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保险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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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强制保险；责任风险；保险费；法制环境

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来，责任保险作为社会管理功能最强的险种，其发展和完善受到了空前的重视，被保监会提到了“讲政治”的高度。但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责任保险的自愿推广还存在较大的难度。因此，为了充分发挥责任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对风险较大的群体通过保险的方式分散风险，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目前我国应对必要的责任风险通过强制保险的方式承保，并根据我国的经济与法制发展要求，逐步扩大强制保险的范畴。

一、强制保险概念辨析

强制保险是指基于国家社会政策或经济政策的需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实施的，所有符合规定的企业或个人必须投保的保险。

强制保险一般是国家或政府实现社会政策或经济政策的工具，这一点是与社会保险相：—致的。社会保险也是国家或政府通过立法形式强制实施的一种保险形式。为了与社会保险相区分，更科学地界定强制保险的定义，有必要认识强制保险以下的两个特征：

(一)强制保险属于商业性保险

尽管绝大多数强制保险都是政策性的业务，但仍然由商业性保险机构以盈利为目的开办，因此是商业性的险种；而社会保险是福利性的保障制度，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福利事业，由专门的社会保险机构承办。

(二)强制保险中投保人是为第三方投保的，即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被保险人之外的、由于被保险人的过失或无过失侵权而受到经济损害的第三方可以从保险公司直接得到赔付

因此原则上强制保险均为责任保险(在我国，意外伤害保险由于特殊原因也是强制保险的一个险种)。而社会保险中的投保人(缴纳保险费的人)是为自己投保，即保险事故发生后，得到保险赔付金的是被保险人。

二、扩大我国强制保险险种范围的必要性探讨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责任保险已经成为灾害危机处理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成为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辅助手段之一。但目前为了发挥责任保险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法律强制推行。之所以要以立法强制的方式充分发挥责任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是由以下三项原因确定的。

(一)责任保险是实现社会公平和稳定的一项重要的制度性基础

责任保险是通过将致害人侵权责任风险分散给社会，对受害人(被侵权人)提供经济补偿的救济机制，是实现社会公平，创建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之一。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的法律制度逐渐完善并且日益体现出了对受害人的保护，侵权责任的范围日益扩大，各种损害赔偿的程度也有大幅度的提高。但仅凭借致害人本身的经济能力，受害人在许多情形下无法获得应有的补偿。通过责任保险机制，资金雄厚的保险公司可以直接介入责任事故的事后救助和善后处理，使受害人可以迅速获得赔偿，及时地解决民事赔偿纠纷。这一方面可以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有助于公众建立对于公正、公平制度的信心；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相继出台的《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医疗事故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得以落实实施，从而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此外，近年来我国在发生重大事故时，由于责任保险的缺位以及侵权责任人的逃逸或经济能力不足，使得政府甚至个人成为了责任事故的最终承担者，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全，对政府财政形成了很大压力。因此必要的责任保险制度也可以减轻政府负担，有助于理／顷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自愿责任保险障碍较多，发展缓慢

尽管责任保险对于社会公平的实现和大额责任风险的分散和转移都有着重大的意义，但在实践操作中，责任保险的发展却十分缓慢。近几年，我国责任保险占整个财产险业务的比重仅为5%左右(不合汽车责任险)。2004年我国责任保险业务更是出现了萎缩，保费收入32.88亿元，同比减少1.95亿元，负增长5.59%。责任险保费收入仅占财产险保费收入的3.02%，同比减少0.99个百分点。这一现象到目前仍未有根本缓解，2006年1月至4月，我国责任保险试点地区之一北京地区的责任险保费收入也仅占财产险保费总收入的3%。自愿责任保险的实施之所以举步维艰，大致可以归因于以下两点：

1.法制环境不健全和公民法律意识的欠缺导致需求不足

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不够细化，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还没有相关立法，这使得实际生活中许多损害责任认定不清；此外已经立法的损害责任赔偿额度对比其他国家也普遍偏低。所以部分责任保险险种的开展尚不具备充分的法制条件。

此外，即使侵权责任在法律中已经有明确规定，但由于法律意识的欠缺，在现实中的很多情况下受害方没有提讼；即使提讼，法院判决后存在的执法不力也为致害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提供了可能。而如果致害方没有足够的财务能力，即便法院判决赔偿，致害人的赔偿也仅以自身财产为限，这意味着资产规模小的主体根本不需要承担高额责任风险。所以基于普遍的投机侥幸心理，自愿购买责任保险的主体十分有限。

2.责任风险衡量的困难导致责任保险费率不合理

由于责任保险的标的是无形的、投保时尚未发生或被发现确认的民事赔偿责任，这使得责任保险的保费衡量较之其他险种更具挑战性。其困难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责任风险本身的变化迅速。由于法律环境、货币购买力的变化，责任风险的规模和额度也不断地增加，这使得责任风险的估测不能再单纯地以以往的索赔记录和经验数据为依据，还应同时预计到法律环境等因素的变化对风险的影响，这无疑增加了估测的难度。二是部分责任保险的索赔时效长。责任保险的赔偿分为以责任事件发生为基础和以缴纳保费为基础两种。如果以责任发生为基础，则只要是保险期间内发生责任事故所导致的损失，无论受害人何时提出索赔，保险公司都要承担赔付责任，即长尾巴保险。这种有可能数年甚至数十年后才出现的索赔使责任风险的准确估测更为困难。

即使在海外责任保险发达的国家，责任保险也由于其风险估测的困难而通常扮演着“亏损制造者”的角色。例如表1所示，在英国，两个最重要的责任保险险种——雇主责任保险和一般责任保险都是亏损的。

由于责任保险的高赔付率，53%的英国承保人认为责任保险本身是一个没有吸引力的险种。之所以开办责任保险，有45%的承保人认为主要是为了支持其他险种业务，35%的承保人认为只是为了支持其他险种的业务。

目前我国同样存在着责任保险费率厘定的难题。我国国内责任保险业务费率的厘定主要是根据经验和市场竞争情况确定的。由于责任保险的许多险种开办时间短，鉴于有限的经验数据，保险公司无法准确地评估风险。因此为了避免亏损，对一些风险大的责任保险项目，保险公司不愿承保；已经提供的责任保险项目，则大多存在着定价过高，赔付率过低的现象。而且为了控制风险，最高保险限额普遍偏低，如医疗责任保险的每次事故限额一般只有10万元，一旦发生大的责任事故，被保险人无法通过责任保险得到充分保障，因此缺乏投保的积极性。可以说，责任保险在定价和确定限额方面存在的不合理现象使得责任保险的有效供给与需求都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三)强制保险险种的范围过小

我国已经在《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中建立了强制性的责任保险制度。到目前为止，除了正在讨论中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我国的强制性责任保险还有强制油污染民事责任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强制船舶污染损害责任、沉船打捞责任保险等。与保险发展相对成熟的国家和地区相比较，目前我国的强制责任险范围过小，而且即使是通过法律手段强制实施的责任保险也没有充足的投保率，例如有20%的车辆没有购买交强险就“真空”上路。

鉴于以上原因，目前我国的责任保险发展存在着比较大的现实障碍，而强制责任保险的险种范围过于狭窄。为了发挥责任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克服自愿保险中的障碍，对于对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责任风险，有必要通过立法强制的方式，利用现有的保险机构加以管理和分散。

三、实施强制保险的几点建议

(一)费率厘定

尽管强制保险是商业保险的一种形式，但其根本目的是利用保险手段帮助政府处理突发事件，而不是为了使保险公司盈利或扩大业务。又由于强制保险是格式化合同，投保人对于保险条款和价格都必须无条件接受，所以为了维护投保人的利益，保险监管机构在厘定费率时应遵循公正性，充分考虑到投保人的风险程度和最大赔付金额，本着“高风险，高保费；低风险，低保费”的原则，根据投保单位风险的大小分级确定费率。

(二)险种范围

强制责任保险险种范围增加，社会覆盖面扩大是一个必然趋势。但是强制责任险的发展是以法制的发展和保险市场的成熟为基础的，目前我国许多经济单位的效益一般，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还不具备全面实行强制保险的基础。因此，在推动强制保险时，在确定责任风险最大的活动或行业的同时，还应当充分考虑到目前我国法制环境与保险市场发展现状，可以对存在着重大责任风险的行业和企业进行试点，并据此确定发展强制责任保险险种的步骤，有的放矢地逐步扩大强制保险的险种范围和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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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行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意义

从苏丹红鸭蛋到三鹿奶粉，从双汇火腿到思念水饺，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让人们谈食色变。为了保障食品安全，一方面，政府取消了食品免检，设立了添加剂明示、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等制度;另一方面，一些保险公司推出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这些措施中，前者只是预防与监督机制，无法解决重大事故发生后的赔偿问题;后者由于存在产品设计上的缺陷，投保率低，并没有发挥保险应有的作用。为保障人民生命与健康，促进食品行业的健康运营，维护社会稳定，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建立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下文简称食强险)制度。其意义在于：

(一)强化保险分散风险的基本功能

构建食品安全强制保险，一能促进生产者在事故发生后的恢复生产经营。一般情况下，生产者的赔偿责任能够有效地通过保险公司分散给广大投保人。二能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事故的发生。保险公司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通常会主动对生产者进行监督管理，引导被保险人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从而使风险得到减小。同时，保险公司具备监督管理的能力，拥有的一批经验丰富的法律责任风险管理专家，可以为被保险人提供全方位的防损服务。

(二)强化对受害人的责任保障

突出对第三人的保护是强制保险的重要特征，也是设立强制保险的立法目的之一。设立食品安全强制保险能够赋予受害人以直接求偿权，在方式上更为便捷，解决了受害人求偿无门的问题;在资金上更有保障，避免了有权却得不到赔偿的问题，让受害第三人更好地维权。

(三)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投保人对风险认识不足，而保险人对于开拓此类责任保险也往往缺乏保障机制，对于一些原本应由市场消化的市场风险，往往不得不由政府出面买单。设立强制保险能够将风险社会化，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二、食强险的界定

所谓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下文简称食强险)，即以食品侵权责任为保险标的的强制性责任保险。欲揭示食强险之内涵，需明确以下几个概念：

(一)食品

从一般意义上说，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食品安全法》第99条)。但食强险的保险标的乃侵权责任法上的产品责任，故其食品应为食用产品，即作为食品的产品。

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所谓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产品质量法》第2条第2款)。该定义表明：(1)产品必须是经过加工、制作的物品;(2)产品必须用于销售;(3)产品仅限于动产。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作为食品的初级农产品是否应纳入食强险的适用范围?

