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范文
时间：2023-03-27 16:15:0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知识产权，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知识经济；国际贸易；知识产权贸易保护；推动促进
知识经济时代，国际贸易得到了空前发展，国际贸易的结构也从传统单纯的货物贸易发展到包括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在内的综合贸易。其中的知识产权贸易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发展更是迅猛，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有形的商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多。知识产权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种主要形式和竞争手段，注重知识产权贸易对落实知识产权强国战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一、发展知识产权贸易对我国的作用和影响
知识产权强国战略，是在当今国际新形势下我国顺应时代的变化发展而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必要和正确的。在我国参与程度不断加深、竞争程度不断加强的贸易交往中，知识产权贸易迅猛发展，所占比例不断提升。从今后世界贸易的变化趋势来看，知识产权将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种全新的竞争优势，所以，发展知识产权贸易，对我国贯彻落实、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强国战略，是至关重要乃至必不可少的。
（一）知识产权能改变一国的比较优势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一国应该生产和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比较劣势的产品，优劣势主要由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决定。发展中国家缺乏资本和技术，具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资源丰富的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格局中总体上占不利地位，而发达国家则占据垄断地位。而从知识产权的角度来看，不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各国所拥有的知识产权要素不尽相同、各具优势，所以它的发展壮大可以优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地位和产业结构物，减少发展中国家遭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因此，一国知识产权获得保护后，贸易中一些产品的比较优势将发生变化，有必要时刻关注这些变化以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
（二）知识产权能提高一国的竞争优势
一国的竞争优势实际上是生产力水平上的优势，国家竞争优势的取得，归根到底在于国家是否具有适宜的微观（企业层次）、中观（产业层次）和宏观（国家层次）的创新机制和充分的创新能力，而创新就与现阶段国家推行的知识产权强国紧密挂钩。知识产权就是对创新的保护和认可，所以在贸易中大力推行知识产权保护是对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的制度保障。在贸易中，知识产权主要通过影响生产要素来影响竞争优势，并且知识产权可以提升上下游产业的竞争优势，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相关产业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本产业的成功，进而产生新的竞争优势。
二、加强知识产权贸易保护的现实作用和意义
（一）有利于提升企业和核心竞争力从而提升国力
企业，作为国家经济的微观层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基石作用，是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具有活力和竞争力的生动体现。当今知识经济迅猛发展，国与国之间贸易的较量更多体现在企业之间的竞争之上，而知识产权就是企业之间对抗的核心关键。通过知识产权贸易，就能促进各企业对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通过企业间激烈的竞争，反过来促进知识产权的发展进步。我国企业如果都能高度重视自主知识产权，就能进一步摆脱加工型贸易的地位，就能带领我国从“世界的加工厂”走向“技术的原产的”，就能够走向世界强国之列。
（二）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从而提升国力
知识产权，就是创新创意，在贸易中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就是鼓励在贸易中进行创新。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源泉，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国现在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通过知识产权贸易的一系列动态转换过程，把经济增长传递到国内的各个部门，因此重视对知识产权贸易的保护，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了基础，从而带动国民经济的全面增长，为知识产权强国奠定了基础。
（三）有利于在贸易中发展我国的自主知识产权从而提升国力
一个国家不可能生产出它所需要的全部技术，也没有必要。通过知识产权贸易，通过各个国家、各个领域之间的知识产权技术许可和转让，可以大大节约成本，同时也提升了本国的技术含量。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进行技术的进口时，直接可以促进我国科技的进步，在学习先进技术的同时提升我国的科技实力，为知识产权强国战略打下坚实基础。结语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只有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才有可能在国际贸易中占有一席之位，才有可能高昂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国现在正在大力推行知识产权强国战略，我们要抓住时机，促进知识产权贸易的进一步繁荣，为知识产权强国增添动力。目前我国对贸易中的知识产权的保护还不够充分，国民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深刻，希望在今后国家可以加强对知识产权贸易的保护，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在立法保障、执法过程、司法程序和违法打击上对知识产权贸易做出详细规定；另外政府应该提高国民和企业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加强对国民和企业的知识产权相关信息的宣传普及，从根本上重视贸易中的知识产权，进一步落实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吴文超.浅谈如何加强出口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中国电子商务,2013.
篇2
信息科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虽仍属年轻学科，但已形成诸多共识和定论，并日渐渗透到包括法学在内的其它研究领域。因此，在法学研究中借鉴、运用信息科学的原理时，就不能完全不顾及信息科学中已经实践检验的成果，更不能曲解信息科学的基本原理，以服务于某种预设的结论。
1、“信息”是什么？
