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古汉语，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摘要 对古汉语中的倒装现象，历来多有分歧，意见相左之说颇多。本文拟从语法和修辞两个方面入手建立一个关于倒装的较为系统全面的、易为当代学习者接受的古汉语倒装体系，进而提出倒装是古汉语中变换常规顺序的句式和修辞的大倒装概念。

关键词：古汉语 倒装 句式 语法 修辞

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一

古汉语中的倒装，人们论述较多，但名称不一。唐代的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指出，《诗・汝坟》中的“不我遐弃”犹云“不遐弃我”，并指出“古人之语多倒，《诗》之此类众矣”。以后又有“倒句”“反言”（罗大经）、“颠倒用字”“倒用文势”（王 ）、“倒其文”“倒用字”（孙奕）、“倒语之法”“倒法”（陈 ）、“变式句”（黎锦熙)、“倒置”（郭锡良、唐作藩）等名称。由名称的分歧我们可以看出，历代学者对倒装现象的认识不同和分析这一现象时带的某种任意性。他们或从语法语序上对倒装加以分析，或从修辞上对倒装加以分析。直到今天，关于古汉语的倒装现象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综观论者的观点，可以划分为三：一是承认古汉语中与现代汉语语序不同的句式即为倒装；二是承认古汉语中有部分倒装；三是根本不承认古汉语中有倒装现象，而认为是正常语序。

承认古汉语中有倒装现象的人较多，如清朝的姜宸英在《湛园札记》中指出，孔子问：“谁与，哭者？”是“倒装文法，恰似惊问情状”。王懋 在《读书记疑》中指出，“非乎，而离朱是已”是“倒装句法”，意思是说：离朱非骈与明乎。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论述了“动+介＋宾”倒装为“宾＋介＋动”这种句法现象：“左传：‘其一二父兄惧队宗主，私族于谋，而立长亲。’引之案：私族于谋而立长亲者，私谋于族而立长亲者，倒言之，则曰私族于谋矣。昭十一年传：‘王贪而无信，唯蔡于感。’言唯憾于蔡也。本年传：‘谚所谓室于怒，市于色者。’言怒与室，色与市也。本文并与此相似。”

近代的王力先生也说：“近体诗为了适应声律的要求，往往可以把语序作适当的变换，这是句法上的倒装。散文虽然也有倒装的句法，但是比近体诗少，而且远不如近体诗自由。”林玉山先生则说道：“古人还知道倒装”，“除了语法结构上倒装外，还有修辞或押韵的需要”。

不承认倒装的主要有黎锦熙先生，他说：“正规的说法要叫‘变式句’，不要叫‘倒装句’，因为倒装是可以‘复原’的，完全是为了修辞上临时需要而倒装，变式句虽有些可以复原，但是不让‘复原’的，任何成分都可以提前，但有一定的规律，有了规律的变式句就是汉语一种固定的结构形式。”显然，黎先生认为古代那些和现代汉语句式不同的句式不能算作倒装句，而是古汉语的一种“固定的结构形式”，大不了叫做“变式句”。

承认古汉语有部分倒装句式的有郭锡良、唐作藩、启功等人。郭锡良、唐作藩在《古代汉语》（修订本下册）中讲到古代汉语的修辞方式时提到“倒置”：“倒装是有条件的，今人所谓‘倒装’，对于古人来说原是正常的句式，倒置并不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也不是一种值得肯定的修辞方式。”他们引入“倒置”这一概念，目的是区别于散文的有规律性的倒装句，从修辞角度把倒置设定为一种修辞方式。启功先生在《汉语现象论丛》一书中谈到：“（古汉语）少有真正的倒装句”，“当然不能说文言文绝对没有倒句（倒词成句），也不是没有倒叙（指句与句的先后次序），不过文言文是以顺说为主流罢了。至于诗歌、骈文中，因迁就平仄韵律和对偶，常有颠倒处，但俱有缝子可寻，而不是真倒。”他还指出：“所谓倒装，特别常见的是那种短句。如：1、不我信兮。2、夫何远之有。3、何以文为。4、吾斯之未能信。”我们从启功先生的论述中看，他和郭、唐的观点还不尽一致。

综观以上学者的观点：1、要不要说古汉语（包括散文、诗歌）中存在倒装句；2、倒装是语法现象，还是修辞现象。

二

古汉语中究竟存不存在倒装句呢？我们说是存在的。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普遍性是共性，特殊性是个性，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中，事物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作为记录语言符号最高级语法单位的句子，也不例外。汉语词在句子中的次序是比较固定的，从古到今变化比较小，一般都是主语在前，动词在宾语之前，修饰语在被修饰语之前，古今一致。这是普遍性，而在这普遍性中，古汉语也有少数特殊的语序。这就是事物的特殊性。一般认为，这些特殊的语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宾语前置；2、主谓倒装；3、定语后置；4、数词倒装；5、其他。

从世界语言的情况来看，各种语言都是包括主语、谓语和宾语在内的句子，据有关统计（桂诗春，《心理语言学》），各种语言语序比例为：SVO―35％；SVO―44％；VSO―19％；VOS―2％。（S为Subject，意即主语；V即Verb，意即谓语；O为Object，意即宾语）

由此可以看出，各种语言的主语一般都是放在句首的，占79％。这说明各国人民的语言习惯是相通的。而特殊现象占2％，则说明了语言现象的特殊性。

对中国现有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的句式特征加以分析，可以发现，甲骨刻辞的句型有比较复杂和比较简单两大类。比较简单的句型有10种，据1000个单句统计分析，句子的语序一般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谓语中动词或系词在宾语之前，但是在代词作宾语的否定句中，代词放在动词之前。语序变例最常见的是宾语在动词之前。也就是说，即使在最早的甲骨刻辞中，句式的特点也包含有特殊性。

既然倒装现象在古汉语中时有存在，是普遍性中的特殊性，也是古汉语与现代汉语不同的一个方面，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把这种变换的句型称为倒装呢？再者，从古汉语教学的角度来看，引进倒装这一术语，更有利于我们对古汉语特殊句型规律的把握。利于教，也利于学。为什么要把本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呢？鉴于此，本文认为，不应排斥倒装这一概念，更不用以各种不同的术语名称来称之。

三

对于韵文中的倒装，我们也可以用上述思维。从《诗经》的句子结构来看，其中的句法有主谓句、述宾句、述补句、偏正句、并列句等多种类型，但结构变换的句式也很多，主要为：1、状中式与述补式变换。如：呦呦鹿鸣（《小雅・鹿鸣》）、 坎坎伐檀兮（《魏风・伐檀》）；2、主谓式与定中式变换。如：明明天下（《大雅・江汉》）、青青子衿（《郑风・子衿》）。

对唐诗加以分析，也可以看出倒装无处不在。如：“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杜甫，《日暮》），应为“石壁（下）流暗泉，草根（上）滴秋露”；“不须浪饮丁都户，世上英雄本无主”（李贺，《浩歌》），应为“丁都户不须浪饮，世上英雄本无主”。

诸如此类的句式不胜枚举。诗歌中句式的变换有些从散文的语法看是不容易理解的，但是它们协调了音律，强调和突出了不同的语义内容，产生了美感。古人称之为“诗家妙法”：“‘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仍作泻时声。’此倒语也，尤为诗家妙法。”把换序的诗句叫作“诗家语”：“王仲至钦臣能诗，短句尤秀绝。初试馆职，有诗云：‘古木阴森白玉堂，长年来此试文章。日斜奏罢长杨赋，闲拂尘埃看画墙。’王文公见之，甚叹爱，为改为‘奏赋长杨罢’，且云：‘诗家语如此乃健。’是知妙手斡旋，不烦绳削而自合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诗歌中倒装的重视。

不过，就我们上述所列的倒装句，有些在古汉语中仍然有正装的例子，如：“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之，必不敢击我”（《汉书・李广传》），与“汉果不击我矣”（《汉书・赵充国传》）等。

否定句中宾语是代词要前置这一规律，也并不是十分严格，用“弗”、“勿”、“非”、“无”这四个否定词的否定句，宾语是代词就不能倒装。这是因为“弗”“勿”所限制的动词一般不带宾语，“非”字是否定整个谓语的，“无”字本身就是动词。在上古汉语里，疑问句里的疑问代词宾语必须放在动词的前面这一规律则很严格，“但自魏晋以后逐渐变化，到宋时已有很多不前置了。”这些都说明了古汉语句式特点是灵活多变的，并不是僵死一成不变的。因此，我们把古汉语中那些语序变换的句子称作倒装是很有必要的。

在倒装这个母系统下，统领散文中的倒装和韵文中的倒装两个子系统，散文中的倒装可以分为：宾语前置、主谓倒装、定语后置、数词倒装、其他类倒装。韵文中的倒装又可以分为：古体诗中的倒装和近体诗中的倒装。这样划分，优点在于一是条理性强，二是便于识记，三是较为系统；不足之处是，分类标准不一致有的按词性去分，有的按句子结构去分，并且散文和韵文中的倒装有重复现象。

四

以上我们从语法或者说语序方面给倒装一个较为系统的分类，但对于倒装是语法现象还是修辞现象（指狭义的修辞）的争论还是很多。如郭锡良、唐作藩在谈古汉语的修辞方式时提到“倒置”，并指出它不是一种值得肯定的修辞方式，而在讲近体诗的句法时，又提出另一术语“错位”；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的修辞方式一节中就没有提到倒装。而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中，则明确指出倒装属于章句上的辞格。

