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没成本范文

时间:2023-03-27 01:56:03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沉没成本,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沉没成本

篇1

衣柜里几件“打入冷宫”的衣服,买时价值不菲,却一直派不上用场,虽然不会穿,就是不舍得扔掉,任凭它们占据着衣柜最宝贵的地方,隔一段时间还得清理上面的尘土;

去看电影,开场不到十分钟就昏昏欲睡,但本着70块钱的电影票,少看一分钟就相当于扔掉8毛钱的想法,硬捱到影片结束,本想看电影放松一下,结果憋了一肚子气;

谈一场恋爱,明知那个人差到不行,在一起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想想这几年投入的感情、时间、经历,还是不愿意分手,就那么耗着。

人们在决定是否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仅是看这件事对自己有没有好处,而且也看过去是不是已经在这件事情上有过投入。我们把这些已经发生不可收回的支出,如时间、金钱、精力等称为“沉没成本”(SunkCost)。沉没成本管理会计中的一个术语,属经济学词汇,主要用于项目的投资决策,与其对应的成本概念是新增成本。对企业来说,沉没成本是企业在以前经营活动中已经支付现金,而在现在或将来经营期间摊入成本费用的支出。

美国社会心理学教授巴里・施瓦茨在其著作《选择的悖论》用心理学解读人的经济行为,书中有这样一个例子:一家戏剧演出公司向人们出售的季票,持票可不限场次观看演出,因为期间搞过一次优惠活动,季票打五折,其余时间均是全价卖出的。研究者通过戏剧公司跟踪统计观众观看演出的情况,结果发现,买全价票的人看戏的频率远远高于买半价票的人。因为买了全价票,不去看便觉得是损失,因此,不管今天天气如何,心情如何,想不想看,只要有票,就风雨无阻前去观看。这个例子非常生动地说明了“沉没成本”对人的影响。

生活中,我们时常会面临类似的情况,在不知不觉中跌入了“沉没成本”的陷阱。面临选择时,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决定是最佳的,因此会全面理智地分析各种情况。正是因为过于理智,往往会被“沉没成本”套住,念念不忘先前的投入和付出,担心之前积累的会因为现在的决定付诸东流,于是犹豫良久之后不愿意改变现状,白白丢掉很多机会。

举例来说,你在现在的公司工作了五年,付出了很多,职位和薪水也都处于中等层次,但上升的空间已经不大,恰在这时,有另外一个工作机会,是你非常感兴趣、非常擅长且一直想从事的,发展前景很广阔,但需要从底层做起,职位和工资都会比现在差。你会怎么选择呢?是否纠结于之前的付出、现有的职位薪水,迟迟无法决定,最终放弃这次机会?

篇2

【关键词】“沉没成本”;理性逻辑;生活决策

一、什么叫“沉没成本”

“沉没成本”在经济学中最标准的定义为“沉没成本是指由于过去的决策已经发生了的,而不能由现在或将来的任何决策改变的成本。”用更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已经产生了,不管现在做出什么决策都已经无法挽回的成本”。那么我们对待“沉没成本”的态度应该如何呢?既然这个成本已经发生,无论怎样也无法挽回,那么我们只能力图追求目前最好的结果,因此这个“沉没成本”将不应该纳入我们所考虑的范围。

二、怎么对待“沉没成本”陷阱

“沉没成本”原则,即我们在进行不管是商业中还是生活里的决策时,都应该忽略“沉没成本”,这一点是我们理性做出正确决策非常重要的办法,也是对于所有企业,机构来说想要获取快速成长所必需遵循的一个原则。下面我们会以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个原则:

1.“电影票”陷阱

“电影票”陷阱是“沉没成本”陷阱中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所讲述的具体的情况如下:A想看一场电影,这场电影本身对于A来说价值50元(也就是说他最多愿意出50元去看这场电影),但是现在这场电影的票价仅售40元,于是A很高兴地购买了这张电影票,但是在电影开场前10分钟,A发现自己买好的电影票弄丢了,这个时候他面临两个选择:(1)不看这场电影;(2)重新买一张电影票去看电影。这个时候A最理智的选择应该是哪一个呢?我们下面逐一来分析这两个选择。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会选择(1),因为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逻辑思维:如果我们买一张新的电影票,那么总计我们为了看这场电影就花费了80元,但是这场电影本身的价值仅值50元,因此是不合算的。所以会选择直接放弃看电影。

2.“生产设备”陷阱

“生产设备”陷阱也是常见的“沉没成本”案例。那么这个问题所描述的情景如下:B公司现在已经投资了1000万元买了生产一批产品的固定设备,现在计划开始生产产品。这个时候B公司所了解到的信息如下:如果继续生产的话产品会获利R万元,但同时也会造成成本C万元。那么这个时候公司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标准排判定需不需要继续生产呢?有以下两个标准:(1)通过比较R和C+1000,如果R>C+1000,则生产产品,否则反之;(2)比较R和C,如果R>C,则生产产品,否则反之。

3.“航空机票”陷阱

“航空机票”陷阱也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常见的“沉没成本”的案例。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买到航空公司打折的机票,在打折的时候机票的价格往往是远低于平常价格,有时甚至低于相应火车票的价格。而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产生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来思考下面这个问题:

航空公司C所提供的航班全年都固定在同一个时间起飞,这个航班平均每个位子的成本为600元,但是在航班起飞前的10分钟有一个乘客来到机场并告诉航空公司,他愿意出200元买一张机票,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应不应该同意呢?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这个决定非常明显,因为200

下面我们再回到打折机票这个问题:现在在航空公司为什么要提供打折的低价机票呢?其实这就是运用了“沉没成本”原则来进行决策。航空公司提供的打折机票,一般是在淡季或者非常时间段,这时段客流量都比较少,但航空公司固定运营的费用并不会降低。航空公司作出是否提供打折机票的决策时,就不会考虑固定运营费用,因为那些属于“沉没成本”,而只需计算打折机票价格是否高于运载每个乘客的平均成本。如果这个平均成本很低,低于打折机票价格,那么,航空公司就能减少总的亏损甚至是能够赚钱的。

三、结束语

“沉没成本”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常见的经济学概念,但是却并不被人熟知。对于这一概念的不了解常常带来许多可以避免的问题。通过本次对于“沉没成本”的探讨,学习与了解,笔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一话题所具备的深厚的现实意义,以及规避这个陷阱所能带来的巨大益处。希望将来对于这一概念的普及越来越广泛,会有更多人开始关注这个话题,也希望人们能够做出更理性的思考,积极规避这个陷阱。

参考文献:

[1] 耿鑫余.生活中覆水难收的沉没成本[J].《大陆桥视野》,2015(18)

[2] 张璐.生活中的沉没成本――由等车说开去[J].《大众心理学》,2013(3):44-44

[3] 甘嘉文,刘永芳.现实生活中的沉没成本误区[J].《大众心理学》,2010(9):43-43

篇3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经济学博士后,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新制度经济学研究。

前沿

从现代财务会计决策和规范理论角度看沉没成本已经支付了,无法再收回或补偿,将其归属于决策不相关成本,因而沉没成本不应该影响当前或未来决策。然而,一旦引入入信息不完全或有限理性,我们会发现财务会计中沉没成本相关性的经济逻辑,从而表明沉没成本相关性存在本身就是在信息不完全或有限理性条件约束下的一种理,并不是一种非理。所以,一方面需要承认新古典财务会计局限性――完全信息或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设,认识到沉没成本相关性存在的客观性,另一方面需要采取恰当的非正式和正式制度克服沉没成本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追踪投资成本支出过程加强沉没成本和风险管理,从而使会计制度提供准确的决策信息。

一、问题的提出

会计的前身是簿记,500年前簿记曾经是数学的一个分支。随着簿记发展为会计,引进了若干经济学的概念与理论,经济学就逐渐成为会计学的基础。不联系经济学来考察会计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资产,显然是捕捉不到资产的来源及其本质的(葛家澍,2005)。由此可见,经济学的发展演变也会冲击会计学的发展。因此说,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财务会计中同样假设“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决策者进行决策时仅仅根据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与行动相关的沉没成本是固定不变的,因而不应该进入有关连续还是中断行动的决策中。此时,以前投资的货币、努力和时间等沉没成本已经支付了,不能得到补偿,因其不构成机会成本,所以不应该影响当前或未来决策,体现沉没成本决策无关性。因此说,在信息完全(零交易成本)条件下,企业必然追求利润最大化,不会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没成本的影响。如果以前的这些投资激励人们继续执行当前的决策,则被称为沉没成本错误。因沉没成本错误被视为一种非理而被排除在新古典完全理性研究范围之外了。正如平迪克和鲁宾菲尔德(1997)所说:“尽管机会成本是隐性的,但在做决策时必须予以考虑;与之相对应的沉没成本正好相反,沉没成本通常是可见的,但一旦发生以后,在作出经济决策之时经常被人们忽略。”“沉没成本是已经发生而无法收回的费用。由于它是无法收回的,因而不会影响企业的决策”。

