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改革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产权改革，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本文首先回顾了作为代表人物的厉以宁教授和张维迎教授对中国经济的新古典和新制度阐释，接着指出他们理论上的失误的根源在于新古典和新制度的缺陷：新古典的经济行为主体二分法假设和新制度依然继承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在指出中国改革需要自己独立的建立在深入分析人类制度演进历程和中国经济形势上的理论之后，尝试提出可以深刻解释中国改革和弥补新制度缺陷的“制度核”理论。本文将分为四个部分：一、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支持；二、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失误；三、中国需要自己独立的经济理论；四、制度核理论。

一，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支持

自去年的郎顾之争以来，中国的企业改革遭遇了国人空前激烈的批判，因为我们的产权改革似乎已经滑入一个错误的方向：窃取国家财富。象“MBO”一样，“产权改革”一词也仿佛成了一个令人忌讳末深的盗窃国有资产的代名词。为中央政府在经济改革上出谋划策的“主流经济学家”也深深陷入了被纷纷指责的尴尬境地。中国开始了对以往改革历程的大反思。是的，我们的确要深深的反思了。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怎么做？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中国企业改革的失误也是源于指导理论上的失误。

以往中国企业改革政策设计凭借两个理论基础：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制度经济理论。而在中国诠释这个两个理论的代表人物就是厉以宁教授和张维迎教授，也许是偶然，这两位教授均执教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厉以宁的对中国企业的新古典诠释体集中现于《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新古典理论把经济行为主体分成两类：消费者（个人）和厂商（企业），并假定个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消费者和厂商以价格为决策变量，采用边际原则，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或利润为目的，去决定自己的产品或要素的购买或生产量。从而，从总体上来看，价格机制就是构成配置社会资源的体系。当社会达到充分竞争状态（价格机制充分运转），社会经济也会达到福利最大化的一般均衡状态，即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一般均衡状态只是一种理论上假设状态，由于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等现象的存在，市场常常陷入失灵状态，价格机制将无法运转，所以社会经济往往达不到帕累拖最优的一般均衡状态，这就是厉以宁所说的市场经济所存在的第一非均衡状态。厉教授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他认为中国经济除具备一般市场经济所拥有的第一个非均衡之外，还存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所特有的第二个非均衡。第二个非均衡是由于中国的企业并不满足新古典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引起的。中国的企业不是企业，而是政府的隶属单位，它们的管理者是政府委派的官员，企业的经济效益并非这些管理者所考虑的首要问题，它们预算约束是“软性”的。中国国有企业的这些特征导致它们的采购和生产决策对价格完全是不敏感的，，也就是说采购量和生产量的价格弹性几乎是零。所以，价格机制几乎完全失去了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所以，厉以宁当时认为，中国改革的重心应该是企业改革，而非价格改革，应该首先把中国的企业变成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这也是早期中国经济理论界著名的“吴厉之争”，因为吴敬琏先生主张以价格改革为重心。厉以宁为捍卫自己的主张，为当时的“吴厉之争”下了著名的评断：中国的改革将不会因为价格改革的成功而成功，却会因为企业改革的失败而失败。

新古典把厂商看成投入产出的黑箱，把他们抽象成一个生产函数，假定企业的内部制度安排不影响生产效率。这种假设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科斯愤怒地将武断无视现实的新古典称为黑板经济学。正是为弥补新古典的这些缺陷，使其更能有效地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新制度经济学诞生了。这首先要归功于上世纪科斯的两篇文章：《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企业的性质》告诉人们使用价格机制是需要成本的，这就是交易费用，企业的存在就是为减少交易费用而对市场的替代，或者说是指令机制对价格机制的替代。而指令机制也是有成本的，这就是企业内部交易费用，当企业内部的边际交易费用等于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时企业便达到最优规模。科斯的追随者干脆把《社会成本问题》浓缩成一个科斯定理。

科斯和张五常均认为很多人并没有完全理解科斯的意图。张五常说科斯定理就是说产权明晰是市场存在的基本前提，我同意这个诠释。《企业的性质》告诉人们，企业不是黑箱，不是最终的经济行为主体，是可以再分的。就象分子并不是最小的物质单位，是要分成原子和电子的。或者说这篇文章是一个放大镜，教导人们去探测企业的内部结构。同时，交易费用的提出也对人们的“成本”概念和“生产性”观念产生深远的变革性影响。科斯定理则告戒人们不同产权制度的安排将导致不同的经济行为和效率。这些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石，凭借这些基石衍生出了企业治理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和约理论等分支学科。新制度经济学抛弃了新古典的经济行为主体二分法的假设，认为只有个人是经济行为主体，而企业只是个人为最大化自己效用的而签定的和约安排，也就是说企业是个人的经济行为表现。但是新制度依然采纳了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于是建立了一定产权制度约束下个人最大化自己效用的分析范式。

张维迎并没有象厉以宁一样写专著诠释中国经济，他对中国经济的新制度诠释集中体现在他的论文集《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中。从企业治理的角度，张教授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并没有剩余索取权，进而提出所有者缺位的概念。相对应，从产权理论的角度，他认为中国国有企业仅存在理论上的明晰，而实际上是不明晰的，依据科斯定理，这种混乱的产权安排必然导致经济上的无效行为，所以，他坚决主张中国企业改革的重心应该是产权改革。他对没有产权改革的股份制批评道：在白马的背上画道道是不可能制造出斑马来。象俄罗斯的经济学家一样，张教授把私有化看成是产权改革的捷径，从这一点上来说张非常象丘拜斯。他坚决主张私有化，而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家也就成了他这一理论主张上的现实行为延伸。在理论主张上，张维迎对厉以宁明显的表现出继承关系，这种继承关系的根源在于新制度对新古典的继承关系。

二，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失误

厉以宁的关于中国经济存在两个非均衡的理论，以新古典理论为分析工具，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微观特征，无疑，这是一次中国经济学界为数不多的经济分析上的创新，借一句套话就是把新古典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但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的理论分析是不完整的，是需要进一步延伸的，但厉教授却未能延伸，而是仓促的得出结论。

由于认为中国的的企业不是企业，这种情况导致价格机制失效，所以厉断定中国的改革重心是把中国的企业变成企业。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企业为什么不是企业？中国的企业不是企业只是一个现象，而厉却认为这是结论和原因。造成厉教授当时“理论短视”的原因在于他所使用的分析工具：新古典理论。新古典采用经济行为主体二分法假设，把企业看成了基础的不可再分的经济单位，或者说经济原子，厉以宁也就当然地认为，中国的企业也是最小的经济原子了，不可再分了。而厉正是凭借自己并不完整的理论分析来给中国的改革提供政策建议的，从承包制到股份制，这个不完整的理论也当然地形成巨大的政策漏洞。

其实，企业是由个人所组成的，按厉教授的理论，延伸下去，中国的企业不是企业的根源在于中国的个人不是“人”，也就是说中国的个人并不满足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只有且仅仅“个人”才是经济行为主体，这一点也是新制度所坚持的。中国改革的中心也就应该是以“个人”改革为重心，把中国的个人变成“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个人要能够真正做到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必须满足两个基本前提假设：他的正当个人欲望是被法律承认的；他拥有为满足自己欲望而追求财富的权力，即他拥有明确的被法律所保障的产权。

我在人民大学听过一个社会学家讲课，他说张维迎所有高深的数学公式和深奥的博弈论分析可归结为一句话：把中国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这种评价虽然显得偏激，但却也道出一个事实，张教授把产权改革简化成私有化，依据这种简化的理论给出政策建议也当然地会形成巨大的政策漏洞，事实也证明如此。其实，不仅仅张维迎把产权明晰简化成私有化，几乎所有的主流西方经济学家都存在这种简化倾向。著名的新制度创始人之一的张五常教授甚至更为极端，俄罗斯的政策建议者显然也是简化倾向者。

这种私有化简化倾向的根源在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缺陷，或者说西方经济理论的缺陷。新制度虽然纠正了很多新古典的不符合现实的前提假设，但是，依然坚持“经济人”这一新古典核心假设。而“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理论的一个基石性前提假设，就是西方经济理论的开山之作〈国富论〉也是展开于此假设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不是所有时代，所有地区的社会都满足“经济人”假设的。从时代上来说，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社会是不满足“经济人”假设的，经济人特征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才在西方出现的。从地区上来说，一切非市场国家都是不满足“经济人”假设的。其实，改革的过程或者经济转型的过程、市场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由非经济人向经济人转型的过程。也就是说，我改革所需要的恰恰就是西方经济理论所作为前提假设的“经济人”。其实，欧洲同样存在一个改革、经济转型、市场化的过程。只是这个过程比中国早了200多年而已。到亚当.斯密动手撰写〈国富论〉时，英国的主流价值观念已经具备“经济人”特征，所以，“经济人”特征的形成过程并没有构成亚当.斯密的研究对象，同样也没有进入以后的西方经济理论家的研究视野。相反，现在的经济理论家企图用以“经济人”为假设的分析工具，去解释人类的所有时代和所有地区的所有社会行为！这就是目前的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譬如雄心勃勃的诺奖获得者斯诺教授，就企图以新制度分析范式去解释罗马兴衰史。尽管没有拜读诺教授的这部著作，但可以肯定地说他的分析结论是错误的。因为经济人假设在古罗马时代的欧洲是不成立的。

如果充分具备“经济人”特征的社会中，产权明晰可以简化成私有化，而在不充分具备“经济人”特征的社会简单私有化只能制造经济灾难。俄罗斯和中国的私有化经历都充分证明这一点。

三、中国需要自己独立的经济理论

当前“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遭遇激烈批判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属于自己的原创性理论严重缺乏。把这种局面单纯地归罪于经济学家本身显然不是很公平的，这更多地是由他们的社会背景和知识背景造成的。以往，我们改革的理论支持是摇摆于两个极端：和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其实，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也是吸取了的精华的，就象吸取〈国富论〉精华一样。我们固执坚持把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科，是过去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延续。当然，经济学已经被“边缘化”。但是，网上流传甚广的流国光的文章似乎要重新捍卫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无论单纯地依赖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是单纯地依赖马克思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摆脱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在理论上给我们的思想束缚，认真地深刻地研究人类制度演进历史和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探索能够为中国改革提供理论指导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

四、制度核理论

为解释中国改革，弥补西方经济理论的缺陷，本人在深入考察人类社会制度演进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个诠释人类制度演进的一个崭新框架假设：制度核理论，期待各位理论爱好者的批评。

本理论认为在人类历史演进的进程中，存在两个“制度核”，第一个制度核形成于欧洲的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帝国建立，也即中国的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一时期，第一个制度核的明显特征是在相互隔绝的东西方同时形成。第一个制度核形成后西方便进入了以此制度核为基础的基督教制度时代，即中世纪；而中国则步入了2000多年的以此制度核为基础的封建儒教时代。

自文艺复兴开始，西方开始反思第一个制度核进而否定之，开始建立第二个制度核，这个制度核就是现代社会制度基础，第二个制度核形成的标志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中国自1840年开始，在已经处于第二个制度核下的英国的强迫下，开始了自己对第一个制度核的反思和第二个制度核的建立的艰难历程，目前，仍处于这一历程中。