本文认为，修辞与语法之间存在着不少共同点，绝对化地把修辞与语法割裂开来的做法是不足取的。考察古代汉语可以看到某些修辞方式往往具有一定的语法特点，而某些语法现象也往往具有一定的修辞特点。我们先拿省略作一比较：古汉语中省略本是语法问题，但句子成分的省略也与修辞有关。如：应侯曰：“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朴。周人怀朴过郑卖曰：‘欲买朴乎？’郑贾曰：‘欲之。’（ ）出其朴，（ ）视之，（ ）乃鼠也。（ ）因谢不取。”（《战国策・秦策三》）在这一句中“出其朴”和“因谢不取”的主语省略，不难理解，“视之”前面省略主语“郑贾”，容易被忽视，如果把这句话标点为“出其朴视之”，就错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一个句式的分析既要从语法角度，又要从修辞方式上来分析。倒装句也是这样，从语法上讲是次序的颠倒，从修辞上讲则是为了突出强调及押韵平仄的要求，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一定内容的一种方法。如：“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左传・僖公五年》）这句话实际上是“晋之爱虞也，能亲于桓庄乎？”的倒装。为了强调指出虞国与晋国的关系不可能比晋献公的同族兄弟桓庄之族与晋国的关系更亲密，故而把“虞能亲于桓庄”提到前面。在诗歌中，倒装是诗人为了押韵、节奏、平仄或强调不同语义内容需要而对句式所作的调整。从修辞效果上讲，是诗人追求表情达意的特殊效果和非同寻常的审美情趣的重要手段。

无论是用倒装表示强调突出，还是用倒装为了平仄、押韵取得审美效果，目的都是引起阅读的注意，是一种识别标志。因此我们说，倒装是古人常用的一种修辞方式，“是在常规组合的基础上所派生出来的超常规组合，它以常规组合的存在为前提，因而与常规组合相比较而成为极其重要的识别标志”的一种修辞方式。倒装是古代汉语中变换常规语序以适应某种需要的一种句式和修辞方式。

参考文献：

[1] 王力：《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第四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

[2] 林玉山：《汉语语法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3] 黎锦熙：《变式句的图解》，《语文学习》，1953年第3期。

[4] 郭锡良、唐作藩等：《古代汉语》（修订本下册），1981年版。

[5] 桂诗春：《心理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6] 管燮初：《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1952年版。

[7] （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一），《中国历代诗话选》，岳麓书社，1985年版。

[8] 蔡涤：《西清诗话》，吴文治：《宋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9] 王力：《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2006年版。

篇2

关键词：古汉语 现代英语 介词 对比

1.引言

古汉语和现代英语两种语言中都有介词。李载霖先生在他的《古汉语语法学术略》中称：“介词是半虚词，有一定的词汇意义。他的语法功能是把名词或代词介绍给动词或形容词，表示二者之间的种种关系，如时间、处所、原因、目的、凭借、对象等等。在一般情况下，介词不单独使用，经常和他所介引的词语组成介宾词组，然后再和动词或形容词发生组合关系，用作状语或补语，从而构成一个以动词或形容词为中心的词组，充当句子的谓语。”单从定义上来讲，这个定义也可以用来定义现代英语中的介词，此定义反映了古今介词的相同的语法功能。但古汉语与现代英语中的介词也有差异之处，下文会从语法角度对古汉语介词不同于现代汉语介词的地方举例说明，并进一步举例归纳古汉语介词的英译。

2.古汉语与现代英语介词语法特点对比

2.1介词的动词特性

我们这里所说的介词的动词特性，主要是指古汉语中的介词，英语中的介词占少数。

例：（侍中周毖，城门校尉伍琼，论郎何颙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阴为绍。（三国志·魏志·袁绍传）——董卓信任他们，（他们）暗中却要帮助袁绍。

上面例子中，“为”单独使用，句子中没有其他成分充当谓语，此时，介词就是动词了。

英语中也有一些词既可做介词，又可做动词。

例：They downed a fighter plane yesterday. 他们昨天击落了一架战斗机。

2.2介词结构的句法功能

古汉语介词短语在句中充当状语或补语。

（1） 作状语

例：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 （《孟子·梁惠王·上》）

（2） 作补语

例：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阴。（《孟子·万章·上》）

英语此结构通常在句中充当状语、补语、表语等，有时也可用作另一介词的宾语或用作名词后置修饰语。

（1） 作状语

例：The audience remained very quiet during the performance.

（2） 作补语

例：It is wrong to think oneself above others.

（3） 作表语

例：The new samples are of interest to many clients.

（4） 做另一介词的宾语

例：I didn’t go to bed until after the work.

（5） 作名词后置修饰语

例：Abraham Wilson is a man of integrity.

3.古汉语介词的英译

古汉语介词的数量不多，下面以“于”和“以”为例来讨论古汉语介词的英译。

于（於，乎）

（1） 表时间，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在”

例：子於是日哭，则不歌。（论语·述而）：on that day

（2） 表地点，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在、“到”、“从”

例：子路宿于石门。（论语·宪问）：in Shimen

（3） 表范围，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在…中”、“在…方面”

例：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墨子·公输）：in terms of the people

（4） 表原因，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由”、“因”

例：喜生于好，怒生于恶。（左传·昭二五）：from love

（5） 介绍涉及的对象，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给”、“与”、“向”、“对于”

例：齐景公问政于孔子。（论语·颜渊）：inquire politics of Confucius

（6） 表目的，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为了”、“为”

例：死于国事（辞源）：die from

（7） 表对比，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比”

例：沛公曰：“孰与君少长？”良曰：“长于臣”。（史记·项羽本纪）：than

（8） 表被动

例：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荀子·荣辱）：by

以

（1） 表示动作行为以某物为工具或凭借，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用”或“拿”。

例：寿毕，请以剑舞。 《史记·项羽本纪》：with a sword

（2） 表示原因，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因”、“因为”、“由于”

例：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for his words

（3） 表示时间，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于”、“在”

例：赏以春夏，刑以秋冬。（左传·襄公二十六年）：in spring or summer

（4） 引出动作涉及的对象

例：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孟子·梁惠王上）：with

以上只列举了两个古汉语介词的英译情况，由此可以看出古汉语介词的灵活性和复杂性及翻译的艰难性。

4. 结束语

通过以上古汉语与现代英语介词的对比及翻译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两种语言的介词结构。前人对古汉语和现代英语的对比研究并不多，对这两种语言中介词的对比研究更是少有。通过将古汉语与现代英语的介词从多方面进行对比，有助于帮助大家更好地学习古汉语和现代英语。古汉语与现代英语的介词对比研究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彭京. 古汉语语法与现代英语语法的比较研究 [J]. 吉首大学学报，1990，（4）：74-83.

[2]范建国. 古汉语与英语后置定语的比较研究 [J].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11，（2）：11-15.

[3]李载霖. 古汉语语法学述略 [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

[4]朱先穆，朱胜超. 巧学英语语法 [M].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7.

篇3

关键词：中古；外来词；借词

汉语史的分期问题历来争议颇多，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争议范围渐渐缩小，按照学术界对汉语史的普遍分期，中古汉语大致包括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汉语。由于上古时期中外交流还比较少，外来词也不多。第一次比较大的中外文化交流是在中古时期，“汉代以来，随着佛教的传入，翻译佛经的大量出现，佛教文化、汉译佛经对汉语的影响”。《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99页。因此，本文就王力、向熹、王云路、方一新等大家关于中古时期汉语借词的论述做一个梳理。

一、关于外来词的界定

王力先生认为：“当我们把别的语言中的词连音带义都接受过来的时候，就把这种词叫做借词，也就是一般所谓音译；当我们利用汉语原来的构词方式把别的语言中的词所代表的概念介绍到汉语中来的时候，就把这种词叫做译词，也就是一般所谓意译。”他还指出：“只有借词才是外来语，而译词不应该算做外来语。”

向熹先生的《简明汉语史》中并没有给外来词、借词、译词等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把从外国、外族和从佛经当中借入的词统称为借词，在举例时也没有对音译词和意译词进行分类。向熹先生举例谈到：汉语中常在单音节前面加一个“胡”字构成复音词，例如：胡瓜、胡饼、胡椒、胡琴等，他认为这虽然是表达外来事物和人的词，却不是借词。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也举了由“胡”构成的复音词的例子，他认为这是译词而非借词。由此，可以看出，向熹先生同王力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借词才是外来语，根据汉语构词方式的意译词不能算作借词，便不能算作外来语。

王云路在《中古汉语词汇史》中指出：“外来词就是源于外族的语词，是一种借词，或用汉字记录外来词的声音，或用汉字表示外来词的意义。文献中的外来词通常有两类：一类是没有汉化的单纯记音词，另一类是在汉语造字规律制约下，经过长期使用而不断汉化的词。”可见，王云路认为外来词应该包括王力先生所说的借词和译词。

方一新的《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中阐述道：“中古汉语时期的外来词应分为三类：一、纯粹的音译词；二、音义结合词；三、纯粹的意译词”。由此可知，方一新和王云路的观点不谋而合，都认为译词也应算作外来词。

这种能够在汉语里找到依据的意译词能不能算作外来词，现在学界尚存争议。概念的不明确会引发一系列问题。比如说“西瓜”一词，向熹先生及大多数学者都比较认同“西瓜”是女真语xeko的音译，但近来有学者考证出西瓜的“西”实际上是指来自西域，是“西域瓜”的简称，而不是音译过来的。这样的话就不符合王力和向熹先生所说的借词概念，便不能算作王力先生所界定的外来语。

二、思想文化领域内外来词与汉语的交融

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中提到：“西域的借词和译词，大约是关于植物、动物、食品、用品、乐器等类的名词。”