事实上,经济学家和会计人员对于成本的看法是不同的。科斯(Coase,1938)曾注意到,会计人员认为一台机器的使用成本是指机器的折旧,而经济学家会说,使用一台机器的成本是指这台机器应用于其他场合所能创造的最大价值。如果没有其他用途的存在,这台机器的使用成本就是零。从理论上说,科斯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要算最大价值需要知道使用机器的所有行业的未来情况,结果经济学家或者接受会计人员计算方法或者选择回避耐用资本品问题的做法。事实上,会计人员喜欢回顾企业财务状况,因为他们必须记录资产和负债,对以往的经济活动作出评价。会计成本包括固定资产折旧费用,这是根据国内所允许的税务处理方法确定的。经济学家注意企业的前景,他们所关心的是将来成本预计是多少,以及企业如何通过重组资源来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企业利润率。因此,他们必须关心机会成本,即未能使企业资源得到最高价值利用而放弃的机会成本。同样,会计人员和经济学家均将实际支出即显性成本(会计成本)列入他们的计算中。显性成本包括工资、材料成本和资产的租金。对于会计人员来说,显性成本极为重要,因为它们涉及企业与之有经济往来的企业或个人的直接支付。而经济学家对于显性成本的关注,则是因为工资和材料成本代表了可以被有效用于其他地方的货币,从而造成经济学家关注隐性成本――经济机会成本,而会计人员关注显性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还会看到会计无法记录的隐性成本的沉淀,而会计人员只能看到账面上显性成本的沉淀。由于假设信息完全,经济学家和会计人员是一样的,进而得出沉没成本决策不相关命题。

二、沉没成本相关性概念的界定

由于新古典决策和规范理论都是建立在完全理性的假设之上,只关注决策问题的描述和决策方法研究,忽略了决策本身所面临的约束条件。科斯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革命,提出交易成本,从而论证现实生活中,人们无法做到完全理性,或者说获得信息需要支付交易成本,不可能免费得到。而且,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理论主要是依据会计成本概念,而不是一个技术成本(Kay and Mayer,1986)。作为新制度经济学重要分支――交易成本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也认为周定成本和可变成本是从会计角度划分的,并没有从经济学角度――机会成本考虑,所以,他划分出资产专用性成本和非资产专用性成本,从而引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为我们分析资产专用性(沉没成本)迈出坚实一步,从而论证,在信息完全或契约完备条件下,无所谓沉没成本还是非沉没成本,经济人都可以做出理性选择,因此可以将成本划分出决策相关性成本――非沉没成本和决策非相关性成本――沉没成本。一旦有限理性,契约不完备,特别是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因信息不完全而无法分开,致使沉没成本(资产专用性)发挥作用。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受到“让过去的事情过去吧”、“不要为溅出的牛奶哭泣”等警告,但在真实决策时往往考虑沉没成本的影响,大量的沉没成本相关普遍存在。例如,由于已经在风险企业中投资很多,所以需要继续经营;由于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所以抵制技术或制度变迁;人们对职业或者专业进行了大量投资,所以不愿意转换研究领域;在银行业,追加资金往往贷给那些无法支付债务的企业,等等,使决策者难以忽略以前发生的沉没成本。

实际上,行为财务理论通过引入框架效应、心理会计、禀赋效应等,不仅大大拓展了新古典财务学――包括“资产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模型”、“财务期权理论”等,而且还解释了沉没成本相关性的存在,诸如避免资源浪费心理,以及自我辩护(Staw,i976)。因此,在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条件下,决策者往往考虑沉没成本,人们不得不考虑以前发生的沉没成本或历史成本,很难将它一笔勾销,出现大量沉没成本相关性。

因此,本文力求通过经济理性角度再次解释财务会计中沉没成本相关性的合理性,从而看到,在信息不完全(交易成本为正)条件下,会计作为一种制度是有存在的合理性(Coase,1938),经济主体往往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没成本,从而再次看到沉没成本相关性的理性逻辑,大大拓展新古典财务会计研究领域。

沉没成本是指投资之后不能得到补偿的那些成本损失,成本是否沉淀取

决于决策时成本是否完全得到补偿。在现实条件下,诸如专用性有形和无形资产投资、信息不对称、政府管制、终止现有的契约性承诺关系,以及税收政策与折旧制度等都可能使投资成本变成沉没成本。尽管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和规范会计标准可知,沉没成本决策无关性,但是,因以前投资的生产成本(也包括作为投资形式的交易成本)无法得到补偿发生沉没成本,常常会出现一种较强的继续维持、自我强化和自我履约的倾向。这样,人们的实际行为表现为普遍违反新古典行为模型,沉没成本相关性应该被视为一种常态,而不应该视为谬误或非理,因此我们需要分析沉没成本相关性的合理性。

1 沉没成本提供或揭示有价值的信息,进行沉淀投资包括未来成功或失败的可能性,所以沉没成本会影响决策,产生累积效应。

在新古典投资理论条件下,仅仅根据净现值大小进行决策,一方面,不会考虑投资失败问题;另一方面,也无需区分沉没成本和固定成本。恰恰是在新制度环境下,考虑一个投资项目,完成项目的成本支出是未知的。因此,完成项目的新增投资将与沉淀投资成本直接相关,考虑沉没成本投资与投资风险率有关。

风险率又称为失败率,原指在一场赌博中失败的概率为多少。更进一步考虑的是,在第一场赌博中赢的条件下继续赌博时,在第二场赌博赢的概率是多少(Kiefer,1988)。在某一行动过程中,过去投资往往表明投资过程在未来是否成功或失败。假设其他条件不变,较大投资通常意味着获得成功的概率增大。

我们考虑一个简单的两阶段投资模型。企业有一个投资项目,需要总成本C能够完成,而且完成时支付(期望效用)V。总成本c是不确定性的,并且遵循累积分布函数G(c),当x>y>0时,G(x)>G(y)。假设企业在第l期已投资C1额,该项目尚未完成。在第2期,企业选择是否追加投资额C2。为了简单起见,假设企业在第2期后不再投资了。此时假设企业在第2期投资,完成项目的概率为P2,运用贝叶斯法则,我们发现,

G(C1+C2)-G(C1)

P2=P2(C1,C2)=P2(C1∩C2)=G(C1+C2)-G(C1)/1-G(C1)

这就是投资的累积风险,它取决于已经投入量C1的大小。当决定是否追加投资时,企业会理性地考虑以前沉淀投资的规模。对P2=P2(C1,C2)中的C1求微分,我们得到:

因此,如果风险率g(C1)/1-G(G1)递增,那么P2(C1,C2)随着C1就会增加。也就是说,在项目没有成功的情况下,投资成功的概率会随着小额新增投资增加而增加。相反,如果风险率下降,那么成功概率P2(C1,C2)会随着C1下降而下降。

此时,企业在第2期投资的期望效用是P2(C1,C2)V-C2-C1,而在第2期不投资的期望效用是-C1。因此,企业在第2期投资的净收益是P2(C1,C2)V-C2。

现假设风险率增加,即P2(C1,C2)随着C1变大而变大。在这种情况下,投资意愿是过去投资的增函数。实际上,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可能强化较大支出会增加连续投资意愿的结论。在模型中,如果企业在第1期进行更多的投资,那么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人力资本投资),学习效应会导致边际成本下降,这将使它更容易在第2期追加投资获得成功。也就是说,企业在第2期成功的概率也可能是企业在第2期能力的函数,它也可能是C1的函数,从而说明沉没成本投资越多,越有可能获得成功,这就是累积效应(Cumulative Effect)。

2 在委托情况下,为了隐藏能力私人信息,经济主体对沉没成本会做出理性反应。能力声誉效应越大,沉没成本决策相关性越大。反之,如果能力声誉效应越弱,则沉没成本决策相关性越弱。

相对于承诺声誉而言,人们更可能要隐藏不好的选择以显示其能力和才华,这也可能导致他们进一步追加投资,希望隐瞒他们坏的投资项目。因此,尊重沉没成本导致能力声誉信息效应。放弃一个项目,也可能揭示人是一个“很差的预见者”,进而导致人必须理性地坚持无利可图的项目以掩盖其能力欠佳(Kanodia,Bushman,and Dickhaut,1989)。

这些模型有以下共同特点。经理人选择项目,他自己获取关于项目生产力的私人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选择进行多少投资。他们获得的私人信息都与他们不可观的能力有关。如果他们的能力较高,经理人得知项目的生产力更迅速,并选择更大生产力的项目。雇主从他们的投资选择中理性做出关于他们能力的推断。

因为有能力的经理人能够更快地得知项目的生产力,他们更可能有更多的有生产力的项目,从而更有可能继续投资。那么,如果经理人得知该项目没有生产力并停止投资,雇主以此会对他们的能力做出消极的评价,从而降低他们的挣得机会。为此,尽管得知项目是无利可图的,经理人仍然理性地继续投资。当然,雇主最终会发现项目是无利可图的,在这种情况下,经理人可能会被解雇。然而,经理人可能会理性地继续投资,目的是推迟被解雇。

雇主当然喜欢他们的经理立即停止坏的项目。当项目停止时,如果雇主可信地承诺不会解雇他们,他们可以阻止继续坏的项目。然而,这种承诺通常是不可信的。如果经理人停止投资,雇主得知项目有可能是坏项目’因此,选择这样项目的经理人可能被认为低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雇主通常解雇经理人更好。

由于经理市场信息不对称,以及柠檬问题,很容易导致事前的逆向选择,低能力经理人会非常幸运地选择好的项目,进而使低能力的经理人也会启动项目,这

样不仅会降低投资效率,而且还加大投资失败的风险。一旦开始,如果他们知道项目是坏的,因为他们想拖延低能力评价,以及相关的挣得损失,他们就不会停止投资。

如果项目最终发现亏损,经理人会蒙受名誉损失,有些人甚至会歪曲事实,力争扭转失败局面。虽然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应该让过去的事情过去吧,忽略失败项目的沉没成本”。但是,忘记失败对于雇主来说是不理性的,即使它的成本是沉淀了,因为失败显示了在未来再次失败的倾向'因此,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经理人因考虑自身声誉会对沉没成本产生反应。

3 在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财务预算约束产生锁定效应,财务预算约束越硬,沉没成本决策相关性越强。反之,财务预算约束越软,沉没成本决策相关性越弱。

