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外商直接投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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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优化

一、外商投资及产业结构分布状况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规模不断扩大。截止到2005年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55万家，合同外资金额约1.2万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约6000亿美元。我国已连续12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首位。大量的外商直接对华投资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总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中已经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外商直接对华投资金额呈逐年递增趋势，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随之而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了一些问题，而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间分布的不均衡加重了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而且投资在各产业内部的分布也是失衡的，主要表现在投入在制造业的比重过大，上述情况使结构偏差变得突出起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产业结构出现问题原因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多以小型化、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征。一般而言，具有先进技术和长期竞争力的投资项目，都必须具有较大的项目投资规模。世界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项目平均规模约为600万美元，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与之相差甚远。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70%左右的项目均在100万美元以下，而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项目仅占投资项目总数的4%－5%。在投资项目中资金密集与技术密集往往是紧密联系的。外商投资项目规模偏低既不利于规模经济形成，也制约了投资技术含量的提高，严重削弱了外商投资的技术转移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其突出表现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劳动密集型项目居多，技术密集型项目较少。在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外商投资企业绝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在第二产业中轻纺、加工工业又占很大的比重。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现状看，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不合理下降，使结构偏差变得突出起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偏差的加深，与外商投资过多地向工业部门倾斜有一定关系。我国吸收利用外资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

(2)外商投资在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外商投资在制造加工业过多。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多，而资金密集型产业少；投资于一般技术多，甚至存在低层次的重复引进，而高新技术产业少。

(3)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50%左右，发达国家是60%—70%，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在40%以上，我国是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

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结构上分布不合理的状况主要是由于外商与我国的目标与价值取向存在偏差。外资公司长期投资回报率高的产业，造成我国产业结构新的不合理变化。目前，跨国公司来华主要在制造业领域。由于绝大多数公司不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所以所谓"世界工厂"只是"世界加工厂"。外资的进入并未直接地带动我国自主研发能力。并且，外商投资企业往往严密控制其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的扩散，我国以市场换技术的目的并没有很好的实现。多年以来，我国主动让出市场份额换来的往往是二流、三流的技术，如果我国在技术上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产业的技术总是处于落后地位，我国将无法和国外竞争，也将危及到我国的产业安全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最后，外国直接投资很多是将其母国已经淘汰的产品生产或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到中国，给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三、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性

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是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当前，以电子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这已经使得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必须在工业化的同时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发达国家处于技术和知识供给的有利地位。他们不断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与开发力度，以保持竞争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承担劳动密集度高、资源和能源消耗高、污染高、附加值低的“三高一低”类型产品的生产。这是对我们十分不利的垂直分工。不加速发展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我们就无法摆脱在国际竞争中的这种不利地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会不断扩大。

而且我国2000年的人均GDP已达到八百四十美元左右。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这样的发展水平已开始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大变动时期。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传统产业生产能力大量过剩而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又需要大量进口的问题，必须靠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来解决。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一个国家对任何一种产业的需求都存在一定的极限。当一个产业的市场需求达到饱和以后，增长速度就会随着需求下降而下降，直至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如果不通过发展新的技术开发新的产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当现有产业的需求都达到饱和以后，整个经济就会出现停滞，直至萎缩。我国传统产业生产能力巨大，但生产手段和产品质量还较为落后，目前我国的大部分传统产业都基本达到了市场饱和的阶段，增长速度普遍下降，经济效益不高，因而只有加大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力度，加速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才能提高经济效益，不断满足市场需求。

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75%，而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仅33%。制造业在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只占产值的14%，吸收11%的劳动力；而服务业的份额，占美国经济产值的60%，吸收了美国三分之二的劳动力。比起制造业来，服务业属于智能产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高，利润丰厚。而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科技资源不足，科技进步不够快，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的瓶颈、制约，也是结构调整必须加以克服的关键因素。发展高新技术，发展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四、利用外资调整产业结构的建议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评判投资是否成功的标准由单纯的按数量转变为是否增强我国的技术竞争力。我国是否能够保持高速健康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至关重要。而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产业结构层次低、竞争力弱。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必须提高产业竞争力。因此要积极调整现行的外资政策，加强外资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资产业结构的优化。在制造业中促进高科技新型制造业的外资投入，加速外资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鼓励外资向第一产业流动；加速外资向第三产业流动。主要有以下建议：

(1)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投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我国农业，能源交通能基础产业发展滞后，严重困扰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引导外资投向基础产业和设施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为此，我们可以采取税收减免，适当补贴的方式刺激外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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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加入WTO所做出的承诺，中国将会在“十五”时期加大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其中如金融保险、批发零售商业、对外贸易、电信、运输和技术服务等领域，中国现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远远低于国外同行业企业，将会有大量企业通过与外国跨国公司建立战略同盟提高自身竞争力，不同行业生产和经营活动以及消费者对相关服务的质量、多样性和广泛性也会产生新的要求，与这些要求相适应，对外商服务业投资的需求必然会大量增加。其次，服务业与制造业有所不同，投资是直接进入对方国内市场的主要方式，因此，中国服务市场的巨大规模对于外国服务业企业具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力。再次，服务业、尤其是消费服务业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服务业规模有利于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减轻中国长期存在的巨大就业压力，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是中国未来时期产业结构调整和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这种政策导向及其相应的鼓励性措施也将产生对第三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从国际背景来看，目前服务业投资已经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之一，发达国家服务业转移趋势有所加快，流向发展中国家的部分也会明显增加。

根据以上分析，“十五”时期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将有望实现比较高的增长速度，由于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保险、电信服务、商业、运输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陆续取消，这些行业的外资增长速度将明显快于包括工业部门在内的其他行业。

初步估计，同时期外商服务业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可能达到10～15％的平均水平，新增第三产业外商投资占全部外商投资的比重提高到40％左右。这将大大改善中国的市场和投资环境，有利于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

目前已经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对产业结构变化的预期是什么呢？一项针对136家欧盟在华投资企业进行的调查(2001年6～8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136家欧盟国家在华投资企业，通过访问、座谈和问卷方式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已在2001年9月8日于中国厦门召开的“第五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参见《欧盟中小企业对华投资发展研究报告》)结果显示，后欧盟企业的对华投资产业结构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变化。第一，接受调查的企业认为，欧盟企业最有可能选择的行业首先是制造业，这一结果与迄今为止的投资产业结构中制造业比重最高的特点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考虑到目前已经投资的企业中制造业占80.7％、而回答今后将选择制造业的企业比重仅有66.2％这一因素，可以认为未来时期欧盟企业对华投资中制造业投资的比重将会明显下降。第二，现有企业中，邮电通讯、交通运输业的比重仅有3%，但是认为今后欧盟企业将会选择该行业进行投资的企业高达57.4％，排在第二位，可见与电信服务和交通运输有关的服务业投资将出现快速增长，在全部投资中的比重也会明显提高。第三，金融保险业目前的外商投资在地域、经营范围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限制，迄今为止对该行业投资的欧盟企业微乎其微，但是在接受调查企业中47.1％的企业认为，今后欧盟企业的金融保险业投资将成为优先选择的领域之一，仅次于制造业、邮电通讯运输业居第三位。第四，除了上述行业之外，电力、煤气生产供应、商业批发零售等行业的投资也可能出现较快增长，比重有所上升。

由于此项调查涉及企业数量比较多，涉及国家范围广泛，接受调查企业的产业分布、投资方式、地区构成等均与外资总体结构相接近，因此可以认为样本具有比较强的代表性，调查结果反映了发达国家企业对华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未来趋向的一般性特点。

表2欧盟企业今后增加对华投资可能选择的行业

注：问卷问题：您认为今后欧盟企业对华投资将会选择那些行业？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课题组《欧盟中小企业发展研究报告》2001年9月。

利用投入产出表分析的结果表明，在第三产业中，商业饮食、邮电运输、金融业、公用事业及居民服务业的后关联性最强，也就是说，对这些产业的需求增长受总需求增长的拉动效果较为明显。因此，“十五”时期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对这些服务业的需求增长会超过其他服务业的平均水平。通过吸收外资，提高这些行业的总体规模和服务水平，有利于适应经济增长和和市场消费增长的要求、并产生良性循环效果，带动社会需求进一步增长。因此，应当成为重点发展的领域。

二、劳动密集型工业行业将继续成为外商投资相对集中的领域，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有望加快

