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程序范文
时间：2023-04-06 06:56:2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听证程序，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概念界说
行政决策听证指行政主体作出决策前允许相对人对拟作出的行政决策提供证据发表意见进行论证的制度。行政决策听证有以下特性：广泛性，涉及公益的多元化，主体的代表性、形式多样、内容多元；积极能动性，当代政府要积极为相对人提供服务，满足其物质文化需求；科学性，行政决策听证将科学引入决策过程之中。听证赋予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内涵和形式，以什么途径作出决策，具有什么内容是符合科学和民主要求的决策。
二、制度分析
1.启动
①拟作出行政决策。法律对行政决策听证项目作了列举式与概括式相结合的规定。既限制听证范围，又赋予行政主体一定自由裁量权，体现了行政决策听证的积极能动性。
②书面申请。申请人通常为行政机关，有义务性，但也可是特定社会团体。社团参与听证制度应进一步发展完善。
③初审。初审是书面审，类似于预审制度，属于行政内部程序，申请人不参加。区别于行政处罚听证的“有求必听”，反映行政决策听证适用的有限性，保障决策的效率。
体现了行政决策的公益性和公权利行使的能动性。
2.听证人员
①组织者及主持人。相关主管部门负责组织，主持人是该部门有关负责人。职能内部分离，保障专业性又兼顾中立性。基于其公益服务性，未设回避制度。
②听证代表。具有广泛代表性和一定专业性，以保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代表有亲自听证的义务，类似于立法。
③专业社会中介机构。听证组织者认为需要可将说明材料提交有合法资格的专业社会中介机构评审，评审报告在听证中公开。体现了科学性客观性。
3.听证的举行
行政决策听证的举行与其他行政听证大体相同。现扼要分析其特殊设计。
①政策规定性。为避免公民对国家政策的隔膜和决策机关回避不利的政策法规，保证决策的政策一致性，要求组织者提供充足的政策信息，弥补相对方的听证能力上的弱势。
②辩论的弱化。行政决策听证是辨明式听证，不同于审判式听证。其目的不在于证明事实的正确性，而是寻求代表公共利益的最佳方案；重点在于整体关联的普遍性事实的调研，不可能也不需要就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一一考虑：核心不在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本身，而是充分利用社会上的专门知识和经验，对方案的公益性、必要性、可行性、预测性、一致性加以论证，达到理性决策。决策机关与相对人之间不是抗衡而是服务合作的关系。相对人对于政策性问题举证质证辩论能力明显弱于决策机关，过多强调辩论没有实际意义。
③听证笔录的效力。听证笔录对行政机关的决策有一定的约束力，行政机关不能以听证之外当事人不知道或没有论证的事实为根据。笔者认为可以在适当范围内引入“案卷排他性原则”。
4.法律责任
①程序责任。应听证而未听证或听证严重违反程序的由同级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宣布决策无效并追究责任。由于缺乏行政决策的司法审查，这里程序责任有重要的价值。
②证据责任。进行评审的社会中介机构提供虚假材料的要追究责任。
③听证代表的言论免责权。
三、理论与制度完善
听证程序有多重功效：①抑制恣意，有利于自由裁量权的理性化。②防止首长负责制下可能的专制，听证能以交涉反思协调塑造结果。③决策标准化，引入客观的测计标准。④决策科学化。听证程序将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引入决策。
1.理论更新
产生初期的听证程序被视为相对人抗衡行政权的法律机制，以对抗为指导思想。“无论如何对公共行政和私营行政进行比较，人们总是有一个印象：认为它们是相互对立的，各自属于一个独立的，性质截然不同的领域。实际上，公共行政的许多工作是通过为数众多的私人团体和个人的协作完成的。”听证应转变观念提倡服务合作的精神内涵。服务与合作是同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相对应的行为关系，这种关系中服务第一合作第二。行政机关的职责是为相对人提供服务，相对人给予配合和合作。只有贯彻这种理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听”而不“证”的问题。
2.制度完善
(1)社团参与听政制度。社会团体指具有某种共同利益和其他共同特征的人通过一定形式组合起来的互益组织。社团参与的理论基础是公共利益多元主义。行政决策听证要在程序上保障受影响的利益参加决策。社团有维护相关公益及成员利益的责任，参与听证为其承担责任提供途径。与个人相比社团行使听证权利承担义务的能力更强。社团主要参与与其职责相关涉及成员集体利益基本一致的行政事务的听证。①行政决策将侵犯该杜团成员利益或对与该团体职责有关的公共利益有侵害，可作为申请人直接要求听证；②作为听证代表受邀参加听证；③支持听证。物质和法律上帮助参加听证的个人，但不代为行使听证权。
(2)证据规则。现存行政决策听证证据规则只是原则性规定，行政机关亦不重视证据。行政决策也应部分借鉴“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吸收证据规则。①证据范围。基于信息完备性原则和行政机关的专业性，决策机关可接受任何证据包括不相关证据。②内部职能分离。调查取证人员不能主持听证决策，不能和执行听证和支持听证的人单方面接触。③举证责任。决策主体应向听证会提供证明其决策必要性可行性的证据材料，否则其决策将被调整。代表有权举反证，但非举证责任。④证据真实原则。真实证据才有证明力。申请人和评审的社会中介机构要对自己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其他听证代表不承担此责任。
篇2
关键词：行政听证；程序正义；霍布森选择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5-0028-02
一、行政听证中的“霍布森选择”
1.“霍布森选择”是一种假民主，是政治腐败的表现
“霍布森选择”源于一个典故，1631年英国剑桥商人霍布森从事马匹生意，他说他的马很多，买主可以随便挑，但是马圈就有一个小门，高大的马都出不去，能出去的都是瘦小的赖马。表面上，这看似是一个合理的买卖，是个大选择，但是实际上还是符合卖者利益的决策，实质是小选择、假选择、形式主义的选择。
在行政听证领域中，“霍布森选择”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行政听证作为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一种民主形式，在我国发展得还不够完善。究其产生的原因还得归结于不完善的听证程序，即“尽管有一种关于正确结果的独立标准，但是由于人类有限理性所决定，还是可能因为某些偶然的因素而使我们偏离正确的结果，我们无法设计出一种程序以确保正确结果会万无一失地实现”[1]。如果将这种不完善的行政听证比作“霍布森选择”，那么决策部门是卖者，公众是买者，听证中的各项议题或决策可以比作代售之马，而决策部门的自身利益便是那扇门，最终通过的方案则是买者并不满意的羸弱之马。虽然有外在的制度约束，但是政府公务人员的价值观、主观意识等都会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产生影响。如果利己主义、地方主义价值观居于上风，就会使决策偏离正确的方向，从而忽视社会的公共利益，易于将这种民主的方式作为他们谋利的工具，也就容易滋生政治的腐败行为。
2.“霍布森选择”在行政听证中的表现形式
第一，决策部门提前确定方案，使听证形式化。行政听证可以说是政府和公众共同参与公共事务，达到公共利益的有效手段。真正的参与应将公众置于紧贴议题的位置，而在实际听证过程中，公众对政府的决策或是议题，往往并没有深层的了解，结果是处于与议题较远的位置。有些听证甚至是在政府决策敲定的情况下进行的，公众不是在政策的制定或是酝酿阶段就介入其中，因而难以提出申辩或是建议。就像“霍布森选择”里的买者，在霍布森看似合理的宣传下，都去买他的马，而实际上选择没那么自由，只能受制于马厩的门。公众参加听证会仅仅是停留在“听”的程度上，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由决策部门指定参加听证会的主要人员，使听证会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听证会作为公众与政府交流的一个平台，与会的人员如公众代表、主持人、政府代表、专家等均属于听证会的成员。其中公众代表和公众的关系最为密切，公众处于中心且与议题直接相关，他们拥有平等的机会去影响政策过程和决策结果，但是这种作用的体现大多借助参会的公众代表。而在我国，听证会的主要人员往往由决策部门来指定，这就难免带有明显的部门化倾向，同时也缺少一种公正的程序来对这个过程予以监督，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说，有失公正。程序的公正要求由无偏见的人作为听证主持人，由寻求公众利益为目标的人作为公众代表，所以作为一种平衡社会各方利益的制度，听证主持人的中立和独立是关键所在，听证代表的科学选择也是重中之重。
第三，根据听证结果，对原方案只作局部的、有限的调整。听证的目的往往是做出符合民意，合乎公共利益的决策，但是目前，听证给人的印象仿佛就是一种形象工程。大张旗鼓地召开听证会，听证的过程不管是否存在激辩与质论，不管听证结果是否有用。多数还是按照决策部门原定的计划进行，即便有改动，也只是做些有限的调整，没有质的变化。实际上，公众只是在参与而没有参与的实际效果。按照决策自治来看，决策的结果不是产生于程序之前或程序的协商过程中，而是由程序协商的结果最后决定。
二、行政听证中存在“霍布森选择”的根源
1.部门利益的驱动
从利益谈起，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和个人方法论认为，人在行为上是自利的，都有满足自己需求的行为动机，集体行为也是个体行为的集合，一切社会现象都应从个体的角度去寻找动因。在布坎南看来，“集体行动被看成是个人在选择通过集体而不是经由个人来实现目的时的个人活动，政治被视为不过是一系列过程。”[2]在研究公共选择问题时，不管产生总体结果的过程与结构多复杂，个人都是最终的决策者、选择者与行动者。就像行政听证过程中的“霍布森”现象，行政人员对听证会了解，但是却不够重视，忽视公众的地位，而且对公众的建议敷衍了事，最终还是维护本部门的利益。行政人员和公众的对话权不平等，甚至认为有控制公众的特权。就像霍布森一样，借着合理的幌子，来打自己的小算盘，谋求自己的利益。
2.寻租心理的驱使
寻租理论的实质就是在追求其既得利益，主体行为者（政府部门、行政人员、利益集团等）凭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借助这种垄断、限制手段来谋取其中的利益，同时借助政府的庇护，而是这种谋求利益的行为看似合情合理。在行政听证的过程中也会因政府寻租行为的出现，而使听证丧失了本应有的意义与结果。其一，政府主动寻租，即政府或是行政人员借助于权力优势，在传达或是表述政策时，谋求自身的利益。其二，政府被动寻租，即利益集团借助于特殊的经济优势或是影响，对政府施加压力，使政府制定的政策符合他们的利益追求，政府俨然已经成为了利益集团的工具。其三，政府的无意识寻租，即政府行政人员介于知识水平，职业素养的差异，在制定政策或是表达政策时，会意外地出现使某些利益集团或是他人获益的效果[3]。鉴于寻租理论的这些特点，也是行政听证过程中，出现霍布森选择的根源之一。
3.精英意识的影响
精英理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的“哲人政治”思想。精英理论认为，社会的统治者是社会的少数，他们在智力、性格、能力、财产等方面超过大多数被统治者，对社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和作用[4]。那么，在政治生活领域起主导作用的政府部门人员或是领导就可以相应地称之为政治精英。他们借助于地位赋予的权力，再加上自身的政治素养，在政治领域的活动，也就相应的占有主导地位。虽然不能将政治与社会的互动看成是统治精英对非统治精英的单方面统治，但是在这个互动环节中，非统治精英即公众社会，明显处于劣势。政府部门人员将自己视为政治精英，加之身处社会的高度认可，相对于公众而言，有优越感，往往倾向于有代替公众行使决策权的心理优势。政府相关部门组织行政听证会议，符合民主的发展趋势，但是在听证过程中，公众的主体地位明显处于劣势。
三、程序正义：遏制“霍布森选择”的有效途径
1.由“零和”到“共赢”：听证目标的纠偏
在行政听证中，政府和公民作为互动的双方，应该寻求的是双方利益的共融，即社会的公共利益，不应以损害一方的利益而使对方获益。作为听证制度的主体性参与者，应该将目标定位于双方的获益，实现共赢，而不是单方的利益专享。
