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资源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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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为加强城乡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促进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自治区实施〈水法〉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直接从地下、河流、湖泊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本办法规定缴纳水资源费。

第三条水资源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按照“谁发放取水许可证，谁征收水资源费”的原则，实行分级征收。

第四条农村家庭生活、畜禽饮用少量取水，以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免征的其他情形，免征水资源费。

第五条水资源费的征收标准由自治区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财政、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定，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时调整。

第六条核定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应当遵守下列原则：

(一)缺水地区的水资源费标准高于丰水地区的水资源费标准；

(二)地下水水资源费标准高于地表水水资源费标准，超采区水资源费标准高于非超采区水资源费标准；

(三)城市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自备水源的水资源费标准高于公共供水水源的水资源费标准。

第七条水资源费实行计量收费。取水单位和个人应当在取水点安装符合标准的量水设施。水资源费列入生产成本。

第八条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定额标准核定取水单位和个人的年度取水计划。取水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核定的年度取水计划取水。

自备水源单位和个人超计划取用水的，其超额部分实行累进加价收费制度。超计划20％以内的，按征收标准的2倍收取水资源费，超计划20—50％的，按征收标准的3倍收取水资源费；超计划50％以上的，按征收标准的5倍收取水资源费。

第九条取水单位和个人按月或者按季度缴纳水资源费，农业灌溉用水的水资源费每半年或者1年缴纳一次。

第十条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征收水资源费，应当向价格主管部门申领《收费许可证》，并使用自治区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第十一条征收的水资源费上交财政。水资源费的收缴、使用办法，由自治区财政主管部门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二条水资源费的主要使用范围：

(一)水资源的调查、评价、规划、监测；

(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研究；

(三)综合节水措施推广以及地下水补源回灌；

(四)水资源管理经费；

(五)奖励在节约用水、水资源管理和科研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

水资源费作为专项资金，纳入预算管理，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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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县水利局是全县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县域内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组织实施，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

第三条凡本县境内利用水工程或者机械提水设施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水的单位和个人，除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均应当按照国家许可制度的规定，向县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取得取水资格。

第四条下列情形不需要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库中取水的；

（二）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少量取水的；

（三）为保障矿井等地下工程施工安全和生产安全必须进行临时应急取（排）水的；

（四）为消除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危害临时应急取水的；

（五）为农业抗旱和维护生态与环境必须临时应急取水的。

最大取水量每秒10立方米的农业灌溉工程，最大取水量每月5000立方米以上的矿井或者其他地下工程，业主单位应当依法进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并将论证报告呈县、市、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

第五条取水许可申请审批权限

（一）日取地表水不足3000立方米或日取地下水不足3000立方米的项目和总装机容量不足10000千瓦的水力发电企业的取水许可申请，由县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超过以上取水量的，按规定上报省、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

（二）取水项目的取水量核定标准是指该取水工程的设计最大取水能力。

第六条取水许可申请的审批及取水许可证核发程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取水许可证持有人（以下简称持证人）应当按照取水许可核准的时间、地点、方式、取水量取水。

第八条水资源实行有偿使用制度。

除发电企业按照发电量和规定标准缴纳水资源费外，其他持证人按照取水量和规定标准缴纳水资源费。

持证人必须自行装置质量合格的取水计量设施（除水力发电企业外），准确计量取水量。不装置计量设施或计量装置质量不合格的，按照取水工程设计最大取水能力或者取水设备额定流量全时程运行计算取水量。

第九条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由县物价行政部门根据省物价局、省财政部门颁布的标准核定。

第十条本县行政区域内的水资源费征收工作由县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第十一条县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科学合理地核定持证人的取水量。持证人在核定的取水量内取水的，按照规定标准缴纳水资源费；超过核定的取水量取水的，超量部分按照规定标准的1.5倍缴纳水资源费。

特证人应当如实向县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取水资料。

除本办法第四条规定不需要申请取水许可证的外，无取水许可证取水的，按照取水量的3倍缴纳水资源费。

第十二条县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季度向持证人送达《**县水资源费缴款通知书》，持证人应当按照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和缴款数额到指定的地点缴纳水资源费。逾期不缴纳的，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部分2%的滞纳金。

征收单位应当将收取的水资源费及时缴入国库。

第十三条水资源费属财政预算收入，应当设立专帐，专项用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管理、奖励、相关工程建设的运行与维护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中心必要的业务支出等。

使用水资源费时，由县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提出方案，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方能拨款。

财政、物价和审计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加强对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和使用的监督。

第十四条对在水资源保护管理、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县人民政府或者县人民政府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五条违反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和《湖南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征收管理办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六条水行政主管部门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并对相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取水许可审批、取水许可证发放、取水量核定、水资源费征收中、循私舞弊、弄虚作假或者的；

（二）应当征收而不征收或不足额征收水资源的；

（三）截留水资源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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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为加强水资源管理和保护，促进水资源的节约与合理开发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取水，是指利用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

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除本条例第四条规定的情形外，都应当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并缴纳水资源费。

本条例所称取水工程或者设施，是指闸、坝、渠道、人工河道、虹吸管、水泵、水井以及水电站等。

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分级管理权限，负责取水许可制度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设立的流域管理机构（以下简称流域管理机构），依照本条例规定和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授权，负责所管辖范围内取水许可制度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规定和管理权限，负责水资源费的征收、管理和监督。

第四条下列情形不需要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库中的水的；

(二)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少量取水的；

(三)为保障矿井等地下工程施工安全和生产安全必须进行临时应急取（排）水的；

(四)为消除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

危害临时应急取水的；

(五)为农业抗旱和维护生态与环境必须临时应急取水的。

前款第（二）项规定的少量取水的限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取水，应当及时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备案；第（五）项规定的取水，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同意。

第五条取水许可应当首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并兼顾农业、工业、生态与环境用水以及航运等需要。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依照本条例规定的职责权限，在同一流域或者区域内，根据实际情况对前款各项用水规定具体的先后顺序。

第六条实施取水许可必须符合水资源综合规划、流域综合规划、水中长期供求规划和水功能区划，遵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规定批准的水量分配方案；尚未制定水量分配方案的，应当遵守有关地方人民政府间签订的协议。

第七条实施取水许可应当坚持地表水与地下水统筹考虑，开源与节流相结合、节流优先的原则，实行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相结合。

流域内批准取水的总耗水量不得超过本流域水资源可利用量。

行政区域内批准取水的总水量，不得超

过流域管理机构或者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可供本行政区域取用的水量；其中，批准取用地下水的总水量，不得超过本行政区域地下水可开采量，并应当符合地下水开发利用规划的要求。制定地下水开发利用规划应当征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八条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

制度的实施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高效和便民的原则。

第九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节约和保护水资源的义务。

对节约和保护水资源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取水的申请和受理

第十条申请取水的单位或者个人（以下简称申请人），应当向具有审批权限的审批机关提出申请。申请利用多种水源，且各种水源的取水许可审批机关不同的，应当向其中最高一级审批机关提出申请。

取水许可权限属于流域管理机构的，应当向取水口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并连同全部申请材料转报流域管理机构；流域管理机构收到后，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作出处理。

第十一条申请取水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与第三者利害关系的相关说明；

(三)属于备案项目的，提供有关备案材料；

(四)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材料。

建设项目需要取水的，申请人还应当提交由具备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资质的单位编制的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论证报告书应当包括取水水源、用水合理性以及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等内容。

第十二条申请书应当包括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的名称（姓名）、地址；

(二)申请理由；

(三)取水的起始时间及期限；

(四)取水目的、取水量、年内各月的用水量等；

(五)水源及取水地点；

(六)取水方式、计量方式和节水措施；

(七)退水地点和退水中所含主要污染物以及污水处理措施；

(八)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三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应当自收到取水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属于本机关受理范围的，予以受理；

(二)提交的材料不完备或者申请书内容填注不明的，通知申请人补正；

(三)不属于本机关受理范围的，告知申请人向有受理权限的机关提出申请。

第三章取水许可的审查和决定

第十四条取水许可实行分级审批。

下列取水由流域管理机构审批：

(一)长江、黄河、淮河、海河、滦河、珠江、松花江、辽河、金沙江、汉江的干流和太湖以及其他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河流、湖泊的指定河段限额以上的取水；

(二)国际跨界河流的指定河段和国际边

界河流限额以上的取水；

(三)省际边界河流、湖泊限额以上的取水；

(四)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的取水；

(五)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的大型建设项目的取水；

(六)流域管理机构直接管理的河道（河段）、湖泊内的取水。

前款所称的指定河段和限额以及流域管理机构直接管理的河道（河段）、湖泊，由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其他取水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审批权限审批。

