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融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间融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县域民间投融资的特点

1、城乡个人资金积累是民间投融资的主要资金来源。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城乡个人手中的资金积累越来越富余，由于存款利率较低，个人尤其是农民的投资渠道比较狭窄，诸如股票、债券、保险等领域对他们还比较陌生，加之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尤其是民营和个体私营经济的日趋繁荣，民营和个体经济成为城乡个人资金投向的重要渠道。调查了解，在多数较小规模的民营企业和绝大多数个体私营企业自有资金的比重占到90—100%。

2、民间投资依赖地方资源的倾向性明显。调查显示，近年来，济宁市民间投融资大都紧紧围绕当地优越的自然资源，积极投向加工业、水产品养殖业、煤炭及运输业，民间投融资高度集中。如微山县由于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湖泊资源及横穿南北的大运河，该县民间投融资活动异常活跃，其中民间投资煤炭洗选、运输的民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达350户，投入资金5亿元；投资水产品养殖、加工的有1300多户，投资2.6亿元；投资水上运输及造船业的有1500多户，投资金额4.6亿元。上述三项占该县民间投资总额的96%以上。同样，金乡县是全国著名的大蒜之乡，大蒜年产量60万吨，所以大蒜冷藏、加工业成为该县民间投融资的主要行业，其中，以大蒜冷藏加工为主的民营企业有200多家，约占该县民营经济总量的70％以上。

3、民间资本出现了由第二产业向第一产业流动的趋势。随着县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国内外市场环境的变化，农业及相关产业成为民间资本追逐的新的投资热点。据鱼台县调查反映，该县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农业综合性开发，农民投资兴办各种特色种养业已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以大蒜、小麦为主的农副产业加工业是近年来依靠民间投资发展起来的支柱产业，初步形成了鲁王集团、中鲁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美亚食品有限公司等民间投资群体，目前吸引民间投资2.72亿元，同比增长66.12%。

4、民间投资的技术层次不高。民间投资的主体多为个体私营企业，他们出于经济实力和管理水平的限制，一般都比较看重投资的快速回报，所以效益较好而又容易上马的短、平、快项目比较受青睐，项目的科技含量较低，短期行为明显。据鱼台县调查反映，该县民营企业中，技术密集程度高、附加值高的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等高技术领域的企业占比不足5%。

5、民间投融资方式呈现多元化特征。

近年来，政府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引导民间资金注入生产投资领域，主要做法有：一是以“改”融资。即通过部分乡镇企业、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使民间资金迅速流入生产领域；二是以“出”引资。即积极走出国门，到海外融通资金。如曲阜市民营企业圣旺药业，通过上海中智投行公司运作，收购一家美国网络公司，5月份成功地在美国实现借壳上市，融通资金150万美元；三是以“策”引资。即依靠政府出台优惠政策，广泛吸取民间资金。如从征地价格、基础设施配套等多方面给予优惠，有力地调动了投资者的积极性。

6、受融资渠道较窄的影响，民间借贷活跃。由于各国有商业银行纷纷上收贷款权限，抬高贷款“门槛”，银行资金供给远不能满足市场资金需求，强劲的内在需求为民间借贷创造了发展空间。据对微山县5个乡镇的抽样调查显示，5个乡镇普遍存在着民间借贷行为，借款规模占当地贷款余额的42%，比2003年同期提高了6个百分点，抽查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和农户发生民间借贷行为的分别占所调查户数的82%、94%、26%，借贷总额较上年增长11%。据初步测算，目前该县民间借贷额高达6个亿左右。另外，当前民间借贷用途广、投向多，从借款用途看，从以往解决临时性资金短缺为主，转向生产经营、商品贸易、煤炭运输等行业，用以解决各类企业、各种专业户、个体工商户等生产经营资金的不足，几乎渗透到私有经济的各个领域。

二、民间投融资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效应分析

民间投融资的快速发展，效益的明显提高，直接拉动了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2002年省计委为鼓励民间投资，制定实施了《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规定民间投资享受与外商投资同等的待遇，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和股票上市，也可以竞买政府投资项目等多项政策措施，从而激发了民间加大投资的热情，使得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成为县域经济中最具活力的新的增长点。止2004年7月末，济宁市民营经济户数发展到19.07万户，从业人员107.72万人，注册资金159.94亿元，完成营业收入710.18亿元，同比增长50.8%,上缴税金19.43亿元，增长55.5%。同时，民营企业拉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兖州市兴隆庄镇，今年来围绕着太阳纸业积极发展造纸助剂、纸品加工、包装产业等，对该镇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

三、制约民间投融资发展的因素分析

1、民间投融资渠道不畅通，中小企业

融资难问题突出。目前各商业银行信用等级评定标准十分严格，从企业规模、担保能力、信用评价多个方面限制了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资金支持，加之部分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不能提供完整的财务资料，难以达到金融机构支持的要求。中小企业贷款门槛高、障碍多，使正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现阶段非常突出。民间中小企业在无法取得贷款的情况下，纷纷转向高于同档次贷款利率4倍的民间借贷。一方面加大了民营企业融资的成本，加重了企业经营负担；另一方面民间借贷的高利诱惑分流了银行机构存款，增加了银行机构组织资金难度，也使借款人在还款困难时大多优先归还民间借贷，而对银行贷款则采取拖欠、逃废手法，甚至把风险转嫁给金融部门。

2、民间投资受国家政策限制，投资领域依然较窄。尽管国家计委2001年12月颁布了《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强调要逐步放宽投资领域，使民间投资与外商投资享有同等待遇。但是，对很多预期利润率较高和发展前景看好的产业部门，如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市政工程项目的投资等，却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体制原因不能进入或难以进行，使民间的投融资领域较为狭窄。由此造成两个弊端：一是有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在寻找稳定、可靠的投资项目，有钱没有地方投；二是一些需要投资的领域又限制民营企业进入，民间资本想进进不去，从而束缚了民营企业投资发展的手脚，压抑了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间投资的较快发展。

3、民间投融资服务体系不健全，缺乏行之有效的法律保障。虽然民间投融资比较活跃，但国家或地方尚无规范管理民间投融资活动的组织管理机构和具体措施。宏观经济政策和环境的多变造成民间投融资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多，在经济不景气时鼓励民间投资，经济高涨时忽视民间投资的情况未根本改变。投资者在履行程序、选择投资方向、争取技术支持等方面得不到有效服务，往往造成投资的盲目性和经济损失。同时，法制环境仍不完备，非公有企业在兼并国有企业、保护土地使用权和知识产权、明晰财产权等方面，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障。再者，与国家金融信贷相比，民间投融资大多靠道义约束，几乎没有任何法定程序的审查和监督，给一些非法融资和投资诈骗造成可乘之机。

四、扩大、激活县域民间投融资的对策及建议

在当前县域金融的信贷资金供给与服务滞后民营经济投资需求的现状下，如何规范管理，进一步扩大、激活民间投融资活动，已成为解决县域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重要手段。

1、建立民间投融资服务体系，优化民间投融资环境。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民间投资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政府应把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融资纳入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要给民间投资以更多的宽松政策和更有效的支持，可建立健全民间投融资管理组织体系，鼓励建立为民间投资者服务的商会、行业协会等自律性组织，发展为民间投融资者提供政策、法律、财会、技术、管理和市场信息等服务的中介组织，帮助民间投融资者建立规范的产权制度、财会制度和人员培训制度。

2、疏通民间投融资渠道，规避民间投融资风险。应出台相应保护和促进民间投融资进入政策，同时应普及股票类、基金类、债券类金融投融资知识，拓宽民间投融资渠道，尤其是国债的发行要向农村和小城镇倾斜。投资方面，要允许和鼓励有条件的个体私营企业参与能源、通讯、交通、水利、交通、电力、城市供水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允许个体私营企业参与从事房地产开发和经营；融资方面，随着民间投资主体实力的逐步增强，融资渠道也应由单一的依赖银行贷款资金支持逐步转向利用外资、集资、自筹等多种形式，支持、鼓励个体私营企业与国有、集体企业实行联营、合资或合作，促进有条件的私营企业以股票、债券等非信贷方式直接融资。同时

，对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民营企业的投融资活动，人民银行和银监部门要加大监测管理力度，预防和严厉打击非法集资和非法融资活动。

3、大力发展适应民间投资需要的多层次金融体系。一是国有商业银行要通过适当下放贷款权限，增加资金支持，扩大利率浮动范围等，鼓励中小金融机构扩大融资活动。二是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其提供政府优惠贷款和贴息贷款。三是可由政府、人民银行共同联手，建立中小企业信贷担保体系，设立专门的贷款担保基金，为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四是要进一步完善股票市场，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高科技企业发行债券、股票上市流通，疏通民间资本的进入和退出通道。

篇2

【关键词】 社会融资 宏观调控 民间融资

Abstract ： In the terms of Community financing， management and market freedom is always inconsistency， especially in China.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social finance application management， stresses the private financing should not be ignored， and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regulation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market.

Keywords ： Social Finance Macro-control Folk Financing

1. 社会融资总量

社会融资总量是指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或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融资总量”即当年新增加的融资额。包括：贷款余额增量、债券余额增量（当年发行量-当年债券到期兑付量 即净发行）、股票发行量等等，概括来讲包括债务融资的增量、股本融资的发生量。

社会融资总量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金融机构通过资金运用对实体经济提供的全部资金支持，即金融机构资产的综合运用，主要包括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信托贷款、委托贷款、金融机构持有的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保险公司的赔偿和投资性房地产等。

二是实体经济利用规范的金融工具、在正规金融市场、通过金融机构服务所获得的直接融资，主要包括银行承兑汇票、非金融企业股票筹资及企业债的净发行等。

最后是其他融资，主要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贷款、贷款公司贷款、产业基金投资等。

2. 社会融资总量管理提出的背景

2.1以M2为操作目标的弊端

长久以来，中国货币当局在货币政策制订中，使用了“广义货币M2”作为实际操作目标，这是因为在中国，长期以来直接融资不发达，基本上都是银行信贷，信贷投放成为货币投放最主要的渠道。这符合我国过去金融发展水平低、社会融资过度依赖银行信贷的现实。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这样以货币供应量为操作目标的货币政策，执行起来看似很容易且方便，但在现实中，却遭遇了很多问题。比如说，由于银行信贷资金被严格监管，大量资金通过各种其他途径进入实体经济，从而创造出各种在监管视野之外的资金流动。从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的角度来看，在金融机构不断发展和市场化的情况下，大量的新金融工具和产品也被创造出来，这不仅导致了大量的"类银行信贷"资金被创造出来，也导致了整个经济体面临着与此前完全不一样的流动性环境。如果单一盯住银行贷款进行监管，事实上不但无法反映金融进步和发展后的金融环境，也容易导致监管中出现明显的疏漏，并加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产生。

2.2社会融资总量与M3

从货币经济学的历史来看，很多成熟经济体已经开始采用更具有广度的货币供应量指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工具。比如说欧洲央行就采用M3这样的指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工具，与M2相比，M3增加了货币市场资金、短期债券市场资金以及回购资金。在欧洲货币政策的决策者看来，M3更能反映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尤其在市场资金变得更加短期和更加投机的大背景下。另外一个主要央行--美联储--尽管没有直接采用M3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工具，但也相当关注这一指标的变化，在美联储的定义中，M3还包括了金融机构的货币市场资金，还包括在欧洲美元市场的存款以及回购资金。这样的一种安排，正是因为在金融工具不断创新和资本流动更加迅速的背景下，货币政策以及监管当局需要更加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考察货币的流动，以保证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以及健康发展。

