国际压力集团最希望看到的是中国开放资本账户,这在中美双方就中国入世问题的谈判中就体现得很明显。比较1999年5月美国单方面公布的中美协议与11月正式达成的WTO协议就很清楚,前者是要求中国证券市场、银行服务市场都有较大程度的开放;后者则是银行服务市场全方位开放,证券市场开放程度很小。这是中国政府坚持的有利于中方的谈判结果。中国1万多亿美元的居民存款是巨大的潜在投资者,外国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对这一庞大投资者非常看重。可是,在中国对资本项目实行管制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望尘莫及。因此,如何促使中国尽快开放资本项目,才是西方集团的战略利益所在。
两权之下怎么办
记 者:既然中国要在人民币升值与资本账户的开放之间做出选择,那么如何权衡它们之间的利弊呢?
黄金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流出入管理政策一旦放松就不可逆转。汇率则可以随时调整、波动。目前,人民币实行的是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人民币钉住美元,若美元汇率走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自然减轻。目前看来,美国经济趋于转好,美元利率存在调升的倾向。而欧元区经济则大大次于美国经济。为此,欧元区利率上半年调低了0.75%,目前看来仍有下调压力。欧元区经济不振、欧美利差的大幅缩小,使得美元对欧元汇率已经自今年6月起回升至1∶1.10左右。根据预测,美元汇率继续走弱的可能很小,存在回升空间,也许再过6个月左右,在当前的汇率政策下,人民币继续升值的压力便不复存在。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以往对货币金融制度提出建议,往往都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直接走上前台,主张改变中国的汇率制度,对中国的压力很大。发达国家所采用的主要手段就是报复性的贸易制裁。由1979年欧洲共同体中国倾销糖精及闹钟开始,到2002年底止,共有33个国家及地区对中国商品发起约544宗反倾销案,受影响外贸出口总值达160亿美元。自1996年至今,中国已经持续七年成为世界反倾销首位目标国。贸易制裁带来的贸易成本的上升,会抵消人民币汇率稳定带来的利得。
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让人民币升值的结论。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必然带来两大危害:一是会损害中国的出口,妨害经济增长;二是会压抑消费需求,妨害经济发展。今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增长1903.2亿美元,同比增长34%。如果人民币升值,将会直接削弱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目前,由于国内投资增长过快,能源、原材料等投资品的价格存在上涨倾向。如果人民币升值,出口企业为维持价格竞争力,只能进一步压低劳动力成本,可是压低劳动力成本意味着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减少,最终将压抑国内的消费需求,加重中国的通货紧缩趋势。但是,从权衡人民币升值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利弊来讲,或许对汇率进行适当的调整,风险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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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币汇率不是中美贸易逆差的主因查阅最全面的金融信息和最有价值的金融资源请登陆中国金融资源总库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04年前十位贸易顺差来源地资料显示:2003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586.1亿美元,而美国方面的统计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1240亿美元。从两份不同的统计数据说明:2003年中美两国贸易顺差是误差600多亿美元,显然两国统计数字有很大出入。
1、中美贸易差额统剖析
中美两国统计数字差别如此之大主要有二个方面的原因:(1)、美国统计时将中国通过香港部分转口贸易重复计算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方面.(2)、美国贸易数据的收集过程存在很多问题。而中国由于_直有出口退税的政策,并实行严格的外汇管理,中国的进出口数字是比较准确的,而美国由于规定对几千美元小额的数据不纳入统计资料,因此,这一部分也造成无法统计进去。
1999年6月7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报道说:“据美国商务部自己的估计,美国每年有10%的商品出口没有向该部报告,如果把所有的出口都计算在内,1998年美国的外贸逆差只有1010亿美元,而不是政府统计显示的1690亿美元的创记录水平”。
2、中美贸易逆差是什么原因造成
(1)、美国政府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政策,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美国总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中美贸易问题,197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直实行出口管制政策,美国不能以牺牲美国对安全的考虑而换取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但却转过身来对日益增长的中美贸易逆差感到不满,这其实对中国很不公平。
(2)、美国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是贸易差额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尽管对美国存在偏高贸易顺差,但这些贸易顺差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根据中国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进出口额中的56%是由外资企业实现的,中国正成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削减生产成本、增加利润的主要渠道之一。
(3)、美国的贸易统计报告并没有将跨国公司汇回美国国内的投资收益计算在内。根据中美商会及其在上海的姊妹商会9月26日联合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长达4年的调查期内,美国公司去年的盈利状况最佳。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中,有254家接受了这次调查,其中75%的公司实现盈利,并有10%的公司利润非常丰厚,还有44%的公司回答2002年收入大幅增长。另外,调查还出人意料地发现,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中国市场,美国公司2002年所获得的利润率居然高于他们在全球的利润率,而这些美国公司汇回美国国内的收益并未被统计在内。因此,如果包括这一部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基本不存在。
3、撩开美国对外贸易赤字的面纱
美国的进口大量来自本国公司在国外设立的生产线,换言之,美国跨国公司从海外子公司输入货物,现实的贸易许多都是公司与公司,而非国家与国家之单证贸易。据美国《巴隆氏》金融周刊数据显示:这类海外子公司1996年的销售额达2万亿美元,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占65%,其余35%则输往美国,而这35%在美国外贸统计时均被视为对美贸易逆差。
