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结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城乡二元结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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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破”在眉睫

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管理制度表现在：在严格限制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条件下，以街道办事处为代表的城市政权组织负责管理和服务非农业户籍的居民，而以乡镇政府为代表的农村政权组织负责管理和服务农业户籍的村民。在城乡各自封闭的管理系统中，街、乡政府履行着对自管人甲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一方面城乡结合部内有些建制镇政府其实已经具有了城市政府的地位与作用，但还充当着农村管理者的角色；另一方面，一些城市开发区政府本来就是由过去的乡或镇政府直接转变而来，其自身的职能和作用还局限于农村管理政府的角色。

在街道与乡镇并存的行政体制下，国家财政与集体经济并存。在市政建设上表现为，同一片区域中，一方面部分市政建设纳入城市统一的市政建设规划中，有国家财政支持，管理有序，基础设施(路、水、电、暖)比较完善；另一方面农村部分基本不存在“市政建设”，只有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全部靠村组织自筹资金解决，基础设施相对贫乏，市政建设落后。在经济活动上表现为，一方面街道办事处的资金归属财政分配，另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相对独立，自成一体。经济来源和分配的不一致导致同一片区域从面貌外观到人员归属的巨大差别，交错复杂导致各种问题。这也是造成“城中村”及“村中城”现象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发展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改善，城市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根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截至2007年，我国城市化率平均值已经达到44.9％，处于城市发展最快时期。但农村经济发展则相对滞后，农业基础比较薄弱，农民增收困难，城乡发展失衡等问题突出，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不仅阻碍了现代化经济一体化和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发展，也成为了划分城乡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身份对立的横亘。统筹城乡发展，突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及城乡体制创新。已经成为中国今后拉动内需增长、调整经济结构、缩小贫富差距的核心问题。

对此，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给出明确方向，“推进城镇化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为重点，改善城乡结构。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有重点地培育一批综合承载能力强、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使其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增长极”，成为2009年经济工作重点。

城市扩张寻求新的发展模式

毋庸置疑，城市化进程让长期以来束缚中国经济发展走向一体化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走向解冻。促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资源向城市转移，使农村人口市民化，将农村务工者输送到城市当中的二、三产业当中，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劳动资源配置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同时为拉动内需增长提供持续动力，形成相互助推的平衡发展模式。

但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城市发展问题。目前我国农村人口比例较大，占总人口的56％，对于如此庞大的农村转移来的剩余劳动力，在现有的大中型城市并不能完全被吸纳。于是，城市化进程发展带来的后果，一方面使得大量农民涌向城市务工，属于城市中庞大的低收入人群，往往不能参与分享城市化进程成果，被看作是城市的“边缘阶层”，但他们却是城市中庞大的流动居住群体，长期以来甚至一部分临时流动人口还转化为了常住流动人口，带来了许多问题，例如城市交通拥挤、流动人口庞大、城市“夹心层”人口住房问题、城市产业布局失衡等各种类型、不同程度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外来人口的增加，使得原有的城市核心承载功能降低，很多人甚至很多原有的城市居民，为减轻压力、提升居住品质有了主动郊区化的置业理念，甚至有人在乡村置业、生活，出现了“逆城市化”的现象。

面临一系列日益凸显的城市问题，一些大中城市开始开辟城市新区、城市新城等。例如，上世纪90年代的广州洛溪板块，是中国最早呈现的郊区小镇形态，其初始功能为缓解广州中心区居住压力、改善原有居民生活环境及优化相关资源配置等问题，后来扩大为“华南板块”，并于2007年正式升级为番禺新城。与此同时，北京、上海等地也纷纷涌现出不同模式的城市新区，如望京新城、浦东新区等。从城市发展规划的角度理解，城市发展正逐渐走向“中心城区+卫星新城”发展模式。现今，此种新型城市扩张发展模式已经在全国很多地区得到发展、推广并升级。例如：天津滨海团泊新城投资有限公司正在运作的天津团泊新城项目，作为天津距离中心城市最近的新城，在规划中更进一步强调自身开发的节奏和脉络：以创意产业为主线、以体育产业为先导，发展旅游产业、文化产业、现代设施农业，最终将发展成为生态体育新城，并承接天津市举办2013年东亚运动会足球、网球、冰上、水上项目等比赛场馆的需求，同时弥补了天津市网球、冰上场馆的缺失。由此可见，建设体现地域文化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生态宜居新城，不仅可以满足不同收入、不同人群的需求，同时也将为社会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

按照思源置地对新型城市扩张发展模式研究的结果，从人口密度的维度划分，暂且可划分为“城市五级”。城市一级，即城市核心区，将作为居住聚集区，承载工作、休闲、娱乐、教育等功能，人口密度最高一般在20-30人/亩；城市三级，即郊区小镇一般大多分布在中心区10-15公里的范围内，居住构成多依赖于原著居民和少量外来移民，人口密度通常保持在8-10人/亩；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是在自然村落基础上，辐射少量区域边缘居民，人口密度通常比自然村落的3―5人/亩略高，通常为2―3人/亩。

村镇建设须解决四大难题

在城市化促进乡镇发展的同时，旧村改造、新村建设也尤为重要。按投资方式划分，有以下三种做法：一是村集体和房地产开发商合作开发；二是村集体自主开发；三是村集体和村民共同投资开发。如按改造方式划分，又有两种：一是就地边拆边建；二是异地先建后拆。再按结合方式划分，主要有三种：一是与卫星城建设相结合；二是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三是与中心村建设相结合。

目前的乡镇主要以村集体自主开或村集体与村民共同开发，其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项目启动缓慢。项目启动缓慢的主要原因又有三个方面，一是村集体资金缺口过大，无法开展旧村改造新村建设；二是当前政策支撑不足；三是项目的审批过程太长。

第二：规划指导不力。改造后没有腾退出土地、新村建设中没有充分考虑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

第三：农民对上楼有不安定感。

第四：特殊区域的绿化隔离带的特殊政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等，如商品房开发过度、规避缴纳土地出让金、制造协议出让土地机会等等。

理解和处理好这些问题，将为城乡土地管理提供有利的环境。

从世界范围讲，冠以“新农村建设”的国家农村发展计划不少。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新农村建设，不过那是一个军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为战争服务而组织的改革。30多年来，这种以钢筋水泥建设农村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而全人类都进入了可持续发展的新轨道。农村建设代之以绿色为主调，以提高生活质量为核心，在不割断历史的前提下，以“至下而上实行民主参与”的方式来进行，凸现城乡差异化。现在，欧盟正在大规模地建设其农村。现在的欧盟包括25个国家，人口为4.568亿，地域面积为390万平方里，人口和地域面积均约为我国的三分之一。今天，欧盟5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占地域面积90％的农村地区。

今后10年有3亿农民迁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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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二元结构；体制；改革重点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5)08／09―0057―03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与我国实行赶超型的工业发展战略紧密相关，进而又与高度集权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紧密相关。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扩大和固化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因素。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建立消融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体制，这是统筹城乡发展，变城乡二元结构为一元结构的最理性的选择。

一、加大财税体制改革的力度，重点是扭转重城轻乡的倾向，增加财税对农村的有效支持

农村资金紧缺，农民税费负担重，这是造成农村贫困、城乡发展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与我国长期采用偏好城市的财税体制相关。据有关专家统计分析，我国财政对农业所支出的，其绝对值虽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但占的水平，比1990年的10％约低2个百分点，比1980年的12 9／6约低4个百分点。地方财政农业支出的比重呈逐步下降的趋势，1991年为9．6％，1995年为7．9％，到2000年下降为6．6％。我国税收在城乡之间也存在悬殊的差距，2000年农村人口人均税费比率为39，6，但实际比率在5％，而城市人口税率仅为0．58％。针对这种状况，要统筹城乡发展，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必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从宏观上着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扭转重城轻乡财政体制。考虑到我国农业生产条件落后的状况以及加入WTO对农业的冲击，必须逐步提高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力争将这一比重由现在的8％提高到10％以上。为此，一要确保国家新增财力向农业倾斜，这是强化农业投入的一条重要措施。二要尽快出台农业投资法，将各级政府的支农行为纳入法律规范。财政投入重点，主要应考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直接用于对农民的补贴。三要把国家新增的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加大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按城乡统筹的要求，税费改革的方向，当前除了继续降低或免除农业税外，必须做好减轻农民负担的专项治理工作，对各种乱收费、各种摊派、三提五统应全部取消。

二、加大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力度，重点是抓住主要矛盾，逐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实行两种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大大低于城市，这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从长远看，必须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让农民拥有国民待遇，这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扭转农民弱势地位的必由之路。但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取决于社会各方面的认知，城乡经济发展的程度，社会分配结构的改善，国家和地方各级财政的负担能力，体制转换的进程等等，是个受多因素影响、制约的长过程，需要因地、因时制宜，分步、分阶段实施。就当前来说，农村不可能照搬城市的办法，采取城乡统一的标准、统一的模式。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现在最紧迫的是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现在最紧迫的是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和改革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是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

就农村养老保险而言，基本取向是实行家庭养老保险和社会养老保险相结合的体制。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财政规模有限，财力需求与供给的矛盾比较尖锐，加之我国农村老龄人口数量庞大，国家无法包办农村养老保险。财政给予一定的资助，同时依靠农民自身及其农村集体的资金积累，是发展农村养老保险的基本途径。实行这种模式的养老保险体制也将是个渐进的过程，要贯彻财政合理资助和坚持地区有别的原则，经济发达地区可先行一步，根据各地现有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实行不同的养老水平和筹资标准，切忌一刀切。经过努力，完全有可能构建符合国情、科学合理、规范可行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与此同时，要加快改革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通过多种筹资方式和管理办法，实行集体与个人共同筹集医疗卫生费用基金，按一定比例补偿农民医疗药品及预防保健费支出的农村医疗保健制度。

三、加大金融体制改革的力度，重点是全面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扩大对农村信贷的投放量

为“三农”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是统筹城乡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举措。目前农村信贷资金严重外流，金融需求远远得不到满足，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因素。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是金融体制问题。信贷政策存在着地域歧视，信贷资金对城市投入多，农村投入少；对城市国有企业投入多，对农村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投入少。改革开放前，金融部门的农业贷款占所有贷款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3 9／6左右，而1978年以后一直维持在两位数以下，1998年以来徘徊在8％左右。因此，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建立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要求、真正为“三农”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实属当务之急。

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一是鼓励并要求加大对农村信贷资金的投放量。应对商业银行和农村信贷规模作出明确的规定，原则上要求商业银行将在农村吸收的资金，争取全额或绝大部分用于农村，支持农村及县域经济发展。人民银行应以支农再贷款的形式，将县及县以下邮政机构吸收的农村储蓄资金返还农村。二是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根据农户需求，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范围，注意进行贷款品种和方式创新。三是加快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步伐。改革信用社的组织模式，转换信用社的经营机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使农村信用社真正成为最基层的、直接面向农民和农业的金融服务组织。这是解决农村信贷难、打击农村高利贷的关键。四是建设全面推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简化贷款手续，提供方便农民的措施，尽可能满足农户种养业的贷款需求。

四、加大城乡劳动就业体制改革的力度，重点是打通城乡市场梗阻，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就业是民生之本。城乡劳动者实行平等就业，是转移农村劳动力，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也是消融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乡不同的劳动就业体制。这种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并未随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机制的逐步形成而发生根本变化，城乡二元分割仍然是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征。可以说，这是加剧城乡发展不平衡、扩大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重要原因。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城乡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城乡

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首先要全面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这是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前提。户籍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近年来各地已开始进行不同程度的户籍制度改革。事实表明，适当放开户口后并未产生消极影响。要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放宽政策，从根本上打破城乡劳动者的身份限制，消除城乡劳动力在就业问题上的体制障碍。现在许多城市面临就业压力，对进城农民进行适当管理是必要的，城乡政府部门要坚持公正原则，同时做好城乡劳动力就业的促进工作，在就业服务、职业培训上对城乡劳动力一视同仁；用人单位对劳动力不能区别对待，在劳动时间、劳动条件、劳动保护、劳动报酬上应实行统一标准。整治恶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的行为。要准确提供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尽可能克服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动现象。此外，还要加强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竞争力。

五、加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力度，重点是保障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益，大力推进土地承包营权的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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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二元经济结构；湖北省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7-0055-03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越来越大。就湖北省而言，城乡收入差距从1981年的1.67：1持续扩大到2010年的2.75：1。考虑到城市居民享受的社会保障和部分高收入阶层不透明的灰色收入，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应该还会更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成为困扰我国改革和发展的一大社会难题，并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城乡收入差距的变迁是由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城镇化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两个重要因素。

