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经济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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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产权理论

近年来虽然产权理论的身影在一些关于西方经济学的论文中时常能够看到，但是特意对产权理论做详细研究的关于西方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论文并不多见。许多论文从一个微浅的层面去探讨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或者只是从产权理论中的其中一个方面来进行探讨和叙述。本文想要在基于国韧庋术大家在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上研究理论成果，通过对西方经济学中产权理论的脉络分析，来详述西方产权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

一、产权的定义及类型

（一）产权的定义的界定

产权在西方经济学中定义究竟是什么，纵观整个经济学界也只是有些模糊的概念。只能从一些现代产权经济学家代表人物对产权概念的不同论述中来进一步了解其真正的定义。在西方经济学定义中，我们不能把产权和所有权简单的归集在一起，也就是说产权并不等同于所有权，这一结论为研究现代产权理论提供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是我们研究现代产权理论的一个前提条件。在英语的语法中，产权和所有权的语法和定义都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复数的形式，后者是一个集合名词。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曾在他的著作《企业，市场与法律》中对产权和所有权区分做过精妙的阐述和举例，他指出产权是有所选择的所有权，这种选择权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明显的使用范围。有关学者也将产权定义为一种在社会强制力保证下的权利。

（二）产权的定义

通过以上对产权定义的探讨，可以把产权的定义概括为以下5点。

（1）产权是通过国家强制力，社会风俗习惯以及道德观念来实施的一种权利。这些统称为社会强制力。它是产权能够顺利实施的保障和前提。

（2）产权是一项权利，它为人们区分受到好处和受到损失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界线和定义，因而它的外部关联性很强。这就出现了针对损失者和受益者如何补偿和索取的问题。

（3）产权的载体为某种物品。可以直观地反映资源所有者的某项经济利益权利。

（4）产权并不等同于所有权，这点上面的一些观点已经进行了论证。所有权所指的是某项资源所有者有随意自由处置自己资源的权利，而产权本质上可以看做是一种行为权。即它对人们的具体行为作出了明确的规范。

（5）产权是两种平等权利之间的责任，权利以及利益的关系。从而也反映了市场交换的实质就是两中平等权利之间的交换。

（三）产权的类型

西方学者将产权的类型分为以下三种：

（1）私有产权，是指财产的权力属于个人，并且私人有权自由选择其财产的用途而不受其他人的影响。但要明白私有产权并不是私有财产，因为产权是一种权利而不是所有权。

（2）共有产权，是指财产的法律角度上看的话权利属于公共，公共体内每一个成员都享有这些权利，但仅限于公共体内部成员。共有产权与私有产权不同，并不具有排他性，即公共体内每个成员都公平地享有这些权利。并不能排斥他人。

（3）国有产权，是指产权所有者是国家。行使权利者是国家。

二、产权的结构和功能

（一）产权的结构

产权结构是指构成产权的元素，以及元素之间的一些关联性，不同产权的主体有着不同的分布情况。产权结构的划分一共有以下三种：

（1）产权的权能结构，若是把产权当做是一个完整的个体就可以把这个个体视作一种权利，其中个体是由不同的权项构成，这些权项既可以分布同一个个体中，也可以分别分布在不同的个体中。

（2）产权的微观结构，是指不同产权个体内部权能排列组合状况。

（3）产权的宏观结构，是指全社会和个体产权之间的一些联系。

（二）产权的基本功能

（1）外部性的内部化，经济学家德姆塞茨在《关于产权的理论》作品对这一功能做过理论解释，指出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帮助一些外部边缘地区逐步走向内部化。产权之所以具有这种功能，是因为明确和界定产权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2）产权的激励和约束功能，是指产权只要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因为只有在正常的社会中，人们之间需要进行交换活动，在交换过程中人们才会具备产权意识，才会互相承认和尊重产权。从这里我们可以把产权看做是一种社会工具。它对个人有着很好的约束作用，约束个人的自利行为，保证社会秩序的规范。

（3）产权的资源配置功能，主要受到产权的排他性的使用权、让渡权和收益权三个重要因素的影响。排他性意味着只有该项资源的所有者才能使用这项资源，除此之外任何个人在没有所有者的同意下都不能使用这项资源。在产权的排他性下，所有者可以通过可让渡权来决定自己财产的用途，通过赋予他人使用一部分的权利，他可以从中获取剩余价值，这就体现了产权的收益权，但是同时就需要为自己行为负责任。在这一前提下所有者就想要争取将自己的资源发挥出最优的效果，投放资源时就会更加的谨慎。同时在使用产权让渡权时也会选择让渡给一些能人之士，这样就起到了资源优化配置的效果了。

（4）产权的收益分配功能，是指产权的每项权能代表着一项利益，你可以从中获取收入，或者还可以将权利转换为实物，供人们使用来获取收入。所以产权的界定也必定是利益的划分。虽然在产权的初期对资源的配置功能并不明显，但是对收益分配的功能和作用特别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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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道德产权 道德观 制度 经济学

产权的三个层次―自然产权、道德产权和法律产权

美国经济学家R•H•科斯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的交易费用概念为产权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根据科斯的解释：“产权是指一种权利”。很多产权理论研究者因此把产权局限于法律意义上的产权，而忽视了其他几个层面的产权，如道德意义上的产权。

从产权产生的目的来看，产权是基于对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追求，是为实现外部性内在化而作的制度安排。英国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认为，外部性是由于市场失灵造成的，必须靠政府干预机制来解决，主张通过征税和补贴等政府干预手段来加以解决，力图建立一种“谁使用，谁付费”的办法来消除外部性。美国经济学家科斯不赞成这种传统做法，而主张从社会的角度去衡量外部性带来的社会收益是否大于它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根据科斯定理的“反定理”，现实中交易费用始终大于零，所以权利的界定将影响交易费用，从而它总是决定效率的重要因素。

对权利的界定存在三种力量，分别体现为原始自然力量确认和保护的习惯权利、道德力量确认和保护的道德权利以及法律力量确认和保护的法律权利。

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对习惯权利作了精辟的论述，“这是从古至今就为占有者们所许可的，因此就产生了孩童的习惯权利”。诸如捡枯枝、采野果、拾麦穗等都是人的习惯权利。追溯这种习惯权利得以确认和保护的力量源泉，表层上可以理解为人们的公认许可而形成的习惯，实质在于“人的自然依赖关系”决定的原始自然力量。以习惯权利为内容的社会关系构成了一种以原始自然力量为基础的产权关系，这种产权姑且界定为“自然产权”。

道德权利表示一种观念和意识的存在，它依赖于这种观念和意识的支配力量得以确认和保护。以道德权利为内容的社会关系是一种以道德力量为基础的产权关系，这种产权可以界定为“道德产权”。

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法律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得以产生。法律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证力量，通过对权利进行确认和保护形成法律关系。这种体现法律意志和力量的社会关系构成了以法律权利为内容的产权关系，也就产生了现代法律意义上的“法律产权”。

道德权利可以表现为法律权利，习惯权利也可以提升为法律权利，但它们本身是可以不依赖法律力量而存在的。因此自然产权和道德产权均可以表现为法律产权，但客观上又存在独立于法律产权之外的自然产权和道德产权。如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基于道德力量产生的无因管理行为而形成的道德产权关系同时表现为法律产权关系；而基于道德力量产生的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道德产权关系就未表现为明确的法律产权关系。

道德关系的产权分析

道德的价值判断问题

道德表现为人们心灵深处的观念和意识，是一种价值观，通常是指那些用来明辨善恶的规则和原则。根据这些规则和原则，人们可以判断某种行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决定着人们是接受还是反对某行为。不同社会区域不同时期的不同组织或个人的道德标准是不一定相同的。现实中有四种道德观：功利观、权利观、公平理论观和综合社会契约理论观。大量研究表明，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功利道德观占据主要地位。但随着个人权利、社会公平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日益被重视，道德标准有待重新塑造。

在道德观的指导下，人们就能够区分道德和不道德的行为。道德行为在我国伦理学界有不同的定义。罗国杰先生认为，人们在一定道德意识支配下所表现出来的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统称为道德行为。魏英敏先生等认为，出于明确的目的和本人的主观意志的自知、自主、自择的并有利于他人和社会集体的行为是道德行为，反之就是不道德的行为。这些观点实质上都是从道德行为的外部收益角度来进行价值判断的。这种只考虑道德行为的外部收益，不考虑道德行为的外部成本、内部成本和收益的道德观必然造成道德产品的过度供给和过度消费，扭曲了社会资源的配置，从而不利于社会整体的进步和发展，因而是片面的局部的道德观。道德行为产生的动机是多方面的，有可能是纯自利性或纯他利性动机，也可能是二者均在。但这不应该成为道德与否的判断标准，笔者认为，社会支持的道德观应该是有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道德观，标准在于道德行为的社会收益是否大于社会成本。