英国经济学家朱利叶斯就曾经对美国贸易收支统计中,如果加上其海外子公司在当地重复计算,那么,1986年美国的贸易收支就从1440亿美元的逆差变为570亿美元的盈余了。另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5年美国跨国公司子公司的销售额超过2.1亿美元,加上同年商品服务出口额7940亿美元,几乎达3万亿美元,而外国对美国出口及外国公司在美国的子公司的内部销售额合计为2.4万亿美元,今天的美国就不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而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大贸易顺差国之一了。
美国向国外的出口额和美国跨国公司在国外市场上的销售,两者之和2002年达3万亿美元。同期,美国的进口额和外国跨国公司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两者之和为2.4万亿美元,因而造成了美国对世界各国的贸易总盈余6000亿美元,这就是分析美国对外贸易赤字时所应全面把握问题的实质所在。
4、美国贸易赤字的真正原因
(1)20世纪70年代,因两次石油危机导致世界石油价格两次大幅上涨,加上来自日本及发展中国家强劲的经济竞争力和美元汇率之强势,这些都使得美国商品、劳务的贸易赤字在1987年达到1520亿美元的高峰。
(2)美国恶化的低储蓄率,美国必须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建设资金,即融通资金以进行大量投资建设。但世界各国要能贷款给美国,它们必须通过国际贸易盈余(贸易顺差)来创汇,以积累资金供“美国需求”之用,即美国的贸易赤字反应了美国国内低储蓄率与高投资率之间的“缺口”及其解决办法,或者说,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是其为长期低储蓄率所付出的必要代价。
(3)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进口贸易中所扮演的“自己人”角色,即部分贸易赤字实际上是“商品回流”。
二、人民币汇率并非是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加的原因
1、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是全球化趋势
制造业是美国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制造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然而,比重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制造业产量的缩减,1997年制造业生产的产品大约为1960年的16倍,正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利用较少的劳动资源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成为可能。
调查研究发现,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并非最大受害者,从1995年至2002年,美国大约削减了200万个制造业岗位,降幅为11%,但同期的巴西制造业人数减少了20%;日本减少了16%;中国减少了15%。制造业人数下降的原因在全世界都大同小异:科技进步和竞争压力使工厂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能够在减少工人数量的同时提高产量,虽然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许多,但全球的工业产值却增长了30%。
中国从1995年至2002年,制造业人数从9800万人降至8300万人,降幅达15%,超过美国的11%,这些都是客观统计数据。
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是全球化趋势。
2、美国的一轮商业周期结束是失业率增高的又一重要原因
不断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一直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最突出特色之一。90年代美国就业增长了16%,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5%,是工业化国家中就业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随着美国一轮经济周期的结束,情况发生了变化,2003年美国的失业率为6%,其它工业化国家如法国为9%;德国在10%以上;世界上经济最自由的香港地区的失业率也已超过8%,而发展中国家的显性失业率与隐性失业率之和就可能更高了。因此,各国政府都面临着不断创造就业机会以解决庞大的失业人口的严重问题。
3、9·11恐怖袭击也是造成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高的重要原因
9.11之后,美国的各个行业都受到了创伤,航空业无疑是受恐怖事件打击最严重的行业。美洲航空公司裁员和联合航空公司裁员2万人的消息则像瘟疫一样传染了整个航空业,一时间裁员风盛行。
仅在2000年第四季度,加州失业率就较一年前增加了14%,达到15.5万人。印第安纳、密苏里、宾夕法尼亚及威斯康星州的裁员人数紧随其后,分别达到了8.1万、6.4万、5万和4.6万人。
从行业来看,传统的制造业和高科技业是这次裁员潮的“重灾区”,这两个行业的工作在经济下滑冲击下成了名副其实的“玻璃饭碗”。按照美国劳工部的统计,2000年全年美国的裁员人数增加了17%,达到184万人,制造业就占全部裁员人数的42%。
因此,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的汇率机制,并不是影响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高的原因。把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高的原因,说成是因人民币汇率所造成的理由是极不公正和客观的,也是对国际社会极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及其对策建议
从中短期看,固定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不能改变
从长期看,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开放的经济、贸易大国,最佳的汇率制度应该选择浮动汇率制度,以动态变化的汇率来适应快速变化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的变化。但是,当前中国的国情仍然不能这么做。
其一,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由农村释放出来的多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是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矛盾之一。如果中国现在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最大,并且升值将导致中国产品出口价格大幅提高,中国产品将失去价格竞争力,中国不仅无法成为“世界工厂”,连目前取得的良好的制造业发展态势也将出现衰退制造业衰退的第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失业率上升,很可能引发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
其二、美国是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大国,其GDP将近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全世界的货币除了美元之外,基本上都很容易被它国操纵或被国际炒家狙击,而美元却从未发生过,人民币固定钉住美元后,可使人民币汇率更趋稳定。
其三、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人民币钉住美元的稳定汇率政策有许多好处。如:有利于中国的进出口企业有效地避免汇率波动带来的汇率损益、准确地估计成本与收益、便于国际贸易结算、增强国际投资者的信心和吸引外资的流入等。因此,钉住美元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最容易理解也最透明,最容易进行成本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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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民币汇改;一篮子货币;配套措施