对于如何处理农产品与产品责任法的关系，各国立法主张不一，美国等少数国家将农产品纳入产品责任法的调整范围，多数国家则将初级农产品排除在产品责任法调整范围之外，如《欧共体产品责任指示》第2条规定：产品是指各种动产，但初级农业产品及猎获物被排斥在外，即使它们与其他动产或不动产相附着，也不属于产品责任法上的产品。④我国《产品质量法》虽未明确规定不适用于农产品，但其对产品的定义(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已将初级农产品排除在该法的调整范围之外，立法机关也另行制定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将农产品定义为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由此可见，初级农产品在我国不属于《产品质量法》的规制对象。但笔者认为，食强险不应一概排除对食用农产品的适用。侵权责任法作为权利救济法，既要通过产品责任(特殊侵权责任)规则为产品缺陷的受害者提供救济，也应为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受害者提供保护(前者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后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既然都可能产生侵权责任，便都有适用责任保险及食强险之余地，至于食强险应适用于哪些农产品，则与其应适用于哪些产品一样属于立法政策的考量范畴。

(二)食品侵权责任

作为食强险的保险标的，食品侵权责任是指食品(包括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因食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依法应当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1)食品侵权责任的发生前提是食品存在缺陷。产品质量法上的产品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产品质量法》第46条)。我国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缺陷的认定采取了不合理危险和不符合安全标准双重标准。概言之，所谓产品缺陷，即某一件产品不具备人们有权期望的安全性(欧共体产品责任指示第6条)。在此意义上，产品缺陷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产品瑕疵，也不等同于产品质量不合格或不符合质量标准。(2)食品侵权责任包括产品责任和一般侵权责任。如上文所述，食品既包括产品质量法上的产品，也包括初级农产品。因产品缺陷之人损害，发生侵权责任法上的产品责任，属于特殊侵权责任(无过错责任);若因初级农产品之缺陷之人损害，则须适用一般侵权归责原则(过错责任原则)。(3)食强险的保险标的是赔偿责任。侵权责任形式多样，但责任保险作为财产保险的一种，旨在填补被保险人责任财产之损失，故食强险的保险标的仅限于被保险人依法应当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

三、食强险的立法重点

(一)承保范围

赔偿范围：应限于受害人直接的人身损害，不包括财产损失和间接损害。如果将财产损害和间接损害等所有损失都纳入保险人的承保责任，将违背强制保险为受害人提供基本保障而非全部保障的基本原则，⑤同时加重被保险人的保费负担，不利于保险的推广。

除外责任：不应将故意、重大过失全部排除。就故意而言，可以区分为不真正故意和真正故意。行为故意但结果过失，构成不真正故意。行为的故意，如生产者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其行为本身是故意。但对于大范围消费者伤残死亡等结果，生产者是不希望其发生的，此即结果的过失。对于不真正故意引发的责任，保险公司应该予以赔偿。行为故意且结果故意，构成真正故意，真正故意应由刑事法律调整。《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构成保险诈骗罪。保险公司对于此情况不承担赔偿责任。故就故意而言，保险人可以免赔的只有真正故意，不真正故意和重大过失不属于除外责任的范围。

(二)道德风险之遏制

前文中除外责任的设计对保险公司不利，可能导致保险公司不愿意承保。同时，将部分故意行为导致的食品安全事故赔偿责任纳入保险赔偿范围，大大减轻了生产者的责任，使得产品生产经营企业可能将保险作为逃避产品责任的方式，引发道德风险。为平衡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可以赋予保险公司追偿权，即保险公司对于因不真正故意引发的食品安全事故而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直接向生产者追偿。这样一则可以实现对消费者的保护，真正实现强制保险的价值，二则降低了生产者借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逃避责任的机率。

同时，可以参照普通商业责任保险采取浮动费率制，发挥保费的引导作用。被保险人没有发生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和食品安全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在下一年度降低其保险费率。在此后的年度内，被保险人仍然没有发生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和食品安全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继续降低其保险费率，直至最低标准。反之，保险公司应当提高其保险费率。

另外，为减少保险人的经营风险，可设定保险赔偿限额。赔偿限额是保险人按照与投保人约定的对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的最高金额。在保险期间内，无论发生多少次责任事故，保险人承担的最高赔偿金额不得超过保险合同约定的累计赔偿限额。

(三)受害人的救济

受害人常因致害人破产、逃逸等原因致索赔无门，这不利于消费者权益受损后的赔偿。为解决这一问题，可考虑赋予受害人无条件的直接请求权。所谓直接请求权，是指在发生食品安全事故致人损害而被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时，事故的受害者可以直接向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额限度内的损害赔偿额。所谓无条件，是指受害人无须在致害人无力赔偿后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受害人有权选择请求赔偿的对象。直接请求权是受害人对于保险人请求补偿给付之直接且系原始的请求权，非因继受而取得⑥。它绝对地归属于第三人，不因被保险人之违背保单条款而受影响，保险人以被保险人的行为为由，终止保险合同或者主张保险合同无效或者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对第三人的保险给付请求权不产生任何影响。⑦赋予受害第三人直接请求权，能有效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四)食强险的运行

1.确定被保险人。食强险的投保人(被保险人)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并登记注册、有固定经营场所、从事特定行业食品生产的食品生产经营者。起步阶段不宜在全部的食品行业推广，可选择影响重大的食品种类进行试点，如肉、蛋、奶制品等领域。可以考虑区分食品产业类别、企业规模，以此为基础确定基础保费。

2.确定承保人。承保人(保险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财产保险公司。应该对保险机构的经济实力进行评估，选择资本金充足、偿付能力强、社会信誉好的保险公司作为承保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指定机构。

3.实行再保险。应在符合承保条件的保险机构中进行相互的食品安全强制保险的再保险，以增加总体应对风险的能力，从而有效降低降低单个保险机构因一旦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而无力赔付的风险。通过再保险，原保险人的经营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由再保险人分担，原保险险人不必因为付出巨额赔款而影响其经营。同时，原保险人在转嫁保险责任风险时仍然可以取得再保险佣金收益，有助于巩固保险人的偿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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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交强险；第三者权利；保护；完善

一、我国交强险对“第三者”权利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保障范围的不足。交强险的保障范围是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时造成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但是我们纵观世界各国相关立法，很少将财产损失作为机动车责任险的范围。保险公司的经营原则是保本微利，将被保险人的风险转移到自己身上，这就为保险公司的财力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无疑也增加了投保人缴纳的保费，提高了费率。

（二）受害第三者保护范围较小。我国交强险中的第三者不包括被保险车辆的车上人员，在司法实践中，对保险车辆的车上人员完全排除在交强险的保障范围之外，有违《道交法》和《交强险条例》的立法目的实践中经常发生车上人员车后被本车撞死撞伤的事件，那么如何认定这些车上人员呢？这关系到损害赔偿的问题，我们可以这么认定即判定是否为车上人员，关键看在事故发生的瞬间是在车上还是在车下，在车下即为第三者，而不是车上人员。

二、交强险中“第三者”权利保护的对策

（一）扩大受害“第三者”的范围。我国机动车交强险的保障范围是被保险机动车所致道路交通事故中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第三者”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乘客的伤害排除在外。理论上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是专门为交通事故受害“第三者”的利益维护而设立的，其着眼点在于保障受害“第三者”能够取得及时有效的补偿，在法院判决中很多法院也将车上乘客或正在上车或下车的人视为第三者。因此笔者认为应将受害“第三者”的范围扩大至含有本车上的乘客，这能更好的转嫁车主或驾驶员的风险，提高他们的赔偿能力，使受害“第三者”得到保障。

（二）提高人身伤亡的赔偿限额。大幅度提高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限额，可以实现对人身伤亡损害赔偿最充分的救济，符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立法宗旨，也符合当下以人为本的国家政策和法制理念。虽然我国交强险把人身伤亡责任限额从6万元提高至12万元，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死亡赔偿额在40万左右，加上医疗费用也飞速增涨，我国人身伤亡赔偿限额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而且我国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实行分项原则，死亡限额为11万医疗费用限额为1万，降低了保障程度，而且责任限额是对每一事故中所有受害“第三者”的赔偿限额，若事故中涉及多个受害“第三者”则各受害“第三者”要对本来就低的限额分摊，使得的受害“第三者”获得的赔偿更低，因此笔者认为应进一步提高人身伤害赔偿限额，或者考虑取消分项限额制度，改变目前交强险在多车事故、多人死亡的情况下保障不足的局面。

