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方法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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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

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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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科学主义方法论虽然促进了教育研究的科学化，但同时也暴露了许多弊端。通过分析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内涵，分析教育活动的人文特点，我们得出在教育研究中坚持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必要性。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人们倾向于以自然科学技术的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教育研究自然也受到影响。“当今严肃对待教育理论学者的主要职责是养成归纳研究的习惯和学习统计学的逻辑”。但同时，许多思想家看到自然科学方法阻碍了教育研究的发展，因为这种方法：只处理与教育有关的技术性问题，听命于现实或经验的统计趋势而无法在符合价值与理想的方向上提出真知灼见，触及不到教育活动的本质性问题及教育中的灵魂和实质。而教育中的智慧、人格、情感、精神这些才是研究的焦点。

对此，我们提出在教育研究中坚持人文主义研究方法论的主张。

首先，人文主义方法论是与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差别在于前者试图解释，后者试图理解。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当代西方人文科学方法论中最具人文精神，最有影响的派别。社会现象研究和纯科学的区别在于社会现象涉及有意识的行为主体，他们自己赋予行为以意义，所以社会科学家为了描述和说明社会现象就要有理解的概念与实践，即理解、移情作用和直觉，所以人文主义传统坚决反对要求社会科学把人的行为客观化，把行为主体物质化的观点。

其次，人文主义方法论关注的焦点为三方面：

1.关于经验的客观性问题。人文主义者强调社会事实中人的主观性方面，如人的信念、动机、需要和希望等并不完全表达于客观的外表行为中。单纯的外表行为研究，不足以深透主观动机和意向领域，因此，人的行为仅仅部分的由它同外界对象或未来结果的关系构成，它的意义相当大部分在于它表达了某种主观的心理状态。没有同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具体个人的直接接触，是不可能完整理解有关的事实的。选择哪些资料作为有意义的事实，在何种深度或层次上挖掘事实本身的意义都与理论的解释有关。

2.关于因果律的有效性。在社会研究中人们往往把各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归结为原因——结果模式，而人文主义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在自然世界中，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对于不同的社会或文化都是中立的，对于支配任何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的意义都是无关的，但人的行为却由它们对行为主体或对象参与者所具有的意义来辨认，而这些意义的内涵与阐释都是由一种给定文化与行为者本身的意义感受来决定的。众所周知，每一种文化有相应的意义库，不同的人对意义的感受、辨认与理解不一样，即使在同一文化背景里不同人的行为之间，要作出正确的因果概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当然不能把因果规律固定下来解释人的具体行为，要了解这种渗透着社会意义的范畴之间的联系，只能靠对那个意义系统的深刻体会，而不是外部的机械概括。

3.关于理论或解释的性质问题。人文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理论或解释的目的，并不是要推导出经验概括或统计定律，而是要对人的行为和语言的意图和意义的深刻理解。人文科学以人的行为和语言为研究对象，以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人而不是事物为研究对象，理论解释的目的不是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而是要回答行为的内在依据，包括个人的、社会的、文化的问题。因此，一个好的理论要能提供合理的行为主体有关的规范标准，要理解他的行为规范的标准，并不是提供当作客观事件的行为的演绎说明。以人的行为和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的价值观念不可能是中立的，不能免除意识形态的影响，总是要受到一定文化的规范、预设和偏见的支配。

教育作为使人性完善的最佳方式，其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与人文主义的观点有不谋而合之处。所以说，不管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到如何无所不能的程度，自然科学方法论被推到如何高的地位，只要教育还是以人为对象的活动，那么它的人文性就一天也改变不了，人文主义方法论也一天不能被抛弃。

再次，教育活动本性特点与教育实践的内在构成决定了方法论的取向。

一般来说，教育活动的特性表现为：教育活动在对象与目的维度上的特殊性；教育活动进行过程的点双边、共时、交互作用性和要素关系的复合性；教育活动具有预测性与活动过程中的动态生成性；教育活动的本质是在特殊的交往活动中有目的的使社会对学习者的发展要求，向学习者的现实发展转化。教育活动是人的科学精神的活动，表现在求真；教育活动是美感经验活动，表现为求美；教育活动是人伦道德活动，表现为求善；教育活动是实在主体探求生命意义的心灵历程，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或灵魂的洗礼，关怀人生或命运问题，不依赖哪一门学科。教育活动是一种人文活动，而且是人文活动的最高境地，虽然达到这种境地的人是凤毛麟角。

说到底，教育活动的生命力在于其精神的、价值的、人文的、意义的一面。完整的理解教育，就是要清晰的认识教育活动的精神性、人文性。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设备的更新并不代表教育的先进，可能传播的是非科学、伪科学的知识，训导如野兽般争斗的人生哲学，展示一个紧张、无人性的社会，培养出毫无生趣，面孔呆滞的“接班人”。这样的教育显然是失败的。因此，教育活动形式的完美并不代表价值的实现，教育活动表达的是宇宙的真理，人生的真谛，生命的觉悟，包含了对真、善、美等价值的追求及对终极意义的关怀和寻觅。况且，科学精神本身也是从人文主义传统发展而来的，所以，唯有从人文角度理解科学，才算把握了科学精神的本质。

人类无法将全部教育的意蕴客观化，无法从纯粹客观的角度理解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教育过程无法还原为一个实体或得到严格控制的操作过程，不论历史上的以自然科学方法论研究教育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教育活动中较高层面的内涵并非在归纳推理或统计规律的意义上层面的内涵推演而来的。教育中的人文性是历史的生成的，是传统的，同时也依据个人的觉悟和感觉而存在。教育活动搀杂了历史的内省因素，这些因素与文化价值、目的意义等这些人文性经验的范畴联系在一起，教育活动客观上有很强的独特性，因此，教育科学必须对教育活动达成普遍性的因果规律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用以一种意义标准，一种思想框架或解释尺度来说明全部教育问题，我们能对某一特殊时间、地点、情境的教育发表评论，一旦离开具体场合则可能失效。我们对教育问题的说明或解释常常是暂时的、相对的、主观的。教育中与意义、价值相关的核心问题本质上是约定的，不是外在规定的，教育的历史是一种互为主体性的过程，任何关于教育的思想如果未经主体心灵深处的认同，也是毫无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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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质化研究　量化研究　研究范式　社会科学研究

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两种基本范式。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历史上，曾经历了由思辨主导的质化研究为主流到以事实数据为主导的量化研究为主流。到了近代，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单一使用一种方法的局限性及不足，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逐渐被整合到同一个研究中。通过了解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在社会科学中的发展历史和对立，深入探讨两者的哲学基础，从而得出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实现整合，同时跨越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一、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发展

质化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质化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民族志”的研究。“民族志”是人类学中的一种研究方法，是对人及其所在文化的整体性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进行详细、动态、情景化的描述，它要求研究者长期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获得对当地人及其文化的理解。早期的质化研究主要是凭借主观经验和理论思辨来进行的，缺乏统一的方法论指导和操作规范，一直只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到20世纪80年代，质化研究方法逐步成熟起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概念、方法、理论以及统一的规范和操作程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量化研究指在研究中运用实验、调查、测量等量化的手段来收集和分析研究资料,从而判断研究现象的性质,发现内在规律,检验某些理论假设的研究方法。在古代社会，由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没有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所以作为以研究社会现象为目的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哲学方法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到了文艺复兴以后，自然科学摆脱了神学思辨和经院哲学的束缚，开始采用培根所倡导的观察实验方法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在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影响下，社会学家开始思考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霍布斯提出人类现象与自然现象并无不同，可以把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应用于研究人类现象。孔德也提倡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和解释，要把社会学建设成为一门实证科学。涂尔干则主张社会科学应该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用实证的方法、确凿的数据来表达社会事实。自19世纪后期以后，质化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逐步取代了思辨研究。

二、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的对立

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从它们形成之日起，就存在本质的区别。质化研究遵从人本主义的观点，强调在对社会现象和人的社会行为进行研究时要考虑到人的特殊性，要注意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的差别。它强调要透过被研究者的眼睛看世界，社会现象是被研究者所涉入和经历的生活世界，所以研究者只有掌握了被研究者个人的世界及对事件整体背景的了解，才能明白被研究者行为的动机及事件的意义。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质化研究多采取开放而富有弹性的研究模式及描述和归纳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质化研究常将发现问题、收集资料、分析等环节交替进行，研究者在与被研究者交流的过程中能不断发现新问题，深入探讨问题。研究方法上，质化研究也常采用描述的方法将研究场景完整呈现，虽然这点常常为量化研究们所诟病，但现代的研究技术，如录音笔、录像机等能为质化研究提供相应的规范操作的支持。另一方面，质化研究由于采取开放的研究态度，在研究初期一般不预设理论构架或假设，以避免将既定的价值或看法加诸于被研究者身上。

而量化研究则遵循实证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对社会现象及其相互联系的研究应该参照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具体客观的观察基础上，通过经验概括得出结论，并且这种研究的过程是可重复的。量化研究基于的假设是，社会现象是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的客观存在，研究者必须采取客观的观察和测量，最大限度的实现研究的客观化。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上，量化研究强调两者之间的主客关系，研究者要以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对被研究者进行研究，尽量避免主观价值的涉入。在这样的研究原则指导下，量化研究在社会科学中主要是采用可重复而客观的研究模式及演绎和验证的研究方法，以确保精准化、形式化、可操作化和数量化。在研究过程中，量化研究常对概念进行操作化的处理从而对感官经验进行量化和测量，同时设置一定的假设，在选取有代表性的样本的基础上，对假设进行检验并推论到总体的特性。为保证最大限度的客观性和可重复性，量化研究常采用调查问卷、测量统计等方法。

三、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哲学基础的相通

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在原理和方法上有明显的不同，质化研究主要是为了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而量化研究则是回答“有多少”的问题。这两种研究方式为研究社会科学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图画。它们之间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都是以社会实在为对象，以求解社会难题为目的，以对社会现象的描述和解释为形式，以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重建为途径，来揭示社会运动的本质。在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它们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辅相承，发挥着各不相同的作用。

陆续经历了19世纪思辨与实证社会科学的分离和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的争论之后，社会科学家逐渐接受了后实证主义所主张的科学的模式和目标都应该是多元的，社会科学可以是科学取向也可以是人文取向，不应该一味的强调客观主义。同时，他们也逐渐认识到，虽然价值对于研究整个社会系统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在社会科学研究方式上应该是“价值无涉”的，研究者不应该在研究过程中投入个人的价值或利益。研究者们在科学理论和经验事实的关系上达成了共识，也就是说科学理论的建立必须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理论的有效性验证或进步不能完全依靠于经验事实。

虽然质化研究的基础是人本主义的观点，而量化研究基于实证主义而进行，但是这两种哲学观点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有别于其他种类的哲学，哲学间的联系是存在的。实证主义侧重于研究客观化的、静态形式呈现的经验，而人本主义注重被解释的、动态呈现的客体的意义。随着实证主义者和人本主义者认识上的进步和反思，实证主义逐渐实现客观化的弱化和对研究事物整体性认识的强化，而人本主义在客观化和科学性上逐渐加强，这样的发展趋势为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的结合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研究实践中，两种方法已实现统一，两者间的互补性已成为不容争辩的事实。在自然科学领域，质化研究的思想和方法得到广泛应用，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社会研究方法中的概率论在自然科学中的应用。物理学家将其引入物理学的研究中，建立了统计力学。而在社会科学领域，量化研究更是被大量的引入到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心理学、教育学、历史学、管理学等很多学科中，取得了大量的成就。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的模型化、定量化和自然科学的社会化、定性化倾向，使得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方法趋于整合。

四、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的整合

首先，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的整合表现在社会科学研究模式的阶段性和连续性上。研究者不仅仅承担收集资料和用经验理论来解释资料的任务，同时还承担用事实来验证理论的任务。社会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包含了观察、解释、进一步观察、进一步解释的过程。也即一种理论的发展是包含以归纳为特征的理论构建过程和以演绎为标志的理论验证过程。虽然在实际研究中研究者可能是由观察事实出发进而概括上升为理论，或由理论出发去进行观察并以此来支持、反对或修改理论，但这些都包含了建构理论和验证理论两个组成部分，而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则在这两个组织部分中分别承担了研究方法的角色。

其次，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的整合还表现在社会科学研究目标的互补性上。量化研究的研究目标是为了说明，而质化研究的目标是为了理解，说明和理解是人类进行科学认识的两种具体方式。一方面，在自然科学对自然世界的说明中包含着人性的理解，量化的说明是为了建立起普遍有效地模型来解释特殊经验。库恩曾指出，科学认识的主体是人，而人在面对自然世界时，通常已经带有自身的认知背景，这是科学认识的过程和结果无法摆脱的。因此，在对自然界现实的说明中内含着理解。另一方面，在社会科学对社会现象的理解中也包含了因果的说明，质化的解释需要通过因果分析的方法来排除非理性的因素。对社会现象的理解不仅包括探寻者的动机、意图和认识，理解社会事实的意义，同时还包括对社会现象作出因果性的考察，说明社会事实的原因。由此可见，量化的说明是质化的理解的基础，而质化的理解又能深化量化的说明，使其得到升华，说明和理解是互动而统一的科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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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衡论“虚”“实”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行政法学界，尽管同意“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平衡论”

这一命题的学者越来越多，但暂时仍持相左意见者也为数不少。行政法学界关于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理论分歧主要针对平衡论的研究方法与现实基础。平衡论者并不否认平衡论有理想成分，但更不容否认的是作为整体的平衡论无疑是来自现实、服务现实、指导现实的；暂未接纳平衡论的学者则认为平衡论避“实”就“虚”，其研究方法不太科学，理论主张也缺失现实基础，故将其视为“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言过其“实”。