首先，不能简单、笼统地认为“信息是物质的属性”。随便翻开一本信息科学的书都可以看到，这句话至少有两层相互关联的含义：1、信息如同时间、空间、运动等，是一切物质都具备的普遍属性，这是就任何物质形态而言；2、针对具体某个物质，信息则是该物质属性的反映、表征。这样说很容易遭到反诘：如果该物质的属性未被反映、表征，是否就不存在该物质的信息？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 ”。因为任何物质都处于绝对运动之中，彼此间必然相互作用，因此，特定物质的属性，即该物质内、外部的运动状态和方式必然对其他物质的运动产生影响，在其他物质上留下“痕迹”，或者说必然被其他物质反映出来，没有哪一种物质的属性是不被反映的。所以，信息是“一物的属性在其他物质上的反映、表征”。正因为存在这种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物质之间才是普遍联系的，否则，所谓的联系将是空洞而无法成立的。也正因为信息是“一物的属性在其他物质上的反映、表征”,所以信息必然以某个物质为载体，若甲物的属性被反应到乙物上，则乙物为甲物信息的载体。
形象地讲，一物的属性在其他物质上得以反映，就如同水中月。 水面反映、表征了月亮的形状、亮度等属性，形成水中月这一关于月亮的信息，换个角度说，是月亮在水中的“再现”。显然这种再现并非月亮物质实体的再现（月亮并未离开夜空而进入这块水面），因此关于月亮的信息并不是月亮本身。这说明，特定的物质与该物的信息是完全不同的，信息表征物质的属性，但绝不是物质本身。同时也不难看出，一物的属性被其他物质反映后，该物并未丧失其属性，该物本身更不会丧失。正如水面反映、表征了月亮的形状、亮度等属性，但月亮并不因此就失去了原有的形状和亮度，更不会因此就没有了月亮。
2、信息的几个特征
某特定物质（甲物）的运动对另一物质（乙物）的运动产生影响，或者说甲物的属性被反映于乙物之上时，必然引起乙物运动状态和方式的变化或差异（其实由于是相互作用，甲物的运动也受到乙物属性的影响从而产生变化，在此我们仅以乙物为观察对象），因此也有人（如艾什比、乌克兰因采夫等）认为信息就是这种变化、变异。由于乙物与其他更多的物质也处于普遍联系之中，相互影响、彼此作用，所以乙物运动状态和方式上所产生的变化（即甲物属性的反映或直接说——关于甲物的信息）同样会在其他更多物质上被反映出来，而且与甲物直接互相影响的绝不止乙物一个，所以，甲物的信息被直接或间接地传递到多种多样的物质上，这就是信息的传递性，是信息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可见，物质的绝对运动及由此而形成的普遍联系必然导致信息的传递。无论在无机界、有机界还是人类社会，信息的传递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而且，信息的传递不仅可以在空间发生（如侦察蜂将某朵花有蜜的信息通过不同的飞行动作传递给其他多只工蜂），也可以在时间上发生，如DNA中代代遗传的生物信息，信息在时间上的传递也被认为是信息的存贮。
当然，信息的传递有赖于信号。然而，信号只是完成信息传递的形式（所以信号被认为是信息的“运载工具”），信息则是信号的载荷内容，二者并不相同。同一信息可由不同信号传递，如电信号、声信号、光信号等，但无论使用何种信号，该信息自身都同时发生着传递，而不能认为传递的只是某种信号。例如，某动物发现天敌来袭时，既可以号叫这种声频信号向同伴传递“有危险”这一信息，也可以突然的奔跑这种光频信号向同伴传递“有危险”这一信息，无论使用号叫还是奔跑，结果都是将“有危险”这一信息传递给同伴，可见，被传递的绝不仅仅是信号，信号只是信息传递时所采用的形式，信息本身才是真正被传递的内容。 而且，也可以看出，信号绝不仅仅是 “人的创造物”。
由上述对信息传递性的介绍不难发现，由于物质间的普遍联系，特定的一个信息能够传递到多个不同的物质，这些物质还可以将该信息继续向更多的物质传递，而提供该信息的各个物质并不因此失去这个信息，简单讲，同一信息可以同时附载于多个不同的物质之上、同时存在于多个空间，或者说，同一信息可以有多个载体物，载体物的变换不影响该信息本身，这就是信息的共享性，又称无损耗性、可复制性，也是信息与物质最主要的区别之一。任何物质，在同一时间只能存在于一个空间，因此，对物的利用方式与对信息的利用方式迥然相异。认识到这一点，对研究知识产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另外，既然信息是对某物质属性的反映、表征，那么，就有可能是“失真”的，即该物质的属性未被如实地反映出来，从而不能表征该物质真实的运动方式和状态，这被称为信息的可伪性，也是信息与物质的重要区别。信息科学上将这种“失真”的反映称为虚假信息、伪性信息。虚假信息在自然界中屡见不鲜，如“变色龙”通过随环境变换自身颜色这种光信号向其天敌发出“我不在这里”的虚假信息，使自己的真实地理位置不被如实地反映出来；人类社会中更是广泛存在着各种虚假信息，如“增兵减灶”、“指鹿为马”、假冒商品（此处之“假”恰恰不指向该有形商品，而指向该商品的产源信息）等等。尤须指出，虚假信息一旦形成，就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依人能否意识到其虚假性为转移，换句话说，无论人们是否对其真伪做出判断或做出何种判断，已出现的虚假信息都是对某种运动方式和状态的不真实反映，因而是“伪”或“假”的。可见，虚假信息之“伪性”与人的主观认识无关，是一种确定的客观存在，正如假冒商品，无论人们对其产源作出何种判断，该商品上所标示的产源信息（即假冒的商标）都是对该商品真实产源的虚假反映。
3、“信息”及其相关概念的名称
“信息”在英文中是“Information”，来源于拉丁语“Informatio”，意为“使…接收、感知”，可见其与信息的概念有着天然的联系。与信息相关的概念包括知识（Knowledge）、情报（Intelligence，有时也译为Information）、消息（Message，有时也译为news）、信号（Signal）、数据（Data）等。信息学界普遍认为，知识、情报、消息、数据均属于信息范畴，分别指涉不同内容或不同形态的信息，信号则是信息的传输形式。特别是“情报”一词，曾经被广泛使用，但后来考虑到应借助于"信息"涵盖面大于"情报"的特点以拓宽有关的研究与工作领域，并避免因混用Intelligence与 Information而可能造成的不必要的误解，原使用“情报”的许多场合已改用“信息”，例如，据新华社1992年9月20日北京电，国家科委决定，采用"科技信息"的称呼取代原来的"科技情报"，并决定将该系统内从事科技信息收集、整理和服务的工作机构随之改名："国家科委科技情报司"改为"国家科委科技信息司"，"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改为"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等。
4、知识属于“信息”范畴
知识学认为，知识是人类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及思维方式与运动规律的认识、经验的总和，简言之，是人类对于客观世界运动状态和方式的一种特定的反映和概括。知识产生的物质基础是具有高度思维能力（高度发达的智力）的人脑。作为一种物质存在，人脑的内部组成物质及其作为一个整体均处于绝对运动之中，并与客观世界普遍联系、相互影响着，因此客观世界的运动状态和方式必然反映于人脑，这种反映显然是一
种信息，必然引起人脑内、外部运动状态和方式的种种变化。由于人脑具有高度发达的智力，能够对上述关于客观世界的信息进行概括、抽象、整理（这些都是人脑内部特殊的运动、变化方式），从而形成对客观世界本质性、规律性的反映，即所谓的“知识。”可见, 知识实质上是人脑内部的物质间相互作用及其作为一个整体与外部客观世界彼此影响的“痕迹”和反映，因而是一种信息。但知识不是关于客观世界简单、直观的反映（信息科学上称“自为信息”）——这种信息在其他物质，特别是其他生物中也能产生而非人类独有。知识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经由人类独具的思维能力深度加工过的、浓缩的系统化了的特定信息。反言之，正是由于人类具有高度发达的智力，才产生了对客观世界前所未有的、系统化的反映，即“知识”这种优化的信息。从这个角度说，任何知识都是人类智力创造的成果（信息科学上称“再生信息”）。所以，学者们常把信息与知识的关系比作两个大小不同的同心圆，信息是外层圆，知识是内心圆，这形象地表明了知识与信息间的种属关系，知识属于信息范畴，是信息的一部分。但就人类社会而言，知识是信息的核心。既然知识是一种特定信息，所以知识具有信息的一切属性，如前述的传递性、共享性、可伪性等等，质言之，知识之所以可被传递、共享，正因为它属于一种信息。其实，认定知识属于信息，有一种更简单的推导办法：当代科学界、哲学界普遍认为，物质、能量、信息是构成这个世界的三大基本元素，知识显然不是物质、能量，若再非信息，还能是什么？可见，如果坚持将知识排除于信息范畴，或者说知识本质上不属于信息，显然违背科学甚至违背科学中的常识。
二、 关于知识产权
如前所述，任何知识都是人类在与客观世界彼此作用的过程中凭借智力创造的成果，其本质是一种特定的优化信息。因此，将保护特定智力成果的权利称为Intellectual Property是很有道理的；将此种权利译为“知识产权”，揭示了知识与智力成果的同构关系，也难谓不当。进而言之，基于知识（智力成果）本质上是一种特定信息，将知识产权确定为一种“信息产权”，更是顺理成章的。当然，正如知识只是信息的核心部分而非其全部，知识产权也只是信息产权的核心部分，信息产权的范围大于知识产权的范围。另由于“知识产权”早于“信息产权”出现，因此可以认为信息产权是知识产权的扩展。
