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监督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媒体监督，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是否需要监督媒体

2009年10月22日,云南省委宣传部通过当地媒体刊发公告,面向社会征集100名“媒体义务监督员”。公告称此举目的是“借助社会力量,加大对新闻媒体的监督力度,整治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低俗之风、不良广告等四大恶疾,打造负责任的新闻媒体,着力提高云南省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吸引力”。11月9日,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向100名媒体义务监督员颁发聘书,“在全国首开借助社会力量监督新闻媒体的先河”。

但是,这一做法引起了媒体的诸多质疑和反对(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被表述为“网民的质疑”),从监督媒体的必要性、合理性、正当性,到媒体监督员的身份、选拔方式、代表性,再到监督媒体的具体方式、可能产生的结果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和议论。有的报道甚至把这些监督员称为“秘密警察”,这一措施是“借公众之手给媒体戴紧箍咒”。

从逻辑顺序来看,最先遭到质疑的是当前媒体是否需要监督。部分评论直截了当地否认了监督媒体的必要性、合理性和正当性。归纳起来,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三:第一,当前媒体主流是好的,问题只是少数,因此,监督媒体并非当务之急;第二,公权力才需要监督,媒体不是公权力,所以不需要监督;第三,现今已有相当完善的监督方式,如宣传部和记协的监督,法律的监督,市场与同行监督等等,不需要“画蛇添足”,另觅他方。

对于第一个理由,已有评论文章反驳。比如在标题为“以新闻专业主义监督媒体”的文章中,作者指出“目前的传媒生态并不健康。不少媒体,还存在追求轰动效应、放弃媒体操守和职业原则的做法”。文章还列举了最近一段时间在报道“艾滋女”、“黑砖窑”、重庆黑社会等事件中,媒体有违职业道德的诸种做法。不过,在更多公开发表的报道和评论中,承认当今中国媒体存在问题的并不多,即便承认,也多为轻描淡写的一两句,随即调转枪头批评政府。这种做法,实际上印证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媒体的一项批评:媒体并不愿意正视并改正自身问题!而这事实上进一步导致了人们对于媒体自律的不信任,转而寻求外部监督的方式,以促使媒体满足社会需要。

其实,对于媒体表现的评价,既有广大网民的即时评论,也有学者的专论、调查,在肯定近年来我国媒体在满足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所作的努力外,批评之声从来不绝于耳。比如,陈力丹教授曾经列举传媒在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方面的问题,达15项之多。再比如,笔者曾统计《新闻记者》的媒介批评文章,从2002年1月至2005年10月,共刊出“媒介批评”专栏文章112篇,批评内容涉及新闻真实性、人文关怀、商业化的负面影响、价值观与舆论导向、媒体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低俗化、舆论监督、广告、新闻来源、职业道德制度建设、知情权、新闻炒作、媒体公信力等十多个方面。

对于第二个理由,媒体不是公权力所以不需要监督,这一论断也存在问题。诚然,媒体并不具有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权力,但是由于其影响巨大,已然成为一个重要的权力来源,这也就是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所说的“话语权”。也许,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媒体尚处于弱势地位,但这并不能成为不需要监督的理由――难道弱势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更何况,在更为弱势的普通百姓和社会组织面前,媒体又时常以绝对强势的方式,侵害他们的权益。事实上,网友边民的评论“‘媒体义务监督员’是柄双刃剑”所言极是:“如果监督员确实能代表民意,这不正是媒体所需要的一种力量吗”那些被媒体痛恨的现象,比如“法人自和新闻规律被扭曲和异化”,也可以通过监督员来纠正,“为什么不利用他们来监督媒体的‘失语’、‘失态’或者缺位呢”这其实已经属于另一个问题:监督的内容。

至于第三个理由,既有监督的效果问题,涉及监督主体和监督方式,将在随后一并讨论。仅从媒体表现和媒体权力性质来看,监督媒体并无不可,甚至势在必行。

二、谁来监督媒体

有关监督媒体的主体,在云南监督员一例中,争论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义务监督员是否有权监督媒体,二是谁来监督媒体。

有评论对于云南100名义务监督员的身份提出质疑,认为他们难以代表公众;而且给予他们监督权,是否意味着其他公众就没有监督的权利还有媒体担心,监督员将对媒体工作形成干扰,从而有损媒体独立和新闻自由。对于这些问题,云南省委宣传部有所回应,表示监督员只是“热心读者”,不具代表身份;监督员也不能干扰媒体采访,只能通过记协反映意见。只要接受公众的媒体监督权,这些解释也并非不可接受。在反对意见中,大多数还是承认公众的监督权的,只是有些认为多此一举,并由此怀疑宣传部的用意。这一问题涉及选拔过程,留待下一部分探讨。

那么,在评论者看来,哪些主体具有监督媒体的资格呢各类文章提到的主体主要有:读者(受众)、宣传部、记协、媒体自身、同行、评议会等。在国外论及媒介监控时,通常区分自律和他律两种形式,分别对应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监控。毫无疑问,受众来自媒体外部,是他律的来源之一。受众可以“以脚投票”,最不济不买不看;或者诉诸法律,通过强制权力控制媒体。前者对于受众只是无奈之举,个体作用微乎其微,除非形成合力,变成市场压力,否则对于媒体行为并无影响。而市场的调节受经济因素影响,亦多有缺陷。诉讼对于大多数公众来说则成本过高,除非直接侵权,否则对于一般事实偏差、并无直接侵权的低俗内容等,法律途径作用不大。当然,公众也可以向媒体或者记协投诉,通过内部监控机制发生作用。剩下的就只有在网上发发牢骚了。网络确实为公众监督媒体提供了平台,但网络言论本身良莠不齐,媒体更无应对网络监督的机制。

党政部门在国外一般被视为媒体控制的外部因素,但我国媒体大多还属于国有,宣传部的监督也不能说是外部控制,《中国青年报》评论说是“来自上的‘管理’”,倒是十分贴切。不过,也正是由于宣传部的主导,云南的媒体监督员才被看作是强化政府管制的又一手段。虽然伍皓解释说这是“希望宣传部门能减少一些对媒体的微观管理,因此我们更多地把一些对媒体的具体管理移交给记协,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让新闻媒体实现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但是,一些媒体仍然将其解读为“借公众之手给媒体戴紧箍咒”,视这些义务监督员为“权力代言人”、“新闻秘密警察”。

记协属于行业自治组织,一般被视为媒体控制的内部因素。但是在这一事件的媒体评论中,大多没有将其与宣传部相区分,而且在此事发展过程中,记协明显处于被动地位,更没有表现出自律的动机和行动。这恐怕与记协强烈的官方色彩有关,也与其平时在媒体监督中的表现有关。事实上,由于新闻业本身的专业化程度不高,行业协会的自律能力原本不强,这在其他许多国家也相当普遍。

那么媒体之间呢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否会导致相互的监督和批评虽然有时媒体上也有对于同行的批评,但往往遮遮掩掩,欲言又止,很少出现媒体对于其他行业那种深入尖锐的监督与批评。究其原因,恐怕还是“互相体谅”吧,用美国新闻记者的话说,则是避免“弄脏了自己的巢穴”。

也有评论指出媒体可以自己更正、纠错,自己监督自己。可是,在外国媒体上常见的更正在我们的媒体上并不多见。在美国,一些报纸为了更好地处理公众投诉、监督自己记者编辑的表现,专门设立了新闻督察员(Ombudsman)岗位,有一套较为规范、严格的处理流程。督察员不仅可以展开独立调查,而且还能够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处理意见。相比之下,我国的媒体虽有群工部之类的机构,但是在监督自身并反馈公众方面作用毕竟有限。

在有关云南媒体监督员的讨论中,有媒体提出采用许多国家/地区设立的新闻评议会进行监督。不过,他们把评议会看作是一种自律机制,则不完全准确。早年的新闻评议会,的确主要由媒体从业者组成,但是在越来越激烈的媒介批评面前,许多国家/地区的新闻评议会进行了改组,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增加圈外人。比如香港报业评议会的执行委员,业界代表12人,非业界代表则有15人。这种变化使得评议会更具有公共性质,也表明对于媒体的监督不能只局限于圈子内部。

