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基础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公共基础，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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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营养师》(基础知识)介绍了各级别公共营养师应掌握的基础知识，涉及职业道德、医学基础、营养学基础、人群营养基础、食物营养与食品加工基础、食品卫生基础、膳食营养指导与疾病预防、营养教育和社区营养管理基础、相关法律法规等内容。

2、公共营养师是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2005年3季度第4批新职业之一，是应社会、市场的需要而产生的职业技能人才，指接受专业知识技能培训，通过国家职业资格考试认证，取得从业资格，从事营养指导、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传播，促进社会公众健康工作的专业人员。

3、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的决定（国发〔2016〕68号）》，公共营养师自2016年12月8日取消。

4、2018年经严格评审，珠海市朗京职业培训学校获得中国商业联合会商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授予公共营养师考核认证资质。为重启公共营养师职业人才培养教育及认证提供支撑。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二、“公共性”的由来及演变过程

根据《辞海》的解释，“公”的中文含义为“公共；共同”，与“私”相对。《礼记·礼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即为此意。《汉语大辞典》中，“公共”意为“公有的，公用的，公众的，共同的”。因此，自古以来，“公共”的中文语义强调多数人共同或公用。也有人认为“公众”一词有两个起源：一是起源于古希腊词汇(pubesormaturity)，强调个人能超出自身利益去理解并考虑他人的利益。同时意味着具备公共精神和意识是一个人成熟并且可以参加公共事务的标志。二是源于古希腊词汇(Koinon)，英语词汇“共同”(common)就起源于该词，意为人与人之间在工作、交往中相互照顾和关心的一种状态。在古希腊社会里，公共是一种所有成年男子都可以参加的政治共同体，其主要职责是建立一些永久的标准和规则，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之善。因此，从起源上看，“公共”更多地意指社会层面的非个体性，在古希腊政治社会里与早期民主相关联。这也应证了，随着时展，当代的“公共”概念已发生很大改变，公共成为政府和政治的同义词的观点。

哈贝马斯考察了另外一种公共性起源。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公共性或公共领域不是指行使公共权力的公共部门，而是指一种建立在社会公／私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的独特概念，它诞生于成熟的资产阶级私人领域基础上，并具有独特批判功能。关于公共性的演变，哈贝马斯认为，自古希腊以来，社会有明确的公私划分，公代表国家，私代表家庭和市民社会。例如在古希腊、罗马，公私分明，所谓的公共领域是公众发表意见或进行交往的场所，那时虽有公共交往但不足以形成真正的公共领域。在中世纪，公私不分，公吞没私，不允许私的存在，公共性等同于“所有权”。直到近代（17、18世纪）以来，在私人领域之中诞生了公共领域，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注：［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受到国外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启发，国内也有学者从社会领域分化的角度分析公共性的产生。他们认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国家与市民社会，政治生活与经济活动具有对应的相关性。整个近代社会发展史的客观进程，都在于使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日益分化，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就成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整合体。在社会分化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过程中，国家的职能也开始了分化的历程，除出现了国家职能的多样化趋势，其中统治职能与管理职能是最为基本的两大职能。由于国家统治职能是在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的关系中实现的，所以，虽然它表现出一定的现代公共性的内容，但本质上是与公共性相悖的。而在管理职能中，公共性则是其最为根本的特性，甚至可以断言：归咎于管理职能的是一个纯粹的公共性的领域。因此，社会领域的分化引发国家职能的分解，从而导致公共性的彰显。

在论及公共性在近代的演变时，国内外学者都倾向于用“公共性丧失”一词。一种观点认为，在近代功利哲学和市场经济的趋利倾向共同催生下，古希腊公共性的含义进一步丧失，现时情况是，“通过集体的方式寻求更大的善已被个人的计算、功利以及成本和利益所替代。政府的目的在实践中已是私有的福利(privatewell-being)。我们凭借官僚、技术和科学的手段来决定福利、幸福和功用。这里没有公共的原初含义，有的只是原子个人的集合体；这里没有公共利益，有的只是许多私人利益的聚合体。”虽然美国公共行政对于如何实现公共性有过几种理论，包括以利益集团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多元主义视角）；以理性选择人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公共选择视角）；以代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立法的视角）；以消费者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提供服务的视角）；以公民权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公民权视角）等，但这些理论都不能真正代表公共。真正的公共理论架构应是以宪法为基础，公共概念必须建立在公民权、仁慈和爱之上，此外还需要听证系统和程序的保持及发展，及对集体公共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关怀，等等。

哈贝马斯也认为，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变化，出现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哈贝马斯理论中的公共性一词，可以译成公共性，也可以译为公共领域，二者没有实质差异。但倾向于用公共性指称政治层面，而用公共领域指称社会层面。——笔者注），由此导致公共性丧失。“两种相关的辩证趋势表明公共性已经瓦解：它越来越深入社会领域，同时也失去了其政治功能，也就是说，失去了让公开事实接受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监督的政治功能。”在这里，哈贝马斯把公共性的丧失归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相互渗透（注：［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在我看来，关于“公共性”本源及演变，其实离不开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背景，这一背景包括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首先，最早意义上产生的“公共性”代表一种朴素的全民性，如古希腊民主制。其次，在古代社会，由于没有明确的公／私领域划分，在政治领域，代表国家权力的“公”吞没了“私”，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因而公共性等同于国家权力。再次，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直到近代，“公”与“私”才截然分离，各有自己的独有领域，与此同时，经济领域盛行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理论，在政治领域采取国家放任主义，公共行政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影响下，热衷于对纯粹管理技术和效率的追求，从而形成对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和公共价值的冲击，于是就有新公共行政学强调公平与参与及同期的政策分析理论中的民主因素等。最后，现代社会“公”与“私”出现相互融合的趋势，经济领域表现为国家干预与自由经济并存，而在政治领域，以第三部门为核心的公民社会成长壮大，社群主义盛行，引发大规模的公民参与和公共行政改革浪潮，“公共性”问题再一次被重视起来，此时，突出“公共性”不仅是公共部门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公民社会外力推动的结果。

三、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内涵

在对国内外关于“公共性”起源和演变问题的相关论述做一番考察之后，我们仍然不得不面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什么是“公共性”？什么是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在没有给出自己明确的答案之前，我们发现，对公共性问题的阐述可以有很多角度，不同学科也有不同的认可。仅从公共行政与哲学等角度对“公共性”的内涵进行阐述的观点，就可以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1.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公共性”。该理论认为，“公共性”是用于描述现代政府活动基本性质和行为归宿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在一般情况下，是指政府作为人民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权力的执行者，应按照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意志，从保证公民利益的基本点出发，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具体表现为：从基本理念上讲，“公共性”指政府组织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由此，衡量政府活动是否达到公共性的基本标准是，公共政策及其执行是否坚持和维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否在舆论中充分体现和表达了公民的意志，政策与执行的出发点是否超越了政府的自利倾向，而考虑更为普遍的社群利益和社会长远利益等。在道德层面上，“公共性”应是每一个政府公职人员的职业态度、观念和信仰。它要求公职人员以此信念竭诚为民服务，明确政府组织与公职人员的行为必须在道德上、伦理上满足公共性的基本要求，并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防止部门和个人偏私的利益驱动。在政治过程层面上，“公共性”意味着在涉及公共物品提供等集体行动上，存在着有效的决策参与通道和决策选择机制。在这里，“公共性”的获取及其保证，具体化为政府政策利益导向的选择过程，它包含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是否具有开发性，以使公民能够充分了解有关政策的信息，并能够与政策制定者进行磋商；公民的利益能否通过民主的程序得到表达与整合；公民依靠怎样一组规则来决定政治决策的选择，决定政府公共物品或服务的提供等。在政府的财政活动中，评价“公共性”价值是否满足的核心要素，应是政府提供各种类型的公共物品行为和与此相关的政府收支行为的基本取向和政策目标，以及相关的财政制度和规则的安排（注：孙柏瑛：《公共性：政府财政活动的价值基础》，《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1期。）。

2.作为一种公共精神的“公共性”。这种观点认为，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内涵可以归结为公共精神。现代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应包括四个方面：民主的精神，即人民的意愿是政府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法的精神，它意味着政府的一切活动应受到预先确定并加以宣布的规则制约；公正的精神，即承认社会公民应具有平等的权利并不受公共权力所侵害；公共服务的精神，即政府的公共服务应尽可能公平分配，政府的施政过程应平等、公正和透明。这四种公共精神在公共行政活动中的实现方式应是：逐步实现政府与公民平等化；行政权力既受到保护又受到制约；行政活动既有效率又有责任；公共行政是由民众驱动的、积极的、合作主义的、参与的过程，等等（注：张成福：《论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中国行政管理》1995年第5期。）。

3.作为一种最新理念的“公共性”。把“公共性”看成是公共管理的最新理念：它揭示了管理目的的公益性，强调了为公众服务的出发点；它明确了管理的范围是那些公共事务，揭示了管理所依据的权力为公民所授予，因而其行使必须接受公民的监督，以公民认定的是非为是非，不能违背公民的意志；它体现着行政过程中的责任，要求行政行为必须对其后果无条件承担责任；它强调了行政过程中必须有公民参与，强调注意听取公民的意见，这就要求行政过程中的公开性与透明性；它强调公共行政的结果必须取得公民的认可，这就要求有向公民报告的制度，工作一定周期后，政府应按程序向公民报告，以接受公民审查并予以通过，等等（注：刘熙瑞：《理念·职能·方式——我国地方行政机构改革面临的三个转变》，《人民论坛》2000年第7期。）。

4.作为一种价值基础的“公共性”。该理论认为，由于行政体系的价值基础是其公共性，因而政府的制度安排所要重建的价值观念就在于明确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也就是说，政府把自我表达存在的公共性作为至高无上的原则，政府的组织机构、行为方式、运行机制、政策规范等，都无条件地体现出其公共性。政府组织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实体，但这个实体却没有自己的独立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愿望，也不是任何一个社会集体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愿望的代表，它所体现出来的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政治要求。政府价值公共性最直接的表现是政府的规范体系和行政行为系统的公正性，而且这种公正性是一种制度公正，是包含在行政行为机制之中的，有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体系提供的，是一种制度安排（注：张康之：《行政改革中的制度安排》，《公共行政》2000年第4期。）。5.作为一种公平与正义的“公共性”。针对传统公共行政过分追求理性与效率的倾向，新公共行政主张：(1)社会公平。强调所有公民平等的政治和社会机会。它同样代表着对所有公民而不是对公共机构负责，以及对公共部门经决策和实施项目负责。(2)代表性。尽管大众并没有影响代表决策的直接权力，但相信代表性肯定是新公共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是唯一的激励因素，需要考虑其他价值观的积极参与。(3)响应性。主张政府需要更多地响应公众的需求。(4)参与。新公共行政提供在公共事务中广泛程度的公民与公务员参与。(5)社会责任感。公共管理者被视作以公众的利益而不是他们的自我利益去创造高效率同时又是平等的服务（注：参见［美］张梦中等《寻求社会公平与民主价值》，《公共行政》2001年第3期。）。

