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规划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城乡规划法》是我国建设领域的一部重要法律，它的颁布实施对于充分发挥城乡规划在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先导和统筹作用，有效调控和引导城乡发展建设，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对*省而言，我们贯彻《城乡规划法》的主要任务是，遵循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重点，不断提高城乡规划管理水平，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的举措：

一、提高认识，深入开展《城乡规划法》的学习和宣传工作

学习好宣传好《城乡规划法》是贯彻实施好《城乡规划法》的前提。当前要重点抓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组织规划管理部门和其他相关的政府管理部门的干部全面、深入学习《城乡规划法》。省将于近期组织开展《城乡规划法》的培训工作。同时要求各地也要对规划、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规划设计单位的有关人员进行培训。二是面向社会，积极会同宣传部门，充分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广泛、深入地宣传《城乡规划法》，使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了解《城乡规划法》，让全社会共同来支持和监督《城乡规划法》的实施，营造贯彻实施《城乡规划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开拓创新，健全统筹城乡发展的规划体系

按照《城乡规划法》的规定，结合我省已有的工作基础，我们对如何健全统筹城乡发展的规划体系，形成了以下的初步设想：

一是以省和区域城镇体系规划为切入点，构建省级城乡规划的政策平台。

《城乡规划法》进一步明确了城镇体系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因此，制定和实施好面向区域与城乡统筹的城镇体系规划，是加强城乡规划先导、综合统筹和调控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改变以往城乡规划成果政策属性不强，缺乏统一的政策实施平台必要措施。我省和建设部联合组织编制的《珠三角城镇群规划》之所以被专家誉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区域规划编制的成功探索、创新的典范，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南，立足于空间资源的保护和各级政府事权的合理划分，把珠三角划分为9类政策地区和4级空间管治类型，提出不同的政策引导和规划管制要求，并强化了政府对公共资源和战略性空间资源的调控和管制。

目前，《珠江三角洲城镇群规划实施条例》已由*省人大批准颁布实施，从而进一步确立了《珠三角城镇群规划》的法定地位；《*省城镇体系规划》正待国务院批复；根据*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的加快发展粤东城镇群的要求，编制《粤东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的前期工作也已开展。我们将以制定和实施好这些城镇体系规划为基础和切入点，在健全行之有效的省级城乡规划政策平台上下大功夫，以进一步增强城乡规划的权威性。

二是以落实规划强制性内容、建立规划评价和监控体系为重点，确保城乡规划成为政府调控各类资源、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的重要手段。

对于城乡规划涉及的区域协调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风景名胜资源管理、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强制性内容，我们要以最有效的方式加强规划管制，确保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同时，要以可量化的控制性指标为主体，构筑城乡规划目标和政策的评价、引导体系，以及规划实施的监控体系，有效调控城乡规划发展和建设。

当前，我们将以建设生态文明、保障公共利益为重点，落实好《城乡规划法》的相关要求。一方面，要按照《*省环城绿带规划指引》和《*省区域绿地规划指引》的要求，督促各地在编制城镇总体规划中，切实将城市的环城绿带和区域绿地，作为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加以明确，并制定切实的管制措施、行动计划来予以落实。例如，我们正积极筹备开展珠三角地区区域绿地的划定工作，拟报请省政府审定后，实施区域绿地管制；另一方面，要通过对规划目标政策和实施的评价、监控和引导，促进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城市的建设，落实好公共交通、住房建设、公共设施、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具体规划要求。

三是以提高城市和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的适用性和覆盖率为核心，进一步增加规划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

我省于*年颁布实施了全国第一部规范控制性详细规划地方性法规——《*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控规条例》），有效推进了我省城市规划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进程。今后，我省将本着务实进取的态度，按照《城乡规划法》的要求，充分考虑规划管理的刚性与弹性，加强规划的适用性和科学性，我们还要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不断提高控规的覆盖率。

《城乡规划法》第二十条对于建制镇的控规制定和实施工作也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将按照这一要求，督促和指导建制镇按照发展和建设的需要，推进建制镇重点开发地区和地段的控规的制定和实施。我们正在着手开展制定《*省建制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指引》，对建制镇的控规制定和实施工作给予有效的政策和技术指引。

四是因地制宜地搞好乡和村庄规划的制定和管理，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我们认为，对于乡和村庄规划，应当根据差异化的乡村发展目标制定相应的规划政策。从我省目前乡村发展状况来看，其发展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被城市或镇包围的“城中村”和处于城市、镇增长边界内的乡和村庄；另一种是处于大城市发展的影响范围，或者处于城镇密集区域的乡和村庄；还有一种是处于非城市化区域，或处于农田保护区、生态保护区的乡村。对于这三类村庄，我们要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调整、完善现行规划思路和规划方法。同时，对*年的《*省村庄整治规划编制指引（试行）》进行修订，以更好地贯彻《城乡规划法》中有关规定。

五是以“三规协调”为基础，加强城乡规划与相关规划的协调和衔接。

近年来，我省十分注重城市规划与相关规划的协调工作。省委、省政府印发的《*省城镇化发展纲要》和《关于推进城镇化的若干政策意见》讲要突出以城乡规划为主体的空间战略规划的基础性地位，要求行业规划、专项规划和下一层次规划要服从空间战略规划和上一层次规划。我们要按照《城乡规划法》关于如何协调、衔接城乡规划与相关规划关系的新要求，继续加大协调力度，逐步打破部门壁垒。特别是对于涉及社会经济发展的三项综合性规划（城乡总体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积极探索“三规协调”的现实途径。例如，我们将根据《城乡规划法》确定的“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创新制度，开展城市规划实施年度计划工作，确保省下达的土地利用计划与各地城乡建设的年度用地安排相衔接。同时，充分发挥近期建设规划的行动规划属性，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确定的重大建设项目在“城乡规划”这一平台上进行有效整合，使之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共同构成好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的“双平台”。

三、明晰事权，进一步强化城乡规划的管理

按照《城乡规划法》的要求和“一级政府、一级规划、一级事权”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城乡规划的管理，我们的工作思路是：

1、制定全省城乡规划编制计划，以此为基础，督促地方政府完善城乡规划体系，促进城乡规划在省域空间范围全覆盖。

2、积极引导各地政府按照《城乡规划法》要求，逐步建立健全职责对应和相对统一的规划管理机构。

3、完善近期建设规划的备案制度。

4、健全重大项目选址意见书分级审批制度。

四、多管齐下，建立和健全城乡规划监督管理机制

（一）建立城乡规划督察员巡察制度

我省将本着“突出重点，分类推进；取得经验，逐步铺开”的工作思路，结合《珠三角规划》和《珠三角条例》的实施，率先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建立城乡规划督察员巡察制度,待取得经验后，逐步在全省推行。

（二）积极完善城乡规划公众参与制度

我们将按照《城乡规划法》的要求，通过制定和实施《*省城乡规划公众参与办法》和《*省城乡规划公示制度》等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城乡规划公众参与制度，进一步加大社会各界对城乡规划的监督力度。

（三）建立健全省城乡规划委员会制度

今年11月，省政府下发了《关于设立*省城乡规划委员会的通知》，同意设立以省长为主任的*省城乡规划委员会。我厅将以此为平台，进一步加大城乡规划对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的统筹力度。

（四）建立规划实时动态监督机制

我厅正积极筹建城市规划动态信息监测系统，重点对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进行实时动态监测。我们已完成“珠三角协调发展战略决策支持系统建设前期研究”工作，以其为技术支撑，各地将结合规划管理信息化建设，积极建立和完善城乡规划动态信息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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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面质量管理；旅游规划；法规

从2000年开始，中央有关部委陆续出台了多部规范旅游规划的法规，我国旅游规划法规体系初步形成。在当前我国旅游规划成果良莠不齐的情况下，这些法规把规范旅游规划的编制，而不是旅游规划的实施作为重点，希望借此提高旅游规划成果质量。因此，它们的制订和实施可以纳入质量管理的范畴。现代质量管理学崇尚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然而，分析表明，我国旅游规划法规体系尚未实现对旅游规划质量的全面管理，因而有必要补充完善。

一、我国旅游规划法规体系的构成我国现行的旅游规划相关法规有四部，分别是《旅游发展规划管理办法》（2000年）、《旅游规划通则》（2003年）、《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2003年）、《旅游规划设计单位资质等级认定管理办法》（2005年）。

《旅游发展规划管理办法》、《旅游规划设计单位资质等级认定管理办法》是国家旅游局的部门规章。前者对旅游发展规划的概念、类型、内容、地位进行了界定，提出了编制旅游发展规划的原则，并对旅游发展规划编制、审批、实施的行政管理程序进行了粗略的规定。后者提出了旅游规划设计单位资质的认定标准、申报与审批程序，并建立起对具有资质的旅游规划设计单位的管理制度。

《旅游规划通则》、《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是由国家旅游局起草，国家质检总局的技术法令。前者较为详细地规定了各类旅游规划的内容，系统地提出编制、评审旅游规划的技术要求与程序，并对编制、评审旅游规划人员的个人素质、团队构成提出了较为具体的要求。后者在对旅游资源进行界定、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详尽的对旅游资源进行调查、评价的工作方法。

二、TQM的概念与内涵

TQM是英文Total Quality Management的缩写，意为全面质量管理。它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质量经理菲根堡姆于1961年最先提出的一种质量管理思想。菲根堡姆认为，质量控制应该由企业所有人员共同承担，解决质量问题不能仅着眼于产品制造过程，质量管理应贯穿于产品质量产生、形成和实现的全过程，且解决质量问题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不能仅限于检验和数理统计方法。在制造业的成功应用使得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很多国家结合本国的实践对其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并对其应用范围进行了拓展。