程序的运用，目的就是在相对公平、民主的状态下，实现公共利益。经过合理的程序，既保证政府决策的有效制定又符合公众的利益诉求，达到共赢的状态，用程序保证公正。行政机关或是行政人员就应该注重听证目标的纠偏，带着一种维护、寻求整体利益的意识，而不是只注重本部门或是个人私利，而对公众社会的整体利益造成损失。即使有这种获益的想法或是行为，获得的也只是一种短期的利益，不能得到长期的收益。
2.为程序立法：保证听证程序的公开性、公正性
为程序立法就是要实现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有法可依，符合既定要求，在合法化的基础上，实现正义性。我国的听证制度自实施以来，制度上对其的规定只是散见于具体的行政部门法或地方规范中，并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和相应的实施细则，而且这些规范大多是分散的，缺乏统一性和整体性。那么在程序上来说，随意性与自主性就相对要大，这严重影响着行政听证的实施。
行政听证作为一项重要的行政制度，是体现公民权利和维护公民利益的途径，而程序则是其保障。所以，行政听证也应从法制上对程序来完善，实现程序的正义，保证听证公正的有效。就像我国学者季卫东所说，“在一定条件下，把价值问题转化成程序问题来处理也是打破政治僵局的一个明智选择。”[5]通过程序上的设置来维护公民权利，实现公共利益。但是面对行政听证程序存在的诸多问题，只有通过加强法制建设来加以克服，有了统一的法律规范，听证过程各环节才会受到制约，才能受到有效监督，使听证在程序上保持公正、公平，使公众利益得到维护。
3.突出行政听证程序的自治性
程序自治，即意味着决策的结果不是产生于程序之前或程序的协商过程中，而是由程序协商的结果最后决定[1]。只有经过法定程序的公共决策，通过公民之间理性协商取得共识，才可以做出决策。任何经过程序的决策，都具有法律的强制性。这就涉及到了正式听证制度，正式听证可以说是有一个对其执行程序、代表选举、信息反馈等做出统一规定的纲领性文件。只有正式听证才能保证政策方案选择的规范性、公共性，我国的行政听证虽多以正式听证居多，但是有时候往往是冠以正式之名，而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存在着不足之处。因而，推行和强化正式的听证制度是有必要的。
第一，正视公民代表的地位。公民作为听证会参与的主体及其特殊群体，政府或决策部门在举行听证会议时，应对公民代表的地位与权利给予充分的认可和肯定。以实现公共利益作为宗旨，对其提出的意见与建议也给予充分的重视。听证会是双方的质证和辩论，而不是将公民的参与流于形式，做做样子。
第二，建立回应机制。听证会结束后，应根据质证和辩论的记录做出决定。对于公民代表的各项意见，能否采纳，都应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不只是，在听证会上说说和听听而已。当前我国往往重视的是听证的形式，忽视结果。
第三，加强监督审查。听证会的目的是使政府的决策更符合民意，满足广大人民的利益。听证会召开了，政策制定了，对于该过程和取得的效果都应有相关的部门进行监督，客观公正地保证当事人的利益。
参考文献：
[1]李建华.公共政策程序正义及其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2009,(1).
[2]文建东.公共选择选学派[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18
[3]邓小红.寻租理论下的政府行为[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0,(6).
篇3
关键词：执行 听证程序 执行和解
一、执行听证、执行和解的概念及意义
执行听证是指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因执行相关当事人向执行机构提出涉及自己某些实体权利的请求时，由法院执行机构的裁决合议庭召集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案外异议人及与执行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其他人到庭，听取他们的陈述，审查其提出的异议或申请并依法作出裁决的一种公开审查方式。听证中的执行和解就是人民法院在案件执行过程中由当事人或案外人、证人等人参加，由执行法官主持公开审查其异议或申请时双方当事人或当事人同案外人，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对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进行自主协商达成合意的行为，从而导致执行程序的结束。根据执行规定第86条的规定和解协议的内容一般包括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通过执行听证实现案件和解终结实质是以和解协议的内容取代原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
在执行听证中达成和解协议意义在于：
一是有利于增加案件执行的透明度，有效防止执行人员暗箱操作，杜绝人情案、关系案的出现，避免了当事人或案外人对执行法官的猜疑，既防止了执行法官的执法不公、不作为、消极执行，又限制了当事人的不规范举动，真正体现了新时期执行工作“阳光执行”的特点。
二是有利于化解矛盾，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通过执行听证达成和解协议，既确保被执行人在法院的监督下履行和解协议内容，避免了因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而使被执行人难以承受压力的弊端，又维护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三是有利于调动双方当事人或案外人主动参与执行的积极性，并增强对法院执行工作性质特点的理解。通过召集大家听证，执行法官能够向他们释明民事执行案件过程、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及拒不执行的法律后果。
四是有利于避免人情案。案件在听证过程中申请人举证，法官的调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暴露在大庭之下，使说情者无言以对，有的说情者以保证人的身份参与和解，增加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保障。
五是有利于减轻当事人时间、精力、财力方面的负担，节约法院执行成本。通过听证及时和解提高案件执结效率，又能及时维护案外人的利益。
二、听证程序中执行和解的约束力
根据民事诉讼第211条及其适用意见第226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恢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这一条是针对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而言的，是有章可循的。但是事实上，有部分案件在听证过程中由案外人参与执行和解，此和解协议的约束力应如何认定，按照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之间、当事人同案外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只要在内容上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道德，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因此和解协议一旦达成就应产生拘束力。听证过程达成和解协议一般有案外人参与，此和解协议的效力仅存在于履行完毕之后，即以协议内容的完全适当履行，当事人是否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笔者认为，只要和解协议是真实合法的，就应当承认其合同效力。当然需要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而且这种约束不仅体现在履行完毕后消灭原有的权利义务，在履行过程中，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内容，可依协议要求对方承担责任。就当事人来说，如果案外人履行协议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应选择依现行法律规定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或依协议起诉另方当事人，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并承担违约责任。若案外人不履行协议内容，则视为放弃原权利的主张。人民法院应及时将案件恢复到听证前的执行状态。如果权利人要求诉讼案外人，人民法院应予立案。
此外，为了强化听证中和解协议的效力，法律应把这种具有代替原法律文书效力的协议规定为当事人可以选择约定的特殊的和解协议。这种特殊协议的前提是当事人约定以协议内容取代原来的执行内容，并经法院审查确认，从而具有执行力，原生效法律文书终结执行，这样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得以真正强化。
三、当事人（案外人）的权利救济
篇4
“听证”一般是指在国家机关作出决定之前，给有利害关系人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听证的内涵是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外延则涉及立法、执法和司法的三大领域。行政处罚中的“听证”。则是指在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由行政机关指派专人主持听取案件调查人员和当事人就案件事实、处罚理由以及适用依据进行陈述、质证和辩论的法定程序。
听证制度得以建立的法哲学基础源于英国的“自然公正原理”。这一公理提出两项要求，其中一项为“任何人在承受于己不利的决定时都有权利做出申辩”，这被现代学者认为是作为行政公正程序体系中核心制度的“听证制度”产生的价值基础。从历史上看，当事人得就“指控”或者“不利决定”进行答辩或防御的概念，至少在1732年就已经出现于英国。The Court of King’s Bench以剑桥大学未予被告答辩之机会为由，撤销该校注销Dr.Benfley学位的决定，谓：“即使上帝在对亚当判刑之前，也曾召唤亚当给予辩解的机会!”由此可知，听证权乃本于“两边兼听”(both side shall be heard，Audi alterampaflem)的理念。我国的《行政处罚法》第42条、43条与《行政许可法》第46条到第48条都有关于行政法领域中听证程序的相关规定，《治安处罚法》第98条“公安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以及处2000元以上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要求听证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依法举行听证。”明确规定了关于治安案件的处罚过程中听证程序的适用规定。
在学理上。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将听证程序分为不同的类别。常见的有：依据内容的广狭不同而区分为广义的听证程序和狭义的听证程序；依据是否由法律直接规定必须举行而分为法定听证程序和任意听证程序。两种类型的划分各有其不同意义，从对前者的比较中能够明晰地洞见听证程序的权利结构，而后者的划分则一方面有助于揭示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则反映出听证制度在价值上的意义。
二、广义听证程序与狭义听证程序
广义的听证程序源自于对广义听证权的认识。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H.Friendly对美国宪法上正当程序保障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并得出十项要素，被认为是广义听证权的具体内容：“(1)公正的法庭；(2)告知拟采取的行动及理由；(3)反驳拟议行动之机会；(4)声明证据之权，包括传讯证人之权；(5)获悉不利证据之权；(6)诘问对造证人之权：(7)完全依据作成决定；(8)选任辩护人之权；(9)法庭应就提出之证据作成笔录；(10)法庭应以书面载明事实认定及裁决理由”。而所谓狭义的听证权即指获得“申辩”的机会。
我国台湾的学者又将听证程序区分为正式程序的“听证”和非正式程序的“陈述意见之机会”两种。作为正式程序的听证必然是一种“言词辩论”，并以公开为原则。当事人在听证阶段可以委任人、陈述意见、提出证据。经主持人同意后，还可以询问行政机关的代表、鉴定人、其他当事人及其人、互相盘问证人等。正式的听证程序基本上在模仿司法程序，它强调程序的“要示性”以及“听证记录对于行政决策的拘束性”。而作为非正式程序的“陈述意见之机会”原则上系由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以“陈述书”提出事实上及法律上之见解：但我国台湾学者认为在法律解释上。行政机关如认为有必要时，亦得给予言词陈述意见的机会。