总之，从提出社会融资总量与M3这样的新的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动机来看，都是因为随着经济和市场的发展，传统的M2都已经无法反映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融资总量更加关注进入实体经济的信贷以及“类信贷资金”的总额，而M3指标则更加关注金融市场的资金流动。当然，这与各国经济与金融本身发展的具体情况也有密切的关系，在欧美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中，金融市场本身不仅更加市场化，同时对实体经济也有相当的反作用，而在中国，信贷资金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则更大。

2.3借鉴日、美经验

从很多国家的经验来看，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化，而不断对监管工具进行创新，是非常有必要的。从日本的经验来看，日本曾经在80-90年代一直将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放在M2上，同时将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放在控制通胀上。而在日本经济腾飞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不断发展以及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导致了大量的资产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领域，而这些资金却没有被归类为M2。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央行实际上失去了对经济环境的全面判断和整体把握。这也导致了日本央行在政策选择上出现了明显的错误，从1980年至1990年，日本的M2增速一直保持在14-16%的水平上，这种水平属于基本正常，而通胀率则一直显得较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输入型通胀的影响，但从另外一方面考虑，也是因为资产价格上涨，导致了通胀预期不断上升，同时各种商品价格都水涨船高。在判断失去基准的情况下，日本央行贸然选择大幅让日元升值，同时通过大幅升息来紧缩货币政策，最终导致了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以及经济的崩盘。

美国的“次贷危机”则是另一个典型的案例，由于大规模的金融创新，美国的金融业在次贷危机前累积了大量的金融衍生品工具，而缺乏对这些工具的监管和监控，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并带来了相关的系统性金融危机。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表明，货币政策的目标需要根据金融环境的改变而作出相应的反应。

3. 社会融资总量管理在中国的应用分析

3.1社会融资总量在中国应用的必要性

社会融资总量更能反映社会资金的供需情况，便于监管当局更加准确地进行宏观调控，其实也更加有利于利率市场化的建设。由于银行体系内的信贷资金并不能完全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出的人民币利率水平，其实并不客观而全面，而社会融资总量反映了整个经济体的资金供求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到的人民币实际的市场利率水平，才是整个社会真实的融资成本，换句话说，在整个社会融资总量的视野下，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才真正具有意义。

从货币政策执行的有效性来考虑，在现实中，中央银行经常面临着“政策授权”与“多重政策目标”之间的错位问题，举例来说，中央银行应该更多考虑如何进行合理的通胀管理等问题，但在现实操作中，中央银行却也需要考虑经济增速，而从本质上来看，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速和保持适度的通胀之间，在政策选择上往往大相径庭。因此，引入社会融资总量的概念后，由于其内涵更加广泛，更多的监管机构将致力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执行，这也将推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实现。

中国央行在2011年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调控工具的设想，而这些新货币政策工具的逐步使用，也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开始应时而变。在“社会融资总量”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被明确之外，“差额存款准备金率”等新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这些都意味着中国未来的货币政策执行将更加现代化。

3.2实证分析

在概念性的解释后，我们能从刚刚推出的社会融资总量中得到怎样的信息呢？从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融资总量的规模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2009年和2010年两年，与此同时，新增信贷规模则在社会融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这表明，新增信贷规模这个指标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开始出现下降。

而从其他一些相关的指标来看，社会融资总量与新增银行信贷相比，也显得更加符合宏观经济的波动性（见下图）。从央行提供的一系列数据来看，社会融资总量与各主要宏观指标的相关性，也相比人民币贷款为高。

我们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简单来看，如果社会融资总量保持在目前的水准，中国的通胀将很可能居高不下。而治理通胀必然需要使用各种紧缩手段，同时也需要考虑各种不同手段之间的抵销和互补作用。过度的货币政策收紧可能加大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可以考虑加大直接融资的力度，包括允许跨国企业在国际板融资等途径，达到降低“硬着陆”风险的政策效果。当然，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考虑控制社会融资总量，那么，收紧银行信贷，同时放宽企业直接融资，某种程度上等于是本来进左口袋的钱进入了右口袋，因此，宏观管理当局更需要从社会融资总量这样的全局指标作出考量，来达到适度和逐步紧缩的目标。

4. 民间融资规模是不可忽视的

4.1社会融资总量结构

在看到宏观管理者主抓的银行贷款，和可控性相对较好的企业融资的同时，我们不得不关注包含于社会融资总量中，但由于监管等原因无法准确掌控的民间融资，或称地下融资。

过去央行融资数据主要集中在银行新增信贷，因为中国社会融资95%以上是间接融资，银行信贷规模基本反映社会融资总量。但近年来，特别是2009年至2010年，融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2010年社会融资总量为14.27万亿元人民币，其与GDP之比为35.9%，比2002年提高19.2个百分点.从2002年到2010年，社会融资总量年均增长27.8%，比同期人民币各项贷款年均增速高9.4个百分点.而银行间接融资信贷比重则从超过90%降至65%左右，在银行信贷以外的融资，或者说“脱媒”融资已接近社会融资总量的半壁江山的情况下，仅从银行信贷判断全社会的融资以及经济运行中的投资和流动性形势，可能会误判经济形势和货币环境，并误导宏观政策。

相对于新增贷款量，社会融资是更广义的货币流通量统计指标。也就是说，经济运行中的货币和货币增长不仅仅来自传统的银行信贷，资金来源更多元化。所以社会融资总量除了包含金融机构新增贷款外，还进一步纳入股票、债券融资等，从而使货币流量统计延伸到股市和债市等渠道的融资来源。但是，在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传统的货币政策可能对非银行融资有鞭长莫及之感。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包括信贷额度管理和窗口指导等等，主要是针对银行信贷和信贷创造流动性的管理。

至于对债权融资，原则上来说央行通过央票发行和回购，可以从引导银行间利率的角度对企业债的融资成本产生一些影响。可是因为企业债发行并不由银行监管，尤其债券市场的分割，央行间市场的利率与交易所市场的利率不一致，所以央行的引导性利率对银行间国债交易利率影响比较明显，对企业债融资规模影响就有限。而且，在银行信贷受到额度管理的限制，企业债融资成为另一个选择，扩大了非银行信贷融资在社会融资的规模。

股权融资是资本市场的融资行为。在现有制度安排下，银行存款不可以直接入市。如果严格执行现行制度，原则上数量化政策对资本市场流动性不能发挥直接影响。由于利率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对利率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的投资和利润的基本认知停留在初级阶段，利率政策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更多还是短期的心理影响。

按照央行盛松成司长的定义，社会融资总量包括了非银行信贷的债券，股权形式的融资，并未包括民间融资或者说非正规金融方面的融资活动。但民间融资规模是不可忽视的。

4.2社会融资总量应包含民间融资

民间融资是一种信贷行为，是资金所有人直接向资金需求方的一种借贷活动。虽然每笔借贷不通过银行，但只要借贷行为发生，所借资金就产生新的购买力，也就创造了货币。特别是民间资金非常活跃，就小额信贷公司而言，2010年300家公司的信贷余额2408亿，今年有短期化且加速滚动的态势。假如小额信贷公司有一亿资本金，以半年滚动一次计算，一个小额信贷公司每年的信贷总量就是2亿，3000家公司的信贷就是6000亿。有资料显示，一些小额金融公司的信贷以三个月甚至一个月的期限在周转。就小额信贷公司的信贷加上其他民间资金的信贷活动而言，央行公布的 “社会融资总量”，其实远非实际的“社会融资总量”。如果不把民间融资包括在内，全年的“社会融资总量”的最终统计数据可会出现更大失真。而这种失真可能产生的后果，千万不可小觑。

存款准备金率吸收银行的流动性是总量管理，换句话说，货币政策约束不了民间资金的信贷活动。至于窗口指导的政策对民间资金也是隔山打牛。

4.3监管与市场相符

对于监管者，民间融资问题很多，对于监控来说，非合法的“地下融资”便是市场经济的毒瘤，其造成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的不确定在其不断扩大发展的未来是无可估量的。民间融资不是机动车，无法单双号限行，民间融资不是保障性住房，无法摇号。民间融资是一种资本需求，其后台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庞大的资金需求，若我国不能在短时间内建设起来由政府主导的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便没有理由限制其发展，而更多的应该是引导和辅助，使其走向正规，符合市场规则。应该看到的是，融资更多的应该是由市场自发组织，这样才能更加适应多方面的市场需要，一味的政府主导便是在限制市场需求，阻碍自由市场秩序的建立。当监管者牢牢把握着银根，死守着审批权不放，我们面临的将不但是市场秩序方面的问题，甚至将是社会稳定方面的危机。

总结

对于一个制度完备的经济体来说，监管当然是必要的，随着市场的开放化进一步纵深发展，我国经济监管所面临的困难将一步步的加大，这就更需要管理者及时转变思维，不因循守旧，将改革向前推进，特别是在像市场融资等大问题上，使监管符合市场需求，使监管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的需求。

中国的改革之路，任重道远。

附录：社会融资总量的具体计算方法为：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其他

参考文献：

[1] 盛松成 社会融资总量的内涵及实践意义[N].金融时报，2011-02-18.

[2] 米什金，货币金融学（中译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3] 唐丕跃 2008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政府危机管理的启示 [A]； 2010年.

[4] 陈涤非 关于社会融资总量统计的几个问题 2011.

[5] 严维石 美联储信息优势与其货币政策目标 2006.

[6] 李建军 戴应亭 陈静文 社会融资总量与宏观金融调控 2012.

[7] 王欣欣 当前中国的宏观调控与货币政策 2004.

[8] 刘迪 我国宏观调控的尺度把握 2010.