6.作为一种理性与法的“公共性”。这里指哈贝马斯重点探讨的资产阶级公共性的本质。他认为，“公共性应当贯彻一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立法”，从而“公共性成为国家机构本身的组织原则”。他进一步提出，在资产阶级哲学那里（霍布斯、卢梭、洛克和康德），公共性等同于理性，甚至是良知，依靠公共舆论表达出来。而在法哲学那里，公共性需要法律和道德元素支撑，所以“康德所说的公共性是唯一能够保障政治与道德同一性的原则。公共性既是法律秩序原则，又是启蒙方法”。而“默格尔根据18世纪的范型把公共性的功能界定为统治的合理化”。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哈贝马斯指出了公共性作为市民社会独立领域的批判力量和促进资产阶级统治合法化的献身精神（注：［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综合起来，有关“公共性”内涵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在伦理价值层面上，“公共性”必须体现公共部门活动的公正与正义。其次，在公共权力的运用上，“公共性”要体现人民和政府行为的合法性。第三，在公共部门运作过程中，“公共性”体现为公开与参与。第四，在利益取向上，“公共性”表明公共利益是公共部门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必须克服私人或部门利益的缺陷。第五，在理念表达上，“公共性”是一种理性与道德，它支持公民社会及其公共舆论的监督作用（哈贝马斯）。总之，倾向于把“公共性”作为公共部门管理活动的最终价值观，在此之下，才有公正、公平、公开、平等、自由、民主、正义和责任等一系列价值体系。

尽管在公共性问题上，不同时期、不同角度的理解存在差异，但对于公共管理，基于它是一种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公共部门管理活动，我们把这种管理活动的公共性内涵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公共管理主体的公共性。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共同构成公共管理的主体（这里的国家、政府与社会都是从狭义的意义上说的）。作为公共管理主体，这些组织具有不同于其他私域组织的根本特征，主要表现在组织的代表性、行为的公务性、宗旨的公益性、权力的法定性等方面。二是公共管理价值观的公共性。与一般意义上的管理把如何经济地和富有效率地实现管理目标不同，公共管理的价值观更主要体现在平等、正义、公平、民主、伦理以及责任心等方面。私人管理建立在个人本位主义和自利性本质之上，把追求个人效率或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取向。与其迥然不同的是，公共管理注重在民主政治理念上去实现公众的高度参与、社会公平以及承担为公众谋求福利的责任。三是公共管理手段的公共性。权力是政治社会的基石，是理解一切政治现象的基础。就如霍布斯所言，“契约，没有刀剑，就是一纸空文”。恩格斯也认为，国家本质上是同人民大众相分离的公共权力。公共管理是管理主体运用公共权利实现管理目标的社会活动，因此，公共权力是公共管理活动的后盾和基础，公共力的公共性充分体现了公共管理手段的公共性。四是公共管理对象及目标的公共性。公共管理的客体或对象是公共事务，即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无疑它们均具有鲜明的公共性。公共管理主体对公共事务的管理首先从公共问题入手，公共问题是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同时，由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或宗旨是实现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因此，公共事务、公共问题和公共利益的公共性正是公共管理公共性的题中应有之意。

四、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与社会性的异同

“公共性”作为公共管理的一种基础性内涵，与公共管理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治理活动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涉及到我们对于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即它是实证的过程还是规范的研究，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我们认为，就总体而言，作为公共管理的本质内涵，公共性与社会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阶级与国家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时期，公共性与社会性在最广泛意义上是一致的或领域是重合的；随着阶级与国家的产生，国家成为公共性的代表，公共性逐渐从社会领域中凸显并独立出来；而在阶级与国家消亡之后，公共性与社会性又再次融为一体。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公共性，是指处于从阶级与国家产生到消亡这一历史时期的特定概念。另外，从上述公共性的自然发展过程可以得出，社会性是公共性的存在基础，公共性则是社会性的特殊体现；社会性具有量的规定性，公共性则有质的规定性。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公共性将不断扩张与壮大，最后发展成为社会性。

1.公共性与社会性的区别

首先，从概念的定义上看，社会是具有多重性含义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社会有两层意思，一是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二是泛指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我们平常所说的社会，既可以指最广义的“人类社会”，也可以指狭义的社会性事务，如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文化、卫生等事务。因此，理论上对社会这个概念作界定并不简单，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定义社会。认为，物质实践创造了社会，社会本质上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注：孙晓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政治科学常用的社会概念，最初在思想家眼里是与国家等同的，例如卢梭就把国家、社会共同体和社会契约混用起来。直到19世纪以后，大多数资产阶级理论家才开始把社会当作与国家对立的社会领域，即市民社会或公共社会。摩尔根较早指出，“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出一个前提：即一切政治形态都可归纳为两种基本方式，此处使用方式(plan)一词系就其科学意义而言。这两种方式的基础有根本的区别。按时间顺序说，先出现的第一种方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社会。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这种组织的基础或基本单位是用界碑划定范围的乡或区及其所辖之财产，政治社会即由此而产生。”（注：（美）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页。）把社会性看成是人的本质属性，并认为社会的产生先于国家，因而国家代表的公共性与社会性不能如早期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可以等同或浑然一体。

其次，在公共管理实践中，公共与社会各有所指。平常说的“小政府、大社会”模式，是我们区分政府所代表的“公共性”与社会性的实际体现，表明在政府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情况下，政府代表的公共性与社会所代表的社会性相互关系的状况。一般而言，公共性表示一种权力或权威，而社会性则代表公开性、参与性和非国有化等意思。

2.公共性与社会性的联系

其主要表现在于：公共性来源于社会性，在一定条件下它们是一致的，比如在非阶级社会里，公共性实际上和群体性是等同的。然而，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从根本上抽象并升华了社会性（群体性），比如建立在契约之上的“公意”，体现出公共管理区别于其他管理的本质特征。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公共性又不完全等同于社会性。二者的联系具体表现在：

首先，从起源看，早期的思想家对公共性与社会性是分不清的或认为等同的，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国家与社会根本混淆。如柏拉图认为，国家起源于人类生活的自然需要。国家就是达到正义或公道的手段。在这里，他是把国家与社会等同起来，混淆了两者界限。因此他的国家充其量是群体的结合，因为还没有出现与人民相分立的公共权力（注：邹永贤主编：《国家学说史》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直到亚里士多德那里，才区分了国家与社会，认为国家起源于社会，是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恩格斯肯定国家源于社会说，同时指出，“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5页。）。因此，我们认为，国家所代表的公共性与整个社会所代表的社会性是具有产生的异时性的。

其次，从哲学意义上讲，社会性与公共性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公与私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公共性与私人性也是如此。只是公共性与私人性并没有截然分开，二者有交叉之处，即所谓“公中有私（局部和个人），私中也有公（共同事务和利益）”（注：夏书章：《现代公共管理概论》，长春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正是公共性与私人性及二者交叉的部分构成了广义的社会性。与此同时，公共性作为共性是对社会群体中的个性的一种提炼和升华，是建立在一定条件（契约等）基础上的群体一致的意志或者意识表达，因此，公共性脱离了社会个体的杂乱无章和无序，成为一定团体的集中意志。还应看到，在发展趋势上，随着社会自治的完善和国家作为统治工具的最后消亡，公共性与社会性将再次趋同，达到终级目标的社会性，实现古人所称颂的社会大同。如《礼记·礼运》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公共性与社会性由混沌统一到分离对立，再到在新的社会领域内的统一，体现了公共性与社会性及其相互关系具体的和历史的辩证演进过程。

再次，在具体实践中，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以社会性为参考坐标。表现为公共部门的活动越是接近社会，其公共性越明显；越远离社会，其公共性越弱。如公共管理从权力中心向社会中心转变，从管理中心向服务中心转变，管理原则从对上负责向对下负责转变，如此等等，其结果都使公共管理活动更趋向民主，更能保障公平，并尽可能给公众带来效益。

五、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及其与社会性关系问题研究的现实意义

公共性与社会性是各有其特定内涵的复杂概念，同时二者的异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用它们作为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工具，从而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更有实践上的方法论意义。

首先，认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或现象都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公共管理既是一项主观见诸客观的管理过程，又是一种现实状态，因此我们在分析这一现象时，就必须既看到它自然发展的演变过程，又要注意这一过程的社会属性。针对这种社会属性，人们的态度、方法不是企图超越或跨过它，而应该是在承认它的前提下，不断根据时展和环境变化的需要，探索公共管理不同的运行模式。

篇3

（上海市徐汇区财政局　200030）

【摘要】 新修订的《行政单位会计制度》首次要求行政单位对公共基础设施进行会计核算。文章结合工作实务，探析公共基础设施会计核算面临的难点问题及解决对策。

【关键词】公共基础设施　会计核算　行政单位会计制度

一、公共基础设施会计核算的难点分析新修订的《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以下简称《制度》）自2014 年1 月1 日起施行，首次要求行政单位对公共基础设施进行会计核算，增加了对行政单位直接负责管理的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资产会计核算的相关规定，是新《制度》的一大亮点。原《制度》对行政单位直接负责管理的、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资产是否进行会计核算并无明确规定，不利于对形成的资产进行管理分析。但在实务中，新《制度》在公共基础设施会计核算方面尚面临以下几个难点：

1．缺乏相关核算经验。由于过去没有要求，现在也没有出台配套的实施细则或指导性意见，会计人员难免对“公共基础设施”的会计核算陷入无头绪状态。无论是业务操作流程还是具体核算方法，都需要根据《制度》的规定及本单位实际重新设计和制定。

2．公共基础设施界定困难。何谓“公共基础设施”，目前尚缺少一个统一明确的规范和解释。《制度》规定，该科目核算由行政单位占有并直接负责维护管理、供社会公众使用的工程性公共基础设施资产，包括城市交通设施、公共照明设施、环保设施、防灾设施、健身设施、广场及公共构筑物等其他公共设施。虽然制度作了界定并列举说明，但仍然过于笼统, 只是要求该科目应当按照公共基础设施的类别和项目进行明细核算，各行政单位应当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 制定适合于本单位管理的公共基础设施目录、分类方法，作为进行公共基础设施核算的依据。但事实上，公共基础设施的种类非常多，依靠单个行政单位自己来识别分类，既容易造成分类混乱，也容易出现因涵盖范围不一、数据缺乏可比性的情况。“公共基础设施”到底包括哪些内容也是众说纷纭。楼继伟等在其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对“基础设施资产”这一术语有如下描述：（1）道路运输网，包括桥梁、道路的护栏、隧道和人行道。（2）下水道系统。（3）供水系统。（4）排水系统。（5）垃圾处理场。（6）防洪工程。（7）供电系统。（8）通讯网络。（9）娱乐设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89号）中所称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是指城市道路、公共交通、供水、排水、燃气、热力、园林、环卫、污水处理、垃圾处理、防洪、地下公共设施及附属的土建、管道、设备安装工程。虽然“基础设施资产”“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与“公共基础设施”名称不完全相同，但从性质上来看，前两者大体上符合“公共基础设施”的定义，但对照前两者列举的内容，《制度》中的定义及分类则相对比较模糊。