此外，无论程序正式与否，为了能够在申辩当中有针对性的陈述事实、提交证据，程序的参加人还应该享有“阅卷权”，或叫“卷宗阅览请求权(台湾)”、“文书阅览权(日本)”。我国台湾的学者认为对于参加听证程序的两者都应该赋予此权，并将其作为“听证权”的一部分。但是日本法对阅卷权的理解和台湾学者有所不同，有日本学者认为“因不利处分侵害自己的权利的参加人，享有文书阅览权。因该处分受到利益的参加人，没有文书阅览权。这是因为，程序法上，文书阅览是在对于不利处分行使防御权的限度内得以承认的”。我国的法律规范没有明文规定听证程序中当事人所能享有的权利种类，但是笔者认为根据立法目的来看，为了达到昕证参与人之间的信息对称。各当事人都应当具有“阅卷权”，而不应当以受行政行为效果影响的不同来划分赋权与否。
三、法定听证程序与任意听证程序
所谓法定听证指的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在符合一定要件的情况下必须由行政机关举行的听证程序。而任意听证则是指由欲作决定的行政机关视实际情况而自主定夺究竟是否要举行听证程序的情况。听证程序设立的本意在于，当行政机关要对涉及公民权利有重大影响的问题作出决定时要求行政机关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听取其决定所涉及的各方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在充分考虑这些意见的基础上作出最后的决定。这种对行政权力恣意性的限制是通过对行政机关科以履行一定的法定程序的义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如果赋予行政机关可以随意决定该法定程序的履行与否，那么欲实现对行政权限制的目的就无异于疯人梦呓。因此，法定听证程序才是听证程序制度的实现常态，任意听证是作为其补充形式出现的。法定听证的范围实际就是行政法上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明确这一范围是把握听证程序制度的基础。
在法定的听证程序之外，面对具体的实际情况，行政机关在作出较为重大的行政决定之前，也可以自主决定举行听证会提升拟作出的行政决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事实上，在法律中明确行政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并且以任意听证程序的形式加以补充，体现了行政法上公正价值与效率价值之间的博弈。在我国对听证程序的立法中一直存有一种担心。就是基于听证程序的准司法性和其要式性，设立会大大提升行政成本，影响我国的行政效率。事实上这种担心是没有依据的，任何行政行为的作出首先会在相对人的心理上形成影响。公正合理的行政行为加强政府的威信，而独断恣意的行政行为不但腐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而且形成公民的对抗心理。政府公信力的丧失才真正导致行政效率的“负值化”。1982年，美国联邦社会保障署作出5000万个行政决定，其中进入听证程序的案件只有26万件，仅占行政决定整数的0.52％。由此可以看出绝大部分行政决定并不需要进入听证程序，结合上面说的片面追求效率的行政行为所带来的恶果，可以说听证程序非但不是整个行政系统的负累，反而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
综上所述。行政听证程序具有阶段性、有限性、权利性和准司法性的特性。所谓阶段性，是指听证只是处
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不是处罚的全部过程，尽管听证主持人有权提出案件的处理建议，但不能代替行政处罚决定。所谓有限性。是指听证程序适用上的有限性，即听证程序并不必然适用于所有的行政行为作出之前。而且就算是一些法律规定了符合组织听证的行政行为。如果在行政人员充分告知了相对人具有申请听证的权利的前提下，其能够信服行政行为并在规定的申请时限内不主动申请举行听证，行政机关一样不能举行。所谓权利性，是指听证程序举行与否更多的是相对人的一项权利，就如上文所说，没有相对人提出的听证要求，听证程序往往不能启动。所谓准司法性，是指听证程序因为其程序设置的要式性和其他特点而具有的类似司法程序的特征。听证程序的准司法性得到大陆和台湾学者的承认，但是一些日本学者却持反对意见。“鉴于行政厅并不像行政委员会那样得以保障行使职权的独立性，听证主持人是行政厅所指定的职员，并没有设置关于听证的特别职位，没有正式的证据调查程序等，这种听证程序不能作为准司法程序乃至行政审判来定位”。
四、现行《行政处罚法》听证程序规定的缺陷
听证有广狭义之分，广义的听证是指行政机关在立法或制作行政决定的过程中征求有关利害关系人和专家、公众意见的活动：狭义的听证则仅指听证会，即行政机关为了合理、有效地制作和实施行政决定。公开举行由各种利害关系人参加的听证会以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活动，其目的在于通过正当程序将行政决定建立在合法、适当的基础上。避免行政决定给行政管理相对一方带来不公正的影响。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之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上述规定的听证程序是狭义的听证程序即听证会程序，其含义应该是指行政机关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公正合理地实施行政处罚。在制作行政处罚决定的过程中通过公开举行由有关各方利害关系人参加的听证会广泛听取意见的活动的方式、方法和制度。有些地方在制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时，将“等”字去掉。应该说这违反了立法的原意。适用听证程序的处罚种类难以完全列举，立法的原意是将所有严厉的行政处罚纳入听证范围，“一些地方条件如果具备，适当扩大听证的适用范围，比如将没收较大数额的非法所得或非法财物的行政处罚纳入听证范围，是可以的，是符合行政处罚法精神的”。笔者认为，设置听证的目的是在行政机关作出对于相对人影响较大、较为严重的行政处罚时，以一种类似司法程序的方式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使得相对人有较多的程序性权利。并在此基础上维护公共利益，而给相对人合法权利带来重大影响的行政处罚并不限于《行政处罚法》第42条所规定的三类，因此，对此处的“等”应作扩张解释，并且，除了法定的听证之外，行政机关认为尽管法律没有规定而在实际中采取听证较为合适的，也可以决定适用听政程序。
篇5
第二条 本省各级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可实施行政处罚的组织，依照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受行政机关委托实施行政处罚的事业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机关），均应执行本规定。
第三条 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该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前款中较大数额罚款是指对公民处以1000元以上的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10000元以上的罚款。国家有关部门对较大数额罚款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 听证遵循公开、公正的原则。
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组织听证的机关应当在听证的3日前向社会公告。
第五条 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1名本单位法制机构工作人员或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根据案件需要，还可以指定或邀请1至2名非本案调查人员担任听证员或书记员，协助主持人工作。
第六条 听证参加人包括当事人、第三人、人、案件的调查人员、证人、鉴定人员以及翻译人员。
当事人是指被告知将受到行政处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第三人是指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第七条 行政机关决定举行听证，应当及时确定听证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并在听证的7日前将有关事项书面通知当事人。
第八条 听证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纪律；
（二）宣布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三）听证主持人介绍主持人、听证员、书记员，询问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询问、核对听证参加人身份，宣布听证开始；
（四）案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和行政处罚建议；
（五）当事人进行陈述、申辩和质证；
（六）听证主持人就案件有关问题进行询问、调查；
（七）听取当事人的最后陈述；
（八）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结束。
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案件调查人员、当事人、第三人和证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
第九条 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作出决定。
第十条 行政机关举行听证，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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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听证制度 学生管理 程序正义
[中图分类号]G4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2)02－0094－03
听证权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听证权的产生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权利文化共同发展滋养的结果。对于高校而言，听证权作为相对人参与高校行政管理行为的程序性权利，具有限制高校行政权、保障师生权益的功能。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首次适用“听证会制度”，开启了国内高校管理领域运用听证制度的先河，但与国外高校相比，仍处于起步阶段，诸多问题亟待深入研究。
一、听证制度的历史溯源及其基本意蕴
听证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在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前，由行政主体告知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行政相对人随之向行政主体表达意见，提供证据，以及行政主体听取意见，接纳其证据的程序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制度”。作为法律术语，听证一词最早源于英国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该原则是英国皇家法院对下级法院和行政机关行使监督权时，要求它们公正行使权力的原则。英国1215年颁布的《自由大》中有关公民的“法律保护权”的观念和制度，其基本精神就是以程序公正保证结果公正。正当法律程序的听证，原来只适用于司法审判，意为在案件审判的过程中必须经过听证，这种听证制度被称为“司法听证”。后来，美国在英国的普通法原则和《自由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成了“正当法律程序”。