篇3

[关键词] 民间融资影响对策

近年来,由于苍南县没有上市企业,也没有发行债券等直接融资形式,中小企业及个体工商户除银行贷款外,主要融资渠道为民间借贷。因此,民间融资是苍南县域融资的重要形式。而且,苍南县民间借贷历来活跃,并有效缓解了苍南县中小企业信贷资金供应总量不足问题。从苍南县近年来民间融资情况看,基本现状如下:

一、苍南县民间信用的主要形式及主要特点

(一)主要形式

一是企业股份信用。指企业扩大生产、技术改造资金短缺而又不能向银行贷款,或临时资金周转不灵,由股东按出资额大小分摊借款比例,公司按季支付利息或年底统一分红。此方式普遍存在于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中。如在2003年以前的工业园区建设调查中发现,苍南县企业入园建设投入中,其中50%左右为股东自有,30%左右以个人私房抵押贷款方式自筹,20%左右通过民间借贷借入。

二是民间直接借贷。企业、个体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临时性资金不足,向其他企业、个人、或本企业职工直接筹资。企业出具借条,加盖财务章,并有法人代表签字,注明期限和利息,月息一般为8厘-1分,私人借款手续更简单,一般只有“今借到某某人人民币多少元”这些内容,大部分没有写明利率、用途及签约地等。

三是民间商业信用。主要指专业市场在交易过程中的欠人与人欠形成的应收应付行为,以及少数企业与客户达成协议利用推延应付款方式购买原材料。符合还本付息的信用特征,这是一种双方自愿建立在信用关系基础上,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民间商业信用形式。

四是民间票据贴现,指企业用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向另一家企业购货或贴现。民间票据市场的参与主体主要是已完成原始积累、但无更好的投资项目资金宽裕的企业、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配套生产企业向经营往来中无法提供增值税发票、合同等部分加工制造企业、依托专业市场,零售使用现金、购货使用银票结算的经营者、纯粹以买卖票据赚取利差的企业和个人等。

五是老人基金会。以农村老人协会名义进行借贷,原每家融资量在50-100万之间,经过打击清理,存、贷款量明显下降。

六是呈会,主要是私人购买房地产及农村婚丧嫁娶资金不足时所采用的民间信用,有互助会、抬会、标会等多种形式。农村几乎每个家庭都有1-2个会,平均利息在1-1.2分之间,每人每季出资1000-3000元,单个呈会规模在1-5万之间。

(二)主要特点

一是借贷规模总体稳步增长。自10月29日加息以来,银行存款利率相应上调,但相对于居民投资收益率(如房产投资等)和民间借贷利率仍然偏低,且由于民间借贷手续简便、方式多样、期限灵活等比较优势,民间借贷规模不断扩大,居民的闲置资金依然流向民间借贷。

二是民间利率维持在较高水平。随着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趋紧,各金融机构提高贷款利率的情况下,部分小型企业和个人转向民间借贷,苍南县民间借贷利率也因此稳定在较高水平。去年11月末,民间利率达到最高点,加权平均利率水平达11.2%,比年初增加2.1个百分点。

三是资金集中用于生产经营。据苍南县民间监测数据反映,50户居民监测点的民间借贷的用途依次为:生产经营占79.2%,其他用途占14.6%,家庭消费只占6.3%;民间借贷关系分别为:个人借给个人占62.5%,个人借给企业占33.3%,其他类型占4.2%,表明了苍南县个私经济发达的现状

四是民间借贷期限以短期为主。由于民间借贷以信用方式为主,为便于控制和防范风险,民间借贷期限的短期比重大,相对于银行贷款期限长期化趋势,而民间借贷期限呈现短期化现象。

二、苍南县民间投资的主要去向

一是投资房地产。2002年以来,随着温州、杭州、上海等地房地产市场成为苍南县民间资金的投资热点,逐步形成为吸引苍南县民间富余资金外流的强大引力。据调查,从投资主体看,涉及县内各行各业人员,并由单个购买向合伙、合股、集体整层、整幢批发方向发展;从投资的资金规模看,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一次投入,如苍南县信用社反映联社营业部某分社,6月30日有一客户一次提取600万元前往上海购买房子。

二是外出经商。苍南人外出经商有悠久的传统,从小本经营的商贩,到企业、公司、商场的老板、经理不下10万人,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其带走资金相当巨大。仅对山区乡镇马站镇调查,其外出做皮鞋人员达4万多人,其资金外流近1亿元,占整个马站存款总额(一家信用社和一家邮政储蓄机构)的76.9%。

三是企业外迁带走资金。目前企业外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规模企业在外投资办厂。据十家企业问卷调查显示。十家企业有5家已在外地投资5个项目,投资金额达5313万元,占其县内企业实收资本总额的17.6%。二是衰退行业的企业退出股东外出投资办厂剧增。主要是苍南县塑编行业,还有一些退出股东经过比较纷纷外出,前往原材料出产地和产品销售地投资办厂。

四是外出承包开采煤矿。近年来,由于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煤碳生产经营利润高涨。据了解,国家限制年产5万吨的小煤矿开采后,大型煤矿开采投资利润丰厚。如苍南矾山灵溪等地私人以工程队名义,招集亲戚朋友搭股投资承包年产5000万吨以上的煤碳开采,投资金额均在2000万元以上,且利润达到100-200%。

三、当前民间融资现状对苍南县经济金融的影响

(一)积极的信用

1、弥补了银行信用不足。银行信用由于受机构数量、风险控制、投资范围及权限、经营方式、信贷规模等多方面的限制,不能完全满足市场经济生活中多方面对信用的需要,客观上要求其它信用形式予以补充。

2、打破了单一融资方式。货币资金不仅要比较价格高低,还要权衡收益大小,不仅要计算数量,又要评价质量。民间信用的存在和发展,打破了单一银行融资方式,拓展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扩大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

3、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民间信用的扩大,形成多种竞争机制,给传统的融资方式施加影响,从而推动银行、信用社改进服务方式,创新服务品种,改革管理模式。

(二)消极影响

1、民间信用的盲目性和自发性,不利于资金规模的控制和投向。民间资金外流,缺乏国家产业政策指导和法律制度规范, 存在较大盲目性、投机性, 容易造成不合理的社会资金投向和导致某些行业的大起大落。

2、民间信用中会案的(如2004年矾山会案),债务的纠纷,个别人甚至还有金融投机、诈骗行为,不但破坏了国家金融秩序,而且还容易引发社会问题。

3、民间资金外流,并游离于金融市场监督管理之外,加大流出地资金的“体外循环”,干扰央行对信用和资金的总量监测, 影响国家金融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实施效果,也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

四、对策建议

一是密切关注民间资金动向,及时监测和反映民间借贷流动趋势、风险隐患,尽早采取应对措施,防患于未然。

二是中央银行对民间资金雄厚活跃地区,应扩大存款利率浮动范围和幅度,督促各行社用好用活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扩大的政策,使银行利率逐步接近市场利率水平,发挥资金市场的价格杠杆作用,更好地组织存款,使民间资金回流银行,同时也控制某些行业的投资过热现象。

三是引导民间资金直接投资实业。通过提高政策透明度、降低税费负担和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等措施, 拓宽社会投资渠道,引导民间资金投资。对于基础设施等公共建设项目, 凡适合于社会化运作的应按社会化方式运作,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四是拓宽资金的筹资渠道。除了尝试发行彩票外,还可以允许企业集团内部成立财务公司进行资金余缺调剂,允许净资产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发行企业债券来筹资。各商业银行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应继续尝试出台如个人委托贷款业务等新的融资方式。

篇4

（一）民间融资的概念

民间融资是指出资人与受资人之间，在国家法定金融机构之外，以取得高额利息与取得资金使用权并支付约定利息为目的而采用民间借贷、民间票据融资、民间有价证券融资和社会集资等形式暂时改变资金使用权的金融行为。

民间融资的方式主要有民间借贷、有价证券融资、票据贴现融资、企业内部集资等。实际上，民间融资主要分为两种形式：直接借贷活动和以通过中介结构进行的借贷活动。

（二）民间融资的特点

1、灵活便利。直接的民间借贷活动没有繁复的手续和考察，相比于正规金融机构的各种程序和手续而言，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简便性。

2、融资主体多元化且融资行为趋于理性。民间融资以其高于银行的利息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参与其中。伴随着民间融资行为的扩大和发展，民众对于融资的认识也逐渐趋于理性，人们的融资行为更趋于经济人行为。

3、利率高，弹性大。由于民间融资资金获得方式的灵活便利性，其利息率也较高，一般在10%-30%，利率会在一定程度上根据借贷双方之间的亲疏有一定浮动。

二、河南民间融资市场现状

2011年以来，受银行信贷紧缩政策的影响，中国民间借贷市场供需两旺，借贷利率一路走高，平均年利率超过20%，部分地区曝出的最高利率令人瞠目。随着我省经济的快速发展，资金供需矛盾日益凸显，民间融资规模也随之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尤其成为中小企业取得流动资金和建设资金的重要渠道。我省的民间借贷市场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民间融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

近年来，河南省民间融资规模迅速扩大，2010年的融资额2815.5亿元，是2001年融资额的5倍多。同时，不仅融资总量不断攀升，参与的层面更加广泛。

（二）民间融资参与度提高，已由自发性、互向逐利性方向发展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以自有资金参与民间融资的家庭范围在扩大，乡村和建制镇家庭成为民间融资的主体，借贷动机也由传统的婚丧嫁娶、子女上学和求医治病等纯消费性融资转向经营性融资。

（三）中小企业参与民间借贷程度较高

中小企业在当前“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战略当中有着重要作用。2009年，河南中小企业总数已达14.94万家，占全部法人资格企业总数的99.99%，实现增加值4484. 5亿元，占全省工农业生产总值的50%以上，占全省出口总额的48.23%，占全省全部税收的56.23%，已成为河南经济快速增长、优化经济结构、扩大财政收入、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力量。

三、民间融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正面影响

1、有效的缓解了中小企业、农户融资难的问题

受宏观经济环境和金融机构改革的影响，县域金融的服务面和支持面开始收缩，金融机构在县城网点呈持续减少之势，即从2002年末的8999个，降为2005年6月的7538个，降幅为15.47%。金融支持面的下降迫使县域经济中的中小企业、农户融资对民间融资的依赖性增强，从某种意义上讲，民间融资的发展缓解了银行信贷的压力。

2、交易便利有利于资金流动

民间融资具有一定的信息优势和区位优势，便于发放者更加动态地掌握和分析投资项目的风险、发展前景和借款人的信用状况，因而，有利于判断风险和选择投资项目。

3、有利于推动利率市场化

民间融资利率因地而异、因人而异，随行就市。因此，民间融资的利率能够一定程度地反映出一定时间、空间内的资金成本和稀缺程度，能够起到银行利率调节无法达到的预期效果。可为国家制定利率政策、推动利率市场化提供参考。

（二）负面影响

1、一定程度上削弱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效力

一般而言，资金需求旺盛、信贷渠道不畅的项目，往往是国家限制的过热行业、重复建设和高能耗的污染项目这就使得这些过热行业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项目在宏观调控下有了发展的真空地带，从而一定程度上抵削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

2、有可能诱发金融风险

目前发展不完善的民间借贷所依赖的约束机制是信用和社会资本等软约束机制，缺乏相应的硬约束机制。由于信息不对称，当债务人预计到其违约收益会高于因此而丢失的信用所带来的收益时，道德风险便随之而来。当大规模的道德风险发生时，就有可能导致全社会范围内的金融风险爆发。

篇5

有关调查，我国民营企业近80%的资金来自于自我积累和民间融资。有人将民间金融比喻为一个正在迅速长大的孩子，而正是资金的供需两旺为它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

企业民间融资

实属被逼无奈

对于民企而言，最大的风险莫过于经营资金匮乏，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的企业数不胜数：太阳神落山、巨人倒下、爱多速死，等等，成为民营企业成长发展史上的悲剧。

民企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扩张规模，进行研发投入，若无足够的现金流作后盾，企业将陷入危机，难以自拔。此时，资金周转势必变得非常重要。那么，民企资金究竟从何而来？

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银行贷款。但民营企业往往存在诸如财务制度不完善、自身资质差、倒闭歇业率高、企业经营风险大等问题，银行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而“拒绝贷款”。无奈之下，绝大多数民企只能依靠外源性融资。

“中小企业上市，我们想都不敢想，贷款也入不了银行的‘法眼’，如果没钱，再好的项目也白搭。只要能借来钱，私人钱庄、向别的企业拆借，甚至‘不正当’手法我都会去试。”采访中，一广东贸易公司的老板坦言自己面临的融资窘境。

赵龙是福建人，半年前开了一家公司，由于正处于起步阶段，研发资金投入较大，在扩大生产经营方面受到较大阻碍，公司面临资金瓶颈。赵龙多次去银行贷款，因无可供抵押的固定资产贷款搁浅。最后，赵龙只得通过民间融资解燃眉之急，从而保证了公司的正常运转。

