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汉语范文
时间:2023-03-28 01:19:3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古汉语,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中古;外来词;借词
汉语史的分期问题历来争议颇多,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争议范围渐渐缩小,按照学术界对汉语史的普遍分期,中古汉语大致包括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汉语。由于上古时期中外交流还比较少,外来词也不多。第一次比较大的中外文化交流是在中古时期,“汉代以来,随着佛教的传入,翻译佛经的大量出现,佛教文化、汉译佛经对汉语的影响”。《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99页。因此,本文就王力、向熹、王云路、方一新等大家关于中古时期汉语借词的论述做一个梳理。
一、关于外来词的界定
王力先生认为:“当我们把别的语言中的词连音带义都接受过来的时候,就把这种词叫做借词,也就是一般所谓音译;当我们利用汉语原来的构词方式把别的语言中的词所代表的概念介绍到汉语中来的时候,就把这种词叫做译词,也就是一般所谓意译。”他还指出:“只有借词才是外来语,而译词不应该算做外来语。”
向熹先生的《简明汉语史》中并没有给外来词、借词、译词等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把从外国、外族和从佛经当中借入的词统称为借词,在举例时也没有对音译词和意译词进行分类。向熹先生举例谈到:汉语中常在单音节前面加一个“胡”字构成复音词,例如:胡瓜、胡饼、胡椒、胡琴等,他认为这虽然是表达外来事物和人的词,却不是借词。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也举了由“胡”构成的复音词的例子,他认为这是译词而非借词。由此,可以看出,向熹先生同王力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借词才是外来语,根据汉语构词方式的意译词不能算作借词,便不能算作外来语。
王云路在《中古汉语词汇史》中指出:“外来词就是源于外族的语词,是一种借词,或用汉字记录外来词的声音,或用汉字表示外来词的意义。文献中的外来词通常有两类:一类是没有汉化的单纯记音词,另一类是在汉语造字规律制约下,经过长期使用而不断汉化的词。”可见,王云路认为外来词应该包括王力先生所说的借词和译词。
方一新的《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中阐述道:“中古汉语时期的外来词应分为三类:一、纯粹的音译词;二、音义结合词;三、纯粹的意译词”。由此可知,方一新和王云路的观点不谋而合,都认为译词也应算作外来词。
这种能够在汉语里找到依据的意译词能不能算作外来词,现在学界尚存争议。概念的不明确会引发一系列问题。比如说“西瓜”一词,向熹先生及大多数学者都比较认同“西瓜”是女真语xeko的音译,但近来有学者考证出西瓜的“西”实际上是指来自西域,是“西域瓜”的简称,而不是音译过来的。这样的话就不符合王力和向熹先生所说的借词概念,便不能算作王力先生所界定的外来语。
二、思想文化领域内外来词与汉语的交融
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中提到:“西域的借词和译词,大约是关于植物、动物、食品、用品、乐器等类的名词。”
对此,向熹先生也说:“从秦汉以迄隋唐,汉族经济、文化、科学水准一般比西域诸国要高一些,汉语借入的词里极少关于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内容。”
王云路先生的《中古汉语词汇史》却专门设有一个小标题论述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对汉语词汇的影响。她说:“中古时期的思想文化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两汉神学、经学衰落,魏晋玄学日益兴盛;道教形成并得到发展;佛教传入中土,译经大量出现;经济也在中西方交流中得到发展,许多外来词语与汉语交融,使词汇发生了新变化。”但她也只是略举一例证之,似乎稍显单薄,不足以证明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外来词对汉语词汇产生的影响。
三、佛教译经对汉语词语的影响
佛经被翻译成汉语在中国广泛流传,其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在思想文化方面,在语言词汇方面的影响也是无可比拟的。王力先生虽没有设标题明晰的进行分类,但他大致是从两个方面来阐述的,一是佛教专门用语。这一部分译经只能通行于钻研佛教经典的少数人中;二是进入汉语词汇的译经。这一部分译经成为全民通用的语言。由于是通史类著作,只分别举例论证观点进行整体把握,而没有更详尽深入的讨论。
向熹在佛教文化对汉语词汇影响这一部分分为:1、有关佛教的借词2、有关佛教的意译词3、旧词新意4、佛道通用语。每一点下面都举了大量的例子。在王力先生的基础上,向熹对此作了分类,不仅认识到这些译经当中的一些进入到普通词汇乃至基本词汇,而且还认识到有些反映佛教内容的单音词具有强大的构词能力。例如“佛”可以构成“佛经、佛典、佛寺、佛塔”等等。这一认识,能够启发后来学者进一步地研究佛教译经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王云路先生在这方面设有专节进行论述,研究更为详尽深入。
前两点论述佛经翻译概貌和前人的研究历史和现状。
第三点论述译经利用汉语构词规律创造大量新词。这等于在向熹“有关佛教的意译词”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分为:(一)并列式造词(二)偏正式造词(三)动宾式造词。
第四点论述译经利用汉语词语产生大量新意,分为:(一)利用语素意义赋予新含义(二)利用词义演变规律赋予新含义(三)利用词性演变规律赋予新用法(四)利用语法演变规律赋予新用法(五)利用语音相近而产生假借义。这是细化了向熹先生“旧词新意”一点,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第五点阐述译经加速了汉语词语和意义的流行,分为:(一)译经是一些新词流行开来(二)译经使一些新义流行开来(三)译经使一些新用法流行开来。这一点王力先生和向熹先生都未曾涉及,是研究译经对汉语词汇影响的重要创新,为学者研究译经对汉语词汇影响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
方一新从汉语词汇发展的角度指出:“佛经术语随翻译佛经传入中国后,随着佛经翻译从硬译到逐渐成熟,形成了四个阶段:①直接采用音译;②逐渐汉化――由音译转为音意结合或意译;③在音译、音意结合和意译并存的过程中,语义美好者占优,即取譬美好;④逐渐由多音节向双音节转化”。
以上是四本汉语史著作关于中古汉语借词方面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中古外来词的研究越来越成熟,趋向于科学、精细和多角度探讨。但是,就目前学界的研究情况而言,佛经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权威词典中对一些佛经词汇的忽略;研究者缺乏对佛经原典的理解,只通过译经作研究,毕竟不能完全掌握实际的语言状况。加强中古外来词的研究,尤其是佛经研究,还需要后来学者的努力。
这四本汉语史大家的著作,毫无疑问,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筚路蓝缕,开辟了汉语史研究的新时代。在王力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才有了向熹先生更细致深入的《简明汉语史》。中古汉语的研究一直是汉语史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王云路和方一新亦是在王力先生和向熹先生的成果之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才著成《中古汉语词汇史》、《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史》。此四家在汉语史上的卓越成果启发了很多后来的学者。因此,笔者选此四家观点作一梳理,以期在以后的读书过程中能有所启发。(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中文系)
参考文献
[1]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2004年3月
[2]向熹《简明汉语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5月
[3]方一新《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
[4]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1月
篇2
关键词:古代汉语教材 古今字 教学探讨
引言
近几年来,语言界对于“古今字”的探讨一直是比较热烈的,而各位语言学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留有自己虽大同但非全同的观点,对于学习语言的人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期刊上发表对“古今字”见解的也不在少数,文章对其定义、性质、分类、区别等等都有过较为详细且多方面的介绍,但终究是难以达成一致的结论。