认识到知识产权的客体属于一种信息并了解了信息的一些基本属性,就可以（至少有助于）理解知识产权的性质和特征。应当指出，一种权利的内容设计会受到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主要依赖于其权利客体的属性。原因在于，不同客体产生的利益不同、其能承载的利益实现行为方式也不同，所以不同客体上设定的权利必然不同甚至大相径庭。
1、知识产权是一种“特殊的” 民事权利（私权）
Trips前言中明确指出，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对此鲜有争议。但是，由于人类对信息的认识远远晚于对物质、能量的认识，更由于信息与物质、能量之间本质性的差异，因此，相对于以保护物质（能量）的归属和流转为主干的传统民事权利原则理念、规范体系而言，知识产权有着太多的特殊性。显例之一即为不少知识产权的得丧变更是由行政权力这种公权决定的，而非“私法自治”，由此也使得知识产权法中含有大量行政程序性条款，因为对信息内容的判断、价值的评定等比对物的判断、评定复杂得多、困难得多。仅鉴于此，知识产权与传统上历来作为纯粹实体性私权的普通民事权利之间的差异已不需多言、不容否认。另需强调的是，在当今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信息（知识）的重要性愈益突显，其价值已呈超越土地、机器甚至资本价值之势，但对知识产权、信息产权的关注程度与此却难以相适应，因此知识产权乃至信息产权尤其需要“特别”的重视。
2、知识产权的“专有性”
知识产权的“专有性”，亦称“排他性”。所谓排他性,是指特定客体上的利益只能由特定权利人排他地实现，即任何其他人均被排除于该客体利益的实现可能之外。笼统地讲，物权、人身权等均具备排他性。但稍加分析，即可发现知识产权的排他性具有特殊品格，不应淹没于其他权利的排他性概念之中。试以排他权之典型——物权为例。任何物均不具有共享性，某特定物在一个时间只能被特定主体控制。因此，特定主体只要排他地控制住该物本身，自然也就可以排他地实现该物上之利益，因为其他人皆因与该物脱离而不能实现该物所生之利益，亦即被排除在该利益实现可能之外；反过来，要实现特定物上的利益，必须控制住该物本身，不能落入他人之手，否则，该特定物上之利益无从实现，所以“对物的支配、控制”在物权的内容设计中永远处于统帅地位，易言之，物权由保障特定主体排它实现特定客体物上利益的权利演变为保障该主体排它支配、控制该客体物本身的权利。应该说，对物权而言，其排他性内容上的这种转换并无不当，因为在物权领域，客体上利益恒与客体物同在，不加区别并无大碍反倒更易于观察 (物只能在一处)。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智力成果这种特定的信息，具有共享性。因此，知识产权的排他性建立在对“客体”与“客体上利益”进行区分的基础上，允许客体（某特定信息）的共享，同时运用法律的强制力将该特定信息所生利益确定地配置给法律认可的特定主体（权利人），质言之，非权利人可以掌握某特定信息，但不能实现该特定信息所生之利益，该信息上利益只能由特定主体凭借“法律上之力”去排他地实现。同样由于信息的共享性，非权利人掌握了权利人的特定信息（客体）后，权利人并不因此失去该信息因而仍然可以排他地实现其上利益。可见，知识产权是 “客体共享，利益排他”，这意味着不必通过配置客体再间接地配置客体上利益，而是直接对客体上利益进行排它性配置。物权则是通过“客体排他”间接地完成“利益排他”。由此应不难看出知识产权排他性的特别之处。
3、知识产权是“无形”的财产权
诚然，可以认为权利都是无形的。但长久以来，物权特别是其中的所有权均被视为“有形”财产权。罗马法上“物的分类”将多种权利列为“无形物”（暂不论其将权利与权利客体混杂安排），却未将有形物的所有权划入“无形物”中。知识产权的“无形”性正是针对此而提出的。由于物权权利内容表现为对物本身和物之控制的保护，物权与客体物只能始终保持同在，至少也要“推定”如此，所以特定物之所在即为物权之所在，或者说，物权总与一个看得见的“物”在一起，或者说总有一个有形的“外壳”，踪迹确定，非常直观，易于观察也易于辨识，因此称为“有形” 财产权。而知识产权的客体是特定智力成果这种信息，具有共享性，因此知识产权客体常与该权利本身发生分离，知识产权客体之所在并不能成为判断知识产权之所在的依据，这是将知识产权称为无形财产权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虽然智力成果作为信息对物质具有依附性，但除极个别例外，特定智力成果上的知识产权的变动与该智力成果载体物上的物权的变动各自遵循不同法律规则，或者说，特定智力成果的载体物承载着一个并不以该物自身为客体而是以其上特定智力成果为客体的专有权，因此该载体物之所在一般亦不能决定知识产权之所在，这是将知识产权称为无形财产权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也是知识产权不能适用占有、准占有、取得时效等物权制度的主要原因。简单讲，作为某一知识产权客体的同一智力成果随处可见，该特定客体上的权利却踪迹难觅，既不能依该智力成果之所在确定权利所在，更不能依该智力成果的载体物之所在确定权利所在，或
者说，知识产权缺少一种有形的“外壳”，因此很容易让人觉得知识产权无踪无影，所以称之为“无形” 财产权。
4、知识产权的“法定时间性”
知识产权的客体作为一种特定信息，具有共享性，从时间上说，这意味着不同时间的人可以共享同一个智力成果，甚至几乎可以认为该智力成果是永存的（当然也有某智力成果随载体物的灭失而灭失的特例），仅以此为据，该智力成果上的专有权应可永远存续，知识产权并无“时间性”可言。但是，任何知识的进步必然是以已有知识积累为基础的（现时任何智力成果的权利人也是在已有的知识积累基础上完成智力创造进而取得专有权的），智力成果上的专有权若永远存续，意味着其他人尤其后世人将无法利用这些智力成果，显然这将阻塞知识的发展之路，说严重些，人类的子孙将深陷各个知识专有权的囹圄中而无从进步，这显然有违人类追求进步的公益。换个角度讲，知识产权若无时间限制，将使知识产权人向全社会索取的回报远远超过其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极不公平。因此，法律断然为绝大多数知识产权设定了时间上的限制，一旦期限届满，原来专有的智力成果自动进入公有领域。可见，知识产权的时间性是法律直接设定的。物权中没有类似的“法定时间性”，因为任何物质都有其存在终结的自然时刻，不可能被子子孙孙共享，因而可以说，物权的时间性不言而喻，无需明定。可见，知识产权的时间性是法定的，而非自然的，因此，不能笼统地讲知识产权具有时间性，应该讲知识产权具有“法定时间性”。
5、知识产权的地域性
智力成果作为一种信息具有共享性，因此，一个特定的智力成果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不同的国家或特定地区。但是，各国家、地区这时对在此同一智力成果上是否设定知识产权、设定何种知识产权以及所设定的知识产权的具体内容（如果设定某种知识产权）等问题的答案显然不可能相同，具体说，在甲国被设定此种知识产权的某个智力成果，在乙国及其他更多国家中可能被设定彼种权利甚至不被设定权利，即使被设定相同名称的知识产权，其具体权利内容也不会完全一致，可见，该特定智力成果虽同时存在于各个国家，但在这些国家中所得到的 “知识产权待遇”不同，而且彼此独立、互不影响，因此，就该智力成果的知识产权问题必须分别单独适用各个具体的“权利登记地法”或“权利主张地法”；反之，任何一个特定物都不可能同时存在于多个国家、地区，所以其上物权在一个时间只能也只需要适用特定的一个“物之所在地法”。换句话说，不同国家、地区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对同一个物设定物权，却可以在同一时间对同一智力成果设定不同内容或不同类别的知识产权，或者说，同一智力成果上的知识产权在同一时间因地域不同而呈现不同样态。这一比较充分显示了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点，也说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作为一种权利的特点与法律的地域效力虽有联系却绝不能混淆——各国物权法也有相应的地域效力，但物权却没有地域性的特点。当然，知识产权地域性特点的形成也有历史原因，此处不赘。
6、知识产权客体的“可复制性”
篇3
有一天，一位仙女为了探究可可西亚森林里的动物们有没有私心，便来到了可可西亚森林里。森林守护者举行了隆重的酒宴来欢迎这位美丽的仙女的到来。宴会结束后，仙女宣布，说：“是上帝派我来的，让我给你们带来一套水晶别墅。可是，这个水晶别墅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拿到的。我准备在这举行一个图画设计比赛，赢者就可得到这个水晶别墅，图画还可以拿到外国去展览。说不准，还有金币作为报酬呢！后天，我会来评比赛的优胜者哦！”仙女讲完话，便把手一扬，飞上了天。
酒宴散场后，大家还在议论着比赛的事。一只大家讨厌的乌鸦飞回了家，心里还盘算着：我如果得到了水晶别墅，那该多好啊！这样森林里的动物们都崇拜我了，而且我还会有许许多多的金币，我还会远近闻名呢……