在资本市场完全假设情况下,根据MM定理,企业的资本结构并不影响企业的价值,从而看不到财务预算约束。因此,只要有利可图,企业就会投资,不会出现财务预算约束。然而,由于税收、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等,资本市场是不完全或者无效率的,所以财务预算约束是必要的。在企业管理生涯中,道德风险会导致经理坚持无利可图的项目。一般而言,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可以产生一系列的管理问题,为此,企业会给经理人施加财务预算约束。在企业融资方面大量文献表明,对经理强加的财务预算约束会改进问题(Stiglitz and Weiss,1981;Hart andMoore,1995)。绝大多数的实证支持,只有一小部分商业投资是由贷款融资的。当经理人面对财务预算约束,一旦出现投资错误,沉没成本必然会影响企业投资。假设其他条件不变,过去较大支出导致未来支出能力减弱。因此,财务预算约束可能导致企业或个人继续坚持一些不再是最优选择的项目。

企业财务预算约束可能理性地对沉没成本产生反应主要是因为已经投资太多,这意味着沉没成本使企业进行其他投资的能力下降了。假设企业从事投资项目1的财务预算为B。其中,支付固定成本为M>O,对于大于M的每元钱的收益率R1>O。同时,企业进行增量支付。现假定有一个更好的投资机会,项目2意外地出现。同样需要支付固定成本M,但收益率R1>R2。

项目2意外地出现表明,刚开始项目2出现概率极低,以致企业发现启动项目1是值得的(而不是等待项目2)。

企业已经沉淀到项目1的数量M1>0,此时项目2意外地出现,是否需要继续投资项目1,需要比较项目1和项目2期望收益的大小。我们需要考虑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如果M1>M,当且仅当项目1的期望收益小于项目2的期望收益,企业会转向项目2,可得(B―M1)R1

(1)

另一种情况是,如果M1

M1R2

反之,如果不等式(1)和(2)没有满足,那么意味着项目1的期望收益大于项目2的期望收益,企业会继续投资项目1。由不等式(1)可得(B―M1)R1>(B M-M1)R2,进一步转换为:

MR2>(B-M1)(R2-R1) (3)

由不等式(2)可得B-M)R1>(B-M―M1)R2,进一步转换为:

M1R2>(B-M)(R2-R1) (4)

如果企业已经沉淀项目1的数额M1足够大,不等式(3)和(4)恒成立,说明企业会继续投资项目1。反之,如果企业已经沉淀项目1的数额M1足够小,不等式(3)和(4)不成立,而不等式(1)和(2)恒成立,企业就会投资项目2。同样可知,如果项目1投资的固定成本M的收益足够大,或者企业的财务预算B足够小,即不等式(3)和(4)恒成立,企业会继续投资项目1。反之,如果项目1投资的固定成本M的收益足够小,或者企业的财务预算B足够大,不等式(3)和(4)不成立,而不等式(1)和(2)恒成立,企业就会投资项目2。

因此,在给定财务资源有限或稀缺的情况下,如果企业已经在目前项目上投入很多资源,那么企业选择开始一个新项目的期权价值要比继续目前的项目要小。由于资源和时间稀缺,很少资源留下来能够完成一个新项目,而更多的资源只能用来完成当前项目,从而出现沉没成本决策相关性,尽管其他投资项目有利可图,只是因为财务预算约束无法实现最优的投资项目。

由此可见,通过经济理性解释了沉没成本相关性存在的合理性,摆脱新古典财务会计中沉没成本无关性命题,进而将此情形作为一种特例。事实上,对于沉没成本相关性的解释,它们之间是互补的。这说明要理解沉没成本相关性理性逻辑,需与有限理性、交易成本与财务预算约束等因素综合分析,这也表明财务会计中沉没成本相关性十分普遍。正是在交易成本为正世界里,沉没成本是否相关性,成为会计制度提供信息的重要职能。

四、沉没成本相关性对会计学的意义

一旦偏离新古典的世界,走进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为正的新制度世界里,沉没成本相关性这一理可以得到理性解释。因此,承认沉没成本相关性的存在,不仅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而且还有极大的应用价值。

由于财务决策在公司管理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在真实世界(有限理性或交易成本为正)里,决策过程已经不再是沉没成本是否决策相关性问题,而是沉没成本在决策中占有何种地位问题。因此,在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里,理论要紧随实际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毫无夸张地说,如何做好沉没成本的预测、追踪与控制,乃至沉没成本管理已经成为今后财务会计工作的关键。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沉没成本相关性还需要不断完善。同时,如何结合我国财务、资本市场的独特性,对上市公司的财务决策做进一步分析,摆脱理想化新古典会计学,特别是开创新制度与行为会计学,这可能是研究沉没成本的重要发展方向。

总之,沉没成本无关性是在极为有限的、简单的情况下才会成立。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沉没成本相关性是十分普遍的,正如科斯(coase,1938)指出,“成本的变动对于某个决策是十分重要的,而对于其他决策毫无价值”。从理论上说,不同的成本概念适用于不同的目的。成本分类一定是决策专用性的,没有统一放之四海皆准的成本分类。沉没成本在财务会计中对于决策无关性则是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才会成立,一旦我们走进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里,沉没成本相关性就是正常的,这也是未来对会计学家研究真实世界的挑战。

篇4

如果要问消费者,何种方式付款最不感觉肉疼?大部分消费者都会回答:使用信用卡刷卡消费。的确,非现金类的支付容易让人低估已消费的金额,而分期付款又将每笔还款数额降低,容易给人一种“平均起来也一点也不贵”的感觉。

但是如果说提前付款也能让人减轻“肉痛”的感觉,你相信吗?

很多人都购买过游泳馆或者健身房的“年票”。这种年票一般承诺消费者可以在一年的时间内进行任意次数的消费,而价格却只和30次左右的单次票价之和相当,因此很多购买“年票”的消费者都认为自己购买“年票”是赚了大便宜,如果自己天天都去的话,不就赚死了吗?

其实真的很赚吗?请你仔细回想一下,在购买“年票”之后,是否会出现以下的情况:在为“年票”付款后的第一个月里,你三五天就会去使用一次,然后沾沾自喜地表示,如果按这个频率使用年票,可比单独买票便宜多了。但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你会因为越来越多的“偶然”――或者是“忙于工作”,或者是“今天约好和朋友逛街”――不断减少使用“年票”的次数,并且安慰自己,“还有好几个月呢,肯定能用回来”。直到一年过去,你才发现,自己去游泳或健身的次数根本不到30次,买“年票”不但没赚,反而亏了。

但意外的是,你并没有太多地为自己花大价钱买“年票”感觉“肉痛”,相反,在这一年时间里,你每次想起或提及购买“年票”的时候,心里都是赚便宜的喜悦大于支付钱款的痛苦,即使是在最后发现自己不赚反赔时,也并不会太多地感到沮丧。

心理学家通过大量实验发现,只要是“支付”与“消费”之间的时间差距较大,无论这一支付是在消费前还是在消费后,都能有效地降低人们“心疼钱”的感觉,而且提前付款大多会给消费者提供一些虚幻的“折扣”,不像事后信用卡分期付款需要加收利息。

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容易让人忽略“肉痛”感的提前付款方式,却也更容易造成浪费。

付款时间早,放弃更容易

经济学里有一个“沉没成本”的概念,指的是那些已经付出的不可收回的成本,例如中途弃用的机器设备、已经投入金钱和精力却被停止的项目等等。一般认为,沉没成本是一个已经发生过的固定数值,但是心理学家却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沉没成本的价值评估却会逐渐降低。

沉没成本其实是很多行为的内驱力。比如在炒股时,你投入了越多的成本,赔得越多,你就越难以从中抽身,因为沉没成本越多,也就意味着损失越大。如果人们感知到的沉没成本变小,就会更容易选择放弃。

我们再来举个例子。比如你有个朋友,是某位明星的铁杆粉丝。他听说这位明星在两个月后将来到你们的家乡巡回演出,就拉着你一起早早在官网上定了两张票。结果在演唱会当天,突然下起了大雨,你家又离演唱会现场很远。这时你的朋友打来电话催你快点集合,你最可能做的是什么?相信“找个借口不去”会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因为你并非像你朋友一样是那位明星的“铁杆”粉丝。

但是,如果你是在演唱会之前一天购买的门票,结果可能就与前者大相径庭了,这时即使外面下着雹子,你也很可能会不顾一切地跑去听演唱会。这正是付款时间的差异所造成的截然不同的结果。

篇5

关键词:进入壁垒;规模经济;必要资本量

中图分类号:F02; 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2

一、对几个不同版本定义的分析

Bain在1956年出版的《新竞争格局中的障碍》提出了他对进入壁垒的定义:进入壁垒是一行业中在位企业相对于潜在进入企业的一种优势,这种优势反映为在位厂商在不吸引新企业进入行业的情况下能够把价格维持在高于竞争性价格的水平上。这个定义的问题在于,假设一个行业,由于许多在位企业的存在而使价格处于竞争性价格的水平,却没有进入的可能性(例如由于政府的限制),那么按照Bain的定义这个行业就是没有进入壁垒的。

1968年Stigler在《产业组织》一书中提出:进入壁垒是一种生产成本,这种成本是寻求进入一行业的企业必须承担而已处于行业中的企业则免于负担的。这个定义通过基本特征来鉴别进入壁垒,强调在位企业与新进入企业之间的成本差异。这个定义也有缺陷。从字面上讲,这个定义认为,在现在这个时点上,只有新进入者才需承担的成本就是进入壁垒,却忽略了在位企业在过去(比如它进入市场时)可能也必须承担这一成本。Stigler的定义比Bain的定义狭窄。有些成本按照Bain的定义是进入壁垒,而按照Stigler的定义却不是;所有Stigler式的进入壁垒都符合Bain的定义。