人类的社会制度是一个逐渐形成并不断演进的过程，这个产生和演进过程又呈现出阶段特征。这个特征就是制度核特征，所谓制度核就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形成制度基础，制度核形成后，人类的社会制度便以此为基础和内核进行演进，从而表现出连续性，直至下一个制度核的形成。用数学语言描述，人类历史是一个存在两个间断点的连续曲线。这两个间断点便是制度核形成时期，而这两个制度核形成后的历史时期则是以这两个制度核为核心的制度连续演进，而第一个制度核形成之前，则是一个漫长的“制度核”前时期。

德国历史哲学雅斯贝尔斯在考察了古希腊、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及同期印度所同时出现的文明繁荣现象后，提出一个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假设（《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对这三个同期的但相互隔绝的繁荣文明的很多相似性特征进行解释，改假设认为这一时期是人类的轴心时期，此后的人类历史都是在这一时期所形成的基本思想和价值观的指引下进行演进的。雅斯贝尔斯看到了这三个地区同时的文明繁荣，但却忽略了紧接而来的历史现象，就是这三个地区在历经了当时的文明繁荣后几乎同时又进入了一个文明萧条时期：西方是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而中国则进入了漫长的“吃人的”封建社礼教时代。人类从乐观走向悲观，从自我肯定走向了自我否定，怎么解释这一历史现象？其实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类历史轴心”期就是人类的第一个“制度核”形成时期，这一时期人类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开始对自己所走过的历程进行大反思。反思的结果是人类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就是意识到自己欲望的存在。欲望能够满足便是幸福，而欲望不能得到满足便是痛苦。人类意识到自身欲望的存在，便意味着意识自己的痛苦和幸福的根源。但当时，由于人类的知识和物质资源有限，人类又意识到自己无力去满足自己仿佛无限的欲望，欲望不能够满足便是痛苦。规避痛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获取财富去满足欲望，另一种便是否定欲望。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人类不得不采用后一措施，即通过否定自己欲望去规避痛苦，这就是第一个“制度核”。第一个制度核是人类对自己欲望进行否定，对自己欲望进行否定便引申出对人类追求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的权力进行否定。这里作出定义：能够满足欲望的东西是财富，获取财富的权力是产权。那么第一个制度核的特征便是：第一、对个人欲望进行否定（即对人性进行否定）；第二、对个人产权进行否定（从而导致对个人人权的否定）。第一个制度核形成后，人类制度便以此为核心基础进行演进。尽管在不同低于有不同表现形式，如欧洲表现为基督教制度、中国表现为封建礼教制度、印度则是佛教等级制度。这些不同制度现象的最深处都是第一个制度核。以第一个制度核为内核的人类制度又有一些共性特点，我们可把这些共性特点称为“制度次核”：1）繁杂的礼仪；2）强调集体，否定个体；3）个体不具备“经济人”特征，表现为“非理性”；4）强调节欲；5)重农抑商；6)集权等级制；7）财富按特权标准分配；8）零和搏奕。

尽管人类的第一个制度核对人类本身进行否定，并衍生出了后来的摧残人性的形态各异的社会宗教制度，导致人类文明进入一个萧条期，但这仍是人类的巨大进步。第一个制度核形成，标志着人类彻底摆脱动物性，具备了人的特征。所谓人的特征便是意识到自己的欲望的存在，并调节控制这种欲望。动物也有欲望，但动物并意识不到这种欲望的存在，只能受本能的驱动，更遑论调节控制了。人类的第一个制度核，实质上是人类意识到自己欲望存在后，为避免痛苦（或追求幸福）而为自己设计的调节手段。由于当时知识和物质极度贫乏，这种控制方式就是否定。所以在此给“制度”下出定义，制度就是人类为规避痛苦（或追求幸福）而为自己设计的调节自身欲望的方式。第一个制度核形成时期，是人类和动物的真正分裂点。第一个制度核的形成实质上是大大减轻了，而非加重了人类的痛苦，人类也是在以此所形成的制背景架下缓慢的形成了知识和物质的积累，直至第二个制度核的出现。

篇2

一、国有企业退出的经济学概念

企业退出的实质是企业权力主体对企业产权的实质性让渡或部分让渡。产权让渡的产生在完全市场化要素的前提下被理解为原有契约的终止和退出及新委托―模型的确定。按照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产权让渡模式的选择,有利于资源的更加合理分配及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在产权经济学层面,企业退出模式的选择和不同时期市场经济制度的主要导向相配套,在国有产权让渡的既有模式中:东欧模式、东亚模式、西欧模式都和其各自遵循的经济制度体系互相关联。“退出问题”在中央型经济下的国家与企业关系中是一个更加突出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倾向于用长期性的隐合约理论来处理会主义国家与国有企业的特殊关系。因此本文研究的企业退出将在总结上述不同经济体的模式经验基础上,在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框架下进行理论总结与探索。

二、江西省国有企业改革改制的现实背景

(一)江西省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

江西省国有企业改革的阶段性成果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1、着力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不断优化企业改革的制度环境。实践充分证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和逐步完善,对国有企业落实资产经营责任、建立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强管理、提高效率起到了非常积极和明显的作用,形成了责任落实和压力传递相统一的工作机制,极大地调动了企业负责人和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企业经营效率和核心竞争力的进一步提高,有力地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2、着力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积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从国有资本的分布看,大多数投资在控股和参股企业,90%以上的有效资产分布在多元投资主体的企业中。

3、着力实施“进而有为”战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和竞争力。积极推动优质资源向优势企业集聚,通过改制重组和项目合作等多种方式,省属国有资本的分布更多地集中到关键领域,如铜业、钢铁、电力、钨业、煤炭等重要行业。

4、着力实施“退而有序”战略,稳步推进劣势企业退出和债务重组工作。几年来,省、市国资委以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为平台,打包收购和处置四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国有企业不良债权,累计处置国有企业债务240多亿元,为企业改革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5、着力实施大开放战略,招商选资、嫁接改造国有企业取得明显成效。仅2007年,省国资委和出资监管企业就先后组织、参与了15次重大招商引资活动,共推介88个省属国有企业招商引资项目,引进50多家战略合作伙伴。

(二)江西省属国有企业发生的深刻变化及带来的重要启示

1、国有企业的数量减少了,但运行质量不断提高。据初步统计,截至2007年末,全省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共1916户,比2003年减少1091户,下降36.3%。近4年来,国有企业实现销售收入增长了93.8%,实现利税增长了315%,完成增加值增长了134%。

2、国有经济比重降低了,但国有企业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今年,江西省有7家企业进入“中国企业500强”。其中,江西铜业集团成为我省首家进入“中国企业100强”的企业,排名第87位。

3、国有企业的负担减轻了,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大大增强。30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省国有企业在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落实节能减排任务、抗击非典、抗击雨雪冰冻灾害、抗震救灾等方面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国际间企业退出实践经验的回顾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席卷全球的“经济私有化浪潮”极大地推动了国有企业(公共企业)退出研究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发展。在企业退出的实务性研究中形成了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

一是以法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经验学派:在政府应当也可以完全退出的一部分国企中,政府要彻底的让渡产权;政府需要占一部分股权的企业,要避免国有产权一股独大,否则,将达不到改善治理结构的目的。二是以俄罗斯和波兰为代表的计划经济转型实践:其产权让渡的核心是国有企业的完全私有化。同俄罗斯的被动型重组不同,波兰的战略型重组获得了成功并引领了东欧经济的成功转型。从组织学的角度看,战略型重组包括了制订长期业务计划,同时各个市场要素成为政府传递明确指令的载体。公平和效率的基本市场法则得以保证。三是新加坡经验告诉我们政府如何在管理者和投资者两角色间保持平衡:淡马锡控股公司的存在为政府创造积极的产权让渡平台提供了样本。四是美国企业退出体制的特色:美国将自身的企业治理结构概况为退出体制(EXIT SYSTEMS),而制度环境是市场机制的必要基础,极有可能阻碍市场发育和发展。退出体制于市场治理有关,在自主、竞争企业之间保持一定距离,采取现货缔约。企业所有权在股票市场上公开交易。

然而,我国经济转型中的企业和市场的实证研究主要侧重企业内部的效率评价,而较少从企业退出的角度进行研究。国外从60年代开始有经济学家对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其中研究的重点之一是关于企业规模(以资产或雇佣员工数衡量)如何影响企业的成长与生存。小企业会相对增长的更快但更容易退出,便是这些研究发现的其中一个重要结论。经济学家也对所有权结构对于企业生存/退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但这些研究基本上仅限于对单个企业(single-plant)和集团企业(multi-plant)的考察;另外还有一些文献考虑了企业所处产业的特征(产业增长率、最低有效规模(minimum efficient scale,简称MES))和宏观经济状况(利率、失业率)对企业退出风险的影响。

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以来,开展了大量的国有企业退出实证研究。一是体现在企业的综合能力评价体系日益规范、长效,对企业状况的判断日益科学准确;二是通过各个类型的国有企业退出实践丰富了国有企业产权让渡理论。我国的国有企业退出实践充分汲取了世界各个主要经济体产权让渡理论及实践摸索的经验教训。通过国有企业的退出实践,国有资本的运行效率极大提高,国有资本的控制力正在增强。国有产权让渡的市场化运营模式已经日趋成熟。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的,兼顾公共资源效能和公平原则的,国有企业退出理论正在形成。

四、通过一个构筑于竞争力体系上的评价模型建立一个判定企业如何退出的标准

首先,通过对国内外国有企业退出理论及实践的回顾。定性分析的比重要比定量分析多;基于实证的分析要多于数据分析。在研究过程中,更多地侧重于产权制度结构的层面上,当推及到个案的研究时往往缺乏明确的指导性。我国的国有企业退出实践是从劣势企业的被动退出开始的,当国企数量的减少向质量的提高转化时,主动的资源整合,向价值链的高端集聚将成为主流。因此,在实践中迫切地需要一个评价体系,对现有企业的运行质量进行判断,并以此作为退出时采取何种方式的依据。COX模型最早由医学界(DR COX博士)影响死亡率的因素分析而来,但更多地被应用于经济学研究领域。尤其是在企业的运营风险分析、生存状态分析中被大量的采用。在企业的风险分析方面,该模型主要分析的是相关变量因素和最后危险性成果之间的依存度。在该课题的研究中,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局部重构这个模型,调整部分因变量。重点在于求证多样本企业在同变量因素下推导出的不同企业经营状态。确定以劳动生产率、人均利润率、资金利润率、资源综合利用率、R&D资金投入率这五个变量作为度量的依据。最后的计算结果以分段式的呈现。并以此将企业划分为破产型的劣势企业、优势型的政策退出企业以及竞争力趋弱的企业。