如今，全面质量管理已发展成为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在全球企业界和其他各类组织的管理活动中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

我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大力推广全面质量管理。在此过程中，我国专家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出了“三全一多样”的观点，即认为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必须达到全过程、全员、全面、多方法四个基本要求。“全过程”是指对质量产生、形成、实现的整个过程进行控制；“全员”是指组织的全体成员都投入到质量管理活动中去；“全面”是指质量的概念是广义的，包括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工作质量等方面；“多方法”意为综合采用管理技术、科学方法、专业知识进行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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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我国旅游规划法规体系的建议把我国旅游规划相关法规的内容与全面质量管理的基本要求进行对比发现，现行旅游规划法规体系还需从四个方面进行完善：1、对旅游规划编制过程进行更科学、更严格的控制。旅游规划编制、实施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会影响规划成果的质量。然而，在当前我国旅游规划成果整体上质量较低的情况下，现阶段不宜通过立法强行干预旅游规划的实施，尽管规划实施对规划成果质量有检验、反馈作用。法规应致力于对旅游规划编制过程进行更有效的控制。在此提两点建议：其一，对旅游规划编制程序进行更科学的设计。近年来，学者们就如何编制旅游规划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不乏有关创新旅游规划编制程序的理论成果。建议立法者分析、评估这些研究成果，并据此修订旅游规划编制程序。比如，有的学者提出了利益相关者参与旅游规划编制的步骤与方法；其二，法规对旅游规划编制程序的表述应体现充分的强制性，以实现对旅游规划编制过程的严格控制。现行法规的强制性明显不够。比如，关于委托方确定旅游规划设计单位的方式，“通则”只是概括了实践中有哪几种方式，而不是要求委托方必须采用相对公正、透明的竞标方式。

2、加强对参与旅游规划编制工作人员的管理。参与旅游规划编制的工作人员主要有四类：规划团队、委托方的官员或管理者、规划评审专家、委托方办事员。要做到全员管理，关键在于两点：一是明确每位工作人员的质量责任；二是设法保证他们具有优良的业务素质，既有控制旅游规划质量的能力，又有高度的质量责任感。

明确工作人员的质量责任比较容易，而要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则相对困难。我国已建立旅游规划单位资质认定制度，试图控制规划团队的业务素质。然而，单位和个人毕竟是两码事，所以还应建立旅游规划师资质等级认定制度。建议旅游规划师不但要分级，也要分成旅游地学、景观设计、旅游历史文化等多个专业类别。这既符合一个人很难精通旅游规划所需全部知识的客观规律，又方便委托方识别规划团队的学科构成。参与评审的专家也应具有旅游规划师资质。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旅游规划，评审专家小组的资质等级结构、资质专业类别结构应有所差别。旅游规划的委托方既有政府，也有企事业单位。委托方参与规划编制的人员构成复杂。受权力范围的限制，旅游主管部门无法确保他们每个人具有优良的业务素质，但完全可以做到提高旅游系统人员的业务素质。

3、对旅游规划质量进行全方位的、精确的控制。法规对旅游规划质量的控制应该是宽泛的，不仅是规划成果的质量，也包括规划编制过程中工作人员的工作质量。规划成果质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规划的内容是否符合委托方需求；二是规划的技术方法是否科学。

现行法规规定了各类旅游规划的主要内容，但比较粗略，无法对规划内容进行精确的控制。因此，建议颁布详细的旅游规划内容纲目，进一步明确旅游规划的内容体系。当然，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旅游规划应执行不同的内容纲目。《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具体规定了旅游资源调查分析的技术方法，而其他旅游规划相关法规中关于规划技术方法的条款比较原则化，执行起来容易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争论。因此，建议颁布更多详解规划技术方法的法令。旅游规划实践也表明，旅游市场调查、旅游产业规模预测等工作亟须规范。因为技术方法有因时、因地、因情况而变的问题，而且有的工作有多种较为可靠的技术方法，所以关于技术方法的法令应留有一定的弹性，并根据执行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修订。

在我国旅游规划编制实践中，工作人员的工作质量比较普遍地存在或轻或重、这样那样的问题。规划团队调查研究敷衍了事、委托方主要领导重大决策独断专行、评审专家顾及熟人面子口下留情、委托方办事员不能按时提供数据资料等现象屡见不鲜。这类质量问题会对规划成果质量、规划完成时间产生不利影响。

然而，现行法规中有关工作质量的条款很少，需要补充完善。

4、丰富旅游规划质量管理手段。现行的旅游规划相关法规对工作人员业务素质的管理主要是通过资格准入制度。其实，还有必要采取教育手段、业务检查手段。教育能使工作人员被动地提高业务素质，而业务检查可促使工作人员主动提高业务素质。现行法规控制旅游规划成果质量的主要手段是规划评审，但规划评审属于事后控制，而不是全程控制，它能检验规划成果的质量，却无法控制规划工作的质量，当然也就无法预防规划成果出现质量问题。因此，必须创造更多的质量管理手段，以实现对规划编制过程的全程控制，对相关工作人员工作质量的控制。比如，可以引入标准合同制度，统一旅游规划编制合同的内容、格式，合同中把委托方、规划团队可能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工作质量问题列为违反合同的行为，从而通过双方的相互监督提升双方的工作质量。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质量管理协会.全面质量管理（第3版）[M].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2]张宏.旅游规划编制体系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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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vising City Planning Act into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Act is very important in promoting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ed management and improving the current disorder in rural construction. But the revising of the act as well as its enforcement will confront unavoidable challenges.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possible problems in the act implementation and provided counter-measures respectively.

“城乡一体化”在规划界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曾经还因为各人对其含义的不同理解而发生过学术争论①;但这些讨论多年来一直是停留在学术层面上的探讨，在制度和政策方面的推进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本文讨论的“城乡一体化”，概念界定为对城市和乡村实行“一体化”的规划管理。之所以要重新讨论这一话题，概因当前正在进行的《城市规划法》修订中，圈内人士建议将原法修订为《城乡规划法》的呼声甚高，甚至得到主管领导的首肯②。将《城市规划法》修订为《城乡规划法》，这样的修改虽只一字之差，却是一个突破性的变革;它意味着，目前仍然在施行的“城乡分治”的城市和乡村规划建设管理，将被纳入一个统一的制度体系中。这在给城乡规划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对现行的规划体系和制度安排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规划界人士对此不能不有清醒的认识，并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1　实施城乡一体化管理是城乡发展的大势所趋

制定《城乡规划法》之所以得到较为广泛的响应，是因为改革开放20多年来，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10年以来，城乡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台的《城市规划法》已经难以应对形势急剧变化下出现的许多新问题，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乡村工业化迅猛发展带来城乡关系的重构

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改革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乡镇企业的兴起，它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经济格局。经过20多年的发展，许多地方的农村实际上已经成为工业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城市与乡村的空间界限日趋模糊，与城市生产和生活相关的功能设施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以前的农村地区，使得传统概念上的城市和乡村的特征发生根本变化，这在经济发达地区体现得尤其显著。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形势下，仍然要把城市规划的工作范围囿于“城市”，试图通过人为地划定城市规划区来区分城乡空间界限，不仅已经变得十分困难，也不符合城乡联系日益紧密的社会经济发展要求。21世纪将是中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把城乡人居环境建设纳入统一的规划管理，已是城乡空间发展的大势所趋。

12　乡村建设的无序发展亟待加强规划调控

乡镇企业迅猛发展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乡村地区的开发强度明显增加，非农用地规模的迅速扩大。由于这种类型的工业化是由基层政府和农民个体自下而上发起的，带有极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在短期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农村土地结构的调整、乡村地区居民点和乡镇企业的建设、城乡地域结合部的集体土地出让，都往往呈现秩序混乱的状态，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

但长期以来的“城乡分治”，也形成了规划建设管理上的“二元”体制。现阶段我国城市规划管理的权限被界定在划定的城市规划区范围，在此以外的乡村建设是执行另一系列的《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不在城市规划的工作权力范围之内。虽然乡村建设也不是无法可依，但由于缺乏有力的管理机构和规划的实施机制，其监管力度远远弱于城市地区，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的违法用地和违章建设活动。

而对于这些活动，城市规划的控制管理权由于体制的限制很难有所作为，导致这些地区的无序发展状况愈演愈烈。因此，打破规划管理上的“二元”体制，整合城乡两个规划系统就成为当务之急。

13　建设用地的保护和利用急需规划引导

现阶段我国城市规划的性质基本定位于城市建设用地规划，非建设用地的保护和利用主要由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承担。但后者的出发点主要是立足于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保护耕地;而对于如何更有效地利用非建设用地，使其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发挥更大作用则缺乏积极的引导。事实上，农田、山体、林地、水域等非建设用地，对于人居环境发挥着极其重要的生态功能，在规划中不应当只是消极地作为保护区，将其独立于城市规划系统之外;而应保护和开发相结合，使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有机结合成一个整体③。无论是传统城市规划的“田园城市”理想，还是当今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向，都要求城市规划必须将自然生态环境纳入到自己的作用对象之中。这样，乡村就不可能排除在城市规划工作范围之外。