一、人民币汇改历程回顾
汇率制度的重要改革是从党的以后开始的。1978-1985年基本上是实行双重汇率制度;1985-1994年是复归单一汇率制度,但实际上是新的双重汇率;1994-2005年,汇率制度为盯住单一货币美元,非正式地与美元挂钩,汇率只能在1美元兑8.27至8.28元人民币这非常窄的范围内浮动;2005年7月21日以后,汇率制度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然而,近来西方各国又再次要求人民币升值,以使中国减少出口,扩大进口,降低对西方的贸易顺差。
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当时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我国国际收支基本情况,人民银行将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从6月21日起,结束自2008年9月雷曼危机以来一直实施的实际上盯住美元的汇率制,重新启动汇改。恢复了于2005年7月开始实行“汇改”时引进并实施了大约三年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2010年6月重新启动的汇改也继承了BBC方式。首先,每天的浮动幅度限制与以往相同,为中间价的±0.5%,但人民币汇率在同一交易日内的实际浮动幅度比以往有所增加。其次,人民币汇率与美元以外的主要货币,尤其是与欧元的联动性得到了加强。这种情况反映出,在作为参考的货币篮子中,美元占据的比重相对下降,相反,以欧元为主的美元以外的主要货币所占比重有所上升。最后,虽然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有所上升,但是重启汇改以来的三个月中,仅上升了1.9%,升值幅度较小。很明显,这并不是市场供求的反映,而是中国当局不断干预市场的结果。
二、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利弊
(一)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收益
1)我国出口已经大幅反弹,经济面临通胀压力,调整汇率政策、增强汇率弹性满足了国内宏观调控的需求。保持了经济稳定增长的势头,这是汇率制度改革的重大收益。近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增长速度。
2)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有助于改善我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关系,避免了不必要的贸易中,同时增进投资者的信心、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以及进一步推动汇率制度改革都提升了国际公信力。
3)人民币弹性的增加有助于减少因为欧债危机导致的国际汇率大幅波动引起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和对进出口的冲击。从长期来看有助于逐步减少欧诺个过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以来,推动消费成为更加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消极影响
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1)投机性资金涌入。由于国外不少人认为人民币被严重低估,因此他们抱有强烈的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认为现今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远远不够。如果大幅提高利率会吸引更多的境外资金流入国内,外汇储备急剧增加,进一步增大了升值压力。由于利率无法较大提高,且国内物价水平较高,致使我国实际利率水平较低甚至出现负利率现象。在国内金融投资品种比较少的情况下,股票市场仍持续低迷,于是各种资金追逐投资,尤其是房地产,使得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长期处于高位运行。这就要求人民币加快升值的步伐,以降低国外投资者的升值预期,并缓解央行的压力。然而 ,我国的金融体系还不够完善.出口企业的战略调整以及其应对外汇风险的规避能力还有限,贸然加快升值速度会带来不可想象的灾难。
2)人民币升值会对对外贸易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人民币升值,就会提高中国产品的价格,加大资本投入的成本,带来的是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下降,同时实际有效汇率的进一步上升会削弱出口,从而引发国内经济的萧条。
三、应对汇率改革的必要配套措施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我国政府必须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来调节人民币的供给与需求,减轻升值压力,同时应加快推进汇率及金融制度方面的改革,制定和实施具有可操作性的应对措施,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第一、完善外汇市场。丰富外汇市场产品,增强外汇市场避险能力,建立和健全我国金融衍生品的定价机制;继续扩大外汇市场,丰富市场结构,培育多层次的外汇市场交易主体;完善外汇市场自身运行机制与监管提高其运行效率,建立央行外汇一级做市商制度,增强外汇公开市场操作的市场化程度。
第三,进一步拓展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意味着资本流动将会愈发频繁,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怎样吸收来自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短期冲击引起的负面影响,取决于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在广度和深度领域的实力。广度就需要我们放开行政障碍,从推动市场发展本身的角度来丰富市场参与者类型,由市场参与者覆盖自身风险敞口同时推动整个市场发展。深度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扩大金融市场特别是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规模。
第四,完善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形成机制。没有一个汇率机制同时对所有国家都适用,也没有一个汇率机制对一个国家的所有时段都适用。一个不变的汇率机制不可能永远是最优的。中国的汇率机制要与时俱进,要进一步大力增加汇率的灵活性。首先,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调控的针对性和灵活性。要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新变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适度增长。其次,不断引入并扩大人民币对非美元国际货币的直接交易,逐步放宽浮动区间,引导市场逐步从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转向对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关注。推动我国货币信贷合理增长,银行体系适度流动性,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金融体系继续平稳运行。
参考文献
[1]黄志刚.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主要特点浅析[J].商业文化.
[2]颜伟.人民币汇率改革配套政策调整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