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得税税负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所得税税负，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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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资薪金所得；税负；分析

一、个人所得税的现状

我国曾在中华民国时期，开征薪给报酬所得税、证券存款利息所得税。1950年的《税政实施要则》中，列举对个人所得课税的税种，但由于当时的生产力和人均收入水平低，一直未开征。1980年，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税法的颁布实施，说明作为主体税种的个人所得税在我国正式开征。国际上，个人所得税早在18世纪90年代由英国创立，18世纪末英国开征个人所得税。相对而言，我国开征个人所得税较晚。从现实来看，发展中国家个人所得税的开征普遍晚于发达国家，在征管机制上也滞后于发达国家。

我国个人所得税分别于1993年、1999年、2005年、2007年作了历次修正。这几次修正，只就纳税额即提高起征点作了修正，分别从1980年的300元提高到2007年的2000元。为使个人所得税更趋于国际化，真正做到与国际同步，简化税率的是2011年6月通过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在提高起征点的同时，简化了税率表，将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修改为七级超额累进税率。实施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后，在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理念上前进了一步，体现了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以工资、薪金为例：

从表中可以看出，调整后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个人所得税税负：处于低收入水平以下的甲，税负从3.375％降至0，降幅3.375％；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乙、丙，税负分别从6.667％、10.882％降至1.078％、5.325％，降幅5.589％、5.557％；处于中等偏高收入水平的丁，税负从14.833％降至12.467％，降幅2.366％；处于高收入水平的戊，税负从22.05％上升至22.39％，升幅0.34％；处于超高收入水平的己，税负从28.825％上升至29.92％，升幅1.1％。从总体上看，调整后个人所得税总收入没有减少，还有微增20元，总体税负增加0.011％，是由处于高收入水平以上的人群承担。基本达到了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的初期目的。但是，由于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人群是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的纳税大军。所以，从宏观上来看，调整后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整体收入呈大幅减少的趋势，实际上，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二、影响个人所得税的主要问题

调整后的工资、薪金所得税税负率明显低于调整前，级距由九级降为七级，实行七档税率。虽然简化了税率，但与国际上一些国家相比，我国的税率仍处于较高状态，其基本问题表现如下：

（一）税率结构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采取分类所得税制，其税率结构分为超额累进税率、比例税率，此外还有减成征收和加成征收，工资、薪金采用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收，分为七档税率。经过降低级距后，工资、薪金所得的起始税率由过去的5％降为3％，最高的边际税率仍为45％。在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起始税率，马来西亚为1％，巴基斯坦为0.5％；最高边际税率：韩国为35％，马来西亚28％，日本为40％。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起始税率和边际税率略高于其他国家。因此，也就是说我国个人所得税纳税主体的税收负担率与发展中国家相比要高，纳税负担要重。调整后虽然降低了起始税率，提高了起征点，但与国际相比，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仍处于较高状态。

（二）扣除费用

我国的居民纳税义务人，承担无限的纳税义务，工薪阶层的月收入额，就税法规定的扣除标准，除扣除费用有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外，没有考虑家庭赡养、健康状况、子女教育方面的因素对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和生活水平的影响。工薪阶层的主要收入来源依赖于工资薪金，扣除费用偏窄，税收负担过重，这种亚收入状态，使工薪阶层难以承受赡养家庭、子女教育、疾病带来的风险。

（三）公平纳税

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对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缴纳个人所得税作了明确的界定，但在一些所得项目的个人纳税人中，在缺乏监管机制的情况下，纳税人隐瞒所得收入，存在逃避纳税的现象。2007年，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规定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应当按照规定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据调查显示，在个人所得税纳税人中年收入达到12万元以上者自行申报的纳税人寥寥无几。因此，高收入者的税收不遵从行为，导致纳税不公平。管理机制的缺乏，高收入者自行申报纳税成为真空地带。

三、完善个人所得税问题的建议

虽然新税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税收的宏观调控作用，多收入者多纳税，少收入者少纳税，减小了收入分配差距，降低了税收负担，减少了居民纳税人的费用支出，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有不尽完善的地方。如何使个人所得税制度更完善，更趋于国际化标准，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一）调整税率结构

国际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起始税率和边际税率设置要优于我国，我国的起始税率和边际税率与之相比处于较高状态，属于中高水平。从周边国家和地区看，菲律宾的起始税率为1％，日本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4％。与之相比，我国在起始税率和边际税率的设置上参照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做法，在税率结构上适当加以调整，使之更适合国情和民生需求。对我国个人所得税税负过重问题，有学者提出通过进一步提高中等阶层主要是工薪阶层收入的起征点，增加至8000元。从国际税制的改革实践来看，多数国家的税率级次一般集中在5档左右，我们可以对5％～35％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加以改造，考虑到国际税收竞争力的影响，可将最高一档降为30％，采用5％～30％的6级超额累进税率。

（二）增加费用扣除额项目

工资、薪金所得费用额扣除标准从1981年的800元到2011年9月的3500元，扣除标准从理论上看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实际上，人们的收入水平远远赶不上消费水平。高昂的子女教育费、高昂的房价支出及疾病因素，生活负担成了一笔沉重的债务。为保障基本的生活需求，一是尝试将子女教育费纳入工资薪金扣除项目，除扣除医疗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失业保险外，增加子女教育费的扣除项目。二是实行费用扣除标准指数化，使费用扣除标准与物价指数挂钩，适当提高扣除额，降低纳税人的税收负担率。

（三）公平税负

公平税负是关于税收负担公平地分配于各纳税人的原则，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纵向公平要求经济条件不同的纳税人负担不同数额的税收。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实行源泉扣缴，工资、薪金收入能做到普遍征税，但超出工资、薪金以外的收入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很难做到全额征税。年收入超12万元以上者自主申报的纳税人，据2010年统计，2009年全国只有268.9万人。大部分高收入者的税收不遵从行为，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因此，要缩小贫富差距，促使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公平，税务部门应加强监管机制，对不同行业的高收入者建立财产申报、登记制度，建立纳税台帐，实行重点管理，及时掌握其收入信息，加强源泉控管，督促其自觉履行纳税义务。通过税收手段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一方面保证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体现了公平纳税原则，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得税法》．2011

[2]刘丽．我国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结构设计探讨[J]．税务研究．2011

[3]财政部网站．《2010年税收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分析》

[4]何航．工薪阶层如何降低个人所得税税负[J]．企业导报．2009（1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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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费用扣除 税负公平

一、引言

税收公平是制定税法的基本原则，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指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其税收负担应相同；纵向公平是指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其税收负担应有所不同。在众多税种中，个人所得税所体现出来的税收公平原则对于公民更为直观，感受也更为深刻，在个人所得税税收制度设计的核心内容中，税收费用扣除制度是税收公平的调节器，其设计科学与否关系着个人所得税能否真正地体现税收公平。笔者从税负公平的视角对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对新税制下费用扣除的重建提出了建议。