评判平衡论的“实”与“虚”，首要的问题是达成评判标准上的大致共识。作为理性思维的产物，任何理论都不可能与实践一一对应，理论源于现实却又高于现实，并通过标明现实的完善方向与完善方式而体现其理论指导价值。平衡论亦然。而且，较具体的行政法理论而言，作为理论基础的平衡论只有更具抽象性才能更好地起宏观指导作用。因此，行政法理论基础必然是形而上的，而非形而下的，但绝对不能据此就认为平衡论就是“虚”的。如果将平衡论的“实”定位为对行政法制现实的消极反应，就正好否定了平衡论的行政法理论基础地位。因此，评判平衡论的“实”，关键在于考察平衡论是否揭示了行政法制的“真际”-隐藏于行政法深层次的“理”或“道”。

由此可见，评判平衡论“虚”“实”的标准主要有三：

第一，平衡论的研究方法是否符合社会科学方法论要求；

第二，平衡论是否成功地揭示了行政法的历史延续性；

第三，平衡论是否回应了来自经济、政治、社会与法律文化等各方面的现实要求。

与此相对应，关于平衡论的理论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平衡论的研究方法；平衡论的现实针对性；平衡论的经济维度；平衡论的政治维度；平衡论的人文精神维度；平衡论的实践性；平衡论的法治意义等。以下分别进行讨论。

二、平衡的研究方法：平衡论远离实证？

质疑观点：平衡论只是一组纯粹应然命题的集合，整个理论体系缺失实然层面；或者，平衡论的构建方法是纯粹规范性的，缺少实证分析。

对照社会科学方法论，一种缺少实证支持的规范性理论很难经得起实践考验，行政法基础理论的形成也必须遵循社会科学方法论规则。平衡论是由一组具有内在逻辑性的、相互支持的观点而构成的理论体系，平衡论者坚持事实与价值二分的哲学思维，这就保证了每一重要理论观点的形成都既有实证支持（事实），也有规范分析（价值判断）。大致说来，平衡论的研究方法至少有三种：矛盾分析方法、理想类型方法、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方法。

（1）矛盾分析方法。平衡论认为，行政法是一个围绕行政主体与相对方这一行政法核心矛盾而展开的规范体系，行政主体与相对方是行政法内部的两个矛盾主体。平衡论采用了辩证思维，将行政主体与相对方视作对峙互动的矛盾双方，既正视矛盾双方的对立性，又顾及矛盾双方的合作性。

（2）“理想类型”方法。实践证明，韦伯提出的“理想类型”

研究方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科学方法，它已被国内外行政法学者所广泛运用。平衡论者提出管理论、控权论与平衡论等三种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理想类型”，以及管理法、控权法与平衡法等三种行政法“理想类型”，与“理想类型”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谋而合。作为平衡论的对立理论形态，管理论与控权论也是平衡论首先提出的，这“两论”本身也是平衡论的基本理论主张。尽管有些学者一方面断然否定平衡论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却又在事实上接受了管理法（论）与控权法（论）的理想类型，此即反证了他们实际上是承认平衡论者采用了“理想类型”方法。

（3）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平衡论者在型构平衡理论的过程中，既通过探究行政法制实践，以实证的方法得出一系列理论主张，又并不隐瞒自己的价值判断，力求以实证分析保证理论的现实性，以规范分析保证理论的前瞻性。惟此，平衡论旨在揭示行政法背后的“真际”，其理论构建方法符合思维规律，基本上做到了（从行政法制实践中抽象出共性的）形式逻辑与（以行政法学理论指导行政法实践的）辩证逻辑的统一；而且，还强调具体理论观点与（经济性实证分析的）数理逻辑要求相吻合。

三、平衡论的现实针对性：平衡论回避了现实？

质疑观点：平衡论是一种简单的“否定之否定”的结论，是一种对管理论与控权论的折衷处理，是一种回避现实的中庸作法，缺乏反映中国行政法制现实的针对性。

作为一种在回应时代需求的行政法哲学，平衡论的确是时代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在“管理论”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消亡而衰微之后，“控权论”曾一度活跃。然而，在现阶段的中国推行“控权论”

并不实际，这不仅归因于英美控权法是以健全的司法审查制度与完善的行政程序为主要控权手段，而且还具有权利本位、自由主义、消极政府、企业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等现实基础，而这些思想观念与制度环境，在90年代初的中国并不具备。此外，发端于70年代末的世界公共行政改革了也要求各国重塑一个“有活力”的政府，英美传统的控权模式也因此处于修正之中，以谋求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由此可见，管理论与控权论在中国都是行不通的，中国行政法学界只能直面现实，构建自己的理论基础。正是迫于这种理论困境的压力，平衡论才应运而生。可以说，平衡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行政法学界针对中国的实际，选择了超越管理论与控权论的“第三条道路”。

熟悉平衡理论体系的人是不会提出“平衡论只是对管理论与控权论简单折衷处理的产物”之质疑的。实际上，管理论与控权论作为两种极端的理论模式，它们的价值取向、功能定位、动作机制、制度体系等都迥然不同，二者在理论模式上无法进行折衷、整合。平衡论之所以能超脱原有的理论困境，只能归结为其理论框架的超越性，突破了管理论与控权论思维定势，凭借全新的辩证思维来考察具有互动内倾的、对立统一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形成自成一体的关于现代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价值目标、功能定位、运作机制、制度创设与变迁等的理论体系。由此可见，平衡论与管理论、控权论，可谓存有天壤之别。

四、平衡论的经济维度：平衡论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市场模式？

篇5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 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

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

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 ,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 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着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 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注释:

[1] 论文载于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译本,第1—47页。

[2] 亨普尔:《科学中的评价与客观性》,载科恩等编《25年概览》英文版,第277页。 [3]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页。

篇6

关键词：方法论个体主义 自由原子论 还原论 意向论 多线型分析

Abstract: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is the interactive result of both analytical and inpidualistic tradition， that shapes the character of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Hence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keeps the Analytical tradition at an arm’s length.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three aspects of free-atomism， reductionism and intentionism， and multithreading-analyses. It points out that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is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programme in the relationship， which has special space of expression and special signific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Key words: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free-atomism， reductionism， intentionism， multithreading-analyses

方法论个体主义不是一种单一的方法论，而是一种包容性较大的研究纲领。它的核心观点——社会集体的现象必须根据或落脚于个体的解释而得到解释——是基本的、稳定的，贯穿于该方法论的各个方面；同时这一核心观点又只是规定了从社会现象到个体的解释方向，而实现这一方向的方式却可以是多样的、可变的，能够基于本体论、还原论和意向论等给出不同的表达。

从背景分析的角度看，这样立论的原因在于，方法论个体主义是分析传统与个体主义传统交汇的结果。这种交汇作用形成了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基本底色和特征，使得它具有特殊的表述空间。也正因为此，方法论个体主义中存在着一定的张力。方法论个体主义既不是纯粹的分析传统形态，也不是典型的个体主义形态。如果从分析传统的角度看，方法论个体主义与它血脉相连但又若即若离。“若即”是指，方法论个体主义与近代科学的分析传统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其直接表现是试图把个体作为原子纳入还原论的解释模式，而且这一倾向占据了主导地位；“若离”是指，方法论个体主义不能不顾及个体的人文属性，给体现人的自由特性的意向论表达留下地盘。意向论模式虽然从广义上说仍然可以纳入分析的范式，但它毕竟又偏离了还原论模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偏离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传统。这种偏离不仅具有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身的特殊意义，而且也与科学的现代转型具有一定的联系。当今方兴未艾的复杂性研究以还原论为研究基础又以超越还原论为其目标，方法论个体主义与还原论的联系和偏离，虽然并非就是复杂性研究，但却与它有着一定的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社会科学领域讨论方法论个体主义比仅仅讨论分析方法的运用更具有方法论的现代意味。

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上述特点还应该放在下述两种对立的传统中思考：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的图景是一种特别的盎格鲁—美利坚传统，其倾向是把社会科学的方法和元理论，如果不是看作等同，那也是看作是对自然科学的类似（本斯滕，1983和1935）。在欧洲大陆，社会科学则包含在人文科学中，即包含于Geisteswissenschaften中，与Naturwissenschaften 相区别。[1]这是两种社会科学概念，一则倾向于物的法则，另一则倾向于人的法则，表现了特有的对立。但是这种对立又是相对的，而且从发展趋势看越来越需要一种融合性的新的社会科学概念。方法论个体主义虽然就其主要倾向看属于前一种传统，但它的包容性特点与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具有某种一致性。

本文希望在这样一些背景视角之下讨论方法论个体主义与分析传统的关系。

一、自由原子论

方法论个体主义在本体论层面上是一种原子论，但是一种特殊的原子论。

方法论个体主义认为，社会中的个体与原子同处于本体性的地位。原子是自然的本体，个体是社会的本体，因此个体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原子，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原子。

原子论，历史地看是一种关于自然的研究传统。它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把握：第一，它是一种与自然研究密切相关的自然哲学传统；第二，它是某些自然科学的研究纲领；第三，它是某种自然科学的具体学说。这三个方面密切相关，可以说是同一个关于自然的理论传统的历史展开，其本体论意义虽有所不同，但都以某种形式存在着。

原子论一开始以始基论的形态出现，即把原子视为世界万物的始基。第欧根尼拉尔修曾描述德莫克利特的学说：“一切事物的始基是原子和虚空，……原子在大小和数量上都是无限的，他们在整个宇宙中由于一种旋涡运动而运动着，并因此形成一些复合物：火、水、气、土。因为这些东西其实也是某些原子集结而成的”。[2]按照这种思想，原子是万物构成和运动的基础。此后的伽桑狄在介绍伊壁鸠鲁原子论的过程中使原子论的表述接近近代科学的形式。他说：“原子也是事物的元素。首先由原子组成最小的矿物质凝核或者分子，然后组成比较大的，再组成更大的分子，然后组成最小的，再组成比较大的和最后组成最大的物体。”[3]他的思想影响了化学家波义耳，后者把微粒作为一切变化的基础，提出了著名的化学元素论，因此引发了化学史上的一场革命。原子论进入了科学领域，但它的本体论的意义依然保持着。原子论作为科学研究纲领而取得卓越成效的例证是牛顿的微粒论。牛顿说：“整体的广延性、硬度、不可入性、可动性和惯性，起源于粒子的广延性、硬度、不可入性、可动性和惯性，我们由此得出结论，整体物体的全部最小微粒都是具有广延性、硬度、不可入性、可动性、并且具有惯性，全部哲学的基础就是如此。”[4]这里，原子作为本体，是所有事物属性的承载。

原子论本身虽然经历了历史的变化，但它的近代形态的本体论含义仍然可以概括如下：

（1） 世界万物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它们的最基本的单位；

（2） 世界万物的变化过程是由原子的结合与分离所决定的；

（3） 决定世界万物性质和过程的原子，其原质是相同的，只是形状、大小和数量不同。

这种概括对于我们认识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原子论性质很有帮助。金凯哈罗德曾经这样概括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本体论命题：

“（1）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不存在超越个人之上的社会；

（2）社会过程完全由包含个人的过程所决定；

（3）所有个人的经济或社会的相关性质都是单子性质的，即其他人或社会实体，比如组织或机构都不介入这一性质之中。” 即使允许个人的非单子性质的存在，也只涉及它们的非本质的或外在的关系。[5]

从对比中不难看到，方法论个体主义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也是一种原子论。

西方微观经济学可以帮助证明这一命题，因为它就是关于个体原子的经济学。它首先分析单个消费者和单个生产者的经济行为，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单个市场的价格是如何形成的；进而分析所有单个市场又是如何同时形成的。整个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础是个体的经济单位和变量，是个体的单子性质。西方主流经济学还企图把这种原则扩展到整个经济学。比较典型的奥地利学派把个体视为孤立的原子，认为分析这种原子就可以寻求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它企图排除所有不能简化为微观经济学命题的宏观经济学命题。

原子论所以能引入社会领域，有其历史方面的原因。乌罗塞堡对此曾经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把原子论世界观中的一个单个原子的作用与变得越来越复杂的生产结构中的一个单个生产者的地位相比较，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虽然我们并没有以此而获得有关17世纪初期原子论复兴的原因的说明，然而，我们却看到，发展着的新型生产关系，给古希腊罗马思想家们的自然哲学的抽象推论以一个完全另样的规模。我们在这个时期的物理学及哲学中，以断断续续的方式发现了生产者之间正在形成着的那些关系，发现了他们的日益增强的个体化及他们的可调换性。”[6]乌罗塞堡把自然科学中原子论的复兴与社会个体的日益独立联系起来，把17世纪特定科学形态的崛起与当时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

个体这种原子地位的历史确立与个体自由历史发展的相互关联，从个体主义概念的形成也能得到佐证。据卢克斯考证，英文词Inpidualismu直接从法文Inpidualisme 演变而来。他认为，个体主义一词在十九世纪以法文形式出现，用于概括启蒙思潮。19世纪20年代的圣西门主义者也用个体主义概括启蒙运动的主导思想，正是他们把自由经济原则、社会的原子化和工业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哈耶克对此描述说：“‘个体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个术语最初都是由现代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圣西门主义者创造的。他们首先创造了‘个体主义’术语，用以描述他们所反对的竞争社会，然后又发明了‘社会主义’一词，用于描述中央计划的社会。”[7]

个体的原子性质与个体的自由性质不仅有着历史关联，而且它们在本体的意义上就是相关的，因为个体本来就是一种自由的原子。正是在此意义上，本文把方法论个体主义看作是一种自由原子论，这是它与自然传统的原子论的重要区别。

自由原子论的基本观点可以表述为：个体是一种主体性的原子，表现在三个层面上：首先，它具有主体能力，有自己的意愿、目标和认知能力，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在特定情境中进行选择的能力；其次，它能够自主活动，具有自然原子不可比拟的活动空间和选择空间；再次，由于它能够在一种确定的意向和信念指引下通过其行为改变自己和环境，因而它是一种创造价值的原子，一种价值源。所以，主体性是个体的存在属性，自由就是其本体状态，这种存在属性和本体状态能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得到扩展和增强。

方法论个体主义赋予主体性的这种存在以特殊的地位。从宏观的角度看，它使得社会与个体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不可同等而语；从微观的角度看，它限制了个体的进一步分割。