3．涉及多种公共基础设施的项目需明确分类标准。按照《制度》的规定，公共基础设施包括城市交通设施、公共照明设施、环保设施、防灾设施、健身设施、广场及公共构筑物等其他公共设施。实务中很多设施是同时存在于一个项目之中。例如，城市交通设施都会带有公共照明设施等，那么到底应该统一按城市交通项目来核算，将其中附有的公共照明设施一并纳入该项目核算，还是必须进行拆分作为城市交通设施和公共照明设施两个类别进行核算，《制度》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很容易导致实务操作上的混乱。

4．投入来源多元化影响资产的产权管理权界定及确认计量。当前，公共基础设施投入资金来源呈多元化趋势，既包括上下级的交叉投入，又包括跨行政、事业、企业不同经济类型机构的交叉投入。这种投入来源的多元化可以分为纵向交叉和横向交叉两种。

纵向交叉：对于一些跨行政区域贯穿性的公共基础设施，产权或管理权如何划分界定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例如，一些市级项目往往要求区级配套，如何确保多渠道投入项目的核算完整性，直接关系到“公共基础设施”核算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如果某条道路建设项目系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改扩建，则由市级财政承担部分建设费用，市级施工单位承担建设施工任务；区级财政负责剩余建设费用及前期动拆迁费用；道路改扩建完工后由市级相关单位移交至区级政府，由区级财政负责后期维护费用，并由区建交委负责安排日常维护工作，按照管理权限已经属地化管理。对于类似案例，在原《制度》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市区两级财政各自仅就本级承担的支出作账务处理，直接列为支出。

横向交叉：项目实施方类型多样，包括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甚至企业。但《制度》及相关企业类会计制度均没有“公共基础设施”的核算要求及相应会计科目。以照明设施为例，不少公共照明设施是由供电局负责施工安装和维护的，而供电局是事业单位，它所提供的照明设施在本单位无法作为公共基础设施核算，除非将照明设施移交至执行《制度》的行政单位或参公单位，才能客观公允地计量公共基础设施。同样，对于由开发商自行完成动拆迁和建设的配套性区域道路，完工后将移交至相关行政机关进行管理，由相关行政事业单位承担后期维护及其费用支出，按照《制度》的规定，此类道路也应属于“公共基础设施”核算的范畴，但目前实务中，接收单位不予作任何账务处理。

5．土地使用权是否应当作为“无形资产”单独核算尚不明确。《制度》明确规定，行政单位构建房屋及构筑物不能够分清支付价款中的房屋及构筑物与土地使用权部分的，应当全部作为固定资产；能够分清支付价款中的房屋及构筑物与土地使用权部分的，应当将其中的房屋及构筑物部分作为固定资产，将其中的土地使用权部分作为无形资产。从这条规定来看，土地使用权一般应当作为“无形资产”核算，但“公共基础设施”所占用的土地使用权部分，是否应当作为“无形资产”，《制度》未予明确。

二、规范公共基础设施核算的建议与对策

1．加强培训，转变观念。按照《制度》对“公共基础设施”的定义，该项资产具有“工程性”的特点，结合工程项目必须先经过“在建工程”或基建会计核算，建议在加强对《制度》培训的同时，还要强化在建工程或基建的会计核算培训，引导各单位加强管理，从源头上把好核算关。

2．对“公共基础设施”的定义进一步细化。建议参考《制度》中“固定资产”的会计核算规定细化“公共基础设施”的定义。按照《制度》规定：“固定资产是指使用期限超过1 年（不含1 年）、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但是耐用时间超过1 年（不含1 年）的大批同类物资，也应当作为固定资产核算。”通过这样定性定量的界定，对会计人员准确识别、确认固定资产提供了清晰的判断依据。同时《制度》又将固定资产分为六大类：房屋及构筑物；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文物和陈列品；图书、档案；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通过统一分类的方法，一方面便于信息的分类披露，使数据具有可比性; 另一方面也为今后合理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奠定了基础。笔者建议，固定资产的会计核算，从定性、定量两方面对公共基础设施进行定义，如经济寿命、单位价值等，尽快制定细则或操作指南以界定核算范围。同时，考虑到公共基础设施涵盖的范围较广，建议参考住建部等专业部门的相关分类标准，细化资产分类，以便于会计人员识别。

3．多项公共基础设施共同组成的综合性项目，建议引入资产组的概念。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以下简称《讲解2010》）的规定：“资产组是企业可以认定的最小资产组合，其产生的现金流入应当基本上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资产组。资产组应当由与创造现金流入相关的资产构成。”虽然大部分“公共基础设施”属于公益性质，不同于企业的资产，不一定会产生现金流入。但参照类似的观念，以现金流出的独立性来判断也是比较合理的。再如《讲解2010》中规定：“对资产组的认定应当考虑企业管理层对生产经营活动的管理或者监控方式（如是按照生产线、业务种类还是按照地区或者区域等）和对资产的持续使用或者处置的决策方式等。如果某些机器设备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其使用和处置是一体化决策的，那么这些机器设备很可能应当认定为一个资产组。”这个判断因素可以作为我们在认定“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组成时参考。而《政府预算与会计的未来：权责发生制改革纵览与探索》一书中收录的《权责发生制政府财务报告》一文也建议“可以将基础设施系统看作是单个资产或（更好的方法是将其看作）一组资产，例如，供水系统可看作分别归属于土地、建筑物、厂场和管道网络等类型的资产的组合”。此外，按照目前行政机构按项目立项的运作习惯，以项目为单位进行核算，将项目内涵盖的设施均作为单一“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核算，也可以确保核算的完整性，防止核算中出现交叉重复或遗漏。

4．多来源投入的公共基础设施应及时划分管理权限。对市区两级财政共同投入的纵向交叉项目（例如道路建设等），建议按照“谁投入、谁维护、谁管理”的原则进行分配。事先需要明确道路管理权属于哪一级财政，明确权限及核算单位后，其他单位承担的支出也应当纳入“在建工程”或基建账中核算，以便最终管理单位在确认计量公共基础设施时，确保资产的完整性、准确性。考虑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没有“公共基础设施”科目，在项目立项、预算编制环节就必须确定对项目拥有所有权或管理权的行政机关或参公单位，统一会计核算主体，防止重复或遗漏。对于由事业单位或企业承办的项目，要求事业单位或企业做好基建或在建工程的会计核算，单独建账、单独核算，当项目完工交付使用时，及时办理相关移交手续，将项目资料移交至相应的行政机关或参公单位，以便接收单位及时准确确认公共基础设施。

5．对于公共基础设施所占用的土地建议参考固定资产科目的规定，一般应当确认为无形资产，以便与固定资产保持一致的处理原则。

总之，《制度》新增“公共基础设施”会计科目，对广大行政单位来说，并不是简单地增加了一个会计科目，或者一个核算内容，而是一项系统工程。为了准确核算，客观公允地披露相关信息，既不遗漏也不重复，需要从立项开始明确项目牵头部门、资金来源、在建工程或基建项目的核算单位、最终接收并确认为“公共基础设施”的单位。财政部门在安排资金时，也应当考虑到多渠道投入因素对公共基础设施核算的影响，做好统筹安排。对涉及上下级政府共同承担支出的项目，要做好上下级转移收入及支出的确认，以确保项目核算的完整性。对于资产管理部门和涉及移交的项目，要协助接收的行政单位对移交单位的账目进行审核确认及存档。

参考文献

[1] 财政部. 行政单位会计制度2013[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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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基础课；应用型本科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12-191 -02

在科技快速发展的大形势下，课程创新，尤其是公共基础课程的创新，显得越来越重要。应用型本科之所以称为应用型本科，重在“应用”二字，也就是学生的实践能力。应用型本科的人才培养目标，就是要适应当前和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公共基础课作为高校学生的必修课，要求培养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提高学生的基础素质和水平，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的需求。

一、应用型本科院校开设公共基础课的现状

我院原本是一所民办高职专科院校，从2013年起接收第一届本科学生，所以基本照搬了母体高校的教学大纲和授课计划、教学目标和人才培养方案，这肯定是与我们批次的本科院校学生不甚匹配的。公共基础课是构成高等院校课程体系的重要基础之一。公共基础课程的设置，体现了高等院校对专门类人才培养的普遍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国家对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如思想政治理论课程、高等数学课程、计算机基础课程、英语课程及体育等其他相关课程等。那么，像我们这样刚刚从母体剥离的独立学院应当如何开展教学工作，如何体现其“应用型”的要求，更好地开展各门公共基础课程的教学呢，公共基础课程又应当如何来构建学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以便有效促进大学生基本素质能力的养成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索的问题。

从公共基础课程教学内容来看，不同的院校、专业、年级，他们开设的公共基础课都不甚相同，都有其自身特点。公共基础课程对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起到地基的重要作用，课程的总体规划与实施体现了当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学院对于公共基础课的认识不能还停留在基础课上了，而要把公共基础课的地位提到与核心课程一样重要的位置上来。公共基础课程实施的好，便可以使大学生更快地适应自身岗位的要求。自身能力的提升，积极的生活态度，关注社会的习惯，积极上进的人生态度，都是当代大学生必不可少的品质。

学院非常重视大学英语四、六级和计算机等级考试的通过率，所谓这类考试的配套课程，大学英语课和公共计算机课程就应该更多地偏重于对学生应试能力的培养，但又不能仅仅为了应付考试而开展教学活动，更多地注重提高学生的运用能力和专业素质提高。那么，究竟如何来定位应用型本科公共课的教学，培养出真正的应用型人才呢，这需要我们长期的探索和思考。

二、公共基础课为何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高等院校公共基础课是公共课和基础课的统一结合，这些课程可以提升学生的知识幅度和宽度。然而在应用型本科院校公共基础课程教学实践中，尤其是像我校这种刚刚从专科转为本科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存在问题还很多，将这些表现出来的问题整合为以下三点。

首先，公共基础课程设置和架构的随意性太大。以我院今年的2016级新生为例，六个二级学院所开设的公共基础课程的门数就有很大差异，尤其体现在大学语文和高等数学类课程上，文科专业有的开设了大学语文类必修或选修课程，有的根本没开；工科和理科专业开设数学基础课程的表格也是五花八门。不仅是课程门数上的不同，在课程配置上，也出现了进一步缩减公共基础课的课时的现象，同一门课程的课时数也是随意调整，以《微积分》课程来说，开三十二课时、四十八课时、六十四课时的均有，最终我们与教务管理部门和相关专业负责人讨论后才定下了最终的课程学时，按照专业需要的不同分为两种课程，分别使用两套教材和两种授课方式，已保证应用型人才数学素质的要求。由于还在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尝试和探索阶段，开设、增加和减少公共基础课课程门数和授课学时的现象十分普遍，体现了一定的随意性，这要求专业负责人和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人要有一定的教学经验和较长远的眼光，也要求我们的教务管理部门要从上到下的予以重视和督促。课程门数和课时量越来越少的公共基础课必然难以强化学生的学习认知力，这是非常不利于高校推进实用性办学实践的，特别是我们这样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公共基础课程，奠定综合文化素养，就很难发挥创新潜力。