综上所述,在各种监督媒体的主体中,并没有哪一种特别奏效,设立新的监督机制也不是完全多此一举。而且,社会监督的方式从大方向来说,也并无不可。真正值得探讨的是,究竟如何进行监督,即监督的机制问题。

三、如何监督媒体

既然媒体需要公众的监督,为何反对之声如此强烈有人认为是媒体的“本位思想”作祟,有人认为是因为人们对于“公权力不信任”。这些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说明媒体义务监督员在设计上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在人员选拔上,究竟由谁来选定选多少依据什么标准进行选择在具体的监督方式上,如何保证监督员工作的常规化监督员又依据什么标准、有权对哪些问题提出批评监督意见等等。现在云南省委宣传部在选择监督员的过程和标准方面都没有明确、公开,难免让人怀疑。而且,既然旨在促进媒体自律,宣传部为何还要越俎代庖,不让记协或者媒体自己来实施这一行动

监督媒体,确实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因为媒体要实现有效的舆论监督、践行对于社会的承诺,必然需要较为自由、宽松的环境。但是,过于自由则又会导致滥用权利的后果,引发监督甚至控制的要求。这在新闻界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悖论。美国学者布朗曾经提出“没有控制的管理(control without controlling)”观点,主要还是希望通过差强人意的自律机制和作为软监督的媒介批评方式来解决媒体问题,而不是通过行政或者法律等强制手段实施媒体控制。良好的自律是避免他律的最佳手段。

也正因为媒体的这一特殊性质与要求,使得我们对于媒体的监督行动要慎之又慎,以严谨、规范的制度设计来保证监督的合理性、正当性。边民曾对云南聘请媒体义务监督员的做法提出三点建议,即体现了这种程序正义的要求:

一、义务监督员的来源、身份、结构以及遴选的程序。

二、监督报告的公开、阳光必须是刚性的。

三、应配套媒体可申诉、记协可裁决的机制。

这些建议已经接近新闻评议会的做法,把媒体义务监督员设计成为仲裁机制的一个部分,既充分发挥监督员的作用,又尽量避免对于新闻生产过程的干扰,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不约而同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新民网特约评论员乔新生也提出类似的主张:第一,“必须充分尊重新闻媒体义务监督员的劳动,……新闻宣传主管部门必须建立专门的档案,并且有专人负责回馈信息”。第二,“必须能对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起到促进作用”。

除此之外,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监督标准,制定周详细致的新闻专业规范,否则监督员无凭无据,申诉和仲裁也无章可依。可喜的是,去年底,中国记协公布了新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条文有所增加。不过,这项准则依然是高度原则性的,对于有违职业道德的行为缺乏明确、细致的界定,更没有规定对于违反准则行为的处罚办法。因此,它还很难成为监督的依据和标准。

不过,在努力完善监督机制的同时,也有必要指出,新闻自由与监督媒体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矛盾。国外一些新闻自律实践也表明,各种自律机制都有自身的缺陷,所起作用依然有限。基于这一现实,有学者更愿意通过公开、广泛的批评和讨论来提高媒体的表现,而不是任何强制性的措施(包括一些带有强制性的自律方式)。比如美国学者兰贝斯就提倡进行媒介批评,“媒介批评的目的就是提供相当于执照的责任机制,同时能避免正式的政府权力的干预。”在公开的批评过程中,媒体从业者之间、从业者与公众之间充分交流各自的价值主张、目标诉求,,以塑造良好的媒体环境来成就媒体的良好表现。这一过程可能无法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劳永逸,但是比较符合新闻和媒体运作的规律。

总之,云南媒体义务监督员的构想大体不错,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过于仓促,制度设计不够完善,配套规范不完备,遭受质疑当属情理之中,但不应当成为抵制、取消监督媒体的理由。只有更加健全的监督机制,才能促进媒体有更好的表现。而公开讨论这一事件本身,也有利于社会各方明确媒体性质,共同探索符合新闻媒体规律的监督方式。■

(作者分别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副研究员、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本论文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08JC860002;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08FCZD030)

注释:

《云南省新闻界征集百名媒体义务监督员》,云南网2009年10月21日

徐向良:《云南首推媒体监督员制度提高新闻公信力》,中新社2009年11月9日

刘子倩、张文凌:《云南省首次举行网络新闻会“媒体义务监督员”不是“新闻秘密警察”》,《中国青年报》2009年11月10日

参见:黄冠:《媒体义务监督员到底该监督什么》,《新华每日电讯》2009年11月15日;《澳门日报:保护舆论监督比监督媒体更重要》,中国新闻网2009年11月16日;潘洪其:《“媒体监督员”是不是画蛇添足》,《羊城晚报》2009年11月12日等

刘畅:《以新闻专业主义监督媒体》,《中国青年报》2009年11月13日

参见:Lule, J. (1992). Journalism and criticism: 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 Norplant editorial.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9, 91-109

陈力丹:《我国传媒职业意识缺失的现状及解决的对策》,《现代传播》2005年第4期

谢静:《媒介批评在实践中发展――以〈新闻记者〉的媒介批评实践为例》,《新闻大学》2005年冬季号

边民:《“媒体义务监督员”是柄双刃剑》,/blog/499451794-1258427582

曹林:《监督媒体这事儿真不用地方官员操心》,《中国青年报》2009年11月11日

Hhjgwz:《云南媒体监督员政府的“新闻秘密警察”》,华声论坛辣眼时评2009年11月11日

参见:Marzolf, M. T. (1991). Civilizing voices : American press criticism, 1880-1950. New York : Longman.

参见:Getlin, J.(2000): The Critics: Ombudsman,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March/April 2000

香港报业评议会,.hk/ch/web_council.php p=3

实诚客:《媒体义务监督员背后的监督悖论》,国际在线2009年11月10日

Brown, L. (1974). Reluctant Reformation: on criticizing the press in America. New York: David McKay Company, Inc.

篇2

一、健全新闻舆论的监督环境

健全的舆论环境是新闻媒体有序、高效、合法、公正地行使监督职能的前提，为使审判独立与新闻监督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首先应健全新闻舆论监督司法的制度环境。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持新闻舆论的相对独立性，建立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机关报为主，以社会各团体的报刊为辅，以市民报为补充的多元体系的办报格局。多元的办报格局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舆论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拓宽信息源，将违法及腐败现象都公之于众，充分发挥其"第四种权力"的作用。同时，媒体在行使新闻自由、新闻监督权利时，必须在国家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二）制约舆论监督对司法的影响，健全保障法官独立的制度环境。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在我国，司法独立的制度环境是不容乐观的。在目前体制下，如果媒体在审前对案件进行了不当报道，个别法官出于自身利害关系的考虑，在审理这些案件时不得不迎合官方媒体的意见，从而可能作出不公正的判决。司法不独立是妨碍司法权公正行使的一个重要原因。据此，应该加快司法改革的进程，从制度上为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制定严格的法官任免制度，规定保障法官的身份独立，逐渐将党报、机关报的舆论监督权和审判机关人、财、物管理权分别授予不同的主体行使，从而赋予法官抵抗新闻媒体不当监督的权力，使得法官能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三）新闻单位应配备专职的法律事务部门和人员，以免对司法活动产生不必要的重大误解，同时，这些专职的法律事务人员可对即将刊发的文章进行审查或修改，防止可能影响司法独立或者侵权的、违法的报道流向社会。在我国，近年来由于媒体的不当监督从而妨碍司法权公正行使的一些案件中，大都是因为记者缺乏专门的法律知识，或偏听偏信，对尚未审结的案件进行片面的报道，从而侵犯了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例如，有的新闻报道在法庭审结之前对案件作出定性、定罪的结论，直接指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是"凶手"、"罪犯"，从而侵犯了人民法院的统一定罪权。

总之，记者法律知识的匮乏以及对法院审判活动的误解，是造成新闻监督妨碍司法公正的最主要原因。因此，应该在新闻舆论机构中配备专职的法律事务人员，在不影响司法独立的前提下，通过正当途径与司法机关联系交涉，既可以全面掌握案情的情况下对审判活动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也可以将社会公众的舆论适度地反映到判决中来，以免法院的审判活动完全脱离民意的监督。