（三）规定受害“第三者”对保险公司享有直接索赔权。在交强险经营实践中，各发达国家和地区一般都赋予受害“第三者”以直接请求权。我国交强险应借鉴国外交强险做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中明确规定受害“第三者”对保险人享有直接请求权，从而可以简化法律关系，节省诉讼成本，强化受害“第三者”的权利，保障受害“第三者”的权益。如果受害“第三者”不得直接请求保险人给付，仅向被保险人请求损害赔偿。在此情形下，受害“第三者”的求偿辗转费时，经常遭到被保险人的故意推托，特别是被保险人被判刑服刑时，即使有赔偿能力，也不愿再承担经济上的赔偿责任，对受害“第三者”极为不利，不利于实现交强险的初衷。在交通事故人身索赔纠纷案件中，保险人大都是作为共同被告，而不是第三人，可见法院认可受害“第三者”对保险人享有直接索赔权，为了避免保险人的不满，宜在交强险条例中直接规定受害“第三者”对保险公司的享有直接索赔权。

（四）完善相关法律，保证交强险的顺利实施。由于法律适用性的不明确、各方利益出发点的不同以及对条款理解的差异等，交强险的实施过程中面临许多争议；有保险公司认为该赔法院却判决不赔的；公司认为该拒赔，法院判决赔付的；一审判赔或不赔，二审改判的；不同法院对同类情况作出不同判决的（鉴定费与出租车的份儿钱等各法院存在较大差异）；法院超限额判赔的（不顾交强险限额分项和针对的是每一事故）等等。各法院判决的不统一对于保险人和事故当事人来说都是极其不合理的。有的判决中法院认为道交法的法律位阶高于交强险条例，且现行法律并未对两者的适用规则作出明确规定，从而优先适用道交法。但笔者认为交强险条例和条款的出台晚于道交法，是对我国立法体系的完善，且其规定也更全面、更细化、更专业。因此，我国亟待出台相关法律，完善交强险的法律，明确道交法与交强险条例的适用规则。对于交强险条款中一些界定模糊的问题（垫付与追偿情形是否适用），保险业应尽力和司法部门进行沟通，达成一致的见解，以维护交强险执行的明确性和一致性。

此外“徒法不足以自行”，执行是整个交强险制度的关键，要想充分发挥交强险制度的作用，维护“第三者”的合法权益，不仅需要贯彻执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宗旨，还需要广大机动车保有人的自觉，更需要交通管理部门、公安部门、保险监管部门甚至医疗与卫生部门的协同和配合。

【参考文献】

[1]刘兴丽.从法院判决看交强险的完善与发展[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09（5）：62-64.

[2]张小红.对机动车第三者贵任强制保险实施中问题的思考[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8（1）：43-46.

[3]金慧明.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中的受害第三人研究[J].中国商界2009（7）：271.

[4]郭锋，胡晓珂.强制责任保险研究[A].中国商法年刊（2007）[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63-165.

[5]曾慧，陈汉东.论我国交强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J]，交通企业管理，2007（10）：27-29.

[6]袁宗薇.保险学---危险与保险[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175.

[7]王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之问题探析[J].辽宁警专学报，2008（4）：18-20.

[8]丁凤楚.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强制保险制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215.

[9]丁凤楚.保险中介制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105.

[10]文杰，尹娜.论完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法律制度[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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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工程保险，施工，风险，管理体制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纵深发展，政府演变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其主要职能是为市场经济创造一个和谐、稳定、公正、自由的竞争环境，让市场经济的主体凭自由的参与竞争，优胜劣汰，最终优化资源的合理配置。近几年来，我国市场环境逐步得到改善，经济形态也从原来的单一国有制经济改革成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形态。各种经济主体成了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私营、合伙、外资等多种形式的经济主体共同存在于市场经济之中。各利益主体都会以各种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保险制度应运时代而生，在工程领域，发包方和承包方在经济改革之中成了独立的利益主体，他们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便会想方设法地转移或降低风险。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工程保险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是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工程保险的。一方面，计划经济主导主体是国家，全国上下推行单一的国有化的经济形态。工程项目的所有者是国家,项目资金来源于国库。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同属于国家利益统一体。工程建设单位是政府或其下属部门机关,而施工单位恰是这些单位所属的建筑企业。在施工过程中遭受不可抗力风险，工程因此受到破坏时,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都不会遭受什么损失,这一切最终都将是由国家负责。因为不管是建筑材料或是工程技术设备等，都是由政府按需进行调拨，在这种经济条件下与施工环境中，不需要建立工程保险制度来平衡各单位的利益，因为它们的利益统一体为国家，同时也没有必要建立工程保险制度，就像将一个人的财物从右口袋放进左口袋，没有实际价值，反而会降低工程效率。

一、建立工程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一）降低经济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风险

风险，是指非人的主观意志所能预见或避免的客观因素所造成的损失，风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确定性论文提纲格式。这种不确定性体现在风险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具有不确定性，同时风险所造成的实际损失亦具有不确定性。风险的种类有很多种，如工程失火意外事件、地震自然灾害等，虽然这些事件的发生概率很低，但由于工程所涉及的标的额非常大，对于一个企业来讲打击是致命的，承包商在承接工程项目的同时,如果不将这些风险作明确的责任划分，不仅会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而且影响着企业的生存与长远发展。

对于承包商来说，投保可将这些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从而最大程度的减少自己的损失。承包商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协议，约定保险的范围与类型，保险公司分析工程实例及周边施工环境，对风险可能发生的类型与期望损失作比较准确判断,从而采取各种防范和应急措施，最大限度的来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业主或承包商只需支付少量的保险费,便可获得保险范围内风险发生所造成的重大损失赔偿,从而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导致的损失。

（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建设工程是一项高风险事业,而我国国内的施工单位的市场占有又存在问题，市场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当然就无从谈起。我国大部分建筑企业的市场主要局限在该地区或该部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种，其中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风险防范意识比较薄弱，风险管理水平比较低。这严重降低了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而工程保险的设置目的就是专门应对这一风险，对于可能发生的不利情况和意外对工程造成损失时尽可能补偿工程项目的损失,在特定情况下能保证承包商不致破产而获得生机。通过建立工程保险制度可以有效的增强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而有利企业在自由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放开手脚大胆的去开拓市场。

（三）有利于与国际接轨

工程保险是目前世界工程承包中通行的惯例，根据国际惯例的通行做法风险，在国际工程承包合同中,工程保险作为承包商的一项强制性义务，在签订工程合同时是必须履行的。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也规定,凡“三资”项目及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的工程项目必须进行投保。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尤其是加入WTO以来，外国的承包商不断涌入我国建筑市场，这无疑是对我国国内建筑企业的一个挑战，也会挤兑它们的生存空间。我国的建筑承包企业也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按照国际惯例运作，建立工程保险制度是我们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一项重要措施,它对于提高我们的项目管理水平及增强国际竞争力都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二、我国工程保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保险意识淡薄，思想观念落后

1、由于风险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这就使得一些大多数业主或承包商存有侥幸心理，认为风险的发生概率很小，或是不可能发生风险，保险意识淡薄。为了节约资金不投保，若没有发生风险，等于打了水漂没有回报，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由于建设工程的风险事件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因而许多承包商或业主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侥幸心理。他们认为如果风险不发生,或者发生了但损失不大而节约的费用足以应付损失,否则所支付的保险费将白花,没有任何回报，严重地影响了建设工程保险制度的推行。

2、思想观念落后，保险是一种社会行为，需要大众主体广泛积极的参与，它是通过向大众集资，来分担少数人的损失。但是，目前我国普遍存在保险意识观念淡薄，认为保险是个人行为，或是政府行为。风险责任应该由自己负担。在这种错误观念的误导下，我国的保险事业并不像国外那么发达，在工程当中，大多数业主或承包商不愿意花钱买工程保险。

（二）法律法规不健全

在工程保险制度方面所依据的法规主要是国家计委、审计署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85年联合作的《关于基本建设项目保险问题》，其中指出:“对建设项目实行强制保险加大了基建投资,增加了工程造价,这种做法不妥”。这项规定在《保险法》实施后,是否还要继续执行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为保险制度的持续推行造成了一定的阻碍。我国保险包括自愿保险和强制保险两种形式。在国际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把工程保险纳入强制保险范围之列。从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来看，只有《建筑法》对此项制度作了少许规定，“建筑施工企业必须为从事危险作业的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其它方面则无强制保险规定。这严重阻碍了我国工程保险制度的发展，我国的法律法规亟待去完善。

（三）缺乏专门的保险服务中介机构

对于承包商或业主而言,购买一个称心的保险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风险，如购买保险的类型，保险的条款，索赔的具体程序和条件等论文提纲格式。这对于承包商而言，由于不具有专业知识，这也为他们购买保险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在投保之前,首先要全面深入了解各保险人的具体情况,进行认真深入的评估和比较,做出妥善的决策。同时,还要严格执行保险合同条款。所有这些,要求投保人要有专门知识,既要擅长分析保险人的可靠性,又要精于成本计算、效益分析,同时还要对建筑工程的特点特别了解。因此，需要一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去专门处理这些问题。而目前我国这类的保险中介服务机构还很不完善。

三、完善我国工程保险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健全工程保险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