由于个人所得税是对自然人取得的净所得征税，因此一般来说世界各国都允许从毛收入中扣除相关的费用。从各国的具体情况来看，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的方式，主要有综合扣除、分项扣除和综合与分项扣除相结合三种。费用扣除的具体项目不尽相同，但这些扣除项目一般包括以下三类：一是与取得应税收入相关的成本费用，即成本费用的补偿；二是基本的生计扣除，即维持纳税人本人及其抚养对象的基本生活所必需的最低生活费用；三是政策性的扣除，即与政府的鼓励与限制性政策目标有关的扣除。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税收制度属于分项扣除，实行分类制，所得共分为11类，根据所得来源不同，费用扣除标准可归纳为5种：（1）定额扣除。工资薪金所得采取的是定额扣除方式，即笼统的“一刀切”，采用统一的费用扣除，不考虑每个家庭的实际状况。费用扣除额由800元逐级增至目前的3500元。外籍人员则采用在基本扣除的基础上增加附加费用扣除，即费用扣除额在3500元的基础上再增加1300元。（2）定额扣除和定率扣除相结合。目前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所得适用定额扣除和定率扣除相结合的方法。即每次收入不超过4000元时定额扣除800元。每次收入超过4000元，则定率扣除每次收入的20%。（3）会计核算扣除。会计核算扣除主要适用于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及财产转让所让所得，即每年（次）收入扣除有关成本及规定的必要费用。（4）无费用扣除。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按全额纳税无费用扣除额。（5）特定扣除。纳税人按规定缴付的基本养老费、基本医疗费和失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允许在个人应纳所得额前扣除。个人将其所得用于教育事业、其他公益事业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应纳税所得额30%以内的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中扣除。

二、费用扣除标准存在的问题分析

（ 一 ）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差异导致税负不公 一方面，二者的费用扣除存在内外不公的现象。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对外籍人员工资、薪金所得规定了附加费用扣除，致使其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总额远高于中国公民，虽然差距在不断缩小，但从绝对额看依旧很大。另一方面，税前扣除的优惠政策存在内外不公的现象。适用本国居民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适用外籍个人，但适用外籍个人的税收优惠政策却不适用于本国居民，外籍个人税前扣除的优惠政策远多于本国居民，如外籍个人以非现金形式或实报实销形式取得的住房补贴、伙食补贴、搬迁费、洗衣费免征个人所得税。上述内外有别的税收扣除使得个人所得税不能普遍征收，违背了横向公平的原则。

（ 二 ）不同所得费用扣除额差异大导致税负不公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实施分类税制，对11类所得的费用实行分项扣除，各类所得的费用扣除额、应纳税额、收入结构均有较大差异。（1）费用扣除和应纳税额。居民每月或每次的收入称为收入额，在收入额不同时各类所得的费用扣除额和应纳税额如表（1）所示。表（1）数据显示，首先，对费用扣除额进行横向对比，收入相同时，不同所得的费用扣除差额从800元到40000元不等。收入相同，费用扣除额却存在如此大的差异违背了横向公平的原则。其次，对应纳税额进行横向对比，居民每月收入相等时不同类型所得的应纳税额存在很大差异有违横向公平的原则，如居民月收入1000元时，工资薪金所得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其他所得需要缴纳28元、40元、200元不等的个人所得税。最后，对应纳税额进行纵向分析，居民工资薪金所得每月收入为7000元时应纳税额为245元，居民劳务报酬所得和资本利得每月为4000元时应纳税额分别为640元、800元，收入多的纳税少，收入少的反而纳税多违背了纵向公平的原则。（2）收入结构分析。纳税人收入来源多元化与收入单一差别很大，即使收入多元者的收入总和高于任意一类收入的免征额，但由于各项收入均不突破免征额，反而不需要纳税，收入单一者不论是何种收入，只要超过该类收入免征额即需纳税，如表（2）中，收入单一者B与收入多元者A当月的收入总额相等，但A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B却需要缴纳215元的个人所得税，收入额相等但应纳税额却存在很大差异，违背了横向公平的原则。

（ 三 ）费用扣除“一刀切”不能反映地区差异 全国费用扣除“一刀切”无法反映各地区纳税人实际生活支出差异，居民的家庭生活支出分为衣着（X1）、食品（X2）、居住（X3）、家庭设备及服务（X4）、交通（X5）、医药费（X6）、房贷（X7）、捐赠支出（X8）、赡养支出（X9）、教育费（X10）、通讯费（X11）、社保支出（X12）、其他（X13）13类，其中家庭设备及服务不包括家具、家庭设备等耐用品，交通不包括交通工具，通讯费不包括通讯工具。数据依据于2011年统计年鉴和2011年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整理而得，笔者运用IBM SPSS 21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用标准化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经过数据处理得出相关系数矩阵，指标间的相关系数大部分大于0.3，说明指标间的相关性强，可运用因子分析进行精简。表3中的KMO值为0.82，且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水平为0.00小于0.01，表明样本量充足，相关系数矩阵为非单位阵，因此可以进行因子分析。指标变量的共同度绝大多数大于0.7，说明公共因子反映原始变量的信息较多，公共因子的解释性强，因子分析效果较好。表（3）中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了2个公共因子，旋转后的累计贡献率为74.65%，即提取了74.65%的数据信息。旋转前载荷矩阵结构不够简明，公共因子的含义不突出。因此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使各指标在不同公共因子的载荷差距较大。经过3次迭代收敛，得到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4）。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表明：在因子1上有较高载荷的指标包含食品、通讯、交通、社保、家庭设备及服务、房贷、其他、居住、教育费、赡养支出，这些指标反映了居民的经常性支出，本文将其命名为经常性支出；在因子2上有较高载荷的指标包含医疗、衣着、捐赠支出，这些指标反映了居民的非经常支出，本文将其命名为偶然支出。以特征贡献率为权重，综合因子F的公式如下：F=（49.04F1+25.61F2）/74.65，此公式表明F1的重要程度为49.04%，F2的重要程度为25.61%。各样本公共因子和综合因子排名如表（5）所示。两个公共因子和综合因子得分越高，说明经常性支出、偶然支出和家庭生活总支出水平越高，由于原始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负值表示该地区的经常性支出、偶然支出、家庭生活总支出的水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反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F1为负值的有19个省份，正值的有12个省份，表明经大部分省份的常性支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F2为负值的有14个省份，正值的有17个省份，表明大部分省份的偶然支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F值为负值的有20个省份，正值的有11个省份，表明大部分省份的家庭生活总支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F1、F2、F值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距分别为4、4.3、2.9，说明不同省份之间经常性支出、偶然支出、家庭生活总支出存在很大差距。但是，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没有考虑地区差异，违背公平原则。

（ 四 ）费用扣除“一刀切”不能体现不同家庭的实际纳税能力 费用扣除“一刀切”不能体现不同家庭的实际纳税能力是因为没有考虑不同家庭的具体情况，如在岗人员的数量、抚养子女以及赡养老人的数量、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家庭成员接受教育的状况、住房是购买还租赁，购买住房是按揭贷款还是全额付款等。目前医疗费、房贷、捐赠、赡养、教育占家庭生活总支出的比重高低起伏，分别为5%、2%、9%、3.5%、4%左右，占家庭生活总支出的24%左右，占家庭生活总支出的比重很大，应当予以考虑。

（ 五 ）静态的定额扣除标准不能反映纳税人的实际纳税能力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部分所得采用静态的定额扣除办法，依据经济学原理得知通货膨胀率与货币的购买力成反比，静态定额扣除无法如实反映纳税人的消费水平。首先，在通货膨胀时，静态的定额扣除办法将导致“隐性增税”。其次，2000年至2011年期间，通货膨胀率呈现动态的变化，虽然高低起伏但整体呈增高的趋势，为此我国曾三次调高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额，2006年1月1日由800元提高到1600元，2008年3月1日提高到2000元，2011年8月1日提高到3500元。频繁的提高定额费用扣除额有违税法固定性的特征，且损害了税法立法的权威性。最后，通货膨胀致使个人的名义收入虚增，实际生活水平下降，无疑会加重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