第三个定义是James M.Ferguson(1974)提出的:进入壁垒是允许在位企业的价格高于边际成本、持续获得垄断收益而同时却使得新企业无利润的因素。这一定义承袭了Bain的定义,并附加了在位厂商获取超额利润这一条件。高于边际成本的定价并不是厂商持续获得超额利润的充分条件。只有价格高于平均成本在位企业才能获取超额利润。由于在位企业之间的价格或产量竞争,价格可能并不超过平均成本,却高于边际成本。

Fisher(1979)提出:进入壁垒是当新企业的进入对社会有益的情况下阻碍进入的任何事物。这个定义承袭了Bain和Ferguson,形式规范但含义模糊。Fisher认为,当潜在进入厂商在决定是否进入一个具有进入壁垒的行业时,只有他们的成本收益计算不符合社会的期望,进入壁垒对社会才是有害的。如果新企业的进入对社会福利有损,那么进入壁垒的存在就是有益的。

Von Weizsacker(1980)的定义形式也很规范:进入壁垒是一种寻求进入一行业的企业必须承担而已处于行业中的企业则免于负担的生产成本,且从社会角度来说这种成本反映了资源配置的扭曲。这一定义承袭了Stigler的定义,并添加了限制条件。他认为成本的差异只有在导致福利减少的情况下才是进入壁垒。他的观点是,寡头垄断行业中的企业数量有可能高于社会所期望的最佳数量。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壁垒起到了社会所需的作用。

Gilbert(1989)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定义:进入壁垒是由在位所衍生的一种租金。这个定义关注的是在位企业的优势而非新进入企业的劣势。按他的看法,进入壁垒是在位企业必然获得的超额利润。这个定义的问题在于在位企业超额利润并不等同于新进入企业的壁垒。

Carlton和Perloff(1994)提供了两个定义。他们认为进入壁垒是阻碍企业家在市场上快速建立新企业的任何因素。长期的进入壁垒是新进入企业无法避免而在位企业免于承担的成本。他们认为前者不实用,因为它表明所有的资本门槛都是进入壁垒,所有须花时间进入的行业都有进入壁垒。他们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明确地把进入壁垒定义到时间维度上。然而很可惜他们只在长期考虑进入壁垒,这样又回避了时间因素。他们认为,一个相对于潜在进入者具备优势的企业只能在长期获利,这个观点导致他们的定义变成了Stigler定义的翻版,区别仅在于他们避免了时间上的混乱。

按照Bain的定义,规模经济和必要资本量都是进入壁垒,因为它们与收益有着必然的联系。按照Stigler的定义,如果在位企业和新进入企业处于公平的技术条件下,规模经济不是进入壁垒。必要资本量同样不是,除非在位企业并未付出过这些资本。

Fisher的定义也认为必要资本量不是进入壁垒。假设一个行业,企业只有花费大量资本才能进入。如果一个企业进入行业后在长期的获利不足以弥补它初始的资金投入,它就不会进入行业。但他认为,这正是社会期望潜在进入者所进行的考量,一项投资如果不能保证获得它在别处能也能获得的回报率,那么这种投资是浪费。因此Fisher得出结论,必要资本量无论多巨大,都不是进入壁垒,因为能够成为壁垒的必要资本量都是于资源配置有益、于社会有益的。然而他却忽视了消费者剩余。消费者剩余不是潜在进入者应考虑的因素,而是从整个社会角度福利的角度应考虑的。在行业中增加一个企业会加剧竞争,由此带来的消费者剩余,在社会角度来看,足以弥补新进入企业的利益损失。

按照von Weizsacker的定义,必要资本量或者规模经济可能并不构成进入壁垒。为证明这一点,von Weizsacker模拟了一个具备规模经济的行业,指出自由进入条件下的古诺均衡时,活跃企业的数量多于最大的社会福利下的活跃企业数。占更大的规模经济优势的企业所带来的成本节约弥补了企业数量少所带来的总产出减少,并带来更多社会福利。在这样的行业中,额外的进入成本会增加社会福利。

按照Gilbert的定义,必要资本量是进入壁垒,尤其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沉没成本的情况下。当企业退出市场,沉没成本产生的收益就会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沉没成本实际上是退出壁垒。退出壁垒能够通过对在位企业的激励来影响进入。如果在位企业必须承受相当大的损失才能退出的话,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对新进入的企业采取激进措施,这种对潜在进入者的威胁阻止了他们的进入,并为在位企业赢得了更高的利润。因此,在位企业的退出壁垒创造了进入壁垒。

此外,在进入失败的情况下,沉没成本加重了进入者的损失,使得在位企业在新企业进入后可能采取的激进行为更具威胁性。因此,新进入企业的退出壁垒也造成了进入壁垒。通过这些渠道,沉没成本为在位企业提供了租金,也因此符合了Gilbert对进入壁垒的定义。然而他们并不符合Stigler对进入壁垒的定义,因为所有的进入者,不论何时进入,都必须承担同样的沉没成本。同样地,Carlton和Perloff也把沉没成本排除在进入壁垒之外,因为沉没成本在长期并不存在。

二、进入壁垒的分类

把以上定义归类,我们得到两种类型的进入壁垒。经济进入壁垒是新进入企业必须承担而在位企业不必承担的成本;反垄断进入壁垒是会延缓进入从而减少社会福利的成本。所有的经济进入壁垒都是反垄断进入壁垒,但许多反垄断进入壁垒不是经济进入壁垒。反垄断进入壁垒的范畴大于经济进入壁垒。

进入壁垒还可分为主要进入壁垒和辅助进入壁垒。主要进入壁垒是指自身构成进入壁垒的成本,辅助进入壁垒是指自身并不构成进入壁垒,但能够强化其它进入壁垒的成本。一组小的主要进入壁垒能构成显著的进入壁垒。一组小的辅助进入壁垒不能够在主要进入壁垒不存在的情况下构成显著进入壁垒。不过在少数情况下,辅助进入壁垒能够组合并彼此强化,构成一个主要进入壁垒。如果不存在主要进入壁垒,单个的辅助进入壁垒并不能够阻碍进入。

三、规模经济

Bain认为规模经济是进入壁垒。在位企业可能已经建立了有效率的生产规模。如果由新进入企业带来的新增产出比行业需求和现有产出大,价格会下降到低于新进入企业单位成本的水平,进入将是无利润的。

这一论证假设新进入企业认为在位企业在它进入后仍维持原产出。但是一旦新企业进入,在位企业可能出于阻止利润下跌至无利润的水平的目的而减少产出。与此同时新进入企业的利润也不会跌至零点,进入从事前看是有利可图的。

然而,如果新企业的进入引起一部分的客户从在位企业转向新企业,在位企业减少产出会避免了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后的利润跌至零点。客户可能出于长期购买的惯性和避免新品牌可能存在的风险等原因而具备品牌忠诚度。因此,规模经济只有在客户对在位企业的品牌忠诚度足够高的情况下,才会阻止进入。规模经济是辅助进入壁垒,对主要进入壁垒,如品牌忠诚度,起加强作用。

本文认为,规模经济是反垄断进入壁垒,而非经济进入壁垒。Bain认为,行业空间只能容纳一部分有效规模工厂,因此产生了进入壁垒,这种现象总体来说只在短期内存在。此外,在一个出于增长中行业内,部分生产要素本就是暂时性的,变化迅速。因此,规模经济不是经济进入壁垒,但如果规模经济延缓进入从而减少社会福利,那它就是反垄断进入壁垒。

四、沉没成本

许多企业有能力承担巨大的资本成本。如果资本市场有效率,那么对于有利润的项目,规模大的项目并不比规模小的更难融资。即便资本市场无效率,还存在着对行业前景预期的信息不对称,这一因素也使得规模大的项目更占优势。

资本市场的不完美使得它更适合那些更富有的、更有经验的企业生存,但是那些富有的、有经验的企业并不一定是在位企业。有些新进入者其实是多种经营的大企业,寻求进入新的行业。微软进入浏览器行业就是新进入企业规模大于在位企业的一个典型例子。在那些主要的潜在进入者是多种经营的大型企业的行业中,大额的资本成本并不是进入壁垒。

虽然如此,资本成本却能间接地阻碍进入。虽然它本身并不构成进入壁垒,但它往往会增大其他进入壁垒所带来的风险,从而起到加强其他的进入壁垒的作用。例如,如果进入某一行业需要牢固的声誉,那么资本成本的存在使得进入的企业很难或不可能对市场做出检验或试探,新进入者必须投入大量的资源。如果进入需要大量的沉没成本,新进入企业的进入一旦失败,它的损失就会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在位企业可能采取的激进行为就会阻碍进入。潜在的损失越大,上述行为的阻碍就越大。通过这种风险增大效应,必要资本量增强了其他进入壁垒,因此必要资本量是辅助进入壁垒,尤其在必要资本量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沉没成本的情况下。

必要资本量不是经济进入壁垒,因为进入者所需承担的资本成本,在位者在它进入行业时也承担过。必要资本量可能是反垄断进入壁垒。因为沉没成本被用于别的潜在选择所获得的收益可能大于作为必要资本量进入行业所产生的收益。

学者们对进入壁垒的定义并没有达成广泛共识,这对反垄断立法和实践都是不利的。本文认为在后续的研究中,对进入壁垒的界定应着重考虑的标准是:进入壁垒对进入时间的影响,以及不同的进入壁垒之间的相互作用对进入时间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施蒂格勒.产业组织[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Bain,Joe S.Barriers to new competition.[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

[3]Ferguson,James M.Advertising and competition:Theory, measurement,fact[M] .Cambridge:Ballinger,1974.

[4]Fisher,Franklin M. Diagnosing Monopoly.[J].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1979,19(02).

[5]von Weizsacker,C.C. A Welfare Analysis of Barriers to Entry.[J].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80, 11(02).

[6]Gilbert,R. Mobility Barriers and the Value of Incumbency,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Amsterdam:North-Holland,1989,475535.