道德行为与道德关系

道德行为是一种意志和观念的表现，是合乎道德观的行为。道德行为的直接后果是引起权利的再配置。如企业的捐助行为引起财产权利的再配置、舍命救人行为引起生命权的再配置等。从理论上讲，道德关系是在道德观（或道德规范）的指引下因为道德行为而产生的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的道德权利义务关系。根据这一定义可以看出，道德观是道德关系产生的前提，没有道德观就不可能产生道德关系；道德行为是道德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直接原因；道德关系的内容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道德权利义务安排。

道德关系的主体是指与道德行为相关的利益主体。其中道德行为人是最主要的核心利益主体，是道德行为是否实施的直接决策者。与道德行为相关的利益主体还有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道德行为的直接受益主体和道德行为的间接受损主体等。如张三舍命救落水者李四的道德行为产生的道德关系中，张三为道德行为人，李四为直接受益主体，政府部门因这种高尚道德行为对社会整体的良性导向而间接受益，而张三的父母、子女等直系亲属可能因此无人赡养成为间接受损主体。道德关系的客体是指道德关系的内容即权利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主要包括物质、精神、人身及行为等客体。

道德的产权制度分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发挥道德的规范和引导功效，其前提是有一个利于合理道德发展的产权制度环境。道德行为必然引起权利的再配置，客观体现为权利的让渡与交换。如果这种让渡与交换不存在外部影响，那么道德关系就成为道德直接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社会缺乏对之干预的权利和权力的来源；如果这种让渡与交换不需要成本或成本最小，那么道德行为对社会的资源配置就不会产生负面影响，社会也就没有对之干预的必要。但现实情况却是道德行为具有明显的外部性、也可能存在着巨大的成本，因此政府对之进行正确的引导干预是必要的，而正确的引导干预需要有一个科学的道德产权制度。

道德行为的成本根据承担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是指道德行为人实施道德行为造成的权利让出或给自己带来的损失；间接成本主指道德行为对道德行为人以外的主体造成的损失。道德行为的成本根据其产生的原因可以分为行为成本和风险成本，如见义勇为的道德行为，其行为成本只是体力和时间的付出，而见义勇为还可能造成劳动能力甚至生命权的付出，所以存在风险成本。道德行为的收益也可以分为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直接收益是指道德行为人因为道德行为而带来的自有效用。间接收益是指道德行为给道德行为人以外的主体带来的效用。

社会追求的是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道德行为引起的产权交易只有在道德行为的总收益（社会收益）大于总成本（社会成本）时才符合社会目标。而道德行为的决策权属于道德行为人，道德行为人在决策中不可能站在社会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上，客观上就容易造成道德行为与社会目标的偏离，因此只有通过建立合理的道德产权制度才能够实现道德行为人目标与社会目标的一致。

道德行为的决策过程实质上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博弈过程。如果这种博弈是零和博弈或双赢的博弈，则“不存在解的选择问题，因为在这样的博弈中所有的纳什均衡都同样令人满意”，但绝大多数情况是非零和博弈，最后的均衡状况就不一定令人满意。因此道德产权制度的重心在于解决非零和博弈问题。

构建合理的道德产权制度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道德观有利于社会总体福利的优化

出现“囚犯的困境”的原因 社会中众多的博弈都属于微观经济学中经典的“囚犯的困境”的博弈类型，也即（合作、合作）策略组合可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但受到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影响，（合作、合作）策略组合又要劣于（合作、不合作）或（不合作、合作）策略组合，博弈均衡结果必然是（不合作、不合作）策略组合，而这个均衡结局无论对社会整体还是对单个个体都不是理性最优结果。这种情况表明，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造成社会整体福利的损失。

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存在冲突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冲突，而策略选择又是受个人目标驱使，造成社会福利损失；二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缺乏高度的诚信沟通机制，造成个人只能选择次优结果。对于前者，建立道德产权制度的目标就是解决个人道德目标与社会道德目标的一致性问题。而对于后者，只有增强社会的诚信责任才能够解决，而这种责任感的来源主要在于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其中道德约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道德观是“囚犯的困境”的解 假设社会广泛存在“我为人人，人人为我”道德观，即人们愿意通过牺牲个人相对较小利益而使他人或社会获得更大利益，也即人们相信“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则“囚犯的困境”问题迎刃而解。持有此道德观的甲或乙在决策时宁可自己所得减少2单位（8-6），使他人多获取4单位收益（12-8），博弈的均衡就不是（不合作、不合作）策略组合，而是（合作、合作）的最优策略组合，在社会福利最大化（20>18>16）得以实现的同时个人也取得最优结果（10>8）。因此“我为人人，人人为我”道德观是“囚犯的困境”的解。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道德观的动力机制

通过宣传教育使社会公众的整体道德素质提高，是社会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道德观的重要措施。但更为根本的是必须建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内在动力机制，否则这种道德观就不可能普遍形成，也不具有稳定性。道德观是人们判断善恶的标准，这种标准表现为人们对事物的价值判断。道德行为人在实施道德行为之前，必然存在对该行为的价值分析判断。这种价值判断是否符合社会价值判断是道德行为对社会是否有益的决定性环节。不符合社会标准的道德观，主要表现为社会成本大于社会收益的道德行为，出现的直接原因在于外部经济不明显；符合社会标准的道德观，主要表现为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的道德行为，原因在于外部收益大于外部成本。无论与社会标准符合与否，道德行为产生就表明内部收益肯定大于内部成本。不符合社会标准的道德行为由于外部不经济明显，造成过度供给，形成资源浪费；符合社会标准的道德行为由于外部经济明显，又形成供给不足。

社会需要鼓励和塑造符合社会标准的道德观，道德产权制度在这方面有着巨大的功效。这需要在合理的界定道德产权的基础上，通过成本合理负担制度的建立及实施，促进合理道德观的形成，减少不合理道德行为。结合我国目前实际，构建道德产权制度至少应该注意以下方面：第一，要树立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的社会道德观，这是道德产权制度的合理性基础；第二，应该适度承认道德行为的补偿权，建立道德行为的成本合理负担制度；第三，认可道德产权，提升合理道德产权为法律产权，充分发挥各种产权的互补功效；第四，注重长期宣传教育的作用，推动“我为人人，人人为我”道德观的形成；第五，注重道德的正确舆论导向，促进“我为人人，人人为我”道德观的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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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标产权 商标权纠纷 法经济学 商标权许可使用

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对全国的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机制，中国加入该组织以后，更加深入理解了经济全球化的观念，并逐渐将其渗入人心，同时，对各行业的知识产权进行了立法上的保护。由于与商标权相关的群体很多，包含了生产者、消费者和销售者，因此，政府的立法需要不断根据各个利益全体的需求以及期间出现的问题进行完善。商标的存在能够使消费者减少其搜寻的成本，为整个消费者群体和生产者群体均能够带来丰厚的利润，但是，如果商标权的界定不明确将会在商业界引起极为强烈的争议。在引起争议的同时，需要对该争议进行解决，涉及到商标权维护的问题，商标权关系到权利的问题，因此必须依附法学以及经济学的理论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具有一定重要的意义。

一、商标概况

（一）商标的内涵

对商标的基本内涵进行分析，首先需要理解商标的含义。其具体含义为：上表示某商品或服务表明是某具体个人或则企业所生产或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显性标志。一般用以证明商品或者服务所产的地点、制造的方法、使用的原料以及质量标准，包括字母、文字、图案、声音等多种形式，同时必须经过正规的渠道进行注册方能够使用。

商标涉及到经济学方面的基本原理，从经济学角度而言，上边应该是将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相互联系的一种有效符号，可以令消费者通过该符号进行商品的快速挑选，令生产者通过该符号对其生产的产品进行宣传，增加其销售量。先进的同类产品众多，若能够抢得先机，争取到商标的注册权，将能够抢先对商品进行宣传，抢占商品市场。在此竞争激烈的过程中，便会出现商标被侵权、假冒的情况，本文针对该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和阐述。