三、费用扣除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 一 ）所得项目的界定 个人所得税扣除制度的转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对综合与分类项目的划分。在国外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实践中，将所得划分为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劳动所得适用累进税率课税重，资本所得适用比例税率课税轻。另外，一般来说，纳入综合课税的所得应属于稳定性的经常所得，而纳入分类课税的所得属于特定来源的所得。具体到我国，现行税法11类所得中属于劳动所得的有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和稿酬所得，这三类所得应纳入综合所得的范围，而且由于这三类收入实质属于同质性收入，不再做细分。资本所得包括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其他所得等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宜采用分类征收。对于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属于劳动和资本混合所得，更多接近于企业所得税的征管模式，另外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一部分采用核定征收的方式，因而更适合采用分类征收。

（ 二 ）以“家庭”为征税单位，做好费用扣除的加减法 （1）分类征收部分的费用扣除。一是定额和定率扣除结合。二是会计核算制扣除。如财产转让所得可扣除财产转让的原值及转让发生的相关税费。（3）无费用扣除。如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2）综合征收部分的费用扣除。为真实地反映纳税人的实际纳税能力，笔者建议将综合所得的费用扣除分为以下三类：其一，基本扣除是为了满足纳税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的生计扣除，首先国内公民、外籍人员应适用统一的基本费用扣除标准；其次基本费用扣除应根据上年通货膨胀的水平进行灵活动态地调整。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基本费用扣除标准仍应全国统一，虽然全国各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差异巨大，但因为税收杠杆作用 其二，附加扣除应当包括赡养老人、抚养子女、残疾人支出。附加扣除根据每个纳税家庭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具体应当包括配偶扣除、赡养老人（年满70周岁以上）扣除、抚养子女（在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范围内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扣除、抚养残疾人的附加扣除。此项扣除一方面考虑了纳税人的家庭负担，体现了纳税人的实际负担能力，使纳税人由“要我缴税”变为“我要缴税”；另一方面，允许纳税人进行税前扣除，也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的尊老爱幼、保护弱势群体的美德，构建和谐社会。其三，特殊专项扣除则属于考虑了纳税人的实际负担，在个人消费支出中占据重要比重的支出。包括可以提供发票和相关凭证的必要支出。专项扣除的内容应当包括保险费支出、医疗支出、教育支出、住房贷款利息支出、慈善捐赠支出，此扣除项目采用据实扣除和限额扣除相结合的方法。保险费支出：纳税人缴纳的“三险一金”支出应当继续允许据实扣除。医疗支出是维持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而发生的必要支出，在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缺失的情况下，应把医疗支出作为税前扣除的必要项目。教育支出的目的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在个人消费支出中占有重要比重。对于家庭中未成年子女就读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学费和成年人接受正规的全日制教育所支付的支出允许其税前扣除，并规定每年扣除的最高限额。住房贷款利息支出或租房支出的扣除，可以按纳税人购买首套经济适用房发生的贷款利息支出或无能力购房的租房支出凭相应的支付凭证据实或限额扣除。贷款利息的扣除，不仅减轻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而且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正常发展。慈善捐赠支出应当限额扣除，因为慈善捐赠代表购买力从捐赠者到被捐助者的转移，将意味着捐赠者财富的转移。因此允许该项支出的扣除，一方面是真正实现了对纳税人的“净所得”征税，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慈善事业的发展。在扩大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范围的同时，也应当清理个人所得税中大量侵蚀个人所得税税基、影响税收公平的扣除项目，如外籍人员的附加扣除、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干部和职工的安家费、退职费、离退休工资等。

（ 三 ）纳税人和征税机关要充分发挥协同效应 （1）强化纳税人纳税意识，增强纳税能力。一方面，全社会要加强税法知识的宣传力度，在新税法执行前，通过多种方式让纳税人更好地了解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方法，培养纳税人自主申报纳税的意识；要尽快建立纳税人财产申报制度，逐步规范纳税人的经济行为，尽量减少个人经济活动中的现金结算。另一方面，要建立纳税人诚信系统，用于记录纳税人的涉税违法行为，并与其在银行贷款、市场交易等挂钩，提高其税收不遵从行为的隐性成本。对涉税违法行为予以重罚。（2）征税机关确立以家庭为主体的信息化征管体系。一方面，以家庭为单位设立唯一的税务代码和与其相对应的资产管理账户，税务代码用于办理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和税款结算，资产管理账户用于详尽的收集并检测纳税人的收支信息，为稽查选案和交叉稽核工作提供基础信息；另一方面是加快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解决税收征管技术性的难题，即实现纳税人的涉税信息在全国各地的联网及税务机关和金融、工商等公共部门的信息共享。

*本文系内蒙古工业大学校级课题“基于税收公平视角的个人所得税改革研究”（项目编号：SK20100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白景明：《改革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面临的三大难题》，《税务研究》2011年第12期。

[2]高培勇：《个人所得税：迈出走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脚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

[3]胡晓晖、秦刚：《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探讨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探讨》，《税务研究》2010年305期。

[4]李波：《我国个人所得税扣除问题评析与设计》，《税务研究》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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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上市公司; 盈余管理; 所得税税负; 非应税项目损益

一、引言

会计盈余作为企业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不但影响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也影响着企业的形象。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它甚至影响公司的上市、增发、保牌、摘牌等,因此,上市公司往往会有意识地采取各种手段调节或控制会计盈余指标,进行盈余管理。它不仅仅调增盈余,也可能调减盈余,进而达到收益平滑的目的。一方面盈余管理不同于违反公认会计准则的利润操纵行为,虽然会对盈余信息质量等方面有负面的影响,但是对上市公司在平滑收益、树立公司形象和增强投资者信心等方面也有正面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也有可能造成所得税税负水平的变动:当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增加利润时,往往需要为此支付所得税。有研究表明,所得税税负是企业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的一个明显因素。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与所得税税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考虑到国外已有一些关于盈余管理与所得税税负的研究,而国内鲜有考察上市公司是否会通过操纵非应税项目损益来规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的经验研究。因此,本文研究的问题:一是上市公司是否有动机通过增加非应税项目损益来规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二是盈余管理与所得税负在发挥降低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作用时是否存在互补效应?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盈余管理与所得税税负的关系,目的在于帮助上司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加深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认识,有助于作出正确的决策。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一)文献回顾

上市公司管理层在进行盈余管理时,经常面临着财务报告成本与税收成本间的权衡。其中,财务报告成本,是指由于公司未能达到合适的利润目标而导致的成本,包括公司融资成本上升、债务契约终止、政府管制加强等成本;税收成本,是指由于公司管理层操控盈余、人为增加利润而导致的所得税负的增加(叶康涛,2009)。

在国外,有关财务报告成本与税务成本的权衡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影响的研究比较多。Dhaliwal(1994)等从存货角度,Balsam(1997)等从公司报酬角度,Maydew,Schipper和Vincent(1999)等从资产剥离行为角度,分别考察了税务成本和财务报告成本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并认为税务成本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但Hunt(1996)、Madeo和Omer(1994)以及Austin等(1998)的研究没有发现这样的证据。上述研究并没有考察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如何影响其所得税费用。

Desai(2003)的研究发现,美国公司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之间差异形成的影响因素包括:对折旧的不同处理,境外收益的披露,尤其是雇员补偿的本质发生变化。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之间的差异由于避税行为而变得更显著了,盈余管理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差异的扩大。Phillips,Pineus和Rego(2003)则从递延所得税角度,考察了盈余管理与非应税项目损益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盈余管理行为导致非应税项目损益上升,而非应税项目损益中的时间性差异又会导致递延税款增加,故可以以递延税款费用来识别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结果表明,递延税款指标可以有效识别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是出于平滑盈余和避免亏损的目的。

