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调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201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下滑态势有所加剧。多项经济指标表现不尽如人意，各大国际机构纷纷下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全年GDP增长率“破8”的概率大幅上升。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许多市场人士认为宏观调控急需加码，以求在稳增长方面取得更大成效。但笔者以为，宏观调控再出重拳并非当务之急。

一方面，宏观调控进一步加码的政策空间并不大。就财政政策而言，当前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染的背景下，财政巩固已成为全球主流趋势，若此时大幅增加财政支出将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道德风险和声誉风险。此外，虽然中国中央财政实力雄厚，但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仍受到普遍质疑，以政府支出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的可行性较为有限。就货币政策而言，2012年8月，CPI同比增幅较上个月增长了0.2个百分点，短期通胀抬头的压力已初步显现。而长期看，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将导致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食品价格上涨的可能性增大，全球流动性过剩格局不会轻易改变，中国长期通胀压力也在不断上升。在短期和长期通胀压力兼具的背景下，中国货币政策在宽松方向上大幅加力的可能性也不大。

另一方面，值得强调的是，宏观调控政策本身并非不给力，而是急需加强效果传导。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后，中国宏观调控发力不小，但实体经济尚未扭转颓势。这既与复杂严峻的经济环境息息相关，也与宏观调控的微观传导颇有关联。作为宏观调控的理论源泉，传统凯恩斯主义在学术上的最大缺憾在于就宏观论宏观，近几十年来经济学领域的诸多努力集中于为传统宏观经济理论构建微观基础。但在笔者看来，宏观调控理论上的微观基础虽在不断夯实，但在现实中却并不牢固。宏观调控未能快速改变当前中国经济的失速态势，易被忽略的一个原因是，五种宏微观之间的博弈让宏观政策缺乏有效的微观基础。

其一，宏微观之间存在“囚徒博弈”。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其核心是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这种情况也体现在宏观调控的微观传导过程中。一些宏观政策出台的目标是符合集体理性的，但微观个体却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来调整个体行为，致使调整后的行为未必符合宏观政策本意。例如，2012年以来，监管部门大力整顿银行业不规范经营，其目的是规范行业行为，还利于民，减小融资成本，助推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虽然政策已取得成效，但从微观层面看，整顿不规范经营、不对称降息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在加大银行业竞争的同时，也大幅提升了大型企业的议价能力和话语权。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源是有限的，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部分金融机构被迫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对大型企业的业务维护上，中小企业得到的金融服务反而受到了相对挤占。

其二，宏微观之间存在“吃饭博弈”。换句话说，无论宏观调控政策如何阳春白雪，微观个体包括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是需要吃饭的。从宏观上看，中国经济长期吃饭靠转型，唯有转型才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但从微观上看，地方经济短期吃饭难转型，为了转型而转型很容易滋生形象工程或风险隐患。微观中国，很多城市、县域存在产业集聚、经济结构单一的特征。如果恰巧这个单一的行业属于粗放增长的行业，属于转型压降的对象，那么地方政府将很难真正做实转型。特别是在当前地方政府的业绩评价体系下，以短期“自发降速”换取长期产业结构调整空间的现实激励并不大。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微观企业，一旦为转型而转型，往往会盲目追求多元化，将眼光投入到房地产、民间金融等面子足、见效快的时髦领域，而这种超出其自身风险控制能力的多元化可能会成为隐患酝酿的温床，甚至会对企业主业或地方支柱产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

其三，宏微观之间存在“弹簧博弈”，这种博弈就像压弹簧，此消彼长，不进则退。只有宏观调控不断施力，政策效果才会持续显现，若宏观调控不再施力，政策效果就不会继续叠加，而一旦宏观调控有所减力，往往会出现有违政策初衷的负向反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始终具有做大GDP、增加财政收入、提升地方品牌等多重诱惑，只要宏观层面对房市调控稍有放松，甚至只要有些许“不强调”的迹象，微观层面就有捂热房市的本能冲动。2012年5月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很大程度上正是弹簧博弈发挥效力的体现。

其四，宏微观之间存在“边缘博弈”。宏观调控画了一个圈，而部分微观实体，包括地方政府和微观企业往往行走在宏观政策的边缘，或是在不断试探宏观调控的边缘区域，这种行为往往会带来诸多风险。例如，2011年中国民间融资市场经历了一波非理性繁荣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流动性紧张状态下的需求所致，另一方面也与民间融资市场政策监管的边界不清晰有关。宏观层面鼓励民间金融力量的稳健培育，但由于规范性的民间金融尚处于起步阶段，对民间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政策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这种初始阶段的监控薄弱为民间融资市场创造了行走于边缘的条件，表现为机构超速扩张和业务高杠杆运作，这种边缘博弈带来的非理性繁荣的风险在当前逐步显现，并还将不断释放。

其五，宏微观之间存在“专业博弈”。宏观层面凝聚着专业思维，充斥着专业人士；微观层面则缺乏足够的专业资源。这种“专业屏障”往往成为信息不对称下博弈均衡走向集体利益受损的重要壁垒。表现得过于专业的某些宏观政策，会带来三种非理性的微观反应：一是不加理解、教条主义地执行；二是不加思考、加重砝码地执行；三是不加重视、轻描淡写地执行。这三种做法最终都会导致宏观调控与预期目标相去甚远。这种专业博弈发展到极致，甚至会引发金融危机。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本质上也是专业博弈的结果，前者是金融机构利用专业优势过度开发房产业务、金融衍生品诱发的危机，后者则是政府部门利用专业优势过度透支社会财力诱发的危机。

宏微观之间的五种博弈令宏观调控的效果显现有所不足。笔者建议，针对囚徒博弈，宏观层需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微观效用最大化的可能选择，并辅之以相应的配套政策引导微观个体做出理性选择；针对吃饭博弈，宏观层需要将转型深层次细化，让每一个微观实体都有落实转型的具体指引；针对弹簧博弈，宏观层需要在重点调控方向上加强政策意图宣示和传导，防止不必要的负向反弹；针对边缘博弈，宏观层需要加强对球行为的专向管控，并明确新兴领域的政策边界；针对专业博弈，宏观层需要加强对宏观政策的通俗解释，并引导专业人士更多地向社会传导基本经济常识，减小专业性的信息不对称。

篇2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布置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和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假如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功能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和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探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探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有关宏观调控的探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熟悉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布置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和边界新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布置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和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布置(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新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布置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功能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布置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布置和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布置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靠等新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新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布置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新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布置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新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

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功能的熟悉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布置。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布置，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功能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靠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布置和外生的制度布置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布置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和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假如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布置。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布置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布置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重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重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布置，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预备金率、恢复中心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有关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功能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假如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策略。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新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依靠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

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和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假如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和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心银行和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和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和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和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和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布置，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布置，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和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布置，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功能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功能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功能，其关键的新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新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布置，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靠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和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和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

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和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yy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新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和外生布置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重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新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新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和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功能(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有关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索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新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和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和体制收缩的矛盾。假如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布置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和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和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非凡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yy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布置，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假如到此为止，则很轻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布置，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布置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新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假如宏观调控功能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新问题；假如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新问题，内生布置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

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有关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和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有关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新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新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yy，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新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有关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和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新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功能，此时假如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和重视财政政策功能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

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四周，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有关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四周。新凯恩斯主义有关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和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四周。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假如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假如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熟悉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假如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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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功能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和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有关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和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布置，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功能对象和目标。有关宏观调控政策功能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熟悉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熟悉市场经济中市场和政府的功能。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布置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和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和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布置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功能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布置。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假如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功能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功能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和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假如依据功能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新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功能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的

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布置(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新问题严重，政府布置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向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和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假如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布置，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假如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新问题主要是结构新问题，但结构新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新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有关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和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假如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非凡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布置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新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索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布置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