根据行业偏向度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选择与劳动密集型程度、资产产出效率、行业平均税负水平等有着直接的关系。假定在未来投资决策中，对行业投资的预期，以目前各制造业行业的全部企业平均水平为主要依据，那么根据外商投资不同的利益目标，选择投资领域的趋向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主要注重利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外商，对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皮革毛皮制品业、服装加工业、纺织业、家具制造业、木材加工、非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的投资趋向较强，向这些领域投资的可能性比较大。以提高资产产出效率为投资指向的外商，对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皮革毛皮制品业、服装加工业、食品加工业、电气机械、办公机械、纺织业、金属制品业等行业的投资趋向很强，向这些领域投资的可能性较大。另一方面，以回避税负为主要目标的外商，对税负水平比较低的行业具有比较高的投资趋向，这些行业包括皮革毛皮制品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等。但是，如前所述，外商投资预期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如果对上述因素综合评价，可以得到表3中所列结果。

表3按照外商投资趋向分类的工业行业

注：分类是对资产产出效率、劳动密集型和平均税负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得到的，其中在计算3个因素平均评价指标时，按照各自与外资行业偏向指数的等级相关系数确定了不同权数。

第一，服装、家具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皮革毛皮制品业、其他制造业等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将是外资投资预期和偏向程度较高的领域。

第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办公机械、电气机械等虽然资本装备程度比较高，但是由于资本产出规模明显、税负水平较低等原因，有可能继续成为外商投资相对集中的领域。实际上，这些行业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投资领域。

第三，今后外商投资相对较少的行业主要由三类构成：一是电力供应、蒸汽与热水、煤气生产与供应、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将长期由国有经济占主导的自然垄断行业；二是非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煤炭采选业等资本产出效率较低、税负水平比较高的行业；三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饮料制造业等市场相对饱和、资本产出效率不够明显或者税负水平比较高的行业。

应当注意到，近几年来，跨国公司的投资项目规模不断扩大，资本含量有所提高。这对于中国吸收外资的技术升级具有重要作用，如果能够在政策上给予鼓励和扶持，这种趋势有望继续保持并进一步扩大。

三、发达国家制造业今后产业转移的可能趋势——来自日本大型企业的调查结果

日本是中国吸收外资的重要来源地之一，日本的经济结构调整将对面向中国的产业转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根据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对792家在国外设有法人公司的日本制造业企业所进行的问卷调查(资料来源：日本国际合作银行“2001年海外直接投资问卷调查（第13次）”，2001年11月13日)，71.6％的企业提出今后3年将继续加强和扩大海外业务(海外业务除了包括在当地投资企业的生产、销售、研究开发等活动之外，还包括委托生产、收购等)，而提出“维持现”或者“缩小、撤退”的企业仅分别占28.0％和0.4％。计划扩大海外业务的企业比重比2000年度调查结果提高了17.1个百分点之多，可见日本企业的对外产业转移今后将以较快的增长速度继续扩大。其中82％的企业认为中国是最有前途的产业转移对象国（可重复选择），比2000年调查结果提高13个百分点，已经连续4年居各国（地区）之首，此外，今后3年计划扩大海外业务的企业中76.3的企业回答将扩大在中国的业务，比2000年度调查结果提高了16.8个百分点（参见表4）。因此，今后中国将成为日本包括直接投资在内的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

从不同产业的投资趋向来看，在日本的主要行业中，汽车工业生产企业计划3年内扩大和加强海外业务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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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2008年以来，温州民营企业面临愈发严峻的生存压力。在国内方面，从紧的货币政策、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节能减排等环保成本的增加，压缩了企业的盈利空间。温州的出口依存度一直比较高，自2002年超过20％后，2006年又达到了30％左右，但2005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率下调，2008年开始国际经济危机导致的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使出口企业面临更大压力。这都给温州民营企业的传统发展方式提出了挑战。

如果从温州经济自身寻找原因，以上困境和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落后是相关的。如果温州充分利用外资，可以促进出口产品更好的开拓国际市场、激励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动、提升温州产业集群层次，进而带动产业升级，优化出口结构，这对温州经济走出困境是有推动作用的。但在利用外资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外资与民营经济竞争、民营企业受外资影响处于产业链低端、产业安全受到威胁等负面的影响。

那么，温州应当如何利用外资，以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正面作用的发挥，规避外商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

一、影响温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

温州是全国最早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其GDP规模在浙江省排第3位，仅次于杭州、宁波两个城市。但是，温州利用外资却非常落后。1978-2004年，温州合同利用外资24.7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只有10.84亿美元，而省内的同类城市，如嘉兴市仅2004年一年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就达10.22亿美元。2005年，温州市将招商引资作为政府的“一号工程”，之后利用外资的规模增加很快，2007年度温州实际利用外资6.17亿美元，但在浙江仍处于比较落后的位置。此外，温州吸引来的外资，大多是华人华侨或者港澳台同胞的投资，甚至有部分本地民营企业通过隐蔽手段把资金划往境外，然后再以外资的名义转投温州，以享受外资的各种优惠政策。

(一)温州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落后的原因

首先，温州利用外资比较落后与其固有的自然条件有关。温州多山区，资源贫乏，可用于工业发展的土地很少。从区位条件看，温州地处长江和珠江两大三角洲的交汇区域，与中心城市距离远，区位条件较差，交通非常不便。这些都是阻碍外资流人的客观原因。

其次，温州外资少，也是温州模式的必然结果。温州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初温州政府的“无为而治”，政府干预少给民营企业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但是这一政府功能定位的结果，就是许多需要政府投入或干预的领域发展落后，进而降低了温州对外资的吸引力。比如，由于高等教育发展迟缓，温州的劳动力资源。特别是高素质人才缺乏；由于科技投入少，温州民营企业以及产业集群层次较低，产业结构升级困难。

最后，对外资不够重视也是其中原因之一。温州民间资金丰富，并不存在缺乏发展资金的问题，温州资本在全国各地投资，以及我国许多城市到温州来招商就是一个表现。加上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特性缺乏认识，温州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一直没有足够的重视。

(二)温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潜力

温州民营企业经过20多年的迅速发展，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生产能力和市场影响力。

集群经济是传统温州模式成功的一个法宝。温州的电器、服装、制革、汽摩配、泵阀等支柱产业都形成了强大的产业集群，而且一些产业，如合成革、低压电器、眼镜、制笔、剃须刀等行业在国内市场份额都超过了50％。强大的生产能力成为温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一大优势。发达国家企业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建立全球性的生产体系。温州的生产能力可以为跨国公司配套生产，并在满足跨国公司的严格要求的同时，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伴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温州相关企业注重品牌培育和营销渠道建设。据统计，截至2009年上半年，温州已经有38个中国名牌产品、165个中国驰名商标。与此同时，有近230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有40万个营销点。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居民消费能力增强，国内市场规模扩大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重要原因。温州民营企业可以凭借其成熟的品牌运作能力及某些产业强大的销售网络，与跨国公司展开合作。

二、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理性认识

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都是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对资本缺乏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不单单是资本的流入，同时还有技术、管理经验随之进入国内。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吸引外资的目的除了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之外，也期望借外资企业的影响力，促进本地生产要素质量的提升。外资企业一度被认为是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的代表，但是，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外资企业是否仍具有这样的特点，我们更应当辨证地看。

(一)外资并非一定代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方面常常是超过发展中国家的，这也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原因之一。但是，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是多元化的，对于看重发展中国家廉价生产要素的跨国公司而言，其对外投资不可能是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另外，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企业不一定比东道国本地企业经营得好，也是当前我国吸引外资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

(二)外资并非一定能带动本地企业技术进步

我国曾经把“以市场换技术”作为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口号，那么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是否能够带动本地企业的技术进步呢?对于以先进技术投资的外资企业来说，确实可能存在对当地经济的“溢出效应”。但是溢出效应能否实现以及溢出效应的大小，并非取决于外资企业所投资行业技术含量的高低，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地技术吸收能力如何。如果当地企业与外资企业技术水平差距很大、或者当地没有经过良好训练的人力资本、或者当地的经济开放度比较低，都会严重影响外资企业对当地的技术转移。

(三)外资并非解决本地经济问题的主动力量

对温州经济来说，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竞争、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是刺激本地经济良性发展的一股重要的力量。但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投资是服从其全球化生产战略的，在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地区，分工也有所不同。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某一地区，可能归因于这一地区具有较高的要素禀赋、较大的市场等。也就是说，是一个

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决定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况，而非相反。因此，认为只要有足够数量的外资，就能提高民营企业技术、管理水平的想法，是非常不现实的，外资并非解决本地经济问题的主动力量。