不可同等而语是指，个体自由的本体状态是真正的实在，而由个体组成的社会整体在此意义上却不是真正的实在。

在原子论中，原子与其所构成的物质层次虽然也具有不同的性质，但都是具有同等意义的实在。与此相比较，在比较典型的方法论个体主义者那里，个体与社会却不具有这样同等的意义。韦伯曾表示，他一生都在为驱散“集体”的幽灵而奋斗。他认为：“就社会学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言，它不会承认存在一种其‘行为’如同集合个性那样的东西。当我们在社会学的语境中，指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团体’、一个‘家庭’、一支‘军队’或其它类似的集合体时，我们所指的仅仅是单个人实际或可能的社会行为的某种扩展”。即使社会或集体存在的话，这种“集合体必须唯一地被视为单个人特定行为的组合和组合方式。”[8]一些著名的方法论个体主义者还从经验的角度对此论证。波普指出：“所谓的社会整体并不是经验的对象，基本上都是流行社会理论的公设……因此，对社会整体或集体的经验存在的信仰（可以被描述为朴素的集体主义）必须让位于这样的要求：社会现象，包括集体，应按照个体及其活动与关系加以分析。”[9]哈耶克则以历史上的唯名论作为说明：“个体主义是哲学上唯名论的必然结果”。（[7]，p.6）唯名论否认“共相”的真实存在，认为一般名词只是加给一组事物的标记，不能成为感觉经验的对象。所以，只有能够成为感觉对象的个体才是真实的存在，而社会这些一般不是真实的存在。

个体与社会在本体上的不对等也体现在个体法则与社会法则的地位不对等上。穆勒说：“社会现象的法则只不过是，也能够不过是社会状态中联结到一起的人类的行为和热情的法则。…社会中的人类所具有的性质只不过是他们原来所具有的那些性质，它们能够被分解为个人的天性法则”。斯考特高登对此进一步分析说：“这一命题在当代经济学中最有影响的形式包含在Lionel 罗宾逊‘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重要性的论文’中（1932）”，在这一形式中，“经济学通过严格的演绎推理从前提推出它的定理，而它的前提是陈述人的天性的命题。”。[10]

方法论个体主义赋予主体性的个体存在以特殊地位的另一表现是，这种个体不能再继续分割下去。在古代原子论中，原子是构成万物的不可分割的最小单位。随着近代科学的出现和现代科学的发展，原子被逐步认识到只是物质构成中的一个层次，它还可以继续分为原子核和电子等，而且这种分割并没有造成意义的断裂，也就是说，分割以后仍然属于物质的范畴。但是，在方法论个体主义中，个体的继续分割却造成了意义的断裂：分割以后不再属于人文的范畴。方法论个体主义在强调“大规模的社会现象都应该根据个体的情境、意向和信念来解释”[11]时包含着这些个体的主体性质具有基本的意义，如哈耶克所表达，人的知觉和信念是我们行动的基础，因而它构成社会科学的事实；社会科学的起点应当是这种事实，并由此构建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所以，知觉、信念这些主体特性与个体不能分离，个体以下的层次不再具有这种特性，分割只能到此为止。在这一点上自由原子论好像是对古代原子论的某种回归。

所以，方法论个体主义中的个体具有自然和自由的双重性质。正因为如此，方法论个体主义中的个体比原子论中的原子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也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方法论个体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社会领域的个体自由论。这正是方法论个体主义本体论的特点所在。

二、并行的还原论和意向论

既然方法论个体主义仍然是一种原子论，那么基于原子论的解释模式——还原论就同样适用于方法论个体主义对社会领域的解释；在这一方面方法论个体主义与自然科学方法论是相似的。另一方面，既然方法论个体主义是一种自由原子论，它的原子——个体具有特殊的属性，因此仅仅还原论又是不够的，于是有了意向论的解释模式。不论是还原论还是意向论，其解释线路都是从宏观到微观，使得社会的现象落脚于个体的一般或特殊属性，都是给出一个因果解释。从这一解释线路来看，还原论和意向论又都可以纳入分析的范畴，一种广义的分析范畴。

洛西（J. Losee）曾从历史的角度说：“原子论的一个有影响的方面是这样的思想：根据在更基本的组织上所发生的过程，可解释观察到的变化。这个思想成为17世纪许多自然哲学家们的信条。亚宏观的相互作用引起宏观变化这一点被伽桑狄、波义耳和牛顿等人所肯定。”[12]这一信条首先表现为自然研究中的还原，主要有对象还原和理论还原。

对象还原是把所研究的对象从宏观层次还原到微观层次。这种还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宏观层次的质变还原为原子层次的量变”；另一种是“假定更深层次存在着同样的性质和过程来恰当解释某个层次的性质和过程”。（[12]，p.28）前一种可以称为还原论的间接形式，后一种可以称为还原论的直接形式。

间接形式在化学理论中有其典型反映。从化学理论的发展来看，拉瓦锡已经认识到：化学元素是化学分析所能达到的真正的终点。这一认识通过查里米亚李比希的“当量比定律”和弗里契曼普鲁斯特的“定组成定律”得到证实。1808年道尔顿在《化学原理新体系》中作出关于原子的基本论断，之后柏采力乌斯制定的“原子量表”，杜马发现的化学性质决定于化合物的“结构类型”，阿伏伽德罗关于决定元素原子结合数的“假说”，门捷列夫创立的“元素周期律”，都以不同形式说明了在化学中物质宏观层次的性质是如何被还原为原子层次的量的组合形式的。直接形式在物理学中有其反映。牛顿“提出了一个研究纲领，来揭示支配物体微小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力”，希望“对短程力的研究将实现如状态、溶解、化合物的形成等物理—化学现象的综合，就象万有引力实现了地上动力学和天体动力学的综合一样。”（[12]，p.96）

对象还原的直接形式和间接形式在方法论个体主义中都有体现。间接形式被方法论个体主义者确认为“社会科学中的实际发现”，而且经济学家指出的负反馈经济系统就是这样的发现。在这一系统中，个体动机是自利的，并非为了社会的利益，但是在相互作用中却达到了对社会有利的结果。沃特金斯强调方法论个体主义与这种间接还原的特殊关系：“我认为，在生物学者与方法论个体主义者之间具有真正的平行关系。例如，生物学家不用有机体中的大的目的论趋势解释怀孕中的大的变化，而用小的化学的，细胞的，神经学的等方面的变化作解释，这些变化没有一个与它们的共同的似乎有计划的输出有什么相似之处。”[13]方法论个体主义所以如此重视间接形式，是因为它认为这种还原在解释上是一种进展，具有更大的解释力。

方法论个体主义也重视还原的直接形式。同样是沃特金斯，他赞成机械论原理，认为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机械论是类似的，大尺度的社会现象必须通过个体的特性才能得到解释，社会的共同利益也就是个人利益的加总，个体性质的线性叠加就是整体的性质。经济学中“总需求是所有个体的需求之和”的命题是这种还原的直接体现。但是，他和波普对直接还原的某些运用持警惕的态度。例如，他们都反对心理主义的解释，因为这种解释认为大规模的社会特性是相似的个人心理趋向的表现，即仅仅是个人特性的直接反映。他们认为这是把个人主义方法论推向极端，使得它在解释方面没有什么进展。沃特金斯认为，自从1714年曼德菲尔的《蜜蜂的神话》出版以后，个体主义的社会科学就把重点放在非有意的结果上，更加注意在特定的情境中自私的个人动机可能具有好的社会结果，而好的政治故意却可能有坏的结果。（[13]，p.740）

理论还原在一定意义上能够看作对象还原的逻辑结果。牛顿说：“我希望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推理，从机械的原理推演出其余一切自然现象”。[14]]他将此推广至光学、电学、磁学、热力学、气体运动学等领域，形成了近代科学的谱系。这一观点后来继续被延伸：整个科学是一个等级结构，特殊科学在这一结构中可以还原到它们之下的更一般的科学，例如从社会学还原到心理学，心理学还原到生物学，生物学还原到化学，如此等等。理论还原不仅在自然研究和社会研究之间建立了理论的链条，而且也使自然研究中的理论还原成为社会研究中的某种范式。沃特金斯按照对象还原和理论还原的两分，也将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规则分为内容和形式的两种。前者是一个特殊领域中某解释理论的前提内容必须满足的东西，称为规范原理；后者则包括逻辑规则和某些现实的富有成果的约定。

还原论在社会领域的运用不是没有其特殊的限制。其主要问题是，作为原子的个体，当他的主体性活动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从而能够表现出重复性过程时，其所构成的现象能够以某些确定的规则为基础被还原论解释；但是当个体主体活动的自由度比较大，使得被解释的现象不具有可重复性的情况下，其解释不具有逻辑必然性的基础，这时意向论的解释就成为必要。

沃特金斯说：“社会科学家的立场类似于笛卡尔的机械论的立场。后者从不力图发现新的和闻所未闻的物理原理，因为他相信他拥有的接触原理是自明的最终原理。他的工作是发现典型的物理构造，该构造按照接触原理运作，产生可观察的自然规则。其理论模型体现了这样的规则，它们是‘自明’原理在某种假定的物理情境中运作的结果。同样，社会科学家在心理学方面也是依赖于熟悉的心理学的材料做类似的工作。他首先探查相关的意愿，然后发明简单而真实的模型以表明在精确的情境中，这些意愿是怎样产生某种典型的规则。社会科学家现在原则上能够解释这种规则性过程的历史实例，如果他的模型事实上确实适合这种历史情境的话。”（[13]，p.740）所以，对于可重复性的过程，从考察相关的意愿和情境出发，可以发现和确定某些典型的一般规则，通过它们逻辑地说明历史的情境。分配和交换经济学中的边际缩小效用原理，就是这样的规则。

但是在独一无二的历史事件中，由于不存在可重复性过程，因而不存在还原得以实现的逻辑基础，方法论个体主义只能以个体的意愿和信念以及他们所处的特殊情境来解释所产生的社会现象。沃特金斯说：对历史情境或连接情境的顺序的重构，是“揭示个体（通常既是有名的又是匿名的）以他们的信念和意愿（可能包括特殊的个体意愿和典型的人类意愿）在这种特殊的情境中是怎样产生要被解释的共同结果的。因为这一原因，我把侧重点放在意愿上，它是敞开的，似规律的”。（[13]，p.740）在这种似规律的解释中，意愿，特别是特殊的个体意愿具有特殊的地位，个体的自由属性在此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沃特金斯举例说，康斯坦丁大帝给罗马主教西尔维斯特在意大利以广泛的世俗权力，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该事件可以作如下的意向论解释：康斯坦丁大帝具有使所有对手的权力服从于他的意愿；他同时认识到天主教不可能被摧毁，但如果使它成为皇帝官方宗教的话则能使它驯服，于是意愿与情境两者的结合导致了这一事件的发生。

意向论的解释仍然可以视为分析性的，但这种分析性立足于人本身的特点。也就是说，它是更加人文的分析性，而不是更加逻辑的分析性。这种情形在对分析方法的进一步探讨中能够得到更深入的理解。

三、多线型的广义分析

相应于还原论和意向论的解释，方法论个体主义中的分析方法至少也沿着两个方向在运用。一是还原论的方向，经验加逻辑的方法；另一个是意向论的方向，人文经验的因果分析法。为了说明这种复杂情形，本文在此使用多线型概念，其基本含义是，虽然方法论个体主义是从宏观到微观的思维定向，但沿着这一定向的分析线路是多样的。

首先从理性重建的演绎和非演绎性质来看这种多线型。

分析一词源自希腊文anàlysis——分解、肢解，指思想上且往往是现实的分解程序，它把事物、事物的属性或事物之间的关系分解为各个部分。笛卡尔对这一方法的描述也有这种意思：“把我所考察的每一个难题，都尽可能分解成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适于加以圆满解决的程度为止”。[15]

但是，近代自然科学中的分析方法，是和获取某种普适性和演绎程序联系在一起的。牛顿的目标就是应用分析方法归纳出解释性原理，而后以之推出理论的其它原理（定理）。这一方法在惠威尔那里有了更清晰也更形式化的表达。惠威尔认为“事实的分解是把复杂事实还原为陈述那些清楚而又区别的观念如空间、时间、数和力等之间关系的‘基本’事实。”“基本观念的意义可以用一组公理表达，这组公理陈述关于观念的基本真理。”“一个派生的概念仅当以理解这些公理的‘必然说服力’方式把它与基本观念联系起来时才被阐明。”（[15]，p.127-128）所以，近代自然科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分析方法是内含演绎于其中的方法。这一方法为后来的启蒙学者运用于心理学、认识论、宗教、历史、法、国家和社会等方面的研究中，方法论个体主义中演绎性质的分析线路应该说是这种背景的产物。

但是，分析方法并非仅仅以这样的纯粹形态存在着。在社会历史领域，许多时候在分析所获得的前提和被说明的结果之间并不存在演绎性关系，至多说它们之间是一种因果性的关系。意向论的解释就是这样一种理性的再建。这种分析方法在社会解释中有很强的应用意义，在某些学科中与演绎性质的分析难分伯仲，在有些特定领域甚至是主要的研究范式。这些说明，社会的科学研究，很难仅仅诉诸于某一种分析线路。

多线型也表现在对经验分析的结果上，它们可能是某种一般原理，也可能是某些特殊之点。

与分析方法紧密相关的演绎虽然具有演绎论证的形式结构，但这时演绎前提的获得和性质发生了某种变化。前提是在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获得的，不是先验的；前提可能具有公理那样的特性，也可能只具有一般假设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卡西勒(E. Cassirer)说：“牛顿的方法不是纯演绎方法，而是分析的方法”。[16]在这种方法中，经验是分析的基点。莱欣巴哈也说：“躺在原子论摇篮里的哲学思想，在19世纪这一百年中被实验分析所取而代之”。 [17]]这一点为哲学家从更广的视野所注意，卡尔纳普指出：“长久以来，各种不同流派的哲学家们都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一切概念和判断都是经验和理性合作的结果。”[18]就这种意义来说，科学是经验传统和逻辑传统“两个家族的联姻”。[19]在分析传统中，通过对经验的分析所获得的结果是某种一般原理。人们不仅可以对非生物进行这样的分析，也可以把生物，包括人在内分解为组成部分进行一般性概括。一旦人们理解了某一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如何运动及怎样被组成为一个整体，那么人们也就认识了处于其规律性关系中的生物。在启蒙学者的一些著作中，人类社会也可以被分析出这样的一般性前提，该前提被作为还原的落脚点。

