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准化债权资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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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1-0044-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1.08
一、引言
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简称非标资产）指“未在银行间市场及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的债权性资产，包括但不限于信贷资产、信托贷款、委托债券、承兑汇票、信用证、应收账款、各类受（收）益权、带回购条款的股权类融资等[1]。”从内涵上看，非标资产基本涵盖了商业银行资产业务模式，其中的信贷资产和承兑汇票是商业银行贷款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银行监管的核心。目前，除传统正规方式外，商业银行进行非标资产业务（尤其是信贷资产和承兑汇票）主要有两种渠道――银行理财及银行间市场，而且以这两种方式交易的非标资产规模迅速膨胀。银监会于2013年将“非标资产”重新定义和界定则是对当前商业银行持续金融“创新”导致监管环境复杂的结果。本文分析商业银行通过银行间市场进行非标资产业务的形式、规模以及风险，并以此得出结论，为银行监管提供借鉴。
二、银行间市场发展及资金融通情况
（一）我国银行间市场的定位
自1984年我国建立银行间市场以来，经过不断的调整和完善，银行间市场已经成为金融机构之间解决流动性不足而进行短期融资的场所，并且交易规模呈逐年上升趋势。当前银行间市场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完全以信用为基础的资金融通市场，二是以金融工具为标的的交易市场。前者是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后者则主要由票据市场、债券市场及相关衍生品市场组成。同业拆借期限较短，一般不会超过一年，最常见的是隔夜拆借。在以金融工具为标的的市场中，票据与债券回购一直是商业银行频繁使用的资金融通方式。正回购方作为债务人将交易计入“卖出回购”，逆回购方作为债权人将交易计入“买入返售”。在银行间市场中，传统的回购对象不仅包括票据和债券，还包括贷款，而且在2012年之前债券是银行回购的主要金融工具。但从2012年开始，很多银行为了规避监管，在具体操作中又幻化出多种交易手段，这一点在票据的使用上尤为明显[2]。
（二）银行间市场资金融通情况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各国监管部门以及国际监管机构都加强了本国银行业监管及跨区域银行监管合作的力度。新的法规和措施仍然围绕银行监管的两大传统领域――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展开，并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资本充足率管理方面，巴塞尔委员会于2010年通过《巴塞尔协议III》。根据新协议，国务院规定我国将执行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新标准：系统重要性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为11.5%，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为10.5%。在流动性监管方面，我国银监会对当前流动性风险进行评估，并根据2013年公布的《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流动性覆盖率和流动性风险监测标准》，制定《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了存贷比、流动性比例及流动性覆盖率三项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除此之外，2013年7月5日，国务院下发《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简称金十条）。其中在加强金融风险防范方面，要求银行控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以及“两高一剩”行业等当前重点金融风险领域的贷款规模。
总的来说，风险监管对商业银行高杠杆经营模式进行了各种限定。但从商业银行角度，这些监管恰恰成为其进行“创新”，绕道监管的激励。“创新”手段之一便是通过银行间市场发展非标资产业务，将受到多重监管的贷款业务转化成监管相对宽松的银行间市场业务。这直接导致了银行间市场交易异常活跃，交易量大增的局面[3]。作为金融机构资金融通的传统手段，同业拆借交易量自2010年起便出现波动上涨趋势（如图1所示），2009年全年同业拆借交易总量为19.35万亿元，仅在2015年上半年交易量已高达24.48万亿元。回购市场交易量呈稳步上涨趋势（如图2所示），2009年全年回购交易成交额为67.7万亿元，2015年上半年回购交易成交额已高达164.68万亿元。
银行间市场交易规模的巨变反映出商业银行在资金来源以及资金使用方式上本质性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了银行正采用灵活的手段，利用银行间市场的短期交易将非标资产进行表内转移，而“创新”背后则隐含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三、商业银行“非标资产”业务运营模式――以银行间市场为平台
（一）商业银行银行间市场非标资产交易情况
商业银行通过银行间市场进行非标资产业务有直接购买和买入返售两种运作模式。直接购买非标资产是指银行通过同业资金，购买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附有受益权的金融资产，从而达到间接发放贷款的目的。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资产不计入贷款，而是转化为投资项，使用最多的是应收款项投资。这种运作方式出现较早，2012年前最初被几家上市商业银行采用，而在2012年该模式已经成为商业银行广泛使用的银行间市场非标资产业务手段。如图3所示，自2009年以来，上市商业银行应收款项类投资中的非标资产持续增加。其中虽然经历两次波动，但交易量短时间内反弹强烈。与2009年全年的1233亿元非标资产存量相比，上市商业银行2015年上半年通过该业务转移的资产已高达61199亿元。
买入返售非标资产是指商业银行通过回购交易，将选定或已形成贷款的融资项目转化为短期同业资产，主要包括买入返售信托受益权和买入返售票据。商业银行大规模使用买入返售信托受益权始于2012年。2013年中期出现的“钱荒”事件以及2014年年底央行及银监会对银行间市场的一系列监管，使该业务逐渐被其他业务模式取代。买入返售票据在很多商业银行的非标资产业务中占重要地位。该业务大规模发展始于2010年，2013年上半年交易量高达28112亿元，是2009年的3倍。同样源于“钱荒”事件和监管，商业银行对该类交易不断进行调整，使资产存量出现剧烈波动，但基本维持在较高水平（见图3）。
（二）直接购买附有受益权的非标资产
商业银行通过同业拆借资金购买其他商业银行、信托机构、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工具（主要是理财产品、信托受益权或资产管理计划），可以将本行贷款转变为投资项目。运行模式如图4所示：
银行A首先选定贷款项目，但直接放贷会受到贷款投向、资本金以及流动性等各方面制约，因此商业银行可以选择其他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作为“过桥”公司，通过购买其发行的各种附有受益权的非标金融资产，达到间接放款的目的。在此过程中，银行A购买的非标资产并不计入“客户贷款及垫款”，而是转化为投资项目。各家银行的转移科目并不相同，主要是在“应收款项类投资”项下种类繁多的二级科目，如“受益权转让计划”、“资金信托及资产管理计划”、“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等。投资类别选取上，商业银行偏重于信托受益权及资产管理计划。除应收款项类投资外，个别银行还计入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三）买入返售非标资产
1.买入返售信托受益权
最先开始进行买入返售信托受益权的是兴业银行。2010年该行买入返售金融资产达14亿元。银行大规模进行信托受益权买入返售是2012年下半年。运作模式如图5所示：
银行A有一贷款项目，但因贷款资金紧张或受贷款投向等方面的监管限制，无法直接进行投资。为了维护客户关系，首先银行A委托信托公司成立信托受益权并对其进行担保，同时由银行B认购（计入投资项目，规避监管）。由于该受益权是长期投资，对银行B来说会占用资金，因此银行B通过与银行C进行短期回购交易将资金进行回笼。在回购到期时，银行B与银行C进行结算，同时寻找另一家银行D接盘。如此反复进行，直至受益权到期。在此过程中，银行B以及信托公司起过桥作用，收取过桥费。
2.买入返售票据