对此，向熹先生也说：“从秦汉以迄隋唐，汉族经济、文化、科学水准一般比西域诸国要高一些，汉语借入的词里极少关于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内容。”

王云路先生的《中古汉语词汇史》却专门设有一个小标题论述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对汉语词汇的影响。她说：“中古时期的思想文化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两汉神学、经学衰落，魏晋玄学日益兴盛；道教形成并得到发展；佛教传入中土，译经大量出现；经济也在中西方交流中得到发展，许多外来词语与汉语交融，使词汇发生了新变化。”但她也只是略举一例证之，似乎稍显单薄，不足以证明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外来词对汉语词汇产生的影响。

三、佛教译经对汉语词语的影响

佛经被翻译成汉语在中国广泛流传，其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在思想文化方面，在语言词汇方面的影响也是无可比拟的。王力先生虽没有设标题明晰的进行分类，但他大致是从两个方面来阐述的，一是佛教专门用语。这一部分译经只能通行于钻研佛教经典的少数人中；二是进入汉语词汇的译经。这一部分译经成为全民通用的语言。由于是通史类著作，只分别举例论证观点进行整体把握，而没有更详尽深入的讨论。

向熹在佛教文化对汉语词汇影响这一部分分为：1、有关佛教的借词2、有关佛教的意译词3、旧词新意4、佛道通用语。每一点下面都举了大量的例子。在王力先生的基础上，向熹对此作了分类，不仅认识到这些译经当中的一些进入到普通词汇乃至基本词汇，而且还认识到有些反映佛教内容的单音词具有强大的构词能力。例如“佛”可以构成“佛经、佛典、佛寺、佛塔”等等。这一认识，能够启发后来学者进一步地研究佛教译经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王云路先生在这方面设有专节进行论述，研究更为详尽深入。

前两点论述佛经翻译概貌和前人的研究历史和现状。

第三点论述译经利用汉语构词规律创造大量新词。这等于在向熹“有关佛教的意译词”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分为：（一）并列式造词（二）偏正式造词（三）动宾式造词。

第四点论述译经利用汉语词语产生大量新意，分为：（一）利用语素意义赋予新含义（二）利用词义演变规律赋予新含义（三）利用词性演变规律赋予新用法（四）利用语法演变规律赋予新用法（五）利用语音相近而产生假借义。这是细化了向熹先生“旧词新意”一点，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第五点阐述译经加速了汉语词语和意义的流行，分为：（一）译经是一些新词流行开来（二）译经使一些新义流行开来（三）译经使一些新用法流行开来。这一点王力先生和向熹先生都未曾涉及，是研究译经对汉语词汇影响的重要创新，为学者研究译经对汉语词汇影响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

方一新从汉语词汇发展的角度指出：“佛经术语随翻译佛经传入中国后，随着佛经翻译从硬译到逐渐成熟，形成了四个阶段：①直接采用音译；②逐渐汉化――由音译转为音意结合或意译；③在音译、音意结合和意译并存的过程中，语义美好者占优，即取譬美好；④逐渐由多音节向双音节转化”。

以上是四本汉语史著作关于中古汉语借词方面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中古外来词的研究越来越成熟，趋向于科学、精细和多角度探讨。但是，就目前学界的研究情况而言，佛经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权威词典中对一些佛经词汇的忽略；研究者缺乏对佛经原典的理解，只通过译经作研究，毕竟不能完全掌握实际的语言状况。加强中古外来词的研究，尤其是佛经研究，还需要后来学者的努力。

这四本汉语史大家的著作，毫无疑问，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筚路蓝缕，开辟了汉语史研究的新时代。在王力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才有了向熹先生更细致深入的《简明汉语史》。中古汉语的研究一直是汉语史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王云路和方一新亦是在王力先生和向熹先生的成果之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才著成《中古汉语词汇史》、《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史》。此四家在汉语史上的卓越成果启发了很多后来的学者。因此，笔者选此四家观点作一梳理，以期在以后的读书过程中能有所启发。（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中文系）

参考文献

[1]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2004年3月

[2]向熹《简明汉语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5月

[3]方一新《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

[4]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1月

篇4

关键词：偏义复音词；结构特点；词义特点

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7-0169-02

偏义复词是汉语中一类特殊的语言现象。在古代，词汇学依附于训诂学，所以偏义复词首先引起的是训诂学家的注意。对古籍中的偏义现象第一次做出较为系统列举的是清代学者顾炎武。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七“通鉴注”举“爱憎，憎也”、“得失，失也”、“利害，害也”、“缓急，急也”、“成败，败也”、“同异，异也”六例，认为“古人之辞宽缓不迫故也”。因此，大致对偏义复词作如下分类。根据语素的词性组合来分，偏义复词可以分为名词性偏义复词、动词性偏义复词、形容词性偏义复词三类。根据语素的意义搭配关系来分，则可以分为语素意义相近或相类的偏义复词、语素意义相反或相对的偏义复词两类。形成后的偏义复词在意义上会出现词义偏向化、词义狭义化、词义模糊化等特点。那么究竟如何给偏义复词定义呢？它包括了几种不同的情况，涉及语义、语用等多个层次。很多“偏义复词”的“偏义”现象并不是确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语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只有当这种确定偏指某一义的用法频繁进行，其偏指的意义固定为该词的义位，进入词义系统中，成为词汇意义，另一个语素不再表义，才能称之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偏义词。

一、偏义复词的结构特点.

特点一：偏义复词中的两个语素结合的不够稳定，具有临时性。请看下列例句。

1.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德，国家之基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2.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左传・桓公二年》）

3.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史记・游侠列传》）

4.故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盐铁论・本议》）

5.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之翼，采采衣服。（《诗经・邶风・绿衣》）

例1：根据上下文义的相承关系，“国家”偏指“国”指晋国，“家”无义只起陪衬作用。例2：“国家”无偏义，“国”指天子统治的地方，“家”指诸侯统治的地方，作为单音词连用的“国家”均恢复其固有的词汇意义。有时“国家”也可分用为“天子建国”、“诸侯立家”。例3：“缓急”联系下文当偏指“急”就是急难的意思，“缓”无义起陪衬作用，是偏义复词。例4：“缓急”无偏义，“缓”指“缓和”，“急”指“急迫”，是单音词连用。例5：“衣裳”联系下文“采采衣服”偏指“衣”即“衣服”，“裳”无义起陪衬作用，是偏义复词。

特点二：陪衬语素不定位，时前时后。请看下列例句。

1.询谋得失，深遂夙愿。（王冰《内经素向经序》）

2.余刻此图，并非独出己见，评论古人之短长。（《脏腑记叙》）

3.而朱公长男不知其意，以为殊无短长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4.所以遣兵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史记・项羽本纪》）

5.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杜甫《石壕吏》）

例1：“得失”偏在“得”义，意思是“收获”、“失”，无义，陪衬语素在后。例2：“短长”只偏指“短”即短处缺点，“长”无义，陪衬语素在后。例3：“短长”偏指“长”，“以为殊无短长”即认为很没有能耐。“短”无义，陪衬语素在前。例4：“出入”偏指“入”，“出”无义，陪衬语素在前。例5：“出入”偏在“出”，“入”无义，陪衬语素在后。上例都说明陪衬语素具有不定位、时前时后的特点。

二、偏义复词的意义特点

古汉语偏义复词在意义上的特点是：两个语素都保留其作为单音词连用时的词汇意义，如下面的这些句子。

1.齐桓用其仇，有益于时，不顾逆顺，此所谓伯道者也。（《汉书・梅福传》）

2.江陵三千三，何足持作远；书疏数知闻，莫令信使断。（《北朝民歌《那呵滩》）

3.夫始终者万物之大归，死生者姓命之区域。（《陆机：《吊魏武帝文》）

4.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孟子・梁惠王上》）

5.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贾谊：《论积贮疏》）

例1：“仇”，指管仲，齐桓公重用原来反对自己的管仲为相，“仇”与“逆”互相照应，可见“逆顺”只偏指“逆”，“顺”无义起陪衬作用。例2：“疏”，一种分条陈述的文体。“书”，信。“疏”和下文“信使”不相照应，“书疏”显然偏指“书”，而“书”正与“信使”互相照应，这样“疏”无义起陪衬作用。例3：“始”和“归”意义上不相照应，而“终”与“归”正好照应，可见“始终”当偏指“终”，“始”无义起陪衬作用。例4：孟子是针对齐宣王以牛易羊衅钟之事发出责问的，前文未提到过禽，可见“禽兽”只偏指“兽”，“禽”无义起陪衬作用。例5：“饥”，灾年；“穰”，丰年。联系下文禹汤遭受连年水灾旱灾，故“饥穰”当偏指“饥”，“穰”无义起陪衬作用。

综合上述，我们看到，古汉语偏义复词是汉语中比较特殊的词汇现象，词义偏向往往需要借助语境作一番分析才能确定。而古汉语偏义复词里的陪衬语素，虽无实在的词汇意义，却具有结构和修辞上的作用，有时还有强调语气或表达某种感彩的功能，甚至有时语境上也需要这种模糊性。偏义复词在表义上的模糊性使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因而一直存在于从先秦至今的汉语中。可以说古汉语偏义复词的出现是汉语在历史的发展演变中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汉人的思维方式相互影响的结果。

总之，通过对古今偏义复词不同特点的剖析，必定能提高我们阅读文言文的水平，从而进一步增强驾驭现代汉语的能力。

参考文献：

[1]解惠全.古代汉语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

[2]宋学农.古代汉语[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3]周本淳.高校专科教材《古代汉语》[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篇5

