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药学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早期药学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禀承神农氏的精神

问起邱盛雄博士如何走上中医药的发明之路时，他说他心目中最重要的发明家是神农氏。“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故天下号神农也。”神农氏是公元前25世纪的传奇人物，被尊称为炎帝，烈山氏，神表等。传说神农氏创造耕种器具，教授五谷(稻、黍、稷、麦、菽)种植，是中华民族农业始祖。他拥有广博的草本知识，曾亲尝百草滋味，以辨别各种草药的药性与毒性，奠定了中医药学的基础，对中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可谓中医药学的始祖。《神农本草经》被认为是中医最早的一部完整药典，记载了多达365种中草药，由于其数据详尽，历代《本草》甚至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皆以其为宗。

邱盛雄博士一向禀承神农氏的精神，并遵从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开示，将医理与佛理结合，在药学里钻研数十年不改其志，终至有所突破，创新，从而发明出治癌药物及一系列保健机能饮料，在瑞士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共获得5枚金牌、2枚银牌，1枚铜牌及大会特别奖：以“如如光保健饼干”和“风速变草本植物饮品”在中国发明协会第十六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上赢得2项金牌及大会特别奖。他的发明产品的原料都是植物，产品经国家认证的检验机构化验，不舍防腐剂，含有的营养素非常齐全，包括维生素E及B群、矿物质、胆碱，肌醇、异黄酮，生物素，蛋白质以及多种左旋氨基酸等等，萃取出的营养素全系天然，无添加剂。此外，其各项发明产品经抗氧化仪器测试，证实具有排除自由基之功用。

小专利有朋商机

2009年4月底，邱盛雄博士与合作伙伴蔡孟勋博士应中国发明协会的邀请，参加了中国发明协会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发明家论坛。在论坛上，他们提交了两篇论文，一是《中药治疗卵巢癌的效果》，此篇论文已被新加坡某杂志采用，于2009年6月发表，二是《“零非零1号”针对糖尿病的效果》，该论文的论点，已经“财团法人生物技术开发中心中草药计划”做动物测试试验。

除了正式公开的发明之外，邱盛雄博士尚有11种用于治疗重症的发明产品，已通过台湾省某大学实验室的交叉测试证明其效果。邱盛雄博士的各项发明产品能通过各种现代科学仪器的测试，再一次证明了中草药能调理进而治愈现时各类疾病。邱盛雄博士始终坚信，中医药学能流传至今，必定有其实用价值及广泛意义。他说，多年来不但中国人亟欲突破中国古代医药典籍所载，欧美各国在这方面也相继投入了相当的人力与财力，希望能有所突破，这也更证实了中医药学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第三届中国发明家论坛上，邱盛雄博士与合作伙伴蔡孟勋博士提交的论文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中国发明协会的一位领导对其作了详细了解，并评价说：“小发明有大商机。”邱盛雄博士说：“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若经国际认证并将之向国际上推广，将不仅是华人之光，更是世界人民之福。”

从基因层面研究癌症病理

卵巢癌，一个沉默的杀手，多数的患者在发现时都已接近后期，目前尚未出现任何有效的早期诊断方法。若能够从正常组织中找到早期癌症的辨识基因，就能让卵巢癌的研究更加的深入。

邱盛雄博士和他的合作者分析了13个良性肿瘤，22个侵入性肿瘤以及16个正常的卵巢，并以genes-cDNA array纪录卵巢癌相关的9600个基因的表现。这些又可以再细分成两群early-stage包含13个良性肿瘤及7个staged I癌症肿瘤：late-stage则包含所有staged III的癌症肿瘤。

结果，他们在early―stage找到433个up-regulated基因及60个down-regulated基因，在late―stage则找到395个up-regulated基因及101个down―regulated基因。这些基因在肿瘤/癌症中其功能都会产生变异，如细胞生长，细胞周期控制，分化、讯号传递，细胞凋亡，离子运输及细胞形态改变等。他们最感兴趣的，是这些首次出现的抑制核受体蛋白，在癌症初期及晚期之间，这些基因的表现量应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他们找到了90个表现极高的基因，以及165个在late-stage相关的抑制基因。癌症末期与癌症初期明显的不同，在于细胞生长、细胞沾黏，激素活性，细胞形态以及细胞与细胞之间的信号传递。他们最感兴趣的是，这些酵素对应的合成碟啶也是首次出现在最近的研究中，借着Real time RT-PCR可以找到GCHI，KRT18，H3F3A和MYBL2这些基因在所有的癌症组织中都有很明显的表现；而MDFI，ARP3BETA、COLl6AI和MLN这些基因则在早期癌症组织中被辨识出可能会发展成末期癌症。因此，本试验结合邱盛雄博士所发明的抗癌中草药精华液配方，可筛选出可抑制上述癌症基因的方法。

最后，他们得出结论：微数组提供的数据对于癌症基因表现之比较是非常具有价值的，且可对于卵巢癌每个不同分期进行更深入的诊断及病理研究。

邱盛雄博士的发明项目简介

邱盛雄博士依据个别需求应用不同处方，以数十种草本植物混合，经高温萃取而研制出系列保健饮料。

(1)“零非零1号”：针对手术后肠子沾粘及糖尿病。

(2)“零非零2号”：加强免疫力，预防感冒，心悸，荷尔蒙分泌不足以及用于手术后调理及促进儿童发育等。

(3)“花抗辐”抗幅射。

(4)“体香露”外用喷液：防治蚊虫咬伤，肿痛、皮肤痒，青春痘。

(5)“海草”，用于痛风。

(6)“生化36”：强化造血功能，增加骨质密度，改善骨质疏松症。

(7)“目犍连笋”：蒸腾脑细胞活化，提高记忆力，预防帕金森氏症。

(8)“一定要”：提升免疫力，抗病毒。

(9)“阳化溶”：消化体脂排出体外，达到自然健康减肥的效果。

(10)“如如光”：活化视神经，明目。

(11)“风速变”：改善过敏体质，预防上呼吸道感染。

1994年，在瑞士日内瓦第22届国际发明展览会上，“零非零1号”获金奖，“体香露”获银奖，“零非零2号”获铜奖。

1999年，在瑞士日内瓦第27眉国际发咀展览会上，“海草赴”获银奖，“花抗辐”获银奖。经菲律宾黎刹骑士协会Knights ofRizal授封骑士司令勋章。

2000年，在瑞士日内瓦第28届国际发明展览会上，“生化36”获金奖，“目犍连笋”获金奖。此外，还获大会另颁个人特别奖。

2001年，在瑞士日内瓦第29届国际发明展览会上，“一定要”获金奖，“阳化溶”获金奖。

2005年，参加在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举办的“2005国际骨质疏松大会中国骨骼与关节健康十年行动研讨会”，并于会中《中药方剂BIO36》。

2006年，被评为“台湾第一届杰出企业发明家”。参加中国发明协会主办的第十六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传喜生化科技公司研发的产品“如如光保健饼干”和“风速变健康草本植物饮品”获得2项金牌及大会特别奖。

篇2

1.1一般资料本组患者共382例，其中男293例，女89例，年龄最小17岁，最大78岁，平均年龄46岁。新鲜骨折339例，陈旧骨折43例。左侧237例，由此145例。

1.2手术方式采用空心螺钉加张力带钢丝环扎内固定术式275例，克氏钢针加张力带钢丝环扎内固定术式107例。

1.3骨折愈合时间长者78d，短者42d，平均56d。

1.4疗效判定标准随访256例，平均随访时间13个月。疗效判定标准：优：膝关节活动度＞135°，活动后膝关节无任何不适，患肢肌力正常，恢复原来的工作何生活；良：患肢膝关节活动度90°左右，活动后稍有酸痛，肌力较健侧弱，恢复一般工作和生活；差：患肢膝关节活动度＜45°，活动后肿痛且肌力明显减弱，不能参加一般工作。随访后结果：优313例（82%）、良67例（17.5%）、差2例（0.5%）。

2功能锻炼方法

2.1术后第1周术后患肢抬高20~30cm，略高于心脏水平，以减轻术后水肿[2]。术后第2天，开始指导患者做股四头肌收缩活动,膝关节轻缓伸屈，每日2~3次，每次2~5min。3d后患者可坐在床上，适当增加活动次数和延长活动时间，但膝关节屈曲不宜＞90°。

3讨论

3.1促进骨折愈合髌骨骨折采用空心螺钉或克氏钢针加张力带钢丝环扎内固定术式，术后可大胆摒除外固定，鼓励早期活动，在护理人员的指导下进行正确的功能锻炼，能促进骨折愈合，加速功能恢复，减轻患者痛苦。本组病例骨折平均愈合时间8周左右，明显低于传统丝线缝合或单纯钢丝固定术式的愈合时间，且患者伤肢功能恢复较快、痛苦小。一般的丝线缝合、单纯钢丝固定，作用差，当膝关节屈曲活动时，骨折端容易分离。而空心螺钉或克氏钢针加张力带钢丝环扎内固定术式，恰巧利用其抗拉力强度吸收了全部分离张力，有利于骨折压缩愈合。这就为我们制定的早期有计划的功能锻炼提供了理论依据及条件。早期正确的功能锻炼，有利于刺激和加速骨痂的生长，保证运动元神经何肌纤维间的相互促进作用的正常运行，从而加速骨折的愈合。我们骨科护士掌握了这个道理后，就会积极主动地协助和指导患者进行早期的功能锻炼。