其次,和谐价值理论在国有企业退出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前文已经提及中国的国有企业退出实践,对人的重视及社会义务的妥善转移是和西方理论实践最大的不同。公平和效率是市场经济社会的通用法则,但是在国资影响力及其经济总量仍占主导的前提下,必须确定一种普遍的社会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所弘扬的基本价值观将指导国有企业退出在社会学层面上的操作。我们将和谐价值理论导入到国有企业退出模式的实践当中。和谐价值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和市场经济法则有一定的区别。在社会学层面上,坚持和谐价值理论就可以保证在企业退出模式中,相关的各方要素可以达成一个稳定的共构结构。在这其中,国有企业的职工主体将按照和谐价值理论变为企业退出的积极因素、动力因素。在和谐共构的结构模型里,各个要素的积极影响将会集中放大,而不稳定的隐患将会最大限度地消除。和谐价值理论策略性的调整了产权所有者和产权利益所有者之间的博弈关系。而西方产权经济学理论只能够从单一的契约论角度及所有权论角度去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博弈关系的调整有利于双方最大利益的实现。将和谐价值理论创新性的和国有企业退出理论进行融合,是有中国特色产权改革理论的有益探索。

再次,国有企业退出主要面对由于行政体制漏洞和法规体系缺陷引发的政策、法规、道德以及信息失衡风险。当代风险管理模型主要针对企业经营风险导致的企业偿债能力和信用评级波动进行定量评判。但在国有企业退出研究中,风险管理模型有必要和企业自身经营的状况做一个结合。传统的企业风险能力评估模型主要是以财务比率为基础的统计分析和评价方法,不能反映企业在外部市场环境当中快速应变的市场价值。依据企业竞争能力理论,国务院国资委将五率作为企业动态竞争力评价的指标性参数。企业价值的波动性被构建为劳动生产率、投资收益率等指标的函数。COX模型体系就是将企业竞争力的判定和企业风险管理评价体系相结合,COX模型适用的前提是资本市场发达、市场强势有效、历史数据充分。但我国现阶段国有企业整体的市场环境还难以满足,数据的不充分及真实性质疑将会导致评价体系结果的失真。国务院国资委、江西省国资委几年来在数据库的建立和完善方面做了大量规范性的工作,我们的研究正是基于这部分有效的数据库。但是在模型结构上也预设了一定得偏差修正值,确保数据结果尽可能的趋真。

篇3

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这成就不仅纵向比较巨大，而且横向比较令人羡慕。但是，同样是这二十年，中国社会却并发出如此之多的问题，有些问题简直达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与问题尖锐并存的现实，尽管人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有说服力的分析，[4]但本文认为，其直接原因是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制度没有同步生成并发挥相应的作用，核心障碍则是产权的政府所有--政府所有产权通过障碍中国现代制度的正当建构和演进，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问题丛生。

之一：政治

现代政治学的一个常识是，市场力量即是民主力量，现代民主政治缘于市场经济力量的支撑。研究政治发展的著名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民主的前景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前景"，[5]他明确阐释了市场经济的民主意义。在由市场力量构成的民主力量中，主导力量是所有者力量，所有者力量强大民主力量即强大，反之即弱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摩尔指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6]纵观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许多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发现，当经济市场化发展到今天中国这样的水平时，许多国家不是已经民主化就是由市场力量转换或支撑的民主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但是，在中国，到目前为止似乎还发现不了民主力量的存在。[7]原因何在？中国的市场主体中所有者群体总体上不合格，中国的市场力量难以成为现代民主力量。

首先，中国以产权政府所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二十年来虽然一直快速发展，但并没有同步形成具有民主性质的市场力量，因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要力量--所有者大多由党政官员直接充任，或是由与政府建立了直接和紧密政治、经济联系的经营管理者们担任--他们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他们的整个经营活动要面向市场，更要面向政府，是政府而不是市场绝对地支配着他们的命运。政府通过产权控制了企业及其决策者，企业当然成为主要听命于政府的经济力量，而不是真正独立于政府的市场力量。由于以政府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不是完全的市场力量，它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民主力量。

其次，二十年来，中国的民营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这一经济体的所有者相当部分是靠与政府建立各种联系，从政府获得优惠的政策和物质（如货款、批地）资源致富的。他们从一开始即与政府形成的并非完全正当的经济联系，决定了他们不会在行为上公开、直接诉求民主，因为一旦在民主的压迫下政府的合法性出现危机，一是他们会牵连出来受到追究，二是他们失去了

特殊的体制保护。现阶段的中国，这部分民营经济虽然可以归之于完全的市场力量，但他们并非纯粹的市场力量，也就很难成为合格的民主力量。至于真正以自己的诚实劳动发展起来的部分民营企业，一是分散，二是总体力量小，三是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不少即与政府联姻而演变成为变了质的民营经济。这类民营经济作为民主力量是弱小而内含缺陷的。

通过对中国市场经济力量构成的结构性分析，我们能够获得一个基本结论，中国的市场力量总体上是受政府直接、间接支配与控制的经济力量，它不可能成为迫使政府转变职能、厘清权力界线、强制约束权力行为的民主力量，中国的"经济精英最喜观的是钱而不是民主"。[8]因为与民主制度相比，他们从现行制度中谋取利润更为容易和快捷。与此同时，中国市场经济中所有者主体的基本不合格和真正民间力量的弱小，致使各市场主体缺少中坚力量自组织各类民间团体，并以组织化的市场力量采用民主的方式与政府博弈。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也是民主扩展的障碍。"[9]

目前的中国，是一个已经存在庞大有产者群体但没有强大民主力量的国家，他们绝大部分的不合格与完全的分散状态，宣告了中国难以形成实力强大的民主运动自下而上推动中国政治的民主发展。有人认为，这是政治集权或强权所致，本文认为这样的解释倒置了本末。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今天的政府不控制数额庞大的资产，那幺主要由民间资本组成的强大而独立的市场力量，马上就是令政府无法支配的民主力量。作为民主力量，只要政府为所欲为，他们就会自主结成同盟予以抑制；只要力量足够强大，他们就要联合起来控束政府。所以，政府所有产权，成为中国今天健康而强大的市场力量难以形成的主要障碍，成为中国民主力量不能随市场经济发展同步扩张的主要障碍，同时也成为目前的政治集权难以削弱的主要原因。

之二，经济

稍有经济学常识和理性的人，都有可能对运行中的中国经济做出矛盾的评价：经济发展很快，问题扩张很快。有学者将此概括为中国发展的五个相互关联的悖论。[10]对于中国经济与问题的双向同步发展，本文的解释是：经济发展很快在于经济的市场化取向持续地调动着人们的积极性，问题扩张很快在于人们的积极性往往以扭曲和非正当的方式释放出来。而对于人们的积极性之所以能够非正常的释放，也许与中国的市场经济处于早期的混乱阶段许多制度没有及时到位有关，但政府控制产权要承担主要责任。

作为一种健全的生产方式，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所有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三大经济主体的共同协作，其中所有者处于主导地位。但在中国，由于资产的政府所有，致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形成的初期，自主进行经济活动与参与市场交易的所有者缺位。为了提供市场经济运行不可缺少的所有者角色，政府经过政治和经济的层层授权，把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所有者职责委托给一定的个人可称为代行者履行。问题是授权者同样不是真正的所有者，结果真正的所有者仍然缺位，而执行所有者职责的是并不必然追求所有者效益的授权者与代行者--他们不是经济资源的投资者，亦不是交易资源的拥有者。可是，经过授权，[11]政府权力主体合法、系统、全面进入市场以所有者身份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运行内生出无法克服的制度缺陷：授权者、代行者履行所有者职责追求所有者最大效益的原则可以放弃，执行所有者职务追求自己利益实现的所有者职能有权履行--市场经济运行中迫使授权者、代行者之间像所有者那样通过公平交易，均衡实现各自最大利益的经济强制力与约束力，要幺严重弱化，要幺完全消解，市场经济之公平交易的市场规则首先会遭到授权者、代行者的自我践踏，市场经济的病态运行难以避免。

令人悲观的是，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现实状况提供给人们的事实判断恰恰是，授权者、代行者们以自己或主要以自己的效益原则指导自己职责履行的交易行为之严重是触目惊心的，腐败经济、野蛮经济、诈骗经济、掠夺经济、水货经济、短视经济、数字经济或者资产走失、效益滑坡、产品伪劣、坑蒙拐骗、欺行霸市、等各种经济病症，无不折射出支配中国经济运行与资源交易的授权者与者们基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追求，而放肆地践踏着需要他们作为所有者首先维护的游戏规则。

更令人无可奈何的是，在政府控制产权没有改变的背景下，因为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经济活动范围的逐渐扩大，经济交往关系的日益复杂，经济市场化程度与水平的不断提高，授权者、代行者支配的数额巨大、范围广泛、次数频繁的资源交易，在他们个人利益日益强劲的趋动下，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全方位的不公平性，进而导致各种经济乃至社会问题不断恶化。十多年来，尽管民间资本明显增长，但它们仍未取代政府资本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民间资本不仅难以左右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行，而且整个市场经济的资源交易演变为错综复杂的公与公、公与私、私与私的交易关系格局，致使交易关系更为混乱，交易不公更为严重，市场经济的病态发展更趋明显。作为公正制度确立之经济基础的民间资本，在政府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环境里却扮演着助纣为虐的可耻角色，它们整体变节了。所以，面对中国扭曲而病态的市场经济运行，力图阻止其不断恶化的趋势，力图支配市场经济公正运行的机制与游戏规则能够刚性地发挥作用，不解决产权的政府所有，任何其它举措都是苍白无力的。

篇4

关键词：资源产权；产权改革；市场交易；租金消散

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2-0043-07

一、引 言

草场承包会对承包者形成正向激励，承包者会关心和爱护所承包的草场。但问题是，中国的草场经历了以承包制为主要特征的产权改革后，仍然出现较为严重的退化问题。

中国草原与畜牧产权制度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80年代，草原与牲畜均为公有。改革开放以前，在体制下，草原与畜牧产权由原先的部落、寺院、私人等多种所有制转变为国家和集体所有。这一时期，由于集体有步骤、分阶段地实施轮牧，并没有造成草原过度沙化、退化。但问题是“大锅饭”体制导致效率低下。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草原仍为公有，而牲畜承包给私人。制定该方案的目的无疑是为了提高畜牧业的生产效率。以内蒙古牧区为例，1984年，牧区实施了“牲畜折价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经营制度，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很大提高，在短时间内，牲畜总量便迅速增加。到1985年，全区的牲畜年总增长率达14%。而与此同时，对草原却仍采取公有制。198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四条明确规定“草原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集体经济所有的草原除外”。这种“畜牧私有、草原公有”的安排结果导致过度放牧，加重了草原的载畜负担，破坏了生态环境，形成“公地悲剧”。第三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大部分地区的草场先承包到村民组，后逐步承包给牧民。仍以内蒙古牧区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草场集体使用权逐步转让给牧民，期限为30―50年。“草畜双承包”的制度调动了牧民改良草场的积极性，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至2006年，该牧区已连续取得18个畜牧业丰收年，牲畜总数已经超过1亿头。但是，与此同时，却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草原退化。[1]