2　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构成最大的制度性约束

21　两种不同的土地所有制是造成城乡规划管理出现巨大差异的制度根源

目前，我国的城市和乡村的规划建设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别，是因为两者发展的动力机制存在根本的不同，其最终的根源在于两种不同的土地所有制基础。按照《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两种不同的土地产权制度，决定了作为国家干预手段的城市规划，在对两种土地使用方式的控制管理力度上，存在巨大的差别。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从理论上说，即使在城市，规划对土地使用的干预也是有限度的，而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也不意味着所有者在土地开发使用上可以不受任何约束。但在实际运作中，城市和乡村的土地使用却截然不同。作为国家所有的城市土地，在计划经济时期一直是由国家统一调配划拨、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的，换言之，一直有遵从国家统一规划管理的“传统”。土地使用权的有偿出让，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才实施的，至今不过十余年的历史。而且城市土地使用的市场化过程中，土地使用者在从国家手中获得有限的土地使用权时，就附着了许多开发条件(其中也就包含着规划条件)，也就理所当然地要按照规划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面临被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处罚，这使得规划在实施中有较强的基础条件和保障机制。

但在农村的情况就完全不同。土地归属农村集体所有，但国家对农村集体如何行使土地所有权却一直缺乏明确的规定。在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后，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主体虚位问题变得十分突出，村集体与农民事实上行使了土地的处分权。而规划则被视作一种国家强加的外来干预手段，缺乏内生机制和需求，难以得到农民的接受和认同;乡村建设就必然变成农民在各自所拥有土地上自行其事的属地建设行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珠江三角洲地区许多城市普遍存在的“城中村”现象就是土地二元体制造成的结果。这些“城市里的乡村”，尽管位于城市中心区，处在城市规划的直接作用范围之内，但仍然无法摆脱规划失控的状态，部分地区甚至陷入法不责众的困境，其中土地制度是规划难以发挥效力的根本原因。在城市中心的农村集体土地尚且如此，大量处于城市之外的广大农村要实现对土地统一规划管理，谈何容易?

如果不改革农村现有的土地产权制度，不解决乡村非农建设用地统一开发与土地集体所有的矛盾，就无法真正将乡村的规划建设真正纳入到政府的有效管理控制之中。而要从法律上明确农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究竟享有何种权力，如何依法行使这种权力，显然不是一部《城乡规划法》的出台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22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面临的困境

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探讨，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当时主要是针对农村土地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后出现的问题而展开的。改革的思路不外乎三种:土地国有化、土地私有化、在维持原有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进行改革，各种意见均有各自的充分理由(袁亚愚，1996)。而在中国推行任何一项重大的制度变迁，最大的难点在于全国各地的巨大差异: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存在的严重问题在沿海发达地区可能并不突出;沿海发达地区快速发展中暴露的新问题，在其他地区也许尚未显现。

反映在农村发展问题上，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工业化超前发展、农村地区出现“过度开发”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中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还相当落后，不仅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低，城市自身也存在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对于这些地区而言，土地仍是广大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农村社会稳定的最终保障。这种经济发展的地区性差异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面对严重的不平衡发展，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推出的许多改革措施或新的制度安排，常常因为要照顾全局、综合平衡而变得十分小心慎重，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尤其如此。由于“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历来都是中央政府关注的焦点，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下，“三十年不变”就成为中央对于农村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这使得在学术界曾经沸沸扬扬的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讨论，到后来反而趋于平静，在实践上更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推进。

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前提下，新出台的《城乡规划法》要想有效地发挥作用，对农村土地的开发建设施加实质性的影响无疑将面临着严重的制度性约束。

3　相关法规体系和行政管理体制亟待调整和改革

31　“两法”、“两规”和两个管理部门的关系协调

将《城市规划法》修改为《城乡规划法》，并不只是规划法本身的变动，还涉及诸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以及管理部门的关系调整。与城市规划同样涉及土地利用和管理的另一部最重要的法律，是1998年颁布的新《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的出台，必然涉及“两法”的协调，同时也涉及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划管理部门与土地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协调。

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中建设用地规模不得超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规模。在城市规划区内、村庄和集镇规划区内，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应当符合城市和村庄、集镇规划。”这一规定界定了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之间的关系:城市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是一定时期内城市、村庄和集镇发展的蓝图和各项建设工程设计和管理的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规划范围是整个地域，它要对包括城市、村庄和集镇用地在内的全部土地做出统筹安排。所以，在土地利用上，城市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关系是点与面的关系。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在城市或村镇发展用地的规模、方向和范围上进行协调，确定城市或村庄和集镇建设用地区的界限。建设用地内部的土地利用应根据城市、村镇建设规划的要求安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一般不作干预。这样，两个规划和两个部门在彼此的工作范围和权力界限上基本是明晰的。但是，如果实施《城乡规划法》，把整个行政辖区作为城市规划区，并且对于非建设用地的管理同样要实施一定程度的干预，那么两个规划和两个部门的职能和工作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将出现交叉和重叠，由此可能引起新的管理混乱，如何协调好这些矛盾就变得十分紧迫。

除此之外，在规划法规系统内部也存在相互协调的问题。现行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的“二元”体制导致规划的法规体系也呈现“二元”性:在城市建设中要遵守《城市规划法》，执行相关的城市规划标准;在城市范围以外的乡村地区则是遵守《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按照《村镇规划标准》执行。《城乡规划法》的出台是否意味着《条例》的自动失效?目前城市和乡村两个规划标准的统一有无可能?这都是值得规划界认真研究并迫切解决的问题。

32　现行规划管理体制面临的挑战

表面上看，城市和乡村不同的法律规定和技术标准，是造成城乡建设“两张皮”的体制原因。因此，机构合并就成为最简单最基本的改革思路。在1998年进行的建设部机构调整中，原来的城市规划司和村镇规划司合并组成城乡规划司，体现了国家主管部门对城市和乡村两个系统的所有建设用地进行统一规划建设管理的意图。但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造成乡村建设失控的根本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两个规划系统和两种体制并存产生的摩擦，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在现行管理体制和机制下，规划的管理控制难以真正落实到乡村地区。

实际上，目前我国的乡村建设并非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如果乡村规划能够按照国家的有关法规文件严格执行的话，也不会出现当前这种混乱无序的状况。

但规划的实施不仅需要法制保障，同时也需要行政保障和经济保障，这绝非出台一部法律就可以了事，也不象简单的机构合并那么轻松。面对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和可建设用地都位于乡村的基本现实，规划要覆盖到整个乡村地区，也就意味着规划管理的地域范围和人口规模较以往将有大幅度的扩大，实际上也将造成规划管理的权力重心进一步下移，村镇一级的规划管理力度必须大大加强(张兵， 2000)。如果在规划机构的设置、人员编制安排以及财力、物力的投入方面没有保证的话，《城乡规划法》的落实也就成为纸上谈兵。从某种意义上说，《城乡规划法》的出台在赋予了规划部门更多权力的同时④，也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更多的责任和压力。在当前城市规划部门应对城市建设中的种种矛盾都有些力不从心的形势下，他们是否有能力承担法律所赋予的比过去艰巨得多的重任以及由此伴随的巨大风险?

33　深圳实行城乡一体化管理的实践和启示

深圳是全国最早实行城乡一体化统一管理的城市之一。首先，在规划编制上，新的《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摈弃了传统的城市总体规划只管城市不管农村的做法，将整个市域的土地资源作为一个整体，对城市建设用地和农业保护用地、生态保护用地等非城市建设用地在空间上进行了明确的划定，从而较好地保证了城市建设与周边资源环境的合理保护利用和相互协调，实现了国土资源的优化配置。

其次，在管理体制上，早在1989年就将规划、国土两局合并，行使全市城市规划、土地管理及房地产管理职能，实现“规土合一”，使城市规划紧扣国土资源的合理利用，使规划真正成为土地利用和城市建设的龙头。

1994年，为使规划管理政策更直接、更快捷、更准确的实施，将全市各区的规划、国土管理部门改组成为市规划国土部门的派出机构，实行垂直领导;将镇(办事处)的规划、国土管理职能从镇城建办划出，设立规划国土管理所，作为区规划国土部门的派出机构，建立“市局———分局———国土所”三级垂直管理架构。实践证明，这一机构改革，从根本上理顺了规划管理和土地管理的关系，协调了规划管理机构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使规划国土管理工作走上了集中、高效的轨道。

深圳之所以能够比较有效推进城乡一体化统一管理，除了归功于政府的坚定决心和体制优势外，还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首先，深圳的行政区范围相对狭小而建成区规模较大，有可能将整个行政区作为城市规划区实施统一管理;其次，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全市域范围的城市化人口超过90%，而农业在GDP总量中的份额不到1%，这为对全市域范围实施城市化管理提供了基础条件;第三，深圳的人均GDP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居首位，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政府在规划方面的巨大投入，为规划实施提供了强用力的物质保证。

但即使有上述诸多方面的优势和有利条件，深圳对经济特区外农村集体土地实施规划管理时仍然遇到很大的困难和阻力，这也是造成深圳特区内外城市建设面貌迥异的重要原因⑤。而对于全国其它城市和地区来说，并不完全具备深圳的条件，实施城乡一体化管理无疑将面临更多困难。

4　现行规划运作体系面临重大变革和重构

自1990年《城市规划法》正式实施以后，政府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配套的法规文件，使得我国的城市规划编制工作基本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规范的体系;经过多年实践后已经被大多数规划设计和管理部门所熟悉掌握但《城乡规划法》出台后，不仅城市规划与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土地利用规划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协调，而且现有规划体系自身也面临着进行重大调整的需要如果新的《城乡规划法》要求把规划区推进到广大的乡村地区，甚至将整个行政辖区都纳入规划范围，则现有的规划编制内容和技术方法都需要进行重新修订。