其次，从学习的主体和教育的对象――学生角度来说，学生的文化课基础较弱，学习能力较差，学习积极性不高。笔者所在的学校学生的高考分数基本在二本线上下，看似成绩不错，但其实不然。在近年来高校普遍扩招的形势下，生源素质每况愈下，现在的二本学生相当于以前三本或大专的学生，部分学生偏科严重，东西部省市的生源素质也差距较大，公共基础课的公共性注定不可能做到理想化的“因材施教”，忽视了学生个性的培养。而且，由于大部分学生自学能力偏弱，他们在高中的学习就非常吃力，对公共课的关注较低，也间接影响了公共基础课程的实际效果。公共课程被边缘化，学生仅仅为了修得学分而上课，我们老师曾经做过一项小调查，让学生选择为什么而学习，最终结果令人咋舌，竟然有高达百分之八十多的学生选择了最后一条“为积累学分而学习”，而选择“为了课程有价值，希望以后能学以致用而学习”选项的学生凤毛麟角，这也体现出学生对于应用型本科的定位和了解较少，学生压根不知道在公共基础课的课堂中可以学习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也不知道如何把这些知识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大部分的学生没有课先预习和课后复习的环节，作业也是以抄袭为主，没有认真地体会老师布置每一题作业的良苦用心。不是为自己而学习，就很难取得良好的效果，学生方面没有良好互动，大班化授课模式辄两三百人的点名和教学秩序管理，牵扯了教师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加上信息爆炸的时代，手机对于学生的吸引力太大，这些又反过来影响到教师授课。以我院为例，公共基础课程的教师队伍相对稳定，开课教师在长达几年的任教过程中，已经遭遇疲惫期，如果学生方面缺乏对老师的良性刺激和互动，老师感受不到教学的成就感，反更会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单调和被动。教师失去了与时俱进的学习动力，导致备课和教学热情的降低，公共基础课程大多教学内容不会更新太多，教学方法多年来都还是老一套，重理论而轻创新，这就很难从课程特色和学生所在的学科专业建立良好的关联与渗透。教师和学生互相抱怨，负面情绪互相影响，学生不好好学习，而学生又抱怨公共基础课程本身的教学缺乏吸引力，课堂氛围低落，使公共基础课的课堂教学陷入了死气沉沉的尴尬局面。

再次，公共基础课第二课堂学习氛围不浓，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较弱。以我院现有社团来说，风华英语励志社、数学社、翰轩文学社、足球社、排球社、羽毛球社等公共基础课教师辅导的社团，都是学院较为优秀的社团，相对于以前专科社团来说，学生的自主性已经有了很大提高，相应的指导教师需要投入的指导精力也比以前少很多。但为什么第二课堂的学习氛围还是显得较为单调呢，这可能与我们社团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组织活动的能力较弱、导致社团的活动形式相对单一有关。这就要求指导老师更多地投入精力指导学生有效地开展活动，辅助课堂教学，把课后的时间合理利用起来，开展更多样的社团活动，吸引学生加入第二课堂中来，有效地组织好第二课堂。针对第二课堂不够丰富的情况，需要学院加大投入，配置更多的活动场地，如果只是在布满桌椅的阶梯教室中开展社团活动，那肯定是会比较乏味的。如果学院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地外出交流和培训的机会，开拓学生的事业，想必对第二课堂的提升作用也会非常大。

三、面对公共基础课程教学现状进行两点反思

一是要注重公共基础课课程一线师资队伍的建设工作。应用型高等院校不能像以前一样，只是把优质资源用于专业课程，公共基础课师资队伍建设是推进教改方针的重要力量，如何建设一支学历和职称结构合理、年龄和性别结构合理、教学水平高的公共基础课教师队伍显得尤为重要。公共基础课大多安排在一、二年级，如果在公共基础课程中投入优秀的师资，会大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出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思维方式，也会给专业课程教学打好基础，以我院为例，目前的公共基础课一线教师队伍，高级职称教师不到两成，师资队伍逐日都是中级职称的年轻教师，职称结构不够平衡，教学效果一般般。对此，我院每学期都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教学竞赛，利用全体性的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竞赛，发动整体教师通过比赛，对实际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和改进，交流和推广比较适合当今学生的教学模式。严格考核教案、课件，大大提高了老师们教学积极性，参赛教师都表示收获很多。要积极引进优秀的教师资源充实到一线教学岗位上，优化师资结构，提升师资队伍的整体教学水平。

二是要创新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尤其是考核方式，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的主动性。积极引入创新的教学方法，利用多媒体手段和现有的学习资源，激活学生自主学习的主动性，做到学以致用重视对学生分析能力和应用能力的培养，重视对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训练。考核方式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决定了教师的教与学，现有的单一考核方式急需改革，考核方式的创新迫在眉睫。在近几年的教学管理实践中，我们渐渐发现，过程管理非常重要，不注重过程，只注重结果会导致非常多的问题。比如，适当加大平时成绩中课堂表现和自主学习的权重，对积极参与课堂教学互动的学生给予多方面的鼓励，让他们由此锻炼自己的能力，并对其他同学造成积极的影响，鼓励学生在课堂中向现有知识挑战，使全体同学都能在平时的作业和课堂表现上下功夫，主动地进行自主学习。杜绝过去上课不学习，课后抄作业，到了期末考试临时抱佛脚，最终课程成绩由期末考试成绩决定的现象。期末考试也要改革考试方式，不能教材学什么就考什么，答案都在一本教材上，这样也是不对的。从教师方面来说，既然教学对象是应用型本科的学生，那么对于学生的评价也应该注重“应用型”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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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科院校；公共基础课；《大学计算机基础》；分级教学

DOI：10.16640/ki.37-1222/t.2016.11.204

0 前言

大学的计算机基础课在我国已经有了一段的时间，最开始的作用主要是为了对学生进行计算机扫盲，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大学的计算机基础教学性质也发生了转变，更加重视对学生的计算机能力和素质培养。当前阶段要想促使大学计算机教学基础课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有必要对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改革，以便于能全面的促进学生发展。下面将对文科院校公共基础课《大学计算机基础》分级教学的改革与实践进行详细的讨论。

1 《大学计算机基础》分级教学改革的目标与设计理念

1.1 融合通识教育理念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在我国不断的深入发展，计算机与其他的学科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交叉形式。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一定要重视起对学生计算机教学中的通识教育理念培养。对于计算机基础的教学目标应当定位在未来的学生其他方面的能力培养，通过计算机基础素质的提升来为日后学生的发展奠定稳定的基础。同时要在计算机教学中强调学科的智慧性和知识性。同时应当对计算机教学基础进行层次上的划分，强化教学中的实践环节和教学中的启发式教学手段等，以便于能促进学生在计算机基础学习中得到更高的提升，促使学生的计算机思维能力能得到发展。

1.2 遵循因材施教原则

在对文科院校的学生进行《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当重视起对学生的分级教学案。而在分级教学中又应当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个体性等方面来进行实施。面对当前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需求，应当积极对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改革，并融合现代教育理念，来实施分级教学[1]。此外，在教学中教师应当鼓励学生对于学习中的个性化发展，调动学生积极性，强化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1.3 积极开展实践活动

为了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构建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教学体系，在对文科院校学生进行计算机基础课教学中，教师应积极的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并积极为学生创设好的实践条件。例如采取多媒体制作方式或者综合性实验等方式来引起学生的兴趣，从而促使学生能在实践的过程中得到素质上的全面性提升。

2 文科院校公共基础课《大学计算机基础》分级教学改革与实践

针对当前阶段我国的文科院校计算机基础教学来说，对于学生的能力培养并不是重视，因此，在当前有必要对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进行改革，以便于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素质提升。

2.1 分级教学的开展基础

分级教学的开展主要根据学生不同的情况和个性等方面来进行划分，同时当中要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和社会实际需求等方面的内容。之所以能在文科院校中实施分级方式主要是因为我国高校多数采取学分制方式来进行考察，这就为计算机的分级教学提供了理论上的保障[2]。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状况来进行灵活的选择，可以自由安排学习的时间和内容，从而促使教学中以人为本概念得以展现。同时，现代院校当中都有局域网，对于学生的学习来说能够提供大量的网络资源和视频教学内容，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学习的好环境，同时也为分级教学和合作学习提供了硬件上的保障。

2.2 分级教学的实施

（1）任务驱动教学。任务驱动教学方式是一种比较适合计算机这种操作性强的技能学习方式。计算机教学不仅要求实践性，同时还需要学生能够灵活的运用计算机来解决其他的相关问题，以便于提升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和素质。在教学中采取传统方式很容易让学生感到枯燥，对此，教师应当积极的利用任务方式来促进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让他们通过任务方式来探寻新的学习内容，并找到更加科学的解决问题的方式。（2）协作教学方式。对于文科院校来说对学生进行计算机基础教学主要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在基础能力上得到提升，而不是培养学生在软件方面成为专业的人才。例如我校的“Excel高级应用技巧”课程，即是计算机基础教学的延伸和提高，又是公共课程与专业课程的有效结合。在完成一个综合案例设计过程中，教师首先按学生能力划分为多个工作小组，并将综合案例切割成多个模块。然后根据各工作小组的层次来分配模块任务，整个合作的过程中学生既能与其他同学之间相互沟通，同时也能对当中不明白的地方通过协作的方式来进行解决，对教学效果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协作学习方式，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智慧能够被整个群体所共享，这对学生的知识体系构建和完善学生协作能力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是实施分级教学中的重点内容。

3 结语

文科院校的《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其教育的目的主要在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而不是对学生进行专项训练。因此，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当根据学生的实际需求和个性发展等来进行分级教学。在分级教学方式中，教师还应当重视起学生的实践性和协作性提升，促使学生在教学改革中得到全面提升，真正的帮助学生成为适合社会发展的优秀人才。

参考文献：

[1]刘云，韩存梅，边宗，达娃次仁.浅析项目教学法在《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中的应用[J].软件工程师，2014（01）：10―12.