听证制度的基本意蕴是听取当事人的意见，维护程序正义。听证制度体现了古老的“自然正义原则”：一是任何人不得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是当事人有陈述和被倾听的权利。第二层意思在案例上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剑桥大学本特利(Bentley)上诉案。本特利是剑桥大学的一名学生，被学校剥夺了学位，他在上诉中提出自己在被剥夺学位之前，剑桥大学从未给予他陈述意见的机会。这一主张得到了法官的支持，法官认为哪怕在伊甸同里亚当偷吃了禁果，上帝在惩罚亚当之前仍然将其叫到面前陈述意见。本特利上诉案确立了一个重要的程序法原则――必须给予利益被决定者陈述意见的机会，否则任何裁决其利益的决定均应无效。如有学者所述：“官府在处罚他人之时，正当的告知，适当的倾听必不可少。”
听证制度是个“舶来品”，我国运用听证制度的历史并不长。1996年，我国通过了《行政处罚法》，标志着我国首次在立法上确立听证制度。1997年通过的《价格法》和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分别对价格决策和地方立法听证作了详细规定。发展至今，我国已经在价格决策、行政处罚、国家赔偿、地方立法等许多领域广泛采用了听证制度。听证制度已经成为我国行政程序法的一项基本制度。
二、我国高校传统学生管理模式下听证程序缺失的现状
听证制度虽然在我国行政管理领域适用较广，但在高校管理中的运用仍属刚刚起步。由于受传统高等教育思想的影响，学生一直被认为是管理的客体，如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参与学校管理，在学生管理中倾听学生意见仍亟待改进。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高校开始逐渐吸收学生代表参与学校管理，但总体而言还存在很多问题，听证程序规定缺失，即便有相关规定，在实践中依然没有贯彻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高校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程序不规范
虽然有部分高校允许学生参与到自身管理制度的决策中来，但是程序不规范且无具体制度保障，多是临时性地通过座谈会、校园网、校务公开栏、校长信箱、校长接待日等渠道来征集学生的意见建议。实际上，学生关注度不够，参与程度不高，很难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
(二)高校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范围不明确
在部分高校的管理制度中，并没有明确界定学生对于什么样的管理行为可以参与决策。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内容不多、层次较低、方式简单。学生参与管理的内容大多集中在与学生个体日常生活相关的衣食住行、娱乐、择业创业等方面，在学校的教学管理、学科发展、目标规划、定位选择、改革发展等方面往往缺乏学生参与。
(三)高校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效果欠佳
由于缺乏较为明确的制度保障，即使学生参与到高校管理和决策的过程中，也很容易出现意见分散、观点表达不够集中的弊端；讨论和争论虽有，但是缺少令校方和学生均感到满意的结论，特别是涉及到高校管理的重要内容、实质性问题时，仍然缺乏有组织、有秩序、实质性的决策参与过程。
总之，高校学生参与学校管理在国内已经起步，但是由于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制度保障，学生参与质量不高，效果欠佳，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然而，听证制度恰恰能填补高校管理在这方面存在的空白，在高校全面建立和完善学生管理听证制度，不仅能起到优化决策过程、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等作用，亦能实现充分保障学生权利、提高学校民主管理程度之目的。
三、我国高校建立学生管理听证制度的主要依据
在高校学生管理领域建立听证这一程序法律制度，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依据，而且具有充分的现实合理性。
(一)由高校管理权的性质所决定
我国的《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校具有“按照学校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高校根据授权可以行使招生就业、学籍管理、学位授予、奖励处分等多项管理权。高校的管理权来源于行政授权，教育事务管理具有公共性质，因此高校的管理权是一种公权力。高校作为教育机构公法人，虽然有别于一般的行政主体，但其行使的管理权仍是国家教育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适用严格的行政程序法则，如没有限制，这种权力亦将被滥用，滋生腐败。权力的行使需要监督，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鉴于我国目前教育领域的法律、法规在权利救济程序规定方面缺乏的现状，在高校学生管理权的行使中引入听证制度势在必行。”
(二)是高校学生权利的保障所需
虽然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并未直接规定听证制度，但在多处规定中，均体现了学生在接受处分前具有陈述意见、表达异议的权利。如其中第5条规定：“学生在校期间依法享有对学校给予的处分或者处理有异议，向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职员工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的权利。”第56条则明确规定：“学校在对学生作出处分之前，应当听取学生或者人的陈述和申辩。”第64条强调：“对犯错误的学生处分要适当，处理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申诉和保留不同意见。”南此可知，《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所规定的这些学生权利，为高校在学生管理领域进一步确立听证制度提供了法
律上的依据。
(三)高校和谐校园建设所要求
听证制度蕴含着正当程序原则公开公正的法律精神，其制度设计要求充分保障相对人的陈述、申辩、指证等基本权利。在学生违纪处分中引入听证制度，学校可以深入了解案情，根据校纪校规作出妥当的处理。同时，被处分的学生因为在处分前获得了充分表达个人意见的机会，能感受到学校在处理过程中对其人格的尊重，有助于真正从内心认识错误，在接受处罚的同时接受教育。另外，学生在听证过程中充分表达自身权益也是一种民主法治观念的培养和锻炼。总之，高校在学生管理领域运用听证制度可以避免因处理不当而导致的矛盾冲突，化解纠纷，消除对立，促进和谐校园建设。
四、完善我国高校学生管理听证制度的实践建议
2003年，中山大学举行了全国首次学生食堂价格听证会。2006年，浙江大学将听证制度引入校园，明确规定给予学生开除处分前学生可申请听证。2009年，浙江工商大学建立了国内高校第一个听证大厅。可以看到，国内部分高校已经开始了将听证制度引入学生管理领域的实践探索。笔者认为，建立与完善我国高校学生管理听证制度，应努力做到以下五个方面。
(一)听证制度的指导思想应确立
听证制度的基本意蕴是要听取当事人的意见，维护程序正义。随着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模式的改革，学生已经不再是单一的管理对象和客体，“服务学生成长成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已经成为高校学生事务管理者的重要使命。因此，在高校学生管理听证制度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均应体现学生权利本位的指导思想，确保学生权益。
(二)听证制度的地位应法定
听证制度不应是高校学生管理行为中的一种临时性措施，听证制度的实施对于优化高校学生管理决策水平、增强决策科学性是十分必要的。也就是说，高校学生管理者不能随心所欲地使用或者不使用听证程序，听证程序必须制度化和长期化，听证制度应当在高校学生管理中具有相对同定的地位。高校学生管理者首先要充分认识到听证制度在学生管理中的重要意义，将听证制度纳入学校规范化管理的必要内容之中，确立和提升听证制度的地位。
(三)听证事项的范围应明确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纷繁复杂，涉及到方方面面，但并不是所有事务都有必要使用听证制度，听证制度适用的事项和范围需要事先在相关规定中加以明确。
1 高校内部规范性文件的制定。高校制定的内部规范性文件体现了大学管理的自治性，但有些高校内部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过程中“越位”现象严重，特别是关于学生权利和义务的内容，经常对学生权利作限制性规定，而对学生义务作扩充性规定。因此，高校在制定与学生有关的内部规范性文件时，运用听证程序是十分必要的。建立听证制度实质上是对学生主体的尊重，充分听取学生群体的意见，体现了大学学生管理决策的民主化和人性化。
2 高校学生管理的奖惩行为。高校学生管理中的奖惩行为是日常管理的一部分，在高校学生管理中很常见，奖与惩都有适用听证制度的必要。奖励性管理如奖学金评定、优秀学生评定、留学选拔等等，主要是指事关学生重要利益的奖励行为；惩罚性管理行为诸如对学生作弊、打架斗殴等违纪行为的处罚等。笔者认为，我们应修改现有的高校仅仅对惩罚管理行为倾听学生意见，适用听证程序，而忽视事关学生重大利益的奖励行为的有关规定。为避免学生重大利益奖励行为的不公，也应尝试适用听证程序，而对于原先的惩罚性学生管理行为适用听证程序的规定，应扩大其适用范围，不仅限于学生留校察看、开除学籍等重大处分，为避免处理不当，记过、警告等处分一样有陈述意见、适用听证程序的必要。
3 高校涉及学生发展的重大举措。随着我国近几年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不断改进设施，例如新校区建设、设备更新、图书馆扩建等，这些举措都与在校学生学习生活息息相关。高校在作出这些重要决策前，有必要倾听学生意见・保障学生对学校发展的知情权和建议权。高校管理者也可以通过听证程序，了解学生意见，集思广益，择优选择。有的高校在决策时无视学生意见，在学生宿舍搬迁或改建时遇到部分学生抵制，发生纠纷，如果能提前运用听证程序，则可以获得学生的理解，化解不必要的矛盾。
(四)听证参与人的选定应科学
听证会实际上是各种利益主体就共同关心的主题表达意见的过程。能否广泛听取和收集意见是确保最终决策是否科学的重要因素。由此可知，听证参与人的选择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不能有效征集听证参与人的意见，那听证会的效果就要打折。听证参与人的选定对于听证制度作用的发挥关系很大，高校管理者在选择听证参与人方面应当慎重思考，在选定听证参与人时不能避重就轻，选择利益无关人，要尽可能地选择与听证事项有关的学生群体。在听证会前还有必要提前向听证参与人发放资料，培训听证制度知识，说明听证会规则，这样听证人不仅能充分发表意见，还能发表出高水平的意见，有利于全面提高听证制度的实效。
(五)听证过程的环节应完备
高校学生管理领域的听证制度包括准备、举行和结论等三个阶段的内容，这三个阶段各有侧重，相互关联。
1 听证准备。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确立听证主题、选定听证参与人、准备听证材料、通知听证时间地点等。听证一般应选择公开进行，以保证听证程序的公正透明。但是，如听证事项涉及到学生个人隐私，从维护学生权益出发，应选择不公开的方式进行听证。对于不能有效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学生，在听证准备阶段，听证组织方还应事先告知其可委托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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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标准如何确定是实务中遇到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在非法言词证据排除领域，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中，“合理”如何
确定、多元利益如何衡量与分配是该制度亟待进一步深化解决的问题，否则，证据排除庭审程序只能形同虚设。或许，今后
在立法中确认一种独立的听证程序能更好的达到排除非法证据的目的。即在法院审判中设立一个独立的证据听证程序，配套