票据常用于贸易结算。当企业贸易背景得到银行认可后，支付20～100%的保证金，银行便为票据签署付款承诺，即为银行承兑汇票。当银行签署承兑汇票时，该业务属于表外业务，并不计入贷款规模。但当持票人在票据到期前向银行办理贴现，就要视同贷款计入表内的“客户贷款和垫款”，并接受各项监管。为规避监管，银行A采用“卖断+买入返售”的做法，即银行A将已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卖断给银行B。由于该交易会占用银行B的资金，因此两家银行会进行附带买断条款的票据回购交易，即银行A先将已卖出的票据进行买入返售，将贷款进行转化。当票据快到期时，两家银行在办理回购结算的同时，银行A对其进行买断。
商业银行频繁使用票据的买入返售，从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表现为银行间市场交易量暴涨，这在中小商业银行中表现尤为明显。很多城市商业银行也将其作为资产扩充的手段。如苏州银行2009年银行间市场交易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为8%，2013年年末则高达30.8%，相应的资产规模增加了近5倍。2014年，买入返售资产大量减少，而应收款项类投资剧烈反弹，资产规模已扩张到2009年的6倍。北部湾银行2009年银行间市场交易资产占比22.4%，2012年达到39.4%，直到2013年才恢复正常水平，此时资产规模已经是2009年的4.5倍。城市商业银行之所以频繁使用银行间交易，是因为大部分银行都有上市计划，而通过正常渠道达到银行上市资产规模要求比较困难。鉴于此，很多城市商业银行利用银行间资金流转使资产负债表对应项目账面价值快速累积，非常便捷的达到上市要求。如采用“票据对敲”，A银行买入B银行的票据，B银行承诺在一定期限后回购。与此同时，B银行买入A银行相同金额的票据，A银行承诺相同期限后回购，交易后两家银行资产规模都得到提升。
四、银行间市场“非标资产”业务风险及效率分析
（一）增加银行系统流动性风险
商业银行通过银行间市场进行非标资产业务的后果之一是会增加整个系统的流动性不足。银行间市场业务一般来说是短期交易，而非标资产业务没有二级市场，其中的信托受益权是长期投资，因此存在将筹措的短期资金投资于缺乏流动性的长期金融工具的现象[4]。严重的“期限错配”问题需要银行在流动性负债到期前不断地募集资金支持长期项目。从表面上看似乎增加了资金的流动，却导致整个系统对短期资金的饥渴，增加了流动性风险。除了银行间市场的非标资产业务以外，理财、券商定向资管形成的大量表外业务随时都需要资金衔接，一旦出现整体流动性紧张，就会出现恐慌情绪，银行间市场利率也会飙升，加剧资金短缺。同时，大量短期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频繁循环，使同业之间相互牵扯密切，一个环节生变就会引发连锁反应，加剧风险的积累和演化。如2013年6月发生在银行间市场的“钱荒”事件，即为流动性风险过度积聚的结果[5]。
篇2
近期，一则央行将表外理财业务纳入广义信贷测算的消息引起各方高度关注。据了解，根据央行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的调控要求，从2016年三季度起将表外理财业务纳入广义信贷测算。
此前，MPA 能够有效约束金融机构在表内腾挪资产、规避调控的现象。而表外理财被纳入广义信贷测算后，表内业务转移至表外处理的现象也将受到约束，其抑制理财规模进一步扩张的信号闪现。
根据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日前公布的《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报告（2016上半年）》（下称“《理财半年报》”），截至2016年6月末，理财资金账面余额26.28万亿元，其中投向债券、非标和权益类的约占三分之二。保本的理财产品余额为6.1万亿元，已计入银行表内。非保本理财余额合计20.18万亿元，假设这部分的资产配置结构与整体一致，则约有13.5万亿元的理财资金需要纳入广义信贷测算。
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测算后，广义信贷指标将扩大化，其测算结果将作为金融机构三季度评估的重要参考。如此，银行的考核压力无疑是加大了，至少短期内表外理财规模扩张的速度会受到制约。此外，由于表外理财投向非标的部分中，限制性行业为数不少，预计银行体系信用投放的行业分布也会有所调整。根据《理财半年报》，截至6月末，40.42%的理财资金投向了债券，现金及银行存款占17.74%，非标占16.54%。
中金公司固定收益研究组指出，MPA要求广义信贷增速与目标M2增速偏离不超过22%（M2增速±22%），其实根据上市银行的数据，资产增速没有那么快，但部分中小型银行资产扩张较为迅猛，加强约束后，通过同业业务或表外理财弯道超车的难度大增。该研究组同时强调，这只是一次“测算”，对银行业的实质影响是有限的，但体现出监管部门防范风险、压制银行过快加杠杆的意图，监管的趋严将导致银行理财规模增速的放缓。
债券和非标资产占比提升
从银行理财产品资产配置的情况来看，债券及货币市场工具、银行存款和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是理财产品主要配置的前三大类资产，共占银行理财投资余额的90.32%。其中，债券及货币市场工具配置比例为56.04%，近年占比持续提升；现金及银行存款配置比例为17.74%，在低利率背景下占比明显下降；非标准债权类资产配置比例为15.62%，自2013年下降后在2016年略有回升。此外，其他资产配置具体包括：权益类投资、公募基金、私募基金、金融衍生产品、产业投资基金、理财直接融资工具以及代客境外理财投资QDII，配置比例合计为9.68%。
债券作为一种标准化的固定收益资产，是理财产品重点配置的资产之一，在理财资金投资的12大类资产中占比最高，占理财产品投资余额的40.42%。从债券配置的结构看，信用债占理财投资资产余额的28.96%，且以高信用评级的债券资产为主体，利率债（包括国债、地方政府债、央票、政府支持机构债券和政策性金融债）占理财投资资产余额的6.92%。
进一步来看，理财产品直接投资的信用债以高信用评级的债券资产为主体，整体信用风险相对较低。截至2016年6月末，理财资金直接投资的信用债中，55.7%为AAA级债券，25%为AA+级债券，18.1%为AA级债券，0.82%为AA-级债券，0.38%为AA-及以下债券。
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也是银行理财产品主要投资的资产之一。银行将发行理财产品募集的资金集中在一起，投向企业贷款、同业贷款、贴现票据、委托贷款及其他金融工具，或者直接进入银行资产池中，通过单一类信托、券商资管、公募基金子公司等通道机构，利用信托受益权等与非标资产对接。
2013年出台的“8号文”，对商业银行理财资金直接或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交易平台等间接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资产”业务做出了规定。限制了银行理财资金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规模的上限，为理财产品余额的35%与商业银行上一年度审计报告披露总资产的4%之间的孰低者。同时规定商业银行对之前投资但达不到本通知要求的非标资产，应比照自营贷款于2013年年底前完成风险加权资产计量和资本计提。
“8号文”之后，银行通过理财资金投资非标受到诸多限制，银行理财产品的非标业务规模逐渐压缩，所占比重由2013年年末的27.49%下降至2016年6月末的16.54%。从结构上看，截至2016年6月底，投资于非标债权类资产的理财资金中，收（受）益权所占比重最大，占全部非标债权类资产的33.18%；其次是信托贷款，占比为16.45%。
当前，银行业理财资金主要投向债券市场、货币市场、非标市场以及权益市场，各类基础资产的回报率将决定银行理财产品的综合收益率。分类比较各类基础资产的收益率水平，自2015年年初下降1%-3%不等。3个月期银行理财产品的年化收益率自2013年年末达到5.93%的峰值后逐步回落，从2015年3月起回落速度加快，由5.35%下降至2016年9月的3.87%。总体来看，银行理财资金投向各类基础资产收益均明显回落，带动理财收益率持续下行。
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无法直接投资权益类资产，主要通过主动对接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以及私募产品等重要渠道来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融资、两融收益权、结构化配资业务等权益类投资。其中，通过购买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产品，银行可与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等进行沟通协商，确定权益投资的具体方向；而通过股票质押式回购融资、投资两融收益权、结构化配资业务等方式，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间接流入股市，但具体流向不在银行的把控范围之内。