《孟子》中，“为”字共出现505次，其中作为单音词出现469次，作为构成复音词的语索出现36次：之为3次。以为29次，为臣2次，为间2次。以上数据，主要参照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我们又加以仔细的复核。另外我们还统计出《孟子》中含有“为”字的单句（以句义完整为标准）共311句。

《孟子》中，“为”字用作实词的，按照杨伯峻先生的看法主要有连系性动词和一般性动词两大类。但对于连系性动词的看法，我们不同意，因为“为”在这里只是相当于“是”，而不是“是”。王力先生说：“‘为’字本身不是一个系词，而是一个动词，和‘惟’字的词性不同。‘为’的本义是‘做’，在上古某些句子里，它具有一种引申的意义，使我们能够译成现代的‘是’字。例如：余为伯口，余而祖也。（《左传？宣公三年》）……这是叙述旬代替了判断句。”（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48―349页。）我们同意王力先生的看法。

《孟子》中“为”作为虚词使用，是实义动词的虚化的结果，《孟子》中“为”字的虚词用法，有下列几项：

1 副词，表时间，用于动词前，将，读wei。

2 介词，读wei。

3 连词，与，同。表示并列关系。

4 语气词，一定与疑问词用在一起。

在《孟子》中我们还发现“为”字作为助动词表示被动的用法：其为士者笑。这是杨伯峻先生没有提到的。限于篇幅，无法一一举例。另外，“为”字作为语素，与其他语素构成复音词。如为臣，为间，之为，以为等等。

通过分析研究，我们对《孟子》的语言特点有如下认识：

首先，我们对《孟子》一书所代表的战国早期的语言现象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基本义是“做”的“为”字在《孟子》中出现了505次，几乎在每一章中都出现了。“做”是语言中最基本、最灵活的词汇，它可以根据不同的语言环境表达不同的含义。基本义是“做”的“为”字在《孟子》中频繁使用，不仅使语言的表意更加丰富，能够表达更为深入的思想论辨，而且在文面的记录中也趋于简洁。这可以看作是汉语和汉字相互协调的进步表现。四库馆臣所说的《孟子》具有“词旨显明”的特点，由“为”字的用法可见一斑。

篇6

关键词：吾 我 对称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对“吾”“我”的解释所说：“吾，我自称也，从口五声，五乎切。我，施身自谓也。”除了许慎对“吾”“我”之分作了开创性阐释外，清杨复吉在《梦阑锁笔》中引赵德《四书笺义》说：“吾我二字学者多以为一义。殊不知就己而言则曰吾，因人而言则曰我。如‘吾有知乎哉。’就己而言也；‘有鄙夫问于我’，因人之问而言也。”换句话说，“吾”基本上是只说自己，所谓的“就己而言”；“我”是相对于他人来说的，所谓的“施身自谓也”。近代学者马建忠最先注意到“吾”“我”在句法功能上具有量的差别，且“吾”用于宾语有条件限制。蒲立本在《古汉语语法纲要》中也说“‘我’比‘吾’似乎更富有强调对比的作用”。

想弄清“吾”“我”作主语时的选择区分，即在什么情况下用“我”作主语，又在什么情况下用“吾”作主语，我们首先必须清楚“吾”“我”作主语时的总体情况。通过穷尽式的搜索“吾”“我”在《论语》《左传》等6部文献中的例子，为了更为清晰直观地将两者对比，作出下表：

表1：“吾”“我”在6部文献中作主语的统计情况

一般情况下，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下，“我”不管是作主语、宾语、定语，还是兼语、双宾语中的间接宾语，在句子前后都有另一事物与之相对称，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因此，我们发现代词“我”常常与表人或物的第三人称相对出现。主要形式有“彼……我……”“代词……我……”“子……我……”“国名/地名……我……”等。

这种对称情况可以和焦点概念联系起来，称为“对比焦点”。“焦点”是跟预设或背景相对的、令人感兴趣的、具有交际价值的信息中心（克里斯特尔，1992：166）。一般来说，一句话只有一个焦点，因为一句话所强调的重点只有一个，多个重点不但不符合语言交际的原则，而且还可能使对方忽视重点。这就是徐杰、李英杰所谓的“单一强式焦点原则”。焦点是说话者重点强调的对象，可以分为常规焦点和对比焦点。常规焦点是指语句重点一般在句末，对比焦点突出的是对比的部分。在对比6部文献中与焦点的关系时，我们主要从语义的角度探究“吾”“我”作主语时的选择区分。

一 、“吾”“我”分开出现

当对比焦点落在主语上时，主语用“我”，而不用“吾”；当焦点落在其它句子成分上时，主语用“吾”而不用“我”。

焦点落在主语上，实际上指句子中出现对称的情况。总体说来，对称情况如下表：

表2：“我”在6部文献中的对称情况的统计

具体情况分为：

1.“彼……我……”形式

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於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於外也，故谓之外也。”（孟子・告子章句上）

以上是人称代词“我”与“彼”的对称。这种对称情况在6部文献中总共有50例，其中在《论语》中没有此种情况的对称，在之后的《孟子》《荀子》等著作中出现，而代词“吾”在6部文献中没有此类对称的情况出现。

2.“代词……我……”形式

（1）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

（2）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於我侧，尔焉能浼我哉？”（孟子・公孙丑上）

（3）公曰：“尔有母遗，我独无。”（左传・隐公）

（4）子罕曰：“尔以玉为宝，我以不受子玉为宝。”（韩非子・喻老）

以上是“我”与“代词”对称的情况，是“我”与第二人称代词“尔”的对称。

3.“名词……我……”形式

（1）宋华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为之弱乎，何必使诱我。我实不能，民何罪？”（左传・文公）

（2）小人曰：“我毒秦，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庄子・僖公）

（3）故我聚之以亡，敌得之以强。（荀子・王制）

以上是“我”与名词之间的对称。例（1）中“我”与“民”相对；例（2）中“我”与“秦”的对称；例（3）中“我”与“敌”相对。

4.“（夫）子……我……”形式

（1）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孟子・万章下）

（2）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爱我闻，我以将杀子闻。不亦远於礼乎？远礼不如死。”一人门于句，一人门于戾丘，皆死。（左传・文公）

（3）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庄子・天道）

（4）泽涸，蛇将徙，有小蛇谓大蛇曰：“子行而我随之，人以为蛇之行者耳，必有杀子，不如相衔负我以行，人以我为神君也。”（韩非子・说林上）

以上是“我”与“（夫）子”相对的例子，“（夫）子”是对对方的尊称。例（1）中的“子”“我”是“地位高的人，如君”和“地位低的人，如臣”的相对；例（2）中的“夫子”与“我”是上文提到的“孟献子”和说话者“季文子二子”的相对；例（3）中的是“大舜”与“帝尧”相对；例（4）是“小蛇”与“大蛇”的对称。

5.“（小/妇）人……我……”形式

（1）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论语・颜渊）

（2）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梁惠王上）

（3）子元曰：“妇人不忘袭，我反忘之。”（左传・庄公）

（4）晋芮使夷吾重赂秦以求入。曰：“人实有国，我何爱焉？”（庄子・僖公）

以上几例的“我”是相对于“（小/妇）人”而言。例（1）是“司马牛”与泛指的“人们”相对；例（2）则是“挟太山以超北海”者和“为长者折枝”者与泛指的“人们”相对；例（3）是说话者“子元”与“子元”认为的无知“妇人”相对；例（4）亦是说话者与泛指的“人们”相对。

6.“人名/国名……我……”形式

（1）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於我，我对曰‘无违’。”（论语・为政）

（2）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於天下，可传於後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离娄下）

（3）宣子曰：“秦获穿也，获一卿矣。秦以胜归，我何以报？”乃皆出战，交绥。（左传・文公）

以上是代词“我”与人名的相对，分别与“孟孙”“舜”“秦”等相对。

7.“……我……”形式

（1）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孟子・公孙丑下）

（2）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庄子・逍遥游）

（3）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无规矩而欲为方圆也，必不几矣。”（韩非子・奸劫弑臣）

以上与代词“我”相对称的人或物，没有具体出现，但是根据前后文语境，能很容易发现这些省略的人或物。例（1）“我”指的是说话的主体齐王，说话的对象是与之交谈的是时子；例（2）“我”指蜩和学鸠，“之”是指上文提到的那只鹏鸟；例（3）是说话者与“百官之吏”的对称。我们知道，《论语》是语录体专著，《左传》《孟子》主要是孟子等诸家学者积极游说诸侯列国，让其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实现人生价值，专著中涉及的对话内容相当多，所以，在一对一的对话过程中，结合具体语境，省略一方的称呼，不影响对话的进行，且对方完全能听得明白。因此这时省略一方的名字或称呼实属正常且也是对话简练的要求，故而这种只出现单独的代词“我”而没有与之相对称的人或物的现象比较普遍。

二、“吾”“我”同时出现

以上划分的七类情况都是“我”作主语时与其他对象的对称，在这种对称的情况下，文献中普遍使用代词“我”作主语而非“吾’。通过搜索6部文献中“吾”作主语时与之对称的例子，仅发现1例，即《荀子・不苟》中的“人之所恶者，吾亦恶之”。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代词“我”具有对称的功能。但是，这仅仅能说明“我”具有对称功能而并不能完全说明代词“吾”的单称，而且也没办法说明“吾”不作句末宾语时与“吾”不是对称只是单称有关。为了进一步证明此种关联性，我们举出“吾”“我”同时出现在一句话或一段话中的例子，从这些例子中我们清楚看出“我”的对称、“吾”的单称：