篇6

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提出了“马歇尔冲突”(Marshall‘sdilemma)。按照马歇尔的推论,大规模生产能为企业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单个企业追求规模经济的结果是市场占有率提高,市场结构中垄断因素增强;而垄断的形成又必将阻碍竞争机制发挥作用,致使经济丧失活力。这样,在马歇尔那里,追求规模经济效应和保持自由竞争活力便成为一对难分难解的矛盾。

那么,对于审计行业来说,这一冲突在是否也存在呢?在审计行业,较低程度的资产专用性、大小事务所之间的产品异质、以及审计与非审计服务联合提生的合约范围经济,使得大型事务所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刘明辉、徐正刚,2005)。事实上,自从ZeffandFossum(1967)开拓性地对审计市场结构展开研究以来,已有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审计行业具有规模效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特点。问题的提出在于想知道:审计行业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是否一定会带来有别于完全竞争的结果?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理论上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SCP范式认为,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将导致非最优定价;与之相对应的可竞争市场理论则认为,完全竞争的结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也可能存在,条件是市场进出自由。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从理论角度廓清审计行业实际有效的市场结构,确认市场竞争模式,并探讨为维持市场结构和竞争的有效性是否需要进行管制以及如何管制。本文的以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节对SCP范式是否适用于审计行业展开分析;第三节引入可竞争市场理论,通过考察审计市场的进入退出,探究审计市场上的垄断结构是否会损害竞争进而降低效率;第四节总结全文的结论并通过一个简短的讨论给出监管方面的政策建议。

二、SCP范式不适用于审计行业

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行为-绩效”即SCP分析框架是由哈佛大学的经济学者提出来的。他们通过实证的截面分析方法推导出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存在的一种单向因果联系: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后者决定市场绩效的好坏。具体来说,行业集中度高的企业总是倾向于操纵价格、设置障碍,以便谋取垄断利润,从而阻碍技术进步,造成资源的非效率配置;要想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需要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不合理的市场结构,限制垄断力量的发展,保持市场适度竞争。

那么,审计行业是否存在这样的逻辑联系呢?如前文所述,该行业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对规模经济的追求促使行业市场份额日趋集中于少数大型事务所,成熟审计市场上呈现出的也一直是一种寡头垄断的状态。这样,根据SCP范式,便会自然而然地出规模效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审计行业无效的结论,并据此认为有必要对审计行业进行管制,对大型事务所进行拆分。但事实上,即便在反垄断法实施最为严厉的美国,政府也没有对审计市场进行过反托拉斯式的干预。理论与现实的不一致,不禁使我们对SCP范式在审计行业的适用性产生怀疑。下面我们将对垄断性市场结构下,大型事务所可能动用其市场势力的两类定价行为及其市场后果①进行具体分析,试图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

(一)垄断条件下的低定价与破坏性竞争

SCP范式认为,规模效益递增可能会导致破坏性竞争。规模经济的作用使得大企业更容易在行业内生存,和其他企业或潜在竞争者相比,也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扩张生产能力。谋求更大市场份额的竞争将产生一种迫使价格下降的压力,这种压力对消费者而言是有利的,但当价格降至平均生产成本以下时,对现存企业而言就是破坏性的了。由于小规模企业处于成本劣势,大企业也就可以通过压低价格来驱逐小规模企业,竞争的结果将导致其亏损、破产或被其他企业兼并。

上述逻辑推论的背后存在着一条基本假定,即行业存在相对于正常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成本弱增性。具体而言,它又可以分解为两方面的市场条件:第一,行业拥有过剩的固定资本;第二,产品成本构成中固定成本大大高于可变成本。但是,对于审计行业来说,这一假定并不存在。首先,会计师事务所的传统业务是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该业务在上下半年之间存在剧烈的需求波动,为保持能满足高峰需求的能力,事务所在每年的下半年生产能力是相对过剩的。但问题在于审计产品无法储存,下半年过剩的生产能力无法用来继续生产审计产品,只能向管理咨询、税务筹划等非审计服务领域进行转移。其次,我们假定大型事务所的场地、设备等固定资本在整个年度里都是过剩的,这就意味着边际成本只是附加的人力成本,但后者却又恰恰是审计服务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固定成本在审计服务总成本构成中占有的比重不大,使得单纯依靠增加审计服务供给量并不能有效地摊薄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型事务所的成本优势有限,不存在孳生破坏性竞争的土壤。

观察到的现实也表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破坏性竞争在审计行业并没有出现过。按照SCP范式的推论,如果存在破坏性竞争,那么竞争的结果理应使得中小型事务所难以生存,目前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已有研究发现大型事务所在受管制行业的审计定价较低(Simiunic,1980;Palmrose,1986a;Turpin,1990;Pearsonetal.,1994),却无法证明其定价低于成本。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把一个客户看作一个市场,事务所首次承接审计业务时的“低价揽客”(Lowballing)比较接近破坏性竞争的定义。但“低价揽客”的真正原因在于客户和事务所在首次审计业务中都需要承担一个“启动成本”,从而意味着双方关系某种程度上可以被“锁定”。因此,作为事务所预期获取未来竞争优势以及未来“准租”的理性的竞争性反应,大小事务所均有可能“低价揽客”,它也并非是垄断大所凭借成本优势采取的策略。

事实上,由于审计服务“信任品”的特征使得审计市场类似于一个“二手车”市场,客户很难从市场上获取审计质量的信息。根据克莱因、莱福勒(1981)和夏皮罗(1983)的质量酬金模型,支付溢价成为客户确保审计产品质量的手段之一;溢价的存在又为事务所提供高品质的审计服务提供了刺激。这样一来,在长期的博弈过程中,价格成为判断审计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线索。基于这一考虑,大型事务所也很少会降低价格,进行破坏性竞争。

(二)垄断条件下的高定价、社会福利净损失与消费者剩余剥夺

垄断条件下的高定价可以产生两方面的影响:第一,由于垄断限产形成的社会福利净损失;第二,由于垄断高价使得消费者剩余向生产者剩余的转化。按照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控制价格的能力是企业是否拥有市场势力的主要表现,而控制价格的关键在于控制产量及其市场供给量,人为制造短缺。照此逻辑,审计行业的市场集中将使得拥有市场势力的大型事务所,以提高审计收费为出发点,减少审计服务供给,导致市场上的供给量低于竞争性市场的均衡供给量,同时剥夺消费者剩余。

上述推论是否可行取决于会计师事务所控制审计服务供给量的能力。众所周知,审计行业属于服务性行业,根据服务业的定义,它是一种有形或者智力活动,在提供服务的同时即满足需求而不需要有形商品的间接渠道(Kulhavy,1974)。服务不能与提供者相分离,不能储存,服务具有非物质的特性,且由提供者和用户共同生产和消费(deBandt,1996)。审计服务产品不可储存的特性使得事务所无法通过调节库存以及市场供给量来控制价格,而限量减产又是以单位审计服务成本迅速提升为代价的。此外,考虑到各国普遍实行的法定审计要求,审计服务的需求弹性很小,单个事务所限制产量也只会给其他事务所带来更大的市场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审计市场被少数大型事务所垄断,市场上的审计服务供给量也不会少于竞争性市场的供给量,不会产生社会福利净损失。

虽然不能通过限制产量抬高审计服务价格,大型事务所还是在审计市场上维持着显著高于一般事务所的定价。对澳大利亚(Francis,1984)、新西兰(Firth,1985)、英国(chanetal.,1993)、香港(Gul,1999)、新加坡(Simon,1992)和美国(Palmrose,1986)等审计市场的研究均证明了这一点。问题在于,大型事务所的高定价是出于客户自愿,还是其动用市场势力的结果。如果是前者,也就不存在对消费者剩余的剥夺。Moizer(1997)关于事务所声誉与审计质量溢价的文献回顾表明,在一个竞争性的审计市场中,不同事务所之间的审计服务定价差异代表了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回报。此外,大所较多地采用结构性审计程序而较少需要客户的配合与协作,减少了对客户正常工作的干扰,可能也是客户乐于支付较高审计费用的原因之一(李树华,2000)。从事务所的角度来看,针对单个客户的一级价格投标模型显示,随着竞争对手的增多,审计报价将会不断地逼近审计成本。投标的事务所之间也很难达成事前合谋的协定,因为在投标过程中,某一成员违反合谋协定,其他成员对此背叛并没有报复的机会(李眺,2003)。因此,大型事务所虽然能够获得一定的收费溢价,也必须象竞争者一样的行事。为了赢得客户,事务所必须致力于降低审计成本,并与客户分享成本的降低。从长期来看,审计收费呈现出的应该是不断下降的趋势。一级价格投标模型对现实的审计市场竞争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其推论也得到了一些实证研究结论的支持。一项针对“六大”(目前已合并为“四大”)劳动生产率的实证调查表明,其审计服务在生产成本和人力成本方面是有效率的(SchellemanandMaijoor,2000)。已有研究也发现,在1980-1997年间,“六大”的审计收费从长期趋势上来看不断下降(MenonandWilliams,2001)。由此可见,即便审计产品异质,且客户往往根据事务所声誉(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溢价水平)来辨别产品质量,审计市场上仍然存在激烈的价格竞争。大型事务所相对较高的审计定价是因为它可以给客户带来额外的效用,而并非是动用市场势力的结果,因此也不会导致对消费者剩余的剥夺。

总之,前文的分析显示,审计行业垄断性的市场结构、事务所动用市场势力的能力与市场绩效之间不存在如SCP范式所描述的稳定的逻辑联系。因此,该范式并不使适用于审计行业。事实上,只要某一行业以规模效益递增为特征,都会得到与哈佛学派SCP分析框架相悖的结论。对于企业规模是否一定与其市场势力正相关,市场集中是否一定能证明存在行业垄断力量和经济上的低绩效等问题,SCP范式均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理论解释。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该范式便遭到了芝加哥学派的猛烈抨击。我们也有必要寻求其他模式来解释规模效益递增和非完全竞争状态下的审计市场。