[2]张艳芳.基于工作过程的高职《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设计[J].现代计算机，2013（10）：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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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致教育公共性丧失的教育基本假设：学生主要是家庭的

中国基础教育中的基本假设之一就是：学生主要是家庭的。在学校教育中，孩子主要被认为是家庭的，而不是社会的。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教育公共性的丧失。

客观地看，中国基础教育中存在一个内在基础性假设上的矛盾：在教育的组织和执行上，表面上看是承认基础教育的公共性的，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中国基础教育的强制性、九年义务教育的设置以及基础教育的广泛性等方面;但在基础教育的实际执行体学校中，中国基础教育的公共性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学生的教育主要仍然被视为是家长和家庭的。

在中国学校教育中，因为学生主要是家庭的假设，学校和教师并没有得到监护人和完全教育者的权力，对于学生的教育并不能代表国家和社会执行对学生的强制教育权，也即教师无权力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强制教育和惩戒教育。这两点只有家长才具备，至于家长执行这种权力与否，那是家长的选择，但学校教育并不具有这种权力。从这一点上看，中国教育法律法规主要止于学校教育，而并未达到家庭。如禁止体罚与变相体罚，只是针对学校教育，中国并未将此法规适用于家庭，这实际上强化了学生主要是家庭的假设。

学生主要是家庭的，换言之，家长才能管学生或者惩戒学生，这个逻辑不管在理论上如何，但这是中国当前基础教育中的现实存在的基本逻辑。中国基础教育最终逐渐放弃或者被迫放弃了必要的强制权力和惩戒权力，这一点或许是因为家长的意愿或者强制要求而被迫放弃的，但国家和社会却没有在这一点上进行明确和界定，同时也没有对执行强制权力和惩戒权力而与家长有矛盾和冲突的教师进行保护，最终导致了中国基础教育中学校教育权力的退步和削弱，以至于部分学校选择不作为。

学生主要是家庭的，这一假设实际有悖于现代义务教育的基本理念，因为现代义务教育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在理论基点上认为孩子不只是家庭的，更是社会的，为了社会的整体发展，孩子必须强制性地接受教育，义务教育建立的目的和理论基础就源于此。今天中国的教育法律法规事实上仍然不明确学生主要是家庭的还是社会的，这导致中国基础教育中存在很多法律上的歧义和内在矛盾。一方面是义务教育的强制要求，而另外一方面却将学校内部管理中必要的学生强制教育和惩戒权力视为家长的特有，这导致了几个严重问题的产生。

其一是教育法律理念的问题，导致家长和教师在学生的教育权利方面存在严重的含混，教育基本权力和义务无从划分，这实际上导致了学校教育的被迫的或者说无奈的不作为，因为作为面临的风险更大。

其二是学生的教育问题，家长的专属强制教育权和惩戒权因为家长与孩子的远离或者家长的宠爱，呈现大面积的真空状态，而学校教育却没有这种权力而不能管教学生，这导致了学生严重的纪律问题和人格发展问题，近年来多次出现的恶性学生事件就是注解。

其三是这种划分的逻辑导致了学校失去了必要的教育权力，学生被强制到学校接受教育，但学校却没有教育学生的强制权力。教师和学校没有教育强制权力，事实上是不可能实施社会和国家所要求的教育的。在这种孩子属于家长的情况下，很多教师还面临学生的暴力威胁，教师的人身安全都不能得到有力保护，根本谈不上保障学校教育的质量。

二、学生是社会的：公共性基础教育的必要性

作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方式，教育是我们重要的公共事务之一。公共性和公益性是公共教育的根本属性[1]。基础教育因为对国家发展和社会整体和谐有着巨大影响，不能简单地认为孩子只有家庭身份，基础教育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个人或者家庭的事务，孩子的行为也不能仅仅由家庭负责，教育的公共性必须得到彰显，学校必须拥有一定的教育惩戒权力。简言之，孩子不能只是家庭的，还是全社会的，在教育法律法规、教育行为和家庭认识上，都须要明确这一点，否则，中国的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会面临更为严峻的问题。

1.基础教育公共性的基本属性

基础教育有着公共性的必要，因为现代社会的人不仅仅是个体人，更重要的身份是社会人，个体的失败如果仅仅是个体的失败那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个体的失败往往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一点也是义务教育的基本理论逻辑。教育的公共性是现代教育的基本特征，指向儿童全面而长远的发展和社会整体公共利益，平权、保护、发展、世俗是其基本内涵。[2]

为什么社会个体必须接受基础教育，就是因为如果个体不接受必要的基础教育，可能会导致个体的失败，而个体的失败一方面可能会导致社会的负面影响，会严重影响到身边的其他人，甚至成为社会的负担和危险因素;另一方面，个体的失败还会导致整个社会的衰弱和问题，为了国家的强盛，必须要求个体接受教育，实现整个社会繁荣发展。从教育性质来分析，国家对教育公共性进行保护的理由如下：其一，教育是一个社会中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教育与一个国家发展的成败息息相关;其三，教育对于维护社会的公共秩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四，教育关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利益。[3]

2.基础教育公共性需要时时守护

理论与现实实践总是存在距离，无论理论上教育的公共性如何，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实教育中教育总是会成为私人事件，与家庭和学生个体的人生密切相连，这会本能地削弱教育的公共性。换言之，教育的公共性主要依靠公权力而得以彰显，但现实教育总会被削弱其公共性，教育的公共性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需要我们时时加以守护。

具体到现实学校教育中，教育结构和制度都是鼓励占有式的个人成功，竞争成功者，社会给予他们充分占有权力、资源和利益的优势条件，从而获得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成为社会精英集团中的一分子。我们把这种精英看作是能够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具有重大社会价值的人才，而把那些无力占有的个体排挤在竞争的圈子之外。最终导致教育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这种教育竞争实际上演变成为私人事件，在逻辑上和现实中都削弱了教育的公共性基础。所以在现实教育中，不少家长在学生教育问题上会屈从于社会制造的各种教育和生存压力，普遍地把公共教育仅仅作为服务于个体和家庭升学、就业求职的私人利益服务工具。家长并通过压力促使学校培养目标附着于个人或家庭范围内的利益计算上，最终通过教育，让孩子更好地进入劳动力市场，这种指向成为了学校、家庭投入教育的根本动机[5]。

3.基础教育发展的历史智慧

基础教育的公共性发展最初源于德国，普鲁士创造性地实施了强制性的义务教育，将一个二流的欧洲农业国，铸就成为了欧洲第一强国，今天德国仍然是欧洲主要强国，其基本经验就是将学生个体视为社会的个体，要求学生个体必须接受国民教育。德国义务教育阶段中一直牢固贯彻的是学生是社会的理念，所有学生从小就被训练成为严谨、理性和守法的公民，德国的国民性格也与此有关。德国的基础教育的相关法规，极为严谨地将家长与教师视为共同教育孩子的联合力量，与中国家长不一样，德国家长有着更多的对学生的法律责任。我们可以从德国学生逃学的法律责任划分理解德国的教育逻辑，在德国中小学，德国学生的逃学的责任由家长负责，如果学生经常逃学，那么德国法律会直接追究学生家长的法律责任，轻者社区劳动，重者经济罚款和拘留，其逻辑是家长没能有效教育学生，这种学生长大之后对社会会造成危害，基于此，社会必须强迫家长担负起教育责任。这在中国不可想象，在中国，学生逃学主要是学校的责任，更谈不上会追究家长责任。

基础教育的历史经验之一就是，家庭必然具有私人利益的一面，同时也有着宠爱学生的本能，所以学校教育必须站在公共性一面，平衡家庭教育中可能对社会不利的一面。

4.基础教育公共性的现实必要性

基础教育如果不能实现其公共性的定位，会导致基础教育问题丛生，主要可能有以下问题：其一，学生将处于无人管理的状况，学校教育无权管理，而家长则无时间管理，并且遇上了不负责任的家长和自身有问题的家长，那么社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学生走上歧途;其二，学校教育失去了自身的法律地位，基础教育本身是义务教育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社会力求使下一代提升素养的最为基础的举措，但简单地将教育强制权力归于家庭，则直接剥夺了中国学校教育的严肃性和严谨性，近年来中国学校教育的惩戒权的丧失，就是实证。其三是恶化了社会问题，认为学生的教育仅仅是家庭的事务，这种理念会严重地弱化学校教育的影响力，这实际上推倒了义务教育的基本逻辑。

5.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在公共性方面的差异性

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都有着公共性的共性，但在具体方面，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有着内在的差异：首先，在教育内容上，高等教育更多的是专业化和职业化，而基础教育则主要指向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是培养学生在社会生活和工作所必要的知识、能力和素养等。高等教育可视为对学生的一种社会分类，而基础教育则是社会个体在社会中的生活基础。其次，在学生个体上，基础教育面对的并非是理性的个体，不成熟是中小学生的基本特征，而高等教育的对象则大都已成熟，在法律上已经是成人，是能够独立承担责任和义务的社会个体，这一点在学校教育中具有本质的区别。最后，基础教育具有强制性的一面，而高等教育则主要是学生的自我选择，前者是个体的社会义务，后者则是个体的一种自我发展和人生规划。

三、公共性的基础教育的基本内涵

基础教育应该是公共性的，学生不仅仅是家庭的，也是社会的，对于一个社会的发展来说，对个体的基础教育更应该关注其公共性，基础教育很重要的构成内容就是对学生的社会化。

学生个体的教育不仅仅与个体的发展相关，更重要的是与社会整体相关，个体的教育本身就是对社会性的一种渗透和培养。社会的整体是由个体构成的，个体既可能对社会有积极意义的一面，也可能有消极意义的一面，教育良好的个体对于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为社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但一个教育不良的个体也可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消极意义。严重者如违法犯罪，直接给社会带来重大损失，轻微者如不能自食其力，只能依靠其他人的劳动而得以生活，个体的教育与社会整体的发展息息相关，不能简单地将个体的教育仅仅视为个体的和家庭的。

对学生个体的教育是社会整体建构的重要构成部分，个体正是在现代学校教育中得以实现社会化，最终成为一个社会人，如果在教育中放弃了对学生的教育，而将责任和权力归于家长，那么这种教育事实上违背了设立学校教育的初衷，正是因为家庭无力承担现代个体的教育责任，所以才有了学校教育，这一点本身就决定了学校教育理应拥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并应该承担起民族和国家为代表的公共社会的意志。学校教育是站在共同体的公共立场上的价值性和伦理性的选择，它不是单纯的工具，尽管它具有工具性的一面，公共性的基础教育是形成公共理性的方式，能够有效扩大社会公共善，激发学生追求自己的善的目标，尊重和鼓励他人的善的目标，促进和实现社会共同善。学生不仅仅是家庭的，现代社会的重要特点就是人与人的广泛的交往，一个现代社会的个体都是社会性的基本构成，既会参与社会活动，也会被社会活动所影响，简单认为学生个体只属于家庭的教育范式事实上只是封闭社会的选择，现代社会已经摒弃了这种教育范式。

现代学校教育中的基础教育阶段的公共性的基本内涵主要有以下构成：首先，在教育内容上，学校教育应该注重学生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和协调，既需要张扬学生个体的个性，同时也必须保证个体发展的社会积极性的一面的凸显。其次，在教育责任和权力上，学校教育必须承担公共社会的要求和责任，不能简单地将孩子的问题推给家长和家庭，即学校教育必须具有强制教育权力和惩戒权力，否则学生可能会成为无人教育的对象，这种问题学生是社会所不能承受的。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全社会不能简单地将孩子视为家庭的，认为学生的教育失败只是该家庭的问题，必须将任何一名孩子的教育失败视为社会的失败，这样在教育法规和教育管理中，社会才会改变观望和无所谓的态度。

四、公共性的基础教育的实践途径

基础教育的公共性是其内在的基本构成，基础教育的发展不能简单地避开公共性，基础教育的公益性和普及性都是建立在其公共性的基点上，对公共性的无视或者逃避是严重违背基础教育发展规律的。现阶段，我国基础教育应以国家、民族、个体眼前和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按教育规律办事，排除资本市场在制度上和文化上对公共教育和国民教育的过度干扰，通过学校教育传递对个人全面发展有意义且为社会所认可的品行。[8]