笔者对现今高校所用的韩语学习教材进行了调研,较为通用的15本教材如下:南开大学中文系语言教研室《古代汉语读本》,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上下各二分册),殷孟伦主编的《古代汉语刊授讲义》,广东师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古代汉语》,上海师范大学中学教学研究组《古代汉语》,吴福熙主编的《古代汉语》,张世禄主编的《古代汉语》,朱星主编的《古代汉语》,周秉钧主编的《古代汉语纲要》,蒋绍愚、李新建主编的《古汉语讲话》,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张荫芝主编的《古汉语》,刘禾主编的《古汉语入门》,中山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张之强主编的《古代汉语》(上下册)。笔者对这些书籍进行了初步研究,现就根据自己的拙见阐述在今后“古今字”教学中该如何进行教学改革,便于提高教学效率,完成教学目标,使得学生们能真正地学好古汉语课程。
一、高校古今字教学现状
不同的高校采用的古汉语教材不尽相同,但是主流教学思想还是大略相同的,而教材中对古今字的由来都描述得十分模糊,很难用确切的语言来表达。笔者将教材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归纳,大体可以分为三种观点。
(一)古今字因时代而命名
较为简单的一种思路认为,古今字是按照字的时代来讲述的。“古”是古字,是古代人的用词,是古代人的用字。“今”就是现在所用的字,是在古字基础上有一定的传承与创新的今字,是经过时代的变迁和大部分人的用字习惯而变革后的用字。
(二)古今字为区别字
在上古时代,汉字还十分罕见,汉字的数量少之又少,汉字产生的速度远落后于词的产生速度,所以就出现了一种很常见的现象――“一字”代“多词”的现象。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现代人为了避免在表达上有多种意思,造成歧义的现象发生,就另造了几个今字来进行区别,这种在古代所用的那个“字”就称为“古字”,后人另造的就称为“今字”。而我们就其实质上进行考虑,古今字也可理解为区别字,是为了区别不同的词意而出现的不同汉字。
(三)今字替代古字部分意义
由于上古时代汉字极少,故较多古字有多种含义,而为了替代或者分担古字中的部分含义,在古字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变形,另造一个新字,这个新字就称为“今字”。
除了在古今字定义上的不同,各个版本的教材分类也不一样。在分类上有些教材是按单项分类标准来进行分类的,比如说按古今字字形上的联系或者意义上的联系来进行分类;而若是双项分类标准的,就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分类。分类标准多种多样,分类也就随之而变化,在此就不进行进一步探讨了。
二、对古今字的认识
古汉语教材中的古今字教学至今还未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教学体系,不可否认是由于其本身存在非常多的混乱现象,这是由于各位学者彼此有不同的观点,及其“古今字”作为文字学本身概念存在的缺陷所造成的,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而对古今字进行探讨研究的学者还不是很多,古今字的教学也还不受重视,这也是造成其发展停滞不前的部分原因所在。
而在教学过程中,教材存在滞后性也是影响古今字教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玉篇》中,有“鞭,坚也”,而在现代生活中,很少会用“鞭”来表示坚硬的状态,一般都是用“硬”,而如此典型的古今字例子并没有被收入到现代所用教材中去。但是,值得一说的是,现在大部分高校所用的教材多是20世纪80、90年代编著的,我们并不能苛求当时的编者能想象到现代汉字的发展变化,我们只能思考如何在教学环节上进行设计和改革,来调整古今字的教学,使得其既能符合现代的汉字发展潮流,又能契合汉字的历史文化。
现今古汉语教材中将文字分为四种形态:分别是异体字、古今字、通假字和繁简字,就大部分学生现代汉语水平来说,较为容易接受的是繁简字和异体字两者,探究其原因,会发现这两种文字形态在字的形态上都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比如说笔画数目不同或者书写过程存在差异,如“婧屠帷薄舳悦巍薄拜对软”等字,这些字体即使我们之前没有接触过,看到字形会联想到现代的汉字。学生一般较难理解通假字和古今字的关系,通假字在学生中学学习语文时,就有初步的接触,在各类的文言文学习中,通假字的现象也是教学重点,比如在《论语》十二章中,“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中“是知也”的知(zhì)实为“智”,是通假字,所以其实大部分学生对于通假字是不陌生的,只是没有进入深入的学习研究而已。
就教师从各个阶段描述汉字的古今字而言,学生因为缺乏文字的时代共通性而难以理解,这使得“古今字”的教学变得较为困难,但是古今字的学习因为贯穿历史朝代较多,给学生们提供了较多能够写成札记的素材,对于文学知识的扩充和培养创新思考能力是极为有帮助的。
三、“古今字”教学改革方法
从实践的角度出发,现代“古今字”的教学主要是依靠于教材,教师按照教材内容进行讲解和部分扩充。而这些对于学生们能真正了解古汉语文化和汉字的变化是远远不够的。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者”,需要时时关注文字研究的发展情况,将部分还未纳入教材的“古今字”列入教学内容,以下两点是笔者认为的较为合适的改革方法。
(一)引入最新汉字研究成果
由于现代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极快,在汉字研究上也有较多新的成果出现,使得教学内容更丰富且更贴切时展要求,也能使得教学更为严谨。比如在《旧唐书・食货下》中:“多属汴河干浅,又般运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此处的“般”是没有提手旁的,是在元明之际,才给“般”字加了提手旁,即为“搬”,也就有了现代常用的“移动物体的位置”意思的“搬”。实际上,近代汉字的发展,类似“般”与“搬”的例子还有很多,但是很遗憾,这种典型而具有启发性的例子并没有被纳入教材。相反的,在上古时代,为什么没有更多的类似用例被流传下来,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相关文献在流传下来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次次有意或无意的修改,这使得原始文献的本意难以被保留下来,也就难以看清文献的原貌,使得古汉语的研究过程上出现了些许的偏差。这也就是为何《太田辰夫(1991)后序》认为,“流传至今的所谓的上古文献其实都是“后时资料”,并不能用作完全反映当时实际情况的东西。”后人为了显示他所以为的“真”,在原有文献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动,使得原有存在明显边界的现象变得混淆甚至混乱,因此,为了保证教学的准确性和严谨,教师必须要强调用近代汉字阶段的例子来验证或者说为讲解古今字提供一定的证据。
(二)认清古今字的内涵
现代学生难以学好“古今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文字时代性的认识。比如说,范文正公――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用“具”表示都、皆是,可以认为是通假现象。但是在今天,在已经将音jù的总括副词规范为“俱”后,再写“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就是写了一个不规范字,可以认为是犯了语言错误。由此可见,由于所处时代背景的不同,相同的思考方式和文字分析是存在变化的,而从历时的角度讲,“具”与“俱”的变化实际上就是一种“古今字”的现象。
在教材中一般是难以将古今字的问题讲述清楚的,本着科学严谨的教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治学要求,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老师和学习古汉语的学生需要进行合作,在现有的基础上利用一切资源,探究与验证实例,在任何有联系的几个字之间都要思考一下,这几个字之间有时代的联系吗?长此以往,在这样的教学方式下,学生会发现原本枯燥无味的汉语学习实际上也是十分有乐趣的。而笔者认为,兴趣在教学中是十分重要的,古今字的学习并不是能独立完成的,作为一名合格的古汉语教学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积极担当引导者的角色,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起他们学习“古今字”的兴趣。
结语
古代汉语课程中“古今字”的教学是存在很多需要探究的地方,本文只是冰山一角,我们从古汉语学习中所能感受到的我国传统文化历史的传承和古汉语汉字变化的魅力,是肯定不止这些的,而“古今字”的教学也存在更多的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值得我们探究。对古今字教学方式和改革是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的,需要文字研究者和学习文字的学生共同探讨分享,使得其能在“大同小异”的整体环境下蓬勃发展。古今字作为我们中华民族古代汉字文化的绚烂一笔,有着难以言喻的意义,我们需要进行保护和传承,将之分享与下一代,让现代的学生也能了解古汉语的历史沉淀和文化魅力。语
参考文献
[1]刘君敬.论古代汉语课程中古今字的教学[J].现代语文(教学研究),2013(12).
