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级债券范文
时间:2023-04-06 11: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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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实际上,市场约束机制并不是一个新的构架,它早已存在于国际银行业的实践中。市场约束主要是指:存款人、债权人、银行股东和银行的交易对手等利益相关者都会随时关注其利益所在银行的经营情况,并在其认为必要的时候采取一定的措施,与该银行有关的利率和资产价格,从而通过市场对该银行的经营产生约束作用。对于高风险的银行,其债券持有人可能要求更高的利息,交易对手将要求较高的风险价差、额外的抵押物等,使银行付出更高成本。而被视为经营稳健、管理完善的银行则会从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更有利的条件。这样,市场压力将鼓励银行有效配置资金,控制风险。
以上所描述的市场约束机制的存在是以利益相关者在银行持有一定的金融资产为前提的,具体是指各种金融产品或金融工具,而不同的金融产品或金融工具形成的市场约束能力是不同的。次级债券则是一个被广泛认为具有很强的市场约束力的金融工具品种,因而受到监管当局的关注;同时由于它可以被当作附属资本计入资本充足率,所以也受到银行的欢迎。甚至已有专家学者向国际银行监管当局建议:强制各银行以资产为基数定期发行一定比例的次级债券以强化市场约束作用。阿根廷中央银行则已经采取了这种做法。因此我们有必要充分认识这种债券品种及其市场约束机制。
次级债券是指在清偿顺序上排在存款和高级债券之后、优先股和普通股之前的债券品种。次级债券的特点是:一方面,在银行破产清算时,其获得偿付的顺序是相当靠后的,仅排在银行的权益之前,所以风险相当大;另一方面,作为债券,其持有人只能获得发行条件载明的固定利息和本金金额。虽然其利息可能高于同等发行条件的高级债券,但毕竟是相对固定的。从另一角度表述这两个特点,即次级债券持有人不可能分享银行的超额收益,但却承担了较大的违约风险。对银行的负债和权益及其特点进行,我们可以发现,虽然银行的利益相关者都密切关注银行风险,但是他们对银行风险状况的态度还是有区别的:存款人获得偿付比较靠前,在一些存款保险制度相当完备的国家,比如美国,存款人倾向于相信政府会在银行危机时挽救他们的资产,因此他们对银行经营中的风险状况相对漠然一些。股东则因为可以获得存款人和债权人分配后的所有剩余超额利润,所以具有尽量增加银行利润的动机。而银行利润既可以通过稳健而优异的经营获得,也可以通过承担高风险获得,所以银行股东们并不拒绝高风险高收益的交易。在银行出现危机时,股东们更倾向于“赌一把”,以挽救银行,保住他们的权益。因此股东们是相对偏好风险的。剩下的债权人当中,由于获得偿付顺序的原因,高级债券持有人以及其他偿付顺序靠前的债权人对银行风险的关心程度显然不会比次级债券持有人高。于是次级债券持有人便成为了相对坚定的“银行看护者”,随时关注银行的风险状况,并通过市场机制对银行经营形成制约。正是由于次级债券的特点决定了其在市场约束方面的独特作用。具体而言,其市场约束机制体现在:
1.次级债券发行之时,其定价是直接与银行的风险相联系的。国际知名评级公司(如标准普尔和穆迪)对次级债券的评级往往比同一发行主体的高级债券要低一档,而高级债券的评级一般比银行自身的评级低。这样,一旦银行经营风险增大,银行自身的信用级别有所降低,次级债券的评级也会随之下降,并可能处于相对不利甚至投机级的档次。这样,银行必须为次级债券支付更高的利息才能保证对投资者有足够的吸引力,这对银行的总体负债成本是不利的。即使银行的评级没有变化,只要债券市场的投资者认识到银行的高风险状态,其要求的次级债券发行的风险补偿也会提高,发行条件也要苛刻。所以,次级债券能够通过一级市场激励银行控制风险,获得较好的信用等级。
2.根据银行利益相关者对银行风险态度的比较结论,银行次级债券持有人在该债券存续期间,都有最强烈的动机随时监督该银行的风险状况,并通过二级市场的活动对银行形成影响力。次级债券持有人有可能遭受损失,但绝不可能享受到银行因承担额外风险所获得的超额收益。从这种监督的角度看,次级债券持有人的出发点和所起的作用与监管当局是一致的。一旦次级债券持有人认为银行风险超过他们可接受的程度,他们就会抛售所持债券,该次级债券在市场上表现就很差,就会造成银行声誉的损失,使得该银行以后在市场中难于被投资者认同。同时,《新资本协议》确认了银行可以利用外部评级为依据其风险资产,外部评级是公开信息,这样,对于银行是否因向高风险贷款而承担了额外的风险,次级债券持有人可以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对银行的约束就更为有效了。由于次级债券持有人的监督作用,次级债券在二级市场的表现某种程度上就是该银行经营风险状况的反映,这客观上对银行起到一种约束作用。
3.在银行经营业绩极度糟糕或发生危机之时,银行的股东总是尽可能地拖延破产申请时间,以期在某一次或几次冒险中能恢复银行的活力,挽回他们的损失。而一旦申请了破产,他们便什么机会都没有了。相反地,次级债券持有人则会要求尽可能快的关闭银行,以防止他们损失更多。这样对于防止银行股东隐瞒经营现状,承担不必要的风险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同时,尽快处理或关闭有问题银行对于整个银行系统的稳定和信誉也是有利的。
4.虽然次级债券持有人在银行发生危机时会要求尽快关闭该银行,但在银行经营遇到可以克服的困难时,次级债券持有人却不能随时“溜掉”,扔下银行不管。这是因为次级债券期限较长,一般在五年以上,只要债券没有到期或者没有被赎回,其持有人就必须以所持债券金额对银行负责。在银行遇到困境时,该银行的次级债券价格波动会增大,交易量也会增加,表现出很高的流动性,但最终会有投资者持有该债券。所以,总体而言,次级债券持有人不可能都轻松出局。作为利益相关者,他们必然会要求银行根据现状制定可行的战略或者应急措施,以改善资产质量,提高盈利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使包括次级债券持有人在内的投资者减少或不遭受损失。
以上所描述的次级债券的市场约束机制有一个重要的基础,那就是可靠而及时的银行信息披露。这些信息包括银行的经营战略、授信程序、财务状况、资产质量、准备金水平、盈利能力、风险状况和风险管理机制等。真实、全面、规范和及时的信息披露有助于次级债券持有人对银行进行全面的风险分析和评估,判断银行的清偿能力,并通过上述机制采取相应措施,形成市场压力,监督银行的经营和管理。
在我国,尚无发行次级债券的先例,一些学者和银行业人士
正在积极该种类型债券的。如果次级债券得以推出,也算是一种创新。特别是在当前商业银行监管亟待加强的形势下,次级债券的市场约束作用将形成对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有力补充,但是,由于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金融体制改革也处于进一步深化过程当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无论是从资产总额,还是从市场份额来衡量,都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即使次级债券在近期推出,其市场约束作用也要受到削弱的,这主要是因为:
1.我国银行业的透明度不高,信息披露有待进一步规范。目前我国针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要求相对较为严格;对上市商业银行,证监会了《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制规则》第1、2号等;而对非上市银行,特别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并没有制定强制和规范的信息披露法规,银行经营和管理的信息不能通过有效的披露机制或传播渠道让市场参与者及时知晓,客观上也存在着银行故意隐瞒不利信息的道德风险。没有准确及时的信息,包括次级债券持有人在内的市场参与者也就无法做出判断,采取有约束力的行动,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在和银行打交道的过程中出现逆选择行为,不但会削弱市场约束,对经营稳健的银行也是不公平的。
2.我国的金融债券和债券市场发育不成熟。一方面这两类债券的发行量和交易量都没有形成很大的规模。银行次级债券即使获准发行,短期内也未必能达到理想的
流通量。流动性不足,市场的有效性受到限制,价格波动对发债银行的风险的反映就会不敏感或者反映不充分,市场参与者和监管当局对银行风险的判断就会受到,这也会削弱次级债券的市场约束力。另一方面,目前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市场的投资者不够成熟,他们在债券发行之时往往还比较关心发行主体的经营状况或者市场声誉,而在债券存续期内则未能对发行主体形成有效监督。这种现象如果发生在次级债券持有人群体中,那么次级债券就演变成另外一种简单的投资工具,不能体现出其特别设定的发行条件的约束力含义。另外,次级债券市场不成熟也会加大银行监管的成本,因为监管当局不但不能寄希望其有效发挥作用,还必须对其规范运作进行检查和监督。
3.我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缺乏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目前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治理机制和大部分国有企业并没有实质差别,银行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缺乏有效的约束和激励。作为所有者,政府为银行设定的长期经营目标是盈利最大化,但短期目标有可能多元化,这影响了所有者对银行进行以盈利能力和成本控制为核心的业绩考核,其设定的激励约束机制也未能完全体现商业化和市场化导向。这样,即使:(1)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跟上去了;(2)针对银行经营中出现的问题或风险增大的趋势,市场也迅速做出了反应;(3)市场反应比较充分恰当,但是银行经营者们未必有动机及时按市场参与者希望的那样改善管理,控制风险。
以上三个方面都有可能削弱次级债券的市场约束作用,同时,这四个方面也可以被看作是市场约束这一监管支柱在我国总体上都会受到削弱的部分原因。这些的政策含义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我们应该加强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进一步深化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体制的改革。
篇2
关键词:次级债 风险 债券市场
随着我国全面实施巴塞尔新协议目标期的日益临近,我国商业银行特别是上市银行正通过多种渠道来补充资本以达到监管的要求,而发行次级债券就成为了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最优路径。