第十五条批准的水量分配方案或者签订的协议是确定流域与行政区域取水许可总量控制的依据。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江河、湖泊，尚未制定水量分配方案或者尚未签订协议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由流域管理机构根据流域水资源条件，依据水资源综合规划、流域综合规划和水中长期供求规划，结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取水现状及供需情况，商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设区的市、县（市）行政区域的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结合各地取水现状及供需情况制定，并报流域管理机构备案。

第十六条按照行业用水定额核定的用水量是取水量审批的主要依据。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质量监督检验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行业用水定额的制定负责指导并组织实施。

尚未制定本行政区域行业用水定额的，可以参照国务院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行业用水定额执行。

第十七条审批机关受理取水申请后，应当对取水申请材料进行全面审查，并综合考虑取水可能对水资源的节约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决定是否批准取水申

请。

第十八条审批机关认为取水涉及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听证的，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取水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害关系的，审批机关在作出是否批准取水申请的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要求听证的，审批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因取水申请引起争议或者诉讼的，审批机关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中止审批程序；争议解决或者诉讼终止后，恢复审批程序。

第十九条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取水申请之日起45个工作日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决定批准的，应当同时签发取水申请批准文件。

对取用城市规划区地下水的取水申请，审批机关应当征求城市建设主管部门的意见，城市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征求意见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并转送取水审批机关。

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审批期限，不包括举行听证和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所需的时间。

第二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审批机关不予批准，并在作出不批准的决定时，书面告知申请人不批准的理由和依据：

(一)在地下水禁采区取用地下水的；

(二)在取水许可总量已经达到取水许可控制总量的地区增加取水量的；

(三)可能对水功能区水域使用功能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取水、退水布局不合理的；

(五)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能够满足用水需要时，建设项目自备取水设施取用地下水的；

(六)可能对第三者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产生重大损害的；

(七)属于备案项目，未报送备案的；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审批的取水量不得超过取水工程或者设施设计的取水量。

第二十一条取水申请经审批机关批准，申请人方可兴建取水工程或者设施。需由国家审批、核准的建设项目，未取得取水申请批准文件的，项目主管部门不得审批、核准该建设项目。

第二十二条取水申请批准后3年内，取水工程或者设施未开工建设，或者需由国家审批、核准的建设项目未取得国家审批、核准的，取水申请批准文件自行失效。

建设项目中取水事项有较大变更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进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并重新申请取水。

第二十三条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竣工后，申请人应当按照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取水审批机关报送取水工程或者设施试运行情况等相关材料；经验收合格的，由审批机关核发取水许可证。

直接利用已有的取水工程或者设施取水的，经审批机关审查合格，发给取水许可证。

审批机关应当将发放取水许可证的情况及时通知取水口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并定期对取水许可证的发放情况予以公告。

第二十四条取水许可证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取水单位或者个人的名称（姓名）；

(二)取水期限；

(三)取水量和取水用途；

(四)水源类型；

(五)取水、退水地点及退水方式、退水量。

前款第（三）项规定的取水量是在江河、湖泊、地下水多年平均水量情况下允许的取水单位或者个人的最大取水量。

取水许可证由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作，审批机关核发取水许可证只能收取工本费。

第二十五条取水许可证有效期限一般为5年，最长不超过10年。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的，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有效期届满45日前向原审批机关提出申请，原审批机关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延续的决定。

第二十六条取水单位或者个人要求变更取水许可证载明的事项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向原审批机关申请，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办理有关变更手续。

第二十七条依法获得取水权的单位或者个人，通过调整产品和产业结构、改革工艺、节水等措施节约水资源的，在取水许可的有效期和取水限额内，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可以依法有偿转让其节约的水资源，并到原审批机关办理取水权变更手续。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四章水资源费的征收和使用管理

第二十八条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缴纳水资源费。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经批准的年度取水计划取水。超计划或者超定额取水的，对超计划或者超定额部分累进收取水资源费。

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其中，由流域管理机构审批取水的中央直属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工程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二十九条制定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

(二)与当地水资源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三)统筹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合理开发利用，防止地下水过量开采；

(四)充分考虑不同产业和行业的差别。

第三十条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发展节水型农业。

农业生产取水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应当根据当地水资源条件、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和促进农业节约用水需要制定。农业生产取水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应当低于其他用水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粮食作物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应当低于经济作物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农业生产取水的水资源费征收的步骤和范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三十一条水资源费由取水审批机关负责征收；其中，流域管理机构审批的，水资源费由取水口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代为征收。

第三十二条水资源费缴纳数额根据取水口所在地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和实际取水量确定。

水力发电用水和火力发电贯流式冷却用水可以根据取水口所在地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和实际发电量确定缴纳数额。

第三十三条取水审批机关确定水资源

费缴纳数额后，应当向取水单位或者个人送达水资源费缴纳通知单，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自收到缴纳通知单之日起7日内办理缴纳手续。

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从事农业生产的，对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农业生产用水限额部分的水资源，由取水单位或者个人根据取水口所在地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和实际取水量缴纳水资源费；符合规定的农业生产用水限额的取水，不缴纳水资源费。取用供水工程的水从事农业生产的，由用水单位或者个人按照实际用水量向供水工程单位缴纳水费，由供水工程单位统一缴纳水资源费；水资源费计入供水成本。

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按照国家批准的跨行政区域水量分配方案实施的临时应急调水，由调入区域的取用水的单位或者个人，根据所在地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和实际取水量缴纳水资源费。

第三十四条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因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水资源费的，可以自收到水资源费缴纳通知单之日起7日内向发出缴纳通知单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缓缴；发出缴纳通知单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缓缴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决定并通知申请人；期满未作决定的，视为同意。水资源费的缓缴期限最长不得超过90日。

第三十五条征收的水资源费应当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分别解缴中央和地方国库。因筹集水利工程基金，国务院对水资源费的提取、解缴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六条征收的水资源费应当全额纳入财政预算，由财政部门按照批准的部门财政预算统筹安排，主要用于水资源的节约、保护和管理，也可以用于水资源的合理开发。

第三十七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侵占或者挪用水资源费。

审计机关应当加强对水资源费使用和管理的审计监督。

第五章监督管理

第三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加强对取水许可制度实施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水资源费征收、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九条年度水量分配方案和年度取水计划是年度取水总量控制的依据，应当根据批准的水量分配方案或者签订的协议，结合实际用水状况、行业用水定额、下一年度预测来水量等制定。

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的流域年度水量分配方案和年度取水计划，由流域管理机构会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县级以上各地方行政区域的年度水量分配方案和年度取水计划，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下达的年度水量分配方案和年度取水计划制定。

第四十条取水审批机关依照本地区下一年度取水计划、取水单位或者个人提出的下一年度取水计划建议，按照统筹协调、综合平衡、留有余地的原则，向取水单位或者个人下达下一年度取水计划。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年度取水计划的，应当经原审批机关同意。

第四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审批机关可以对取水单位或者个人的年度取水量予以限制：

(一)因自然原因，水资源不能满足本地区正常供水的；

(二)取水、退水对水功能区水域使用功能、生态与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的；

(三)地下水严重超采或者因地下水开采引起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的；

(四)出现需要限制取水量的其他特殊情况的。

发生重大旱情时，审批机关可以对取水单位或者个人的取水量予以紧急限制。

第四十二条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每年的12月31日前向审批机关报送本年度的取水情况和下一年度取水计划建议。

审批机关应当按年度将取用地下水的情况抄送同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将取用城市规划区地下水的情况抄送同级城市建设主管部门。

审批机关依照本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需要对取水单位或者个人的年度取水量予以限制的，应当在采取限制措施前及时书面通知取水单位或者个人。

第四十三条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依照国家技术标准安装计量设施，保证计量设施正常运行，并按照规定填报取水统计报表。

第四十四条连续停止取水满2年的，由原审批机关注销取水许可证。由于不可抗力或者进行重大技术改造等原因造成停止取水满2年的，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可以保留取水许可证。

第四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在进行监督检查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文件、证照、资料；

(二)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就执行本条例的有关问题作出说明；

(三)进入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的生产场所进行调查；

(四)责令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停止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履行法定义务。

监督检查人员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出示合法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有关单位和个人对监督检查工作应当给予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碍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第四十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及时向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所在流域的流域管理机构报送本行政区域上一年度取水许可证发放情况。