二、新闻媒体监督司法的掌握

新闻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宪法权利，适度的舆论压力也是维护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我国的现阶段，在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现象较为严重的情况下，强化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尤为必要。反之，如果媒体监督不当，就有可能妨碍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从而造成司法不公。因此，新闻监督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必须与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保持一定的界限。具体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刑事诉讼各阶段，新闻媒体都可以对案件进行报道。

媒体在报道案件主要因素时，也要报道次要因素，特别是相反的意见。当然，不能要求新闻媒体报道的所有案件都完全真实。虽然新闻媒体在立案、侦查、、审判、执行阶段都可以对案件进行如实报道，但媒体在报道案情时必须遵行一定的规律。例如，对法定不公开的审理的案件，媒体一般不应报道或者不应报道案情细节，以免将本不应该公开审理的案件变相公之于众了；在立案、侦查和阶段，对司法机关尚未认定的证据材料，媒体不得向社会公开，以免妨碍案件侦查和活动等等。

（二）评论是新闻报道的关键，新闻媒体报道案件事实之时，也可以适当地发表评论。因此，应该赋予媒体诉讼的各个阶段适当地发表评论的权利。

首先，允许新闻媒体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对案件发表评论，已为一些国际区域性条约所认可，与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通行的做法是相一致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94年1月18日-20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制定的《关于新闻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基本原则》（《马德里原则》），中国既没有参与制定也没有事后加入，但是，该条约对我国今后制定新闻方面的立法无疑具有可资借鉴之处。

其次，从目前中国的司法现状来看，司法腐败现象是普遍存在的，适度的新闻监督是保障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条件。虽然近年来新闻自由在逐渐解禁，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的新闻开放程度同国际上通行的标准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理应通过法治赋予新闻媒体较大的权利，为新闻媒体监督司法提供更加宽松的外在环境。当然，笔者赞成新闻媒体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有发表评论的权利，并注意以下几点：1．在立案、侦查、阶段，对案情发表评论主要限于程序违法或者司法人员的办案作风上，对案件的实体问题则不得发表任何评论。例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程序违法问题，媒体在报道案情时对此可以随意发表评论；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应否处以刑罚和处以何种刑罚不得妄作论断，以免侵犯法院审判权。2．如果发现公安人员、检察人员或审判人员、司法人员有贪污受贿、徇私枉法行为时，在有证据证明的前提下，无论在讼诉的任何阶段，媒体都应该立即予以公开报道并同时发表评论，通过舆论造势促使有关组织追究枉法裁判者的刑事责任，以此保障司法权的公正行使。3．由于我国当前司法独立的制度环境未尽如人意，如果一些党政领导利用特权干涉司法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时，新闻媒体应该立即公开报道，并发表评论，以引起社会公众的共鸣和义愤，为公、检、法、司机关依法追究犯罪、抵制法外势力的干扰提供舆论支持，使其得以顶住压力公正办案；也可以使这些试图干涉司法独立的人望而却步，从而保证侦查、和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通常情况下，评论应该由新闻机构中配备的专职法律人员主笔或者参与，或聘请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审查、把关。且不能是明显的诱导式倾向性的，以免误导广大读者，同时，发表的评论应声明属个人观点不代表报刊的意见。4．在任何情形下，新闻媒体报道案情对司法人员的人格尊严可能造成侮辱的评论应禁止。否则，媒体的责任人员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对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可以从事实和法律的角度发表任何意见和评论。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方面明显存在错误，应该进行批评或抨击，以利于法院在审判监督程序中予以纠正。

三、救济措施

即使立法中划定了新闻舆论监督审判权的一定界限，但现实中有的记者可能由于法律意识淡薄，或者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热衷于对法院尚未审结的案件进行肆意渲染，以引起公众的义愤，从而形成了强大的舆论造势，导致审判活动不得不听从于舆论。笔者认为，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些审前报道可能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审判的，可以适当借鉴国外的做法，采取救济措施：

（一）对案件作出延期审理的决定，直到有偏见的舆论压力消除后再启动审判程序。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如果媒体在审前对案情已经进行了大肆渲染，法院可以决定对案件作出延期审理的决定。建议对刑事诉讼法第165条增补第4款："为了消除新闻媒体、社会舆论对审判活动的不利影响，保障被告人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合议庭可以决定延期审理。"

（二）由上级法院通过指定管辖变更审判地点，将案件的管辖权转移到尚未受到舆论压力的其他同级法院。为了使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得以落实，对于媒体在审前进行过不当报道的，上级法院可以通过指定管辖将案件的管辖权转移到尚未受到舆论影响的其他同级法院。

（三）如果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证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律师在判决前向外界（包括新闻媒体）散发与案件相关的信息，司法机关可以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四）法院可直接对辖区内的新闻媒体作出禁止或限制报道的决定。由于我国的新闻法制尚不健全，司法独立的制度环境不尽如人意，法院在特殊情况下（在采取其他的事后补救措施都难以消除审前报道的负面影响时才能采用），法院可通知媒体限制报道的决定。

篇3

【关键词】 媒体；从业人员；监督意识；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是新闻活动开展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每一个新闻从业人员的责任和义务，正是由于新闻舆论具有其他监督权力难以媲及的优势，所以作为新闻从业人员，不仅要具有明锐的新闻敏感性，还应当具有先天的舆论监督意识。1996年9月，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着重谈到舆论导向的问题。他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1]舆论监督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它拥有广泛的权威性，以及深刻的突出性和尖锐性，而它的影响力更是威力惊人，社会上每一个热点的关注度以及点击率就是很好的佐证，而且新闻媒体天生就是政治的武器，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每一个政党或者政府都很重视舆论的宣传和管理。但是在舆论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总会有来自多方的阻碍力量进行干扰，所以说需要破除这种阻碍力量，首先要在大的环境中形成舆论监督的良好氛围，其次就是作为媒体从业人员的作用是不可以忽视，舆论监督工作的顺利与否，很大程度上与媒体从业人员有关联。

一、增强宏观意识，适时开展议程设置

作为党的耳鼻喉舌，舆论监督的作用历来受到重视，舆论监督工作为国家政治发展以及政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保证人民的言论自由、赢取广泛而又民主的权利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怎样展开舆论监督，进一步保卫已经取得的成果，是新一代媒体从业人员需要思考的问题。

“议程设置的理论功能暗示了这样的一种媒介观，即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也就是说传播媒介对外部世界的报道不是镜子式的反应，而是一种有目的的取舍活动。传播媒介会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从现实的环境中选择出他们认为重要的部分或者方面进行梳理和加工，赋予一定的结构，然后以一种报道的方式提供给大众。这就是说，媒介在进行报道的过程中，是一个再选择的过程，并不是每一件事件都能呈现在公众的面前”[2]所以说，媒体从业人员在进行新闻活动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种再选择的过程，而选择哪些、舍弃哪些，就需要媒体从业人员进行梳理。

通过个人的实际经验活动，举一个鲜明的例子。2012年，山西省在前一年工作基础上，提出新的农村“五个全覆盖”。这项省政府的惠民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却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当年8月底，我们随同职能部门深入大同市9个农业县（区）的27个行政村，对农家书屋、体育活动场所建设情况进行暗访，发现农村书屋管理不到位、农村体育设施建设不完善等诸多问题，使新“五个全覆盖”流于形式。对于发现的问题，在采访中不仅看现象，同时也做了深入的思考，写下了《对农村文化体育场所建设管理的思考》一文，对全市农村扎实实施新“五个全覆盖”进行了有效的监督，为市政府进一步推进新“五个全覆盖”提供了参考，也引导了新“五个全覆盖”宣传中的方向。通过这个例子可以发现，媒体从业人员要展开舆论监督，就要有宏观的意识，在适当的时候开展议程设置，从而引导舆论监督的方向。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媒体从业人员都要有敏锐的政治意识，选择党和政府重视、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从而在舆论监督方面取得奇效。而在报道关于政治问题、民族冲突以及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时，媒体从业人员一定要有宏观意识，严格执行党的决策，要牢记思想基本原则以及新闻媒体人员应有的素养。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展开议程设置的时候，一定要把握新闻事件的时间效应，不能盲目地开展，否则难以有效地进行舆论监督。