理论上讲，草畜承包后，“公地悲剧”赖以存在的矛盾似乎不存在，为何还会出现草场的严重退化？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分析草原的生态特性。草原生态系统具有脆弱性和非平衡性，这两种特性决定了草原被过度使用后需要一段较长的恢复周期。在众多的放牧方式中，惟有轮牧才是适应这一特征，能够永续开发和利用草原的方式。而轮牧的实施，要求草原具有足够大的面积，以便在经营范围内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类型，譬如，在同一时段里，已恢复好的草场用来放牧，而尚未恢复的则禁止放牧。但在“草畜双承包”的制度下，由于各家承包的草场面积狭小，畜牧只能在一块固定不大的草场上长期反复地放牧，轮牧根本无法实现，所以，退化在所难免。

从中国草原畜牧业改革的进程看，通过实行承包制，产权改革是朝着使用权、收益享有权逐渐明晰的方向进行的。但问题是，缘何产权改革仍未解决牧场退化问题？是否是因产权改革方向出了问题？如何认识这些问题？本文尝试对此加以分析。

二、相关文献

（一）文献回顾

对产权与市场交易的关系问题，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假设，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追溯“产权私有”的渊源，需从庇古对社会成本的分析开始。庇古在其经典著作《福利经济学》中以公路使用为例展开分析，认为出现外部性是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分离所致，而二者分离的原因是市场失灵，所以有必要以政府干预替代市场。[2]与庇古的观点相反，奈特（1924）在回应中说，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的真正原因是由于缺乏市场交易，而交易的缺乏又恰恰是因为没有私产，所以问题不在市场失灵，而是政府未能推行产权私有制。继承奈特的观点，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指出，市场交易的前提条件是界定产权（也就是后来的科斯定律），换言之，只有界定了产权，才会消除外部性。[3]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对这一领域的贡献功不可没，但美中不足的是，他的分析是建立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上，对此，后来的经济学家进行了拓展：现实社会中交易费用并不为零，也正是由于它不为零，才需要界定产权，才需要市场交易。原因很明显，界定产权和市场交易都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而产生的，这一推断可以从市场运作的主要功能――缩小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中得出。由此可见，已有的代表性观点普遍认为，消除外部性首先需要实现市场交易，而实现市场交易的前提是将生产要素的产权划分给私人。

张五常从租金消散的角度对这一命题进行了推导。他认为：首先，在现实经济中，无论有没有市场，竞争都会存在。只不过有市场时，决定竞争胜负的标准是价格；而没有市场时，决定竞争胜负的标准是非价格因素。其次，由于竞争处处存在，不同制度下的胜负标准又千差万别，其中某些标准很可能诱使人们对资源的不合理使用，所以，竞争很容易导致租金（收入）流失、资源浪费。最后，在众多的标准中，只有价格不会造成这种浪费和流失，即惟有通过推行私产而建立起来的市场制度才会让资源的使用合理化。否则，当资源作为共用品时，人们必然会为一己之私而竞相夺取，有了争夺就难免要付出额外的代价，抵消原有的租金。因此，在处处竞争的经济中，只有界定了产权或有了主的租金（收入）才会存在，而无主的、没有界定清楚为谁所属的租金（收入），都会因为竞争而散失。以上是从租金消散角度对产权私有做出的解释。

（二）理论解读

综上，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即没有产权界定就没有市场交易。但二者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与此同时，市场交易也是产权的一项构成要件，即产权中的自由转让权职能的体现，换言之，如果产权不能进行市场交易，产权就不是真正意义完整的产权。

完整的产权是同时拥有三方面权利：使用权、收益享有权和自由转让权，三者缺一不可。在这里，使用权和收益享有权不难理解，无非是静态的权属。但自由转让权就不同了，“转让”意味着资源不再为单一的人所固有，而开始在多个人之间产生流动，其流动的媒介恰恰就是市场。[4]由此可见，定义中包含了自由转让权，就意味着产权已经成为一个动态的概念，其作用的发挥就再也离不开市场交易的实现。而现实改革中，人们在理解和应用这一概念时，往往只停留在静态，以为只要将资源划分给个人就可以了，而忽略了市场交易这个对产权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条件，导致产权形同虚设。

下面，我们从租金消散的角度证明市场交易存在的必要性。张五常以租金消散为工具论证了私有产权的作用，但是没有强调市场交易存在的必要性。在这里，我们采用相同的方法对后者加以论证。具体如下：

按照哥顿的定义，租金等于生产的总收入（平均产值乘以总工作单位）与薪酬的总支出（边际产值乘以总工作单位）之差，如图1中P1AB W1的面积。[5]在此基础上，张五常认为，当生产要素有权利界定或有主人时，其主人为了争取最高的租金收入，会调整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也就是下游生产者对要素的使用量），使下游生产者从事生产的边际产值MP与他放弃生产并另谋高就所获得的单位时间的薪酬W相等，从而将这部分租金（P1ABW1）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当生产要素没有被界定清楚为谁所属时，生产的边际产值通常高于非生产的时间薪酬，于是，会有更多生产者进入该行业，更大限度地开发资源，直至边际产值减少到与时间薪酬相等为止。随着生产者数量的增加，每个生产者的边际产品曲线都会向左下移动，平均产品曲线也随之向左下移动，导致P1ABW1的面积变小，原有的租金降低，如图2中P2ABW2所示。

可见，租金之所以消减，是由于当要素作为共用品使用时，生产者的边际产值MP同非生产的时间薪酬W之间存在差距引起的。因此，只有缩短二者的距离，才能够把租耗的程度降低。

对此张五常的观点是，通过将要素界定给私人，让其所有者有权决定要素的使用量（以合约的形式约束生产者的数量），从而使生产者的边际产值被控制在与非生产的时间薪酬相等的水平上。

该观点只分析了边际产值的决定因素，而非生产的时间薪酬是由何决定？还是生产要素的权属吗？显然不是，仅仅作用于单一行业的要素权属怎么可能决定到非生产的其它行业呢？所以，除非非生产的时间薪酬固定不变，否则就不能单靠产权归属来缩短二者之差。而事实上，非生产的时间薪酬也是变化的，要想找出曲线移动的真正内因，就必须从包含多个行业的市场整体入手。根据已有的理论，在任何市场条件下，生产者放弃生产、另谋高就所获得的时间薪酬，都等于他从事生产――即与要素所有者达成交易――的单位机会成本。而越是充分竞争的市场，单位机会成本与边际产值就越接近，换言之，时间薪酬相对于边际产值的偏离程度就越低。由此，决定二者之差的根本，就是整体市场的竞争状况，即生产者和要素所有者之间相互交易的自由程度。交易越自由，表明要素所有者与生产者各自行业内的竞争越充分，双方就越容易在相互选择的基础上将交易的量调整到自己所需要的范围，从而让要素所有者获得越多的租金；反之，则行业内的竞争越弱，双方的选择与调整就越要受到非市场条件的限制，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也就越容易消失。可见，是交易的自由度引导了边际产品曲线的平移，最终决定了租金消散的高低。

再以公海捕鱼为例。当大海没有业主时，由于交易缺失，造成收入无主，渔民们非捕鱼的时间薪酬远低于捕鱼的边际产值，于是竞相捕鱼、滥用公海，最终导致每户渔民的边际产品曲线都向左移动，使大海整体的租金降低。而当大海的产权被界定以后，也正是由于交易的存在才使得业主同渔民之间可以互相选择，譬如业主通过出售牌照来选择渔民，进而调整捕鱼船只的数量。[6]张五常曾对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捕鱼胜地做过调查：一个牌照的转让市价高达20万美元――这个牌照的价格就是大海捕鱼的租金的折现。可见，虽然张五常没有推导边际产值与时间薪酬之差存在的原因，但是从这项调查的推理中，也不难透析本文的观点：减少租金消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平台，是市场交易的实现，这也是完整产权的一项根本内涵。

三、经验分析

市场交易要以产权界定为前提，而产权的功能只有通过交易才能最终完整体现出来。资源等公有产权进行的以承包制为特征的改革，虽然在名义上赋予了承包者一定的承包权（包含使用权和部分收益享有权），但因承包权不能实现市场交易，所以承包者所享有的仍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权，而是残缺的产权，其资源配置的功能依然得不到有效发挥。以下仍以中国的草畜产权制度改革为例加以说明。

（一）改革实践

1．第一阶段：草场公有，牲畜公有

“草场公有、畜牧公有”就是所谓的“大锅饭”状态，即草场和牲畜的产权归国家或集体所有，没有承包给私人。传统的经济学分析认为，该状态效率低下的原因是缺乏竞争。[7]这种判断与实际情况相悖：竞争是无处不在的，无论何种体制下都如此。要想判断竞争行为是否存在，只需看它所服从的假设条件。既然任何经济分析都是在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只要追求尚在，竞争就没有理由消失。因此，导致效率低下的原因并不是缺乏竞争，而在于判断竞争的标准不同。不同体制下的不同标准，决定了各异的竞争对象。其中，惟有市场制度下的价格标准，才让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将生产效率作为竞争的目标。相反在“大锅饭”时期，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生产要素和产品的配置都是通过来完成，产权也完全归所有，所以也就不存在市场交易。交易的缺失限制了劳动者对资源的掌控与更高收入的获取，因此，他们自然不会把提高产量作为最大化利益的途径，不会将生产效率视为竞争的目标。取而代之则是想方设法让同等工作时间内自己付出的劳动量最小。于是，怠工、浪费日益盛行，效率低下在所难免。由此可见，“大锅饭”状态之所以低效，并非缺乏竞争，而是未能形成市场，致使原本在市场条件下可以收到的租金，由于没有明确的业主，而在竞相的偷懒与浪费中丧失。这一阶段的改革表明，产权界定与市场交易的缺失，将引起效率降低和资源浪费。[8]

2．第二阶段：草场公有，牲畜私有

“草场公有，畜牧私有”制度下出现“公地悲剧”。1984年，在草场仍然保持公有并由集体管理情况下，牧区实施了“牲畜折价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改革措施，将牲畜分给牧民。这一政策激发了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在较短时间内，牧区牲畜数量就开始激增。但是在调动牧民增加放养牲畜数量的积极性的同时，草场却仍旧维持公有，于是这种改革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哈丁形容的“公地悲剧”中的过度放牧。[9]过度放牧必然导致草场超载，破坏草畜平衡。20世纪80年代，内蒙古全区草地载畜量为5 475万羊单位，到1990年，牧区牧畜载畜量达7 900万羊单位，超载2 400多万羊单位。[10]

从制度设计而言，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可能缘于人们误将草原看作共用品。但决定一种物品或资产是否为共用品，并不看它是否由公共部门提供，而看它是否兼具非排他和非竞争两种属性。[11]草原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在被一部分牧民享用的同时，不排除为其他牧民享用，因此具有非排他性；但是，随着牲畜规模的无限扩张，使用草原的追加成本却不能在再像早先那样可忽略为零，它并不具有非竞争性，因而，草原不是共用品。

