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产品供给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公共产品供给，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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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产品一般是指与农民生产、生活相关的能满足不同农村居民消费或享用的农村社区集体共享的产品，与其他公共产品一样，农村公共产品也具有非排他和非竞争的特征。农村公共产品的范围广泛，包括农村义务教育、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大江大河治理及环境保护等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农村市场也在进一步的完善过程中，农村经济的发展及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程度不断增强。由于农村的环境开发程度较低，农村对公共产品的依赖程度要高于城市。能否及时、合理地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及供给效率，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2.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

近几年来，从农业税的全面取消，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都表明“三农”问题已越来越受到关注。我国政府在对农村资金的投入不断加大，1998年~2003年中央直接用于“三农”的支出累计达9350多亿元，2004年、2005年、2006年，中央财政各项支农资金分别为2626亿元、2975亿元、3397亿元，增长速度迅速。同时，中央给予农村的资金支持的方式也灵活多样，如，财政拨款、金融信贷、国家固定建设投资、国债资金等，通过各种途径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支持。

然而，在如此大的资金投入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无法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2.1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总量不足

一方面，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主要表现为，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大型农用固定资产缺失，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农村道路交通、邮电通讯不便；广播电视使用程度低等。据统计，目前全国13%的村未通公路，交通条件极差；53%以上的村未通电话；农村用电压不稳定，电价平均为城镇电费的2倍以上；广播电视信号微弱，接收效果很差。

另一方面，关系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例如，农村义务教育问题突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几乎为空白，农民无法享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农村医疗卫生缺失，占全国人口70%的农民只享受到全国20%的医疗资源。

2.2农民享受公共产品付出的代价极不合理

农民与城市居民同样承担着税法规定的应纳税款，理应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免费”的公共产品。然而，在城市提供公共产品，如修建道路、桥梁、公园、绿化时，居民不必缴纳任何费用，而在农村，农民却承担着义务教育、民兵训练、计划生育及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费用，这些本应由公共部门提供的产品消失了其“公共”的色彩，需由农民出钱兴办，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对农民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2.3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低下

我国目前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被总结为“自上而下的制度下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即公共产品的供给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上级的偏好，由上级决定公共产品供给的品种和数量。这就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脱离了地方的实际需要，缺乏科学的决策机制。同时，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财政支农体系，涉及部门众多，支农资金在不同部门间支配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常常发生相互制约的现象，使得有限的资金在配置、管理过程中效率低下，公共产品的供给福利水平降低。

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依据及体制创新

3.1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基础

农村公共产品同一般公共产品一样，具有非竞争和非排他的特点。非竞争性是指一部分人对某一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另一些人对该产品的消费，一些人从这一产品中受益不会影响其他人从这一产品中受益，受益对象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非排他性是指是指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人或某些人所专有，要将一些人排斥在消费过程之外，不让他们享受这一产品的利益是不可能的。基于这两个特征，公共产品是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有效提供的。根据委托理论，全体人民是委托者，政府官员是全体人民的者，全体人民行使各项权力。也就是说，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是通过“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委托关系表达出来的，政府作为处理公共事物的机构，理应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任务。

3.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创新

农村公共产品按其特点可分为农村纯公共产品和农村准公共产品。根据财政学原理，纯公共产品需由政府提供，准公共产品可以由政府财政和市场共同提供，以达到更高的效率。我国目前的状况是国家财政每年投入农村的资金不断增多，但由于农村地域广阔、农民人口众多，仅靠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能完全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要，这也为市场参与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了可能性。所以，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中，应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创新供给方式，更多地利用民间资本为公共产品的提供筹集资金。财政积极发挥好资金投入的杠杆和导向作用，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逐步建立政府资金和民间资金相结合的多元投入机制。

3.2.1降低民间资金的准入门槛，为市场投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创造条件。地方财政困难的政府应通过取消行业限制、简化审批手续等方法拓宽民间投资渠道，吸引民间资本的进入。同时，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制定具有保护作用的办法、程序、规章等，为民间投资创造一个安全、健康的环境。

3.2.2优先鼓励民间资本投向那些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农村公共产品，既解决了公共产品供给资金不足的问题，又为民间资金提供了投资渠道，减少了资金闲置造成的浪费。

3.2.3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功能，鼓励民间投资。一方面，采取适当的优惠政策，如通过税收优惠、补贴、贴息无息贷款等方式，吸引民间资金的投入；另一方面，改革财政投入的方式，减少政府直接办项目，加大对民间办项目的补助。

3.2.4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将现有的公共产品按照一定的程序、计划合理地出售或出租，收回资金投入新的公共产品的供给。

4.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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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消费水平是居民生活综合质量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的主要标志。目前,城乡居民在吃、穿、用等方面的个人消费水平差距正趋于缩小,而在公共产品消费,尤其是享有的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方面的差距在拉大,公共产品的严重短缺,已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村居民生活综合质量的提高,生存、发展、健康、文化娱乐等多层次和多样化需求的满足,甚至在不少地区,“行路难、就医难、上学难”等问题依然存在,一些地方因缺少基础设施,仍不能消费现代家用电器,使用现代通讯手段,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新生活。在我国农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许多地区基本达到初步“小康”的情况下,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结构正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变,因而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就成为新阶段“小康”建设所面临的一项主要任务。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新阶段促进农民增收与减负的迫切要求。当前,农民收入虽呈现恢复性增长,但增速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由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落后的制约,相应地农民收入增长也就受到一定制约。“路”与“富”的简单关系,足以说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增收的关系。可见,只有增加其供给,才能为新阶段农民增收提供有力支持。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新阶段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加入WTO后,农业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基础和战略地位面临新的挑战,国家粮食安全系数期待加强,迫切需要通过公共产品供给的增加,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弱质状况,形成新质的物质技术基础。目前,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已成为农业农村增强自身“体质”和“体能”,实现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制约“短板”。因此,加快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新阶段在农村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和重要体现。党和政府的领导、管理、方针政策也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多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其内涵主要是指要多为农民创造、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可见,增加其供给,体现“三个代表”的要求,有利于提高党和政府在广大农民中的形象,体现新阶段党的农村工作的新重点。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创新

公共产品的规定性、内在要求和发展规律,决定了政府的制度安排在其供给上起着主导性作用。制度安排合理与否,对其有效供给和达到结构优化会起到重要影响。从实际看,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或制约其增加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农村自身的原因,也有农村外部的原因;既有宏观层面的原因,也有微观层面的原因;既有制度、体制原因,也有非制度、非体制原因。但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我国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和相关体制这种“公共产品”存在着不合理性。因此,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关键在于制度和体制的改革、完善与创新。

公共产品基本供给制度的不合理性与创新。在我国过去“二元化”发展模式和体制下,由于实行的是“以农补工”、“重城轻农”,优先发展城市的倾斜型发展战略和政策,因而形成了城乡不均衡的国民收入和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和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城乡有别的差异性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基本制度。这种供给制度主要表现为:城市所需的公共产品由政府包揽供给,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预算安排,而农村所需的公共产品政府提供较少,许多方面主要由农村基层负责提供,所需资金主要通过筹措方式解决,成本支出主要由农村居民来承担。并且,政府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及其界限不明确,本应完全由政府提供的一些公共产品,如义务教育等,由于受财力限制,政府并未提供或未完全提供。这就使得在各级政府财力一定和有限的情况下,重点或优先把财力、社会资源用于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而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投入严重不足,从而造成了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失衡,形成了很大的历史欠账。因此,要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必须首先加快推进城乡分割的“二元”宏观体制及公共产品供给基本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一是要进一步调整现有的国民收入和利益分配格局,从根本上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基本制度和模式,加快推进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符合国际惯例,城乡统一、均衡、公平、公正、平等的新型现代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制度。二是以实现两种供给制度的并轨为目标,以坚持城乡供给的统筹为原则,对城乡供给逐步实行统一筹划、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待遇。三是要按照公共产品的类别、层次,确定城乡各类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科学合理地划分各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边界、职责和义务范围,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应提供哪些公共产品,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四是要明确区分政府与农民各自承担供给责任的公共产品类别、范围,合理划分二者在公共产品成本支出上的责任界限,把应由政府承担供给责任的公共产品,划归政府承担,所需资金、费用纳入规范的财政预算体系。五是要加大政府投入,加快归还历史欠账,尽早实现公共产品供给的城乡平衡、平等。