2研究方法与变量选择

2.1研究方法

向量自回归（VAR）是西姆斯（C.A.Sims）提出的使用系统中的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从而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本文考虑将城镇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引入向量自回归模型，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它们之间的VAR模型的数学表达式可以表示为：

lngapt=αlnurbt+βlndlt+γllndclt+C+εt（1）

式（1）中，t表示时间变量；urb表示城镇化水平；dl、dcl、gap分别表示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城乡二元反差系数和城乡居民收入比，其它未纳入的变量和不可观测的因素作为残差ε。

进行实证分析的目的是考察城镇化、城乡二元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采用分析步骤如下：首先，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协整关系，以揭示城镇化、城乡二元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然后，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较为量化地看到城镇化、城乡二元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对影响及其效应随时间变化的过程。

2.2变量的选择与数据的说明

考虑到数据的有效性和可获得性，本文选取1981～2010年后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各年的《湖北统计年鉴》。

（1）城镇化水平（urb）。对于城镇化水平的衡量有多种观点，主要有单一指标法、综合指标法等。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指标。

（2）城乡二元对比系数（dl）。也被称为二元劳动生产率差异系数，主要用于衡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程度。本文采用（农业总产值/农业劳动力人口）/（非农产业产值/非农业劳动力人口）来表示二元对比系数，当其值为0时，经济的二元性最为显著；而当其值为1时，经济的二元性消失。

（3）城乡二元反差数比（dcl）。二元反差系数是两部门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的绝对数的平均值，即农业和工业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的绝对数平均值，二元反差系数理论上在0～1之间，与二元对比系数相反，二元反差系数越小则二元经济结构就越不明显。

（4）城乡居民收入比（gap）。此指标主要反映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采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衡量，值越小城乡收入差距越小。

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有的协整关系，并能消除数据的剧烈波动和时间序列中的异方差现象，故本文对所有研究变量序列取自然对数，记为lnurb、lndl、lndcl和lngap，相应的一阶差分记为dlnurb、dlndl、dlndcl和dlngap。

3实证分析

虽然某些经济变量的本身是非平稳序列，但是它们的线性组合却可能是平稳序列，这种平稳的线性组合就称作协整方程。协整方程表达的多个线性变量之间的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更是多个线性经济变量相互影响及自身演化的动态均衡关系。进行协整检验的目的是揭示一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1单整检验

在有关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中，如果随机变量是非平稳序列时，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必须进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否则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以此做出的结论可能是错误的。本文采用ADF检验对原序列及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表1为检验结果。

从表1可以看出，原序列lnubl、lnubs、lnufm、lnufl都存在单位根，为非平稳时间序列；但原序列各自的一阶差分序列的ADF值均小于1%置信水平的临界值，这表明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都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时间序列，即lnubl、lnubs、lnufm和lnufl都是一阶单整的。

3.2协整检验

由单整检验可知，与序列的一阶差分是平稳时间序列，因此根据模型（3）建立各研究变量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VAR模型，如式（2）所示。从式中的AR2、F、AIC、和SC值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对变量的解释能力较强。

对式（3）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发现其序列ADF值为-2.39，其5%临界值为-1.95，P值为0.0187。因此，可以判定残差序列VECM不存在单位根，即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协整关系式反映的是城镇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模型（3）表明，湖北省城镇化对城乡二元结构系数的弹性效应是0.67、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弹性效应是0.99、城乡二元反差系数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弹性效应为1.63。从长期看湖北省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乡经济结构二元性的扩大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起到了推动作用，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产业资源和人力资源向城镇聚集，促使城镇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升，而农村则相对萎缩，导致了二元结构系数的增长；而城乡居民的收入随城镇化的提高都呈现出绝对增长，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却在持续拉大。基于此我们发现研究期内湖北省城镇化并未给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带来积极的影响，现阶段的城镇化模式并不能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3.3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

为了进一步探索湖北省城镇化、城乡二元结构与城乡居民收入比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利用Cholesky分解方法进行脉冲响应及其方差预测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

是基于模型（2）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代表追踪期数，纵轴代表因变量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响应程度，设置追踪期为10年。从图1中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其自身新息的响应在起初就达到最大值，而后逐渐衰减，在追踪期内一直保持较强的正向响应，这说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受自身的影响较强，并且持续期很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来自城镇化冲击的响应也呈现正向，并且能一直持续下去，这说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来自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冲击的响应表现出波动状态，在第4期时表现为负向的最大值，第8期表现为正向的最大值，但总体上看，城乡二元对比系数的扩大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来自二元反差系数的冲击也呈现出波动状态，在第4期时表现为正向的最大值，在第9期时表现为负向的最大值，总体上看城乡二元反差系数的扩大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以上分析说明城镇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的关系，这与协整分析的结果相符。

图1脉冲响应函数曲线预测方差分解可以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分解成系统中各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即方差分解给出的是每一随机信息对VAR模型影响的相对重要性。通过比较这个相对重要的信息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就可以估计出该变量的作用时滞和效应程度。本文应用方差分解方法对城镇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各个变量的不同预测期限误差的方差进行分解，以期了解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强度。结果如图2所示。

由图2可知，城乡收入差距的波动一直受到自身波动的影响，其它因素对它的影响随时间的增加而变强，但强度都不超过其自身的影响；城镇化、城乡二元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预测误差的贡献度呈现出上升趋势，从期初的微不足道到期末的53%，其中城乡二元反差系数贡献度最高，其次是城镇化。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受到自身的影响较大，并且持续期长；城乡二元反差系数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有较大的影响，并且影响持续稳定；城镇化对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存在较大的影响，并且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加；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小。从长期看，研究变量中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最大的是城乡收入差距自身，其次是城乡二元反差、再是城镇化、最后是城乡二元对比系数。

4主要结论和启示

根据上述基于湖北省1981～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非平稳时间序列lngap、lnurb、lndl和lndcl在经过一阶差分后平稳，均为一阶单整。在此基础上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模型对城镇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居民收入比进行了动态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按可比价计算湖北省在1981～2010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从1.67扩大到2.75；城镇化水平也从22.7%增长到49.7%。从此可以看出，城镇化的推进未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主要是我国现阶段的城镇化水平还不够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尚未完成转移。

（2）湖北省城镇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为长期均衡关系。由协整方程可知，湖北省城镇化对城乡二元结构系数的弹性效应是0.67、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弹性效应是0.99、二元反差系数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弹性效应为1.63。

（3）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城镇化、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城乡二元反差系数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都有长期的影响，影响力排序结果为：城乡收入差距>城乡二元反差系数>城镇化>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弱化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因此湖北省要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必须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继续推进城镇化进程，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打破对于农村的种种不合理限制，使城乡居民同享改革发展成果；三是应构建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长效机制，让城市、工业反哺农村、农业，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陈宗胜，周云波.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及其经济学解释[J].经济研究，2001，（4）.

[2]唐礼智，刘喜好，贾璇.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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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农村社区“农”的色彩将越来越淡

十七大提出，要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对城市社区我们比较熟悉，但农村社区就相对陌生了，农村社区是怎么定义的？

社区是现代社会的细胞。一般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以共同意识和利益为纽带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在城市是指居民聚居的街道、院落和小区；在农村是指自然村落即行政村。具体地讲，农村社区就是聚居在城镇以外的，以从事第一产业（农、林、牧、副、渔业及其加工产业）的人口为主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农村社区既包括农村居民生活的自然区域环境，也包括在这些辖区内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活动的社会群体。

农村社区有什么特点？

与城市社区相比，农村社区的内在凝聚力更强、生产功能更突出、生态地位更重要。在城乡统筹的进程中，农村社区会出现分化。其中一体化进程中受城市化或城镇化影响较大的行政社区村，其村的建制虽然存在，但“农”的色彩将越来越淡。如成都市锦江区的红砂村、温江区的红旗村等，正在向涉农街道转变，其发展趋势是城市化。还有一些社区虽然是农村，仍是以土地为主要的生产资本，但第一产业的重要性和比重已大大降低；居民普遍身兼多业多职，社区内有数量不等的流动人口；辖区内有了外来的企业、单位等，这是属于城郊型的农村社区。还有相当多数的以农为主的农村社区，其建设目标是坚持村民自治，改善生产和居住条件，建设安居乐业的生态家园，今后的发展趋势是基础设施齐备、公共服务完善、生态环境良好、人口规模和密度减少的现代农村。

我国目前的农村社区建设情况如何？

中国城乡二元的特征在社区发展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在城乡分治的社会管理体制下，城市社区的发展得到了更多的公共资源和政策支持，而农村社区的发展直到*年以后才开始逐渐获得公共资源和政策的支持。从全国范围看，“农村社区建设”目前刚刚起步。*年以来，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先后开始推行“农村村落社区建设”，从“农村社区发展”着手进行制度创新的探索。*年国家民政部在215个县开始进行农村社区建设实验。但到目前为止，国家层面的农村社区建设政策体系还没有形成，还有待于各地的创新和探索。就区域发展而言，农村社区是否能够像城市社区一样获得同样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条件，是农村发展能否与城市发展并驾齐驱的关键，也是城乡二元结构能否从根本上得到破解的关键。

不能以新农村建设取代农村社区建设

有人认为，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包括了农村社区建设，还有必要提农村社区建设吗？

很有必要。社会建设需要从社区开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也应从农村社区开始。农村社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以“新农村建设”取代农村社区建设。社区建设要解决的是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问题，是社区内的矛盾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按照城乡统筹的要求，农村社区建设同样应该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过程”。

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我们还应避免哪些认识上的误区？

首先，农村社区建设不是“社区拆迁”，而是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需要和社区的需求，在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协商合作下进行的社区规划和社区建设，是在原社区的基础上进行的区位调整、结构调整、公共设施建设和原居住环境的改建，以及社区组织结构、管理机制、服务机制等诸多方面的改变。其次，农村社区建设不应是“政府行为”，而是在村民委员会的领导下，在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在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下，根据社会条件的变化对农村社区结构的重新调整，包括社区区位、人口户籍、产业、组织、管理和生活环境的改变和建设。再次，农村社区建设不单是盖房修路、建公共服务设施、搞绿化美化等硬件建设，而是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社区的全面建设，尤其是“软件”———制度和能力的建设。最后，农村社区建设不仅是农村自身的发展建设过程，还是国家“城市反哺农村”，“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利”，“缩小贫富差距”等公共政策的落实过程。

农村社区建设需要制度创新

农村社区建设能否走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子，对其经验进行复制呢？

由于农村社区的特殊性，其建设目标、路径和建设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农村社区建设不可能走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子，也不可能简单地“全覆盖”、“一体化”———把在城市社区建设中获得的经验和方法套用到农村，把城市社区建设的政策照搬于农村，将违背农村发展实际，既不合理，也不可行。

就农村社区建设，请您提出建议。

农村社区建设的第一步就是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根据区域发展需要以及村民的愿望，在有条件的社区，以现有社区———行政村或自然村为基础，由村民委员会牵头，组织本辖区居民，通过民主协商，提出制定本社区的建设计划。要在城乡统筹的制度框架下，进行更积极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建立城乡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覆盖城乡的基础设施及其管理体制，建立城乡均衡化的公共服务保障体制，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以此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篇5

关键词：城乡结构；二元文化；文化建设；破解路径

中图分类号：TU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二元文化体制，重视城市，忽略农村，导致城市文化发展迅速，乡村文化发展缓慢，城乡文化发展严重失衡，城乡居民享受不平等的文化权利。本文结合城乡具体的发展情况，对城乡二元文化结构发展状况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并提出城乡二元文化结构的具体破解路径。

一、城乡二元文化结构破解的内涵

中国自城乡差别形成之初就存在二元文化结构，数千年以来其变化很小。中国在1978年开始进行改革，实行市场化取向，随之而来的是逐渐扩大的城市市场经济文化和农村自然经济文化两者之间的差异，逐渐增大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生活方式差异，以及越发明显的城市人与乡村人两者之间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中国城乡二元文化结构的加速分离。城乡二元文化结构是中国特殊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文化和哲学根源。

而城乡二元文化结构破解的意义在于：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城市相对先进，农村相对落后。城乡二元文化结构的破解就是打破城乡文化发展的二元局面，城乡文化逐步达到统一发展，在不改变城乡文化特征过程中，实现城乡的和谐和协调发展。