以往的规划实践，无论是总体规划还是详细规划，都基本是以城市为工作对象展开的，包括目前进行的一些探索性的规划，如概念规划、法定图则等等，亦基本如此。1983年全国开始的市带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动了市域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开展，但这些规划研究的重点仍是区域内的中心城市和各级城镇的发展定位和合理布局方面;对于乡村的规划究竟应该如何编制，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明显滞后。很显然，乡村的开发和建设具有与城市完全不同的特征，不宜采用与城市同样的办法处理，但至今并没有形成一套有别于城市的规划编制体系和方法。《城乡规划法》实施后，乡村的规划究竟怎样与已经沿袭多年的城市规划编制体系相衔接?究竟是重新制定一整套新的城乡规划编制系列办法，还是依然按照原来的城市和乡村两个系列进行?如何审批?如何管理?由谁组织实施?这都是规划界所需要马上回答的问题。而从过去的理论储备和实践经验看，规划界都缺乏应对的准备。

5　结论和建议

进入21世纪的前20年乃至更长的时期内，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驶入“快车道”，城市规划若不能及时应对这一巨大变化，不仅难以担负起应有的责任，而且也将丧失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最好机遇。从这一点看，尽早出台《城乡规划法》，是及时应对城市化大趋势的重要战略举措，将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法律支持和制度保障。但同时又必须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一部《城乡规划法》的出台，并不意味着过去阻碍城乡协调发展的众多制度性症结都将迎刃而解，相反却可能引起更为剧烈的新旧体制碰撞冲突，并对与规划法紧密相关的一系列法规条例，包括专项法、从属法等等，以及相关的重大制度安排，都提出了调整改革的紧迫要求。

为了减少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保证改革稳妥顺利地展开，一个较为务实的途径是:将《城乡规划法》作为指导我国城乡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只提出针对所有地区需要普遍遵守的原则而不涉及操作层面，作为建构我国规划法规体系框架的基础。

《城乡规划法》是我国城乡规划法规体系中的主干法，针对全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差距巨大的矛盾，在城乡发展问题上建议只提出原则性要求，而将更多操作性的具体规定留给地方城市去选择制定，保证规划的主干法在面对全国千差万别的情况时有较大的回旋余地;既保持主干法在相当长时期内的稳定性，也为地方的规划法规建设和发展留下更多空间。各地可以根据自己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应本地的具有可实施性和可操作性的地方法规、规章等。在最近的户籍制度改革中，广东等经济发达的省份在全国率先取消了沿袭数十年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口，实施按照实际居住地登记的户口管理制度。这是城乡发展中“自下而上”推进改革的一个典型范例，对于城市规划也是一个有益的启示。在国家总的法律精神的指引下，经济发达地区应利用自身有利条件，抓住机遇，大胆创新，走在全国规划改革的前列。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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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兵.渐进的规划制度改革面临的出路[J].城市规划， 2000 (10).

4　陈宏军，施源.栉风沐雨二十年[C].见:城市规划研究所99技术论文集(未出版).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1999.

篇4

一、公从参与的内涵鉴定

城市规划作为一种公共决策，公众参与是其应有之义。公众参与直接对应的英文是Publicpartici—pation，由于英文与日文的语言差异，翻译时日文的部分多翻译成了“市民参与”，实际上“公众参与”、“市民参与”两个词的基本涵义是一致的，所以本文统一采用了“公众参与”的表述。关于公众参与，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斯凯夫顿报告认为，公众参与是指公众和政府共同制定政策和议案的行为[I]。参与涉及发表言论及实施行动，只有在公众能够积极参加制定规划的整个过程之时，才会有充分的参与。雪莉•R。阿恩斯坦在《公众参与的阶梯》中认为，公众参与是公众权力的范畴术语，是权力的重新分配，这些权力能够使那些原本没有权力的、当前被从政治和经济进程中排斥的公众拥有权力；是一种战略，借用这种战略，那些没有权力的公众可以参与到信息共享的决策中来，能够被认真地囊括进(社会的)未来[。城市规划学者约翰•弗里德曼在《良好的社会》中指出，公共参与是城市规划里的公众以团体形式出现，参与政府决策过程_3]。尽管所处的研究领域不同，但是学者都从公众和与政府关系角度界定公共参与的。基于本文将研究确定在城市规划领域，而且城市规划作为一种公共行政行为，所以将本文的公众参与限定为行政主体之外的公民个人和组织对城市规划决策过程产生影响的一系列行为的总和。

二、美德两国城市公从参与法律制度比较分析

(一)美国和德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法律制度演变从l9世纪中叶，德国城市规划领域人们的关注点逐渐发生改变，开始关注改善已有街道的环境，实现社区的再发展，实现地方经济的再发展等问题。特别是如何发挥当地居民、企业、单位的能力，联合起来加强综合环境改造的想法都备受关注。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在法兰克福、慕尼黑、西柏林等中心城市，人们对城市再开发及占地的抗议在逐渐扩大，破坏城市环境、引起住房困难等抗议的呼声不断高涨，对城市规划的专家们提出疑问。在此推动下，7O年代中期城市规划的概念发生转变，立法上首次将公众参与意见这项规定以法律形式明确下来。随着公众意识的高涨，各种社会组织在城市规划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众参与制度逐步完善。美国在20世纪6O年代以后，公众对与切身利益相关的事务呼声越来越高，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中，城市规划没有“公共利益”、“特殊利益”。作为社会“精英”的职业规划师将城市规划作为解决城市问题的方法带有局限性。如果职业规划师长期充当“长官意志”代言人，其职业的社会影响将会极为有限。在此条件下，要求对职业规划师重新进行定位，尤其要求规划师面对全体公民而非利益集团。作为职业规划师本身也认识到，只有通过公众参与城市规划，使相关利益群体充分表述自己的意见，实现公众对城市土地资源的分配和城市管理权力的监督，才能实现城市规划的社会公正公平。在职业规划师和公众共同努力下，公众参与规划在美国应运而生。

1．德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演变注重程序是德国《建设规划法》的显著特点，尤其体现在公众参与上。城市规划公众参与在德国的确立和完善有以下几个阶段_4]：1976年城市规划的基本法——《联邦建设法》的大规模重新修订，将公众参与意见这项规定以法律形式明确下来。1979年《联邦建设法》修订中规定从两个阶段保障公众参与。第一，早期公众参与阶段。已制定规划的市镇村，尽量让公众在早期广泛了解规划的一般目标、其他可能的代替手段、规划能预想到的作用。必须给予公众针对规划草案发言、陈述的机会(第3条1项)。通过早期的公众参与并不能确定规划草案，因此在能够吸收各种要求的可塑性高的阶段，保障公众拥有参与和陈述意见的机会。第二，正式的公众参与阶段。在早期公众参与成果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市镇村规划草案。这一规划草案必须和理由书同时向公众公示1个月。公众可以针对规划草案发表不同意见，而市镇村对此必须陈述理由(第3条2项)。2004年《联邦建设法》修正案理念上明确“通过程序保障城市规划的客观合理性”，明文规定“公众参与和政府参与有利于对规划相关的事项进行全面收集和适当评价”(第4a条1项)；过去只有针对行政机关(政府)才有义务适时陈述意见，现在这一义务也被引入了公众参与中(第3条2项2段第2附文)。

2．美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演变在美国规划权的行使方面，地方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社区组织发挥重要作用]。在美国，根据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修正第10条，宪法没有赋予联邦政府的权限由州政府保留。警察权(为了公共福利而限制私权的权限)成为城市规划的法律根据也是归属于州地区。因此，郡和市为了行使土地利用规则的权限，州地区有必要制定向郡、市转让警察权的授权。商务部部长胡佛，起草了作为州地区标准法的《标准地域制度授权法(1922年)》。各州也纷纷以此为标准制定了州地域授权法。胡佛部长，还制定了另一部州地区标准法《标准城市规划授权法(1928年)》，该法律制定了规划委员会的设置、基本规划、分划土地规定等相关内容，各州也以此为基准制定了相应的规划授权法。州的规划授权法虽然指示了这类基本规划的制定程序和形式条件，但是其内容是由地方自治体来制定的。所以，基本规划的内容该如何确定，基准并不明示，也不进行审查，具体实际的判断都由地方自治体来决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由于气候温暖自然资源丰富，从20世纪初期开始人口大量迁入，是一个人口急剧增长的州。2000年超过人口排第二位得克萨斯州的2085万人以及第三位纽约州的1898万人，总数达到3387万人成为人口最多的州。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戈市人口达到了122万人，居全国第七位。人口骤增的结果往往会带来很多城市规划方面的问题，城市规划专家也辈出。目前，美国规划家协会的成员有3万人左右，其中5000人以上是加利福尼亚州的设计者。加利福尼亚州的具体情况决定了其城市规划具有代表，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法律规定如下：(1)1927—1953年赋予了所有的市、郡制定基本规划和设置规划局的义务。1927年的州规划法以《标准城市规划授权法》的草案为基准，根据规划委员会基本规划制定了州规划法。接着在1929年，对设置有城市规划委员会的市、郡地区赋予了其制定基本规划的义务。而且，在1937年对所有的市、郡地区都赋予了制定基本规划的义务。根据一些州的规划法，地域制度必须与基本规划整合一致。1953年加利福尼亚州的规划法对所有的郡、市制定基本规划都赋予其相应的义务。而且1955年基本规划制定了以土地利用和交通为主要要素的内容。(2)20世纪6O年代开始的环境评价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引入。1969年，根据国家环境政策法导人了环境评估，加利福尼亚州也在1970年制定了加利福尼亚州环境品质法。该制度在开发审查方面赋予其情报公开和公众参与的义务。公众通过居民立法、居民投票以及诉讼，给有关土地利用的决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州规划法规定，在选定基本规划的时候，州规划法在州规划委员会的决定之前和市议会决定之前，两次承担听证会的义务。