流域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及时向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其上一年度取水许可证发放情况，并同时抄送取水口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发现越权审批、取水许可证核准的总取水量超过水量分配方案或者协议规定的数量、年度实际取水总量超过下达的年度水量分配方案和年度取水计划的，应当及时要求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纠正。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取水申请不予受理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批准的；

(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签发取水申请批准文件或者发放取水许可证的；

(三)违反审批权限签发取水申请批准文件或者发放取水许可证的；

(四)对未取得取水申请批准文件的建设项目，擅自审批、核准的；

(五)不按照规定征收水资源费，或者对不符合缓缴条件而批准缓缴水资源费的；

(六)侵占、截留、挪用水资源费的；

(七)不履行监督职责，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八)其他、、的行为。

前款第（六）项规定的被侵占、截留、挪用的水资源费，应当依法予以追缴。

第四十八条未经批准擅自取水，或者未依照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处罚；给他人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排除妨碍、赔偿损失。

第四十九条未取得取水申请批准文件擅自建设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办有关手续；逾期不补办或者补办未被批准的，责令限期拆除或者封闭其取水工程或者设施；逾期不拆除或者不封闭其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组织拆除或者封闭，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可以处5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取水申请批准文件或者取水许可证的，取水申请批准文件或者取水许可证无效，对申请人给予警告，责令其限期补缴应当缴纳的水资源费，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拒不执行审批机关作出的取水量限制决定，或者未经批准擅自转让取水权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吊销取水许可证。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取水许可证：

(一)不按照规定报送年度取水情况的；

(二)拒绝接受监督检查或者弄虚作假的；

(三)退水水质达不到规定要求的。

第五十三条未安装计量设施的，责令限期安装，并按照日最大取水能力计算的取水量和水资源费征收标准计征水资源费，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取水许可证。

计量设施不合格或者运行不正常的，责令限期更换或者修复；逾期不更换或者不修复的，按照日最大取水能力计算的取水量和水资源费征收标准计征水资源费，可以处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取水许可证。

第五十四条取水单位或者个人拒不缴纳、拖延缴纳或者拖欠水资源费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七十条规定处罚。

第五十五条对违反规定征收水资源费、取水许可证照费的，由价格主管部门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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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源税改革 水资源费 水资源税

一、引言

近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将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主要内容有矿产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开展河北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逐步将水、森林、草场、滩涂等自然资源纳入征收范围。此次资源税改革成为全面实施“营改增”后又一重大税制改革。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水资源税改革。由于我国水资源十分稀缺，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且存在水污染、浪费、地下水过度开采、公民保护意识不强等问题，为了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建设，提高公民水资源保护意识及用水效率，改善水资源，我国将水资源纳入资源税征收范围。

目前，我国自来水水价由水费、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费构成，其中，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费都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而本次在河北省试点的水资源税改革中，采取水资源费改税方式。水资源费被取消，改为征收水资源税，清费立税，规范水资源的管理。

二、水资源费征收办法

我国最早开征水资源费的是辽宁省沈阳市，于1980年征收城市地下水资源费。1988年我国正式颁布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明确将征收水资源费纳入了法律范畴。随后全国各省、直辖市纷纷出台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和征收标准。

（一）征收对象

水资源费征收对象是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包括自备水源工程企业、自来水公司、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部队、集体和个人。

（二）征收范围及标准

水资源费的征收范围是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流域机构许可直接取用地表水、地下水的生产、生活取水。受水资源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全国各省、自治区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存在差异。

（三）征收主体

我国《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水资源费由县级以上的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取水审批权限负责征收。但是由于很多省并没有按照《办法》规定修改具体的水资源费征收主体，所以具体规定上部分地方存在差异，存在有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城建部门征收、由自来水公司代收等形式。

（四）征收使用管理

水资源费实行就地缴纳的方式，水资源费（除了南水北调受水地区）一般按照1∶9的比例分别缴纳中央和地方国库，中央和地方水资源费收入纳入同级政府预算进行管理。

三、水资源费征管存在的问题

（一）水资源费多部门征收

尽管《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规定水资源费由县级以上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取水审批权限负责征收，但由于各省制定各自的征收管理条例，部分地方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出现多部门征收的情况，如城乡建设部门、供水企业、水行政主管部门多头征收，征收不规范，增加了缴费单位的成本。

（二）水资源费实际征收率低

水资源费征收工作并不理想，征收力度被削弱，征收率偏低。实际征收过程中，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或其他地方利益，存在随意减免三资企业的水资源费的现象，而且对拖欠、拒绝缴纳水资源费的行为缺乏强制性征收措施。

（三）水资源费使用管理不规范

行政事业性收费使用管理不规范一直是我国推动费改税的原因之一。虽然规定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使用范围编制年度用款计划，由同级财政审核批准、拨款安排使用，但是实际使用管理中，由于缺乏有效地监督机制，存在挪用水资源费的现象，水资源费成了干部的薪金、奖金、吃喝费用，将部门福利等纳入水资源费支出，还存在地方水资源费分成比例随意，用于水污染综合治理、补偿等方面的法定用途比例过低等问题。

四、水资源税征收办法

由于水资源费征收管理中暴露的问题，以及我国水资源稀缺、水污染浪费严重的现状，水资源费改税势在必行。2016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水利部印发关于《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暂行办法》明确，7月1日开展河北省试点工作，采取水资源费改税方式，规定如下：

（一）纳税人

利用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直接从江河、湖泊（含水库）和地下取用地表水、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

（二）征税对象

水资源税的征税对象为地表水和地下水。

（三）计税方法

实行从量定额计征。

（四）最低征收标准

对水力发电和火力发电贯流式以外的取用水设置最低税额标准，地表水平均不低于每立方米0.4元，地下水平均不低于每立方米1.5元。水力发电和火力发电贯流式取用水的税额标准为每千瓦小时0.005元。严格控制地下水过量开采，抑制不合理需求，对高耗水行业、超计划用水以及在地下水超采地区取用地下水，适当提高税额标准，正常生产生活用水维持原有水平不变。

（五）征收主体

水资源税由地方税务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本办法有关规定征收管理。

五、结论

水资源费虽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但实质上具有税收性质，本次改革将水资源费改为水资源税，并入资源税中由税务机关征收，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政府非规范性收费的问题，有如下意义：

一是完善税收体系。水资源费并入资源税，扩充了资源税的征税范围，丰富了资源税的涵盖面，体现了国家对水资源的重视。

二是清费立税，规范政府财政收入。“费改税”后有利于减少税费名目，减少乱收费现象，减轻企业负担，而且水资源税的征收和使用更合理、透明，有利于国家掌控水资源税收的源头和使用的去向，减少腐败行为。

三是增加财政收入。“营改增”后，地方缺乏主体税，地方税收缺口大，水资源纳入资源税征收范围后，有利于地方政府提高财政收入。

四是发挥税收调节作用。促进耗水产业的精细化发展，有效抑制地下水超采和不合理用水需求，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政策，对水资源紧缺地区实行高税额标准，促进水资源高效利用，推动形成节约保护水资源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高萍，殷昌凡.《设立我国水资源税制度的探讨――基于水资源费征收实践的分析》.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2]水资源税（费）政策研究课题组.《中国水资源费政策的现状问题分析与对策建议》.财政研究，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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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我区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费（以下简称“两费”）的征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国务院460号令）、《市水资源保护管理条例》、《市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市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我区实际，现将加强“两费”征收管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水资源费的征收范围和标准

（一）水资源费的征收范围

凡在我区行政区域内直接从地下或者河流、湖泊、水库取用水或取用区域外调入水的单位和个人，除下列情形外，均应依法缴纳水资源费。

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非经营性取用本集体经济组织水塘、水库水的；

2、在城乡供水管网范围以外的居民家庭生活和非经营性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少量取水的；

3、为保障矿井等地下工程施工安全和生产安全必须临时应急取水、排水的；

4、为消除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危害临时应急取水的；

5、为农业抗旱和维护生态与环境必须临时应急取水的；

6、使用再生水的。

农业生产取水量在规定限额内的，不缴纳水资源费。取水量超过农业生产用水限额的，超过部分由取水单位或者个人缴纳水资源费。农业生产用水限额的标准和超限额的水资源费征收办法按照市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二）水资源费的征收标准

现行水资源费征收按以下标准执行，如遇政策性调整再行调整。

1、地下水、地表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自备水源优质地下水1.15元/立方米，劣质地下水0.75元/立方米；公共供水优质地下水0.90元/立方米，劣质地下水0.50元/立方米。地表水0.35元/立方米，引黄供水0.30元/立方米。