（1）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孟子・公孙丑下）

（2）晋欲求成於秦。赵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赵穿侵崇，秦弗与成。（左传・宣公）

（3）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道，我有圣人之道而无圣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几其果为圣人乎？（庄子・大宗师）

以上是代词“吾”“我”共见于一句话或一段话之中。例（1）中的“我”有“官守者”“言责者”与之相对，其后的“吾无进退”是就自己而言；例（2）是国名“秦”与“我”相对，在“我侵”“秦急”的形势下，赵穿所代表的晋，就是赵穿所自称的“吾”比“求成”。例（3）是人名“卜梁倚”与“我”相对，“吾”表自称。

以上对6部文献中“吾”“我”作主语时的例子做了穷尽式的搜集整理。通过对与之对称时主语使用“我”和“吾”“我”共见于一句话或一段话这两种具体情况的分析论证，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吾”“我”作主语时区分的依据之一是：“我”具有对称的功能，而“吾”是单称。具体说就是当句子中出现与之对称的人名、地名、国名或尊称等时，与之对应的作主语时的第一人称代词应用“我”，没有对称时用代词“吾”。“‘我’对称、‘吾’单称”的这一结论也在一定程度解释了上古时期“我”可以作句末宾语而“吾”不可以的原因。一句话所强调的重点或焦点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句子的开头部分，一是在句子的结尾。既然“吾”是单称，用在句子开头时强调的重点是“吾”后面的句子成分，“吾”非重点，那么句子末尾时所强调的重点显然不能用非重点的“吾”来充当。

秦至汉初“吾”“我”虽也有“单称、对称”之区别，但是反例增多。

吾日悠悠惭于影，子何以轻之哉？（淮南子・修务训）

韩信谢曰：“先生且休矣，吾将念之。”（史记・淮阴侯列传）

燕人曰：“子不听，吾引三军而屠画邑。”（史记・列传）

以上是代词“子”“先生”与代词“吾”的对称，反例明显增多。而这个时期代词“吾”作句尾宾语的情况也多起来。

漆权在《中的人称代词》中曾说道“褚少孙等在补遗《史记》的章节中发现，‘吾’用于一般宾语的有3例，它们是：

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郦生陆贾列传）

送我水中，无杀吾也。（龟策列传）

这三例都是否定句，‘吾’都置于动词之后。这表明，到褚少孙时，‘吾’已可以用于一般的宾语了，可以直接用于动词后面作直接宾语了”。褚少孙紧接着又从论证《史记》人称代词的过程中总结出“吾”作宾语的历时规律，他说道“《史记》中反映出来的‘吾’用于宾语时平面上的差异显示了时间上的发展序列。‘吾’用于宾格，经历了由否定句中前置于动词之前、置于由动词虚化的介词之后，到否定句中置于动词之后，一直到陈述句中置于动词之后这样一个发展过程”。[1]（P17）

漆权先生的结论不无道理，但是我们还得在漆权先生的结论下，外加一条“‘吾’从先秦时期的不可作句末宾语过渡发展至西汉时的可以作句末宾语”的结论，上面3例就是例证。这也就正好和西汉时期的“吾”可以与其它人、物相对称吻合，这也从一方面证明了“吾”在先秦时期不作句末宾语是与“吾”的单称有关。

三、小结

通过以上论证，我们知道选择人称代词“吾”“我”作主语时有这样的规律：

第一：在有对称的情况下，不管是陈述句还是疑问句，都选择具有对比功能的代词“我”作主语。

第二：在没有对称的情况下，不管是反问句还是疑问句，如无特殊情况，选择代词“吾”作主语；但是遇到强调突出的是自我本身，带有“傲慢”语气，焦点在其本身而不是其后内容时，主语选择代词“我”。

关于“吾”“我”作主语时选择区别还有是否用在判断句中和“矣”字句中等等，这在前人学者中都曾做过论证且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关于“吾”“我”之间的区别随着语言的不断发展、人类认知的不断加强，还可以从很多角度去挖掘，这里只是本人的一点个人见解，只希望本文为大家在区分“吾”“我”作主语时的选择上提供一些新的角度或启发。

注释：

[1]褚少孙：《中的人称代词》，《语言学论丛》第12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参考文献：

[1]高名凯.汉语语法论[M].商务印书馆，1986.

[2]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篇[M].中华书局，1990.

[3]王力.汉语史稿[M].中华书局，1980.

[4]杨伯峻，何乐士.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M].语文出版社，2001.

[5]周生亚.论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J].中国语文，1980，（2）.

[6]黄盛璋.古汉语的人身代词研究[J].中国语文，1963，（6）.

[7]贾则复.对“朕”、“余”（予）、“吾”、“我”的初步研究（上）（下）[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1-2）.

[8]杉田泰史.《论语》的第一人称代词“吾”与“我”的区别[J].古汉语研究，1993，（4）.

[9]夏先培.《左传》的“我”和“吾”[J].湖南社会科学，2002，（1）.

篇7

关键词：上古汉语；现代汉语；人称代词；特点；差异

中图分类号：H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191-02

在阅读先秦时代的文学作品时，我们常常会碰见名目繁多的人称代词。上古汉语的特殊性不仅表现在它与现代汉语的语音、词汇的显著差别上，上古汉语的语法系统也和现代汉语有着十分明显的不同。人称代词就是上古汉语语法的一个很突出的方面。笔者在比较了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和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后，有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从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开始说起，比较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和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的差异，从而得出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系统的特点，同时看出了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对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的继承，这些方面不仅是对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的认识，也是我们汉民族共同语发展到现在仍然蓬勃向上的一个重要原因，一脉相承，源远流长。

一、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简要介绍

不同的用字是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与我们现在使用的人称代词最大的差别。在第一人称代词中，现代汉语只说“我”，而上古汉语除了“我”外还会使用“余、予、吾、台、朕、”这些字。再看第二人称代词，我们现在只说“你”（敬称用“您”），而上古汉语中常用的有“尔、汝、女、若、而、乃”。最后看第三人称代词，现在我们用“他、她、它”，上古汉语中只有借代第三人称的词，没有专门的第三人称代词。

第一人称代词我们现在用“我”，可以做主语、宾语，没有格位。但是第一人称代词在上古时代使用情况很复杂。 “”字只在《尚书》、《诗经》中出现，《论语》、《孟子》就不再使用了，所以我们将它看成是古语词。“朕”大多用在《尚书》，而在秦始皇使用后，它就变成了古代帝王专用的人称代词了。郑玄注《周礼》说：“余、予古今字。”也就是说“余”和“予”其实是一个字，按周生亚的说法“‘台’是‘余’（予）的变体。”因此“余”、“予”、“台”这三个字都是一个字。上古汉语中还经常使用的“吾”，在《论语》和《左传》以后都还经常被人们使用。

我们现在使用的第二人称代词是“你”。使用敬称“您”的时间不久，而且只有在北京口语中用得较多，并且只限于在单数情况下使用。上古汉语的情况就很复杂了，“女、汝、乃、尔、而、戎”等都是上古使用的。“尔”是上古汉语比较常用的第二人称代词，不仅可以作主语、宾语，还可以作定语。并且“尔”还属于“雅言”系统。“女”和“汝”是通假字的关系。第二人称代词还有“而”和“乃”，可以看成一个词的不同写法。“乃”主要用在《尚书》，《诗经》、《论语》、《孟子》就不用“乃”了。只有《左传》还有少量的“乃”，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乃”也是古词语。

第三人称代词，现代汉语用“他”。因为受到西方语法的影响，现代汉语还有了表示女性的“她”和表示事物的“它”，也就是分成了阴、阳、中三种性质，但是这种分别在我们的口语中是没有的。上古时代汉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第三人称代词，常常使用“厥、其、之”等来代替，所以第三人称代词没有上古第一、第二人称复杂。 有一种特殊情况是上古汉语“彼”的使用情况，“彼”在上古汉语中是指示代词，和“此”相对，但是被借用成第三人称代词时，上古汉语中“彼”字翻译成现代汉语时就相当于我们使用的“他”，而且“彼”字还可以做句子的主语。

二、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的特点

我们知道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与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都属于人称代词的范畴，它们的分类、功能方面有相同点，但是它们的差别也很显著，尤其是表现在它们各自的特点上。以下几个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的特点就是通过与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比较得出的。

首先，我们从数目上看，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的数量比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要多。以第一人称为例，我们上面已经谈到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各自的第一人称代词。上古汉语有六个第一人称代词，而现代汉语普通话只有“我”、“我们”等为数不多的几个。第二人称代词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现在只使用“你”、“您”，而上古时期第二人称代词有五个之多。由于第三人称在上古时期没有正式的用字，所以这里我们不做讨论。

第二，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的感彩十分鲜明，而我们现在只有“您”用来表示对别人的尊敬，其余的人称代词是没有感彩的差别的。这种人称代词的感彩也可以说成是人称代词的礼貌式。比如在上古汉语中第一人称代词“朕”有尊敬的意思，用在君王的自称之前大多是在提到祖先时用到。还有第二人称代词“尔”、“汝”原来是称呼对方的词，但在《论语》中，孔子只有在称呼他的学生时才用“尔”、“汝”。而“彼”在借作第三人称代词时通常含有轻蔑之意。以上都说明了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一般都会带有褒贬的感彩，而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很少带有明显的感彩。

第三，上古汉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第三人称代词，一般都是借用指示代词来表示，经常使用的指示代词有“之”、“其”、“彼”、“夫”。指示代词的临时借用的作用是可以显得语气相对委婉，而且在修辞的层面上看，这种借用还带着尊敬和谦逊的意味。这也是我们现在使用的人称代词所没有的特点。