但是，也有许多时候对人类的社会经验无法分析出这样的一般性原理。对于人类具体的意愿和信念在一定的情境下达致的结果，往往是独一无二的、不具有重复性的因果过程。对它的分析结果，显然不同于一般原理；人们能够厘定的是一些特定的意愿、信念和情境，只能由它们对特定的经验过程作出说明。有时候分析出来的结果可能是复合性的，既有比较一般的人类意愿，也有特别的个体意愿，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能说明某种结果的发生。在这种情形下，特殊的描述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多线型还表现在作为分析方法的多重背景理由上。

韦伯在1904年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的文章中认为，社会科学家不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家的研究程序，在所谓更为普遍的法则之下系统地包容观察陈述和低阶理论。他强调社会科学家首先应该决定以什么样的观点去接近历史，然后厘定和描述它的成分，最终在这些成分之间划出因果线条，使具体的结果归之于具体的原因。但是，在他死后出版的《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中，他又坚持“社会科学家的第一位的任务是建立一个一般可应用的理论系统；为了达到这一点，他提出理想类型的使用类似于演绎经济学中的模型”。[20]沃特金斯反对早期韦伯而赞成晚期韦伯的观点。但是，即使他也承认历史解释中有不同的情形存在使得分析方法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他描述了三种情形：一种是束缚性解释，它通过追踪与其它事件的固有关系解释一个事件，并且在它的历史顺序中确定它的位置。大部分“文学的”历史学家事实上是这样写作的，在这种解释中理想类型不起重要的作用。第二种是原则解释，在一个简单的理想模型中从高度精确、高度形式的前提演绎出被决定的范围。这种理想类型可以证明某种原则在历史环境中发挥了作用。这是理想类型表现最为卓越的领域。第三种是细节解释。在这里理想类型大部分被特别构建，并在实施中逐渐现实化，直到它们成为经验的建构。（[20]，pp.154-159）上述三种情形表明，方法论个体主义作为分析方法，其不同线路的存在有其实际的理由。

分析方法在社会领域的多线型与它的分析对象——个体的人有着深刻的联系。如果人是自然属性与人文属性的某种统一，那么不同的分析线路可以看作分析向自然或人文不同方面的接近。可以比较粗略地说，还原分析比较偏向自然的一极；意向分析比较偏向人文的一极。前者逻辑性比较强，但具体信息损耗大一些；后者逻辑性弱一些，但具体信息的损耗似乎少一些。这些都是向人本身的某种接近，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其运用的合理性要视研究的对象和需要而定。

总的来看，四百多年来经典的分析性科学已经走过了辉煌的岁月，以致罗素能够自豪地说，“只有用分析才能有进步”。[21]分析方法的典型形态——还原论方法在自然研究领域所向披靡，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这种胜利也扩展到社会研究领域，方法论个体主义在主流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在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中的进军，程度不同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分析方法的胜利有其限度。它在社会领域的进军一开始就遇到了抵抗，特别是分析方法进入社会领域以后发生的复杂变异具有启迪性。社会领域的特殊性可能一开始就在提醒我们，经典科学的方法虽然在这里不乏建树，但新范式的出现在所难免，而且这种新的范式可能不会固着于抽象的唯一存在和客体化的形态，它可能更加逼近活生生的人的生活世界。这恐怕是我们在从方法论个体主义回溯到分析传统时应该看到的景象。

[参考文献]

[1] E.Samuel Overman， “Introduction: Social Science and Donald T. Campbell”， Donald T. Campbell， Methodology and Epistemology for Social Science Edited by E.Samuel Overma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viii.

[2]《古希腊罗马哲学》（原著选读），“第欧根尼拉尔修，第9卷，第7章”，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96页。

[3] 范麦尔森：《原子——过去与现在》，弗赖堡/慕尼黑，1975年版，第130页。转引于乌罗塞堡：《哲学与物理学——原子论三千年的历史》，朱章才译，求实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

[4] 转引自林定夷：《近代科学中机械自然观的兴衰》，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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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乌罗塞堡：《哲学与物理学——原子论三千年的历史》，朱章才译，求实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109页。

[7] A哈耶克：《个体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注。

[8]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v.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1978， pp13-14.

[9] 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86-487页。

[10] Scott Gordo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1991， P.652.

[11] John Watkins，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A Reply”， in O’Neill (ed.)， Modes of Inp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London， 1973， p.179.

[12] 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

[13] John Watkins，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and Social Tendencies”，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edited by Richard Boyd， Philip Gasper， and J.D. Trout，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1991， p.739.

[14] 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序言，转引于丹皮尔《科学史》，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48页。

[15] 笛卡尔：《方法谈》，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44页。

[16]〖德〗E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17]〖德〗赖欣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7页。

[18]〖德〗鲁道夫卡尔纳普：《世界的逻辑构造》，陈启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19]〖美〗M怀特编著：《分析的时代》，杜任之主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07页。

篇7

关键词：实证主义；批判实在；比较分析

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科学哲学的进步间存在密切关系，不同流派的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研究中对象的选择、方法的使用，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在其不断发展完善中，经由经济学家推动，逐渐在经济学研究中占据支配地位。但是，从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新进展来看，实证主义仍然主导着经济学研究的进展，而实证主义遭到批判和挑战，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这种源自不同科学哲学流派的实证主义批判，并未对主流经济学研究造成影响，一是因为经济学忽视科学哲学研究中的新进展，也是因为在经济学领域的（主流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造成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兴起、世纪之交影响领域迅速扩展的批判实在论，对实证主义进行了较全面的评价和批判。对批判实在和实证主义进行比较研究，借鉴科学哲学领域的新进展，是创新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重要途径。

一、实证主义的基本类型及其发展简史

一般认为，有三种彼此分离，但又存在有机联系的实证主义哲学流派。第一种是19世纪孔德和马赫的实证主义；第二种是20世纪20－30年代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第三种是在20世纪中期成为英美科学哲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逻辑经验主义。在这三种流派中，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最为系统，最具凝聚力。因此，人们更多的时候谈论的实证主义指的是逻辑实证主义（Davis　＆Hands，1998：347）。“实证哲学”一词由孔德所创，随后演变为实证主义。孔德将人类知识的进展分为神学、形而上学与实证主义三个阶段，他的目标是建立以自然科学方法为基础的社会科学，他认可的自然科学方法是观察，认为所有科学都能通过方法论达致统一。这种实证主义由穆勒、斯宾塞、涂尔干等进一步发展。他们“认为实证主义的知识，是科学地规划社会和引导社会的基础……所用的方法一般是归纳主义的方法”（贝尔特，2002：233）。逻辑实证主义是对维也纳学派哲学纲领的恰当描述，因为该学派的成员极力整合“逻辑主义和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的目标和方法，在主要由Hahn、Neurath和Carnap（1929）撰写的小册子《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中表现的最为充分，这个宣言指出，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目的是造就各专门学科和人们能够获得的全部知识的统一。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是逻辑分析，运用这一方法的目的是：（a）在其消极方面，从自然科学、数学以及广而言之从人类知识中清除形而上学的陈述，（b）在其积极方面，澄清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表明一切人类知识是从经验与料中构造起来的”（D．J．奥康诺，2005：935）。一般认为，数学和逻辑命题是分析性的，它们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都是真的，从而代表了一种先验的，而不是后验的或经验的知识。而科学是关于事实和经验的，它的命题是综合的，并且只有在某种经验条件下才是真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除经验科学的综合性事实性真理和逻辑与数学的纯粹形式分析的真理之外，包括唯心主义哲学、神学和伦理学，都是形而上学，都是无意义的。实证主义的第三种类型，通常被称作逻辑经验主义。主导近几十年来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正是这种逻辑经验主义。它的主要特征如下：（1）逻辑主义：科学理论必须符合演绎逻辑；（2）经验证实：陈述必须可由经验证实或证伪，或是定义在分析上为真；（3）理论与观察分立，观察可以在理论上是中立客观的；（4）休谟式的因果律理论：从被观察的事件之间发现不变的关系”（Smith，1996：14－15）。在第三种类型的实证主义中，影响较大的是Braithwaite、Hempel和Nagel等的逻辑经验主义，这种逻辑经验主义是对维也纳学派哲学项目的延续和发展。考德威尔认为逻辑经验主义是某种更为成熟的逻辑实证主义，他认为逻辑经验主义是逻辑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结合（Caldwell，1994：19－35）。在对先前类型的实证主义做出的发展上，逻辑经验主义带来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理论和证据之间关系的理解上，从强调归纳方法转向强调假说—演绎方法；二是重新把解释视为科学活动的合理目标。在对科学理论和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上，假说—演绎方法，不同于先前维也纳学派的归纳方法。这种方法认为，科学理论和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演绎式的。检验一个科学理论的第一步，是从理论和它的初始条件中推论出某种经验预测；第二步是根据可观察到的证据检验这些预测，如果经验预测被证明是真实的，理论就得到了确证，如果经验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理论就得到了反驳。推动由归纳向假说—演绎转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为了避开在归纳方法中存在的休谟难题。无论人们对假说—演绎方法有什么样的评价，有一点是明确的，它与逻辑经验主义的第二个重大贡献：科学解释的演绎法则模式密切相关。假定—演绎模式这个正式术语，首先出现在Hempel和Oppenheim的论文中。他们认为，所有真实的科学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结构，所有科学解释都至少包括一个一般规律，再加上对有关初始或边界条件的阐述，规律和阐述组成了前提，从这个前提出发就可以推论出待做的解释，即关于所要解释的事件的阐述，在这个推论过程中，不需要借助任何其它帮助，只需要推理逻辑。这里所说的规律是指“在所有情况下，只要事件A发生，事件B就发生”这种命题。Hempel和Oppenheim进一步指出，解释和预言都采用了同样的逻辑推理法则，两者的唯一区别在于，解释发生在事件发生之后，而预言发生在事件发生之前。对于解释来说，是从需要解释的事件出发，找到至少一条普遍规律和一套初始条件，这些条件在逻辑上包含了对所要解释的事件的说明。由于这个原因，Hempel和Oppenheim的批评者把他们的模式称为“解释的覆盖率模式”。而对于预言来说，是从一条一般规律和一套初始条件出发，推论出关于一个未知事件的说明，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倒过来的预言”。这种认为在解释的本质和预言的本质之间存在完美的、逻辑对称的看法又被称为“对称论题”，它构成了科学解释的假定—演绎或覆盖率模式的核心。在解释中用到的一般规律，并不是通过对个别例子进行归纳和一般化而得到的，一般规律仅仅是一种假定，如果愿意可以进行猜想，通过把一般规律运用于对特定事件的预言对规律进行检验，但是一般规律本身不能被简化为对事件的观察结果。尽管存在不同类型的实证主义，但实证主义却遵循着某些相同观念。比德辨析了实证主义的主要特征：（1）科学知识，包括逻辑与数学，是知识唯一有效的形式；（2）形而上学的申辩、规范的陈述、论点、价值判断和意见不是有效的知识；（3）建立在常识经验基础之上的经验数据，是除逻辑与数学外的有效知识的唯一来源；（4）有效知识只能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获得，尤其是物理学、应用逻辑与数学；（5）归纳、原则和科学理论（除逻辑与数学之外）只能通过推理的方法从经验数据中得到；（6）归纳、原则和科学理论（除逻辑与数学理论外）只能通过经验数据得到证实；（7）归纳、原则和科学理论应当以数理逻辑的形式加以形式化和表达；（8）规范的观点、价值判断、信仰与意见不应当进入经验数据搜集、理论的形式化或证明的范围内；（9）获得有效科学知识的方法对于所有经验领域都是相同的（Beed，1991：459－494）。

二、实证主义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

经济思想史学家和经济学方法论学家认为，在经济学领域，把实证主义引入经济学中的三位重要经济学家是Hutchison、Friedman和Samuelson，尽管他们中，没有哪一位实际上以精确或系统的方式使用实证主义的哲学语言或文献。但是，他们都“深受实证主义观念的影响”（汉兹，2009：52）。Hutchison的工作是试图将逻辑实证主义的某些核心理念引入经济学，他反复强调，“经济学家的言行举止，应当转变，要像负责任的经验科学家那样”（Hausman，1989：118）。Hutchison强烈主张，经济学像自然科学一样，是一门科学，经济学应当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争论，经济学命题应当从客观经验事实中系统地提炼出来（Hutchison，1996：10）。Friedman在其著名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指出，对于实证经济学的目的而言，理论假设的真实性无关紧要，在比较不同的经济理论时，唯一重要的一点是，进行经验预测时哪一个理论最为成功。Friedman说，“理论被看作是由大量的假设组成的，对于它要‘解释’的对象，要根据它的预测力来判断。只有实际的证据才能表明理论是对是错，或者更恰当地说，暂时‘接受’它为有效，或‘抛弃’它……唯一重要的对假设的有效性的检验，是将它的预测与经验相对照”（Milton，1953：8－9）。Samuelson的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通常被称为操作主义或描述主义。“与一种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在知识方面相匹配的发展，……便是Samuelson的操作主义”（Boylan　＆O’Gorman，2006：15）。这种实证主义的核心思想在于，“科学理论仅仅描述经验证据，而不能超越证据去解释任何现象更深的、内在的或隐藏的原因”（汉兹，2009：68）。Samuelson认为：“对于我的观点，即科学由经验规则的描述构成，尚未被成功地；对我的一贯主张，即科学中所谓的解释总是可以被看作不同层次上的描述，也是如此———通常一个高层次的描述是由于它成功地适合范围广泛的经验规则”（Samuelson，1947：3）。三位重要经济学家主张的不同类型的实证主义变种，很大程度上塑造了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特征：第一，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者坚持演绎主义。19世纪的实证主义，主要依赖归纳法优越论的逻辑，在20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实证主义逐渐放弃了对归纳主义的效忠，转而赞同演绎主义。根据演绎主义的观点，科学活动是从理论中演绎地推断出经验假设，然后根据经验检验这些假设而进行的。因此，观察、感觉再次成为健全的科学实践的基础。实证主义者对“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并假定观察陈述是没有理论预设的。观察陈述是属于经验世界的，因此它们十分可靠。第二，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者坚持自然主义，也就是说，他们坚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的统一性。自然主义通常伴有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一般说来社会领域内的知识比自然科学知识欠发达。因此，经济学要想成为成熟的学科，它就必须采用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得到成功运用的方法。第三，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者坚持实事与价值的严格区分，坚持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严格区分。他们基本上接受了休谟的观点，即不能从实然中推出应然，反之亦然。在社会科学领域，坚持这种实证和规范严格两分的学者数目众多，他们认为，尽管在人们选择研究课题时，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会起作用，但是在完成研究本身的过程中，它们就不再起任何作用。第四，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者坚持形式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的公理化、模型化和形式主义倾向与实证主义对经济学产生的影响密切相关（Boumans　＆Davis，2010：9－30）。实证主义影响经济学的直接表现，就是要求经济学研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应用计量方法和数量表达。实证主义提供了现代主流经济学智力活动的脚手架。20世纪一些重要的经济学方法论观点，从Hutchison到Friedman，再到Samuelson的操作主义与Popper的证伪主义，都是受实证主义的激励产生的，无论这种激励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当然，经济学领域还存在其他哲学理念，比如奥地利学派的本质主义，美国制度学派的实用主义，但是这些流派只是经济学学科中的少数派。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哲学潜台词，一直都是实证主义的科学和知识理念。