在给投资者创造收益的同时，理财产品也通过合理配置各类资产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实体经济，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发展。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累计有18.99万亿元的理财资金通过配置债券、非标资产、权益类资产等方式投向实体经济。截至2016年6月底，投向实体经济的理财资金余额16.03万亿元，占理财资金投资各类资产余额的60.74%。
从理财资金投向行业分布情况来看，截至2016年6月底，投向实体经济的理财资金涉及国民经济90多个二级行业分类，其中规模最大的五类行业为：土木工程建筑业、房地产业、公共设施管理业、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和道路运输业等，前五类行业合计占比为51.54%。
从重点监控行业和领域的情况来看，理财资金投向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中重点监控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两高一剩”行业、商业房地产（保障房除外）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监管部门的积极引导和监管下，2015年理财资金投向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中重点监控行业和领域的资金量有所下降，其余额从2014年年末的2125.4亿元降到1937亿元，降幅为12.35%。具体来看，涉及“两高一剩”行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非标资产规模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分别较2014年年末下降63.2亿元和279.5亿元。
截至2016年6月末，理财资金投向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中重点监控行业和领域的资金余额为2034.9亿元，较2015年年末有所回升，主要为商业地产投资出现回升。其中，涉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非标债权类资产规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较2015年年末下降2.34%。
理财产品收益率不断下降
近年来，银行理财产品投资债券及货币市场工具的占比持续提升。截至2016年6月末，国内银行理财产品投资债券及货币市场工具余额达14.79万亿元，较年初增加22.53%；债券及货币市场工具配置比例达56.04%，较年初上升5.05%。
其中，信用债占理财投资总额的比例稳中有升，2014年、2015年和2016年上半年，信用债占理财投资总额比例分别为25.45%、25.42%和28.96%。此外，信用债中高信用评级债券资产――AAA级债券资产占比稳步提升，2014年、2015年和2016年上半年所占比重分别为47.27%、53.49%和55.70%；同时，AA-级和AA-级以下债券资产占比在2016年上半年明显下降，2016年6月末占比为1.20%，较年初下降2.65%，信用债整体风险逐步降低。
与此同时，除了投资债券及货币市场工具的占比持续提升外，国内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余额也在稳步增长，占比自2013年下降后略有回升。截至2016年6月末，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投资余额达4.3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7.23%；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在理财资金中的占比较2015年年末略有回升，所占比重由2015年年末的15.73%提升至2016年6月末的16.54%。
在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中，收（受）益权、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所占比重较为稳定，截至2016年6月末，上述非标债权占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比重分别为33.18%、16.45%和13.88%。带回购条款的股权性融资比重逐年提升，2016年6月末所占比重为7.33%，较2014年年末提升1.62%；而委托债权比重则逐年下降，2016年6月末所占比重为6.31%，较2014年年末下降10.14%。
2016年上半年，银行理财产品投资现金及银行存款余额首次出现负增长，截至6月末，投资现金及银行存款余额为4.68万亿元，较年初减少0.62万亿元。另外，现金及银行存款余额在理财资金中的占比逐年下降，2014年、2015年和2016年上半年的所占比重分别为26.56%、22.38%和17.74%，这主要是因为2014年以来的6次降息，使得银行理财资金逐步减少对于现金及银行存款等低收益率资产的投资，同时将理财资金投向具有较高收益率的债券资产等。
债券是银行理财资金的主要配置资产，截至2015年3月末，中债国债到期收益率（5年）达到3.46%，中债中短期票据到期收益率（AAA+、5年）最高达到4.83%，银行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为5.29%。随后债券市场收益率不断下跌，截至2016年9月25日，中债国债到期收益率（5年）仅为2.55%，中债中短期票据到期收益率（AAA+、5年）仅为3.12%，银行理财产品预期年收益率为3.87%。
从货币市场收益来看，银行间同业存款是银行理财资金配置的主要品种之一，主要作为流动性管理工具，是理财配置中的低息资产。截至2015年3月末，期限为3个月的Shibor利率为4.90%，之后大幅下降；截至2016年9月25日，3个月期Shibor利率降至2.80%。
而非标市场收益情况与降息进程基本同步。2015年3月以来，伴随着降息的进程，贷款类信托和债权投资信托收益率均逐渐下降。截至2015年3月末，贷款类信托年收益率为9.23%，债权投资信托年收益率为9%；截至216年9月25日，贷款类信托年收益率降至6.81%，债权投资信托年收益率为7%。
权益市场收益情况则呈现较大的波动性。2015年6月，上证指数达到最高点5166.35点，深证综指达到最高点3140.66点，随后，上证指数与深证综指一路下跌。2016年年初以来，上证指数与深证综指分别在3000点与1900点附近徘徊。
综合考虑以上各类基础资产的收益率情况，整体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受此影响，3个月期银行理财产品的年化收益率自2013年年末达到5.93%的峰值后逐步回落，从2015年3月起回落速度加快，由5.35%下降至2016年9月的3.87%。
降杠杆不减权益配置动力
对于市场来说，投资者最关注的是在低利率的背景下，银行理财资金投资权益类资产的渠道是否会发生质的变化？目前来看，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无法直接投资权益类资产，主要通过各种中间方式实现间接投资权益类资产。
近年来，对接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以及私募产品是银行理财资金投资权益类资产（包括A股、H股以及非上市公司股权等）的重要渠道。在该过程中，银行可与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等进行沟通协商，确定权益投资的具体方向。
股票质押式回购融资，是指上市公司按一定的抵押率把股权抵押给券商从而获得资金，而这部分资金最终来源于银行理财产品。通过这种途径，银行理财资金间接进入股市，但具体流向不在银行把控的范围之内。投资两融收益权指的是银行将理财产品的资金拆借给券商，同时券商需要以融资融券业务的收益权作为质押。通过投资融资融券业务的收益权，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也间接进入股市，具体流向同样不在银行把控的范围之内。
结构化配资业务指的是银行将理财产品的资金借助信托、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和阳光私募的产品，为高净值客户、机构客户提供配资服务，银行理财产品资金作为优先级或夹层享受固定收益。结构化配资包括：伞形信托和一对一单账户配资两种类型。
伞形信托配资，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信托通道下设立很多小的交易子单元，虽然共用一个信托账号，但每个子信托完全独立，单独投资操作和清算；银行理财资金则借助信托产品，通过为各子信托客户配资、增加杠杆后投资于股市。伞形信托的门槛通常为300万元，配资比例一般为1：3，作为银行理财产品资金入市的开路先锋，杠杆比例曾一度达到1：8、1：9；但随后由于其高杠杆存在的高风险已被证监全面叫停。
目前，银行的一对一单账户配资业务仍在正常开展。所谓一对一单账户配资业务，即银行将理财产品的资金借道信托产品等，通过一对一的方式向高净值客户等提供配资，配资杠杆率已降至1：1，资金门槛则通常是千万元级别；由此，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通过单一结构化配资的方式投资于股市，作为优先级享受固定收益，利率通常在6%左右。