第四，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是不区别单复数的，只有特定的情况下区别。我们现在要表示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通常是在人称代词后加“们”，“们”是现代汉语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固定形尾。还有一种方式是通过改变语调来表示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但这个现象只存在个别方言中，并不能代表整个现代汉语情况。上古汉语人称代词单、复数没有特殊的情况是不加以区分的。

最后，一个特点表现在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常常会出现兼类的现象。例如第二人称代词“若”还可以做假设连词，表示“如果”的意思，也可以做副词，当“乃”、“才”讲。同样第二人称代词“而”还可以做连词。这种情况在上古汉语中很常见，但是我们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的词性就都比较单一，不会出现上古汉语人称代词这种复杂的兼类现象。

三、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与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产生较大差异的原因

上古汉语人称代词和现在我们使用的人称代词有差异是有多方面原因的。笔者认为，首先，上古时期语言的使用没有民族共同语的约束，普遍的现象是“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在当时用很多不同的字表示同一个词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人称代词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字来表示同一人称的指代。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上古汉语中，无论是第一人称代词还是第二人称代词，它们有很多字都是读音相近，意义相通的同源字。

其次，先秦上古时期语言的使用并不规范，没有统一的标准。在汉语发展的最初阶段，书面语的使用范围很小，只局限在统治阶级；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情况才得到了改变，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也开始接触文化，使用文字的人不再局限在上层统治阶级，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秦始皇进行了书同文改革，这种情况才进一步得到改变。而我们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定义其中就有一条，必须以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为语法标准。

第三，古代文人之间兴起了创作的仿古之风，使得上古汉语各种纷繁复杂的语言现象一直延续在古代的创作中，这样语言使用的不规范和这种差异性的影响就更加深重了。上古时代的文学创作的基础是当时人们的口语，所以在当时“言”、“文”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汉代以后，口语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出现在文人的创作里的还是先秦时代的书面语，造成了“言”、“文”不一致的局面，加上后来的统治阶级的提倡更加加深了这种风气，使得书面语和口语一再分离，书面语完全脱离了口语的存在。

四、结语

从上古时代数目繁多、用法复杂的人称代词发展到现代汉语普通话简单明了的“我、你、他”人称代词系统，这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显而易见的是现代汉语对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的继承是必然的，是不可否认的。我们现在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选用的是上古汉语中使用最为广泛、被人们约定俗成选择下来的“我”。“我”字原来的本义是一种兵器，但在上古时代它就用来表示第一人称的意思了。在很多古注、辞书中的“我”都是作为第一人称通用语，用来解释其他人称代词。第二人称代词“你”，其实是“尔”字的俗体字。“尔、你”古代读音相近，古日、泥母准双声，之韵，同时它们也是同源分化字。现代汉语的第三人称代词“他”，上古汉语中多被写为“佗”，本义是指负荷。“它”字也是“蛇”字的初文，作为第三人称代词是假借的用法。上古时期，“他（它）”常借来表示泛泛的别指，相当于“别的，另外的，其他人”，可作定语、宾语、否定判断句谓语，我们可以看出它已经具备了成为人称代词的一些条件。

随着电子时代、信息时代的来临，词语的发展将会更加缜密，更加规范化，所以人称代词的发展也将遵循这个规律，简单明了且有完整的语义是人称代词的发展方向。这样一来在方言中使用的一些人称代词就会被淘汰掉。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系统是在汉语的漫长发展中得到优化的结果，它使我们的语言方便简单又减少了歧义的产生，这套系统在以后很长的时间内依然会被人们所接受并且使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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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玉金.西周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称数问题研究[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7]黄盛璋.古汉语的人身代词研究[J].中国语文，1963，（6）.

篇8

关键词：对外汉语 古汉语 文化观照

古代汉语是高等院校对外汉语专业的一门语言工具课，主要是系统讲述关于古代汉语的基础理论知识，阐明有关古代汉语的语言规律，让学生通过学习提高其“语言科学的理论素养”及“阅读文言文的能力”[1]。在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中，对外汉语更名为汉语国际教育，这种转变要求我国的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师不仅具有教授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能力，还要具备较高的中国文化素养。古代汉语作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一门基础课，自然也要服务于汉语国际化的国家长远目标。长期以来，由于古代汉语课程内容的繁杂枯燥以及教学时数的不足，导致学生对这门课普遍不感兴趣，教学目的难以实现。如何克服古代汉语教学面临的困难，成为高校古代汉语教师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认识到，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古汉语教学只有自觉进行文化教学，才能使枯燥的语言文字理论变得富有趣味，使学生产生对古代汉语的学习兴趣。这样做，不但能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而且能激发学生课外学习古汉语相关知识的主动性，丰富古汉语课的实践教学内容。

一、挖掘汉字的文化内涵，加深学生对字词意义的理解

汉字是表意文字，通过字形来表现词义。古汉语中，大多数词都是多义词，这些意义之间有着或近或远的引申联系，顺着这些引申线索，我们总能追溯到某个字（词）的本义。词的本义就是汉字据以构形的基础。运用汉字的构形理论分析字形与词本义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学生理解古代汉民族的文化，也能更好的理解本义与后世引申义之间的联系，加深对词义的理解。如“年”，甲骨文作“”，上面是“禾”，下面是“人”，像人头上顶着禾的样子，表示谷物成熟后收割了下来，顶在头上拿回家。因此，“年”的本义为谷物成熟。古代一年种一次庄稼，谷物从这次成熟到下次成熟就是一年的时间，因此，“年”就有了时间单位“年岁”的含义，从“年岁”义引申出“年节”义，也就是我们的传统节日春节。关于春节还流传有各种民间传说，兹不赘述。年节一过，人也增加了一岁。于是“年”又引申指人的年龄。《论语·阳货》：“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我们通过分析“年”的字形构造知其本义，又进一步结合古代社会生活和有关传说分析其各意义之间的引申联系，这样就加深了学生对其意义的理解。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认为“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2]。作为汉文化的载体，对汉字中蕴含的古代文化予以阐释，不但能够提高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学习兴趣，而且促使他们做深入的探索，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性学习。

二、精选语法用例，让学生在掌握语法规律的同时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语法是古代汉语教学的重点，内容琐碎而枯燥。各种古汉语句式的不同形式特点，不同词类的虚词的语法功能及与现代汉语虚词之间的对应关系都让学生颇感头疼。如果教师能够精选古代经典中既反映优秀传统文化又具有语法特点的典型例句作为语料，用来分析古汉语的句式和虚词，那么，就会让学生既容易掌握这些句式的形式特点和虚词的功能，又充分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如“词类的活用”一节就是讲古代汉语叙述句的谓语不仅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名词、形容词，而且作谓语的名词、形容词可以和宾语形成使动、意动等特殊的语义关系。我们以《孟子·尽心上》里面的“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来说明形容词的意动用法，也能够让学生体会到人的视点越高，视野就越宽广的道理，进而对人生有更深的认识。又如《古代汉语的词序》一节讲宾语前置现象，我们以《论语·学而》中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为例，让学生深刻认识“否定句中代词宾语前置”的规律。因为该句前半部分符合此规律，后半部分因为宾语是名词“人”就不符合此规律的要求，故不能前置。同时，我们可以让学生体会现实生活中“知人”的必要性。我们总是说知己难觅，其实，等到我们学会了主动去“知人”，“知己”离我们也就不远了。又如学习“者”字结构，我们以《道德经》第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为例，既让学生掌握“者”字结构的形式和意义，也让学生从圣人言中学习到生活的真谛。这样我们就把优秀传统文化与枯燥的语法教学结合在一起，学生“爱屋及乌”，教学效果自然会好很多。

三、补充文选阅读所需的古代文化常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文选是古代汉语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文选的学习，有助于培养学生对古代汉语的感性认识。为了达到“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的目的，文选教学一般占到古代汉语教学时数的一半左右，可见文选有多么的重要。与文字、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相比，文选更紧密地联系着中华民族广阔的古代生活以及民族的心理、风物、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特征等，是民族思想、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的历史记录与写照。所以，学习古代汉语的过程，自然就是学习古代汉语所包容的民族文化精神的过程，是了解民族历史并接受民族思想、情感和精神教育的过程。

文选教学以解释词句为主，只有让学生对文中的词句的意义都懂透了，学生才能举一反三，读懂其它的文言作品。一般而言，只要把文选中重点的词句讲清楚了，学生对文章的理解也就差不多了。除了词句的障碍以外，影响学生对文选理解的就是古代文化常识了，这方面内容包括古人的姓氏名号、职官、地理、历法等。在古代汉语课时压缩的情况下，很多高校的古代汉语课都把这一部分通论知识砍掉了，以致这些知识成为了学生文选阅读的真正障碍。基于此，我们认为文选教学不仅要解释词句，也要补充解释文选中有关古代文化的常识内容，帮助学生更好的读懂文言作品。如《段于鄢》中称郑武公的妻子为武姜，为什么这样称呼她呢？原来古代姓是用来指婚姻的，女子必须称姓。武公之妻的娘家为姜姓，武是她丈夫的谥号，女子死后常在姓上冠以配偶的谥号来称呼她，所以称她武姜。又庄公的弟弟名段，周代以“伯仲叔季”表示兄弟间排行，段比庄公小三岁，所以叫叔段。叔段后来失败出奔共国，所以又称“共叔段”。又如《鞌之战》中写“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郤克，郑丘缓为右。”可见古代战车上一般是三个人，教师就有必要介绍他们在车上的位次。原来古代车战时，尊者在左，御者在中，骖乘居右；但君王或战争时的主帅居中，御者在左。又文章开头写“癸酉，师陈於鞌”，教师就有必要介绍古代的干支纪年法。“干”是指十天干，即甲乙丙丁午己庚辛壬癸，“支”是指十二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古人以十干配十二支，得六十“甲子”，用来纪年。干支纪年法一般认为兴于东汉，西汉以前的逐年干支，是后人逆推附加上去的。这些实例说明古代文化常识对文选阅读的重要性。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对古代汉语教学内容予以文化观照的益处。但是也应认识到，古代汉语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是讲授语言文字的基本知识和理论，阐释汉字的文化内涵，精选代表优秀古代文化的典型用例，在文选讲授时补充必要的古代文化常识，都是为了增加古代汉语教学的趣味性、知识性和实用性，不能喧宾夺主，把古代汉语课变成古代文化课。