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熟悉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功能。然而，现实结果和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索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新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探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假如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非凡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有关长期经济增长要依靠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布置的功能，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和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布置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楚的熟悉。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布置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新问题上的熟悉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新问题的基本熟悉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假如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布置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非凡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布置。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功能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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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是为防止市场经济自发过度波动的缺陷，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调控市场这只“无形的手”，避免经济大起大落，通过对货币、财政、外汇等收支总量等的调节与控制,实现经济宏观总量平衡，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增长。

我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还不成熟、不完善，受市场机制及其他因素的影响，经济运行不可避免会出现过热或偏冷趋势，必须通过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来加以调整。

当前，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正处于关键时期，眼下这一轮的宏观调控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或新难题，由于环境与机理的不同，使调控政策实施的难度加大，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如控制房地产价格过高增长、提高利率控制投资过热等调控政策迟迟未能奏效等等。如何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实现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难题。

这些难题主要表现在：宏观调控过于频繁；行政手段调控过多；既定增长结构的刚性制约；判断经济过热或投资过热的标准缺失；调控的灵活性与坚定性之间存在冲突；中央调控与地方“逆向调控”的博弈；对宏观调控重点或过热原因的认识存在分歧明显等。

这期“特别策划”刊登的几篇文章对新形势下中国式宏观调控难题进行了独到的探讨，对当前调控中需要警示的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讨论的内容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宏观调控的本来意义，如收入分配、产业结构、政府职能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李义平教授分析认为，我国目前相对频繁地宏观调控，实际上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有着其存在的天然合理性。在一个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过程只能是“走钢丝”，太“热”了，适当地压一压，太“冷”了，适当地促一促，并最终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成熟，过渡到一个稳健的发展状态。现阶段我们的宏观调控应当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但不能排除行政手段，原因在于我们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一些主体，例如约束软化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等还不会对经济信号作出灵敏的反映。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研究室主任王小广指出，许多人指责宏观调控过多地运用了行政手段，但那不是问题的根本，根本在于重点调哪里。比如，中央提出防止经济由“偏快”向“过热”发展，避免经济出现“大起大落”，而一些地区投资增长一旦开始回落，地方政府马上会采取各种行政、经济等手段加大投资，人为地阻碍经济的合理调整。在这些地方政府的工作中，经济增长只能加速或保持，而不能放慢。“防大起大落”变成了中央防“大起”，地方“永不落”。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韩康教授指出，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情况下，需要认真研究如何改变目前增长结构中不合理的东西。在这里，第一需要重视的就是合理调整国民收入的增长结构，这是一个影响全局的问题，宏观调控效率遇到了既定增长结构的刚性制约。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刘福垣指出，搞市场经济就应该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经济的冷暖和要素配制的余缺，市场都有自我调节机制。治大国如烹小鲜，政府应该冷静观察、谨慎出招，给市场调节留有充分的余地，千万不要代替市场调控，急急忙忙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认为，看上去未必那么规范、合乎经典的中国版宏观调控，更多带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却能产生出喜剧效果，将中国经济推向最好的增长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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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称，2006年全国共入库税款37636亿元，较上年增收6770亿元，增幅达21.9％，大致为2006年GDP预计增长率1O.5％的一倍。这个税收增幅因远远超过GDP的增长率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20％左右的税收增加幅度并不是新的突破，近几年，全国税收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增长态势，增加幅度多在20％以上。税收以如此高速度持续增长，当然建立在经济稳步、高速增长的基础之上，这也是宏观调控取得初步成果的一种自然表现。但笔者认“税收背后是民主机制，征税行为应该与相应的公共选择机制相协调，否则单纯的税收高增长有可能带来新的经济、社会矛盾。”为，与部分领域固定资产投资过快相似，过快的税收增长对国民经济或许也是一种需要警惕的信号。或者说，对于过快的税收增长也应考虑进行宏观调控。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在新闻会上将税收增幅远远超过GDP增长率的原因归结为：价格因素和统计口径差异的影响，税收收入的结构与GDP的结构有差异，外贸进出口对GDP增长的影响以及对税收增长的影响完全不同。但我们更应注意到，对税收增长和经济增长最大的助推力还是固定资产投资，这为所有的经济理论和实践所证明。正因为有这种相关性，在宏观调控的同时，对税收增长速度及其合理优化显得更为重要，因为税收和固定资产投资不同，它完全不是一种市场行为。作为筹集国家财政资金的主要方式，税收具有强制性，税收不仅是一种政府行为，它更是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一部分，与每个公民的福祉相连，所以更应当进行统筹考虑。

税收背后是民主机制，征税行为应该与相应的公共选择机制相协调，否则单纯的税收高增长有可能带来新的经济、社会矛盾。在税收和税法领域，要强调对国家的征税权和纳税人权利要予以均衡保护。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提出过著名的“诺斯悖论”。他认为，“一个国家(政府)必须演化为一个有效、公正的契约第三方执行者，这意味着国家(政府)应该强大到能有效监督产权、强制实施契约”，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政府)一旦具有了这样强制的力量，那么，那些管理这个力量的人便会利用这种力量来谋取自身的利益，而以牺牲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在税收高速增长的同时，也要警惕陷入“诺斯悖论”的困境中。国外大量的研究也表明，政府消费能力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

在经济高增长时，更应当藏富与民。税收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应提防税收对居民收入的销量从而造成的消费不足。与税收增长大幅度超过经济增长相对应的一个数据，是我国居民的消费力并没有呈现出相应的增长。弗里德曼曾指出，消费受永久性收入影响，从长期来看，永久性收入和消费同比例增长，如果一国国民的收入能与社会经济发展保持相对同步的增长，就不可能导致长期平均消费倾向递减。我国居民工资占GDP的比例，从1989年的16％下降到2005年的12％，正是抑制居民消费的根本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通货紧缩和内需不足。

《颜渊第十二》里面记载了哀公与有若的一段有趣的对话。哀公问有若：“荒年收成不好，国库里钱不够，应该怎么办?”有若回答说：“能不能将老百姓的税从百分之二十减到百分之十呢?”哀公说：“收百分之二十的税，国库里的钱都不够，如果减到百分之十，那不更惨了吗?”有若再回答道“如果百姓手中没有钱，国库里又怎么能有钱呢，如果老百姓手中有了足够的钱，你又何必为国库里没有钱发愁呢。”。看来早有先贤对税收的公共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在落实科学发展观进入新阶段的当下，宏观调控也该关照一下税收的高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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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时常面临不同的风险,或者是通货膨胀,或者是通货紧缩。目前,我国的经济风险主要来自产能过利和投资扩张同时并存。应予以特别关注的是,当前既在在着通胀风险,又面临着通缩风险,其中任何一种风险都有可能从潜在状态转变为客观现实。

产能过剩并非经济危机。什么是经济危机?按照当年马克思的定义,经济危机就是生产过剩(1957)。生产过剩有三种形式:(1)产出或产品过剩,反映在市场上是供给过剩;(2)资本过剩,这里的资本包括实物资本和货币资本,而其核心是产能过剩;(3)劳力过剩,表现为就业率下降或失业率上升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通病,它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旦发生经济危机,那我们也不应感到意外。我国的优势主要在于借助宏观调空,可有效而及时地化解生产过剩,防止经济危机的发生。

产能过剩并非自今日始,仅就供给过剩而言,至少已有10个年头了。商务部每年600种主要消费品供求清单,有70%乃至80%以上的商品是供大于求,其余商品为供求基本平衡,供不应求的商品极少,甚至一个也没有。这表明,供给过剩已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但,这不是一种良好的市场现象,不仅市场持续疲软,价格运转扭曲,而且会给企业投资带来不良预期,进而抑制经济增长和劳动就业。