三、批判实在与逻辑实证主义的比较

今天人们称之为“批判实在”运动的发展的原因之一，源自对实证主义方法的批判，实证主义方法“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支配许多社会科学的分支”（Danermark　＆Ekstrm　etc，2002：4）。同其它各种“思潮”或“主义”一样，“批判实在”是一个有着广泛含义的称谓（Collier，1994，Ⅺ）。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批判实在，是为理解哲学家Bhaskar对社会科学做出的哲学贡献，而对他加以分析和应用的两个术语“超验实在和批判自然主义的融合”（Harvey，2002：164）。Bhaskar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时，正是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或明确或隐含地全面渗透在哲学思想中的时期。因此，他的分析是从对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所坚持的前提开始的。在Bhaskar看来，经验实在论者（实证论者）的谬误表现在两个方面：（1）把存在化约为知识的认识论谬误（epistemic　fallacy），即把存在或者当成只是知识（由知识所建构），或者认为可用（有关客体的）知识来分析。Bhaskar称这种谬误为“实在的去实在化”（derealization　of　reality）；（2）把知识化约为存在的本体论谬误（ontic　fallacy），即认为知识或者只是绝对存在物（being　simpliciter），或者可以通过客体的存在来分析。Bhaskar称这种谬误为“科学的去社会化”（desocialization　of　science）（Bhaskar，2009：23，253）。实证论者的认识论谬误，认为寻求事件之间的恒常联系，是在将研究客体存在与本质的本体论，简化为产生知识的认识论的谬误。这种谬误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造成传统科学哲学和本体论之间的紧张。传统科学哲学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找到事物之间的恒定联系，Bhaskar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寻找研究客体背后所隐藏的因果机制和力量；第二，科学试验需要控制其它变量，人为制造出封闭系统，从而找出单一因果机制所产生的力量，事物间的恒常联系，只在试验或假设条件下存在。为解决上述问题，Bhaskar提出了超验实在论。主张任何事物都有三个领域构成：经验、实际与实在（empirical　actual　and　real　domains），经验与实际是经验实在主义研究的客体，实在是超验实在主义者的思考对象。前两个领域的研究得到的事物之间的恒定联系具有可经验的性质，是科学探索的结果，实在领域，包含产生事件的机制、力量、趋势等，一般具有不可经验的特性，是科学研究者探索的真正目标。Bhaskar的相关著作引发了广泛的兴趣，他的思想被一些重要的社会科学家吸收并运用，其中Lawson对批判实在在经济学领域的发展和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时至今日，批判实在已成为一种包含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运动”（Palermo，2007：541）。尽管Lawson等人应用批判实在的核心观点，对主流经济学做出了激烈的批判，但是主流经济学家始终不为所动。当前经济学领域的现实状况是，在实证主义哲学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日趋下降的同时，它仍在当代主流经济学中牢牢占据支配地位。这种情况，使得经济思想史学家麦克洛斯基感叹，“经济学方法论被局限在一种基于严格意义上的实证主义规范式方法论框架内，但这种实证主义既是不必要的，又同诸如经济学这类学科的主体没有多大关系”（Boylan　＆O’Gorman，2006：36）。随着科学哲学研究新进展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推动，人们对实证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质疑日益增加。比如，接受诠释学传统的学者认为，尽管实证主义能够应用于自然科学，但它并不适用于社会科学。温奇在《社会科学的理念》中表达了上述观点，他把社会世界看成是充满意义的，认为人不同于自然的对象，他们能够把意义赋予周围的世界，并且依照意义而采取行动。因此，要用不同的方式对待自然和社会领域的规则。再比如，批判理论的支持者也提出了对实证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指出：即使研究者追求的是“客观性”，但价值与兴趣，必然既会影响课题的选择，也会影响研究过程本身。此外，纯客观研究本身也许是不可取的，这是因为，从积极的视角看，社会研究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描述或说明社会实在；而从消极的视角看，价值无涉事实上往往是为某种特殊的社会价值服务的。对实证主义经济学的批评，学界提出的意见很多，笔者主要分析批判实在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一）与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相对照的批判自然主义

与实证主义者坚持自然主义不同，批判实在坚持批判自然主义。批判自然主义追求一种“自然主义的可能性”，一方面它批判实证主义所曲解的科学观，另一方面它批判人文主义传统下的反科学倾向，再通过挖掘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共通的特质，尝试发展出一种统一的科学观。Bhaskar将批判实在论者对社会科学持有的立场称为“批判自然主义”。他指出，“在批判自然主义看来，社会科学可以在与自然科学一样的意义上是科学的，但同时鉴于其对象的特殊性与差异性，这是一种具有严格条件的科学”（Bhaskar，1986：135）。也就是说，尽管两种科学体系在一些具体的分析方法上有所不同，但二者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社会科学的对象仍然可以‘科学’地加以研究”（Bhaskar，2013：22－23）。批判实在论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一些根本差异，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世界的活动依赖性与观念依赖性：（1）社会世界（与自然界不同）并不独立于人类活动之外而存在；（2）社会世界（与自然界不同）并不独立于行为者（对于自己活动）的观念认知之外而存在（Carter，2000：67）。

（二）实证主义的经验实在论与批判实在的超验实在论

每一种科学哲学背后，都隐藏着一种特定类型的本体论，批判实在把实证主义中隐含的本体论称为“经验实在论”。Bhaskar指出，实证主义所秉持的经验实在论是典型的化约论：将本体论的问题化约为认识论的问题（Bhaskar，1978：16）。这种化约是一种认识论谬误，也就是说，“将现实理解、界定为以经验为基础的观念”（Danermark　＆Ekstrm　etc，2002：205）。更具体地说，实证主义坚持的是一种扁平本体论，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完全被等同于人类有关它们的经验知识。然而，这种扁平本体论存在严重的缺陷，因为“如果‘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开放的，如果现实是透明的，那么就不需要科学了，所有的科学都只不过是资料的搜集罢了”（Danermark　＆Ekstrm　etc，2002：20）。与经验实在论相对照，批判实在提出了超验实在论，认为，“世界不仅是由事件和我们对于它们的经验或印象构成的，而且是由结构和机制、力量和趋势等构成的，后者虽然也许无法被直接观察到，但它们构成了我们经验中的实在事件的基础，统治着或者创造出现实中的事件（Lawson，2004：262）。批判实在的这种本体论也被称为“深层本体论”或“分层实在”中，这种本体论认为，存在三种不同的实在或层面：经验的（经验和印象）、现实的（事件以及事件的状态）、深层的（结构、机制、力量和趋势）。批判实在论者认为，这些不同的领域不必然是同时发生的，事实上，它们相互之间经常不是同时发生的。比如，在批判实在论者看来，现实的和深层的层面的共时化意味着：基本机制在现象的层面上以直接的方式显现出来。如果科学规律只是像实证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事件之间的恒常联系，那么现实的层面和深层的层面就是共时的。于是，规律就会在现象层面上清楚地表现出来。但是，批判实在论者认为不同层面的共时性是十分罕见的。根据上述超验实在的本体论思想，批判实在认为，科学不是像实证主义所规定的那样，局限于或依赖于找到事件之间的恒常联系。实际上，它首先应当关注的并不是事件，而是注重去辨明和解释那些左右着或促发了经验现象的结构和机制、力量与趋势。（三）休谟式因果关系概念和批判实在的机制研究批判实在经济学研究的代表人物Lawson指出，“历史地看，对科学概念的寻求和对问题的解释，事实上产生于某种版本的实证主义，它根植于休谟对因果关系的分析中，或者说至少来源于休谟的讨论……实证主义这一称谓，首先是关于知识、知识的性质和局限的理论。特别地，它表明人类知识是以感觉经验或以印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Lawson，2004：261）。实证主义者通常赞同休谟式的因果关系概念。在这种因果关系概念中，事件之间的规则性联结对因果性质而言，既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恒常地发现事件X由Y相随，那么就可以认为X是Y的原因。比如，在对经济增长与民主政体之间关系的理解上，许多经济学家会认为，经济增长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直接的正向关系，并且可以找到大量的数据支持这种观点。但是，这种分析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论质疑与经验挑战。因为，抛开休谟的因果关系概念，从社会机制（暗含了因果关系）的视角看来，经济增长和民主政体之间呈正向关系的涵盖律，并不能真正解释经济增长影响政治制度的机制。已有的研究，至少提出了四种重要的社会机制：（1）经济增长通过灌输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促进民主政治；（2）经济增长通过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形成促进民主政治；（3）经济增长通过培养公民社会或中间组织促进民主政治；（4）经济增长通过改变国家—社会关系促进民主政治（王绍光，2008：82－83）。以休谟式因果律（事件／事态的恒常联结）为基础，完全是经验层面的操作，无法深入到批判实在强调的深层层面（结构、机制与趋势）。也就是说，涵盖律模式，只是描述了类似律则的关系，但实际上并没有挖掘出造成事件发生的生成机制，也就是说，没有做出任何因果解释（Sayer，1992：171－172）。批判实在论者批评休谟式因果关系概念的重点在于，要说明某种现象就必须说明它是如何发生的，而规则性联结无法做到这一点。此外，在开放系统中，许多抵消机制可能也在发挥作用，因此，事件之间的规则性联结的因果关系概念，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充分的。在批判实在看来，要在经验层面上说明现象的原因，只有诉诸深层的生成机制或因果力量，才能得以完成。（四）区别于归纳和演绎的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在当前的经济学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批判实在提倡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用塞耶的话说，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就是通过“假定有（或辨识出）有能力产生某些事件的机制，藉以解释事件”的推论方式（Sayer，1992：107）。只关注实证主义或休谟式的关于事件联系的归纳和概括，最多不过是引发了关于归纳法与演绎法相对优劣的争论。对于批判实在而言，基本的推理方式，既不是归纳法也不是演绎法，而是一种可叫做溯因推理（Retroduction）或外展推理（Abduction）的推理方式。这种推理方式可以通过一个例子理解，比如，如果演绎是从“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个一般判断，推进到人们看到的下一只乌鸦是黑色的这种特殊结论，而归纳是从无数的黑乌鸦这样特殊的观察，推进到“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个一般判断。那么，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则是从对无数黑乌鸦的观察，推进到关于内在于乌鸦，并使之成为黑色的一个机制的理论。从范式上看，这种推理是从“表面现象”到某些“更深层的”有因果联系的事物的一种运动。批判实在之所以坚持这种推理方式，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所坚持的深层本体论和社会系统的开放性质。在开放系统中，不同的结构之间会相互影响并产生新的机制，同时会有许多外在的偶然条件，使得同样的因果机制造成不同的结果，比如激烈竞争的自由市场，可能会使厂商运作的更有效率且乐于不断进行创新，但也可能导致厂商倒闭。另外，不同的因果机制可能产生相同的结果。所以批判实在论认为，在开放系统中，科学家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一般化的法则，而是要了解研究客体的结构、因果机制，以及这些因果机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被启动或被改变，进而造成事件的当前状态。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大致对实证主义与批判实在进行较全面的对比（见表1）。

四、结语

在经济学研究中，实证主义对经济学的渗透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据批判实在的分析，实证主义研究取向对经济学研究造成的不良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比如，形式主义演绎模型的构建，使得经济学研究远离了现实经济问题；为了构筑实证模型，人为地建立的封闭系统，把找到事件之间的恒常联结作为研究的重点，从而忽视了大量潜在地发挥作用的机制和力量，使得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流于肤浅等等。通过对批判实在和实证主义的比较分析，我们认为，经济学研究，应当充分吸收科学哲学领域对实证主义提出的各种批判，全面反思实证主义对经济学研究造成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进一步推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第一，坚持对研究对象的本质进行考察，并找到与研究对象的本质相契合的分析方法。这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理解，用一个大棒可以很好地打掉坐垫上的灰尘，但是却不能用它来清除玻璃上的灰尘。实证主义在推动经济学的发展和进步上，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是把它推广到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则会产生很大的弊端。因此，应提倡不同方法之间的沟通和跨学科的研究，而不是顽固地坚持实证主义的演绎—法则式模型构筑方法。比如在分析个体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时，不能只把原子般的代表性个体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而应当在个体和结构的辩证关系中考察经济关系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以的阶级分析为例，实证主义者指责阶级分析缺乏微观基础，因为它缺乏对个人动机、信念和行动的分析，而只是把个体的行动诉诸阶级利益。这是对经济学阶级分析方法的误读，这种误读忽视了马克思对阶级形成的历史过程的分析，在马克思那里，个体明显受到历史地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影响，但是个体仍然具有改变（更多的是通过革命）资本主义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当然是个体行动能力和集体力量汇聚的综合结果。第二，应当关注对造成某种现象的各种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关注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而不是像实证主义那样，只关注事件之间的规则联系，并把这种规则联系视为是规律般的东西。比如，以计量经济学为例，尽管计量经济学研究文献数目巨大，但是计量经济学家通常对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政策含义保持沉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经济学领域内不可能观测到明显不变的实证规则。计量经济学尽管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还没有导致人们像自然科学一样在经济学里找到精确而普遍的规律。在本质上，计量经济学事实上还受困于这样的事实：新的发现往往导致人们曾经承认的变量之间的规则性联系不复存在。第三，要把规律作为一种趋势，通过对各种机制的综合分析，判断事物的发展变化。比如在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分析中，应综合考察导致利润下降的因素或机制与起反作用的趋势或机制间的辩证关系，而不是因为发现利润率在某个阶段上升，就否定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理论。同样，也不能像置盐定理那样，认为作为个体的资本家的利润最大化选择，必然决定了利润率不可能下降，因为个体理性可能造成集体非理性的结果；同样，仅抓住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因素，不考虑地理———历史因素造成的影响，主张利润率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也不可取，这正是一些者招致批判的根本原因之一。