3.2加速功能复原髌骨骨折采用传统术式固定后，还需加用长腿石膏托外固定4~6周，患者卧床无法活动，由于关节的长期固定，限制了膝关节早期的功能锻炼，同时还易引起肢体组织的废用性萎缩和关节僵硬而造成肢体功能恢复延长。若过早撤除外固定加之不适当的活动还可使丝线或钢丝断裂，导致骨折分离，造成骨折延迟愈合或不愈合，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痛苦。相反，采用空心螺钉或克氏钢针加张力带钢丝环扎内固定术式后，按照我们制定的早期功能锻炼计划，循序渐进地施行功能锻炼，关节活动不受限制，肌肉收缩时可以增加关节的有效循环血量，给关节软骨断面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在防止肌肉萎缩、关节强直和促进骨折愈合的同时，还能使膝关节的屈曲功能恢复正常或接近正常程度，不需要消耗时间进行物理治疗或漫长的锻炼，因此，骨折愈合全部疗程大为缩短。

3.3防止并发症本组病例因无石膏外固定束缚加之早期正确的功能锻炼能解除患者不正常的床上生活，对患者精神上的安慰很大，使之食欲增加，体力增强，精神愉快，气血流通，睡眠良好，代谢旺盛，符合动静结合、内外兼治的治疗原则，促进了骨折愈合，加快了功能恢复，减少了痛苦，有效防止了压疮、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3]。

本组病例中极个别疗效较差者，主要原因时患者年老体弱、惧怕疼痛或不配合功能锻炼所致。

【论文关键词】早期功能锻炼对骨折愈合影响

【论文摘要】目的讨论早期功能锻炼对髌骨骨折术后骨愈合的影响。方法观察分析髌骨骨折患者术后早期功能锻炼对缩短骨愈合时间及伤肢功能恢复的效果判定。结果正确的早期功能锻炼不但能缩短骨愈合时间还能促进伤肢功能尽快恢复。结论骨科护理人员应掌握正确的早期功能锻炼方法并积极主动指导患者进行锻炼，从而达到缩短骨折愈合时间和伤肢功能尽快恢复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李进.空心螺钉加钢丝张力带联合治疗髌骨骨折82例体会［J］.中国临床研究杂志，2008，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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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糖尿病肾病；中医病机；经方；研究进展

糖尿病肾病在中医古代文献没有对应的记载。祖国医学对发展至肾脏病变认识较早，消渴之名首见于《素问奇病论》，消渴肾病的雏形见于汉代张仲景《金匮要略》中：“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现代医家吕仁和在研究古代文献基础上，参照现代医学的有关知识，结合临床实际，提出中医病名：“消渴病肾病”。任继学、南征等在研究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根据《圣济总录》对“消肾”的论述，提出将本病定名为：“消渴肾病”。

治疗糖尿病肾病经方的研究

1.六味地黄丸

李志杰等通过动物实验观察探讨六味地黄丸保护大鼠肾脏的机制，得出结论：六味地黄丸可能通过上调足细胞和表达发挥保护大鼠肾脏的作用。[1]陈景亮等观察六味地黄丸治疗早期尿微量白蛋白的疗效，结论是六味地黄丸能有效地降低早期尿，对控制进程具有较好的作用。[2]刘鹏等，对六味地黄丸治疗糖尿病肾病的研究进展作了综述整理，使六味地黄丸治疗的研究更加系统、更加清晰。[3]

2.补阳还五汤

王秀芬等通过临床观察探讨了加减补阳还五汤对早期的临床疗效及作用机制。[4]叶仁群等通过动物实验探讨补阳还五汤对早期患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及其受体（的影响，发现及其受体在早期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补阳还五汤可减少早期患者血清及其受体蛋白表达，是其保护肾功能的作用机制之一.[5]李作森对补阳还五汤治疗文献作了分析，评价补阳还五汤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得出结论：补阳还五汤治疗明显优于常规治疗组；黑龙江中医药人学博士学位论文但由于高质量的文献较少，样本量又有限，仍需做进一步深入研究。[6]

3.真武汤

方连顺等临床观察例肾阳虚并疲血型）患者用真武汤合桃核承气汤加减治疗疗效满意，肾功得到改善，有降血糖、降血脂、提高的功效。[7]郑镇雄等用真武汤加减治疗做临床观察，发现真武汤加减治疗在控制病情发展、调节整体代谢等方面具有肯定的疗效当归补血汤卖宁等观察。[8]

4.当归补血汤

含药血清对高糖条件下肾小球系膜细胞）增殖的影响，探讨其在防治中的意义。结果发现：高糖可促进增殖，当归补血汤能明显抑制高糖作用下增殖，从而达到预防和延缓发展的目的。[9]徐宁等通过例临床观察当归补血汤对患者的血脂及蛋白尿的影响，得出结论：当归补血汤及西药综合治疗具有临床疗效，值得推广。[10]

5.当归芍药散

张立等用动物实验的方法来探讨加味当归芍药散对早期肾损伤的保护机理，结论是加味当归苟药散可提高大鼠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的含量，减低血清丙二酸的含量，减少高糖引起自由基的生成及动脉硬化的发生，发挥抗氧化应激的作用。[11]

6.五苓散

熊开旺等临床观察复方五{散治疗早期糖尿病水肿例，结果：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患者尿蛋白量及血肌酐、尿量、胆固醇、甘油三酷等生化指标均显著改善，结论是复方五{散治疗早期水肿有明显疗效。[12]

7.升降散

唐学敏等临床观察加味升降散治疗的疗效，观察结果：加味升降散结合常规治疗，治疗能够减少尿蛋白、改善肾功。[13]

8.黄连四物汤

文平凡等观察西医治疗配合黄连四物汤对早期的临床疗效、血清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黄连四物汤配合西医疗法不仅能显著下调糖化血红蛋白、血糖，还能调血脂，而且能降低血清水平。[14]

祖国医学在糖尿病肾病领域中有着突出的贡献，现在单味药的治疗研究与自拟方辩证的研究也已走向临床并取得了不错的临床疗效。但是在中医药干预糖尿病肾病的临床疗效评价的规范化、标准化还有待研究。

[参考文献]

[1]李志杰等六味地黄丸防治大鼠糖尿病肾病的实验研究[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1，（8）：1728-1732

[2]陈景亮，凌方明，等六味地黄丸对早期糖尿病特病尿微呈白蛋白的影响[J]新中医，2004，36（12）：26-27

[3]刘鹏，周彦彬，等六味地黄丸治疗糖尿病研究进展[J]实用中医药杂志，2010.30（3）：20

[4]王秀芬，赵苍朵，等加减补阳还五汤对早期糖尿病肾病临床疗效及作机制探讨[J]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2005，6（5）：280-281

[5]叶仁群，谢嘉嘉，等补阳还五汤对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及其受体F1t-1的影响[J]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2009，10（2）：130-132

[6]李作森补还五汤治疗糖尿病贤病的分析[J]数理医药学杂志，2011，24（5）：585-590

[7]方连顺，张云骑，等真武汤合桃核承气汤加减治疗糖尿病肾病（肾阳虚并淤血型）32例[J]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11，25（6）：82-84

[8]郑镇雄，等其武汤加味治疗糖尿病贤病的临床研究[J]中国医药指南，2011，9（11）：127

[9]垄宁，张莹雯，当归补血汤含药血[对高糖条件下贤小球系膜细胞增殖的影响[J]中西医结合研究，2011，3（4）：175-178

[10]徐宁，刘临祥，等当归补血汤加减及综合治疗糖尿病贤病例临床观察[J]医学理论与实践，2008，21（12）：178-179

[11]张立，赵云芳，等加味当散对糖尿病早期贤损害的保护机理探讨[J]实中医内科杂志，2011，25（1）：26-28

[12]熊开旺，林生庚，巧复方五{散治疗早期糖尿病水肿的临床疗效观察[J]临床和实践医学杂志，2011，10（13）：1023-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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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之所以提出本草研究的创新问题，是因为目前已经出现了研究肤浅和低水平重复的现象。造成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有的是由于掌握的信息不够全面和及时，也有的是属于学风问题。社会上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本草研究中来。以下拟从本草研究的几个方面作一探讨。

一、本草文献研究

本世纪在本草文献（准确他说是本草专著）难芯糠矫娉晒橙弧U夥矫孀钪匾慕故潜静莸哪柯佳а芯俊A帷断执姹静菔槁肌贰⑸兄揪取独幸┪南拙罚约白罱霭娴摹度幸酵际榱夏柯肌返仁椋旧贤瓿闪酥泄诘乇静葑ㄖ哪柯佳У鞑椤?