供给过剩是生产过剩的初级形态,产能过剩是由供给过剩转化而来的。若某年出现供给过剩,在下个年度需求有了明显扩大,市场可以容纳当年供给,又可包容上年的过剩供给,那就小会产生产能过剩。否则,滞销和积压的商品将会增多,年年如此,产能过剩就会接踵而至。所以,产能过剩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不但更为严重,而且也是更为深远的。有人说,目前的产能过剩仅限于列入国家过剩产能名单的产业,主要是钢铁、建材、电解铝、水泥等少数产业,是局部的。此言未免失之偏颇。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供给过剩占显要地位,而产能过剩是潜在的,那么,时至今日,内需仍然难以迅速扩大,供给过剩不仅已转化为产能过剩,而且具有全局性质。不但经济运行面临更为严重的生产过剩的制约,旨在协调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也必然面临极为复杂的局面。若一旦宏观调控失误,那就会造成人们难以承受的经济危。

产能过剩之所以具有全局的性质,是由于:(1)产能过剩不仅广泛存在于消费品生产部门,而且正在向生产资料生产部门扩展和蔓延。2005年和2006年,生产资料市场都有20%以上的商品供大于求(龚雯,2006)。虽然这个比重明显小于消费品市场,但是,若考虑到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的内在联系,以及生产资料销售额远大于消费品销售额——一般地说,前者约为后者的3倍,那么,由生产资料市场所造成的经济运行阻力,也将远远超过消费品市场。(2)产能过剩的扩展和蔓延势必压低投资需求,并抑制投资增长。在居民储蓄偏好增强、储蓄率又有所提高的情况下,投资增长的减缓必然导致资金过剩。实际情形也正是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首次出现信贷资金过剩,这就是当时供给过剩向产能过剩转化的反映。(3)劳动力和资金同是生产要素,产能过剩的扩展和蔓延不仅压低对资金的需求,而且还将压低对劳力的需求。因而,劳力过剩和资金过剩必然同步产生。20世纪90年代后期,尽管经济增长率仍处于高位,失业率却开始越过3%的历史界线,徘徊于4%至5%之间,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劳力过剩的反映。可见,眼前的产能过剩已遍及多数产业,而且它还引发或导致了资金过剩和劳动力过剩。因此,如今产能过剩不是局部的,而是明显具有全局的性质。至于列入国家过剩产能名单的那几个产业,其产能过剩早已达到不得不予以公示和强行控制的程度。但这并非表示,唯有这些产业才有产能过剩,其他产业的产能没有过剩。

既然产能过剩具有全局的性质,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产能过剩已转变为经济危机了呢?还不能这么说。主要理由有四:一是,若是经济危机,那必定导致经济运行的滑坡。但近4年经济运行不仅仍处于高位,而且经济增长率还有所上升,2003年至2006年经济增长率都在10%以上,高于前5年(1998年至2002年)8.2%的平均增长率。二是,经济危机必然导致投资运行趋冷。但是,目前投资运行仍然过热,2006年投资增长率虽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但仍高达24%。即便是今年,虽然受到宏观调控的制约,它也不会出现明显减速的现象。三是,经济危机必然先后伴随以通胀和通缩。但是一个时期以来,既未发生通货膨胀,又未出现通货紧缩。近4年物价总水平是走低的,且物价指数的变动不大,不可称之为通货紧缩。四是,经济危机势必造成大量失业,但目前实际情形却是,在失业率上升到4.5%以后,又趋于相对稳定。可见,产能过剩与经济危机是两码事,有共同之处,也有重要区别,不可完全混同。不过,应清醒地看到,产能过剩与经济危机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

通常说,我国的经济运行是平稳快速的。如果我们的观察仅仅限于分析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等基本指标,情况的确如此。虽有隐忧,但仍可持乐观的态度。然而若作更深入的观察,比如,不仅把投资扩张与通货膨胀联系起来,而且把产能过剩与通货紧缩联系起来分析,那就会发现,当前经济运行正蕴育着通胀和通缩两大风险。而从多方面改进经济运行的状况,排除经济风险的干扰,以及防止经济危机的发生,则是宏观调控刻不容缓的任务。

二、投资扩张与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一对经济学范畴。前者是指在货币资金不足的情形下,借助货币的过量发行来拉动经济运行,并导致物价上涨。后者是指在货币资金过剩的情形下,经济运行将日趋萎缩甚至滑坡,并导致物价跌落。无论通胀还是通缩的发生皆非偶然,而是有规律可循的(闻潜,2000)。

通货膨胀源于投资扩张。投资扩张表现为,在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形下,以加大投资力度、扩大生产性需求的方式来拉动经济运行。最近几年,投资扩张已达到令人瞩目的程度,由此而引起的通胀风险并非虚构,而是现实客观存在的。

投资扩张经常不顾及资金的积累能力,其对资金积累能力的超越,是引发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因为,一方面,它将导致货币的非经济发行。即是说,货币发行量将超过资金积累能力,并用于弥补因过度投资而形成的资金供求差额。另一方面,它将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工作岗位的增加将给居民提供更多的增收机会。但是,此时居民收入增长并非全部来自具有内在价值的资金积累,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由货币非经济发行而形成的虚拟价值。用于购买生产要素的投资中,也包含相当部分的虚拟价值。虚拟价值即货币运行中的泡沫。由于虚拟价值的引入,市场呈现异常兴旺,物价连年上涨就是市场过度兴旺的现象形态。1993年至1995年市场异常兴旺,通胀率高达两位数,就是由投资盲目扩张造成的。因此,若今后投资扩张依然持续而难以收敛,那么通货膨胀或迟或早是一定要发生的。

在目前,尽管投资增长率仍居于高位,但通货膨胀暂时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一方面有充裕的货币积累,或者说资金已经过剩;另一方面,产能严重过剩,市场依然疲软。人们正在忧虑通胀风险的到来,这不无道理,但在产能、资金均过剩的情形下,通胀不可能立即突然而至,这也是可以肯定的。目前主要问题在于,急需查明导致投资持续扩张的真实原因,并着力加以有效控制。唯有如此,方可最终避免通货膨胀的发生。

投资扩张的成因,的确长期不为人所理解。从理论上说,投资的功能是为经济运行不间断地提能和产出。但是,产能过剩早已

凸显,这等于说,经济运行不再需要投资为它提供更多的产能;从政策上说,宏观调控正借助土地和信贷两道闸门来约束投资扩张。可是众多投资者既不理会产能过剩对投资的自然制约作用,也不理会两道闸门对投资的政策制约作用。投资扩张的势头依然强劲,似乎是不可扼制的。那么,在产能过剩的情形下,导致投资扩张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概括起来,下列几个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

1.投资成本偏低。投资成本包括融资成本、土地成本和劳工成本。目前的情形是,这三方面的成本没有例外都是偏低的,投资扩张就是在低成本的基础上起步的。

任何建设项目的投资,皆须先进行融资,融资是投资的重要前提。目前融资的渠道主要是银行,也有得到授权的非金融机构的参与。我国的货币政策一向鼓励投资,贷款利率是长期偏低的。贷款利率低,融资成本自然就低。2006年上半年,为了抑制投资过热局面的扩展,在存款利率不变的情形下,曾提高贷款的利率。但是,贷款利率的绝对水平仍然偏低,即便把当年下半年利率的调整考虑在内,情况依然如此。有人估算,一年期贷款利率应调整到8%,存款利率应调整到5%才比较适当(邢飞,2006),二者均高于现行利率约两个百分点。

任何建设项目的投资都要购买土地,为此得付出一定的土地成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设项目占地是征用的,虽然不是无偿使用,但与土地的正常价格相比,征地价格却相当低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商业性用地的价格应是市场价格,然而现今的实际情况却是,征地价格在土地交换的过程中仍然通行无阻。所以,土地成本明显偏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沿海城市就是用上述办法,再分配了农村的一批资金,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促进作用,也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然而如今廉价征用农民的土地竟成为实行投资扩张、危及经济运行的重要原因。