二、城乡二元文化结构的现状

尽管国家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宏观战略角度入手，将公共资源配给开始向农村倾斜转移，但是城乡之间二元文化结构差距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乡之间的二元化文化制度仍然存在，国家在城市文化产业和事业的发展方面给予的投资与支持远远多过农村；第二，城市和农村在文化设施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城市拥有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少年文化活动中心、国际会展中心和广电网络等，而农村则拥有较少并且质量较低的文化基础设施；第三，城乡居民之间二元化的文化产品消费。我国城市居民的收入普遍较高，这使得他们在文化产品消费方面可以投入更多，而农村居民收入相对较低，严重的影响了其在文化产品的消费支出；第四，城乡居民得到的文化产品供给存在差异。文化产品供给与文化产品消费需求是相对应的，城乡文化产品的供给水平直接受到城乡二元文化需求结构的影响。在城市中拥有丰富的供给居民的文化产品，还有如图书馆、文化馆和艺术馆等资源对公众开放，会定期举办的不同类型的文化活动，如庆典、会展等，这些都是使城市居民在文化层面得到满足，而农村地区居民则无法享受到如此丰富的文化产品。第五，城乡居民之间严重不同的意识文化形态，极大的影响了发展农村地区文化产业和事业的脚步，使得农村地区缺乏高素质的文化人才和文化团队，严重制约了农村地区的文化发展。

三、城乡文化二元性的消极影响及破解的紧迫性

二元文化作为一种封建等级制度的“衍生物”，旧的二元制度的“守护神”和新的二元制度的“催生剂”，其发展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社会在价值判断上出现集体偏差。二元文化很显然是一种消极的和负面的文化，其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二元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绊脚石”，其存在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居民享受文化权利不同，对社会的稳定和和谐都会造成负面影响；第二，不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农村地区文化建设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城乡社会一体化进程；第三，不利于区域文化的现代化与传承，农村文化建设的落后难以为民俗文化的现代化与传承提供新的模式和必要的资金支持，不利于民俗文化传承的可持续发展。

城乡二元文化结构在思想上严重影响了农民的价值取向和世界观，对于构建和谐小康社会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尽快破解城乡二元文化结构能够促进文化的现代化与传承，维护社会稳定与构建和谐社会。

四、城乡二元文化结构的破解路径

二元文化作为一种畸形的社会意识形态，严重阻碍着中国的改革、发展与稳定，必须坚决彻底的破除。

城乡二元文化应从以下方面着手破解：第一，针对二元文化的生成机理，以新制度规正二元制度，明确农民的定位是职业不是身份，树立传统乡土文化的现代性，以正确的舆论引导社会完善城乡文化管理体制，实现工作重点的下移、文化资源的下移和文化服务的下移。第二，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发展乡村文化产业，促进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市场引入模式，主动寻求突破城乡文化的二元结构。第三，文化设施方面力求达到共享，为农村享用城市文化设施，参加城市文化活动提供便利条件。第四，推进农村各层次教育，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改善农村师资力量，将优秀的教师队伍引进农村。此外，还应针对农村产业的改变，培养乡村文化人才与文化团体，建设以村民为主体的文艺团体，重视和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加强农家子弟的学历、素质和职业。第五，增强村民文化消费意识和文化产业意识，提高村民的文化产业意识，促进城乡二元文化结构困局破解。

五、结论

城乡二元文化结构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需要全社会坚持不懈的努力，将破除二元文化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性系统工程，终能将其破解。

参考文献：

[1]卢婷婷，翟坤周.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村文化建设：现实逻辑与动力机制[J].新疆社会科学，2012（05）.

[2]吕群超，谢新丽，谢新，郑立文.福建省环三都澳区域城乡二元文化结构困局破解研究——基于节庆旅游发展视角[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12，6（01）.

篇6

关键词：城市化；城乡二元经济；留守儿童；教育1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形成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有三层含义：“其一，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即城市和乡村两个具有不同的经济活动和聚居方式的存在；其二，城乡二元体制，即在城市和乡村实行不同的政策和制度，或对城市市民与乡村农民实行两种差异的政策和制度；其三，城乡发展水平的差异，如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基础设施发达，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高等，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基础设施落后，农民收入低等”，“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活动还是居住地的不同都是城乡二元结构的表象，它的实质在于城乡所实行的两种不同政策和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在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城乡发展被分割开来，实行区别对待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不顺畅，城乡发展缺乏联动性；农村社会事业投资严重不足，城乡发展缺乏统一性”。[1]在世界所有国家的发展史上，这种二元经济结构都会存在，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工业化城市化起步较晚，因此比较而言，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不仅表现明显，而且存在时间长。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教育落后等。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历史看，更有其特殊性，表现在人为作用的加深加固。在建国初期，国家要发展重工业，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轻工业和农业。农业为国家提供廉价的粮食和农产品，国家对重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造成农产品价格冻结，对农业剥夺太多导致农业积累长期严重匮乏，加上当时政策限制使农业发展不完备，发展没有后劲。这一时期国家又制定了一系列导致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政策，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食品供给制度等，形成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分化。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兴起，国家实施乡镇企业战略是为了软化二元结构，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善，但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变是互相促进的，国家一些控制政策没有改变，使得二者的现实状况都不尽如人意。1988年以后，经济改革力度加大，但二元经济结构本质上没有受到冲击，有进一步加深加固的迹象。由于农业本身的低效率低回报，导致民工潮的掀起，这虽然冲击了城乡隔离的就业制度，也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改善了农民的生存状况，但是国家的发展在这一阶段，向农村索取了太多的劳动力，对农村的劳力资源吸收非常严重，造成很多农村地区老人带着小孩在家种田，支撑着农业生产。这显然不利于农村的发展，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在这一时期，虽然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但由于固化二元经济结构的政策制度如户籍、教育制度没有相应的改善，造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诸多社会问题。

人为造成的严重的二元经济结构，在现实中形成了城乡对立的二元社会。从总体上看，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57：1扩大到2010年的3.23：1，而城乡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差异更大，2010年前三季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334元，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为4869元，农村消费水平要落后城镇10一15年[2]。从广阔的社会视角看，问题显得严重得多，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这是整个农村社会――农村基础设施、农村教育、农村环境等整体落后于城镇的一种不正常的状况。就此而言，在我们国家，二元经济结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较严重的政治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公平正义，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教育。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等使农民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严重影响着城乡协调发展，甚至威胁着社会的安定和团结。自从1958年我国以法律形式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固定下来之后，便衍生出就业、税费、教育、医疗、社保、土地等诸多二元制度。由户籍制度演化而成的“城乡分治，一城两策，一地两民，一事两制”的管理体制，不仅限制了农民人身自由，也使农村失去了许多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机会，并使市民与农民形成了权利不平等的两个等级，农民进城门槛高，农村户口身份化，客观上剥夺了农民接受城市文明、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权利。而且这种社会分层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支撑的。[4]城乡不均等的资源配置制度，使城市得到了优先发展的机会，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科教文卫事业建设、经济建设、公益设施建设等得不到国家的大力支持，农村经济在起点上就落后于城市。同时城乡二元结构不但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差异，也带来了文化、心理上的鸿沟，上亿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城市遭受“二等公民”的恶劣待遇，以教育而论，由于在城市得不到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进城务工者不得不将子女留在农村接受教育，使这些孩子沦为了留守儿童，城乡分割的教育制度，以及市场经济的导向，使农村教育得不到好的教育资源，优势过度集中于城市，造成了农村教育在起点、过程、结果三个方面落后于城市。导致留守儿童既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又得不到良好的学校教育，因此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日渐突出。正是中国这种独特的二元经济结构形式，导致了中国复杂并且严重的留守儿童问题。[3]

2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现状

在二元经济结构下产生了留守儿童这一社会群体，所谓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到城市打工，而把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独自生活，或由父母单方、其他亲属监管照顾的16周岁以下的儿童。我国是农业大国，有9亿多农民，随着农业工业化的逐步发展对劳动力的挤出，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产生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的就业供求矛盾日益突显出来。为改变自身的生存状况，他们纷纷到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务工。而由于户籍、经济等多方面原因，他们的子女却不得不留在农村，成为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是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的一群“制度性孤儿”，他们的父母到城市务工劳动，争取改善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状况，一方面为了生活或生存，他们不能够轻易地离开自己的工作、离开城市；另一方面因为在城市里境遇艰难，立身困难，使他们无法将他们的子女带进城里，在自己身边得到关爱和教育。就是在这种“带不出”与“回不去”的双重矛盾中，留守儿童不得不接受骨肉分离的现实。据2012年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已超过5800万，并有不断增长的趋势，留守儿童问题相当严峻。

留守儿童问题引起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我们作为新时期的大学生，有责任也有义务研究和帮助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由2011年渭南师范学院年大学生创新计划支持，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10名学生成立了地区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研究小组，实地深入渭南市临渭区大王乡的3所小学，通过调查、走访、支教等方式，了解到该区属于一个典型的山区贫困乡，有近85%的孩子为留守儿童，这一基数还在逐年增加。这些儿童的心理、生活、学习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关系到未来的社会稳定、地区经济发展，二元经济结构社会是农村留守儿童所处的客观大环境，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形成了明显的阻碍作用。我们研究组通过调查研究，对于现状分析如下：

2.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农村教学资源的影响

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导致教育投入城乡分配极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师资配备、教学设备更新、教学观念转变等方面，从侧面加重了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1）师资力量薄弱。当前不少农村中小学普遍存在师资力量薄弱，素质普遍偏低，教学水平严重不均衡。教育精力不够，缺乏对留守儿童的关爱，甚至有歧视留守儿童的现象，不仅难以做到因材施教，而且对于留守儿童的特殊心理、感情需求和学习生活需要更是无法顾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留守儿童的“二次伤害”。经过对渭南临渭区大王小学的长期调查发现农村师资存在如下问题：1）教师老龄化严重。农村学校的老师大部分都年龄偏大，有部分已退休的教师还坚守在教学第一线。由于农村教师工作生活的环境相对于城市来说很艰苦，发展空间小，大部分青年不愿去农村，有的把农村学校作为他迈向城市的垫脚石，青年骨干教师流失严重。因此目前农村学校的师资状况是秋黄不接，年龄结构严重失调。如大王小学共有27名教师，其中老龄教师占70%以上。2）教师专业知识水平和素质普遍较低。我国一些城市地区已开始实现小学教师大专化甚至本科化，然而相当多的农村地区，小学教师的学历主要维持在中师学历水平，在一些贫困农村地区，代课教师是教师队伍中的主力军，而代课老师中有很多是村聘教师，整体存在年龄偏大、知识结构老化、知识面窄的问题，对新形势下的素质教育显得力不从心；并且在大多数学校没有专业的英语、音乐、科学、教育等方面的教师。又因长期生活、学习、工作在乡村，信息闭塞，教学中缺乏热情和竞争意识，无法掌握先进的教学技术，加上教学中地方方言较重，教学效果很难实现。教师素质普遍较低，不了解法律法规，在教育过程中没有耐心、存在偏见，甚至有羞辱、打骂孩子等行为，使得儿童在学校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尤其加重了留守儿童的心理负担。

（2）教学环境落后。良好的教学环境会促进教育教学的发展，然而城乡二元经济的不平衡致使农村的教学资源远远落后于城市。从硬件而论，在众多城市学校投入大量资金提升教学设施的同时，许多农村学校却连最基本设施，如校舍、教学设备、图书都难以保证。他们没有多媒体、没有图书室、没有体育器材等，条件根本无法与城市学校相比。虽然部分学校经过了改造，硬件设施有所改善，但相配套的教学设备却无法及时跟进。被调查的大王沟小学前校区以及其他几所小学普遍存在学校陈旧、设施老化、环境恶劣的状况。没有体育设施，更没有体育器材，没有图书，有的连教室的桌凳也是破烂不堪。

从教学目标看，农村教育基础薄弱，资源缺乏，教师观念陈旧，不能有效弥补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不足。传统的教学观念依然是把追求升学率摆在第一位，忽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只注重主课教育，而忽略了孩子的个性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理念沦为一句口号。只侧重在校时段的教育教学管理，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关爱难以顾及，与家长沟通难以实现，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脱节。落后农村观念和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冲击，使留守儿童极容易受到恶劣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而走上歧途。

2.2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

（1）心理健康问题突出。儿童期是人的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家庭和社会如果能为儿童的成长提供必要条件，给予儿童应有的保护和良好的教育，就会为孩子一生的发展奠定基础。然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他们的父母远在异地，长期与父母分离，缺少联系，使得农村留守儿童有比较突出的心理问题，主要包括情绪问题、交往问题和自卑心理问题等。留守儿童多表现有为焦虑不安、悲观失望、孤僻寂寞等消极情绪；生活交往中经常受到周围孩子的歧视、排挤和欺辱，导致他们沉默寡言、态度冷漠、任性冲动。不少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已较严重，心理脆弱，任性叛逆，行为孤僻，性格上变得自卑、内向、胆怯、执拗等，人际关系紧张。在我们研究组对留守儿童的心理辅导中发现，有些儿童与班里同学和老师之间发生矛盾，导致老师对他有看法，同学不与他接触，他们由此产生自卑心理，不与人交流，甚至没有一个朋友。这些问题虽然大部分是暂发性的，但如不能及时解决，将会对他们的身心成长产生不良影响，严重的甚至会造成成人之后的人际障碍和人格缺陷。