在本草专著的研究方面，本世纪研究得比较深入的有《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本草品汇精要）、《植物名实图考》等主要本草。所谓深入，是指对其成书、内容及版本都有过细的研究，尤其是近20年，这方面的进展非常迅速。过去一些研究较少的本草，在这段时间内有了不同程度的研究进展，如《绍兴本草》、《履巉岩本草》、《宝庆本草折衷》、《本草原始》、《滇南本草》等。在已有研究的本草专著中，绝大多数为明以前的本草，尤其是宋代及其以前的本草研究得比较多。伴随宋以前本草文献研究的深入，其辑佚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神农本草经辑注》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为缕清我国本草文献发展的源头作出了贡献。尚志钧先生在宋以前本草的辑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由于本草学者的努力，南宋以前的亡佚本草几乎全都有辑佚本。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许多明清稀见的本草著作也陆续影印或校点出版。正在进行中的《中国本草全书》更是志影印全部1949年以前药学文献。而进行中的《中华大典·医药卫生典、药学分典》如果能编辑成功，也将把古代本草文献的主要内容分类纂集于一书，这些进展为当今发掘中药宝库铺垫了道路。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大量以探讨医药成就为主旨的本草文献（主要是《本草纲目》）研究论文中，有新见解的越来越少。我们不是不需要这方面的论文，60年代初期以及80年代前期，的确涌现了许多高质量的探讨《本草纲目》对医药乃至整个古代科技的论文，但此后的有关论文数量剧增,质量却每况愈下。辗转抄录、选题琐屑、把书中反映的历代医药成就全部不切实际地归于李时珍等现象极为严重。《本草纲目》似乎成了撰写论文以谋晋升或参加会议等的捷径。

必须直言的是，研究本草著作的文献学内容（目录、版本、辑佚等）需要良好的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条件，并非人人都能涉足并取得成就的。加之国内现存本草专著的研究已经比较广泛，并有一定的深度，因此这方面发展的空间已经比较狭窄。围着几部重要本草变看法子为之粉饰颂德，或反复讨论前人已有定论的内容，或纠缠一些目前条件不可能定论的议题（除非有出土的或新发掘的资料），我个人认为这是使本草文献研究平庸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本草文献的研究已经到头。事实上百年之间，我们还只不过是围着中国内地所存的汉文本草专著打转转。即便如此，有些本草我们的研究还很肤浅（如《滇南本草》多种本子究竟那一种能算是兰茂所处时代的作品？传世的《绍兴本草》抄本有没有一个祖本？等等），国内不有可能出现或出上新的本草专著，流散海外的本草著作也有不为我们所知者。最近从日本接引回归的《药性会元》、《药性要略大全》等本草，国内学者过去就从不知其底里。原以为失传已久的墨西哥传教士石铎碌（石振锋）所著的《本草补》，最近笔者才从国外获得了它的影印件。这说明本草书志的研究尚未完结。马继兴先生目前正在进行的世界中医药联合目录研究课题将把本草文献的调查推向深入，这就是一件具有创新意义的工作。此外，非本草专者的医书，乃至非医书中蕴藏着大量未被本草专著收录的药物资料，这些资料的调查、汇纂和整理，是本草文献研究者未来的用武之地。厚古薄今是过去医药历史研究的普遍现象，近现代本草文献还有待整理研究。少数民族药学文献至今罕有报道。和中国本草一脉相承的日本、朝鲜本草也很少有中国学者问津。因此，未来本草文献研究不应该故步自封，开拓新领域是创新的重要体现。

二、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

在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方面，本世纪所取得的成就最为辉煌。这一工作延续的时间很长，早期中外动、植、矿物分类学家根据我国古本草或民间沿袭的名称来确定某一物的中文名。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也包含着本草考证，但前辈并没有将其依据专门记录下来。本世纪上半叶，赵燏黄、黄胜白。钟观光等前辈学者把现代植物分类和中国本草知识相结合，有针对性地对本草药物进行考证，确定其分类学地位，从而开创了我国药物品种本草考证之先河。日本的冈西为人等也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并授徒传道。前辈们荜路蓝缕，确定了本草中大量的药物名称。近50年来，围绕中药品种进行的研究和资源调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包括“”期间），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反映在为数众多的动植物志、中药志、《药材学》、《生药学》及《药典》等书籍中。国家药典收入的中药，首先必须确定品种。一批药学界前辈把所掌握的现代分类知识与传统本草相结合，使中药品种考证工作不断深化，由此也积淀了丰富的本草考证经验，总结了一些本草考证的方法。楼之岑、谢宗万、徐国均等许多前辈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除大量的药物品种本草考证论文之外，集中反映这方面成就的专著当数谢宗万先生的《中药材品种论述》（上册于1964年出版）。该书以中药混淆品种为研究对象，这一选题本身就具有创新性。中药混淆品种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现象，这就要求作者除具备现代科学知识之外，必须精通古代本草的内容。谢先生正是把植物分类、实地考察和传统本草考证相结合，在药物混淆品种本草考证方面独占鳌头。80年代初，为了使本草考证更上一层楼，谢先生又参加了西学中班，补充了中医临床知识这一课，使本草考证更贴合中医用药实际。正因为谢先生的知识结构的完善，使得他在80年代出版的《中药材品种论述》（中）以及后来修订萹的上册内容更为充实。“本草考证”在书中正式作为一个专项。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考证结果直接保证了中药用药品种的准确。然而谢先生并没有从此停步，他90年代又辟蹊径，将其多年的药物品种本草考证经验上升为理论，连续出版了《中药品种理论研究》、《中药品种新理论的研究》等书籍和论文，使这一研究由散在的经验变得有规律可寻。这一理论的产生本身就是创新，其意义远胜过零散的药物本草考证。

本文用较多的笔墨介绍谢宗万先生在药物品种本草考证方面的业绩，井无忽视其他专家成就的意思，只是想借用此成功之例，说明要想在本草研究中不断创新，必须注意结合多学科的知识，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并及时将实践上升到理论，为下一轮更深入的研究开辟天地。同时也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创新就不能安于老套路，必须根据各人自身的特点，选择适应自己创新发展的道路。可是近些年来，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低水平重复的现象非常严重。在已经发表的文章中就可以发现许多品种中早已有人考证过的，结论雷同。有些混淆品种中的常识性问题，也有人再次重复前人的劳动。至于平时审稿过程中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更多了。再者，选题基本上集中在植物，而动物、矿物方面的考证文章少而又少，这和本草记载的各类药物比例是不相称的。以矿物药为例，至今专门的论著只有王嘉荫1956年出版的《本草纲目的矿物史料》。

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与本草文献研究有所不同，前者需要有与药物基原考订相关的专业知识（如动、植、矿物分类，药材鉴别知识等）。也正为如此，散布全国的具有这方面知识的人员都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和地利之便，补习一些本草文献查找方面的基础知识，结合实际工作中遇到的药物品种混淆的实际问题，开展本草考证。至于信息来源，有志于药物品种本草考证的同道，应遵循一般搞科研的基本方法，追踪本学科最新进展。同时，在选题之前，应该检索一些与之相关的基本工具书和专著。如果《中药大词典》、《中药材品种论述》等书都不看，怎么能保证不做无用功呢？

应该说常用药物混淆品种的本草考证都已经有人做过研究了。除非有新的材料和新的见解，否则最好不要重复选题。对基层药学工作者来说，搞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注意扬长避短、从生产实际中发现问题，运用本草考证去解决问题。地区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是大有作为的。例如：药物混淆是有地区特征的，有些地区药物品种混淆历史非常悠久。熟悉本地区用药品种特点，对从事本草考证有着地利之便。我曾经见新疆药学工作者考证当地用的人参品种中，有古代的押不芦，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元代押不芦传人中国内地，蒙上了一层浓厚的神奇色彩。不曾想在丝绸之路的沿途，还有应用此药的地方。广西有几位年青的药学人员，他们立足于本地用药实际，进行本草考证，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很值得借鉴。一种药物的运用，有时可以沿袭千年。民间用药习惯有时可能解决文献记载的疑似。在古本草中，至今还有很多药物的基原是不明的。例如宋《本草图经》的外草木类的药物，有很多已成为历史悬案。有些历史上被认为很有疗效的药物，至今没有人考出其基原。例如坐拿草，从来到明，医方中都有用者。《本草图经》说：“土人用治打扑所伤，兼壮筋骨、治风痹。江西此甚易得。后因人用之有效，今颇贵重。”此药有图，江西吉州、安徽滁州是其产地，疗效也很明确，应该说是比较容易考证的。但由于其图形的粗糙，至今未有能为人信服的考证结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寄希望于该药产地的药学工作者。如能在民间开展深入的考访，寻找到名称、疗效和形容近似的药物，是可能决这一疑难的。云南药学工作者考订《滇南本草图说》药物基原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学习的。

古代本草书中，还有很多药物的基原有待考证。《本草图经》、《本草纲目拾遗》、《生草药性备要》等书此类问题最多。在考证时，除本草专著之外，应该注意充分发挥地方志等乡土文献的作用。实地考察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缺瞩。此外，药物品种考证不是为考证而考证，这是一个与药物运用和生产紧密相关的问题。从生产实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可以使研究工作充满生命力；从文献到文献，选题必然枯燥而无实际意义，这样的研究是难得有新意的。

三、药物炮制的本草考证

药物炮制是中药学非常具有中医特色的内容。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药炮制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不同的药物、不同的用途、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都会影响到药物炮制方法。处理这些纷繁的炮制法，使之既有效又经济地为中医用药服务，光靠实验研究是不够的。我们不可能逐药逐法地去进行验证。更何况传统中药炮制与中医理论密切相关，实验研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本草考证有其独特的意义，它有助于缕清历史上炮制法的源流、种类及其不同的运用，为现掘、验证合理的炮制法提供符合中医用药实际的文献依据。