由于次级债券的发行对提高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商业银行具有强烈发行次级债券的冲动,特别是一些资产质量较差的地方性商业银行,纷纷将其作为提高资本实力的一道捷径;与此同时,市场对次级债券的认同感也较强,特别是出于政府隐性担保的考虑,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均将次级债券作为投资级债券来看待,商业银行、基金等投资机构大量持有商业银行次级债券,特别是各大商业银行之间互相持有。因此,我国次级债券发行市场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不论是发行总量还是投资者数量自2006年短暂调整后都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但是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工具,次级债券的偿付顺序较为靠后,隐性风险较大,因此,对于次级债券发行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次级债券发行及定价中的风险因素就成为了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自身重点关注的课题。
我国商业银行次级债券主要特征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次级债券的发行能够快速补充资本和提高资本充足率,但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券也并非无风险负债,对于发行银行而言主要存在发行失败、成本高企和二级市场价格波动等方面的风险。而这些风险的存在又导致了商业银行在确定次级债券利率时面临两难境地:如果发行利率过高,将加重商业银行自身的债务负担,影响盈利能力;但如果利率过低,又会存在发行失败的风险。对于市场投资者而言,他们是次级债券信用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如果次级债券利率并未完全体现风险因素,存在低估,一旦发行银行出现财务危机,必将给投资者造成较大损失。但从我国已发行次级债券的定价整体情况来看,发行利率并未真正体现风险与收益的匹配,风险溢价因素考虑不充分。
(一)我国次级债券发行利率水平较低
从次级债券的性质来看,它的发行期限一般不低于5年且清偿顺序是优于股本权益低于公司一般债务,因此,次级债券的这种期限长、无担保、索偿权靠后的特点,决定了其利率必然高企。国外次级债券简易定价方法一般是在同期限国债收益率的基础上加上金融债券的信用补偿溢价(我国目前一般为30-40BP),因次级债券的“次级偿还”性,还要加上次级风险溢价,大约也是20-40BP。如果按照这一方法,目前5年期国债利率为6.1%,则次级债券的利率应在6.9%左右,而我国已发行利率水平最高的浦发银行次级债券也只有5.94。我国次级债券发行利率偏低很大程度上是与商业银行互相持有次级债券有关。因为,商业银行之间互相持有次级债券,出于个性的理性考虑,商业银行在制定发行利率时往往会压低发行利率,从而使我国次级债券发行利率整体偏低。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发行利率相同、购买金额相同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之间相互持有次级债券可能变成一个账面上的数字游戏,商业银行之间无需发生实质的资金转移,而同时提高了资本充足率。 因此,银行之间相互持有次级债可能引发的巨大系统性风险是不能忽视的。因为,其中任何一家银行出现偿付危机,都可能引发金融恐慌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
(二)我国次级债券利率并未体现评级的差别
对于投资者而言,分析发行银行的财务状况以及还款能力存在较大的调查成本,因此,人民银行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的金融债券都要求由第三方独立的评级机构给出投资资信等级,投资者以资信等级为基础来进行投资策略。由于我国资信评级机构普遍规模较小,专业性不强,评级结果权威性不够,导致社会接受程度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次级债券留下了隐性信用风险。从目前已发行的次级债券的资信等级来看,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信等级要高于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主要依据在于国有商业银行存在国家的隐性担保主体资信等级较高。较高的资信评级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倾向于低利率策略发行次级债券,降低发行成本。同时较高的评级结果也会误导投资者认为次级债券是低风险投资品种,而降低了风险意识。而且我国次级债券的资信等级差别并未在发行利率上得到充分体现。
(三)次级债券的发行会导致商业银行财务负担加重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一般经营情况良好、具备较强盈利能力的商业银行,在资本充足率暂时不足时采取发行次级债的方法补充资本,而我国的商业银行盈利能力还非常有限,是否有承受次级债券高成本是发债银行必须考虑的问题。我国目前次级债券发行总量为2000多亿元,这就意味着商业银行利润每年将减少80多亿元,因此,导致盲目发债可能会加重银行的成本负担,恶化银行的经营状况。
我国商业银行次级债券风险因素分析
在对商业银行次级债券的风险分析中,笔者发现债券的信用等级、债券的选择权以及其他金融子系统的回报率对次级债券的利率产生影响。为了检验上述因素对次级债券利率影响程度,本文选取从2004年7月到2007年12月41期评过级的商业银行金融债券为实证样本,通过实证数据来分析影响次级债券风险溢价的因素。
本文选择国债作为无风险债券,以次级债券的发行利率与无风险利率之差来确定其风险溢价。在确定每一期银行债的风险溢价后,将尝试用一系列变量去解释风险溢价的构成。
首先,设定参数变量。对公开评级结果进行分类,以A-为基准构造虚拟变量。RATE1代表A+,RATE2代表AA-,RATE3代表AA,RATE4代表AA+,RATE5代表AAA。以选择权为基准构造两个虚拟变量:发行人选择权(OPTION1)、投资者选择权(OPTION2)。以浮动利率为基准构造1个虚拟变量:FLOF代表浮动利率。为衡量债券市场上资金的供给程度,本文采集了债券发行当月的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率(DRG)作为变量。同时采用股票市场的收益率来衡量金融市场其他子系统的收益率,而股票市场的收益率是以较有代表性的上证指数的月平均指数的增长率(SIG)来描述。另外,本文还考虑了通货膨胀对次级债券利率的影响,采集了自2004初年至2007年8月的CPI同比增长率作为样本数据。
通过上述分析,将每一期银行债券的风险溢价作为因变量,上述所描述的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构建了如下方程:
对上述方程采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经过一系列调试,剔除非显著性变量发行人选择权(OPTION1)、投资者选择权(OPTION2)、月平均指数的增长率(SIG)、每期债和CPI同比增长率,得到以下只包含显著变量的基准模型,在解释变量中,回归的显著变量为评级机构给予的级别、债权优先级别、付息方式以及存款准备金变动率。模型解释了76%的商业银行债券风险溢价的波动。
风险溢价 = 0.017-0.0042*RATE2- 0.0057*RATE3-0.0068*RATE4- 0.0069*RATE5-0.009*TYPE1- 0.0088*TYPE2+0.048*DRG- 0.0041*FLOF+ ε
从表1来看,评级结果与商业银行债券的风险溢价显著相关。当评级机构给予的级别越高,市场所索要的风险溢价越低。其中,当债券级别为AA-时,利差相对于A-级债券下降41个BP(Basis Point);级别为AA时,下降57个BP;级别为AA+时,下降68个BP;级别为AAA时,下降69个BP。但是市场对A+级债券与A-级债券所索要的风险溢价并无显著不同。在考虑了债券评级结果后,市场仍对债权的优先级别有反应:市场对债权优先级别更高的金融债、次级债所索要的风险溢价显著低于其对混合债索要的风险溢价。其中,次级债的利差比混合债的利差低90个BP;金融债的利差比混合债的利差低88个BP。通过系数限制测试,发现次级债特征与金融债特征对利差的贡献程度并无显著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市场认为混合债的违约损失程度并未被充分考虑,因而进一步拉开混合债与次级债、金融债之间的风险溢价差距。如果发行人发行浮动利率债券,将会显著降低市场对债券索要的风险溢价。浮动利率债券与无风险债券的利差比固定利率债券的利差小40个BP。投资者投资债券所面临的一大风险来自市场利率的波动,浮动利率债券有效地降低投资者对利率波动的风险暴露,因此投资者索要的风险溢价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对债券发行的风险溢价有显著影响:当央行上调准备金率时,债券的风险溢价显著上升。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因此利率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资金的供给和需求。由于银行是债券市场的主要参与者,银行可动用资金的充裕程度对债券市场的资金供给有相当大的影响。一旦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债市中的资金供给很可能下降,这将导致资金的价格上涨,最后导致利率上涨。结果显示,不仅利率整体上涨,风险的价格也随着资金供给的下降上涨。
我国发行次级债券的对策建议
在上述实证分析中,评级机构给予的级别、债权优先级别、付息方式以及存款准备金变动率是影响商业银行次级债券风险溢价的主要因素。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应关注这些因素对风险的影响,借鉴国外成熟经验,按照规范化、标准化、市场化的要求,不断完善科学定价体系,创新设计多样化的债券交易品种。
首先,要加快评级机构建设。从“次贷危机”事件可以看出,评级机构在债券投资中具有重要作用,它是风险的最主要把关者,因此,在控制和防范次级债券的风险过程中,必须加快评级机构的建设,通过机制创新、人才培养以及国际合作等形式,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和竞争力。
其次,要精心设计发债方案。特别是银行发行次级债券的最佳总量以及其对总资产的比例水平。发行的总量过高, 无疑会增加银行成本, 而发行总量过低又会导致价格信号失真, 不能有效地发挥市场约束作用。《巴塞尔资本协议》对次级债券的发行要求是, 其比例最多不能超过核心资本的50%, 并应有足够的分期摊还安排。发行次级债券的总量成为银行应维持多少资本这个更宽泛问题的不可避免的部分。当前各大银行及银行持股公司已发行次级债券的水平, 大多维持在风险权重资产的1.7%到4.0%之间。国外的实证分析也表明, 2%到3%的总量要求可能对提供一个有关银行财务状况市场评价的清晰信号是足够的。
最后,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要加强机构投资者的业务创新,不断创新金融工具,大力发展资产管理、投资咨询等现代金融业务,将机构投资者从独自承担风险的泥潭中彻底解脱出来。同时降低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门槛,允许具有法人资格的各类金融机构进入银行间市场投资次级债券,同时允许资金雄厚的企业和个人以委托交易的方式进入银行间市场,降低银行间互持次级债券的比例。规范证券交易的登记结算制度,防止虚假交易和过度投机。
参考文献:
1.丹,耿华.商业银行次级债定价模型[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7(2)
篇3
关键词:次级债;市场约
一、我国银行业次级债市场发展现状
(一)发行规模及其分布
自兴业银行2003年发行第一笔30亿元人民币次级债券以来,截至2010年4月,我国先后有42家银行发行了6184.7亿元次级债,其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发行额为3726.3亿元,股份制商业银行发行额2130.5亿元,城市商业银行发行额为315.9亿元(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各商业银行年报及其他公开消息整理,下同。)
二、我国银行业次级债券市场存在的问题:市场约束角度的分析
基于上述统计数据,从次级债市场约束的角度看,我国银行业次级债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次级债发行目的单一
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券的目的对其市场约束功能存在直接影响。理论分析表明,次级债券是一种具有资本属性的长期债券,因此可以用来补充资本金;次级债还具有特殊的市场约束功能,商业银行不仅可以通过发行次级债融资,还可以藉此调节其负债结构,实施长期负债管理,充分发挥次级债券的市场约束功能。
(二)实际期限偏短
附带赎回权是我国银行业次级债的一个重要特征,赎回权的存在使得次级债券的实际期限大大缩短(例如,由10年缩短为5年),当然,这也与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的单一目的有关系。国外商业银行将次级债券作为一种长期融资工具,发行的次级债往往不附带赎回权,而我国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旨在解决短期内的资本充足率问题,往往通过设定赎回条款缩短次级债的实际期限。然而,过短的期限直接影响了次级债的市场约束效应。
(三)发行价格偏低
与美国银行业次级债与国债50bp-100bp的利差相比,我国银行发行的次级债券与国债平均利差只有不到50bp,这说明我国银行业次级债定价普遍偏低。
由于有政府的隐性担保,投资者不会因为次级债的“非优先偿还性”而产生监督银行行为的激励,因为银行根本就不可能破产,由此导致银行业可以以较低的价格成功发行次级债。Flannery and Sorescu(1996)基于83家大型美国银行发行的422只次级债的研究发现,次级债的评级和银行风险是正相关的,并且这种相关程度在政府担保减弱时得到加强。
三、增强我国银行业次级债市场约束效应的政策建议
理论研究表明,次级债有效地发挥市场约束效应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BIS(1997)在《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明确指出,“有效的市场约束”取决于三项制度安排:(1)市场参与者提供信息的充分准确性;(2)对管理层进行奖惩激励的适度性;(3)投资者了解其决策后果的充分性。Karacadg and Shrivastava(2000)认为,提高新兴市场次级债的市场约束作用, 为进一步增强我国银行业次级债的市场约束效应,应着重从如下三个层面加以完善:
(一)树立正确发债理念
从国际经验看,通过发行次级债改善资本充足率并非长久之计,没有任何一家银行通过发行次级债从根本上解决了其资本金不足问题,因此,不宜将次级债作为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的长期途径,对我国商业银行而言,必须树立正确的发债融资理念。
(二)优化次级债券设计
次级债自身的设计特征是影响其市场约束效应的重要因素,为此,应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我国银行业次级债的设计:
(1)延长次级债期限。鼓励银行发行长期限次级债,期限选择应以10-15年为宜①,并逐步取消赎回条款,使次级债能够更好的与银行的资本结构相匹配,强化其长期融资功能和市场约束功能。
(2)以固定利率次级债为主。国际经验表明,以固定利率为主发行次级债有利于发债银行锁定负债成本,在必要的时候适当配合浮动利率发行,通过部分浮动利率次级债来反映发债银行的风险信息,以此促进商业银行加强风险管理,强化次级债市场约束功能。
(三)壮大投资者队伍
在我国次级债市场上,商业银行是最主要的投资者,持有量占债券余额的比例超过65%。为了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确保次级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应该让商业银行以外的更多机构参与进来,以分散银行体系的风险,达到发行次级债提高银行抗风险能力的目的。
此外,要加强我国商业银行次级债的市场约束效应,还需要大力改善银行业的信息披露,增强透明度,使得次级债持有人能够获取有“信息”和“价值”的消息;与此同时,还应尽快建立独立、权威、市场化的债券信用评级机构,使得不同次级债券的风险差别真正得到揭示(葛兆强,2004)。(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注解
① 在发行期限上,Wall(1989)认为次级债券的期限应不低于5年,Evanoff(2000)则表示,既要使银行能经常与市场接触,还要让次级债持有人与银行能保持紧密结合,因此次级债券期限既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一般宜在5-10年左右。
参考文献
[1] 邓学忠.商业银行次级债就够设计的国际比较[J].当代经济管理,2007年第3期.
篇4
美国的次级抵押债风波似乎越演越烈,大有波及全球之势。看了一些文章,发现本文题目的问号还是应该有人回答的。我在美国的衍生金融产品市场上有过多年的操盘经验,在此结合实践经验谈些看法,与大家分享。
中国人常常把商品分为“正品”和“次品”,次级债也是相对于“正品”债而言的。由于负债的资产是房子,房价上升,资产质量必然提高,穷人和富人都享受资产溢价,所以不会出大问题。房价一跌,利率一升,穷人的房贷就可能出问题了。从房价看,如果首付是10%,房价跌过15%,穷人搬家了,门上贴个条子:房子还给你了(It'syours now!),这在美国已经成了一句流行俚语。从利率看,美国的房贷利率是可以选择的,如果你借款时选了一年期浮动房贷(One year ARM),那么从第二年开始,房贷利率就随着市场利率浮动了,所以在利率上调时,月供款随之上调,就会有人面临支付困难。这就使我们就看到了美国房贷市场的一个周期性特征:在房价上升利率下跌时,房贷的“正品级”比例高,“次品级”比例低;在房价下跌利率上升时反之,原来已经放出的次级贷款就可能出现呆坏账。前一段时间,美国的房价节节上升,所以美国房贷市场出现了高比例的次级债,从10年前的3~5%上升到20%左右。
如果次级贷款的支付危机仅仅停留在房贷市场,极而言之,就算这些次级债都出了问题,也不会波及全球,因为次级贷款的总量不过8千多亿美元。为什么现在欧美央行累计注入资金已高达5千多亿美元呢?国人更不明白的是:次级债为什么还有AAA评级呢?这就需要离开房贷市场,上升一个层次,进入到房贷资产的证券化市场。
资产证券化是把同质性的贷款一次“打包”,变成有固定收益的证券。这时银行套现退出了,投资人接手成为这个贷款群体的风险承受者。不同证券的评级要根据贷款利息收入的高低及违约率来评级,从AAA-AA-A再到BBB-BB。价格是按照收益和评级的高低来确定的。于是,在市场上的证券化产品价格随着利率和违约率浮动,一旦发生较为集中的违约率上升,价格就会发生暴跌,进而产生流动性不足,甚至无人买卖。美国的次债危机就是穷人房贷的违约率急剧上升引发的,而违约率上升的原因是房价下跌和利率上升。
违约率上升虽然从个案扩大到了一个群体,从房贷延伸到证券,这依然不足以说明美国次债危机的放大。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就看到了次级债券的买方:机构投资人。于是我们看到,这些债券或者卖给了银行,或者卖给了基金,其中有许多卖到了国外。因为,美国的评级机构给了AAA的评级,AAA次级债券的收益远高于AAA级的国债,所以很容易吸引投资人。有人说,这不是故意骗人吗7不是。因为从这些债券的源头看,作为“次贷”的抵押资产和“正贷”的抵押资产并没有差别,都是房产。所以从资产看都可以是“AAA”,从贷款人看才会有正次之别。这就是债券评级的双重标准,可以用抵押资产做统一定价(Uniform BasedPricing),也可以用违约风险做差别定价(Risks Based Pricing),在房价上升时,二者几乎没有差别,所以都可以被评为AAA级的证券化资产抵押债券。
如果银行或基金购买次级债券仅仅是为了较高的债券收益,危机也不会很大。实际上,购买次级债券的机构并不都是追求较高的债券收益。有些机构,通常是对冲基金,持有次级债券的动机是在衍生产品市场上进行对冲交易,这就进入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市场:金融衍生产品的对冲交易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次级债券和正品债券之间的收益差可以通过高比例的杠杆交易产生惊人的暴利。
假设同是AAA级的债券,一个是5%的收益,另一个是8%的收益,投资银行就可以进行“二次打包”,把本金和收益分别做成两个证券,本金和本金对冲,利息和利息对冲,于是承载利息收益的证券就有了8-5=3的息差(Spread)。对冲基金把这个差价在衍生产品交易市场上用放大多信(最高可达33倍)的杠杆投资锁定为远期利润,所用的信用额度是由证券存管清算银行(Clearing Bank)提供的。这种对冲交易在一定金额以上的信用交易账户(MarginAccount)进行操作,往往只需要增加很少的保证金就可以锁定巨额利润,极而言之,追加几百万就能锁定一个亿的远期利润。只要作为抵押品的基础证券能够到期兑现,锁定利润就能够到期实现,这就是“二次打包”形成的新证券以及对冲交易的内在动机。
这种“二次打包”的证券通常是流动性较低的CDO(Collateral Debts Obligations),但只要有AAA的等级,清算银行就可以接受为对冲交易的质押品,列入可质押证券(Marginal Securities)。从这里开始,次级债券的违约风险就又回到了银行,不是原来发放贷款的商业银行,而是专业化的证券清算银行,如美国的比尔斯登(Bear Stern)。次级债的违约风险是通过三次衍生,以放大数十倍的金额回到了银行体系。危机爆发之后,在对冲交易中被质押的次级债券突然失去了流动性并且从AAA降为“垃圾债券”(Junk Bond),证券清算银行必须强行平仓,这时基金就会产生巨额亏损乃至于破产清算,就像当年轰动世界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案一样。于是在对冲交易中放大多倍的信用额度和锁定利润,会立刻变为清算银行的账面亏损,从而逼迫证券清算银行向央行求援,而央行的“救灾”行动通常是向清算银行注入流动性,以延缓对冲交易的平仓,防范违约交割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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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中邮旗下第二只基金中邮核心成长一天时间认购金额达600亿元。接连几只新基金发行的低中签率,强力刺激了基民申购基金的热情。
一冷一热的对比,似乎有着更多的潜台词。对此记者专访了经济界人士易宪容。
记者:7月的CPI同比增长了5.6%,有人说当前CPI的增长还不能成为政府启动新一轮宏观经济紧缩的理由?