随着今年以来银行贷款利率逐步提高，这些找米下锅的企业，纷纷将求助的目光投向民间金融。民间金融在一些地区更加活跃，大有从“犹抱琵琶半遮面”走向公开之势。

8月19日，一场民间组织的投融资大会在南京举行，据主办方江苏投融资俱乐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本次参会企业项目总融资需求超过58亿元，达成合作意向32.4亿元。在浙中一带，带有融资性质的广告不仅直接传递到手机用户，而且公开刊发于当地媒体。

民间融资形态翻新

民间融资是产生并生存于民间的资金融通行为，因此被称为“草根金融”。有统计显示，我国民间资本接近2万亿元人民币，这些资本进入任何领域都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据了解，浙江民间融资已形成金字塔结构：塔尖是地下钱庄或高级掮客，逐层下去，是大小中介，而在金字塔的最底端，才是小额资金的散户。民间借贷的利率也是越垒越高。

民间融资的活跃，使一些地区出现了“调剂商行”这种类似地下钱庄的机构。该机构利用存款、流通物资、二手房、二手车的抵押进行资金调剂。在一些行业内，还出现了“商业信用交易体系”这样的新兴机构，以会员制、封闭管理的方式打造资金供给链。

民间融资的形式在不断翻新。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员宋泓均博士认为，调剂商行由于以物资作为抵押担保，大多属于正常民间融资。而“商业信用交易体系”类型的机构，是自发形成的诚信体系，申请加入体系者要通过资质考察，或找当地有名望的人作担保。该体系里的会员之间可以根据每人的需求进行交易或达成合作。这从根本上为民间融资设置了一道保护网，降低了风险。

民间融资大多数是基于某种较亲密的社会关系，债权人常常碍于情面，在对方不履行基本保障手续的情况下，草草借贷。当情况发生恶化，也未能及时追索，使自己处于不利状况。由于缺少起码的法律知识，不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结果导致利益受损，甚至“鸡飞蛋打”。于是，一些正常的民间融资在产生纠纷后，被打上非法的烙印，成为非法集资。

民间融资阳光化

需要政府以身作则

在有“中国民营经济发祥地”之称的温州地区，民间借贷资本十分庞大而活跃。在流向上，民间借贷资本与银行信贷资本之间存在“你退我进”的现象。在利率上，两者也存在很大关联。

温州大学城市学院常务副院长戴海东教授说，温州大大小小的老板，起步阶段都离不开民间融资，没有民间金融就没有“温州模式”的诞生。例如温州德力西集团老总胡成中，在企业发展初期，需要30万元建一个产品检测中心，由于无法从银行贷到款，他就从民间借了30万元，建成了企业的关键部门生产检测中心。

福建省社科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员表示，“民间金融的活跃说明，对于地下金融，光靠堵是堵不住的。缺乏监管反而引发很多社会问题。必须变堵为疏，让其阳光化，政府需要以身作则。”

有专家认为，政府为民间资本“开渠”，首先要想到给民间资本怎样的渠道，要舍得让利于民。把桥梁、高速公路等一些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拿出来招商引资，并破除民间资本禁入的壁垒，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对民间资本的一种真正让利。近来，上海、武汉、张家港等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都采取了社会公开招标的形式吸收私人投资。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的周景彤认为，除了加大查处违法地下金融力度外，政府要加速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王春正表示，中小企业的资金问题一直是难以突破的瓶颈。除了中小企业自身存在问题，有关政策滞后也限制了境外创业资本来中国投资的欲望。发改委已重点组织实施中小企业创业、融资担保和培训三大工程。

地下金融是一个复杂问题。它在推动沿海部分地区经济超高速发展的同时，又对传统的国家金融体系和金融管理体系构成挑战。我们期盼正当的民间金融活动摆脱“灰姑娘”的身份，掀起遮掩的“盖头”，含笑走来。

丽水市规范民间融资的经验

丽水市人民政府为规范民间融资的运作下发了文件，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发行企业债券，依法合规进行企业融资活动；充分发挥银行业金融机构信用中介的职能作用，规范引导民间融资的市场行为；并进一步明确职责，切实规范民间融资行为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用钱，谁还债；责任自负，风险自担”的原则，明确职责，落实责任，依法规范民间融资行为。

民间融资的几种常见形式

非法集资。由于中国处在转轨时期，市场机制不健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从事的非法集资活动十分活跃，如吴英事件等。

篇6

关键词：民间融资；高利贷；金融；二元化；危害

作者简介：池峰（1974―），男，安徽萧县人，安徽审计职业学院贸经系讲师、经济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市场、银行经营管理。

中图分类号：F2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2.2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2-66-04

高利贷案件频发是民间融资无序与混乱的体现，也是金融二元化危害的显性化。民间融资的危局，源于商业银行融资功能的缺陷，金融改革与监管设计的落后，加速了市场的分化，纵容了民间融资的畸变，并反作用到商业银行体系。二元金融破坏了市场的公平与效率，为巩固垄断、压抑创新、阶层分化起到了催化作用。

一、民间融资畸变

2011年国内高利贷案件频现，从温州到鄂尔多斯，高利贷引发的跑路、停工、讨债、跳楼等事件让民间融资危机骤然爆发。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2011年7月21日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1100亿元，利率从24%到180%不等。温州有5家村镇银行、22家小额贷款公司、1879家融资性中介机构，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放款。2011年温州公安系统受理的有关民间借贷的案件共7400多件，涉案金额50亿元，其中最大的“跑路”事件是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9月出走美国，被传欠债20亿元，其中民间借贷12亿元。民间借贷高危区除了浙江之外，还有江苏、福建、河南以及内蒙古等省区。据高和投资的报告称，鄂尔多斯民间信贷资本至少在2000亿元以上，其风险甚于温州，鄂尔多斯的苏叶女高利贷案欠款超过10亿元，石小红案超过7亿元[1]。

高利贷初期的资金来源有个人储蓄、小金库、生产流通中的富余资金、各类购物卡预付款形成的沉淀资金等。其投放起初集中在过桥贷款、验资款、投标保证金、短期借款等短平快的需求上。由于利润高又缺乏实质性的监管，资金很快从正常经营中游离出来，资金流动的范围、对象、数量都发生了变化。这些聚合资金通过炒股、炒商品、炒楼、炒开发商来牟利，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股市和物价的波动以及房价的非理性上涨，甚至为黄赌毒等行业提供了资金。暴富效应吸引了更多的资金，紧接着资金本身也成了炒作对象，开始不顾投向与目的的空转，直到无以为继时卷款跑路，高利贷崩盘。这一切，既没有预警也没有监管，甚至连准确的统计数据都没有，直到跑路、出逃、追债等问题接连出现，盖子才被迟迟揭开。

频发的高利贷案件，揭开了民间融资从正常供需到畸变的路线图，也拷问了金融管理的缺失。在震怒和阵痛之余，政府及监管部门正着手化解危局，对饮鸩止渴的中小企业，对炒卖货币的地下金融进行整顿，相关政策正陆续出台。

二、危害向银行体系蔓延

在监管部门的报告和媒体报道中发现，高利贷案件中不乏银行的身影，银行资金通过各种方式流入民间融资市场，花样之多，数目之大，令人触目惊心。温州银监局局长张有荣对媒体称，截止2011年8月的统计中，温州有21家银行受高利贷案件牵连，涉案资金15.86亿元。如果考虑到大公司在银行贷款后再出借到民间借贷市场的资金，则数量还要大得多。

经各类媒体曝光的资金转移方式有：其一，银行与民间金融组织的“交易”。银行为完成经营指标，以高息向小额贷款公司或担保公司吸储冲量，下月初再由对方取出存款。作为交换条件，银行向对方提供贷款。其二，银行贷款给上市公司、国企等大企业，这些公司再以委托贷款等方式高息出借给民间金融组织。银行贷款利率约7%，企业放款年息24%或更高。据报道，2011年1至6月份，有52家A股上市公司发放了112项“委托贷款”，累计贷款额超过160亿元，同比增长近38%，最高利率为21.6%[2]；同期，商业银行委托贷款额增加7028亿元，同比增加3829亿元，较2010年同期增长了120%[3]。其三，民间金融组织及其控制的壳公司与银行合作，提高抵押品评估价值从银行贷款，甚至将销售不出的楼盘，虚假销售后再以高评估价值抵押贷款。其四，内部员工操纵。在很多民间高利贷公司中，银行职员就是股东,银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与人合开担保公司，以假实业的方式把钱借出来，再翻几倍贷出去。其五，公务员利用权力之便从银行获取资金，自营高利贷或交给放款机构。其六，信用卡套现。通过信用卡办卡公司从银行申请办理大量信用卡，通过刷卡在POS机上套现，获得资金进行放贷。

商业银行不愿承担向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又分享了民间金融的高回报，变成了高利贷市场的影子供给。当银行的资金被转入高利贷的时候，便进入了多米诺骨牌，高利贷的癌细胞开始向银行体系内扩散。愿意冒风险的人将资金搬离银行，投入到借贷市场，不愿冒风险的人在银行里的存款，也被受托人――银行――绕道投入了民间借贷市场，此时，风险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其影响面也波及更广。

三、金融二元化及其危害

一边是正规金融体系内的商业银行与监管系统，一边是缺乏监管的民间金融市场。体制内一种价格一套法则，体制外是另一种价格另一套办法。商业银行系统希望维持二元化现状，以保持市场控制与利润，民间金融更希望二元化延续。一段时间以来，两个市场似乎相安无事，但投机与贪婪揭开了危机的帷幕，金融二元化无异于囤积居奇加黑市交易，对经济运行贻害无穷，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商业银行与大企业联姻，不思进取

商业银行不愿向中小企业贷款，乐于追逐政府项目与大企业，导致了以扩大规模、资源消耗和地方保护为导向的低端竞争，不但压制了中小企业的生长空间，而且弱化了大企业自身的创新力。因为可以很容易地得到信贷资金，这些大企业便无心挖潜，无需节能降耗，调整结构与集约化发展更是一句空话。我国一些大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体硕低能的表现，已经证明了他们在管理、创新与适应能力方面的缺陷，毫不客气地说，是体制的溺爱与银行的谄媚害了他们，死于安乐不是一个毫无根据的预言。

2011年12月19日，国资委主任王勇在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说“央企在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并未带来效益和现金流同步增长，许多企业是依赖规模扩张的粗放式增长，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因此，要把转型升级放在更突出的地位”，“央企在降低管理费用及人工成本上有很大潜力”[4]。此言可以作为长期以来商业银行与大企业联姻的负面解读，获得资金支持最多的大企业，却大而不强。其联姻的目的在于，一方获得资金以维持其市场上的垄断与控制地位甚至投机获利，一方在保持极强利润率的同时，规避决策风险和经营风险、逃避责任。

商业银行的“集体无意识”，在宏观上导致了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形成了结构性矛盾，并制造了挤出效应，目前在房地产、铁路、汽车等领域的过剩现象已经显现。同时，也造成了商业银行风险集中度的提高，创新能力的下降。