同第一阶段相似，第二阶段的改革也表明，没有市场交易，资源的配置就无法实现最优。

3．第三阶段：草场承包，牲畜承包

把一定范围的草场和牲畜承包给同一户牧民，让他同时拥有对二者的使用权和收益享有权，的确是界定了这两种物品的权利，也确实把牧民的切身利益同草场的经济效益连在一起，调动了牧民改良草场的积极性。但是，由于规定每户牧民只能固守自家资源、在自家场地内经营，无法形成资源的流转，所以从长远看，它非但没有减少上一阶段的租金损耗，反而引发了牧民们的自行套牢。这种结局无疑是事与愿违的。究其深层的原因，绝非草原自身特性，而依然是体制问题――现行的分包到户只不过将指定的草地划分给单户牧民家庭；在不同家庭之间，不存在产权交易。这种经营模式，从建立之初就同第二阶段一样，让牧民在自家草场上畜牧的边际产值高于非畜牧的时间薪酬，促使他们利用有限的资源尽可能地提高产出。随着资源的减少，草场终究无法满足载畜的需求，到那时，牧民们终将避免不了对牧场使用过度，导致草场资源的枯竭和租金的消耗。这一阶段的改革表明，如果市场体系不健全、承包制推行不到位，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源配置问题，甚至会付出额外的代价。承包制推行到位的标准是市场交易，只有在市场上展开交易，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

因此，产权的推行不能只着眼于静态的权利归属，即使用权和收益享有权的主体被界定清晰，关键还要看是否可转让，实现动态的市场交易。这是产权的一项根本内涵，也是产权的资源配置功能有效发挥的重要条件。

（二）理论应用与实践推广

上文以草场产权制度改革为例，分析了市场交易与产权的资源配置功能之间的关系。检验这种关系与推导出的基本命题是否具有普适性，不能只考察某一行业，还要看它可否被广泛应用到其他领域中。事实证明，市场交易不仅是草场产权改革的出路，同样也适用于其它生态产品，以及渔业、林业、矿业资源和土地资源等资源产权的改革。

在全国和各省编制的国家和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出现了生态产品这个新理念。由于各地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开发强度不同，其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便有所差异，而人口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又必须同当地的资源环境相适应，所以，主体功能区规划把各地划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及禁止开发区，并相应地制定不同政策，以促进各地区差别化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生态产品”理念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限制开发区基本都是资源环境承载力脆弱区，禁止开发区大多是生态环境保护区，这些地区被限制和禁止开发（这里的开发指大规模、高强度地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后，基本出路之一就是发展生态类产品，并通过用限制和禁止开发区的生态产品与优化和重点开发区的工业品与服务相交换得以运营。在生态产品概念提出以前，生态资源（如水、空气等）都被称为生态环境，缘于当时看来，这类要素的生产成本和使用成本均为零，可以无限制地索取，并不需要通过交换来分配。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对资源的消耗，原本富余的资源变得稀缺了，它的生产成本和使用成本不再为零，所以也就需要同其他资源一样，以产品的身份通过市场交换来调配。由此可见，生态产品概念的提出，预示着中国生态资源的使用将走上市场交换、市场调节的轨道。

再如矿区治理，为了避免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政府会限制相关企业的超强度开采和无序开采，禁止矿区周边居民的采矿行为，这样做无疑给企业和居民造成经济损失，于是政府要向他们支付一定额度的补贴。在这里，因限制和禁止采矿而保留下来的资源（诸如水资源、森林资源、草资源等）和衍生出来的无污染空气，就是矿区提供的生态产品；政府把从享受这些产品的其他企业和居民那里征得的税收补贴给矿区企业和居民的费用，就是生态产品的价值。尽管从表面上看，该过程并没有脱离政府的干预，但是，“生态产品”及其价值的诞生，终究让这一机制具有了市场的属性。在这里，我们可换一种视角，把政府看作市场条件的中介。之所以没有完全依赖市场，是由于体制和法制尚不健全，然而，这并不排除下一步向市场化进展的可能。这种通过市场交易互动来配置资源的方式，比起以前将矿山开采的产权有限制地下放给当地居民，并让他们和更多的人承担由此引发的后果――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显然高明多了。道理就在于，从前缺少市场交易的产权，虽然把使用权和收益享有权划拨给了居民，却并没有将恶劣的后果也全部留给他们，再加上没有明确的价格作指引，他们也就无从计算且不必在乎到底造成了多大的代价，所以最终还是避免不了浪费资源。规划和政策的制定者们已经开始关注市场交易这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市场交易作为产权资源配置功能得以发挥的重要条件将日益明显，这反过来也将推动产权改革的进程，优化资源配置。

与此类似，中国矿产资源因初始划拨及承包缺乏市场交易机制，未能形成合理的资源价格，这不仅影响了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与有效利用，而且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深层次扭曲，并危及中国未来的资源（能源）安全。林业资源、渔业资源、土地资源等资源产权改革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同样需要进一步的改革。随着资源产权交易功能的实现，草场、土地等各种资源便可在此基础上实现规模化开采与利用，并形成合理的资源价格，最终形成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改革经验与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找出了草场（资源）产权改革的路径，那就是要实行不同物品或资产――即不同权利组合――之间的交易。理想化的政策，不同的牧民之间可根据自身特长对自己所有的牧场进行交易，喜欢且擅长放牧的可从不喜欢或不擅长放牧的牧民那里租得更多的牧场，而不喜欢或不擅长放牧的牧民从事其所喜欢或擅长的，这种交换符合专业化分工的原理，会提高经济效率。牧民放牧的边际产值等于从事其他劳动的时间薪酬，而场主从该牧民处索取的收入也等于另选牧民所得的租金，这恰好同佃农分成的假设相似。[12]该假设意味着资源全部由市场配置，决定选择还是放弃也完全以价格为标准。上文已经论证，价格标准可以让租金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从而保证资源被高效、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其次，从现实层面看，这样安排一方面会激励牧场主严格控制牧场的载畜量，同时积极改良以求植被在最短的周期里恢复生长；一方面迫使牧民合理利用草场，以保证同场主建立长期、稳定的买卖关系。因此，该措施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有利于生产高效、稳定地进行。一些国家已经实施了这项政策。譬如，加拿大将草原权属分为三种类型：国家所有、个人私有和联户购买所有（按股份确定放牧牲畜的数量），其中非国家所有的草原面积在2005年已占到94%。该国90%以上的草场均设有围栏，并在各自区域内划定牧道，以保障禁牧、休牧和轮牧的顺利进行。再如，澳大利亚把大量具有市场价值的牧场分包给私人，并允许其自由买卖和租赁，并将私人牧场的税收入归财政。每块草场无论由公共部门还是私人使用，都有产权证书，其精确的位置、大小及所有人全都被界定得一清二楚。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通过澳大利亚的例子可以看出，产权界定并不是非要将权利划分给私人，只要界定得清晰并且能够用来交易，即使这种权利由公共部门掌管，也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13]这些国家通过实行此类政策，都成功地解决了牧草资源的配置问题。

然而，上述方案虽然理想，却未必适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情。根据现实国情，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除了考虑经济因素外，还要顾及社会因素，不但要力求资源流转配置的规范合理，还要确保牧民生产生活的和谐稳定。由此，本文的建议为：继续保持牧区承包稳定并长期不变，在此基础上，借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经验，允许草场承包权的流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牧区所实行的草场的承包制，只将草场的使用权和收益享有权分包给牧民，却没有将转让权一并下放，因而是不到位的。只有允许承包权流转，牧民才算拥有了完整的产权，才可以灵活地使用和支配手中的资源。从理论层面看，该政策同样满足理想化的约束条件：（1）草场权利界定清晰；（2）转让权的实现让资源不再为固定的主体使用，而是流入善用者手里，于是在场主和牧民之间就出现了交易，有了交易就有了选择与竞争；（3）牧民放牧的边际产值等于从事其他劳动的时间薪酬，而场主从该牧民处索取的收入也等于另选牧民所得的租金。因此，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在理论上同理想化的效果是一致的。从现实层面看，该政策同样激励了场主对载畜量的控制和对植被的改良，也同样确保了牧民合理利用草场，所以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在保持牧区承包稳定并长期不变的基础上允许草场承包权的流转，是既遵循经济规律，又符合现实国情的出路，是牧场等资源产权改革的出路与归宿。

四、结语与展望

在传统分析将产权界定作为市场交易的前提的基础上，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现实考证，揭示了市场交易是产权的一项根本内涵和题中应有之义，是产权的资源配置功能得以有效发挥的重要条件，是判断产权改革是否到位的最终依据。传统的观点，由于忽略了影响租金消散的一个关键性变量――时间薪酬的存在，而使人们在理解产权与市场交易的关系时，出现了以下几方面问题。第一，造成租金消散的直接原因是边际产值与非生产的时间薪酬之间存在差距，而传统观点只考虑边际产值的影响，并没有在二者之间差距的框架下加以分析。这样，对决定差距进而决定租金消散大小的根本因素――市场交易的自由度――就无从探讨。第二，在没有市场交易作支撑的情况下，其实无法确定产权真实的属性。诚然，将使用权和收益享有权划分给承包者（私人），大大推进了产权改革的进程，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作用，但是，当交易不存在时，这种产权改革所形成的经济仍是缺乏资源流转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更有甚者导致承包者画地为牢，将天然的牧场等资源人为地分割为碎块似的结构。在这样的经济形态中，资源配置不可能实现最优。第三，由于人们未能领会到提高交易的价值，所以就没有积极地开辟交易市场，对权利的使用也就仅仅停留在划分的层面，最终导致产权的功能难以发挥。据此，可以进一步概括已经得出的结论：不仅界定产权是实现市场交易的前提，市场交易同样也是产权的题中应有之意，是其根本内涵，二者互为依托，不可割裂。

产权与市场交易密不可分，这对中国正在推行的产权改革，尤其是资源产权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含义。资源产权改革成功的关键最终仍取决于产权是否能够实现市场交易。资源产权的市场交易既是资源价格的形成基础，又是产权的资源配置功能得以发挥的重要条件。尽管中国在很多领域已经推行产权改革，但产权改革的效果仍有很多不近人意之处，关键是因为仍未实现产权的市场交易。这种不彻底的产权改革之所以出现，可能因为尽管不存在市场交易，权利的划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节约资源，决策者因安于现状而忽视了该状态潜藏的危机；或许是由于在很多决策者的观念中，还没有把诸如草地、水，甚至空气等原先公认的生态资源理解成需要用市场机制来调配的产品。本文通过考察一些有代表性的行业，检验了市场交易与产权的关联，不仅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市场交易是产权的根本内涵和产权功能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的论点，而且找出了传统认识中存在的漏洞。

最后，对产权与市场交易的关系，以下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在满足市场交易的前提下，如何界定产权主体的范围？从资源共享到交换使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哪些权利冲突，如何协调？该过程中公共部门的职能是如何演变的？市场交易实现之后又会出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与避免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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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Zuo，WANG Ya-jie

（Center for Industrial and Business Organization,DUFE,Dalian Liaoning 116025,China）

Abstract:

篇5

关键词： 产权明晰 竞争 公司治理 股权结构 自发演化

自从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发表以来，经济学者对企业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化，在“两权分离”的委托机制前提下，对企业绩效决定问题上，有颇多争论，理论上出现了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产权理论，认为产权主体追求企业效益的基本激励机制是对剩余利润的占有。第二种观点是竞争理论，认为竞争可以导致控制权转移，在竞争市场结构下，管理者的业绩信息可以较准确的显示给所有者，从而激励提高企业绩效。第三种观点是公司治理理论。认为应设计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些制度能有效的监督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得他们按照委托人的利益来行事。这种观点提出了公司治理对于企业绩效有决定作用，因此本文认为，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是受内外两方面因素综合影响而内生出来的。上述研究都在某一个方面研究了公司绩效的决定因素，但对于产权明晰、产权结构、竞争、公司治理对于提高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觉察不够，。而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了公司业绩，这正是本文分析的目的。