三、可竞争市场理论和审计市场进入退出分析

可竞争市场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帕恩查和韦利格等人在芝加哥学派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良好的市场绩效,在传统哈佛学派的理想市场结构以外仍然可以实现,而无需众多竞争企业的存在。它可以是寡头市场,甚至是独家垄断市场,但只要保持市场进出的完全自由,潜在竞争的压力就会迫使任何市场结构条件下的企业采取竞争行为。在这样的条件下,高集中度的市场结构可以和效率并存。由于潜在竞争起到了与完全竞争市场上有效竞争同样的惩戒作用,这种理论得到了一个与SCP范式完全相反的结论。

可竞争市场理论在分析进入退出的时候,“沉没成本”是一个核心概念,是指企业进入市场所投入的、退出市场时不能收回的那部分投资。对于潜在竞争者来说,一旦发现进入不利而要退出,沉没成本就构成它进入的成本;沉没成本越大,退出损失的风险就越大,因此形成了真正的进入障碍。另一方面,对于在位企业来说,由于该项成本在退出时无法收回,企业所能做的只是最大限度的增加市场份额以使其增效;因此,沉没成本也成为在位企业可以加以利用的一项战略武器,甚至会因此成为破坏性竞争的发动者。不难看出,沉没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位企业对潜在竞争者的阻止力,以及可竞争市场模式作为分析某一行业竞争工具的恰当程度。

那么,审计行业的沉没成本情况又如何呢?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对会计师事务所各项资产投资可回收性的分析来对其沉没成本情况进行大致了解。一般来说,一项资产的可回收性和其专用性程度相关。专用性程度越高的资产越难收回;反之,通用性的资产在退出市场时则比较容易转换用途或在市场上进行出售。按照威廉姆森(2001)的归纳,资产专用性可以分为6种:场地专用性、物质资产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性、专项资产、品牌资本与临时专用性。就审计行业来说,场地和物质资产几乎不存在专用性,临时专用性的资产在一段时间过后也可以转换为通用型的。由于存在有效的流通市场或可以轻易的转换用途,上述资产对应的成本是可以收回的,不会沉没。事务所在从传统的审计领域向非审计服务领域进行业务转移时,由于上述行业的信息不对称、“一站式购物”的便利、以及联合服务条款中产生的合约范围经济,品牌可以在业务转移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只要事务所不是因为声誉受损而退出审计行业,品牌投资也并非不可收回。人力资产的专用性程度与专项资产的多寡因事务所的规模不同而有所差别。小型事务所一般很少在这些方面进行投资。因此,专用性的人力资本和专项资产一般只存在于大型事务所中,主要是指事务所针对目标产业中的客户特征,投资形成的一套产业特有知识和行业专家才能,以及创造出的针对特定产业的结构性程序。专项资产还包括审计技术改进方面的投资、专门用于审计业务的计算机软件与数据库、连接各地分支机构的计算机工作站等,这也是小型事务所很少涉及的。

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将审计市场看作了一个整体,分析表明该行业整体沉没成本水平不高。但如果我们将视野集中在某些局部市场,则可能会得出一些不同的结论。例如,在大型事务所进行专业化水平投资的行业,存在沉没水平较高的人力资产和专项资产;如果把一个客户看作一个市场,事务所首次承接业务时的“学习成本”也是无法收回的。问题是,即便在位事务所通过不可逆转投资享有低成本的优势,事务所变更为何仍然频频发生?有关事务所变更的研究表明:

(1)对于大企业而言,企业合并、管理当局变动,是变更事务所的主要原因(BurtonandRoberts,1967)。企业合并时,现任事务所分支机构所处的地理位置可能不再符合客户需要;管理当局变动时,与现任事务所也需要重新沟通,这都可能导致事务所变更。

(2)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审计收费高低是变更事务所的主要原因(BedingfieldandLoeb,1974)。原因在于中小规模企业业务相对简单、成本也较低,因而不存在对审计服务的特殊要求。

(3)对于濒临破产的企业而言,财务报表列报方面的分歧、被出具“保留意见”的预期,是变更事务所的主要原因(SchwartzandMenon,1985)。由此可见,在审计市场上,这些因素的影响远比沉没成本的影响要大。也就是说,单纯的沉没成本并不能够有效阻止其他事务所的进入。

综上可知,审计行业整体资产专用性程度较低,意味着该行业的沉没成本较小,从而表明可竞争市场模式较为适合分析审计市场的运行。在这样一个市场上,潜在竞争者的“进入威胁”迫使在位的大型事务所很难动用其市场势力,传统的有效结构和完全竞争本身不再重要。规模经济效应与自由竞争活力在垄断性的市场结构下达成融合,垄断性的市场结构也因此成为现实有效的审计市场结构。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的基本收获之一,是使我们认识到审计行业垄断性的市场结构并不必然导致垄断性的结果。在审计市场可竞争的垄断均衡中,事务所将在潜在竞争者的约束下达成规模经济效应和自由竞争活力的融合,实现社会福利(包括事务所和审计服务的消费者)最大化。本文的分析还进一步表明,在可竞争的审计市场上,自由放任要比反托拉斯手段的主动管制更能维护公众利益。大型事务所之间的合并,在传统观点看来有形成垄断势力之嫌,但由于审计市场的可竞争性以及规模效益递增,合并不仅无害反而是更有效率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反垄断法实施最为严厉的美国一直没有出现对大型事务所的分拆。事实上,审计行业对可竞争市场的偏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管制所形成的进入壁垒所致。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无约束的审计市场能够自行解决一切问题。事实上,由于审计行业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各国审计市场上都存在着诸多的管制措施。安然事件爆发后,管制措施还有进一步严格的趋势。但我们也不认为所有的管制政策都是必需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管制政策不应以降低市场的潜在竞争压力为代价,而应将重心放在降低妨碍可竞争性、损害经济效率的沉没成本方面。以此标准来看,在审计师通过相关的资格考试后,再对事务所进行严格的准入管制至少是没有必要的。我国的情况尤其突出,歧视性的“许可证管理”制度使得证券审计市场上的在位事务所感受不到潜在竞争的压力,很大程度上降低其提高效率和参与竞争的激励。

本文的研究对于构筑我国审计市场的有效结构具有一定的意义。首先,我国审计市场上一直呈现出的是分散化竞争的状态,少有大型事务所脱颖而出,管制政策的目标应该定位于推动事务所走规模化发展的道路,造就寡头垄断型的审计市场结构。其次,监管当局应该平等对待不同类型的事务所,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排除一切人为的不必要的进入壁垒。另外,还可以考虑由行业协会出面,通过构建事务所的专项资产转让平台,推动技术进步等措施减少事务所的沉没成本。

篇7

爱情也有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

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是指当供求失衡的时候,占据优势的一方对市场可以起到决定作用。供大于求,那么买方高高在上,卖方会想尽一切办法满足其需求;反过来,在卖方市场里,由于供不应求,资源的稀缺导致卖方在交易中占据有利地位,还可以在一定幅度内自提身价。

在看似纯洁的恋爱中,其实也有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比如,在大学校园里,师范、医护类院校与理工类院校就是两个明显不同的市场状态。从整体上来看,这个年龄层的学生接触的人群主要是学校内的同龄学生,所以这类似于一种不完全竞争市场,恋爱对象主要就是校园内同学。在师范院校和医护类院校中,女生比例过大,男生就成了香饽饽,比较受身边女同学的关注,选择女朋友的余地也更大。相对的,在理工类院校,尤其像土木工程、机械、电气这样一些“和尚”院系里,少有的几个女生就算脾气火爆、姿色不出众也是众人心中的女神。所以,如果一个男生想要认识女朋友,多多参与文科类专业组织的校园活动或者去师范院校多结识几个女性友人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

一旦这些不完全竞争市场开放出来,那么这种性别上的选择优势就不存在了。比方说,在师范学院的旁边就是工程院校,并且两校合作活动频繁,那么师范学校里的男生和工程院校里的女生就都失去了其在异性选择上的绝对优势,需要面对异性更客观的综合考量。再比方说,随着社交网络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地域对学生在情感选择中的限制越来越少,那么在开放环境下也同样会削弱相应性别的择偶优势。

再从其他方面来看,20多岁的姑娘,青春靓丽,从20多岁的小伙子到40多岁的大叔都会欣赏她们的活力和美貌,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就在异性选择上更有优势,往往追求者不断。

相亲中的秘书问题

在博弈论中,有一个秘书问题,提供了一种招聘的好方法。假设要招聘一位秘书,面试后需立即通知招聘结果,未录取者将没有机会重新参加面试。那么确保选到合适人选的几率最大,可以采用以下策略:首先先面试前面的部分人,不录取这些人,只是通过这些面试者了解应聘人员的大体水平,以及公司的实际需求。在此之后出现的面试者,如果任何一人比之前面试的人更优秀,那么便聘请这个人。

这种挑选方法对于正常步调下的恋爱来说,可能不大用得上,可是对那些想要通过相亲快速解决个人问题的男男女女,却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这里需要注意前面选取的样本数量,如果用于参考的人数量太少,那么起不到了解对象大体水平的作用,如果用于参考的人数太多,可能后面一直遇不上更合适的人,最后,1个人才都没有聘到。博弈论中给出的最佳样本选取比例是总体人数的36.8%。假设某个人最多愿意相30次亲,那么可以把前11次相亲都当做市场摸底,了解一下来相亲的异性的整体情况、普遍问题,哪里吸引自己、哪里又让自己难以接受。可以与他们喝喝茶,聊聊天,看雪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但是这些“样本”只是用于比较的,需要将他们全数pass掉,这样才能继续寻找优质异性。在之后的相亲中,但凡出现比前面11人都更让自己满意的异性,就需要立即抓住机会,舍弃后面的其他相亲安排,专心经营与这个人的感情。