（2）学习状况令人担忧。留守儿童正处于身心发展的黄金时期，需要不断地学习和积累知识，但是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导致留守儿童的学习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监督。学习辅导监督缺位，学习动机和目的不明确，学习成绩落后。根据我课题组调查，留守儿童中的83%左右由祖父母抚养，他们大部分年老体弱，而且本身的文化水平较低，根本无法给留守儿童切实有效的帮助和辅导。大部分留守儿童还要承担一定的家务农活，导致一些儿童课堂上精力不集中，作业不能按时完成，学习成绩下降，对学习缺乏热情，没有自觉性和进取心，只是应付了事，有些甚至厌学、逃学、辍学。

（3）留守儿童价值取向的不良发展。外出务工者自身想通过打工摆脱贫困，走上致富道路，由于远离子女，平时多采取“物质+放任”的方式对子女进行补偿，对子女的价值取向、道德、法制教育关注较少。监护人也考虑与孩子关系的特殊，对孩子往往采取放任态度，极易形成孩子功利主义价值观和享乐主义人生观，养成好逸恶劳、奢侈浪费、盲目跟风等陋习。根据我们了解，部分学生开始把人生发展方向定位为打工挣钱，热衷于吃喝玩乐，厌学情绪严重，往往缺乏进取心和刻苦钻研精神，学习上得过且过，不求上进，信奉“读书无用论”；另外，留守儿童道德意识缺失严重，由于“留守儿童”缺乏必要的家庭教育，无法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容易受外界不良环境的影响，导致他们的道德品质下降，有的甚至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许多“留守儿童”表现出不诚实守信、讲脏话、小偷小摸、敲诈勒索等不良习惯。他们片面强调个人利益。对家庭、同学、邻居、社会冷漠少情，缺乏社会责任感。根据全国最高法院的统计数据：中国未成年人犯罪每年上升13%，近7成为留守儿童犯罪。这个比例令人触目惊心，留守儿童的道德行为偏差问题不容忽视。

（4）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他们常处于无人监护状态，加上年龄小，自护意识弱，好奇心强，因此被拐卖、受侵害、出现意外伤害的事件时有发生；还有一些孩子上学路途较远，经常起早摸黑赶路，这些问题对留守儿童的安全都形成了威胁。[4]

3解决措施

我们课题组在经过一年多的调查走访、亲身支教活动，根据调研结果，尝试提出一些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建议，具体如下：

（1）首先，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责任观念，尽量确保父母都在孩子身边，或调整外出方式，父母中留一方在家照顾和监护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保持和保证家庭教育的存在。即使家长在外地务工，也要把教育孩子的那份责任承担起来，与学校、社会形成合力，应定期和主动与任课教师、班主任联系沟通，了解子女的状况，共同商讨教育孩子的策略和方法。其次，慎选监护人。如果夫妻双方都出门打工，就要为孩子选定好监护人，监护人应是有文化、有责任感、能监督和指导孩子的亲朋好友，既不能娇惯孩子，也不要让他们干过多的农活和家务，保证子女有充足的学习时间。如果是祖辈监护，一定要让他们对孙辈严格要求，加强生活和学业的监督。再者，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父母在外务工，要经常通过电话、书信、定期返乡等形式与孩子进行多方面沟通交流，明示他们对孩子的爱和厚望，希望孩子能理解他们的家境和现状。最后，留守儿童自己应当加强自我教育和引导，树立自信心和自尊心，留守儿童要培养自爱自强、积极乐观的心态，要理解父母的艰辛和难处，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努力培养独立自主、不怕困难的意志和能力，刻苦学习，勇于面对生活挑战，做生活中的强者。

（2）学校应发挥教育的主阵地作用。对于留守儿童要深入了解，建立留守儿童档案，全面掌握其数量、家庭及监护人、思想品德、行为状况、学习态度等情况，以有利于老师对留守儿童有针对性地施教。同时建议学校建立相应的心理咨询辅导室，培养专职心理教师定时为留守儿童做心理辅导，及时发现和矫正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并为每一个儿童建立一份心理健康成长档案。我们在支教中，充分利用渭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资源的优势，组织心理学科的同学参与进来，在3所小学开展了心理咨询试点活动，通过对儿童和教师双方向的心理辅导，促进了教师与一些心理问题较重的留守儿童的沟通，收到良好的效果。其次，倡导教师转变教育观念，用爱感化孩子的心灵，担负学校和家庭双重角色，填补留守儿童心灵上亲情的空缺。学校领导及教师应有关于留守儿童的专门性意识，充分重视这一群体，老师要给予留守儿童特殊的关爱，在安全、生活、心理、学习、在交往上给以关心鼓励；让他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关爱。再次，大力发展农村留守儿童寄宿制。这需要地方政府加大投入，进行相关建设。目前农村中小学寄宿条件普遍较差，甚至没有寄宿设施，在农村留守儿童在家庭教育缺失的情况下，更要充分发挥学校和教师的教育功能。因此地方政府应不断加大投入，和社会各界给以经济支持，完善设施，尽量为留守儿童提供住宿的便利，让留守儿童在老师、同学的群体中健康成长，受到更多的监护、照顾与关爱，减少留守儿童受教育的断层和真空。这还将有助于培养留守儿童的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

（3）社会更广泛关注和帮助。大力加强宣传，充分发挥大众媒体的作用，宣传关爱留守儿童工作的重大意义，宣传保护留守儿童权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家庭教育理念，开展义务资助留守儿童活动等。如全国妇联组织发起，中央电视2台承办的《春暖2012特殊家长会》公益节目，向全社会宣传和募资，号召社会给予大力支持。现在已有社会公益机构带头，力图集社会各方力量和各种资源来帮助这一群体，这其中应当大力发挥大学生支教援助作用。新时期的大学生普遍勇于实践，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同情心，愿意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以我研究组为例，我们本着服务地方，深入社会实践的原则开展这次调查和支教活动，在持续半年的活动中耐心考察，积极参与，搜集整理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总结出如下帮扶经验：第一，课内辅导。利用大学课余时间或假期，为留守儿童做学习辅导，让他们可以与其他的孩子一样学得好，同时以参与课堂讲授的方式为学校带去新的知识、新的理念、新的教学方法，为校园增添活力。第二，心理疏导，针对个别留守儿童出现的心理问题，我们提供了心理引导沟通，同时为当地中小学老师做了心理辅导培训，让他们了解基本的心理辅导知识和方法，从而使他们在今后的教育过程中有所参考，更好地帮助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第三，筹备建立长期性的大学生支教点。留守儿童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长期性的社会问题，需要持久的关注和援助。留守儿童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各种支持，在此基础上，建立大学生支教援助点是应该的也是可行的，应以此为契机，吸引更多的大学生投入到帮助留守儿童的活动中，为促进社会和谐尽一份力量。最后，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吸引和组织更多其他领域的青年加入，为农村教育做贡献。社会各团体、单位及个人积极参加，为农村带去知识、技术，并带动青年走向农村，就业基层，扎根基层，为农村教育发展和经济建设做贡献。

（4）国家应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首先，进一步落实有关法律法规，保障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探索关爱留守儿童的长效机制，制定留守儿童受教育部分优惠政策，落实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营造全社会关爱留守儿童的良好氛围。其次，改革二元制的城乡户籍制度，建立适应社会和谐发展的新体制，保障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制定优惠政策，采取配套措施，帮助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接受留守儿童在父母务工所在地入学，为留守儿童建立流动学籍，取消各种名目的借读费，降低留守儿童异地入学的门槛。再次，改革中国现行教育体制，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加强教师的业务培训，把留守儿童的档案、教育、家长沟通、目标考核纳入到教师日常教学工作，与教师的晋升和评优挂钩，以保证留守儿童教育关怀的制度化和长期化。政府应调整教育投资，缩小城乡教师待遇和教学设备投入差别，促进教育公平，改善农村教学环境，挖掘农村教育潜力。最后，要彻底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政府必须实施宏观调控，加大对农村开发建设力度，繁荣农村经济，壮大县区和中心城镇经济，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向小城镇集聚，创造农村群众劳动就地、就近就业的机会，就近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鼓励返乡农民工就地创业；从而减少留守儿童的出现。

留守儿童不只是一群缺少父母照看的孩子，他们是“时代的孤儿”，他们的成长和国家的未来息息相关。每一个儿童都应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然而这一儿童群体的生活状况却令人担忧。因此我们希望国家、社会、学校及家庭能够联合在一起，保护和培养他们，为他们建立一个“乐和之家”。我们以自己切身的体验，再次呼吁当代大学生能走出校园，走到留守儿童身边去帮助他们。愿所有的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 董文明，姚燕青.城乡二元结构浅析[J].金色华年，2010（6）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M].社会蓝皮书，2011.

[3] 马艳菲. 城乡二元分治弊端分析[J]. 现代物业，2009（12）.

[5] 徐正祥. 努力托起留守的“太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新思考[J]. 湖南教育，2008（07）.

篇7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金融发展差异

1.黑龙江省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现状

目前黑龙江省二元经济状况较为明显。首先，其城乡综合效率差距很大，黑龙江省农业GDP的比重在2012年为37.15%，这一比例暴露了黑龙江省的经济重心并没有从农业中转移，对农业仍然过于依赖。其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异2012年为2064元，减小的趋势缓慢，这种差距的保持还会引起产业结构的错位和进一步获取收入机会的不平等。再次，城乡居民消费构成差异大，从2004年至2012年，恩格尔系数变动范围不大（最低33.3，最高36.3），但随后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开始攀升至2012年37.9的高点。这种变动差异说明了影响城乡消费的因素是不同的，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影响的宏观变量对城市影响微弱。最后，城乡金融发展差异大，在过去的9年里，黑龙江省的城乡金融发展规模差距一直较大，影响了二元经济结构的缓和。

2.黑龙江省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分析

2.1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

明确的产权是降低外部效应、降低交易费用、增加土地利用率的一大保障。目前黑龙江省土地产权关系不明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承包土地的产权主体不明确，土地属于集体经济，但集体经济分为三级，分别是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和村集体，在产生产权问题时，常常出现主体不清的情况；②土地相关的权利界定不明确，像承包权、使用权、出租与买卖权、抵押权、收益权等，并没有相应的凭证，在土地权益转移的过程中出现问题很多。

如果产权相关制度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影响农民从土地获取收益的能力，并会降低土地使用效率，减缓了农村的发展速度导致城乡差距的拉大。

2.2农村金融制度不健全

位于农村的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村的支持力度弱，金融机构类型缺乏，多元化不足，且机构间有固定的客户分割，导致其竞争不充分。这种状况难以吸引农村资金的供求双方，造成在农村地区吸收的资金外流的情况，从农村吸收的存款更可能被投放于城市地区，出现了农村地区信贷紧缩的问题。资金的供给的不足阻碍了农村的发展，减缓了农村在发展速度上追赶城市的步伐，使得城乡差距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局面难以改善。

2.3农户分散经营制约了农户增收

黑龙江省农业的生产模式有这样几种：龙头企业带动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带动型等。但黑龙江省最广大的农户还是以散户的方式进行小规模的生产，农民的知识水平也很低，观念较为陈旧，对于新技术的把握能力很弱，面临的农业整体的风险也大很多，最终会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城乡差距扩大。

3.缓解黑龙江省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金融视角对策

3.1发挥农业保险转移农业风险的作用

在众多险种中，农作物保险有适合黑龙江省大力推广，优点如下：一是，黑龙江省地理特点使得省内农业主要以种植业为主，其中种植的品种常以地区划分，各地类型较为集中，依据当地环境、气候特点进行保险产品的设计较为便利，间接减少了成本；二是，种植业保险相比养殖业保险风险低，保费也更低，推广难度相对小，这一特点的重要性在于，弱化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对象――中低收入农民――往往不愿在生产经营的花费之外再额外负担保费，保费的降低能够尽可能的吸引这部分农民购买农业保险，为提升农业效率打好基础。

3.2保证效率的前提下着重扩大农村金融规模

应当通过承诺贷款担保等政策吸引省外、国外各类金融机构将分支机构设置到县域一级。此外，还应整合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可以将农村信用社逐渐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将小额信贷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并鼓励民营银行和金融租赁公司的发展弥补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缺口。另外可以尝试把城市金融机构中成熟的金融产品在农村落地，例如从整条供应链的角度设计金融产品，将核心企业和中小型企业间的业务活动所产生的商品交割、预付账款以及应收账款作为抵押物，为供应链中的其他企业的融资做担保。