（二）商标的功能

商标的功能主要表现为，能够将获取商标的产品与同类商品进行区分，表明其服务或者商品的产地、用料、日期等，向消费者显示了其合法性以及安全性。对于消费者而言，商标能够利用低成本向消费者传递其拥有的相关信息，令消费者在诸多的竞争产品当中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快速挑选需要的商品。若商标足够优秀，则能够为商家赢了良好的信誉和形象，使其收获更多的利益。

二、商标权内涵经济学分析

（一）商标权经济学内涵

商标权是每个企业或者个人所拥有的无形的知识产权，即商标注册人、使用人或者企业法人对所申请的商标拥有专用权。该商标专用权受到法律的保护，不允许他人进行侵害，包括使用、处分、收益和续展等。

从产权经济学原理进行分析，商标权与有形的知识产权不同，对其进行衡量、界定和保护的程序更加繁琐。由于商标的特殊性，是商标注册人通过我们常用的语言知识当中所选择出的特殊符号，经过注册后具有了相应的法律保护，是自身不会受到权利的侵犯。在产权经济学的基础上进行划分，可以将其分解为所有权、使用权、支配权以及处置权，在使用当中为商家增加声誉，并能够进行增殖。

（二）商标权界定

商标与其他一般的物品是不相同的，具有其专有的属性，因而，商标权的界定应该根据其专有的属性进行界定。

第一，商标权的专有性。商标权是申请者和使用者专有的，可以说商标权具有垄断性和独占性，若非商标权合法拥有者同意，任何人不允许对其商标进行冒用和伪造。第二，商标权的时间性。该时间性亦可以表达为时效性。商标权并不是永久有效的，而是具有一定时间的实效限制，因此，商标权持有人的专属所有权才能够收到法律的保护。一般，我国的商标权有效期限为十年，在超过十年期限后，该商标权利便会被终止。第三，商标权的地域性。商标权的使用受到地域的限制，在我国申请的商标权不能在国外进行使用，国外对该商标权亦不予承认。若要实现商品的跨国界生产，则需要在生产国进行商标的申请，如此，方能受到该国法律的保护。第四，商标的转让性。商标虽然是一种无形的知识产权，但依然可以通过相关的法律程序进行转让。但是，现今学术界存在一种争议，对商品的生产配方是佛普应该跟随商标权一同进行转让，该问题仍在探讨当中。

（三）商标权获取

现今世界上对商标权的获取方式界定为三种，分别为注册制、“先占原则”、注册制与“先占原则”相互结合。

商标权的注册制类似于专利以及版权的申请制度。而“先占原则”使用的方位比较少，只在野生保护区当中野生动物的保护，或者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开采当中需要用到该原则。另外，第三种方式可以在注册商标的同时实行“先占”，目前，欧美等发达国家实行的便是该方式。

三、国内商标权纠纷问题研究现状

（一）商标权纠纷问题概述

商标产权的纠纷问题目前可以分为主要的两大方面，一是商标产权的假冒、仿冒等问题，一是商标权在许可使用时期面临的权利纠纷问题。

（二）仿冒和假冒商标问题

仿冒和价盲商标属于商标的侵权问题，一般表现为在商品经营当中所使用的商标，是其他商户应经进行注册过的商标，或者使用的商标与其他商家所使用的商标极为相近。一般包括四种形式：第一，销售同一种商品，使用他人正在使用或使用过的商标；第二，销售同一种商品，并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使用其商标或极为相近的商标；第三，销售类似的商品，使用他人正在使用或使用过的商标；第四，销售类似商品，使用于他人商标性类似的商标。其中，第一种为假冒商标，其余为仿冒商标。

对商标侵权行为进行确认需要两条必备条件。第一，进行假冒或者仿冒的商家必须是未经过商标权真正拥有者的同意，确定其为擅自进行伪造或者假冒。第二，商标权真正持有人确定通过仿冒或者假冒商标行为受到了利益上的侵害。在具备上述两种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判定为商标侵权行为。

（三）商标权许可使用中的权利纠纷问题

特许经营在十九世纪中期便已经产生，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现今，特许经营已经成为成为了各个行业当中比较重要的经营模式，同时亦进入了“第二代特许经营”的时代。其中，商标权的许可占据了特许经营产业中各类知识产权的第一位。

商业权是商业当中最重要的无形知识产权，对整个商业的商誉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商业的商誉会随商标权的升值而增强，因为商标权会为商业带来巨大的利益，因此，在商标权许可使用时通常会产生大量的权利纠纷问题。例如，商标权在特许使用时期，签订合约的双方对商标许可使用权分配不均，因而产生利益上的纠纷。或者商标在其持有人手中遭受了贬值，其持有人对其处理方式存在诸多问题。

（四）国内商标权纠纷问题现状

商品产权纠纷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竞争激烈所必然发生的问题。截止2013年，我国商业商标注册申请已经达到了1060万件，因此，我国必须加大对商标权等无形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我国现今的商标假冒、仿冒案件特点为：第一，商标侵权的范围逐渐开始扩大。对商品进行假冒可以是其商家扩大一定的生产规模，特别是对知名商标进行冒用，可以使其商品具有更高的销售量，使商家获取更大的利益，因此，无论是个体或是私营，甚至是大型的国有企业均产生了假冒商标的现象。第二，商标假冒、仿冒产品向更加高端的产品发展。高端的产品其林润比较大，能够在假冒当中榨取更高的经济价值。第三，商家假冒商标额技艺越来越先进。先进的假冒伪劣商品繁多，其商标伪造技术已经能够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为真正商标拥有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四、商标权纠纷问题法经济学分析

（一）商标侵权问题经济学分析

（1）商标侵权行为产生的原因。商标的侵权行为主要包括仿冒、假冒等行为，因为经济学当中认为经济人应该以利益最大化为商业目标，因此，在商标侵权行为当中最根本的便是商家为了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产生侵权行为的原因主要是：第一，信息不能够对称。一方面，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另一方面商标真正持有者和假冒、仿冒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第二，存在大量的“搭便车”行为。商标的真正持有者进行了商标的合法申请，为其他商家做了“嫁衣”。

（2）商标侵权行为对经济市场产生的影响。对消费者而言，消费者购买了假冒商标的商品，其质量将会大大不如真正商标持有者所生产的商品。消费者在发现该问题后便会在众多仿冒的商标当中寻找自己真正所需要的商品，浪费了消费者时间和金钱。对真实商标持有者而言，仿冒的商标会为其带来经济上的巨大损失，甚至会损坏一个知名商标在商业当中的信誉。对整个经济市场环境而言，影响了整个经济市场商品的正常销售，有损其公平、公正的原则。

（二）商标权许可使用中权利纠纷问题经济学分析

商标权许可使用合约存在不完整性。首先，经济市场的商品繁杂，并且不可预测，所有参与经营的商家俊不可能将商标的许可使用合约想得太远，并根据预测制定相应的计划。其次，假使商家做出了相应的计划，但是商标的可使用合约需要与他人进行合约的签订，但是签约的双方很难根据各自的计划达成共识，并将其融入到合约当中。最后，即便是制定了计划，签订双方意见能够达成一致，但是在和玉当中仍然很难将出现纠纷等问题详细纳入合约当中。

五、商标产权纠纷问题的完善解决对策

（一）有效利用互联网平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产生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以及商标合法持有人和仿冒、假冒者之间。为了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滞后性损失，公分商标真正持有人需要通过互联网建立一个完整的、高效的信息平台，在商标注册成功后，第一时间便将其消息进行公布，同时要及时进行更新。

（二）增加查处概率，提高商标侵权的成本

商家进行侵权行为主要是通过商标的侵权可以获得更加高的经济效益，著名的商标更可以为其带来巨大的利润。若增加商标侵权的成本，从法律上对该行为进行严厉的处罚，并加大整个商业市场商标侵权的查处力度，仅能够令侵权的商家有所忌惮，减少商标侵权的概率。

（三）规划商标使用的权利范围，明确增值收益分配

商标许可使用纠纷案件众多，但是我国目前的商标法对商标许可人和被许可人的全力维护不同，较倾向于权利许可人，导致商标被许可人在付出了人、投资后却收获不到利益。因此需要对商标许可人与被许可人的权利进行划分，对其增值利益进行合理的分配。

综上所述，商标产权纠纷问题主要包含的便是商标的仿冒、假冒等侵权问题和商标在许可使用当中出现的权利纠纷问题。商标权涉及到了法学和经济学，因此在解决商标产权纠纷问题时，应该从法律和经济的角度出发，制定相应的法律条规，对商标权进行维护，保护消费者、销售者以及生产者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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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薛明华.商标显著性和知名度在近似商标判断中的运用―以“淘宝”维权案为例[J].中华商标，2015，（01）.