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体制的不合理性与创新。我国过去的财政体制,是一种向城市倾斜的财政体系和体制,在财政预算支出中,用于城市建设、发展和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偏重,而用于农村的偏轻,甚至过少,并常常出现“挤农补城、保城”的现象。并且,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欠缺、不规范,从而使落后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更得不到有效保障。要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必须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创新。要彻底破除传统的财政体制和政策,加快新型现代公共财政体系及其框架下公共产品供给新体制和新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实现由“重城轻乡”的传统型公共产品财政供给体制和制度,向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协调平衡、公平合理的现代公共产品财政供给新体制和新制度的根本转变。其中,一是要通过进一步调整和理顺各级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合理划分、科学确定其事权和财权,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的事权和财权,使两者相对称、相统一。二是要加快有利于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分配政策的制定和完善,调整支出结构和资金使用方向,使资金支出更多地向农业农村倾斜,确实实现投入向以农村为重点的转移。三是要进一步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向农村转移支付力度,深化农村基层财政体制改革,理顺、完善农村财政体系。

公共产品供给的农村税费制度的不合理性与创新。土地经营制度改革后,我国对农民实行的是既收税又收费的制度和政策。农民缴税可以看作是农民为消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所负担的成本,税外向农民收取各种费用,可以看作是为向农民提供一定公共产品而实行的一种政策性、准制度性筹资手段,而农民交费可以看作是农民为消费一定公共产品所承担

的成本支出。就税收而言,主要问题在于税制设置一直不尽合理,农民税负总体一直偏高。就收费而言,各种政策性收费更是不尽合理,项目繁多,一些公共产品,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公共产品,本应由政府制度来义务提供,却变成了由政策性提供和由农民负担。这种税费并存的、不合理的公共产品供给筹资制度安排,既是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也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问题的症结和根源所在。已进行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虽使其向合理的方向取得了较大进展和成果,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有一定缓解,但改革任务远未完成,尤其是不该由农民来负担而由农民来负担的问题仍未解决。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深化与创新,一是要加快城乡统一税制的步伐,合理确定农村税收,逐步建立起科学、公平、合理、规范、优化的农村新税制;二是要进一步对农村税费体系进行合理重构,尽快建立起新的有利于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筹资制度,及早实现一些公共产品由政策性提供为制度提供,其成本由农民负担为政府负担的转变,从而最终实现其城乡统一的、单一的政府制度提供;三是要使税费改革既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又让农民真正在公共产品和利益分配上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 此外,还必须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投资体制、融资体制、公共决策制度,彻底消除不适应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发展要求的体制和制度性因素与障碍,建立有利于促进其发展的新的体制、制度和机制,从而为增加其供给奠定体制基础,提供制度保障和动力。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支持和理论支撑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除了推进制度性改革,进行体制和制度系统创新,构建新的供给体制和制度外,还必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和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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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村公共产品；需求；供给；意见和建议

一、前言

在讨论公共产品的需求与供给之前，笔者先对一些概念进行界定。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在农村范围内，满足农村居民生产需求的，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受益上具有非排他性的各类物质或服务产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根据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公共产品的需求是指农村社区的居民在一定时期内，有能力并愿意支付公共产品的品种、数量、结构的总称。公共产品的供给则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农村地区里在每一个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提供一定数量的公共产品。下面先从公共产品的需求入手，再进而讨论公共产品的供给情况，最后分析并讨论一些对策及建议。

二、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现状

根据我国目前农村农民对公共产品需求的状况分析，公共产品需求的状况主要表现为：

1.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一致性和趋同性

在公共产品的选择和消费上，可能会产生一些共识，主要的公共产品在农村地区有一个明显的选择偏好，即需求的一致性和趋同性。例如，农民在可持续发展，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物品上往往表现出选择的集中度较高，农民对公共物品在需求上和消费观念上的选择存在着相对集中的趋势。

2.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差异性

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差异性主要是指在农民和地区之间，需求在个体上存在差异，需求在地域上也存在差异。如东部农村地和中西部农村地区相比，农民所享有的公共产品的数量和种类都有较大的差别。

3.农村公共产品需求量的增加

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会逐步增加对主要公共产品的消费。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交通运输、通讯、教育事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消费较大，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需求水平也将大大提高。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实情况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农村公共产品总体供给不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主要是县乡政府，由于财政收入有限，供给量出现严重短缺。出现严重短缺的公共产品主要包括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农民的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等，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且直接威胁到国家的长期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农村部分公共产品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的情况相反，在许多农村地区，有些农民不需要或需求较少的公共产品供给大量盈余，如大量建设一些休闲广场、农贸市场等。这些公共产品利用效率很低，浪费大量的公共资源。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没有根据当地实际需求来决定，而是根据当地决策者的“政绩”和“利益”的需要来决定。

（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质量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主要表现为公共资金浪费、挪用现象严重，公共资源被大量挥霍浪费，挤占挪用，导致公共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四、农村公共产品需求与供给间矛盾解决的对策及建议

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与供给问题，实质上是如何配置社会公共资源的问题。从根源上分析，农村公共产品需求与供给的困境归根到底是分权的经济体制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不过总根源还是生产力水平较低。走出供需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缓解和消除分权的经济体制和集权的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据此可有如下对策和建议：

1.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来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需间的矛盾

根据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的现实，政府应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使国民收入和财政支出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向农村公共产品倾斜，不断扩大公共财政在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同时可由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负担供给并建立转移支付制度，对于西部落后的农村地区，中央政府应建立专项的财政转移支付，重点扶持贫困地区。

2.建立科学、民主的供需决策机制来解决供需间的矛盾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是“自上而下”，由政府来决定向农村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但这种供给机制并不能汇集农民的偏好和真正需求。针对这种情况，应实现其供给决策机制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转变，建立“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机制，使其供给完全由农村地区的内部需求来决定。

3.实现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来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量

公共产品的供给虽然必须有政府财政支持，但是政府的支持并不意味着所有公共产品都由政府提供，也不意味着其供给只能采取一种模式。正如萨谬尔森所言：“公共产品并不一定要由公共部门来提供，也可由私人部门来提供。”因此，应制定一些能够鼓励个人或者企业出资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以改善和缓解供求矛盾和提高供给的效率。

4.加强公共资源使用监督并引进竞争机制来消除供需间的矛盾

在公共资源的筹集、使用过程中，实行财务公开制度，定期向辖区群众公布收支情况，提高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发挥监察部门的监督作用，确保公共资源不被滥用；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实行公开招标，引入竞争机制，这样做不仅可以保证公共资源的合理利用，防止暗箱操作，还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1]盛荣.关于农村公产品与服务研究现状的思考[J].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7.

[2]叶兴庆.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J].经济研究，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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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公共产品的内涵和外延

公共产品，也被称作公共物品或公共品。萨缪尔森定义公共产品为：“每一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导致任何其它人消费的减少。”弗里德曼定义其为：“它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定谁来得到它。”斯蒂格利茨认为：“公共产品是这样一类物品，在增加一个人对它分享时，并不导致成本的增长，而要排除任何个人对它的分享却要花费巨大成本。”从这些定义中可以看出，公共产品是指在消费活动中不具有排他性、能同时被多个人共同消费的产品。农村公共产品则是广泛分布于农村地区的、能同时被多人共同消费和使用的产品。

公共产品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两类。从消费角度看，纯公共产品由公共成员共同使用，使用权归群体或集体所有，具有绝对“非排他性”、“非独占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提供公共产品带来的收益不为投资者独享，极易由公众共享。每增加一个消费者和使用者，其边际成本都为零。因此，纯公共产品不能实行配给制，即公共产品的使用数量不能分配。准公共产品则部分的具有这些特点，一般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从生产角度看，公共产品的这些特点决定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不可能完全由私人部门或企业提供，也就是说，在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市场规则下，利用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充分供给，必须借助于政府的力量。因此，公共产品一般由政府或社区提供，不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以补偿成本为原则，向公众提供。其最终目的是提高农村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并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吸引更多的外来资本做准备。

公共产品的供给范围通常与公共财政的支出范围应该保持一致。公共财政支出是政府为了实现其政治和经济目的，通过政府财政预算行使其管理职能的手段之一。公共财政支出的目的是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和贯彻公平收入的原则。1999年12月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项怀诚部长指出，从2000年开始，逐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框架，解决财政“越位”和“缺位”问题。主要内容是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供给范围，逐步解决财政供给人口过多，对一些经营性的事业单位包揽过多、不合理的补贴和投资过多等问题，努力保障国家财政建设、科研、教育、社保、农业、生态等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出需要。