相比之下,国内有关盈余管理与所得税支付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之间关系的理论探讨,而相关的经验研究较少。陈晓等(2003)、王立彦、刘向前(2004)的研究发现不同地区之间上市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税率集中在一个狭小的、明显低于税法规定的33%名义税率的范围,表明我国地区之间的确存在着在资本市场上争夺流动性资本的税收竞争行为。叶康涛(2006)对盈余管理与所得税支付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幅度越大,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间的差异也越高。其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上市公司主要通过操控长期应计利润项目来规避所得税税负成本。该文涉及到上市公司会计―税收差异和纳税调整项目,但其研究仅限于2002年制造业的上市公司,其中对于纳税调整项目替代变量的设计也值得进一步商榷。

以上研究从不同角度考察了盈余管理与公司所得税税负之间的关系,且对于盈余管理与企业所得税税负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经验研究则很少。因此,在我国这种特定税制结构下,基于会计利润和应纳税所得差异的角度来考察盈余管理和上市公司所得税税负关系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二)理论假设

随着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企业获得了更多选择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自,从而导致了上市公司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之间存在差异,同时也使上市公司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逐步增大。当上市公司利用会计利润和应纳税所得之间的差异(本文研究时定义为非应税项目损益),通过操纵非应税项目损益来进行盈余管理时就会涉及到盈余管理的税收成本问题。

导致上市公司非应税项目损益的因素大致可以划分为纳税调增与纳税调减两种类型,与此相对应,盈余管理行为也存在着调增会计损益和调减会计损益两个方向。因此,这两种方向的盈余管理行为均可能与非应税项目损益问题相关。一方面,公司存在有针对性的利用非应税项目损益调减损益的盈余管理行为,从而达到影响国家降低法定税率的目的。有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率与利用非应税项目损益调低会计损益的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公司管理层在进行调增损益的盈余管理时会面临财务报告成本与税务成本间的权衡。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公司管理层有可能充分利用税法与会计制度之间的不同规定,通过操控非应税项目来规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相关分析也表明上市公司存在通过操纵会计利润与应计利润之间的差异规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的动机。因此,可以得出假设1。

假设1:盈余管理程度越强,所得税率越高,从而上市公司操纵非应税项目的损益越高。

需要进一步分析的一个问题是:盈余管理与所得税负在发挥降低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作用时,是否存在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在资本市场中,公司管理层出于融资、契约和政治管制等目的,往往有意识地采取种种手段调节或控制会计盈余指标(叶康涛,2009)。但是盈余管理行为也会产生成本,除了要面临未来可能的法律风险外,一项直接的成本便是所得税成本,会对公司的所得税税负产生影响,尤其是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市场当中。根据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如果两种产品联合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例如汽车和汽油,这两种产品即为互补品;如果两种产品均可独立发挥作用,且具有相同功能,例如茶叶与咖啡,这两种产品即为替代品。如果将盈余管理与所得税负分别理解为一种产品,那么由于这两种产品均可对非应税项损益产生影响,且具有相同功能。由此可以得出,这二者之间应当具有一定的互补效应。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2。

假设2:盈余管理与所得税负在发挥降低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作用时存在互补效应。

三、研究设计

本文主要考察盈余管理与所得税支付之间的关系,特别地侧重考查上市公司是否会通过操纵盈余来规避相应的所得税成本。笔者通过构建以下模型来检验假设:

DBT=β1+β2EM+β3TAX+β4EM×TAX+β5DEBT

+β6FIRST+β7AUDIT+β8SIZE+ε (1)

其中,DB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操控非应税项目损益,本文以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差额来近似衡量。EM、TAX和EM×TAX为解释变量:EM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以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的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衡量;TAX为实际所得税率,其与盈余管理之间有负相关关系,不同税率的企业盈余管理时的动机会有所差异,从而导致操作非应税项目损益的程度会不同;EM×TAX为操控性应计利润与所得税税率的交叉变量,它考核了不同税率层次的公司操纵非应税项目损益的动机程度。

本文预计β2、β3的符号均为正,即随着操控性应计利润与所得税率的增加,上市公司操控非应税项目损益也随之上升,从而规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本文预计β4的符号将显著为正,即高税率公司在进行盈余管理时,更有可能通过操控非应税项目损益来规避所得税成本。

此外,本文借鉴Mills和Newberry(2001)、叶康涛(2009)的研究,加入公司资产负债率作为控制变量,用DBET表示。资产负债率越高,公司将面临债权人的严格监督,从而违反债务契约的成本越高,因此,公司出于规避违反债务契约的目的会倾向于虚增盈余。此外,本文还加入了外部审计是否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公司规模的对数值作为控制变量,来控制公司治理结构和规模效应对公司纳税申报的可能影响。主要变量定义如表1。

四、样本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以沪、深交易所2008年1 629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按照下列标准进行筛选: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剔除当年亏损上市公司;剔除当年新上市的公司;主要变量缺失的上市公司。根据以上标准,共筛选出1 061家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研究所使用的会计利润、应计利润和实际所得税率数据来自聚源数据库,其余指标数据均来源于Wind数据库。

需要说明的是,2007年开始执行新《企业所得税法》,从而原先执行高所得税率的上市公司可能会选择在2006年有意调低应税利润,并在以后年度调高应税所得,已达到规避税负的目的,但是没有依据认为该现象会影响本文的研究假说。

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从描述性统计来看,所得税率最高为25%,最低仅为1%,均值为20.44%,其中有498家公司(占样本的46.94%)的所得税率低于25%,表明即使财政部自2001年以来多次清理和规范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但上市公司的所得税优惠仍然相当普遍。从盈余管理程度看,最低为0.0002,最高却达到0.4183,表明不同税率的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时由于动机的差异而导致操纵盈余程度各不相同。

表3给出了有关变量的相关矩阵。从相关矩阵来看,模型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不超过0.2,说明没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且DBT与EM及TAX显著正相关,这表明随着盈余管理程度上升和税率的增加,公司明显存在通过增加非应税项目损益以规避所得税负的动机。

五、实证分析结果

我们采用回归方程(1)考察盈余管理与操控性非应税项目间的关系,回归结果见表4。

从回归结果1、2、3来看,EM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在未控制其他因素和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公司操纵非应税项目损益都会随着盈余管理程度的加强而增加,从而规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不过回归系数也表明公司为盈余管理所支付的所得税成本是相当高的。另外,TAX的系数为正,且也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与假设1一致。这表明盈余管理程度越强,所得税率越高,则公司有动机通过增加非应税项目损益来规避税负。

在回归结果4中,将EM与TAX的交互变量纳入了回归模型,发现回归系数也显著,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在发挥降低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作用时EM与TAX之间存在互补效应。进一步又把样本分为两个部分分别进行回归:没有享受税收优惠的公司(即:税率=25%)和享受税收优惠的公司(即:税率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看,DEBT与SIZE变量在所有回归中得到了显著的结果,这表明上市公司进行操控是出于债务契约和公司规模的考虑。FIRST变量在大部分回归中达到了显著为正的结果,说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有能力或倾向通过操控相关损益规避税负。此外,外部审计对于公司操纵行为并无显著的影响。

六、结论

由于进行盈余管理时往往面临着财务报告成本与税务成本的权衡,因此,公司会通过操控非应税项目损益规避所得税成本。本文证实了该结论: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大,所得税率越高,从而上市公司操纵非应税项目的损益越高,即公司有通过操纵非应税项目规避盈余管理所得税成本的动机。此外,盈余管理与所得税负在发挥降低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作用时存在互补效应。

本文的政策意义在于,随着安然、世通等一系列财务舞弊案件的爆发,一些社会人士提出加强财务报告会计与所得税会计的一致性,以防止公司通过非应税项目损益形式规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从而抑制盈余管理行为(Erickson,Hanlon and Maydew,2004)。本文的研究表明,虽然公司存在通过非应税项目损益规避盈余管理所得税负的动机,但可以从实证检验的结果中发现公司通过此途径所规避的所得税负极为有限,即公司事实上会为其大部分盈余管理行为支付所得税。因此,通过强化财务报告会计制度与所得税会计制度的一致性,并不能有效防止公司通过非应税项目损益形式规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从而抑制盈余管理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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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郑红霞,韩梅芳.基于不同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税收筹划行为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8(9):122-131.