篇3
8号文出台后，在宏观层面上，大家最担心的是对非标债权的监管对社会融资成本和融资总量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经济复苏的步伐。事实上，2012年全年社会融资总量为15.8万亿，按照中金公司的数据显示，2013年的全年融资总量为16万亿到18万亿之间，在这其中，理财产品的项目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重较小。在公开数据中可以看出，2012年新增的理财规模在2.5万亿，按照40%的非标投资计算，项目融资仅1万亿，占比只有十六分之一。
其中最大的影响是对此前理财产品所承担的社会融资功能的收缩。8号文让此前的非标债权资产通过理财产品来融资受限，但是这部分融资需求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满足。
按照肖钢的观点，银行表内信贷供给能力受限后，融资需求仍在，那么市场上最终总会找到合适的融资方式为资金配对。
同时，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在此前，当社会融资需求多数通过信贷完成的时候，监管层的不同政策会对融资总量有影响。当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融资通道的时候，监管层对资金池的限制，相对于社会融资来说如同抽刀断水。
新的融资方式会被调动
事实上，在目前银行信贷额度有限、现在的发债标准较高的情况下，那些需要处理的非标债权融资中的很大一部分很难在现有规则下转化为标准债券融资。在现有的规则下，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转化为“高收益债”或者是“垃圾债”，让这些企业有机会通过发债融资，这正是资产证券化的过程。
在鲁政委看来，就目前来说，把非标准化债权变成标准化债权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标准化债权的融资成本是最低的，如果可以通过标准化债权融资，早就已经变成标准化债权了。但是可以尽快通过发行普通版的垃圾债来进行融资。
此外，根据证监会在2月底的《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中所示，券商可以公开参与的信贷资产和有价证券可证券化业务范围扩大。也就是说，银行受到限制的，通过逐步放开的券商渠道也可以做。
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现有的资产证券化的管理条例是“试行”条例，虽然业内人士预估可以有百万亿的市场空间，但是在“试行”条例下可能当规模增加、出现新的问题后，监管层会再次出手。
企业端的资产证券化成为非标债权类资产的转化渠道之一，但前提是必须能够在交易所或者银行间市场交易，这会对券商资产化产品中的部分构成利好。
此前被投资于房地产项目和地方融资平台或者地方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池资金被彻底堵死了。名单制管理、总行批准等规定把此前券商和基金公司争抢的通道业务彻底堵死。
篇4
首先，我们需要界定债务产品和债券产品的区别。债券本是债务产品的一部分，但由于债券是一种标准化、份额可转让的有价证券，所以它在流通、监管、信息披露各方面都要优于其它债务产品，投资者在交易所市场上可依法随意交易这些标准化的债券，比如国债就是这样的。
而非标准化的债务一般没有可随意出售和转让的市场。最简单的例子是，如果一个投资者把钱借给了自己的朋友，他这份债权估计很少有机会可以转让给其他人。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信息和信任的传递太个性化，缺乏第三方的验证，所以信息和信任的传递成本非常高。这也是民间借贷始终无法和正规金融机构对接，终因流动性差而走向没落的原因之一。
在标准化的债券产品中，有些品种个人投资者可以直接投资，如所有在交易所上市的国债、企业债和公司债等。而有些债券类型的标准化债权产品虽然也是标准化产品，但仅限于金融机构购买和交易。图表1就是一个简单的分类情况。
图表1中前4个是个人投资者可以亲自参与投资的，而其余券种都是需要通过金融机构才能参与的。在这里，需要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的是，债券投资本身的收益率往往只有个位数水平，而其风险确是百元的本金，所以从本质上而言，它是一个风险控制的游戏。这里面几乎不包含对未来大环境或发行人自身过多的发展预期，更多需要下功夫的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负面因素的考量和判断。故此，对个人投资者而言，债券投资所需要花费的个人精力和其所带来的收益是不成正比的，这是一个大家把钱放在一起，交由专职管理者打理的行业。
那么，个人投资者该通过什么样的金融机构参与这些标准化的债券投资呢？
中国最早的债券产品是国债。直至今日，投资者仍然可以到银行柜台购买针对个人投资者的储蓄型国债。此后，公募债券基金逐步发展起来，然后是信托产品和私募基金等各式投资债券市场的理财产品。
其中普通投资者普遍格外信任银行，好像凡是银行发行或代销的固定收益类产品，都带有银行兜底的性质一样。正是这种观念造就了一个繁荣市场——非标准化的债务产品市场，其中尤以信托、基金子公司或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为主的直接对接经济实体的债权产品为甚。它们的特点是，以银行为主要销售端，利用直接融资的通道做间接融资的业务，绕过监管部门的直接监管，利用多部委对资产管理市场法规不统一所产生的监管缝隙从事传统表内借贷业务不允许的贷款业务，而其中的奥秘普通投资者很难全面知晓。
首先，非标准化的债权产品几乎没有流动性，没有二级转让和出售的场所。其次，这些产品几乎都没有非常贴切和准确的估值方法，钱通过产品投入经济实体后就无声无息（因为披露出的信息很少，信披机制也很不健全），只有等到付息和兑付的时候才能感受到借款者是不是具备付息和还款的能力。
但仅仅因为银行是这些产品的销售端，投资者就对这些风险并不在乎，好像全然与己无关。出现风险时，投资者经常听到的就是如信托“刚性兑付”一类不受法律保护的词语。要知道，迄今为止，信托公司爆发的信用事件已经有两位数之多了，刚性兑付被打破仅是时间问题，投资者应该更谨慎地选择这些非标产品。
眼下，有些标准化产品也在走向非标准化的方向。如表一中的中小企业私募债和PPN（定向私募票据），它们有个与其它标准化产品不同的地方，就是它们都是私募产品，发行量和真正的交易量都很低，所以市场对其估值和价格走势的分歧很大。这还不算，它们现已沦为金融机构之间绕行信贷的通道，慢慢失去了其标准化债券产品的特征。请看业内人士是如何谈论PPN业务的：
资产管理者：
哪位可以给我提供一个PPN的收益率曲线？
银行投行部资深人士：
PPN这个产品没有曲线。一般情况下每笔业务都是单笔债券谈出来的。如果主承销商的理财产品允许对接的话，利率就是承销商和发行人谈。简单而言，一般1年期的PPN收益率是银行间交易商协会估值再加50-80BP，特殊行业除外。如果是3年期的PPN，大概成本就是银行间交易商协会估值加70-100bp。
由于估值已经反映评级利差了，所以PPN加点的区别不大。但国企跟民企差距比较大。现在民企PPN鲜有投资人，一般都是主承销商的理财产品直接对接，缺乏客观性，没有参考价值。
瞧现在银行间交易商协会给出的1年期PPN的估值：
重点AAA 5.16%
AAA 5.32%
AA+ 5.61%
AA 6.01%
AA- 6.57%
这就是说，如果发一个AAA评级的国企的PPN，比如大型国有电网这样的重点央企，发行利率在5.8%左右问题不大，差不多就是上述对应估值加48bp；如果是XX高速这种比较差的行业，虽然也是AAA，但很可能发到6.32%才有人要；如果是AA评级的，比如地方上的好国企的PPN，行业也不错，那么加70个bp，发6.71%的话，市场需求是肯定存在的；但如果是民企纺织行业的PPN，同样是AA级，很可能就得7.5%了。
但这么高的利率发行人很可能承受不了，所以作为主承销商的银行会自己发个专属理财产品对接。如果卖给当地的老百姓，很可能由于是银行理财产品，5%的收益就足够了，此时承销行把PPN发到6.5%，还能赚上1.5%的息差，利润很高了。但这个利率是非市场化的。
资产管理者：
结果变成了理财产品变相成了对接贷款的工具了，银行之间拼的还是销售理财产品的成本。
银行投行部资深人士：
对。所以PPN的价格都是不具有参考价值的。因为主承销商的包销能力在里面起的作用太大了。
各位看官可瞧出要害了吗？信用评级好的企业的PPN可以在银行间市场卖出，而资质差的企业由于市场真实融资成本太高，很可能转而利用发行给普通投资者的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来为自己解套，企业拿到了钱，银行获得了收入，只有普通投资者在默默买单。所以，投资者无论在哪里买债务或债券类的理财产品，不论是公募基金还是私募基金，都务必仔细查看其投资范围。现在已经不是看谁有什么牌照和资质就可以判断其理财质量的年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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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赵恒珩：8号文对融资结构有影响，但不一定代表成本会上升。融资成本是和整个国家货币政策相关，短期来说8号文有冲击，需求下降，成本肯定会上升，因为项目都会有一个滞后效应。但中长期来说，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状况的时候，对于成本是否上升我觉得看不出来。