50年代到“”前，收集总结各地炮制经验是当时的主要工作。近二三十年以来，药物炮制的本草研究才真正蓬勃地开展起来。在这一研究中，应该特别提一下王孝涛先生的业绩。王先生本身是从事炮制研究的，他和谢宗万先生一样，接受过现代科学研究的系统训练，又具备本草考证的深厚功力，80年代他发表的有关酒制法、地黄炮制法等个案研究，丰富的史料和严谨的考证为此类的研究提供了范本。更重要的是，王先生与许多同仁经过近20年的努力，编成了《历代中药炮制资料辑要》（1965年完稿，1973年内部印行）。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古代虽有少数几本炮制专著，但远不能反映历史上炮制发展的实际。这方面大量的资料散见于医方书中。汇集这些资料真正是沙里淘金。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专家的研究激情和行政组织的推动，集合了众多的专家，低成本甚至是完全无报酬（包括不署名）地完成这个大项目。该书从167种古医方书中摘取药物炮制资料，按引书顺序排列，为此后炮制的本草考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在此基础上，王孝涛等先生又以药物为单元，正式出版了《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1986年），使得药物炮制的本草源流更加系统。本草考证在炮制研究中的地位由此得以稳固建立。在从事药物炮制实验研究之前，进行与选题有关的本草考证，这已成为一定之规。

近年以药物炮制法沿革为题的文章大量涌现。可是仔细核对其原始资料，不难发现，很多文章的资料并没有超出《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的引书范围。罗列史料，缺乏分析，成为某些类文章的通病。照此下去，必将使药物炮制的本草考证平庸化，成为毫无新意的文献综述（甚至是文献凑合）。本草考证之所以称之为考证，不是简单地堆砌资料，而是要从生产实际中发现问题，从古代本草资料中缕清其发展脉络，寻求其历史原因，并提出去伪存真的个人见解，这才算是真正的研究。否则，就会使人看轻了本草考证的意义和作用。

那么，是不是说有了《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之类的书籍之后，单味药或单一的炮制法就没有再进行本草考证的必要了呢？否。我们反对的是依据他人已经汇集的资料，略加组织就当成考证。这样的工作毫无新意，无法为炮制的现代研究提供借鉴。但如果有更丰富的史料，更有说服力的依据，能对某些生产实际问题提供新的参考，那又另当别论。必须正视的是，《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所引用的古医书才167部，而现存的医方书至少也有4000部以上。可以断言，在《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所引史料之外，还有大量的炮制资料未得到发掘，再次广泛地汇集炮制资料是完全有必要的。当然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这一工作有相当的难度。因为靠个人之力非常困难，而要想发挥专家群体优势，其成本和凝聚力都存在问题。即使有朝一日能把所有古代炮制资料集于一炉，也不等于大功告成。分析这些史料，需要现代科学和史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才会有比较正确的结论。因此，炮制的本草考证不是没有发展空间，而是需要把研究推向更深更高的层次。

另一个倾向必须注意的是，以往在炮制的本草考证方面的论著较多，但是对同样具有极为丰富内容的中药传统制剂学的本草考证却显得非常稀少。须知中药的制剂不仅种类众多，而且至今沿用不替。中成药的发展是和药剂防腐技术进步紧密相关的，但这方面的发展规律并无深入的考察。已故药学史专家朱晟先生生前曾和我讨论过大蜜丸蜡壳密封技术是什么时候发明的，这个问题到现在还不很清楚。蒸馏技术，还有秋石（性激素）制备等先进技术，均曾在世界医药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领先的地位。但在中国，对中药制剂的本草考证在朱晟先生故去后，还没有见到卓有成就的后继之人。在未来的世纪中，亟盼有志于此的青年学者能做出成绩。

四、本草研究的相关问题

以上所谈的是本世纪本草研究最多的三个方面：本草文献、药物品种、炮制方法。但是，这就是本草研究的全部内容吗？当然不是。药学中最为多见的实际是药物的效用问题，而这方面的本草研究实在太少。一味药物的功效形成，决不是一句“经验所得”能概括得了的。几乎每朝每代，都有自己的热门时髦药，这些药物在历史上走马灯式的“你刚唱罢我登台”。影响药物使用的种种用药思想，是中药学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高晓山先生等的（中药药性论）在药性理论的本草研究方面已经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为以后更深入广泛地开展此类研究趟出了一条道路。可以预见，药物效用的浮沉隐现历史的研究，将会为当代药学发展提供非常有意义的借鉴。这方面的研究是广大临床医生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

药物发展过程中不仅品种方面存在着同名异物的问题，同时也存在同物异位（药用部位）的问题。有些药物古今用药的部位是不相同的。笔者曾对龟甲（全甲）向龟板（下板）演变的历史进行了本草考证，结果证实李时珍所说“（龟甲）古者上下甲皆用之”是完全正确的。现代实验研究也支持龟上下甲可以同等入药，因此，从1990年开始，《药典》将久已废弃的龟上甲重新作为药物；龟甲又恢复了其历史的真实面目。类似这样的例子决不只是龟甲一味，还有待更多的学者从用药实际出发，将药物同物异位的种类加以梳理研究。

在药物品种、炮制、效用、入药部位、用药分量等方面，同样尊崇《本草经》和张仲景用药的日本、朝鲜，却有很多与中国不一样的地方。例如茵陈蒿，中国讲究的是“正月茵陈二月蒿，三月茵陈当柴烧”，即使用幼嫩的苗，而日本却使用结了果实的老蒿。是什么历史原因造成其中的许多差异呢？这就是中外用药比较的本草研究课题。尽管已有许多学者注意到这一现象，但系统深入的调查和考证尚未开展起来。

道地药材的研究也是适用本草考证的重要方面。近年来，这一研究受到了重视，被列为重大课题进行攻关，有关的专著也已出版。道地药材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既有经验的总结，也有社会因素的促成。各道地药材产区的药学人员如果也能参与到这一研究，利用地利调查乡上史料、民间口传，可望使这一研究更加深入。

药物的栽培驯养在我国已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但这方面的本草研究一般不受人重视。可是，就本人所知，栽培菌类植物茯苓至少在南宋已经开始，其方法与现代相差无几。此外，我国唐代就有驯麝取香的先例，北宋就开始淡水养珠，南宋就有人工牛黄……这些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和外国人争发明权，而是有可能为当今中医药发展提供直接的启示。人们熟知的浙八味、四大怀药等，可是又有谁肯下工夫将其栽培发展历史流理清楚呢？

还有，导致中国犀牛灭绝的原因之一是中医将此物作药，并赋予其神奇的色彩。历史上被中医用作药物的某些动、植物，乃至动物化石，已遭灭顶或行将灭顶之灾。犀牛已从中国绝迹，老虎、羚羊、穿山甲、野生人参、某些稀有的龟，都已岌岌乎危哉。现在我国政府已经注意到动植物保护的问题，但是，如果有人能运用本草考证的方法，全面探讨一下属于濒危动植物的药用历史，也许会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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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结肠造口术；并发症；产生原因；防治方法

【文章编号】1004-7484（2014）07-4671-01

结肠造口术操作比较简单，目前，结肠造口术的治疗方式与手段也在不断改进，便于提升手术成功率。不过从目前治疗情况上看，患者术后的并发症情况一直未能得以落实，再次手术几率在15%至20%之间，严重影响着患者的生活。为了控制术后并发症率，必须找出患者出现并发症的主要原因，并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本文主要分析结肠造口术后并发症产生原因与防治方法，现将研究情况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我院在2010年3月至2014年1月间收治的58例行结肠造口术患者为研究对象，男性38例，女性20例，年龄在19至82岁间，平均年龄46.76±3.26岁。急诊手术21例，择期手术37例。暂时性造口4例，永久性造口54例。经腹膜造口18例，经腹膜外隧道造口40例。行剖腹单横口术患者10例、剖腹单乙口术者9例、Miles，术者26例、Hartmann术者13例。

1.2 一般方法

回顾性分析患者的临床资料，了解患者并发症产生原因，并探讨其防治方法。

1.3 统计学方法

对本组研究的数据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对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

3 讨论

3.1 手术方法的选择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结肠造口术治疗效果也得到了很大提升，不过患者行手术治疗后，并发症率非常高，据国外研究显示，结肠造口术并发症率约为21%至70%之间，由此可见，这类手术的并发症率较高。

据资料统计，在患者出现并发症后，有15%至20%的患者选择了再次手术，才能缓解病情。现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合理控制并发症率，这对于疾病治疗具有重要意义。从本次研究中可看出，患者并发症主要表现为造口狭窄、造口肠管坏死、造口周围感染、造口回缩、造口肠管脱出。患者选择的手术类型不同，其在并发症发生率上也存在较大差异。从本次研究中可看出，手术并发症发生率最低的为Miles，术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为7.7%，手术并发症发生率最高的为剖腹单横口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为40.0%，这表明在手术选择过程中，医生必须要根据患者疾病病情，合理选择手术方式。

剖腹单横口术因手术创口大，患者伤口愈合满，在术后易出现创口感染并发症，加大了患者痛苦，若未采取良好的控制措施，疾病治疗难度也会加大，不利于患者疾病的好转。因此，在实施手术前，必须为患者制定合理有效的手术方案，控制并发症率。