工程保险制度的推进必须有相应的法律作保证，结合我国现状，应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尽快制定与《保险法》相配套的法规政策，同时加强工程保险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二）积极发展工程保险队伍

工程保险工作能不能搞得好，有无专业化的技术人员很重要, 工程保险是一种集约型、高智能的综合性工作,它要求标准高、要求严、技能强的队伍方可胜任。 加强工程保险人员的技能培训，建设一支优秀的工程保险队伍可以有效推进我国的工程保险事业的发展。

（三）改革造价管理体制

在建设工程中推行保险制度,参照国际惯例,改革现在的造价管理体制,逐步将保险责任和保险义务转移给承包商,把保险费纳入到承包商的投标报价之中。这样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又具有：明确保险责任，转移业主和承包商风险, 提高承包商风险防范意识和风险管理水平等一系列的优点。

（四）加强工程保险的理论研究

在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在不同施工阶段、不同工程部位,风险发生的概率是不同的,对整个工程建设影响也不相同。因此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总结出每个施工阶段、工程部位风险发生机率的大小及其影响,从而确定哪些方面需投保、哪些方面需加大投保金额。

四、结语

总之，工程保险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还不是很高，这项制度在我国目前的工程建设当中落实的还不够到位。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文中不足之处望行业同仁多多指正，在今后的工作当中亦会加强学习，争取为我国建设工程保险制度的推行建言献策。

参考文献：

[1]张立平;浅论建筑施工安全管理的现状及发展方向[J].山西建筑.2009年20期.

[2]周健等编著;现代城市建设工程风险与保险[M].人民交通出版社.2005.

[3]王艳丽;建筑工程保险制度与在我国建筑业推行的策略[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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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如果从政策法规、海事监管以及船舶所有人、经营人等方面综合采取措施，将会极大地促进沉船打捞难题的解决。

关键词：沉船 打捞费用 强制保险制度 海事监管

随着人类海洋活动日益频繁，加之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船舶日益大型化，货物形态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化，船舶沉没后所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复杂化，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沉船的打捞。航道中的沉船对于其他船舶的航行安全会造成极大的影响，为了保障船舶的通航安全，及时清除沉船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在实际的沉船打捞以及海事监管实务中沉船打捞却一直被认为是海事监管的热点和难点存在诸多问题，沉船打捞过程也存在诸多困难，如何能够科学解决这些问题一直是各利益方以及主管部门关心的问题，也是保障船舶在航道内安全航行的必要基础。

沉船打捞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政策法规

现行法律法规在强制打捞沉船责任主体问题上存在法律冲突。依照《海上交通安全法》、《沉船打捞办法》的规定，当发生了强制打捞沉船沉物的情况下，被强制的对象（行政相对人）是“沉船的所有人、经营人”，而《防治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两部法规则都规定为“强制清除或强制拖航的措施，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由肇事船方承担”。通常情况下，海事主管机关强制的对象是沉船的所有人或者经营人，而不论沉船肇事的责任人是谁，当沉船的所有人或者经营人依法承担了责任后，再依法向造成沉船的肇事人进行追偿。但是，如果依照《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两部法律的规定，海事主管机关强制的对象只能是造成沉船的肇事人，而造成沉船的肇事人可以是船东或者经营人，也可能是与船东或者船舶经营人毫无关系的第三人。显然，不同法律法规之间存在严重冲突。

法律依据有待进一步明确。目前，海事部门在实施沉船打捞管理时，主要依据1957年由原交通部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打捞沉船管理办法》，该办法对沉船打捞相关规定的内容不完善且已陈旧，已不适应沉船打捞现状。但是，截至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能够完全调整和规范打捞沉船的相关法律法规，应尽快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律法规。

存在法律空白。对沉船强制打捞责任主体规定模糊，除了沉船所有人、经营人以外，与沉船打捞有关的当事方，如船舶管理人、货物所有人、责任保险人、光船租赁人等责任如何界定未明确。当实施了强制打捞措施后，海事主管机关如何向责任主体追偿所发生的费用问题，现行法律法规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对打捞沉船“全部费用”范围作出明确解释，为打捞清除沉船而采取的扫测、设标和搜寻等执行措施所发生的费用是否属于强制打捞清除沉船费用范围的规定不明确。现行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指令性打捞清除的费用负担问题，指令打捞关系只存于海事部门与执行打捞清除任务之间。当打捞人接受海事部门指令并完成打捞清楚任务后，如何使完成任务的打捞人能够得到相应的打捞清除费用补偿，现行国家法律也没有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海事部门面临支付费用的责任问题。《海上交通安全法》、《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和《打捞沉船管理办法》均未对影响通航安全的沉船限期做出明确规定，对于长期无法打捞清除的沉船，只设立标志及通告是否可行，海事部门面临通航安全保障不到位的责任问题。

存在职责规定不清。《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对由所有人或者经营人，所有人或经营人逃逸，设置标志保障通航安全的职责由谁承担的规定尚不明确；《海上交通安全法》规定沉船的打捞清除在未妥善处理前，其所有人或经营人必须负责设置规定的标志，但对于所有人或经营人逃逸及无主沉船由谁设立标志，设立标志的费用由谁承担的规定不明确；《海上交通安全法》及相关法律均未规定影响海上通航安全的无主沉船由谁负责打捞清除或者采取其他相应措施。

2、机制和外部环境

在水上交通事故中，因为沉船所有人或经营人往往是受害方，在强制打捞沉船时，按照《海上交通安全法》及《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责任主体只能是沉船所有人或经营人而不是肇事船，就有可能引起沉船责任主体的对抗情绪，对海事部门的限期打捞规定不予执行，也不按规定设立标志。

在实际监管中，一旦发生需要清楚残骸的沉船事故，船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面临着承担沉船事故损失和支付打捞清除费用的双重压力，而且沉船打捞清除费用极有可能数倍地超出打捞起来的沉船价值。对于一些单船公司、经营不善或者实力弱小的公司以及渔船、三无船舶没有能力承担沉船沉物的清除费用，沉船责任主体就有可能对海事部门的强制打捞决定不予执行甚至逃逸，海事部门的强制效力对责任主体不能发挥作用，海事部门的强制打捞通知也形同虚发。在这种情况下，海事部门如果不组织强制打捞，则面临行政不作为责任问题，而如果海事部门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在被强制人限期内没有实施打捞清除残骸任务时，委托代执行人实施了打捞清除任务后，代为实施打捞清除任务的单位，又面临一个不能收回打捞费用的问题，海事主管机关面临打捞单位经济赔偿责任。

3、具体实施环节

不组织强制打捞而导致监管不到位的行政不作为责任问题。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规定，对影响航行安全和有潜在危险的沉没船舶，如果其所有人或经营人逾期不清除的，作为水上交通安全主管机关的海事部门负有强制打捞的法定职责，但由于缺乏专项资金，在沉船主弃船逃逸的情况下或者对于无主沉船，海事部门经常无力组织打捞清除，容易导致不作为的责任问题。特别是对于小渔船、三无船舶等沉船，海事部门经常会面临找不到所有人或经营人，或者所有人或经营人对海事部门的强制决定不予理睬的情况。

执行程序不规范的责任问题，在沉船打捞清除中，海事部门主要职责包括限期打捞清除、强制执行打捞清除、及时打捞清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行政强制实施程序暂行规定》对海事行政强制措施和海事行政强制执行实施程序都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对于许多沉船事件，海事部门经常都是以发文件的形式强制打捞，而不以法定程序作为。同时，有的交通事故中，由于沉船方无力打捞清除或者不愿打捞清除，海事部门经常强制肇事船打捞，导致强制对象错误的责任问题。

解决沉船打捞问题的对策

1、法律法规建设

根据《2007年内罗毕国际残骸清楚公约》规定和目前我国在残骸清除方面的法律现状，建议立法部门尽快开展残骸清除的立法工作。并在新的法律法规中对残骸清除的主管机关、责任主体进行明确。对打捞沉船“全部费用”的范围以及打捞期限作出明确规定，对于长期无法打捞清除的沉船，只设立标志及航告是否可行等问题也要做出明确规定。

2、建立沉船强制打捞费用实现保障机制

建立强制保险制度。我国目前的保险多是自愿性的商业保险，从衡量自身利益与风险程度的角度出发，商业保险人通常不可能主动为沉船沉物打捞清除提供财务保证，因此，建议规定从事国际航线营运的船舶必须投强制保险，通过填补该空白来建立残骸清除的强制保险制度。另外，建立直接诉讼制度，直接诉讼是是保证强制保险实施的手段。直接诉讼意味着，在强制打捞清除责任人不支付强制打捞清除费用的情况下，国家海事主管机关可以直接向承保沉船沉物强制打捞清除责任险的保险人提讼，直接要求其支付强制打捞清除费用。

设立沉船打捞基金。解决“无主沉船”打捞经费和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无力支付打捞费用的问题，已成为实践中海事部门在管理沉船沉物打捞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建立沉船沉物打捞基金是有必要的，沉船打捞基金是指通过向进出我国港口的船舶收费的方式而设立的一种政府性专项基金，其用途在于补偿沉船强制打捞清除费用。

确立沉船强制打捞清除费用的优先受偿地位。《1993 年船舶优先权和抵押权国际公约》认为强制打捞清除费用应列为比船舶优先权更优先受偿的请求权。但我国并未加入该公约，且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拍卖被扣押船舶清偿债务的规定》所列明的可从船舶拍卖款中优先偿付的费用中，并不包括强制打捞清除费用。因此，在我国强制打捞清除费用的优先受偿地位不明确，在司法实践中很难得到支持，建议确立沉船强制打捞清除费用的优先受偿地位，为沉船打捞清除费用的实现提供更多一层的保障。