3.3扩大农业贷款抵押品的范围

农村金融无法在农村地区发挥应有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是来自于传统土地制度的限制。传统的土地制度影响了农民利用其作为抵押物获取金融服务的能力，针对农民的贷款一直存在缺乏抵押品的现象，急需对农村土地制度进行创新。目前黑龙江省正处于“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阶段，可以进行许多政策创新，先试先行。赋予农民土地的经营权、流转权、抵押权、收益权等，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能够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促使土地更好地实现流动化、集约化和规模化。

3.4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竞争力

目前农业发展银行显现出资金不足、服务范围狭窄的困境，这就使得农业发展银行在支农服务方面的作用效果越来越不显著。农村信用社目前已经成为黑龙江省农村金融的重要组成，占据着农村地区金融支持的主导地位，但是，只有农村信用社一家正规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容易造成垄断，对农村信用社的发展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作为农村金融体系主导的农村信用社也没有能够对农村地区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因此，要创新出适合黑龙江省产业特点的产品以吸引资金供求双方，这样才能从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的角度，促进黑龙江省农业发展，逐渐使农村赶上城市发展步伐，弱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作者单位：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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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云娥.对外开放必然带来经济增长吗？――基于二元经济转换的视角[J].南开经济研究，2014（01）：5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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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颂吉，白永秀.城乡要素错配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滞后：理论与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3（07）：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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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二元结构壁垒;城乡收入差距;农民

我国是农业人口占70%以上的农业大国,从全国范围上看,城乡收入差距占总收入差距的75%以上,可见,中国的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收入差距上。目前,制约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瓶颈问题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格局,打破二元结构壁垒至关重要。城乡二元结构格局主要表现在:导致城乡经济发展失衡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城乡二元行政管理结构,导致城乡户籍障碍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导致城乡居民税负巨大反差的城乡二元税制结构,导致城乡收入分配不均衡的城乡二元分配结构上。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壁垒。

一、打破城乡二元思维模式,实现观念的转化

长期以来,“工业优先、城市偏向”的二元思维惯性一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制定政策措施和财政投入决策等方面仍存在着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思想,这种城乡二元性思维模式和政策严重制约着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要真正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壁垒,必须首先打破城乡二元思维定式,转换和更新思维观念。只有打破二元思维模式,才能转变“工业优先、城市偏向”的二元思维惯性,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才能认真贯彻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纠正对城市投入的偏向,加大对农业和农村投入的力度。才能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才能进一步完善加强农业、支持农村、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政策措施。才能逐步建立起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二、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农村现代化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造成城乡发展失衡、机会不均等的主要原因。打破二元经济结构壁垒,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实现农村现代化,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坚持以人为本,结合农村实际,合理布局。加快推进农村非农化、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通过加快推进农村人口非农化,减少农业人口,让农民转变身份,只有农民非农化,才能有效提高农民收入。通过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改造传统产业布局,拓宽农业发展领域,扶持和发展乡镇企业、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带动农业结构优化,提高农民收入。通过加快推进农村工业化,加大科技兴农力度,加强农业科研开发,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促进农业机械化和科学化,依靠科学技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通过加快推进城镇化,促进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转化,按照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择优发展小城镇,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转入城镇或非农产业就业。

三、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实现分配合理化

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结构,造成了制度上的不平等,致使资源长期向城镇倾斜,使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城市,拉大了城乡差距。在再分配领域中由二元体制结构形成的城乡二元税制格局,致使城乡居民之间的税负不平等,加大了农民的税负负担。由二元体制结构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分配体制,使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民无缘,将城乡居民分开对待,将农民排斥在外。要从根本上实现城乡居民分配的公平化、合理化,必须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壁垒。统一城乡税制,依法规范现代税制,实行农业轻税赋政策,取消各种不合理收费,减轻农民负担。要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农村能源开发、道路交通、水利、电力、电信、商业网点等设施建设。要加快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研究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办法,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快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逐步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医疗救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建设。

四、打破二元行政管理结构,实现机会均等化

城乡二元行政管理结构,是形成劳动力壁垒、城乡间就业歧视、发展机会不均等的重要根源。要真正实现城乡居民之间在身份地位上、就业机会上、受教育机会上的平等,必须打破二元行政管理结构壁垒。一是废除造成城乡隔绝的二元户籍政策,给农民以平等的公民权。使广大农民从结构性的机会不平等状态中解脱出来,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地位和身份,“农民”将仅仅是一种职业称谓。农民将与城市居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参与市场竞争。二是建立城乡统一流动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平等竞争、自由流动、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消除各种人为障碍,打破人口流动壁垒,取消就业歧视与限制,保证农民工合法权益,建立农民工服务体系,促进劳动力市场平等化。三是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农民处于“教育贫困状态”,农民因未能获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在知识经济时代处于竞争劣势。重视农民教育问题,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强化义务教育保障责任,提升农民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杨宜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攻坚[M].中

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

[2]卢嘉瑞.中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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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经济学、假设

一、问题的提出

提出和确立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已被科学史上的许多成功范例所证实。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前提，是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都需要具备的。尽管对于法学是否属于“科学”尚存争议，但对于广义上的科学可以包括法学，或者说法学中可以包含一定的科学成分的观点，则殆无异议。正是在此意义上，才可以把法学同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一起，放入广义的科学之中，并研究其基本假设问题。这对于法学研究的范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假设，通常是指在现存的事实和理论的基础上，对某些事物的存在或与其相关的规律所做的推测性的解说或虚拟性的预设。假设只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一种推断和猜测，但这种推测是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和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它既非成熟理论，亦非主观臆测。其重要价值是有助于明确研究方向，提高研究的自觉性。因此，若假设确定得当，就会大大提高科研的效率和水平。此外，假设是建立和发展新理论的重要方法。通过不断提出假设，并不断地证实假设，就能够不断地提高认识，从而形成新的理论；同时，即使假设被证伪，也同样有助于人们纠正错误的认识，从而推动正确的理论的形成〔1〕。

对于假设的重要价值，纽拉特曾指出，“在社会科学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假设之网，说不出某些困难究竟是来自哪些假设。”〔2〕事实上，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对于学科的基本假设问题的探讨是相对较多的，因而其“科学性”也相对较强，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假设由于确定的条件约束以及数学方法、统计学方法的应用等，更是给人以“精确”的感觉。但是，法学因其在传统上往往被视为“正义之学”或关于“正义的艺术”，特别是由于法学学科本身的一些特点以及人们认识上的偏见，致使法学在吸纳相关学科的新成果时总是相对滞缓，即使是在对一些基本假设的判定方面，也几乎未有太大的进展。但是，随着法学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法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的加强，以及法学研究对“客观性”、“科学性”要求的提高，对于法学研究的基本假设问题进行研究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强烈。

在经济法学领域，基本假设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这是因为经济法与经济学、社会学等都密切相关，其专业性更强，现代性也更为突出，因此，在经济法研究上更有必要研究其基本假设问题。但在社会科学乃至各类科学的“假设之网”中，如何找到关键性的“纽结”，以使经济法研究能够借以实现“纲举目张”，实在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涉及到假设的提出、选择和确立的问题。

本文认为，从研究路径和框架选择来看，在法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存在着具有共通性的基本假设（如“二元结构”假设），它当然也适用于经济法学的研究。此外，在经济法学上，还应关注那些对于经济法研究有特殊意义的基本假设。由此可以把经济法学上的基本假设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共同的基本假设，另一类是在经济法学上有独特价值的基本假设。这些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下面将先提出和确立两类基本假设及其所包含的若干具体假设，然后再探讨这些假设对经济法学研究的价值，并对其局限性作出相应分析，以求对基本假设的价值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

二、共通性的假设：二元结构假设

各类科学的研究目的，都是揭示和解决一些现实中的基本矛盾。从哲学意义上说，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其内含的互相依存，相辅相成两个方面，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可称之为“二元结构”。如同中国道家理论中指出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思想，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其本身也可以层层演化，从而形成更多、更复杂的层级系统。

经济法学的研究也要找到自己的二元结构，从而找到研究的基本框架、问题和视角，以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前提和基础。依据与经济法学关联的紧密度，可以从诸多二元结构，发掘出对经济法研究最为重要的三个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即理论-认知层面的二元结构、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

（一）理论-认知层面上的二元结构

先讨论理论-认知层面的二元结构，是因为它对于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来认识二元结构问题，并形成相应的理论至关重要。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从较为根本的意义上说，人类的欲望（或称需求）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基础性问题。因此，从人类的欲望出发，来研究各个学科的问题，往往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基本也非常重要的起点和入口。

人类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从需要与可能的角度说，正因资源有限，而欲壑难填，才产生了各个学科需要研究的相对专门的问题。针对人类的某类欲望及由此产生的问题进行研究，便形成了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各个学科。而在这些学科中，由于人类欲望而形成的各类二元结构尤其值得关注。

事实上，人类欲望尽管纷繁复杂，变幻莫测，但仍然可以分为两类，即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其中，私人欲望是独立的私人主体为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而产生的愿望；公共欲望则是在各类私人欲望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各类私人主体所共有的愿望。这样在基本的人类欲望方面，首先就可以分为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两类，从而形成一个基本的“公私二元结构”。

在上述的人类欲望的公私二元结构的基础上，还会衍生出一系列的公私二元结构，它们构成了社会科学中的几个重要学科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

在经济学领域，由于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的存在，便有了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的划分。人类为了满足私人欲望，在经济上需要有一些物品供自己消费，以维持自身的存续和繁衍，这些满足私人欲望的私人物品，通常是由市场来提供的，由此形成了以满足私人主体的私欲为主要目标的私人经济。此外，由于人类还存在着一些不同层次的公共欲望，因而还需要有一些物品来满足，这些物品便被称为公共物品（PublicGoods）。公共物品因其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或非竞争性，而不象私人物品那样具有独占性、消费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因而它不能或不适宜由市场来提供，而通常由政府来提供。经济学上的“公共物品”理论表明，基于人类欲望的二元结构，相应的用来满足人类欲望的物品被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经济也被分为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这种经济层面的“公私二元结构”，不仅有助于分析和解决许多经济问题，而且也有助于分析和解决法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许多问题。

在政治学、社会学领域，同私人欲望与公共欲望的“二分法”相联系，存在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其中，政治国家的存在，往往被认为是实现人类的公共欲望的需要；而市民社会的存在，则至少在客观上具有同政治国家相抗衡的功用，从而有助于保护私人欲望的实现，进而使市民社会成为实现私欲的主要领域。这种划分自黑格尔在理论上予以普及化以来，就一直研讨未绝，包括近些年来中国学界对此所进行的相关讨论，都说明人们对此类问题的重视，以及它对相关学科的研究的重要价值。事实上，直到今天，尽管人们对于“国社二元结构”存在着各类不同的看法，包括是否要大力推进“第三部门”（theThirdSector）的发展，是否要推进社会中间层的发展，以弥补国社二元结构的不足，等等，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国社二元结构，仍然是相关分析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说，国社二元结构，虽然陈旧，但并未过时。

同上述心理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社会上的各类公私二元结构相对应，在法学上对于法律也有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这主要源于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有公益与私益之分。法律上的这种公私二元结构，对于整个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展开，都是非常重要的。自从古罗马著名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公法与私法的一般划分标准以来，相关的讨论就一直绵延未绝。其中的一些划分标准，如主体标准、利益标准、权利结构标准等，都可以展开为具体的二元结构，关键是如何把这些有解释力的标准融为一体。由于在法学上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在两大法系的认同度越来越高，且对于法学的发展已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法律上的公私二元结构，还应当做进一步的研究。无论是否主张在公法与私法之外还存在所谓“第三法域”，无论是否赞同公法与私法的划分，都应当首先对公私二元结构，以及划分的标准等问题做细致的研究，以免轻率地得出结论。

可见，只要存在公共欲望与私人欲望，就会存在与之相应的公益与私益，以及与其相对应的公权与私权、公法与私法、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政府与市场、国家与市民等多种公私二元结构，这些二元结构为相关领域的研究确定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从而为解决认知和理论构筑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模型。成为理论-认知层面的重要内容。

上述二元结构假设提供了一个理论研究的框架，它已经具备了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Paradigm）的意义，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尽管经济法学是新兴的学科，但它也同样要继承法学中的一些共同的东西，这种理论上的二元结构同样也是适用的。对此在后面还将探讨。

（二）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

二元结构不仅在理论-认知层面存在，而且在其他层面也存在。其中，在经济层面就存在着一系列二元结构，这些二元结构又影响到制度建设，从而使得相关的制度层面也存在着一系列二元结构，因而可以总称为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

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有多种表现，基于其重要性以及对法学、特别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下面主要探讨以下几类：