3.2 如何降低并发症率

①造口狭窄。造口狭窄发生率在2%至10%之间，术后早期出现此种并发症多因造口部位腹部切口较小导致，晚期发生主要是因为造口肠管浆膜受到粪便刺激后，从而诱发浆膜炎，出现瘢痕挛缩现象，以至于造口狭窄。除此之外，肠管坏死、肠管回缩等也会导致患者出现造口狭窄现象。为了预防这种现象发生，可采用金属扩肛器（不同径口，与镜类似），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造口，使用方便，且能够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1]。

②造口周围感染。这种并发症的发生主要是因为粪便污染了造口周围皮肤导致，也能因肠管缝合过紧或过深所示，或者是因对造口结肠部位系膜过分修剪，诱发肠穿孔，导致患者出现造口周围感染现象[2]。因此，在手术治疗过程中，必须规范手术操作，注重观察患者体征变化情况，降低感染发生率。

③造口肠管坏死。造口肠管坏死发生率在1%至10%之间，好发于急症或肥胖手术患者，其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患者提出造口肠管时，张力太高，对造口结肠部位系膜过度修剪后，出现了肠管缺血坏死现象[3]。因此，在术后1至2天内，必须观察患者的造瘘口血运状况。如果肠管坏死深入腹腔，患者要重新接受入腹手术，另行造瘘。

④造口回缩。造口回缩发生率在6%左右，大部分患者因提出造口肠管时，张力太高导致[4]。这种并发症的预防主要依靠把降结肠游离至脾曲，分离系膜至直肠上动脉，可将造瘘肠管回缩力减少，降低造口回缩发生率。

⑤造口肠管脱出。造口肠管脱出大多是因腹肌萎缩弛缓与腹壁切口过大所致。因此，在术后早期，护理人员要向患者及其家属宣传与疾病相关的知识，当患者肠管发生黏膜水肿症状后，需取10%高渗温生理盐水，为患者湿敷，通常情况下，患者水肿症状约在3天后消失。防治患者咳嗽、感冒，注重调节患者饮食，结肠造口处于开放状态后，患者需食用流食。患者要禁止食用玉米。空心菜、豆类食物，否则可能会导致其出现腹压增高现象。

综上所述，若能够提前做好并发症防治措施，则有利于合理控制患者并发症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 文衡萍，朱璐兰.新生儿乙状结肠造口术后并发症的护理体会[J].中南医学科学杂志，2012（04）：424-425+430.

[2] 赵彦梅.护理干预在预防结肠造口术后并发症中的意义[J].基层医学论坛，2009（21）：6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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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儿童骨关节结核；临床表现；X线影像；临床分析

骨关节结核绝大多数是继发结核， 是结核杆菌通过血行或淋巴系统传播至骨关节所致， 主要累及血供丰富和负重大的骨质或活动较多的关节， 如脊柱、膝关节和髋关节， 其他部位亦可受累。该病多发生于儿童和青少年等免疫力较为低下的人群[1]。患者早期症状多不典型， 易发生误诊和漏诊[2]。本次研究作者选取2002年～2011年期间惠州市第四人民医院收治的77例儿童骨关节结核作为研究对象， 对其临床表现和X线影像特点进行总结，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2002～2011年期间本院收治的77例儿童骨关节结核作为研究对象， 男45例， 女32例， 患者年龄2～11岁， 平均年龄（6.3±3.7）岁。患者均因关节肿大、疼痛或步态异常就诊， 患者结核菌素实验均阳性， 可确诊为骨关节结核[3]。

1. 2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2～2011年期间本院收治的77例儿童骨关节结核的病例材料， 对其临床表现和X线特点进行总结。

2 结果

2. 1 儿童骨关节结核受累部位 77例患者病变关节不同， 其中脊柱受累者37例（48.05%）， 膝关节受累者19例（24.68%）， 髋关节受累者15例（19.48%）， 其他部位6例（7.79%）。见表1。

表1 儿童骨关节结核受累部位[例（%）]

受累部位 病例

脊柱 37（48.05）

膝关节 19（24.68）

髋关节 15（19.48）

其他 6（7.79）

2. 2 77例患者临床表现 患者临床表现存在差异， 其中伴有典型的低热、咳嗽、盗汗等典型结核表现的63例（82.82%）， 无典型症状的14例（18.18%）。见表2。

表2 患者临床表现[例（%）]

结合表现 病例

（+） 63（81.82）

（-） 14（18.18）

3 讨论

我国目前儿童结核形式严峻， 由于儿童免疫力低下， 结核杆菌易发生播散， 形成肺外继发性结核病灶[4， 5]。其中， 骨关节结核主要累及血供丰富和负重大的骨质或活动较多的关节。患儿由于接种卡介苗， 早期结核症状多不典型；儿童骨关节结核病多表现为关节肿大疼痛、行走障碍和不太异常等非特异性症状；同时， 由于儿童免疫力低下， 结核菌素试验亦可出现假阴性结果。因此， 该病易发生误诊和漏诊， 延误治疗时间。

本次研究中作者选取2002～2011年期间本院收治的77例儿童骨关节结核作为研究对象， 回顾性分析患者的病例资料， 所有患者均经结核菌素试验确诊。患儿受累部位不同， 其中脊柱受累者37例， 膝关节受累者19例， 髋关节受累者15例， 其他部位6例。X线检查受累部位骨质破坏， 边界清晰， 不同部位表现不同。脊柱连续多个椎体发病， 椎弓根多受累；膝关节骨质破坏位于股骨或胫骨干骺端， 病灶形态不规则；髋骨的骨质破坏区为圆形或椭圆形。77例患者临床表现存在差异， 其中伴有典型的低热、咳嗽、盗汗等典型结核表现的63例， 无典型症状的14例。本次研究可以发现：通过对骨关节结核临床表现和X线进行观察和分析， 结合结核菌素实验结果， 临床上不难对儿童骨关节结核做出正确的诊断。

参考文献

[1] 张普霞，牛仙玲.多部位骨关节结核的X线分析.北方药学， 2011， 3（8） ：117.

[2] 潘雪葵，邱薇，胡庶明. 46例儿童骨与关节结核的误诊原因分析.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2004年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2005： 101-103.

[3] 郝国荣.儿童骨关节结核诊疗中的问题.临床小儿外科杂志， 2008， 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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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千年来，历代的中医药学家和养生学家不断地积累和总结流传于民间的养生经验，并著有大量的养生学专著，促进了我国传统养生学的发展。宋代本草著作里含有大量的养生经验与方法，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挖掘、整理、总结。

【关键词】：本草著作，养生，综述

目前，对宋代本草著作的研究还比较少，大概是因为宋代本草卷帙浩繁，大部分养生资料都散在与各篇章节之中，研究起来也较为困难。现代研究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立足原著，提炼学术思想；另一种是就原著中的一些养生原则结合现代医学，分析其中科学合理的部分加以继承发扬，用以指导现代人的养生实践。本论文主要是按照第一种方法研究宋代本草养生文献。

1 关于宋代本草著作养生文献的整体研究

万方［1］主要研究了《大观本草》命名及早期流传沿革的情况，认为《大观本草》的刊行与政府无关，其易名为大观本草是与当时金方早已流行的宇文虚中跋刊的《政和本草》相区别，并非为北宋政府校刊。对于本草养生的内容没有做进一步研究，此外尚志钧对辑复了嘉祐本草等大量本草著作，但现在尚没有专门对大观本草养生文献进行研究的报道。

沈肖军［2］主要研究了本草衍义序论中的养生方法，以寇氏“保养之义，其理万计，约而言之，其术有三，一养神，二惜气，三堤疾”，从静养心神、珍惜元气、预防疾病三个方面论述养生方法。

黄幼群［3］认为，本草衍义的学术价值有五个方面：一是指出了前人论述的谬误；二是补充了药物性味功用以及校验的认识；三是提出了许多生药学的辨识特征；四是主张正确认识使用丹药，反对滥服丹石药；五是推动了后世药性理论研究。

于文忠［4］主要研究了《山家清供》的食疗成就以及流派。通过论述饭、粥、饼、馄饨、羹、菜肴、茶等七类的食疗方法，以及具有治疗、养生保健作用，指出有些食疗的方剂至今在临床上有实用价值。

张海震，于春风［5］提出《山家清供》的养生思想主要有两点：一是崇尚绿色植物；二是寓药于石，通过食养达到养生的目的。

以上是对宋代本草著作养生的研究，由此可见，现代对宋代本草著作养生文献的研究还在初步阶段，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研究整理。

2 宋代本草养生文献的价值

2.1 保存宋代及以前大量本草养生文献

宋代本草特别是官修本草收集资料广泛，保存了大量前人编著的医药文献，特别是保存了许多已散佚的本草及相关文献，如隋唐五代时期，产生了至少70多种本草文献，由于唐末、五代战乱频发，大量本草文献散佚，而宋代的《嘉祐本草》所引用的50种文献中，其中本草文献即有16种，这些本草文献大多数在宋代已很少见，因此宋官修本草对保持本草的延续和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当代尚志钧教授在辑复方面做了举足轻重的贡献，通过不同版本的《证类本草》以及相关文献的核对、比较，并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辑复了大量的本草著作《唐新修木草》、《神农本草经校点本》、《吴普本草》、《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食疗本草》、《药性论》、《本草拾遗》、《海药本草》、《日华子本草》、《图经本草》等。对于个人本草著作虽然收集的药物种类相对较少，但是对都是常见药物的收录，也是对官修本草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并对于进行考证，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2.2 不断充实、完善本草学知识