[2]余淑荣.古汉语中容易混淆的用字现象――通假字、古今字与异体字新辨[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04).
[3]胡广文.古代汉语教材中的古今字[J].邯郸学院学报,2005(02).
篇3
在汉语国际教育大潮流下,与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外国留学生汉语普通语言进修教学相对照的,是平稳有序的汉语言本科专业的学位教育。我们在重视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生的量的同时,也应注重汉语教育的质,即切实地培养具有良好的汉语言能力和汉语文化知识的人才,这项任务需要汉语言本科及硕士甚至博士教育来完成,虽然与普通进修生的汉语教学相比,学历教育培养的数量有限,产出周期较长,但是它有着普通语言教学所不能相比的意义。张和生先生曾指出一所大学的汉语国际教育事业要依托汉语言本科专业,以及随之建立起来的研究生学位教育。高等院校理想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生结构应当是以四年制汉语言专业本科生为主体,同时招收应用语言学专业对外汉语教学方向的中外硕士、博士研究生,以及中、短期汉语进修生。人为地适当控制汉语生或非学历生在留学生中的比例,将是高校特别是知名高校发展的一种趋势。这种高瞻远瞩的观点无疑是将我们的汉语教学放在全球知名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中来关照的。值得汉语国际教育界借鉴。
针对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言本科专业教学体系既属于汉语国际教育的范畴,也属于国家高等教育本科教学体系范畴。因此留学生汉语言本科教学就包含了二者各自的教育教学特征,也应遵循二者的教育规律。留学生汉语言本科专业的教学体系要从各类课程上保证本科培养目标的实现,确保培养符合本科培养目标的人才。规范的四年制汉语言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通过系统的汉语语言知识的学习和汉语语言及文化类专业课程的学习,培养出具备良好的听说读写的汉语技能,并能熟习中国国情及中国文化的复合型人才,甚至学生有潜质成为各国的汉学家。
在汉语言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中,根据大纲的要求,教学内容包括:1.汉语言语技能教学,也就是进行汉语听、说、读、写各专项技能及综合训练,逐步提高学生的汉语言语能力及交际能力。2.汉语知识教学,比如词汇、语音、汉字等基础知识的讲授,使学生具备系统完整的汉语言理论知识。3.中国人文知识及与专业方向有关的知识教学,比如中国文化、中国概况、中国文学、人文地理等,使学生熟悉中国国情,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具备基本的中国人文知识。课程体系体现了由打好语言基础到对语言理论的掌握,再到文学文化知识的浸润的过程。课程体系尊重二语习得的规律,也重视了人文知识的传授要求。
作为在高年级开设的中国古代文学课是文化类专业的必修课。古代文学课是依据国家汉办有关留学生汉语言专业需要而设置的课程,属于中国人文知识课群。在该课群中,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修习时间是在第四学年,每学期2学分,共4学分,与之相应的,还有中国名著选读和汉语古籍选读课程,均为4学分,三门课程总计12学分,在人文知识课程类别中占重要地位。中国名著选读与汉语古籍选读均属作品选读鉴赏类的课程,在教学中可单独开课,也可以纳入中国古代文学课中,与文学史的教学相得益彰。我校在课程设置中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作品赏析两门课由一位老师统讲,在教学中既介绍文学史的发展流变,又赏析经典作品,使学生对古代文学有感性和理性的双重理解,便于学生更好地掌握古代文学这门课程。
一门语言上升到艺术的高度就是这门语言的文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和手段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们的精神境界,通过审美的方式发挥其多方面的社会作用。文学一方面是语言的精华,另一方面也体现着该民族认知世界的方式、审美特征、民族人格内涵等。因此,学习一门语言都要升华到学习该民族的文学的层面上。通过文学可以更好地掌握语言,也可以探究语言背后的文化意蕴。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就是基于此,我们不但说中国古代文学是民族文化遗产,是中国的文化精华,更是基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中国古代文学饱含着丰富的人文底蕴,寄托着古人或空灵或济世的人生理念,其中蕴含的中国士人的精神和傲骨值得中外学生学习并成为滋养自身精神世界的养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大美境界,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让现代人在这个科技化的时代还保有着心灵的自由与惬意。对外国人的汉语言专业教育,我们也要考虑到美育和思想领域的教育,这种教育靠什么?就要靠中国传统的文学。崔永华老师认识到对外国人的汉语言专业教育,也要利用课堂教学、语言实践活动和校园的文化环境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文化科学、身体、心理、审美、社会交往等各方面的素质的教育,培养勤奋学习、工作和团结协作的精神,使他们能成为适应国际社会需要的高质量人才。注意到了德育和美育的问题。中国传统的文学和艺术就是最好的载体。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留学生汉语言本科专业中国古代文学课承担着独特的责任,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和文化的教学,其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跨文化阅读与交际的能力,在教学体系中它既是文化类专业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起着汉语言专业的精神导师的作用,使留学生在学好汉语的基础上,能够体认中国的文化精神,让中国古代的优秀作品滋养自己的心灵世界。
二、留学生汉语言本科专业中国古代文学课的教学策略