因此，民营企业强大的温州在利用外资的时候，切不可一味地吸引外资，寄希望于外资来解决温州经济当前的问题。外资能否改善当地经济状况，更多的还是取决于是什么样的外资进入，本地经济的吸收能力如何以及政府的相关配套政策。

三、温州利用外资的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并非温州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但却是温州经济转型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如何适当利用外资、如何为外资对本地经济发展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是温州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要素条件来看，温州土地奇缺，因此对温州而言。注重利用外资而非吸引外资，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战略，我们常常提到的招商引资就是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即让跨国公司到本地投资，也是我们在统计数据里面看到的金额。而利用外资是指促成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建立更紧密的业务联系，如通过配套、贴牌、搭车、外包等方式进入跨国公司的产业链。在为跨国公司提供上下游生产的同时，提升自身的竞争力。重利用而非一味强调引进外资，是一种更加务实的态度，也是温州以外资促发展的现实选择。

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温州政府的职能定位要明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政府可以在确立制度、提供信息等方面为企业提供便利，切不可越俎代庖，地方政府的政治目的可能会让企业陷入艰难的困境，

现阶段利用外资，温州的经济条件与改革开放之初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利用外资的思路也应当相应调整。温州利用外资，应当以提升本地生产要素质量以及完善本地生产要素形成机制为目的，从温州产业集群与企业品牌优势出发，积极构筑对外资的吸引力，在吸引和利用外资的过程中，提升本地的竞争力。

(一)改善投资环境

温州可以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企业的交通成本；加大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促进本地企业的信息化，从而实现虽然外资不在温州，但是外资影响温州的效果。对于必要的外商直接投资，温州可以鼓励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股权合作，而非新建独资企业的方式。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信息成本、基础设施、地理优势等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巨大。温州可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以克服地理条件、自然条件等客观原因给其吸引外资带来的不利影响。

由于曾经缺乏利用外资的紧迫感，温州对吸引外资的软环境建设也比较落后。温州应当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稳定性，提高政府办事效率，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审批效率。我国曾经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这种方式在吸引外资的同时，会造成对本地企业的挤出效应，以及民企与外企的不公平，因此，对温州的适用性还有待研究。

(二)适当甄选外资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并非同质的企业，处于不同行业，来自不同国家的外资企业，对温州经济的影响也有很大差别。温州要根据当地产业发展的要求，企业发展的状况，引入适度规模的外资。温州可参考国家产业政策和外商投资企业指导目录的相关内容，完善外资准人政策。

目前，我国外资70％投资于工业领域。温州也是轻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轻工业的部分产业在世界市场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温州可以加强与支柱产业相关的跨国公司的引进，通过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提升温州产品的质量和层次，提高温州商品的品牌认知度。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外资进入我国服务业还大有潜力，温州在这个大背景下，以更开放的姿态，促进服务业外资企业进入，在带动温州服务业发展的同时，改善温州的投融资体制。

(三)定向嫁接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是温州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温州这种原发产业集群的产业链条比较短，规模小，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低，设计的先进技术少，企业的研发投入小，这是其与外商直接投资产业集群的重要区别。

最强劲的竞争优势通常来自于企业集群，尤其是具有地理集中性的企业集群。如果温州可以吸引到跨国公司进入产业集群，则可以“拓展地方经济的产业链以及弥补产业链上的薄弱环境，并利用引进项目在技术、机制、理念上的优势，刺激当地创新活动，提高当地产业链的集群式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

(四)促进民外融合

温州政府曾在2005年将招商引资作为政府“一号工程”，即"2005年完成全年合同利用外资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亿美元、实际到位内资16亿元”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的完成，对温州这个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地区实非易事。温州吸引外资的目的是提升本地生产要素质量，进而提高温州的企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关键的问题并非有多少外资来温州投资，而是，温州民企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外资。

不论跨国公司是否在温州，政府都要致力于促成跨国公司和民企的合作。特别是寻找内资企业作为供货商的跨国公司，温州可以对一些民营企业进行技术等方面的培训，使其达到跨国公司的技术标准，采购其产品，使其进入全球生产系统。此外，温州也可以通过产业政策，激励跨国公司与内资企业建立分包商或供应商的关系，以实现跨国公司对内资企业的人员培训和技术转让。

(五)促进技术扩散

利用直接投资的进入必然会引起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激烈竞争，如果处理不当，容易使外资对本地企业构成威胁，甚至影响到到当地的产业安全，这也违背了我们利用外资的初衷。但是，适度的竞争可以促进本地企业提高技术水平，一定的政策导向更可以促进外资企业的技术扩散，实现温州利用外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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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直接投资撤退是一种客观存在，其影响重大。因此，研究撤资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亚于研究投资。

关于撤资的基本情况，如国别、成因、规律、影响等，国内外有关学者有过相应研究。但总体而言，系统的研究成果和相对成熟的研究结论不多。本文拟就近年来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撤退问题，做进一步分析、论证，用以丰富此研究领域的相关内容。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撤退原因分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4月20日向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5年会提交的一份题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的主题报告显示，截至2003年底，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621亿美元，但如果考虑外商投资企业的终止运营、资产折旧和撤资等因素，2003年底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为260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GDP的18%左右，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至2003年底，在累计批准设立的46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中，已终止或已停止运营的企业逾23万家，约占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50％，现存注册运营外商投资企业约23万家。即：在已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失败、中止、撤退的比例高达50%。这其中，由于跨国公司撤资引起的企业终止或停止运营占了一定的比重。详细情况如表1所示。

典型行业撤资原因分析

乳业。导致国际乳业跨国公司撤离中国市场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国际乳业跨国公司过高和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奶品市场的培育与发展速度，短期内即形成消费市场尚不具备充分的条件；产品多走高价位路线，与中国百姓的实际收入水平相差甚远；中国的奶品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市场秩序较为混乱尚未完全理顺。无序的多发的价格战、造假等，使外商无可适从；对中国的饮食文化、消费习惯、消费能力、消费选择、消费对象、消费特点等不甚清楚，经营理念未完全迎合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和习惯；缺失奶源优势及对奶源的控制权。大部分的国际乳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多把精力和资本都投放在奶品加工、奶品市场销售这两个环节上，对奶源往往掌握不了主动权，缺失奶源优势；管理成本过重，有人曾作过成本分析，认为外资的产品成本中的管理成本普遍高出中国国内企业的20-30%；公司选址和产品市场定位偏差；国际乳业跨国公司巨头，其中大部分在刚进入中国之时，落脚点都选择在中国的北部，而中国的北部恰恰是奶源的高度集中点和牛奶消费的冷点。

电力行业。导致电子行业撤资的原因主要有：超国民待遇的取消，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将电力生产领域对外国直接投资(FDI)大幅度开放。由于电力需求强劲，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了鼓励和吸引外资进入中国电力工业领域，对投资发电行业的外资实行“三保”政策，即保电量，保电价，保回报，承诺高达15%到20%的固定回报率。2002年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确定了竞价上网的基本方向，随着优惠政策的逐步取消，外资回报率明显下降。2004年下降到5％。

煤价上涨影响电力利润。从2003年开始，新一轮电力紧缺所导致的发电用煤供应紧张使外资发电厂面临更大的困境，众多的外资和民营电厂都只能到市场上去购买高价燃煤，由于煤炭价格大幅度上扬但电价由于管制而几乎未有变动，令外资发电企业损失惨重。

电力体制改革进程缓慢。中国电力投资领域市场准入程序复杂，审批周期较长，而正处在改革过程中的电力市场却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即中国电力体制改革走向不明，以及当前电力领域的低市场化程度和对未来电力市场前景的谨慎态度，导致了外国电力资本撤离中国或止步不前。

电力投资政策变化频繁。电力投资大，回收期长，其间可以发生很多情况。在中国的现有体制下，其经济政策投资政策常常不能正确预判，因而造成“政策多变”。外商普遍认为中国电力投资环境依然存在一些不明朗因素。

投资方母国电力市场诱人。自2003年8月美国发生大面积停电事件以来，民众要求政府增加电力投资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提议对电力行业结构进行重组改造，要求电力公司整修电网,对输电网升级改造。这对跨国企业的抽回资金形成了直接的影响。为了大规模参与美国电力建设新，筹集电网升级改造所需资金，出售海外非核心资产就成为许多美国电力企业的必然选择。