宋代本草注重对药物品种和内容进行认真考订，阐发新的观点，如《绍兴本草》药物条下注“绍兴校定”，虽寥寥数语，但从临床药学的观点和角度出发，对药物的药性和主治进行了全面考订，从而使药物内容更加完备和充实，对更深人地认识药物和应用药物具有指导作用。除了对药物的认识不断修订和完善外，本草用药数量也逐步增加，如《新修本草》新增药物有114种，《嘉枯本草》新增药物99种，《大观本草》新增药品628种，《绍兴本草》新增药物634种。现在可知的宋代药物达1883种，较唐代新修本草增加了1033种，新增加的药品299种，大多为常用药，如秋石、樟脑、银杏、炉甘石、胡萝卜、曼陀罗等。明代《本草品汇精要》绘制了1358种精美的工笔画彩图，其中至少有366幅为新增的药图。

2.3 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及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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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现代临床医学的迅速发展，使诸多疑难杂症得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病患生存率大大提高。临床诊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种临床检查手段均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而放射线诊断更是重中之重。本文就临床诊断以及放射线诊断在临床医学中的关系作出论述，以便为临床治疗提供更准确的诊断、更翔实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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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诊断是治疗疾病的先决条件，治愈疾病的前提，惟有作出正确的诊断正确的治疗才能进行。现代医学各种临床诊断手段均取得长足进步。过去未能发现的许多病例，在先进诊查手段的互相配合下得到早期发现，其中放射线检查在现代医学诊断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几年放射线诊断取得了迅速发展，为临床诊断作出了一定贡献。笔者试就放射线诊断以及临床诊断及两者的关系进行论述。

诊断是用医学科学的方法对疾病的表现所作出的辩证逻辑的结论。也就是将问诊、体格检查、实验室以及特殊检查结果，结合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再经过综合、分析、推理对所获得的有关健康状态和疾病本质的判断。诊断的目的是为了防治疾病，使病人恢复和增进健康。诊断能否正确取决于检查是否周详、准确，思维过程是否符合疾病本身的发展进程。

在临床工作中，必须重视诊断，尤其是早期诊断。只有尽早地诊断疾病，才能得以及时的治疗；迟延和错误的诊断必然会使疾病由潜伏状态发展到出现临床症状，由轻症转为重疾，由单一的病变发展成多种复杂的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诊断基本方法包括询问病史、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以及放射线、心电图、超声、内镜等其他检查。其中实验室检查和放射线检查的应用最为广泛。放射线检查由于教学和临床工作的需要以及其自身的发展，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因其迅速的发展丰富了临床检查的手段，从而对一些早期的隐匿性疾病提高了诊断水平。

放射线检查相当于临床上的直接望诊。普通望诊只能看到人体各部的外形和表面变化，而放射线检查则可看到内脏器官以及骨骼等的解剖结构与部分功能状态。放射线检查与病理检查有相似之处，二者均可观察人体结构和器官的变化，以了解其病理性质。但二者也有不同之处，如病理学除可观察大体病理改变外，还能用显微镜研究细胞和组织结构，但病理学只能在离体器官和组织上进行观察，却不能研究活体器官；而放射线检查却能研究活体器官的形态和功能，从而通过观察到的影像来推测其病理性质。放射线检查与化验检查也不相同，后者是对所送标本进行客观检查，所得结果供临床诊断参考；而放射线检查则一般须提出具体的诊断意见。在做放射线诊断结论时，必须在系统、周密调查和对各种材料综合分析后，才能提出正确的结论。临床医生若忽略应做的体检及必要的实验室检查，单纯依赖放射线检查来诊断，易得出片面的结论；同样放射科医生单凭放射线所见，而不结合病史、体检和有关的化验结果即做出结论，也是不全面的。正确的诊断必须尊重客观，必须经过唯物辩证的思维才能得出。

随着临床医学研究方法学、医学统计学、临床流行病学、计算机互联网等学科和技术的迅速发展，循证医学（EBM）正在迅速兴起。循证医学是指在疾病的诊治过程中，将个人的临床专业知识与现有的最佳的研究证据、病人的选择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虑，为每位病人做出最佳的医疗决策。同时患者的积极参与是循证医学的重要内涵，他们对诊疗决策的期望、要求、合作是医务工作者必须时时关注的课题。在医学影像学新方法、新技术层出不穷的今天，我们必须重视，进而发展循证医学影像学，根据EBM的理念进行医学影像学的诊断性、介入治疗性试验和文献评估。

循证医学(EBM)是最好的临床研究证据与临床实践(临床经验、临床决策)以及患者价值观(关注，期望，需求)的结合；是运用最新、最有力的科研信息，指导临床医生采用最适宜的诊断方法、最精确的预后估计和最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来治疗病人。EBM强调医师应深思熟虑地将目前所得到的最佳证据，用于对每一个患者进行健康服务时的决策。使提供的医疗服务建立在目前所能获得的证据基础上。EBM旨在将经验医学上升到遵循证据的医学科学，被誉为21世纪的临床医学。目前，EBM的应用领域已从最初的临床医学，扩展到医学教育、医疗卫生决策、医疗保险、预防医学、社会医学、心理学、药学、卫生经济学和医疗服务购买等诸多领域。EBM的概念已被医学界的主流思潮、病人和各级政府广泛接受。

在伦琴于1895年发现X线后的100多年中，大部分影像是以各种模拟的方式记录在X线片上的。自20世纪70～80年代CT和MRI先后问世后，提示了平片数字成像的可能。在今天，除传统的X线片仍是成像中最常用的方法外，21世纪后计算机技术的爆炸性发展及正在兴起的图像存储与传输系统等几个重大因素将会对成像产生深远的影响。CT提供了更高的软组织对比分辨率和无重叠的轴面断层，显著地扩大了人们对X线和解剖关系的认识。MRI对放射学最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在于它阐明了心脏的形态和优点，由于它的无射线及能多方位显示病变的优点，对于了解胸部体、肺循环中的血管、胸壁、膈肌区的情况及肺尖和臂丛的关系也有很大作用，对于纵隔病变的定位和定性作用也是肯定的。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不论检查仪器如何先进，也均有其适应范围和局限性，临床工作者切不可盲目依赖仪器检查，而忽视病史与体格检查这两项基本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在临床工作中必须学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病情，分析表现，透过临床现象探索疾病的本质。全面考虑问题，警惕主观臆断，以免“一叶障目，不见森林”，防止漏诊、误诊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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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威廉・泰勒教授提出了著名的“病毒硒蛋白理论”，其主要内容为：一些由病毒(艾滋病病毒、感冒病毒、埃博拉病毒、肝炎病毒)引发的疾病患者体内存在硒缺乏的情况，补硒有利于抑制病毒的复制，其原因不仅仅是通过提高机体免疫力来起到保护作用，更重要的是硒可以直接作用于病毒。即在富硒机体内，病毒蛋白可得到充足的硒，病毒复制被抑制，而在缺硒机体内，病毒蛋白无法得到充足的硒，病毒复制加快。

我们将这个情况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陈君石教授进行交流，陈教授对此情况也非常兴奋，立即向卫生部有关领导进行汇报，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极大重视，几乎在24小时内，科技部就立即立项开展“硒与SARS的关系”研究。

Dr. Ethan Will Taylor, PROFESSOR

Director of BioInformatics and Selenobiology Research Group

Computational Center for Molecular Structure and Design, and Department of Pharmaceut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College of Pharmacy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Research in the group of Professor E. W. Taylor at UGA is focused on fundamental studies of biomedical and health-related questions, via the application of both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methods. These include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computational chemistry and biology, along with various chemical, biophysical and molecular biology techniques. They are interested in understanding the causes and underlying pathogenic mechanisms that give rise to disease, and the potential of preventive and nutritional approaches to maintaining human health.