公共财政支出范围的界定，就是要明确财政资金供给和分配的范围，清楚划分哪些公共产品可以由市场供给，哪些可以由政府承担，哪些是属于公共财政的开支，哪些是国有资本的经营性支出。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财政支持的范围要做适当的调整。公共财政支出范围的确定要满足公平与效率的要求，使其规模适当，结构合理。通常地，纯公共产品的供给应由公共财政开支，准公共产品的供给可以由财政、社区和受益者共同承担。

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也遵循同样的原则。《农业法》第45条规定了农村公共投资的职责范围：国家对农业的投入用于下列基础设施和工程建设、治理大江大河大湖的骨干工程，防洪、治涝、引水、灌溉等大型水利工程，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重点基础设施，商品粮棉生产基地，用材林生产基地和防护林工程，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农业推广和气象基础设施等。理论上讲，在农村地域范围内，应该依靠政府力量供给的公共产品主要有：

1.公共工程：大中型农业基本建设投资项目，主要指政府办的对农业生产有直接联系的，如根治河流、治涝、引水、灌溉等大型水利工程，兴建大中型水利枢纽，大规模植树造林，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的重点基础设施及商品粮基地建设等项目；农村环境保护工程，如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治理环境污染等。

2.公共教育：农村范围内的中小学九年义务教育；教育各部门所属各类学校的基建支出；支持不发达地区的教育支出；农村扫盲工作等。

3.社会保障：主要用于抚恤和社会救济福利事业，对农村五保户、贫困户的生活救济和生产自救扶持，农村福利机构的建立和福利设施的建设，以及自然灾害救济等。

4.医疗保障：环境治理、健康宣传等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传染病控制等基本临床医疗服务支出；农村基本医疗服务网络的建设等。

5.行政机构管理费和事业单位事业费：指农村基层政府正常运作，实现宏观管理职能所需要的管理费，以及农村农林水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如农业科研、技术推广、畜牧兽医、水利部门所需经费。

6.社会秩序和法律的维护：法律和秩序是保障社会正常、健康发展和运行的基础，农村社会也不例外，因此，公检法等部门所需经费应由公共财政负担。

二、两种体制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比较

（一）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特定的历史背景决定特定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人民公社时期，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刚刚起步、资本原始积累匮乏的阶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所需资金不能完全由国家财政承担，只能靠广大农民自己。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社区事业蓬勃兴起。依靠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积极性和凝聚力，以农民自身的贫困为代价，建立起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框架。在此期间，农民被组织起来，大搞生产建设，其中，最大部分的投入就是农民的活劳动投入，且相当一部分劳动力是跨区域调配。在这个阶段，最引人注目的是农村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得以长足发展，水利条件得以改善。同时，广大农村普遍实行“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农民群众有了一定的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实行民政社会救济和“五保户”社区福利制度；普及农村教育，尤其是中小学基础教育，并推行农业干部、农业科研人员等的正规或非正规的培训教育制度，农村人力资本的素质得以提高。总得来说，人民公社时期实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是一种以集体利益高于农民个体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农民集体力量为源泉，但忽视农民个人偏好和产权，强加于农民的约束型供给制度。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种供给制度确实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先行资本，为经济发展奠定了硬件基础。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优越性主要表现为：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大，能够集中力量、在较短的时期内建设成各种公共产品。例如，各种等级的公路、大中型的农田水利设施。据笔者在山东和河北两省3县6乡12村的调查表明，目前，在农村，被使用的大型水利设施仍然是人民公社时期建设的，像扬水站、水库，部分深水机井等。当然，部分工程因年久失修和管理不善，已不能使用。农村水利设施供给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改革开放政策使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农村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农民成为独立的生产者、经营者，拥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以依据个人偏好和市场行情，自由选择经营的内容和范围，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同时积极参政议政。农村基层政府和社区经济组织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由单纯行使政治权利职能向强化经济管理职能，并适当行使政治职能转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本来源渠道发生了改变。政府再不能像人民公社时期那样通过行政手段，随意动用农民的财产和劳动力了。政府必须根据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和要求，通过合适的经济手段，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筹集农村公共产品所需的资本。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虽已明显发展和趋于完善，但仍滞后于现代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要求。甚至在某些方面仍然维持和延续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不适合农村的实际情况。主要表现在：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仍沿用“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程序，忽视农民的需求偏好和个体差异，违背民主决策的原则，农民对这样的公共产品供给持消极或抵制态度。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总量和结构仍然不能“因地制宜”，忽视农村地区的差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3．各级政府部门和官僚追求部门和个人利益最大化，忽视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和承受能力，为了追求政绩或自我利益，随意加重农民负担。利用公共产品自然垄断性和外部性的特点，部分政府部门将公共利益内部化、公共权利资本化，从而产生腐败现象。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活动为乡镇机构膨胀、人员臃肿提供了依据和条件，结果是大量的公共资源被政府机构和人员臃肿所占有，实际上削弱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力度。

4．农村公益事业主要靠农民办、城市公益事业政府办的筹资方式被制度化地固定下来，是历史的产物，是国家宏观分配政策不合理的表现。现行的村提留、乡统筹制度就是这种不合理筹资制度的筵席。80年代初撤社建乡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财政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支持乡镇政府履行职责，特别是履行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因此，只好沿用人民公社时期的办法，利用统筹提留的方式，分割农民的收益，为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和发展农村公益事业积累资本。但这种做法人为造成了城乡分离，不符合公平原则的要求。而且，在征收农村统筹和提留款项时，常常出现“搭车”收费、乱收费、乱集资摊派的行为，引起农民的不满。

以上的种种原因，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目前的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农村教育等诸多公共产品，都不能满足农业、农村、农民的需要。

当然，除了政府在决策、管理、筹资等方面的问题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负面影响外，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体制本身也存在制约公共产品供给的因素，主要表现为：分散的家庭生产和经营使农民以个体利益为重，忽视集体经济的积累和建设，造出集体经济的力量薄弱，很难组织农民进行高投入的公共工程建设。同时，农民素质普遍较低，很难认识到公共产品的重要性，满足现状，不愿意进行资金、劳力的投入。

三、政府与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博弈

（一）政府的行为和价值取向

按社会契约论，政府是国家和民众（公民）之间达成的社会契约的产物，是二者的代言人。政府是国家政治共同体的代表，同时又是公众的代言人和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提供的产品包括公共品、准公共品和市场产品。前二者属于公共产品供给的内容。

政府是理性经济组织，其行为，即具体的政府方案，应符合成本收益分析，如公共灌溉工程。其收益为增加农业产出，美化和保护环境，减少土壤流失、保护土地资源，增加有关厂商（如生产管道设备的厂商）的收入；其成本为管道设施成本，自然生态被改变、自然环境被破坏。权衡方案利弊，政府才能做出决策。同时政府追求多元目标，并且要求目标优化，其提供的产品和取得的效果不能简单用市场价格来评价，因为许多公共产品是没有市场价格的。例如，人们获得的安全保障、享受得到保护的自然环境、普遍提高的国民教育水平等等。由政府免费或低价提供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常常被认为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因此，可以说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价值目标是力求达到社会公平。但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除极少数可以绝对平等地消费外，大多数公共产品因为存在分配方向和分配结构的问题，所以只为一部分人提供便利，从而带来一定的公共产品分配上的不平等。政府在决定公共产品生产的同时，也决定了它的分配去向，例如，修路、大型水利设施建设等，它们具有地域性，受益范围有限。在中国，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城乡之间在公共产品分配上的巨大差别。如果公共产品分配不公，则意味着社会资源分配不公。

在我国，政府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又分为省级、地市级、县级和乡镇级，在履行职责时，各级政府面对的服务对象不同。中央政府的服务对象是全国范围内的公众，提供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公共产品。省级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省范围内的民众。地市级政府面对的是地市范围内的民众。县级政府面对的是县级范围内的民众。乡镇政府作为最基层的政府，面对的是乡镇范围内的民众，是最广泛、最直接与广大农村居民相联系的一级政府。乡镇政府的行为和价值取向，将直接涉及广大农村居民的利益。地方政府提供的是地方性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层次性和地域性，影响不同层次政府的支出，也决定各级政府的相关事权。中央政府不能包揽一切公共产品的供给，地方政府不能、也无力承担不该由他们提供的公共产品。从提供公共产品的范围看，不同层次的政府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应该不同。因此，不同层次和级别的地方政府在财政预算收入和支出上就会出现极其复杂的博弈。一般原则是地方政府铺大地方事权，向上级政府争取较多的财权，即追求本级政府公共预算最大化。