[4] 张兆国,刘晓霞,邢道勇.公司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软科学,2009.(1):122-133.

篇4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传统的古典制所得税模式，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并存，对企业的留存利润征收33 %企业所得税（2008年1月1日起，税率为25%。《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对个人投资者获得的股息、红利等资本收益课征20 %的个人所得税,这就产生了对股息的经济性重复课税问题。个人股东的股息、红利所得实际税负率高达46. 4%。（2008年1月1日企业所得税实行25%税率后，实际税负率也高达40%）。重复课税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企业的财务决策和资本结构，并影响到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阻碍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投资增长。同时，重复课税导致高税负和对投资行为的重税，成为投资领域产生大量避税现象和行为的主要诱因，不利于税收规模的可持续增长和正常税收秩序的维护。如何消除这种经济性双重征税，减少其带来的负效应，是各国税收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不断探索的问题。为此，2005年6月13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了《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05]102号），规定对个人投资者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依照现行税法规定计征个人所得税。这一政策通过少计应纳税所得额而不是降低税率来减轻针对股息、红利的经济性双重征税，属于所得税一体化方法中的部分计征制。以此为标志，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传统古典制已经动摇，正朝着逐步实现公司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一体化的方向迈进。

一、缓解或免除股息经济性重复课税的主要方法

（一）股利扣除制是指公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时，将其支付给股东的股利，全部或部分、或特定的百分比，视同费用从公司利润中扣除，以其余额作为应纳税所得，计算缴纳公司所得税。股东在取得股利时，应将股利并入当年的其他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在此方法下，将股利作为费用准予扣除的比例越高，重复课税问题消除的越彻底。优点在于利润分配部分的重复课税可部分或完全消除，自有资本与外借资金的税负相同，可以消除公司在发行股票与举债两种筹资方式中的扭曲。其缺点在于减税对象为公司，个人股东无直接减税的感受，分配给外国股东的股利亦同样适用，导致在国际税收谈判时处于不利的地位。

（二）双税率制是在征收公司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时，对不同性质的所得实行不同的税率。分率制既可以在股东层次实行，也可以在公司层次实行。如果在股东层次实行， 则对股东取得的股息按较低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对其他所得按正常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如果在公司层次实行，用于分配股利的公司利润适用较低的税率，留存公司的利润则适用较高的税率。其结果是，分配利润的实际税率低于保留利润的实际税率。双税率法的优点在于可以消除已分配利润与未分配利润间的扭曲，并可减轻股利所得的重复课税现象。缺点在于已分配利润可适用较低的税率，会鼓励公司将利润分配于股东，影响公司自有资本的累积。因此，德国和日本在1990年分别取消了该制度。

（三）股东所得免税制是指股东取得的股利，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全部免于计入应税所得，此方法的目的在于消除股东股利所得的重复课税，同时也可作为吸引、鼓励股东投资的一种手段。台湾1998年以前个人股利所得在27万元以内免计综合所得课税即属于股利所得部分免税法。股利所得免税法的优点在于可减轻或消除重复课税，方法简单易行而且股东有直接免税的感受。

（四）部分计征制是指在公司层次，对分配利润正收公司所得税。股东取得的股息按一定比例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确定的计入应税所得中的股息比例越小，股东就股息缴纳的所得税就越少，就越可以消除经济性双重征税。当计入个人应税所得中的股息比例等于0时，就相当于实行了股东免税制。

（五）归集抵免制是指将用于分配股利的公司所得负担的所得税，全部或部分抵免股东阶段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在归集制中，公司所得税犹如可以抵免个人所得税的预提税，允许的抵免额为“归集抵免额”。归集抵免额可能是股东取得净股息的一定比例，也可能是公司所得税的一定比例，或公司所得税全额。归集抵免制的优点是，不受公司利润分配决策的影响，不管利润分配或留存，全部课征公司所得税，税收待遇平等，公司所得税课征之后，在计征个人所得税时，可以综合计算抵免，缓解股息的双重征税。但归集制计算复杂，对税务管理水平的要求较高，存在难以管理和操作的问题。

二、世界范围内消除股息经济性重复课税的实践经验

（一）东欧在这方面的改革力度尤其巨大，许多国家对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实行了单一税制，以获得竞争优势，促进投资和经济的增长。中欧和东欧共有9个国家对所得税实行单一税制，即爱沙尼亚、格鲁吉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斯洛伐克和乌克兰。较低的单一税率，使其中一些国家以前濒于崩溃的经济得以复苏。实行单一税制的这些国家也各有特色，其中进行单一税制改革最早的是爱沙尼亚。1994年，爱沙尼亚总理马尔塔发起欧洲单一税制革命，将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税率都确定为26%，后来两个税率同步降低到20%。2000年，爱沙尼亚再次改革，将公司未分配的利润免税。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从1995年开始，爱沙尼亚成为外国投资的吸铁石，年均增长率达到5.7%。2004年，罗马尼亚新总统上任不久即签署法令，以16%的单一税率取代原来的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税率，并于2005年生效。此前，罗马尼亚的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最高税率分别为40%和25%。

（二）大部分OECD国家通过采取不同方法以尽量消除或减缓经济性双重征税。各国采取哪种方法，主要取决于本国的经济政策和政治环境。1991～2000年间，OECD国家采取最多的方法是完全或部分的归集制，约有一半的国家在使用。2000年以后，一些OECD国家消除或减缓经济性双重征税方面有了显著的变化。

从表1可以看出：第一，尽管仍有1/3的OECD国家采用古典制，但这一比例已有明显下降，2001年之前采用古典制的国家为14个，占全体成员国的46.7%，2005年为10个，占33.3%，下降了13个百分点，同时，已有2/3的国家通过采用各种方法来不同程度地消除或缓解经济性重复征税，2001年之前的国家为16个，占全体成员国的53.3%,2005年为20个，占66.7%，上升了13.4个百分点。第二，OECD国家中，采用归集抵免制的国家开始大幅减少，但仍是目前一体化方法中采用最多的。2001年之前采用归集抵免制的国家有15个，占到了OECD的半数，2005年这一数字为8个，占26.7%，下降了23个百分点。第三，OECD国家中采用部分计征制的大幅增加，具有较好的增长前景。2002年之前实行部分计征制的国家只有1个，占成员国总数的3.3%，2005年已达到7个，占23.4%，比2002年之前上升了20个百分点。

三、我国消除股息经济性重复课税的现状、思路及配套措施

（一）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对股息征税既要考虑到各国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发展趋势, 又要考虑到跨国公司投资对一国税收收入和税收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还要考虑到各国的税收协调。目前我国既然已实行了部分计征制, 对股息、红利减按50%计入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便可以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努力, 在国家财政承受能力范围内，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消除重复课税方面的经验，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所得税制，逐步降低计入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中的股息、红利的比例。在征管条件成熟和国内国际经济环境允许的时候, 实行归集制度。

（二）逐步完善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实行综合所得税制。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采用的是分类所得税制，对不同性质的所得项目，分别扣除费用，采用不同税率计税。这种税制模式，不能全面地反映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造成应税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不缴税或少缴税，而应税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却要多缴税的现象，难以体现量能课税和公平税负的原则，增加了人为偷逃税款的可能性。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应逐步由分类所得税制改为综合所得税制。目前实行归集制的国家，其个人所得税均为综合所得税制，可见该制度不仅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同时还是所得税制一体化的必要组成部分。