本文对产权和竞争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假说并购建了理论模型；同时选择样本数据对国有股、法人股和流通股在竞争性较强的行业—电子电器行业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假说；最后得到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在上述三种理论中，公司治理应是决定企业绩效的关键因素，好的治理结构要既能充分激发人的企业家精神，同时也能有效制约人滥用控制权，这两者尽管不是公司优良市场业绩的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所以本文将公司治理等同于公司绩效，要探讨的是哪些因素有效驱使了这种治理结构的形成，以及其作用机制。

（一）产权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

产权包括狭义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产权对公司治理的作用在于两个方面：产权清晰和产权结构。

1.科斯的产权理论强调了产权明晰的作用，并未强调产权的属性改变。产权明晰的作用机制在于产权可在交易中形成一种合理预期，从而按照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行事，而这种动机激励引发了产权主体之间的竞争，使得他们改善自己的治理结构，增强竞争力，提升企业价值。但仅仅是产权的明晰并不直接导致上述机制的产生，产权改革只有在竞争的环境中才具有效率优势；产权理论的缺陷是忽视了行为主体之间由于产权的改变而影响财富公平分配，这可能加剧竞争主体的不对等性，从而导致限制竞争的出现。过于依赖产权改革，在市场竞争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容易产生产权与竞争两者之间的悖论；产权改革需要有效的政治和制度基础，在这种基础不完善的前提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寻租行为，引起企业行为的变异。我国政治体制不完善、资本市场不健全，这种现象更是极易发生的。

2.产权结构是指在上市公司发行的股权中国家股、法人股和流通股之间的比例。由于各股对于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不同，传统理论预期法人股和流通股有利于公司治理的完善，从而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实践上提出股权多元化。但这种比例不是人为设定、一个模式的，而是公司各种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均衡的结果。虽然形式上股权多元化，但实质上依然是一股独大，各法人股并不对公司治理起到应有作用，从而不会出现传统理论预期的法人股与公司业绩正相关的结果。

（二）竞争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

重视竞争作用的超产权理论认为，产权激励因素只有在市场竞争的前提下才能起作用，应该把竞争作为激励的一个基本因素。竞争越激烈，企业提高绩效的动机就越强。这种激励不止对所有者有意义，而且对于管理者更有意义，从而在两权分离的现代公司实践中，会自动产生完善的治理机制，竞争才是保证治理机制的先决条件。

竞争理论形成了一套区别于产权理论的完善公司治理的逻辑，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它的缺陷也是存在的。关键表现在过分强调竞争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促进作用，轻视甚至忽视了产权的影响。缺少产权的竞争将是低效的和无序的，那些在竞争中很好生存下来的企业恰恰是在竞争的压力下调整了自身的产权的。在转轨经济中，过度的竞争会由于国内的民营经济薄弱和国外经济的强大而产生破坏社会资本网络，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利影响。对于我国来说，由于市场建设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导致市场规则的不完善，因此过分强调竞争会引发企业竞争地位不对等现象，不利于公平市场环境的培育。

（三）提升公司绩效的理论逻辑

本文认为，考虑到理论的有效性和我国实践，在提升企业价值的举措中，构建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关键，构建中应同时考虑产权和竞争两个因素，二者互补进行。产权明晰是基础，脱离企业产权制度谈治理是不可取的，它是构建良好公司治理的内部驱动因素；竞争是动力，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外部驱动因素；治理结构在产权清晰和竞争下有了改善的激励，利益各方在这种激励下博弈，自发演化，达到均衡，形成适于自己的有效产权结构，同时形成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从而提升企业绩效。产权（包括产权清晰和产权结构两个因素）、竞争、公司治理和企业绩效的关系应该如下所示：产权明晰、竞争有公司治理的激励利益各方的博弈均衡最优的产权结构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企业绩效提高。

实证与检验

按照本文的分析，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不是自然演化形成的，所以传统理论预期的各种股权—国有股、法人股与公司业绩关系不一定出现。为排除竞争因素的影响，本文对近似完全竞争的行业—电子电器行业的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作出实证分析。

本研究所采用的基本计量模型是：

Y=α0+α1Xit+α2Pit+εt。

Y是公司绩效变量，Xit是一组i公司t年股权比例的解释性变量，Pit是一组i公司t年控制性变量，α0、α1、α2是相应解释变量的待估系数，εt是随机项。研究变量说明：本文研究中的变量主要包括独立变量、股权变量和控制变量三大类。其中， 独立变量是公司的绩效表现指标，由于净资产收益率通常易于人为操纵，而Tobin’s Q值可能带来计量上的问题，所以本文选用市净率来表示； 股权变量包括国有股比例、法人股比例和流通股比例。此外，为了控制其他公司特征对绩效表现的影响，我们选取了资产负债率和公司规模作为控制变量。本研究涉及的各种变量定义如下：

被解释变量：市净率=年末每股市价/年末每股净资产。年末每股市价采用年末最后6个交易日的均价表示；年末每股净资产由年报直接得到。

解释变量：国有股比例=（国家股＋国有法人股）/总股本；法人股比例=法人股/总股本；流通股比例=流通A 股/总股本。为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同一模型中至多出现两个变量。

控制变量：企业规模=企业年报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财务杠杆=企业资产负债率。

样本和数据。本文样本采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8家电子行业公司，选取2002—2004年的数据分析。数据采用上市公司年报，年报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剔除缺少数据和数据异常的年度外，得到66组数据。本文分析采用Eviews5.1软件进行。

回归计量结果。在实际回归分析中，本文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共有十个模型，在没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回归方程的拟合度都很低，在控制了企业规模、财务杠杆后，表现出较高的拟合度。一般认为，法人股具有正相关性。本文的结果显示了法人股在加上控制变量时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性。这反映出我国法人股由于其不是自发演化形成从而表现出与传统理论的相悖性， 验证了我们上文提出的强制所形成的股权比例只是一个形式，不对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普通股显示出了显著的正相关性，这说明在近似完全竞争的行业中，普通股对于降低管理层的成本，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还是很有效的。

结论与建议

本文的研究表明，产权、竞争对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有重要作用，产权清晰、竞争因素共同对公司治理的完善提供了基础作用，导致公司各方展开利益博弈，自发演化，最终形成均衡，产生出适合本公司的最佳股权结构。单纯强制形成的结果并不一定能够提升公司绩效，不同成长阶段和环境下的公司股权结构不同，很难人为规定，不应简单地设定和强制股权多元化。很多学者提出的股权分散化、股权多元化等举措即使在竞争领域也未必是最优决策。

篇6

自1999年的高校大幅度扩大招生规模，使资源短缺的矛盾显得更加尖锐，投入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瓶颈”。造成国家在教育方面投入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国家财政收入能力下降；二是大量的财政投入以预算外方式支出，而预算外财政支出又不能大量地用于教育等公共领域。高等教育体制内部的原因则在于，单一的高等教育的政府举办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善，高等学校所有制实现形式单一，加之高等学校的融资主体地位不落实，使大有潜力的民间资金投向高等教育的渠道不畅或受阻。在此种境况之下，如果不对教育产权进行改革，提高产权运行效率，使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能有一个新的改观，必将使教育和经济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在现行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下，高等学校实际上办学自很小，这与市场经济的自主原则明显不符。市场经济的运行，要求高等学校具有相应的或比较完整的自，以适应其对于不同劳动力及人才资源的要求。高等教育要想进入市场，真正地参与到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去，必须使高等学校获得相应的法人资格。这就是说，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诸条件；否则，以完全不同的身份、规则和条件介入市场，必然会引起混乱和失调。从表现形式上看，我国高等学校已经是一个独立法人，但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并不具备企业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各种条件。各种有形或无形的限制仍然在制约着高等学校作为独立法人作用的发挥，高等学校的独立法人资格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和运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合理配置与讲究效益是最重要的法则，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以最少的资源达到最优的配置，是市场经济运行所追求的目标。然而，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的高度集中，导致了国家和政府对高等教育资源的垄断，从而使教育资源配置不能取得应有的效益。就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实而言，高等教育资源尤其是政府经费投入是有限的，而高等教育发展的空间又十分巨大。因此，解决目前我国教育体制就必须首先实现教育产权市场化，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教育市场的潜力使教育产权改革具有极大的可行性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迅猛发展，“科教兴国”战略的深入人心，未来的社会将是知识化社会，未来的经济将是知识经济。因此，人民群众越来越觉悟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就是财富”。渴望学习，追求高学历，将成为第一需求。伴随着全球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越来越突出。但是，在中国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今天，作为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新的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但与整个世界相比，则似乎显得有些落后。教育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诸要素中所占的比重比较低则是一个最突出的表现。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则在于，长期以来教育市场往往被投资者所忽视。因为教育自身有个特点，即投资额需求量比较大，其反作用于经济的期限比较长。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现有1，100多所高校，320万在校大学生，如果招生数增加80%，按培养一个大学生一年需花费1万元计算，加上980万人高初中教育的缺口（现在我国每年有740万初中生进不了高中，240万高中生进不了大学），那将是一个7，000亿以上消费的巨大潜在市场。眼下是“市场无热点”、“消费无热点”，唯独教育是例外。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和现有的教育供给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老百姓越来越希望得到更多的教育资源，受到更高质量的教育。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社会就业竞争的愈发激烈，人们对接受知识的渴望程度将越来越高，今后一段时期内，教育这一基础产业热度仍将不减。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办学模式又开始发生若干重大的变化，尤其是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而开始出现卖方市场现象，以及国外高等教育机构进入我国高等教育市场，使我国高等教育办学模式在新的社会因素影响下，以国家投入为主体和国家管理为主要运行机制的模式悄然地发生了新的变化。除了民办高等教育的崛起以及中心城市办大学之外，以产业方式运作的教育集团、以各种融资方式组建的大学城、以改制为主要特征的二级学院和国有民办等新的办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我国高等教育在21世纪将出现新的模式和新的运行机制。当高等教育理论界和教育管理部门对教育产业理论争论不休的时候，我国的高等教育在实践层面上已经进行了许多大胆有益的探索，这些探索将为21世纪我国建立新的大学制度奠定良好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加大胆的有益改革尝试，努力开发教育的潜在市场，无论从教育本身的近期发展来看，为目前广大学子的求知深造创造机会，还是从国家长远经济的发展，国民素质的充分快速提高都不无裨益。真可谓“功在当今，利在后代”的千秋伟业。由此足见教育产权改革的可行性。

篇7

【关键词】莒县；小型水利工程；管护模式；产权改革

莒县隶属山东省日照市，总面积1821km2，总人口110万，辖20个乡镇街道、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共1195个村；现有3座大中型水库、214座小型水库、1473座塘坝、25条10km以上河道，总蓄水量6.9亿m3。2013年11月，莒县被确定为全国深化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示范县，为此，坚持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以规范化管理为手段、以群众满意为目标，结合实际、分类施策，先后对4136处小型水利工程进行改革，初步形成了产权明晰、管理主体和人员明确、经费保障有力、运行公开高效的小型水利工程管理长效机制。