易宪容:一般来说,CPI指数是指一个国家在某个时期内居民的消费品及服务的平均变化值。它是通过一个十分复杂的指标体系来测算。对于这个指标,尽管目前各国都是根据联合国1993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来确立,但是由于当时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居民消费模式及水平、各国的文化传统等不一样,但实际上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如果用美国CPI指数来讨论中国经济问题,不仅容易误导民众、企业及政府,也会漏洞百出。
记者:近期沪深股市连创新高再次燃烧基金投资热情,你对此有何看法?
易宪容:良好的业绩支撑是近期基金投资重新升温的直接原因,但投资品种偏少、监管存在难题等仍制约我国基金市场的健康发展,基金投资者也应谨慎面对股市高位运行的风险。
在股市高位运行、政策调整增加的背景下,各只基金受市场波动和自身管理水平的影响,将不可避免形成两极分化的趋势。
虽然创新型基金开始浮出水面,但其数量与影响力目前还十分有限,投资者对此应有充分的风险意识,避免冲动投资。
记者:中邮核心成长基金日认购金额高达600亿元,怎样看待这样的一个市场?
易宪容:尽管基金发行的热度持续攀高,申购资金动辄以百亿计,但是其中一个明显的状况是,只要是股票型基金,无论是何种投资风格,都会被抢得一干二净。而相对股票投资比例较为稳健的产品则一概遭受冷落。
新基金发行申购资金的节节攀高,固然是一种可喜的行业表现。但是,当申购资金从350亿元攀至600亿大关的时候,不能不说整个市场的发行气氛表现出不理性。
同时基金持续高烧已经开始对基金投资理念产生影响。短线博弈心态,往往会给后续的基金管理埋下隐患。
记者:未来基金市场的主力军应该是哪只股?
易宪容:在调控政策逐渐抑制投机炒作的情况下,未来的大盘蓝筹股有望成为市场主导力量。
记者:次级债风波与基金的关联程度?
易宪容:美国次级债券危机给中国按揭市场的启示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我们知道,所谓的次级贷款债券是指美国从2000年的经济不景气以来,布什政府利用低利率及减税政策,直接鼓励居民购房,并以建筑业来拉动整个经济的成长,从而带动了美国一波房地产大涨。在这种的情况下,很多做房屋贷款的银行、金融公司,大力借此扩张住房贷款。在激烈的竞争面前,不少金融机构不惜降低住房信贷的消费者的准入标准(即“次级信用”的人大量进入)及为购房者提供零首付来吸引购房者。然后,有投行向这些银行买这些贷款,将它包成一笔债券卖给投资者。
在房价上涨时,这些债券的风险会潜在下来,但当房地产市场价格一发生逆转,这些次级贷款人的违约风险立即暴露出来,债券的价格大跌,债券的投资者就可能遭受巨大损失。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债券没人接手,想卖也卖不出去。由于这些债券在市场上没人敢买,故而基金公司向市场公告拒绝客户的赎回申请,由此引起整个金融市场的恐慌。
记者:有人说次级债风波对中国股市影响直接?
易宪容:美国次级债券的问题,我是国内最早关注者。还是在美国次级债券危机没有爆发出来的年初,我就写过一个报告,希望国内投资者到海外投资要小心,特别是国内大的金融机构要密切关注它的动态。当时,我在报告中指出,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的逆转,美国次级债券的潜在风险都会暴露出来。
记者:对国内金融业的影响有多广?
易宪容:近段时期由美国的次级债问题引发全球股灾,日本、香港地区、澳洲、欧洲各地股市纷纷下跌5%以上,目前A股市场已受到波及。
记者:这次的灾难对中国的影响警示大于损失?
易宪容:尽管不少人都在说,美国次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不会太大。原因可能是中国金融市场目前还处在一个封闭的市场,美国次级债的危机不会波及到中国市场多少;还有就是中国的金融机构投资购买的美国次级债券不多,至多也不会超过100亿美元。
但是,也有人指出,美国次级债券市场的危机将是全球资产价格的泡沫,从而引发出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对此,我也曾问过索罗斯基金的经济学家,他告诉我,对美国次级债券危机密切关注是必要的,但次级债危机的恐慌则不必要。事实上,有研究表明,这次美国次级债券损失大约在1500-2000亿美元。而这样一个损失对一个近20万亿美元的美国股市来说,其损失也不会是很大。
对于中国来说,即使加上次级债券危机影响美国居民的消费,导致影响到中国的出口,这些影响也都是十分微小的。
记者:美次级抵押贷款泡沫是否暗示着目前的全球流动性泡沫?
易宪容:全球资本的流动金融衍生产品的运用,总能将经济层面的微小波动以数倍的效果放大出来,形成全球性的恐慌,在经济基础不牢靠之下,就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对于美国次级债券危机过后,中国银行监管部门会采取什么政策,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对这个问题警觉已经表现了出来。
记者:怎么看待今年以来央行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3次加息与房贷规模依然高速增长的问题?
易宪容:对房地产投资者来说,利率调整是其投资成本与收益分析的致命的武器。因为利率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并非是一次性的、突发的,而是逐渐的、渗透性的、滞后性的。如果说央行加息成为一种常规性的手段,那么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者不仅要观察加息之后房地产市场行为预期的变化,而且也得关注央行对房地产市场行为预期的反映可能出台什么政策。
记者:被业内认为的优质资产――国内住房按揭贷款会受多大影响?
易宪容:在房地产市场价格一路上涨时,过高的房价会把这类缺乏信用的住房按揭贷款的潜在风险掩盖起来。一旦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逆转,其潜在风险就必然会暴露出来。这些潜在风险一旦暴露出来,国内银行将面临类似美国次级债券危机的风险。
记者:为什么我国住房按揭贷款面临的风险要比美次级债风险还要高?