（二）中小企业生存艰难，市场混乱

主管部门一方面对中小企业饥渴的资金需求应对乏力，另一方面对民间融资机构的管理松懈缺位，使得中小企业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间资金以补充者的身份进入融资真空，资本的逐利性暴露无遗。近200%的年化利率，除了黄赌毒，几乎没有办法能消化如此高的成本。高企的借贷利率阻断了中小企业的成长之路，甚至从另一个层面助长了中小企业通过造假、掺假、坑蒙拐骗来化解高成本的念头，当大家都不再愿意遵纪守法地经营，社会就会渐渐失去了勤劳致富的传统，市场混乱，道德风险激增。

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的民间金融机构却风生水起，黑、白、红、灰几路资金都在各类民间融资机构找到了马夹或代言人，在迅速投放完其自有和吸纳的资金后，这些不能公开吸收存款的机构，开始将目光转向商业银行，于是就出现了暗度陈仓，多米诺效应开始聚集。

（三）损害社会公平与效率

商业银行以极低的成本吸收了大量的存款，却只投放给特定的少数群体，资金通过扭曲的高利贷价格进行二次分配。二元化的金融市场中，对一个市场的调控就是另一个市场的机会，两个市场互为机会，就可以进行“制度套利”，由此产生了金融倒爷、权力资本家这样的角色。社会资源的配置既不公平，又失效率，产生了严重的负外部性，就像在一条水系上各自蓄水建坝，其结果可想而知。二元金融剥夺了脚踏实地的生产经营者的生存空间与发展机会，又推动了社会的二元化，为巩固垄断、压抑创新、阶层分化起到了催化作用。

二元化增大了金融管理的难度，增加了监督成本。就像国与国之间需要国际法、通行准则、市场规范、交易机制加以调整，需要有协调与仲裁机构，否则走私、贸易保护、垄断、倾销甚至战争都不可避免。一国之内无法用两种法律与制度进行管理，两个市场隐含着巨大的制度成本与金融风险。二元化向一条看不见尽头的钢轨，如果金融管理还像高铁一样背离科学与规律地信马由缰，等待它的一样是惨痛的教训，而且这个教训的负面作用将远远超过高铁。

四、商业银行缺乏创新是二元化的直接原因

（一）商业银行经营同质化实质上是享受利率管制

近年来，商业银行经营同质化现象日益严重，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中小股份制银行追求规模效益的经营思路相似，产品与服务雷同，客户与利润结构相仿。抢贷的客户，银行一起授信贷款；惜贷的客户，银行一起拒绝。商业银行都乐意将信贷资金投向大企业，甚至下浮贷款利率也在所不惜，他们只在存贷款市场份额上激烈竞争，而在创新、风险控制能力提升等方面原地踏步，好比只研究蛋糕的切法，而对食品的多样化讳莫如深。

银行越来越多，但其竞争结果只是市场份额的此消彼长，为什么没有产生良性竞争呢？丰厚的利润是银行无需创新的原因。低保障与高储蓄率提供了资金来源，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资惯性为信贷资金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的规定为商业银行提供了法定最低利差，这使得商业银行在避风港就可以源源获利。2.5%~3%的利差看似不高，但要联系到银行只需4%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几乎90%的高负债经营比例，商业银行的资本回报率就相当惊人了！同质化其实是银行利益同盟的反映，是造成二元金融的主动因素。

商业银行正处在边际成本低、边际收益高的阶段，不愿也无需通过提高风险控制能力、通过服务中小企业来获利。以安徽省为例，截止2011年11月末，工商银行安徽分行的小企业贷款比年初仅增加59.76亿元，小企业贷款不良率为0.51%[5]，徽商银行中小企业贷款全年增加62.33亿元，不良率0.41%[6]，大银行的贷款意愿更低，如果剔除统计在小企业贷款中国有企业的卫星企业，这个数字还会更低。从低于全行水平的不良率指标上看，对中小企业贷款的谨慎程度依然很高。

2011年前三季度，商业银行累积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35.4%，增幅惊人，而前三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仅增长14.2%，中小企业的情况更低。银行体系不是在为经济保驾护航，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掠夺和瓜分实体经济的利润[8]。2011年12月2日，民生银行行长洪琦在“2011环球企业家高峰论坛”上说：“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有时候利润太高了，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9]。”这句话可以作为银行享受利率管制的一个注解。

（二）商业银行功能异化为民间金融提供了空间

据报道，工行、农行、中行、建行等几家最大的商业银行的平均贷款至少43％集中到1亿元以上的项目，只有不到7％的贷款用在低于1000万元的项目。就连位于地级城市的商业银行的二级分行和位于县城的支行，低于600万元的贷款项目，几乎都不予考虑[7]。中小企业融资难多年未破冰，始终处在改革的对岸。“十一五”期间，全国中小私营企业增加到789.41万户（2010年6月数），投资人数增加到1675万余人，从业人员增加到8895万人。中小企业在产值、利税和出口等方面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的就业机会占90％以上，它们对国计民生的贡献已经不存在争议，但能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的却凤毛麟角。银行认为中小企业贷款项目收益低、成本高、风险大，于是民间借贷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常态，一直与中小企业如影随形。

民间融资问题的源头是中小企业贷款难，中小企业贷款难的原因正是商业银行丧失了公平融资的功能，资金既没有按照计划来分配，也没有按照价格来配置，商业银行配置资源的功能已经异化。虽然商业银行的总体指标显示良好，但在创新型金融服务、中小企业贷款方面的集体失语，就像一个体态健康的人却有几个指标严重不良。这种同质化像职业病一样在银行中蔓延，机能下降使得金融资源在某些领域极度过剩，而在另一些领域却严重不足、危害叠加，直接创造了一个畸形的民间融资市场。

五、改革滞后是金融二元化形成的体制原因

(一）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不到位

我国的商业银行基本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和公司治理结构的转变，甚至引进了国外资本，但其经营方式、思维方式以及运行机制并没有脱离行政体制的影响。针对银行的改革思路仍然是以稳定为主，没有针对国情和经济发展进行差别化设计。行长的行政级别还在，政策的约束还在，甚至第二财政的职能还在。商业银行仍不具备根据市场和价格信号做出独立决策的机能。

由于存在在位优势，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存款保险制度、互联互通甚至是EMV改造等方面都意愿不强，改革迟缓，不愿失去既有的优势，不愿培养更具竞争性的市场。

（二）对民间金融的管理缺乏系统性

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第12条明确规定，加强对民间投资的服务、指导和规范管理，但至今依然缺乏具体和操作性强的实施办法。规范借贷主体行为关系的《放贷人条例》，自2008年11月起草后，由于各种原因，至今仍未颁布。没有评级制度、登记备案制度、托管制度等系列监管制度的配合，民间金融的规范性远远得不到保障。例如不超过法定利率4倍的规定形同虚设，当事人通过收费与“借少算多”的手法，很容易就将合同处理成4倍利率以下的借贷合同关系。

2010年的 “新36条”，提出了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进入的行业和领域，提到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但是在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方面，监管层依然十分谨慎。民间金融机构无法吸收存款，资金来源的困扰始终存在，而非银行又可以逃避银监局的监管，经营的冲动配合管理的缺位，民间金融的乱象可想而知。

（三）金融管理缺乏全局性与前瞻性

金融管理滞后，常常是事件推动改革，而非预见性的规划，监管的引导性、前瞻性不够。常常看不见“看得见的手”，只看到有关管理机构安于享乐、怠于学习、疏于管理、疲于应付。

例如，中小企业生存率低、平均寿命短是国际普遍存在的现象，我们是否提供了有利于其生存发展的土壤？当银行这一供给主体发生问题时，监管部门是通过指令性要求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还是引导不同的商业银行进行差别定位，还是成立新的供给主体？又如，大型国有企业、垄断企业的重复投资现象严重，一个项目从总部到分公司到支公司层层授信、家家贷款，过度授信的问题如何约束？再如，地方融资平台与债务问题怎样产生又如何化解？监管部门未能及时纳入总体监管，甚至连数据都是由审计署提供的，这不但形成了新型的融资风险，而且占用了大量的信贷资金。并且还缺乏研究给资本以出路、使风险与收益匹配的风险投资税收减免制度，直接融资制度设计等。

（四）监管理论研究落后，监管组织乏力

地方银监局在信贷与融资问题上的预警、指导、处置、惩戒力度不够，而地方政府的监管权限与监管能力又非常不足。例如在温州高利贷问题接连出现时，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在接受采访时坦承，银行资金通过一些企业流入高利贷市场的行为确实存在，这与监管失职相关。温州银监局办公室一名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银监局虽一直关注，但没有针对银行资金违规流向民间借贷采取特别措施。

这体现出银监局垂直管理模式与区域管理衔接的弊端，目前，正规金融机构由银监会监管，但地方金融机构出了问题却是地方政府承担责任并负责善后处理，而后者缺乏监管系统与技术能力，对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与资金投向并不掌握，地方政府的监管责任与问题承担不对等，权责不匹配。比如小额贷款公司的开办由地方政府批准，在当地工商部门按照一般企业进行注册，但小额贷款公司从事贷款类金融活动却不被纳入金融监管当局监管，所以，资金去了哪里、利率多少、规模多大，银监局却不知情，也难以为此承担责任。

金融二元化已涉及改革的核心问题，阻力来自各个方面，既得利益者不愿放弃在位优势，投机者不愿失去套利机会。因此，决策者需要有改革的魄力与智慧，通过培育良性竞争的商业银行体系，前瞻性地设计监管构架，推进利率改革，约束大企业的融资行为等途径，逐步破除金融二元化。

参考文献：

[1] 温州高利贷屡现崩盘，灰色金融酝酿中国式危机[N].经济参考报，2011-9-29.

[2] 上半年52家上市公司放160亿高利贷[EB/OL].财经网，.

[3] 余丰慧.上市公司热衷“放贷”说明什么[N].新京报，2011-8-5.

[4] 邓瑶.央企增速放缓，国资2012的艰难选择[N].21世纪经济报道，2011-12-20.

[5] 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助推小微企业发展[N].安徽日报，2011-12-20.

[6] 赢在中小，赢在未来[N].安徽日报，2011-12-28.

[7] 刘兴成.法律何时为民间借贷松绑[EB/OL].finance.省略/opinion/2009/04/0315154028007.shtml.