任何建设项目的投资,还需雇佣一定数量的职工,花费相当可观的劳工成本。但是在城市实有职工中农民工占半壁江山,为基建投资服务的建筑、施工、运输等行业中,农民工更是居多数地位。农民工劳动时间长、工资低、工资常年被拖欠,几乎成为这些部门的一种常见现象。近年间,鉴于“民工荒”的压力,沿海城市先后调整了农民工的工资。即便如此,农民工工资还是偏低的。农民工人数众多,工资低,劳动时间长,这些结合在一起后,可以认定,不仅金融成本和土地成本偏低,而且劳工成本同样是偏低的。

在我国投资热一再兴起,其中的奥妙就在于投资成本是长期偏低的。近年来,对投资热的调控之所以难以取得成效,未用力调节投资成本是全部问题关键之所在。

2.生产资料价格偏高。市场价格是经济运行、特别是投资运行的指示器。价格上升,预示可加大投资;价格下降,预示宜减少投资。近几年消费品价格运行比较平稳,生产资料价格则显着上升。在产能过剩的情形下投资热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与生产资料价格持续居于高位是分不开的。

生产资料价格与消费资料价格有所不同,二者之间的差异表现在:(1)消费品市场的价格机制已初步形成,但生产资料市场还不能这么说,其价格形成多半还受制于垄断因素,而垄断价格从来是偏高的。(2)消费品价格的波动是由消费性需求的变化而引起,而消费性需求决定于居民收入。生产资料价格的波动是由生产性需求的变化而引致,而生产性需求决定于投资。近几年,虽然消费性需求明显不足,但生产性需求是相当兴旺的。这些表明,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并非偶然,而是有深厚的市场基础的。

近几年投资扩张的源头是房地产投资和汽车产业投资。住房、汽车价格的上涨直接带动钢铁、水泥、建材、石油等价格的上升,进而又带动电解铝、化工原料乃至电力、焦炭、煤炭等价格的上升。这些产业是目前投资扩张的重点,又是产能过剩最为严重的部门。目前这些部门已列入国家产能过剩的目录,但对其仍然难以进行有效控制,原因依然是销售价格过高。应该补充说明,房地产、汽车产业投资的过快增长,虽然是提升消费结构的需要,但也有不健康因素,因为房地热是人为炒作起来的,是过度投机的反映。

3.税收调节迟缓,盈利空间过大。生产资料生产在经济运行中占有一定的优势。比如,有的属于重要原材料或资源性产品,在经济运行中处于上游地位,只要有投资的支持,便可暂时脱离其他产业而孤立地发展。有的属于垄断性经营,缺乏市场竞争对手,易于获得产业垄断利润。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投资成本低,市场价格高,再加上其优势地位,自然可获得相当丰厚的利润。各产业部门的利润率本来是不同的,有些部门利润丰厚不是问题所在。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但对投资成本、市场价格缺乏适当的政策调节,而且对利润也缺乏必要的税收调节。资源税出台迟缓,其税收体系亦不完整,而控制垄断利润形成和参与垄断利润分配的税收政策至今尚未问世。

总之,产能过剩之所以未能抑制投资扩张,而是与投资扩张同时并存,就是因为对投资成本、产品价格和盈利空间等因素调节不力的缘故。当然,在一向推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舆论环境中,要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加以改进,那也是不容易做到的。

三、产能过剩与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是投资运行日益萎缩的反映。如果说通货膨胀是由投资扩张而引起,那么通货紧缩就是由产能过剩所导致。从理论上说,投资扩张和产能过剩是互为因果的。一方面,投资扩张导致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产能过剩又将压低投资需求,进而抑制投资增长。而当投资增长减缓,甚而呈现萎缩状态之时,通货紧缩的发生就是一种必然。基于投资扩张和产能过剩的内在联系,可以认为,通货紧缩应是通货膨胀的后续过程。

产能过剩导致通货紧缩的过程,就是由投资增速减缓而产生的货币需求量缩小,进而迫使货币供给量紧缩的过程。其现象形态是,不仅货币发行量锐减,而且各层次货币运行,包括Ml、M2在内均同时、同等程度地缩减。同时,这也是由投资增速减缓而产生的商品需求量减少甚而萎缩并迫使市场价格下降的过程。这是因为,投资增速减缓意味着不但新增就业机会减少,失业率将会上升,而且居民收入增长亦受到严重制约。在全体居民中,中等收入者和低等收入者收入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就业。然而,一旦失业率上升,失业现象也将集中于这两部分劳动群体。因而,失业率的上升对居民收入增长的制约作用很大。因为这两部分群体消费倾向历来较高,所以,它对消费增长的制约作用也是相当大的。历史经验显示,消费需求的萎缩,正是发生在那些高失业的年份。而在市场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萎缩的情形下,市场价格的大幅度跌落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但是,不能认为,目前我国的经济运行已陷入通货紧缩的状态。最近一个时期内,虽然物价持续走低,但是经济快速平稳运行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通缩和通胀皆包括货币运行和价格运行两个层次,而以价格运行即物价的涨落为其基本标志。2003年~2006年的4年间,物价波动幅度除个别年份稍高外,均保持在1%~2%之间,这既非通胀也不能称之为通缩。是通胀还是通缩的争论,虽然近年间不绝于耳,但它并未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就是因为市场价格的运行既平稳又适度。在不得不承受产能过剩严重制约的情形下,经济运行未陷入通货紧缩是一个奇迹,但这也并非偶然,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1.投资增长仍然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增长。鉴于产能过剩的扩展和危害,近年问宏观调控正着眼于压低投资增长率,并使之保持在适度区间。就是说,一方面要纠正投资 增长率持续偏高的现象,以缓解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又要避免投资增长率下降过快乃至投资规模萎缩现象的发生。前者有助于预防通胀,后者则为预防通货紧缩所必需。所以,尽管目前投资增长率有所下降,但它在降至适度区间后就将停止。要知道,产能过剩是长期间形成的,要化解产能过剩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做到的。急于求成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是非常有害的。

通货紧缩通常是由经济严重滑坡所致。近几年,由于投资增长依然强劲,经济增长率仍然于高位运行,并不存在产生通货紧缩的经济背景。鉴于经济运行有出现过热的危险,宏观调控也应预防通货膨胀。为此,应实现经济运行的“软着陆”,而尽力避免“硬着陆”。若考虑到通缩是通胀的后续过程,那么实现经济运行的“软着陆”,也将有利于防止通货紧缩的发生。

2.经济快速增长支持了居民收入增长,并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率上升。从理论上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居民收入增长率应与经济增长率大体相当。但实际情形却是,居民收入增长相当缓慢,且长期如此。不过近年来,情况已有所改变。下表显示,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率已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它正在向经济增长率靠近。

农民收入增长率也有所提升,不过它与经济增长率的差距仍然很大。投资增长强劲有利于扩大就业,也有利于城市容纳更多的农民工。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就业规模的扩大。通货紧缩的直接原因是消费需求的萎缩。目前由于居民收入增长率有一定程度的上升,消费需求不是在持续缩减,而是在不断扩大。尽管消费的增长不足以振兴久已疲惫的市场,但它却有助于缓解产能过剩,以减轻市场压力,促进市场价格的平稳运行。

可见,目前既不存在引发通货紧缩的经济背景,又不存在直接导致通货紧缩的基本经济因素。所以,通常与产能过剩相伴随的通货紧缩,在当前是不可能发生的。

四、宏观调控走向

宏观调控的使命是驾驭经济运行的全局。通过产能过剩和投资扩张等问题的系统分析,可以认为,宏观调控既有所得,又有不少失误。宏观调控的成功之处,是在近期发现并纠正其失误的过程中取得的。