注释：

[1]王宁：《古代汉语》，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篇9

关键词：中古汉语；感叹句；感叹词

中图分类号：H14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5-0170-02

中古时期，叹词表示感叹语气的形式主要有：单音节、双音节和三音节三种，至于三音节以上的，则为叹词连用。单音节叹词有：吁、咄、N、噫、恶、嘻和嘘；多音节叹词有：於戏、呜呼、嗟夫、嗟乎、噫吁健⑽睾羿。其中，“N”、 “嘘”和“嗟夫”为新产生的叹词，“噫吁健币约啊拔睾羿”为新的叹词组合。

一、中古汉语单音节叹词表达的感叹句

（一）“吁”表达的感叹句

中古时期的“吁”表赞叹、赞美的，如：

1、帝曰：“吁！ 博物之士，至于此乎！”（《搜神记》193）表示感慨的，如：

2、先生曰：“吁！子来前！”（《古文观止》P492）

总体而言，中古时期的“吁”表感叹的使用频率较上古时期有所降低，表达的情感范围也变得狭窄。

（二）“咄”表达的感叹句

中古时期的“咄”多表示呵斥，如：

3、其时张令妻正拜堂次，使者高声作色：“咄！这府君，因何娶他生人妇为妻，太一极怒，令我取你头来！”（《敦煌变文校注・叶净能诗》）

4、师曰：“咄！出去！”（《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祖堂集》P495）

5、其夫拍手笑言：“咄！我定得饼，不复与尔。”（《百喻经译注》P183）“咄”表达的情感很强烈，斥责之态，溢于言表。

（三）“N”表达的感叹句

声。在笔者参阅的中古语料范围内，仅有一例：

6、良久，于室隅间有所中，便闻之声，曰：“N！N！宜死。”（《搜神记》264）

（四）“噫”表达的感叹句

中古时期，“噫”主要表示叹息，如

7、王曰：“噫！其自有公论。”（《世说新语・品藻第九》15）

8、师便拍掌：“噫！我当初悔不向伊道末后一句。”（《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祖堂集》P516）

9、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能从而求之？（《古文观止》P467）

也有表示惊异的，如：

10、妻亦应声惊曰：“噫！人射汝。”（《搜神记》320）

（五）“恶”表达的感叹句

中古时期的诸多语料中，仅发现一例，表示“惊讶”：

11、殷曰：“恶！”（《世说新语・文学第四》26）

（六）“嘻”表达的感叹句

中古汉语中，没有发现“嘻”作为叹词表示赞叹的用例，而是作为状语，同样表示赞叹，如：

12、问者嘻曰：“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戒也。（《古文观止 下》P583）

表示叹息的，如：

13、嘻！吾操镘以入富贵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过之，则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过之，则为墟矣。（《古文观止》P496）

14、芝曰：“嘻！吾违物之性，其将死矣。”俄而卒。（《宋书・卷三十四》664）

（七）“嘘”表达的感叹句

“嘘”，叹词，表示提醒或制止。

15、师云：“嘘！”（《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祖堂集》P517）

二、中古汉语多音节叹词表达的感叹句

（一）“於戏”表达的感叹句

上古汉语中有“於”表达的感叹句，如：

16、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史记 五帝本纪》P39）

17、禹曰：“於，帝!慎乃在位，安尔止。”（《史记 夏本纪》P79）上古亦有“於乎”的用例，如：

18、武王曰：“於乎！维天阴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伦所序。”（《史记 宋微子世家》P1611）

中古时期，就本文所查阅的语料中，未发现有“於”、“於乎”、“於呼”的用例，仅有“於戏”的用例，如：

19、大祚告穷，天禄永终。於戏！王其允执其中，敬遵典训，副率土之嘉愿，恢洪业于无穷，时膺休佑，以答三灵之眷望。（《宋书・卷二》32）

20、於戏！王公群后，百辟卿士，靖康厥职，帅意无怠，以永天休。（《宋书・卷十四》）

（二）“呜呼”表达的感叹句

中古时期，“呜呼”大多表示悲伤，如：

21、之悲不得言，直视良久，乃长叹曰：“呜呼！”自此一不复及、（《宋书・卷四十八》940）

22、呜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载谁赏？（《古文观止》P425）

也有表示慨叹的，如：

23、呜呼！呜呼！故语有之曰，诚能慎之，福之根也。（《宋书・卷四十三》880）

24、呜呼，六代传言，今在韶州。四辈学徒，空游嵩领。可谓鱼游于水，布网于高山。（《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神会语录》P65）

少数表示赞美的，如：

25、其文曰：“呜呼！积善之墓。”（《大唐新语》165）

中古没有“呜乎”的用例，仅有一例“乌乎”的用例：

26、岁月不安居，乌乎我皇考！《宋书 卷二十二》P417）

（三）“嗟乎/嗟夫”表达的感叹句

上古汉语中,“嗟”可以单独使用表示感叹，如：

27、尧曰：“嗟！四岳。”（《史记 五帝本纪》P21）

28、舜曰：“嗟！”（《史记 五帝本纪》P39）

发展到中古时期，“嗟”单独表示感叹的用例已经很少见，和句子融合在一起表示感叹的，如：

29、嗟城中如流鱼，谁能复顾室家！（《宋书・卷二十二》430）

中古时期，“嗟乎”的使用频率已经很低，为数不多的几个用例仅存在于《敦煌变文校注》和《古文观止》中，如：

30、嗟乎！「永别「翡翠之宝帐，长居突厥之穹庐。（《敦煌变文校注・王昭君变文》）

31、嗟乎！身殁於藩里，魂兮岂忘京都。空留一V齐天地，岸兀青山万载孤。（《敦煌变文校注・王昭君变文》）

32、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古文观止》P463）

33、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文观止》P484）

“嗟夫”在中古时期基本不使用，仅见一例：

34、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古文观止》P464）

（四）“噫吁健北泶锏母刑揪洌

蜀地方言，表示惊异或慨叹，中古汉语中用例非常少，如：

35、噫吁剑∥：醺咴眨∈竦乐难，难于上青天！（《李白集》50）

（五）“呜呼噫嘻”表达的感叹句

中古汉语中，“呜呼”和“噫嘻”连用，表示赞叹的，如：

36、呜呼噫嘻！存汉室者昭军（君），亡桀纣者妲己！（《敦煌变文校注・王昭君变文》）

37、奇兵有异于仁义，王道迂阔而莫为。呜呼噫嘻！（《古文观止》P455）

表示慨叹的，如：

38、呜呼噫嘻！时耶？命耶？从古如斯。（《古文观止》P458）

中古时期，叹词主要表达的情感有：赞美、悲伤、叹息、、惊讶、叹息、感慨、赞叹等。各类感叹词所表达的情感类型各有异同，但较上古而言，此时期感叹词的情感表达范围已经大大缩小，对语境的依赖性也有所降低。上古时期，感叹词是表达感叹句最常用的表达手段之一，而发展到中古时期，感叹词的数量不但较少，使用频率也大幅降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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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杜道流.现代汉语感叹句研究[M].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

[5]汉语大词典[M].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光盘版.

[6]高名凯.汉语语法论[M].商务印书馆，1986.

篇10

关键词：今文《周书》 复音词 判定标准

“复音词”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节构成的词，是汉语词汇中一种重要的词汇形式。汉语词汇复音化是汉语词汇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和重要特点，因此，复音词研究也就成了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意识的复音词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专书复音词研究，经过前人几十年的努力，汉语复音词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复音词研究理论。但是复音词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复音词和词组的鉴别问题始终是复音词研究中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古代汉语词汇研究只能依靠有限的书面文献资料，加之汉语复音词和词组在构成方式上具有一致性，语素、词、短语之间的转化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这就使它们之间的界限经常呈现为一种中间的、模糊的、交互的状态。这也决定了判定、区别古汉语复音词和词组比现代汉语困难得多，加之用判定现代汉语复音词和词组的一些有效方法来判定古代汉语中的复音词和词组显得无能为力。为了解决古汉语复音词和词组的判定问题，学者们费尽心机，提出了很多判定标准，但是这一问题到目前也没有很好地解决，仍然有继续探讨的必要。在此，我们在吸收前修时贤的研究成果和结合今文《周书》词汇具体情况的基础上探讨古代汉语专书复音词的判定标准问题。