篇7

关键词：中小企业；经济；民间融资；对策

一、当前我国中小企业民间融资所存在的问题

民间融资作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一种渠道，近年来已经得到了大力的发展。通过民间融资能够让中小企业的资金问题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在融资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间融资没有相应的规范

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现在的民间融资并没有相应的规范作为支撑，所以导致融资行为容易失控。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资金供给方通过融资所获得的收益比银行储蓄要高出许多，但是由于中小企业的民间融资并没有风险保障的制度，所以融资行为的风险也是较大的。假如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遇到了问题，则可能无法按时的偿还资金，有些中小企业甚至失去了偿还资金的能力。

（二）民间融资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

民间融资发展的速度十分的快，但是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却并未跟上其脚步，已经很难满足现有的发展情况。就现在情况而言，我国并没有出台明确的法律法规来规定民间融资的相关活动。一般正规的民间融资是农村信用社或者是农村商业银行。不过由于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所以导致中小企业所能够获得的信贷支持存在局限性。除此以外，我国的法律也没有很好的去保护中小企业非正规民间融资的法律地位。非正规民间融资的规模通常都不大，还具有分散的特点，其形式包括私人钱庄、农村合作基金会以及民间借贷等等。

（三）民间融资的金融监管有待加强

金融监管是指有关部门以国家相应的法律法规为基础，来制定一些针对金融活动的条例或者规定。我国的民间融资发展的时间并不长，融资的规模通常也是比较小型的，在会计信息披露方面并不是很到位，企业的内部结构也存在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必须要要尽快的加强对于中小企业民间融资活动的金融监管，但是目前监管力度却远远不够，这也就是增加了金融风险，破坏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二、改善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现状的几点建议

以上几点为目前中小企业民间融资活动当中所存在的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对中小企业的正常融资行为起到了阻碍的作用，甚至对国家的经济稳定带来了负面影响，必须尽快的解决这些问题。如何改善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现状，具体包括以下几点建议：

（一）健全民间融资制度环境

有民间融资以后，对以往的国有金融造成了不少的冲击，让金融市场充满了竞争，对金融体系的完善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考虑到民间融资对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那么应该尽快对民间融资的合法地位予以肯定。不过，在肯定民间融资合法性的同时，也要对这一融资所伴随的风险有所防范，避免应防范措施不到位而使国家的财产和经济受到损害的情况发生。除此以外，由于利率是金融市场当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之一，所以必须要进一步的推动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结合市场的实际因素来决定具体的利率，为民间融资打造一个健康的制度环境。具体让金融机构在中央利率的基础之上，再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对未来市场趋势的预测，来调节自身的利率。如此一来，不仅仅能够让金融行业的秩序得到有效的改善，还能够让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得到大力的提升，为民间融资打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维护民间融资行为的稳定、健康发展，从而保障我国经济的稳定。

（二）完善民间融资的法律法规

结合民间融资的多方面的特性，来出台一部与之对应的《民间融资法》。这部法律应该紧紧结合民间融资的特点，并能够充分的考虑到民间融资的发展趋势。在该部法律法规中，应该确定民间融资的法律地位，并明确这一行为的参与主体，对于双方当事人所具备的权利以及义务都要明确的规定。让民间融资这一行为受到法律的保护与监督，从而更好的规范这一行为。除此以外，还要讲不通位阶的法律文件进行统一，做到以《民间融资法》为根本，《私募基金管理办法》、《放贷人条例》等法规为辅助，构建一个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对于现有的一些法律法规要及时的予以完善和调整，从而保障民间融资的法律体系是完整和协调的。针对一些中小企业的内部集资行为，也要制定相应的制度，通过这些制度来区分企业的内资集资是属于合法集资还是非法集资，将以往的审批制度改成核准制度。

（三）加强对于民间借贷活动的金融监管

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由计划经济转体至市场经济，在这个时期金融体制已经发生了很多的改变，以往的监管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现有的市场环境，所以必须尽快的改善和调整当前的监管模式。放眼国际市场，大多数的国家所使用的监管方式都是符合谨慎性原则的，这种方式也能够更好的维护市场经济的稳定。以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为基础，来对民间融资市场进行监管，所采取的原则可以是国际通用的谨慎性原则。随着时代的发展，监管的内容应该有所创新，要加强对于民间金融风险方面的监管，做好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工作，保障资本的流动性以及充足性。针对市场上新进入的金融机构也要做好把关的工作，对这些新机构进行市场准入的审查，审查的内容包括这些机构的经营范围、机构的管理制度以及管理层的资格等等。而在监管的方式上面，也要认识到事前的审慎比事后的处罚要重要的多，必须要加强对于事前的审慎，对于民间借贷行为的风险进行预测，并时刻保持关注，一旦发现问题要及时的进行的控制。结合现场的审核以及间接监管等多种方式来对民间融资进行多方面的监管。

参考文献：

[1] 肖玉香.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小企业融资制度研究[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6）.

[2] 宗国恩.新经济形式下中小企业融资现状、问题及对策――基于X市中小企业融资的实地调查研究[J].财会通讯.2011（29）.

[3] 黄宪，吴克保.我国商业银行对资本约束的敏感性研究――基于对中小企业信贷行为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9（11）.

篇8

关键词：民间融资；正规金融；信息优势；六度分隔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2.31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2-71-03

以往人们都认为民间融资活动往往以血缘、地缘、业缘为基础，当事人彼此比较了解，与融资活动相关的信息极易获得且高度透明。所以民间融资相对正规金融具有很大的信息优势。民间融资具备的信息优势可以使贷款方对融资活动的风险与收益进行综合分析，并对借款人在资金的使用上予以实时监督。贷款人一般都是具有理性的“经济人”，由于其融资行为是在没有任何行政干预的情况下做出的，是个人自主选择的结果，因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把资金投放到最有还款保证的个人手中或预期收益最好的项目上。对借款人来说，由于资金供给方是个人，相应强化了其信用约束和还款责任，决定了其必须合理高效地使用资金。这样就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益。新形势下，民间融资的资本用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民间融资而言，传统的血缘、地缘、业缘依然起着重要作用，但单笔融资的资金规模变得越来越大，资金募集对象的人数也迅速增加，出资人与资金使用者之间的“三缘”关系也日趋松散，出资人与最终资金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在不断疏远。因此原来接近于直接融资的民间金融的融资方式正不断演变为间接融资，那么民间融资信息优势的还存在吗？

一、民间融资的界定

民间融资的定义比较繁杂，在学术界众说纷纭，并无一致的定义。比如孙莉和张翔从供给主体角度界定：民间金融是指由民营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种金融服务和相关的金融交易关系的总和；姜旭朝从服务对象角度界定：民间金融就是为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经济成分的资金运动或金融体系；刘乐山从与正规金融相对关系的角度界定：民间金融是相对于官方正规金融而言，是属于正式金融体制之外的，没有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等管理机构常规管理系统的金融活动或组织。在英文中，民间金融为informal finance，直译非正规金融。世界银行认为，非正规金融可以被定义为那些没有被中央银行监管当局所控制的金融活动，而且非正规金融大多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既非信贷机构，也非储蓄机构从事的融资行为；二是专门处理个人或企业关系的金融交易；三在借贷双方之间提供的完全中介服务。

民间金融容易与以下几个概念混用：民营金融、草根金融、地下金融、非法金融、灰色金融、黑色金融。其中有些名称明显含有贬义的成分，但本文的民间融资一词是中性的，包含所有没有纳入政府金融管理部门监督管理的金融活动，民间融资一词一般情况下可以与民间金融一词通用，前者着重于金融活动本身，而后者还涉及相关的金融组织及制度安排。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对“民间融资”的定义：“民间融资是相对于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而言的，泛指非金融机构的自然人、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财政除外）之间以货币资金为标的的价值转移及本息支付。”即在国家法定金融机构之外，出资人以取得高额利息为目的，受资人以取得资金使用权为目的而采用民间借贷、民间票据融资、民间有价证券融资和私募集资等形式暂时改变资金所有权的金融行为。

民间融资灵活多变，所以形式多样，名目繁多。概括地说，民间融资主要有如下方式：以较古老和传统的自由借贷、合会、当铺及私人钱庄，以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企业内部集资和农村合作基金会（后被取缔），还有以新兴的私募基金、民间票据融资及有价证券融资。各种民间融资方式又有各式各样的具体形式，如曾经数次引起社会风波的合会按具体的运作模式又可以分为平会（或称干会）、摇会、抓签会、标会和楼梯会等。民间融资方式的具体内容相当庞杂。

二、对民间融资比较优势的传统认识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一定程度存在金融压抑，具体表现在：第一，金融体系不合理，呈现“二元结构”特征。第二，金融机构单一。商业银行在金融活动中处于绝对性的主导地位，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明显滞后。同时金融机构专业化程度也不高，金融效率比较低。第三，金融管制较多，如利率管制。第四，倾斜性的信贷政策。商业银行贷款政策向规模大、效益好的支柱产业和行业倾斜，而中小企业很难获得贷款。第五，金融市场发育迟缓、金融工具品种单一。

金融压抑为我国民间融资的繁荣创造了外部条件,民间融资相对于正规金融的一系列比较优势则为民间融资的盛行提供了内在动因。相对于正规金融，传统的看法认为民间融资具有以下比较优势。

一是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我国的社会征信系统尚未健全，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是经常存在的，有的借款人为了得到贷款甚至不惜编造虚假的财务报表或实施其他造假行为。而民间融资活动往往以血缘、地缘、业缘为基础，当事人彼此比较了解，与融资活动相关的信息极易获得且高度透明。

二是交易成本的节约。首先民间融资的手续简易，一般不需要专门的办公设施，由于技术要求不高，不需要高薪聘请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从而节省了不少成本。其次融资前的信息搜寻成本和融资后的监督管理成本较之正规金融明显为低。最后民间融资一般不需要对融资方“公关”而支付“寻租”成本。

三是融资方式的灵活性。民间融资较之正规金融灵活方便，没有繁琐的交易手续，交易过程快捷，能使借款人较快的筹到所需资金。一位典当公司的经理介绍说他们最快能半小时使借款客户拿到资金。正规金融手续繁杂、办事效率低下，而民营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的资金需求往往具有规模小、时间急和频率高的特点，这使得不少贷款需求者望而却步。正因为民间融资不受规范制度的约束，才更贴近真实经济的需要，从而根据需要变换融资形式。

四是风险的控制和化解。尽管民间融资时有信用风波爆发，但总体而言，民间金融的信用风险要小于正规金融，我国金融风险的主要策源地是拥有巨额不良资产的正规金融而非民间融资。这是由于民间融资具有较强的信用约束，其信息优势从一开始就减少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另外，借款人一旦违约，其代价也是很大的，他可能名誉扫地，甚至再也无法在某一地区或某一群体中立身。通过分析，我们会发现上诉比较优势都可以归结为信息优势。因为交易成本的节约、融资方式的灵活性以及风险的控制和化解的实现，都基于信息优势的成立。

三、新形势下的民间融资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都被固定在某一社区终老一生，因为社会缺乏流动性，个人的社会交际圈与其熟人的社会交际圈之间有很大的重叠性，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可能仍然是朋友。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流动性越来越强，流动人口的规模越来越大，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在一个固定的社区学习、生活、工作。再加上日益方便快捷的通讯和交通手段，个人的社会关系网不断延伸，朋友的朋友可能就是毫无关系的陌生人了。小世界理论认为：看来很庞大的由相识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系统，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很小的，人们通过很少的几层朋友关系就可以到达任何另外一个人。显然通过认识关系到达任何一个陌生人的路径是存在的，但问题是这个链条上有多少人？六度分隔理论认为这个答案接近于六。其实最终的准确答案是几个人并不重要，但这个理论却是富有启发性的，如果将其运用的民间融资，我们会发现如果一个需要资金的人通过六度分隔的人际关系网筹集资金的话，他可以将最终的触角伸及无数的陌生人。比照当前现实的民间融资，我们发现民间资金确实通过这样一张无形的社会网络在流动着。也就是说经过若干环节后，资金将流向一个最初供给者毫不知情的陌生人。由于人际关系亲疏有别，每个环节的信任半径是可以伸缩的，所以当人们对金融市场抱乐观态度的时候，每个环节的信任半径都在扩大，那么整个资金链的半径就会得到更大的延伸，民间融资的“三缘”就越发松散，甚至会最终消失，这时也就为风险集聚埋下了伏笔。