1.建构基础教育公共性的共识

学生个体的发展需要强调社会性的维度的发展，也即学生个体不能简单地视为家庭的责任，对社会下一代的教育，更为理智的是视为社会的基本事务，既需要保护其公共性，也需要强调其公益性和普及性。建构基础教育公共性的共识，既需要教育理论的支撑，同时需要学校教育实践的坚持。因为在实际的学校教育中，教育的公共性会面临学生、家长、社会等多重挑战，同时还会面临教育经费、教育竞争、法律争议等多重压力，如果不能实现整个社会对基础教育公共性的共识，那么仅仅依靠学校和教育界自身，是难以保卫基础教育的公共性的。教育在经费、法律、资源等多个领域都需要依靠社会，教育本身并不独立，也不强大。

2.教育法律法规必须明确基础教育公共性的基本假设

作为教育公共政策理论的核心概念，以教育公益性、教育正义、教育公平为核心的公共性是现代教育公共政策理论的前提。公共性是义务教育的一种基本特性，义务教育的公共性主要由免费性、世俗性、平等性、责任性与强制性五个部分组成。教育法律的一项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对教育本身所具有的公共性进行强制性地捍卫与保障。

教育法规必须重视当代基础教育中的法律基本假设问题，不能简单地将教师的教育行为视为个人行为，教师是代表着社会的公权力对学生进行必要的教育，学生也不是简单的仅仅是家庭的个体，所以应该要注意的是学生也是社会的，这样才能降低家庭对学校教育的过重的功利主义压力。基础教育作为公共教育，应该指向每个儿童全面而长远的利益和全社会共同利益。教育法律法规必须明确界定基础教育的公共性的基本假设，这样才能将学校从过重安全压力、应试教育和教育工具化的问题中拯救出来。

3.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适用统一的法律法规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应该适用同样的教育法律法规，这在西方国家是视为当然，但在当前我国教育中，仍然有着明显的区别和差异，这也是我国基础教育中的教育责任难以划分的重要原因。在所有教育立法上，家长和教师都适用同样的教育法律，这会纠正家庭教育的部分误区，促进教育法规的适切性和公正性，促进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相互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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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视效率而忽视伦理是当前公共行政管理学界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一特点对行政管理学自身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公共行政管理主要是面向公众的，应该坚持公正、对公众负责、正义等。所以，要改进公共行政管理，就应该对其中的伦理基础进行研究。本文主要分析了公共行政管理和公共伦理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公共行政管理应该坚持的伦理原则。

关键词：公共行政管理 伦理基础 研究

当今时代，我国正处在社会变革和转型的重要时期，社会上难免会出现很多不正常、不和谐的因素，这就需要有与之对应的价值尺度进行引导。公共行政管理在其中会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并不是最终目的，实行行政管理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传达人民的呼声。但是，近年来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只重视效率而忽视伦理的问题日益凸显，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行政管理的发展。要加强公共行政管理，应该重视对其伦理基础的研究。

一、公共行政管理和公共伦理

公共行政管理的过程并不只具有技术性，所有的管理过程中都蕴含着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所以公共行政管理不仅是一种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的问题，还应该体现一定的伦理结构。所谓公共伦理指的是一种社会价值取向，其核心是公共理性，公共伦理对公民的精神建设与道德取向具有决定作用。

公共行政管理既属于结构的范畴，也属于道德的范畴。有学者甚至认为制度本身应该属于一种道德观念。也有学者认为，国家之所以存在是为了推动美好生活，所以其行为肯定要关注道德层面。由此可见，公共行政管理总是与“公共”二字联系在一起。在“公共”范围中，公共的利益是核心，所以公共行政管理应该时刻关注公共利益。

二、公共行政管理应坚持的伦理原则

关于公共行政管理应该坚持的伦理原则不同的学者进行了不同的表述，有的学者认为公共行政管理应该坚持效率至上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公平。也有学者提出了优秀行政官员应该具备的素质是能够处理好某些相互矛盾的道德原则，这些行政官员应该具备以下几种素质：坚持原则，果断采取行动；果断对有分歧的问题进行处理。我国也有学者提出了公共行政管理所坚持的伦理原则，主要包括社会利益至上、公平公正以及勇于负责。无论如何，公共行政管理是不能够离开社会伦理基础而存在的。而行政工作人员自身的道德水平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公共行政管理水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公共行政管理应该坚持的伦理原则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维护公共利益

在我国，政府是代表人民的利益的代表，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所以政府应该坚持为民服务，把维护公共利益放在首要地位。从事公共管理的行政人员首先应该坚持社会公共利益至上，不能滥用权力，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公共利益之上。行政工作人员在进行行政决策之时，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一决策是否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如果坚持维护了公共利益，那么这一行政决策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会发挥积极作用。除此之外，行政人员的行政权力也应该受到道德的制约。行政权力在行使之时必须坚持公共利益至上。行政人员在行使行政权力时具有的非公共行为往往是导致行败的一大原因。行败后果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权钱交易等等都是严重违背行政伦理原则的。所以，行政权力在行使之时也应该坚持维护公共利益。

（二）促进社会信任

国家行政人员以及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是公共管理的主体，与社会公民有密切联系的公共事务是其客体。所以，有必要在国家行政人员和公民间建立起一种政治信任，这样公共行政管理才能够顺利进行。换言之，政治信任是行政权力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础。政治信任建立起来了，行政人员与人民群众之间没有了隔阂，那么行政管理法规等就能树立起权威性，从而有助于公共行政管理的进行。除此之外，促进信任也有助于减少了公共部门与公众之间的误会和猜疑，增进交流。

（三）促进社会的公平竞争

坚持一定的社会伦理原则，公共行政管理就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承担行政管理活动所产生的社会责任。促进社会的公平竞争，也是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

社会的公平竞争对社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例如有助于促进社会行政效率的提高；有助于促进创新，增强行政人员的士气；有助于促进行政机构及时对顾客需求做出反映。社会的公平竞争对于反对腐败、反对等等不良的社会风气。要促进社会的公平竞争，行政管理机构就应该引进竞争机制，在录用新人员、进行奖励和惩罚等方面，要按照实际情况进行，杜绝不正之风的产生与盛行。

三、伦理学视角下的公共行政管理

从伦理学的视角观察，公共行政管理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公 正

这一特点主要体现是公共行政人员在对待公众时应该坚持做到一视同仁，大公无私，而不是厚此薄彼。以社会保险为例来说明，情况相同的人在减免税款、领取救济金以及享受照顾时应该按照法律规定享有同等待遇。

（二）合 法

官员在进行公共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其采取的决策与行动应该具有合法性。首先，其不能不遵守法律的规定而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其次，他们的行为必须与大众价值取向相符合。

（三）正 义

公共行政管理在执法办事的过程中应该坚持正义。首先，要平等对待每一位公民；其次，政府应该对个人所处的环境和个人特殊的需要进行充分考虑。

（四）对社会公众负责

从伦理视角下观察，对公众负责是公共行政管理的一大特点。其表现为：政府部门应该把自身的活动向公众作出解释，而且要按照标准对活动的理由进行详细说明，让公众认识到这一决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公共行政管理与公共伦理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加强行政管理不可避免要关注公共利益，要受到公共伦理的制约。所以，公共行政管理应该受到公共伦理的约束，坚持一定的公共伦理原则，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坚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坚持促进社会信任、坚持促进社会的公平竞争。只有在坚持公共伦理的基础上，行政权力才能被合理利用，公共行政管理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葛红兵;论公共行政人员道德责任实现的方式与条件[J];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05)

[2]祝建兵,陈丽琴;行政道德责任:理论定位与实现机制[J];行政论坛;2003(03)

[3]陈辉;论公共行政管理方法理性化[A];全国首次公共行政管理方法论创新学术研讨会资料文集[C];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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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伦理；道德

工业革命使社会治理活动成为一种职业活动。历史进入19世纪中期，由于英国政府采纳了东印度公司的管理经验，因而出现了文官制度，使得政府中的公务活动成为正式的职业活动。到了20世纪，政府中的行政管理作为职业活动被世界各国迅速地接受。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普遍把行政管理当作专门的职业化的社会治理活动加以看待。然而，在社会治理活动职业化的过程中，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曾经影响行政管理活动主要从属于科学化、技术化的原则，导致这一职业的伦理规定丧失了生长的空间，行政伦理学的研究也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美国出现“新公共行政运动”这一要求变革社会治理方式的思想运动，行政伦理的研究才引起人们的关注。由此可见，关于社会治理的伦理思考是与人类追寻后工业社会治理方式的进程一道启动的。现在，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其中，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应当是怎样的。在一定程度上，公共管理是建立在伦理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治理活动都更加依赖伦理的引导和道德的规范。

一公共管理活动的职业体系

公共管理的职业体系是职位和岗位的结构体系。与以往的管理体系一样，职位和岗位指明了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体系中的具置，规定了公共管理的权力、职能及责任和义务。职位是就公共管理的纵向关系而言，岗位是就公共管理的横向关系而言。无论是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都是由职位和岗位构成的职业体系，直接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以往的社会治理体系在行政管理的名义下所形成的职业体系也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但是，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公共管理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它在管理的意义上告别了以往治理体系的权力定位或法律定位，不再是仅仅满足于科学化、技术化原则的职业体系，而是在伦理原则的基础上科学构造职位和岗位的职业活动体系。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同样由职位、岗位构成的公共管理职业体系不同于以往的行政管理。对于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来说，“命令—服从”的行为模式为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协作”的行为模式所取代。

职位和岗位都是职业体系的形式方面。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的不同不仅在形式方面，而且在内容方面。对于内容来说，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关系。虽然在一般的意义上，这些职业关系可以归结为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三大类。在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中，这些关系总会以极其具体的形式存在于公共管理活动之中。公共管理的职业关系越是具体，就越是包含着道德的内容。比如，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职务、岗位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忠于职守、忠实地履行职务以及岗位上的责任和义务；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和睦共事、互相支持；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平等待人、公正处事、真诚服务，以求得广泛的合作……这样一来，公共管理在形式上是分工—协作的体系，在内容上则是道德行为的表现。尽管都是在管理，但传统的行政管理是失去了实质性内容的管理，而公共管理则把形式与内容统一起来，拥有了伦理本质。

由于公共管理中依然存在着权力关系，所以，权力关系赖以生成的等级系列依然会存在。当然，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已经实现了对等级关系的根本性改造，把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等级关系改造成以组织层级为前提的等级系列，从而使个人之间在人格、权利等实质性方面达致平等。尽管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以组织层级为前提的等级关系只是形式上的，却反映了权力关系的本性。在一切存在着权力关系的地方，都会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等级。只要公共管理还需要权力，它就不能消除这种“等级”。因此，作为个人的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这一合作体系中也会遇到处理上下级关系的问题，并且会成为他进行日常公共管理活动的基本内容。比如，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体需要执行上级命令和维护政府利益；政府外的公共管理组织需要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服务于社会和维护社会利益。无论是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体，还是社会中的公共管理组织，对于公共利益的理解都会出现偏差，特别是如何把握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必定是一个时时都会碰到的难题。公共管理中存在着无法完全解决的利益矛盾甚至冲突。尽管如此，公共管理者却不能无所作为。事实上，在公共管理的服务定位中所派生出来的一切主动性、积极性，都会外化为公共管理者自主地处理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实际行动，进而使公共管理者不同于以往各种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治理者。做到这一点，从根本上说，就是充分发挥公共管理者的角色意识。只要公共管理者能够对自己的职业表现出充分的自觉，按照自己对其职业特殊性的正确理解去处理上述各种矛盾和冲突，他就会无愧于公共管理这一职业，并且总会达致最佳的从业效果。