[6]杨巧.商标法上公有领域的保护―对“双十一”商标合法性的质疑[J].中华商标，20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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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产权房的概念界定

房屋产权是指对房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置的权利。产权本无大小之分，只有完整或残缺与否，因而小产权房是在特殊背景下形成的一种俗称。目前，学界还没有形成小产权房统一的概念，因此，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所研究的小产权房特指在农民集体建设用地及宅基地上建造的、主要出售给城市居民的房屋,这种房屋权属证书没有房管部门的盖章,仅有乡(镇)政府或村委会的盖章以证明其权属。

（二）小产权房形成的原因分析

导致小产房产生和发展的原因也颇多，但笔者认为现行的土地制度，是导致小产权房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本文主要从土地所有权制度及管理制度出发，来阐释小产权房产生的原因。

1.我国目前的土地制度

（1）土地所有权制度：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2）土地管理制度：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

2.小产权房的成因

从上述对我国土地制度的梳理可知，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国有和农村集体所有并存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宪法赋予了两种土地所有权平等的自由转让权，而土地管理制度却限制了农村集体土地的自由转让权，导致农村集体土地所有者丧失了土地的自由处置权和完整的收益权，致使农村集体土地产权被稀释或残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者产权的残缺，导致农村集体及农民丧失了获得土地增值收益的合法途径。国家却可以将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并在一级土地市场上将其出让给开发商,获取不菲的土地出让金。处置权的残缺所产生的收益权的丧失，强烈的激励着农村集体和农民寻找其他途径以实现对土地增值收益的合理诉求,最终激励农村集体及农民群体通过小产权房的建设及转让等“不合法”的行为实现对土地利益的诉求。

二、小产权房问题解决的路径分析

（一）小产权房问题解决的具体方法

小产权房如火如荼的发展形势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部分学者认为出于维护土地所有权制度和房地产市场的规范性，认为小产权房是非法的，应该坚决抵制。另一些学者认为从目前的土地制度缺乏效率及公平性出发，认为应该使小产权房合法化。笔者以产权为分析的视角，认为现行土地管理制度不仅缺乏效率而且于宪不合，因此主张在坚持国有和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基础上，通过重修土地管理制度，消除小产权房合法化的制度障碍，使小产权房合法化。

1.维持现有的土地所有权制度

小产权房问题的实质是产权制度问题，即经济意义上的产权没有被正式的法律制度承认，是导致产权稀释或产权残缺的重要原因。要想实现小产权房经济意义和法律意义上产权的统一，必须依赖于政府的制度供给，而制度供给的成本将影响制度供给能否实现。保持现有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不变，有利于减少清除旧制度的成本、消除变迁阻力的成本等制度变迁的供给成本。笔者主张维持目前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不变，以增加政府制度供给的可能性，以顺利解决小产权房问题。

2.重修我国土地管理制度

通过上文对小产权的成因分析可知，小产权房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的土地管理制度限制了小产权房的自由流通，农村集体及农民通过正常渠道无法获得土地增值的收益，激励农村集体及农民通过建设和出售小产权的方式来获取对土地利益的诉求。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小产权房问题，必须遵循《宪法》的精神，确实落实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自由转让，而重修土地管理制度，既可以消除小产权房合法化的制度障碍，又具有可行性。

（二）小产权房问题解决方法的可行性分析

笔者在上文提出在维持国有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不变的基础上，通过对土地管理制度的修改，解决小产权房合法化的制度障碍，以解决小产权房问题。

1.重修土地管理制度，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产权的实质是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约束并激励着人们的行为。因此，产权的安排直接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如果产权主体的权能是残缺的,产权主体的权利将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就会降低产权主体充分利用资源的积极性,导致低效率的资源配置。根据产权理论,完整的土地权能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在土地管理制度的限制下，农村集体土地的处置权是不完整的,收益权不是独享的,利益在很多时候受到侵占。残缺的产权，降低了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价值，导致产权主体缺乏充分的激励去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致使土地利用效率降低。因此，重修土地管理制度，赋予农村集体及农民清晰、完整的土地产权，有利于提高农村集体土地利用效率，保证农民的利益。

2.重修土地管理制度，与宪法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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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权研究；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一、研究产权制度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按照阿尔钦的定义，“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一种经济品的使用权利”。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是指由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获益和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因而，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一个人形成与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

科斯认为：“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安排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支出。但是，除非这是法律制度确认的权利调整，否则通过转移和合并达到同样后果的市场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最佳权利配置和由此而来的更高产出将永远无法实现。”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由此，人们开始探讨不同类型的产权安排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通常产权分为三种类型：私有产权、国有产权、共有产权。德姆塞茨曾指出：“共有产权是指共同体所有成员共同行使的权利。共有产权意味着共同体否认国家或私人去干涉共同体内的任何人行使其权利。私有产权则意味着社会承认所有者的权利，并拒绝其他人行使该权利。国有产权意味着国家可以在权利的使用中排除个人因素，而按政治程序来使用国有财产。”从这三种类型的产权安排出发，研究者们区分了它们之间的效率差异。从经济学意义来讲，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看它是否能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在共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平均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如果对他使用共有权利的监察和谈判成本不为零，他在最大化地追求个人价值时，由此所产生的成本就有可能有部分让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且一个共有权利的所有者也无法排斥其他人来分享他努力的果实，因而，共有产权导致了许多“搭便车”行为。在国有产权下，由于产权是由国家所选择的人来行使，作为权利的使用者，由于其对资源的使用与转让，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权能，就使其对经济绩效和其他成员监督的激励降低，而国家要对这些人进行充分监察的费用又极高，再加上行使国家权力的实体往往为了追求其政治利益而偏离利润最大化动机，因而它在选择其人时也是从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进行考虑，因而国有产权下产生的外部性是很大的，当然“人风险”问题就自然而然产生了。相比之下，在私有产权下，私产所有者在做出一项行动决策时，就会考虑未来的收益和成本问题，并选择其认为能使私有权利的现期值最大化的方式，来做出具体的安排，而且他们为获取收益所产生的成本由其个人来承担，因此，国有产权下的许多外部性在私有产权下就被内在化了，从而激励对资源的更充分有效利用。如果能够把产权界定清楚，不但能克服很多外部性，而且可以进一步提高效率。针对我国国企来讲，由于产权问题引起的低效率是很严重的。因此，必须对国企产权进行改革，提高国企效率。然而我国特殊的国情，又要求我们结合实际国情，有的放矢地进行国企改革。

二、我国国企产权改革

“产权”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产权改革是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我国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尤其是对我国国企改革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关于我国国企改革的理论建议和政策主张。他们普遍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使传统的国有企业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

产权改革并不是简单地、一味地放权，放权并不能使我国国企短期内起死回生。我们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必须明确产权改革的真正含义。我国的产权改革必须同我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当前进行的国企产权改革存在着注重产权的重新界定而忽略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等内容的严重问题，只注重产权界定，在明晰产权的同时并没有想到如何去保护国有企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其实，事实上产权是明晰的，就是国家所有。但是，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具体主体来体现国家对整体国有资产“所有”，还不明确，以及这种明确的产权该有什么制度来对其进行保护，让其在有效的制度保护下保值、增值也不确定。产权改革是必要的，但是产权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所有问题。我国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须是全方位、多元化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国有资产改革的重要思路：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必然会从制度上极大地推进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调整与制度变革，表现在四个层面上：一是产权结构多元化。通过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传统集体企业改制，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不同投资主体的相互渗透，使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成为企业普遍的财产组织形式。二是产权主体独立化。无论国有、集体和私有财产，都应有清晰的产权边界和独立行使权利的产权主体，并共同受到法律的保护。三是产权运作资本化。各种金融资本、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包括人力资本的产权，都可作为经营性的资本要素来运行。四是交易市场化。企业改组、联合、并购等都将通过资本市场和其他市场化的产权交易方式来实现。市场成为真正影响和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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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煤矿安全事故频发，煤炭安全生产已成为全国安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受到了党和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安全生产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重大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十五”时期，我国煤炭百万吨死亡率由2001年的5.14下降到2005年的2.81，下降了45%，但与世界先进采煤国家相比，安全生产水平差距依然很大。2005年，我国煤炭产量约占全球的37％，事故死亡人数则占近80％，煤炭百万吨死亡率约是南非的17倍、波兰的10倍、俄罗斯和印度的7倍，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煤矿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也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分析其原因，除了我国煤层地质条件复杂、自然灾害严重、煤矿生产力水平低、从业人员素质差、煤炭价格上涨刺激企业超能力生产等因素以外，煤矿安全投入不足是其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安全投入直接决定着煤炭企业的安全生产水平，安全投入可分为主动投入和被动投入。一般而言，主动投入越多，则被动投入就越少，煤炭企业应加大主动投入的比例，被动投入越少越好。但是，对于作为煤矿安全投入主体的煤炭企业而言，安全投入越多，企业的安全成本也就越高，其利润空间越小。另外，我国煤炭行业对工伤死亡生命成本的估值偏低，据煤炭科学研究总院重庆分院2002年对全国各类性质的矿井的调查，工伤死亡1人对生命成本的估值为2～5万元，从近两年矿难事故的赔偿来看，遇难矿工的最高赔偿金也仅20万元，而美国1995年对工业事故的人均生命估价是75万美元，日本工伤死亡1人的赔偿高达7000万日元。过低的赔偿标准造成对煤矿事故经济损失的估价偏低，从而导致对事故严重程度认识不够，这就使得矿主们心存侥幸，不愿主动增加安全投入。企业安全投入减少，一旦发生安全事故，企业私人成本却远低于社会成本，即会给社会带来负外部性，表现为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家庭痛苦、生态环境破坏、社会动荡及社会公共支出增加等等。