(二)美国、德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法律制度比较分析

1．城市规划参与主体在西方，公众参与贯穿了城市规划的各个层面，其中最有效和广泛开展的还是在基层规划的公众参与。这反映出政府对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宏观控制的需要，也反映出地区层面规划才是与公众生活环境最贴近、利益关系最直接的领域_l6J。在德国地方，当地居民组织和企业成为参与的主体。通常，居民通过地方事务所或者类似居民组织来参与，此时，负责者或者说是管理者就成为居民的咨询对象，成为政府和当地活动的重要桥梁。在美国，地区的开发与规划方面具体实际的判断都由地方自治体来决定，在美国城市规划过程中，社区组织发挥了主要作用。由于城市规划的法律根据是归属于州地区的，作为州虽然指示了这类基本规划的制定程序和形式条件，但是其内容是由地方自治体来制定的。所以，对基本规划的内容该如何确定，基准并不明示，也不进行审查。

2．规划中公众参与的程序德国《联邦建设法》在两阶段中保障了公众参与，见表1。德国《联邦建设法》2004年修正法案的理由书在多方面强调“通过所规定的程序保障客观合理性”。这样的方向性已经在行政法院的判决中以“适度的程序遵守的意义在于通过满足程序要求，形成符合客观法律宗旨的决定”的形式出现。修正法案更加明确了这一观点，将其作为制度保留下来。具体表现为：第一，城市规划参与过程中环境报告书的引人。城市规划公示时所附理由书中也包括了这一环境审查结果的报告，明确了城市规划中环境保护相关程序。第二，修正法案中明确指出通过程序保障规划客观合法性。明文规定“公众参与和政府参与有利于对规划相关的项目进行全面收集和适当评价”。过去只有针对行政机关(政府)才有义务适时陈述意见，现在这一义务也被引入了公众参与中。针对最后阶段提出的意见，若非作为规划者的市镇村已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的情况，可不予考虑。这一规定意味着政府及公众必须适时提出意见，使衡量资料的调查、收集更加全面化，如此才能保证客观正确的衡量结果。在美国各州也制定了相应的规划授权法，在选定基本规划的时候，依据州的法律，在州规划委员会决定之前和市议会决定之前，赋予公众听证的义务，公众参与成为这个过程的固定构成因素。州规划授权法虽然规定了基本规划的制定的程序和形式条件，但对其内容由地方自治体来决定，除个别要素之外，基本规划的内容该如何确定，基准并不明确也不进行审查，具体判断由地方自治体决定。

3．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方式(1)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公众参与主要方式。见表2。(2)正式参与方式与非正式参与方式角度区分。德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方式见表3。通过公众参与方式的比较可以看出，德国以正一70式参与方式为主，强调法律的强制保障作用，特别是通过程序法来保障公众实体权利的实现；而美国则多采用相对灵活的非正式的公众参与方式，在法律上进行原则性规定，给实际实行者留下较大的自由选择空问。

4．美国和德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法律制度比较的评价从实证的角度，对美国、德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主体、参与的程序、参与方式的比较发现，德美两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法律制度存在共同之处也有各自的特点。(1)公众参与共同性。第一，公众参与具有完善的法律保障。第二，参与方式多样，包括了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如正式方式的程序保障、选举代表，非正式的印发各种手册、举办会议和展览会等，使公众全面、彻底地参与到规划当中。第三，公众参与面广、程度深。从参与主体范围看，公众参与不是表面形式上的几个代表或利益团体参与，而是公众的普遍参与。从公众参与阶段看，公众参与不仅体现在规划编制的各个阶段，还表现在规划的执行阶段。(2)公众参与的差异性。德国城市规划法的特征是依靠程序确保规划实体的正当性，强调法律的强制性，通过程序保障实体正义，实现公众实质性的参与权。而相对美国的城市规划中就显得更具灵活性，地方拥有充分的自治权，充分发挥居民组织的作用，运用灵活多样的参与方式调动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3)公众参与存在的不足。德国城市规划法注重程序，通过程序保障公众参与规划实体的正当性。通过程序对民主正统性的强化有助于促进居民对规划的理解和接受，结果是针对城市规划效果提讼数量减少。同时，由于公众和公共机关的参与，规划质量有可能提高。但这一制度能否妥当地发挥作用存在若干前提。如果前提不具备，就会产生许多问题：第一是程序主体——行政机关的态度。若是在形式上或表面性的执行，那么参与徒具形式化，通过程序保障实体正当性的基本理念难以实现。施行司法审查的可能性变小，行政便有了更大的裁度余地，因此极有可能是行政主导下的城市规划模式的形成。第二是参与程序的充实、活跃化。如果居民对城市规划不关心，对程序参与缺乏欲望，程序就会变得形式化。与此相关，最近，各国城市规划、城市形成的文件中，强调居民的活跃化受到关注。例如，最近德国的社会城市方案指出“通过地区实践可知，确实大多数的市镇村居民有参与权力，但并未被地区普通居民充分利用”，所以增强居民活跃化成为重要课题。普通公众的参与欲望并非停止而需要的则是多样灵活的公众参与方案的提出。不仅要注重自发参与，而且也要直面居民参与活跃化的问题。考虑到居民参与型的城市行政、城市复兴的要求，有必要将以上两方面都考虑在内。自发性和活跃化的必要错，形成了德国居民参与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相对德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法律保障而言，美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法律保障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在法律层面进行原则规定，为具体实施中规定了程序性义务，又提供了自由选择的空间。充分尊重各地方的自治权，社区组织成为公众参与的主要形式，许多非营利性组织成为政府与居民间的桥梁，在公众参与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运用灵活多样的参与方式保障公众参与，调动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但是如果没有权力配给的程序保障，只能是一种形式主义，公众也不能真正影响规划的成果。

三、西方城市规划公从参与与法律制度研究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2O08年实施的《城乡规划法》首次在法律层面上确立城乡规划的公众参与制度，公众参与成为城市规划的重要环节。在中国，城市规划参与理论处于传统的物质规划向现代规划理论转型时期。在制度层面，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法律制度刚刚起步，因而中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范围和深度应是个逐步扩大和增加的过程。

1．开放规划信息保障公民尽早参与参与者对特定利益的认识能力、参与过程的学习能力、根据目标选择手段的行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参与者对信息的拥有和控制。只有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才能使公众真正参与到规划中来

2．明确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程序和方式通过程序保障实体正义，确保规划实体的正当性，实现公众实质性的参与权。借鉴外国的做法采取多种参与方式，除了正式的制度安排外，灵活运用多种非正式方式，增强公众参与的灵活性与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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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routing optimization of the apparel chain distribution to raise the service level， reduce the product costs and improve the enterprise benefit of the apparel chain enterprise. According to the basic thought of the dynamic programming，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problem of the routing selection and the time-varying factor in the apparel chain distribution logistics process， the impact factor of the unexpected events is introduced and the improved routing optimization algorithm suitable for the apparel chain logistics distribution proces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specific example， the effectiveness an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routing optimization algorithm is validated and the method is too extended to the touting selection of another logistics distribution.

Key words： dynamic programming； apparel chain； distribution； routing optimization

0 引 言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服装连锁经营在我国有了很大的发展，品牌服装的销售量日益增加，连锁门店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1]。在电子商务出现以后，由于电子商务突破了时空限制、新媒体对服装全方位的展示、低的交易成本与低库存、较少的中间环节所带来的交易费用的优势等，给连锁服装门店的经营带来了新的挑战[2-3]。在人们日益追求服装个性化、高增值服务的时代，在原材料与人力资源成本挖掘的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况下，服装连锁企业越来越关注作为企业第三利润源泉的物流的作用[3]，通过降低物流成本、加快配送速度、优化配送路径等措施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在优化配送路径方面，人们做了很多工作。20世纪50年代，美国数学家Bellman等人在研究多阶段决策过程的优化问题时提出了动态规划法。动态规划法解决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无法处理的多阶段决策问题[4]。后来，试图将图的广度优先搜索算法、蚁群算法与动态规划法结合求解关键路径问题[5-9]，或者简单使用动态规划法研究物流配送的最短路径[10-11]，但所有这些方法都无法对时变环境下的路径进行随机选择。

本文根据动态规划的基本思想，通过对传统动态规划模型的改进，将服装物流配送过程中因道路、天气、车辆状况等引起的突发事件考虑到模型中，提出了一类高效实用的服装物流配送路径优化方法。通过该模型的应用，服装连锁企业可以得到尽量优化的配送路径，对降低配送成本、提高服务质量、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动态规划法简介

1.1 动态规划法的基本思想[4]