基于留学生的汉语认知水平及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了解的局限性,在针对留学生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要充分考虑他们的实际情况,在教学中实施切实有效的教学策略,以帮助学生真正地体会古代文学作品的博大精深,能够激发学习热情,达到教学目的。从教学实际出发,笔者在从教的过程中积累了以下三方面的策略,收到了一定的教学效果。
(一)文学史发展脉络作品赏析作家地位三位一体的讲授策略
对于外国留学生而言,他们不似中国学生那样,在中小学阶段就对古代诗歌和散文有所接触,对古代文学有着感性的认识。古代文学于留学生而言,不仅具有语言文字的难度,也具有理解中国独特审美情怀、中国士人文化精神方面的难度,而后者的难度更大。讲授中国文学,留学生可以通过古代的经典作品体认中国士人的审美世界,家国情怀及思辨精神,这些毋庸置疑是语言的精华所在。另一方面,要想让他们能够真切地理解作品的优秀内涵与文艺特色,就要对文学的发展脉络,甚至是中国历史的大致走向有所了解。吕蔚老师也曾提到这一点,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古代文学课应当让学生对古代文学有一个史的了解,这一了解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哲学等基础之上的针对中国学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古代文学课一般称作中国文学史或古代文学史,要使学生掌握古代文学的发展流变,首先要对各种文体的演变历程有理性的把握,对古代文学各个阶段的特征也要有所掌握。对于留学生而言,我们对文学史甚至是文学作品的历史背景的介绍目的不同于中国学生,而是要通过文学史的简要介绍,让学生能加强对作品内容的深入理解,感知作者的写作动机与蕴含的感情。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很有必要对文学史的发展做以简要的介绍。经典作品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学课的中心内容,扫除作品中的古汉语语言障碍后,教师应着重将教学内容放在对作品的赏析上,让留学生仔细体会作品的美感和思想深度。古代文学课是以语言课为承载的文化及艺术鉴赏、审美鉴赏的课程。对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的艺术欣赏,从而感知中国文学的深厚与美感,是课程的一个重要意义,孙兰也在文章中指出,文学所承载的教学任务是什么?是文化的输入,也是审美鉴赏的输入。中国文学所追求的意境之美,是中国文艺美学的独特之处,言不尽意意在言外的境界都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集中体现。而这种以含蓄为主的文学面貌就形成了中国文学甚至中国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此,只有通过对经典作品的解读,才能让学生亲自去感知。
在对作品解读之余,也要给学生介绍重要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对名垂千古的作家的风格及其对后代的影响有较为理性的认知。比如在学习陶渊明的田园诗作的同时,学生也应该了解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教师应该介绍陶渊明对后代的影响及他的诗作的开创性,才能与作品的赏析交相辉映。我们在留学生的古代文学课上,要做到将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与优秀文学作品阅读赏析、作家的艺术特色及地位三者统一结合起来,让学生既对作品有感性的认识,又能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对古代文学的发展流变有一个清晰的把握。
(二)移情策略的有效实施
中国的《尚书尧典》就曾经提出诗言志,作为中国文学大观的诗歌,是历代文人表情达意抒发内心情感的工具,诗人们借诗来将内心的情志抒发得淋漓尽致。不论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亘古未有而孤独大气的内心独白式感慨,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灵动淡然,无一不体现出作者个人的独特精神气质与别样的情感世界,而这种精神、这种感情也正是后人所敬仰的精神丰碑。所以我们给留学生讲授古代文学,就是将我们的精神文化遗产,我们中国人所敬仰并传承的精神,传达给外国学生,让他们也能领会人类的精神高点,感受作者的真情实感。笔者在教学中,常常将作者所处的情境及生活境遇介绍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去体会,如果换成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想?是否与作者有相似的情感表露?有很多时候,留学生感受到,作者是代自己说出了心中要表达的语言。将作者情之所动,情之所处让学生来体会,可以增强学生对作品意蕴的理解,同时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这种移情的策略重在让留学生能够从情感上体认经典作品中蕴含的作者的情与志。笔者很赞同涂文晖老师的见解文学艺术最讲究传情,不能调动学生的感情,这门课就是失败。对外汉语教师在古代文学课上不仅仅是知识的传输者,更应当担负起情的搭建者。在文学巨匠和外国学生之间搭建起一座情感的桥梁,让我们的经典作品真正以情打动留学生的心灵,带给他们别样的情感体验,感受诗作中的韵味。
(三)通过吟诵体会古代文学作品的韵律美和意境美
中国是个诗的国度,诗歌在诵读的过程中更能展现其韵律美和节奏美。诗,读起来朗朗上口,余音绕梁。中国古代的蒙学即要诵读诗歌,孩童虽不通其意,然而在诵读的过程中已经慢慢影响了他们,使他们感知古文古诗,随着时间的推移,转而内化为生命的一部分,这就是文化的血液,文化的根基。同时我们也历来重视吟诵的意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即是也。在教学中,教师声情并茂地诵读,会将诗中蕴含的感情生动传情地传达出来,易于学生接受并乐于去认知。引导学生们自己去诵读作品,既可以体会汉语的韵律美,又可以增强学生的汉语语感,领会古诗中汉语的语言规律,语法规则,从而可以将学生的汉语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丰富学生的词汇量。
中国的诗歌十分讲解意境之美。诗作中往往会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汉诗之大美,也在于不可言说的意境。兴象玲珑不可凑泊是诗作的较高境界。这种韵味与意境仅仅通过讲授是很难体会的,必须通过阅读者的参与,即留学生要通过自己的诵读来感知其中所蕴含的意境,在诵读的过程中体会作品的意味悠长,获得美的享受。这种个体的审美认知是他人所代替不了的,因此在教学中要鼓励学生多诵读,从中获益。此外,一些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作品也应该适度要求学生们背诵,教师的吟诵以及学生的诵读和背诵的要贯穿教学始终。