从地方政府方面看，任何地方政府特别是欠发达地区政府都有着引进资金发展经济的冲动与紧迫感，我国绝大多数资源富集区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对资本的依赖，地方政府加强对本地煤炭企业安全生产方面的监督管理，势必加大企业的安全成本，降低投资者的收益预期，削弱投资者的投资意愿，最终不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地方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对辖区内煤矿的违规经营行为监管不力，甚至在应对国家安全监管部门检查时也极力庇护本地煤炭企业。从矿工方面看，虽然当前我国已经开始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向劳动力“有限剩余”，但是，资本的稀缺程度仍然远远大于劳动力的稀缺程度，劳动力资源的丰富，使煤炭企业主的决定权和选择权远远大于拥有可替代劳动力的矿工，在生存的压力下，矿工只得接受矿方提供的低水平安全生产条件。

生命健康与安全是煤矿工人的最大权益，煤矿安全生产的最大受益者是矿工，而煤矿安全生产水平又取决于煤矿的安全投入。然而，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知道，是否增加安全投入的决定权掌握在矿主手中，矿工在劳务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缺乏在劳动安全保障方面的谈判地位和谈判能力，在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偏向作为强势一方的煤炭企业的情况下，保障矿工安全的投入必然达不到应有的水平。安全投入是决定企业安全生产水平高低的关键要素，而安全投入不足恰恰是我国煤炭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要提高煤矿安全生产水平，除了要继续加大国家安全监察部门的安全生产执法力度，确保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实施，维护煤矿安全监察的权威性、公正性和客观性以外，还应大幅度提高安全事故的赔偿标准，实行严厉的事故惩处，使矿主认识到事前增加主动投入是值得的，要比事后处理省钱得多，从而保证煤炭企业的安全投入水平。此外，还必须树立科学全面的政绩观，变革传统的经济增长速度主导的政绩考核制度，将安全生产水平列为政绩评价的重要内容，使地方官员认识到抓经济发展是政绩，抓安全生产也是政绩，从而切实做到“以人为本”，将经济发展建立在安全生产的基础上，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不以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甚至牺牲职工生命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这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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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区域特色旅游资源的分布及其特点

旅游资源的多样性。武威市是我国西部地区旅游资源相对独特，类型丰富，集聚度高的地区，具有自然资源、人文景观、旅游资源品种多样化的特点。武威市拥有自然旅游资源24个景区，人文旅游资源83个景点。从分类上包含了6大类旅游资源的全部类型，分别占有地理人文景观类4个，水域风光类6个，生物景观类5个，古迹建筑类18个，休闲求知健身类7个，购物类5个，总计45个类型，占旅游分类中74个类型的60.8%。

历史遗迹的独占性。武威市拥有在国际国内旅游市场中占重要地位的文物与景点，铜奔马与出土地雷台汉墓、西夏碑与西夏博物馆、百塔寺（遗址为阔瑞与萨班凉州会商达成归顺中原条款所在地）、弘化公主墓、中国第一座沙漠公园、河西早期石窟之一天梯山石窟、濒危野生动物研究中心等。还包括8个距兰州市最近，在甘肃省和西北地区占重要地位的旅游资源，绿洲观光农业区、西凉古都历史文化名城风貌、少数民族风情区、保存较为完好的长城、天池与典型祁连山古冰川地貌、距城市最近的冰川分布区大雪山、沙漠地貌与沙生植物景观、亚洲著名的沙漠平湖民勤红崖山水库等，充分体现出武威市珍贵独特旅游资源。

人文地理的过渡性。武威市旅游资源表现出人文地理、生态景观序列化。武威市从西南向东北、从高海拔到低海拔依次分布着高山河谷地带、山前绿洲地带和沙漠地带三条自然景观带，也就是从南到北依次呈高山森林草原、少数民族风情—平原绿洲、人文景观-大漠风光三大特色旅游带。这三大特色带地域分异明显，特色鲜明，三条带又紧密相连，在比较狭窄的区域形成了一个整体的景观组合。空间上系列化的自然旅游资源，为旅游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物质基础。

武威市旅游资源又具有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沉淀的丰厚性。武威市是佛教文化传播的重地、东西方物种互换、推广、传播的试验与中转站，历代强势民族的东进和西出，均在这里建立和留下独特的文化遗迹，同时又是各民族团结的历史见证。沿丝绸之路各线的古驿站、古城和古长城独具特色，记录着丝绸之路上英杰的传奇事迹；河流的变化与沙漠的侵入使绿洲移动、城池变迁，沙漠中的古城奇迹般的遗存；武威市还是凉州乐舞诞生、边塞文学繁荣之地，历代名人豪杰在此留下智慧的思想和高尚的精神，成为武威旅游产业发展的精神文化支柱和活的灵魂。区域内少数民族有“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武威市现有文物保护单位543处，被列为市县以上文物保护点305处。其中全国文物保护单位5处，分别是雷台、文庙、西夏碑、百塔寺、天梯山石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68处。保存比较完整的有武威文庙、罗什寺塔、海藏寺、大云寺，民勤的圣容寺、瑞安堡、天祝的天堂寺等古建筑、天梯山石窟、莲花寺、松涛寺、百塔寺等。

区域特色旅游业发展现状

基础设施建设带动资源初步开发。2002年以来，武威市通过各种渠道投入近1.6亿元资金用于景区（点）的新建、改建、扩建及基础设施的建设，使主要景区（点）的道路、通讯、供水、供电等基础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一批以历史文化、生态农业、沙漠风光和民俗风情为特色的旅游产品进行了初级开发并推向市场。基本形成了以天祝“三峡”为代表的南部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游，以凉州文物古迹为代表的中部历史文化游，以民勤红崖山水库为核心的北部大漠风光和自然生态游三大格局。配套服务体系逐步完善，服务接待能力不断提高。经过多年的发展，武威市旅游业整体水平有了明显改善，初步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较为完备的综合配套服务体系。现有旅游涉外星级饭店6家（其中三星级3家，二星级3家），其它社会宾馆、饭店、招待所、旅社50多家，客房2914间，床位6396张，高中低档相结合，基本上能够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消费需求。

系列旅游文化活动效果初显。武威市利用自己独特的文化资源优势，通过举办各类专场文艺演出、展览、大型宣传促销活动、座谈会、研讨会等特色鲜明的文化旅游活动，尤其是通过连续举办八届“天马”国际文化旅游节暨经贸洽谈会，提高了武威在外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通过打造武威“中国旅游标志之都”、“归属祖国的历史见证地”、“中国葡萄酒的故乡”、“世界白牦牛的唯一产地”四张特色品牌，树立了武威开放开发的新形象。经济合作与交流更加频繁，经贸合作与招商引资的步伐加快，带动了产业经济的联动发展。旅游产品的开发方兴未艾，对带动武威市旅游服务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武威市从事旅游商品生产销售企业有十多家。主要产品有手工地毯、挂毯、刺绣、编织、木雕、文物复制、字画、土特产品、风味食品、旅游工艺品、纪念品等旅游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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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西方产权思想史 产权改革 金融改革