（二）农民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行为规则

农民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行为规则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农民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服务的受益者之一；二是，农民是农村公共产品成本的承担者之一。农村居民（大多数是农民）作为一个利益群体，其每一个成员都是一个理性经济个体，其行为规则遵循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在一定的条件下，人们总是做出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自身利益的选择。农村居民的这种行为规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经济规律是一致的，希望以最少的付出，获得最大的利益。在农村公共产品方面，农民们总是希望以少的成本，享受较多的质优价廉的公共产品。

在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摊方面，农民们通常会有一定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的成本超越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容易引起农民的不满，或者农民拒绝接受这样的公共产品。这样的农村公共产品在资本筹集上容易受到农民的抵触。在公共产品的使用上，农民们通常不愿意花费高额成本去消费公共产品，而愿意支付较低的成本，最好是免费使用这些公共产品。所以，如果公共产品的使用收费过高，就会出现“搭便车”等涉及“道德危机”的问题。

另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还面临着消费对象多、分布面广的特点，从而决定他们的需求各不相同，因此，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结构、空间布局等对农民的实际生产、生活等都存在影响。如果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当，就会直接引起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三）地方政府行为与农民个体行为的博弈

政府决策是由人构思、制定和执行的。政府中的决策者同其它行为个体一样受法律、习俗、激励等多种因素影响，它们的决策行为同样受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等因素制约，他们也有同样的个人偏好。这些约束条件，将直接影响他们的决策行为，并可能出现与普通公民利益相抵触的情形。同时，在实际工作中，政府官员的工作努力与合理的收入难以建立有机的、紧密的联系。这既影响政府官员的积极性，又暗含着“寻租”行为的可能。因此，政府部门工作效率的普遍低下，以及政府官员的冷漠无情也就不足为奇了。

分权式的行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实力增强，拥有越来越多的财权。如果政府能将其财力尽其所能，提供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那幺，政府与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这将有益于地方公共利益的提高和福利的增加。但基于理性主义的政府部门和官僚拥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积极性。这种政府利益的最大化并不等于本地居民利益的最大化，甚至会损坏居民利益，追求自身利益。这与政府官员的个人偏好，及其追求业绩、职权、荣誉、地位、物质利益等目标相一致。因此，实际工作中就出现了重复建设、铺大摊子、弄虚作假，甚至浮夸等恶劣现象。农村居民是这些现象的直接受害者。农村税费改革艰难，乱摊派、乱收费屡禁不止等现象也说明政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造成了政府与农民利益之间的冲突和对垒。

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一部分来自公共财政提供，还有一部分是由农村居民出资、出力解决的。农村基层财政支出是基层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行为的源泉。然而，当前的基层政府预算内财政支出有限，为了达到预期目标，政府向农民收费、摊派的行为无限。加上对政府的这种行为缺少约束力，造成农民负担沉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从政府规模看，公共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有内在不断膨胀的冲动。政府一般采用垂直的科层式管理模式，对各部门来说，只有不断膨胀本部门的规模才能获得更多的部门利益。为此，农民除了向政府交纳农业税收外，还需要承担各式各样的其它费用项目。超越农民一定的承受能力，必然引起农民的抵制或消极对抗。目前农民负担过重，其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基层政府中部门多，编外人员多，财政资金有限，只能向农民收取。

篇5

广州番禺区新打造一景区,园区入口有一处“六星级公厕”,名为“舒心阁”。公厕用掉1斤黄金,建筑装饰十分华丽,内部贴了金箔的间隔显露出金碧辉煌的效果。该公厕造价800万元,入园游客免费使用。(《大河报》9月29日)

现在“黄金公厕”选择免费,除了满足人们的生理基本功能之外,最多是满足一下人们的好奇,如果好奇的人太多,“黄金公厕”可能产生严重的拥堵问题,甚至变成“最脏”的公厕。实际上,“黄金公厕”还会刺激穷人的神经,增加对政府的不满。

豪华公厕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一点就是忽视了名字上面的“公”字,没有坚持公共产品的供给规律。可现实是,许多城市还存在“如厕难”的问题,连低质量的供给都还不能保证;有的城市还是采用的准公共产品模式,收费入厕,也就是说还没有到把豪华公厕作为公共产品供给的时候。 (湖北 郭文婧)

政府机关包租公交车上下班是个好招

正值上下班的高峰期,在站台焦急等待公交车的泸州市民看见几辆公交车驶进附近的政府机关大院,一会儿又满载下班的机关工作人员驶出来。“政府机关包租这些公交车作为上下班交通车,是否占用了我们的公交资源?”针对市民质疑,泸州市公交公司作出回应:政府机关和一些单位包租公交车作为上下班交通车,没有占用市民公交资源,“反而起到了分流乘客的作用。”(10月13日《华西都市报》)

在笔者看来,政府机关包租公交车上下班,好处多多。首先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公务车的数量,公交车只租不养,达到了节约的目的;其次,集中上下班,也能减少公车私用的发生次数;另外,也减小了公交系统的压力,分流了乘客。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机关包租公交车上下班完全是个好招。

尽管泸州市委、市政府以及江阳区、龙马潭区等政府机关定点定时包租公交车作为交通车已经有数年之久,但好办法并不一定被外界所熟知,所以,别的城市也应该借鉴泸州的成功经验,把这样的好办法推广开来。同时,还可以让更多的单位参加进来,以使被租公交车达到更高的效率,从而更加节约成本。 (四川 孟嗣贵)

从国庆盆花遭哄抢说起

16日上午早8点,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南小街过街天桥东南侧的国庆花坛拆除时,由于街道工作人员允许群众自行挑选喜爱的鲜花拿回家摆放,结果不到一小时8000盆鲜花就所剩无几。而一路之隔,过街天桥东北侧位于另一街道辖区内,由一家公司负责拆除的花坛却陷入“鲜花争夺战”。仅有的一个工人不敌众多路人的“游击战”,不到中午,数千盆鲜花硬是被一抢而空。(10月17日《新京报》)

国庆摆花,是北京市的一件大事。每年的花费,实际上公共财政都是有预算投入的。那么国庆过后,这些已由政府买单的花卉的去向问题,的确应该引起注意。免费派发给老百姓,实际上是最公道合理的做法。而一些负责花坛搭建,摆放、拆除的园林公司,把撤下的花卉又收回去,来年二次、N次摆放,实际上是反复谋利,是不可取的行为。

如果能想到这些,我觉得国庆花坛折除花卉被抢,其实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也不是市民素质低的体现。而是一件敦促、提醒政府部门该如何为民办实事的好事、善事。只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里,办到老百姓的需要里,我们才能把实事办好,真正受到群众的认可和欢迎!

(北京 杨振威)

全家共用让医保卡惠及更多的群众

18日,广州市政府纠风办等单位主办的“沟通无界限”播出了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专题。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负责人针对市民关心的问题一一作出解答:广州将在个人账户门诊统筹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今后,医保卡将可做到一张卡全家使用。(10月19日《广州日报》)

个人的医保卡能够全家人共用,这确实是一大好事。现行的医保政策,个人账户只能给自己用,缺少一点同舟共济的味道,尤其在家庭成员中间,有的人经常生病钱不够用,而有的人积了好多钱却用不起来,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账户上的钱想救急也救不起来。而一张医保卡全家共用,则仅仅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由此可见,医保卡的覆盖面还相当有限,国人能够从医保制度中获得的保障也还远远不够。此次广州能够将个人医保卡让全家人共用,就是是一大创新和善举。这样做,无疑能让医保福利有效的惠及更多群体,最大限度地发挥现行医保政策的效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医保卡全家共用”在试点成功以后,完全可以在更多的省市推广开来,让医保善政惠及更多的群众。 (四川 常智慧)

“排长龙”是考量银行服务的一面镜子

19日上午,市民周小姐到银行办业务时,因不满等待时间过长,一怒之下在排号机里连续按了88张排号单,银行劝阻无效,只好报警。(10月20《珠江晚报》)

众所周知,虽然国内银行一直在讲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服务理念,但认知上还很不够。网点、设备等硬环境跟上了,服务、处理问题的软环境却远远滞后;有时还出现“嫌贫爱富”,给大客户、VIP顾客开绿灯,轻视小储户的现象。

笔者以为,当前要做好服务,首先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且还要从根本上树立服务意识,改变观念。顾客并非不同意排队,偶尔的短时间排队尚可理解,但是当“排长龙”成为营业网点“景观”时,对银行来说,这不但消耗了顾客时间和好心情,更是失去了顾客的信任。由此看来,“排长龙”的确是考量银行服务质量高低的一面镜子。

(江苏 杨红兵)

破除葬暴利需转变什么样的观念?