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对于官吏的要求长期存在着争论。“官本位”文化的思路在终极追求中是要无条件地“忠君事主”；“民本位”文化的思路则反复申述“民贵”“君轻”的主张。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以制度的形式消解了所谓“贵”与“轻”的争论。但这种社会治理方式往往是通过间接的、迂回的途径来认识和了解公共利益的，往往在公共利益的要求与实现之间存在着“时滞”。特别是那些已经实现了职业化的社会治理者，缺乏积极回应公共利益要求的热情，往往表现出我们称为“”的那种对于公共利益的冷漠。所以，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型的过程中，在人们期求更为进步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过程中，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方式需要由更加灵活的、积极的和主动的公共管理取而代之。

对于公共管理来说，新型的社会治理体制和制度是其赖以展开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但是，与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不同，治理者的职业并不只是简单地充作体制和制度的构成因素和实现途径，而是体制和制度的必要补充。由此看来，统治型社会治理倡导官吏忠“君”爱“民”。在君民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的时候，要么要求盲目忠君，要么要求理性地贵“民”轻“君”。这两种选择都要求官吏在“君”与“民”之间作出选择和取舍。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得以发生的历史背景中，“君”“民”的矛盾和冲突是无法调和的。所以，矛盾之中会出现上面两种对立的主张，要求官吏在两者之间择其一。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官员和公务人员以体制和制度作为行为选择的终极标准，被动地接受体制中的程序驱使，对人民、对公共利益表现出极度的冷漠。他们在公共部门中工作，与在工厂中工作一样，都具有工业社会特有的色彩，属于形式化了的职业活动。与此不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发生在合作精神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文化的时代。在这种条件下，社会在整体上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因为，一切矛盾和冲突主要来源于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如果通过交谈和讨论能够取得共识、消解矛盾和冲突，那么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就是运用权力促进交谈和讨论。

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角色

人的道德生活来源于人的社会角色。只有了解和确定人在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才能判定他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是道德的。比如，一个公务员做出的某件事可能会被人们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是，一个普通公民做出同件事却不被人们认为是不道德的。对一个人进行道德评判，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我们先行对他的社会角色作出了定位。我们说一个人是不道德的，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为与他的社会角色偶尔不一致，也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为与他的社会角色经常不一致。在一般情况下，偶尔不一致能够得到理解和原宥，而经常不一致则会招致他人的批评和鄙视，甚至遭到他所在群体的排斥。

人在社会生活中可能会同时扮演着多重角色。有些角色是与生俱来的，如血亲关系中的角色；有些角色是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接受的，如做学生等；而更多的角色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职业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社会角色形式，正是人的选择的结果。就是说，普通的社会角色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自然生成的。一个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能够理所当然地形成应有的角色意识，并且准确地扮演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职业角色则不同。它需要人们通过自觉的选择和主动的学习，才能够获得准确的定位。

人们选择职业有着复杂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人们选择某一职业，可能因为生活的需要，可能来自生存的压力，可能出于兴趣爱好，也可能属于理想追求……当人们定位职业角色时，会在职业导师的引领下进入职业角色，也可能会在职业活动的实践中逐渐找到职业感觉。但是，所有从事职业活动的人，都需要借助于自觉的职业选择和积极的职业学习，才能够使自己融合到职业中去，成为真正的职业活动者。这个过程，就是从业者在职业序列中准确地找到他所从事的职业位置的过程。职业活动的舞台是职位和岗位。职位、岗位是人的社会角色的明确化、具体化和固定化，是职业化了的社会角色。同时，明确化、具体化和固定化的社会角色，在每一职位和岗位上都会有着明确的责任和义务。人类社会活动职业化程度的提高，更多地表现在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具体地规定职业活动中职位、岗位的责任和义务，即通过组织结构、制度规范和活动程序等等方式，为每一职位和岗位确立起明确的、具体的责任和义务。

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只要是职业活动和组织行为，都会通过职位和岗位来明确界定人的责任和义务，有效地配置权力。这也是近代社会“理主义”组织行为模式中最为典型的形式，但该行为模式没有注意到人的职位和岗位直接地构成人的多元社会角色中的一种。就是说，任何一种职业，任何一类专业化社会活动，任何一个组织行为体系，都不仅以整体的形式构造组织化的人的社会角色中的一部分，而且在组织成员个体那里担负着社会角色，甚至首先在个体那里成为社会角色中的一种。对于人来说，每一个职位、岗位都不仅是特定的组织行为体系中的责任和义务，而且直接地根源于整个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职位和岗位具有二重性，与之相对应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有同样的二重性。一方面，责任和义务属于特定的职业和组织行为体系；另一方面，责任和义务又属于整个社会。对于每一职位和岗位上的从业者来说，他的职位、岗位及其责任和义务，在职业活动和组织行为体系内会以职务的形式出现，在面向其直接归属的行为体系之外时，则以职业的形式出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职务与职业在从业者这里只是社会角色的二重归属。在从业者与他人的联系中，职务与职业都是直接的。因此，当管理主义组织行为模式成为职务—职业—社会之间的单线联系模式的时候，责任和义务便被片面化、形式化和缺乏道德的内容。我们在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中，时时处处都可以看到社会治理者只对社会治理体系负责而不对社会治理活动的对象及后果负责的情况。比如，就政府而言，下级官员只对上级官员负责，政府所有的官员都只对政府负责。只有政府才对社会负责，政府官员丧失了直接对社会负责的责任和义务的向度。政府对社会负责，却很少对它的官员负责。因为，政府的官员仅仅是政府的“雇员”，以至于政府的官员在政府中也时常会感到“不平”。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把单线的责任、义务模式改造成双线的甚至多线的责任、义务模式。还以政府为例，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要求政府官员一方面对政府负责，另一方面直接对社会负责；同样，政府既对社会负责，也对其官员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不仅仅是雇员。他们在直接对社会负责的过程中获得了在政府体系中享有自主性的资格。如果说，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政府视其官员为雇员的结果就是使他们成为政府行政执行的工具，那么，公共管理条件下的政府则使政府官员成为拥有自主意识的人。这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若把这种区别变成革新现实社会治理模式的动力，不容置疑的起点则是在理论上把握职位、岗位及其责任和义务的双重直接关系。

三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

职业活动规定着人的行为。一个人从事的职业和开展的职业活动，决定了他会有某种定型化的、重复的和连续的行为。他的行为总和构成了他的职业活动的基本内容，进而证明着他的职业角色。从表面上看，人的行为与职业的关系是被决定或被规定的关系，即职业决定和规定着人的行为。但是，这种决定与被决定、规定与被规定的关系，仅仅具有行为形式方面的特征。从实质上看，它是反向决定和反向规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决定职业。特别是在充分自由地选择职业的情况下，人与职业之间的联系就是人的行为选择的结果。考察人的职业角色可以发现，有的人选择了某一职业后能够迅速地进入角色，而有的人虽然从事某种职业活动相当长时间，却始终游离于这个职业角色之外，并不是合格的从业者。这种与职业角色的“和合”与否体现在人的行为中。所以，正是人的行为决定了他是否是合格的从业者。对此，笔者认为是“行为决定职业”。

在职业活动中，人的行为形式可以同一，但人的行为实质却会各异。对于那些行为规范和评价标准无法量化的职业活动来说，在同样的职业行为之间会存在着天壤之别。这种情况在社会治理的职业活动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因此，当人们选择了社会治理这种职业的时候，还只是获得了形式上的职业规定，实质上的职业规定则涵育于他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行为表现。就是说，社会治理者的职业角色主要由他自己的职业行为所决定。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正是通过人自己的行为选择了自己的存在形式和存在内容。人愿意做什么样的人，不只是由自己的愿望决定。只有当自己的愿望转化为行为，他才能成为自己愿望中的人。相对于做人来说，既然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选择做什么样的人，那么人就更能够用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己能否成为某个职业的合格从业者。

自从有了职业活动，人的职业角色就开始由人的职业行为来决定。然而，在近代以来的整个工业社会中，职业活动的形式方面总是受到制度性的强化，使人的行为更多地表现出被决定的特征。同样，在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社会治理职业活动由于治理者自主性的丧失，也使治理者的行为主要显示出受决定的一面。这种现象并不能否证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人的社会角色和人的职业角色的决定意义。相反，它证明了人的行为的受动性、被决定性和被规定性是由于历史造成的，是工业社会的历史条件限制了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人的社会角色和人的职业角色的决定性作用。随着工业社会的结束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人的职业活动在形式方面的规定开始弱化，在实质方面的规定受到强化。人在职业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日益显示出决定性的作用。与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公共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突出地反映社会治理职业活动的主体—公共管理者的行为选择的意义。

公共管理职业的一切实质性的内容，都是由公共管理者的行为直接决定的。如果说选择公共管理职业的行为决定了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形式的话，那么当一个人成为公共管理者的时候，怎样扮演自己的职业角色，怎样证明自己是合格的公共管理者，则取决于他的职业行为。公共管理者在职业活动中的某一行为或许多行为，都不能决定其职业角色。决定其职业角色的，只能是贯穿着服务精神和体现着服务原则的、稳定和持续的公共管理职业行为。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是公共管理的服务本质得以实现的途径。公共管理体系的结构和制度安排无论怎样贯穿着服务精神和体现着服务原则，都不是服务的现实。只有通过公共管理者的具体行为，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才能够转化为现实。对于公共管理者来说，他的职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律的规范，他的岗位服务和任职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由权力结构决定。当然，一些特殊岗位和特定职务也会由法律作出规定，但对于公共管理体系而言，却不是基本现象。职业和岗位、职务方面的法律规定与权力规定，在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中将以综合统一的形式出现。这一点也是公共管理行为区别于以往社会治理行为的基本特征。

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社会治理行为主要体现着权力意志；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理想的社会治理行为应当主要反映出法律精神。公共管理行为既不是权力意志的作用，也不是法律精神的显现。公共管理者把他在职业和岗位、职务上的权力规定和法律规定统一起来，作为公共管理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的支持力量灌注到自己的行为中去。所以，在公共管理的具体实践中，权力和法律都是公共管理行为的前提和依据。权力和法律所支持的和试图达到的是实现服务的精神和服务的原则。这样一来，我们在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中所看到的，就是以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为旨归的、权力和法律的综合统一。它在根本上结束了“权力归结为法律”或“法律受权力统驭”的争论。