作者:常庆欣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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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比较社会学； 比较分析； 定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1）06-0105-04

收稿日期：2011-05-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工权益保障》（09BSH012）；国家精品课程《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文超 （1982- ），男，湖北襄阳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主要为：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

时下许多学者在撰写文章的时候，喜欢冠以“比较社会学的视角”、“比较社会学考察”等学术名词，而另外一些社会学学科内的学者以及非本学科内的学者则又大多引用“比较分析”、“比较研究”之类的术语。不统一的表达使我们在理解上产生了相应的疑问，比较社会学与比较分析两者之间的不同是学者形式上的标新立异，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从现有文献进行梳理，或许可以为我们的阅读和理解消除相应的疑虑和迷惑。

一、《比较社会学》及其内涵

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在社会科学中，比较分析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种研究方法。在社会学正身之初，也曾被经典社会学大师列入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列，如孔德、涂尔干等。然而，将其上升为一门分支学科――比较社会学，或者说是作为社会学学科下的一门专业课程却相对较晚。在中国，虽然先生在社会学恢复之初提倡开设“比较社会学”课程，但是对此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共鸣。① 直到90年代中期，作为先生学生的包智明展开了对“比较社会学”稍有系统的论述。《比较社会学》（以下简称包文）一书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著作，也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有关比较社会学的专著②。

作为一门学科，必须具备研究对象和分析方法。在《比较社会学》一书中，作者追踪溯源，将比较社会学的源头设置在涂尔干那里，认为经过A.R.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布道宣传，该学科形成了四个流派，即历史学派的比较社会学、经验学派的比较社会学、理论社会学派的比较社会学、社会人类学派的比较社会学等。在包文中，作者较为倾向于经验学派比较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派的比较社会学，强调比较社会学研究的分析对象为“社会结构”，分析单位应该选择“社会”等。从时空序列上来说，主要强调不同空间地域上社会结构的比较。与社会人类学进行比较，按照作者的表达，如果把社会人类学研究过程分为：观察、分析、比较、解释四个阶段的话，只有后两个阶段才是比较社会学研究，前两个阶段是比较社会学研究的基础。[1]75 或者说，只有不同社会单位的社会学比较才是比较社会学研究。如果对一个个单个社会单位进行实证研究，那么这也仅仅是比较社会学的基础。同时，与社会学的差异主要在于比较社会学强调不同社会单位的比较，这也是保持了比较社会学在社会学领域中的独特性本质。并且，强调社会结构层面的比较研究，赋予了比较社会学独特的性质与功能，即为社会学和人类学之间打开了一条通路，架起了桥梁。因此，从学科差异性角度出发，作者相对建构了比较社会学的性质及其独特的学术地位。

从理论分析回到经验层面，在作者看来，中国比较社会学萌芽于东西文化论战，发端于布朗在华讲学与吴文藻先生的倡导及其众多弟子的实践，如《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从操作层面来讲，比较社会学的研究具体表现在，我们对每一个具体社会的实证研究，不能只停留于对经验事实的简单叙述，而且要对其结构进行分析以提出理论假设[1]118。根据包文对中国比较社会学研究的检视，我们可以得知，先生身体力行的研究则为最渗透着比较思想，在社会学调查和社区研究的维度上，强调比较社会学在于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来的分析概念。具体而言，从江村农民生活的研究到云南三村（禄村、易村、玉村）的社会学调查，通过一系列社会因素的比较，研究逐渐提升到农村类型层面。在包文看来，费先生研究过程中有关“类型”概念的引入，使千千万万个中国农村分门别类到有限的、较少数量的类别中，从而使“从点到面，从局部到全体”来认识中国，从方法论上成为可能[1]122。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类型的比较又上升到了对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或言，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前已经萌芽的比较社会学却并未生根，和其母体一样被取消了。在社会学恢复之后，这种“类型”比较传统并没有消失，仍然得到了传承，甚至不断地向外扩展，由原来的“类型”区分向“模式”界定及“区域比较”进行转变等。可以说，正是在比较之下，使得发展中的正面经验得以展现，成为中国模式的一部分。

二、比较分析的精义

虽然马太・杜甘也曾将自己的作品集命名为《比较社会学》，但是与包文的比较社会学不同，马太・杜甘更多从一种方法论的视角对比较社会学进行解读。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差异性与特质性造成了社会科学具有情境性（contextual）和相对性的特征，理解生物和社会多样性的最好办法就是比较[2]19 。对于方法论中的比较，主要含有两层意思，一方面是指分析的技术，另外一方面是指一般性的策略（approach）[2]20 。无论是单向路径的进入，还是多种方法互为补充，这也就将“比较”拉回到了比较分析层面，而非一种学科视角。

作为“方法”（method）的分析，古典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将比较方法视为求证的准则。他认为，我们只有一个方法证明一个现象是另一个现象的原因，这就是比较它们同时出现或同时消失的情况，考察它们在不同环境下结合时表现出来的变化是否证明它们是相互依存的[3] 。由此可见，比较分析在研究过程中所具备的功能，即比较研究可以排除因果关系或为因果关系提供替代性的解释[4] 。或许，这也是在实证研究科学方法论中，比较分析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或手段的关键原因之一。然而，比较分析的功能也并非仅仅如此，或者说，随着研究的深入，比较分析自身的功能也逐渐得到相应的挖掘，成为一种包含更多内容的研究工具。如马太・杜甘在其另一本著作《国家的视角――为什么比较，如何比较，拿什么比较》中论述道，只有将你所在的国家同其他国家相比较，才有可能体悟到本国的独特性、结构以及运作[5]1 。言下之意，通过比较他者发现自我。回顾人类学的研究历史，当年的西方人类学者也正是通过比较来展开相应的研究。然而不同的方法掌握在不同人的手中具有着不同的效果和效应。也许掌握在殖民学者的手中，可以为殖民化研究寻求合法性及相应的统治方式，但掌握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手中，我们则可以通过比较来避免种族中心主义，并通过比较来发现社会学规则[5]19。结合学术发展史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知，西方话语的霸权强调自身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占据着知识发展中的主流地位，而他者的历史经验等受到忽视和遮蔽。或者说，社会发展的路径与模式逐渐呈现“一边倒”及单一化的现象，类似于东方话语相应被淹没。在当前文化多样性的社会中，正是通过比较分析的方式，我们能够避免简单的复制他者的发展历程，形成具有地方性知识的发展方式。特别对于学术发展而言，也正是在强调比较分析的情境下，有利于我们发现新问题及建构新理论。

既然比较分析有着如此强大的功能和作用，其具体实施过程也被相应的操作化。在如何进行实施比较分析方面，人们经常见到的是类型比较，或者说是个案比较。通常也可以说，比较研究侧重于个案研究。所谓个案比较，也即研究者检验跨个案的异同模式，设法解释期间的差异……定量研究者也检验个案间的差异，但是重点不同，他们的目标在于解释某个变量与另一个变量的协变关系，通常一次会检验很多个案……通常定量研究者对这些个案只具有宽泛的熟悉度[6]。相对而言，定性研究者则对个案进行着深入的比较分析，最终形成我们经常见到的“模式”、“经验”及“类型”等等。作为一种方法策略，或者说是比较社会学的策略，它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具体为：通过对单一个案研究的重复进行比较、理想型与经验型的比较、二元比较、相似国家的比较、通过功能等价性比较对照国家、异质性领域的概念同质性、世界统计比较、国内差异的跨国比较、纵时性、历时性与异时性比较等等[2]18 。

三、反思《比较社会学》

通过对包智明先生《比较社会学》与比较分析的阐述和把握，我们可以更加明晰地理解两者之间的异同之处。具体而言，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社会学与作为一种方法的比较分析，两者之间既有重合的地方，也有分离的地方。然而，与作为研究方法的比较进行对比，现在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比较社会学”将仍处于学科建构过程中。那么为了更好地促进比较社会学学科发展，我们也不得不反思既有的比较社会学研究成果。可以这样进行评价，比较社会学核心在于空间层面的社会结构比较研究，这也是《比较社会学》一书的精髓所在，以此进行反思，从中不难发现其特别值得肯定与商榷的地方。

首先，从研究视域角度来讲，如果说涂尔干将社会学等同于比较社会学，无非是强调比较分析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地位③。与之不同，包文将比较社会学限制在社会结构层面的比较，以此凸显比较社会学的异质性及相应的科学性。也许在大家看来，这种做法是为了一棵树木而丢掉了整片森林，缩小了比较研究的范围。然而也正是这种有意识的学科建构，在认同社会学学科的基础之上，强调社会结构要素的比较，同时也可以从单一层面进行切入研究，并且最终将落脚点放在社会结构方面，可以说是百变不离其中。从研究方法论角度来讲，这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比较研究，或者说是比较分析的最终指向。

其次，在强调包文贡献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些值得质疑和商榷的地方。从研究的时空性来看，包文认为比较社会学的比较层面主要在空间维度，而时间层面却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因为，“科学”注重的是普遍性，而非独特性，受社会人类学的影响，包文的比较社会学则走向了一种空间地域层面的比较。从作者个人微观层面来讲，这也许与作者的知识结构及其储备有关，作为一名人类学者或者民族学者，他所考虑的是学科内的知识。套用吉尔茨的地方性知识，这则是一种学科缘结构知识。然而，如果缺少历时性的比较，那么比较社会学也显得相当单薄。事实上，比较社会学的发展也并未按照作者的建构方向进行发展。从当前研究动态来看，我们不仅要有一种空间层面的社会结构进行比较，同样也要有着同空间层面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不同空间层面的社会结构序列比较分析，以此构建社会发展的立体图景。在当前的研究实践中，类似成果也不在少数，如《林村的故事》、《金翼》、《凤凰村的变迁》、《银翅》等。当然，作为一本上世纪国内出现的开山之作，难以预测到当前比较社会学研究的空前繁盛。相对而言，这里也就出现着另外一个更加现实的学科发展问题，我们似乎对于当前累累硕果却缺少作者那样的总结之心胆，以便在现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将比较社会学研究推得更远。

第三，暂且撇开所引用实证材料是否可以开动比较社会学这条大船不说，仅从先生有关“类型”、“模式”、“区域比较”等学术性概念进行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其所涉及的是一种比较视野下的社区研究。或者说，类型、模式及区域比较，所侧重的是个案研究的类型化。如果将这种类型与西方经典社会学中的类型化设置在同一个层面进行对比，如涂尔干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等，之间也并无多大的差异，可以说都是一种类型的划分。按照作者建构社会学的标准，那么都可归类为比较社会学的研究成果。然而，学术界却并不认同这样的界定，更多倾向于将西方经典社会学归类于比较分析。诚然，这里也就给包文的比较社会学提出了一个最大的挑战，即方法论。具体来说，对于比较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作者似乎未给予明确，也未能进行详细的论述。当然从表达之中，可以看出比较分析的重要地位。可是针对一学科而言，没有上升到方法论的层面，没有相应的分析范式，那么所建构的学科只能是摇摇欲坠，与比较分析很难辨别。或者说，难以脱离低水平或者研究策略中的比较方法。这也就是难以辨清先生研究与其他研究差异的关键点，也是导致当前国内比较社会学较为衰落的最主要的因素。

另外，我们承认比较分析的重要地位，可谓是比较社会学研究的看家本领，但是仅有此种分析方法，也难以开动比较社会学这条大船。从当前研究成果来看，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深深扎根于许多分支学科之中，被借鉴或移用，如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等。或许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也并非比较社会学所专有，那么这似乎涉及到了比较社会学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等，是否脱离了模式和类型以及区域比较之后，比较社会学还能存在？是否可以简单的归纳为比较研究。如何强调比较社会学在今天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如何丰富其研究方法，建构属于学科自身的研究范式，这也是比较社会学当前面临的重大紧迫问题。由此可见，比较社会学需要走的路还很长，当前还仅仅处于一种起步的阶段。

四、简单的结语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明确，比较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比较分析则属于方法论范畴。虽然两者看似不在一个层面上，难以找到共同点，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交集，主要体现在方法层面。即使比较社会学的研究概念为社会结构，分析对象为结构性要素和条件―功能分析，分析单位为社会与民族、社会与社区、社会与文化等，可研究方法则在于比较分析，缺少了比较研究，则难以凸显出社会的结构、类型、特征等。这与比较分析如出一辙，特别在面对外在形势的情境下，这两种思路都给我们破解当前经验研究的困境打开了一扇窗户。然而，在明确两者的差异性基础上，我们到底是要比较社会学，还是比较分析呢？