2002年年底，突如其来的SARS风暴席卷中国及东南亚、北美乃至全球各地，这一全新的流行病概念极大地冲击了人类原有的认识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对疾病预防、病毒性疾病研究多方面都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了解SARS的成因，破解SARS的致病因子，成为全世界科学家积极探索和迎接的挑战。走在抗SARS最前沿的研究者几乎都成为了年度风云人物。

我国的科学家一个月前也在国际最权威的杂志《科学》上，刊登了论文，认为SARS的致病与它的突变有关。也就是说起初的SARS病毒是对很有限的人产生致病作用，大概是感染了3%的人才会有病毒变化，但是后来SARS病毒在人体中就突变了，从起初的SARS病毒变为它的基因和原来不相同的SARS病毒，到了这个时候，它的致病性就非常强，碰到了就感染，就能广泛的传播。比起提高免疫力，控制病毒的突变，减低危害就是更加重要的事情。

上海四通纳米技术港的科研人员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张劲松博士的带领下，2003年5月中旬在SARS病人的血中发现了含硒酶，以及硒含量都明显的上升。那么这个现象跟以往的报道相反，也就是说病毒性疾病，像艾滋病病人，艾滋病病人跟硒关联度很大，但是它的血硒下降，也就是说含硒酶下降，那么SARS病人检测和对照，跟正常人相比呢，是含硒酶上升，血硒上升，我们当时就认为这个现象反常，而且不但反常，它这个反常又特别大，所以解释不了这一个事实。

2003年7月10～11日，在北京召开了“防治非典型肺炎国际科技研讨会”。本次为期两天的研讨会由科技部、教育部、卫生部、北京市政府、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基金委等部门发起。来自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19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300多位生物和医学专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参加会议。本次研讨会学术委员会主席是美国病毒学家Ian Lipkin教授。

美国乔治亚大学药理和生物医学科学系教授Dr. Ethan Will Taylor和中国科技大学张劲松博士（纳米硒第一发明人）因为关于SARS病毒的合作研究工作（该科研课题由上海四通纳米技术港有限公司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资助，并得到广东省几家单位支持）也受邀参加研讨会。由Dr. Ethan Will Taylor在大会上代表发言，并在研讨会会刊上发表了论文――《SARS冠状病毒的两个隐性基因是SARS疾病硒异常现象的分子基础》，得到与会科学家的广泛关注。

也许很多人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病毒使用或“需要”硒，为什么补充硒会降低病毒的活性，这难道不是在给病毒“喂食”吗？对于这个问题，威廉・泰勒教授解释是这样的。首先，与病毒相比，机体更需要硒，因此缺硒对机体的影响比病毒要大；其次，病毒最大的兴趣不是杀死他们的宿主，因为如果那样的话，病毒自身也会灭亡。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是给病毒“喂”硒，而是病毒用硒来确定宿主的健康状况。如果受感染的细胞可以得到很好的营养，无很快死亡之虞的话，对于病毒来说，没有入侵新细胞的迫切要求，于是病毒的复制也就会减少。

如果把硒看作宿主与病毒对话途径，而不是病毒营养剂或食物的话，可以更有助于我们的读者理解。在富硒的条件下，抑制病毒的复制，当然，与此同时，硒会提高免疫能力并对机体产生其他有益的作用。而当硒的含量很低时，不仅对病毒生育的控制削弱，我们身体的免疫力也下降，从而病毒得以高速复制，显而易见，对于病毒而言，这是它们最佳的爆发时机―缺乏硒已导致免疫力下降。因此，高剂量的硒可以提高免疫力，迫使病毒复制处于较低的水平。

这就是硒最重要的、对SARS疾病有一定的控制作用的机理。

其实，硒与病毒性疾病的研究早已开始，早在五十年前，科学家就开始探讨硒和病毒性疾病的一些关系，当然这里面也包括了最臭名昭著的病毒性疾病艾滋病。

那么硒和病毒性疾病，主要从早期克山病研究起来的。克山病是在我们国家发生的。克山县是低硒地区，在克山县不光是缺硒，同时还存在着克萨奇病毒，本来这种病毒致病性不强，但是它到了缺硒的机体里面，就会产生突变，就变成致病性非常强的一种病毒，所以造成心肌坏死，是双重病因，这就引发出硒控制病毒的突变。也就是说，当机体硒充分的时候，一些病毒进来，它会处于稳定的状态。当机体的硒不充分的时候，病毒进入机体，它就会突变成为恶性的病毒，或者致病性更强的病毒。

我国著名的食品安全专家陈君石教授在SARS期间，就发表过文章，认为作为唯一与病毒感染有直接关系的营养剂――硒在抗SARS方面就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SARS病毒在人体中突变，从起初的SARS病毒变为它的基因和原来不相同的、致病性非常强的SARS病毒。这一点正和克山病等病毒性疾病的性质非常相近，他们具有类似的致病机理，既然硒对治疗克山病这类病毒性疾病有特效，那么换句话说硒对SARS疾病也是有一定的控制作用的。

所以陈教授对我们的纳米硒也是情有独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陈教授主持的纳米硒与无机硒（亚硒酸钠）、有机硒（硒蛋白）的毒性安全性对照评价实验中，实验空前一致的结果十分激动人心：纳米硒比现有的常用无机硒、有机硒均有极大的安全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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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210（2007）02（b）-013-4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术的基本特色之一，研究者颇多，但也有一些问题至今仍未能达成共识。本文就近20年有关辨证论治的热点问题作一综述，以期能为该类课题的研究者提供参考。

1 证的概念与本质

1.1 证的概念

对于证的概念，众说不一，主要观点大致有四类：一是证据，认为“证”是证据、证验，此定义是从字的本源出发[1]；二是证候或证候群，如韦黎认为近年来某些所谓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工作中，某些内容是不折不扣的证候群模式[2]；三是各因素的综合概括。2004年结题的科技部基础性工作项目“中医药基本名词规范化研究”课题组给出的证的概念为：证是对疾病中一定阶段的病位、病性、病势及机体抗病能力的强弱等本质的概括[3]；四是机体在疾病中的定型反应形式[4]。

1.2 证与证候

证与证候等同说。证与证候的含义由于历史的渊源和词义的变迁，至今学者尚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二者是同一个概念，如《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学》即认为：“证，是证候的简称，其含义是证据或征象”[5]。证包括证候说。徐木林等通过对《伤寒杂病论》原文的剖析，认为“证”是由证候与病机组成的统一体，即证候是证之外候，是病机的证据，病机是证的内在本质，是证候的根源，证候与病机组成“证”[6]。

证与证候平行说。持此观点的学者多认为二者是本质与外在表现的关系。刘进等认为：从现实来看，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证候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出现的各种症状的概括[7]。郭蕾、王永炎、张志斌提出证候是一个非线性的“内实外虚”、“动态时空”和“多维界面”的复杂巨系统，包括“证”与“候”两个方面。证，是指对疾病所处的一定阶段的病机概括，或非疾病机体的一定阶段的机体状态的概括；候，是指这种病机或状态的可被观察到的外在表现[8]。这里，证与证候仍是本质与外在表现的关系，只是证又拓展了非疾病机体的一定阶段的机体状态的概括含义。朱文锋等亦撰文建议从概念上这样区分：“证”为病变的本质，“证候”为证所表现的现象[9]。

1.3 证的本质

有关证的本质，有些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看法。如朱文锋认为中医“证”的概念是哲理、医理与临床实践的结合，它源于临床，具有客观实在性，但又是一种抽象了的理念，用现代方法难以实证。中医学对于“证”的研究，要扬长避短，采取以“虚”统“实”的思路[10]。门九章、韩向东提出为揭示“证”的本质，应明确中医“证”与西医“病”的关系；为揭示“证”作为有规律的病理表现这一本质，凡属同“证”，不论何种“病”，皆进行尽可能多的指标检查；寻找微观指标与客观表现的共变关系临床工作完成之后，就可以进入实验研究阶段[11]。陈小野提出证候实质研究中的弱特异性，姚魁武、王阶针对这种弱特异性，提出应从规范中医理论概念、继承发掘古代文献精华与当代专家的系统调研相结合、进行大样本的临床研究、应用现代科技等多方面入手，探索中医证候的实质[12]。

王旭东提出证的本质是疾病的现时状态或机体功能的现时状态[13]；危北海也认为“证是机体对病因的整体反应状态、抗病调控反应状态”[14]；祝世讷认为“证”在本质上是功能性病变，“病”在本质上是器质性病变[15]。孙屏蹇等认为中医学反映邪气的损伤表现就是“病”，证机是人体对外来刺激的反映机制和自我调节机制[16]。

宋红普试图从体质与证的关系中挖掘证的本质。他提出体质和证密切相关，体质因素决定着疾病的发生与证型，决定着证的转归和疾病的预后，体质和证共同反映着人的生理病理状态[17]。匡调元也认为体质往往决定着他的生理反应的特异性及其对某种治病因子的易感性和所产生的病变类型的倾向性[18]。王琦则认为：体质与证既有着本质的差别，又有着密切的联系。证的背后或多或少体现着个性的体质特点，但在一定情况下，某些证候与体质状态并不一致。当某些疾病超越体质制约的过程时，则又反过来影响体质的改变[19]。

2 辨病与辨证

2.1 二者关系

多数学者认为一般情况下病与证是相随的，二者应结合起来运用。如徐永昌等撰文从历史的角度认为辨病辨证论治一直是中医的精髓[20]。杨维益等提出有关辨证论治的六个方面的令人困惑的思考，认为在“上面提出的六个问题未能满意解答之前，我们应当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并重，不要厚此薄彼”[21]。周仲瑛在谈到辨证与辨病时也认为二者有相互补充的关系[22]。刘保延、张志斌从古典医籍有关外感病辨证方法的梳理中，得出每种辨证方法都是以一类疾病为基础，每一种辨证方法所辨之“证”必须与作为基础的“病”相结合[23]。

2.2 辨病之“病”是西医的“病”还是中医的“病”

徐永昌等提出在疾病某个阶段“无证可辨”，如某些恶性肿瘤、高血压、冠心病等，早期诊断只能是西医的诊断仪器和化验及病理检查等，中医治疗的根据只能是对同种疾病积累起来的治疗经验和中医现代的研究成果，可见这里所说的辨病主要指辨西医的“病”[25]。余瀛鳌数十年来从事临床诊疗和文献研究，一直认为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的结合非常重要，他本人始终着力于“通治方”的研究和临床运用。对于“病”，他认为不只是中医病名，应该说，西医病名已经占有了相当重要的位置[25]。