以合理的举证责任分配、明确的证明标准可以减轻庭审的负担，节约诉讼资源，更好的保障人权。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庭审程序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3）-02-0033-02
随着《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继出台，2012年我国新修《刑事诉讼法》以基本法的形式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进行了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确立对程序正义的体现是毋庸置疑的，对落实刑事诉讼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的司法理念也起着关键作用。然而，非法证据排除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大的模糊空间，主要原因是现有的立法不能满足实践需要，技术性和操作性不强，不能真正体现程序立法的规范作用。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新刑诉法中确立的意义
如果证据是刑事诉讼活动的核心和关键，那么在审判阶段，非法证据的审查和运用情况则扼住了刑事证据制度的咽喉。新的《刑事诉讼法》增加的5个条文对非法证据排除做出了程序性规定，虽然主要是针对在庭审中发现非法证据进行的技术性操作规定，但该规定表明，在程序上技术上排除非法证据已经从理论进入了立法者的视野，从两高的司法解释走进刑诉法法典，得到新的的认可和重视，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立法理念的一大进步。
首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新刑诉法中的确立，体现了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的立法理念。十七大以来，我国司法追求的目标一直是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的指导思想。而非法证据排除庭审制度的构建是通过对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人的程序权利的预设来保障和实现实体上的权利。
其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更好的体现了新时期下刑事诉讼结构的内在平衡属性。受英美对抗式诉讼模式影响，刑事审判模式中作为裁判中立者的法院，在证据调查方面越来越倾向于听证和裁判，不会过多的介入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质证活动，如此一来，控辩双方的平衡就成为了立法和司法的焦点，控方在侦查阶段的基于国家权的优势地位收集的证据在审判程序中就应得到相应的制约。
再次，非法证据排除使我国的新《刑事诉讼法》更加符合世界刑诉法的发展潮流。在美国，一百多年的发展使得非法证据排除理论和实践相互促进、日臻完善，而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作为舶来品仅十余年历史，相关制度尚不健全，更谈不上自身特殊性，因此，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最后，此次新增的条文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刑诉法中的敲门砖，拓宽了我国刑诉法的研究与实践范围。此次修改，有关证据制度的修改条文有9条，有关非法证据的规则占50%以上，代表了未来刑诉法证据制度修改的方向，对西方国家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挖掘和我国国情下该制度的研讨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热点。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法庭审理中的亮点与困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由实体构成性规则和程序实施性规则共同构成的规则体系。新刑诉法非法证据排除设定了实体和程序规则，体现在法庭审理中的主要是（一）明确对非法证据的法庭调查程序，新刑诉法第五十六条对法庭调查的启动包括职权启动和诉权启动、而第五十七条则规定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二）对非法言词证据、物证、书证的排除规则，新刑诉法将非法证据分为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两种，并对二者采取了强制排除、自由裁量排除和可补正排除三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虽然新刑诉法配以两高的司法解释将庭审程序的启动、法院对诉讼申请的受理、非法证据的范围、排除后果、是否可以补正等系列问题进行了规定，但还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原有的理论在新刑诉中没有得到进一步探究使一些问题逐渐在实务操作中更显突出。如“非法言词证据”中的“非法”如何界定，证据的自由裁量排除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如何把握度与平衡等，其中最关键的，也是本文想重点讨论的是：（一）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中控辩双方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和证明标准问题；（二）独立听证程序如何设置。
（一）举证责任分配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运行中的核心问题，争议不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舶来品，对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达国家的研究可以使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建设少走弯路。在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比较完善的美国，主要有三种举证责任方式：（1）法院推定证据合法，当辩方提出质疑，控方才承担证明证据合法的责任；（2）受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辩方对非法证据排除负举证责任，但存在例外；（3）签发搜索票取得的证据无需举证。美国对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规定给予当事人充分对抗的权利，使对抗式诉讼模式发挥到了极致，但也加重了辩方的举证责任；在英国，公诉方应当承担被告人庭外供述的自愿性问题证明责任；而对于被告人供述以外的其他证据，包括被告人在内的申请方承担证明责任。在强制性排除的场合，控方律师负有证明侦查行为合法性的责任，否则，法官就可以将该项供述予以排除。对于这一点，控方律师需要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最高标准。但在适用自由裁量排除的场合，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被告人只有证明某一非法证据一旦被法官采纳，将导致诉讼的公正性受到不利的影响，法官才会做出排除非法证据的裁决。否则，法官将确认证据的可采性。我们不难看出，英国对强制性排除和自由裁量排除采取了不同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
而在我国，值得一提的是，新刑诉法赋予了所有当事人和诉讼人以申请非法证据排除之权利，提高了诉讼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是民主之举，但申请方应提供相关线索或材料加以证明之规定则显得模糊不清。理论界有人认为被告方只要提出了排除非法供述的申请，法院即应责令公诉方承担证明侦查人员预审讯问行为合法性的责任，也就是“否定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发生”的责任。而且，这种证明还需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最高程度。也有学者认为，此时应按照“谁主张、谁举证”是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理 ，亦即，谁提出证据为非法取得的主张，谁就应当对此承当证明责任，通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辩护人取证能力配套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保障其完成举证。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笔者认为，应在刑诉法中明晰排除申请方的举证责任，“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理在该制度中应予以限制。首先推定证据是合法有效的，在人民法院依职权认为或者当事人及其人、辩护人申请排出时才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在依申请对证据的合法性审查时，申请方与控方应在能引发或者消灭合理怀疑的范围内进行辩论与质证。新刑诉法确立控方担当举证责任的规定是更适宜和合理的选择。
（二）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标准中的“排除合理怀疑”
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证明标准是指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等待证事项的证明所要到达的要求，简单的说，即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提出证据进行证明自己的主张到达何种程度才能使裁判官确认其待证事项或主张成立。新刑诉法在将原刑诉法的第四十六条修改成第五十三条的基础上，明确了“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应是：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这三个条件分别对刑事证据的量、质和证明标准做出了规定，在新刑诉法中确立起来的刑事诉讼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即“排除合理怀疑”。然而，在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中，只有原则性的规定使其操作性饱受诟病，难以适应我国现有刑事诉讼模式的发展需要。主要表现在：
1. “排除合理怀疑”难以定义。目前，在英美法系国家，能否对排除合理怀疑进行定义尚存在分歧。否定者认为，合理怀疑是陪审团心中的经验和价值判断，和法官无关，应是陪审团集体协商解决的概念。肯定者认为，排除合理怀疑是可以被定义的，但是各执一词。如：1850 年，美国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首法官肖在韦伯斯特案中对合理怀疑的性质及其含义进行了分析，他将排除合理怀疑解释为一种道德上的确信，依据证据所形成的案件真实必须达到合理的、道德上的确信。英国法官丹宁勋爵则认为，在刑事案件中，排除合理怀疑并不需要达到确信，但必须达到很高的可能性。在1954年的霍兰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将合理怀疑定义为使一个人难以决定的怀疑而非能够做出决定的怀疑。更有甚者，英国著名证据法学家摩菲从比率的角度对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进行了研究。还有的对排除合理怀疑的定义持中立的态度，而无论是肯定说、否定说、还是中立说，排除合理怀疑有认定证据、还原案件事实的功能，对刑事案件当事人，特别是被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相容性有待论证。“证据确实、充分”一直以来是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如今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和标准，应是对证据确实、充分的细化，增强其可操作性。如何界定“合理”尚存在争议，需要进一步的立法来解决。我国刑事审判模式是以法官为主导、控辩双方相衡对抗的控辩式审判方式，法官既是事实的裁决者，又是法律的判断者。法官在对案件进行裁判时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担负着繁重的庭审工作，来回于事实和法律之间，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标准规定为排除合理怀疑不仅没有减轻法官庭审的负担，还容易造成法官的先入为主的主观印象，而法官个人素养又参差不齐，很难赞同“排除合理怀疑”的抽象阐述能解决我国刑事司法面临的问题，在解决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标准上更显杯水车薪。