一、内容新颖，研究系统，考察广博而细致

《西方产权思想史》这部著作分为三部分：“导论”、“产权思想的考察与评述”、“现实借鉴与阶段论”。其主要内容是著作的第二部分，也就是第二章至第五章，该部分系统考察了现代产权理论以前约500年间产权思想的产生、形成与发展。具体内容包括考察重商主义以前以及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近代制度经济学中的主要经济学家的产权论述，揭示其中的产权思想并予以评述。在《西方产权思想史》这部论著中，作者考察并论述了以下方面。

1、重商主义以前产权问题论述和重商主义的产权思想。论著认为，尽管在西欧中世纪以前，出现不少像色诺芬、瓦罗和阿奎那等大思想家，他们也曾讨论过财富增进因素等问题，但相关的论证是零碎的，思想是极其简朴的，对于较为丰富的产权思想更不可能涉及。产权思想是从15世纪至17世纪中叶产生并流行于西欧的重商主义开始的，因而西方产权思想的历史上溯年代是重商主义时期。重商主义提出了货币财富的财产权利以及私商财产和公有财产的可转换性和基本要求的一致性的论述。

2、古典经济学家的产权思想。论著认为，这一时期的产权思想上溯17世纪中叶威廉·配第，下迄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配第是直接论及所有权和强调所有权保护思想的先驱者之一，他主张对财产实施登记制度，并揭示了土地价值与土地产权保护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魁奈在1767年以“中国的专制制度”为题，阐释了对所有权需要法律强制性保护的思想，并认识到财富具有可售卖、可交换、可让渡和对产生的果实有收益要求权等财产权利，但他尚未认识到财产权利的排他性等性质。而古典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斯密提出了关于天赋人权是最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劳动力产权的思想。他在指出公司制下财产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好处的同时，发现了“委托—”关系及信息不对称问题。萨伊列出专门章节分析财产所有权问题。在他看来，产权对于财富增长至关重要，财富天然具有产权的性质，所有权界定之后，决定了分配权、处置权等其他相应权利。因此，财富首要的、最重要的性质是其产权性质。萨伊将产权问题引入到生产领域，并把这一认识拓展为多个层面的含义。

3、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产权思想。论著认为，这一时期的产权思想肇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到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结束。马歇尔对经济变化的基本看法——自然是不能飞跃的，他将这一原理运用于所有制变迁的分析，认为早期文明的出现，使得财产制度由共有财产向村社式集体所有制发展，即出现了原始共有财产的所有权分割。而这种早期文明，既是个人所有权限制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进而指出制度（包括产权）的变迁是渐进的，而不是突变的。他用经济生物学和经济力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和产权问题，认为连续的原理特别适合制度的研究。而克拉克在《财富的分配》等著作中阐述了他的产权思想。他将产权问题的分析引入分配领域：分配遵从的首要规律，就是尊重财产权利的自然法则，任何偏离财富或劳动所应得的分配，都是侵犯了这一法则。他认为，分配问题的解决就意味着财产权利问题得到了解决。

4、近代制度经济学家的产权思想。凡勃伦提出制度至关重要的观点，认为最为重要的两种制度就是：私有财产制度和技术制度。他大量运用了心理学、进化论和人类学等知识和方法，从制度因素、财产权利和有闲阶级等方面剖析了西方社会现实矛盾，主张以“制度”为基础建立新的经济学体系。近代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代表人物康芒斯在产权思想领域的突破和创新是多方面的：重新诠释经济学，提出了制度经济学，认为所有权是制度经济学的基础；提出关于人的新假设，认为人是制度的产物，这一认识突破了传统经济学关于人是自由、理性、利己的假设和仅从人与自然物的关系来研究经济学的认识界限；提出作为经济学基本单位的“交易”的产权实质是所有权的转移；认为货币是一种测量所有权的数量的制度安排，货币本身也是具有一种财产权利的商品，而买卖交易涉及到货币与商品两个方面，其实质也是所有权的转移。

二、运用产权思想试图探索中国特色的产权理论发展新思路

论著系统地揭示了科斯以前经济学说史中的产权思想，并且将这些思想运用到我国产权改革和金融改革中去，这种借鉴具有针对性、应用性和一定程度的创新性。论著分列第六章、第七章两个部分展开应用与对策研究，主要采用比较、借鉴和计量实证研究，运用上述西方产权思想来分析传统产权制度、中国产权制度变迁和金融改革实践问题，试图探索中国特色的产权理论发展新思路。

1、产权思想与中国的产权改革。论著首先运用西方产权思想史中有关财产权利与政府职能的思想，分析了苏联型经济制度下的产权制度、无限政府以及1979年以前的中国产权制度与政府行为。接着运用有关产权制度及其变迁的论述和思想，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国有产权制度变迁过程和政府主导型国有产权变迁中的政府行为，并基于产权理论的计量模型度量了中国国有产权制度变迁的成效与问题。最后研究了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与“委托—”关系，以及土地产权制度进一步改革问题，提出了具有操作性和前瞻性的解决思路与建议，如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方面，主张以国家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以企业行为市场化为切入点，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设置国家征用私产及其他非国有财产的特别权利，建立多元化所有制下的现代企业制度体系和市场体系；而在土地产权制度方面，认为应尽快全面推行土地国家所有制，将城市土地和集体所有制土地一并纳入国家所有，并进一步明晰和完善国有土地使用权等。

2、产权思想与中国的金融改革。论著密切关注现代经济的核心即金融领域的改革实践问题。论著运用产权思想深入探讨了资本的产权性质以及对金融改革的启示，结合拉美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金融改革实践论述了产权制度与金融改革、金融发展、金融危机的内在联系，并针对我国实际深入分析了“好银行”与“坏银行”两大层面的金融改革：研究了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线的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的建立与改革进程，揭示了现有金融领域的产权制度缺陷与道德风险生成机理，提出了颇有见地的新观点和新对策。如在不良金融股权改革方面，指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克服中国特殊债转股带来的产权软约束和改变对金融产权缺乏有效保护的状况等。

三、阶段划分，领域拓展，为该领域深入系统研究提供了新思维

论著在广泛涉猎科斯以前500年西方经济学各个时期的传世著作的基础上，注重三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经济学说史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的结合、归纳与分析的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结合。论著不仅考虑到始于15世纪止于20世纪30、40年代的一些主要经济学家对于产权思想的贡献，以及关于产权问题认识上的各个层面的不断深化、不断演进的过程，而且兼顾不同时期的产权思想演进特点，将科斯以前约500年间产权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萌芽阶段。这是西方产权思想产生的时期，时间跨度为15世纪—17世纪中叶，约200年历史。也就是说，在14世纪以前，没有出现过真正的政治经济学，鲜见比较系统的有关产权思想论述，直到重商主义时期才比较重视财产权利问题。以重商主义为代表的萌芽阶段财产权利思想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狭隘的财产权利观，认为只有货币才是财富。二是极端的货币产权思想，过分夸大了货币要素的极端重要性，忽视了真实要素的重要作用，认识到货币具有占有、转让和收益权等财产权利，没有意识到非货币财富的相关财产权利。三是片面的流通权益观念，注重货币进入流通包括对外贸易给予财富增长的促进作用，忽视了生产使用领域的产权作用。

2、形成阶段。时间跨度为17世纪中叶—19世纪70年代，约230年历史。主要有古典经济学家创始人之一的威廉·配第以及代表人物亚当·斯密、约翰·穆勒等人的产权思想，而对产权思想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让·巴蒂斯特·萨伊和麦克库洛赫等经济学家。这个时期的产权思想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先破后立，在否定中论述产权问题和建立、丰富产权思想，以亚当·斯密、约翰·穆勒等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批判地继承了重商主义关于财产权利的看法和观点。二是自然演化，在漫长的、渐进的社会进化过程中，孕育相对丰富的经济思想和产权思想，内容庞杂，涉及面广，从货币到非货币、私有产权到公有产权、人的假设到劳动权利、产权性质到功能设置、理论探讨到政策主张，这些思想大大推进了人类对产权问题的认识进程。三是累积效应，经过约230年历程，人类对产权问题的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较系统而深刻的财产权利思想基本形成，并具有古典经济学特点，其中包含着许多合理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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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笔者认为，要想深入研究清楚黑树林的水资源纠纷问题，离不开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重要概念，以便我们在这一视角下挖掘黑树林水资源纠纷的解决方法。其次，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建议。