说着说着，乌鸦就睡着了，还在做着发财梦呢！梦见自己正坐在一大堆的金币上！
第二天，动物们都在认认真真地想着图画该怎么画才好看。当然，乌鸦也不例外。不过她哪是在想啊？分明是在玩，一会儿拍一下皮球，一会儿看一下电视。玩啊玩，她的脑子里蹦出了一个想法：去看看别人的画哪里好看，就把那里的东西添到自己的画里。于是，她先来到小狗的家，看见小狗正在画画，画里有一棵十分大的桃子树。乌鸦觉得桃子树好看，便把桃子树添到她的画里，乌鸦看着桃子树，心想：小狗，我如果得到了水晶别墅，我会给你很多很多的金币的。乌鸦又来到了小猪的家，看到小猪画里有许许多多的月亮和星星，她又觉得很漂亮，便把星星和月亮添到自己的画里。她又来到……
一天过去了，乌鸦回家了。她一头栽在沙发上，看看画，画上有小溪、月亮、星星、桃子树，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东西。看着看着便睡着了。
篇4
保护知识产权与防止知识产权滥用
知识产权制度无疑是以权利保护为核心的，只有充分和有效的保护才能使知识产权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发挥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条件下，我国也需要适应科技、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和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发展的趋势，通过进一步完善立法、严格执法来促进知识产权的充分和有效的保护。但是，知识产权保护不能绝对化，而必须有一个合理与适度的界限。因为，知识产权保护在本质上是一个利益界定和调整问题，它在国内层面涉及知识产权所有人(社会个体)与公众(消费者、竞争者及其所代表的社会整体)之间的利益平衡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协调，而在国际层面则涉及到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利益调整。而且，即使知识产权的获得本身是合理、合法的，其实际的行使行为也存在一个正当与否的问题，也就是说，正当获得的知识产权也可能被滥用。
知识产权滥用是相对于知识产权的正当行使而言的，它是指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在行使其权利时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或者正当的界限，导致对该权利的不正当利用，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知识产权所具有的显著特点和重要的经济意义，使得它容易被权利人不正当地加以利用，破坏正常的市场竞争。例如，在知识产权行使的过程中，权利人往往利用许可方式，不正当地扩张其所享有的知识产权，或者利用知识产权所带来的优势，不正当地限制市场竞争，以此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已成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和产权形式，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又使得知识产权被权利人(主要是跨国公司)充分利用来作为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工具，因此，在现代社会，知识产权被滥用的可能性和后果的严重程度都会大大增加。实际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滥用知识产权的例子都不鲜见。例如，近些年来在美国、欧盟等地闹得沸沸扬扬的微软垄断案都涉及微软对知识产权滥用的问题；在2003年一度引起人们极大关注的美国思科公司中国华为公司侵犯其知识产权以及涉及整个行业的DVD专利权人联盟与我国DVD生产企业之间争议的背后，也存在涉嫌滥用其知识产权的深层次问题：北京东进信达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美国英特尔公司和四川德先公司在上海日本索尼公司，则直接将知识产权滥用的问题提到了我国的司法解决层面。
为此，在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中应当恰当地把握知识产权制度不同的政策目标之间的平衡和协调，正确处理好知识的生产与知识的传播和利用的关系、知识产权的获得与知识产权的行使的关系、有效保护知识产权与切实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有效防止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法律机制，以使我国知识产权机制的各个方面得以协调发展，既能充分保护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利益以鼓励知识创新，又能防止知识产权的过度垄断和被滥用以促进知识的有效传播，从而保护知识产权使用人(社会公众)的利益，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并能在国际交往中合理保护我国的利益。因此，我们应该全面、客观、冷静地看待和处理知识产权的问题，即知识产权机制的不同方面和知识产权制度的不同政策目标之间需要平衡和协调，我国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中不仅应当继续切实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而且应当注意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和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的问题，以维护我们国家和国民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权益。
防止知识产权滥用与保护知识产权是不矛盾的，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任何合法的权利都有可能发生滥用的问题，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一种私权，也完全存在被滥用的可能。而且，由于权利滥用要以权利本身的存在为基础，加上权利本身的优势越明显，其被滥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滥用的后果也会越严重。从法理上看，这种规制并不意味着对知识产权本身基本性质的否定，而恰恰是符合法律设定任何权利的目的的，因为任何权利都不可能是绝对的，它都有一条自身正当与合法行使的界限，防止和控制权利和权力的滥用是法律的重要原则，也是实现法治的必然要求。这实际上就划定了正确行使知识产权的界限。在这一界限内行使权利时，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协调一致的，而超过了这一界限，就侵害了社会利益，也违背了知识产权制度本身的基本宗旨。
防止知识产权滥用是我国知识产权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
基于以上对保护知识产权与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相互关系的认识，在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制度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而且也需要建立和完善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的制度。防止知识产权滥用应当是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知识产权不仅仅是保护的问题，而且是包括防止知识产权滥用在内的全方位、多环节的一个制度系统。