利用这种策略并不能保证一定能找到条件最好的人,但找到比较满意对象的概率相对来说较高。

沉没成本的牵绊

有些人在恋爱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和自己并不合适的人,或者恋情开始时两人情投意合,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两个人价值观差异越来越大,话不投机,相顾无言。遇到这种情况,心中想要和这个不靠谱的另一半结束恋情,可是毕竟和这个人想处了很长时间,心中那些不舍的往日时光,对这段感情投入的时间、金钱、热忱,凡此种种都成为了限制自己的沉没成本。

在企业经营中,由于过去决策的失误,或者其他原因的变故,一些投资、资产可能会产生积压、废弃,这时候,一些决策人总是希望“能多少挽回点损失”,结果被套在已经前景堪忧的烂账里爬不出来,越陷越深。这就像带着财宝坐在船上,当你察觉船身已经开始漏水,而且裂缝越来越大,是为了财宝努力往外舀水,还是抛下负担求生至上?许多人就为了这些辛苦积累的财宝一直守住一只船,最终不幸随着船沉没在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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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族药业 战略 归核化

一、贵州制药业发展现状

解放初期,贵州医药工业十分落后,医药工业总产值不足10万元,产品品种单一。经过50多年的发展,贵州已建成包括中成药、化学制药、医疗器械、卫生材料、中药饮片等5个部分。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09年5月底,贵阳市制药业完成工业总产值30.13亿元,同比增长21.4%。工业增加值11.87亿元,同比增长26.3%。贵州省规模以上医药生产企业连续几年实现了产销两旺,医药工业以高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的速度发展,成为支撑全省工业发展的六大行业之一。

二、贵州制药业发展特点

1.中药民族药成为贵州医药经济主体

据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统计,贵州省民族医药工业平均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截至目前,贵州省已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独家品种154个民族药成方制剂被收录进入国家药品标准,并有76个品种获得了发明专利保护。销售收入超亿元的医药企业近20家,5000万元以上的有30多家,28家企业进入全国中药制药企业500强。贵州益佰、百灵、神奇三家制药企业跻身全国中成药工业企业50强。同时建成了多个现代中药业工业区。

2.中药种植业发展迅速

以苗药为代表的民族药业迅猛发展,野生药材资源已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民族药生产企业的需要。针对这种状况,贵州省因地制宜扩大中药材及民族药材种植规模,经过几年的发展,贵州省中药材种植面积已达114万亩,并逐步形成了“种子选育+种植加工+药品生产+市场销售”的现代中药产业链发展模式,为贵州省中药材种植加工探索出了一条新途径。

三、贵州省民族药业发展的环境分析

1.国内环境分析

近年来,我国民族药产业发展很快,已逐渐成为民族地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省区把民族药产业列为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2009年4月21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加快民族医药发展”。目前,民族药产业可以用“弱小”来形容。

2.中药、民族药药理优势分析

民族药与中药同属自然药物,安全有效、毒副作用小、疗效独特。相对化学药品人们更加青睐自然药物。同时,当代医学模式也正在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热衷传统疗法、崇尚天然药物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已成为健康时尚。

3.贵州省中药、民族药业自然资源分析

贵州省是中国四大中药材产区之一,既有传统珍稀名贵药材,也有极具开发价值的原料药材。贵州省药材资源品种有4290种,居云、桂、川之后列第四位,蕴藏量约6900万吨,是我国中草药资源大省。近年来,以苗族医药等为代表的贵州民族医药研究开发取得了可喜成效,苗药在我国的藏、蒙、维、苗、傣五大少数民族医药中占有重要一席。

四、贵州省制药业存在问题分析

贵州省制药业存在很多问题。一是部分企业规模偏小、低水平、同质化现象严重,先天不足,抗风险能力低。二是部分企业品种单一,研发创新能力弱,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竞争力。三是医药产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其惊人的初始投入和高退出成本加大了沉没成本。由于高沉没成本的产业往往同时具备低边际成本的特性,许多资本实力雄厚的企业正是利用沉没成本来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而小企业通常应该是选择沉没成本较低的竞争性行业求得发展,与此相反我省大部分资金薄弱的中小企业,在高沉没成本的中药产业中也就难免会折戟沉沙。四是部分企业发展观念落后、经营机制僵化,缺乏发展思路。

五、规核化战略分析

归核化战略,指多元化经营的企业将其业务集中到其资源和能力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剥离非核心业务、分化亏损资产、回归主业保持适度相关多元化。归核化不等于专业化,也不等于简单地否定多元化,而是强调企业的业务与企业核心能力的相关性,强调业务向企业的核心能力靠拢,资源向核心业务集中。归核化后的企业仍是多元化的,但业务间的关联度较高,企业的经营绩效较好,竞争优势明显,竞争力增强。归核化战略思想的提出,提高了企业能力理论的实用性。

六、加强贵州省制药业发展的战略分析

1.以归核化战略为主要战略,加强医药工业园区建设,建立民族药业工业体系

贵州省把发展民族制药工业作为发展现代民族药科技产业的工作重点,在政策、用地、资金方面给予倾斜和扶持。建设民族药工业体系,为发展现代民族医药事业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舞台。

2.建立激励机制,扎实加强GAP体系建设

贵州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加强建立集科研、种植、加工、营销为一体的GAP体系。采取企业+农户、药材公司+企业+农户、供销社+企业+农户等多种形式发展种植规范化、集约化、规模化的GAP生产基地,为建设GAP体系探索了路子,积累了经验。

3.依靠科技进步,建立民族药研究开发体系

加强中药材研发,推进中药材基地建设。充分利用现有基础,积极开展国(境)内外合作,加强产、学、研结合,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在开展产、学、研联合工作中,把科技创新的重点放在扶持民族药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研究上。

4.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设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按照“培育大市场、组织大贸易、搞活大流通、参与大循环、促进大发展”的思路,建设以贵阳为中心、服务全省、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集批发、零售、信息为一体的市场网络体系。

5.转变职能,建设社会化服务体系

通过建立药业协会、转变政府相关部门职能,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深入企业调查研究现场解决实际问题等方式,建立起立体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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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市场结构,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关于市场结构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理论学者对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认识。较为典型的,主要是以下三种观点。

1.新古典经济学的相关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形态下,整个社会经济才能创造出最大的价值和效率。它的理论根据是,在开放型的完全依赖市场竞争的环境下,参与竞争的主体都是通过在市场中通过市场行为来实现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对利润的渴望会驱使他们对各种生产资料、社会资源进行最为科学有效的配置,以此来实现企业福利的最大化。对于企业福利的最大化,不是指企业单纯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这种福利是综合企业主体与社会两个方面来考虑,既要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同时也要求社会所取得收益最大化。这是这项理论学说的主要观点。

2.熊彼特观点

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不同,熊彼特认为“垄断性的市场结构更加有利于整个市场环境下的技术创新工作”。他的观点基于以下几个方面来予以展开。首先,技术创新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种具有潜在风险的工作,它需要资金、人力等方面大量的投入,成本高,收益不稳定,这是技术创新工作不可避免的特质。其次,垄断会加强经营主体对技术创新的渴望,处于垄断地位的经营主体并不会因为自己的优势地位放弃对技术的创新,反而是基于自己优势的地位,通过技术创新能够帮助自己获得更多的利润。其次,弱势地位的经营主体即没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也缺乏觉悟进行技术创新。综合以上原因,熊彼特认为只有在垄断性的市场结构下,才能更加有效地实现市场技术创新。

3.可竞争市场理论

这种理论产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该理论认为,在开放性的市场环境下,即使存在具有垄断地位的优势企业,只要整个市场允许有新企业的进入,那么垄断企业能够获得的收益也要低于完全市场竞争结构下的市场收益。只要有竞争对手的存在,那么任何垄断企业渴望高于正常收益的行为,都会引来其他行业主体的竞争。在这种生存环境下,无论企业是否具有垄断地位,都会选择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来提升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通过技术的创新来实现市场的均衡。可竞争市场的显著特点是它是以实现福利最优化为主要目标。

上述三种理论,是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分析方式作出的解释,但是,对于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在那一种市场结构下能够更好地实现技术创新,我们难以从中得出结论。无论哪一种理论,都告诉我们,技术创新与市场发展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市场结构的影响因素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已经对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的相关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为了更好地分析市场结构对于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我们要对市场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全面的解析。除了继续使用相关的理论知识以外,我们结合长吉图地区的客观情况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长吉图是图们江区域的核心领域,它的范围主要涉及到吉林省的长春、吉林市和延边州的部分地区。在2009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确立了长吉图地区新一轮的经济发展方案,工业的发展,是整个经济方案发展的重中之重。长吉图地区的工业发展,在纲要正式确立之前,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这一区域的工业发展现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整体实力在不断进步,经过21世纪头十年的发展,长吉图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有了明显的进步。其次,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正在不断的优化,长吉图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产业结构的进步缺乏有效的完善。经过多年的发展,无论是整体的产业结构还是工业内部结构,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当前长吉图地区工业发展的市场结构现状,下面我们从理论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解析。

1.竞争程度

竞争程度,是影响市场结构的重要因素。如何衡量一个市场现有的竞争激烈程度,我们需要采用多个具体的指标来进行分析。从理论分析的角度来看,当一个市场的竞争效果尚未完全体现,市场竞争表现并不激烈时,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工业主体在数量上应该较少,但是在整个市场中的资产贡献率却很高。所以如何衡量一个市场的竞争程度,可以以工业企业的数量和工业企业的资产贡献率两个因素作为研究指标,通过这项分析,了解当前长吉图地区的市场结构。