《钱经》：您认为未来的融资结构会怎样调整？
赵恒珩：8号文限制非标债权资产，鼓励标准化的融资方式，未来的融资结构也会是向标准化来调整的。比如企业债，8号文之后，企业债的发行速度会提高，此外，现在的资产证券化，把非标准的改造成标准化的融资，无论是供给还是需求都会增加。此外那些非标产品，在结构上也会出现调整，非标产品中适合做成标准化的产品，这些项目的融资成本会降低，他们的供给和需求都会扩大，但是总体来说需求会上升的更快。
另外对于那些受到限制的非标准化产品，初期可能会有观望期，未来会达到新的均衡。事实上，我认为融资结构的调整和8号文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要和整个社会的融资总量，整个货币量的环境相关。
《钱经》：8号文之中对银行理财产品的限定非常具体，而银行未来可能会开展更多的资产管理业务，您怎么看？
赵恒珩：目前可以看到的一个未来银行理财产品的发行趋势，在银行的理财业务中，资产管理业务一定会有一个的加快发展过程。此前更多的是在做融资、期限错配、信用错配，或者是通过所谓“监管套利”，这是过去银行理财业务做的事情。虽然也属于资产管理的范畴，但更多属于利用银行的信用和资金优势，进行的套利行为。我认为在8号文之后，会延伸银行资产管理业务的内涵，未来银行资管业务可能会有以下几方面能力的提升：第一，风险识别和管理能力的提升，这在8号文中也有所体现，如比照自营贷款的管理流程等这样的流程要求；第二个主动化管理的能力的提升，目前在8号文之后，银行都在债券市场上争抢债券产品，大家都在抢筹码，抢标准化的工具，这是未来银行为做主动管理做准备。
《钱经》：未来银行的理财产品的发行趋势是怎样的？
赵恒珩：首先，目前银行的理财产品非常一致，各家产品都大概类似，未来的产品会更加丰富，此前是各家银行通过从一个池子中“拿产品”出来给客户，现在面临的是多元化资产一一对应的产品，各家产品就会有差异。其次，对于银行的客户结构上，此前银行的产品多数是基于客户对短期产品的需求设计的，但实际上银行对于中长期的客户的关注度不够，未来银行客户结构也会面临从单纯的短期到中长期结合的情况。对银行的资产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其他金融机构来说，也提供了更多业务合作的空间。
篇6
“127号文”旨在规范同业业务，约束同业类型的非标（非标准化资产，指未在银行间市场及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的债权性资产，包括但不限于信贷资产、信托贷款、委托债权、承兑汇票、信用证、应收账款、各类受（收）益权等）业务，同业投资野蛮生长、期限错配、监管套利等风险被全面监管。同业存款业务受到限制，同业存款利率下行，会影响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尤其是中小银行发售的以同业存款为主要投资标的的银行理财产品。
――摘自银率网分析师殷燕敏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的言论
在“钱荒”周年之前下发“127号文”以及相关配套监管措施，目的之一就是避免再次出现因个别分行流动性紧张而导致的违约，并触发连锁反应。“127号文”特别提出，“金融机构应当合理配置同业业务的资金来源及运用，将同业业务置于流动性管理框架之下，加强期限错配管理，控制好流动性风险”。与之配套的是“140号文”，明确将同业业务权限上收总行，并实施专营部门管理、加强授权管理和实施名单制管理。可以预见，今年的6月份将以偏宽松的资金面平稳度过。
――摘自国信证券分析师李世新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的言论
如果照着文件直观去看，似乎非标资产离灭亡也就不远了。但是不宜一厢情愿地给出非标资产将快速下降并逐步消失的结论，对于银行和实体经济而言，即使非标资产无法再进行监管套利，相比标准化债券，仍具有明显的好处。非标资产下降的幅度和速度都会低于市场预期。此外，监管和创新向来都是不断进行螺旋式推进的。
――摘自招商证券的研究报告
从近年情况来看，部分城商行、农商行由于客户基础薄弱，吸收存款能力差，加之急于“弯道超车”，往往在同业业务上表现激进，依靠同业资金迅速做大资产规模，同业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较大，潜在的风险不可小视。在监管更加明确的形势下，银行业金融机构应积极调整业务方向，积极尝试资产证券化业务，为大规模的同业业务找到调整的方向，避免触碰监管红线，同时避免流动性风险的爆发。
――摘自银联信总经理符文忠在接受《大众证券报》记者采访时的言论
目前货币市场已经很难满足理财的收益率要求，导致理财资金用于收益更高、期限更长的投资业务。由于短期资金成本比较低，银行会将短期资金错配到长期用途，以减少成本。监管层加强对期限错配的管理，会使短期资金长期配置问题得到有效改善，迫使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逐渐走低。
――摘自国泰君安近期的研究报告
篇7
上述论断表明，商业银行的核心能力是风险管理能力，商业银行是否愿意承担风险、是否能够妥善管理风险，将决定商业银行的盈亏和生死。
传统金融理论认为，商业银行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作为存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中介。马克思曾明确指出：“银行是存者与贷者的集中。”但如果说在商业银行产生的初期，它们所提供服务的很大一部分价值，在于解决双方在融资的期限、时间、金额、现金与凭证的交付等方面的矛盾和困难，那么在信息技术已经非常发达、股票和债券等金融工具已经广泛应用、支付手段已经非常方便的今天，金融机构提供这方面服务的价值，所占比例已经非常小了。在目前条件下，“借者”与“贷者”之所以需要银行来作为中介，是因为银行能够更有效地管理风险，从而克服资金融通中这一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障碍。
银行监管发展的趋势也表明，银行风险才是监管当局（进而商业银行自身）关注的焦点。《新巴塞尔协议》中所提出的“三大支柱”（资本充足率、政府监管和市场约束）无一不是以风险为核心的：银行所需要的资本量，完全根据其风险程度来确定；政府监管是以风险为基础的监管；市场约束的关键在于使市场参与者更多地关注银行风险状况的变化，通过保持或改变其与银行的业务关系，促进银行稳健经营。
在最近30多年以来世界各国的银行危机中，所有倒闭、被政府接管的银行，无一例外地都是因为在风险管理方面出现了严重问题。从80年代美国储贷协会危机到从90年代初持续至今的日本银行业危机，从80、90年代一直到现在仍连续不断的拉美金融危机，到刚刚过去不久的亚洲金融危机，从1995年尼克·里森因期货交易造成8.6亿英镑巨额损失而将拥有232年悠久历史的巴林银行推上死亡之路，到2002年发现约翰·鲁斯纳克因违法外汇交易造成7.5亿美元损失而使联合爱尔兰银行市值在一天之间暴跌13.7％，这些事实一再证明：风险管理是商业银行生命线。
商业银行管理风险的特殊性
核心能力概念及相应理论是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普拉哈拉德（C.K.Prahald）和加利·哈默尔（GaryHamel）首先提出的。他们1990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企业的核心能力》一文中首次对此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们认为，“企业的持久竞争优势源于企业所拥有的核心能力。核心能力是决定企业在长期内能否生存下去的根本因素，它是蕴藏在企业所拥有的、有形的物质资源和无形的规则资源背后的一种能力”。他们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出了检验企业核心能力的标准，后来者将其概括为“价值优越性（能为客户创造更高的价值）、不完全可模仿性、不完全可替代性和不完全可贸易性”。
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是否符合这些标准？由于资金融通最主要、甚至唯一的障碍是风险，所以其它金融机构在资金融通中所创造的核心价值也应该是管理风险，那么商业银行又如何区别于非银行金融机构？
我们以共同基金（开放式基金）为例来进行说明。从表面上来看，共同基金和商业银行的功能都是实现资金从盈余单位向赤字单位的流动，两者之间的差别似乎只是形式上的——在获得资金时，银行出具的是存单或存折，而基金出具的是基金单位或受益凭证；在将资金注入赤字单位时，银行收到的是贷款合同，而基金收到的是有价证券。因此，两者似乎是可以完全替代的。美国著名金融专家兹维·博迪就由此而提出了“商业银行要被共同基金取而代之”的著名论断。从更深一层次的分析来看，虽然共同基金和商业银行在促进资金融通方面所创造的核心价值都是管理风险，但两者在管理风险的工具和方式上，存在着质的差别。正是这些差别使我们得以说风险管理能力是商业银行的核心能力。
（一）商业银行管理风险的非标准化工具
从典型意义上来说，银行所发放的每一笔贷款都是根据借款人的具体需要所设计的，无论是贷款的金额、期限、利率，还是其提款安排和偿还安排，都是与借款人独特的未来现金流相对应的。同时，发放贷款时的信息依据和调查、审查、发放、回收过程，也都是非标准化的。正是这种非标准化的特征，使得贷款这种工具能够满足客户的差异化特殊需求，并且适合于所有规模、所有类型的企业，同时也适合于普通消费者。