10月20日,2009中国殡葬协会公墓工作委员会年会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该会主任针对公众议论较多的“殡葬暴利”发表演说称:改变传统的观念,殡葬就没有暴利可图,在武汉就有1000元以内的安葬方式。(《武汉晚报》10月21日)

面对这个理由,我一方面表示赞同,另一方面也想说,人毕竟是有感情的,是讲道德的,只要相关殡葬产品能够满足我们基本的道德、情感需要,我们实际上也是理性消费的。可问题是,现在骨灰盒、墓地等殡葬产品都是垄断经营,我们的选择余地实在太少,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理性消费”。面对“殡葬暴利”,我们确实需要转变观念,但最需要转变观念的,可能不是作为消费者的老百姓,而是像该会主任一样的官员和管理部门。

篇6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共产品西部城市

一、城市公共产品的基本内涵

公共产品（Publicgoods）一词由瑞典经济学家林达尔于1919年提出后，已经逐步成为公共经济学或政府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一般认为，公共产品是指在增加一个人对其分享时，并不导致成本的增加，而排除任何人对其的分享确要花费巨大的成本，即消费上存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产品。

根据对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满足条件，公共产品被分为纯公共产品（purepublicgoods）与准公共产品（quasi-publicgoods）两个类别。纯公共产品又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制度意义上的纯公共产品，如收入分配、经济干预等；另一类是实物形态的纯公共产品，如国防、灯塔等可以用边际替代率分析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分为两类：一类是与规模经济有联系的产品，称为自然垄断型公共产品，如供水系统、天然气煤气系统等社会基础设施（socialinfrastructure）；另一类是优值产品(meritgoods)，即不论人们的收入水平如何，都应该消费或者得到的公共产品，典型例子如社会卫生保健、传染病防疫、中小学教育等。

如果从政府提供的角度按照性质进行划分，公共产品可以划分为教育类、社会保障类、公共医疗卫生类、环境保护类、公共科技类、公共事业类、公共秩序类、公共行政类公共产品。按照存在或受益范围，公共产品可以分为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的全国性公共产品（如防空）、在一定区域内存在的地方性公共产品（如城市路桥）和在单个社区存在的社区性公共产品（如居民小区绿地）。

在上述分类的基础上，可以认为城市公共产品是指在存在形态和受益范围限于城市地域的地方性公共产品。从属性上讲，城市公共产品主要属于准公共产品；从区域上讲，城市公共产品主要属于地方性公共产品。典型的城市公共产品包括公共安全、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城市消防、环境保护、城市道路、行政司法服务和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等。

二、城市公共产品对社会和谐的影响

在社会范围内，所有产品可以被简单地看作是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总和，而人的需求又可以被划分为公共需求和个人需求。从理论上讲，公共需求主要由公共产品予以满足，个人需求主要由私人产品予以满足，在消费领域二者有着一定的互补性和替代性。从现实上讲，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阶段，公共需求和个人需求也会相互转化，即众多的个人需求可能会上升为公共需求，原来的公共需求也可能下降为个人需求。国际经验也表明，一国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过度时期，正是该国公共需求快速扩张的时期。就中国而言，从“一般温饱”向“全面小康”、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加速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公共生活领域的政府干预或者“公共选择”的局限性，使得人们对公共产品在量和质上的需求差异、政府公共供给与民众公共需求之间很难达成一种均衡，往往会导致一定的社会矛盾，形成若干不稳定因素，影响社会的整体和谐与持续发展。城市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强大的带动功能和辐射作用，城市公共产品的供需矛盾也往往被放大，对城乡关系、城市生活和区域发展形成影响。

首先，影响城乡统筹发展。由于“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采取了整体上长期偏向城市的政策”，所以“无论是改革开放以前还是以来，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公共产品的供给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的存在会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城市居民不仅在改革开放以前享有的公共消费品、公用设施和基础设施大大优于农村居民，而且在改革开放后享有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和公用设施等也优于农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城市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是依托国家权力和公共政策的强制建立的，而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却主要依靠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积极性和凝聚力，以农民自身的贫困为代价”建立。可以说，城乡居民利益失衡和城乡发展失调在很大程度上与公共产品密切相关。

其次，影响城市内部和谐。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的急剧扩张，一系列影响城市内部和谐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例如，大中城市对能源的高度依赖与水电设施的安全运行、重大疾病传播与公共卫生应急、人口流动与城市治安改善、低收入阶层安居与廉租房建设、城市弱势群体与社会保障、人口增长压力与公共交通、工业企业与环境保护、生产消费活动与市容环境维护，等等。

在大多数情况下，若干问题会形成连锁反应，影响着城市社会的和谐度。例如，“占道经营”一直是西部城市的市容顽疾，屡治屡占，屡占屡治，堪称不和谐因素。表面看，占道经营者在影响市容环境、道路交通甚至偷税漏税，但是实质原因在于城市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是劳动就业、廉租房供给、义务教育、社会救助等公共需求无法满足的结果。包括市容执法人员与占道经营者之间的冲突，也往往与双方对公共服务方式的认同有关。据调查，在占道经营者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因为再就业面临困难，住房和子女教育成为问题，为了生计租门面做生意本钱不够，所以只能靠摆地摊或者游走于街头小巷做零星买卖。从公共政策过程分析，尽管他们是改革成本的直接承担者，但是由于在“公共选择”过程中处于社会弱势一端，在政策议程中他们的利益诉求未能或者难以上升为公共需求，群体利益得不到充分表达所致。

再次，影响区域协调发展。城市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有着强大的辐射功能和带动作用。城市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对于实现城市居民社会福利最大化，促进城市发展至关重要。在西部大开发背景下，切实加强西部城市公共产品供给，必将对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拉动作用。但是，我们以1999年～2003年西部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作为比较对象，选取人均拥有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用水普及率、燃气普及率、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人均道路面积、污水处理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八项指标作为比较内容，通过研究发现：西部城市在市政公用设施供给方面总体上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东部水平；用水、供气、公交和道路等方面，不仅落后于东部而且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去甚远，即使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在短期内依然鸿沟难填；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绿地建设等市容环境卫生方面差距较大，环境保护任重道远；能源和交通状况相对落后。

三、对建设和谐社会进程中政府政策的基本建议

当前，各级政府面临着公共产品供给的双重压力：一方面要承担改革成本，解决历史欠账问题；一方面又要着眼于发展，并为中长期发展创造条件。公共需求的全面增长与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政府理应更多地通过提供公共产品，缩小城乡之间和贫富之间差距，缓解城乡各种社会矛盾，促进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协调发展。具体而言：

第一，重视城乡居民需求差别，合理确定供给内容。由于我国社会长期处于城乡二元对立的状态，城乡居民在公共需求方面依然存在着巨大差别。我国70%的居民生活在农村，“三农”问题还未得到彻底解决，部分农民还处于温饱状态。当城市居民转向对享受性、应急性公共产品的需求时，农村居民的生存性、生产性公共产品可能尚未满足。因此，在确定公共产品供给内容、供给顺序时，应该注意城乡居民公共需求内容差别，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按需供给。第二，注重居民消费需求引导，加快城乡经济开发。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政府在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应该充分发挥引导作用，紧扣时代特点，做到与时俱进。在提高城市化水平时，应该通过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如用现代化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绿色城市、园林化城市标准引导城市建设，引导城市居民公共消费由量的增加向质的提高转变，提升整体竞争力。在构建农村和谐社会进程中，首先保证农村居民对公共产品量的需求，适时适度促进公共产品质的提高，引导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城镇化速度，促进城乡一体化。

第三，搞好城市内部需求调节，加强弱势群体保护。在改革时期，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很容易出现两种现象，即一部分在强势群体看来并不需要的公共产品，往往却是弱势群体所必需的；或者强势群体成为公共产品的受益者，弱势群体却成为公共产品的成本负担者。因此，政府在提供共产品时，应该注意到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有限，利益表达机制弱化，需求容易被社会忽视这一特征，综合平衡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利益，搞好公共产品需求调节，加强弱势群体保护。