1.城乡二元结构

在经济领域，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也存在着一系列的不平衡。这些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可以形成一系列的二元结构。其中，城乡二元结构是比较重要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W？A？Lewis）早就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突出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该问题表现在，如果城乡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带来新的经济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刘易斯的理论被认为是对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事实上，经济上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确实是非常现实也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对我国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历了长期的农业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的不充分发育阶段，是发展不平衡的人口大国。过去，突出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这三大差别，曾广为人知，而其中的前两类差别，基本上都可以归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别，最后一类差别，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有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更加凸现。在过去的几十年，农村和农业已经为城市和工业作出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牺牲性的贡献。虽然作为一种转机，最初的改革也焕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但毕竟由于诸多原因，近些年来出现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又负担过重，以及基层管理不当、违法、涣散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整体目标。因此，如何推进农村、农业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生和发展与国家的“区别式”的治理方式有关，即与国家对城乡所实施的不同政策和制度有关。事实上，在古代社会，国家对于农村的统治是较为放松的。例如，从经济层面来看，在自然经济时代，国家的治理或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税收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在很多统治清明的时期，税收负担是比较低的，不仅存在“什一税”，甚至有时税负为“三十而一”。这比许多现代国家的税负都要轻得多。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限于统治的能力、需要，以及客观的情况，国家的统治主要是到达县一级，而其下的部分则主要是发挥民间的力量。这与近些年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是一致的。由此也产生了国家统治与民间治理之间的关系，从而产生了法学需要研究的国家法律规则与民间治理规范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延续至今的分级治理的格局下，中央政府在解决农村的很多问题时往往鞭长莫及，一些法律的实施也很难延伸下去，于是不得不搞各种形式的“下乡活动”，其中也包括“送法下乡”。此外，由于财政控制的松弛，较为现代的“税收法定原则”很难贯彻下去，以致于农民负担过于沉重，于是不得不进行号称是农村第三次革命的“税费改革”，以求把具有经济法性质的财政法、税法在农村也推行下去。

从成因上看，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它带来的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些是需要通过法律途径来予以解决的，同时它也促进了新制度的形成和变迁。综观历史和现实，恰恰是城乡二元结构，带来了制度上的二元结构或法律上的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对于制度或法律上的二元结构的形成的影响，有多种表现。例如，它带来了实质意义上的城市法与乡村法的划分。在历史上，西方国家曾经有过庄园法、城市法等至少是名称上的划分，而从现代法制来看，现代法律实际上主要更适用于城市，更适用于工商业，而对于工商业不发达的农村往往是不太适用的。在农村，曾经和正在有大量非制定法的适用，它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家法与民间法、制定法与非制定法的区分，从而推动了法律或制度上的一系列二元结构的形成。

此外，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所体现出的城乡二元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具体制度的形成。从制度构成上看，同样存在着二元结构的问题。例如，在我国的财政制度上，在工商业成分较高的县级以上城镇，国家财政的约束力、影响力还相对较强，并且至少在名义上各级政权的财政支出是由国家来予以保障的；但是，在农业成分较高的县级政权以下的区域，国家的财政则基本上是不管的，而主要是由乡级政府等基层组织自行解决，由此带来了从基层政权民主建设到政权的合法性，以及官民关系、地方稳定、法治状态等多方面的问题。与之类似，在税收制度上，我国区分工商税制和农业税制，其中，工商税制更主要地适用于工商业发达的城市，而农业税制则主要适用于农业较为集中的乡村。同时，在相关税法的立法宗旨、侧重点等各个方面，都突出地体现了城乡制度的二元结构特征。

与上述财税制度相近，金融制度同样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例如，在银行体制方面，我国有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的类别，它们过去曾长期承担政策性银行的职能，这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在银行机构设置方面的体现。同时，在各类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设立和布点，业务领域、服务范围等各个方面，也都体现着二元结构的特征。上述在财税、金融制度方面的二元结构特征，在计划制度中当然也突出地存在着。

另外，在市场规制方面，城乡二元结构也有其影响。例如，由于城镇的市场经济更加发达，因而诸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之类的市场规制法，主要也是在城镇适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经济法在适用范围上客观存在着城乡差异的问题。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大量的坑农害农事件屡禁不止-这与行政垄断的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普遍存在，以及市场规制法在农村不能有效实行等因素都有重要关系。这同样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影响经济法适用的体现。

2.南北二元结构

与城乡二元结构相类似，还存在着一系列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并存的二元结构。如南北二元结构，东西二元结构等。其中，世界范围内的南北二元结构，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发达国家较为集中的北半球与发展中国家较为集中的南半球，形成了国际经济关系中著名的南北二元结构。

南北二元结构的存在表明，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国家之间的竞争还将继续存在。在不平衡的发展格局中，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争取主动，如何采取较为一致的行动，争取在确立竞争规则方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规定，是很重要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弱者地位，对于弱势群体的权利如何作出特殊保护，以维护实质公平，体现经济法的一般精神，恰恰应当是国际经济法的重要任务，因而相关保护制度的确立便非常必要。为此，在一些规则中，已经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了保护性的规定，如“普遍优惠制”等，这是发展中国家不断争取的结果。但是，在世界经济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迅猛推进的形势下，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一种很不利的地位，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如何处理好竞争与合作关系，全面加强“南南合作”，也正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这也是集体行动的逻辑或困难的体现）。因此，如何加强国际协调，并在本国经济法的法制建设方面把国家协调的有利成果确定下来，甚为必要。

与上述的南北二元结构相关的是“东西二元结构”。东西二元结构存在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其中，国际层面的东西二元结构，是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诸多国家，同传统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诸多国家所形成的二元结构。由于在这些领域也存在着很多新的问题，因而也很值得研究。此外，国内层面的东西二元结构，即我国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所形成的二元结构，涉及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转移支付、地区竞争、转让定价等诸多问题，而这些都与经济法的制度建设有关，都是在经济法研究中需要关注或需要着重加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它对经济法的制度形成和法学研究都会带来影响。

可见，无论是经济层面的南北二元结构，还是东西二元结构，都是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直接相关而形成的二元结构，而这些二元结构的存在，又会提出许多具体问题和需求，从而影响到国际和国内层面的经济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并对整个经济法研究产生影响。上述对于“地域”上的二元结构的认识，有助于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打通传统意义上的国内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的人为界限，从而可以在整体上进行更为全面的研究。

3.内外二元结构

上述的各类二元结构，与不同地域的经济发达程度关系更加密切。此外，透过经济活动与相关主体及其所在地域的关联性，还可以发现在经济层面上存在的“内外二元结构”。由于经济包括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内国经济与涉外经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因此，在经济层面存在着一系列由上述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所构成的内外二元结构。下面分别略做探讨。

从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二元结构来看，一国必须首先发展好国内经济，这是现代国家十分重要的任务。与此同时，现代国家又必须协调好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关系，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在开放条件下，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不仅导因于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而且也导因于某些领域法律规则的趋同化在客观上所起到的促进经济交流的作用。事实上，在强调法制的时代精神感召之下，国内经济需要一套法律制度（如民商法制度、经济法制度等），同样，国外经济也需要一套相应的法律制度。由于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密切相关，因而对相关的国内经济法制度于国际经济法制度加以协调便非常必要。尽管两类制度总会有许多的差异，但是在某些方面是可以融合或一致起来的。其重要途径，就是把体现相关国家协调意志的有关国际经济法规范，适当地转化为国内经济法规范。因此，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二元结构的存在，对于国内与国际层面的某些法律规则的融合和沟通，对于现代通行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等经济法基本制度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中国为融入世界经济大潮而作出的种种努力，在国内经济法的立法上，已经越来越在总体上强调：必须改变过去的经济法制度中普遍存在的“内外有别”的状况，代之以普遍实行的国民待遇（当然也不是毫无差别），从而使各类在中国土地上的市场主体，都能够至少在形式上有一个基本上可以进行公平竞争的外部法律环境。这些立法努力，将使得内国的经济法制度与涉外经济法制度日益水融，两者虽然仍在内外二元框架之下，但“交集”却越来越大。从而使经济法制度上的二元结构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的状态。

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二元结构来看，这种二元结构与特定主体的经济活动联系更为密切。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划分，与地域上的国内与国外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主要是与从事市场交易的主体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有关。因此，内部经济也可称为“内部市场”，外部经济也可以称为“外部市场”。通常，人们关注和讨论较多的都是假定不存在关联关系的外部市场，而对内部市场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特别是对内部市场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则探讨较少。

所谓“内部市场”，是指组织体的内部机构、成员之间通过经济活动而形成的市场。它是在“内部人”之间按照一定的“内部规则”从事交易活动而构成的市场。内部市场的存在，使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统一市场被分成了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使市场主体所遵循的规则被分为“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这种内外有别的“二元分立”，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已产生了重要影响。

事实上，内部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恰恰是新兴的经济法不同于传统私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如经济法是否调整市场主体内部关系，以及对内部关系应如何界定等），同时，也有助于完善经济法具体制度方面的罅漏。转（三）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

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对于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对于研究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等问题尤其具有意义。下面略做一点分析。

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来看，传统与现代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它会由于人们对“现代”所做界定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把“现代”界定为一个时间概念，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的时间段，则可以认为，传统社会曾为一系列传统部门法-民商法、行政法、刑法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现代社会则为现代部门法-经济法、社会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经济法作为现代法，其与传统部门法的重要差别就在于它是产生于现代社会，是为了解决现代社会产生的诸多现代问题才应运而生的。从而体现出突出的现代性〔3〕。特别是经济法通过对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的调整，来实现对社会秩序、社会公益的保障，以及对社会弱者的保护，对社会本位的强调等，都体现出与传统部门法的诸多不同。而传统部门法，如民商法等，对于这方面的保障则很不够。

此外，现代社会由于普行社会化大生产，分工更加细密，节奏更快，并且已经完成了梅因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因而“陌生人社会”迅速形成，并在人们之间产生了一种“互赖而又互动”的关系。陌生人社会的主要问题就是信息偏在问题以及信任、信用等方面的问题，由此带来了导致市场失灵的其他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确保现代社会的效率与秩序，本身就是一种公共物品。在私人主体难以提供这种公共物品的情况下，就要求国家建立相应的解决此类问题的制度，调整在现代社会中形成的、同过去存在着很大不同的新型经济关系。由于这些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型经济关系，是传统部门法所未予预见和未能涵盖的，从而也是其不能充分有效调整的，因此，建立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新型法律制度，解决现代社会存在的新型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便是客观之需。于是，经济法等现代法便应运而生了。这是在经济法产生问题上的一种重要解释。

从工商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二元结构来看，由于不同的文化直接会影响到不同的制度的形成，因此，许多学者都关注文化对法律制度的产生流变的影响。事实上，工商文化是与大工业、社会化大生产以及商品经济的发达直接相关的，而农业文化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联系的，因而不同的文化实际上对应着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也可能在总体上对应着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一个国家，由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两类文化极可能同时存在。这种情况，不仅会影响一国在立法上的统一性，而且也会影响统一的立法在适用上的统一性。由于经济法是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它主要是与工商文化相对应的，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对作为工商业中心的城镇经济更加适用，而对于工商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其适用的空间和效果，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已经被近些年来相关的研究所不断证实。就我国来讲，经济法的制定，不可能不考虑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差异，不可能不考虑中国突出的二元结构；同样，在经济法实施方面，如何认识因文化上的二元结构所带来的经济法实施受挫的问题，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上述的二元结构对于分析经济法的产生基础以及所适用的时代等问题，都是很有裨益的。

以上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提出和探讨了二元结构假设问题，它对于经济法学的研究具有基础性和前导性的意义。但是，作为具体的经济法研究，仅有共通性的二元结构假设还是不够的，因而有必要在下面探讨在经济法学上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

三、在经济法学上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

在经济法学领域，还有一些在研究上具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它们立基于上述的共通性假设-二元结构假设，能够为经济法理论的建构提供更为具体的前提和方法，对于研究经济法问题有更为直接的意义。这些特殊性假设主要有：

（一）双手并用假设

双手并用假设其实也是一个二元结构假设。其基本含义是，调节经济或配置资源的手段有两个，一个是市场的无形之手（通称“看不见的手”），另一个是国家（或称政府）的有形之手（实际上也是“看不见的”）。一个国家对于经济的调节需要双手协调并用。

双手并用假设的思想不仅在体现在经济理论上，而且在体现在宪法的规定之中。我国宪法修正案实际上已经默认了这一假设①。即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而国家则要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通过双手假设，可以更清楚地说明在经济学上长期争论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也有助于更好地说明在法律体系中的私法与公法的关系、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等。事实上，经济法上的一系列具体假设，主要是在双手假设的基础上展开的，它为相关问题的分析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如果只是单用一只手来调节经济，则在相应的法律形式上，可能只有民法或非现代意义的行政法，而不可能有现代意义的经济法。恰恰是在现代国家双手并用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协调双手，解决其中可能存在的双手失灵等不足的经济法。