与银行贷款的非标准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价证券（债券、股票）的标准化。无论是证券本身的金额、期限、价格确定方式，还是证券发行、交易的条件，都是标准化的，甚至证券交易方式也是可以部分标准化的，比如证券交易中的技术分析，实际上就是一种部分标准化的交易方式。证券的标准化存在巨大的成本，而且这种成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固定成本，这就使得证券融资只适用于大企业的巨额融资需求，而不适合于小企业，更不适合于普通消费者。
企业的融资需求要得到满足，债权人（及股东）必须了解企业所投资的项目，并相信该项目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对于非标准化的贷款来说，一个项目要获得资金支持，只要让银行相信这是个好项目（而且经营者诚实可靠）即可，而通常情况下，又只要使银行中负责这笔贷款的信贷员（及审贷委员会——但信贷员的意见会对审贷委员会有很大的影响）得出这一结论即可，这就使得借款人要获得贷款，所需要的时间比较短，所需要支付的、除贷款利息之外的融资费用也较低。但对于标准化的证券来说，一个项目要获得资金，则必须要使在数量上一般来说非常巨大的投资者普遍认可这个项目，而这往往要花很长的时间、很高的成本（其中相当部分是固定成本）。同时，有很多项目的发展前景，只有在充分了解该项目的核心技术、经营理念等以后，才有可能得出准确的判断，如果这些信息属于商业机密而不能向社会公众披露，那么这类项目就根本无法得到证券融资。在一般情况下，只有成熟产品才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低的成本得到众多投资者的普遍认可，因此，证券一般只适用于成熟产品的融资（而且是大额融资），而银行贷款则既适用于成熟产品，也适用于创新产品；既适合于大额融资，也适合于小额融资。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表明，贷款融资比证券融资更能促进经济中的创新。
花旗银行前首席执行官沃尔特·瑞斯顿曾经说：“一个出色的银行家应该是借款人的咨询专家。”借款人在获得非标准化的贷款时，还可以获得银行信贷人员的经营管理咨询服务，并在借款人出现问题以后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贷款重组、业务重组、资产重组、管理重组、机构重组等措施，与借款人密切协作，共同解决所出现的问题。而以标准化证券获得融资的企业，在出现问题时，证券持有者大多“用脚投票”，退出该企业，不仅不能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往往还使企业陷入更深的困境。
（二）商业银行管理风险的内部化方式
商业银行管理金融风险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在管理风险时有一个风险内部化的过程。所谓风险内部化，是指在管理风险的过程中，商业银行将所管理的金融风险直接转换成自身所承担的风险，然后再以各种具体手段去管理这些风险。
银行从储蓄者以存款形式吸收进资金，承诺到期无条件偿还本金、支付利息，然后将资金按约定的条件贷放给借款人，并以自有资本承担借款人违约的风险。在这一过程中，银行并不能因为借款人违约，而拒绝偿付储蓄者的本金和利息，这样，银行就将资金融通的信用风险内部化为银行自身的风险。银行必须保证存款人随时提取存款、获得流动性的需求，但不能在储蓄者提取资金时，提前收回借款人未到期贷款。如果银行为了保证存款人提现的需要，低价变卖资产或高价借入资金，那么所发生的成本要由银行自身承担。这样，银行就将资金融通过程中的流动性风险内部化为银行自身的流动性风险。银行必须按照规定的利率向存款人支付利息，只能按规定的利率向贷款人收取利息，证券价格和汇率的波动所引起的银行资产或负债市场价值的变化，也都必须由银行自己来承担，这样，银行也将资金融通过程中的市场风险内部化为银行自身的风险。
由于资金融通过程中的金融风险，可以独立于资金融通过程而进行单独交易，所以，商业银行风险内部化的过程，并不一定要涉及资金的流动。比如，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贷款担保、商业票据担保、债券担保等融资担保业务以及信用证、备用信用证、履约担保、投标担保、票据承兑等非融资担保业务，将被保证人的信用风险内部化为自己的风险；通过提供贷款承诺、票据发行便利等方式而将流动性风险内部化为自己的风险；通过衍生金融工具交易而将市场风险内部化为自己的风险，而从事所有这些业务时，银行都不必动用自己的资金。
但与此完全不同的是，共同基金在管理风险的过程中，并没有将风险内部化。所有风险损失，都由基金持有人直接承担，所有风险收益都由基金持有人分享，基金管理人只收取固定的管理费用，既不承担风险损失，也不直接享有风险收益。这样，共同基金的资产和负债是对称的，是“软资产”对“软负债”。
商业银行采用风险内部化方式的结果必然是“软资产、硬负债”，而这被认为是商业银行要最终被淘汰的根本原因。但是，商业银行的最大贡献正在于将“软资产”变成“硬负债”。
市场主体为什么需要商业银行的风险内部化过程？这首先是因为商业银行的主要资产是非标准化的贷款，而非标准化的贷款又是不透明的。银行要贷款给一家企业，必须了解借款人及其投资项目的有关信息，而根据法律规定，银行必须对这些信息进行保密。这种保密义务使得社会公众无法完全了解这些信息，从而也就不可能判断银行贷款的真实价值。这与共同基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基金资产都是透明的，投资者很容易了解其市场价值，从而能够低成本地判断基金经理的业绩。银行和基金经理与储蓄者之间的关系，实质上都是一种委托关系，而委托关系的核心是激励机制。只有在委托人能够低成本地观察到人的努力程度、从而对其进行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才能采取向人支付固定报酬的激励机制（此时委托人承担绝大部分风险）；而在不能低成本地观察到人的努力程度的情况下，将人的收益与其努力程度完全挂钩，将是一种最有效的激励机制（此时人承担绝大部分风险）。正是由于银行的主要资产是非标准化、不透明的贷款，所以，风险内部化是银行与其资金储蓄者之间的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一种委托安排。
篇8
曾刚：从监管的角度讲，我认为不应该简单地叫停某一个业务或者某一类业务。这就好像开车一样，出一条交规，让所有的车都限速40迈。如果是开拖拉机或者电动车，限速是应该的；如果人家开的是兰博基尼、法拉利，限速到40迈就太不合适了，即使开到120迈甚至更高都是合理的。现在不让银行做某种业务，更多的是从管理的有效性方面考虑，“一刀切”的方式可能更加有效。
但这个世界的需求差异性很大，也包括商业银行的管理。从长期来看，我们应该提高监管的差异性，银行的风险管理，不是“一刀切”就能完成的，市场有需求，银行也有需求，把这些需求都堵死了也不合适。
监管者应该从长远来考虑，真正有效的监管不是硬压着不做，而是顺势而为，在趋势不变的情况下尽可能控制风险。就像交通法规，限速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提高驾驶者的素质和安全意识，这一点很重要。试想，如果驾驶员连红绿灯都不遵守，光限速有什么用？
银行向标准化产品创新肯定是未来的一个方向，而且最大的金融创新一般都是在监管层加强了监管之后出现的，因为很多业务是市场需要的。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应该强调其自身在金融创新过程中的内部风险控制流程，或者风险控制的意识，并建立起与自身业务发展相匹配的风险管理架构，这是真正重要的。
《新财经》：事实上，这样的监管初衷是好的，但在一个通道被堵住之后，监管层并没有开辟新的通道给银行，这是否是监管上的缺陷？
曾刚：监管者和被监管者都会有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对商业银行来讲是创新，对监管者来讲，更是创新。很多业务他们之前没见过，也不知道该怎么管，这是很正常的。但希望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在创新的过程中能够达到较好的平衡，我觉得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任何国家的监管准则都是一轮一轮发展的，就像《巴塞尔协议》已经更新到第三版了，也许几年以后我们会看到第四版，这本身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新财经》：业界认为，《通知》是对影子银行清理的一个开始，也许不久后会对商业银行的同业业务进行清理，您怎么看？
篇9
根据国务院的《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要求，此轮银行债转股均由第三方机构实施运作。而《意见》之前，多数债转股项目均无第三方实施机构参与，由企业直接与债权人对接，将普通债权转为股权或可转债，又或者在集团内定增融资偿还贷款。
已开展的项目多数是广义债转股形式，即设立有限合伙制基金，由债务人、债权人和其他社会资金出资认购，基金可以参与并购、夹层等形式的股权投资，从而实现置换存量债务、降低杠杆率、提高经营水平的目的。目前实施机构一般设立基金向投资者募资，以1：1的企业账面价值承接债务，基本等价于企业运用股权融资的资金偿还贷款。