有鉴于上述观点，在庭审中，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中的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内涵的深入挖掘与解释成为当务之急。一方面，明确“合理怀疑”的内涵为一个普通的理性人凭借日常生活经验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明智而审慎地产生的怀疑，在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标准中，对控方举证所取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时，合理怀疑应将“坚定的相信”与“现实的可能性”纳入释义范畴，控方在举证其所取证据合法时，必须排除这种“现实可能性”，否则将承担不利的举证责任，特别是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取得的合法性证明时，或者达到排除“现实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或者有辩护律师在询问现场证明程序为合法例外是控方免于举证合法性的例外情形。另一方面，法官道德上的内心确信是“合理”怀疑的基础。“合理”要求法官在具体案件中把握好度，毕竟“合理怀疑”不是专业判断，而是经验累积，我国没有陪审团制度，只能尽快推进专业法官建设。排除合理怀疑还要完善程序正义标准，反映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就是合理设置审前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三、非法证据独立听证程序
新刑诉法规定，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明确了非法证据审查在庭审中的地位，即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只要可能存在非法形式收集证据时，就应当进行法庭调查。但是，将对非法证据的调查及裁决都安排在庭审中，必然会导致对证据的调查核实任务的加重从而不断延期审理，降低诉讼效率，审判人员亦会对案件的事实认定产生先入为主的错误认识。为此，或许通过专门设立一个独立的听证程序，用来调查非法证据问题更可以凸显刑事诉讼所追求的公正价值，同时节省诉讼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如在英国和加拿大，有围绕着侦查行为合法性展开的司法审查程序 “预先审核程序”。在美国，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所进行的有司法审查 “证据禁止之听证程序”。
独立的听证程序，也即在现行法庭审理之外，另行设置关于针对非法证据的处理机制。它既可以启动于庭审之前，也可以启动于庭审之中，它要求设置专门的听证委员，组成听证委员会负责判断非法证据是否成立，以及决定是否应当予以排除。我们应认识到听证的审查对象是所有于诉讼中被提起存在非法性嫌疑的证据资料。将关于非法证据的判断权，从庭审法官的职权中剥离出来，交由更具有代表性的听证委员会来进行判断，使其产生更符合理性意义的结论，将有益于我国刑事诉讼的公正目标实现。笔者以为，听证委员经由审判机关聘请社会知名人士或法学专家，以及一定比例的民众代表组成。通过国家立法使其听证委员通过多数决产生的结论在该项非法证据调查过程中，获得一种可以制衡法官内心独断确信的效力，这种效力是在丰富的经验与理性判断上基础上产生的。
独立的听证程序应是诉权启动或职权启动的模式。证据的合法性在侦查、阶段由检察机关审查，在之后，提请听证就是当事人及其人、辩护人的权利和法院在发现有审查证据的合法性必要时的责任和义务，将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交由听证委员会来判断，这是一种和法律无关的事实判断，但是该事实判断通过法律的认可，一经做出即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这种拘束力表现为：一是程序上，听证申请人不得在同一程序中对该争议的证据材料再次提出听证申请；二是实体上，经听证程序做出的听证结论是法院对证据材料合法性做出裁决的依据。如此，既可以减轻法院在处理刑事案件中来自案件本身和当事人等多方面的压力，缓解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矛盾，维护法院中立地位，又体现了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和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慎重。总之，独立的非法证据听证程序在完善我国庭审程序之时，丰富了其内涵，拓宽了其外延，期待理论上的探讨能在实践中确立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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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镇家庭；寿险需求；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1-0069-04
引言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自1982年恢复国内寿险业务，通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国寿险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增长较快、吸引力较强的行业。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以寿险密度 ① 和寿险深度两个指标为衡量标准为例，到2010年12月，中国的寿险保费收入达到9 679.5亿元，② 寿险密度和寿险深度分别为722.5元和2.41%。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虽较2006年有所下降，但仍有明显差距而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远。
寿险业作为一个社会的稳定器，为了使其发挥最大作用，不断扩大寿险密度和深度，研究寿险需求就显得十分必要。只有了解影响消费者的保险需求的因素，才能有针对的开发出合适的产品，为居民提供合适的保险服务。
（二）文献综述
国内对于寿险需求的研究多从社会经济、人口结构等宏观层面出发。邓宬泓（2008）[1]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构建了老龄化趋势下的人寿保险需求模型，以人均寿险保费作为被解释变量，老年抚养比、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作为解释变量对人寿保险需求变动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社会的老年抚养比水平、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与人们对人寿保险需求正相关。刘翰林（2010）[3]认为影响人身保险需求的因素有：文化、社会和政治因素、人口因素、保险替代因素、经济因素和保费费率。文中指出由于受传统文化影响，国人选择保险大多属于被动防御，人口老龄化趋势也使得养老保险需求增加。经济发展，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加正向影响保险需求。高永标（2007）[4]认为，影响保险需求的宏观因素主要有经济因素、社会和文化因素两个方面。文章选取北京人身保费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经济发展水平、利率和通货膨胀、文化教育水平、人口家庭结构、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以及社会保障水平等因素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胡密飞（2005）[5] 在微观层面的保险需求理论基础之上，着重研究收入对保险需求的影响。而对美国、日本、中国这三个国家的保险需求的分析和比较，则是着重于宏观的层面。魏华林和杨霞（2007）[6]从家庭金融资产这一微观视角，探讨家庭金融资产与保险消费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其研究方法也仅仅是做了定性分析，认为随着家庭金融资产总量的不断增加，安全资产等家庭金融资产，在整个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重会不断下降，而保险和退休金等家庭金融资产，在整个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重则逐步上升。
通过上述文献不难发现，对影响中国寿险需求因素的实证研究，多从宏观层面进行分析。微观层面的研究则多偏重于描述性分析，实证研究几乎没有。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采用CHIP数据，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对影响城镇居民寿险需求的因素进行分析，探求各因素对城镇居民寿险需求影响的方向和程度。
一、模型和数据
（一）解释变量的选取
经济学上对需求的定义是指：一种商品在一定时期各种可能的价格水平下，消费者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该商品的数量。一种商品的需求，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如该商品的价格，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相关产品的价格，消费者的偏好等等。人寿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金融产品，其需求也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1）储蓄。储蓄作为一种安全资产，对于保险需求的影响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储蓄本身是用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支出的，是风险自留的一种表现。一个家庭的储蓄额很大，那么其应对风险的能力自然较强，进而对寿险的需求相对减少。另一方面，储蓄资产高的家庭相对来说更具有购买力，它可以更容易使潜在寿险需求变为有效需求，从而对寿险需求产生正向影响。（2）收入。由于寿险不是劣等品或吉芬商品，因此，寿险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零，即对于寿险的需求应该与消费者收入呈现正向变动，随着消费者收入的增加，其对于寿险的需求也应该增大。（3）年龄。年龄对于寿险需求有正负两个方向的影响。其一，消费者年龄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对寿险的接受程度。一般情况下，年龄在30~50岁之间的人，对寿险接受程度应该高于其他年龄段，而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对于寿险的认可程度不高。其二，年龄段不同的人对于保险的需求程度不同。对于年龄越大的人，由于养老问题的临近，他们对寿险需求比较强烈。因此，年龄对于保险需求的影响要看两者的合力。（4）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对保险需求的影响也是双向的。一方面，人们随着其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保险意识也会提高，进而影响他对寿险的需求及购买决策。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本身抵抗风险的能力也相应增强。