第四，合理确定公共支出流向，促进社会相对公平。由于绝大多数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是由公共财政支出的，因此公共支出流向对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和供给面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政府应该从满足公共需求角度出发，首先在确保公共财政支出优先用于最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如基础设施建设、义务教育等。其次，应该自觉纠正“跑”项目、“争”项目的误导作用，公平合理的确定公共财政资金在面上的横向分配，防止“马太效应”在公共产品供给领域出现。

第五，适当适时引入市场机制，提高产品供给效率。政府垄断供给被认为是造成公共产品供给低效率的重要原因。为此有必要在实物性公共产品供给中引入市场机制，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供给主体多元化。但是，由于我国市场体系尚不完善，在引入市场机制的过程中应该把握好时与度，大胆谋划、谨慎操作，防止“市场失灵”。除此之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设会，同样需要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树立治理理念，提高制度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和供给质量。

总而言之，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政府理应密切关注人民群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变化，提供足量优质的公共产品来满足公共需求，促进个体“自由”、政治“正义”、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实现。

参考文献:

[1]李军鹏:政府公共供给指标体系研究[J].公共行政,2003（9）

[2]叶文辉:城市公共产品的市场化与公共服务的效率改善[J].江西社会科学，2004（04）

[3]刘乐山何炼成:公共产品供给的差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原因解析[J].人文杂志，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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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中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偏好

首先，在社会经济发达地区供给主体对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偏好。从效用角度看，社会经济发达地区在进入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较高层次以后，所需要消费的国有林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固有已经存在的国有林区公共产品的生产、消费方式已经可以大大增加社会福利。相对于落后的经济社会地区而言。其实施国有林区公共产品发展体系效用较高而成本较低。社会经济发达地区的公众越来越多地强调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的生态良好功能、社会保障功能、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等功能作为衡量效用水平的标准，消费可持续性产品的偏好逐步增大。可以说，到了这个阶段。国有林区公共产品的精神层次和可持续发展层次作为一种社会需求已经显化。从成本角度看，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效用，成本固然要有所增加，但由于社会经济发达地区积累并具有了技术、法制、投资等优势资源。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发展的成本不仅大大低于落后地区的水平，而且还可以使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差额为正值，上述两个方面上的低成本促使社会经济发达地区对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的精神性和发展性形成偏好，促使其将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的目标偏好重点定位在可持续发展观基础上的生态型、精神性和全面发展性。

其次，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地区供给主体对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偏好上看。由于经济社会相对发展落后地区社会生产力水平仍处于较低的层次，其判断和关注的福利主要标准仍在物质需求方面，而不能以追求可持续性为主，历史给他们的选择范围很有限，生存问题是林区的“近忧”，而生态型、精神性和全面发展性作为“远虑”只是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因此。如果以经济社会发达地区作基准。发展落后的地区对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的需求偏好常常面临低效用的局面，从落后地区对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本而言。由于技术、制度、观念、资金投入等方面的弱化。例如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管理体制的不顺、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资金投入的弱化、林区居民对于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保护和发展观念的落后等。这些对落后的林区来说都是难以承担的成本。因此，在对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发展定位和战略选择中，落后的林区对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发展可能是忽略或者弱化，既使提供，也将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的目标偏好更多定位在生存性、物质性和片面发展性，而其更多的是关注林区的经济增长，甚至以消耗最大的生态公共产品――森林资源为代价。

二、一个博弈分析框架：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偏好到供给和非供给

结合上述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和对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实际需求偏好，这里。可以借鉴博弈论思想用一个博弈模型来说明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在不同林业地区的现实状况。为此。把整个林区分成经济社会发达地区和经济社会落后地区两个区域类型，它们又都有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和国有林区公共产品非供给两种选择，这样就可以产生四种不同的结果：(1)两类地区都选择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不供给的发展战略，则两类地区在这方面的净收益均为零。同时也没有这方面的成本。(2)经济社会发达地区单独实行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发展战略，假设其成本为3个单位，获得的总收益为7个单位，由于国有林区公共产品具有正的外部性，发达地区不能占有国有林区公共产品的全部收益，假设其中发达地区得到4个单位总收益。而其最终得到净收益为1个单位。剩余的3个单位作为正外部效应扩散给了落后地区，而落后地区由于其没有供给成本，这也是其净收益。(3)经济社会落后地区单独实行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发展战略。由于其供给成本高，假设其成本为6个单位，获得的总收益为7个单位，其中假设落后地区也获得收益4个单位。净收益为－2。其余的3个单位扩散给发达地区并作为其净收益。(4)经济社会发达地区与经济社会落后地区同时采取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结合(2)和(3)的分析，发达地区获得的总收益是采取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获得的总收益和落后地区采取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扩散转移过来的3个单位收益，共计7个单位。净收益为4个单位。同样，落后地区获得的总收益是采取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获得的总收益和发达地区采取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扩散转移过来的3个单位收益，共计7个单位，净收益为1个单位。我们把这些数据构造成一个博弈式矩阵模型表述如下：

在上表中，数字每栏中前者为林区经济社会发达地区的净收益，后者为林区经济社会落后地区的净收益。我们看到。不论经济社会发达地区采用什么样的战略。经济社会落后地区的选择只能是国有林区公共产品非供给发展策略，因为其净收益的比较都是3>1和0>－2，其境况总比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更好：而在经济社会落后地区的国有林区公共产品非供给策略条件下，经济社会发达地区只能采取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策略，因为其净收益4>3，选择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策略则会使境遇变得更好。所以在没有其它约束的情况下，只有(1，3)点才是一

个均衡点，即经济社会发达地区采取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发展战略，而经济社会落后地区采取国有林区公共产品非供给发展战略。这就从博弈论的角度说明。由于不同地区成本收益关系及发展水平的不同，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的产品本身所具有的外部性，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确会有不同的偏好和供给策略选择定位。

三、色谱模式：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发展策略

如前所述，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发展并不排斥局部的国有林区公共产品非供给发展，在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发展问题上，不必有绝对统一的标准，它可以是一个动态的组合。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类型地域与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发展模式上，可以有国有林区公共产品非供给发展及供给发展两种，它们之间的不同是很明显的，并在其中形成一个色谱模式的过渡性供给模式。本文把基于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供给主体偏好，通过不同层次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发展的组合而实现的总体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发展称为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发展的色谱模式策略。即在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

上对于某一特定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供给发展类型定位，由低到高可以分为劣化供给型发展、劣化减缓供给型发展、持续供给型发展、强化供给型发展和可扩展供给型发展五个层次的发展模式。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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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rticle has analyzed the present countryside public supplies difficult position and the reason, to consummates the countryside public supplies system construction to give suggests the key word: The countryside public supplies suggest

关键词：农村 公共品供给 建议

Key words:Rural area The common product supplies Suggestion

作者简介：石红霞(1975--)，女，新疆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米泉市分校，讲师

一、 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理论内涵

公共产品，亦称公共物品或公共品，是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一种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

益的非排他性的社会产品。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是指本农村社区居民共同享有的“社会产品”。它既包含农村广播影视、通讯、交通、电力供应、水利条件等基础性的“硬产品”，也包括农村治安、农村政策、信息提供、技术服务、技能培训等所谓的“软产品”。由于农村社区处于中国行政区划的最低层，地域广大而生产规模较小，农民的生产方式落后和文化素质较低，因此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更强烈。然而，农村的边缘性则使农民很难享受到全国性和区域性的公共产品；而地方政府由于财力有限，所能为农民提供的公共产品也十分有限，因此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二、 目前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及其原因

（一）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公共品供给主体缺位

根据公共财政理论，全国性的公共品，如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计划生育应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地方只负责地方性的公共物品的提供。但收于公共产品收益外溢性的广泛存在，实际上中央地方间的事权实际上存在着众多模糊交叉。特别是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划分上，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教育、国防和医疗卫生等到公共产品职责不清，缺乏具体划分，其结果必然是相互推诿，并最终落到基层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上。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农村公共品的提供者是村级政权组织和广大农民自己。公共品供给的主体缺位的后果是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服务严重匮乏。

（二）农村税费改革和转移支付明显不足，公共品供给财力不足

村级政权担负提供农村公共品的义务，而农村税费改革后，取消了村提留、乡统筹以及相关农产品特产税等等，农民的负担减轻的同时，乡村两级的财政却遭遇了严峻的考验，尤其是在涉及对经济、社会事业的投资与发展方面，出现了比较大的亏空。另外由于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办法不够规范透明，尽管有专项拨款，到政府级次末端已所剩无几，乡镇财政公共品供给的财力明显不足。