3、海事监管和保障机制

海事部门必须树立风险管理意识，建立风险管理机制，严格履行法律法规赋予海事管理机构的职责，切实加强沉船打捞的安全管理，体现海事监管对水工作业的安全保障作用。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实施精细化管理，实现沉船打捞的科学监管： 一是严格规范沉船打捞审批、施工过程监管、完工验收工作。着眼于职责划分清晰明确，监管程序严格规范，检查内容全面具体，协调互动无缝衔接，进一步完善关于水上水下施工和沉船打捞方面的管理配套文件规定，实现对沉船打捞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和各个环节的精细化管理，形成长效管理机制，发挥好水工审批、技术评估、船舶签证、安全检查、现场巡航检查、完工验收等海事管理手段的作用，有效保障海上施工作业安全。二是加强源头管理，监督和督促施工企业落实安全管理第一责任在积极向施工单位宣传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依法对存在安全和防污染重大影响的沉船打捞工程，开展通航安全和环境影响技术评估，督促施工单位制定施工方案安全及防污染措施计划书，建立相应的安全和防污染责任制，制订符合水上交通安全和防污染要求的措施和应急预案，并指导其有效落实，实现对沉船打捞作业安全和防污染问题的源头管理。三是加强保障能力建设，加大对此类事故实施监视、监管的能力建设，做出具体保障安排和应急反应专项部署，做好应急反应工作。

在实施沉船打捞过程中，针对有重大通航影响的船舶应该特事特办，在保障打捞作业安全的前提下，通过降低一定的审核标准，实行类似于道路交通小事故快速处理的打捞许可制度，保障执法程序合法、合理兼具一定的灵活性，现场执法行为透明、规范并承担一定的责任，保障沉船（物）打捞作业和过往船舶通航安全，保障海洋环境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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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环境污染　分担风险　环境责任保险　制度完善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随着工业化的进步，科技的发展，环境污染事故不断层出不穷。由于环境污染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传统的侵权法已经不能妥善解决问题已不能适用，在损害赔偿救济方面，传统的侵权行为的赔偿救济制度已无法完全解决这一新的侵权行为产生的问题，这样污染事故造成的巨额赔偿责任往往会出现无人承担的局面，甚至即便确定了致害人，又因其有限的赔付能力使得政府承担了最后责任人的角色，这对于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是极为不利的，环境责任保险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一、责任保险与环境责任保险

“保险乃是预防特定危险之发生，集合多数经济单位，根据合理计算，共筹资金，公平负担而将个人之损失，分散于社会大众，以确保神经之安定的制度。”因而保险被称作是“精巧社会的稳定器”，具有分散风险于社会之功能。我国的《保险法》第49条第二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保险。”责任保险制度最初设立于法国，其在十九世纪前期就颁布了《拿破仑法典》，这一法典规定了赔偿责任,继而创办并开展了责任保险;德国也效仿法国开办起责任保险。当前，在美、日、法、德、英、瑞士等发达国家的危险活动、意外灾害领域中责任保险已得到广泛运用，这些活动和领域主要有：工业事故、航空器事故、环境事故等。

环境责任保险常被称之为“绿色保险”，其标的为被保险人因污染环境而应承担的损害赔偿和治理责任。其可以被表述为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或约定，以被保险人的环境侵权行为致使第三人受损而引起的被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和环境治理责任而产生的费用为保险标的，由保险人在约定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保险。

二、环境责任保险的基本特征

环境侵权责任保险是责任保险的一种,故而它应当具有责任保险的一般特征,如第三人性、责任限额性、赔偿的替代性,另外它也应该具有不同于责任保险的独特特征。

首先，公益性。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受害人不是个别人，只要在其影响的范围内，所有人都可能是受害者，一旦发生大规模的环境污染和破坏，环境侵权责任人往往因为损害巨大而赔付能力有限不能给予受害者足够的赔偿。这个时候采用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使个人责任社会化，既能满足受害者的损害赔偿要求，又能减轻侵权责任人的压力，这既有利于缓解侵权责任人与受害人之间的矛盾，又能维持社会的安定，具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

其次，依赖性。环境污染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因而环境责任保险的运营风险比一般商业保险要高，环境责任保险人承担的赔偿金额也过大，因而保险公司大都不愿进入这一领域，即使有保险公司愿意承保，经营的高风险性又常常导致承保范围较狭窄，实践中，环境责任保险的对象是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故所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害，而积累性污染的损害则不在承保范围中。这就需要政府对环境责任保险提供适当的扶持，如税收优惠，注入保险基金等，只有这样环境责任保险才能取得长足的发展。

最后，强制性。这是基于环境责任保险的公益性而来，由于环境责任保险的风险高，一旦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就可能面临巨额赔付，保险公司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会拒绝承保；而污染企业也会因为环保意思不足或基于成本的考虑还不愿投保。为了避免保险公司拒绝承保，也为了避免环境侵权责任人因拒绝投保最终可能无法支付巨额赔款而面临破产的风险，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把环境责任保险作为强制保险来对待。

三、我国在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发展现状

1．环境责任保险在我国各个城市的试点状况。20世纪90年代，我国对环境责任保险进行试点，这是由环保部门和保险公司合作推出的新保险业务。我国最早开展环境责任保险试点的城市是大连市，这也是在众试点城市中情况比较好的一个。在1991年下半年，大连市人寿保险公司推出了第三者污染事故保险，到1995年下半年，大连市参保企业累计4000家，保费收入达到220万，其中赔偿金额为12.5万。随后沈阳、长春、吉林等也开办了这项业务。除了这4个城市外，丹东、本溪等城市也开办了污染责任业务，但他们的试点情况都不理想，情况最好的大连市参与投保的企业也只有十几家，而且投保的企业还在不断减少，有的城市由于缺少投保企业，已经处于停顿状态。由试点情况来看，我国的环境责任保险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人意的地方。

2．环境责任保险在我国的立法状况。我国作为《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缔约国之一，在《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就规定：“载运2000吨以上散装货油的船舶，应当持有有效的《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证书》，或《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信用证书》，或提供其他财务信用保证。”在2006年9月《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中也规定我国对海洋石油勘探与开发的企事业单位，实行环境责任强制保险。另外，我国部分地方性环境保护法规、规章中还规定了油污责任保险。除了以上对环境责任保险的规定，在我国的立法中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总体上仍然是空白的，而现有的规定基本上都是在与油污、危险废物等危险性活动密切相关的险种。

四、在我国推广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存在的主要障碍

1．风险意识不高、环境责任保险模式选择不适当。我国传统的历史文化使得人们习惯于家庭和单位的保障和事后救济，而不接受保险的事前、主动的保障手段。就目前而言，我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完善，很多企业只注重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缺乏保险意识，保险公司也因环境责任保险的高风险而存在拒保的趋势，这种情况需要采用强制保险的承保模式。而我国在推行环境责任保险的实践中实行的是投保人自愿的任意保险模式，这样以来，就出现了试点城市长春、吉林等无人投保的情势，这严重阻碍了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推广。

2．环境责任保险承保范围不合理。环境侵权行为按照性质划分可分为突发性环境侵权行为和累积性环境侵权行为。突发性环境侵权行为发生后即时就造成损害，受害人也能及时发现；累积性环境侵权行为持续时间长、受害人对损害发生的经过和结果无法及时认知。我国开展环境责任保险没有把累积性排污所导致损害作为保险标的，只把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害作为保险标的是远远不能满足保险需要的。

3．保费与赔付率的设置不科学。目前，我国的环境责任保险最低费率为2.2%左右，最高费率高达8%。这样的费率相对于国内其他险种是它们的几倍，甚至十几倍。而这与赔付率低极不适应，比如说在大连，1991到1995年其间的赔付率只有5.7%，在沈阳市，在1993到1995年的赔付率既然为零，这不仅低于国内其他一般的商业保险，也远远低于国外70%-80%的赔付率。总的来说，我国的环境责任保险业务的开展并不成功，直接原因是赔付率过低而保险费率过高。

4．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在现实生活中，受害人常常因为污染损害赔偿责任方面存在法律缺失而不能通过法律渠道追究污染者的责任，也不能获得赔偿。另外，即便受害人获得了赔偿，也只限于直接的人身和财产损失，污染者对于间接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失不承担法律责任。这样企业的外部不经济性就没有转化为企业成本，从而形成“环境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这样的不合理局面。

五、完善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措施

1．合理选择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模式。环境责任保险模式主要可以分为强制环境责任保险和任意环境责任保险两种。强制环境责任保险指的是污染环境的企业法定的必须投保的环境责任保险。而任意环境责任保险，则是指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一致订立环境责任保险。考虑到我国目前经济水平不高和环境问题非常严重的情况，我国可以采取强制责任保险为主，任意责任保险为辅的模式。

2．科学设立环境责任保险承保机构。在国际上，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机构一般主要有三种：一种是专门的保险机构，一种是联保集团，一种是是非特殊承保机构，在我国，环境损害的特性决定了环境责任保险必须有公权力的干预，所以我国借鉴美外国的经验，设立专门保险机构承保强制环境责任保险，然后由商业保险机构承保任意环境责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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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高校 群体性事件 大规模侵权 风险社会 责任保险