而随着现代金融行业的发展，投资渠道的多样化，可替代产品繁多，且其收益率可能远高于保险产品，这也会使得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更倾向于选择其他的金融产品而非寿险，从而对寿险需求产生负向的影响。同时，如果家庭户主及其配偶都为高等教育者，其中一人丧失劳动力或死亡对另一方的生计影响从经济角度看不会太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保险需求产生负效应。因此，受教育程度对城镇居民的寿险需求的影响方向，要看这两方面的影响程度。（5）地区。首先，一般情况下东部地区的居民经济实力要比中部和西部地区强，居民收入水平比中、西部地区高。这使得其对寿险的消费能力较其他两个地区更强。其次，东部地区保险公司较为集中，展业范围广泛，寿险种类繁多，使人们各种保险需求都能找到相应的产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人们的潜在需求向有效需求转化。最后，东部地区居民寿险意识较强，这也会使得人们的寿险需求增加。因此，预期东部地区城镇居民的寿险需求会大于中西部地区。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从家庭视角研究人寿保险的有效需求，采用家庭寿险保费支出①为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的解释变量是：家庭储蓄②、家庭年收入③、年龄、受教育程度④、和东、中西部地区差异（东部取1，中西部取0）⑤。受教育程度设两个虚拟变量，教育1（户主及其配偶都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取1，其他取0）和教育2（户主或配偶只有一人为大专以上时取1，其他取0）。其目的在于研究户主及其配偶只有一方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与户主及其配偶都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对寿险需求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
（二）数据来源
本文以CHIP数据作为研究对象，该数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于2003年2月发起的调查，主要针对2002年全国范围内城镇居民的收入情况，共获得6 835个城镇家庭样本户，以及20 632个个人样本户的抽样调查数据。涵盖了北京、山西、辽宁、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云南和甘肃等12个省、市。本研究在删除了家庭信息不完整的样本后，有效样本包含了分布在以上12个省的1 111个家庭在2002年的有关信息。
（三）模型建立
被解释变量“家庭寿险保费支出（pre）”分别与解释变量“家庭储蓄（dep）”、“户主及其配偶平均年龄（age）”、“家庭收入（inc）”做散点图，通过散点图可以发现，“家庭寿险保费支出”与 “家庭储蓄”、“户主及其配偶平均年龄”、“家庭收入”不是线性关系，散点集中分布在“家庭寿险保费支出”所在的纵轴底端，因此应考虑对“家庭寿险保费支出（pre）”取对数的模型。考虑三种模型：
模型一：对数——线性模型
log（pre）=γ1+γ2Dep+γ3Inc+γ4Age+γ5Edu1+γ6Edu2+γ7area+ε
模型二：双对数模型
log（pre）=β1+β2log（Dep）+β3log（Inc）+β4Age+β5Edu1+
β6Edu2+β7area+ε
模型三：含交互项的对数模型
log（pre）=λ1+λ2Dep+λ3Inc+λ4Inc2+λ5Inc*Age+λ6Inc*Area+λ7Inc*Dep+λ8Inc*Edu1+λ9Inc*Edu2+λ10Area+λ11Area*Age+
λ12Area*Dep+λ13Dep2+λ14Dep*Edu1+λ15Dep*Edu2+λ16Age+
λ17Edu1+λ18Edu2+ε
根据前文分析，地区和收入对寿险保费支出呈正相关，因此预期模型一中的γ7、γ3和模型二中的β7、β3为正值；由于对 “家庭寿险保费支出”取对数后其与 “家庭收入”和“家庭存款”的散点图呈现开口向下的趋势，因此预期模型三中的λ4、λ16为负值，λ2和λ3为正值。
二、分析和结果
用Eviews软件估计三个模型的回归方程，回归结果（见表2）。
将模型二与模型一比较，模型二的R2和R2都大于模型一，不存在明显的异方差，且大多解释变量统计显著，因此模型二优于模型一。
与模型二相比，模型三虽然调整R2为0.154，但有多个变量不显著，且大部分交互项不显著。我们通过怀特检验发现模型中并没有明显的异方差现象。那么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是由于模型本身选取的不好。通过模型二和三的回归结果中F的比较我们也可以看出，模型二的F=32.68远大于模型三的12.93。所以从整体来看我们认为模型二拟合更好，各变量更能有效解释储蓄保费支出。并且由对解释和被解释变量取对数后的散点图可以看出，双对数模型比模型一和三的拟合效果都要好。因此选取模型二作为回归模型。
模型二的回归方程如下：
[log（pre）] =-3.460+0.1203log（Dep）+0.8188log（Inc）+0.0032Age+
（1.0118） （0.0462） *** （0.1111） *** （0.0049）
0.2810 Edu1+0.2166Edu2+0.2797area
（0.1247） ** （0.1141） * （0.1116） **
n=11109 R2=0.1510 R2=0.1463 SR=2 605.409 F=31.0064
地区、家庭储蓄的对数、教育1和家庭收入的对数系数的p值都远小于0.05，意味着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地区、家庭储蓄的对数、教育、家庭收入的对数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都是非常显著的。教育2系数的p值接近0.05，说明教育2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也比较显著。年龄的系数p值为0.5104，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非常不显著。
在对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中，F检验的统计量为31.0064，p值约等于零，说明我们建立的多元回归方程高度显著。调整后的为R2为0.1463，这对于截面数据而言已经可以代表了很好的拟合了。
地区和家庭收入对数的系数为正值，与第二部分的预期相同。年龄的系数为0.0032，说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年龄每增加1岁，家庭寿险保费支出将平均增加0.032个百分比，但由于年龄的系数p值很大，年龄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即可以认为年龄对家庭寿险保费支出没有影响。“家庭储蓄的对数”的系数的含义为：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家庭储蓄每增加1%，寿险保费支出将平均增加0.1203%。“家庭收入的对数”的系数的含义为：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家庭收入每增加1%，寿险保费支出将平均增加0.8188%，说明家庭收入对寿险保费支出的影响非常大（由于家庭收入的基数很大，家庭收入即使只变动1%，在绝对值上也有很大变化，因此会寿险保费支出有很大影响）。地区、教育1和教育2都是虚拟变量，其系数的含义与其他解释变量有所不同。由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时，与位于中西部地区的家庭相比，位于东部地区的家庭寿险保费支出平均高出27.97%，说明地区对寿险保费支出的影响很大。教育方面，当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时，双方有一方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家庭的寿险保费支出平均高于户主及配偶都是大专以下文化程的家庭21.66%；而双方都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家庭的寿险保费支出平均高于户主及配偶都是大专以下文化程的家庭28.10%。这充分说明了教育对于寿险需求的影响比较大，受教育程度越高，寿险需求越大。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模型二回归方程的各解释变量都显著，对所有解释变量的系数进行联合检验，F值较大，R2和调整R2较高，因此模型二是较好的拟合模型。但由于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采用的是截面数据，可能会有遗留变量偏差。如家庭人口结构可能会影响城镇家庭寿险保费支出，子女多的家庭可能对寿险的需求较少，即若以子女数作为解释变量，其系数可能为负值，而子女数与年龄可能存在正相关（由于过去不实行计划生育，一般年龄大的人子女比较多），会造成对年龄系数估计的负偏差，即过小地估计了年龄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家庭寿险保费支出很（下转99页）（上接71页）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人们从事的职业，高危险的职业人群对寿险（主要指死亡险）需求大，即若加入高危险职业这一解释变量，其系数可能为正值，而教育与高危险职业可能呈负相关（从事高危职业的人群大多教育水平比较低），从而造成对教育系数估计的负偏差，过小地估计了教育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且如果已知家庭人口数我们用平均收入来解释寿险保费支出会更有说服力。因此，不足之处有待我们日后进一步研究加以完善。
结论及建议
以上实证分析表明：地区和家庭收入的对数的系数为正值，与之前预期相同。家庭收入和储蓄家庭越多，寿险需求越大，尤其是家庭收入对寿险需求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提高城镇家庭收入和储蓄更能促进城镇家庭对寿险的需求；年龄对寿险需求的影响不显著，与预期有一定偏差，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随着经济的发展，保险意识的增强，不同年龄段的城镇居民对寿险的认可程度都比较高，使年龄对寿险需求的影响减小，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遗留变量偏差造成的；东部地区城镇家庭的寿险需求大于中西部地区城镇家庭的寿险需求，这主要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保险公司分布集中，且东部地区城镇居民的保险意识更强，所以缩小东部及中西部地区的差距能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寿险需求；户主及其配偶只有一方受过高等教育和双方都受过高等教育的城镇家庭对寿险的需求都高于双方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且双方都受过高等教育对寿险需求的促进作用大于只有一方受过高等教育，这说明提高居民的教育水平，可以促进城镇家庭对寿险的需求。
由于缺乏微观数据，本文只采用2002年的数据，进行了截面数据分析。以后的研究者可以尝试进行面板数据分析，以克服截面数据的遗留变量偏差问题，得到更为准确的回归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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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翰林.影响中国人身保险需求的因素及其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0,(30):77-79.
[4] 高永标.中国保险需求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7.
[5] 胡密飞.美国、日本、中国保险需求的比较研究——收入与险种结构视角[D].武汉:武汉大学,2005.
[6] 魏华林,杨霞.家庭金融资产与保险消费需求相关问题研究[J].金融研究,2007,(10):70-81.
[7] 王磊.北京市人身保险产品市场需求的理论及实证分析[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6.
[8] 叶浩然.中国保险市场需求的实证分析[D].厦门:厦门大学,2007.