实际上，发达国家在重视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也非常重视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甚至可以说，越是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力度大的国家，其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的力度也越大。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滥用权利要以权利的存在和受保护的程度为前提和基础，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越高，力度越大，其被滥用的可能性也越大，相应地，其被滥用后的危害也越大：另一方面则在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的发达国家，其市场机制比较健全，相关配套的法律制度比较完善，尤其是有一套比较健全的竞争法律制度确保市场竞争的自由和公平，对包括滥用知识产权在内的非法限制竞争行为进行着比较严格的规制。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的报告也指出，发达国家在竞争体制的背景下已经推出更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其他确保知识产权不会损害公共利益的管理制度。特别是在美国，同样在其他发达国家，赞同竞争的知识产权规定和相关限制性商业实践的控制规定是其反托拉斯法律的主要内容，并通常由法院、竞争机构和其他相应政府机构实施。在发达国家，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当知识产权制度得到有效竞争政策体制的补充时，它才能达到预计的目标。
而反观发展中国家，情况则明显不同。从理论上讲，发展中国家在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过程中，也必须采取均衡各方利益以及有利于竞争的方式，至少对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有相应的限制措施。前述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的报告也
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实施机制必须有权决定某些知识产权是否有效、并抵制由诸如“战略性诉讼”(strategiclitigation)之类的限制性经营行为对知识产权的潜在滥用。例如，发展中国家迫于压力成立了一些使得禁止令容易获得的系统，但这样做的危险是知识产权持有者可能会滥用权利，妨碍合法的竞争活动。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执行制度根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得到了加强，因此，适当强调保护公共利益和制定公正争端处理程序是非常重要的。
但实际情况则是，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外部压力下不断地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另一方面，它们又缺乏必要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平衡机制，特别是作为维护自由公平竞争基本手段的反垄断法。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的报告就此指出：从制度观点来看，发展中国家要想按照发达国家普遍的标准来有效地调节知识产权，这对发展中国家决策者、行政管理者和制度执行机构来说都很可能会是个重大的挑战。发展中国家显然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建立包括竞争政策在内的有效管理体制是实施更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重要补充步骤；另一方面，对于许多国家而言，这可能与建立一个知识产权体制一样都是复杂和困难的任务。该报告得出结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加重视加强竞争政策，并建议协助发展中国家制定知识产权法律的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应同时协助这些国家建立适当的竞争法律及执行体系。
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作为保护知识产权的平衡机制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制度，只能是靠自己努力去建立，而不能指望发达国家的援助，也不能完全依赖主要受发达国家控制的有关国际组织。在这方面，与建立保护知识产权制度的情况完全不同。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或者达不到一定的程度，发达国家就单方面或者通过国际组织来施加压力，以贸易制裁相威胁；而对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的制度没有建立或者不能有效执行，发达国家是不会过问的，甚至还不希望有这样的制度，以免其处于优势的知识产权在行使时受到约束。
因此，在我国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过程中，将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制度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并作为战略重点之一，这无疑是必要的，也是明智的。
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的制度体系与我国应采取的主要措施
滥用知识产权既与知识产权法本身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标相抵触，也与民法上的公平、诚实信用和权利不得滥用等基本原则相违背，并破坏了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相应地，防止知识产权滥用就要从知识产权法、民法的基本原则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反垄断法几个方面着手。它们从各自特有的角度出发，确保知识产权这一合法垄断权的行使不背离法律予以设定的基本宗旨。
就知识产权法自身防止知识产权滥用来说，知识产权除了其所固有的地域和时间的限制以外，为了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有关的知识产权法还通过一些具体的制度使知识产权在一定条件下受到限制，如著作权要受到合理使用制度和法定许可制度的限制、专利权要受到强制许可制度的限制等，甚至还有直接的有关权利不得滥用的条款。知识产权法本身的有关权利限制的规定，正是知识产权的调节机制的体现，目的在于尽可能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以及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为防止知识产权的滥用，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第一部分(一般性规定和基本原则)第7条制定了如下的目标：“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法应当有助于技术创新以及技术转让和传播，有助于技术知识的创作者与使用者相互收益并且是以增进社会和经济福利的方式，以及有助于权利和义务的平衡。”第8条第2款规定了如下的原则：“为了防止权利所有人滥用知识产权，或者采用不合理地限制贸易或对技术的国际转让有不利影响的做法，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但以这些措施符合本协议的规定为限。”这也包含了在知识产权法内部来解决的情形，如在有关知识产权专门法律中设置禁止权利滥用的条款，使被控侵权人可以以滥用知识产权来进行抗辩，提起反诉，甚至另行提讼。
就民法基本原则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来防止知识产权滥用来说，公平，诚实信用、权利滥用禁止等既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基本原则，后者是前者在市场竞争领域的具体体现。在作为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对有关权利行使的界限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时，运用权利不得滥用等民法基本原则可以对一些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加以一定程度的控制。这是在特定情况下起漏洞补充作用的，而不能成为主要的适用依据。由于这些民法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基本原则，因此，在具体的法律适用时就可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条款。