1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重要概念

1．1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新制度

经济学的产生被认为是起于1937年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发表的《厂商的性质》一文，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是在20世纪下半期。有学者为了把它区别于19世纪形成的美国制度学派及后来的新制度学派(也叫新制度主义)，而把它称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派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来分析制度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而制度学派及新制度学派是批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正统分析方法的，它们是“作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对立面出现的”。我们都知道，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经济人”，即每个人都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虽然延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但是它关于人的假设是从实际的人出发来研究，即受到现实生活中制度的制约条件下的活动，因为“更接近现实的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在回答企业起源的问题时提出了“交易费用”这个概念，他认为，每种经济活动的资源配置都需要发现价格、签订合同等等，资源的配置由市场决定，而市场由价格机制决定，这就必然产生一定的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一种市场制度，它的产生是为了降低经济过程中交易费用，起到了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因此，科斯揭示了交易成本和制度的某种内在联系。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对交易费用进行了定义，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指为获取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付出费用以及谈判与契约的费用。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是事先交易成本和签订契约后的一系列费用。如今，交易费用泛指一切与交易相关的费用。

1．2科斯定理与产权在解决外部性问题上

后人根据科斯的理论总结了“科斯定理”，即只要交易费用为零，那么无论法定权利归谁都不重要，资源配置都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产权经济学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组成部分认为，产权是一种权利，它强调产权、激励与经济行为的联系。它为解决外部性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产权经济学认为，产权不清是造成外部性和“搭便车”的主要根源，外部性的产生与产权的起源有着必然的联系，有效的产权可以降低或克服外部性。那么影响产权的形成因素有哪些了?根据卢现祥归纳的有:第一，技术。新技术可以降低成本，增加收益，而缺乏相应的技术可能是“搭便车”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人口数量。人口数量的增长与资源的有限，造成了人均资源的降低，于是，资源变得“稀缺”起来，这必然导致排他。而产权就是种排他性的经济权利约束。第三，资源的稀缺程度。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离开产权，任何稀缺资源的配置都是无效的。第四，要素和和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动。价格的上升导致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行为，“独占性”成为一种优势选择。那么明晰产权意义在哪呢?明晰产权可以解决责任不清的问题，有利于激励经济主体，有利于形成约束机制。通过以上新制度经济学的简单回顾，我们下面对黑树林的水资源纠纷进行适当的分析。

2黑树林水资源纠纷中的新制度经济学问题

黑树林有两条水沟，打洞大沟与竜宾大沟，黑树林地区的人们就是围绕两条水沟的问题展开的。这场纠纷的主体实则是“同一民族的同一个支系”，由于不同的行政区划，一种“地域认同”高过了“民族认同”的一种现象。生活在有限的同一水资源地区，几个村子围绕水资源的使用权展开了长达两百多年的争夺纠纷，不得不思考根本原因是什么的问题。对于黑树林地区的纷争原因，我们的直观感受就是因为“水”，缺水造成的。胡忠文、杨剑波和胡阳全都有各自的看法。胡忠文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是贫穷和人的素质低。过去因为穷而争资源和生存条件，过去人的素质低，封建宗法观念一度突出，群众中只有比高低、比输赢。现在的人观念变了，法制意识增强了，有分歧找政府，有争议靠法律。上级的扶持、基层干部的带动，使黑树林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有了坚实的基础”。杨剑波分析了村社组织的特点，认为:“传统的村社组织:(1)有较明显的习惯区域。(2)山林、土地、水等自然资源为村社共有。(3)有共同的祭礼活动与节日。(4)共同对外。这种由村社内不断发展的私有制和原来公有制之间的矛盾，反映到人与人、户与户、村寨与村寨之间，最容易引发矛盾，最突出的是对原来公有的自然资源的分配使用问题。在黑树林地区哈尼族中，村社观念对现实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传统观念中，部分自然资源属于公有，谁使用谁拥有，部份村寨和农户仍按传统习惯去做，但现实的黑树林四个乡却分属于不同的两个县，并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胡阳全认为:“影响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稳定的原因是因争夺草场、山林、矿山、湖泊、水源、土地等资源引发的纠纷经济因素，还包括社会治安、等因素。”我们都知道，水资源属于公共资源，对于公共资源的产权界定是相当困难的。公共资源具有非排他性、公共性、外部性等特征。正是由于公共资源具有这些基本特征，才使得公共资源具有尤为明显的外部性问题，而这种外部性伴随的产权问题是无法像私有财产那样界限十分分明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要解决外部性问题，应该从产权的界定。经济学界一致认为，产权是一种权利，也就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或者说是一种有价使用的权利。而像黑树林纠纷中的水这样的公共资源能够用“产权”进行解决吗?在黑树林水资源纠纷中，实质就是围绕“水”资源的使用权问题展开的一场资源使用权的争夺战。而当地村民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始终处于传统的解决思维中。虽然黑树林纠纷中有以立碑方式的“契约”、购买等权利意识，但是却没有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产权”之说。笔者认为，黑树林纠纷的最终解决办法还是从治贫和解决当地生活条件入手。由于当地人的利益不同，认识不同，行政介入是不当的。云南省政府在黑树林地区大力投资，通过兴建水利工程、能源和通讯基础设施，改善当地交通，修建贸易市场，投资发展教育、卫生、科技，有其修建一座新水库，多头并举，有力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条件，提高了当地人的生活水平。这为解决当地资源纠纷起到了关键作用。而这些措施恰恰有效解决了当地资源“稀缺性”的贫困性竞争问题。

3黑树林给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公共资源管理的启示

从新经济经济学视角来看待黑树林的问题，是可以得到关于公共资源管理的相关启示的。王艳、韩方彦、楼惠新和王黎明都有各自的独特见解。谈到公共资源的管理，王艳认为“公共资源的产权界定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式工作，界定公共资源产权的方式不存在“唯一”，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主，辅之以法律、市场手段，以及民众支持，采取多中心治理体制才是合理界定公共资源产权的明智之举。”韩方彦认为:“公共资源产权的界定制度缺陷突出表现为未能清晰界定公共资源产权主体所有权以外的其他经济权利。因而，需要健全公共资源产权制度，强化公共政策执行的目标指向，维护公共利益，建立并完善公共资源政策工具体系，构建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监管体系。”楼惠新和王黎明认为:“公共资源的参与式管理可以解决好各方利益，有利于公共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综合效益的提高。以上都是都是学者给解决公共资源提供的一个问题解决思路。”笔者认为，由于公共资源的特殊性，它注定无法像用私有财产那样产权明确，所以，应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探索恰当的解决因公共资源造成的纠纷的办法。黑树林是几个村之间因水引发的纠纷，对于群体性争夺资源使用权，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解决:第一，以发展当地经济作为根本大计。集体性争夺自然资源的使用权，无非是因为经济生产条件的制约，目的是为了生产和生活。因此，发展经济，解决贫困是首要的大事。第二，公共资源的参与式开发利用。由于共同需要同一资源，而中国乡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这就决定了不可能从私有产权的角度进行解决。公共资源的参与式开发利用要求各方主体明确各自权利和义务，有节制的使用资源，而不滥用、消耗等。各方制定好规则，依据制定的规则，根据自己的权重进行活动。第三，搁置争议，合作共享，共同开发。建立一种合作机制是互利双赢的模式，集体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帮助，团结协作。第四，建立综合治理管理机制，协调好集体之间的矛盾，及时处理潜在的纠纷问题。第五，进行教育引导。第六，政府应当特殊问题特殊解决，对因资源稀缺而造成贫困的地方，应该大力投资，帮助发展，解决人们发展的自然制约条件。总而言之，公共资源的开发、使用和管理，应该朝着合作开发、利用和共同管理的合作机制出发，制定好规则，明确各自权重，共同发展。

二结语

篇10

关键词：保险学；法学；研究生课程体系

保险学专业的研究生作为高端保险人才，将成为我国未来保险业的主导力量，其专业视野、创新能力等素质将决定未来保险业发展的程度。而这与课程体系的设置密切相关。本文认为，法学，特别是民商法学当中的相关内容应当纳入到各高校保险学专业研究生的课程体系当中，以适应保险学研究和保险业发展的需要，培养具有国际专业视野和较强创新能力的保险高端人才。