篇6
抵押债务权益(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CDO),是一种近年来成长极为迅速的证券化产品之一,是金融创新下的热门衍生品之一。通常由金融机构将其拥有的可创造未来现金流量的资产形成各个资产(证券)池,然后进行打包及分割,转给特殊目的公司(SPV),以私募或公开发行方式卖出固定收益证券或受益凭证。其运作原理是:首先发起人将原有的次级贷款池中BBB级贷款再次打包、再次进行分拆,根据还款先后次序,将其再次分别评级为高级和夹层级(一般为BBB级),用低级别的证券为高级别的证券提供信用增强。这种分拆打包后再分拆的创新可以反复多次进行,便形成了CDOs序列(CDO2,CDO3,…CDOn)多层次衍生产品。CDOs的抵押资产(证券)池来源非常广泛(例如,一个CDOs的抵押证券池可能包括住房权益贷款,其他CDOs,住房按揭支持债券等资产),故而一个非常庞大而又复杂的资产支持结构便产生了。随着衍生工具的进一步运用,特定资产并不需要发生真实的转移,只需要界定资产范围和特定的信用事件,然后向特殊目的的实体(SPV)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SPV在此基础上发行证券,证券持有人实质上是买了将来收益的一种权益。这种方式形成的为合成型CDO。合成式CDO是由发起人将一组贷款债券汇集包装为标的资产,并与SPV签订信用违约互换合约(credit default swap,CDS),发起人定期支付权益金。CDS类似于贷款债券购买保险,一旦违约事件发生,可根据合同获得全额或部分赔偿。必须指出,合成式CDO不属于真实出售,标的资产并没有完全出售给投资者,但通过一个类似于债券保险的机制,发起人可以将其贷款的信用风险转移给投资者。综上,合成式CDO结合了信用衍生性商品和资产证券化交易。CDO债券的主要风险来自标的资产,如银行贷款债券、证券化受益证券、公司债投资和其他档次的CDO等。交易初期发起人借助信用衍生性商品将风险转移给CDO债券的投资者,并未实际转移标的资产的所有权,但要支付权利金给SPV。担保资产通常包括风险极低的商品,如政府公债。CDO投资者未来还本付息现金流量,主要由担保资产支持,另加上信用违约互换的权利金,再减去标的资产发生信用事件后应给付信用衍生性商品交易对方的金额。
二、次级抵押债券的财务风险
(一)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隐含潜在的损失,也可能隐含潜在的收益:包括汇率风险、价格风险和利率风险。结合我国中央银行持有CDO的事实,CDO的汇率风险是指此类商品大多以美元计价,因此投资者将暴露在汇率变动的市场风险之下。利率变动的公允价值风险;是指CDO所发行的债券,以计息方式区分可能包括固定或浮动利率,若属前者,就会暴露在利率变动的公允价值风险之下。价格风险是指次贷风暴,是相关的CDO的市场价格受到冲击大幅下降,因此投资者将暴露在价格波动的市场风险下。
(二)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企业无法筹措自己以履行合约义务所面临的风险。企业在市场上以接近公允价值的价格迅速出售金融资产,也可能导致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起因于无法履行合约义务,所以与金融负债相关。这与无法迅速出售的流动性风险不尽相同,但也会相互关联。以次级CDO为例子,由于其流动性较差,且时逢市价大幅下跌,致使若干国外基金就因持有相关头寸而导致宣告破产或暂停投资者赎回。另外持有CDO等商品以致产生流动性风险的,还有若干特殊目的实体(如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SIV)因采取“以短支长”和高财务杠杆方式,当CDO市场流动性发生问题时,随即受到牵累。甚至其发起人也可能被迫将该特殊目的实体编入会计合并报表,从而增加发起人的负债比率,提高了流动性风险。
(三)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因交易对手或他方当事人不能履行合约义务,而导致企业发生损失的风险。目前CDO最主要的财务风险源自美国银行承作次级房贷因借款人无法偿还房贷的信用风险,这种信用风险通过前述的CDO的证券化交易或信用违约互换合同,转移至CDO所发行的债券,并反映在上述市场风险中。
(四)利率变动的现金流量风险 利率变动的现金流量风险是相对于上述利率变动的公允价值风险,当CDO以浮动利率计息时,就可能因市场利率变动而产生未来利息收入现金波动的风险。自2007年3月以来,次贷商品信息透明度不足所衍生的投资者信用丧失,已经相当的严重。紧接着2008年7月,美国房地美和房利美因巨额亏损被美国政府接管,导致我国银行持有的3760亿人民币“两房”债务商品,更是首当其冲。虽然一般说来,“两房”相关债务商品与次贷商品的信用风险程度不同,但由于缺乏相关的信息和市场信心,仍造成金融市场的震荡。
三、次贷金融商品信息披露的国际规范框架
(一)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公报关于金融工具的披露
(IFRS7)国际会计准则IFRS7规范的对象是于金融商品的披露,自2007年起开始适用。根据现行国际会计准则公报架构,IFRS7是在原先IAS30(银行财务报表的披露)和IAS32(有关披露部分)的基础上整合并取而代之。IFRS7对规范次贷金融商品披露主要包括:一是金融商品对金融机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重要性。金融机构应披露能使财务报表使用者评估金融商品对其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重要性的信息。包括:资产项目负债表;损益表和业益的收益和费用损失项目;其他有关的“会计政策”、“避险会计”和“公允价值”的披露。二是金融商品风险特征和程度。金融机构披露能使财务报表使用者评估报表日其起所暴露在金融商品风险的性质和程度,该风险通常包括(但不限于)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包括:非量化信息的披露;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量化信息的披露;非代表性额外信息披露;市场风险。
(二)IFRS7公报的后续修改概述 2008年10月中旬,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了《IASB39-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和《IFRS7-金融工具披露》的修订版,以便就金融资产的重分类建立一个与美国公认会计原则(GAAP)“同等应用平台”。新修订后的IASB39允许主体在限定的条件下,将某些原归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FVTPL)及“可供出售”(AFS)类别的非衍生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该重分类将导致额外的披露要求2009年3月初,IASB了《改进金融工具的相关披露》(对《IFRS7-金融工具:披露》的修订)。修订时应利益相关方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提出的关于改进公允价值计量和流动风险披露的要求而做出的。
四、国际金融机构次贷投资风险披露的实践危机
(一)公允价值披露实践 具体如下:
(1)披露受当前市场状况影响的衡量公允价值方法。由于次贷风暴主要涉及的风险是信用风险,普华永道(PwC)会计师事务所对全球重要银行2007年年报的披露程度,在2008年8月公布了调查报告。该报告共调查了22家国际性银行年报,以欧美国家为主,但也包括中国银行和DBS两家亚洲银行。而在次贷风险中巨亏的花旗、美林和UBS均在调查名单之列。该报告研究以JP Morgan Chase银行2007年年包为例,研究对信用风险变动导致公允机制变动的披露。研究显示该行对受市场状况影响所致公允价值衡量方法的调整因素以及对特定金融商品信用风险变动所致公允价值变动的影响因素,予以举例说明,可使得投资者容易了解其计算方法和影响程度。
(2)公允价值评价方法与不可观察输入影响的披露。不可观察输入通常涉及金融机构较为主观的判断,如果衡量公允价值时使用较多不可观察输入,可能引发投资者对其资产和盈余品质的疑虑。由于受到次贷风暴的影响,其相关商品市场从原本热络转为极不活跃,使得许多评价输入从可观察转为不可观察,因此该信息的披露相对重要。公允价值衡量方法主要分为公开报价和评价方法,但在披露方面为使投资者获悉评价方法所使用输入的性质,因此在区分为可观察和不可观察,尤其当后者影响较重大时。
该报告研究以UBS银行为例,从中可发现该行不可观察输入的资产占公允价值衡量资产的比例,从2006年的1%增至2007年的6%,从中可以判断次贷风暴所致流动性不足对公允价值衡量方法的影响。重大不可观察输入变动的敏感度分析。该分析可推断当若干假设发生变动时对企业的影响程度。该报告研究以HSBC的披露为例,其影响范围包括当期损益和业益,从中可明显法相2007年比2006年的影响更为重大。
(二)结构式融资披露实践 结构式融资通常涉及复杂的交易结构(如设立资产负债表外实体),其信息的透明度比较隐晦。在PwC调查报告中所称的结构式融资,包括:CDOs、证券化架构、结构式投资工具、结构式借贷、结构式贷款、其他表外架构、客户信用风险管理商品、私募股权和创投活动以及机构租赁等。PwC调查结果显示,受次贷危机风暴影响的金融机构虽相关披露相比2006年已有增加,但披露形态、程度和复杂度在各银行之间差异仍很大。若干银行提供比较详细的和特制量化信息,包括资产负债表内外分析等,其他银行则仅提供简要非量化的信息,以致于投资者可能难以完整评估其结构式融资活动的相关风险。PwC调查报告以UBS证券化会计政策、证券化量化信息的披露为例,分析了UBS未编入合并报表的证券化实体和CDO量化信息的披露,从中可以判断UBS证券化交易涉险的程度,包括证券化标的资产种类,UBS是否作为创始机构以及SPE资产延滞付款的情况。
(三)风险管理披露实践 就风险管理方面,IFRS7公报比起
前身IAS32增加了许多要求。但PwC调查报告却发现国际银行在2007年首次使用IFRS7后仍存在透明度不足的现象。该报告针对各银行实际披露的情况,包括信用、流动性和市场三大类风险,对照IFRS7的要求,评估期执行问题所在。
(1)信用风险。担保品,按照IFRS7规定,对于已逾期且个别减损的金融资产,应披露持有担保品和其他信用加强的叙述以及对其公允价值的估计。但半数受调查的银行并没有规定提供担保品的公允机制信息,只有一家说明属实务上的不可行,而且通常仅说明其公允价值低于担保值和账列资产余额。PwC认为提供超额担保或不足担保的程度以及担保品评价的敏感度分析,可能比其公允价值总额更具意义。协商资产,按照IFRS7规定,应披露重新协商金融资产的账目价值(若为重新协商已逾期或减损)。针对这一新增规定,各行披露内容很不一致,部分银行甚至完全未提及协商资产。
(2)流动性风险到期分析。到期分析,按照IFRS7规定,金融负债到期分析表应以合约未折现现金流量显示剩余到期值。调查显示主要问题在于衍生性商品和交易目的的金融负债的披露。例如,6家银行是将其列入“未超1个月期限”栏位,而非依合约到期日区分;另外10家银行则依照合约到期日归类。此外,到期分析表对投资者的使用并不便利,例如若干案例并未说明其数据是否采取折现基础,且有时候不止一张表格,而这些多余的表格已依IAS30(已废止)处理。另外,诸如“总额或净额交割衍生性产品”、“财务保证”、“利息支付”和“永续负债”等待定项目的处理方式并未清楚说明。6家银行将表外项目(例如贷款或其他承诺)单独列示于分析表,但财务保证是否列入并不明确;另有8家银行并未将表外项目列入。总之,到期分析表似乎并未帮助信息透明度的提升。市场风险,按照IFRS7规定,银行若未使用风险值,则应披露其对各类市场风险暴露的敏感性分析,包括显示其损益和权益相关变数在报表日合理可能变动时受到的影响,在编制敏感度分析时所使用的方法和假设以及与前期所使用的方法和假设的变动及其理由。PwC调查显示,有11家银行提供非交易目的的利率风险的敏感度分析,其中仅有4家披露其对损益和权益的影响。此外,其合理可能的利率变动幅度差异很大,分别有采取1、50、100或者200基点者。由于其敏感度分析所使用的假设方法披露不足,所以该信息价值有所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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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银行资本结构分析的理论回顾