从实践来看，似乎比较社会学已经进入冬眠期，虽然偶有外文被翻译成中文作品，也有少数相关著作面世，但仍然没有激起学术界的千层浪。相反，比较分析则进入了小状态，如在面对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过程中，贺雪峰等人强调区域比较，即通过控制一些变量来讨论区域差异的原因，从而发现经验运作的内在逻辑[7]。针对个案研究的合法性问题上，刘林平则认为定性研究必须是比较研究，才能具有科学的“合法性”，才能打破以往单一个案研究过程中因果关系结论的不确定性等。因此，可以判定，当前学术界比较热衷于比较分析，而非我们学科视野下的比较社会学。由此也可以判断及回答我们前面所提出的问题，冠以“比较社会学”及“比较分析”则更多强调一种比较的视角，或者说借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

作为一门建构在比较分析基础之上的社会学分支学科，比较社会学的弱化受到历史条件和分析方法手段限制，使得相应的功能并未能得到展现。或者说，在当前研究结构与情境中，比较分析大行其道有着其内在的合理性，特别在注重科学性及追求实证性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为定性研究点燃了迷茫路上的一盏灯。或者说，这盏灯照亮了定性研究的合法性与科学性道路。有了这盏灯，定性研究可以走得更远。但是，如果要上升到比较社会学的层面之上，那么还需要更多的努力，这也将是在比较分析积累多年之后，必将继续前进的一个方向。

注 释：

①也许关键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学力量较为弱小，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到其中，过多的精力只能放在一些较关键、较迫切的事情之中。所以，我们也无法看到当时的比较社会学教材、书籍之类。

②冠以“比较社会学”名称的书还有孙津的《比较社会学引论――为了人和社会的延续》。相对来说，该书强调的是一种社会视角，并未上升到“社会学”学科层面。

③迪尔凯姆认为，比较社会学并不是社会学一个特别的分支，只要它不再是专注于描述，而注重研究事实，它就是普通社会学了。由此可以知道，迪尔凯姆在论述社会学研究方法准则时，更多的强调社会学要脱离实验法，要重视因果关系论证过程中比较方法研究社会事实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包智明．比较社会学［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5:60．

[2]杜甘．比较社会学――马太・杜甘文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55．

[3]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35．

[4]纽曼．社会研究方法[M]．郝大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43．

[5]杜甘．国家的比较――为什么比较，如何比较，拿什么比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7．

[6]Ragin，Charles C．Constructing social research[M]．Thousand Oaks，CA: Pine Forge Press， 1994：107．

[7]贺雪峰.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25.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omparative Sociology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comments on “Comparative Sociology”

CHEN Wen-chao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篇9

关键词：知识经济图书馆学大学图书馆职能转变

中图分类号： G258.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0）01－0118-04

Th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University Library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Yang Haiyan（Library of Zaozhuang University， Zaozhuang， Shandong， 277160）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oci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library science and elaborates th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university library in the knolegde economy and points out tha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library should be expanded.

Key words： knowledge economy； library science； university library；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CLC number： G258.6Document code： AArticle ID： 1003-6938（2010）01-0118-04

21世纪是信息社会时代，也是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环境下，科学技术已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以信息科技和生命科技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强大动力。知识经济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它对各行业、各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对图书馆的影响更是渗透到各个方面。

面对知识经济的大环境，大学图书馆必须抓住机遇，转变职能，更好地为用户服务。

1影响图书馆学的社会发展因素

1.1知识经济对图书馆学的影响

知识经济其实质就是高科技经济、高文化经济、高智力经济，是以高科技产业为支柱，以智力资源为依托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知识经济可以理解为“主要由新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发展与增长的经济形态”。它是一个创新的“蜂聚”时期，又是一个更加依靠知识和创新来促进发展的时期。1990年，联合国研究机构首次提出“知识经济”。知识经济的主导产业是知识产业，即知识的创造、传播、扩散、应用；知识经济时代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力量是知识化的劳动者，劳动与知识的结合达到一个新的水平；知识、技术与信息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掌握知识的人成为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知识经济对社会科学包括图书馆学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在研究重点上有关“知识”的命题凸现出来，即随着知识价值得到充分认识和利用，学习知识、传递知识、利用知识、创造知识、共享知识的社会取向和运行机制将逐步建立。终身学习、按需学习会在社会个体之间广泛普及。社会科学包括图书馆学将对知识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知识化投入大量的研究资源；其次，由于知识生产不是线性的，而是跳跃性的或是无序的，因此，多学科合作解决问题的研究方式、方法会得到进一步加强。以图书馆学来说，因其宗旨是为人们获取知识提供最佳工具和方法，因此，面临着未来因“知识获取机会非均等性”造成的“非知识群体”的出现，图书馆学将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共同携手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并寻找解决方案；第三，从研究对象上看，世界性问题的出现，如环境保护、世界金融一体化、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人类共同遗产的确定等，拓宽、加深了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社会科学有可能在这些全球性“问题域”建立起新的学科生长点。对于图书馆学来说，未来图书馆的形成，也将为图书馆学拓展出新的研究领域；第四，从研究方法上看，知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导致了整体化思维、复杂性理论的出现。随着人类相互依赖感的加强、盘根错节的整体化结构（经合组织军事集团等）的不断出现，全球意识、世界历史也正在形成。因此，社会科学必须从全球广度去思考各种问题，强调社会系统的复杂性，承认各种文化传统中的差异性、互补性，为探索世界各国可通融的方法与理论作出努力。以全球图书馆为例，网络技术与虚拟空间可以消除地理界限，但各国人文界限（制度上的差异与不同观念的敏锐性）却始终存在，这是各国图书馆需要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重大课题。

1.2社会发展的网络化对图书馆学的影响

计算机网络是计算机群体的集合，它们彼此用传输介质连接起来，并遵守共同的协议进行通信。网络化是指由于以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现代通信技术为支撑的信息网络的高速发展，人类社会生活正在发生数字化、网络化变化的状态或过程。

社会发展网络化是20世纪末由新技术革命所引发的。虽然技术本身不能决定社会过程与社会制度的变革，但信息知识的交流传播是重要的人类活动，因而网络化这种信息处理与传播新方式的广泛普及应用，必将对社会状态、社会运行带来全方位、综合性的改变。一个以数字化网络为基础，以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为工具的新型社会正在出现并将呈现以下特点：（1）互联网带来了极为浩繁的信息资源，人们能更全面、及时地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知识；（2）互联网使人的交流与交往呈现出“对话性”的特点，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也由主客对立式变成了主客交际式；（3）网络空间创造出来的虚拟实在，扩大了人类实践活动的范畴；⑷网络技术使社会生活呈现出数字化、虚拟化趋势，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改变，如工作环境变小、电子商务普及、产品与服务更倾向于个性化、家庭生活方式智能化等。

社会发展的网络化对社会科学研究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从研究条件上看，网络不仅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知识，如各种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数据库提供了更多更完整的研究资料，而为了有效利用这些大量涌现出来的资料，研究人员必须学会新技巧，建立使用信息的新策略，他们对数字图书馆乃至图书馆员的依赖也会越来越强；其次，从研究手段上看，网络不仅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写作方式（电脑写作）、协作方式（网上讨论），使得“无形学院”内部的新观点、新发现、新材料能即时获取，而且也为学术批评提供了新的途径。再次，从价值认同上看，技术力量在短期内的聚合与裂变，在强化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的同时，也强化了人们对技术的崇拜，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价值被某些人忽略。如图书馆学“学术共同体”近年对技术表现出的巨大热情，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然而他们却很少顾及和讨论技术的后果。

1.3科学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科学化对图书馆学的影响

科学活动发展到知识经济时代，其地位、规模、影响已发生重大变化。概括地讲，就是科学高度社会化，社会高度科学化。

科学社会化首先是指科学活动的组织形式由个人或集体发展到了国家规模乃至国际规模。如，国际地球物理年计划、国际太阳峰年计划、国际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计划、人类基因计划等大型国际计划与日俱增。科学技术向社会各领域渗透，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日益成为社会生活中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的基础。随着微电子技术、通信技术和信息网络的迅猛发展，使人们的知识领域不断扩大，视野日益开阔，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在形成了一些新价值观念的同时，新的文化心理结构正在建立，科学已成为社会价值观念发生变化的根本动力。随着科学不断进步，劳动者的文化素养不断提高，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逐步成为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观念。社会的科学化还表现为人类社会发展更加需要科学的力量。

科学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科学化对图书馆学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科学论文的国际合作在增加。近年来，在《科学引文索引》（SCI）所统计的期刊上，有一半以上的论文是多个作者的合作研究成果，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国际合作的。同时，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广泛利用和引用他国的研究成果；其次，科学技术推动图书馆学的发展。最近，我国科学家研制出目前世界上信息存储密度最高的纳米有机材料，其信息存储密度高达1014Bit/cm2，信息容量比现有光盘高100万倍！按照这一密度，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所有信息可存放在一块方糖大的盘上。科学的发展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国际交流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2图书馆学的发展趋向

2.1更加重视知识领域的研究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图书馆学的 “知识域”将包括以下一些研究范畴：（1）知识形式研究。如知识的载体，知识类型，知识的组分，知识的表达手段和方式等；（2）知识集合研究。如知识的组织，知识资源的配置，知识的检索，知识的优控，知识集合的管理，知识集合的社会作用等；（3）知识受众研究。如知识受众需求与服务，知识交流与学习机制，知识建构，知识测度等。

2.2学科发展从细化走向整合

图书馆学经过一定阶段的细化发展之后，就会逐渐向整体化、综合化方向转变并呈现一定特点。（1）一些重要前沿课题将吸收众多学科交叉汇聚一点，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这些课题主要有数字图书馆、网络资源导航、数字化参考咨询、知识的人工智能服务、知识学习与知识建构等；（2）图书馆学与其它同族学科（如文献学、情报学、档案学）的融合进一步加强；（3）图书馆学内部分支学科将在新的研究角度与研究方法的支持下出现整合趋势。如“知识组织”将把传统的文献分类学、目录学、主题法、索引学、检索语言、工具书研究等众多分支整合在一起（同时也保持他们的相对独立性），而“知识发展”将会把情报分析与预测、文献计量学、知识测度与评价联系在一起。

2.3理论、应用发展并重

图书馆学不仅是促进图书馆发展的“馆内”科学，它也会从“馆内”走向“馆外”，变成社会人群主动获取知识的方法论。为此，理论研究将承担起观念转移、原理阐释的指导任务，而应用研究则将通过实证的探索提供具体的工具与方法。理论研究将通过对真实问题的切入，逐步纠正自身长期以来形成的肤浅化倾向，实用研究也将注重为理论创新提供原料和动力。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将通过国家重大创新工程或前沿课题进行有机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3大学图书馆的职能转变

大学图书馆作为高校的知识仓库与信息中心，在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知识经济环境下，随着知识载体的电子化、智能化，信息传输的全球化、网络化，给大学图书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面对类型广泛、快速便捷的各种信息渠道，面对浩如烟海、形式多样的文献信息，面对需求多样化、最具时代感的读者群，大学图书馆必须转变职能。

3.1知识传播中心，为人的全面发展供应知识资源

大学图书馆是门类齐全的知识信息服务机构，随着电子阅览室、数字化馆藏的建立与普及，以及数字图书服务、网络信息资源导航等项目的开展，图书馆仍将是广大校园用户获取知识和信息最方便、最经济的理想场所。大学图书馆作为知识传播中心，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基本技能与根本素质的提高供应知识资源。知识传播的功能表现为：实现人类知识成果社会经济价值桥梁或纽带作用，提高社会成员知识拥有水平、培养和造就更多的“知识人”、为知识经济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3.2通过知识组织揭示知识体系，提供知识服务

知识发现、数据挖掘、本体论、语义网络等信息检索技术的发展，令文献信息检索服务的“粒度”变得更细，通过信息的析取、链接、嵌入和重组来形成恰好符合用户需要的知识产品成为可能。图书馆通过知识组织揭示知识体系，并完整地提供给教学科研人员，便利他们寻找新知识的生长点，激发他们知识创新的灵感，促使主观知识（隐知识）向客观知识（显知识）的转化运动，增加人类知识总量。大学图书馆要通过运用语法、语义、语用等信息序化方法，以及信息的优选、浓缩、重新表达等信息优化的基本方法，将大量的、分散的、杂乱的信息经过整序、优化，形成一个便于有效利用的知识系统，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所需要的知识服务。

3.3以用户为中心的知识服务，重在解决个性化需求

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传播手段，大学图书馆将原有传统文献转化为数字化信息资源，与新购置的数字化信息资源一起进行科学的整合、重组、分类、组织，形成新的数字资源体系。并对网上信息资源进行收集、筛选、加工，建立导航库、特色库，即建立虚拟网上资源系统。在此基础上，通过一定的个性化定制机制形成适应用户或用户群组需要的动态过滤、析取和组合的资源、工具和服务集合，为数字信息用户构建一个提供个性化知识服务、交流与工作的虚拟空间。［1 ］大学图书馆根据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开展个性化服务。个性化服务是针对特定读者或用户需求的专门服务。［2 ］即通过信息定制服务、信息推送服务等“量体裁衣”式的知识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体的知识需求，从而实现对校园用户群体知识需求的整体保障，推动大学的知识创新与发展。

3.4培养用户的知识能力、利用知识进行创新的能力

在信息时代，每个人每时每刻接受大量的信息，而只有那些知道如何探求知识和利用知识的人，才是国家最有价值的资源。大学图书馆要利用一切有效途径帮助用户得到获取知识的知识，使他们了解数据库现状、因特网资源、工具书，懂得知识收集贮存、创新开发、检索评价的知识。知识的获取、内化、利用和创新能力，已经成为个人素质发展的重要方面。在信息素质教育中，大学图书馆除了以图书馆为基地，开展多种类型的信息素质教育活动外，还可将信息素质培养融合于核心课程的教学之中，由图书馆员、学科专家、任课教师共同参与课程设计，使学生的信息体验不再是孤立地学习传统的检索课程，从而提高用户的知识能力。［3 ］

4大学图书馆建设的拓展

为实现上述职能转变，须拓展大学图书馆建设，如数字图书馆建设，知识检索服务，网上咨询服务，网络知识整序等。知识经济和现代信息技术（媒介）为大学图书馆提供了新的发展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大学图书馆必须以网站和主页为结点为用户提供知识服务，读者通过结点与图书馆进而与知识发生联系。