二、挑起责任重担，敢于开展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活动的开展，需要记者持之以恒地努力，才能换来监督的硕果，如果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来进行工作，是难以形成具有影响力的监督。如果媒体从业人员害怕“引火烧身”，害怕给自己惹来麻烦，那么公众心目中“社会的守望者”、“群众的代言人”的社会角色期待就会名不副实。所以说，手握监督的利器，就要敢于挑起责任的重担，敢于进行舆论监督，一个合格的新闻从业者，既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善于发现社会上的真、善、美，宣扬正确的舆论价值导向，又要敢于挑战权威，敢于向恶势力宣战，主席就曾经强调“要进一步唱响主旋律、大好主动仗，充分发挥舆论宣传在同一思想中的重要导向作用”。[3]

还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近几年来，在转型跨越发展中，大同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软环境建设，持续进行优化发展环境建设，作为主流媒体，我们对阻碍优化发展环境的行为和现象进行了舆论监督。2011年末，本市各主流媒体连续报道反映城区居民办理医保交费难的问题，引起城区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媒体舆论监督作用下，城区各服务领域自查自纠，针对各自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举一反三，积极落实整改措施。舆论监督的作用也是为了促进工作，经过大量走访、调查，实地查看整改效果，本人写了《针对问题 举一反三 城区各服务领域积极落实整改措施》，让读者完整了解整个新闻事件的发生和结果。

三、在法律的范围内开展舆论监督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新闻事业也进入到了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阶段，新闻媒体“喉舌”的作用更加凸显，新闻媒体开始将自己手中握有的监督利器挥向社会上各种不良现象，而这样的监督意识在社会上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此同时，随着监督功能的显现，各种监督乱象也开始增多，例如报道不实、偏离党性原则、以及社会上发生的“媒体审判”现象时有发生，所以新闻媒体想要有效、有力地开展舆论监督，自身活动也需要受到监督。

媒体从业人员开展舆论监督活动要在一定的政策允许范围内进行，要自觉地接受来自党、政府和人民的监督，更重要的是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活动，走依法宣传的道路，打好法律和纪律的底子。本着实事求是，在新闻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报道活动，切不可夸大其辞，任意妄为，为了引起社会上的“轰动效应”而忘乎所以。遵从道德和法律的约束，是每一个新闻从业者需要正视的现实，西方国家也不例外，“西方媒体道德与法规学的两个核心概念是自由和责任，”[4]其实归根到底，还是要求法律的约束。

所以说，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需要懂得相关的法律知识，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进行新闻活动，如此，正常的新闻舆论监督才能显示出更加饱满的正能量。

四、公正和客观地进行舆论监督

在舆论监督这个大的方向上，媒体从业人员能不能发挥应有的专业素质，直接关系到舆论的可信度以及真实度，每一个媒体从业人员都要认认真真地把握舆论监督的利剑，把注意力专注在公正以及客观的方向上，在这两个方面下功夫。

每一个新闻媒体从业人员都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而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都要求他们向社会能够提供客观、真实以及公正的报道，只有报道站在公正和客观的层面上，才能展开有序和高效的舆论监督工作。所以说，新闻从业人员在进行舆论监督时，首先要站在公正的角度进行报道，不能包藏私心，表面上打着为公旗号，心底却打自己的“小九九”。再次，一个合格的媒体从业人员，绝不可以感情用事，以“无冕之王”的身份进行监督时，很可能会落入到“媒体审判”的现实中，而这样的结果会使新闻从业人员失去了应有的素质和职业道德。因此，作为舆论监督工作的践行者，新闻工作者必须清楚自己扮演的角色，剔除个人的主观意愿，切实保障舆论监督步入客观公正的方向。

我国新闻事业正在经历一次大的变革和发展，文化体制转型发展过程中，对于新闻舆论监督的开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一个合格的新闻从业人员，一定要培养自身监督意识，时刻严格要求自己，把舆论监督工作做好，为“五位一体”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年鉴杂志社，1997.3.

[2]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G].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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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法公开与媒体监督的天然联系

（一）司法公开和媒体监督存在着共同的价值指向。

首先，媒体监督体现了公众参与和公权制约，是民主政治的要求，而司法公开、阳光审判也是程序民主的体现；其次，媒体监督和司法公开都是为了实现司法公正，都是寄希望于公开公正的正当程序来实现社会正义，从而降低司法不公的可能性。因此，为了实现司法民主与公正，法官的裁判过程和结果需要公开，要自觉接受媒体监督，尊重社会的一般正义观与公众舆论。

（二）司法公开和媒体监督建立于共同的实践基础。

一方面，正确的媒体报道促使在公开司法中实现司法公正。在司法实践中中，媒体的适当介入则可以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与司法内在的公正力量相结合，增加司法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为社会公众监督司法行为并间接参与司法过程提供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和矫正司法偏差，换言之，将司法偏差甚至犯错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程度。就个案而言，由于媒体的介入，司法机关处理案件会更加严谨。比如曾经轰动一时的“梁丽案”，该案最初被深圳市公安部门以盗窃罪立案，深圳市检察院也以该罪名批准逮捕，后来在媒体的关注下，改为自诉性质的侵占罪。

（三）司法公开与媒体监督有共生共益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如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一般情况下只有通过传媒才能更广泛地及于案件当事人之外的公众，媒体的报道有助于在司法公开中普及法律，从而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使公众相信正义可以由司法途径得以实现。通过弘扬法治精神，媒体对司法的监督也推动了中国的司法进程。在我国，司法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自上而下实现的，但离不开自下而上的推动，特别是在一些非常敏感的领域里面，通过媒体的介入，使得决策层感受到了社会公众的呼声，形成改革的强大动力。比如，2000年初，媒体广泛报道了佘祥林、杜培武等一系列错案，引发了整个社会对死刑复核制度的关注，最终促成了最高法院死刑复核权的上收；再如2003年，孙志刚案件则直接推动了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显而易见，媒体的推动对于司法制度的健康发展起了非常有益的助推作用。

二、司法公开与媒体监督的摩擦与冲突

在现实中，放眼司法实践，司法公开与媒体监督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紧张与摩擦因素。如有的媒体忽视法官在当事人之间不偏不倚的中立角色，明显倾向于一方当事人；有的报道对某一事件或某一司法人员的抨击失实，对司法机关正在办理的案件、对问题的评论过于偏颇，甚至冒下结论，干扰司法机关依法办案，影响司法公正。

追究这些问题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是媒体与法院各自独特的价值追求。一方面，新闻媒体之所以对法院司法活动予以高度关注和积极报道，正是为了让体现民意的大众媒体和公众舆论对代表国家公权力的司法进行监督和制约，努力促进司法改革和社会公正；然而，过量的新闻报道、有失偏颇的公众舆论，比较突出的“越位”关注，又对法院的工作造成了一定压力，使得法官们不得不对媒体干扰司法活动、影响审判公正的行为进行指责。例如曾经轰动一时的张金柱案件，张金柱在被判处死刑后曾感叹不是法院而是媒体对其作的判决，这着实充分体现了媒体的强大影响力量。在法治国家，程序正义是法官断案裁决的首要追求，一旦媒体监督脱离了法律和理性的轨道，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很可能破坏程序法的内在机制，导致在程序上过于仓促或延缓，这不仅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与证据认定的准确性，还极易使当事人对公正的判决结果产生不信任，产生对法律至上和司法权威的动摇。

同时，从深层追究，法院与媒体产生的冲突体现了民主法治社会中公平审判与言论自由的两种基本价值的冲突，或者说，隐藏着更为复杂的层面的两种公民基本权利之间价值冲突。众所周知，司法公开要在司法独立原则的维度内活动，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宪法性的基本原则，是民主和现代法治的基本标志和坚定标杆。而媒体监督本身所蕴含的公民宪法性权利——知情权、监督权同样有着层面的强力支持。因此，媒体监督及其承载的民意与社会舆论对司法的独立裁判在无形中形成一种对抗的力量，使得媒体监督和司法独立的冲突实质上变成了层面的博弈。