典型国别撤资原因分析

韩国。韩国与中国建交于1992年，当年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额为1.19亿美元，此后逐年增加。至1997年达21.4亿美元。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连续三年出现下降，2000年后开始回升，2001年基本回至金融危机前的水平。1992年至2001年间，韩国对中国的总投资额为123.4亿美元，占同期中国FDI总额的3.32%。

导致韩国撤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包括韩国人的性格。韩国人的性格造成了韩国企业投资轻率，只是靠一时冲动，而不是仔细研究市场前景和当地消费水平。另外，由于中国在很多方面技术水平提升很快，韩国的技术优势越来越不明显，失去了收益的基础。

韩国经济的不景气则是直接原因。韩国2000年GDP增长率是8.8％，2001年的增长率只有4％，这使得韩国企业国内总公司遇到资金困难，周转不济，对外投资能力下降，收缩对外投资成难免之势。

韩国对中国的投资受投资地域限制的影响较大。投资地大多集中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东北部地区和环渤海地区，从数量上看，投资于该地区的数额占到了韩国对华投资总件数的83.2%，占到了总投资额的66。2%，从产业分布上看，则主要集中于纺织、服饰、玩具、皮革等劳动密集型，其主要是出于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考虑，另外则是由于东北地区，特别是朝鲜族聚集区语言沟通便利。但对投资的经济发展状况及投资环境考虑较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韩资企业的经营带来了困难。

最后就是由于经营成本的逆转。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经济大受影响，韩国国内资本不足问题日益突出，各企业纷纷缩减对外投资。此外，金融危机后，韩国国内劳动力成本大幅降低，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下降，再者，随着中国加入WTO，关税下调，部分韩国商品可自由进入中国，也进一步促使部分韩国国内产品的生产成本反低于在中国制造。

日本。日本经产省直属的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的日本三资企业6—7成为盈利，2成左右收支平衡，1成多为赤字或撤退。可见，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撤退比例是偏低的。以1995年为例，日本企业从中国撤资总数为8家，居日本海外撤资排序的第9位，占其当年全部撤资比例的3.1%。详细情况见表2。

尽管日本对华投资撤退的比例相对偏低，但从我国的角度分析，日本对华投资确实还存在相当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国所造成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撤退资所造成的影响，甚至可能还更为严重。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与欧美国家相比，项目平均规模偏小。尽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的大中型项目在不断扩大，但是同欧美国家比起来，平均单项数额仍然偏小。根据日本财务省统计，日本对华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仅相当于对世界投资平均规模的34%，而面向亚洲、北美洲、欧洲投资的平均规模分别相当于对世界平均水平的46%、152%和118%，这说明日商对中国市场尚存疑虑。另外，企业当地收益再投资比较多，来自日本本土的新项目投资增长并不明显。除此之外，投资企业在人才、零部件采购本地化和技术转移方面的进展落后于欧美企业。

中国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的地位没有明显提高。按照日本财务省报告、申报额统计，2000-2004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只占同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2%，其中2000年仅占2.0%，2004年才提高到12.8%，分别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列第6、第3位。从整个情况看，2004年末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资产余额为202亿美元，只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资产总额的6.0%，居对美国（1430亿美元、38.5%）、荷兰（365亿美元、9.8%）和英国（268亿美元、7.2%）的投资

之后，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列第4位。

日本垄断性产业的投资落后。如前所述，包括汽车、家用电器和计算机、手机等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在内，凡是日本与欧美各国激烈竞争的领域，日本企业都迅速扩大了对华投资。然而，在日本高度垄断国际市场和中国市场的领域，日本企业仍继续实行扩大出口的战略，在当地生产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其典型是数码家电产业。

投资仍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区。根据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2004年7月的统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其次是广东、北京、大连和青岛；2003年末，在华日资企业的42.8%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外商撤资所引发的思考

客观地分析中国区位优势

跨国公司“兵退”中国，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普遍较低，相应地，消费水平也不高。而且，就许多行业而言，虽然中国是最有潜力的市场之一，但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尚需时日，短期内市场需求规模不会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国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运作成本（包括生产成本、管理费用、销售和促销费用、税收等）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低；受以上两个因素的影响，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都低于预期水平，也低于在其它亚洲国家的投资回报。这也是为什么欧美跨国公司在增加对华投资的同时，采取的态度越来越谨慎的原因。

冷静地审视引资政策

我国外商投资领域存在两大怪现象：独资企业比例增长的同时，合资企业逐渐减少；吸引新的外资的同时，已投项目大量流产。

目前，在国际上，外商投资的主流模式是并购，90％以上的投资采取的这种模式，但在我国目前这一比例还非常低。近两年来，外商独资企业的比例不断提高，以中外合资、合作形式投资的比例逐渐降低。这反映了大量的外商新增投资与我国现存的国有企业资产并未实现最有效的结合，外资没选择并购而是另起炉灶，致使规模巨大的国有资产闲置。多年来，我国对潜在投资者的挖掘过程中，忽视了对存量资产的盘活问题，更没有过多考虑新增外商投资与国有资产存量的结合问题。

另外一个怪现象是，在引资的同时，又丢掉了一些已经投资的大项目。根源在于，只重视前期招商的环节，忽视了后续服务工作的跟进，最终导致不断增加新项目，但已投资项目没有服务保障而流产。

对撤资的防范策略

对于跨国公司的撤资，既要冷静分析其深层原因，又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确保我国引进外资目标的实现。

应进一步调整外资政策，保持外资流入、流出量的稳定性，使之成为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运转的较确定性的因素。同时，调整过度集中的外资来源国结构，避免资本流入量因为某国或某一地区的经济波动受到较大影响。

要进行必要的事前控制。由于东道国事后难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政策遏制已经蔓延的撤资行为，因此，加强对外资流动的事前控制就成为我们防止跨国公司撤资以及由此带来突发的负面影响的重要手段。

在管理方面要做好如下工作：为外商提供更完全、更真实的投资信息，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撤资；利用中国产业多层次并存的特点，采取明确的产业优惠政策，变外资撤退为外资在中国境内的产业转移；考虑到外资制度安排的国际竞争，中国在外资制度安排上要保持一定的国际区位比较优势，建立和巩固新的区位优势，防止外资撤退。

保持吸引外资政策的连续性，继续改善投资环境。必须始终坚持积极吸引外资的基本方针。调查表明，尽管我国已经在完善基础设施等“硬件”环境方面取得明显效果，但是诸如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变动频繁，政策执行不尽统一、具有随意性，政府工作效率低、缺乏服务意识，市场监管不力、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乱收费严重等等外商关于“软”环境方面的批评依然强烈。

从现在起，我们应逐步形成一种不仅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基本格局，在市场准入和政策软环境方面下工夫，并通过大量工作使外资认知这一思路。只有这样，才可能进一步稳定外资的进入与留存。否则，过份依赖优惠政策的外资，一旦优惠政策取消或减少，更易形成撤资事件。

参考文献：

篇5

在中国不断反省引资思路和政策的大背景下，外商投资中国的积极性是否有所降低？在经历多年高速增长之后，外资是否开始看淡中国经济的前景？在外有人民币升值压力、内有宏观调控施压的躁动期，投资者是否担心投资环境不确定，因此选择逐步撤离中国内地？虽有商务部研究院专家认为现在的数据“说明不了太多问题”，但其实，这样的数据也还是说明了一些问题，至少能从宏观经济的变化中找到解释。

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大力引进外资已有26年的中国，期望抓住新一轮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努力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甚至提出变“招商引资”为“招商选资”。各级地方政府也逐渐走出一味依靠土地和税收政策优惠吸引外资的误区，而是开始真正审视本地区所需，认真考虑引资质量问题。上海、北京等地近期出台引资政策更是将高耗能、污染严重的一些投资项目“拒之门外”，同时收紧土地资源供应。地方政府抬高进入门槛的做法，对实力有限的外资和一些“假外资”造成压力，反映到数据上就是外商直接投资减少。

在前段时间中国房地产热中大肆杀入、推波助澜的外资，在中国政府为狙击“投机”，挤出楼市泡沫而频频出台宏调手段之后，开始转向“握钱观望”，有的甚至已经悄悄撤退。曾是外商赚得“盆满钵满”的中国房地产业现已成为外资最不敢越的“雷池”。业内专家相信这一变化，对FDI的影响颇大，并相信如若房地产业这种“人为的冬天”没有改变的话，FDI还将持续下降。

去年以来，在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之下，大量国际游资通过各种合法渠道进入中国，屯兵境内等待一场豪赌。其中就不乏以直接投资名义流入的短期投机资本，而今，中国政府顶住压力，力保人民币稳定。投机无望的“热钱”有些已通过合法渠道“撤离”，尚在境外徘徊的“热钱”则明显减缓了流入的速度。加上中国的外汇管理当局不断强化防范措施围堵“热钱”，其“合法”进入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篇6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挤出效应;协整;误差修正模型

中图号:F12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9451(2009)02-98-05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China’s Domestic Investment

WANG Mingxing

(School of Statistics,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iment from 1983~2007 on China’s domestic investment is mady by using the cointegration analysis and the error correction model.The results obtained show tha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a crowdingout effect on domestic investment in the long term while in the short term it has a lagged and negative effect,which requires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make a right adjustment in the current policy on utiliz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so as to weaken such a crowdingout effect and make better use of foreign investment.