新形势下，民间融资发生了这样的演变：从亲朋好友到不特定对象,从生活性借贷到生产性借贷。对于生产性借贷也不再限于小本商业经营行为，像浙江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绝大多数民间资金是作为企业的流动资金，甚至是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民间金融的单笔融资规模正在不断扩大，同时通过六度分隔的联系，各个方向的民间资本通过若干中间人而集聚到最终的资金需求者手中，资金迅速地集聚，而资金的供给者可能并不认识或了解资金的最终使用者，存在着很大的信息不对称。所以民间融资的每个环节可能依然基于“三缘”的信任，信息似乎是对称的，当事人彼此也比较了解。但经过多个环节后，资金的实际供给者和实际使用者已经是很疏远的陌生人，资金的实际供给者甚至不清楚资金的最终去向和实际用途，那么民间融资所谓的信息优势也就不复存在了。

四、民间融资的未来

在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今天，民间融资作为一种过渡性金融安排具有广泛的发展空间。2008年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开始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促进私人投资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民间金融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将会牢牢地占据一席之地，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和旺盛的发展活力。但近期温州等地出现的一系列民营企业家的“跑路”事件，却使我们认识到民间融资的信息优势以及防范风险的优势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成立，“三缘”关系的日益松散使民间融资的信息优势已成为过去式，并且使民间融资不断呈现出内在的不稳定性和风险。以往民营企业家依赖民间融资办企业是基于我国金融压抑的现实所采取的无奈之举，并不是民间融资在这方面有多大的比较优势。正如史晋川所言“不同的金融活动，应由不同的金融组织承担，用不同的法律规范，这样才能在提高金融效率的同时防范金融风险。”因此，不断完善正规金融的同时引导民间金融正规化，才是解决民间融资乱象的正途。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法制的健全，民间融资将会在更加合理的制度环境中发展和完善，人们也将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正视民间融资的存在。在未来30年甚至50年，我国的正规金融将会不断完善，但面对不断增加的资金需求及其他金融服务需求，仍然会显得力不从心，所以民间融资将会进一步规范并发展壮大，服务于我国的民间投资活动。而在更远的未来，一方面正规金融体系将会更加完备，能够更加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替代一部分民间融资，另一方面一些合格的民间金融组织将会正规化，从而成为正规金融的一部分。也许“只存不贷”的小额贷款公司将来能够变成有存有贷的民营银行，成为正规金融的一部分。只是开始时可以做一些限制，比如前三年不许吸收存款，从第四年开始可以少量吸收，到第八年可以不受限制吸收存款等。

纵观世界金融史，我们会发现民间金融组织向现代正规金融演进是必然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民间金融都将演变为正规金融，民间融资将会退出历史的舞台。组织形式的非正规化，恰恰是民间融资的灵活性和优势所在，也是民间融资拥有巨大需求，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原因之一。如果民间融资也高度组织化和正规化了，也就不称其为民间融资了。即使在城乡经济一体化程度很高，金融体制和金融组织机构十分健全完善的美国和日本，民间融资的规模也很可观。民间融资的存在具有客观性，其与正规金融是一种并相互补充的关系，不会因为正规金融的发展而消亡。但是主要通过人格化交易的民间融资不可越俎代庖，承当本该由正规金融提供支持的融资活动，因为在这些融资活动中民间融资并没有信息优势，相反会因缺乏法律制度来保证合约的有效执行而带来一系列的民间融资纠纷。

民间融资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合理的政策环境，回顾中央以往对民间融资的监管理念，不难发现中央对民间融资的政策态度具有反复性，其中不乏走回头路的现象。这主要是把正常合理的民间融资和金融诈骗混为一谈了，并且实施一刀切政策，正如票据诈骗，银行内外勾结骗贷，高管携巨款潜逃等正规金融机构内的犯罪行为，应归咎于个别银行薄弱的内控机制，而不应视为金融本身的过错一样，民间融资过程中出现的犯罪问题应该通过法律解决。随着我国法制的健全及政府对市场的理解的深入，相信未来我国的民间金融将会有力地推动正规金融的发展，同时部分民间金融也将不断正规化，成为正规金融的一员。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实现良性互动，才能形成良好的金融生态。

参考文献：

[1] 李建军.中国地下金融调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 诸葛隽.民间金融――基于温州的探索[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3] 罗丹阳.中小企业民间融资[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4] （美）邓肯・J・瓦茨.六度分隔[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5] 李富有、李新军.民间融资的比较优势、发展动因与前景探析[J].经济体制改革,2008,(04).

篇9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

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合法、公开、透明的原则，坚持规范与发展相结合、稳定与创新相结合，全面落实国家、省、市促进民间投资、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大力培育充满生机活力、可持续经营的市场主体，逐步建立权责明确、科学高效、合理开放、松紧适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全省民间融资规范管理工作探索路子，积累经验。

目标要求：争取用半年左右时间，完成辖区内民间融资公司的规范确认，初步建立民间融资有效管理体系，使国家、省、市关于促进民间融资发展的各项政策得到全面落实，确保民间融资公司经营合法规范，权益得到保护，资本实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促进民间融资行业有序健康发展。

二、规范管理的范围和内容

规范管理的范围：本方案前，已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区辖区内或主要业务在区辖区内，不吸收公众存款，以自有资金为主，向中小微企业、三农及个体经营业主、居民等提供小额资金借贷服务的投资公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服务公司、投资管理公司等经济实体，包括非区辖区内投资公司在区内设立的分支机构。不包括信托投资公司和创业类、股权类等投资企业，以及已经确认的含“投资”字样的融资性担保公司。

规范管理的内容：

（一）市场准入规范。主要包括民间融资公司注册资本金是否达到规定要求；股东及股权设置是否符合条件；是否有虚假出资和抽逃资金行为；公司组织机构和风险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等。

（二）业务行为规范。主要包括民间融资公司业务是否符合规定；是否有从事非法或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高利贷和暴力追债等行为。

（三）从业场所及队伍规范。主要包括民间融资公司是否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具备规定的资格条件，是否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从业人员是否具备规定的资格条件等。

三、工作步骤和时间安排

规范管理工作从年12月份开始，至年6月底结束。具体工作安排如下：

（一）制定暂行办法。区金融办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区民间融资规范管理暂行办法》，省、市金融办批准后，以区政府名义下发，作为开展工作的依据和指导。

（二）制定工作方案。区金融办牵头，对辖区内已经登记注册的民间融资公司进行调查分类，提出规范管理的具体方案。

（三）动员部署。12月份召开专题会议，对民间融资公司的规范管理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并通过媒体等方式进行公告。

（四）规范整改。民间融资公司对照规范管理的内容进行自查自纠，对不符合规范要求的事项，落实整改措施，尽快完善。

1、对注册资本达不到规定要求的，引导其通过增资扩股或联合重组等方式，扩充其资本实力。

2、对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符合要求的，要进行调整；对制度不健全的，要尽快修订完善。

3、对规模较大、经营规范，且符合《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要求的，引导其转制为小额贷款公司。

4、对存在问题比较严重、风险较大、整改措施难以落实的，要坚决予以取缔；对问题特别严重、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影响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的，要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规范整改的截止时间为年3月31日。

（五）规范确认。民间融资公司规范整改结束后，向区金融办提出规范确认申请，初审符合规范管理要求的，经区金融稳定工作联席会议同意后，由区金融办下达经营民间融资业务的同意函。民间融资公司凭同意函，到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设立手续。

规范确认的条件是：1、已经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并通过年年检；2、达到本方案有关规范管理工作要求；3、经确认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规范管理到位。

规范确认的最后截止时间为年5月31日。

未经确认或未经批准设立的民间融资公司，仍暗中从事放贷类业务的，由公安、工商等相关部门依法进行查处。

（六）试点总结。规范确认工作结束后，及时进行总结，于年6月30日前将结果报市金融办。

四、组织领导

（一）健全工作机制。区金融稳定工作联席会议由区政府分管领导任总召集人，区金融办主任任召集人，负责全区民间融资规范管理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研究制定支持民间融资规范发展的政策措施，审核民间融资公司的资格，协调解决民间融资规范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教育和提示公众防范各种形式的金融风险，组织做好民间融资风险处置、机构重组和市场退出工作。

（二）明确工作职责。区金融稳定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照职能分工，全力做好规范管理工作。

区法院：负责依法审判涉及非法金融活动的各类案件，为民间融资公司提供法律支持，维护民间融资公司正当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区发改局：贯彻落实好国家产业政策，把好项目投资审查关，避免民间融资公司出现不良投资。

区公安分局：负责打击各类涉嫌金融犯罪案件。

区财政局：落实区政府对民间融资的财政鼓励政策。

区商务局：协助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参与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区局：负责解决涉及民间融资的案件。

区金融办：负责起草有关规章制度和监督管理办法，审核同意民间融资公司的设立、变更、终止，组织对民间融资公司进行监管检查。

篇10

根据《宪法》第6条的规定，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宪法》所确定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我国金融体系的制度理念，即通过整个金融体系的公有制来保证金融秩序的安全与效益。这就为民间融资的合法存在设置了制度性的障碍，即民间融资不可能直接成为国家金融体系的主导；同时，也决定了作为《宪法》下位法的民法、商法、经济法等立法领域对民间融资的基本理念，即以规制民间融资为主，对待民间融资的态度是堵截大于疏导、防范大于治理、猜忌大于信任。[2]在民法领域，以《民法通则》的基本精神为指导，对于民间融资的规制散见于《合同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的规定，决定民间融资行为是否属于民事法律行为的关键在于是否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就民间融资而言，这里的法律主要包括商法、经济法、行政法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商法领域对于民间融资的规制主要散见于《公司法》、《证券法》，规制的对象为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形式。从理论上讲，这种直接融资形式应该成为民间融资的主要形式，但是由于股票、证券市场的准入门槛过高，很多中小企业望尘莫及，这成为这种融资形式发挥重要作用的规则障碍。经济法领域对于民间融资的规制主要体现在《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中，通过明确民间融资的合法形式，确定了相当宽泛的非法集资范畴。行政法领域对于民间融资的规制主要体现在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以及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制定的部门规章中，主要包括国务院1998年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以下简称为《办法》），该《办法》界定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通过对民间领域的前置法规制现状的归纳，可以发现其中存在如下几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1.前置法对民间融资的法律性质没有明确的界定近些年来，我国前置法领域将部分长期活跃于民间的融资形式，如民间互助会，通过部门规章予以规范化。但是，这些规定仅仅肯定了部分民间融资形式的合法性，对于基于意思自治的整体民间融资活动法律性质的界定则不明确。民间融资活动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是实质上均为还本付息的民间借贷行为的变种。《合同法》第十二章专章规定了借款合同，肯定了民间借贷活动的合法性，这也从侧面肯定了民间融资活动的局部合法性。但是，当民间融资行为表现为一对公众且回报率明显高于一般金融机构的回报率时，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这种行为的法律性质，是普通的民间借贷还是非法集资，就难以界定。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经济主体通过高利率的民间借贷聚拢资金，进行房地产开发、证券投资等。如果投资成功，皆大欢喜；反之，则有可能成为另外一个“吴英”。2．前置法未明确民间融资的监管主体关于规制民间融资、打击非法集资行为的规定虽然并不少见，但是这些规定中却没有明确规定民间融资的监管主体。目前，我国金融业的监管机构主要有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相应的法律法规分别规定了各自的职责，但在现实生活中，民间融资活动涉及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种金融机构。因此，缺乏明确合理的监管主体导致无法有效监管民间融资活动。大部分非法集资类案件均是在案发后由当地政府介入，而在事前没有任何的监管主体对民间融资的形式、规模等进行有序和有效的监管，导致大部分投机分子抱着侥幸心理以身试法，使非法集资愈演愈烈。3．前置法对非法集资的法律责任规定较为缺失基于前置法规制领域的上述两点现状，前置法领域的责任规定也相应的缺失。如《公司法》第十二章法律责任部分在未穷尽所有类型化的违反《公司法》的非刑事责任的前提下，直接在法律责任部分最后一条笼统地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公司法》将刑事责任作为法律责任的最后一条，形式上符合刑法保障法的角色，但是在未规定非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就直接规定刑事责任，实质上是不符合刑法在法定犯领域的保障法定位的。在民间融资活动日益纷繁复杂的现实情境下，前置法非刑事责任规定的缺失，使得刑事责任的界定更为困难。