除了上述三种主要教学策略外,教师也可以引导学生自己去写对优秀作品的读后感想,不必长篇大论,只要有自己的观点即可,重点在于让学生们从中得到了一些感受和启示,这是让学生能够内化所学优秀作品的一个方法。留学生的古代文学课与中国学生的教学有所不同,既要考虑学生的实际接受水平,又要兼顾知识点的讲授,引导学生对作品的理解欣赏,教师在教学过程应该分清教学轻重,不必面面俱到,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突出重点。
三、基于此教学策略的教学效果
篇4
陇东方言有四个基本声调(不包括轻声和变调),调类和普通话相同,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调值如下(以宁县方言为代表):
阴平31 阳平35 上声53 去声55
注:1.陇东方言的轻声调值为21,一般不另行标注。
2.陇东方言的单音节词均读本调,多音节词连读时往往有变调(连读变调从略)。
3.陇东方言有“语法变调”的现象,变读出一种长音来,如表示复数人称的“我的、你的、他的”,读作:?耷uo311di21、ni311di21、ta311di21;又如表“小”意的子尾词(名词及量词),不叠用则用读长音的单音节表示:盅子zhon553zi21、车子che553 zi21、盒子huo335zi21、腿子tui555zi21、样子yan555zi21,等等。
4.陇东方言的庆城话与西峰话,阴平调值为42,似与古入声有关。
(四)先周语言词汇
先周语言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化并延续了几千年,但流传至今有些方言字却被人们遗忘,使用时随心所欲,往往以同音字替代(这绝不等同于“通假字”),甚至名家小说以及权威性工具书中每每可以见到同音字替代现象。
概括来说,先周语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大体相同,但先周语言又有其“方言字、方言音、方言义”的特点,例如“”字,《新华字典》做为“邪”的异体字收录,《辞海》按“邪”的通假字看待,《现代汉语词典》干脆没有收录。
二、先周语言与普通话
(一)古入声与古韵
依王力先生的观点,中古汉语的去声大部分由上古入声变来。常见古入声字,在古中原官话中有60%以上派入了去声,但在陇东方言中,约80%派入了阴平。
1.古入声字分派
常见古入声字在普通话和今陇东方言中分派情形:
2.古“陌”韵
众所周知,在普通话中,“陌”读mò,“泽”读zé,“贼”读zéi,“黑”读hēi,“北”读běi,“侧”有cè、zhāi两读,“肋”有lè、lèi两读,“得”有dé、děi两读,“脉”有mài、mò两读,以普通话读音读入声韵的古诗词,无异于作茧自缚。何况,传统京剧中的韵白,还有将“贼”读zé,“黑”读hē,“北”读bō的情形(兰州话的读音与之类似),更加五花八门,无所适从。
在广义的关中地区,确切地说,在陇东地区,“陌”字的现代方言读音为mei31,中古读音应为mei42,则古“陌”韵的字至少在唐宋代全部读为ei韵,入声(调值为42)。中古时期的陇东方言读音代表着中古汉语(官话)的读音。
3.其它古入声韵
“药”韵读如yue,“缉”韵读如zei。
(二)汉语四声的演变
依王力先生的观点,汉语声调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他在《汉语诗律学》中写道:“上古的声调只有两大类,就是平声和入声。中古的上声绝大部分是平声变来的,少部分是入声变来的;中古的去声大部分是入声变来的,少部分是平声变来的。”这在北京话中是正确的,在陇东方言中未必如此。
上古的平声、入声的调值已不可考,就是中古的平、上、去、入四声的调值也不甚了了,只有近古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四声调类相同,但调值也不一定相同。语音学研究感到困惑的地方,就是古汉语有调类,无调值。本文给出古汉语四声的模拟调值如下:
平声35 上声53 去声55 入声42
(三)现代汉语的“文白异读”
众所公认,文言文即等同于古汉语,“文读”即文言文(古汉语)读音,“白读”即白话文(现代口语)读音,普通话是以(现代)北京音为标准音,因此普通话的书面语读音与口语读音的差异称为“文白异读”无可厚非,但各地方言是否都有“文白异读”问题,值得商榷。
无可争议,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书面语读音与各地方言的口语读音之间,有时有不一致的地方,这可以称之为“读书音”与“口语音”的区别,不可仿北京话有“文白异读”而在其他方言中也推而广之,将“文白异读”定义滥用,这样会引起混淆,甚至会导致错误。例如 “薄、削、角(色)、血、模、熟”等字,在许多方言中,读书音都是向普通话白话读音靠拢的,即与所谓的“白读音”接近,而口语音却与普通话书面语读音接近甚至一致,即与所谓的“文读音”接近或者一致。
陇东方言“文白异读”与北京话恰好相反:北京话文读音遵循文言文读音,白读音遵循白话文读音;陇东方言文读音遵循白话文读音,白读音遵循文言文读音。因为陇东方言所谓的“文读”,是按现代书面语来读,接近普通话读音(即白话文读音),而所谓“白读”,是按方言口语音来读,接近古汉语读音(即文言文读音)。
(四)汉语的尖、团音
篇5
关键词: 古汉语 梅县话 语音
梅县客家话不仅是该地主要方言,更是客家方言的代表话。现代汉语方言脱胎于古汉语进而独立发展,而梅县话保留了古代汉语的语音面貌。客家人根在中原,在南迁的过程中不忘保持自己的语言,保持了中原古汉语的主体成分。
梅州是客家人的聚集地,“梅县话”中“梅县”的区位,就是如今的梅江区和梅县区。梅县话是客家方言的代表话已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话节目均采用梅县话作为播音的标准化语音。
本文拟从声母对古汉语的保留情况、韵母对古汉语的保留情况和声调对古汉语的保留情况等三个方面,就梅县话对上古和中古汉语的传承性进行分析。
一、声母的保留情况
(一)古无轻唇音
“古无轻唇音”是钱大昕关于上古声纽提出的经典论断。具体指:上古语音系统中不存在非、敷、奉、微这一组声母,包含在了帮、滂、K、明之中。由于对古代汉语的继承性,在梅县话中,这个观点能够找到足够的方言事实加以佐证。梅县话对上古声母的保留情况如下:
1.非母字
上古的帮纽分化出中古的帮母和非母,以下非母字在梅县中就依然保留了上古的重唇音,如“飞”,在梅县话的口语中读作[pi44];“发癫”、“发{”中的“发”读作[pot1]。这类方言事实暗合了以上钱大昕总结的规律。再如“粪”念“[pun53]”。“斧”念“[pu31]”;“腹”则“[p‘uk53]”和“[puk53]”兼而有之,Labov(1994)认为,语言中的新、旧两式共存,而旧式必将被新式所取代。郭骏提出了过渡式的概念,指原有形式和新出现形式之间的中间状态。客家话中有很多字已经进入了“半存古”,譬如“非”母中“放”字有文白两种读音。