由于竞争政策是各国基本的公共政策，而且知识产权的垄断性也决定了其滥用行为往往会造成对竞争政策的破坏，因而现代各国主要是在反垄断法的框架中来解决知识产权滥用问题的。这是因为防止竞争被不正当限制是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的政策目标中的一个基本的方面。反垄断法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的基本前提和特点在于维护有效竞争，即反垄断法通过维护有效竞争来使得社会个体的知识产权的行使行为不致破坏了社会整体利益。反垄断法对限制竞争行为的控制主要是采用政府干预的方式，并注重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侧重宏观利益的维护。
对照上述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的制度体系，我国目前尚无完整的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制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现在就没有任何这种性质的法律规范。事实上，在我国有关的法规中还是有一些涉及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规范。除了前述知识产权专门法律中所体现的限制知识产权范围的制度(如“强制许可”或“合理使用”等规范)以及民法通则等法律中禁止权利滥用等基本原则外，主要体现在有关法律、法规中的含有反垄断性质的规范，例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外贸易法》等。特别是2007年8月3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在附则第55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但是，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这就在我国建立起了基本的反垄断法律制度的同时，也确立了对知识产权行使行为进行反垄断法规制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总体来说，我国目前建立的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制度还是很初步的，需要逐步完善。在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制度中，由于其中的公平、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用等民法基本原则以及
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一般条款，本来就属于在没有具体制度或具体制度不明确时适用法律的原则来使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在建立和完善相关具体制度方面就主要涉及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专门的反垄断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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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TRIPS协议中国知识产权侵权法归责原则
TRIPS协议，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是WTO的重要法律文件之一。它旨在减少国际贸易扭曲与障碍，给予知识产权有效和适当的保护，同时确保实施知识产权的措施和程序不会成为贸易障碍，并通过多边程序解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争端。我国在加入WTO法律文件中承诺，“中国将在完全遵守WTO协定的基础上，通过修改其现行的国内法和制定新的法律，以有效的和统一的方式实施WTO协定”。为此，我国对国内知识产权立法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和完善，先后分别修改了《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修改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颁布了《专利法实施细则》、《商标法实施条例》、《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是侵权法律领域中最具时代特征的冲突形式，因而成为国内法、乃至国际法规范所着重控制和规范的对象。随着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关系的日益紧密，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也成为国际合作和协调的主要问题。中国加入WTO以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中有关知识产权侵权的规则，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法律制度产生直接的影响。
本文拟就TRIPs对我国现行知识产权侵权法律制度构成影响的几个方面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并就TRIPs与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法的某些冲突与协调提出自己的见解。
第
一、在侵权的归责原则方面
在传统民法上，民事侵权的归责原则大体上有二大原则：一是主观归责原则，以行为人的主观意志状态作为确定责任归属的根据，即是以当事人主观上的过错作为构成责任的必要条件，“有过错始有责任，无过错即无责任”，通称为“过错责任原则”；二是客观归责原则，以人的意志以外的某种客观事实作为确定责任归属的根据，即将特定损害结果或致害原因作为构成责任的充分条件，只要有特定损害结果或致害原因存在，即不得免除责任。此一原则亦称“无过错责任原则”或“严格责任原则”。对于一般侵权行为，现代各国普遍实行的是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在一些受害人难以证明被告人有过失的情况下，如动物致损和建筑物致损，则采用“过错推定”，即原告若能证明其所受到的损害是由被告所造成的，而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法律上就推定被告负有过错并应负民事责任，它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一种方法。无过错责任原则肇端于近现代的工业事故，并逐步延伸至交通事故、环境污染、核反射以及产品责任等。但对于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是适用过错原则还是无过错原则，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许多国家也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和判例。在我国，也存在应该适用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分歧。郑成思先生在总结一些国家的立法和判例后认为，无过错责任原则已为许多国家所确立，并极力主张放弃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普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TRIPs对知识产权侵权的规定中，并没有关于归责原则的概括性规定。它一方面在有的条文规定了有过错才承担责任，如：第45条第一款规定，“司法当局应有权责令侵权人向权利持有人支付足够的损害赔偿，来补偿由侵权者侵犯其知识产权所造成的损失，且侵权者知道或有充足理由知道他正在从事侵权活动。”第37条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善意侵权”行为规定“不知道所销售、进口或配送的物品中含有布图设计因素时，不应视为侵权行为”。在第44条第一款中，对进口、购买或订购侵权物品的情况也做了类似规定。另一方面，该协议第45条第二款又明确规定了无过错承担责任的情形，即：“司法当局也应有权责令侵权人向权利持有人支付全部费用，可包括合理的律师费。在适当的时候，即使侵权人不知道、或无合理理由知道自己正在从事侵权活动，缔约方也可以授权司法当局责令其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