2、矿井生产和建设工程施工抽排地下水，按相应地下水标准的20%征收；矿井生产和建设工程施工抽排水用于生产经营、生活用水的，按实际用途征收。

3、利用热能交换系统取用地下水，使用后按要求回灌地下的，按相应地下水水资源费标准的20%征收；使用后未按要求回灌的，按照相应地下水水资源费标准全额征收。地热水、矿泉水按优质地下水水资源费标准征收。

4、非居民生活用水户超计划或者超定额取用水的，对超计划或者超定额部分累进加价收取水资源费。累进加价水资源费标准按照《市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执行。

二、污水处理费的征收范围和标准

（一）污水处理费的征收范围

在我区行政区域内使用公共管网供水的和自备水源（包括自备井和从河流湖泊取水）供水用于生产经营的，以及向城市排水设施（包括接纳、输送城市污水、废水和雨水的管网、沟渠、河渠、泵站、起调蓄功能的湖塘以及污水处理厂）排放污水、废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城市污水处理费。已缴纳城市污水处理费的，不再缴纳污水排污费和城市排水设施有偿使用费。

（二）污水处理费的征收标准

现行污水处理费征收按以下标准执行，如遇政策性调整再行调整。

公共供水、地表水、引黄供水、自备水井（包括居民生活自备水井）污水处理费每立方米1.00元。

三、征收管理

（一）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区“两费”的征收和管理，并委托区水资源管理办公室具体负责“两费”的征收管理工作。区财政、物价、审计主管部门按各自职责做好“两费”的征收、使用和管理的监督工作。

（二）“两费”征收工作是实现我区用水总量控制，促使水资源优化配置、高效利用以及节水减排的重要经济手段。区经信、住建、环保、统计、水务、水资源等部门要充分认识足额征收“两费”的重要意义，树立大局意识，建立配合协作机制，实现用水户有关经济指标以及取用水量抄表数据、环保排污水量在线监测数据等信息的共享。

（三）取用水单位应当按照批准的取用水指标取用水。区水资源管理部门和各镇、街道及所有取用水单位要严格按照用水总量控制管理制度的要求，加强取用水的管理工作，实行计划管理。供水单位和用水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向区水资源管理部门报送取水资料和用水资料。

（四）无取水许可证取水的，按征收标准的3倍征收水资源费，同时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五）区水资源管理部门和所有取用水单位应当做好取用水计量工作，并推广安装取用水远程计量系统、逐步实行在线监测。

1、所有取用水单位应当确保计量设施的安装合格率达到100%，计量设施损坏的要及时更换。对未按规定安装计量设施或未及时更换已损坏计量设施的取用水单位和个人，按设计最大取水能力或取水设备额定流量全时程运行计缴“两费”。

2、计量设施应定期校验。区水资源管理部门有权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对取用水单位的计量设施进行抽检，发现人为因素导致计量设施计量不准确的，按设计最大取水能力或取水设备额定流量全时程运行计缴“两费”。

（六）对隐匿自备水源井、偷用地下水或地表水的用水户，按照国家、省的用水定额乘以产品产量或依据环保部门出具的排污水量乘以1.2倍系数计算用水量，计缴“两费”，同时依据国家、省、市有关规定进行处罚。上述用水户的产品产量等经济信息由区经信、住建、统计等部门负责提供；区环保部门负责每月月初向区水资源管理部门提供用水户上月的排污水量。

（七）对拒不缴纳或者拖欠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的，由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应缴额2‰的滞纳金，并可处应缴或者补缴水资源费或污水处理费2倍罚款。

（八）征收“两费”必须按照“票款分离”制度的要求，使用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省非税收入缴款书”，并加盖区水资源管理办公室公章，缴入财政专户，全额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

四、监督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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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状；资源税费；缺陷；完善措施；资源补偿费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8181

1前言

资源税指的是一种将自然资源作为课税对象的税，当前征收范围局限于便于征收管理的盐、矿产品。资源补偿费指的是矿山企业由于开采矿产资源而给其他所有者的付费。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矿产资源的开采是有偿的，开采行为必须依据国家法律规定缴纳一定的资源补偿费、资源费，并且法律明确规定资源补偿费的征管部门、优惠政策、征收对象、计征的标准等内容。[2]然而，现行的资源税费制度还存在较多缺陷，尚未充分、真实反应自然资源在市场的供求状况，资源价格不合理。

2我国资源税费制度的现状

资源税费制度可调节各主体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主要内容：税费计征方法、项目设置、定性、税费使用、收入分配。[3]一是资源税：1984年，我国开始征收资源税，针对生产盐、开采矿产的个人和单位，是实行累进制的一个税种，旨在维护生产企业的公平竞争，对矿山级差收益进行调节。1986年，石油资源税开始采用产量定额的征收制度；1993年，全部的资源税都采用此种计量方式征收。二是矿产资源补偿费：补偿费于1994年正式实施，主要用于国家深入勘探矿产资源，由财政部门、矿产管理部门向矿产开采企业征收。[4]三是采矿权、探矿权使用费：这指的是政府将采矿权、探矿权依照一定的价格出让采矿权、探矿权给采矿权人、探矿权人。四是矿区使用费：这属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共享的一种税收收入，始于1982年，由税务机关向开采石油资源的企业征收。五是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这是山西省特有的项目，始于2006年4月，设置的目的在于调节煤炭资源开采过程中各经济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六是石油特别收益金：国家于2006年决定征收石油特别收益金，征收率划分为五个等级，控制在20%～40%的范围。征收比率取决于月加权平均价格，起征点为每桶40美元。2011年，财政部决定将其起征点提高，定为每桶55美元。七是除了上述的税费之外，还有采矿权探矿权价款、环境治理保证金、其他地方性收费。其中地方性收费包括排污费、育林基金、土地复垦费、水资源费、植被恢复费等。

3我国资源税费制度存在的缺陷

31税费制度尚未达到预期开征目标

尽管我国的资源税费制度是设置较多的项目，但是征收标准普遍较低，这样影响资源的合理利用，达不到预期的开征目标。[5]例如资源税，尽管国家对其进行几次调整，但是目标始终都是对节级差收入进行调整，以期合理开采矿产资源。然而因为税费制度自身存在不足之处，难以充分发挥其作用。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属于资源型模式，然而，资源税比重不高，这一现象和开矿企业利润暴涨的情况截然不同，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资源税基于从量定额，按照资源条件、产品的不同，采用不同的税额标准。由于过去国家可有效控制资源的价格，计量单位统一、规范，并且矿产品在市场上的供求保持平衡，因此这种做法充分发挥调整级差收益的功能，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多数的资源价格都取决于产品在市场的供求状况，尤其是目前矿产品在市场上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价格持续上涨，从量征收难以达到市场价格、缴纳税款联动的目的，难以真正体现“涨价归公”的理念，进而造成资源税规模较小，只是税收总收入的小部分，难以真正发挥调节作用。

32现行税费制度的税费关系混乱

公共收入一般包括产权收入、权力收入两方面的内容。依靠政治权力，国家获得的公共收入称之为权力收入，主要有罚款、政府性基金、捐赠、税收收入；依靠产权，国家获得的公共收入称之为产权收入，主要有特许权收入、政府性收费等。同时，国家可参与资源税费的证书管理、分配使用等。然而当前税费征收、政府权利间的关系较为混乱。在资源税开征的初级阶段，它只是一种调节税，也就是对一些矿产品征收税费。税务机关依照企业利润率实施累进征收，是开采企业由于资源开发条件、结构不容而产生的级差收入。1994年，资源税的范围扩大，对全部矿种实行征收，采用普遍征收的方式，不再按照企业的利润征收。为此，有些研究表明资源税性质发生改变，逐渐演变为资源补偿费，换句话说，资源补偿费、资源税的性质逐渐趋向相同，形成税费并存在局面，导致税费关系混乱。