三、归宿——司法公开与媒体监督的平衡与契合

经济学中的“边际效应”理论（也称“边际效益”理论）认为，几乎所有决策的最适度条件都发生在边际费用等于边际效益的点上。司法公开度也是如此，“司法公开提高到一定程度后，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效益递减，当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就是司法公开的最佳程度，此时，司法公开达到了均衡状态”。在司法公开过程中，公众、当事人、法院侧重不同的外在期望和内在需求。公众与媒体存在着了解、知悉司法过程、不受限制的旁听、报道和评论的期望和需求；当事人存在着接受公开、公正的审判，避免自身利益在暗箱操作中受损，同时保护个人隐私受到尊重的期望和需求；法院则存在着适度公开保证审判活动正常运行，同时维护自身权威与公信的期望与要求。

按照博弈论的理论，司法公开度的确定是媒体（公众）、当事人、法院三方参与博弈互动的结果。在三方博弈中，每一参与方的不同利益要求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最优选择，而最佳的司法公开度就是能对三方的战略选择产生激励，使三方都能从博弈结论中受益，进而实现最大公益效果。

（一）从自律到他律，司法机关应以包容的态度对待媒体。

司法的独立秉性决定了司法机关固然有着内在的自律机制，但是司法的权力属性也决定了其离不开他律的制度设计，媒体监督下的司法公开正是这样一种他律的必要表现形式。因此，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对待媒体监督应当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

首先，鉴于案件事实分为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客观真实一般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件，而对于对这些事件的认识一般不是能够直接实现的，而是通过各种证据来间接地实现。由于案件中各种证据的情况错综复杂，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受时间、空间等诸多条件的限制，便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样，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新闻报道不可能与客观事实完全一致。法院不能因此而拒绝新闻媒体的介入，而是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予以公开澄清。其次，“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要在阳光下运行，必须要受到监督，而要保证监督的效果，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赋予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以充分的报道权。

（二）从他律到自律，媒体应控制在一定尺度内关注司法。

我们在看到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时，也不可忽略媒体关注司法应把握的尺度，否则，就会侵犯司法的独立性进而影响司法公正。因此既应坚持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同时又应维护司法活动的独立性。

自律是媒体与司法良性互动的前提，媒体应当媒体要加强自律，通过正确的途径和方式将法律规定乃至法的精神不断地传递给大众。同时，司法应正确引导媒体以使其发挥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积极作用。

（三）殊途同归：司法与媒体之间要在博弈中寻求平衡。

司法与媒体在现代法治社会交织在一起，司法的独立审判与媒体报道的监督作用很难作出孰轻孰重的简单判断，也难进行非此即彼的片面分割，两者只有在冲突、博弈与契合中，逐步推进现代司法民主和社会公正。因此，如何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司法活动有其特殊的运作规律，法院在裁判时如何参考和平衡各种媒体的声音，既体现着法院的司法权力也承载着法院的社会责任。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无疑为法院正确处理与媒体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指导，即法院应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积极地处理新闻媒体反映的情况，在司法与媒体沟通、互动时法院应当主动地、及时地、充分地为新闻媒体监督提供便利，借媒体监督之力实现司法活动本身质量和效率提高之效。

具体应当把握两个尺度：一是严格保持客观中立立场，只作客观如实的报道，不对案件的处理提前下结论或发表任何评论或意见，不得对司法机关的形象进行歪曲和丑化，尽量避免对司法人员的人格进行评价；二是维护裁判文书的尊严，在没有其他有效判决取代现有的生效判决之前，即使裁判确有不公，也应当通过法定途径予以解决，要尊重司法裁决的即判力和法律文书的严肃性。媒体只有在这种平衡、中性、中立的报道中才能体悟到了司法所秉持的法律正义和公平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陈卫东：媒体介入司法是柄双刃剑，《中国审判》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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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安全自媒体监督：现状、问题及其法律规制 详述食品安全监督体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探析 我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现状及问题探析 食品安全问题现状 食品安全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论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现状及刑法规制 食品安全法律立法现状及问题剖析 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的现状、问题及完善 食品安全问题的现状及对策 媒体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的监督作用 论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现状及其刑法治理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原因及刑法规制研究现状 食品安全问题之管理缺失及法律规制 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问题及完善 关于食品安全现状及其食品分析检测研究 我国食品安全现状及其食品分析检测新技术的应用 避税及其法律规制研究现状与启示 城市小学食堂食品安全监督的重点问题 食品安全监督中所见问题的探讨 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法律规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11]张美玲、罗忆，2011：《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传播特点和优势分析》，《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期。

[12]中国投资咨询网：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投放超净利一倍多，网址：http：//.cn/free/201205/shipin151440.shtml。

[13]中新网：蒙牛“陷害门”事件还原，网页：http：///cj/2010/1023/2607324.shtml。

[14]周甲禄，2006：《舆论监督权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15]Shayne，Bowman and Chris Willis，2003，We Media：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The Media Center.

Supervision of We Media over Food Safety：

Its Present Situation，Problems and Legal Regulations

Guo Lanying1，Shan Feiyue2 and Zhao Wenhuan3

（1.Political Science and Institute，Shanghai Finance University；

2.Law School，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3.Shanghai Branch，Ping An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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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广播电视媒体；舆论监督；舆论引导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16-0015-02

因媒体的传播途径不同，基层广播电视媒体在舆论监督上与上级媒体无法相提并论，新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也有着很大不同。基层广播电视媒体作为当地党与政府的“喉舌”， 与当地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对群众的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因此，基层广播电视媒体更应该发挥好舆论监督的引导作用。

1 基层广播电视媒体做好舆论监督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1.1 法律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基层广播电视媒体在舆论监督上畏首畏尾

有效的促进民主政治的良性发展，就必须要让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来对公共权力以及公共决策开展良好的监督和制约。基层广播电视媒体作为当地党与政府的“喉舌”，既要做好积极的正面宣传报道，传递正能量，同时也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进行适时、适量、适度的批判性报道，发挥监督和引导作用，这也同样是传递正能量。然而，我们面临的现实恰恰是，由于法律保障制度的缺失，再加上被监督的单位、部门以及个人，因为需要面临被“曝光”之后的各种道德上的压力和法律上的责任，因此他们对舆论监督都非常抵制。当前对于地方广播电视媒体的舆论监督还没有形成良好的保护措施，使得地方广播电视媒体的新闻从业人员在很多时候都对舆论监督畏首畏尾，就连一些必要的舆论监督也没有去做，在许多需要发挥作用的时候，往往失语，影响力明显下降。

1.2 批评主体与批评对象两者的接近性，使基层广播电视媒体舆论监督阻力加大

因为基层广播电视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再加上受到地域上的限制，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两者之间都是处于同一个地方，使得新闻舆论监督工作走不出熟人圈，因此面临着非常巨大的难度。一旦是遇到舆论监督，被批评者就会四处进行活动，通过各种关系说情，找上级领导进行施压，让舆论监督遇到多重障碍，难以有效开展，甚至把广播电视媒体孤立起来，让正常的采访活动都无法开展，严重的还会受到各种报复。

1.3 舆论监督运行机制不健全，阻碍了舆论监督的有效开展

地方广播电视媒体想要有效的开展舆论监督，就必须要当地的党政机关的全力配合，依赖性过于严重。如果在进行报道时，被监管者的上级部门没有重视报道内容，那么舆论监督几乎就发挥不出作用。相反因为舆论监督运行机制的不健全，还会导致地方政府对舆论监督进行干预，发挥不出有效的作用。面对这样的情况，在开展舆论监督的时候基本都只能关注一些不痛不痒的小事，而对于那些幕后的“老虎”却不能够进行有效的监督，也不可能真正的通过舆论监督来揭发出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机制的不健全可以说是地方广播电视媒体在开展舆论监督时的天然的弱点。

2 地方广播电视媒体做好舆论监督的措施

2.1 提供良好的法律保护手段，让地方广播电视媒体勇于监督

想要让地方广播电视媒体真正做好舆论监督，就需要有良好的法律手段来提供保障。需要中央或者是上级部门通过颁布相应的法规和政策来建立起包括市、区、县级广播电视在内的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相关法律政策体系。通过法律与政策让地方广播电视媒体能在形式舆论监督的时候有法律提供的权力，还可以让新闻媒体自身的舆论监督行为变得更加的规范。通过法律手段来对权力制衡体系进行完善，使得舆论监督机制得到改善，实现科学民主，加强对地方的舆论监督。为此，迫切的需要有相应的新闻法律、法规和政策出台。