对于TRIPs协议上述规定的理解，笔者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从现代侵权法的发展现状来看，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仍然是极其有限的，主要是涉及高度危险和产品责任等行为。在知识产权侵权领域，一般也认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仍然有国内法与国际法的依据。尽管如此，对于知识产权来说，其最重要的特点是“无形”，权利人往往只能在其主张权利的诉讼中，才能显示出自己是权利人；权利人之外的使用人因不慎而侵权的可能性大大高于有形财产的使用人。而且，与这一特点相联系，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原告要证明被告有过错往往很困难，而被告要证明自己无过错又很容易。因此，对于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如果按照一般过错责任原则来处理，显然制裁不力，不足以激发人们创新或创作的积极性，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如全面适用无过错原则，则打击面过宽，容易造成权利人在市场上的垄断，从而阻碍生产力的进步。另一方面，从TRIPs的现有规定的结构来看，第45条第一款规定的是以侵权人主观上“知道”或“应该知道”为条件，该规定放在该条款的首要地位，其指向应该是明显的；第二款则规定在某些“适当的时候”侵权人返还所得利润或支付法定赔偿费用，它不以主观上是否知情为条件，其适用范围是受到限制的。而且，从条款的法律性质看，第一款是强制性条款，成员方应在国内法中加以确认；第二款则是一个选择性条款，成员方不采取这一规则，并不能认为违反了协定。因此，认为TRIPS协议确认的归责原则是无过错原则，依据是不足的。在笔者看来，结合侵权法的发展现状、知识产权的自身特点以及Trips的上述规定，将TRIPs的归责原则理解为“以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为主，特定条件下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是较为合理的，也具有现实的意义。
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已经根据TRIPs协议的上述要求进行了修改。1992年的《专利法》规定了善意使用原则，使用或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的，不视为侵权行为。修改后的《专利法》对此作出了限制，规定：“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能证明其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第62条）新《商标法》也规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的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第56条）可以看出，这些修改限制了免责事项范围，在侵权的损害赔偿方面，确立了根据主观有无过错而区别对待的原则，与TRIPs协议的要求保持了一致。
第
二、在“即发侵权”理论引入法律方面
“即发侵权”被认为是对传统民事侵权行为理论的一种超越。“即发侵权”，英文称为ImminentInfringement，是指在侵权活动开始之前，权利人有证据证明某行为很快就会构成对自己知识产权的侵犯，或该行为的正常延续必然构成侵权行为，权利人可依法予以。这类可诉行为就是“即发侵权”。“即发侵权”的理论依据在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一是，知识产权的权利是“无形的”，它不能象有形财产的所有人那样，通过占有来达到保护其财产的目的；二是，知识产权的客体具有“开发难而复制易”的特点，它较其它财产权更容易受侵害，一旦受到侵害，其损失也往往巨大。因此，当今许多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均明文规定了“即发侵权”，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规制，不再仅局限于侵权行开始之时，而是扩展到侵权行为开始之前，即从事后救济转向事前防治，以更为有效地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TRIPS协议第50条第一款规定，对即将发生的侵权行为，权利人有权提出申请，“司法当局有权采取迅速有效的措施”，以“（1）阻止任何侵犯知识产权的发生。（2）制止侵权货物流入市场，或经海关检查扣留制止其进口或出口。（3）保护侵权诉讼的证据，即诉讼保全。”根据这一规定，WTO的成员应授权司法当局采取及时有效的临时措施，一是颁发临时禁令，以制止即将发生的侵权行为；二是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对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获得的证据可以采取紧急措施加以固定和保存。这种规定显然是引入了“即发侵权”理论的结果。
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中原来对“即发侵权”并无规定。原则上讲，只要侵权未真正开始，权利人即无权诉讼。1992年的《专利法》要求对侵权的认定必须以已经造成的实际损害为条件，强调对已构成侵权行为的处罚，并未对“即发侵权”作出相关规定。对于专利侵权案件的临时保护，主要依赖于民事诉讼法中的“诉讼保全”和“证据保全”两种方式，但都不能在之前禁止侵权行为。我国立法机关已经根据TRIPs协议的相关规定，在法律的修改中及时地引入了“即发侵权”理论，增加了诉前的三种临时措施，包括“诉前禁令”（也即“临时禁令”）、“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其内容是：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权利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专利法》第61条、《商标法》第57、58条、《著作权法》第48条）“为制止侵权行为，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权利人可以在前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商标法》第58条、《著作权法》第50条）这样，经过修改后的知识产权法，全面引入了TRIPS协议中的“即发侵权”规定，突破了民事诉讼法的限制，扩大了对权利人的保护，完善了临时保护措施，使得侵权行为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地制止。
但是，立法仍有不足。上述修改仅就诉前临时措施作了规定，而对于在诉讼中发生的当事人请求法院对侵权人的侵权行为颁发“禁止令”制度，却未能作出相应规定，提供诉讼中的保护。而在实践中，专利案件的审理时间往往较长，权利人在这段时间里仍面临着持续的或不可挽回的侵害的威胁。
第
三、在知识产权的权利范围方面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由科学技术而产生的知识产权在国际经济、国际贸易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知识产权的突出特点在于，它作为智慧财产，要想突破、创造它十分困难；但是，一旦有所突破，他人要模仿、假冒它却十分容易。因此，对于这种无形财产的保护，便成为国内法和国际法调整的重点。对于知识产权的权利范围（也即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客体），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建立世界知识产权公约》的规定。该公约第2条将知识产权定义为发明、发现、作品、商标、反不正当竞争等“一切”智力创作活动所产生的权利。这种规定显然属于广义的知识产权。但目前各国立法中，大多采用狭义的、或称传统的知识产权，它包括工业产权与版权两部分；其中，工业产权包括专利权、商标权、禁止不正当竞争中的商业秘密权等，版权则包括作者权与传播者权等。
TRIPS协议所说的知识产权，是特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从贸易的角度出发，TRIPS协议主要突出以下内容：明确将计算机软件作为文字作品予以保护；强调对驰名商标、地理标志的保护，尤其是酒类地理标志的保护；强调对几乎所有的发明给予专利保护，统一专利的保护期为自申请之日起的20年。除此之外，还突出了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其中，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是第一次纳入国际公约的范围。具体来讲，TRIPs协议所涉及的知识产权范围是：(1)版权与邻接权；(2)商标权；(3)地理标志权；(4)产品外观设计权；(5)专利权；(6)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7)未披露的信息专有权。