33税费制度尚未充分考虑环保问题

毋庸置疑，矿产资源的开采带来经济效益，同时也产生一系列的环境问题，然而目前我国对开采活动造成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环境问题尚未给予高度重视，现行税费制度对此也尚未足够关注。现行税费制度重视环保的举措只有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前者由各地方自主制定，国家尚未规范保证金的监督、管理、使用等内容；后者只在山西省实施，尚未推广至全国各省份。总体而言，税费制度对开采活动造成的环境问题尚未给予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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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农转非”是指水资源利用方向的变更，主要表现为由农业和农村用水向工业和城镇用水转移，即由农业灌溉用水向非农用水（包括居民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商业用水、生态用水和休闲娱乐用水等）的转换。目前很大一部分过去以灌溉、防洪为主的水库逐步转变为城市工业、商业、生活或城市景观用水的水源。如山东潍坊峡山水库从1989年开始逐渐成为潍坊市居民生活用水和潍坊发电厂、巨龙化纤、潍坊市热电厂、亚星造纸等企业的主要水源；山东位山灌区（引黄灌区）每年为聊城电厂（工业）、环城湖（城市景观）供水4500×104m3，2006年向白洋淀调水3×108m3（生态用水）；山东莱芜雪野水库向莱芜热电厂和莱芜钢铁公司年供水量达到5000×104m3。水资源“农转非”既包括同一流域水资源利用方向的有偿转让，如2004年黄河流域宁夏自治区从国家分配的40×108m3用水指标中调剂出8×108m3作为工业发展后备水源，内蒙古用1.3×108m3农用水转向工业用水换取6.5×108元的农业节水设施投资；也包括跨行政区域间利用方式的转换，2000年浙江省义乌市一次性出资2×108元，向东阳市买断了每年5000×104m3水资源的永久使用权，实现了跨区域农用水（东阳市每年转移的5000×104m3主要用于灌溉）向非农用水的转换（义乌市主要用于工业和居民生活）。在一定时间维度上，水资源“农转非”受区域社会、经济、水资源空间分布差异和政策因素的影响。自2002年以来，研究学者从不同视角揭示了水资源“农转非”的条件、方式及其影响。我国水资源“农转非”问题日趋严重，预计到2050年农用水将降低到50%左右，为兼顾非农用水需求增长和保障农用水稳定，应采取节水行为补偿、差别性定价和节水设施投资等方式，实现农用水有偿转让[5]。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影响水资源“农转非”的主要因素及其负效应，水资源管理部门（水资源转让收益的实际拥有者）为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诱发水资源过度“农转非”，导致农用水供给不足，影响粮食安全，侵占生态用水等问题，提出应建立相应的补偿和监管机制[4,6-10]。从现有研究成果看，研究学者从广义范围分析了驱动水资源“农转非”的一些共性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但是对不同时空尺度下相同驱动因素对水资源“农转非”作用力大小的比较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化。

1.1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变化

水资源“农转非”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人均GDP从1952年的119元增长到2010年的29992元，用水总量也从1949年的1031×108m3增长到2010年的6022×108m3，年均增长9.5%左右。从绝对值来看，农业、工业和生活用水均有不同程度增长，非农用水需求的不断增长推动了水资源“农转非”的速度和规模。从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在不同发展阶段，水资源利用的矛盾不同，产业结构变化对水资源“农转非”的作用程度也不同。从我国产业结构变化看，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从1952年的50.5%、20.9%和28.6%转变为2010年的10.1%、46.8%和43.1%，相应地农业、工业和生活用水结构也从1949年的97.1%、2.3%和0.6%调整为61.3%、24%和12.7%，反映了水资源利用方向逐渐由农业向工业和生活用水转移的趋势。水资源“农转非”解决了工业用水短缺的难题，我国水权交易实践也反映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水资源“农转非”适应和满足了非农用水的需求。另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差异显著，非农用水需求强度和增长速度表现出很大差异。2011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GDP之比是60.7:20:19.2，地方财政收入之比是63.2:16.2:20.6，东部地区以二三产业为主，二三产业产值占全国比重均超过60%，中西部地区第一产业产值占全国的51.1%，致使东部地区非农用水需求增长较快，水资源“农转非”的需求较高，转移态势明显。

1.2人口规模及城镇化发展

人口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从不同方面作用于水资源“农转非”。一方面，人口自然增长必然增加生活用水需求，按照2010年人均用水量标准，每增加1人将增加450.2m3的用水需求。1949年以来随着我国人口增长，增加用水359.8×108m3，占用水量增加额的7.2%；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人口增长使生活用水日趋紧张，迫使农用水向城镇居民生活用水转移。我国人口结构（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的比重）从1949年的1:9变为2010年的5:5，人口城乡迁移为城镇生活用水的增加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另外，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水资源需求强度增加，人均用水量从2000年的435.4m3增长到2010年的450.2m3，人均增加14.8m3/人。由于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我国人口跨区域流动整体表现为中小城市向大型城市流动、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的现象，这加剧了区域间用水结构紧张问题，表现在东部缺水地区人口规模增速较快。对比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东部地区和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人口增长较快，而中西部水量较为丰富地区的人口出现负增长。同样，东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差距明显，致使区域间水资源供给非均衡态势加剧，区域间水资源“农转非”的需求强度差距明显。数据显示，2003年东、中、西和东北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分别为58%、36%、33%和54%，东部和东北部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1%），中西部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0年四大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分别为63%、45%、41%和57%，尽管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增速高于东部和东北部地区，但城镇化水平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0%）。

1.3水资源短缺程度

区域水资源短缺程度影响着本地水资源的可利用量。水资源短缺对农业、工业和生活用水的绝对增长均有抑制作用，按照水资源利用的优先次序，短缺严重情况下首先要满足生活用水需要，同时为满足工农业用水需求增长，导致本地水资源的过度开发，挤占生态环境用水，降低了水资源再生能力，这又加剧了水资源短缺态势，从而陷入短缺—过度利用—更短缺的恶性循环。因此，在区域水资源供给能力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为满足非农用水需求（尤其是生活用水），农用水可以作为补充来源。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我国自然降水量区域间差异明显，年际间补给能力的不同致使区域短缺态势差异显著，这不仅影响着工业、农业和生活用水的绝对量，而且对水资源“农转非”产生不同的作用效应。

1.4生态环境改善

水资源过度“农转非”可能危害局部地区（转出区）居民用水质量、生态环境、未来供水能力等，损害第三方利益[12-13]。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和卡罗拉多州，水资源“农转非”已经影响到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机会和第三方利益[12-13]。水资源“农转非”损害了转出区的水质，导致水土流失、生态破坏，给岸边居民、支流以及流域生物带来不利影响[11]。受自然降水、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人口规模等因素影响，不同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和短缺特征差异显著，在相对封闭的流域中，本地水资源过度利用导致水资源再生能力降低，在缺乏外调水支撑条件下，基于生态环境保护压力，环境管制政策要求预留生态用水量，这必然限制工农业用水量增长。我国自2003年开始要求各地预留生态用水，尤其是缺水严重的北京、天津、山西等地区，生态用水量增加显著，限制了工农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的绝对增长，因此，为满足非农用水增长需要，挤占部分农用水是必然趋势。同时由于各地生态环境问题的诱因差异较大，如西部新疆、青海、等地区属于黄河、长江等河流的重要水源地，随着生态保护压力增大，将会减少可利用水资源量。因此，随着各地生态用水量的递增，在供水能力有限约束下，满足非农用水需求，会加大水资源“农转非”的态势。

1.5水资源利用比较收益变化

对整个社会而言，水资源“农转非”有利于水资源优化配置，水资源利用比较收益变化是推动水资源“农转非”的主要根源。数据显示，2003年我国每方水工业和农业产值分别是46.7元和5.1元，二者之比约为9:1；到2010年达到111.1元和11.0元，尽管每方水农业产值增加了一倍多，但二者比值扩大为10:1，说明工农用水收益增长率差距逐渐扩大。工农业用水比较收益区域间差异明显，2003年差距最大的新疆达到76:1，最低的重庆仅为1.8:1；到2010年新疆达到87:1，重庆为2.3:1；二者间的比例也呈现出逐步扩大趋势，这说明区域间农用水和非农用水边际收益变化是推动水资源“农转非”的重要动力。

1.6灌溉农业发展水平

一般而言，水资源“农转非”会减少农业用水量，在缺乏相关农业节水投入的情况下，会降低农田灌溉规模和灌溉次数，诱导农户减少水稻、小麦等耗水量高的作物种植面积，降低粮食单位产出率，从而影响粮食安全，尤其是在半干旱地区，水资源“农转非”会从要素供给和资源利用上对农村发展产生诸多影响。美国西部地区的水资源“农转非”迫使农户放弃种植耗水高的高效益作物，农业种植规模和生产能力下降[18]。在印度，水资源“农转非”剥夺了农户种植粮食作物和饮用水的满足能力及福利水平。河北承德转轴沟村自1997年以来的水资源“农转非”，使农户种植模式由以前的细粮、粗粮和蔬菜作物的“轮耕套作”转变为只有粗粮作物的“单一种植”，导致土地利用效率降低，当地农户丧失了农产品自给自足能力。因此，研究学者提出水资源“农转非”的基本原则是“只转让余水，不影响农业灌溉”。在不同时期内，政府为保障粮食安全，会加大灌溉农业投资，从而增加农用水量。由于各地气候干旱程度、土地利用方向改变及经济条件的差异，耕地有效灌溉率及其增长速度差异较大，截止到2010年，全国有16个省市的有效灌溉率达到50%以上，其中北京、上海、新疆和江苏4省市的有效灌溉率达到80%以上；天津、河北等5省市达到70%以上，安徽、山东等6省达到60%以上，其他15省市均低于50%，其中北京最高，达到91.25%，贵州最低，仅为25.23%。因此，受制于不同地区农田灌溉规模差异的影响，对水资源“农转非”的作用力不同。