（二）两个失灵假设

与双手假设相一致，在经济法理论上还有“两个失灵”假设，或称“双手失灵”假设。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失灵假设，一个是政府失灵假设。在运用市场的无形之手进行调节的情况下，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妨害竞争、外部效应、公共物品、信息偏在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从而使市场调节的无形之手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与此同时，诸如公平分配、币值稳定等问题，也是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由此便提出了市场失灵的假设。市场失灵假设在经济学界已得到了较为普遍的承认和应用。在假定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本来在配置资源方面应起到的调节作用，在上述诸多领域却不能有效发挥，因此，只能由市场以外的力量去加以弥补。而从总体上的能力、实力和现实可能性的角度来看，一般认为，由国家来解决上述市场失灵问题是更为合适，也更为现实的。从而，国家被推倒了历史的前台，开始了所谓的对私人经济生活的“干预”或称“介入”的新时代。

对于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是否必然导致国家的介入和弥补，学者的认识不尽相同。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效果，在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许多的问题。由于信息不足、滥用权力、腐败寻租、体制不健、多头管理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政府在资源配置上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这被称为政府失灵。也就是说，在某些领域，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干预，在配置资源方面都是无效的或低效的。因此，是否要选择政府配置，以及对于政府配置所产生的失灵问题如何来解决，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必须要直面的问题。而如果选择了用政府配置来弥补市场配置，就应对政府配置资源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失灵问题有总体上的把握，特别是应当分析导致政府失灵的具体原因，以便采取相应的解决对策。而对于政府失灵的原因，解释是多个方面的。如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等，都提出了各自的认识。这对于经济法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要深入研究两个失灵假设，必然涉及到失灵原因的探讨。对于市场失灵的原因，经济学界已经探讨较多，并为相关的法学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素材。从经济法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或基本矛盾来看，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是很基本的矛盾②。无论是在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领域，还是在政府干预的领域，这些基本矛盾都存在。在这些矛盾不能有效协调和解决时，必然会产生两个失灵的问题。例如，在市场调节的领域是很强调个体的营利性，崇尚效率价值的，但如果由此忽视社会公益性、漠视公平价值，则必然会加剧垄断、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必然会导致宏观经济失序，微观经济失范，经济生活失真，从而使宏观调控也很难有效进行。同样，在政府配置资源的领域，如果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强调自己作为个体的营利性，并把自己的收益凌驾于社会公益性之上，如果只强调本部门、本单位的经济效率或经济效益，而忽视整体上的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则必然会导致政府失灵。

此外，在研究两个失灵假设的过程中，还会涉及到重要的公共物品假设等问题，从而使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效应理论等都会对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需要提及的是，两个失灵的假设也导源于“有限理性假设”。根据有限理性假设，市场主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在为自己的利润或效用的最大化而努力。但是，其理性是有限的，因而并不能有效地抑制市场经济波动，并不能解决市场调节的滞后性、盲目性等问题。同时，政府也同市场主体一样，是“理性的经济人”，但由于它并不能获取全面的信息，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因而其理性也是有限的。此外，政府认识的局限性还体现在，政府也是由人来组成的，这些人也都是普通人，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因而在智力、道德等各个方面，同样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自身的一些利益驱使，就极可能在配置资源方面产生低效率或无效率的情况，从而产生政府失灵。

事实上，即使假设政府的组成人员都是大公无私的，在道德上都是非常优秀的，但由于信息偏在问题的普遍存在，由于政府很难非常迅速地对瞬息万变的经济生活作出相应的调节回应，因而就非常容易导致政府失灵的问题。正因两只手都有自己的缺欠，因而才需要双手并用，才需要综合协调。同时，也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之下，才有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余地。

（三）利益主体假设

利益主体假设，即假定在经济法上，各类主体都有自己的独立利益，为了各自的利益，都会采取有利于自己的行动，都会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利益的性质来看，经济法上的主体，可以大略分为国家一方（调制主体），以及与国家相对应的另一方（调制受体）。

上述的国家一方，要考虑国家（或政府）利益的最大化，同时，还要在一定程度上考虑社会公共利益，也要兼顾个人利益的保护。此外，从公共选择的理论来看，在国家的各类机构中，组成这些机构的成员也有自己的利益。因此，利益实际上是多重的，涉及到复杂的、多层次的法律保障问题。

上述与国家相对应的另一方，从经济意义上说，主要是市场主体（或称之为“市民”），从社会意义上说，主要是社会成员或社会实体、组织等。这些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都按照自己的理性去行事。只有肯定利益主体的存在，才可能有法律规制的可能性。

经济法制度的实施必须尽量对各类主体的利益给予公平的、有效的保护，以实现各类主体利益的平衡。为此，在经济法上，不仅要像传统私法那样更关注私人主体的利益，也不仅要像传统公法那样更侧重于国家利益的保护，而且更要全面兼顾各类主体的利益，即不仅要在总体上兼顾国家与私人主体（企业、自然人等）的利益，也要兼顾各类主体的具体利益，这些具体利益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利益、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利益，等等。由此使经济法在法益保护方面又具有许多自己的特色。

（四）博弈行为假设

与上述的利益主体假设直接相关，既然各类经济法主体都是利益主体，则必然要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相应的理性行动。而在行动的过程中，则可能采取合作的态度，也可能采取不合作的行为。不管怎样，行动者都要既考虑自己的情况，又要考虑相关主体的情况，以求在互动的博弈过程中，努力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博弈可能存在于各个领域。它既可能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机关之间展开，也可能在国家与国民之间展开，还可能在市场主体之间展开。对微观层面的主体行动进行博弈分析是很有价值的。

各类主体之间的行为，既然都属于博弈行为，则参加博弈的主体就需要关注其他行动者是如何思考的。因此，对于各类主体而言，分析“别人的”预期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在博弈活动中的成败得失。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假设，便是“理性预期假设”。该假设会提醒人们：任何主体都是有其理性的，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当国家要采取某种行动时，必须要分析该行动所影响的主体将会如何思想、如何行动。而这对于确保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效果，从而对于确保经济法的调整实效，都是非常重要的。

（五）交易成本假设

按照上述的利益主体假设和博弈行为假设，既然各类主体都是利益主体，因而必然会关注自己的产权，必然要求产权界定明晰，也必然会关注为取得产权和保护产权所花费的成本；同时，既然各类主体之间都在进行着博弈行为，则参加博弈的各方，便都会关注自己在博弈过程中的利益得失，而衡量在博弈过程中的利益得失的重要指标，便是交易成本的大小，或者是与其相对应的收益的多少。因此，在利益主体所从事的博弈行为过程中，交易成本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由此便在博弈行为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交易成本假设。

随着近些年来学术界对产权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深入，特别是法学界对法律经济学认识的普遍提升，人们对于有关交易成本的基本理论已经耳熟能详。基于该理论，在经济法的研究上，不仅要重视微观主体或称私人主体的交易成本问题，而且还要重视国家的交易成本问题，特别是国家与国民之间，以及国家机关内部的交易成本问题。同时，应重视本益分析方法在具体经济法问题上的运用。

以上提出的五种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有特殊的价值，它们具体体现了“二元结构”假设的要旨及其所包含的“非对称性”，有助于学界在达成一些基本共识的前提下，把经济法理论进一步向前推进。当然，以上仅是列举了一些较为重要的基本假设，此外还可以有其他一些假设，但限于篇幅和需要，在此不再展开。

此外，提出上述假设本身并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假设的方法在经济法学上的价值，以及如何将其用于经济法研究。为此，还应研究各类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价值是什么，其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同时，尽管前面在探讨各类假设时也涉及到了经济法学的相关问题，但仍然有必要对各类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应用问题做一些探讨。

四、各类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价值及其应用

经济法的研究需要有自己的前提，需要有学界所认同的一个大略的“基础”，而基本假设的提出和确立，恰恰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认识需要不断深化，因而对于“基础”的认识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尽管对于“基础”本身的追求是否恰当也有不同的看法，但从研究的效率，从研究的整体推进的角度来说，对于基本假设这类较为基础的问题，还是应当有明晰的认识。

在法学研究中之所以要提出或借助于上述的基本假设，就是因为这些假设最贴近于一般的个体、最能够反映一般性的情况，与基本的人性、与市场行为的一般情况，也都最为接近。上述基本假设，大都来自经济学（以及相关的社会学），而按照一代宗师马歇尔的理解，经济学是最贴近人类生活的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经济法学的研究，或者是整个法学的研究，才需要借助于这些一般性的假设，发挥其在研究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独特作用，以解决法学研究方法不具有自足性，以及法学（而不是法律）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距离，比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对更远的问题。由于法律毕竟只是一种“写照”，毕竟总是存在着相对于现实的滞后性，并且，这种滞后性在片面强调“法制原则”的情况下还可能更加突出，因此，就需要通过借鉴，形成经济法学上的基本假设，来拉近法学研究与现实的距离，以确保法学研究更有价值和生命力。

以上的探讨表明，从直接的价值来看，上述各类基本假设为经济法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框架、范围和基础，这也是上述假设被称为“基本假设”的直接原因。它们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相关问题，有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有助于理论研究的深化。

此外，上述各类基本假设，实际上也为经济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法，这也是其重要价值的体现。从研究方法上看，对于新兴的、具有突出现代性的经济法来说，尤其应当注意方法的综合性，这本身也是必要的范式转换。事实上，法学研究不仅不能只注重单纯的“阶级分析”，而且也不能仅注重单一的“权利义务分析”。今天的法学研究，尤其应当多注意从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中吸收营养，其必要性导因于法律调整领域的广阔性以及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客观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与相关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关系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此，相关学科之间自然应当打通。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与各类主体的“微观特点”更加接近，也更能反映人类的较为根本性的东西，因而往往可以作为法学的某些方面的研究基础。而法学本身则更为“上层”一些，它需要通过相关学科的研究来发现和体现自我。

纽拉特曾指出，从科学史上看，假设总是会频繁地产生和消失，没有任何对它们进行排列的可能性〔4〕。但是，这并不影响对相关假设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作为一个走向成熟的学科，其基本假设应当至少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并且应当在内在联系上存在一致性。为此，有必要对上述各类基本假设之间的内在联系做一些探讨。这些探讨，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研究的价值，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其应用的问题。根据上述对各类基本假设的分类及其具体内容，可以发现各类假设之间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在联系：

首先，具有共通性的不同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对相关层面的概括，也仅具有源自不同视角的相对意义。其中，理论-认知层面，更主要考虑了主体的价值；经济-制度层面，更主要考虑了地域或称空间的影响；社会-文化层面，更主要考虑了实质上的不同时间的影响。

其次，具有共通性的二元结构假设，与在经济法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其他假设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例如，在二元结构假设中，理论-认知层面的公私二元结构假设提供了一个非常基本的框架，它暗含了政府与市场的对峙，体现了不同主体的重要价值，从而为两个失灵假设、利益主体假设、博弈行为假设等奠定了基础；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体现了空间发展上的不平衡问题，即提出了两个失灵假设等各类假设产生的重要现实基础，也是其他各类假设的现实体现；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主要体现了时间发展上的不平衡，它是其他相关假设产生的更深层次的现实基础，同时，也是各类假设所需要面对的问题。

最后，在经济法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类假设，在其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例如，从形式上看，两个失灵的假设在经济法理论上是很基本的，但两个失灵假设作为一种“对结果的描述性假设”，又与双手并用假设（这是对手段的假设）直接相关。而无论是两个失灵假设，还是双手并用假设，在更深层次上，它们都离不开利益主体假设和博弈行为。而在这两个深层次的分别侧重于主体和行为的假设中，又包含了理性预期假设、不确定性假设等，同时，它们还都与交易成本假设直接相关。

可见，上述各类假设是连为一体的，而不是各不相干的，从而它们可以成为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假设，使经济法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

同时，各类假设与一些具体分析方法的内在联系也值得关注。例如，基本的二元结构假设，与系统论上的系统分析，特别是结构功能分析方法，以及整体分析方法等有关；双手并用假设，也与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等有关；博弈行为假设，与博弈分析方法有关；利益主体假设，与利益平衡方法和政策分析方法有关，等等，从而使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有了更多的方法论意义，提高了基本假设在解决经济法理论问题上的应用价值。现略举几例予以说明：