2.敷母字
对该母字的保留已不成体系,笔者只找出保留上古音的现象两例:其一是“孵蛋”的“孵”,梅县音为[p‘u53];其二与现代汉语相同,那就是“捧”字,该例字梅县音为[pu?耷31]。其他敷母字均已进入“新式”阶段,趋同于中古音[f]。
3.奉母字
“肥”在客家话中是“[p‘i11]”;狗吠的“吠”读作[p‘oi51],姓氏中的“房”字念“[p‘io?耷11]”。再如“辅”字,上古属于“K”纽字,但中古时期归入后起的“奉”母。在《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黄雪贞,2002)中,“辅导”一词中“辅”字被标注为[p‘u31]。
4.微母字
在非组字中,“微”母有两种读法[v]和[m],其中的[m]符合上古的重唇音。这同样可以佐证“轻唇归重唇”的规律,例字如下:微[mi11];袜[mat1];忘[mio?耷53]。值得一提的是“屁股”的说法。梅县地区说作[si53p‘u1],而香港粤语与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客话均把“屁股”的第二个音节的声母――双唇音[p‘]说成唇齿音[f]。
(二)古无舌上音
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提出“古无舌上音”,指中古的舌上音“知彻澄”组在上古时归入舌头音“端透定”之中。对此,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从“异文”、“读若和反切”、“现代汉语方言”等方面作了证明,其中,“现代汉语方言”的论据均选自闽方言。客家话中也可找到例字,但并不系统,如“知道”念“[ti44]得”;“值”客家话则说“[ti31]”。
(三)见精组字
古“见”“精”二组与细音相拼的字,在普通话或北方官话的大部分地区读t?揶、t?揶‘、?揶,而梅县话中却“见”“精”分明,与细音相拼的见组字读[kk‘h],精组字读[tsts‘s]。
对以上二组字的古读保存最完整的是闽方言和客家方言(杨剑桥,1999)。其中,梅县话的声母有十七个,但并没有t?揶、t?揶‘、?揶,这正是因为梅县话保留了见精二组与细音相拼的字的古音,而且是成系统的保留。例字如下:
精组:精[tsin44]、尖[tsiam44]、星[sen44]、信[sin53];见组:见[kian53]、家[ka44]、江[ko?耷44]、溪[hai44]。
(四)微喻疑影母字
零声母的形成可以追溯为汉语发展过程中的声母消失现象,普通话中的零声母主要来自中古的“微”,“喻”,“疑”和“影”母。其中,古“微”母字现在均以w或u开头,“喻”母分别派入u(w)或i,ü(y),“疑”母和“影”母字除同以上赡钢外,还有派入a,o,e的例子。梅县话则有别于现代汉语,与中古音趋同,所以零声母字远少于现代汉语。其声母主要以[v]、[n]、[?耷]、[m]开头,与中古各母字对应齐整。笔者把例字归为以下几类:
1.微母字
该母字有两种读法,分别以[m]和[v]为声母,如:袜[met]、忘[mio?耷]、网[mio?耷]、无[mo];万[van]、未[vi]。
2.喻母字
该母字仍保留声母的只有一种情况,读作[v],例字如:王[vo?耷]、胃[vi]、伟[vi]。
3.疑母字
该母字大多以[?耷]开头,如:牙[?耷a]、岸[?耷an]、昂[?耷o?耷]、耳[?耷i]、研[?耷an]、月[?耷iat]。
4.影母字
该母字的声母只有一种情况[v],例字如:挖[vat]、瓮[vu?耷]、枉[vo?耷]、温[vun]。
二、韵母的保留情况
(一)入声韵的成套保留
上古韵母分为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现代汉语普通话已无入声,梅县话却保留完好。上古汉语的入声字具有[p]、[t]、[k]三种塞音韵尾,梅县话对此进行了成套的保留。入声韵中的职部,锡部,铎部,屋部,药部,觉部,物部,质部,月部,缉部,叶部基本可以包含全部读入声韵的字,梅县话的韵尾与拟音基本完全一致,其中,锡、铎、屋、药、觉部字收[k],叶、缉部字收[p],物、质、月部字收[t]。
相比其他保留入声的方言,清塞音韵尾已趋于发喉塞音[ ],被有关学者看做是保留古代字音最多的闽南方言,在口语中,也倾向把清塞音[-p][-t][-k]韵尾发作喉塞音。梅县话则没有喉塞音(宫齐,王茂林,2011),无论文读白读,都对清塞音韵尾进行了成套的保留。
(二)阳声韵[-m]尾的保留
古阳声韵尾[-m][-n][-?耷]三分,而在普通话和汉语多数方言里,[-m]尾早已与[-n]尾合流为[-n],而梅县话则成套地保留了上古的三种鼻音韵尾,而且对应严整。笔者摘录的梅县话例字如下:
“凡、担、贪、衫、甘、含、庵”等字均收[-m]韵尾;“班、潘、环、繁、湾、单、泉、还、闲、顽、刊、山”等字均收[-n]韵尾;“邦、彭、猛、盲、横、城、声、程”等字均收[-?耷]韵尾。[-m]韵尾的字均来自侵部和谈部,笔者又比对了黄雪贞的梅县单字音表与王力的三十韵部表,其中收[-m]韵尾的字也全部来自侵谈二部。所以说,梅县话的[-m]尾是对中古韵尾系统的保留。
三、声调的保留情况
据《梁书・沈约传》,中古声调分平上去入四声,清朝张成孙的《说文谐声谱》则对四声进行了描写:平声长言,上声短言,去声重言,入声急言。关于“平分阴阳,浊上变去”的演变规律,梅县话却与共同语无异,所以梅县话对古代语音传承的最主要特点在于系统性地保留了古入声,入声字举例如下:
“法、答、塔、踏、鸭”等字收[-p]韵尾;“八、泼、伐、挖、结”等字收[-t]韵尾;“百、魄、白、麦、尺”等字收[-k]韵尾。然而,但梅县话又分阴入与阳入,其中,“全、次清入声归阴入,全浊入声归阳入”,例字如下:
(1)古入声清声母字今于梅县话中归阴入:急[k1]、割[kak1]、八[pat1]、节[tsiet1]、摘[tsak1]。
(2)全浊声母字归阳入:习[sip5]、舌[set5]、滑[vet5]、直[ts’?藜k5]、石[sak5]。
(3)次浊声母字部分归阴入,部分归阳入:脉[mak1]虐[?耷iok1]肉[?耷iuk1]等字归阴入;麦[mak5]末[mat5]捋[lok5]等字归阳入。
梅县音对入声进行了成套保留,清入声全部保留在阴入中,全浊入声则全部保留在阳入,可见于古代汉语割不断的源流关系。
四、结语
笔者用大量的语言事实,对梅县话与古代汉语语音上的源流关系进行了梳理,从声韵调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肯定了梅县话的典型性及它对古汉语传承的系统性。其中,梅县话对古代汉语语音的传承性主要体现古声母、入声韵和入声的保留上。另外,对整套鼻音韵尾的保留也是研究古h语语音的极佳材料。在声调方面,虽然古代的调值我们无从考证,但梅县话在调类上成系统的存古。
参考文献:
[1]Labov,W.Principles of language change:Internal factors.Oxford:Blackwell,1994.
[2]杨剑桥.“尖团音”辨释.辞书研究,1999(4):150-154.