Key Words: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crowdingout effect;cointegration;

error correction model

吸引外商来华投资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不仅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带来了稀缺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为东道国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改善了东道国的对外贸易,优化了东道国的产业结构等。但是随着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负面效应开始凸显并影响了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就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因此本文从整个宏观角度出发,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从而为政府调整利用外资结构和规模,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发挥外资的正面效应提供理论依据。

(一)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国内投资关系的理论探讨

国内总投资包括本国投资者所形成的投资和外商所形成的投资这两部分。相应地,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之间的关系也就有两种:第一,外商直接投资与外商所形成的那部分国内投资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反映外商直接投资如何转化为外商所形成的那部分国内投资。第二,外商直接投资与本国投资者所形成的那部分国内投资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即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内投资,还是减少了国内投资,或者两者之间根本不存在相关性。本文所要探讨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的关系属于后者。如果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导致国内总投资的增加额超过了外商直接投资本身的增加额,则说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带动或促进了国内投资,此时称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入效应。挤入效应的产生途径主要有: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如果给东道主国家带来新技术或新产品,迫于竞争的压力,国内企业会不得不引进新技术或者增加自己的研发投入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从而导致国内投资的增加;若外商投资的行业与上下游产业有很强的关联性,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会带动下游和上游企业投资的增加;另外FDI企业与国内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会使前者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流入到后者,这样国内企业利用先进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会增加自己的投资。相反地,若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导致国内总投资的增加额小于其自身的增加额,则国内投资减少,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一般来说,FDI企业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经营管理以及强大的品牌力量,再加上东道主国家给予的各种优惠会使得其在争夺生产要素,产品市场中处于有利地位,若FDI企业进入了国内发展已相对成熟、竞争相对激烈的行业,在投资机会和产品市场饱和的状态下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必然会减少甚至替代国内投资。另外,FDI企业通过进口来购买原材料和出口来实现产品的销售,这样会切断与国内上下游行业之间的原有关联性从而导致国内投资的减少。最后,如果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额等于国内总投资的增加额,则表明两者之间不存在相关性。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主国家国内投资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学者针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利用不同的挤入挤出效应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Borensztein Gregorio和Lee运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69个发展中国家19701989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FDI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国内总投资的增加额约为FDI流入增加额的1.52.3倍。ManuelR Agosin和Ricrado Mayer采用19701996年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3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总投资模型,证明FDI对亚洲各国的国内投资产生了很强的挤入效应,对拉丁美洲各国却产生了挤出效应,与非洲各国的国内投资则无显著的相关性。

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也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张倩肖在新古典投资模型的基础上证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投资产生了替代效应。在区域性研究方面,王志鹏和李子奈运用面板数据分析后发现,FDI对我国东部地区的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对中部地区国内投资存在挤入效应,而西部地区FDI的挤出效应不显著;薄文广采用总投资模型论证了珠江三角洲地区FDI的挤出效应比长江三角洲地区更加明显。

以上在分析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时大多采用总投资模型,由于模型中解释变量很多容易产生多重共线性,另外解释变量中还含有滞后被解释变量,因此运用OLS法来估计模型就会失效。本文采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国内生产总值对国内总投资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影响。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影响国内总投资规模的因素诸多,主要有两种投资需求模型:加速度模型和资本存量模型。在这里采用加速度模型来研究总投资的变化,加速度模型表明投资需求不仅要受到本期国民收入水平的影响,而且要受到上期国民收入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到本期流入的外国资本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将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影响国内总投资的主要因素,研究它们对国内总投资的长期和短期影响。从中经统计数据库中可以搜集到19832007各年全国的FDI,GDP数据,而国内总投资额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DI)来代替。由于统计资料上FDI数据是以美元标价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在分析中首先将其用美元对人民币的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以人民币标价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分别对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取对数,取对数后的结果来表示。

(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对于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可能产生伪回归的问题,因此在回归分析之前必须要对变量序列lnGDPt、lnFDIt、lnDIt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及单整阶数。运用Eviews5.0中ADF方法分别对lnGDPt、lnFDIt、lnDIt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1。

表1中d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检验形式中C代表包含常数项,T代表含有趋势项,K表示滞后阶数;滞后阶数的选择标准是以AIC和SC值最小为准则。从表1中可以看出,ln(GDPt)、ln(FDIt)、ln(DIt)的ADF检验统计量值分别大于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水平序列lnGDPt、lnFDIt、lnDIt都是非平稳的;其一阶差分变量d(lnGDPt)、d(lnFDIt)、d(lnDIt)的ADF统计量值分别小于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这样它们的一阶差分变量在10%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稳的,因此ln(GDPt)、ln(FDIt)、ln(DIt)都属于一阶单整变量序列。

(三)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

尽管lnGDPt、lnFDIt、lnDIt都是非平稳的,可是同为一阶单整变量的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一个稳定的线性组合。采用Johansen方法对ln(GDPt)、ln(FDIt)、ln(DIt)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在“Cointegrating Equation(CE) and VAR specification”栏目中选择第三个备选项,即设定时间序列数据存在确定性线性趋势,但协整方程(CE)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中只含有截距项不含有趋势项,同时一阶差分滞后阶数选择为2阶,Eviews5.0运行结果如下表2和表3。

表2中在检验原假设H0:r=0时无论迹统计量还是最大特征值统计量都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拒绝原假设,三个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在检验原假设H0:r=1时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都小于对应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不能拒绝H0:r=1,因此ln(GDPt)、ln(FDIt)、ln(DIt)之间仅仅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表3给出了三者之间的协整数量关系式:

lnDIt=-3.85500+1.33874lnGDPt-0.127547lnFDIt

虽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国内生产总值和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都有各自的波动规律,但从长期来看,三者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关系,其中国内生产总值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产生了促进作用,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会使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约1.3%,而外商直接投资则挤出了部分国内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 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将使得国内总投资减少近0.13%。

(四)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关系反映了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由于许多随机因素影响着包括诸多变量的经济系统,所以经济系统经常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变量组成的经济系统之所以能够保持一种均衡趋势,是因为系统本身具有自我调整机制,当变量在上一期偏离了均衡点时系统在下一期会对上一期的非均衡误差做出修正从而使得变量不断地围绕着长期均衡关系进行上下波动而不是更进一步地脱离均衡关系。构造误差修正模型正是为了寻找这种调整机制,它描述了变量从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调整的过程。根据ln(GDPt)、ln(FDIt)、ln(DIt)之间的协整关系:lnDIt=-3.85500+1.33874lnGDPt-0.127547lnFDIt,可以建立如下形式的误差修正模型:

上式中参数βi(i=1,2,…,9)是短期参数,表示变量之间的短期调整关系,其中β9也称为修正系数,它反映上期的不均衡误差对本期被解释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程度,说明被解释变量短期对误差的调整速度。ECMt-1 代表非均衡误差的一阶滞后项,ECMt-1=3.85500+lnEIt-1-1.33874lnGDPt-1+0.127547lnFDIt-1运用OLS法对以上的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得到如表4的结果:

R2=0.860981,调整的R2=0.756716,DW=2.430159,F-statistic=8.257670.