1主要措施及经验

1.1以确权划界为基础，明确工程产权和管护主体

确权划界是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前提和基础。针对莒县小型水利工程面广量大、情况复杂的特点，按照“分类实施、试点先行、有序推进”的思路，对具备改革条件的4217处小型水利工程进行调查摸底、列出单子、逐个分析，根据不同类别、建设规模、资金来源等，在试点基础上，突出操作实效性，将小型水利工程分为确权颁证和划界登记两大类，分类制定方案，不搞“一刀切”。一是和农村土地确权登记相结合，实行联查联审、资源共享，确保了确权划界的准确性；二是与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相结合，将水利工程产权、经营管理权纳入农村产权交易系统，有效盘活水利工程和水资源使用效益；三是与解决基层群众用水矛盾相结合，对原所有权、管理权和使用权等存在争议的，通过划界确权进行明晰，从根本上化解矛盾纠纷。推进改革以来，全县共投入资金810万元，完成水利工程确权划界1661处。实施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必须突出问题导向，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重建轻管”、“有人建、无人管”的问题。为此，在确权划界的基础上，按照权责一致、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原则，逐一明确了乡镇政府和村集体、供水协会和供水公司、村级水管员等不同管理主体，由县政府委托水利部门分别颁发小型水利工程经营管理权证书，建立了235名小型水库安全管理员和1195名农村水管员的管护队伍，明确了管护职责。

1.2以建管用一体化为主导，提高管理运行水平

小型水利工程“建”是基础，“管”是关键、“用”是目的。针对过去小型水利工程“集体管不好、群众管不了”的现象，坚持“建、管、养、用”一体化思路，探索实施了“1+3”联动管理运行模式。“1”是“一个平台”，即设立县乡两级水利工程“116”服务热线指挥中心，对农田灌溉、农村饮水、涉水案件等，实行全天候接听，第一时间巡查，即时定方案，限时解决。“116”服务热线开通以来，接听解决群众诉求500余次，群众满意率达100%。“3”是“三方联动”，即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按照物业化管理、专业化服务、市场化运作、标准化考核的“四化”标准，建立了以县级工程管护中心为龙头、以农田灌溉专业合作社为依托、以管水员为基础的“三方联动”管理运行机制。由莒县清水水利工程维修养护中心，负责全县小型水库及小农水重点县工程维修养护任务，基层农田灌溉专业合作社和村级水管员，负责服务范围内的小型水利工程日常管理、巡查和养护，确保小型水利工程有人管、管得好、效益高。同时，积极提高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信息化水平，把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水利工程管理，创新实施“互联网+水利工程”模式，提高管护效率和水平，目前已建成运行了“互联网+农田灌溉”、“互联网+农村饮水”等智能管水用水系统。

1.3以多元化投入为保障，拓宽资金筹积渠道

小型水利工程改革不仅要解决好“有人管”的问题，还要解决好“有钱管”的问题，真正构建多元化、多层次投入机制。一是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在管好用好中央、省、市专项资金的基础上，县财政每年列支小型水利工程管护经费550万元，用于小型水利工程维修管护，并对承担管护任务的安全管理员和水管员，按照每年人均3000元的标准进行薪酬补助，同时，根据考核情况，给予每人2000元的绩效奖金。2014去年以来，全县共投入各类小型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经费1826万元。二是用活工程运营收入。对工程改革收取的承包费、租赁费等资金，统一管理，专门用于小型水利工程维修管护，目前已实现收入482万元；对小型灌区灌溉和乡镇集中供水水费收入计提部分资金，作为水利工程管护专项资金，专项用于日常管护经费。三是吸引民间资本投入。通过提升补助标准的形式，采取PPP合作等模式，调动民间组织、社会力量等自筹资金参与工程建设。截至目前，全县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水利工程建管资金达605万元。

1.4以服务群众为落脚点，充分发挥工程综合效益

在推进小型水利工程改革过程中，把促进发展，服务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改革发挥更大效益。一是促进科学和谐用水。通过改革，明确工程产权和管护责任，规范农村用水秩序，实现了科学用水、有序用水，方便了群众生产生活，维护了农村稳定。二是优化农业生产条件。坚持水利工程建设与特色农业规划对接，有效解决制约农业发展的水利“短板”，为土地规模化经营、发展现代农业提供良好的水利支撑。近两年，全县共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3773.33hm2。同时，带动和吸引民间资本“上山下乡”参与现代农业发展，晨曦集团、浮来春集团等6家企业发展现代农业基地1666.67hm2。三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把小型水利工程改革与生态清洁型小流域治理、美丽文明乡村创建、水环境保护等有机结合，为农村建设绿色家园、美好家园提供有力支持，实现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的“双赢”。

2结语

篇8

目前，北京部分远郊区县正在进行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的改革。改革的村把包括村集体资金、土地、房产以及各种机械设备在内的所有集体资产变成股权，成立村民董事会，实行劳龄股和户籍股相结合的计股方案，建立股份合作制企业，农民变成了股东，按照持股比例每年从村集体取得分红。改革既满足了首都城市建设的需要，又有效保全了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极大地调动了村民加快发展本村经济的积极性。随着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一系列新的税收问题突现出来：

农村富余劳动力安置的税收优惠问题。农业集约化、高效化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显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城乡结合部的完全失地农民，由于目前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就业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部分农民出现失地即失业的情况。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目前，城镇失业人员如果取得再就业税收优惠证，就可以享受包括从事个体经营和企业吸纳失业人员一系列再就业税收优惠，但对于各项社会福利保障资源，农村富余劳动力却没有税收优惠政策来促进就业。

村集体和村民取得补偿款的税收征免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变为建设用地，村集体和村民得到了部分经济补偿，但却失去了土地的使用权。《土地管理法》确定的农用地补偿范围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劳动力安置补助费、土地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安置补偿费、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目前部分实例的补偿总额中还包括农民承包经营权的补偿）。但补偿的分配形式并不明确：大部分实例在分配时，把各项补偿相加后按比例付给农民，乡镇和村集体也按比例留存，失地农民取得补偿款执行标准并不统一；补偿款的发放形式也多种多样，有由政府直接进行补偿的，有开发商补偿的，有政府委托开发商或拆迁企业进行补偿的。补偿对象有村民个人、村集体、个体户和企业等。补偿的房产有的有产权证明，有的没有产权证明。在补偿内容和发放形式并非标准统一的情况下，补偿对象又千差万别，对农村土地补偿费没有系统完整的规定明确各项税收的征免问题，导致对村集体和村民个人取得补偿收入不一，各地在税收政策的执行上也存在口径不一的现象。与此相关的发票使用问题也成为一大难点。

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得到分红的个税问题。实行产权制度改革的村民大部分已脱离农业生产，村民（特别是非青壮年劳动力）维持生活的收入来源也主要是分红。当然也存在部分在村集体取得分红，同时已在城镇就业，取得固定工薪收入和自主经营取得收入的个人。针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后，农民取得的非从事农业生产的分红收入，与一般企业分红有所区别，如何征收个人所得税，既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又影响到社会稳定。税法为了照顾低收入人群，对工薪阶层工薪收入有2000元的费用扣除额，而对以分红收入为唯一生活来源的农民来讲，按股息、红利项目征税显得过于牵强。若按工薪项目征税，采用每月发放红利形式的税收额度较低，而年终一次性发放如果适用全年一次性奖金的政策则有失公允。

农村占地补偿款再投资经营所涉及的税收问题。部分村集体（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实行产权制度改革的村）将部分补偿款留归集体，用于投资购买房产租赁经营或投资兴办企业进行经营等，希望利用经营利润来为村民分红。这项经营活动不仅涉及了以上所述分红收入的个税问题，同时涉及到投资经营过程中的各项税收是否给予优惠的问题。目前乡镇企业尚可享受10%的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而由村集体出资的经营活动能否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也值得我们考虑。

篇9

【关键词】国有；中小型；产权；深化改革

经过30多年的国有企业改革、重组，我国国有企业的分布和质量得到优化和改善，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2000年以后国家和各省、市陆续出台了促进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的一系列政策和规定后，各地积极推进中小型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采取国有资本全面退出或退出控股地位，或合并进入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等办法，全面放开搞活中小型国有企业。现有的国有中小企业绝大多数处在竞争性、非国家战略控制的领域。这些企业的进一步产权改革，有利于解决国有企业长期存在的问题，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能力。

一、新形势下中小型国企现状

1.中小型国有企业权属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中小型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在十五届四中全会后大大加快，全面放开发展。经过改革，现有的中小型国有企业，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经过整合重组后，归属于大型国有企业或国有企业集团所属下属企业；另一种是属于地方国有企业。大型国有企业所属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在企业性质上表现有国有独资企业或全民所有制企业；产权关系上，属于上级国有企业或国有企业集团直接持股或委托管理；管理关系上，从属于上级企业的管理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管理范畴。地方国有企业，规模上多属于中小型国有企业，对当地经济社会仍有较大影响，但并非属于国家战略控制领域。

2.中小型国有企业仍然占有较大比重。根据统计资料反映，中小型国有企业占全国国有企业总户数的73%；占国有资产总量的45%，其中小型国有企业仍达到四分之一规模。地方国有企业，特别是县市级国有企业，占全国国有企业总户数近70%，资产总量和从业人员占全国国有企业均超过50%，这部分多数属于中小型国有企业。

3.中小型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有待深化。中小型国有企业整体划入大型国有企业或者转变为国有公司，基本上未进行更深一步的产权改革，改变了国有资产的管理关系，并未深入触及国有资产产权和企业治理、经营机制等方面的改革。

二、目前中小型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

经过前期大规模“抓大放小”和“放开搞活”等改革后，目前中小型国有企业仍然有着传统国有企业的问题，如机制不灵活、运作效率低下、企业经济效益不高等老问题；同时，还面临着自主经营责任不到位、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不重视、上级主管单位监管不严，以及人员负担重、维稳压力大等新问题。

（一）对中小型国有企业进一步产权改革不重视

经过十多年的国有企业改革，目前国有企业已经基本摆脱了大面积亏损的局面，国有资产实力大大增强，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力也大为增强，目前对国有企业进一步产权改革的紧迫性似乎已经没有当年那么紧迫，因此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不重视，对上一轮国有企业改革遗留的问题采取修修补补的办法对付。经济增长带来的国有企业矛盾减少，大型国有企业的成功，掩盖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不到位的问题。如果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目前中小型国有企业的各种问题将会集中暴露出来。

（二）中小型国有企业的行业质量仍有待提升

经过上一轮的改革，保留下来的中小型国有企业都是相对质量较好，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企业。很多只是出于地方垄断地位，具有较好盈利能力，从而成为保留在国有企业体系内的企业。此外，有一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受限于国有企业的本身局限性，原有较为优秀的国有企业，经过几年的运作逐步落后于市场。如何重新调整国有企业的行业布局和正确定位，提高国有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发挥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成为摆在国有企业面前要进一步改革的任务。