篇6
“我”以前也是怀着莫名的兴奋盼望和欣赏着每一场大雪的,但直到14岁“我”对寒冷有了新的认识。“我”14岁那年独自一人到沙漠中去砍柴,“寒风把你从家里带出的那点温暖搜刮得一干二净,让你浑身上下只剩下寒冷。”“但那个夜晚并不比其他夜晚更冷。”唯一不同的是作者内心的感受不同:“那夜一野的寒风只吹着我一个人。”而“我”花了一天半,付出冻伤一条腿的代价拉着半车柴火回到家时,“父亲一见就问我怎么拉了这点柴,不够两天烧的”,口气中带着责备,没有一点点的关心。这种刻骨铭心的“寒冷”的记忆,一方面缘于恶劣的自然环境,但更重要的是当时巨大的生存压力致使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缺少关爱,才使人内心变得莫名的孤独。
文中写姑妈的文字也让我们非常寒心。姑妈孤苦伶仃,很需要亲人的关怀和情感的慰藉,她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天热了,让你妈过来暄暄”,她想姑嫂两人一起晒晒太阳,拉拉家常。而“母亲”的反应是“只是望望我,又忙着做她的活”。其实母亲当时也很无奈,因为她也有五六个没长大的孩子要照顾。
小说家斯诺曾说:“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处境都是悲剧性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孤单的,有时我们通过爱情或感情或创造性要素来逃避孤独,但生命的喜悦只是我们给自己造成的聚光点,道路的边缘依旧漆黑一团,我们每个人都将孤零零死去。”对于姑妈来说,在她人生冬季到来的时候,她既遭受了寒风的吹彻,同时灵魂也遭受了孤独的销噬,她唯一的愿望就是与“我”母亲拉家常,姑妈是想通过感情的要素来驱逐或逃避内心的孤独。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姑妈都走到了生命的冬天。
然而,姑妈还是死在几年后的一个冬天,之前她盼望的“春天”一直没有光顾她低矮的土屋和寒冷的心田。“我”和“我”的家人被冬天的雪、冬天的寒风冷了心境,生活的奔波,让我们忘却了河对岸的亲人,感受不到她的关切与渴望。直到姑妈在寒冷的冬天离去,才使人思忖起姑妈曾经的话语。
篇7
1、 切合,相合:适当;适龄;适销;适度;适应。
2、 舒服:适意;舒适。
3、 刚巧:适中;适值(恰好遇到);适可而止。
4、 刚才,方才:适才(刚才)。
5、 往,归向:无所适从。
篇8
上古直到中古时期,汉语语音音系没有现代汉语的j、q、x声母,只有z、c、s声母与i及ü拼合而得的尖音音节,按照昆曲的分法,凡z、c、s声母的字都算尖音字。现代汉语的有些方言中仍然有尖音,例如粤语(广州话)的“酒”,读音为ziǒu,不懂得尖音的人误以为读音是zǒu。现代陇东方言虽无尖音,但对许多古尖音字的读音与普通话有很大不同,倒是与古尖音非常接近,只不过声母换成了j、q、x而已。
古汉语发展到今天,就全国范围而言,尖音已基本消失,但在许多地方存有尖音的“痕迹”,通过这些蛛丝马迹,可以看出古尖音的演变乃至消亡的历程。
古汉语中“足、促、俗”的拟音大致为zü42、cü42、sü42,普通话中此三字的声母分别为z、c、s,今陇东方言中此三字的声母分别为j、q、x,可以想见,在古代某个时期,长安地区、陇东地区、中原大部地区及中国其它许多地区的读音都是足zü42、促cü42、俗sü42,北京地区开化较晚,唐代尚属幽州管辖,不足以成为汉语的尖音现象的代表音。到了金、元时期,大都(北京)成了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大都语音对汉语读音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但还未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周德清的《中原音韵》的刊行,将近代汉语语音规范到了“阴阳上去”四声的圈子里,入声几乎全部消失,尖音基本消失。尖音消失的结果是j、q、x声母的出现。那么,j、q、x声母是怎样从古汉语中分化出来的呢?很有可能从尖音字的声母演化而来。
汉语方言中有一个普通话缺如的单韵母[Ч],[Ч]韵母的发音方法与国际音标的[r]与[z]相似,属于舌尖中音,其发音效果介于普通话“如(ru)”与英语单词“zoo”之间,在汉语方言中,可单独作韵母,也可作介音构成复韵母,本文为了拼写方便,采用普通话的u韵母代替方言的[Ч]韵母,因为陇东方言中zh、ch、sh、r诸声母的合口呼字的韵母或介音全是[Ч]而不是u,因而不会引起混淆。如陇东方言的代表话宁县方言有zhu、chu、shu、ru、zhua、chua、shua、rua、zhuai、chuai、shuai、zhuan、chuan、shuan、ruan、zhuan、chuan、shuan、zhui、chui、shui、rui、zhun、chun、shun、run、zhuo、chuo、shuo、
ruo、zhon、chon、ron等三十多个音节,辖有常用字四百多个。
《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甚至连《新华字典》这样的常用工具书,在注音时都说明:“趋”,“趣”,古又同“促”;而“促”,“蹙”,“蹴”三字同音,推论是:上述五字古代属同音字,后来分化出了不同读音。
上古时代,确定无有j、q、x声母,因此,上述五字读音若相同,拟音用国际音标表示应该是[ts‘Ч42](古尖音、入声)。到了中古时代,上述五字的读音在中原广大地区演变成了cü42(古尖音、入声)。近古时代,上述五字的读音仍然是尖音,有明代的《洪武正韵》的反切音为证,至少在读书人圈子里是这样。但是,元代周德清按照当时汉语白话音的实际读音(以大都官话读音为代表)记录编纂的《中原音韵》刊行以后,加速了白话读音的普及,于是,加剧了尖团音的分化,上述五字在北京官话中,“促”、“蹙”、“蹴”成了典型的团音cù,“趣”、“趋”读成尖音(cü);而陇东方言把“促”、“趋”、“趣”读成了尖音cü42,“蹙”、“蹴”依旧读成[ts‘Ч] 42(古尖音、入声)。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以上五字的读音从略。
以“朱、出、书、入”为例,普通话读作:zhū,chū,shū,rù,今陇东方言读作:[tsЧ]31,[ts‘Ч] 31,[sЧ] 31,[zЧ] 31,而中原地区中古拟音为:zhǖ、chǖ、shǖ、rǜ,可以将中古音称为“准尖音”。
上古时代,“足、竹、举”同音,现代普通话分别读作:足zú、竹zhú、举jǔ,读音差异很大,全是团音,已看不出尖音的痕迹,但现代陇东方言分别读作:足ju31、竹[tsЧ]31、举ju53,读音非常接近,有尖有团,通过[Ч]韵母就把它们统一起来了。
以上推论的演变过程,解释了由古尖音声母分化出j、q、x声母的一种来源,是关于ü韵母字的一种演变模式,而在此演变过程中,陇东方言的[Ч]韵母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宁县的盘克话,把普通话zh、ch、sh、r声母拼合口呼韵母u的字,韵母都变成了-i(实际上是[~]),而zh、ch、sh、r声母与u作韵头的韵母相拼时,韵头全部丢失。(有个关于盘克话的段子:一出chī门看着chē柳树shì上拴shān了一个老rǐ牛,尿得chǎcha哩。)镇原话把普通话zh、ch、sh、r声母拼合口呼韵母u的字,声母变成了z、c、s、[z],韵母都变成了-i(实际上是[J]),而zh、ch、sh、r声母与u作韵头的韵母相拼时,声母变成了z、c、s、[z],韵头全部丢失,这种语音现象也视为为“尖音”。(有个关于镇原话的段子:顺sèn住cǐ朱zǐ家庄zān转zàn过去就是钟zēn家川cān。)
篇9
形容词致使结构附加成分考察
俄藏黑水城易类文献疑难词句解读
“厌胜”之词义考辨及相关问题研究