从表4中可以看出,解释变量中只有

d(lnDIt-2),dln(GDPt),d(lnFDIt-1),ECMt-1的T统计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剔除其他的解释变量,只以d(ln(DIt-2),d(lnGDPt),d(lnFDIt-1) ,ECMt-1,作为解释变量重新用OLS法对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下表5。

从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所有的解释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且模型的拟合优度(R2=0.804872)也比较高,说明所建的误差修正模型是有效的,它可以表示成下列形式:

d(lnDIt)=-0.130397+0.591627d(lnDIt-2)+1.619331d(lnGDPt)-0.233414d(lnFDIt-1)-0.300074ECMt-1

其中前两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动以及本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都对本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短期变动有正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591627和1.619331,可见本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对当期本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影响比较大;而前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资的短期变动对对本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短期变动产生了负影响,前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会导致本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下降0.23%,影响力并不大。另外滞后一项的非均衡误差对本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变动也起着负影响,符合误差反向修正机制,上期误差的30%在本期得到了修正。

三、结束语

就全国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存在着长期的挤出效应,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所造成的。流入我国外资的行业分布比较集中于制造业,尤其以轻工业为主,长期以来制造业领域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60%以上,这与内资企业的产业结构总体上相似。由于轻工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产品技术含量不高,替代性较强,这样外企的进入并不会创造和扩大国内的市场需求,只能与内资企业竞争去争夺有限的市场空间。与国内企业相比,外资企业通常拥有国际知名的品牌、丰富的管理经验及国家给予的超国民待遇,所以在产品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外资企业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进而减少或取代了国内的投资。另外,今几年来外商直接投资选择独资这种生产经营方式的比重不断上升,2004,2005,2006年这个比重更是超过了70%,这也就限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技术溢出效应更好的发挥。

从短期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变化存在滞后一期的负影响, 前一期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会导致本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下降0.23%,这说明外资企业的竞争优势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发挥出来;对本期国内投资变化影响最大的还是当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当期GDP每增加1%,大约会使得国内投资增加1.6%;而上期的非均衡误差对本期国内投资的影响也达到了0.3。

鉴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产生的挤出作用,国家在今后利用外资的政策上要做出一定的调整来增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效应,削弱其挤出效应,这对于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优化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建议:国家应积极将外资引入到服务业领域,改变当前这种过度集中于制造业的状况。即使在制造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也只能引入那些技术含量高的知识密集型外资企业,而对于一般的加工制造业实行国民待遇,这样会增强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也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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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国有企业；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F12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7)03―0045―03 收稿日期：2006―09―18

国企改革始终伴随着新旧制度的摩擦和冲突，单纯的内部力量难以打破阻碍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桎梏，因此，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本身存在一种对于外部力量支持的要求。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是一起进行的，对外开放引进了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主体――外商直接投资。外资的进入不仅引入了物质性的要素，更为重要的是引入了对传统经济体制产生巨大冲击的新制度因素。本文利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的理论，通过国有企业在推行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的成本与潜在收益比较，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国有企业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机理。

一、国有企业制度创新,tl的成本与收益的界定

根据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均衡的理论，假定人是理性的，总希望获得一些在旧有的安排下不可能获得的利润，如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会被创新出来。制度安排会在两种情形下发生，制度创新改变潜在的利润，另一种是制度创新成本的降低使安排的变迁变得合算。为了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国有企业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机理，首先界定国企制度创新中的成本与收益。

(一)国有企业制度创新中的收益 国有企业制度创新中的收益包括资产性收益、补偿性收益和创新收益。资产性收益指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和职工、经理人员的收入。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创新，转变传统经营机制，获得法人财产权从而拥有完全的企业经营权，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从而提高资产经济效益和增加国有企业职工和经理人员的收入。补偿性收益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利益受损主体将获得的一些补偿，这包括下岗职工的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再就业的税费减免等等。另外国有企业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以后，国有资产交由统一的国有投资主体行使所有权，国有企业剥离了以前承担的种种政策性任务，这产生了国有企业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变迁中的创新收益。

(二)国有企业制度创新中的成本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职工可以享受政府和企业给予的种种福利待遇。国有企业的改革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转变以后，国有企业职工不但失去政府和企业给予的各种福利待遇，而且有可能会失去原有的工作岗位，这就造成国有企业职工的风险成本。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创新以后，强化经营管理人员对企业盈亏的责任，打破传统的干部终身制，倘若企业经营不善，经理人员就会被解聘，这也将造成经理人员的风险成本。在传统体制下“内部人”可以通过手中权力为自己谋得利益，而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使得“内部人”利用手中权力侵蚀国有资产的机会降低，“内部人”有丧失以前既得利益的风险，这就形成国有企业制度创新中扭曲成本。另外国有企业由于历史的原因，要承担一部分解决债务和冗员的责任，这就加重国有企业的经济负担，企业要以改制后公司未来收益的减少为代价，产生沉淀成本。另外，国企职工和经理人员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缺乏市场经济体制下运行的企业制度的知识，因此，不知道如何具体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制度，一些职工和经理由于缺乏对现代企业制度的认识而产生一定程度的抵触情绪，产生制度实施成本。

二、外商直接投资条件下国企制度创新收益和成本的变化

(一)外商直接投资条件下国企制度创新收益的变化在资产性收益的方面，由于允许外商直接投资，国有企业进行制度创新，合资企业经营效益得到较大提升，市场竞争压力也会促使不与外商合资的企业努力提升经济效益，这样大多数国有企业的利润会上升，国有企业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会获得较大的收益。对于补偿收益，外商直接投资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使得国家补偿利益受损主体的能力得以加强。外商直接投资也提供了一些就业岗位，为富余人员的安置提供一些就业机会，这都使得国有企业制度创新中利益受损主体得到比在封闭条件下更多的补偿性利益。另外，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条件下，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产生了一些外在于原有企业制度安排结构之外的利润，这主要包括与外商合资获得实现技术进步和提升产品档次、借助外资的营销渠道扩大产品市场规模、获得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各种优惠政策，产生了合资收益。

(二)外商直接投资条件下国企制度创新成本的变化在职工和经理人员的风险成本方面，允许外资进入以后，国有企业职工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的风险成本是存在的。但是外资进入以后，政府的财政收入将得到增加，实行“抓大放小”战略后，政府也得以将部分闲置的国有资产变现。这样政府对国企制度创新中利益受损主体补偿的能力得以加强，在国企制度创新中利益受损主体将得到更多补偿。另外，外商直接投资使得国有企业职工增强平等竞争意识，这减少了职工在国企制度创新中的风险成本。在经理人员的风险成本方面，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外资企业打破了传统国有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市场竞争加剧，国有企业经理人员有一种制度创新的压力，否则就有被市场淘汰的风险，与被市场淘汰的风险成本相比，原有的国有企业推行制度创新的风险成本降低。在扭曲成本方面，国有企业进行制度创新，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内部人”失去以前既得利益，从而产生国有企业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中的“内部人控制”成本。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条件下，市场竞争加剧，合资企业中外商还会取得部分经营管理权，克服“内部人控制”，“内部人控制”成本会进一步加大。但同时市场竞争加剧，产生一种对“内部人”的市场监督机制，监督程度加大。合资合作企业中还会产生外资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相互制衡机制，这会降低“内部人”控制企业的程度，从而使整个扭曲成本下降。另外，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条件下，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和外资提供的一些就业岗位，使得政府解决国有企业历史性债务、冗员的能力增强。另一方面外商与国有企业合资合作，形成新的资本注入机制，也解决了一部分历史性债务、冗员问题，这将减少国有企业解决历史性债务、冗员的沉淀成本。在制度实施成本方面，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国有企业的职工和经理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逐渐加强，在同外商的竞争合作中，逐渐认识外资企业制度上的一些先进性，如明晰的产权、科学的管理。国有企业职工和经理逐渐形成对于现代企业制度的认同，改变了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初期的排斥与抵触，这极大地减少国有企业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实施成本。

三、外商直接投资条件下国企诱致

性制度变迁的路径分析

(一)国有企业进行制度创新前后的利润函数的界定为了比较允许外商直接投资以后国企进行制度创新前后的收益与成本，有必要建立外商直接投资条件下的国有企业进行制度创新前后的利润函数。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条件下，国有企业不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利润函数为：Wf=π1+R2－R1-c'jo。其中π1代表国企制度创新之前的利润，R2是政府给予国企的种种政策性补贴，R1代表国企承担的政府部分政策性任务。C’1为外资进入后，若不进行制度创新，国有企业的市场地位下降甚至被市场淘汰的成本。允许外商直接投资以后，国有企业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预期利润为：W’f=π2+R1+R3+R4-R2-C6-C7-a・C8(β)－C9-C10。其中π2代表国企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创新后的利润，R3代表在国企制度创新中给予利益受损群体的补偿，C6代表国企职工的风险成本，c7代表经理人员的风险成本，C8(β)扭曲成本，β代表对内部人的监督程度，a是“内部人”控制企业的程度。C9代表沉淀成本，C10代表实施成本。R4代表国企的合资收益。