（三）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需要进一步规范

从企业外部治理上看，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董事会和总经理依然受到行政的干扰，董事长、总经理都由上级党政机构“一纸任命”，无法形成制衡，董事会形同一个“空壳”。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拥有的是企业资产的控制权、支配权，而不拥有对国有资产的监督、决策和有效管理权。这样容易使经营者过分追求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会不同程度地危害国有企业的利益，降低企业经营效率，阻碍企业的发展。

从企业内部治理上看，国有企业转为公司后，大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虽然表面上都按公司法要求，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采取董事会聘任总经理。从制度安排上说，权责界定基本清晰。但是多数企业仍沿袭原有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改制的结果是换汤不换药，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不能充分发挥其监督和决策作用，监管职能与经营职能混杂不清，监督约束机制建立不健全，。

（四）中小型国有企业整体管理水平与市场经济要求有较大差距

国有中小企业的共同点就是规模小，经营分散，依然保留着计划经济的浓重色彩，组织制度建设不符合市场竞争的发展规律，管理体制滞后于市场的竞争要求。

在内部管理方面，国有中小企业经营者的“家长制”作风，导致其在组织结构、人事劳动、财务会计、生产经营、市场供销等各方面的管理均缺乏严格规范。内部监督以上级企业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监管为主，内部控制因企业自身体系缺陷，监管机构形同虚设，经营者自我控制不严，存在着表面合规实质缺乏有效监管。

在人事管理方面，中小型国有企业对人员管理实行二元治理结构，高层人员由上级管理，中层及基层由本单位管理，两者利益不一致，导致公司运作中出现冲突，影响企业经营效益。一方面，高管人员行政化倾向严重，对上负责、求稳心态明显，在考虑经营和发展的同时更自身政治上的稳定与和谐。另一方面，人员晋升和退出机制不合理，一些能力低的员工不愿分流离岗，能力高要晋升要按资排辈，加重了企业人工成本，导致优秀人才流失，影响了企业持续发展。

在激励机制方面，根据现有的绩效考核、薪酬管理等规定，国有企业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目标，以经营效益为考核重点，同时在合规、安全生产、维稳等方面予以一票否则制度。这种激励导向导致国有企业经营者以稳为主，而非以促进企业发展，提高竞争力和企业长远持续发展为主，致使企业错失了不少发展良机，国有资产实质上相对贬值，失去了应有的经济收益。

在分配制度上，在理论上国企经营者收入的依据并没有真正解决，在实践中没有建立起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分配机制和分配原则。存在高层人员和一般员工收入差距较大，分配不公的现象。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没有落实到位。

三、深化中小型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势在必行

中小型国有企业的现状和问题，无一不是需要进一步对中小型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才能加以解决，以保障国有资产不流失，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中小型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不会影响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改革的阻力和障碍也较小，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推进产权改革。 深化中小型国有企业，通过产权多元化改革，一是可以真正建立以股东会、董事会、经营层互相制衡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二是有利于用市场评价标准选择企业经营者， 有助于出资人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选择优秀经营者，有助于企业家职业化；三是有利于优化激励机制，减少短期行为，吸收经营层、技术骨干持股，可以将个人自身利益与企业的长远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使企业拥有更强的凝聚力；四是通过不同的利益主体利益制衡达到科学管理，堵塞管理漏洞，如减少铺张浪费、损公肥私等行为。

四、深化中小型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模式选择

中小型国有企业深化产权改革，在实现国有资产价值最大化的前提下，鉴于现有中小型国有企业普遍具有较好资产，或者处于地方经济较优地位，原有的国有企业退出并不利于体现国有资产的价值。建议从内部重组和外部合作，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1.内部资源和业务整合。属于国有企业集团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可以采取内部资源、业务整合：（1）股份制改造，将中小型企业转变了下属战略经营单位，作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进行管理；（2）内部国有资产划转，将中小型企业的业务和资产整合进新的业务部门。一方面可以增强集团整体竞争力，解决中小型企业本身实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内部整合改变对中小型国有企业的管控程度以及内部治理，逐步向现代企业转变。

2.吸收经营层、技术管理骨干持股。尽管在前段时间的实践中暴露了一些问题，在社会上产生了非议，但作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创新模式，其积极作用是值得肯定的。随着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这一改革模式应在规范操作中进一步推进，已达到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留着优秀人才，调动企业家、技术管理人员积极性，共同分享经营成果，达到“共赢”的目的。

3.优势互补合作，引入优势合作企业实施产权多元化。利用中小型国有企业在行业或地方的市场地位，以及本身的实力，通过出让部分股权的方式，与央企、省级国企或大型外资、民营企业合作。实现产权多元化的同时，一方面改善企业本身的治理结构，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另一方面，增强企业本身的竞争能力。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我们国家现代化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继续深化我国中小型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既是我国完善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增强中小型国有企业实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要求，势在必行。希望引起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及有关单位的重视。

参考文献

[1].张政军.深化国企产权改革不能再拖[J].董事会.2012（11）

[2].杨尚武.国企产权改革待破题[J].中国经济信息.2012（08）

[3].贾淑琴.基于新经济背景下国企产权改革的研究[J].民营科技.2011（07）

[4].张秀荣.浅议新经济下国企产权改革思路[J].中国科技财富.2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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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产权制度 农村劳动力转移 相互关系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8-0071-02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既互为条件又相互制约。一方面,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不断变迁推动和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反过来对现行的农村土地产权提出了挑战。因此,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一、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情况

(一)在地域上以就地就近为主

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总体上以本省的转移为主。据浙江省第二次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06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总体上以本省转移为主,占转移人数的80.7%。在本省转移的人数中,以乡外县内转移的比重最大,占43.3%。其余的县外市内转移以及市外省内转移分别占转移总人数的19.1%和18.2%。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加速、农村经济增长带的出现和工业园区的兴起,农村劳动力向市(县)、区及中心镇集中转移的趋势日渐加速。

(二)在择业上以二三产业为主

当前,浙江省农村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从2003年872.96万人下降到2008年的666.35万人;第二产业的人数从2003年的778.26万人上升到2008年的1011.7万人;第三产业的人数从2003年的568.68万人缓步上升到2008年的626.3万人。在转移的劳动力中,主要分布在工业和建筑业。2008年工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超出农业比重51.82%。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缓步增长,2003年至2006年的增长速度比较明显,到2007和2008的增长速度缓慢,2008年甚至出现下降。

(三)在操作上城乡统一管理服务

随着市场基础性作用的日益突出,浙江省已基本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就业管理服务制度,初步形成了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服务体系和覆盖市、县、街道、社区的就业信息网络,有效地改善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政策和服务环境。如绍兴市已实现城市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体系,积极政策、管理服务体系、职业介绍和就业培训网络、社会保障制度向农村劳动力的覆盖和延伸。

(四)在身份上以亦工亦农为主

发达地区农户的兼业化现象也比较严重。以浙江省为例,由于没有对兼业农户进行专门的统计,所以我们不知道兼业农户的具体数量和比例,但根据浙江省农村居民的收入构成,我们也可以大致看出浙江农户的兼业情况。2008年,浙江省农民人均基本收入为11748元,其中工资性收入为4713元,家庭经营收入为5979元。在家庭经营收入中,来自农业部门的为3369元,来自非农业部门的为2595元。由于工资性收入基本上来自本地企业,所以实际来自非农业部门的收入一共为8364元。换句话说,在人均基本收入中,来自家庭经营农业的收入只有28.68%,农业不再是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民的兼业性也显而易见。

二、农村土地产权和劳动力转移的两者关系

(一)现行的农村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的转移

1.土地产权制度的本身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制约

(1)土地所有权归属混乱,所有权主体的界定不清,内容不够完整。(2)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涵不明确、不完整。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一种耕种权。虽然有法规条文规定农民的土地在发包方同意的情况下允许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但这种权利在实践中却受到了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残缺,导致了土地使用上的随意性以及土地流转的困难。这使得农村转移农村缺乏最初的原始资金积累。(3)土地产权期限不足。土地使用的期限尽管在不断地延长期限,但是农村土地仍然需要随着人口的变动而不断地进行调整,农民使用土地存在着随意性和不稳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农村劳动力流转的灵活性。

2.土地薄弱的保障功能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限制

土地对农民有保障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农村中大量劳动力的隐性失业之所以没有造成社会的大动荡,土地对这些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的土地保障能力是薄弱的,它有限的保障能力无法满足劳动力对土地保障的需求,因此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是存在着风险的。如在城市能否就业的问题以及再失业的风险。除此之外,农村劳动力转移需要大量的成本,比如:寻找工作的成本、交通成本以及接受一定培训或教育等成本,而这些教育成本也在不断地提升。因此,风险和成本的存在使原本就无法享受社会保障制度的农村劳动力被动地受限于土地,延缓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进程。

(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需要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

在现阶段,要加速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甚至让部分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人口脱离土地而没有后顾之忧,这就要通过加速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创新,加速产权改革的步伐,来促进农村劳动力渐进有序地进行。

1.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完善有利于劳动力的转移

有效的产权是可以转让的,因此我们要在原有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坚持创新,才能更有利于劳动力的转移。(1)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以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为指导,坚持“弱化集体所有权,强化土地使用权”,将“农民集体”进行法人化,对现有农村土地按照现行行政管理基本单位村或组进行全面登记,明确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和所有权客体,发放农户个人拥有的集体所有权份额的土地所有权证书,农户的集体所有权份额,可以买卖、转让、抵押、赠予和继承,以此强化农村土地的使用权,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的形成。这样才能更好地调节资源,更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2)改革土地征用制度。以马克思土地资本化理论为基础,改革土地征用制度。首先要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其次要扩大征地的补偿范围。第三,合理确定土地补偿标准。第四,健全和完善农村土地征收程序。通过这些措施,让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提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资本。

2.有效灵活的土地流转机制能更好地实现劳动力的转移

如果没有生产要素流动,那么市场经济就不能完全称之为市场经济。农村土地产权的明确界定只是为农村土地在市场作用下进行流动提供一个制度保障,而真正实行流转,需要解决培育土地市场体系、开展农村土地价格评估、扩大农村土地流动范围、规范农村土地市场行为等一系列问题。要通过市场的调节,优化配置土地,建立农地流转制度。除此之外,还要允许农村进行自由选择,提倡农村土地流动形式多样化,承包、转让、建合作社、抵押等等流动形式。有效灵活的土地流转机制的建立,才能让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得到更好的实现。总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制度,必须根据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革创新,强化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建立土地的市场化推出机制,使农民在自愿放弃土地中得到应有的报偿,为农民实现向城市的稳定转移提供资金和“原始积累”,使农地制度更好地发挥其内部激励和外部交易功能,为农村劳动力的稳定有序转移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郁彩虹.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与对策――以苏南为例.经济研究导刊,2008年,第15期.

[2]甘戈.我国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河南工业大学学报,2009年12月.

[3]宁建华.农地产权制度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合肥学院学报,2007年1月,第24卷.

[4]付海莲,汪晓莺.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对我国农地改革的启示.博士论坛,2009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