2.2 做好舆论监督的积极引导作用，让地方地方政府认同起来

在新时期必须能够清晰的认识到，加强地方舆论监督必须解放思想，在做到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做好舆论监督的积极引导作用，真实的体现出党的意志，对基层人民大众的心声进行真实的反映，将两者进行有机的结合，对舆论监督进行改进完善。在开展舆论监督的时候，需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完善的法律体系的支持下，坚持自身的原则与党性原则，敢于向各种不利于党、不利于人民的势力发出挑战，坚决的报道各种不法问题。同时，需要积极做好舆论监督的引导作用，让舆论监督做成积极的监督和正面的引导，打击歪风邪气，传递积极的正能量。这并不是让地方广播电视媒体受到了限制，而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对新闻事业所提出的客观要求。当今这个时代在不断的变化，日新月异，我们在不断地对这个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气象、新典型以及新变化进行报道的时候，还不能忽略了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消极的、腐败的现象，要用于通过舆论监督的武器来对这些现象进行报道，但这一切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引导社会良性的发展，为社会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2.3 突破自身的局限，做好舆论监督的积极引导作用

舆论监督不仅仅需要有良好的法制体系来提供保障，还需要广播电视媒体自身要敢于监督、愿意监督、善于监督。一直以来，对于地方广播电视台的舆论监督工作都在强调，然而在实际的操作中却是相当的困难。舆论监督本身对于地方广播电视媒体的内部机制就是一种挑战。在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时，地方广播电视媒体面临的竞争空前剧增，生存空间被压缩，然而地方广播电视媒体与外部社会之间的联系却又变得更加的紧密与复杂。例如广告的经营，新闻节目的制作和播出都会和外部社会产生各种联系，地方广播电视媒体在监督政府以及一些权力部门的行为时就会存在有诸多的顾虑。还有的时候在举办活动、找赞助等方面也需要外部的合作，这在有的时候也会对地方广播电视媒体的舆论监督广度和力度带来影响。

地方广播电视媒体要想在舆论监督上发挥出作用，就需要建立好良好的内部机制，在产业化运作是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对有偿性新闻与节目的商业倾向进行坚决的杜绝。通过高质量的产品来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不能因为经济效益受制于人而不能够进行良好的舆论监督。要想真的做好新闻监督，地方广播电视媒体就必须要能够自给自足，不受制于人，这才能够针贬时弊，抨击不正之风。

2.4 尝试广播电视媒体垂直化管理，强化其舆论监督的独立

一个行业的专业化程度会直接影响到其对社会的影响。社会之所以需要舆论监督，从本质上来讲是为了促进政府权力机构的规范化，防止政府权力机构的渎职、越权。媒体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监督本身或多或少的会有着私利或者是行为上的越权，这是非职业化。这样可能会导致一定的混乱。

与中央、省市媒体相比，地方区、县广播电视媒体的专业化程度明显较弱，很容易受到其他权力部门的影响，因此必须要进行改革，实现垂直化的管理。也就是县级的媒体由地市级媒体，地市级媒体由省市级媒体管理，省市级媒体则由中央级媒体管理。这样能对地方广播电视媒体的专业化程度进行强化，并让它们摆脱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这样它们在进行舆论监督的时候将能够更加的专业化，更加不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进而可以更加的客观、公正。

3 结论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地方广播电视媒体在舆论监督上所发挥出的作用还不够强，究其原因就是缺少法律体系上的保护，与被监督者过于太近，容易受到各种权力机关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改善地方广播电视媒体的舆论监督现状是较为困难的。因此，在文中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探讨，为改善地方广播电视媒体的舆论监督现状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1]杨旭.网络媒体对广播电视媒体舆论冲击[J].中国传媒科技，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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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广播电视；新媒体；舆论监督

中图分类号：G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7-235-02

舆论监督是我国监督体系中一种独特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它是是新闻媒体拥有运用舆论的独特力量，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公共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的权利。它虽然不像司法监督那样具有强制力和约束力，但是在广大的公民当中是具有一种威慑力的监督。如今，随着网络、多媒体以及移动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呈现井喷式的发展态势，新媒体在舆论监督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充分利用新媒体来完善我们的舆论监督机制必将成为舆论监督的发展趋势。

一、新媒体与舆论监督

当下，新媒体在社会发展中的现实状况是，由于新媒体平台其自身“去中心化”的传播特性，这个平台减少了对自身言论的约束，使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上面发出自己的声音，其影响力相较传统媒体而言越来越广泛。

相对于广播电视，新媒体环境下有它独特的地方，首先它有全天候性。它是全天候的信息传播与实时信息平台，能在24小时内随时把信息传递到受众身边，这样增大了对公共事件的冲击力，比如，2012年11月20日，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的一段视频在网络曝光，随即遭到疯传。网民通过手机、微博、互联网等新媒体，随时获取信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网民利用新媒体进行舆论监督，消息，发泄情绪，使得该事件迅速发酵放大。此后，检查机关对雷政富立案调查，雷被免去职务。从雷政富视频曝光到其被处理，只有7 1小时。在这样的突发事件中，正是由于新媒体的全天候型，使其受众广性、影响力迅速发展，使得其成为社会舆论的集散地和放大器。

第二是加强了与受众的互动性。由于微信微博等交流手段的普及，网络媒体把部分话语权交给了受众，受众通过复制、粘贴、编辑、链接、等手段自由的自己的看法，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前一段时间在微信朋友圈刷屏的一条微信：“建议国家改变贩卖儿童的法律条款，拐卖儿童一律判死刑！买孩子的判无期！”帖子中了催人泪下的被拐卖儿童及其父母伤心欲绝的照片，然后将矛头指向立法：呼吁人贩子一律死刑，买方一律无期。这则帖子吸引了广大网友的积极参与，其中，记者仅在新浪微博搜索到上述主题的帖子就达98万多条。在网帖中，不少网友转发时还标注“是中国人就转”、“是妈妈就转”等，瞬间点燃大量网友的激愤情绪。大量网民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平台表态，支持一律死刑。第三，公民高度的参与性。新媒体的迅速发展，缩短了信息传播的时间，改变了信息传播的主体。网民通过新媒体，可以在任意时间、地点发表国计民生、城市管理之类的观点，这些意见建议被快速度地传达.在尽可能短时间内得到反馈。比如，在每年的两会期间，人民网在新浪微博开通“@人民网两会报道”官方微博，推出的“两会直播”、“两会之声”等话题，及时播报两会最新消息，让网民都能积极主动参与，提高了他们参政议政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这个特点人们称之为零距离传播，也就是说，通过新媒体拉近了媒体与受众之间情感和心理上的距离，感觉就像和人面对面交流一样亲切、自如。

同样，像众多事物一样，新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有其自身的优势，同时也存在起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首先是其舆论监督的无序，我们知道，网络本身具有的便捷性、匿名性、开放性，无序导致虚假信息泛滥、情绪性言论蔓延，使信息的准确性难以保证。其次是新媒体的情绪性言论比较激烈，往往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的状态；第三是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盈利机制往往对舆论监督带来伤害。一些客户端为了赢得点击率，往往将道听途说的消息编发出来，这样的信息往往会误导公众，混淆是非。

二、广播电视与新媒体融合开展舆论监督的必要性

广播电视是大众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它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具有极强的公信力与权威性，它作为视听合一的大众化传播媒介，宣传效果非常显著，具有一定的主流话语权。经过实践，我们发现，广播电视与新媒体结合起来，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我们也看到，新媒体舆论监督的“胜利”，往往是广播电视等在后面跟进报道的结果。也就是说，广播电视和新媒体形成合力，达到了舆论监督的最佳效果。比如，2014年秋天，某微信客户端报道豫南某市果农面临水果丰产却不丰收的境地，出现果农把水果喂猪、倾倒等现象。消息发出后，在网友中引起强烈反响，纷纷质疑当地政府不作为，责难声给当地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是，经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记者的实地采访，发现该消息为不实消息，消息经中国之声的，舆论很快得到平息，同时，报道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水果经销商到该地购买水果，该市的水果也很快销售一空。