篇5

当下,我国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已经调整到了3500元,虽然这个标准与我国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现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适应性问题,但这个起征点但对于高收入人群的抑制作用已经十分明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及相关法律规定,对于收入水平超过3500元的纳税人征收3％以上的个人所得税,在累进税率之下收入越高其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也越高。显然,这种个税实施方法,对于高收人人群的收入水平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因为依据这种规定,会迫使高收入人群在获得了高收入的同时也要缴纳更高金额的个税,这就很好地平衡了高收入人群与低收人人群间在收入上的差异,有利于缩小高、低收入人群之间的贫富差距,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的和谐公平发展起着较大的促进作用。

二、个人所得税调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个人所得税低于我给经济发展

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我国的社会经济水平在迅速发展,国民财富也在迅速发展,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都走在了世界前列,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的增长度已经高达以往的百倍以上,1980年只征收了18万元,现在接近4000亿元,但是其占税收总额比重却很低。1998年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额比重为3.4%,2009年这一比重提高为6.6%.而美国这一比重超过50%。我国周边的国家,如韩国、泰国、印度、印尼的比重(一般在10%—20%之间)均超过我国水平。目前来看,随着当下物价的不断上涨,通货膨胀的不断加大,居民的生活成本变得越来越高。因此,从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分析,3500元的个税起征点已经不能满足和适应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了,我国的个税起征点还有待于提高。继续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对于加强个人所得税在调节贫富差距中作用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二)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制度问题

从1980年开始,我国就开始征得个人所得税,在1994年开始了进一步的修订,才开始实行新的纳税制度。于此同时,各级的税务机关不断的进行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税管理,这样的做法也使得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得到增长。不过,从宏观来看,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在我国的社会当中,那些经济条件好的人,正常来说,应该是个人所得税的主力纳税人,但是从目前我国的纳税情况来看,纳税主力成了非高收入群体,同时,在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逃税的情况连年发生,比例在不断上升。国家税务局的资料显示,从全国的纳税统计数据来看,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占了国家税收的一半以上。像是一些企业的大老板或是电影明星歌星等,交纳的个人所得税只占了国家税收总收入的少部分。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我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使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也就证明这个人所得税没有发生发挥调节贫富悬殊的作用。

三、个人所得税调节贫富差距的建议和对策

(一)继续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

首先,在对于个税起征点确定时应综合考虑费用扣除标准宽泛程度问题,形成全国统一的费用扣除标准。将医疗、住房、教育、以及养老等相关费用也列入到基本的扣除因素中,在扣除过程中不能忽略纳税入的实际税负能力,比如家庭成员及婚姻状况等因素,统一了税率,再确定不同的免税额,保证那些家庭生活开支较大的纳税人的正常生活。其次,对于个税的起征点,应建立起一种递进的机制。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还处于一个相对高速发展的阶段,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加大等问题会一直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因此,应尽量缩短对个税的调整期,以年为单位来确定个税税率将更符合我国当下经济发展形式的要求。第三,在确定个税起征点时,要结合不用地区间的经济水平差异,做好各地区消费水平的普查和摸底工作,依据不同地区间的不同情况来确定相应的修正指数,形成地区特征的个税起征点。

(二)采用混合税制,将分项与综合相结合

在发达国家,有一种常见的个税税制--混合税制,它融合了分项至于综合制的特征,征收个人所得税时对已劳务为主的,收入相对较固定的应税收入实行综合征收,并将综合征收与实际费用合理的结合起来,这样可以大大增强个人所得税对于贫富差距的调节作用。对于个税扣除方面,除了基本的扣除外,还要综合考虑其它的一些扣除,比如医疗保险金、养老金、失业保险金和住房保险金等,捐赠给慈善和公益事业的部分都是可以扣除的。当然在扣除这些内容时需要按照相应的费用标准,以此为基础对应税项目采用累进税率的方式,纳税人需按月预交,年终的时候汇算清缴,多了退还,少了补交,这种方法可以较好地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出现的个税征收效率低下的现象。对于相对不稳定的应税收入,如说股息及股息分红等,可以分类进行征收,采用比例税率、源泉扣缴和按期计算的方式,这样可以有效减少因收入不稳定而引起的逃税问题。

(三)加强个税制度建设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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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专项附加扣除

一、引言

个人所得税是对个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征收的一种税，是政府利用税收对个人收入进行调节的手段，在我国税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019年1月1日，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实施以后，我国个人所得将采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所得税制。目前我国居民的纳税意识普遍较低，其主要原因是纳税人对税收改革政策的认识不到位，尤其是对税收具体政策的内容不了解，普遍缺乏纳税意识，大多数人缺乏纳税筹划意识，不能进行合理合法的纳税设计筹划。