4.1数字图书馆的建设

数字图书馆建设是指组织数字化信息及其技术进入图书馆并提供有效服务。［4 ］首先是图书馆书目数据库的建设，提供本馆收藏的中外文图书、中外文科技期刊、会议记录、学位论文等文献的书目信息；其次建立专业期刊目次，图书馆将访问网上电子期刊、电子学报、学术论坛等所获得的专业期刊的目录信息存档收录，然后向用户提供期刊目次通报，扩大知识服务范围、方便学界了解学术动态。在此基础上进行数字图书馆建设，将传统文献型产品转化为数字型产品，也就是大学图书馆馆藏文献的数字化。

4.2知识检索服务

在图书馆主页上设置检索界面，包含尽可能多的检索途径，便于读者查询；设置导航栏目，或以文摘形式报道免费数据库，进行网络导航服务。

4.3网上咨询服务

在图书馆主页上设立网络咨询室，通过电子信箱等方式和读者联系，及时了解读者的需求，听取读者的意见或建议，加强与读者的交流与沟通，及时解决读者提出的个性化问题，使每个人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特定问题的特定答案或解决方法、途径等。

4.4网络知识整序

大学图书馆要根据本校学科要求，有针对性地收集、下载网络信息，筛选、提炼出其中的知识资源。收集要讲究知识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将这些资源有序化，进行分类、标引、排序工作，形成全文数据库或题录数据库。网络信息分类的目的在于分辨信息的知识性并为用户提供知识服务。大学图书馆应注重元数据的收集与收藏，为分类标引工作做好准备。［5 ］

5结语

在知识经济环境下，知识经济的发展、社会发展的网络化、科学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科学化等社会发展因素，对图书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重点，研究条件、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同时图书馆学研究的国际合作逐渐加强，图书馆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共同携手开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逐步深化和拓展。受此影响，图书馆学的发展出现新的趋向：更加重视知识领域的研究；学科发展从细化走向整合；理论研究与应用开发并重。

在图书馆学的指导、引领下，大学图书馆必须转变职能以适应知识经济环境的客观要求：大学图书馆作为知识传播中心，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基本技能与根本素质的提高供应知识资源；通过知识组织揭示知识体系，提供知识服务；以用户为中心的知识服务，重在解决个性化需求；培养用户的知识能力，提高他们获取知识和内化知识的能力，以及利用知识进行创新的能力。为实现这些职能转变，要拓展大学图书馆建设，如数字图书馆建设，知识检索服务，网上咨询服务，网络知识整序等。

参考文献：

［1］孙翌，郭晶.基于博客的高校图书馆学科化知识服务平台实证研究［J］.图书与情报，2009，（5）：104-107.

［2］柯平.当代图书馆服务的10个理念［J］.图书馆建设，2006，（4）：1-5.

［3］洪拓夷.高校图书馆用户信息素质教育组织模式［J］.图书馆建设，2007，（3）：42-45.

［4］黄连庆等.数字信息资源的服务形态与经营模式［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8，（2）.

篇10

图书馆作为社会公共文化保障体系，必须履行社会责任。自2010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将“图书馆社会责任”作为分会场的主题以来，关于该主题的讨论就备受关注。由于“社会责任”这一概念本身定义并无明确界定，因此近两年关于此主题的研究始终处于定义多元、界限混乱的局面，对国外图书馆履行社会责任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我国图书馆界将图书馆社会责任的含义界定为: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图书馆在社会中需要承担的有助于解决关乎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非图书馆问题，如经济、种族、就业、环境、战争与和平、宗教等社会问题的责任。图书馆承担社会责任除了是一种自愿行为外，更是一种自觉行为;现代图书馆服务特点使图书馆必将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图书馆并非单纯借阅图书或获取知识信息的地方，更是满足人们学习、娱乐、休闲、交流等多种需求的公共空间。”白君礼从图书馆本质的角度解读了图书馆社会责任:图书馆社会责任与图书馆基本责任都是为了实现图书馆社会价值(利益)最大化，图书馆社会责任也是全面实现图书馆基本责任的保障。针对当前理论界对图书馆社会责任的认识分歧严重的事实，蒋永福分析了责任与义务、责任与权利、等诸多概念之间的区别，界定图书馆社会责任可归纳为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纯义务性责任三方面;图书馆社会责任属于有限责任，应遵循“职责优先原则”和“量力而行原则”。洪伟达根据德鲁克提出的“组织”概念和目标管理理论，提出图书馆的社会责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包含分内责任与分外责任、积极责任和消极责任。图书馆应该在履行自身基本职能的基础上，有条件、有选择地承担社会责任。宋显彪从理论研究、对策研究、案例研究等方面入手，提出图书馆社会责任研究应关注中外社会责任比较研究、社会责任与核心业务的整合以及图书馆社会责任的含义、底线、内容、激励机制等方面。于良芝等通过系统梳理和介绍美国图书馆界对社会责任问题的争论，探讨了社会责任之争的缘起和演进过程，总结图书馆社会责任之争为图书馆职业所积累的职业遗产，从而来促进国内的相关研究。与图书馆社会责任相对应，作为西方图书馆学的核心命题和重要基石之一，图书馆权利直到21世纪以后才在我国受到重视，并成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现代图书馆基本理念重建的重要主题领域。21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更是走上了一条呼唤权利时代的道路，在推动我国图书馆理念变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关于图书馆权利的定义，早在2005年中国图书馆新年峰会中就作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即:公民通过图书馆这一社会制度，平等地获取知识信息的权利，其实质是公民平等、自由利用图书馆的权利、免费获取图书馆资料和服务的权利等。从这一观点出发，近两年专家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研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声音。屈文认为“图书馆权利”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是规定或隐含在与图书馆有关的各种法律、规定和规范中的，并实现于其中的种种方式和手段。通过对中、日、美三国图书馆权利的文本分析，他进一步提出对于图书馆权利的系列研究和图书馆权利的理论体系的创建。针对图书馆权利冲突日益泛化并为学界所关注，曾瑛从微观视角出发，指出图书馆权利冲突的实质其实是利益和价值冲突，应采用利益衡量的原则来解决图书馆权利冲突。丘柏林、王本欣、陈立刚、尹培丽等则分别从著作权、信息公开制度、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美国的图书馆权利分析等角度展开对图书馆权利的研究。从杭州“乞丐入馆案”引起了公众广泛关注之事，郭晓敏、冯继强等指出目前作为图书馆权利主体的公民却对图书馆权利知之甚少，在“普遍均等”服务理念下，图书馆要保障弱势群体的图书馆权利，推动权利意识的普及，从而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十二五”期间，图书馆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如何行使权利是一个大课题。沿袭世纪之初发起的新图书馆运动，在正义与公平的社会文化认同机制中，图书馆社会责任逐获认同，图书馆权利思想获得传播。整体来看，近两年图书馆社会责任和权利的研究开始从实体图书馆扩大到了抽象意义的图书馆及图书馆事业层面的问题，它将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史上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图书馆学人文和技术

“十一五”期间学界对于信息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成效卓著，而人文与人文精神的讨论则贯穿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特别是与其一脉相承的“图书馆精神”的研究，更是深入扎根于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之中。尽管“人文”与“技术”之争似乎仍然是近两年图书馆学发展进程中绕不开的话题，但学者在理性争鸣的同时，更多的是将两者“从对立走向统一”。“图书馆研究的最大弊端是没有很好地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人文价值和科学价值的统一，结果仅仅在工具理性和科学价值内部转圈子”。“图书馆应用信息技术的历史早已表明，信息技术从来就不是与图书馆人文理念相冲突的东西，相反，信息技术一直在帮助图书馆实现其人文理想，采用新技术的服务比手工服务更加体现人文关怀。”储流杰认为图书馆学面临的当代境遇的根本原因不是科学理性精神的缺乏，而是图书馆学术传统中技术理性畸形的单向度发展，对技术理性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了理性的批判。傅荣贤在文化观视野上，从技术维度角度指出，所有的工具技术都体现了人的目标、意义和价值。图书馆要促进人与文化的双重建构，图书馆学则要揭示双重建构原理和可能路径。“技术本身就包含人文特性。从技术的产生看，它是人文追求的目标之一;从技术的影响看，技术产生后会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技术与人文不是两种事物，而是一个。”陈莹指出虽然“技术”与“人文”之争是现代社会背景性的问题，但二者不足以构成绝对的对立关系。技术是图书馆实现现代转型的重要工具，人们对其有更多的关注、重视和投入，这种不均衡的发展才是导致二者之争的根本原因。王雯琦提出构建人文技术，技术发展有利于图书馆人实现人文理想。人文与技术的整合，是社会信息环境下满足人及人类发展需要的必然选择。图书馆作为人类社会知识宝库，具有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而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技术变革研究开始影响理论图书馆学研究，一度使技术由手段变成了目的，甚至使作为目的的人文相形黯然，并逐步使人文技术之争升级。从近两年的研究成果分析，学界已经认识技术与人文之争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人文追求给了人类前进的永恒动力，而新技术对图书馆学研究产生的持续影响也有目共睹。当然，要实现人文与技术的完美融合，还需要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

三、图书馆学体系

学科体系的研究，既是图书馆学系统内在联系的综合反映，也是图书馆学研究的终极走向。传统的图书馆学体系结构划分主要有二(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三(理论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四(普通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比较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分的局面。长期以来，这种划分由于基本概念混乱、缺乏逻辑性等固有弊端而面临质疑。随着21世纪网络环境的日益改善，图书馆学体系朝着深度分化、边缘综合、层次拓展、日趋完善和趋向统一的方向发展，现实中理论框架体系落后于实践发展的问题日益明显。图书馆学和传统图书馆学是否已然断裂?传统的学科体系面临着重构与继承的两难选择。孙玲玲、杨文祥分三个阶段对1979－2010年间中国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研究进行了归纳和述评，在对每一个阶段代表性观点进行简要论述的基础上，重点对其中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体评析。文章观点清晰，是近期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研究的重要成果。张爱桃认为随着人文图书馆学、制度图书馆学和技术图书馆学的逐渐成熟，图书馆学层次性日渐明显，学界要注意营造多元化的学术氛围，但必须尊重理论与应用的各自特征。王宏鑫提出基于学科论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包括著作体系和教材体系，两者都是沿着研究者认识逻辑展开而形成的有着严密逻辑范畴的理论体系，但是教材体系是建立在著作体系之上的。陈大辉则提出以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定律构筑公理化图书馆学体系:以“文献信息是为了用的”为公理，得到推论一“人人享有利用文献信息的平等权利”和推论二“在文献信息的采集、组织、保存、传播与利用活动中追求低成本和高效率”。并以此为框架，总结图书馆学的三个特征。张梅等提出构建“图书馆应用知识学”;熊伟提出了要建立一个“面向与通往智慧的普通图书馆学体系”，从而把图书馆学真正推向成熟阶段。构建现念的图书馆学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图书馆作为民主政治中保障公民文化信息权利的重要机构，其学科体系的内容和范畴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而由于学科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加之信息技术对图书馆学的冲击，图书馆学的学科整体建设将仍有很长一段路程需要迈过。

四、图书馆学方法论

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途径的再探索是规范图书馆学研究和完善学科理论的重要保障。与当前图书馆学研究内容不断扩展相呼应，近两年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理论视野开阔，在延续以往研究方法的同时也繁衍了新型的研究理论，且研究方法不断丰富，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对图书馆学方法论的认识，以刘伟的两篇评述尤为突出。作者通过对21世纪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发展轨迹的梳理，指出现有的层次论、过程论、三维论等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已不适应图书馆学理论发展的需要，并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应分为思维方法、实证法、现代科学方法、专门研究法体系。梁灿兴提出哲学能给具体学科提供的主要是跟价值观有关的认识框架，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习惯将哲学归入方法论中，于理不通。邱景华从哲学层面，指出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位一体，知识论从属认识论，在图书情报学理论研究进程中，知识论比方法论更重要，方法论向知识论转移。傅正以“层次说”作为评论的起点，指出近十年我国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局限;认为“图书馆学方法论”的提法欠妥，应统称“图书馆学研究法”，可分为“图书馆理论研究法”与“图书馆工作方法”。刘思杨对近五年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进行分析，指出“重视定量分析，忽视定性分析”、“不善于借鉴其他学科方法”等现有研究方法的不足。对于图书馆研究方法的选择。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图书馆学专属方法是目前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三个层次。经过新世纪十年的长足发展，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进入了理性的反思阶段，从经验描述到批判、诠释与实证，尽管仍众说纷纭，但随着实证图书馆学成为学界的一种自觉意识，实证研究方法的使用及规范也成为近两年的研究热点。徐建华等认为，规范化实证研究是图书馆学科走出困境、整体提升与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强调目前图书馆学领域中实证研究缺乏，大规模推行规范化实证研究的时机业已成熟。叶飞提出实证主义的认识论，研究者可以站在研究对象外以客观中立的价值标准来观察与描述研究对象。魏辅轶认为实证研究的缺失并不是实证研究本身出了问题，根源不在实证的数量或方法，理论与实证是科学研究中互相联系的两个阶段，只是在科学研究中研究的起点不同而已。付雅慧则针对实证研究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分析了过度推崇实证研究将导致的弊端;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应从方法一元论走向方法多元论，从方法专制走向方法民主。郑学军认为实证方法只是探索了利用社会科学方法解决图书馆学研究科学化的问题，决不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唯一出路。图书馆学研究的科学化应从实用主义的科学方法上寻找路径。图书馆学方法论既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热点，也是难点，长期以来，思辨研究和规范性范式研究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都占据重要位置。如前所述，近两年实证研究的论文数量保持了稳定增长，但总体上还是比较薄弱。科学的图书馆学方法论是指导图书馆实践的重要保障。作为一门专业性较强的学科，图书馆学方法论应该在方法多元和方法民主的思想指导下，不断学习、借鉴和吸收信息科学、实证哲学和计算机科学等相关学科先进的研究方法，才能为图书馆学研究构筑开放和科学的方法论。

五、图书馆职业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