周仲瑛则强调中医的辨病不能单纯理解成辨西医的病。中医的病名内容很多，有些至今仍有特殊意义，如中风病。对现代医学病名的认识，也必须以临床表现和病机为依据，切忌“对号入座”。如西医的“糖尿病”不等于中医的“消渴”，而中医的消渴，也绝不仅含糖尿病。那种认为中医只有辨证，而辨病仅是指西医病名诊断是不够全面的。由此看，周老主要是强调辨中医的“病”[22]。

岳美中在晚年总结一生治疗经验指出：“我们体会到若能不停留于辨认证候，还进而辨病，辨病名（包括中医病名和西医病名），论治注意古今专方专药的结合运用一定成果更好；同时，也只是在此情况下，因人因时因地制方的作用才更有治疗价值”[26]。这里，岳老明确提出辨病名同时包括中医病名和西医病名。

2.3 如何结合

周仲瑛是辨证的同时根据“病”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药物。如中医辨证同属阴虚火旺证，如见于肺痨，用秦艽鳖甲散；见于失眠，用黄连阿胶汤；见于遗精，用知柏地黄丸；见于心悸，用天王补心丹；见于汗证，用当归六黄汤；见于郁证，用滋水清肝饮[22]。邱德文认为辨证与辨病结合主要形式有两种：一是辨证分型。这是目前中医临床各科已普遍采用的一种形式。二是辨证论治加专方专药。这也是逐步通过从临床实践积累上升而成的经验总结[27]。余瀛鳌则是用中医的理论分析西医“病”的病机而采用不同的治法。如消渴为西医所说的糖尿病，一般采用益气养阴、清热生津调中，但中医的消渴可能还包括西医的尿崩症、甲状腺功能亢进等病，治法就与糖尿病有所不同。同样是消渴，西医诊断不同，其立法、方药往往同中医有异，有时尚须另开施治法门[25]。王今觉则提出辨病证医药学，即在临床时首先根据“病”，研究针对核心征结的药物（核心方药），再对于“病”的个性特征（“证”）进行辨证论治，使用药物（卫星方药）[33]。

3 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

所谓微观辨证，沈自尹的定义是“在临床上收集辨证素材的过程中引进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发挥它们长处在较深入的层次上，微观地认识机体的结构、代谢和功能的特点，更完整、更准确、更本质地阐明证的物质基础……简言之，是试用微观指标认识与辨证”[29]。邱德文撰文认为近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实验诊断、医学影像诊断方法的运用，以及现代检测仪器，检测手段弥补用肉眼观察的不足，使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化[27]。杨维益等也认为：中医的传统辨证方法是宏观辨证，是“知内揣外”、“有诸内必形诸外”的观点，而微观辨证就是从检测指标来证实宏观辨证的正确性，是通过寻找一定的生理、生化指标来印证中医的证，从而认识在证出现时人体内部的病理变化，用实验分析补充直观的外象观测和传统的逻辑推理[30]。

4 辨证论治的规范

4.1 寒温统一

这个问题从50年代以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近20年来依然有学者继续提出自己的看法。肖德馨提出以六经概三焦卫气营血的“六经辨证纲要”[31]。邓铁涛则认为从建国以来中医治疗急性传染病的资料来看，主要是采用了卫气营血辨证，因此应该将温病与伤寒统一于卫气营血辨证方法之下[32]。仁则把伤寒温病辨证分析综合，分别从伤寒太阳病与温病上焦卫气分证；伤寒少阳、阳明、太阴病与温病气分证；伤寒少阴病、厥阴病与温病下焦营分、血分证三部分总结异同，并统一为一个辨证体系[33]。万有生则认为应以表里寒热虚实为纲，以六经、三焦、卫气营血、脏腑为目，分为表寒虚实证治、表热虚实证治、表里寒热虚实证治、里热虚实证治和里寒虚实证治[34]。

4.2 证的规范化

当代有关证的规范化自80年代轰轰烈烈展开，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重要课题到各个中医研究机构到许多专家学者，都投入大量的精力，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一是病名证名的规范。研究成果有《中医药学名词》、《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辞典》等；二是疾病与证候的分类与结构的规范。如有关证候的国标、行标、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等；三是病证的诊断标准。学者们根据中医古籍记载和临床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已经制定出若干病证的诊断标准。如中风、脾气虚、心气虚、肾气虚证等等。

4.3 辨证论治新体系

相对于寒温统一，还有许多学者试图融合各种辨证体系的优点，形成统一的辨证体系，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观点，方药中的“辨证论治七步”和秦伯未的“十四纲辨证”是其中影响广泛的代表。近20年建立统一的辨证新体系依然是中医界研究热点，如：

徐木林提出的新体系是以五脏系统为核心，其层次结构是五脏系统病名辨证论治；证由“辨证五环节”（即病因、病位、病性、病机、病势）组成，证的层次是基本证复证多级复证；证的核心是病机，病机由三要素组成[35]。

孙屏蹇等认为要综合各种辨证体系，首先要使他们的优势特征结合在一起，如“六经辨证重在病的动态分析，八纲辨证重在病性分析，脏腑辨证重在病位分析”。通过分析，孙氏等认为“病位、病因和体质是形成证候的三大要素，辨证就应在综合临床各种症状和体症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中医基础知识，重点分析三大要素，从而作出正确的证候判断”[36]。

朱文锋认为“辨证”就是要辨别当前证候的部位与性质，这是形成辨证统一体系、方法的基础。归纳辨证的基本要素，“辨病位”包括辨证候部位的脑、心、肺、脾、肝、肾等和辨证候层次的卫分、气分、营分、血分，太阳、阳明等约30项左右。“辨病性”是指辨别证候变化的本质属性，即形成当前证候的本质性原因，包括“气、血、阴、阳、津、精虚、亡阴、亡阳、陷、不固、风、寒、湿、燥、火热、暑，虫、食、痰、饮、水、滞、瘀、血热、血寒、闭、逆、余(毒、脓等)”等约30项内容。明确辨证的60项左右基本要素，由辨证要素组成约150个常见证，约800个规范证名，然后以脏、腑、体、窍病位为纲进行证候归类[37]。

王永炎院士继2004年发表“完善中医辨证方法体系的建议”后，张志斌、王永炎提出：中医证候系统是一个非线性的多维多阶的复杂系统，必须引进复杂科学的理念，建立一个既符合现代规范要求，又能够适应临床证候动态多变的复杂情况，合理体现辨证论治圆机活法特色优势的、多维多阶的辨证方法新体系。以象为素，以候为证，病证结合，是构建辨证方法体系的中心理论。证候要素，应证组合是构建辨证方法体系的两个重要环节，这两个环节的关键在于降维升阶。首先是通过证候要素的提取，将复杂的证候系统分解为数量相对局限、内容相对清晰的证候要素；然后通过各证候要素间的组合、证候要素与其他传统辨证方法系统的组合等不同的应证组合方式，使辨证方法体系不再是一种由各种具体证候单纯的线性联系组合的平面，而具有复杂的多维多阶立体交叉的非线性特征，但是通过清晰的证候要素表达与应证组合规律的寻找，这一复杂的辨证方法体系具有可控性[38]。这一构想已被列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正在深入研究之中。

5 辨证论治的发展

5.1 发展和趋势

邓铁涛举例热带病研究对青蒿素治疗疟疾的辨证应用等，说明“中医辨证论治理论与实践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借助于新科技而不断深入不断提高”，同时谆谆教导：“中医药学必须走自己的道路， 走按照自身发展规律的道路，不能走拿西医理论改造中医、以现代化之名去化掉中医之路，否则将成为中华宝贵文化的败家子， 成为炎黄子孙的千古罪人[39]”。

邱德文总结辨证论治的五大趋势：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趋势；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的趋势；方剂剂型改革的趋势；综合治疗（包括针灸治疗、气功、推拿、按摩及其他非药物疗法、各种自然疗法、药膳、养生康复、心理疗法及音乐疗法、色彩疗法等）的趋势；辨证论治规范化的趋势[40]。

马梦茵、陈家旭总结辨证论治的发展方向：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相结合； 辨证论治和现代医学检查相结合；辨证论治与动物实验相结合[41]。

5.2 对辨证论治的质疑

王旭东从历史角度阐明辨证论治的法则直到南宋之后才确立其统治地位，之前并不是中医的主流。从辨证的角度提出，辨证论治是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思维方法，只注重“思辨”，懒于“循名责实”，在其“灵活变通”的特点背后，隐有“保守”的潜在性质；辨证论治取得疗效的高低有很强的主观性，它对许多医学事实缺乏指导和解释能力，这是中医治疗体系难以客观化、规范化的主要障碍[13]。王玉川认为所谓的“坚持突出中医特色”实际上是一个只求稳定不求上进的口号， 是个套在中医工作者头上的紧箍咒，对中医学术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予以废除[42]。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于辨证论治各方面的研究不可谓不丰富、不深入，从定义、本质、比较、规范各个层次进行了深入探讨，从传统中医辨证方法体系到现代中医辨证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趋势作了不同角度的分析，从国家到地方到个人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物力、财力，获得了一批具有权威性和科学性的研究成果；但是有关辨证论治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取得广大中医工作者的共识，有些研究成果在临床上推广的情况也不太理想，尚需大家群策群力，把辨证论治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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