浅谈《广韵》训释中的组词为训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增补“所以”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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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汉语回指代词宾语类受事话题句的衰落及其原因
中古汉语双音节“×来”式时间语词再考察
从语篇角度分析上古汉语的“初”和“昔”
晋语表轻贬意义的句末语气词“还”
两汉方言词历史演变研究综述
方言词语谐音理据研究
分化型双音合成词中心语素的分化条件
论汉语词义对词典单音多义词义项排序的影响
《现代汉语词典》收录多义离合词分析
从同一性看量词与名量兼类
关于主观性和主观化学说的反思
中小学语文教学语言学指导理论的语用学转向
现代汉语歇后语结构的动态考察
台湾国语“VP说”的变异性考察
现代汉语定中黏合结构研究综论
论古汉语介词“以”的基本功能——伴随格
《汉语大词典》收双音假设连词书证义项商补
梁僧伽婆罗译《孔雀王呪经》“梁言”词例释
现代汉语方言“采摘类词”的共时差异及成因
试论动词性短语向区别词的转化
汉语辞书辅助表达功能的发展演变研究
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词汇问题举隅
构建“中国语用学”的三个基本问题
时空词语“前”、“先”的古今词义对比研究
“止戈为武”辨证—兼谈中国传统战争思想
论郑玄《周礼注》从泛时角度对字际关系的沟通
毛亨、郑玄、孔颖达《诗经》修辞训解比较
时刻”的语法化——兼论汉语名词的副词化机制
历史语法学中的一个悖论与古代汉语的双宾语结构
篇10
第一节 陇东方言是汉语最主要的基础方言
由于西周的首都在镐(hào),其地距长安(今西安市)甚近,可视为长安即周都,后经汉、唐盛世,长安成为闻名世界的古都,故后人一般都以为古长安方言是古汉语的代表话即母体语言,殊不知长安方言是流,不是源,真正的源头语言是先周语言,是先周部族长期生活过的陇东地区的方言,因此,先周语言才是古汉语的母体语言。
先周语言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代表作即为《诗》、《书》。秦汉时期的汉语(书面语)仍然以先周语言为母体语言,这在《说文解字》中可以得到明证。唐诗、宋词用先周语言来读显得非常押韵,说明唐宋时期的汉语依然与先周语言高度一致。至于明清小说中反映出的先周语言的广泛应用,还是说明了先周语言与古汉语的一致性。
先周语言的主要特点:1.与普通话的音系完全一致;2.有古汉语的尖团音;3.先周语言与部分古韵及文白异读一致;4.先周语言代表了古汉语的声调。
所谓先周,是指周王朝建立之前的时代,它与夏、商并存,历经1000余年。先周发祥地在邰地(今陕西武功),但先周最重要的发展时期是在陇东(古“”bīn国,旧文献作古“豳”国)度过的,历经500余年。其间公刘、庆节父子在“京”地(今甘肃宁县)建立了古国,公刘及其后的先周诸王成为西北地区诸侯心目中的“天子”(沈约说“诸侯以天子礼待公刘”)。先周传至古公父,又离开豳地迁往岐下(今陕西岐山)。
先周语言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代表作即为《诗》、《书》。秦汉时期的汉语(书面语)仍然以先周语言为母体语言,这在《说文解字》中可以得到明证。唐诗、宋词用先周语言来读显得非常押韵,说明唐宋时期的汉语依然与先周语言高度一致。至于明清小说中反映出的先周语言的广泛应用,还是说明了先周语言与古汉语的一致性。
一、先周语言的内涵
(一)先周语言的形成
汉语是汉民族的共同语,又是国家的官方语言,汉族人口在全国人口中占到95%以上,因此汉语在全国的文化交流活动中地位非常重要。
在中国这样广阔的地域里,历史上形成了许多方言,但最初的汉语书面语是在哪种主要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但是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的见解(某些人著书立说,主张古汉语起源于粤语,实乃偏见)。依日本著名的汉学家桥本万太郎先生的说法:汉语的晋方言较多地代表了汉语的口语层,秦方言较多地代表了汉语的文言层。笔者比较赞同这种观点。无论如何,夏朝的国都在山西,说明山西开化较早,其语言对汉语当然有较大的影响,而秦方言,准确点说是秦陇方言,再具体点说是陇东方言(先周语言),奠定了汉语书面语的基础并进而形成了汉语的构架与体系,历经几千年的发展,终于演变成了今天的普通话。
中国历史,较详细的文字记载始于周代,其最主要的代表作是《诗经》、《尚书》、《周礼》等。周王朝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语言文字的统一,形成了西周初期的“普通话”――主要代表是后世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诗经》――西周官话,但它的基础方言却是先周语言。
所谓先周,是指周王朝建立之前的时代,它与夏、商并存,历经1000余年。先周发祥地在邰地(今陕西武功),但先周最重要的发展时期是在陇东(古“”bīn国,旧文献作古“豳”国)度过的,历经500余年。其间公刘、庆节父子在“京”地(今甘肃宁县)建立了古国,公刘及其后的先周诸王成为西北地区诸侯心目中的“天子”(沈约说“诸侯以天子礼待公刘”)。先周传至古公父,又离开豳地迁往岐下(今陕西岐山)。
先周迁往岐下历时不足百年即灭商建周,岐下时日甚短,不足以在语言文字方面形成新的体系,因此,先周语言应以国语言为准。
西周政权建立以后,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语言,这里所指的主要是书面语言。西周初期统一全国语言时使用的是周族的语言,即先周语言,也就是规范化了的古陇东方言。以后的长安官话、洛阳官话、汴梁官话、临安官话、南京官话、北京官话,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由于西周的首都在镐(hào),其地距长安(今西安市)甚近,可视为长安即周都,后经汉、唐盛世,长安成为闻名世界的古都,故后人一般都以为古长安方言是古汉语的代表话即母体语言,殊不知长安方言是流,不是源,真正的源头语言是先周语言,是先周部族长期生活过的陇东地区的方言,因此,先周语言才是古汉语的母体语言。
(二)先周语言概貌
先周语言(陇东方言)今通行于陇东地区、关中地区及陕、甘、宁、青等省的许多地方,但除关中地区外,其他地区的方言几乎都没有前鼻音尾韵。
先周语言(陇东方言)的代表语言――早胜话,包含了普通话所有的声母和韵母,音节数也大致相当。另外,先周语言还有几个特殊的音素:声母[?耷],韵母[Ч]和[щ]。零声母字也有较大差异。
先周语言(陇东方言)的声调不可考,应该有入声,上古时期可能只有平声和入声,到中古时期形成完备的平、上、去、入四声,现代陇东方言有阴、阳、上、去四声。
(三)先周语言音系
1.声母
声母共有24个,包括半元音y、w(不包括零声母符号),与普通话相比,多了一个“?耷”(该声母主要见于人称代词“我”及其形声字,还有一些古“疑”母字),常见字有“我、俄、蛾、鹅、饿、讹、厄、恶、萼”等,有的地点方言读?耷e,有的地点方言读?耷uo,声调依字而异。
另外,普通话的开口呼零声母字,如“爱、安、恩、偶”等字,陇东方言是n声母或?耷声母;普通话的部分齐齿呼零声母字,如“牙、眼、咬、硬”等字,陇东方言是n声母的齐齿呼。
极狭隘的地点方言间或会出现[v]、[z]、[pf]及[pf‘]的声母,但不具代表性。
2.韵母
陇东方言大部分地点方言缺乏普通话的前鼻音尾韵,普通话的其他韵母全有,陇东方言又有几个独特的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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