根据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提出的MM定理,在不存在破产成本和税收的完美资本市场里,企业的价值与其资本结构无关。如果放宽MM定理的假定条件,就可以推导出最优资本结构。当引入税收和破产成本时,最优资本结构是增加负债的税收规避效应正好等于破产成本的上升;在不对称信息的情况下,最优资本结构是股东和经理人与债权人和股东之间成本的均衡。综合起来,负债经营企业(杠杆企业)的价值PV可以用成本/税收规避模型表示为:
PV=[PV无杠杆企业价值]+[PV税收规避]- [PV破产成本]+[PV外部股权成本]-[PV外部债权成本]
对银行来说,不仅存在问题、税收、流动性危机成本、交易成本和不对称信息,而且有政府担保和监管约束等因素,资本结构的决定更为复杂。
1. 免费保险与银行价值。按照Buser,Chen和Kane(1981)提出的论点,假定存款保险涵盖所有的存款,并且这种政府担保的保险是可信的。如果存款保险是免费的,即银行不支付任何形式的存款保险费,包括公开收取的保险费和隐含的由于监管干预而产生的资本管制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担保的存款保险公司会在银行破产时向存款人全额支付存款,而银行不需负担任何成本。由此可以推出的结论是:存款保险降低了银行的破产成本,从而导致银行股权资本比率的下降;免费保险相当于增加了银行的价值[1]。
2. 收费保险与银行价值。默顿(1977),夏普(1978)等人主张政府存款保险公司应对银行征收公开而明确的保险费,费用幅度应足以抵消增加的价值。由于免费保险带来的价值将完全被附加的收费所抵消,曲线Vf将与曲线V重合。在此情况下,无论有无存款保险,要最大化银行价值,管理者必需将债务与资产比率(D/A)定在(D/A)*,这时银行的价值为V*。
在上述方案中,如果政府担保的存款保险公司仅从事保险一项业务,那么在一个竞争性的存款保险市场里,会存在一个对银行价值没有影响的中性保险合同。但政府监管当局的最主要的职能是对银行业实施监管而不是存款保险,为了顺利履行监管职能,政府存款保险公司必须通过对保险合同的定价和管理,为投保银行提供机会,以使其价值能够超过没有投保时由市场所决定的价值V*。另一方面,由于存款保险往往采用统一的费用比率,对采取过度风险行为的银行并没有收取较高的保险费,从而鼓励了银行的道德风险行为。为限制这种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政府的监管当局往往采用资本管制的方式对所有银行,尤其是高风险或存在问题的银行收取隐含的保险费,其目的是要银行改善股权资本资产比率或债务资产比率。资本管制迫使银行将资源耗费在应付监管干预上,这种资源转移的机会成本代表了存款保险的隐含成本的一种形式。
图1描述了收费保险和监管干预(公开的或隐含的存款保险定价)对投保银行价值的影响。曲线VI+R(I+R表示保险加管制)位于代表免费保险的曲线Vf和代表不保险且处于存款负债的安全范围之内(资本充足)的曲线V之间。当存款负债过多(资本不足)时,曲线VI+R下降到曲线V之下。这两条曲线之间的垂直距离代表固定隐含费用和可变隐含费用之和。作为保险合同的一部分,投保银行同意支付公开而明确的保险费,但要接受日后可能的监管干预。曲线VI+R和曲线V之间的垂直距离表示保险合同,即政府担保给投保银行带来的净利益。当监管者认为银行资本充足时,这个净利益为正;反之,则这个净利益为负。这个净利益体现了银行在未投保时可能发生的破产成本与监管干预之间的权衡结果。如图1所示,在同时存在公开和隐含费用的条件下,资本结构在(D/A)**达到最优。相应的银行价值为V**,它大于V*。由于V**大于V*,以最大化价值为目的的银行愿意参加存款保险。
3.缓冲资本与银行价值。Berger,Herring和Szego(1995)[2]研究表明:考虑到破产和成本、与存款相联系的流动和交易成本,以及存款保险,银行的市场价值与融资结构是相关的,并且在监管资本的约束下存在最优资本结构。Victor E. Barrios和Juan M. Blanco(2003)[3]进一步研究证实,不存在资本监管时,银行最优资本比率的选择依赖于银行规模、流动性溢价、经营成本、资产收益的方差以及信贷的非流动性风险;在资本监管约束下,最优资本比率的确定是最低监管资本比率加一定的缓冲资本率。缓冲资本的数量取决于处罚成本和现有资本比率的波动性,其作用是减少由于资本比率降低到监管比率以下可能产生的冲击。
二、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存在的问题
从银行资本结构理论来分析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状况,可以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1. 资本充足率普遍偏低。银行资产规模的扩张,要求资本保持同步增长,使资本规模与资产规模相匹配。国际上许多大银行在资产规模扩张的同时,资本充足率稳定在8%以上。根据《银行家》杂志的统计资料,全球前10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2002年平均为11.36%,2003年为11.8%。而我国在2002年公布的1000家银行排名中,已公布资本充足率的银行该指标的平均值为7.62%;2003年底注资后的中行和建行的资本充足率是6.98%和6.91%,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是6.18%和5.78%。与银行业发达的国家及地区相比差距更大,如2003年底美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为13%,一级资本充足率达10.47%。虽然2004年以来,国内主要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有较大幅度提高,但由于国内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不高,在资产规模大幅扩张的情况下,资产的风险权重很高,不良资产比重较大,资本不足的问题仍然突出。
2. 资本结构单一。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构成中,绝大多数是实收资本、资本公积和盈余公积,即核心资本;附属资本的比重很低。而西方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大银行发行了长期次级债券,提高次级债务在银行资本中所占的比重。巴塞尔委员会对10个成员国1990-2001年间发行次级债券的情况进行研究发现,10个国家的银行共发行了5600笔金额高达4380亿美元的次级债券,发行银行的总资产占所有国家银行资产的50%以上。美林证券公司的分析显示,在国际大银行的资本结构中,普通股股本所占比重平均为60%,次级债券所占比重达到了25%。相比较而言,我国商业银行较少运用次级债券、可转换债券等混合资本工具补充资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偏低,附属资本的比重过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3. 资本来源渠道过窄。在我国,政府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所有者,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重要股东大部分也都是地方财政部门。在这种产权模式下,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注资补充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已成为一种主要方式。就国有商业银行而言,1998年财政部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资本金;2003年底政府又为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注入450亿美元的资本;此外,还采取了剥离不良资产、降低营业税等措施。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但是,由于政府的控制和干预等体制上的原因,我国商业银行未能建立起动态的、以市场化为基础的资本补充机制。在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例偏高、盈利能力低以及资产规模迅速扩张的情况下,主要依靠行政注资补充资本金的方式远跟不上资产规模发展的需求,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银行资本来源不足的现状。
4. 资本结构管理的技术滞后。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基本没有资本和资本约束的概念。在体制转轨之初,“存款立行”的口号随处可见。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银行工作的重点是贷款质量和不良债权。银行业内外基本上是以规模的增长为标准来评价一家银行和银行的经营管理者,甚至还有部分银行的管理者认为中国的银行没有资本照样可以发展。高息揽存、通过循环开具承兑汇票虚增存款、不计风险和成本放贷等经营行为在国内银行界司空见惯。但是,在运用现代金融技术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进行计量并据此配置资本方面几乎还没有起步,也就不能在技术上主动运用资本结构的调节、优化来引导银行各业务线的合理扩张与收缩并覆盖银行总风险。
三、优化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建议
在一个成熟市场体制中,银行的资本数量和构成是由监管约束和市场力量共同决定的(Rose,1996)[4]。从市场经济运行的常态看,市场力量对决定银行的资本结构起着主导作用。在资本监管约束下,对资本结构决策最有意义的是核心资本与附属资本的安排。从银行经营的实践看,充足的资本是商业银行吸收风险、稳定公众信心和适应监管要求的基本条件,但过多的资本不仅会加大银行的经营成本,还意味着向社会传递了经营管理水平不高的信号。因此,对银行来说,要从安全、盈利和资本管制的多个角度来考虑最优资本比率,通过银行价值的最大化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在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的约束下,最优资本比率决策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1)最优资本比率R*≥8%,这时银行的资本结构管理不会受到监管当局的干预,可以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实现价值最大化。
(2)最优资本比率R*<8%,这时银行必须以监管要求为基点,采取资本调整措施,使最优资本比率上升到8%以上。主要的调整方法包括:①按照综合资本成本最低原则增加资本量;②调险资产的总量和结构;③增加资本量和调险资产同时进行。通过调整,银行可以在新的资本结构下实现价值最大化。
面对经济转轨的制度环境和入世后的全面挑战,我国商业银行如果只是为了应对监管要求而进行资本金补充,没有建立基于市场力量驱动的资本结构管理机制,就可能出现一种“注资-消耗-再注资”的恶性循环。所以,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优化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融合。