一、问题的提出

高校是一个与社会有着紧密联系却又有不同于社会的特殊社区，近年来更是突发事件高发之地。近几年各地高校相继发生大规模侵害学生权益的事件：如2006年广州中医药大学大学城校区发生学生食物中毒事件、2008年上外虹口校区发生中日学生暴力冲突事件、2009年湖南湘乡中学踩踏事件、2009年全国部分高校“甲流”爆发事件以及部分高校出现的非正常死亡事件等，这些事件不但严重损害高校师生的人身权益，而且也严重影响我国高校的发展与稳定。目前我国高校突发事件与大规模侵权的管理机制主要以行政途径为主，很少适用法律机制。鉴于高校学生突发的大规模侵权事件逐年增多、情况日益复杂、处置预案不完善、缺乏法律法规支持、处置成本攀高等困境，本文尝试从分析高校的大规模侵权之风险入手，以期构建立一套初步的高校大规模侵权的责任保险机制，以期高校大规模侵权受害人得到充分救济。

二、高校群体性事件中的大规模侵权

（一）高校群体性事件与大规模侵权的内在关联

近年来我国高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学生生源更加复杂化，办学受社会因素影响增多，高校的各种风险事件、群体性事件或其他重大突发事件的不断发生，并且呈多发性趋势。这类高校突发群体性事件可分为由公共卫生类、自然灾害类、人身安全类、以及学校管理等引发的事件。这些事件可能是人为，也可能是社会原因引起的，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高校正常学习生活秩序严重破坏，危及高校师生人身和财产权益。上述这类高校群体性事件包括了侵害人、被侵害人、损害事实及被侵害的几大社会关系，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侵权法律关系，属于侵权法的研究范畴。从侵权法的角度来看，这些损害具有侵权的范围广泛、受害者数量众多、司法救济困难等共同点，在理论上可将其纳入大规模侵权研究范围。纵观现有高校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方法，往往是行政处理或民事和解了事，难以看到在大规模侵权之后的损害救济制度的应用。大规模侵权对高校安全与社会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但是大规模侵权案件的发生/也为侵权法的功能和对大规模侵权事故进行法律规范提供了检讨机会。因此有必要研究大规模侵权的损害救济问题，有必要研究责任保险在高校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中的适用问题。

（二）大规模侵权的基本内涵及侵权法上之因应

在美国侵权法中，大规模侵权又称“mass torts”，其并非严格的法律概念，也无明确的内涵或外延，而仅能对其进行大致的描述。德国著名学者克里斯蒂安·冯·巴尔教授将其定义为为：“涉及大量受害人的权利和法益的损害事实的发生。”我国学者杨立新认为大规模侵权意指基于同一个侵权行为或者多个具有同质性的侵权行为，给为数众多的受害者造成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同时造成上述两种损害，须提供数额巨大的损害赔偿救济以及更好地进行预防和惩罚，来保障社会安全的特殊侵权行为。豏简而言之，大规模侵权就是造成多人损害的侵权行为，该侵权行为可以是单一行为，也可以是一段时间内的一系列相关行为所致。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1款的规定可说是“大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该条款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仍然在侵权行为的一般定义之中，属于《侵权责任法》调整的适用范围。一传统的普通个体的单一侵权，大规模侵权具有如下特征：受害人数量达到一定规模豐、发生原因往往具有同一性或同质性、大规模侵权的发生具有隐蔽性和潜伏性豑、损害后果的严重性与复杂性、损害后果严重且赔偿数额巨大、直接影响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大规模侵权主体一般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经济组织体等。总之，需要从侵权案件数量、受害人数规模、损害赔偿惩罚性等方面来综合考虑，才能对大规模侵权的内涵有较好把握。

近年来，高校实验室安全事故、宿舍火灾、食物中毒等大规模侵权事件突发且日趋频繁。这类高校大规模侵权事件对传统侵权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特别是以单一损害赔偿为主的侵权法律制度正在受到来自风险社会的冲击，而大规模侵权确实不属于《侵权责任法》单独规定的一类特殊侵权责任类型，因此单一的损害赔偿理念不足以应对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救济。面对风险社会的挑战，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大规模侵权已成为风险社会中不可避免的极端产物，尤其是在归责基础、归责原则、多元化救济方式、责任共同构成要件等方面对侵权法构成了冲击。因此，在制度设计上，侵权责任法有必要在坚守既有损害赔偿原则基础上，将风险规制理念渗入到制度与理念创新中，构建责任保险制度可有效救济大规模侵权中的受害人，对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必要加以重视和研究。

三、责任保险制度在高校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中的适用

随着我国高校大规模侵权事件的不断出现，仅由“加害人承担损失”传统侵权法理念正在逐渐改变，而责任保险则成为侵权法的一种新兴救济方式。一般地，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依法应负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豒它是保险制度发展的较高级阶段，体现了更强的社会公益属性，和加害人赔偿、政府救济、社会保险等救济机制相比，其可以让大规模侵权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分散与减少风险，也能够为在大规模侵权中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损失的受害者提供最直接的经济保障等优势。鉴于已有学者分析了大规模侵权的可保性问题，下文将直接探讨将责任保险运用到高校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中的问题。根据高校大规模侵权的特殊性，应科学和谨慎的合理设计保险方式、责任限额、保险费率以及风险防范等问题，从而对发挥其规范社会秩序、节约社会成本等作用。

（一）大规模侵权责任保险的方式选择

一般地，责任保险可分为任意保险、强制保险两种方式：（1）任意保险基于合同自由原则，与自愿性保险相联，属于商业性保险；（2）强制保险基于一国社会经济政策，由政府以立法形式强制推行，故又称为政策性保险。鉴于在高校大规模侵权中采用何种责任保险方式，这会直接影响到该制度的运作与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所以不能单纯的适用强制保险或任意保险。将责任保险运用于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中，是基于保险业的创新与发展以及保险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考虑的。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许多国家都已经规定大规模侵权损害由保险公司承担一定赔付责任。有学者统计，保险业承担灾难事故比例的国际水平达到30%，而我国只有5%，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也切好说明了责任保险在高校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中的发展空间。因此，有必要根据大规模侵权的不同领域而采取不同责任保险模式。也就是说，在以强制责任保险为主要方式的同时，还应考虑适用任意责任保险机制。因为强制责任保险有最高限额要求，不能完全理赔受害人的损害，而任意保险恰好可以补充其不足。

（二）大规模侵权责任保险的责任限额

如上所述，高校一旦发生大规模侵权事故，赔偿数额通常是巨大且不确定的，但如果将其责任全部转嫁给保险公司也是不公平、不现实的。因此从本质上来看，责任保险其实质上是一种限额保险，因为规定责任限额不仅可平衡当事人的利益关系以及明确责任的落实，而且还可以实现保险公司的自身的更稳固的发展。比如我国《侵权责任法》第77条已经明文规定：有关高度危险责任的限额赔偿，并针对高校大规模侵权中的非故意、民事型责任，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可借鉴这一责任限额模式，责任限额等的规定。

（三）大规模侵权责任保险的责任范围

责任范围意指保险事故发生并引发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时，应由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所要承担的责任范围。一般来看，责任范畴的可保风险范围包括：（1）因侵权造成第三人身体伤害或财产损失；（2）填补大规模侵权损害所造成的必要费用。对被保险人而言，大规模侵权具有偶然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因此具可保性。另外，持续性的大规模侵权所产生的后果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常常需要巨额资金甚至往往超出保险人的风险承担能力。因此，在界定大规模侵权责任的保险范围时需要综合权衡保险公司以及高校的实际情况，合理设计保险范围和程度。就当前实际情况来观察，我们国家的保险市场发展水平还不足，单靠商业保险发展模式来发展是不大现实的。因此，需要采用政策性措施；也就是说在它自身发展的滞后以及大规模侵权责任保险的潜在需求之中，把直接减损社会利益发展的大规模侵权行为统统纳入到政策性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其次，对薄利而高成本的经营模式导致保险公司推卸责任而又不愿承保的大规模侵权责任风险的同时，这时候可以开展政府与保险公司共保合作的方式，让政府发挥在其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大规模侵权责任保险中的积极引导作用。

（四）大规模侵权责任保险的保险费率

保险费率是保险标的风险的买卖价格，其取决于风险的类型与大小。落实且开展好该项保险业务，确定一个合理的保险费率就显得比较非常重要。鉴于高校大规模侵权的风险社会危害大、受害者众多、损害程度深、救济困难等共同点及传统可保风险的类似情况相比较，并不完全是理想的可保对象。所以确定合理的保费率最好的方法就是：首先应科学估算现有大规模侵权风险，并针对不同领域所发生的大规模侵权事故来决定其风险与保险费率的大致情况是否相同。故此这不仅要对大规模侵权责任进行一定的类型化，而且还要根据不同险种来进行科学评估后，再制定不同费率的有效方案。除此外，事故发生的频率以及对受害人可能造成的损失程度包括投保人自身修复所需费用等因素也在其考虑范围，之后才能确定一个合理的保险费率。