1.7农业节水技术应用水平

为达到稳定粮食生产和用水效益最大化双重目标，要扩大水资源“农转非”，必须要有可转移的“节余水量”。从我国农业节水技术采用水平看，灌溉水利用系数全国平均为0.43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0.7~0.8，说明还有很大的节水空间。同时，受制于区域间经济条件的差异，节灌率差距明显。尽管近10a来各地区节灌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到2010年仅有北京、上海等5个省（市）节灌率较高，达到50%以上，河北、江苏、福建3省达到1/3以上，其他地区均低于1/3，这预示着不同地区水资源“农转非”的空间尺度差异较大，节灌率高的地区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可获得更多非农业用水量，对水资源“农转非”的刚性约束小；相反，节水农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可获得的非农业用水量小，约束力就大。

2我国水资源“农转非”驱动因素的时空尺度分析

2.1水资源“农转非”的计量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基于现有研究成果，综合考虑数据资料的可得性、时空一致性、与水资源“农转非”的相关性以及能否定量化等方面，在选择水资源“农转非”驱动因素时，主要考虑经济发展（规模和结构）、人口因素（规模和结构）、生态环境改善、水资源利用比较收益、灌溉农业发展水平、农业节水技术应用水平和水资源禀赋7个方面9个因素（表1），分析这些因素对不同时点和不同地区水资源“农转非”的影响。借鉴国内外分析水资源“农转非”的基本方法，本文在分析水资源“农转非”驱动因素的时空尺度效应中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模型形式及相关变量如下：Yi=β+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β8X8+β9X9+εi（1）式中：Yi为不同年份或不同地区水资源“农转非”程度（Yi=当年非农用水占比-基期非农用水占比）；X1为产业结构变化；X2为当年GDP；X3为当年人口数；X4为城镇化发展；X5为生态环境改善；X6为水资源利用比较收益；X7为有效灌溉率；X8为农业节灌率；X9为人均水资源量；β,β1,,β9为系数；εi为随机项。

2.2研究方法说明及数据来源

已有关于资源利用时空尺度效应研究普遍采用最小二乘法（OLS）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采用该方法的前提是解释变量必须相互独立，但是现实研究中所选取的变量大多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多重共线性。为消除回归方程的多重共线性，保证回归模型有较好的应用效果，本研究采用岭回归方法。岭回归分析是一种专用于共线性数据分析的有偏估计方法，通过放弃最小二乘法的无偏性，以损失部分信息、降低精度为代价获得回归系数的更符合实际、更可靠的回归方法。虽然岭回归所得残差平方和比最小二乘回归要大，但对病态数据的耐受性远强于最小二乘法。本研究所采用数据为2000—2010年包括我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未包括港澳台）。其中，水资源“农转非”程度、产业结构变化、城镇化发展和水资源利用比较 收益变化的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1年）相关数据计算求得；GDP、人口数、生态环境改善（以生态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比重替代）和人均水资源量数据均源自《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1年）；有效灌溉率和节灌率的数据均来自《中国农业统计年鉴》（2004—2011年）。

2.3回归结果分析

2.3.1多重共线性检验为诊断回归模型多重共线性问题，在SAS软件的线性回归程序中，一般通过容忍度（Tolerance，TOL）和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InflationFactor，VIF）统计指标来检验。多重共线性的一般判断基准是：当容忍度小于0.20时存在多重共线性，容忍度小于0.10时存在高度多重共线性；或者当方差膨胀因子大于10时，说明存在多重共线性。本文主要采用容忍度指标对回归方程中的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和表3。从表2和表3的检验结果来看，解释变量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提高回归分析的准确性，本研究采用岭回归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2.3.2岭回归结果如何确定岭参数k值是岭回归分析的关键。实际应用中，确定k值的方法有：①岭迹法，即对每个自变量绘制不同岭参数k下的岭回归估计值的变化趋势图，一般选择岭参数k使得每个自变量的岭迹趋于稳定，残差平方和增长不大；②方差膨胀因子法，选择k使得岭回归估计的VIF<10；③选择k满足以下条件，给定一个大于1的c值，岭回归残差平方和SSE(k)<cSSE。本文综合运用岭迹法和方差膨胀因子法确定k值。

2.3.3实证结果分析时点模型的F值检验结果来看，2003—2006和2010年的模型在P<0.1的水平下显著，其他年份在P<0.0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从缺水程度不同的区域模型F值检验结果看，各地区均在P<0.0001的水平下显著，严重缺水地区、轻度缺水、不缺水地区和极度缺水地区的拟合系数接近于1，中度缺水地区和全国的拟合系数接近于0.8，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很好。检验结果表明回归方程有效，该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

（1）水资源“农转非”驱动因素的时间尺度效应分析，从模型回归系数来看，2003—2010年，产业结构变化、城镇化发展是水资源“农转非”的主要推动因素，与理论预期相符。其中，产业结构变化是近年来推动水资源“农转非”最关键的因素，影响程度呈递增态势，从2003年的24.9%递增到2009年的46.7%，增长了21.8%，说明伴随着产业结构变化，非农用水需求快速增长是水资源“农转非”的主要拉动力。从时间点上，2008和2009年产业结构变化对水资源“农转非”的影响最大，作用程度分别达到43.2%和46.7%。城镇化发展对水资源“农转非”的影响呈现出先增后减的态势，维持在20%左右，自2003年的22.9%递增到2006年的26.1%，2007年开始递减，2010年为17.8%。随着时间推移，生态环境用水增加对水资源“农转非”的正向效应呈波动递增势，与理论预期相符。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大部分区域或流域水资源过度利用现象严重，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超过国际标准40%的警戒线，致使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为此，我国从2003年开始，为保护生态环境逐渐增加生态用水，用于保育和维护生态平衡，在水资源供给规模有限的情况下，迫使农用水向非农业领域转移的态势也越来越明显。尽管有效灌溉率变动的影响与理论预期相反，但是2010年和2003年相比，有效灌溉率变动对水资源“农转非”的影响显著降低，其正向影响程度从21.8%下降到14.5%。可能原因是近几年国家加大农田水利建设投资力度，灌溉水利用率的提高降低了农用水量。但从总体趋势来看，随着时间推移，稳定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压力，保持农田灌溉规模稳定，将会对水资源“农转非”形成刚性约束，从而会进一步加剧水资源“农转非”的难度。同时，受农村经济增长及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单纯农业经营收入所占比重逐渐降低，非农务工收入所占比重逐渐增加，农民对农业经营收入变化的敏感性逐渐降低，降低了农田灌溉需求，从而对水资源“农转非”的敏感度降低。2003—2010年，农业节灌率变动对水资源“农转非”的影响呈现波动递增态势，从2003年的3.4%增长到2009年的12.5%，2010年回落到6.6%，与理论预期相符，但从总体水平看，影响程度仍然偏低。这表明近年来我国加大农田节水技术改造，实行严格的农用水定额管理制度，对降低灌溉用水的功效逐渐凸显；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农业节水技术采用水平区域差异较大，并且主要采用工程节水技术，节水效应不显著，转移到非农领域的水资源，很大程度上并非农业“节余”的用水。同时由于缺乏农业节水技术采用的利益补偿机制，农户缺乏主动节水激励，节水效果不明显。水资源利用比较收益变化是约束水资源“农转非”的关键因素，与理论预期相反，影响程度年际间波动变化。可能原因：一是我国非农产业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农业增长速度，非农业产值年均增长速度是农业的1.4倍；二是随着农业产业结构变化，农业科技水平和农产品价格的提升，单方水农业产值的增幅较大，并且随着水资源短缺态势加剧，农用水需求弹性将降低，刚性约束效应增大；第三，说明目前水资源“农转非”主要采取行政平调模式，水资源“农转非”市场调控机制尚未健全[8]，地方政府或水管部门受经济增长诱因驱动，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强制性无偿或低价转移，并未建立利益引导和转移补贴的市场调节机制，致使其经济利益诱导效应降低。2003—2010年，国民经济总量（GDP）和总人口的影响变化不大，并且呈负相关关系，与理论预期相反。一方面原因是我国经济的结构性增长趋势明显，尤其是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增加较快，对水资源“农转非”的影响被经济结构调整的效应稀释；二是总人口自然增长率较小，人口特征主要呈现出结构性变化，人口非农化趋势明显，人口增长及其变化的影响被城镇化发展的效应吸收。人均水资源量是度量区域水资源短缺程度的主要指标，也是制约水资源“农转非”的关键因素之一。2003—2010年，31个省（市、区）水资源禀赋的年际间差异对水资源“农转非”的影响呈现递增态势，与预期假设相符。从时点上看，我国多数年份处于中度缺水状态，其约束程度从2003年的6.3%递增到2010年的13.7%，反映了随着气候变暖、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影响，水资源短缺程度加剧，水资源绝对供给量的增长空间越来越小，为保障农用水安全，水资源“农转非”的难度越来越大。