三、广播电视与新媒体进行融合开展好舆论监督

广播电视在新媒体的竞争下，如果要想发挥好的舆论监督作用，就要有所创新，挣脱一切束缚，才有可能在媒体竞争正生存下来。

1.要充分发挥广播电视媒体的优势，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目前情况下，新媒体的异军突起，给广播电视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就需要广播电视转变自身观念，从根本上提高报道水平，发挥传统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的优势，提升舆论监督的效果，好比缺钙的人补钙一样，只有核心竞争力强了，才不怕任何挑战，发展好自身事业。

篇8

如果说2008年是中国慈善元年，来自民间与社会的慈善热情在随后的时间里持续升温，而媒体从那―年开始对慈善的报道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对于慈善的参与和报道，也不再局限于简单报道某个企业家、某位明星捐了多少钱；某个基金会在哪个贫困地区做了哪个援助项目，而是更主动介入，既报道单一事件，又通过质疑、监督、反思、建议，推动慈善事业制度的发展，媒体在慈善新闻中的角色已从单纯的报道者向组织者、推动者转变。

公益慈善行业与媒体行业气质相近，精神契合，其最显著的相似点是：都是为了公众利益，都需要很高的公信力，公益报道不是仅仅报道公益慈善事业的进展，媒体应该利用自身的特殊职能关注和守护大众利益。

当前公益慈善报道存在的误区

公益慈善报道方式单一。不少都市报、商业网站的公益慈善报道多以消息的形式出现，且报道主题相对单一。如“卖身救母”“为救亲人卖器官”等经常存在于报纸的社会新闻栏目、一些网站的公益频道，这些报道的重心多是宣扬当事人的种种不幸、悲惨遭遇，而不是关注造成这一悲剧的社会意义及社会救助、公益慈善事业在机制、制度等方面的漏洞，从而使报道仅具有个案意义。这类报道的泛滥，已引起受众审美疲劳，出现了公众自愿捐款的乏力。

公益慈善报道过于注重富人、名人、明星、企业等群体的行为，忽视普通民众的公益慈善之举。

公益慈善监督报道有失客观平衡，有“妖魔化”公益事业的倾向。公益监督报道是指媒体运用其舆论监督力量抨击公益慈善事业运行过程中不规范行为，这表现为媒体批评、监督各类民办或公办的慈善会、基金会善款运作不透明行为，公益项目暗箱操作，借助公益非法牟利的违法乱纪行为，及企业家、富人、名人借助慈善的“投机”行为。媒体监督公益慈善事业，有助于我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完善与成熟，然而一些媒体在报道时，片面追求轰动效应，没有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损害了慈善公益事业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公民自愿捐款的社会诚信文化，在民间慈善新组织新渠道还很薄弱，官办慈善组织信誉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不少救助渠道被迫中断，最初伤害的是公众慈善热情，最终伤害的则是弱势群体，是普通民众和还在蹒跚行走的中国公益慈善事业。

记者进行公益慈善报道的短板

出现以上这些误区，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专业素养不足。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多年来由政府主导，因而，慈善事业在向民间公益勃兴转化的过程中，一旦深入下去，面对公益活动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媒体常常无法做出专业判断，更不用说以先进的公益理念对读者予以引导了。

2010年，营德旺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西南五省旱区贫困农户捐款2亿元，要求基金会在半年内将善款按照每户2000元发到10万农户手中，要求管理费不超过3％，差错率不超过1％，这也开创了我国捐赠者对受捐公益慈善机构问责的先河。当时网络上出现了一些几乎是一边倒的声音，骂基金会收3％的管理费太黑了，不少中央级媒体也在其中，其实，早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也曾经因为从善款中提取管理费，而遭到铺天盖地的质疑，当时就有行政主管部门和专家学者解释过，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提取管理费的上限是10％，因为做公益需要成本，募集善款需要成本，把救灾物资运到灾区也需要成本，普通民众缺乏明确认知可以理解，媒体应该具备基本的公益慈善专业素养，理性发声，正确引导公众和大众舆论。

做公益报道缺少建设性心态和大局眼光。建设性的心态不是不批评，而是在批评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从“发现问题”到“发现问题的原因”再到“促进问题解决”。媒体对于推动慈善事业发展具有责任，那么应该怎样来履行这个职责呢?

首先应该把焦点对准公益慈善发展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政府部门和慈善机构的关系，值得媒体深入探讨。

其次，媒体不应该只对谁出钱感兴趣，更要关心公益慈善机构如何用钱。一个完整的公益慈善活动，本身就包含了“捐”和“助”两个部分。“捐”了不等于“助”了，“助”了不等于“善”了，公益慈善机构如何使用善款，往往对捐助者缺少最起码的交代。

努力形成“人人都做慈善”的氛围

2011年4月，许多媒体都关注了这样一条新闻：多年来有着“中国首善”之称的陈光标落选“中国慈善排行榜”，当时不少媒体作的解读都是，陈光标的“高调行善”“暴力慈善”不被大众认可了，这种现象其实反映了目前在一些媒体在慈善报道中，或多或少存在着误区：过分关注捐赠者的行为，不能容忍捐赠者一点点瑕疵。实际上，媒体在进行公益慈善报道中，应坚持并倡导宽容而不是苛责的慈善理念、倡导慈善主体平等、人人皆可慈善、引导公众关注慈善信息公开、着力打造透明慈善。

媒体视线并非都放在慈善精神的传播、慈善意识的培养上，不少慈善报道是对商家做秀的展示，更多集中在对少数企业家、明星等社会公众人物慈善行为的过分渲染和炒作上，呈示给公众的慈善事实通常是一个个由企业、社会团体或明星们为提高自己的美誉度而举办的“活动”，使人们认为慈善仅是那些“有钱人”干的事，和自己无关，在社会中造成人们对慈善价值的错误理解，从而导致慈善精神被扭曲，违背了慈善的人文精神。媒体慈善报道的主旨是凭借其强大的社会动员功能，通过慈善事实的报道，在全社会倡导一种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的弘扬不仅是企业家、明星的社会责任，更需要全社会所有人的参与。

2008年汶川地震后，一些媒体报道了万科集团捐款200万元及王石的“十元论”，甚至提出“作人不能太王石”，从而引发无数网民对万科及王石的围攻和谩骂。慈善的本质是“行善者”出于爱心基础上的主动、自愿奉献，他们的捐助行为原本不应该受到丝毫胁迫，否则就失去了慈善的意义，但在媒体强力介入、公开点名的道德绑架下，不仅扭曲了慈善自愿的本意，变成了在舆论压力之下，捐助者为维护自己形象和名誉的被动应对，同时在无形中也贬低了其捐助的慈善感召效应，在这种舆论氛围下，大多数公众只是抱着“看客”的心态看富人们到底会不会捐钱而已，把自己置身事外，真正的道义反而成了缺席者，媒体的这种不当行为不仅会损害富人对慈善的热情，就是一般人也会对慈善心生冷漠，这无异于挖掉了社会慈善的道德根基，有悖于慈善的人本理念。

选择捐还是不捐，捐多少，通过什么渠道捐，都是非常私密的个人选择，媒体不征求当事人的意见即公布姓名、捐款数额是对人的财产自由处分权、隐私权、名誉权的侵害，是对人文精神的误读。

篇9

在今年2月19日召开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

党媒姓党是价值底线，其最终体现还是落脚在为民服务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是大势所趋，都市报只有认清了“我是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才能弄清楚要往哪里去，才知道如何把路走好！

去年以来，河南商报摸索出一条新形势下传统媒体的 “改 造”路线，被列为“中国未来媒体形态MEDIA20计划”第一批媒体研究对象。在这场媒体融合攻坚战中，它是如何认清“我是谁”？并最终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移动传播新格局？

媒体姓党是价值底线

都市报更要认清“我是谁”

今年2月19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

因此，党媒姓党是价值底线，任何时候都不能摇摆！

随着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崛起，作为一名传统媒体的夜班总值班、稿件把关人，我深刻体会到，舆论宣传是国之大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社会稳定，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放任自流，听任那些蛊惑人心的言论随意散布，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切实树立和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阵地意识、把关意识，确保不出噪音、杂音。

党媒姓党是价值底线，关键要有为民担当。因为党媒姓党的最终体现还是落脚在为民服务上。

具体到操作上，就是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传递上级政策精神，解疑释惑、反映民情，既当好“传声筒”，又当好“剂”。