美国数学家Bellman等人在研究多阶段决策过程的优化问题时，通过将多阶段过程转化为一系列单阶段问题，然后逐一求解，创立了解决多阶段过程的动态规划方法，即通常所说的Bellman最优性原理。动态规划算法的基本思想是将待求解问题分解为若干子问题，先求解子问题，然后从这些子问题的解得到原问题的解。因此，为了运用动态规划法，所考虑的问题：（1）必须能够分解为相互重叠的子问题；（2）满足最优子结构的特性――子问题的局部最优将导致整个问题的全局最优；（3）无后效性――当前状态是此前历史的总结，此前的历史只能通过当前的状态去影响未来的决策。

1.2 动态规划法的求解过程

各个子问题之间的重叠关系通过状态转移方程（或动态规划函数）来表现。为了避免重复计算，将子问题的解填入表中。

动态规划法利用最优性原理，采用自底向上的方式，先求出子问题的最优解，然后逐步求得整个问题的最优解，其求解思路如图2所示。

因此，使用动态规划法进行决策，需要将原问题分解为若干个相互重叠的子问题，进行分段决策；然后根据最优性原理，分析问题，建立状态转移方程（或动态规划函数）；最后采用自底向上的求解方法，求出问题的解，从而实现动态规划过程。

为了构建简单实用的服装运输车辆配送路径选择的数学模型，假设：

（1）配送车辆满足一次配送要求；

（2）配送点是可达的；

（3）完成一次配送所采用的运输方式相同；

（4）单位成本固定；

（5）配送时间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所以，从服装物流配送中心S出发的服装物流配送最短路径长度为27，最优路径为SCBADS。

服装连锁企业一般位于人口稠密、交通拥挤的市中心，另外受天气（如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的台风，北方的雾霾）和道路维护等的影响，在服装配送过程中，随时都会发生道路拥堵、车辆故障等突发事件，而且这种突发事件一旦发生，毫无疑问会延误对其他连锁店的配送时间。因此，在使用动态规划法设计服装物流最短路径时，必须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假设突发事件的影响因子为e，其取值为0？刍e≤10，若e=1表明道路通畅、能见度正常，e？刍1表明道路、天气等优于正常情况，e？酆1表明道理拥堵、能见度低，此值越大，说明情况越糟。

假设图3中各边的权重是e=1时的情况，CB段和DS段因道路维护造成拥堵，使得突发事件影响因子e？酆1，令e=5，则图3调整后得到图4所示。

对图4使用上述动态规划法，得到表2。

由表2可知，当CB段与DS段发生突发时间造成拥堵时，有两条最优路径可选，即SCDBAS或SBDCAS，且最优路径长度均为28。遇到这种多路径可选的情况，可根据车辆积载情况、配送的具体情况合理选择，在此不作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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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县规划和建设局的安排，我将参加省建设厅、市规划和建设局组织的《城乡规划法》培训和我自己学习《城乡规划法》的体会向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作汇报。我的汇报分三个部份，第一部份是《城乡规划法》制定的时代背景，第二部份是《城乡规划法》的立法目的，第三部份是《城乡规划法》与原《城市规划法》相比较彰显的特点及主要内容。

第一部份：《城乡规划法》制定的时代背景

对《城乡规划法》制定的时代背景主要从二个方面来看：

一、以《城市规划法》为基础构建城乡规划法律制度的不足

1、城乡二元分治，不利于统筹发展

《城乡规划法》出台前，我国的城乡规划法律制度是建立在对城市规划管理依据《城市规划法》，对村庄和集镇的规划管理依据《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基础上的城乡二元结构管理模式。城市和乡村分别对待，不同的法律和法规，分别就城市论城市、就乡村论乡村，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还造成了法律空白，在一些地区无法进行有效的规划管治，这一点在城乡结合部地区和各类开发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2、偏重技术管理，不利于政府职能转变需要

《城市规划法》形成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内容上难以突出城乡规划必须适应政府职能转变，难以充分体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原则。今天已十分明确，城乡规划是一项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很强的工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广泛领域。城乡规划由物质空间设计走向综合规划，由技术管制走向公共政策。由于《城市规划法》没有突出对公众利益保护的规则，使规划在制定和实施管理中不能十分有针对性地保护资源、环境、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

3、不适应经济体制转轨后的开发管理

《城市规划法》在内容上对规划编制作了较多规定，而对规划管理、操作程序、监督检查、法律责任规定得较少、较笼统。随着改革的深化，一系列新制度，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投资体制的改革、分税制等，带来城市发展动力的多元化和利益群体的分化。建设单位有着不同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利益主体，甚至地方城市政府也产生了追逐利益的冲动。

4、《城乡规划法》出台前的规划体系难以适应城镇化和城乡建设发展的需求

⑴各级城镇体系规划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导致城乡规划缺乏基本的区域协调与制约机制；

⑵城市总体规划内容繁杂，强制性内容不明确，难于作为管理依据；

⑶镇的地位及其规划缺乏实事求是的定位和规范，导致小城镇规划的法律规范薄弱；

⑷城镇详细规划缺乏严格的法定约束，导致详细规划从制定到实施都表现出随意性，各级城镇的规划实施管理难以有效规范；

⑸乡村规划缺乏强有力的法律规范，导致乡村建设难以逐步实现集约化发展。

5、监督机制不完善，不适应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城市规划法》比较注重对行政权力和管理手段的维护，而对政府部门实施监督制约和对公民、法人以及社会组织的保护性规定薄弱。在规划编制的组织上，强调单一的政府行政部门责任，没有将公众参与、多部门参与作为法定程序；规划决策限于一个相对封闭的机制。据此形成的规划管理体制，使编制和实施规划的职能主要集中在城市政府，而立法机关、上级政府、社会公众对规划工作这一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对地方政府的违法行为缺少法定的纠正能力。（举李伯富规划修改的例子）

6、法律责任较轻，不利于维护规划的严肃性

《城市规划法》对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较为原则，可操作性差。主要针对违法建设行为本身提出纠错规定，对违法行为人的处罚仅涉及由单位给予行政处分；特别是对政府的违法行为，若非涉及经济犯罪，基本上构不成法律责任。这样的法律制度，为规划决策提供了很大的随意性空间。对于建设单位和个人而言，为了谋求利益最大化，也会在计算违法和守法的成本后，不惜违法牟利。鉴于一些地方违法的机会成本远低于守法的机会成本，更加导致违法建设行为屡禁不止，严重损害了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二、城市规划工作大背景发生了深刻变化

1、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城镇化快速发展

⑴城市数量和规模迅速增加，建设量大面广；

⑵小城镇发展，建制镇内涵发生了本质变化；

⑶全国范围内人口流动数量庞大。

目前，全国流动人口为1.3亿人。全国人口流动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从距离上看，以近距离的省内流动为主体；分省看，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分城乡看，主要是从乡村向城镇流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十一五”期间流动人口的流向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规模可能会持续增大。

2、经济体制改革使城市规划工作面对新问题

⑴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不平衡；

⑵快速城镇化与人均资源少、环境脆弱的矛盾更加突出；

⑶经济体制改革，市场配置资源，看不见的经济之手发挥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配置社会资源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日益强大，给我们城市建设和发展带来了无限活力。但是，由于我国市场体制尚未健全、行业分割、城乡分割的因素，也存在着市场机制失灵问题。第一，以优胜劣汰为主要特点的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由于城乡发展政策。第二，城镇商业性公共设施建设过量，政府主导性公共设施建设普遍不足。第三，必须依靠政府才能解决目前所存在的住房供应结构失衡、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生存保障和城市特色风貌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3、城市规划管理依法行政成为迫切要求

⑴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要作用，城市规划作为公共政策首先要保护公众利益与公平，而不是操作具体项目；

⑵城市规划决策对经济发展能造成很大的影响，各级领导都认识到，城市规划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难以估量；

⑶经济成份多样化，城市规划涉及到公共管理与私有权利的关系，城市规划的实施无权损害私有权利；

篇7

关键词：城市规划 土地规划 统筹发展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 统筹两种规划的整体思路。

区域规划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深化，而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又是区域规划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在时间上，两个规划要统筹编制，城市规划的编制要兼顾土地规划，因为土地规划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城市总体发展，土地规划是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土地规划也要兼顾城市规划，城市的土地规划是否有效要看是否符合城市发展的总体标准。在空间上，两个规划要互补互利，在城市区域的发展中，必须要坚持城市规划指导与土地规划，必须要坚持土地规划服务于城市规划，即前者的发展是为后者的发展做铺垫，后者的发展是为了前者的更进一步发展。为此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做到弹性规划。无论是城市规划，抑或土地规划都要具有可量化性，要留有一定的空间。而弹性规划能够有效适应变化的市场环境，根据不同地点、不同时期做出适时调整，避免规划失灵以及出现重复规划。第二，做到协调规划。在整个城市区域规划中，不能片面强调城市规划，也不能一贯重视城市规划。两个规划不是彼此独立的，城市规划必须要做好土地规划，土地规划的好坏又取决于城市规划大局，在城市发展中必须注重二者的协调关系，实现互助发展。第三，做到多元规划。规划的目标不是单一的，在两个规划的具体编制中，对规划的目标要明确，不能只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还要注重环境效应和社会效应，最终实现多重效应叠加，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第四，做到效益规划。没有价值的规划是没有意义的规划，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效益高低决定市场成败，为此，在两个规划的编制中，一定要注重规划的效益性，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大一统。第五，做到整体规划。在两个规划的实施中必须从国民经济发展大局出发，从城市区域经济发展大局出发，做好整体布局，既要搞好物质方面的规划，也要搞好非物质方面的规划，既要做好整体规划，又要做好局部规划。第六，做到实用规划。任何规划都是用来指导发展实践的，所以在两个规划的编制过程中，要注重规划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使得制定的规划能够落实到城市经济发展中去，为城市的发展搞好理论铺垫。