2.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如何作用于市场结构,在研究领域主要是通过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不同的企业规模,在促进工业主体的技术创新上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一种观点认为,大型企业更有利于进行技术的创新,特别是垄断性企业,在技术创新上有着独特的优势。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能够更加有利于技术的创新进步,企业规模不需要过大,适度的中小企业能够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做出更好的应对,能够更加自主地进行各项技术的创新。

3.行政垄断

垄断作为经济运行的一种特殊形式,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按照垄断的不同形态或者产生的原因来分,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市场垄断、自然垄断,以及行政垄断。”我国虽然缺乏由于生产力进步和科学技术创新带来的市场垄断地位,但是行政垄断现象却大量存在。在一些行业中,由于市场的集中程度不高,市场竞争的特性表现的还不明显,政府或者国家是这些行业的垄断经营主体。行政垄断的出现,影响了市场经济规模化的形成,阻碍了行业技术的创新,对市场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长吉图地区,也存在着政府垄断经营的行业,通过比较分析,我们能够更加明确行政垄断对于市场结构产生的重要影响。

4.具有特殊优势的市场主体

市场上,存在一些市场主体具有特殊市场地位和优势,从而具有影响市场结构的能力。例如,具有免税优势的企业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市场优势;具有资金优势、渠道优势的企业能够迅速拓展市场覆盖范围,阻止竞争者进入;具有技术专利的企业能够利用法律保护创造利于自己的市场结构等等。外资企业多来自于经济发达国家,在中国当前的市场中具有资金、管理、技术等多方面的综合优势,能够对市场结构产生较大的影响。我国曾经大力扶持各种外资企业的进入,企图通过“用市场换技术”这一方式,来实现工业的发展。外资企业的大量进入的确给我国的工业发展带来了许多动力,但是并没有在技术领域有很大的进展。许多外资跨国公司,利用他们强势的市场地位,在我国不断地扩大市场规模,对我国的市场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长吉图地区,同样不乏外资企业的进入,通过协整分析和面板分析的方法,我们可以对外资企业对长吉图地区的工业市场结构产生的影响进行全面的分析,有利于未来这一地区的工业发展路线和发展规划的确定。

三、市场结构对区域工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能够得到不同的结果。本文主要以长吉图地区的工业发展为蓝本,了解市场结构对于区域工业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

1.沉没成本影响

沉没成本,是指某一个企业在退出之前发展经营的产业时,其必须面临的在设备、技术、资产等方面的成本损失。“具体的来讲,就是一个企业如果发展的规模越大,在一个产业中发展的时间越长,资源积累的越雄厚,那么它在放弃原产业进入新产业的时候,它的沉没成本也就越大。”这种沉没成本的出现,主要是通过已进入企业和新进入企业之间的对比来分析的。已进入某项产业的企业,无论是生产技术、设备、还是组织生产方式,都与产业形态密切相关,如果这些企业要进入一个全新的产业,那么他们就必须面临重新研发技术、重新购买设备、重新组织生产的问题,原有的技术、设备、资产将会随着新产业的进入成为沉没成本。相反,新进入企业则不需要面临沉没成本的问题。所以,通过这项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对于一些规模大的企业而言,他们在进行技术创新时受到沉没成本因素的干扰。并且在原产业中积累的经验也不再使用,双重损失的情况下使得大企业对于技术创新的要求更为严格。而新进入的小企业,虽然缺乏一定的实力,但是不需要面临沉没成本与经验损失的威胁,在技术创新工作上更具有活力,技术创新更有动力。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并非企业规模越大,其技术创新的动力就越强。

2.垄断与竞争性市场结构

垄断与竞争是两种对立的市场形态,对于工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我们从垄断与竞争比较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垄断市场结构,按照威胁地位和程度的不同,又分为,威胁的垄断和不受到威胁的垄断。处于垄断地位的主体,会随着地位的变化对于技术创新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一种观点认为“在稳定的市场环境中,如果技术的创新与进步处于平稳的随着生产力进步而演进的状态,垄断者的地位不会因为这种平稳的技术进步使自身的垄断地位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形下,垄断与竞争两种市场结构,对于技术的创新进步影响并不大。但是,一旦技术的进步处于快速发展的状态,新产品的出现对垄断主体的地位造成了威胁,在这种情形下,垄断市场机构将会比竞争市场结果在技术创新方面爆发出更大的实力。所以在当前开发性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垄断形态的市场结构,仍然在技术创新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这是一些理论学家的观点。

3.产业集中度影响

对于产业集中度与工业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在理论界有着不同的观点。第一种理论认为,产业的集中程度越高,那么这个产业的技术创新就会表现的越活跃。任何一种技术创新,都是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集中程度越高,代表着这个产业的竞争越激烈,企业通过技术革新获得高于一般剩余价值的渴望就越强烈。第二种观点认为,产业集中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着阶段性,也就是,在产品的技术开发潜力较大,处于大规模的创新阶段时,竞争性的环境能够有利于创新。当产业的可开发潜力变小,创新难度增大时,需要高集中程度的垄断企业来进行创新。

4.产业规模影响

产业规模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从当前国内的学者研究现状来看,大部分学者认为,产业规模的扩大,能够更加有利于整个工业的技术创新。“通过对多组数据的对比实验分析,证实了产业规模对技术创新有着积极的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这一观点存在着例外,就是使用的产业对象是非国有企业,单纯的产业规模并不能保证整个产业的技术创新水平,还需要考虑整个产业的发展方式和治理结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的通过产业规模来评价一个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必须综合考量其他多种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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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儒煜,李晗斌.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产业发展战略[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3)23-24

[3]傅勇.行政性垄断的经济分析[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15219.12-14

[4]赵玉林,朱晓海:市场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6(8).11-12

[5]杨林.有效竞争与技术创新的因果链效应及其政策建议[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5(1):1272128.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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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黎女士突然发现自己上了银行的黑名单。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偷”走她个人信用的竟是那两张长期在钱包里“冬眠”的信用卡。它们不过是她出于人情在朋友那里办的,一直没有使用过,以至于她两年都忘了交年费。

也许你比她幸运。没有遭遇“沉没成本”带来的恶劣后遗症,但你仍然可能有些“冬眠资产”――它们可能是你曾经宠幸一时的物件,现在却被闲置在房间的角落。

资产类别:闲置衣物、饰品等小物件

冬眠派:车凡,时尚类杂志主编

对我来讲,购买当时的远远大于它们躺在我衣柜里时的满足感,我总是以“身为时尚工作者”为借口,给自己的“血拼”寻找正当理由。而我的衣帽间和梳妆台,就这样伴随着我的购物欲望,一直持续扩张。

理财派:方虹,全职太太

购物是我生活的一个重头戏,不过衣柜越来越挤似乎也成为一个很大的麻烦。有个朋友在开网店,她建议我可以清理一些旧物到她的网店里卖。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就从衣柜里清理出了上百件衣物,以五折左右的价格挂在她的网店上出售。两个月下来,我进账居然过万。

理财提示:不要忽略网店的魔力,它能为你的闲置物品找到新的主人提供最便捷的途径,如果觉得自己开网店太过于麻烦,可以联系身边开网店的朋友,甚至可以主动联系本地的网店卖家,让其代卖然后分成,互惠互利,何乐而不为?

资产类别:闲置房产、家电等大件物资

冬眠派:晓枫,人力资源管理专员

结婚前我有一间套二的公寓。结婚后住到老公的房子里后,我就想把那套房子卖掉再多买辆车。不过遇到金融危机,估计也卖不到好价钱,索性再等等了。不知不觉搬出来快一年了,也没有心思去收拾它。

理财派:李玉,外企秘书

工作这么多年。我的积蓄基本上都用来投资房产了,两套房子给我不小的压力也给我不少的安全感。像我这样没有什么流动资金的情况,最怕的就是出租房屋遇到断档期,不过我从来都是在租期到期前3个月就确定下一年的合约。

去年春节我回老家了,又将爱车租给了一个本地的客户,半个月时间我就挣回了半年的保险金。

理财提示:晓枫的理财方式属于比较典型的“滴水漏财”,看似无关痛痒,实际上日积月累下来的数额却不容小视。这种没有必要的损失其实很容易挽回,例如她可以将不舍得扔掉却又无处堆放的物品放人其中一间房间。然后将剩余的房间出租,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因噎废食地选择全盘放弃。

资产类别:俱乐部年费、会员卡积分等无形资产

冬眠派:李青娆。平面设计师

我的消费观很多时候像男人一样,怕麻烦,所以一般健身、美容之类的沙龙我都是一次性办年卡,不用顾及时间和金额的限制。可是,许多健身俱乐部的年卡我一年就去了那么几次。

理财派:张铭。行政主管

健身房和美容院我从来不办年卡,像我这样工作时间不固定的人根本无法确定一年能够去几次,而“次卡”更适合我一些,去一次划一次,很简单也不会造成浪费。另外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好东西叫“积分”,不管是信用卡积分、商场会员卡积分,还是手机积分,只要你关注它,就会发现有很多惊喜藏在里面。我现在看电影、喝咖啡都是用的积分,家里的咖啡机、榨汁机也都是托了积分的福。

理财提示:我们往往不太愿意去关注一些小账目,因为那样似乎让人感觉不够大器。其实这些积分就和商场的打折信息一样,总会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让你的生活充满乐趣。

(屈绍辉)

热钱 热钱又称游资或投机性短期资本,尽管目前官方对其尚无明确定义,但通常是指以投机获利为目的快速流动的短期资本,而且进出之间往往容易诱发市场乃至金融动荡。热钱的投资对象主要是外汇、股票及其衍生产品市场等,具有投机性强、流动性快、隐蔽性强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