二、刑法领域的立法规制现状

刑法对于民间融资的规制主要体现在对于非法集资类行为的规制，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以及集资诈骗罪。其中，由于证券市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已不多见，即使出现，也较易认定。[3]因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便成为理论研究与司法实务的难点。2011年1月4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主要着眼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客观方面、集资诈骗罪的主观方面，为非法集资类的界定提供了具体的标准。但是，目前，刑法领域对于民间融资的规制仍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视野的局限性导致刑法对民间融资规制的混乱与矛盾。在金融学领域，融资行为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就是资金需求方与资金供给方的直接互动行为，不存在金融中介机构的融资介入；间接融资就是金融中介机构以自己的名义将资金供给方的资金集中起来，再以自己的名义将资金提供给资金需求方，不存在资金供给者与资金需求方的直接互动。在现实生活中，民间融资行为主要表现为资金需求方与资金供给方的直接互动，属于直接融资。在刑法领域，规制直接融资行为的罪名仅限于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而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的行为在实践中较易认定并且也不多见。同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存款”由于渊源于银行的存贷款业务，所以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给人以间接融资的假象。有学者指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以间接融资的方式规制了所有的非法集资行为。[4]不过，随着“存款”一词的日常化使用，其含义已扩充，即指公众存在银行的闲散资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规制的是公众将其闲散资金直接提供给资金需求方的直接融资行为，因此，从解释学的角度，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规制民间融资不存在违背法律逻辑的以间接融资方式规制直接融资行为的问题，因为“习惯是法律的最好解释者”[5]。但是，为了保证整个法治体系的内在统一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存款”一词的使用还是值得商榷。有别于杀人、放火、抢劫等行为，民间融资行为作为一种市场现象，基于刑法保障法的角色而成为刑法的规制对象。因此，刑法立法者、司法者、学者局限于刑法的视野，在缺乏对民间融资行为的充分了解下，忽视了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法治体系的内在统一性，导致刑法规定与适用的混乱与矛盾，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刑法规定对非法集资行为的界定与前置法领域的冲突。根据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及其相关规定，非法集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两类独立的行为方式。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属于非法集资的一种行为方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非法集资犯罪的基础罪名；[6]同时，在行为方式方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具有同一性，区别仅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对相同法律概念界定的不一致严重破坏了法治体系的内在统一性，同时，也导致了理论研究的混乱，从而形成了司法混乱—理论混乱—司法混乱的恶性循环。第二，《刑法》立法体例的不合理性造成对非法集资行为处罚的失衡性。在非法集资涉及的三个罪名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属于《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的罪名；集资诈骗罪属于该章第五节金融诈骗罪中的罪名。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最高刑为10年有期徒刑，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的最高刑为5年有期徒刑，而集资诈骗罪的最高刑为死刑。立法者过于重视同一章节下金融诈骗罪中集资诈骗罪与相邻罪之间刑罚的平衡，而忽略了行为相似但分属不同章节的非法集资类犯罪内部的刑罚均衡问题。由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在犯罪后果上的巨大差异，司法工作人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容易产生较大的司法压力，再加上现实生活中民间融资行为的复杂多样性，稍微出现定罪偏差就可能导致犯罪人截然不同的刑罚后果。2．法律规定的抽象性与解释的局限性导致刑法适用的扩大化。抛开前述问题，毫无疑问的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已成为刑法规制民间融资的主力军。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罪质上截然不同，前者具有诈骗犯罪的自然犯属性，后者则是纯粹的法定犯；二者在刑罚设置上也存在着生与死的巨大差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在行为手段的欺骗性上具有相似重合性，因此，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区别两者的关键，“是”则为集资诈骗罪、“否”则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可否认，在理论上，“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区别两罪的关键，但是，在实践中，如何界定“非法占有的目的”却是难中之难。我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处”；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处”如此抽象简洁的表述，无疑需要解释才能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何为“非法”？何为“公众”？何为“扰乱金融秩序”？何为“非法占有”？何为“诈骗方法”？对此，需要极为严密谨慎的解释才有可能避免适用的无限扩大化。理论上一般认为，“非法”是指未经国家有关机关批准，“公众”是指不特定的多数人。但是，“扰乱金融秩序”、“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方法”的解释却由于金融市场活动的复杂多变而难以一言以蔽之。在司法实践中，正是对这些复杂概念的简单机械化的解释，使本可以先通过民事途径解决的纠纷直接纳入了刑法规制的范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说明》指出，“针对实践中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定罪和量刑情节认定标准掌握不统一的问题《，解释》第3条区分个人犯罪和单位犯罪，分别从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吸收公众存款的人数以及经济损失数额三个方面对此作出了具体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扰乱金融秩序”一般通过人数的多寡、社会影响的大小、金额的多少等要素来衡量；对于集资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的“说明”指出，“考虑到非法集资犯罪活动往往时间较长，犯罪分子在非法集资之初不一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解释》明确‘行为人部分非法集资行为具有非法集资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对该部分非法集资行为所涉集资款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但是，如何认定“非法占有的目的”还是没有明确，实践中，仍然是通过资金的用途、是否归还等要素来衡量；“诈骗方法”一般采取传统的诈骗的理论构造来理解。如果单就其字面解释看，这样的解释是合理的。但是，如果立足于市场经济，在整个法治体系内，仅仅机械地套用这些标准考量这些概念的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金融活动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就“扰乱金融秩序”而言，人数多、社会影响大、金额巨大并不一定就实际造成金融秩序的扰乱，人数少、社会影响小、金额较少并一定不会扰乱金融秩序。从严格意义上讲，金融秩序的扰乱与否不应该由法官来直接予以裁量，而是应该由金融专家根据具体的金融数据进行系统的判断。就“非法占有的目的”而言，在传统诈骗罪的理论构造中，是指永久性剥夺他人财产、将其据为己有的意图。在民间融资活动中，很多资金需求方自始至终都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仅仅是出于使用他人闲散资金进行生产经营、投资、投机等活动创造收益、利人利己的目而进行融资活动。但由于市场存在风险的不确定性、资金需求方自身监管的疏忽，再加上缺乏有关部门的有效监管与指导，资金供给方财产的回收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为了维护市场金融秩序的安全和社会生活的稳定，这种行为必须加以规制，但是刑法的介入必须避免提前化与过度化。因此，集资诈骗罪虽然属于诈骗罪，但是由于其与市场金融活动挂钩，又区别于传统的诈骗罪，不能简单地套用传统的“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方法”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不同语境下对于欺骗的容忍程度是不一样的。有学者认为，生活领域需要平稳和诚信，对欺骗的程度要求最低；市场需要自由和宽松，对欺骗程度要求较高；投资领域需要冒险和超前，对欺骗程度要求最高；而投机领域是法外博弈，欺骗是应有之义，不需要刑法介入。[7]且不论这种界定合理与否，必须承认的是“诈骗方法”在不同语境下的多元化。由此可见，法律规定的抽象性需要法律解释，而法律解释如果不能立足正确的语境，便会导致解释的局限性，从而使法律的适用不合理地扩大化。

三、法治体系下民间融资刑法合理有效规制的建议

（一）总体建议——立法体系的衔接性完善

在市场经济中，民间融资的合理化存在已不容置疑。在此前提下，要在贪婪逐利的融资互动行为中区分罪与非罪，必须坚守刑法谦抑性的原则。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刑法在法治体系内的保障法角色，而刑法保障作用的体现在法定犯领域尤为突出。虽然法定犯自然化的趋势不可忽视，但是法定犯的属性是不可改变的，其道德伦理情感依附的相对匮乏阻碍了刑法威慑、预防机能的实现。因此，“刑法仅能在保护社会必要时始能介入。”[8]而刑法在市场经济领域保障作用的实现应该建立在前置法明确的介入无效。正如前文所述，在我国的法治体系下，前置法对于民间融资规制的缺失导致了刑法提早、过度的介入；而这种介入不仅没有缓解民间融资愈演愈烈的局面，而且有损刑法的谦抑性。如果前置法对于民间融资的行为从行为方式、结果、责任予以明确的规定，实现刑法与前置法的立法衔接，那么刑法介入的时机由于前置法的规定就能得以明确，从而避免了刑法提早、过度的介入；同时，刑法介入的必要性也保障了刑法威慑、预防机能的实现。鉴于金融领域是国家经济的财富源头，以及非法集资行为对于金融领域的危害，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打击非法集资类犯罪。美国对以高利回报为诱饵、以虚假经营方式吸收公众资金的非法集资行为，通过证券法中的证券诈骗罪加以规制，并且采取“实质重于形式”的基本原则界定证券，即只要符合以获得利润为目的、投入资金、在共同事业中、利润来自于他人的努力等四项特征，均可纳入证券的范围。相较于美国，我国对于证券的界定极为狭窄，因此，大量未直接采用股票或者公司债券形式筹集资金但确实由于集资者需要、出于投资者自愿的集资活动无法适用《证券法》予以处罚；若数额、人数等因素达到犯罪标准，只能予以刑法规制，导致刑法过度的介入，打击了金融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德国信用业法规定，对于实施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犯罪行为的，以违法从事银行业务罪定性。如果是故意实施的，应当判处三年以下监禁或者罚金；如果是过失实施的，应当判处一年以下监禁或者罚金；对于以诈骗方式吸引他人资金的行为，以主观上是否具有占有目的，可分别以诈骗罪和资本投资诈骗罪定性，其中，资本投资罪是指发生在销售有价证券、股权凭证或者股份的投资业务中，公开宣传，以较大范围的投资人群体为对象并且在宣传中实施了欺诈的犯罪。相较于德国，我国对于非法集资类的罪名采取了一刀切的做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均为故意犯，诈骗类集资行为重视“非法占有目的”而不区分出于个人目的、商业目的、投机目的。国外的成熟经验表明，前置法领域立法的明确与协调对于刑法领域相关问题的认定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我国关于民间融资前置法领域的立法已不少见，但对于民间融资这个巨大而又复杂的金融市场而言，却是分散而不成体系的。因此，应当结合我国金融国情，立足于全球化金融背景，逐步完善我国的金融立法体系，将民间这个巨大的融资市场纳入明确、协调、完整的立法规制体系。虽然中国古语有言“各人自扫门前雪”，各部门法应该各司其职、按部就班，但是，各部门法之间的衔接与统一是构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关键。尤其在刑法领域，经济犯罪的定罪与处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前置法领域的规定，因此，刑法领域的立法者、学者应该积极呼吁前置法相关领域的立法完善，保证前置法领域与刑法领域的协调统一与共同发展。

（二）具体建议——适时修改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