(二)国有企业进行制度创新前后的利润的比较根据制度创新的理论，当W’fWf(W’f－Wf0)时，国企制度创新的预期利润大于制度创新之前的利润，国企制度创新的潜在获利机会诱使国企进行制度创新。而W'f-Wf=(π2―π1)+2・(R1-R2)+R3+4+C'j―C6－C7-a・C8(β)-C9-C10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条件下，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创新，合资企业经营效益(π2-π1)得到较大提升，市场竞争压力也会促使不与外商合资的企业努力提升经济效益，这样大多数国有企业的利润会上升，因此资产性收益得到较大的正值。国有企业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以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再能得到政府的各种政策性补贴，原先的政策性负担从国有企业中剥离，由于政府补贴的幅度可能大于政策性任务减小的程度，总体上2・(R1-R2)可能为负。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条件下，在国有企业推行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利益受损群体得到的补偿增加，补偿性收益R3上升。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以后，与外商合资合作的各种合资收益R4使国企制度创新得到比在封闭条件下更多的利益。另外，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以后，国企唯有制度创新才能保住市场地位，C’j带给国企制度创新的紧迫感。在成本方面，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国有企业职工与经理人员的市场意识和观念逐步加强，外资进入以后产生的竞争压力使得他们对于制度创新的动力加强，这使得国有企业职工与经理人员的制度创新风险成本C6和c7下降。在“内部人控制”方面，由于市场环境的竞争性逐步加强以及合资后产生的产权相互制衡使得对于“内部人”的监督程度加大，“内部人”利益损失加大，但由于竞争环境和外资的产权制衡使得内部人控制程度a下降。外资进入后对合资企业的资本注入以及国家财政收入的提高，使得国企解决历史性债务和冗员的成本C9降低，外资进入后，人们得以了解市场经济下企业的运行制度并增强竞争观念，这使得实施成本C10降低。

根据以上分析，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条件下，国企制度创新的资产性收益(π2－π1)、补偿性收益R3与合资收益R4会有较大增长且都为正，职工风险成本C6、经理人员风险成本C7、沉淀成本C9、实施成本C10都会下降。扭曲成本C8(β)虽然会上升，但随着控制程度a的下降，a・c8(β)总额会下降。虽然减少政府政策性补贴使得2・(R1-R2)为负，但是C’j使得国企有进一步创新的动力，它在W’f-Wf中为正，这样W’f－Wf就有较大可能大于0。

四、结论

(一)外商直接投资是形成国有企业诱致性制度变迁路径的主要外部力量允许外商直接投资以后，国有企业制度创新获得了比在封闭条件下更大的利益，而同时又减少了制度创新的成本。制度创新收益与成本的变化使得国有企业产生一种制度创新的愿望，形成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国有企业诱致性制度变迁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交织在一起，打破原来国有企业的制度均衡。而出现这一局面最主要的原因是允许外商直接投资，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打破了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低效率的制度均衡，它是形成国有企业诱致性制度变迁路径的主要外部力量。

(二)外商直接投资冲击和瓦解了束缚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制度环境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外商直接投资打破国有企业制度均衡除了是因为以上论述的改变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成本与收益以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外商直接投资冲击和瓦解了束缚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制度环境。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市场环境的竞争性。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条件下，外资凭借其先进的技术、雄厚的资金优势，迅速打破国有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中国的市场竞争性逐渐加强，国有企业不进行制度创新的成本加大。另外，竞争性市场环境提供给国有资产所有者关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信息，发挥市场监督的作用，降低“内部人”控制企业的程度，减少“内部人控制”成本。其次，外商直接投资增大制度创新主体有界理性。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条件下，使得国有企业管理者、职工认识到市场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企业运作模式、管理手段、公司制度，这是制度创新主体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补课”，它改变着传统体制下长期形成的惯例，增大国有企业制度创新主体有界理性，减少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实施成本和风险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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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研究

对于我国来说，外商直接投资指的就是外国的投资者通过在我国设立相关企业等方式进行投资，而且还可以利用现金或者无形资产等进行再投资，外资同时也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投资。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吸收的劳动力是非常多的，在地区分布上存在不均衡的情况，随着外商直接投资不断流入国内，对制造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投资金额及就业人数总体呈现增长的趋势，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带动作用。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就业量产生影响的原因

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利用的是雇佣的方式，能直接的增加我国制造业就业量，我国的劳动力充足而廉价，外资企业在经营中为了获得更大的成本优势，增加自身的经济利益，提升企业竞争力，会将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向我国迁移。而制造业之中大多数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外商将比较多的资金直接投向了服装、鞋类等行业之中。这种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制造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会对本地劳动力的雇佣状况产生直接的影响，使得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人数逐渐增加。由此，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我国制造业中的就业人数也在增加。而制造业中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也是最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下我国制造业中的就业人数也随之增加，这使得我国的总体的就业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另外，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还出现了“溢出效应”，使得内资制造业也不断增加投资，扩大规模生产，引入了更多的劳动力，就业机会也相应增加[1]。外国企业投资的加入，不但会出现技术上的溢出效应，在资本投入方面同样会存在溢出效应。企业的经营最主要目标就是增加自身利益，我国本土企业经营中发现外资企业投资制造业得到了较大的利润，内资企业就会增加对制造业的资本、技术上的投入，实现企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一过程中需要增加劳动者数量，促进企业的发展。

二、我国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建议

（一）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结构

制造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是比较多的，但通过相关的统计数据来看，制造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有所下降，外资企业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出现了撤资的现象[2]。所以，在对外资进行引进的时候需要时注重正确的选择，实现外商直接投资结构的不断优化。首先，应该鼓励外商将资金投向那些就业潜力好的服务行业之中。从国际范围来分析，发达国家中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占据一半以上，而在我国这一比例是远远不够的。其次，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也需要不断的增加外商直接投资，我国技术能力不强，应该积极借助外资力量获得高新技术产业的进步，使我国就业水平得到提高。为了让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能够更多的吸纳就业人数，政府应该出台相关的外商投资鼓励政策，使其能够在服务业与技术行业中不断的增家投资力度，实现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正确、科学的引导，增家社会发展中新的就业岗位。

（二）维护制造业员工权益

从我国开始大量引进外资开始，就存在外资企业侵犯员工权益的状况，克扣、拖欠员工工资，延长工资时间，侵犯员工社会保障权益等时有发生，政府应该对这种状况进行合理的调控。实现相关法律法规的改进完善，使外资企业行为受到约束，还需要定期的对外资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实行监督排查。如果发现有不当行为就应该即刻查处。其次，外商企业中的经营者应该对我国的相关法律有一个总体的了解，严格根据有关规定行事，防止产生侵犯职工权益的问题。做到尊重、爱护企业员工。此外，企业员工也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保护意识，在遇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能够采取正确合理的措施去保护自己的权益。可以获取企业工会的支持与帮助，要善于利用法律武器去维护自身权益。

（三）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从现阶段我国制造业中的劳动力总体现状来看，从事相关工作的劳动者大部分都比较缺乏专业的技术知识及技能，他们中大多都是来自农村，文化水平也比较低。现代企业发展中对工作人员的综合技能与素质要求有了很大的提高，而当前的劳动力供给状况与企业的实际需求并不均衡，使得很大一部分的非技术人员面临着失业。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实现制造业就业人数的不断增加，就需要加强对人力资本的关注与投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对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加强技能上的培训，让农民工拥有更加专业化的技术能力，让非技术劳动人员都能够实现向技术劳动人员的转变。同时还应该重视对教育的发展，使得我国就业人员总体素质可以得到提升，最终实现就业质量的提高。

三、结束语

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受到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有积极的也有负面的，在今后的发展中我国制造业在生产环境及技术等方面都会更加先进，因此，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应该鼓励其对高新技术及节能环保领域增加关注，发挥制造业的劳动力优势，减少生产中对能源与资源的耗费，并且还要加强对优秀人才的引进，使得制造业对外资的利用水平以及综合效益都能得到不断的提升，促进我国制造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岳沼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结构竞争力影响研究[D].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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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环境污染 库兹涅兹曲线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以优越的投资环境和广阔的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外商直接投资国家。1979年，我国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仅有0.86亿美元；到200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达527.43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当年全球吸收FDI最多的国家；2008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923.95亿美元。