二、 统筹两个规划的发展途径

两个规划受制于不同行政主管部门，这种分离的管理体制使得两个规划的侧重点、标准、目标往往出现较大差距，两个主管部门不能及时进行相关信息的交流，以及在规划过程中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共同发展。这对这一现状，要统筹两个规划，必须将两个部门进行合并，制定统一的规划，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规划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能够充分体现城市体系规划是一种基于整体利益的协调规划的实质，能够较好地统一行政指令，加强规划的实施效果；也能够充分考虑地方区域发展实际，立足于区域发展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广泛征求各利益主体意见后的综合协调；也有利于规划管理体制从上级的集权制转化为公平合理的民主制。这样制定出的规划更能适应城市发展实际，更能为解决规划问题献计献策，这样的规划透明度高、可信度强、可满足全社会的发展愿望。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结合有以下优势：首先，从国民经济发展总体出发，统筹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避免在两个规划的编制过程中相互脱节、各自为战的现象。其次，这样的结合既能够满足上级规划实施的执行力，加快城市建设和土地利用，也能充分发挥地方优势，利用特色资源。再次，这种结合对于在规划的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可以进行及时纠正和处理，避免出现重复建设造成资源的浪费。最后，这种结合途径既兼顾了城市经济发展的大局，有考虑了局部土地的优化利用，提高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三、 统筹两个规划，做到制度创新。

从法律制度上讲，就目前的法律体系而言，城市规划已有相关领域的法规——《城市规划法》作保障，而我国到现在都还没有为土地规划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这就导致在规划的实施进程中城市规划比土地规划更加严肃、更加科学、更有可操作性。而从管理角度看，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分别由两个行政级别对等的管理部门加以编制，这必然导致两个部门各行其是，缺乏有效的沟通，行政指令措施无法进行统一，效率低下、浪费资源。基于以上的种种制度诟病，要统筹两个规划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一、要创新法律制度，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特别是要尽快制定《土地规划法》来为土地的实际规划保驾护航，使得两个规划都有相关法律制度的庇护，为统筹战略提供法律保障。二、要创新管理制度，将两个制定规划的部门合二为一，统一政令，增强规划的执行力度和社会经济效应，为统筹战略提供管理保障。三、要创新环境制度，要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行政主导，市场为次的管理方法，坚持市场运行为基础行政干预为辅助的管理，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尊重市场规律，为统筹战略提供环境保障。

综上所述，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虽然是两个不同领域的规划，但是，在国民经济发展大背景下，二者却是统一的，土地的合理规划是城市规划的重大前提，城市的合理规划为土地的优化设定了格局。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为了更好地统筹两个规划，不论是在发展思路上，还是在发展途径、制度创新上，都要进行行之有效的改革，将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共同纳入城市经济的发展中，城市规划兼顾土地规划，土地规划参照城市规划。统筹两种规划才能提高经济效益，才能提高社会效益，才能提高环境效益。

参考文献：

[1]王万茂.士地利用规划学[M].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0．

[2]萧昌东.“两规”关系探讨[J].城市规划会刊，1998，(1):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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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规划 统筹土地规划

中图分类号：F30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现行的我国国民的经济发展体系当中，关于土地规划和城市规划编制的行政主管部门是不同的。在行政级别上这两个主管部门是旗鼓相当的，他们都有独立的行政管理体制，但这种分管体制却使得这两个主管部门各行其是，无法有效的进行沟通，造成了两种规划的差异性非常大，相互之间很不协调，导致了严重脱节的现象。有些地方将城市规划摆在首要位置而看轻土地规划，造成了土地价格波动，城市用地吃紧，城市用地不合理，城市的发展也出现了畸形。另外，还有一些地方将土地规划作为重点而忽略城市规划，惜土如金，只看重局部城市发展，有些应用作住宅的用地却发展商业，完全不重视城市发展总体的布局，造成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相脱离。因此，想要使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得以实现，应当从大局着手，统筹土地规划与城市规划，形成互利共赢、互补协调的新格局。

一、 统筹两个规划的思路。

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规划的深化是区域规划，而对于区域规划来讲，土地规划与城市规划这两个方面又是不可缺少的。从时间上来讲，两个规划应当统筹编制，编制城市规划的时候土地规划也要兼顾，因为城市的总体发展直接受土地规划是否合理的影响，在城市规划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便是土地规划；而在进行土地规划的时候城市规划也要兼顾，判断城市土地规划有效与否要看其是不是与城市发展总体标准相符合。从空间上来讲，两个规划应当是互利互补的，城市区域发展中一定要坚持土地规划和城市规划指导，一定要坚持土地规划为城市规划所服务，也就是土地规划的发展是为城市规划的发展做铺垫的，城市规划的发展是让土地规划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所以要做到如下几点：（1）做到弹性规划。不管是土地规划还是城市规划都应该有可量化性，应该留下一些空间。而弹性规划对于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可以有效的适应，依据不同时期、不同地点适时地做出调整，避免出现重复规划以及规划失灵；（2）做到协调规划。对于整个城市的区域规划，不可以只重视城市规划，也不可以片面的强调土地规划。它们二者并非彼此独立的，想要做好城市规划土地规划就必须要做好，而土地规划的状况又由城市规划的大局决定，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协调好二者的关系，达到互助发展的目的。（3）做到多元规划。规划目标并非是单一的，在具体编制两个规划的时候，要明确规划的目标，不可以片面的追求经济效益，也要注重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多重效应叠加到一起，使社会能够全面发展。（4）做到效益规划。如果规划没有价值那么规划就没有意义了，市场成败由效益的高低所决定，所以，在编制两个规划的时候，要特别注重其效益性。（5）做到整体规划。在实施两个规划的时候一定要从大局出发，将整体布局好，既要做好物质与非物质方面的规划，又要做好局部和整体规划。（6）做到实用规划。所有的规划都是对发展实践起指导作用的，因此编制两个规划时，应当注重规划的实用性与可操作性，使其能够在城市经济的发展中得到落实。

二、 统筹两种规划的具体途径

两个规划的行政主管部门是不同的，造成两个规划的目标、标准、侧重点的差距较大，两个主管部门无法及时的对相关信息进行交流，也不能再规划时共同发展、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因此，统筹两种规划，必须合并两个部门，制定统一规划，使规划管理体制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这样制定的规划可以与城市发展实际更为适应，这样的规划可信度强、透明度高、能够使全社会的发展愿望得到满足。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优势有如下：第一，统筹土地规划和城市规划，可以有效地避免在编制两个规划时各自为战、相互脱节的现象。第二，这种结合一方面可以使上级实施规划的执行力得到满足，加快土地利用与城市建设，也可以将地方优势充分发挥出来。第三，一旦在实施规划时出现问题的话，这种结合就可以及时的进行处理和纠正，避免重复建设浪费资源。第四，这种结合途径将局部土地优化利用考虑进来，提高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

三、统筹两个规划，创新制度。

就眼下的法律体系来讲，城市规划已经有了《城市规划法》作为保障，但是在我国，至今都还没有土地规划方面的法规法律，这就造成了在实施规划时相较于土地规划城市规划显得更有可操作性、更为科学、更为严肃。而从管理方面讲，由行政级别相等的两个管理部门分别对土地规划和城市规划进行编制，这样必定会造成两个部门缺乏有效的沟通，各行其是，浪费资源、效率低下的后果。而且，我国如今已经变为市场经济的国家，还有着非常浓厚的规划行政属性，在实施和编制规划的时候经常会将市场经济规律忽略掉，主观行事，不根据客观状况，导致规划与市场经济脱轨，与经济规律不服的严重后果。所以，根据上述状况，要统筹两种规划一定要对制度进行创新。1、创新法律制度。使相关的法律制度得到完善，使两个规划与统筹战略有法律制度的保护。2、创新管理制度。把两个部门合到一起，统一政令，提高社会经济效应和规划的执行力度。3、创新环境制度。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客观的经济规律，使统筹战略有环境保障。

四、结语

虽然土地规划和城市规划的概念各不相同，然而，站在大局上看，他们却是能够统筹的，它们是相互促进、相互弥补的，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不能分离。在今后的工作当中，为了两个规划统筹地更好，在制度创新、发展途径、发展思路上，都应该进行有效的改革，从而提高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 赵英丽;;城乡统筹规划的理论基础与内容分析[J];城市规划学刊;2006年01期

[2] 梁进社;;论城市规划和管理中的规制和利导原则及其应用[J];城市发展研究;2006年02期

[3] 李兵弟;关于城乡统筹发展方面的认识与思考[J];城市规划;2004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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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规划；城市规划；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一、两种规划的关系

1.1 土地规划

土地利用规划是为了合理开发、利用、整治、保护土地采取经济、技术、工程等综合措施而进行长期土地组织的布局与配置。它由各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包括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基本任务是从国家全局和长远利用出发，在保护耕地的前提下，协调各类用地需求，统筹安排各类用地规模和布局，合理安排土地开发和整理，以促进土地资源的充分、高效利用，保障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2 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是指城市人民政府为了实现一定时期内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确定城市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合理利用城市土地，协调城市空间布局和各项建设所作的综合部署和具体安排。