1. 发展次级债和混合资本工具。长期次级债券及可转换债券等混合工具作为附属资本的核心品种在国际先进银行中得到广泛的运用。2003年底,银监会准许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并允许符合条件的次级债计入资本。在规定出台后,兴业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和招商银行通过私募方式发行了次级债,接着是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在银行间以招标的方式发行次级债。《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明确地将长期次级债券和可转换债券列入附属资本的范围。从我国商业银行目前的状况来看,发行次级债券具有独特的功效:一是可以高效、快捷、灵活地提高商业银行附属资本的比重,解决其资本充足率偏低的问题;二是改变银行资本来源的单一渠道,有利于降低资本成本;三是次级债券的无担保、固定收益、期限长、后偿还等特点决定了持有人对银行具有较强的监督激励,有助于改进银行的治理结构。
但必须注意的是,次级债券只是在一定期限内具有资本的属性,并非银行的自有资本,最终是要偿还的。因此,次级债券对银行资本结构的优化功能是有限的,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足的问题,它只不过给银行提供了一个改善经营状况、调险资产结构的缓冲期。如果过度依赖次级债券,可能出现次级债券对资本不足的暂时掩盖,形成新的风险积累,最终损害银行业的健康发展。从国外实践看,发达国家银行发行的次级债券,已不完全局限于满足监管的要求。我国商业银行应根据实际情况,把握好次级债券的适度规模,适应国际银行业创新的要求,开发和运用更具资本性质的混合资本工具。
2. 引入外资战略投资者。向国内民营资本和外资银行出售一定数量的股权是优化商业银行股权结构的可选路径。从制度演进的视角看,外资要明显优于国内民营资本,这是因为:
(1)银行是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其技术特点决定了易于产生三大风险:经营风险、道德风险和社会危害风险(王一江、田国强,2004)[5]。因而,银行业的发展对外部制度环境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只有相对完善的外部制度环境才能保证银行业的健康、高效运行。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国内法制不健全,规章制度不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经济活动中的机会主义行为较为普遍,银行业已经积累的风险相当严重。如果将一定数量的股权转让给来自制度成熟国家或地区的外资银行,则这些银行的经营行为会受到母国的制度约束,将以全球利益和自身的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很小。而国内民营资本脱胎于现有制度环境,并且受政府行为的控制较少,在强烈的利益驱动下,利用现有制度的不完善从事短期高风险行为的可能性非常大。
(2)我国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缺陷一直是制约银行效率的重要因素。将适当比例的股权转让给外资银行,不仅直接补充资本金,优化银行的资本结构,更重要的是改进银行的治理结构,加快商业银行的制度创新。“通过促进与本国体制相异的体制交流,摆脱体制的帕累托劣势状态,使之向更优制度进化成为可能”(青木昌彦,1999)[6]。如此,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商业银行的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率。
(3)技术模仿是我国银行业改革的重要特征,但一般性的考察很难学到深入、细致的内容,尤其是核心的资本管理技术。在外资参股或者合资的银行中,中方可以学习到全面、系统的先进金融技术,可以培养一批掌握先进技术的高级金融管理人才。
3. 建立以经济资本为基础的资本结构管理体系。在操作层面,商业银行资本结构优化要达到两个目标:一是以最低成本取得实际资本;二是根据银行的风险敞口,实现资本与风险的匹配。这就要求建立一个基于经济资本概念的资本结构管理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1)风险度量。在全面衡量银行所面临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基础上,确立各种风险达到概率分布、估计风险敞口的额度,并根据各家银行的具体情况确定对风险的容忍度。(2)计算经济资本量。经济资本是银行覆盖非预期损失的资本,其数量由银行业务面对的实际风险量所决定。在RORAC模型中,经济资本=风险盈利/无风险利率。(3)按照实际资本的构成和比重,计算综合资本成本,筹集最优实际资本量。(4)以监管资本为基点,调整实际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量。当银行风险超出容忍度时,就补充实际资本或降低风险资产数量。(5)确定恰当的缓冲资本区间值。缓冲资本(Capital Cushion)是银行在最优资本量的基础上增加的资本储备。由于最优资本比率的波动性和风险度量的精确性问题,建立恰当的缓冲资本区间可以增强银行应对意外损失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约瑟夫・F・辛基(潘功胜等译):商业银行财务管理[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p401-408
2. Berger, A.N., Herring, R.J., Szego, G.P.. The role of capital i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1995, 19 (3-4), 393-430.
3. Victor E. Barrios, Juan M. Blanco. The effectiveness of bank capital adequacy regulation: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pproach.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3, 27, 19351958.
4. Rose, Peter. S. Commercial Bank Management,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1996, p527.
5. 王一江、田国强:中国银行业:改革两难与外资作用[M],《比较》(第10集),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p157-176
6. 青木昌彦,奥野正宽: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p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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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抓住证监会推动实施第三方存管的机遇,加大银证双方的信息交流与互动营销,依托多功能账户管理系统为客户提供股市投资便利。
其次,基于共同培育优质客户的需求,银行与券商应积极探索高端客户股票质押贷款业务。目前,应借鉴恒生、渣打、汇丰等香港同业的经验和做法,遴选可用于质押的优质股票,并在股价波动警戒线及平仓线的设定方法以及在平仓还款的授权与合规操作方面攻坚克难,力争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充分发挥高端客户股权资产的增值功能,进一步提高资产收益。在券商授信方面,除同业资金拆借和有效资产抵押的短期贷款以外,可以抓住第三方存管带来的资金监管能力提升的机遇,由第三方存管主办银行向券商提供信用循环授信额度,使券商融资更加灵活。
另外,在投资银行业务领域银行与券商的合作空间广阔,围绕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运作,一些具备综合理财和上市辅助功能的产品和服务亟需推出,这些产品和服务应当能够通过资本市场帮助公司客户提升财务管理效率和资本运作效率,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围绕增值服务加强合作创新
一方面可以学习国际上知名托管银行的经验和技术,为基金管理公司提供更多增值服务,充分发挥商业银行在资金清算上的技术优势和企业信息收集传递功能,协助基金管理公司不断提高资金运作效率和投资分析能力,促进基金管理公司专注于投资组合成长性的判断与操作,有助于全面提升基金业绩。
另一方面可以结合为VIP客户提供的私人银行业务,为高端客户提供投资理财等增值服务。主要服务途径是设计并销售有自主品牌的创新理财产品,这些产品分别与不同基金公司旗下的不同类型基金挂钩,再根据高端客户的财富状况量身定制合适的资产配置计划进行组合投资,包括各类基金、QDII和私募产品等。在机构客户方面,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还可以依托双方各自的专业优势,为一些大中型企业的年金账户、集零账户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保值增值方案。相信随着客户需求的变化和银行风险防控能力的不断提升,今后除货币基金、短债基金以外,股票基金、平衡基金等高风险、高收益的基金产品也将会纳入到银行资产配置组合之中。
此外,基金管理公司在接受银行增值服务的同时,还可以与优质券商一起围绕ETF产品加强研究与创新,依托上海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技术支持,进一步发挥ETF产品集封闭式基金与开放式基金功能于一身且交易费用、运作费用低廉的优势和特点,大力培养追求资产长期配置收益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对股票缺乏研究的中小投资者。各家券商还可以充分利用ETF的换股认购功能激活睡眠客户和被长期套牢的存量客户,提高交易手续费收入。待股指期货推出以后,基金管理公司还可研究利用股指期货对ETF进行套期保值和相关的套利操作,从而使ETF成为风险超低的稳重型基金产品。
围绕融资效率加强合作创新
在债券发行方面,各家金融机构应通过目标客户筛选和操作流程设计,协助国家监管部门健全做市商制度,大力培育现有上市公司或具备上市条件的绩优企业以及IPO受阻转而产生债券融资需求的客户成为发债主体,给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发债主体的企业债券市场提供重要补充,尽量减少企业债券的政府背景,真正建立以公司信用为支撑的企业债券市场。
在债券承销与信用评级方面,银行和券商可以在短期融资券及其他企业债券的承销上形成有效互补,把银行的网络和营销优势与券商的专业能力和专业人才优势结合起来,确保债券承销的效率和质量达到最佳水平。国内信用评级机构应积极借鉴并吸取Moody、S&P、Fitch等国际知名信用评级机构的先进经验,加强技术创新与队伍建设,创出既符合国际惯例又符合我国国情的评级体系,加快行业兼并整合步伐,在整个市场范围内形成科学、公正、规范、权威的债券信用评级标准。