宏观调控的失误表现在长期不看重消费,而以投资拉动经济运行。投资拉动促进了经济高增长,但它却导致相当严重的产能过剩,经济运行不但从此背上了产能过剩的包袱,而且还将面临通货紧缩的危险。显然,这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

近年间,开始重视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以抑制产能过剩的扩展。然而,这一宏观调控目标并未全面实现。在调低投资率方面,虽有控制土地和信贷两项基本政策的出台,但由于对投资成本、垄断价格和盈利空间缺乏应有的具体控制,因而,投资热仍在继续升温。在提升消费率方面,虽有居民增收的支持,但是由于居民收入增长率尚未到位,消费的增长还不足以启动经济运行。而事实上消费率不升反而下降,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仍处于失调状态,经济运行也仍然处于投资拉动之中。

宏观调控的成功之处在于,在经济高位运行的过程中,既未发生通货膨胀,又未出现通货紧缩,这引起世人的警异,就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是罕见的。分析近几年实践,可给我们一些重要启示:宏观调控不可再固守原有(包括西方)的一些理念,而应调整方向和着力点,并构建一条新的思路。

第一,不能认为经济高增长一定导致高通胀。问题的关键是,促进经济高增长所需要的投资是否有相应的货币资金积累作保证。在历史上,1992年~1994年投资增长率最高,年均为30%左右,这致使一向罕见的两位数高通胀延续了3年。2003年~2005年,投资增长率在26%~30%之间波动,不但未出现高通胀,相反,大家都在忧虑近期可能发生通缩。那么,何以

有此重大差异?这就是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缺乏货币资金积累的能力,投资增长率是靠过量发行货币来支撑的,而目前货币资金的运行呈现过剩,不但可以支持投资高增长,而且还须为富余的货币资金寻找出路。所以,是否发生通胀,不宜简单地从经济增长率的高低来判断,而应充分考虑到是否具有相应的货币资金积累能力。

第二,不能认为产能过剩一定导致通货紧缩。通缩是否发生,这取决于以居民收入为依托的消费需求在多大程度上可包容市场上的消费品供给。如果消费增长可适度缓解市场疲软,尽管为通胀所抬高的物价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它会在较低的水平上稳定下来。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经历了物价大幅度下降的过程,而最近几年物价总水平则是相对稳定的。总的来看,虽然经济运行呈现通货紧缩的趋势,但是令人烦恼的通缩毕竟未曾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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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增发股票;肆意圈钱;社会成本;宏观调控

一、引言

上市公司通过大肆增发股票进行再融资，这种肆意圈钱行为对资本市场的伤害，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增发股票的再融资涉及成本问题，包括企业成本和社会a成本，增发股票的再融资企业成本容易确认和计量，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不大，而增发股票的再融资的社会成本是很不容易确认和计量的，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又非常之大。这里讲的企业增发股票的社会成本与“企业纯社会成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企业纯社会成本或称“企业社会成本”是指社会从企业经济活动之中所获得的某种净收益，如企业兴建公园而为社区居民免费使用的支出;又如，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办学校、建医院、托儿所、俱乐部、负责保障职工生老病死和就业等社会保障功能而付出的巨额成本。企业增发股票的社会成本则是指由于企业大肆增发股票或企图大肆增发股票而造成的相关股票市值的大量损失。怎样确认和计量增发股票的再融资的社会成本，怎样对增发股票再融资的社会成本进行有效的控制和调整，怎样规范增发股票再融资的社会成本等问题，是值得我们讨论和研究的新问题，以便从增发股票再融资的社会成本管理的角度，为我国资本市场的稳健发展，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防治这种疯狂圈钱行为的发生，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监督机制等提供宏观成本管理方面的理论支持。

二、增发股票社会成本的确认和计量

(一)增发股票社会成本的确认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首先提出了社会成本问题。科斯认为，市场并非万能，它的运行是有成本的，因此，市场具有替代物——企业。采用企业替代市场机制的组织形式是交易成本比较的结果，对企业规模的抑制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科斯，1937)。因为企业通过产权界定获得必须的权利，从而使用权利的行政决定(而非契约)安排活动，使组织和维持企业的行政成本低于市场机制的交易成本，这种成本的“外在性”就是社会成本(科斯，1961)。在我国，一些上市公司试图通过增发股票来疯狂圈钱，投资者对这样的行为非常厌恶，用脚投票，导致资本市场的市值大大蒸发，投资者的利益严重受损，造成资本市场剧烈震荡，极大地影响了资本市场以至整个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这种损失就是我们所说的增发股票的社会成本。笔者认为，增发股票的社会成本的利益主体应该是国家，其行使国家权力的代表应该是国家证监会，这种社会投资者利益的大量流失，也是一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资源耗费，即宏观成本，而宏观成本主要以国家为成本主体。所以，应该由国家证监会来确认某上市公司增发股票的社会成本。同时认为，只要同时符合以下两个条件，就应该确认增发股票的社会成本：

第一，由于增发股票或者企图增发股票行为的发生，已经造成资本市场市值的巨大损失。增发股票或者企图增发股票的行为，可以是该公司增发股票方案已经提交给证监会审批的事实，可以是该公司增发股票方案已经公司董事会通过的事实，也可以是该公司增发股票意向已经由公司相关高管在正式媒体披露的事实。

第二，该项增发股票的社会成本可以计量。

(二)增发股票社会成本的计量

增发股票的社会成本属于宏观成本，它的合理计量，不仅涉及会计计量的精确性要求，而且涉及经济学和财政学衡量的合理性要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和财政学不能象自然科学(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那样进行精确的衡量，但是，只要在各个时期使用大体一致的衡量方法，近似的衡量一般也就够了。”而会计则要精确计算和记录。所以，增发股票的社会成本的计量，应该先采用经济学和财政学的衡量方法，进行近似的衡量;然后采用会计计量方法进行计算和记录。笔者认为，为了能够迅速控制资本市场上的不健康行为，及时提供社会成本的信息，增发股票社会成本的计量应该采用“日积周清”制。具体地说，“日积”是指第一次计量的第一天社会成本，是从增发股票或者企图增发股票行为的发生至当日收盘时相关股票的损失值，以后每天计算、记录由于相关股票跌价而形成的市值损失，这样天天记录和累积，直至周末收盘。“周清”是指总的增发股票社会成本的金额，是从增发股票或者企图增发股票行为的发生至该周末收盘时相关股票的累计损失值。也就是说，除了非常特殊的情况，过了当事周后，不再计量社会成本。至于在这一期间内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相关股票涨跌的金额应该如何剔除，则由证监会采用经济学和财政学的衡量方法来界定，实在无法界定的，就应该将其视为“其增发股票的社会成本不能合理计量”。

三、增发股票社会成本的调控

在某种情况下，上市公司大肆增发股票或者企图大肆增发股票，会产生非常巨大的社会成本，极大地危害着资本市场健康和稳定发展，伤害着广大投资者的投资信心。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对上市公司的这种不理进行惩罚，如何惩罚?这正是增发股票社会成本的调控所要解决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在对犯罪与惩罚的成本分析中得出：犯罪数量与违法成本之间存在着反比关系。换句话说，违法成本越小，犯罪数量越大;反之亦然。在研究控制和防止增发股票社会成本的发生时，必须遵行贝克尔的这一原则。另外，为了保持和提高广大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对于理性投资者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应予以足够的补偿。罚要重罚、补要大补!笔者认为，对于已经“用脚投票”，抛售了相关股票的投资者，不应给予补偿，因为这里含有不理性的投资行为，统计也非常困难。补偿的对象应该是从事发至处理补偿时一直持有相关股票的投资者，这样，对鼓励人们坚持长期投资的理念，建立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信心，也有益处。对于原来未持有而现在持有相关股票的投资者，不予补偿，这样可以遏制另外一种投机行为而造成市场波动。补偿金额必须大于投资者损失的金额，大多少?可由证监会根据当时的情况而定，也可参考美国在处理安然事件时所采用的法定补偿条款。补偿金额的资金来源于对“肇事”上市公司的罚款。最令人关注的问题是：违规成本到底多少，才能制止企业借增发股票来疯狂圈钱的行为，而又能避免过当惩罚?从理论上讲，违规成本的合理界定应该是：大于补偿金而小于社会成本。