（五）大规模侵权责任保险的保险机构

关于国外“大规模侵权责任保险机构的设置”通常有以下模式：（1）美国的专门保险机构模式；（2）意大利的联合承保集团模式；（3）英国的非特殊承保机构。其中，第一种模式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完善的法律法规基础之上；第二种则是根据一国保险业发达程度和科学的利益分配制度来取决的，如果针对的是持续性的侵权行为时，责任保险的目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实现的；第三种模式与一国的发达保险业相适应，否则只会流于形式。任何一种制度的选择都应立足于该国实际，相对于第一种、第三种模式而言，第二种模式更符合我们国家目前的实际情况，毕竟单个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为了增强保险公司的赔付能力，可以由国家来引导各大保险公司来组成一定程度的联保集团。由于大规模侵权责任具有突发性、持续性、潜伏性等特点，联保可更大程度地分散巨灾风险。不过，从长发展度来看，有针对性的承保机构的建立是未来责任保险公司发展的一大趋势。因此，我们应尽早开始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从而提高责任保险制度在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中的保障作用。除此我们还应该需要积极寻求其他新的方式来转移和反三大规模侵权所产生的风险与责任。

四、适用于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的责任保险制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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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产品责任保险法律缺陷完善

[论文摘要]我国产品责任保法律制度相当滞后。本文在分析我国产品责任保F~A’-律制度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议。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产品责任保险有着突飞猛进的进步。我国尚无产品责任保险法，有关规范产品责任保险的法律主要分散在产品责任法和保险法中，其立法分散，实践中难以操作。这样一来．既不能对合法产品经营者进行应有的保护．也不能对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法炮制者实施有力度的制裁．更不能对消费者给予充分的保护。因此．对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缺陷进行完善实践意义重大。

一、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的缺陷

1产品责任法关于产品责任的缺陷

我国尚无统一的产品责任法．其主要分散于《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等法律中。这些法律对产品责任的规定存在以下不足(1)产品范围界定不明确。现有法律对产品的界定显得有些混乱，民法通则》未对产品作出任何界定，《产品质量法》规定产品是“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这一概念并未明确产品范围易让人产生分歧。(2)产品缺陷标准不清。衡量产品缺陷有两个标准：不合理危险标准和国家、行业标准，实践中后者优于前者。但是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的产品并不排除其具有危险性，这种缺陷认定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规制到产品所具有的潜在危险性。(3)对经营者处罚较轻。根据损害赔偿理念．产品责任以补偿被害人的实际损失为限。而且，我国没有设立惩罚性赔偿，精神损害赔偿也不成熟从而对经营者处罚较轻。因此，有必要从调节利益入手，加大对经营者处罚力度，减少进而制止制假售假的违法行为。

2．保险法关于产品责任保险的缺陷

保险法中对产品责任保险没有直接规定，仅笼统地规定责任保险的内容。因此，法律对产品责任保险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1)未明确保险人的抗辩义务：保险法中未明确规定保险人的抗辩义务．保险人若对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进行抗辩将从本身的利益加以考虑，极少顾及被保险人的利益。因此，对被保险人不利，尤其是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责任‘利益发生冲突时，被保险人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2)未确立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保险实务上，通常不允许第三人直接向保险人要求给付保险赔偿金的。为确保第三人利益在一定条件下确立第三人对保险人享有保险赔偿金直接给付请求权是产品责任保险法的发展方向。(3)责任保险条款不规范。产品责任保险作为地方性险种在保险责任、索赔事项等方面存在漏洞。

二、完善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议

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是经营者转移其不确定产品风险保障消费者权益不受损害的需要，也是安定社会秩序、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笔者认为：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可从以下人手：

1完善产品责任法中有关产品责任的规定

(1)扩大产品的范围。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为保护广大消费者权益应对产品“作扩大化解释是必要的根据需要可考虑以下产品，如初级农产品、电及其他无形工业品、人体组织及血液血液制品等。(2)完善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在产品缺陷认定标准的选择上．确立”不合理危险为基本标准。…不合理危险“如何衡量，实践中采用生产者制造产品的预期用途标准．即一个合理谨慎的生产者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产品的危险时．不会将其投入市场。同时．国家行业标准只能作为方便消费者索赔时的一个辅助标准．绝不能凌驾于不合理危险标准之上。(3)明确严格责任原则。现有法律对生产者适用严格责任、销售者适用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相结合原则。这显然不利于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对销售者也适用严格责任，将更加有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4)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产品责任保险中．精神损害应当列入赔偿范围。但基于美国责任保险危机所体现出高额精神损害赔偿所造成的困境，我们有必要确定限额。此外，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弥补受害方的损失之外对加害方判处额外的赔偿金。其主要是目的是加大对加害人的惩罚打击假冒伪劣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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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现代保险制度体系中．写作论文一般可概括为商业性金融保险与政策性金融保险两大相互对称、平行、并列和补充的金融保险中介那样．在农业保险领域也应该包括农业商业性保险与农业政策性保险两类性质不同的基本险别鉴于农业保险所特有的、尤其是在制度初创时期的高赔付、低收益的运作情况．商业性保险一般不愿或无力承保，所以，农业保险主要是由政府或政府专门机构承担、主责和先期介入，一般是指农业政策性保险或政策性农业保险，而且主要是指狭义的、具有高风险与高赔付率并存特性的经济政策性农业保险(与社会政策性农业保险相对应)．即针对农业(种植业、养殖业)生产的两业保险。这种狭义的农业保险应该成为农业保险的主体和政府支持的重点险种，也是农业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协调发展的主要内容。

根据对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实证研究．笔者认为，在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缺位及其专门经营机构缺失的情况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应该义不容辞地率先承担农业保险这项政策性业务．尽快建立起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原保险、农业发展银行经营农业再保险的多元化的农业保险分工与合作经营机制。

一、政府介入与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功能作用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广大农村．只有同时存在农业政策性保险和农业商业性保险．农业保险制度才是完善和协调的。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国内外的实践中．都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纯依靠商业性保险去承保和经营农业保险完全行不通一方面由于农业保险的外部性、高风险、高成本、高价格和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较低，不足以支持一个商业化的农业保险市场：另一方面，农业保险的高赔付、低收益甚至负收益、以及农业保险中长期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性，无法维持商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供给。在这种条件下，这部分保险资本必然投向其他能赢利的险别或险种，或向其他产业部门转移，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

我们可以运用供求曲线分析商业保险公司在农民自愿投保而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严格按市场规则经营农业保险出现不断萎缩是必然的如图所示，在自愿投保的条件下，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购买不仅受到支付能力的约束．而且受农业本身和农业保险预期收益的约束，加之农民一般不是风险回避者这一特点，因此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较低，需求曲线是D。商业保险公司根据其经营农业保险的成本和平均利润，所确定的供给曲线是S．在这种条件下两条曲线不可能相交。当政府愿意为农民提供一定的保费补贴．使得农民实际支付的保费降低，需求曲线将向右上方移动到D’．此时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可能会相交于E点．成交数量为QE。政府如果给保险公司补贴经营管理费、减免相关税负．供给曲线将向右下方平行移动到S’．此时需求供给曲线可能会相交于A点，成交数量为QA

因此．农业保险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和支持而走商业化的道路难以成功．这是全世界农业保险界经过多年实践普遍认可的理论．也是我国商业保险公司纷纷退出农业保险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于1982年开始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等陆续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但随着政府支持性措施减弱，特别是保险公司开始向商业性保险公司转变后，农业保险业务逐步萎缩．而且由于风险大、经营成本高、投保率低和赔付率高，导致经营者持续性收不抵支．农业保险长期亏损．各家保险公司相继取消了农业保险的经营据统计．2004年农险保费收入仅3．96亿元．与历史最高峰相比．萎缩了一半1982～2002年期间，农业保险的平均赔付率高达88％．远高于农业保险经营盈亏平衡点79％的赔付率．1985年至2004年间，只有两年微利．18年亏损。目前，我国农业保险仍处于低水平的发展初级阶段．表现为“三高三低”，即高风险、高亏损、高需求和低覆盖率、低供给、低投保率。为此，借鉴国际经验，根据各地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实际．我国应该主要采取政策性保险与商业性保险相结合的方式，在政府成立专门保险机构或职能部门负责农业保险经营．实施政府政策支持的同时．努力发挥商业性保险运作的市场配置作用，降低财政负担，逐步建立起农业政策性保险和农业商业性保险并存的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的农业保险制度框架二、重构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协调发展机制

关于农业保险经营与发展的模式．国外一般有六种模式：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府主办、政府成立公司经营；政府补贴、社会组织经营：政府和金融机构主办、政府控股公司经营；政府提供政策支持、自愿互助合作经营：以及严格限定承保条件的商业性经营等发展模式。国内在推进农业保险制度试点中．也可概括为五种模式：政府扶持、商业保险公司农险政策性业务；成立政策性保险公司；成立互助保险经营机构：外资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成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等经营模式。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该建立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原保险、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经营农业再保险的多元化的农业保险分工与合作经营机制；同时，以独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为主要基础，以强制性保险为主要手段．构建以政府政策支持为主要保障方式的农业保险制度。