（2）水资源“农转非”驱动因素的空间尺度效应分析根据图2，从模型回归系数来看，2003—2010年，全国范围内及缺水程度不同的地区，产业结构变化、城镇化发展、水资源利用比较收益变化是影响水资源“农转非”的最主要因素。不同地区影响水资源“农转非”的因素差异较大，如在极度缺水地区，产业结构变化、城镇化发展、生态环境改善、节灌率变动和人均水资源量的影响最大。从全国范围看，产业结构变化是最关键因素，影响程度达到32%；其次是城镇化发展，达到20.5%；水资源利用比较收益变化是主要制约因素，负向影响达到18.7%。在严重缺水地区，水资源利用比较收益变化是唯一制约因素，产业结构变化、人口规模、生态环境改善、有效灌溉率和节灌率变动具有较显著的正向影响。2003—2010年，在极度缺水的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河南等8省（市、区），产业结构变化、城镇化发展、生态环境改善、节灌率变动和人均水资源量是推动水资源“农转非”的主要因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节灌率变动的影响最显著，达到39.1%，其次是人均水资源量的影响达到27.4%，产业结构变化、生态环境改善和城镇化发展的正向影响分别达到27.2%、19.6%和17.5%，人口规模的正向影响较小。该地区包括我国三个人口密集的直辖市和山东、河南、河北三个农业大省，经济基础和城镇化水平较高，其中河南、河北和山东是我国冬小麦主产区，2012年小麦播种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的46.6%和55.4%。农业节灌率的提升和农用水定额管理制度对降低农用水消耗效果显著；该地区近10a来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拉动了居民生活用水和非农产业用水需求；同时反映出该地区本地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较高，水环境问题突出，为改善生态环境，生态用水逐年增加，促进了水资源“农转非”。人均水资源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该地区随着人口的结构性增长和城镇化发展，新增供水主要用于满足居民生活用水，相比较基期水资源“农转非”程度较大。GDP和水资源利用比较收益变化具有负向影响，与预期假设相反，但是影响程度较小。可能原因：一是该地区涵盖我国东部经济发达的三个直辖市，水资源结构性短缺矛盾突出，节水型非农产业的发展降低了水资源消耗；二是该地区的区位优势明显，人口结构性增长态势明显，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增加显著；三是尽管该地区农业产值所占比重降低，但是农用水产出率增速较快，水资源利用方式变化并不完全受用水比较收益驱动。有效灌溉率变动具有负向效应，与预期假设相符，说明该地区水资源的结构性短缺矛盾，将进一步加大有效灌溉规模增长的难度。2003—2010年，在严重缺水的辽宁、江苏、陕西、甘肃4省，产业结构变化、GDP、人口规模、生态环境改善、节灌率变动及人均水资源量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各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差别不大，分别为15.5%、8.5%、22.4%、18.5%、18%和8.5%，与理论预期相符。其中，人口规模、生态环境改善、节灌率变动和产业结构变化是关键因素。水资源利用比较收益变化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作用程度为33.6%，与预期假设相反。有效灌溉率变动具有17.2%的正向影响，与预期假设相反。与其他地区相比，促进该地区水资源“农转非”主要因素的效应差异不大，水资源利用比较收益变化是唯一约束因素，而且作用程度较为明显，一方面反映了该地区农用水效率的提升，也表明水资源利用方式变化主要受地方政府政策的影响，水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尚未发挥应有的功能。在中度缺水的内蒙古、吉林、浙江、湖北、广东等8省（市、区），2003—2010年，产业结构变化是该地区水资源“农转非”的关键促进因素，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预期假设相符，作用程度达到56.3%，说明近10a该地区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对水资源需求缺口较大，水资源利用方式变化明显；城镇化发展、GDP、人口规模、生态环境改善具有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不显著。水资源利用比较收益变化、节灌率变动与人均水资源量具有负向影响，其中水资源利用比较收益变化的影响较显著，达到15.7%。有效灌溉率变动具有24.9%的正向影响，与预期假设相反，说明该地区农田灌溉基础设施薄弱，水资源短缺态势促进了该地区的农田水利设施投资规模，降低了农业灌溉用水的损耗。与其他地区相比，该地区涵盖我国华北、东北、华南、西南、华东等地区，各地缺水特征、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差异较大，各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和方向差异较大。2003—2010年，在轻度缺水地区的湖南、四川、贵州3省，产业结构变化、GDP、城镇化发展、生态环境改善和有效灌溉率变动是主要的推动因素，作用程度分别是20.9%、10.8%、32.5%、12.8%和30.4%，其中产业结构变化、城镇化发展和有效灌溉率变动的作用显著。人口规模、节灌率是关键制约因素，影响程度分别达到34.2%和24.4%，与预期假设相反。该地区3个省位于我国西南地区，反映了该地区非农产业、城镇化发展对用水需求增长效应显著，同时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降低了输水设施损耗量，弥补了非农用水需求缺口。与其他地区相比，节灌率对水资源“农转非”的负向影响最大，说明该地区农业节水技术普及率低是农用水居高不下的关键因素。相比其他地区，该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影响最大，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增幅较大。2003—2010年，四川、贵州省的人均用水量增幅达到17.5%和16%，远高于全国同期9%的增长水平，致使人口规模的约束效应显著。2003—2010年，在水资源相对丰沛的福建、新疆等地区，GDP、城镇化发展和节灌率变动是关键推动因素，与理论预期相符。其中GDP的影响最为显著，达到38.7%；其次是城镇化发展，达到12.3%；节灌率变动的正向影响为5.1%。有效灌溉率变动具有7.1%的正向影响，与预期假设相反。产业结构变化、人口规模、生态环境改善、水资源利用比较收益变化和人均水资源量是抑制性因素，其中水资源利用比较收益变化最显著，达到25.5%，其他因素的作用不显著。该地区8省（区）多属于西北、西南欠发达地区，主要目标是追求经济快速增长，因此伴随着工农业和城镇化发展，拉动了非农用水需求快速增长。与其他地区相比，产业结构变化对水资源“农转非”具有负向影响，与预期相反，表明该地区非农产业发展速度落后于其他地区，高耗水产业所占比重大。有效灌溉率和节灌率变动的正向效应表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农业节水技术推广对降低农用水量的作用逐渐提高。水资源利用比较收益变化是主要约束因素，反映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改善了该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农业发展速度较快，同时也说明水资源转换的利益补偿机制效应尚未发挥。

3结论与讨论

从时空维度上看，水资源“农转非”是经济社会、自然环境和制度政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水资源利用方式的多样性和非完全可耗竭性，水资源利用方式变化年际间并不均衡，也非完全按照一维方向变动，其用途转换有长期的，也有短期的。本文利用2003—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岭回归对各驱动因素的作用程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相同因素在不同时空尺度上的作用程度和方向并不完全一致。

（1）各影响因素本身及其作用程度随研究尺度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

（2）从时间尺度看：产业结构变化、城镇化发展和水资源利用比较收益变化一直是影响我国水资源“农转非”的主要因素，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各影响因素的推动作用表现出较大差异。

（3）从空间尺度看：全国范围内，产业结构变化、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水资源利用比较收益变化和人均水资源量是主要约束因素。产业结构变化、城镇化发展、生态环境改善、节灌率变动人均水资源量对极度缺水地区的正向影响显著；GDP和水资源利用比较收益变化的负向影响较大。在严重缺水地区，水资源利用比较收益变化是唯一的约束因素，负向影响达33.6%；其他因素均具有正向影响，除城镇化发展影响较小外，其他因素的作用程度差别不大。产业结构变化在中度缺水地区的作用力最大，城镇化发展和有效灌溉率变动也具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水资源利用比较收益变化是主要约束因素；在轻度缺水地区，主要受到产业结构变化、城镇化发展和有效灌溉率变动的推动，水资源利用比较收益变化和节灌率变动的约束作用明显；影响水资源丰沛地区的主要因素是GDP和城镇化发展，水资源利用比较收益变化的约束效应明显。结果表明，各影响因素对不同区域水资源“农转非”的推动方向也不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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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E-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19-0003-02