1.从二元结构假设来看，它为经济法提供了一个从心理到经济，从政治到社会，从法律到文化的基本分析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中，有助于人们认识经济法究竟是公法，还是公法与私法交叉的混合法。事实上，二元结构的假设虽然较为宏观，但它毕竟提供了分析框架的边缘，从而使研究者能够以一定的（虽然也可能存在模糊状态）区域为“基地”进行研究。在公与私之间的模糊地带，是否有所谓混合法或第三法域的存在空间，是否能够存在与公法、私法相并列的社会法，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不过，根据二元结构的假设，结合客观实际，从总体上说，一如往昔，我至今仍认为经济法只能属于公法，而不是属于第三法域或社会法〔5〕。因此，二元结构假设有助于分析经济法的性质问题。

2.从双手并用假设来看，如果一国仅用一只手，就不可能产生经济法。一方面，经济法虽然要保障国家对经济运行的调控，要保障国家对市场秩序的规制，但它并不是传统的行政强制；另一方面，虽然经济法的调整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并直接关系到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但它毕竟不是单纯的市场调节，更不是传统的自由放任。双手的协调并用，使双手都能够更扬其长而避其短，从而体现经济法的调控与规制手段的特点，体现经济法在调整手段上的特殊性。调控与规制所发挥出的调制功能，与传统的市场调节与行政命令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事实上，双手并用所体现出的合力，是对传统的调节经济方式所存在缺失的有力矫正。

可见，透过双手并用假设，不仅有助于理解经济法的产生问题，而且也有助于理解经济法的调整手段、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对市场经济的综合调整等问题，从而不仅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独立性，而且也有助于认识其与相关部门法的内在联系。

3.从两个失灵假设来看，该假设实际上在经济法研究中已经占有重要地位。近些年来，经济法学界一般都把市场失灵的存在作为探讨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性的重要起点。按照目前较为流行的理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本身无法解决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因而就需要由国家来介入或称干预。而国家介入的法律形式，则主要是经济法。上述的解释，是目前较为通常的解释。这种解释当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有些方面还有待于再进一步细化。从双手并用假设来看，正是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因而对经济的调节才不能仅用市场调节这一只手，而是还要用国家调节这只所谓的“有形之手”。但是，在运用国家之手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政府失灵的问题。而政府失灵的存在，主要导源于政府的失控。从现在影响较大的一些行政法理论来看，一般多是基于政府权力的不断膨胀，才认为有必要强调对政府的权力作出限制。因此，在行政法理论中，全部的或部分的“控权论”主张，实际上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但经济法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法，它不是单纯地强调要限制政府的权力或国家的权力，而是要通过如何适度分权，以及如何适用合理的程序，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努力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因此，经济法必然会存在一些有特色的方面，并因而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法。

两个失灵假设表明，经济法不仅要通过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也要通过相关的规范，来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两个失灵的存在，对于经济法产生和存续必要性的问题，有很强的解释力。因此，两个失灵假设，对于探讨经济法的发生论问题很重要。它更有助于说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性，更有助于认识经济法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特殊性。

4.从利益主体假设来看，在经济法研究上重视各类主体的利益，真正关注不同主体客观存在的利益，有助于认识经济法调整方面的问题。只有充分地认识到国家利益、企业利益、个人利益；认识到社会公共利益与私人的独特利益；认识到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一致的利益和冲突的利益，才能更好地在各类主体之间去平衡利益，才能让各类主体更好地去代表和实现某一种利益。从规范的层面看，经济法主要是规定和解决相关主体的权力或权利的问题，但从更深的层面上看，则是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如何协调和平衡的问题。利益既是经济法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经济法不断完善的重要源泉。没有代表特定利益的主体，没有相应的利益主体假设，就无法说明法律的制定、完善的动力机制等相关方面。因此，利益主体假设，对于经济法制度和理论的发展非常重要。

上面的一些举例表明，经济法学的各类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都很有价值。事实上，在理论研究领域，以上述的“二元结构”假设和其他各类假设为基础，在经济法理论上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有自己特色的“二元结构”。例如，在调整对象理论上，存在着宏观调控关系和微观规制关系的二元结构；在体系理论上，有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二元结构；在主体理论中，有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的二元结构；在行为理论中，有经济调制行为与市场对策行为的二元结构；在责任理论中，有本法责任和他法责任的二元结构，等等。此外，在财税法、金融法、竞争法等相关部门法理论上，也都存在着一些以上述相关二元结构为基础的具体的二元结构。这些都是二元结构假设与其他假设应用的成果，对于增进经济法理论的体系化或严谨度，形成内在和谐统一的“理论”，是很有价值的。

五、各类基本假设的局限性

前面探讨的各类基本假设，尽管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意义，但也都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对此也必须要加以分析，以求对基本假设做更恰当的定位。

上述基本假设的局限性，首先来自假设本身的局限性。由于这些假设更多地是源自其他学科的假设，许多假设不仅本身尚需要不断地得到验证，而且是否适合于法学研究，是否有利于推进法学研究，也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检验。

其次，二元结构假设的局限还体现在，它虽然已是各学科的学者都比较认同的，但并不是法学本身能够有效证明的。限于自身的特点，法学要在很大程度上从其他相关学科吸取营养，其中也包括基本假设等。但在上述假设的可靠性和证实性方面，法学很难大有作为。这对假设方法的应用也可能会产生影响。

再次，各类假设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为此，在运用这些假设的过程中，不应把各类假设绝对化。即应采行“相对论”，而不是“绝对论”。具体言之，一方面，上述这些假设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假设是否都合适，以及具有多大程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恰当性，还有待于接受理论和实践的检验，还需要接受时间的考验，还有待于人们认识的日益深化。另一方面，上述各类假设实际上是提供了一系列的分析模型。这些模型的主要功用就是使分析更简明，更有说服力，等等。而作为“模型”，其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理论都是有局限性的，任何观点也都是一种“偏见”。为此，就应当以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建设性的考虑，来看待各类基本假设。而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所能够建立的理论框架，也才是可以不断更新和不断发展的。

例如，在对二元结构认识方面，并非要强调“两极论”，即并非认为二元结构中只存在完全对立的两极。事实上，在这两极之间的过渡地带往往是很重要的，按照中国的哲学思想，最可取的是“叩其两端而取其中”的中庸之道。而要“取其中”，首先要知道其两端，要以两端为起点才能知道何为“其中”。但关键是现在的一些研究往往是不知两端为何物，因而也就很难作到全面地认识相关问题。二元结构的假设，恰恰是要给出两端、边界，也就是给出进一步分析的基础。

二元结构假设的相对性是很明显的。例如，经济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曾经包括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等公私二元结构，而这些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在两极中间还会存在一些混合的领域。例如，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还会存在第三部门，在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还可能有混合物品等。因此，二元结构只是提供了一个分析的基本框架或平台，对于具体问题必须作具体分析。为此，哈耶克认为，把整个服务领域界分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业已为人们接受的二分法，是颇具误导性的；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在商业领域与政府治理之间（也就是在私营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作者注）保有一个第三领域，即独立部门（IndependentSector，即前述的第三部门）是至关重要的〔6〕。但是，能否因此否定二元结构的基本框架呢？能否因此如同一些论者引申出经济法就应当以第三部门为依托，以社团为主要主体呢？恐怕至少在现实的条件下还不能。尽管第三部门也是很重要的，尽管社团也有其重要的价值，但诚如伯尔曼所认识到的那样，自20世纪以降，教会早已不再构成对世俗权威的有效的、合法的抗衡力量了；在经济和社会秩序内的商人和其他自治团体或行业的习惯，在立法和行政机构的控制下已经失去了效力〔7〕。

因此，尽管需要有第三部门的适度发展，尽管也需要对第三部门的壮大作出一些积极的倡导，但在现实中其地位无疑较为式微，无法和无力全面地替代国家，也无法真正成为社会公益的代表者。

除了二元结构的假设以外，其他的假设也都具有相对性，特别是在经济法研究上有特殊意义的基本假设。这些假设，尽管在经济学等领域都已经成为一些重要理论或重要假设，但是这些假设在经济法的研究上是否完全适用，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有助于相关的研究，都还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

正因如此，对经济法上的基本假设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尤其要认识到这些基本假设是经济法理论展开的前提和基础；这些基本假设不仅确定了经济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宗旨、性质等问题，而且也确定了经济法上的主要研究方法。而这种有针对性地确立起来的研究方法，对于确保经济法研究的深入，是非常必要的。

「注释

[1]我国宪法修正案第七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这些规定表明，我国已经在宪法上承认了市场经济体制，因而也就承认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宏观调控的普遍需求和不可或缺。

[2]经济法调整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同传统部门法调整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是不同的。例如，民商法所要解决的主要是私人主体之间的私益冲突，而经济法则要解决私益与公益之间的冲突，由此它们的调整方法、价值取向等会有所不同。

[3]在马歇尔看来，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性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参见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页。

「参考资料

〔1〕张鸿骊。科学方法要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127-128.

〔2〕〔4〕[奥]奥托·纽拉特。社会科学基础[M].华夏出版社，2000.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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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城乡金融协调发展 正能量 金融二元结构 统筹城乡金融

一、我国城乡金融发展的“二元结构”

金融二元结构即二元金融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抑制条件下金融体系的一种状态，可以归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大型国有银行、商业银行以及外国银行的服务网点，形成了一个有限但却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小规模经营非正式金融组织，也是存在在金融体系中的。两个方面组成了正式金融和非正式金融构成的金融体系。我国城市与乡村的金融发展存在的差距体现了城市、农村金融市场构成的“二元”结构的金融体系。笔者说的这种“二元”结构和通常意义上的二元结构是有所区别。从正式与非正式角度上看，两者都存在着正式和非正式金融市场。但从城市和农村金融的发展来看，两者之间无论是总量还是结构与制度都存在非常大差距，且两者是较相对独立的两个体系，资金是不能自由地双向流动的。笔者所指的中国城乡的金融二元结构就是我国当前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

二、根据我国发展现状必然性的提出统筹城乡发展

（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需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才能基本实现建设全面的小康社会，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城乡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在21世纪初，我国制定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中的前面两步已经得到了实现，国民生活水平已经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是有两层平均含义的概念，第一层平均含义是总量的概念，GDP的总量比1980年翻两番;而另一层平均含义是全国总人口人均GDP已超过800美元。两个平均后面的，掩盖了很大的矛盾和反差。这主要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更为明显;减小区域差距扩大并没有好势头;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日趋恶化急需调整，即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背道而驰;国内发展与对外开发的关系也同样急需理顺。所以，这个总体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非常不平衡的。

（二）我们提出来的统筹城乡发展“建设全面的小康社会”的概念，指的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全面小康”，是所有国民都达到小康，不能仅仅依靠城市带动农村，而更应该提高农民的收入

所以，我们将要在2020年建成的全面小康社会是很大的概念。而我国目前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其低水平最主要还是农村小康建设的水平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全面和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难理解，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在“三农”，实际上，“三农”问题成了“全面小康”的制约和“瓶颈”。必须通过重点解决“三农”问题，并且把“三农”问题纳入整个国民经济通盘考虑，用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来解决。所以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提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而其深刻背景是城乡二元结构。

三、关于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化调控的政策建议

通过上文的分析，笔者认为要缓解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化进一步扩大的态势，解决“三农”发展融资的难题，促进农村经济良好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制定与实施有利于农村社会经济和农业发展的有关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城乡统筹发展战略，我们需要对已有的城乡金融机构进行改革重组，积极科学的引导融资与现代化农业管理流向农村，促进“三农”事业发展，发掘城乡金融在支持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中的潜能，大力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充分发挥城乡商业金融的正能量

商业金融是一个多元化金融机构的统称，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村商业金融主要包括了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等;而在城镇就不一样了，除了四大国有银行代表的金融机构之外，还拥有近期发展兴起的很多的新型服务性的机构。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广大农村同时面临着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中的金融需求和面临着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工商业的融资需求，种养殖业大户也极具融资需求，是农村主要的融资需求主体，现有的农村商业银行很难满足各类的融资需求。特别是在当下，势必要强化城乡金融机构的作用。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对所有金融机构的监管和管理，是确保城市和农村金融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必然能有效解决城市和农村金融发展的非均衡化。

（二）进一步加强农村合作金融服务体系

农村合作金融是指农户门面临的资金供给与需求严重失衡，为了更好的解决融资困难，并由农户在自愿的基础之上，自发组织起来的农村合作金融形态。农村合作金融实行民主管理，盈亏自负，不以盈利为目的，其收入主要用于组织的发展;当然，也可以适当的分红。笔者认为农村合作金融是适应我国“三农”发展的重要金融制度安排。

（三）关注农村政策性金融跟上时代的步伐

由国家或政府机构推出的政策性金融工具，不是为了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是具体负责具体实施政府指定的发展战略，在经营范围的法律限制，直接或间接从事一个特殊的政策性融资活动，充当政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作为宏观经济调控与管理的金融机构。要高度重视中国农业发展和农村政策性金融的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1]中国城乡金融二元结构强度分析. 四川省农业经济学会主办，2009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