城市规划的任务是：根据国家城市发展和建设方针、经济技术政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远计划、区域规划，以及城市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历史情况、现状特点和建设条件，布置城市体系；确定城市性质、规模和布局；统一规划、合理利用城市土地；综合部署城市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等各项建设，保证城市有秩序地、协调地发展，使城市的发展建设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城市规划的根本作用是作为建设城市和管理城市的基本依据，是保证城市合理地进行建设和城市土地合理开发利用及正常经营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是实现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手段。

1.3 两者的关系

由规划范围来看，两者的关系是整体与局部，面与点的关系。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整个区域的规划，城市规划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二、两种规划协调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两种规划的规划思路不同

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时， 没有自上下达的规划控制指标，重在从需要出发，着眼于发展，在对城市的社会、经济、历史、地理、资源、产业政策、人文背景等多因素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城市发展目标和发展规模的设想，很少考虑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的问题。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属于有控制规划，而城市规划属无控制规划。由此导致，地方政府热衷于城市总体规划，都期望把自己城市做强做大，而任意扩大城市规模的倾向，规划部门为迎合政府意图，加上自身利益观念的驱使，也喜好大规划，对与土地规划的衔接造成很大的困难。

2.2 两种规划参数的统计口径不一致

2.2.1 人口。城市总体规划中，城市人口包括居住在(规划)建成区内的非农业户籍人口、农业户籍人口和一年以上的暂住人口。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城镇人口仅为城市和建制镇建成区范围内常住人口的总和(含常住的非农业户人口、农业户人口和集体户人口)，不包括流动人口。不难看出，前者所称人口的范畴显然要比后者大。

2.2.2 用地指标。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时，人均建设用地指标 的选取依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 一90) 的规定， 不考虑规划期年耕地水平和规划目标年耕地保有量。

土地利用规划中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分为城镇居民点用地指标和农村居民点用地指标，编制过程中为保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建设用地总量与均量都要受到耕地保有指标的限制。

2.3 两种规划采用的土地分类体系各异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09〕51 号）中最新规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采用的土地现状分类，其用地类型为3 个一级类、10 个二级类和33 个三级类。

城市总体规划中采用的是《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l37―90)， 其用地类型分别为10 个大类，46 个中类，73 个小类。

两种规划对地类存在名称一致而内涵不相一致的问题，两者既有交叉，又有重复，另外还有内涵一致而土地利用类型名称不一致的问题。如《城市用地分类》中城市建设用地包括采矿用地，而国土资厅发〔2009〕51 号文的规定为：城镇附近的采矿用地并入城市、建制镇用地，城镇范围以外的区分为独立建设用地和采矿用地。

三、加强两种规划协调的对策

3.1 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两种规划的根本指导理论

既要寻求发展，又要保护环境和资源。在城市规划中应综合考虑城市发展的资源与环境问题，预测在不同决策方案下城市系统的潜在发展水平在土地资源承载力的约束下，提出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规划建议。拓宽城市规划的内涵和领域，形成可持续观指导下的城市规划的新思路。

3.2 建立完善的规划体系

区域规划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深化，是二者在空间布局和物质基础上的落实，为城市规划和其它规划提供了宏观和区域范围的经济技术依据。城市规划必须以区域规划为依据。

国土规划是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总的战略方向和目标以及规划区的自然、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条件，对国土的开发、利用、治理和保护进行全面的规划。土地规划的编制是以国土规划为依据。

因此要加强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的协调，就要尽快地开展区域规划或国土规划的编制工作，以便在区域层次上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规模，城镇体系规划，尤其是城镇规模与布局，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土地利用与工业化、城市化之间相互关系进行协调和安排。建议开展城市用地合理规模问题的科学研究。

3.3 统一各项参数

城市用地统计应当以城镇地籍调查数据为准。城市用地分类、建筑密度和建筑容积率的调查等方面应当考虑城市规划和建设部门的需求。城市总体规划要充分利用城镇地籍调查资料和城市土地定级估价资料。各级城镇体系规划应当精确确定城镇数量、规模和布局，为编制相应土地利用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3.4 统一用地分类标准

建议城市规划区内仍然可以采用城市用地分类，为了适应土地资源管理工作，可对其做适当的调整与修正，而在规划区外可采用全国土地利用分类，这样既可以避免用地分类标准上的相互冲突， 也为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的衔接提供了有利条件。

3.5 从法律角度加强良种规划的协调

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的一部针对土地规划的法律，导致土地规划缺乏法律依据，这也是造成土地规划与城市规划脱节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应尽快筹备起草和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和《土地规划法》，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城乡土地和各部门、各产业用地统一管理，规范城乡土地利用规划行为，对城乡土地实行用途管制，协调土地利用规划与相关规划之间的关系，在土地利用层次上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规划体系。

参考文献：

[1]王万茂，土地利用规划学［M］.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0.

篇10

城市规划的基础知识

城市规划的含义。从城市规划的工作内容上来看，它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内，对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土地资源的利用、空间的布局及各项建设的具体安排，实施管理和综合部署。我国现代城市规划具有综合性、政策性、民主性及实践性等特点。

现代城市规划的基本构成和我国城市规划体系。现代城市规划是一项社会实践，更是一项政府职能，同时也是一项专业技术。因此，我国的城市规划可划分为三种体系，即法律体系、行政体系、运行体系。这三种体系中，法律体系为其他两种体系提供基本法律程序和依据，所以，法律体系被称为核心体系。行政体系和运行体系则是法律体系的执行者和受益者。

我国城乡规划的法律体系由横向体系和纵向体系构成，前者是根据法律法规的内容及城市规划的相关性来划分的，主要分为专项发和相关法，主干法及其从属法两部分；后者则是根据国家的法律体系的组成方式进行规划的，主要分为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规范性文件、技术性规范等。

城市规划的作用。城市规划是国家对城市建设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必要手段。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是政府实施的政策措施以调节市场经济的运行的一种手段，而城市规划不仅能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对国家的发展可谓是重中之重。政府必须重视城市规划，并从中起到引导的作用。城市规划是政府形成和实施的工具，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它表明政府对特定地区和发展所要采取的行动。城市规划是对未来空间的整体构架，具有先期性。它能引导城市或区域的发展方向，但是城市规划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它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制定而成的。

近现代法理学的发展

法理学又被称为法哲学或法律理论，它是法学的基础学科，其研究包括关于法律的性质、目的和为实现这些目的所必须的手段、法律实效的限度、法律正义与道德的关系以及在历史上改变和发展的方式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十九世纪以来近现代法理学的发展，它被分为三个时期即：近代、现代和后现代。

近代法理学的发展。近代法理学的发展起源于早期的自然主义法学，即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它以自由、平等、权利和有限政府为现代法理的核心，理性主义原则及其法学价值观成为后来法理学发展的基础。在十九世纪初，法理学完成了从哲理分析到实证分析的转换，同时诞生的了三大的法学流派：哲理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和分析实证法学派，这三大流派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康德、黑格尔及奥斯丁。康德认为法律的本质是自由意志的确定，法律是一个人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共存的条件总和；黑格尔的主张是在康德的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国家即是法律，人可根据自己的意识来制定法律；而奥斯丁则提倡对法律进行规范分析，强调国家权力对法的决定作用，认为法是国家制定的，具有强调性和意志性，他否认了法的社会基础，否认了法的公平、公正及正义，但是他把法学的价值和程序的争论凸显了出来。所以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分析实证法学派成为了主要潮流。

现代法理学的发展。现代法理学持续着哲学分析和规范分析的争论，同时，以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流派得到发展。其中，新分析法学的流派哈特承认最低限度自然法的存在，所以哲学分析流派与规范分析流派趋向于靠拢。而社会法理学更注重陈述法律事实，趋向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他们认为法律的目的是为了用微小的代价来解决社会纠纷。

后现代法理学的发展。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法理学研究开始向具体法律部门延伸和深入，同时向后现代方向延伸。产生这两种方向的原因在于：社会领域迅速的被法律化，社会法律化的趋势越来与明显；法律被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瓦解，失去了自身的身份。后现代法理学发展中流派较多，其中比较重要的学派是批判法学派。

通过对法理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自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的学者们对法理学的争论从没有停止过，同时也促进了西方法学的发展演变过程，其本质包括了法的价值、法的作用和法的体系。但由于受到后现代法理学的影响，法学吸收了多种学科和结构、解构等多种思潮，其基础价值被打散，是法学失去了价值基础。

城市规划的法理学属性

由于法理学思想的不断变化，内容逐渐丰富，并在向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学科进行综合和扩展，同时由于规划学的提出，使城市规划价值基础逐渐发生基本转变，规划科学作为社会政策科学具备了相关的法律性质，因此法理学每思潮的变化也同样影响着城市规划科学的发展。

规划的正义观。正义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状态，同时也是法律历来所追捧的，它是一种社会伦理观念。法理学把正义分为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并随着法理学的发展，这两种正义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相互融合，形成了自我组织的法学体系。

就我国的总体规划来说，它既是我国主要的法定规划，有可作为城市各项规划的主要依据，指导着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我国目前颁布的《城市规划法》，宣告了城市规划的法定地位，构建了城市发展的编制和管理程序，保证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和谐发展和进步。但与此同时，由于在城市规划中，没有对城市建设进行相关的研究调查，太过依靠规划师和城市管理者的维系，缺乏社会监督和程序控制，同时由于过度追求发展，以致忽视了社会公正及人权。

规划的秩序观。秩序可分为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法的存在有效地保证了社会行为的连续性及确定性。法理学认为秩序比自由更重要，自由的实现需要良好的秩序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