在国债回购方面,银行与券商要在加强内控风险管理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市场,就资金募集方式、技术手段、操作流程、控制程序等内容进行合作创新,大力培育投资主体,进一步扩大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的投资者范围。除了企业法人等机构投资者以外,可以顺应我国居民个人财富日益增长的趋势,锁定银行、券商的高端个人客户群体,按照客户对投资期限的具体要求,将其短期闲置资金集结在一起,以法人的身份参与国债回购业务,帮助个人高端客户获得比七天通知存款或三个月定期存款更高的收益。这样既能提升银行、券商等金融机构对短期头寸的调整效率,又能提高我国居民短期闲置资金的增值能力,更重要的是间接地协助央行实现了对居民储蓄资金的流动性管理。
在次级债券的发行和流通方面,商业银行应当起到主导作用,深入探索次级债券在产品设计、条款组合、利率定价以及发行环节上的创新模式,对一级市场加强研究,不断推出卖点突出、覆盖市场需求的次级债券品种,根据自身资本充足率的缺口,持续、滚动发行次级债券。商业银行之间可以通过市场转让和银行间交易,相互持有或交叉持有次级债券,达到降低发行成本、增加彼此资本金补给、优化整体资产组合、提高债券资产收益、共同抵御市场风险的目的。还可以与券商等交易媒介合作进行技术创新,以银行间市场交易为依托、通过债券结算网络将次级债券分销给众多企业法人和个人投资者,最大范围地打通流通转让的各个环节,增强次级债券的流动性和投资吸引力。同时还要重视加强银保合作,争取保险公司资金特别是寿险等长期资金对次级债券市场的支持,用次级债券代替保险公司协议存款,变被动负债为主动负债,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筹资成本。
围绕股指期货加强合作创新
在当前分业经营的政策环境下,虽然我国商业银行的期货自营业务受到一些限制,但各家银行可以运用自身先进的技术平台和网络系统,进一步加强与期货公司的合作,不断升级和畅通银期转账等资金结算业务,同时紧跟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和国际化程度的节奏,深入进行研究与创新,逐步进入期货保证金封闭管理、财务管理、风险管理以及资金业务、期货仓单质押贷款、期货基金托管等全新的合作领域;还可以充分利用股指期货对冲风险的功能,参照QDII产品的运作模式,研发与A股挂钩的理财产品,充分发挥自身在期货交易资金调度、管理以及代客理财方面的职能,为我国金融期货市场尽快赶上国际潮流创造条件。
篇9
[关键词] 次债危机 金融业 资产证券化 房地产泡沫 影响
次债危机是现代经济发展周期的必然结果,是资产证券化的产物。次债危机的发生,为我国的资产证券化的方向和路径带来启示,同时也为我国资产证券化的进程敲响了警钟,其警示我们在追求资产使用率高效化的同时,不能忽略其潜在的风险,一定要积极防范风险的发生。
一、次债危机对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影响和启示
自2007年次债危机全面爆发,各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纷纷,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使得美主要股指短时间内纷纷跳水。股市的萧条、金融市场的动荡引发流动性的不足,各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当局为缓解流动性不足,纷纷注资救市,与此同时,美联储多次大幅降息,以此缓解经济疲软之势,但努力的结果却是收效甚微,有资料显示,次债危机正呈愈演愈烈之势。次债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广泛,但就我国资产证券化而言,已对我国刚刚起步的资产证券化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影响。
1.对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影响
(1)我国外债资产价值大幅缩水
有数据显示,我国商业银行在美国房地产泡沫兴起之时,也涉足了美国的房产债券市场,在此次的危机发生后,都不同程度地承受了损失。
数据来源:《证券市场周刊》
(2)对我国股市的影响
受美次债危机的影响,我国股市也在各经济面的影响下呈现跌势。穆迪、标准普尔2007年7月10日宣布降级声明,恒生指数下跌1.22%;8月9日,巴黎银行卷入次债危机,引发全球股市下跌,恒生指数跌0.43%;全球金融市场陷入流动性危机浪潮,各央行纷纷注资救市,8月16日亚太股市暴跌,上证综合指数跌2.14%,恒生指数跌3.29%。随着次债危机影响的扩大,全球各主要股市以及我国股市都在随经济形势的变化总体呈现出下跌的趋势,上证指数一度降至2,319.87点,创全年最低。
2.对我国的启示
资产证券化的目的在于融资以获得流动性的同时分散风险,但次债危机所暴露的房地产信贷问题给我国的资产证券化新的启示。
(1)首先应正确认识资产证券化
资产证券化虽然分散了风险,但不能消除风险。在实施资产证券化的同时,务必要有充分的风险意识,而不能简单地认为将风险资产证券化就可以一劳永逸。
(2)完善中介机构
资产证券化需要众多的中介机构如信用评级机构、律师事务所、特殊目的机构(SPV)、会计师事务所等的参与。从此次次债危机来看,中介机构对资产证券化的顺利实施、合理进行,以及风险监测等方面都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我国的资产证券化还处在起步阶段,相应的中介机构还不健全,有必要重视中介机构进一步和发展。
(3)加强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制度
次债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就是信用评级机构对次级抵押借款人的信用,以及证券产品的评级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合理规避风险、防范风险的发生,就不能以只看重眼前利益,而应当以长远利益为重,从根本上加强信用评级制度。
(4)实行信息公开化,建立公正、透明的信息平台
次债危机中,众多投资机构的破产倒闭,很大部分的原因就归结于对投资产品认识不清,只是凭借一些发行商的数据和市场数据做出投资决策,而真实的信息却无法准确得到。这样,尽管投资者做足了投资评估工作,但实际效果与最初的预测却不啻天渊。
(5)完善资产证券化制度
制度从来是健康安全、健全有序的保障。从次债危机映射出的资产证券化制度的重要性,也应当引起我国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制度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未雨绸缪,也体现在危机发生时的化解措施。据欧美发达经济体资产证券化的经验看,合理、完善的制度是资产证券化的必要条件。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处在初始阶段,在探索的初始,积极借鉴他国的经验,建立完善的资产证券化制度,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将最终受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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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银行业;市场约束;机制
一、股东的约束
股东将股票在二级市场交易时,其交易价格是市场对银行经营状况及潜在风险的反应。这一信息反应可直观地为监管部门所了解。而当公司破产倒闭,股东的股权价值也将首先遭到冲击,因此股东对银行经营中的风险具有较强的敏感性。故而股东能够对银行的经营状况进行有效监督。当银行进行风险业务操作时,股东会选择卖出股权或者对银行经理层给予施压以纠正其管理中的风险行为。但另一方面,因股东在银行破产时只承担相应于出资额的有限责任,而在盈利时可获得所有投资带来的回报,因此,股东在选择银行时并非完全规避风险,所以股东对银行所进行的约束并非彻底,尤其是当银行面临经营失败的局面时,股权约束力更加薄弱,更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东是国有法人股,其性质类同于银行监管机构,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东行为更加非商业化,其约束力量也更加非市场化。
二、银行债权人约束
(1)存款人约束。当存款人认识到银行的高风险行为时,会将其存款提出或转移至其他银行,这易引发银行挤兑,甚至造成银行倒闭。如果存款人在选择银行进行存款时,对银行不加以区分,则说明对银行系统的市场约束几乎不存在。对存款人是否有能力来评价银行自身的风险状况,许多经济学者给予否定态度。Dewatripont和Tirole(l994)认为由于个人存款者行动分散,掌握的信息不完全,且常常出现搭便车的现象,因此他们很少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对银行行为进行评估和监督,因此难以对银行风险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而多数研究表明,当银行进行风险操作时,存款人可以以提高存款利率作为反应来约束银行风险行为,只是利率提高的程度在各国有所不同。但是以往较少有研究证实存款人可以通过减少银行存款来制约银行风险行为。(2)债券持有人约束。债券约束指银行债权人对银行经营的风险行为进行干预和施加压力以保障其债券的利益和价值。银行债权人可以分为高级债权持有者和次级债券持有者,而后者对银行的市场约束力量更为明显。银行次级债是一种固定期限大于等于5年的长期债券。它不对银行日常经营的损失进行弥补,且其获得偿付时处于存款和高级债券后。次级债有助于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对银行风险还有较强的约束作用。这一约束作用是由银行次级债的特点决定的。首先,次级债的偿付次序决定了其持有者更加关注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当银行破产倒闭,次级债在十分靠后的位置上得到偿付,因此其背负着很高的风险成本。其次,尽管其偿付风险较高,但是在收益方面,它没有股权所能获得的银行高风险下的超额收益,而只能得到固定的银行利息,这一利息收益只是比存款利息稍高一点。因此,次级债券所有者的收益无法获得较好的保证,它要为银行经营失利付出高昂的成本,却不能从银行经营收益中获得额外的风险补偿。这就决定了次级债所有者比银行的其他利益主体更为关注银行的风险状况。当银行经营风险较大的业务时,次级债所有人将采取行动。另外,市场主体和政府监管部门也可以依据银行风险状况通过对次级债券在一、二级市场上的交易操作来提高银行的筹资成本,从而约束银行的风险行为。
三、其他相关者约束
(1)银行同业间的相互约束。当某一家银行经营风险较高时,同业市场可能对该银行的业务往来实行不合作的态度,不再向其拆出资金,这样该银行很可能出现资金紧张甚至发生流动性危机。尽管现实中银行业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有着严格的限制,但是银行业在当下的竞争中将难以持久生存而遭遇淘汰。因此,同业之间的业务约束对银行稳健经营具有重要意义。(2)信息中介机构的约束。信息中介机构具有专业化的队伍,相对于公众而言,其对银行的经营状况、风险程度等信息的解读更为客观和准确,是公众难以独立收集和分析银行信息时的主要求助对象。因此,当银行经营状况较差时,信息中介机构将会做出相应的评价反应,银行的利率相关者也将据此评价做出相应的反应,银行的利益相关者也将据此评价做出行为决策,从而对银行的风险行为形成约束。(3)银行监管机构的约束。由于股东、存款人、债权人等针对银行风险行为会做出抛售银行股票、债券,要求银行调高利息支出水平等反应举措,这些数量和价格上的变动信息将传递给银行监管部门,监管者据此提取有用信息,对银行的风险行为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从而对银行的风险给以约束。
参 考 文 献
[1]孙龙建.银行业市场约束机制的框架阐释[J].金融论坛.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