大规模的外商直接投资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外商投资工业污染的影响，我国的环境问题也愈发严重，特别是城市的空气污染迅速恶化。根据总资产核算，2006年中国三资企业39.48%的资金都投向了污染密集型行业（根据200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计算得出）。目前，有近四分之一的居民缺乏纯净的饮用水，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呼吸着被污染的空气。

由此，引发了这样一些问题：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流入对我国的环境特别是空气质量状况是否存在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是否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和行业选择有关？本文收集的最新数据随机绘制个别省（或直辖市）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对国外的“污染天堂”假说进行验证，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的环境管制政策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库兹涅兹曲线验证模型

（一）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产生

库兹涅兹曲线（KC）是一实证型经济理论。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兹做出了大量统计分析后，提出了著名的库兹涅兹收入分配倒U型曲线。由此推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的收入差距较小，但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又使这一情况得到改善。收入差距是先扩大再缩小，这表明收入差距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着定量关系。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样也出现相似的情况，但同其他国家相比，最大收入差距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1992年，格鲁斯曼（Gene Grossman）和克鲁格（Alan Krueger）对66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内14中空气污染浓度和水污染浓度与人均GDP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大多数污染物质的变动趋势与人均GDP的变动趋势间呈倒U关系，即污染程度随人均GDP的增长先增加，后下降。污染程度的峰值大约位于中等收入水平阶段。1995年，格鲁斯曼和克鲁格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环境后果》一书发表了环境库兹涅兹权限（Environmental Kunzites Curve 简称EKC）假说。在一国经济发展初期，污染水平会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而扩大；当收入增长到一定水平后，污染程度或者说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这种现象也表现为倒U型，我们称之为环境库兹涅兹倒U型曲线。

为什么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会产生这种效应呢？对于经济关系与环境污染指标所形成的倒U型曲线理论解释，经济学家们主要从经济规模效应、消除效应与结构效应三方面来分析。

经济的发展，需要投入很多资源来提高产量，也就意味着生产活动的副产品：废水、废气等的排放量快速增加，从而使得环境质量迅速下降。随着人均收入的迅速增加，经济规模越来越大，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这就是规模效应。

当一国经济处于发展初期、国民收入较低时，政府财政收入有限，为了使人们脱离贫困，改善生活水平，政府更多的是考虑发展经济，从而忽略了对环境的保护。因此该阶段的工业发展多是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业。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环境污染的加剧，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开始发生转变，环境也成了一种消费品。为了满足人们生活的需求，也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开始知道各种保护环境的措施，使环境质量得到提高。从政策方面来看，政府对环境污染的治理能力而言，环境污染与收入水平呈现单调递减的关系。即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环境质量的要求相应提高，政府对环境污染治理力度加大，从而使污染物排放量呈逐步下降的趋势。对于政府政策产生的这种效应，有人称之为消除效应。

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产业结构需要不断调整。一些落后的产业会从经济舞台中退出，而一些有活力的新兴产业会产生。开始，多数国家以农业生产为主，经济增长比较缓慢，环境污染较少，环境质量很高。但是，随着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时，资源开采的速度很快，但其利用率不高，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占据主导地位，工业生产产生的废弃物大幅度增加，因而导致环境水平急剧下降。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提高，产业结构开始得到调整，从能源密集型为主的重工业向能源消耗少、污染低的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转移。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环境污染得到改善。从经济发展的总体来看，产业结构效应使得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呈现倒U型。

由于经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消除效应，使得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在图中呈现一种倒U型的关系。

（二）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验证

分析从2000年到2008年整个中国的人均GDP和SO■排放量数据，看二者是否具有倒U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特征。

在SO■单位排放量与人均GDP关系图中，以人均GDP为横坐标，以SO■/GDP为纵坐标。之所以采取SO■/GDP来定义纵坐标，是为了和前面的计量模型相对应。我们选取的是相对量，而不是SO■排放量的绝对量，来考察二者的关系。

通过作图，可以看出，从我国的总体情况来看，并没有出现倒U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而是随着人均GDP的增加，SO■的相对排放量在不断减少。2000年到2004年曲线较陡，从2005年开始曲线开始趋于平缓。说明随着人均GDP的增加，SO■的相对排放量下降的速度在放缓。

选取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来找出人均收入和SO■排放量的关系，看齐是否具有倒U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特征。

选取的北京市和广东省作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大省，其利用外资情况和全国利用外资情况差不多相同。仍然是以SO■/GDP为纵坐标，以人均GDP为横坐标，从而绘制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图（如图1和图2）。

两个省市的曲线都不符合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倒U型，都成斜向下的趋势。说明SO■/GDP与人均GDP呈反相关。这和整个国家的情况相同，也就是说SO■的相对排放量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不断下降。北京市的下降趋势比较明显，开始下降的较快，在2004年之后开始放缓，说明SO■的相对排放量下降的速度在下降。广东省的下降趋势比较平缓。

我们认为，之所以人均GDP和SO■的相对量没有出现倒U的关系，可能与选取的年份和跨度较短有关。

三、结论

通过库兹涅兹曲线图验证，外商直接投资和GDP都与空气中二氧化硫含量呈反比关系，每单位外商直接投资和GDP的增加带来的二氧化硫增量是减少的。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在服务部门等第三产业，由此带来的空气污染呈下降趋势，这与之前的一些学者的正相关结论不同，但本文所得结论与预期假设比较一致。而在变量选取方面，由于个别变量不好统计，比如环境管制、国内污染严重的第二产业也会影响空气中的二氧化硫的含量。因此存在由于遗留变量带来的异方差问题。

针对我国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和空气污染的状况，提出如下建设：

调整引资政策，注重引资结构，提高引资质量。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资金严重短缺，国家的引资政策较为优惠，FDI的大规模流入确实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由于国家的低环境标准，有大量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我国，对我国的环境造成重大破坏。如今，我国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资金已不是经济发展的障碍，国家应调整引资政策，应尽可能地引入“清洁”FDI，逐步减少污染严重的项目的引入，对某些危害人体健康的产业应禁止引入。

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立法，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建立可评估、可衡量的环保标准。尽管我国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的环境资源法律，但是环保法律仍有很多方面不尽完善。例如，作为我国最重要的环保法律之一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对公共政策的环境影响评价，决策者的法律责任等问题都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又由于环保标准特别是空气污染标准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可评估性和衡量性，从而加重了环境污染。

尽快推行并完善绿色GDP核算体系，积极发展循环经济，以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在传统“政绩观”的引导下，一些地方政府迫切希望利用外资发展本地区经济，往往盲目追求外资数量上的扩张，忽视外资质量和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为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污染行业提供了便利。因此，必须尽快推行并完善绿色GDP核算体系，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相互和谐，促进资源永续利用，推动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资源集约型转变，以有利于资源节约型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夏友富.外商投资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现状、后果及其对策研究.管理世界，1993（3）.

[2]赵细康.环境保护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与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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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投资环境

[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26-0070-02

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经济水平总体上保持平稳健康的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的十几年，以开放促发展，以投资促增长，经济突飞猛进。2007年起，由于我国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吉林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空前发展。吉林省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885亿美元，比2006年同期增长163%，达历史新高。2008年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国内外企业投资幅度缩水，进程放缓，但仍然保持增长。结果表明，大力引进外资对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和振兴，促进吉林省经济的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缓解就业压力、吸纳培育高级管理人才、推行先进管理经验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外商直接投资对吉林省的影响

1促进经济增长

近几年，吉林省引进与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促进了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不断增长。1984年吉林省地区生产总值（GDP）17439亿元，2011年达到1053071亿元，是1984年的60倍还多。[ZW（]来源：吉林统计信息网，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来源：吉林省商务厅2006―2010年统计数据计算整理。[ZW）]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进入，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吉林省改革开放的步伐，加速了吉林省国际化的进程，并推动了吉林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增速快主要得益于一些外资大项目陆续到资，对实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比较突出的包括中粮生化能源有限公司、锦湖轮胎有限公司、吉林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等企业。

2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获得了迅速发展，从外贸增长的来源看，主要是依靠外商投资企业来推动。就吉林省本身，外商投资企业对吉林省进口贸易的影响作用也十分明显。外商投资企业不仅本身带动了吉林省商品的出口，还间接带动了本地企业出口额。2001―2007年，三资企业实现进出口额占该省进出口总额比重平均47%左右，在2004年超过50%。2011年全年累计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2047亿美元，增长309%。[ZW（]来源：《外商直接投资对吉林省经济的影响》，http：//wwwxzbucom/1/view-3905020htm[ZW）]全年外商直接投资额达1481亿美元。

3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