1 油气资源税费体系研究现状

我国的油气资源税费制度曾包括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矿区使用费和石油特别收益金。2011年改革使征收了近30年的矿区使用费走向终结，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和石油特别收益金构成了目前“一税一费一金”的油气税费体系，关于石油特别收益金，学术界争论不大。鉴于2011年已经取消了矿区使用费，研究意义不大，因此油气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存废以及合并问题就成为学术界集中探讨的焦点，主要有四种观点:取消资源税或矿产资源补偿费、将二者合并、维持分征、全部废除或合并为权利金。

1.1 取消资源税或矿产资源补偿费 认为取消其一的主要依据是资源税或者矿产资源补偿费不符合初衷或者本质目的，关于此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取消资源税，完善资源补偿费的征收。赞同此观点的学者居多，认为资源税存在的理论依据不够充分。鲍荣华等（1998）认为资源税的实际征收违背了其开征的初衷，起不到调级差收益的目的。刘劲松（2005）认为政府凭借政治权利向自身征收资源税在逻辑上说不通，以具有无偿性的税收制度来体现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不合理。李显冬（2006）明确提出取消资源税，完善资源补偿费的征收。流畅（2006）认为被消耗的矿产资源价值只能作为矿产资源补偿费，是不能成为征税对象的，而资源税实际上占据了补偿费的扩展空间，应当废止。张举刚（2007）认为中国的资源税没有实现其征收目的，也未体现国家的所有者权益，已经失去存在的理论基础，建议逐步废除资源税，采用考市场机制和明晰产权的方法完善矿产资源的有偿使用,实现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柳正（2006）、张迎珍（2007）、陈文东（2007）、刘宁（2008）也认为现行资源税不再含有极差调节的功能，与矿产资源补偿费实质相同。曹明德（2007）、蒲志忠（2008）、丁丁等（2008）认为，资源税立税原则应与资源财产效益无关，资源税目的定位于“调节企业级差收益，鼓励企业间平等竞争”，并实行普遍征收，极差调节，然与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套接利益关系向混淆，与资源税本质相悖。晁坤（2003）、刘羽羿（2003）、张文驹（2006）、吴颖（2007）、冯宗宪、李用来（2008）等建议取消资源税，建立统一的资源补偿金制度，并重新确定合理的税率。

第二，取消矿产资源补偿费，只征收资源税。王建铭（2004）认为矿产资源补偿费难以体现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不适用于油气田企业。同时，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重复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名不副实，建议取消矿产资源补偿费，改革资源税制。王灵碧、杜滨（2006）认为中国油气田企业税费体系过于复杂，建议取消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资源税。

1.2 将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合并 认为两者合并的主要依据是二者性质相同，理论上和实际上属于重复征收。王广成（2002）认为，矿产资源补偿费是对矿产资源开发后的部分超额收益的征收，资源税是对矿产资源级差收益的征收，二者都是资源价值的实现形式，应当合二为一。芮建伟（2001）、王甲山（2004）主张将矿产资源补偿费合并到资源税中一并征收。陶树人（2003）建议合并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为“优质资源税”，使之真正成为补偿资源所有权人的优质资源级差收益。叶建宇（2007）认为资源税与矿产资源补偿费理论上重复，二者分征不符合国际惯例，不利于外资进入。侯晓靖（2007）建议合并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李志学、彭飞鸽等（2010）认为中国资源费中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属于重复征收，造成企业负担较重，建议将资源补偿费合并到资源税中统一征收。

篇9

关键词：矿产资源；税费制度；综述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8-0-02

矿产资源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随着经济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日益增长，而我国现有的矿产资源储备总体来说是总数可观，人均拥有数量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年以来，矿产资源进口的数量不断增大，对外依赖程度加大。因此，对矿产资源的有效利用开发成为了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矿产税费制度的合理建立对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尝试梳理目前对我国矿产资源税收制度的研究的情况，寻找我国税收制度的缺陷，期望对于我国完善矿产资源税费计价模式有所帮助。

一、我国资源税费制度的研究

我国现行的资源税费计价主要是由一税四费两价款以及两个行政事业型收费[11]组成，目前国内主要争对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探矿权价款，采矿权价款进行研究。主要观点有三种：

第一种观点：取消补偿费和资源税，代之以权利金。高兵，王丽艳(2006)[1]认为矿产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本质都体现了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的权益，实现了所有者的利益，故可以合并成为一种税，并且使用国际通行的名称“权利金”。李凤，汪安佑(2010)[2]认为由于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本质都是从量计征的，因此都是国家所有权的利益实现形式。与权利金本质相同。谭旭红等(2006)[3]认为资源税不属于矿产资源有偿使用范围，故失去其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应改为在理论依据上更为合理的权利金。赵文杰(2010)[4]认为资源税不具备税收的强制性、固定性和无偿性；而资源补偿费作为国有资产收益应当纳入国家预算，而其实际用途不当，大多用于资源勘查支出，因此并没有体现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因此，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都是名不副实，且二者在税理上重复，故应将两者合并成为权利金。这样可以减少纳税环节，是企业和国家都得到收益。

第二种观点；将补偿费改为权利金，保留资源税。樊轶侠(2010)[5]认为资源税的设置目的是调节资源级差收入，而矿产资源补偿税费的设置目的是保证矿产资源所有者的权益，为了避免被误解为重复征税，应废除矿产资源补偿费改用国际惯例权利金，资源税进行保留，并提高资源税的税率，以此来促进节约资源，保护环境。陈文东(2006)[6]认为将现有级差地租的成分和绝对地租的成分从资源税和资源补偿税中剥离出来合并成为权利金，废除资源补偿费，对于资源税进行重新定位，从原来的级差调节中跳脱，在可持续发展观念中找到新的定位，着重体现资源开采的外部性成本的补偿。欧阳荣启(2011)[7]提出资源补偿费在用途上与矿业权价款出现了冲突，故应废除，但是矿业权价款在矿业权去的过程中只是部分实现了国家的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另一部分的权益要由资源税来实现，因此建议保留资源税。

第三种观点：保持现有的税费分离的高珊珊，孙超(2009)[8]认为，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条例，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都不属于乱收费，不应被取消，在相关法律进行修改以前，维持现在的税费分离更为合适。郭艳红(2009)[9]认为对采矿权证持有者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由于其具有绝对地租性质，故可以实现资源的有偿开采；而资源税属于超额利润税，对条件优越矿征收资源税，可以调节级差收入，有利于矿产资源的优化配置，使采矿者平等竞争。干飞，贾文龙(2007)[10]认为短期内仍会保持税费并存的制度，因为现存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规定了资源开采过程中的利益博弈的规则，同时也制约了其发展演化。汪峰(2007)[11]认为资源税和补偿费的性质、归属和作用各不相同，各自改革的方向也不相同，两者不可偏废。在准确定义两者的属性的基础上，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二、我国税制中存在的问题研究

现行的矿产资源税费制度有许多不足。主要针对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源税无法体现调节级差收益的最初目的。资源税自1994年起实行从量征收，意味着不论企业盈亏一律征收，偏离了“调节级差收入”的初衷(李安东，2011)[12]。现行的从量计税依据与资源储量、回采率、资源价格等指标不相关，容易使企业在资源开采过程中“采富弃贫”，造成大量积压和浪费(张彦平等，2008)[13]。另外，税额大小不能随着资源价格的涨落而发生变化，无法反映资源的真正价值，税幅差只有几十元，不足以反映不同地区的矿产资源的级差收入(殷爱贞，李林芳，20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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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油气田企业 资源税 矿产资源补偿费 研究综述

石油天然气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能源资源，在国民经济发展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油气资源的勘探、开采及供应严重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油气资源税费则是影响油气资源勘探、开采及供应的重要因素，虽然每个阶段研究油气资源税费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然而，学术界目前尚没有关于油气资源税费的研究综述。因此搜集整理形成完整的油气资源税费研究综述，以全面、真实、客观的反应中国油气资源税费的发展轨迹、研究动态，全面概括总结分析油气资源税费的各种现实问题以及对策，对深化油气资源税费的研究及经济政策的制定十分必要并且有所裨益。

一、油气资源税费演变与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