一方面．从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商业性农业保险相互协调发展的角度．根据农业保险的特点和农业政策性保险应充分发挥其首倡诱导基础上的虹吸与扩张的理论要求．以及世界各国农业保险通过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业务的发展趋势．我国应该建立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原保险、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经营农业再保险的多元化的农业保险运行机制这不仅可以充分利用现有农业政策性银行和商业保险公司的资源．实现农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有机结合，确保政府意图目标的真实实现．还能够减少政府财政支出，避免新机构设立的膨胀和过高的交易成本和经营成本，有利于农发行通过农业政策性保险)与农业政策性贷款的有机融合，扩大其业务职能范围，更好地发挥政府农业政策性金融政策的整体效能，尽快填补我国农业再保险领域的空白，并且现实可行，易于操作。当然，也可以委托中国再保险公司或其他有实力有兴趣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一部分农业保险的冉保险业务，但必须明确由农发行经营农业再保险业务的主渠道作用．并承担对商业性再保险的“最后保证人”角色。同样．对于农业保险中风险巨大、商业保险无力承保的险种，农发行也可以主动经营．并由政府以农业巨灾保障基金等形式负担，但也必须明确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原保险业务的主渠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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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简介：保险成为我国增长最快的行业，消防与保险都是以危险为存在前提的，由于没能形成有效的良性互动，社会消防安全环境改善极为缓慢。为缓解这一矛盾，本文提出征收消防税、开发新险种、真正行使防灾防损职能，扶植发展火灾保险公估人和相互联动等五个方面的设想，希望通过这些途径来实现保险推动消防工作发展。

关键词：保险、消防、防灾防损

危险与安全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永恒的话题，保险与消防是现代社会预防和减少危险损害主要的社会化防灾机制，危险是保险与消防存在发展的前提，商业保险通过危险财务转移获取商业利润，消防通过危险控制管理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危险发生，都是为了保护生命、财产安全。可是当前社会消防安全环境的改善却远远滞后于保险业的发展步伐，未能形成良性互动机制。据统计，全国保费年收入1980年的64亿元到2002年入3053亿元，人均保费(保险密度)237.6元，保费收入占GDP的比例(保险深度)为3%；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778.3亿元，保险公司总资产从2000年的3373.9亿元，仅两年就达到了6494.1亿元。保险业成为增长最快的行业，获取得了最大的利润。

同样作为危险管理手段，保险与消防如何形成良性互动，均衡发展，特别是如何推动消防安全工作发展，成为人们非常关注的焦点。本文认为，要通过以下五个方面的途径来实现。

一、国家应当征收消防税，为消防工作提供资金支持

目前，我国消防经费完全由国家和地方政府预算拨款，政府负担很重，公共消防设施、消防装备、消防队伍建设等严重滞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步伐，这已成为不争的现实，缺少经费是根本原因之一。而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许多发达国家除了政府拨款外，都向保险企业和个人征收消防税，消防经费充足，社会消防安全保障程度很高。

作为朝阳产业，我国保险市场潜力巨大，按照现行税法，国家在税收方面给予了保险企业的各种优惠，对保险业主要征收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两大税种，同时征收城市维护税、印花税等小税种，并不征收消防税。“洋保险”即将以雄厚的资金实力、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经验、技术手段和运作方全面进入我国市场，可以预见：“洋保险”不但会抢占保险市场份额，还将获得高额利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按照目前的财政税收政策，这些利润很大程度上是在消防等部门危险控制管理下取得的，实质上是“洋保险”利用国家财政资金经营风险获得的，这种结果对国家、对内资保险企业都是不公平的，对整天忙于防火灭火，时刻与危险战斗的消防部门来说，更是无法接受的。

我国应当调整税收政策，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向商业保险企业征收消防税，税收收入专门用于补充消防经费。方法之一可以根据保险企业固定资产增长迅猛的实际，将消防税作为固定资产税种之一，加以征收。办法之二是改革目前国家实行的33%的单一企业所得税率，进一步细化所得税率，统一中外保险企业税率，征收保险企业所得税，其中包含消防税或者消防附加税。方法之三是对火灾保险险种收入征收消防税（属于营业税税种），适用单独的税率。通过上述办法，完全能够逐步解决国家消防经费的困窘。

二、商业保险企业要进行产品创新，实现保险产品保障无缝隙。

产品创新是推进、培育和繁荣保险市场的一项重要工作。在保险产品创新过程中，要牢牢把握保险产品的保障功能这个核心，针对消防工作的重点，开发新的火灾险种。

我国目前举办的财产保险是传统的火灾保险及其附加险组成的综合保险，把火灾及火灾以外的风险直接列入保险基本责任范围。也可以考虑设立单独的火灾保险险种，将火灾以外的机器损坏险、营业中断险、第三者责任险、水渍险等危险列为火灾保险的附加险，保险责任虽然相差无多，但在险种经营上会更灵活，投保人可针对自己需要选择保险产品。

在西方国家公众责任险已经成为企业、个人乃至政府部门都不可缺少的危险保障工具和各国保险企业的主要业务种类，很多国家对责任保险推行强制保险制度，如：汽车责任保险。但在我国，公众责任险特别是场所公众责任险发展缓慢，很多公众聚集场所消防条件简陋，所有者或者经营管理者不投保或者不愿投保，一旦发生火灾，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失，往往无力赔偿，受害人权益得不到保护，不但影响社会稳定，也大大加重政府灾害救济的负担。近几年来发生的新疆克拉玛依友谊宫、河南天堂歌舞厅、焦作上，北京蓝极速网吧等特大火灾事故，足以为戒。

为减少火灾的危害，国家要鼓励境内外投资者成立专门的火灾保险公司，专门经营火灾保险、公众责任险等保险业务。应当开发新的场所责任险种，如：公众聚集场所火灾责任险、娱乐活动火灾公众责任险、展览会火灾公众责任险等险种。同时，针对公众聚集场所伤亡大、赔偿难、变动频繁等特点，在公众聚集场所火灾责任保险实行强制保险，根据《保险法》第十一条二款，建议在修改《消防法》时明文规定。

三、商业保险企业要充分发挥防灾防损的职能

在《保险法》和《财产保险合同》都有防灾防损的规定，不仅是保险的职能，也是保险企业的产品。随着保险业的发展，防灾防损职能在保险中体现得越来越突出，以至于国外许多企业购买保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想从保险公司获得有关灾害事故的专业指导。

政府和消防部门提供的是社会公共安全产品，而保险企业作为营利性机构，不能单纯依靠政府和消防部门，必须认真开展防灾防损工作，防灾防损做得好，其利润就会增加，这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入世后，“洋保险”进入中国市场的冲击不可低估，保险企业不具备与洋保险拚费率的实力，这必然迫使我国的保险业注重完善和充分发挥保险的防灾功能，才能与国外的保险公司竞争，也有利于全社会进一步树立预防为主的消防安全观念。

但是，近几年，一些保险企业不认真开展防灾防损工作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例如：不考虑企业消防安全状况，只要交钱就承保；防灾费用于消防装备和宣传方面投资逐年减少，甚至有的地方不投入的现象时常出现。保险企业要克服“重保费、轻消防”错误观念，主动开展防灾防损工作，重点要积极开展做好以下几项：

首先，要积极参加社会消防工作，加强与消防部门的联系。主动参加或者组织各类消防宣传活动，将防灾防损费用真正用于消防，补助消防安全教育、投资消防装备和公共消防设施建设、资助防火科技研究。

其次，要认真进行防灾检查，参与抢险救援。对被保险人要经常进行防灾防损检查，不断发现火灾隐患，及时提出整改建议，减少不安全隐患提高被保险人和投保人的消防安全意识，帮助其克服“重保险、轻消防”错误观念；在火灾事故发生时，要与消防部门一起组织抢救财产，提高便利，防止灾害损失进一步扩大。

第三，要将防灾防损真正贯穿于整个保险经营活动。在保险条款的设计上，要明确被保险人的防灾防损义务；在保险费率的拟定上，根据保险标的消防安全状况，实行区别对待、浮动费率；承保前要对保险标的进行全面的消防安全检查。

四、保险监管和消防部门要共同扶植发展保险公估人。

随着保险业的发展，保险公估人作为保险辅助服务机构，将越来越发挥很大作用，从保险业健康发展出发，保险监管部门要鼓励火灾保险公估人的发展。在消防工作改革过程中，消防部门也可以委托火灾保险公估人实施火灾原因调查、损失统计、计算等工作。火灾保险公估人也可受保险企业委托保险标的消防安全状况进行风险评估，火灾理赔，参与保险企业的防灾防损工作。

在这方面，国外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如美国的损失管理服务公司（INALossControlServices,Inc.）的主要业务就是提供包括火灾在内的危险管理咨询，依据自身在危险控制方面的专业优势，对企业做出深入的调查，估测存在的潜在危险，提出评价和改进意见，或者设计新的方案。美国还有一家名为FM（FactoryMutual）的防灾科研咨询机构，拥有2000多名技术和科研人员，拥有全球最大的火灾试验馆和设备齐全的检测中心，用来为美国三大工业保险公司和投保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只有通过FM的标准，才可在三大保险公司投保，享受低费率、高赔付的好处。目前，随着通用、摩托罗拉等大公司来华建厂，FM的业务已经延伸到中国。这种立足于主动预防灾害事故的保险机制，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

五、相互联动、信息共享

对参加投保的企业，保险企业要建立资料库，并与消防部门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消防部门在消防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投保企业存在火灾隐患，要及时通知保险企业。保险企业在防灾检查中发现的不安全因素，也要及时报告消防部门。消防部门通过行政执法，保险企业通过合同约束、费率调整等手段，共同督促企业整改隐患，从而达到减少火灾危害的目的。

消防部门要改革目前火灾损失计算和统计方法，制定科学、准确的火灾损失计算标准，既方便当事人主张财产权利，又便于开展保险企业理赔。同时，要将火灾情况与保险企业共享，便于保险企业对火灾事故发生的原因、损失进行分析、研究，科学计算保险费率，减少保险企业经营风险。

参考文献：

1、《保险学》，张洪涛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2、《各国保险法规制度对比研究》，马永伟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