一、从学科――宏观层面来看：法学对经济学有重要的补充作用

保险学从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法学对保险学的作用首先体现为法学与经济学的互补性。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学主要解决‘如何将蛋糕做得更大’的问题，而法学主要解决‘如何将蛋糕切得更好’的问题”。2001年，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与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第一次会面，开始了我国经济学与法学之间的“对话”。两位学界泰斗对经济与法律之间的“结合研究”深有同感，遂于2002年筹备并成立了“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该所于2004年迁移至北京，更名为“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两位教授在随后的多次公开对话中对经济学与法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解读。吴敬琏教授认为，如果没有法制，仅凭市场经济本身的资源配置，“蛋糕”肯定做不大，甚至会做出“馊蛋糕”；江平教授则认为，如果不顾经济规律而制订法律，这种法律属于“坏”的法律，可能导致形成“坏”的市场，从而直接影响“蛋糕”的大小。因此，效率与公平具有价值效果的一致性：公平可以促进效率，效率也有助于实现更高层次的公平。经济与法律的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对我国高校经济学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保险学专业作为经济学科的一个分支，以研究如何将保险业的“蛋糕”做大为己任，如果脱离具体的法制环境，所从事的保险学研究工作将毫无意义，依据这种无意义的研究来指导保险企业的经营也不可能实现高“效率”。

本文认为，为了使保险学专业的研究生了解法律的运行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应该在课程设置中适当增加“法律经济学”的内容。“法律经济学”是一门位于法学与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地带的新学科，经历了从纯粹的法学方法论到法学经济学交叉独立学科的过程。波斯纳将“法律经济学”定位为“法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为法律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而在这门学科的创始人科斯看来，法律经济学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内容：即分析法律系统的运行对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前者的思维路径是以法律为起点，经过经济学分析，最后再回到法律，目的是考量法律是否符合“效率”这一正义价值，以修正现行法律；后者的思维路径是以法律为起点，终点则是经济制度，即研究法律制度如何影响经济活动，以修正现行的经济制度。因此，前者侧重法学意义，后者更侧重经济学意义。作为经济学的重要分支，我国保险学的研究生教育当中应适当增加经济学意义上的法律经济学内容。

二、从课程――中观层面来看：保险法的课程教学离不开民商法学基础

“保险法研究”是多数高校保险学专业研究生的主干课程之一。该课程的教学必须以民商法的相关内容为基础。例如，《保险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近亲属”，其中“近亲属”的范围是什么?保险法本身并未加以限定，而民法与刑法等其他法律有不同的规定；又如，《保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投保人不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保险人也不得承保”，

其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是一个需要以年龄和精神状况作为双重判断标准的民法基本概念；再如，《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七条关于“保险人”的规定，需要学生对民事制度中“人”的权利义务有所了解。

同时，保险既是一种经济关系，又是一种法律关系，其法律基础便是保险合同。学生要掌握《保险法》第二章关于保险合同的成立、效力、解除、履行、违约、变更以及保险人与投保人的权利义务等规定，均需要与民法当中《合同法》的相关内容相联系起来学习。此外，保险合同的纠纷也适用民事合同纠纷的法律救济程序。例如，《保险法》第二十六条中规定了保险合同的诉讼时效：作为保险特别法的《海商法》第十三章则规定了十余种可能涉及保险合同履行的诉讼时效，这些时效的计算均应适用民法中关于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则。

此外，《保险法》的内容除了“保险合同法”，还包括“保险业法”，即调整“保险公司”行为的法律规范，因此保险法的法律渊源还包括《公司法》。正如《保险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保险公司，除本法另有规定外，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又如，《保险法》第九十条规定，“保险公司有《破产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申请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因此，要深入研究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离不开对公司法、破产法等商法相关内容的学习。

综上，保险法是规范保险合同和保险企业经营、监管的法律，其法律渊源主要是民商法。保险学专业的研究生要真正了解保险法，有必要同时学习民商法的相关内容。反过来说，脱离相关的民商法学基础，不可能进行保险法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研究生已经开设的“保险法研究”课程学习也将难以实现课程设置的目的。

三、从保险标的――微观层面来看：知识产权法的相关内容应作为财产保险学

的重要补充

根据保险标的的不同性质，保险可分为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前者以人的生命、健康作为保险标的，后者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作为保险标的。从保险法的现有规定来看，“财产保险”的“财产”指的是动产、不动产；“有关利益”包括积极利益和消极利益，前者指的是被保险人的可得利益(如信用保险)，后者是被保险人可避免的损失(如责任保险)。而作为主要无形财产的知识产权至今没有正式被纳入到我国各大财产保险公司承保的保险标的的范围。保险实务中缺乏“知识产权保险”这一险种，反映在保险学教育当中就是财产保险学的教学内容里缺乏知识产权法的相关知识。本文认为，这恰恰是一个国际专业视野的问题。

在当今这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在商业领域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而其存在的风险和相应的保护问题也日益为各国立法所重视。尽管当知识产权遭受侵害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寻求救济，但是风险仍然存在。比如诉讼存在着败诉的风险，胜诉后也存在着执行不能的风险。高风险高收益的知识产业如何进行风险管理，

无疑是知识产权权利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20世纪70年代起，知识产权保险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应运而生，而其中在美国的发展最为完善。目前，美国保险界顺应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愈演愈烈的发展趋势，已经将承保标的从专利侵权逐渐扩展到商标权、著作权与商业秘密等几乎所有类型的知识产权，从而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知识产权保险”。继美国创设了知识产权保险制度之后，在知识产权业比较发达的德国、英国、日本等国家，也紧随其后陆续推出了这一险种，如英国推出的“专利申请保险”、日本推出的“知识产权授权金保险”等等。因此，将财险承保标的扩展到知识产权领域已经是一种国际趋势，折射出了知识产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产权保险制度的呼唤。

本文认为，在我国建立知识产权保险制度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知识产权符合保险的构成要素要求，因此建立知识产权保险制度是可能的。首先，知识产权存在各种法律风险，且这种风险的发生具有偶然性、程度上具有不确定性，符合“有风险才有保险”这一前提；其次，知识产权的这种风险和对风险管理的需求是普遍存在的，具备保险学上“大数法则”的数量基础：第三，知识产权是法律上承认的财产利益，属于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可保利益”；第四，知识产权侵权的利益损失在经济上可以计算出价值(例如《专利法》第六十五条关于专利侵权损害赔偿的规定)，属于“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风险，也符合保险的“损失补偿”这一基本功能。

在我国建立知识产权保险制度也是必要的。～方面，知识产权的维权需要保险的保障。近几年来，我国知识产权诉讼案的数量在急剧增长。据统计，2001年、2002年、2003年全国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一审案件分别同比增长8.62％、17.78％、12.61％，其中约80％属于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从侵权赔偿额度来看，知识产权案件的标的额一般远高于普通的民事赔偿案件，相应地，知识产权诉讼程序当中缴纳的案件受理费以及律师费等也远高于普通民事案件。此外，知识产权案件还牵涉到鉴定费、公告费、评估费等其他诉讼费用，如果是涉外知识产权案件，还会涉及国际差旅费、翻译费、国际通讯费等费用。所有这些费用对于当事人来说可能构成难以承担之重，甚至有可能拖垮一些涉诉的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保险制度通过由保险人承担诉讼风险的方式，为转嫁被保险人的财务风险提供了保险工具支持，将为我国企业有效地维护和实施知识产权提供经济上的保障。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知识产权保险发展严重不足，“财产保险”的无形财产领域亟待开拓。2010年底，信达财产保险公司于推出了国内首款专利保险产品――“专利侵权调查费用保险”，可谓开创了我国知识产权保险事业的先河。但截至目前，知识产权保险的发展进程缓慢：首先表现为险种单一，即仅限于专利的侵权调查费用，而不涉及专利诉讼费用、侵权损失，更未涉及著作权、商标权等其他知识产权；其次表现为多数险企缺乏开发知识产权险种的热情。出现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保险界对知识产权缺乏了解，或者说，保险业目前缺乏了解知识产权的保险人才。因此，在高校保险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中增设知识产权法基础课程，有利于培养熟悉知识产权与保险的“两栖”人才，从而开拓财产保险的另外“半壁河山”，有力地促进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将作为财产保险标的的“财产”范围扩展到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无形财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保险学专业的研究生要真正做好保险学研究，需要以一定的法学基础为依托；要真正成为保险业的高端人才，需要对保险法的民商法渊源有所了解；要具备国际视野、开拓无形财产保险领域，需要学习知识产权法律法规。

四、保险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中增加法学内容的具体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