尽管公共管理者在其职业行为中用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统一了权力和法律，但权力和法律在他的职业行为中毕竟是一种客观力量。无论行使权力和执行法律或受权力支配和法律制约，这种客观力量都会对他构成压力，使他的行为选择受到约束。公共管理者怎样才能超越这种被动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状况呢？应当说，在一切存在着权力和法律的地方，社会治理者都会遇到这种被动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状况。对此，以往的社会治理者往往不得不加以接受。公共管理者采取的则是积极应对的态度。他们把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所拥有的、作为制度力量和体系力量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转化为个人的道德力量。这样一来，公共管理行为便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职业行为，而是发生在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中的道德行为。就是说，当公共管理体系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仅属于制度和体系的时候，还只是相对于公共管理者的“客观精神”，公共管理者在职业活动中必须秉承和尊奉。一旦这种服务精神转化为公共管理者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标准，公共管理者也就获得了自由和自主。这时，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不再是受着某种外部力量驱使的行为，而是由他自己的意愿主使的行为。在人的一切行为中，只有道德行为是最自由、最自主的行为，职业行为亦然。

篇9

关键词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理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C93-03 文献标识码：A

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讨论是近几年的热点问题，并且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与进步，这个问题更加有待于解决。其理论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福利经济学理论

福利经济学理论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的经济学理论，它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经济学基础。

1、福利经济学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宗旨，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层在其《帝国主义》一书中提出，经济学应该是发现现行社会制度下财富分配所依据的原则，提出解决财富分配不均问题的对策与办法。

2、公共物品是一种特殊的产品，由政府提供并且不以盈利为目的。经济学家庇古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追求最大利益，将富人的财富部分转移到穷人，便可以提升整个社会的满意度，国民收入越是均等化社会满足程度就越高，社会福利实现程度也就越大。他提出了两个办法：一是增加个人的实际财富；一是将富人财富转移到穷人。庇古的国民收入均等化思想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很强的启示性。

3、帕累托最优认为：资源既定的情况下，任意一种分配方式都不可能使得一个人的状况变好的情况下另外一个人的状况不受影响。公共资源总量是一定的，只有在实现其配置最优化的情况下才能保证社会分配的最为合意化。这种情况便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情况。

公共性是公共服务的本质特征，政府的财政收入属于全体社会成员，公共财政支出也必须属于全体社会成员，因此政府必须对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一视同仁的服务，即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公平正义理论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的形成与公平正义理论密不可分。《正义论》有着非常浓厚的平等主义色彩，正义是对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公平分配。罗尔斯说：“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包括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正义原则是每个人对于其所拥有的自由体系有着平等的权利；第二个正义原则是，社会和经济的安排使人们拥有符合其自身所处的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

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着很大的启发，公正体现在利益方面就是提供一个纯粹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并且有序地贯彻第二条原则。

三、社会公平理论

社会公平理论的代表是马克思、恩格斯。这一理论对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的启示：

首先，公平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发展就是消除旧的分工，所有人共享社会福利，使人类实现共同发展。几人社会的发展是为了人类，那么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便是社会发展的目标，而公平的实现对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有着最为重要的意义。

其次，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的最高原则。以人为本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准和目标。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正是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提出的，并且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

再次，社会公平需要政府的调剂。为了消除社会的不公平现象，提升社会的发展水平，就需要政府的调剂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重视社会的普遍调剂。公平以差别为前提，其次是一个历史范畴，受所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 社会公平理论对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差距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四、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新公共服务理论

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要的理论依据。

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让更多部门参与供给； 更加重视政府的服务与产出质量；以社会成员的需求为导向；实行绩效评估等来监督政府的服务等。这些主张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支撑和手段。

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代表着罗伯特·B·登哈特夫妇强调用企业家精神来改革政府。行公共服务理论的原则有：服务而非掌舵；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服务于公民而不是顾客；责任不是单一的；重视人而非仅重视生产力等。这些原则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并且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提供了指导。

此外，公共产品理论中，对于公共产品的界定、公共产品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的论述，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路径的思考有着重要的理论支持。公共财政理论，以市场经济为出发点，提出市场失灵是政府财政存在的根本理由，把提供更为充足的公共物品作为政府财政活动的目标，而政府的财政支出也必须应用于全体社会成员，这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支撑。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马歇尔提出的公民权理论中认为，公民权代表一种平等的权利，他对公民权的三个维度的分析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作者单位：燕山大学文法学院）

注释：

崔松虎，颜旭.有限政府下的政府经济职能界定[J].生产力研究，2009

张三楠.论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从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到“中国模式”[J].民族研究，2010

崔松虎，张广.从“先富”到“共富”——科学发展观的经典范例[J].生产力研究，2009

刘邦凡，侯秀芳.论实现新公共管理的公民参与[J].学习论坛，2007

盖宏伟，陈树冬.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途径探讨[J].法治与社会，2007

篇10

A.同级机关

B.同一系统的机关

C.三个以上的机关

D.行政主管机关与业务指导机关

2.公文区别于其他信息记录的特点是()

A.传播知识

B.具备查考价值

C.书面文字材料

D.具备法定的权威性

3.在行政决策组织体系中被称为“神经系统”的是()。

A.信息系统

B.中枢系统

C.控制系统

D.研究咨询系统

4.公文的语言应当()。

A.诙谐幽默

B.古朴典雅

C.庄重规范

D.华丽流畅

5.我国国家行政机关实行()

A.职务分类制

B.职位分类制

C.品位分类制

D.职级分类制

6.政企分开的主要措施不包括()

A.解除政府主管部门与所属经济实体的直属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

B.大量裁减政府专业经济部门

C.大力裁减社会中介组织

D.加强和改善对国有企业的监管方式

7.下列人员()可以由委任产生。

A.乡长

B.镇长

C.县长

D.国务院各部委副部长

8.下面不属于一级政府派出机构的是()

A.行政公署

B.区公所

C.村公所

D.公安派出所

9.公文的基本语气是()。

A.祈使语气

B.陈述语气

C.疑问语气

D.感叹语气

10.下列文稿中具有正式公文效用的是()

A.议论稿

B.送审稿

C.征求南京市意见

D.定稿

11.在归部委管理的国家局中，国家技术局归哪个部(委)管理?()

A.国家计划委员会

B.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C.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D.国家教育委员会

12.政府机构之间最重要的关系是()。

A.协调关系

B.业务关系

C.协作关系

D.领导关系

13.轮换又称()。

A.转任

B.调任

C.挂职锻炼

D.轮岗

14.公务员必须退休的条件是指()。

A.工作年限满20年

B.工作年限满30年

C.男年满55周岁

D.女年满55周岁

15.行政管理体制的物质载体是()。

A.权责体系

B.组织结构体系

C.运行机制

D.行政权力

16.行政管理的主体是()。

A.社会公共事务

B.政府

C.人民群众

D.企事业单位

17.申诉期间原机关处理决定()。

A.不再执行

B.继续执行

C.变更执行

D.废止

18.下面哪种社会关系，公务员可以不用回避?

A.夫妻

B.密友

C.甥子女

D.祖父母

19.批复是用于答复下级机关请示事项的()

A.下行文

B.平行文

C.上行文

D.具有行政约束力的规章

20.行政管理的首要环节和各项职能运行的基础是()。

A.行政权力飞

B.行政法规

C.行政领导

D.行政决策

21.下列公文中，不需要指明主送机关的是()。

A.通知

B.请示

C.报告

D.决议

22.国家公务员向有关单位提出申诉的必要理由是()。

A.对公务员个人的处理不公正

B.公务员对涉及本人的人事处理决定不服

C.公务员认为自身受到的处理或待遇不合理

D.须有涉及公务员个人的处理决定

23.在国外被称为“智囊团”的是()。

A.研究咨询系统

B.决策信息系统

C.审批控制系统

D.行政决策的中枢系统

24.关于行政效率，总的原则是()。

A.效率第一，公平第二

B.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C.效率为主，公平为辅

D.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25.“三讲”教育的对象是()。

A.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

B.县级以下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

C.省部级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

D.省部级以下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26.管理幅度和管理层之间是()关系。

A.正比

B.反比

C.随机

D.不确定

27.在领导者的诸多素质中起主导作用的素质是()

A.职能素质

B.基础素质

C.业务素质

D.核心素质采集者退散

28.要重视搞好领导班子的群体配备,实现领导班子的()。

A.高效稳定

B.优化组合

C.整体效能

D.合理搭配

29.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属于政府的()。

A.政治职能

B.文化职能

C.经济职能

D.社会职能

30.调查报告的结构一般包括()。

A.标题、导语、正文、结语

B.标题、正文、落款

C.开头、导语、主体、结尾

D.标题、正文、结语

31.公文写作的基本要求不包括()。

A.一文一事,中心明确

B.用语庄严、简明、通顺、平实

C.为使各方面了解情况,多印发文件

D.符合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32.陈述性文件有()。

A.通报

B.指示

C.请示

D.决定

33.商洽性文件有()。

A.会议纪要

B.决定

C.指示

D.函

34.下列属于我国行政外部监督体系的是().

A.法制监督

B.财务监督

C.审计监督

D.主管监督

35.政党监督的主体除了党委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外,还有()。

A.党的宣传部门

B.党的基层组织

C.党的组织部门

D.党的领导集团

36.职权集中,责任明确,指挥灵便,行动迅速,可以减少权力冲突和内部摩擦的一种领导体制是()。

A.首长负责制

B.委员会制

C.混合制

D.直线职能制

37.公务员必须遵守的纪律有()

A.不,贻误工作

B.不贪污,不行贿

C.不违公德

D.不得参加非法组织

38.下列哪个属于公务员之列?

A.企业工人

B.农民

C.转业军人

D.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39.不属于派出机构的是()

A.行政公署

B.公安派出所

C.驻京办事处

D.街道办事处

40.在领导体制中,行政监督机关和审查机关都实行()。

A.业务领导制

B.首长负责制

C.委员会负责制

D.双重领导制

41.行政管理体制的核心系统是()。

A.结构体系

B.运行机制

C.权责体系

D.规章制度

42.批复是答复下级请示的文件是()。

A.被动文件

B.主动文件

C.是对报告的批件

D.下级没有请示,用来指导工作的

43.办公室更改电话号码,可用()公布周知。

A.通知

B.通告

C.启示

D.布告

44.区公所是()的派出机关。

A.乡人民政府

B.国务院

C.省、自治区人民政府

D.县人民政府

45.我国机构改革的关键是()。

A.精简机构

B.裁减人员

C.转变职能

D.核定编制

46.规范性公文标题的时间是()。

A.公文的时间

B.公文撰写的时间

C.公文打印的时间

D.公文讨论的时间

47.国家公务员可以辞职的条件是()

A.未满最低服务期限的

B.在涉及国家安全,重要机密等特殊职位上任职的

C.女性公务员在孕期、产期及哺乳期的

D.正在接受审查的

48.我国公务员制度同西方文官制度强调的文官“政治中立”具有的本质区别是()

A.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

B.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C.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D.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

49.不能联合行文的机关是()。

A.同级政府之间

B.政府各部门之间

C.上级党委和下级政府之间

D.政府部门和同级人民团体之间

50.清退保密文件时,要()。

A.摘录文件内容

B.复制原文

C.按原文标注密级处理

D.按平件清退

参考答案

1.D2.D3.A4.C5.B6.C7.D8.C9.B10.D

11.B12.D13.D14.D15.B16.B17.B18.B19.A20.D

21.D22.B23.A24.B25.A26.B27.D28.B29.D30.A31.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