（三）供给决策机制不合理，农村公共品提供结构失衡。

尽管基层政府的财力匮乏，在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方面并没有承担主要的投入责任，但是在基础设施供给的决策方面，却起着主导作用。县乡村级行政组织的偏好决定着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的数量和种类。这是一种典型的单中心的公共决策体制。在这种自上而下的公共决策机制下，基层政府往往为了政绩热衷于把资金投向“硬”的公共产品，比如，如农村道路、自来水、电网、农田水利设施等，而对于“软”的公共产品，比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农技推广、职业培训、信息服务和相应的制度、政策安排，往往不愿提供。由于没有建立公共产品农民需求的表达机制，不能有效反映农村社区多数的需求意愿。因而，农村公共品提供的结构失衡，公共产品的服务职能相对缺乏。

三、 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建设的建议

（一）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增强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能力

目前我国中央、省和地方等政府体系内财权和事权的现状是，资金层层向上集中，事权层层下移，大部分的农村事务和公共品提供都集中在县乡两级；在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跟不上的情况下，县乡两级政府履行事权所需财力与其可用财力高度不对称。在这种背景下，亟需明确各级政府合理职能分工并建立科学有效的转移支持制度，使基层政府的事权、财权能在合理化、法治化的框架下得以协调，在法律上建立县乡政府职责与财权相对称的制度安排。同时通过税收返还、专项补助、各项结算补助等财政政策工具，逐步使县乡财政持续、健康、稳定运转，确保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化。

（二）积极发挥市场和社区的作用，推进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

政府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政府有责任提供那些市场供给失灵的农村公共物品，对于纯公共品如基础教育、环境保护国家应义不容辞地无偿提供。但是由于地方财力和单一政府供给的效率所限，还可根据农村公共品的层次和性质充分发挥市场和社区的作用，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多元主体。对于准公共品，政府如果在提供这些公共品的过程中所费的交易成本大于市场，效率也没有私人提供的高，那么就应由私人、企业和社区提供。特别是一些私营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地区，完全可以引导、鼓励私人企业提供农村公共物品。政府要制定一些相关的政策鼓励私人或企业投资于农村公共品的建设。比如税收优惠、政府补贴、赋予冠名权等，鼓励各类资本参与此类准公给品的提供。如农村职业培训和农业技术推广就可以利用各种经济实体来完成。同时政府要维护私人和企业等供给主体的既得利益，提高他们供给农村公共品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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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部农村 农村公共产品 农村公共投资 

    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农村的投资,与过去相比在绝对额上大幅度增加,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局面,但随着西部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农村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公共产品普遍供给不足、社会保障水平低、社会援助体系覆盖面小、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相对滞后日益显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农民负担有很强的相关性,有效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对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的作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普遍短缺,不利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也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如何建立符合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已成为西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近年来,青海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其中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是其重要原因。因此,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提高农民的收入,对青海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青海,农业是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相互交织的弱质产业,加上农民生产的分散性组织形式,决定了农民生产私人产品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强烈依赖,并且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越高,这种依赖性就越大。特别是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落实,青海现有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已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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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川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四川成都610068

2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 四川成都61007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资助项目（14xjy013）。

［作者简介］杨欣（1991－），女，河南驻马店人，研究生，研究方向：企业管理；汪希成（1968－），男，新疆奎屯人，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学。

［摘要］ 藏区的公共产品供给状况对藏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边疆的稳定具有重要影响。文章从藏区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完善对策等方面，对藏区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分析和总结。研究认为，有必要深入挖掘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即从公共产品的利益外溢性和供给机制的角度对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进行探讨，从市场的角度研究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有助于增加整个社会的效率和公平度。

［

关键词 ］ 公共产品供给；研究进展；藏区

中国藏区是指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自治地区，长期以来，受自然、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中国藏区基础设施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事业发展相对落后，当然，这也与藏区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密切相关。本文着重对藏区这一特殊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进展加以评述。

一、中国藏区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现状

（一）关于藏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研究

中国藏区经济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基础设施条件薄弱，对外开放程度低。对此，学者主要从藏区的通信、交通及基础工程建设等方面展开相关研究。从牛效智等的研究中可知，针对甘肃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甘肃省分行以支持农村“四网建设”为重点，推进基础工程建设，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2 ］。郭伦的研究表明，四川甘孜藏区地理环境差、交通不发达和信息流通不畅等因素限制了其经济的发展，对此，政府应发挥其主导作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进而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大量资金 ［3 ］。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藏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其中青藏铁路的建设对于藏区现代化进程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拉动了高原经济，有利于旅游资源的开发和藏区生产力布局的优化 ［4 ］。但目前藏区在通信、交通覆盖率和基础工程建设等方面仍与其他地区存在较大差距。西藏是全国唯一没有高速公路的省份，同时因水利工程匮乏，难以有效利用丰富的水资源，其功能性缺水也较为严重。对此，中央政府继续加大了对藏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二）关于藏区教育方面的研究

理论界对藏区教育的研究多是从教育水平、理念和政策等角度出发。严庆等回顾了国家发展西藏的教育政策，指出国家政策对西藏教育的发展起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总体来看，民族教育政策在横向结构上较为全面，在层次上较为系统 ［5 ］。捌马阿末的研究表明，四川甘孜州近年来虽受益于国家的“三包政策”和“两免一补政策”，但在教育发展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幼儿园及在编幼儿教师数量较少，辍学现象严重，师资力量也不够强，且各县、城乡及不同性质的园所之间的教育水准差距都较大。与全国范围相比，幼儿教育发展缓慢且发展不均衡 ［6 ］。王荣等对青海藏区教育现状进行研究，指出了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不足。其中在教育项目建设资金筹措方面，政府补助占比较高，地方资金筹措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藏区教育的发展［7 ］。针对藏区存在的一些教育问题，潘潇认为政府应在基础教育的发展中承担相应的责任，积极发挥其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作用。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优化师资队伍，提高办学水平 ［8 ］。总之，目前藏区教育在国家的支持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供给机制等原因，藏区教育的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

（三）关于藏区就业方面的研究

如何增加藏区农牧民的收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一直都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刘晓平研究表明，青海省藏区劳动力迁出就业是农牧民增收的关键。然而藏区迁移的劳动力资源较少，且以男性劳动力为主，受教育程度也偏低 ［9 ］。也有学者指出，必须探索适合藏区特色的劳动力转移路径。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和结构调整；促进农牧民转产转业，拓宽增收渠道，大力发展旅游业，加快乡镇企业、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政府应建立人力资源开发机制，完善农牧民职业培训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10－11 ］。姜丽艳着重指出藏区政府是劳动就业服务的责任主体，藏区的社会团体在劳动就业服务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劳动就业服务供给水平有限，仍有待加强 ［12 ］。关于藏区劳动者就业的研究，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在地理范围上，分为就地转移和区外就业；在行业类型方面，涉及三大产业；在就业服务的对象方面，以政府为主，提倡多元化供给。

（四）关于藏区医疗保障方面的研究

不同学者基于不同视角对藏区医疗卫生类公共产品进行研究，主要分为农民的需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两个角度。久毛措等的调查表明，在卫生健康知识的宣传和咨询服务方面，宣传少且形式单一，藏区农牧民难以深入了解相关知识。而且，受现实生活中各种困难及因素的影响，农牧民有病不及时就医或选择不去就医 ［13 ］。牛佳等基于农牧民需求的视角展开对青海藏区公共服务情况的调查。结果表明，医疗卫生服务是农牧民最需要的基本公共服务，农牧民看病成为青海藏区医疗服务的突出问题，其中新农合的报销比例相对农牧民的预期较低 ［14 ］。对于藏区合作医疗存在的一些问题，撒玛从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角度提出，要以政府为主导，多渠道筹集资金，不断完善和普及合作医疗制度 ［15 ］。

（五）关于藏区养老保障方面的研究

学者们主要从保障的模式及路径选择两方面对藏区养老保障进行研究。旦增遵珠等指出预防藏区贫困的思路是在财政可以担负的情况下， 提高农村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通过构建非缴费型农牧区养老保险模式，提高农牧民的养老保障能力 ［16 ］。汪治国认为妥善解决农牧区老年人的生活保障是藏区各级政府的重大任务。他也认同农牧区非纳费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并且指出要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农牧区老年救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17 ］。陈俊傲提出藏区的养老模式必须与当地文化契合，政府要重视社会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以保障养老的可持续性。增强养老能力的关键在于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公共服务投入等惠民措施 ［18 ］。虽然学者们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共同的观点是：尊重藏区当地实际；政府应增加对藏区的公共服务支出。当然，在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下，藏区的养老工作进展也较顺利。2010年，国家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扩大到23％左右，重点地区为西藏自治区全区和四川、云南、甘肃、青海4省藏县区。据统计，2014年11月底，甘孜藏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已达73．3万人，约占该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的2．5％，参保率在70％以上，其中已有19．6万农牧民按月领取了养老金。