一、意义标准

语言的基本功能是承载语义，语义标准必然是判定语言结构单位属性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标准。语言结构和它所承载的语义之间是辨证统一的，要考察一个复音语言单位是词还是词组，最终是由这个语言单位的意义决定的。张双棣先生说：“确定先秦复音词，意义标准是至关重要的，是决定性的，即使判定结构上结合得紧密不紧密，也要靠意义。”从心理认知角度看，词表达一个整体性概念，这个整体性的概念往往不是各构成单位概念的简单相加之和，而是各构成单位共同表示一个整体性概念，表明这个语言结构在结构上是紧密的、是凝固一体的，属于词。各构成单位都表示独立的概念，其整体概念只是各自概念的简单相加之和，表明这个语言单位在结构上是松散的，属于词组。也就是说，在具体专书语言环境中，一个复音语言单位的意义是在各构成单位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综合化、结构上凝固化，便可以判定这个复音单位为词，而不是词组。具体有以下判定方法：

（一）如果两个音节连用，整体意义比两个音节简单相加的意义更加概括、完整，则两个音节在整体上构成词，而不是词组。如：“师尹”，在今文《周书》中“师”本指师氏，即高级文官，“尹”指尹氏，即高级武官，“师尹”结合后的整体意义泛指文武百官，整体意义比各构成单位的意义更宽泛、概括，则“师尹”属于词。再如：“鳏寡”，“鳏”本指老而无妻的人，“寡”本指老而无夫的人，而“鳏寡”结合以后在今文《周书》中泛指无人辅助的人，则“鳏寡”属于词。这种语义构成方式是以部分意义代替整体意义的借代构词法。

（二）特定专书的特殊复音词。有些复音语言单位，在其他文献中很少连用，甚至在现代汉语中也不作为复音词使用，或者作为复音词使用，但是意义有差异，在某部专书中作为一个整体使用，并含有特殊的含义，这个特定含义也不是其中各音节单位意义简单相加的结果，并且使用频率很高，我们应该把这类语言单位确定为特定专书中的特殊复音词，这类复音词是阐述各专书或专书所处时代特殊思想内容的产物。如在今文《周书》中：“朋”指放荡的朋党，“比德”指勾结的品行，“刚克”指强制法驾驭，“柔克”指温和法驾驭，“大邑”指周的东都洛邑，“正人”指官长、不同于现代汉语品行端正的人。还有用于称谓的复音语言单位也属于这类复音词，如：“予末小子”“予小子”“予冲人”“予一人”“余小臣”等都属于自我谦称词，再如：“文人”“ 前文人”是对周文王的尊称词。

（三）如果数量结构不能直接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而是为了极言数量之大（包括概称全部）、数量之小或者含有特定的指称范围，这样的数量复音语言单位应该确定为词。如：“兆民”在今文《周书》中泛指天下所有人，“百谷”概称所有的粮食种类，“百为”指所有不法行为，“一日”极言时间之短，“五刑”指墨、劓、剕、宫、大辟，“五行”指金、木、水、火、土，“三德”指正直、刚、柔，“五虐”同于五刑，“五事”指貌、言、视、听、思，“二心”意为“不专一”，“两造”指诉讼双方等，以上数量结构都属于复音词。

（四）一个词根语素加一个词缀语素构成的复音单位是词，而不是词组。在今文《周书》中出现的词缀有前缀“有”和后缀“猗”“焉”。如：“有邦、有正、有事、有殷、有僚、有司、有众、有申（申述）”，以上词语中的“有”没有实在的词汇意义，只是起到强调后一语素意义并协调音节的作用，使一个单音节词变成了复音词。再如：断断猗、休休焉，其中的后缀“猗”“焉”也没有实在的词汇意义，但是它们能使词根语素增添形象化色彩，那么“断断猗”“休休焉”也应该归属于词。

（五）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相近、相类的语素并列连用构成的语言单位，属于词，而不是词组。这种语言现象在古代汉语中称为同义连文。古人对这一语言现象关注较早，清代学者对这个问题做了大量的专门研究。顾炎武称之为“重言”，高邮王氏父子称之为“连语”，有的学者称之为“连言”“语词复用”“两字一词”等。虽然学者们在称呼上不完全一致，但是都认为这种相同、相近、相类的词连用后一般合为一个整体意义，作用上相当于一个词，在表达上起到强化语义的作用，应该归属于词。在今文《周书》中通过同义连文的方式构成的复音词非常多，属于今文《周书》中的主要的复音构词方式之一，这种构词方式也是上古汉语复音词的主要构词方式之一。如：“成绩、沉潜、鳏寡、经营、艰难、糗粮、茕独、琬琰”等。

（六）由两个意义相反、相对或相类的语言单位构成的双音组合，其中一个音节代表整个复音组合的概念，另一个音节失去了本来所代表的概念，只对另一个音节的意义起到配衬作用，也就是两个音节构成的复音组合所表示的意义是由其中的一个音节承担，那么由这样两个音节构成的复音组合应该确定为双音复音词。其实这种构词法所构成的词就是古代汉语中所谓的偏义复词。对这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前人也早有研究。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愚谓‘爱憎’，憎也，言憎而并及爱。”俞樾说：“因此以及彼之辞，古书往往有之。《礼记·文王世子》篇：‘养老幼于东序。’因老而及幼，非谓养老兼养幼也。《玉藻》篇：‘大夫不得造车马。’因车而及马，非谓造车兼造马也。”

（1）我国家礼亦宜之。《顾命》

（2）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召诰》

例（1）中的“国家”，“国”本指拥有领地、人民、的实体，即诸侯，“家”本指卿大夫的采邑，但是这里的“国家”意义并不是“国”与“家”的合称意义，其中“国”承担了全部意义，“家”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因此“国家”应该确定为词。例（2）中的“吉凶”，“吉”本指吉祥的事，“凶” 本指灾祸，但是在这个语言环境中“吉凶”指吉祥，“凶”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只起语音陪衬作用，因此这里的“吉凶”也应该确定为复音词。

（七）相同语素的重叠，如果重叠后不是原意的简单重复，而是在原意的基础上增添了某种附加意义，这样的语言组合单位在古代汉语中叫作“重言词”，又叫“叠字”，现代汉语中统称为“叠音词”，它是上古汉语复音词的一种，也是学者很早就关注到的一种语言现象。清代学者邵晋涵说：“古者重语，皆形容之词。有单举其文与重语同义者，如：‘肃肃，敬业’，‘丕丕，大也’，只言‘肃’、只言‘丕’，亦为敬也、大也。”在今文《周书》中有：“番番、荡荡、桓桓、截截、穆穆、眇眇、昧昧、明明、平平、丕丕、焰焰、肄肄”等。

（八）一个复音组合具有两个、两个以上的意义或者兼有两类、两类以上的词性，那么这个复音组合属于复合词，不是词组。如：今文《周书》中的“上下”有“天地间众神”“天地”“君臣”三个义项；又如“卜筮”既可以作动词指“卜筮”这种动作行为，又可以作名词指“卜筮”这种活动本体，那么“上下”“卜筮”都属于双音复合词。一个复音组合兼有两类以上的词性或者两个以上的意义，是语言在使用中引申或转移的结果。而一个词发生引申或转移绝非一日之功，需要要经过长期的语言实践和语言使用者的慢慢认同。引申、转移、认同的发生，表明语言使用者早已把这样的复音组合当作不可分割的整体来使用，也就是语言使用者已经把这样的语言单位当作词来使用。

（九）如果构成双音组合的两个音节可以倒换顺序而意义不变，也就是在同一部文献中既存在AB式，也存在BA式，而AB式和BA式承载的意义相同，那么这样的双音组合属于双音复音词。如：今文《周书》中的“民献”与“献民”都指“民贤”，也就是被征服的别国奴隶主贵族中的贤者；又如“时叙”与“叙时”都指尊奉、顺从。那么上述四个双音组合都属于复音词，并且从词位角度应该看作两个词。这种现象是汉语词汇由单音词向复音词过渡阶段词序还没有完全稳定的表现，随着复音词的发展，词序稳定以后，在语言中将选择其中的一种形式固定下来，另一种形式将被淘汰。

二、语法修辞标准

（一）如果复音组合的整体意义不是完全由构成成分的本义或引申义构成，而是由全部构成成分或部分构成成分的比喻义构成，并且在语用中充当一个句法成分，那么这个复音语言单位是词。如：“股肱”，“股”本义指人的上肢，“肱”指下肢，“股肱”在今文《周书》中喻指帝王左右的辅弼大臣、得力助手，那么复音语言单位“股肱”就是复音词。再如：“虎臣”“虎贲”指勇猛的武臣，其中“虎”在整体复音组合中用的是比喻义，意思是“似老虎的、特别勇猛的”，因此“虎臣”“虎贲”也属于复音词。再如“玉食”在今文《周书》中指美食，“玉”在这个复音词中喻指最美好的，“食”指食物，是本义，“玉食”应该确定为词。

一个复音组合在语用中作为整体出现，并且不是用其本义或引申义，而是用其比喻义，那么这个复音组合也是词。如《顾命》：“则亦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保卫王家。”其中“熊罴”喻指像熊罴一样勇猛，属于比喻用法，则“熊罴”属于词。

（二）处在对偶或排比语言环境中相同位置的复音组合，如果其中一个或者几个复音组合被确定为复音词，那么其他的复音组合也应该优先确定为复音词。如《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其中“荡荡”“平平”都是叠音词，那么“正直”也应该确定为复音词。

另外，复音组合的使用频率、义项多寡、后世是否延用等因素也都可以作为复音词和词组的判定辅助标准，这些标准前修时贤都已经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以上复音词判定标准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我们在对一个复音语言单位做词和词组的判定时，往往是几个标准的综合运用。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今文《周书》词汇研究”，项目编号[11XYY025]；安康学院重点学科专项项目：今文《周书》虚词研究，项目编号[ZDXKZX002]。）

参考文献：

[1]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五种[M].北京：中华书局，1983：42.

[2]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整理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