二、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筹划思路与实例

（一）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设计。本文以某职工李某家庭为例，对选择不同专项附加扣除方式及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的纳税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选择合理的扣除方式，以减轻纳税人的税负。假设该职工李某2020年全年工资总额100000元，其妻子王某年收入60000元，有一进行全日制本科学历教育的儿子需要共同抚养，有一年龄65岁父亲需要赡养。假设李某家庭成员没有免税收入，不考虑三险一金等专项扣除，李某家庭成员只在境内该单位一处有工资薪金所得。继续教育分为学历学位继续教育和职业资格继续教育。假设儿子小李本纳税年度考取在职本科生进行学历继续教育，不考虑全年一次性奖励及税前扣除的公积金等。（李某家庭只考虑学历教育专项教育附加的扣除）表1丈夫李某扣除学历教育附加家庭成员纳税情况表单位：元由表1、表2、表3可以看出，选择不同的家庭成员扣除继续教育专项附加，合计纳税额不同，方案一：选择丈夫李某扣除，李某年度应纳税额840元，刘某年度应纳税额0，家庭成员合计纳税额为840元。方案二：选择妻子刘某扣除，丈夫李某年度纳税额1480元，妻子刘某年度纳税额-360元，妻子刘某纳税额为负数，不纳税，纳税额为0，合家庭成员合计计纳税额为1480元。方案三：选择李某和刘某各扣除500元，丈夫李某年度纳税额1020元，妻子刘某年度纳税额-180元，不纳税，家庭成员合计纳税1020元。显然选择年收入高的扣除专项教育附加比选择年收入低的家庭成员合计纳税额少纳税640元。同样选择年收入高家庭成员比夫妻双方各扣除500元，合计纳税额也不一样，少纳税180元，综上所述，选择不同方案的专项附加扣除，家庭成员的合计纳税额不同，工资税负不一样。所以家庭成员根据各自家庭的情况，设计合理家庭专项教育附加扣除，这样才能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减轻家庭的纳税负担，实际增加家庭的收入。（二）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设计。假如本年度李某家庭购买住房一套，产生住房贷款利息。（李某家庭只考虑住房贷款利息的附加的扣除）由上表4、表5可以看出，选择以不同的家庭成员作为购房者扣除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合计纳税额不同。方案四：选择丈夫李某扣除，丈夫李某本年度纳税额840元，妻子刘某本年度纳税额0元，家庭成员本年度合计纳税额为840元。方案五：选择妻子刘某扣除，丈夫李某本年度纳税额1480元，妻子刘某本年度纳税额-360元，不纳税，纳税额为0元，家庭成员本年度合计纳税额为1480元，显然选择年收入高的扣除专项教育附加比选择年收入低的家庭成员合计纳税额少纳税640元。综上所述选择不同方案的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李某家庭本年度合计纳税额不一样。选择方案四比方案五少纳税640元，所以每个家庭根据各自家庭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家庭成员作为购房者，能够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减少家庭的纳税额，减轻工资税负，实际增加家庭的收入。（三）租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假设李某家庭工作的地点处于ABC三市交界处，A市是省会城市，B市户籍人口大于100万，C市户籍人口小于100万。（李某家庭只考虑住房租金的附加的扣除，不考虑其它的专项附加扣除）从表6可以比较李某在不同的ABC三地租房租住，扣除的标准不一样，纳税额也不一样。选择A地租房，丈夫李某本年度纳税额660元，妻子刘某本年度纳税额0元，家庭本年度合计纳税额为660元。选择B地租房，丈夫李某本年度纳税额804元，妻子刘某本年度纳税额0元，家庭本年度合计纳税额为804元。选择C地租房，丈夫李某本年度纳税额912元，妻子刘某本年度纳税额0元，家庭合计纳税额为912元。李某在ABC三地交界处工作，分别选择ABC三地租房，其家庭年度合计纳税分别为660元、804元、912元，显而易见选择不同城市租房，其家庭合计纳税额不同。李某选择在A地租房，比在BC两地租房分别少缴税为144元和252元。根据上述分析，李某家庭根据自身家庭的情况，在合法合理的前提下选择合理的租房地，能够减少缴纳冤枉税，减轻家庭税付，确实增加家庭的试剂收入。表6选择A、B、C三地租房扣除扣除租房租金纳税情况表单位：元（四）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假设李某非独生子女，税法规定李某与兄弟姐妹分摊每月2000元的扣除额度，每人分摊的额度不能超过1000元，分摊方式可以由均摊赡养人或约定分摊，也可以由被赡养人指定人分摊。假设李某兄弟姐妹4人共同赡养老人。（李某家庭只考虑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不考虑其它的专项附加扣除）从表7可以看出，不同分摊方式纳税额不一样。李某采用每月均摊500元，李某年度纳税额1020元。若李某采用每月约定分摊800元，则李某本年度纳税额912元。计中国乡镇企业若李某每月指定分摊1000元，则李某本年度纳税额840元，对于年收入高的子女来说，不管采用约定分摊还是指定分摊、均摊，年度收入高的子女应选择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金额应大的分摊方式，根据本例李某选择月分摊1000元比每月分摊500元和800元少交180元和108元。显而易见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选择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金额应大的分摊方式，能够减少纳税额，增加家庭的实际收入。（五）大病医疗报险专项附加扣除。假如李某家庭本年发生大病医疗费用60000元。（李某家庭只考虑大病医疗费用专项附加扣除，不考虑其它的专项附加扣除）从表8、表9显而易见可以看出，选择不同纳税人扣除大病医疗费用扣除，家庭合计纳税额不同。选择丈夫李某扣除大病医疗费用扣除方案，李某本年度纳税额-600元，纳税额为零，妻子刘某本年度纳税额0元，家庭合计纳税额为0元.选择妻子刘某扣除大病医疗费用扣除方案，丈夫李某的本年度纳税额1480元，妻子刘某本年度纳税额-1800元，纳税额为0，家庭合计纳税额为1480元。综合上例，选择丈夫李某扣除扣除大病医疗费用支出比选择妻子扣除大病医疗费用支出少交1480元税，增加了家庭的实际收入。综上所述此次个税改革，新增的六项专项附加扣除是考虑家庭实际情况下的改革尝试，当下流行以家庭为单位筹划和设计缴纳个人所得税，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个税综合征收办法能更充分考虑一个家庭的实际消费情况，体现税法改革逐步迈向合理、公平、人性化。

三、个人所得税筹划注意问题及意义

随着个人所得税法不断完善与建立，做好合理的个税设计和筹划是个人合理减少纳税、增加实际收入的有效途径。新税法中关于个人专项扣除的扣除方式是各种各样的，为个人合理合法纳税筹划提供了多种选择，纳税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选择专项附加的扣除方式，纳税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合理的纳税筹划可以帮助纳税人少交税款。纳税筹划不同于“偷税、漏税”，是纳税人在合法的前提下，提前对家庭情况进行合理规划，同时灵活运用现行多项抵扣政策，尽量实现减少应纳税额。但整个筹划过程需建立在合法合理的前提下。对于纳税人来说，纳税筹划可以帮助其减少应纳税额，因此可以使纳税人少缴税款。税金的多少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到手实际收入。因此合理利用个税的税收政策进行纳税筹划对每个纳税人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庄丽.新税法下个税纳税筹划探析[J].纳税，2020（8）.

[2]余艺，曾百功.聚焦个税改革———新旧个税政策的对比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20（6）.

[3]万学章.个税纳税筹划研究[J]，中国市场.

[4]廖治宇，李萌.探讨新个税改革设计与相关纳税筹划思路[J].企业科技与发展，2019（11）.

[5]余羽.个税改革后工资薪金项目的个税纳税筹划探求[J].中国外资，2019（10）.

[6]钱海燕，陈永盾.区域间义务教育均衡的促进———基于个人所得税横向转移支付的设想［J］.平顶山学院学报，2020（5）.

[7]刘鹏“一带一路”视阈下中国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的调整取向［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20（5）.

[8]刘佐.中国改革开放后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发展———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公布40周年［J］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0（5）.

篇7

一、递延所得税资产与递延所得税负债核算主要内容（表1）

二、递延所得税资产与递延所得税负债核算流程

三、典型案例解析

（一）递延所得税资产账务处理解析

［例1］甲公司有关涉税业务如下：（1）2010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余额800万元，坏账准备计提比例10%，甲公司期末计提了坏账准备80万元，甲公司应收账款和坏账准备账户的期初余额都是0。（2）2011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余额2000万元，甲公司根据规定计提了120万元坏账准备，坏账准备账户期末余额变为200万元。甲公司适用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2010和2012年税前会计利润都是500万元。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各项资产减值准备不得在税前扣除。

要求：请分别核算2010和2011年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2010年递延所得税资产账务处理如下：

第一步，计算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甲公司 2010 年末资产负债表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 800-80=

720（万元）

甲公司2010年末应收账款的计税基础=800（万元）

根据本文图1，资产的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应确认可抵扣暂时性差异80万元。

解析:该案例中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产生差异80万元的主要原因，表面看是税法与会计的差异，实质则是税法不认可会计的谨慎性原则。企业根据会计准则计提的坏账准备80万元，在企业所得税计算中属于不得在税前扣除的项目。

第二步，计算递延所得税资产本期发生额。

2010年末，甲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账户余额=80×25%=20（万元）

2010年末，甲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账户发生额=20（万元）

解析：甲公司应收账款和坏账准备账户都没有期初余额，在没有其他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情况下，可以确定递延所得税资产账户的期初余额是0，2010年末，递延所得税的期末余额就是该年该账户的发生额。

第三步，计算所得税费用并进行会计处理。

2010年甲公司应交所得税=（500+80）×25%=145（万元）

2010年所得税费用=145-20=125（万元）

借：所得税费用 125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145

解析：不少会计人员对第三步核算中所得税费用的计算理解不透彻，经常把加减弄混了。这里介绍一个简单的办法，在第三步中，计算完应交所得税后，先写会计分录，后计算所得税费用。在这个会计分录中，借方一定有“所得税费用”科目，贷方一定有“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递延所得税资产”应该登记在借方还是贷方，可以通过“递延所得税资产”账户的发生额增减变动来判断，因为“递延所得税资产”是资产类账户，增加应该登记在会计分录的借方，反之登记在贷方。在本例中，该账户发生额增加了20万元，因此，应该登记在分录的借方，这样，借方“所得税费用”的金额就是145-20=125万元。可以看出，通过先编分录，后计算，所得税费用的计算就迎刃而解了。

2011年递延所得税资产账务处理如下：

第一步，计算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甲公司2011年末资产负债表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 2000-200