篇9
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建设厅《关于开展城镇房屋产权验证、换发全国统一房屋权属证书、整顿房屋所有权发证秩序的工作方案》，现批转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关于开展城镇房屋产权验证、换发全国统一房屋权属证书、整顿房屋所有权发证秩序的工作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以下简称《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结合自治区实际，决定从1998年1月1日起，全面开展城镇房屋产权验证、换发全国统一房屋权属证书、整顿房屋所有权发证秩序工作。为保证该项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制订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针，以国家关于房地产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为依据，促进住房制度改革，培育和完善房地产市场，建立更加严密规范的房地产管理工作制度和程序，为城市建设和政府规划决策提供完整准确的产权资料，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加强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开展城镇房屋产权验证、换发全国统一房屋权属证书、整顿房屋所有权发证秩序等三项工作要紧密结合，加强领导，统一标准，讲求质量，注重实效，为自治区经济建设服务。
二、组织领导
房屋产权验证、换证、整顿发证秩序工作，由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和部署，由各旗县（市）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各旗县（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要根据上级精神，结合本地区实际，制订工作实施方案，报旗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各级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要安排一定力量组织好房屋产权验证、换证、整顿发证秩序工作，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对有关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严格执行产权登记的程序和业务技术要求。
三、工作职责范围和内容
凡城市规划区国有土地范围内的房屋，包括建制镇、工矿区、开发区的房屋，都要按照《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实行房地产权属登记发证制度。
（一）对1987年房屋所有权总登记以来已申请登记并领取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进行验证、换证。
（二）对未进行总登记的房屋、总登记后新建的房屋和已登记但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变更、灭失的房屋（包括房改售房）进行登记，经核实发给新的房屋所有权证。
（三）对不具有政府确定的房地产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或非房地产管理部门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在宣布其无效后，由房地产管理部门确认产权，颁发新的权属证书。
（四）房屋权属管理实行属地管理原则，一个城市（包括县级市）、旗、县只能由一个房地产管理部门颁发《房屋所有权证》。在同一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由盟、市、区（包括各类开发区）房地产主管部门分级（或分区）进行产权管理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要按照建设部有关整顿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秩序的意见，调整理顺盟与市或市与区两级管理部门的工作关系，明确其职责范围。因历史原因和区域限制统一管理确有困难的地区，可实行二级管理，城市房地产管理部门统一负责全市产权登记管理工作和颁发房屋权属证书，其他房地产行政管理机构受市房地产管理局的委托，负责其管理范围内的产权登记管理和代市办理房屋权属证书的登记发证工作。
分级管理时期，由两级房地产管理部门分别发放的房屋产权证书，要在理顺工作关系和明确业务分工之后，统一换发由建设部按城市统一注册编号的新的房屋权属证书。
（五）房屋产权验证工作的内容，包括核查验证房屋所有权人、产权来源、产别、房屋建筑面积、房屋结构、层数、建筑年份、房屋所属行业、房屋用途、房屋座落、使用土地面积、设定他项权利等；属于房地产转让的，要审核转让合同和缴纳税费情况；属于房改售房或集资、合作建房的，要核查建、售房协议、产权比例和权证注记。未经产权验证的房屋，不得换发新的权属证书。
四、时间安排
从1998年1月1日起，全区城镇房屋产权验证、换证与整顿房屋所有权发证秩序等三项工作同步进行，各城市、旗、县开始启用全国统一的房屋权属证书（分为《房屋所有权证》、《房屋共有权证》、《房屋他项权证》三种），同时停止发放旧的房屋权属证书。房屋权利人持有的旧的房屋权属证书要在2000年底前有步骤地全部更换完毕。
各盟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要制定出本地区的工作进度计划，上报自治区建设厅，工作过程中要随时通报情况，工作完成后由自治区建设厅组织有关部门以盟市为单位进行检查验收。
五、证书的印制
新启用的房屋权属证书，由建设部按城市、旗、县的地域划分，统一核编注册号并统一安排印制。各盟市要将所需证书的总数量报自治区建设厅汇总，然后根据工作的进展情况上报审核，编注册号，分批印制。
篇10
关键词 价格听证 行政程序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二十一世纪，我国致力于市场经济的建构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这些都对我国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是中国法律制度改革一个难得的契机。价格听证作为直接关系公众民生、规范政府定价行为，提高政府价格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透明度有力措施，对于扩大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起着重要作用。
一、中美价格听证制度的历史轨迹
（一）我国的价格听证制度的历史发展。
我国于1998年5月1日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标志着我国正式建立了价格听证制度。该法对价格听证的适用范围、听证组织机关、听证会参加人、法律效力等作了原则性规定，为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建设和实践提供了基础框架。2001年8月1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颁布了《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此办法经修订并于2002年12月1日正式实施《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该办法对听证的解释、适用范围、听证原则、听证程序等作出了具体规定，为我国价格听证的实施提供了较完备的法律依据。因价格听证主要集中在如：交通景点票价、水电气收费、电信网络费率等关系公众切身利益的方面，所以自价格听证确立以来受到了全国公众的关注，而在各地召开的成千上万场听证会也证实了这点。但在实际中，价格听证会效果却与公众期待的价格听证会差距很大，往往听证会后的结果都是“涨价”，这让公众认为目前的价格听证制度只是在走过场、摆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二）美国的价格听证制度的历史发展。
美国听证制度又称为费率听证，法理源于美国“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 及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宪法修正案》第14条规定：“任何州不得未经正当法律程序而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而具体的费率听证则始于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该法首次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行政听证程序，强调对于一切可能影响公众利益的事项都要经过听证程序。且在第553条、第556条和第557条规定了行政机构制定规章的正式听证程序：又被称为“审判式听证程序”，其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其“准司法化”， 即行政机关仿照法院的审讯程序，进行提交证据和反询问证人的听证程序和非正式听证程序：行政机关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律极少强迫行政机关必须这样做，在听证方式上，行政机关可以选择它认为恰当的方式听取利害关系人的陈述和反驳意见。而后来，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上述两种程序的变通和结合的混合听证程序：行政机关在制定规章时采用通信、舆论评论、口头评论、会议评论以及听证等公众参与方式听取意见。上述的制度在美国行政立法实践中及立法听证制度的设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当代中美价格听证制度的比较
（一）启动价格听证程序。
1、中国的启动价格听证程序。
目前，中国的价格听证只能由定价机关（主管部门）提起，作为消费者并无权启动。该模式让政府部门和企业实质上主导了价格听证，使原本应当在听证关系中平等的消费者处于了附属地位，仅仅能对调价幅度进行选择。而参加人的产生方式也不透明，虽表明采取自主报名、随机选取、推荐等方式，但决定权还是在定价机关。定价机关一般不公布随机选取的规则，使得公众无从知晓参加人到底是如何选出来，且没有明确听证会参加人的标准和条件及参加人数和人员构成比例，均使得实际听证效果也难以保障，导致“涨价会”频繁出现的。
2、美国的启动价格听证程序。
美国提起价格听证可由受规制企业或者消费者提出，而规制机构接受价格调整申请后进入立案便正式启动。当然，规制机构本身也可以作为主体启动程序。如受规制企业想提起价格听证，一方面须至少提前60天，另一方面还须刊登公告及告知公众获取详细信息的方式。在受理后到正式立案的这段时间，规制机构可自己调查受规制企业，也可委托其他机构调查。而若规制机构接受受规制企业申请，则登记并通知利害关系人。利害关系人30天内提出异议，再根据规则适用灵活处理、自动通过、召开听证会得出价格听证结论。
（二）价格听证会前的程序。
1、中国的价格听证会前程序。
中国在这个阶段听证办法规定在听证会举行30日前公告参加人、旁听人员及新闻媒体的具体报名办法、名额和产生方式；在听证会举行15日前公告举行的时间、地点、定价听证方案要点、听证会参加人和听证人名单的时间。
2、美国的价格听证会前程序。
美国在此阶段规制机构至少提前60天公告，通知各利害关系人，因正式价格听证程序包含复杂且庞杂的数据，较长的准备时间，可将案件的情况、听证事项、参加人程序上权利义务明确。同时，还规定了不予通知的情形，有效地保证了公众的知情、参与权。
（三）价格听证会进行程序。
1、中国的价格听证会进行程序。
中国听证会的议程如下：主持人宣布事项及纪律，介绍参加人、听证人；定价听证方案提出人陈述定价听证方案；定价成本监审人介绍定价成本监审结论及相关情况；听证会参加人对定价听证方案发表意见，进行询问；主持人总结发言；最后听证会参加人审阅涉及本人的听证笔录并签字。
2、美国的价格听证会进行程序。
美国的听证程序分为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在正式听证中，美国的行政法官主持听证会，他拥有的听证的权利有：主持宣誓；签发传票；记录或命令记录法庭外证言；规定听证过程；主持解决或简化争端的会议；处理程序上的问题；作出决定或建议性的决定等。
（四）价格听证会监督程序。
1、中国价格听证会后的监督程序。
中国听证会监督程序是缺失的。公众对价格听证中提出的异议、参加人信息、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是否违反了程序、是否有、询私舞弊等行为规定并不明确。
2、美国价格听证会后的监督程序。
美国听证程序中正式听证类似于司法审判，要求行政机关以听证记录作为作出行政决定的依据，“证言的记录、物证以及程序进行中提出的一切文书和申请书”构成行政机关作出决定依据。而程序若出现违反规定、歪曲的问题，则可以通过行政方式解决。
三、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完善
（一）增加消费者为启动价格听证主体。
针对现有的价格以公用事业经营者提出或价格主管部门为主体，消费者只被动应对、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的情况，应增加消费者作为提起主体，使得消费者具有提起资格，从而保证所调整的价格合理、让公众所接受。
（二）适当延长听证会前程序的时间。
根据实际情况，至少应在听证会举行30日，将举行的时间、地点、定价听证方案要点、听证会参加人和听证人名单的时间进行公布；45日前公告参加人、旁听人员及新闻媒体的具体报名办法、名额和产生方式。使得参加人理解听证材料，掌握更多的信息。
（三）实行多次议价完善进行程序。
目前，我国一般听证会只举行一次，大量存在“走过场”的情况。参加人常常出现准备不足、质疑意见难以发表的情况，应采取多次听证，使消费者一方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同时完善价格听证信息公开及进行制度，并制作介绍宣传册予以公开， 让消费者一方对价格听证制度有更多的了解。
（四）完善司法监督机制保障正确实施。
为避免价格听证流于形式，依法应确立价格听证的救济与保障机制。引入价格听证的司法监督制度，使价格听证会具有可诉性以完善价格听证救济机制，确立价格听证整体过程及最终结果的司法监督制度。
四、结语
尽管我国价格听证还处于初级阶段，在价格听证制度中还存在许多空白。不能因为现在它不完善、结果不尽如人意就停止对其完善的脚步，在吸收美国听证制度中得到些许启发、提出些许意见，也不失为一种进步。
（作者：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邵志强.我国公用事业价格听证制度研究一一以城市居民用水价格听证为例.中国知网.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