目前，债转股签约规模超过5000亿元，实施规模约为400亿元，债转股存在巨大的资金需求。而银行成立的专业子公司注册资本仅100亿-120亿元，绝大部分需要向社会募集。
可能参与到债转股的社会资金主要有银行理财或自营资金、保险资金、信托基金、企业年金和社保基金、基金子公司或基金专户资金、券商理财、私募基金等。
可通过基金方式广泛吸收社会资金
《意见》鼓励实施机构充分利用市场化方式和渠道来筹集债转股所需资金，鼓励实施机构依法依规面向社会投资者募集资金，特别是可用于股本投资的资金，包括各类受托管理的资金。此外，《意见》支持符合条件的实施机构发行专项用于市场化债转股的金融债券，探索发行用于市场化债转股的企业债券，并适当简化审批程序。
截至2016年年底，银行理财、信托资金、保险资金合计占比超过50%。实施机构也在以多种渠道寻求长期资金，以目前项目签约最多的建行为例，在云南锡业债转股项目中，原始资金来自建行，社会资金包括保险资管机构、建行养老金子公司的养老金、全国社保、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资管子公司、私人银行理财产品等。
从国际经验看，问题债权转股的投资回报非常丰厚。困境基金（Distressed Private Equity）是国际市场中一种专门投资于困境证券的私募股权基金，当行业周期低谷或者企业过度杠杆化导致资不抵债时，市场会出现较多资质良好但价格严重被低估的公司债权，基金管理人买入并在重组中转股，帮助公司完成经营转型脱离困境。
2002-2012年，全球困境基金年化收益率在14%左右，是一类典型的高风险高收益私募基金。因此，市场化银行债转股的运作中应该积极接洽银行、保险、各类实施机构和企业，引入社会资本，共同用市场化的手段推进业务落地。
银行理财是主力，仍存隐患待排除
五大行均已签约多单债转股协议，股份行也在积极跟进，招行、民生及长城资管也拟组建债转股子公司开展业务，目前落地的债D股项目以明股实债的形式较多。2013年到2016年上半年，银行理财中的非标资产余额由2.81万亿元上升到4.36万亿元，占比由2013年的27.5%下降到2016年上半年的16.5%，远没有达到银监会35%的红线。银行理财资金可动用的资金规模大，成本相对较低，且本行沟通成本较低，因此成为目前落地资金的首选。
不过，理财资金也存在一些隐患。第一，银监会对类信贷业务的监管不断升级，理财资金对非标标的的选择更加苛刻，对于非标占比较高的中小银行来说影响较大。银监会2016年42号文和27号文，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将非信贷、表外等类信贷业务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与表内业务一起进行统一授信管理。银监会56号文和82号文禁止银行通过AMC通道将不良假出表，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后不良仍然留在表内核算，按照原信贷资产计提资本和拨备，且转让的投资者仅限于机构，个人直接或间接（个人对接的理财、信托计划和其他资产计划）不得参与。
第二，银行理财期限错配的问题。债转股所需资金期限一般为5年以上，通过银行理财资金对接面临期限错配问题。例如，中钢集团项目中的转股部分是六年期共270亿元的可转债，前三年锁定，从第四年开始，逐年按3：3：4比例转股以退出；而太钢、同煤和阳煤集团总计300亿元的项目中，产业基金的存续期为“5+3”，即5年后银行可选择退出。据《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资产、非上市企业股权及其受（收）益权的，到期日不得晚于理财产品到期日，且资管产品不得滚动发行、期限错配、分离定价。
这就对商业银行独立产品设计和管理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建议实施机构可以和银行资管或理财部门沟通，以提高理财投资的收益/风险匹配度为导向，比如：对于某一明股实债类项目发行针对该项目的资管产品，产品期限、利率贯穿项目始终，产品风险完全由同一组投资人全期限承担，资产管理人不承担产品风险。
第三，2016年四季度后，负债荒资金荒取代资产荒成为市场热议焦点，从收益率来看，市场资金成本不断提升，投资端收益率下行远快于产品端收益下行，对理财收益率要求不断提高，如果非标类资产对比债券或者同存等资产没有明显优势，很难提款。
第四，银行理财资金投资股票和非上市企业股权受到较严格限制，据《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理财资金不得投资直接或间接投资于除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型基金以外的证券投资基金，不能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境内上市公司或非公开发行或交易的股票及其受（收）益权，不得直接或间接投资于非上市企业股权及其受（收）益权，仅面向具有相关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私人银行客户、高资产净值客户和机构客户发行的理财产品除外。
保险资金应积极争取
保险机构目前对债转股多数处于谨慎观望的态度，尚无明确的政策壁垒，也没有明确的细则规范。保险资金规模可观，投资渠道多元化，投资专业经验丰富，成本相对较低，尤其在投资期限上具有其他金融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理应成为债转股对接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而且对于保险机构而言，从资产和负债整体考虑，选择与负债端具有协同性的行业和企业，进行长期战略性投资，可以实现延伸保险产业链、促进资产负债互动的目的。据了解，2017年3月，中国人寿成立100亿元陕煤债转股基金，成为由非银行金融机构主导的第一单债转股项目。
目前，保险资金对于债转股的投资瓶颈主要是：第一，信息不对称下投资、法律、信用等风险较高。对于发展前景良好但遇到暂时困难的优质企业，银行可以通过展期贷款、以新还旧的方式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而对于高负债企业的问题债务，投资风险可能偏高。此外，相对于新增债务，存量债务的信息不对称更为突出，牵扯的法律关系也较为复杂。
第二，参与方式、资质要求、比例限制等相关规则尚待保险监管部门进一步明确。大概率下保险资金将获准参与债转股相关投资，但也还需保监会予以正式明确并出台细则，配套政策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保险资金的参与积极性。
第三，市场定价的合理性存在疑问。实施机构目前对于债权的定价可能偏高，将为之后市场化运作进程埋下隐患。
企业年金和社保委外难度大，社保直投可争取
企业年金和社保基金近年来发展较快，截至2016年年底，企业年金基金规模过万亿元，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的资产总额达到1.9万亿元。企业年金和社保基金参与债转股均并没有政策障碍，据了解，社保基金于2015年年底认缴60亿元，中国交建认缴89.85亿元，中交基金认缴1500万元，以有限合伙的形式共同成立中交建一期股权投资基金，间接投资进入基础设施领域。市场化债转股也可以借鉴此类方式就合适的项目与社保基金合作。
目前的主要障碍在于：第一，企业年金和社保基金是养老钱，运营原则是安全性、长期性和收益性，安全性是放在首位的，对资金的安全要求高，因此对债转股企业的资质要求必然会较高，而目前债转股签约的企业中，钢铁煤炭等过剩产能企业占比较高。
第二，企业年金和社保基金的管理人主要是公募基金、券商、保险机构和养老险公司，公募基金和券商这类专业的投资团队对于非标投资并不擅长，更倾向于投资标准化的产品。
第三，委托给每个管理人管理的企业年金和社保基金资金规模有限，且要求单独核算，单独估值，尽管企业年金是长期业务，但是实践中签署管理合同以1-5年不等，对于管理人的考核趋向短期化，存在末位淘汰的问题，在考核目标上，既考核绝对收益同时也参考相对收益，债转股所需资金规模大、期限长，二者匹配度并不高。
截至2015年年末，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委托投资资产1.04万亿元，直接投资资产0.88万亿元，直接管理的资产可以成为市场化债转股积极争取的资金来源之一。
其他非银资金重在业务合作
根据《基金法》和证监会《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并没有限制公募基金的投资范围不能为非标，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2014年6月6日公开表示：围绕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满足投资者多样化的资产需求，证监会将在《基金法》等法律法规范围内大力支持公募基金创新发展，在风险可控前提下不断丰富基金品种、拓展基金投资范围。
目前，在传统二级市场以外，公募基金可以投资于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等非公开发行在证券交易所转让的债券、股指期货等证券衍生品以及黄金合约等商品合约。证监会正在研究基金参与融资融券、期权、商品期货等业务规则，探索推出不动产投资基金（REITs）等新基金品种。
但是，公募基金需要每日计算并公告基金资产净值，确定基金份额、确定申购、赎回价格，而对于非标等产品还没有明确的公开且得到大家一直认可的公允价格，在核算估值上存在一定的难点，且公募基金公司并不擅长此领域的投资，因此公募基金参与债转股的可能性并不大。