=1800（万元）

甲公司2011年末应收账款的计税基础=2000（万元）

根据本文图1，资产的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应确认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累计额200万元。

第二步，计算递延所得税资产本期发生额。

2011年末，甲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账户余额=200×25%=50（万元）

2011年末，甲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账户发生额=50-20=30（万元）

解析：甲公司2011年递延所得税资产账户的期初余额是20万元，2011年末，递延所得税的期末余额时50万元，双方的差额就是该年该账户的发生额。

第三步，计算所得税费用并进行会计处理。

2011年甲公司应交所得税=（500+200）×25%=175（万元）

2011年所得税费用=175-30=145（万元）

借：所得税费用 145

递延所得税资产 3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175

（二）递延所得税负债账务处理解析

［例2］乙公司于2007年12月底购入机器一台，当月投入使用，购入成本54万元，预计净残值0，预计使用年限5年。会计核算按直线法计提折旧，计税时采用年数总和法计提折旧，税法规定的净残值和折旧年限与会计相同。该公司各会计期间都没有对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无其他税会差异。乙公司适用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各年税前会计利润都是1000万元。递延所得税负债账户期初余额是0。

要求：请分别核算2008-2012年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2008年递延所得税负债核算如下：

第一步，计算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乙公司 2008 年末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54-10.8=

43.2（万元）

篇8

刚买的衣服,洗过之后发现严重缩水,甚至因为缩水不能再穿……可能不少老一辈的人都遇到过这样的烦心事。然而,最近这一问题似乎有蔓延开来的趋势,“变形金刚”产品越来越多。那么,缩水问题到底是如何产生,又该如何解决呢?

“缩水投诉”快速增长

“过去关于手机、家电、皮鞋等日常用品方面的商品投诉较多,而近来关于纺织品缩水的投诉增长很快。投诉主要内容为购买床单、服装后,第一次清洗后缩水严重,购买时发现,不少纺织品均未对缩水率指标进行标注。”太原市工商局12315申诉举报指挥中心的统计结果表明。

不久前,刘先生在一家汽车饰品店为新买的汽车购买了一整套汽车饰品。开始用的时候还很满意,不管是色泽还是手感都很不错。但使用过一段时间后,头次洗涤就出现了明显的缩水现象。眼看着刚买不久的汽车饰品“瘦身”到不能使用,刘先生感到非常气愤并找商家理赔,商家却以“产品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为由不予退换。但在刘先生多次要求下,商家才给予刘先生300元的赔偿。

长期以来,“缩水率”都不被人看重,甚至忽视。因为在购买产品时,其缩水率并不在可感观范围之内,因此在很大程度不影响销售。即使买回去发现存在缩水现象,也因为各种原因不了了之。

有业内专家告诉《中国纤检》记者,近期曾发生过一起比较严重的缩水遭退货事件――一家服装企业出口的一批婴幼儿针织服装由于缩水率超标而被退货。这一现象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也成为“缩水门”爆发的导火索。据悉,在退货时,该批服装被发现其缩水率为3.8%,超过了国外客户3%的要求。

其实,针对缩水率的问题,纺织产品国家标准早在2004年就作出过明确规定:纺织类产品优等品的水洗尺寸变化率不能超过“2%～3%”,一等品则不能超过“2%～4%”,合格品则不能超过“2%～5%”。

然而,记者通过了解发现,整个市场呈现欲盖弥彰的局面,厂家都对产品的型号、面料质地、洗涤方法等信息进行了标注,但几乎没有一家纺织企业标示――“缩水率”。

“缩过程”为“始作俑者”

“纺织品缩水的变化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解决。”国家纺织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主任王宝军忧虑地表示。其实,根据《中国纤检》记者了解到的情况,缩水问题也一直都是企业关注的重点问题,只是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检测手法,导致很多企业心有余而力不足。

对于自己的产品在北京物美卖场被抽查两款测试尺寸变化率超标的问题,上海红富士公司企业在内部在调查时测出的变化率是4.6%,有一点差别;江苏美罗家用纺织品公司也受困于缩水事件,他们认为目前的检测标准不一致,有时按照2米来测,有时就可能按照2.05米,量的时候测试度大于规定度;而南通斯德福纺织装饰公司董事长姚蕴秋更是直言,不合格的产品在公司测试合格,拿到外面测试就不合格了。

“应该制定一个根据不同档次、不同面料、不同用途产品而不同的缩水率,因为消费群体不一致,实际用途也不一样,应该区别对待。”姚蕴秋建议,“我们可以让制定标准的官员和专家们,更关注企业的实际情况,标准的修改可以经过几年过渡,不一定一下到位。”

纺织品缩水很大一部分原因还在于企业“欲盖弥彰”。众所周知,要控制纺织品的缩水率,就必须经过一道预缩处理工序。这道工序不管花在工艺流程上,还是专业技术人员上,都得花费不少的开支。

姚蕴秋指出,企业加一道预缩工序,成本可能增加7%到8%,而到了商场、超市销售,价格还会增加,产品就会出现缺乏竞争力的情况,企业的利润会变得更低。

除此之外,一些中小企业为了省去一大笔的检测费用,也常常会导致其产品检测不达标。一些企业自己引进比较简易的检测工具和专业检测人员,而一些企业就将原料直接送往专业检测机构。但因为两种都需要一大笔检测费用,一些中小企业在实际操作中就免去了检测环节。

避免“缩水”,从源头活水抓起

纵观全局,纺织品缩水的主要源头还在于生产商。据记者了解,纺织品缩水主要是原材料、密度、纱支细粗、生产工艺等因素的影响,这就要求纺织品生产厂家在生产时,严把质量关。有关检验检疫部门就提醒出口服装企业应做到以下几点:

其一,慎重接单。应当根据自己的生产能力慎重接单,并在签订合同时明确约定对出口服装品质的指标。避免盲目生产,而生产出质量不合格的产品。

其二,面料合格。厂家在根据客户需要采购面料时,一定要把好质量关,必须对采购的面料进行检测。因为面料的品质直接影响成品的缩水率。

其三,工序严整。厂家在生产的过程中,应当重视后道整理程序,使面料在预缩处理后缩水率能有效控制在标准或客户要求以内。比如在练漂过程中尽量减少张力;在丝光过程中要掌握扩幅张力、保持坯布幅宽、控制纬向张力;加强对丝光加工工艺条件的检查;对于特殊材质的品种,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改进措施,并保证纬向缩水率降到要求范围内。

其四,加强自检自控。在成品出厂前应加强检测,确保服装缩水率合格后才装运出厂。同时,必须在产品标识上标注其“缩水率”,使消费者更好地了解产品的详细情况,并接受消费者的检查,使之不断加强和完善。

相关链接:织物缩水,来源为何?

篇9

个人所得税符合什么条件才能拿到退税

1、上年度综合所得全年收入额不足6万，但平时预缴个人所得税的。

2、上年度符合享受条件的专项附加扣除，但预缴税款时没有扣除的。

3、因年中就业、退职或部分月份没有收入等原因，导致前后税收优惠政策不一致。

4、没有任何受雇单位，仅取得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需要通过汇算清缴办理各项税前扣除。

5、中间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适用的预扣预缴率高于综合所得适用税率的。

6、预缴税款时，为享受或未足额享受税收优惠的。

7、有符合条件的公益慈善捐赠支出，但预缴税款时未办理扣除等情形。

应退或应补税额=[（综合所得收入额-60000元-“三险一金”等专项扣除-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符合条件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已预缴税额。

篇10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我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属于服务企业的，其应纳税所得额可以按下列计算公式计算：

    （1）应纳税所得额＝业务收入净额＋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

（2）业务收入净额＝业务收入总额－（业务收入税金＋业务支出＋管理费 用＋财务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