总体来说，在新媒体舆论环境下，我们党管主流媒体要以权威、客观、真实的新闻占领舆论场，并且要将舆论引导做得贴近读者。这样才能不断开创宣传思想工作的新局面，占领舆论新阵地和舆论制高点，鼓舞中国发展“正能量”，传递中国发展“好声音”。

新媒体融合是大势所趋

传统媒体一定要坚持出“精品”

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固步自封，相反，只有敞开胸怀，拥抱新技术，勇敢转型，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才能发挥好舆论的引导作用！有人说，传统媒体需要将自己的基因注入到新的媒介形态中，通过对新的媒体形态的开发留住自己的立场、理念和观点，留住自己的历史、技巧和人才，这才是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的转型发展之路。

一段时间以来，“纸媒消亡论”甚嚣尘上，兔死狐悲之声不绝于耳，另一面是“纸媒保卫战”高亢激昂，充斥着壮士断腕的慷慨悲壮。无论这些论调是基于理性判断还是源于情感因素，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媒体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大家都在巨变中寻找机会。

我认为，虽然纸媒的寒冬真切地发生在我们身边。但纸媒在舆论场中的影响力却并没有消减。翻看各大门户网站的新闻内容，绝大多数的报道依然来自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热门排行，大多数内容也是出自传统媒体，有的甚至仅仅是传统媒体的“搬运工”而已。

前段时间，一条“花季女子在酒店离奇身亡，酒店老板竟私自火化尸体”的新闻几乎让全国媒体沦陷！该事件发生在河南，事实情况却是：在河南郑州市，一位年仅22岁的年轻女子，在当地一家快捷酒店身亡。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刻赶到现场，并通过勘察、调查走访、调取监控以及找到死者遗书等手段，最终认定死者系上吊自杀。于是，警方通知了死者家属来殡仪馆查看死者遗体，并告知了死者的死因。当时，死者家属对孩子自杀的情况并无异议，死者的遗体则仍在殡仪馆，等待火化。

为什么一则普通的社会新闻会在传播过程中扭曲和失实，包括中央媒体、地方媒体几乎全部中招？一方面是传播渠道在内容生产、信息制造方面的匮乏，另一方面是新媒体传播过程中缺少把关意识！

近几年，盘河南商报新媒体“两微一端”平台，体会尤其深刻！传播技术越发达，对优质内容生产人才越亟需。目前，精品报道、精品内容处于“供不应求”的稀缺状态，反观在微信朋友圈、微博、APP上传播火爆的文章，无不是内容戳中人的痛点。而大部分时间，门户网站、微博、微信、APP等各个平台都在转发同一个单调的创意和内容，有时候连错别字都错得一模一样。传播繁荣景象的背后暗藏优质信息匮乏这一尴尬！

因此，在“互联网+”这个大背景下，传统媒体要学会用互联网思维改造其运作机制，在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上走出一条新路。尤其要强调的是，在融合过程中要坚持媒体的主阵地、主方向不变，充分发挥党的主流媒体优势，坚持做好内容，记者们要做“爬山虎式”的记者，努力采写接地气、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只有这样，才能让河南好故事、中国好声音传遍全国、传到世界。

打赢媒体融合攻坚战

形成移动传播新格局

在讲话中强调：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

能否让党的声音在互联网上更响亮、传得更远，是检验新闻舆论工作是否适应时代的重要方面。我们要坚持“互联网+”，而不是简单地“+互联网”；不是把传统媒体的内容直接搬到网上，而是把互联网作为平台，以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规律来谋划布局新闻舆论工作。

前不久，在中国第二届观媒峰会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宣布：河南商报、澎湃、东方网三家媒体被列为“中国未来媒体形态MEDIA20计划”第一批媒体研究对象。

全国都市报那么多，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河南商报？

这是因为，河南商报一直十分注重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从微博时代到微信、客户端时代，河南商报始终走在自我否定与救赎的改革前沿，河南商报的“掌中河南”客户端上线以来，短短一年时间下载量突破50万，日活跃量快速增长。微信、微博用户量超过350万……

尤其是自2015年7月份全新改版以来，河南商报提出了“改 造”计划，分众聚合，聚焦公务员、商人、女人，即“公商女”这三大高品质的用户群体，分别打造了“金水路观察”、“家有小宝”、“家有考生”、“郑州批发市场”等10余个垂直细分微信公众号，形成了以官方微信影响综合用户，以二级公号实施精准覆盖的公号矩阵，成为河南主流舆论阵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积极拥抱新媒体、运用新媒体，为河南商报历来所重视。更为重要的是，从纸张到平台，移动互联为我们分众聚合、细分用户、服务用户提供了天然的技术载体支撑。

篇10

媒体的公信度一直是人们较为关注的一个话题，树立一个客观公正、值得信赖的公众形象，是每一个媒体所执着追求的目标。随着网络媒体日益成为主流媒体的今天，网络媒体的公信度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网络已然成为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的重要平台，但大多数的网民也对网络中的信息持不信任或怀疑态度。作为公众自由言说、获取信息的公共平台，网络空间还存在公信度偏低的问题。公信度是网络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提高公信度对于网络媒体来说至关重要。

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和开放性，使广大网民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自由地发表言论，而与此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问题，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网络空间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虚假信息泛滥。荷兰的一位学者说，网络媒体正在从内容为王的时代，演变到谣言为王，甚至谎言为王的时代。由于网络信息发表的开放性和匿名性，使得人们发表信息更带有某种程度的随意性。网络编辑作为网络信息“把关人”，为了争抢时效往往缩减把关环节，在没有进行信息核实的情况下将其转载。在信源和把关人方面都存在着产生虚假信息的可能。

越来越多的媒体、大腕记者、大牌主笔被有钱人、投资者、有权人、广告商左右和操纵。一些媒体根据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通过组织研讨会、策划专家论坛，来制造新闻热点，操纵公众眼球。这也是虚假、夸张信息的主要来源。

闻风言事。在网络公共空间里，每个网民可以是信息的者，也可以是接收者。作为信息者，网络空间的匿名性或与现实身份不对应性，使得很多网民不负责任的娱乐、甚至捏造事实。而作为信息接受者，当网民获知一个事件之后，他们很容易在“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下产生一种意见的倾向性，闻风言事，甚至是没有根据的肆意发挥，扭曲事实，从而形成错误的舆论导向。如在一些网络事件中，网民对事件过程、事件牵涉人物的身份、背景进行没有根据的猜测，从而产生对其他公众的误导。

“速度和时效是准确、公正、完整和平衡的敌人。”互联网是匆忙制作和传播的信息。在网络上，一条新闻几秒钟就可传遍全世界。媒体都在争夺第一时间发稿和独家新闻。网络媒体在发稿前，几乎没有留给被其报道批评的人在出版前，有任何辩驳的时间。在这种时间压力下，无法完成信息的核实和平衡。

网络暴力。网络暴力的出现使网络空间贴上了“激进”和“暴力”的标签。受到网络暴力影响，政府在采纳网民意见时，某种程度上持谨慎态度，从而削弱了网络空间民意的作用力。如果网络中继续充斥网友不理性的、不负责任的言论和网络违法行为，网络媒体就很难在广大公众中赢得信任，也就无法在公众中树立良好的公信度。'

网络媒体想要赢得主流媒体的传媒影响力，首先要做的就是让公众信任自己，在公众中树立良好的传媒形象。那么如何才能提高网络空间的公信度？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种探索性的对策。

主流网络媒体加强把关，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互联网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公共空间，难免被某些人利用，通过发表负面言论，煽动网民情绪，影响社会稳定。所以应该加强主流网络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从而压缩和抑制失实、有害和破坏性的言论。尤其在突发性事件的报道中，网络媒体应该第一时间介入事件报道，以主流的声音、权威的言论及时帮助人们形成对舆论事件正确的认识。

加强信息公开，保障公民知情权。网络上之所以会出现虚假信息泛滥，网友的情绪性言论，而这些信息和言论往往又很容易引发其他网友的积极回应。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相关事件信息没有及时的为公众所知晓，网友和社会公众在知情权没有得到尊重的情况下很容易对事件做出猜测和臆断。面对网友的广泛质疑，政府部门迅速做出回应，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网友们不满情绪的扩展和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