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本身没错，无论是增发股票还是发行债券，只要符合国家产业结构优化政策，发行数量得当，融资风险不大，证监会就会批准，广大投资者买单，客观上支持着我国产业结构朝着优化、良性的方向不断发展，这是一幅美好的蓝图。一般来说，在资本市场上融资投资越顺畅，这个资本市场也就越成熟。问题是我国一些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一味把资本市场当作提款机，一谈再融资就狮子大开口，也难免存在“老鼠仓”等恶意圈钱行为。本文的贡献在于提出增发股票的再融资的社会成本的概念，以及如何对增发股票社会成本进行确认、计量、控制、调整和规范等问题，对于那些违规公司应该承担多少违规成本，提出了一个成本学理论上的界定，为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的监督机制出谋划策。

【主要参考文献】

[1]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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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  宏观调控  中性政策

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目前的突出矛盾是某些行业投资增长过快

中国经济增长从去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增长幅度由1998—2002年间平均每年的7%—8%，上升到2003年的9.1%，2004年第一季度的9.8%，上半年的9.7%。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加快，消费结构迅速升级，总体形势良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突出矛盾是某些行业投资过快，促使煤、电、油、运等主要原材料供应紧张。去年以来，国家针对部分行业出现的过热苗头，已经发出了预警的信号。同时，在项目审批、土地利用以及信贷投放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控制，抑制投资的过度膨胀。

但是，投资的列车一旦加速，很难一时间刹住。今年一季度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依然较高，钢铁、水泥、电解铝、焦炭等能耗高、污染重的行业仍在快速扩张。4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和各有关单位对所有在建、拟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在宏观调控杠杆的撬动下，各地区、各部门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行动，大批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项目下马，部分过热行业开始得到抑制。

固定资产投资膨胀问题是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投资膨胀是否引起了经济过热，前些时，大家议论纷纷。时下固定资产投资扩张有两个主要背景，一是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城市化、工业化及消费升级，由汽车、住宅产业带动新的增长周期，对投资品的需求旺盛。二是地方政府的行政主导的投资项目猛上，为出政绩，争相以优惠条件吸引投资。今年一季度，中央项目投资增长12.1%，而地方项目则增长64.9%。

在此情况下，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处于什么境地?现在经济形势很特殊，既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全面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又不同于前几年偏冷的通货紧缩趋势。去年以来，虽然消费品物价指数由负转正，投资品和部分生产资料价格涨势强劲，去年三季度后物价上涨趋势较为明显，9、10、11月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平均上升1个百分点左右，CPI由2002年的零增长爬升到2003年的3.2%。今年第一季度物价继续上扬，同比上涨2.8%(1月3.2%，2月2.1%，3月3%)。4、5、6月继续上扬(4月3.8%，5月4.4%，6月5%)。但消费品价格除粮食等农产品上涨较快上，其余比较疲弱，如6月CPI同比上涨5%，其中食品撬动了CPI上涨4.4%，剔除此因素，非食品因素使CPI上涨只0.6%，甚至还有下降的。权重最大的工业消费品价格是下降的，如衣着、家电、汽车、药品等。而粮食价格则是恢复性回升，如果以2003年夏收前价格为基准，粮价提高50%才恢复接近1997年的水平。粮价上涨根源在局部的供求失衡，与通货膨胀不是一回事，与前一时期货币信贷增长过快没有关系，也与投资高速带动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关系不大。消费物价指数尤其是除去粮食外的核心CPI，总的看大体上还在合理区间移动(据我过去提过的看法，核心CPI在2%—3%之间，都算合理区间)。

当前我国有部分行业，如钢铁、电解铝、水泥等投资扩张较猛，引起部分物资如煤、电、油、运等供应紧张。如1—5月电力生产增长16.4%，但在全国范围有24个省市拉闸限电。煤炭社会库存量下降到20年来的最低水平。全国铁路前5个月请车满足率只有35%左右，沿海港口出现多年来未有的压船压港现象。虽然如此，但总起来看，我们的劳动力不紧张，城镇登记失业率还在增长，下岗剩余劳力也在增长；资金不紧张，银行存贷差还不小，6月末约为6万亿元；生产能力除了煤、电、油、运等资源性产品和服务外，也不紧张，大部分加工制造业、工业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宽松甚至过剩。因此人力、财力、物力的供给都有剩余。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9%—10%。现在实际增长率还在潜在增长率的范围以内。2003年GDP增长9.1%，2004年一季度增长9.8%，二季度增长9.6%，上半年增长率为9.7%，仍在潜在经济增长率范围内。即使经济总体没有过热，但对局部经济过热，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对当前的瓶颈制约，如对煤、电、油、运和一些重要材料的紧缺，应当继续引起重视，因为处理不好，它会影响到发展的全局。

二、宏观调控政策应该由“从松”的政策转向“中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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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节前最后的交易日，央行决定从2007年2月2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目的是加强商业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

可以说，2006年12月CPI(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创新高、央行2006年第四季度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所显示的居民对物价预期不乐观、通胀上升预期风险增加，以及2007年1月银行信贷快速增长等，均让央行对货币政策的紧缩成了共识。但同时，升息的问题也成了国内宏观经济争论的焦点。

不过，就目前的争论来看，市场比较流行的一个观点是，国内金融市场，利率调整对市场行为的影响十分有限。

强势的信贷使用者不愿让利息上升

毫无疑问，在一个复杂多样的融资体系中，特别是在一个由计划向市场转轨的经济中，利率的形成与作用应该是十分复杂的，其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也不会如完善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那样明显。加上利率方面的非市场因素(如对利率的管制)等，所以利率对市场行为的影响与作用当然与发达市场体系不可比拟的。

但形成这样的局面，并非利率的内在功能丧失，也不是利率在这样的制度框下起不到什么作用，反之，正是利率内在机制没有起到作用，才会显示出企业对利率不敏感。如果不让利率在市场运作中逐渐地显示出作用，只是说利率的变动对市场影响不大，利率的变动对投资过热、国内资产价格泡沫起不到抑制作用，那么，不仅有效的利率形成机制无法生成，金融市场的价格也无法显现。试想，在金融市场，难道还有比利率更好的宏观调控工具?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近几年来，尽管没有改变国有企业对银行贷款易获得性的偏好，但由于银行利息的硬约束，过低的利率仍然是国有企业认为负担过重的主要因素。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国有企业平均利息支出260万元，大中型国有企业平均利息为350万元，相当于企业利润18％。因此，不少国有企业一直把利息费用过多归为企业亏损的首要原因。

就目前银行信贷投向来看，大多数银行信贷投向了政府主导的大型综合投资项目。对于这些投资项目，不仅贷款规模大，而且贷款周期长，因此银行利息高低也就决定这些投资项目投资回报率高低，特别决定了这些投资项目的政府短期业绩。因此，尽管目前国内利率处于低水平上，但任何地方政府都反对利率上升。还有，对于民营企业及国内银行来说，也是不愿意银行利息上升。前者是对利息的敏感而不愿利息上升对其融资成本增加的影响，后者则不愿利息上升缩小信贷规模及利差水平。如此可以看到，国内企业并非是对利息上升不敏感，利率上升也并非对银行信贷起不到收缩的作用，而是由于那些强势的信贷使用者或主持者不愿意让利息上升，因为这样对它们更为有利。