二、关于中国藏区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影响因素研究

（一）思想观念方面

因长期受当地生活习惯及宗教风俗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藏区民众的思想观念较为落后，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不强。主要表现在，部分地区民众对中国现代教育的认识并不深刻，对其理解还存在偏差，学生辍学率较高，参加职业教育的人员并不多 ［7 ］，这导致教育需求不足，也进一步影响了农牧民整体素质的提高。由于藏民本身财富欲不强，就业意识较为薄弱等，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牧民的就业。张实等走访迪庆州、县、乡10多家医疗管理机构后发现，因长期在较差的环境下生存，农牧民的就医意识低下，对合作医疗存在观望心理，没有风险意识，部分农民并没有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19 ］。通过实地调研和实证分析，钟涨宝等指出，藏区目前仍以家庭养老为主，藏民对新农保的认可度及参与度有限，农民的养老观念影响了他们对新农保的参与度和参与层次 ［20 ］。总之，藏区人民要适应并融入整个社会的发展，思想观念必须加以转变。

（二）公共财政支出方面

一直以来，中央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及财政转移支付给予藏区发展最大的支持，但中国事权财权的不对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财政资金的拨付。中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93年的22％上升到1994年的55．7％，以后虽略有波动，但一直高于52％。同时，1993年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为71．1％，1994年为69．7％，以后一直保持在70％左右，很显然，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变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也导致地方资金筹集困难。总的来看，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压力都比较大，资金筹集渠道较窄。钟海燕等研究表明，藏区在公共支出的供给方面，存在供给不足，覆盖范围有限，保障力度较低，支出分布不均等问题 ［21 ］。这不仅会使藏区民众难以受益于公共财政带来的服务，还会因地区供给的差异引发各种矛盾。

（三）保障体系方面

藏区的保障体系主要包括政策体系、运行体系及监督体系等方面。藏区相关政策的制定必须结合实际情况，才能保证政策的顺利执行。对藏区进行公共产品供给的过程中，保障基本上处于较低的层次，表现在学校的基础教育较为薄弱，就业培训基础设施、医疗设施的建设滞后等方面 ［14 ］。此外，因待遇较低等原因，教育系统、医疗管理系统难以满足藏区民众的需求。农牧民的教育、就业培训信息的不畅通及农牧民自身素质较低的原因，使藏区农牧民就业市场受到限制，难以有效地吸纳就业。正因为保障体系运行的不规范，各种资源也难以得到有效地整合和优化。汪攀等还指出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缺失，使监督权形同虚设，这些因素都影响着藏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 ［22 ］。

（四）不同民族劳动力之间“挤出效应”

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政策的倾斜使西部地区的经济得到较快发展，西部人民的生活质量也得以提高。然而，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藏区的扶持成果并未完全由藏民享有。李继刚研究表明，陕西、河南等省份的外来务工人员在西藏城镇就业人口中占有较大比例，藏区的公共产品及经济快速发展的好处也被新移民所享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对西藏农牧民就业形成“挤出效应” ［23 ］。

三、关于中国藏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完善措施

（一）引导藏民改变传统观念

藏族社会几乎是一个全民信教的社会，对此，陈光军认为政府政策的选择必须建立在充分尊重藏区的历史、宗教、文化特质和现实基础上 ［24 ］。因此，要以尊重为前提向藏民传播现代教育，加强文化宣传，引导他们与现代社会接轨，真正地认识和理解公共产品供给的目的。李少惠等还指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应依据农牧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层次结构，这样才能实现有效对接 ［25 ］。要深刻认识藏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尊重的基础上采取一系列的教育、宣传措施。首先，需要加强与藏民的深度沟通，了解他们的需求层次；其次，要增加对藏区教育的投入，提高藏区人民的教育水平，增加教育人群；最后，应在城乡建立宣传小组、贴宣传报等，提高宣传力度。

（二）建立多渠道的资金筹集体系

依据公共物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学者撒玛认为公共财务支出必须要政府的介入，并以国家的保障为主导，将地方政府和社会的保障相结合，多渠道筹集资金 ［15 ］，以减少中央政府的压力。也有学者认为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是多元化的，各国政府应当根据国家不同时期的公共产品观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来选择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并确定它们的不同地位，即在市场不发达时期，公共产品的供给以政府为主导，在市场发达时期，公共产品的供给以市场为主导，从而构建高效的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模式 ［26 ］。因此，在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既要发挥政府的作用，也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将社会上的各类资源进行集中并加以有效利用。政府也要积极转变职能，引导和利用市场力量，引导投资主体多元化，二者共同为藏区公共事业的发展而努力。政府要针对藏区的公共产品供给现状进行选择，加强藏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进藏路线”的建设，提高藏区的整体开放水平，加快推进藏区的民生工程，改善藏区居民住房、教育、就业、医疗卫生和养老保障水平，加强藏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根据不同地区生态环境功能的差异和区域生态脆弱性、重要性的不同，对藏区环境进行生态保护规划。

（三）完善保障体系

藏区保障体系的完善要从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整个过程来进行。援藏政策的制定必须结合实际，对试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及时反馈，使需求与供给对接。张晓雯指出，必须结合民族地区的实情，从维护藏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来建立并完善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具体来说，从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等方面完成参保扩面任务；加强社会保险稽核工作，开展内控制度建设和运营情况的检查评估，强化规范管理；提高社会保障管理服务水平，如整合各项社会保险项目，建设信息网络，实现业务经办的全程信息化 ［27 ］。Fischer认为，政府有必要制定旨在解决藏族人在劳力市场、医疗服务等方面问题的“藏族化”发展战略 ［28 ］，如开展针对性、实用性强的职业技能培训，精心策划适合藏区民众的医疗、养老管理机制（蒲晓红等，2011） ［29 ］，以提高藏族人的竞争优势。当然，政策的实施也要进行监督和测评，进而为今后的工作提供指导。

（四）其他对策措施的研究

基于藏区经济基础薄弱，国家财政支出压力大的事实，必须开拓思维，尝试新措施，以促进藏区公共品的供给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廖桂蓉认为，藏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立足现有基础，挖掘自身潜力，发挥比较优势 ［30 ］。陈杰通过对四川藏区经济的研究，指出藏区经济发展的途径在于：深化差异化发展理念，引领特色经济；加强优势资源转化，提升经济内涵；扩大主导产业规模，促进特色经济抱团式发展；优化保障体系，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31 ］。通过发挥自身优势，开展特色经营，不仅能够带动经济的发展，还能促进教育、医疗卫生和养老事业等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藏区发展的困境。此外，政府可以从土地方面着手，开展规模化经营，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农民增收，还可以引导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以增加藏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事实上，对于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实施，政府已经放宽了市场准入条件。

四、总结

随着藏区经济的发展，理论界对藏区公共产品的研究也日益增多。总的来说，对国家给予藏区的支持，学者们都十分肯定。多数学者也赞同政府应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居于主导地位，也提倡社会团体、市场等多元化的供给渠道。当然，学者们的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如对公共产品的实证研究滞后于理论研究。本文认为，关于公共产品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具体来说：首先，着重探讨供给机制的文献较少。国家为藏区的发展付出了很大努力，然而，由于藏区本身条件差，且制度上和现实中的诸多因素严重影响着藏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与公平。政府又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对公共产品供给的激励机制，其他主体供给公共产品的积极性也难以调动，从而很难实现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因此，有必要深入挖掘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即从公共产品的利益外溢性和供给机制的角度对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进行探讨。其次，不少学者只是简单地提出赞成公共产品的多元化供给，而具体地探讨市场机制供给有效性的文献很少。从市场的角度研究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并提出建设性的建议有助于增加整个社会的效率和公平度。学者们有必要拓宽理论研究的维度。最后，目前对公共产品进行理论方面的研究较多，实证研究偏少，实证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一些研究结论尚不能得到数据支撑，有必要从实证角度对公共产品的供给进行研究，并将其恰当地嵌入理论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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