基金专户、券商理财、私募基金、基金子公司和信托资金，通道类业务较多，资金规模不大，对资金成本要求高，可提供的资金有限，但是可以就市场化债转股业务开展其他方面的专业化合作。
信托、基金专户、基金子公司、券商资管和私募基金资管业务中，非标资产的需求占很高，主要是以融资业务为主，包括债券融资和财产收益权融资，最终投向金融机构资产、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等，业务规模的不断膨胀以通道业务为主。目前监管层对通道业务的监管趋严，证监会和银监会控制银信、银基业务思路上是协同的，银监会2014年99号文《关于信托公司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明确通道业务权责，削弱信托作为银行通道的意愿，对于股东方在资本金、流动性支持提高要求，推动信托公司风控要求的提升。
证监会2014年26号文《关于进一步加强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风险管理的通知》，禁止资金池业务和一对多专户的通道业务。2016年市场盛传拟修订的私募基金监管规则中，监管层考虑对私募基金的非标债权业务进行限制或叫停，主要原因还是私募并非持牌金融机构，弱监管的环境下，会加剧信用风险的积聚，对整个社会融资总量和货币政策目标，以及宏观审慎的金融监管框架造成干扰。
基于此，去通道倒逼各类资管机构调整业务模式，逐步向主动管理转型。券商和基金在投资能力和大类资产配置方面还是具有专业化的优势，对于债转股实施机构而言，在方案设计、基金管理和运营、税收规避、债券融资工具和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销售等各方面可以进行专业化合作。
发债是切实可行的资金渠道之一
2016年12月19日，发改委正式印发《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专项债券发行指引》，支持债转股实施机构通过发行专项债券融资开展债转股业务。根据指引精神，发行人申请发债必须基于债转股的项目，核心是转股债权，也可以是金融债权，也可以是包括经营性债权在内的其他金融债权，但以金融债权中银行向对象企业发放的贷款为主。专项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债转股项目合同约定的股权金额的70%。
实施机构要获得发债核准，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确保市场化债D股合同签订并正式生效，主要是实施机构收购银行债权后由债权转为对象企业股权的合同，二是补充提供企业债发行的相关材料，三是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项目进展信息。核准的前提是项目能成功实施，并确保专债专用。
据了解，陕西地方的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最近在申请发行债转股的专项债，尚未询价完成。而全国性和部分地方性的AMC公司经常使用各种债务融资工具来补充资本金或募集资金，比如中国信达2015年5月在银行间市场发行200亿元金融债，2016年9月在香港发行美元计价优先股32亿美元，2017年3月在境外成功发行30亿美元中期票据。
篇10
1、数据标准难以做到高度统一，数据加工成本高昂
虽然总公司高度重视数据标准的重要性，并统一下发了诸如会计科目、行业内单位、卷烟、烟叶、存货收发类别等重要档案的名称和编码，但由于财务信息系统分散部署，数据标准的统一性并不理想。主要体现在：一是数据的收集、整理、命名和编码的工作量太大，总公司不可能对所有数据包括供应商、客户、存货、固定资产都做到全行业统一；二是总公司难以控制各省级公司在系统实施及运行中对行业标准的修改，各省级公司基于核算习惯和自身需要，对明细会计科目及辅助核算项目等做一定的修改，对每个省来说可能是适当的，但对全行业数据非标准化却是致命的；三是新增的基础档案无法保证全行业高度一致，即使总公司在最初能对所有基础档案都做到高度统一，但由于系统处于动态运行中，需不断增加新的档案，由于软件分散部署，基础档案由各省级公司分散命名和编码，必然导致新增档案的不一致。四是各省级公司由于管理水平的参差不齐，在核算中使用的数据维度的多少及数据颗粒度的大小都不尽相同，各自在系统中对核算要件的设置也不尽相同，这也是产生非标准化数据的又一重要原因。因此，要将各省级公司海量且非标准细节性数据如购销单据、会计凭证等全部远程传输到总公司，再进行数据清洗，转换并加载至总公司的数据库中，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数据合并、汇总、查询与分析，显而易见，数据核对量大，加工成本非常高昂。
2、行业合并报表编制方式，工作量巨大，准确性有待提高
由于与合并报表相关的内部交易数据未传输到总公司，目前行业合并报表的编制方式依赖于各省级公司通过久其报表向总公司上报省级公司的合并报表及与行业内单位之间内部交易对账记录，总公司在汇总的基础上编制行业合并报表。这种方式存在的问题主要为：一是各省级公司及其所属地市级公司工作量巨大，耗时耗力，时效性难以保证；二是由于总公司缺少各种卷烟、烟叶、烟机的生产成本明细及期末结存，行业合并报表的编制只能抵消行业内的投资关系、商品购销、债权债务等，但对存货及固定资产交易中未实现利润却很难抵消或难以准确保证，从而致使整个行业的合并报表的准确性有待提高。
3、数据的分散存储，总公司的知情权受到限制，难以做到适时管控
由于数据分散存储，大量细节性数据都存储于各省级公司，总公司仅凭报表来了解各省级公司的经营情况并进行管控，带来的问题主要为：一是报表只是一个汇总数据，其隐含的信息量相当有限，而众多的问题必须通过细节性数据才能提示出来，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导致了总公司的知情权被无形剥夺或受到限制，无法更广更深更细地了解各省级公司的经营细节以及潜在风险，更无法解决对各省级公司的深层次监督问题；二是报表是对一段时间经营的汇总反映，决定其必然具有滞后性，导致总公司对各省级公司经营情况的了解必然滞后于各省级公司生产经营，难以做到适时掌控和适时的资源调度，难以保证对重大投资、重大付款等做到科学审批；三是总公司对于各省级公司的控制指标，很难及时进入各省级公司的全面预算管理系统，被有效地进行分解，形成过程控制，虽然总公司可以通过年末兑现奖惩等方式进行激励和约束，但由于缺少过程的刚性控制，到年末往往是木已成舟，效果并不明显。
二、应对思路
1、明确管理重点，以需求为基础决定所需要的数据
从管理手段上看，在当今信息化环境中，管理主要就是基于数据的管理，有什么样的管理需求，决定需要什么样的数据。在目前财务信息系统两级部署的条件下，要重构一套系统，将存储于各省级公司的所有财务与业务的细节数据全部传输到总公司，再按设定的标准对收到的数据进行数据清洗、转换及加载，在此基础上进行合并与汇总，从理论上是可行的，但从实际操作层面看，这样做一是数据加工成本高昂，二是相对于总公司的管理需求，也没有必要。笔者认为，在烟草行业目前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下，总公司应抓大放小，将财务管理重点放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由计算机系统自动抓起、自动核对行业内单位之间的内部交易数据并产生抵消分录，在汇总各省级合并报表的基础上，自动生成烟草行业的合并报表；二是充分了解货币资金、重要的生产用房、专用生产设备在各省的分布情况，并结合各省级公司生产经营规模，强调资产使用的效率，严格固定资产投资增量的审批，实现总公司对于重要资源在各省级公司的科学配置，避免各省级公司拼资源拼设备，导致整个行业的产能过剩以及因资源分布不均造成闲置和浪费；三是充分了解行业的对外投资、债权债务情况，强调对外投资效果，严格对外投资增量的审批，以维护行业权益，做到债务可控；四是总公司对各省级公司审批后的年度重要经营指标，能快速下发到各省级公司预算执行系统，并得到分解落实，形成对各层次主体预算执行的过程控制，以此保证整个行业战略目标的实现。
2、以完成行业合并报表的自动编制为突破口，搭建总公司管控平台
财务管理必须建立在财务核算的基础上。若能提取各省级公司数据，自动完成行业合并报表的编制，则财务管理需要的很多数据就会容易获取。为编制行业合并报表，需要从各省级数据库抽取的数据包括：烟叶在烟草商业环节的收购、销售、加工及结存，在卷烟工业环节的采购、耗用及结存；卷烟在工业环节的生产、联合加工、销售及结存，在烟草商业环节的采购、销售及结存；国产烟机设备的生产、销售及使用；行业内相互的债权债务及各层级间投资关系，利润分配；各环节内部交易中引起的现金流量。通过对以上数据的获取，计算机系统将自动核对分别从各省级公司获取的数据，并在此基础，自动生成行业的投资关系、内部交易、债权债务、存货及资产未实现利润、利润分配的抵消分录，也同时自动生成总公司与省级公司、省级公司之间现金流量的抵消分录。这样在汇总各省级公司合并报表的基础上并考虑生成的抵消分录，就能自动完成行业合并报表的编制，既提高了行业合并报表的准确性，又减轻各省级公司为行业合并报表编制所做的大量工作。要实现上述目标，需要通过数据仓库技术，设立数据标准，确立数据传输、清洗、转换及加载方式，搭建总公司层面的数据管控平台，在自动实现行业合并报表的编制的基础上，为总公司对各省的财务管控创造条件。
3、以配置资源、防范行业经营风险、加强过程控制为重点，完善总公司管控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