应形成金融市场价格机制

想想早些年国内放开家电市场、最近几年放开汽车市场的情况。那时候，市场主流意见认为，对于当时中国的幼稚家电工业、汽车工业来说，如果放开步伐太快，如果让市场形成有效竞争，那么中国的家电工业、汽车工业一定会不堪一击，完全为外国强大的企业所打败。但实际上，这些行业越是放开得早，其发展速度越快，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很快就让这些行业强大起来。事实上，有效的市场竞争，市场价格竞争机制形成，不仅没有让国内家电行业与汽车工业，反之，成了这些行业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

目前国内金融市场的情况也是如此。政府总是希望通过种种管制来聚集金融资源，总是希望通过一定的管制方式来扶持没有发展起来的中国金融业及国有企业，既得利益集团也总是会以种种莫须有的理由来否认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的作用，总是会以各种意见来否定中国利率调整的必要性。试想，在这样的情况下，金融市场价格机制如何能够形成。国内的金融市场连价格机制都没有，那么其影响与作用何来。毫无疑问，政府管制下的低利率政策是国内经济行为的扭曲、投资过热、房地产过热及股市泡沫吹起的根源。

对于国内的宏观调控，利率工具没有失去其作用

我多年来一直在强调，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低利率政策是许多经济问题的根源，特别是金融市场问题的根源。对中国这种转轨经济来说，低利率政策对经济行为的曲扭更是不可复加。如果政府职能部门对此不能够有一种明确的认识，一定会陷入早几年那样保护汽车幼稚工业而无法摆脱的困境，而且由于金融业的特殊性，这种困境的陷入不仅无法改善整个国内金融市场的效率，无法促使国内金融机构或组织来改善经营并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而且也容易成为一些金融机构组织隐蔽地掠夺广大民众财富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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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行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它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能源,并且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密切相关,安全、稳定和充足的电力供应,是国民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在我国,电力行业多年以来一直是由政府直接管理的,自2002年底起,开始全面推行电力体制改革,国家电监会、两大电网公司、五大发电集团公司和四个辅业公司相继成立,实现了“厂网分开”和“政企分开”,电力行业有序竞争的局面已经形成。在将近4年的时间里,我国的电力行业的发展和电力体制改革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目前在电力行业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产业结构不合理、电力紧缺、煤电价格矛盾以及电网与电源建设不同步等,对此需要给予高度的重视。本文结合我国电力行业的现状以及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介绍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及其实施情况。

二、电力行业中的宏观调控措施

(一)调整产业结构

1.问题产生的背景

目前,我国缺电与产业结构水平低、粗放式经营密切相关。根据有关统计数据,2003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8910亿千瓦时,增长15.4%,其中以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最高,达到73.69%,而且其增长率也是各产业中最高的,为16.54%。在第二产业用电中,以工业用电占绝大多数,它占全社会用电的72.69%。在工业用电中,重工业占77.40%,其中,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业这两个高耗能行业用电2663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08%,对全社会用电增长贡献率为19.19%,并且,这两个行业对全社会用电增长贡献率从2000年开始逐年增加。由此可见,近年来电力需求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重工业用电量快速增长,其中尤以高耗能行业的用电增长为最快。粗放型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高耗能行业持续快速扩张,导致用电持续高速增长,对我国电力供应带来了压力。

2.相关措施及效果

针对上述情况,国家出台了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2004年4月,国务院《对电石和铁合金行业进行清理整顿的若干意见》,全面清理并取消电石、铁合金等高耗能企业享受的优惠电价、优惠税收、优惠供地等政策;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加大环境监督和执法力度,对电石和铁合金生产企业进行重点监控;电力监管部门加强对供电企业的监管,对必须依法关闭的生产企业、淘汰及限期整改的生产装置要立即停止供电;国家发改委5月发文限定高能耗企业生产的《当前部分行业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目录》,它主要包括: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化、机械、轻工、纺织、汽车等行业的部分低水平、重污染产品。

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措施逐步到位,工业生产用电总体呈下降趋势。2004年我国工业用电量增长在4月末达到18.2%的最高点后,连续4个月呈下降趋势,至8月末下降为16.4%,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得初步成效,工业增速有所趋缓,三产增速加大。重工业的用电情况也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2004年1-4月份,其用电增长率为全社会用电增长率的1.188倍,远大于同期二产的增长率。在国家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出台执行后,在1-7月份,重工业的用电增长率降到全社会用电增长率的1.097倍,宏观调控效果明显,其发展势头得到了一定的遏制。有色金属行业受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最大,在2004年初其用电增长率为全社会用电增长率的1.781倍,在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下,这一比值下降到l-7月份的1.2倍,效果十分明显。

总的看来,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不同程度地抑制了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等行业发展过热的情况,同时,对三产还起到了促进发展的作用。由此可见,通过采取价格政策、行政手段等宏观调控措施调整产业结构,抑制重工业中某些行业的过热发展,降低工业用电增速,尤其是抑制高耗能产业的过速发展,推动节能型及环保型产业的发展,逐渐将目前粗放型经济模式转换成高效型经济模式,对于缓解我国电力供应紧张局面有十分积极有效的作用。

(二)实行峰谷分时电价

1.措施的相关介绍

在电力体制改革中,要加速推进电力市场的建设,就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根据市场上的电力供需情况,通过价格杠杆,实时有效地优化资源配置,调节电力供需平衡。

实行峰谷分时电价就是一种利用价格杠杆,有效地调节电力供需平衡的宏观调控措施。供电公司根据电网的负荷特性确定峰谷时段,根据不同时段确定不同的销售电价,在负荷高峰时段实施高电价、在负荷低谷时段实施低电价,缓解高峰期的用电紧张状况,挖掘低谷期的用电需求,以达到削峰填谷的目的。此外,它还能提高负荷率,并基本不改变社会总电量需求,不会制约企业的生产发展或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是主要通过经济激励而非行政手段达到其效果的。所以,实行峰谷分时电价是一种有效的需求侧管理措施,符合现今电力行业市场化的发展要求。

在实行峰谷分时电价的措施中,合理地划分峰谷时段、制定相应的分时电价,对于有效地发挥其调节电力需求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划分峰谷时段有不同的方法:一是先对主要负荷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类型负荷的持续曲线定性地给出高峰时段所在的位置,然后确定负荷曲线上各点分别处于峰时段和谷时段的可能性,以进一步确定峰谷平各个时段在1天24小时内的位置和长度;二是以不同时段的电能成本为划分峰谷时段的主要依据,根据电能成本在负荷曲线上的突变特征划分峰谷时段,并得到相应的峰谷电能成本比,在此基础上得到相应地反映峰谷时段供电成本的峰谷电价。总之,无论使用何种划分依据和定价方法,供电公司都要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类型负荷的持续曲线制定相应的峰谷分时电价措施,并结合电能成本、季节变化等因素及时地调整分时电价,激励电力用户自觉错峰避峰,引导用户科学合理用电。

2.措施的实施效果

在我国,江苏、浙江、上海等地都较早地实行了峰谷分时电价措施,随后其他一些省市也逐步推行了这项措施。在实行初期,价差偏小,激励作用有限,此后,各省市都根据各自情况,逐步拉大了峰谷价差。以上海市为例,该市于1993年开始试行峰谷分时电价。目前,对需量在0.1MW以上用户实行的是两部制三段式峰谷分时电价,对需量在0.1MW以下的工业、非工经营性用户实行的是单一制两段式峰谷分时电价,而需量在0.1MW以下的非工非经营性用户仍实行单一制不分时电价。其中,对需量在0.1MW以上的工商业大用户,自1999年11月起,峰谷价比为3:1,至2002年7月,在平时段电价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峰谷价比拉大为3.5:1,这一调整对提升系统负荷率起到了积极的影响。2002年7-12月以及2003年1、4、5、6月,典型日系统负荷率比峰谷价比较小的前1年同期有1-2%的提高,明显改善了上海电网的系统负荷率。由此可见,适度拉大峰谷价差能更好地调节系统负荷,使电力供需平衡。

(三)实施煤电价格联动

1.问题产生的背景

在我国,目前燃煤机组占国内电力装机容量近75%,所提供的电量约占社会总需求的80%。因此,煤炭市场的电煤(发电用煤)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电价,而电价又与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发展以及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所以,电煤价格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一直是我国政府宏观调控工作中的重点。煤电价格矛盾源于我国煤炭、电力市场化改革进程不同和定价机制上的差异。l992-l994年,国家用3年时间逐步放开了煤价,而电煤市场一直存在“计划煤价”与“市场煤价”的双重价格。从2000年起,我国基本上实现了电煤的市场化,放开了电煤的价格。而电力改革的步伐相对滞后,电力企业2002年才实现初步的“厂网分离,竞价上网”。

2.相关措施及效果

为了理顺煤电价格关系,促进煤炭、电力行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于2004年12月15日印发了《关于建立煤电价格联动机制的意见的通知》,决定建立煤电价格联动机制,根据煤炭价格与电力价格的传导机制建立上网电价与煤炭价格的联动公式,以电煤综合出矿价格(车板价)为基础,实行煤电价格联动。电力企业要消化30%的煤价上涨因素。销售电价调整后,按照电网经营企业输配电价保持相对稳定的原则,相应调整电网企业对用户的销售电价。

我国在2005年5月1日实施了第一次煤电价格联动,销售电价平均提高2.52分/千瓦时,旨在解决2004年6月以后煤炭价格上涨、部分电厂经营亏损以及取消超发电价等对电价的影响。通过该次联动措施后,部分发电企业电煤供应紧张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发电企业利润自2005年7月份开始实现连续同比正增长,但从全国范围看,电煤供应紧张的局面仍没有根本好转,仍有每吨13元的燃料成本无法在电价中消化,再加上这1年来煤价上涨、煤质下降以及铁路运价上调、资源费上涨等因素,综合电煤价格已经远远超过煤电联动条件。

为了进一步缓和煤电矛盾,第二次煤电价格联动已于2006年6月30日启动,国家发改委将全国上网电价平均上调1.174分/千瓦时,全国销售电价平均上调2.494分/千瓦时。这次调整电价,主要解决煤价上涨、可再生能源发展、电厂脱硫改造以及电网建设资金不足等矛盾。

上述这些行政性的煤电联动措施只能暂时地解决煤电价格问题,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要从根本上解决煤电问题取决于电力市场化进程,将煤炭、电力价格都放开由市场形成,因此国家对电煤价格实行的“稳定、监管、放开”的原则已调整为“放开、监管、稳定”,但电力市场化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所以,建立政府调控下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是缓解当前煤电价格矛盾的有效手段。

(四)加速电网建设

1.问题产生的背景

长期以来,在我国的电力建设中,电网建设一直滞后于电源建设。2003年全国电网建设投资占全部电力投资的比重为40%,2004年这一比重下降至23%左右,而电源建设却趋于无序状态,近些年,为缓解用电紧张局面,国家加大了电源建设规模,可有些地区却未经国家批准自行开工了相当规模的电源项目。这样,电源建设快于电网建设,限制了电网对电力资源的调配能力,造成有的地区窝电,而有的地区缺电的尴尬局面,使潜在的供应能力不能转化为现实的供应能力。而且,我国地域辽阔,用电高峰东西有时间差,南北有季节差。因此,跨区域送电是解决各地缺电的有效办法,但是目前我国骨干电网的送电能力已经没有余量,这就对跨区域送电造成了很大的制约。

2.相关措施及效果

自2004年初起,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坚决制止违规电源建设,各地、各有关单位对此开始加以重视,经过多方努力,一部分违规项目已经停止建设,电力行业无序建设、盲目布点的势头得到了一定遏制,违规电源清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与此同时,在此次电力体制改革中,电网企业和电源企业分开,电网建设速度比原来有所加快。但是,要彻底解决我国电力行业中电网建设滞后于电源建设的“瓶颈”现象,还需要一定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国家的宏观调控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在国家对电网与电源的统一规划下,逐步加大对电网的投资建设,建立投资电网的激励机制,并对我国现有的骨干电网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其输送能力。对于电源建设,则要进行适当的调控和引导,通过市场公开招投标,选择电源项目投资主体,减少无序竞争。这样,电网与电源就能统一协调地建设发展,这对于缓解我国各地的用电紧张局面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篇10

到了地狱，他见到一张很大的餐桌，桌上摆满了丰盛的佳肴。地狱看起来还不错，这位基督徒心中暗想。一会用餐的时间到了，只见一群饿鬼一涌而入，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双几米长的筷子。可是由于筷子太长，最后每个人都只能夹得到却吃不到，很是悲惨。

之后，他又来到了天堂，同样的餐桌和佳肴，只是进天堂的人穿的比较整洁，每个人也同样拿着一双几米长的筷子。这不是和地狱一样？基督徒心中嘀咕。开饭了，但见这些人同样也用长筷子夹菜，可唯一不同的是，这些人并不是给自己吃，而是给对面的人吃，所以每个人吃得都很愉快。

对于投资者而言牛市就是天堂，而漫漫熊市则不亚于身处地狱。如果按下跌20%则股市转熊，那么下跌50%显然就是严重股灾的话，中国A股处于熊市是确定无疑的了。

为什么中国股市在如此短的时间陷入股灾，基本面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今年与去年相比，就像这则小故事描述的，投资者的行为变化可能影响更大。大、小非并不会理会在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是否亏损，他们要尽快拿到自己的那部分赢利，投资者之间也同样不会 相互顾及，只要自己逃顶，其他投资者是否亏损管我何事！虽然最终的结果是谁也好不到哪去。

不过对于是牛市还是熊市用这种方法去区别可能过于简单。

既然已经熊市已经明显到来了，而且人类从来都不缺乏事后完美解释的能力。比如有些人认为大、小非解禁导致资金的流出让股市一跌再跌；还有些人可以从美国的次级债讲起，一直讲到只要油价不跌，股市就不会涨；不过更多的人则从政策的变化中看到了牛熊转换的痕迹，宏观调控决定着未来股市的反弹或反转。

为什么会宏观调控呢？如果对经济发展史有所了解的话，就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

当一个经济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后，将进入工业化阶段，经济快速增长，重化工业发展迅猛，固定资产投资是增长主要动力。比如单位GDP的用钢量快速增长，直到顶峰。但是这种高投入的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比如将来的某一天，中国人突然发现房子已经盖得差不多时，需求似乎一夜间消失了，那时单位GDP的用钢量会快速下降，产能会过剩，经济会萧条。

这种景象在历史上就像股市的泡沫一样时有发生，比如美国、日本和韩国。遗憾的是在这个时候祸不单行，油价又不停上涨，中国经济雪上加霜，想不萧条是比较困难了。这大约是目前国内投资者最担心的一种情况。

楼市可能是宏观调控最突出的目标了。在有些人看来，房地产价格一定得暴跌，否则就没完，至于已经有房的人资产缩水，那是活该，这一点与上文的故事倒有些相似。如果房价不跌，那么房地产的拐点只能是房地产成交量的下降了，这一点与现实数据更吻合。但如果从今年开始房地产成交量出现拐点，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会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对油的需求也会下降。

将来中国经济是否会面临那次经济萧条的劫难，现在没有人知道。

不过对于政府的宏观调控而言，经济减速，把三年做完的投资用五年来完成，控制住将来可能会过剩的产能，在那次调整来临之前，把结构先主动地调整好，中国经济才可能有一个完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