加入WTO以后，我国立法对知识产权权利保护的范围作了调整，使得我国知识产权权利体系更为完整，其主要的变化有：
第
一、完善了原有三部知识产权法律的权利体系。在专利法中，增加未经专利权人的许可而进行“许诺销售”的行为属于侵权的规定（第11条）；在商标法中，增加了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将对驰名商标的保护从己注册的商标扩展到了未在中国注册的商标（第13条），以及作出了驰名商标持有人申请撤销恶意注册商标的时间“不受五年期限的限制“的特别规定（第41条），以及增加了对地理标志的保护（第16条），明确规定地理标志可以作为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注册（《商标法实施条例》第6条）；在著作权法方面，扩大了作品的范围，增加了“杂技艺术作品”、“建筑作品”、“模型作品”等。更为重要的是，突出加强了对网络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增加规定了作品、表演和录音录像制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第10条）以及对“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保护规定（第47条第6、7项）等。
第
二、在新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将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延伸到“最终用户”。所谓“最终用户”，就是计算机软件的实际使用者。最终用户侵权，主要是指购买、使用、复制非法软件，也包括将合法购买的正版软件未经授权擅自复制提供给他人使用的行为。这种规定突破了以往将计算机软件盗版主要界定为非法复制的界线，其影响是深远的。
第
三、新增加了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过去我国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知识产权从法律上未予以保护。新颁布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根据Trips的要求，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提出了三个层次的保护要求：布图设计本身、含有布图设计的集成电路以及含有布图设计集成电路的物品，包括设备仪器等。这意味着不仅非法使用他人的布图设计来制造集成电路产品是侵权，利用侵权的集成电路组装其他产品也是侵权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调整尽管反映了TRIPs协议的要求，但并非以TRIPs协议的七项权利简单地取代我国原有的知识产权体系，它是我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以及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向国际标准进一步靠拢的体现。
但是，目前我国知识产权法中还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例如，对于商业秘密权的保护，TRIPs只要求商业秘密具有“商业价值、是秘密的、权利人采取了保护措施”这三个条件；而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则规定，商业秘密除了以上三个条件之外，还必须是“实用的”，这种保护显然低于TRIPs的标准，需要予以研究和解决。
四、在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方面
侵权责任是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它反映出法律对侵权行为的否定性评判。在民法上，各类侵权行为的责任形式，归结起来，有停止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和消除影响等，其中的损害赔偿具有重要的地位。在知识产权侵权中，由于“损害”在知识产权侵权的构成要素中不占有核心地位，损害赔偿在知识产权侵权责任体系中的位置就不如一般的民事侵权。在实践中，许多情况下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不法利益或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往往难以计算，因而如何确定赔偿范围和赔偿额便成为审判机关的一大难题。而如果侵权损害赔偿的问题解决不好，又会在事实上不能真正有效地制裁和制止侵权活动。
TRIPs协议的执法部分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并不多，大量条款都集中在停止生产、停止侵权销售活动、销毁冒牌及盗版产品等方面。但是TRIPS协议中，多次提及法定赔偿额问题。TRIPs执法条款第45条规定，“成员方可以授权司法当局责令侵权人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这种“二者并处”，实际上是一种惩罚性措施。为了表明惩罚性赔偿是对故意侵权行为的惩罚，TRIPs还在第45条第1款中突出了“明知故犯地(knowingly)或有理由认定知道(withreasonablegroundtoknow)”的侵权活动的较为严格的赔偿标准，即“支付足以补偿因他侵权而受到的损失”的赔偿金，而且还要“支付有关费用，包括律师费在内”。可见，TRIPs协议确立了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定赔偿制度。
我国原来的知识产权法中对损害赔偿的规定是不完善的。旧《专利法》并未规定损害赔偿，新修改的《专利法》吸纳了法定赔偿制度。该法明确规定了侵犯专利权的赔偿额，即“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被侵权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第60条）新《商标法》和《著作权法》除了规定损害赔偿额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或者“因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外，还明确规定，前述“因侵权所得利益”或“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的，由法院根据侵权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商标法》第56条、《著作权法》第48条）。可以看出，以上规定充分反映了TRIPs法定赔偿制度的要求，也使我国的知识产权侵权法律具有更大的可操作性。
结语
TRIPS协议的主要内容集中在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上，而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又必须依赖于国内法对侵权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在入世之前以及入世之时，中国已经广泛地按照TRIPS协议的要求对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进行了及时、大幅度的修改，同时加快了对新法律的立法，力求使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符合WTO的基本要求。在司法实践方面，中国的法院在入世之前，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也已经总体上适用了TRIPS协议的规定，中国法官通过司法实践完善和丰富了知识产权的侵权理论，高度重视过错推定原则在确定侵权的民事责任中的运用，并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审理中逐步形成了若干共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在中国的整个法律体系中，是最为先进和最为接近国际水平的。
无庸讳言，中国入世后在知识产权的实施方面，如何切实而有效地保护本国和他国的知识产权，仍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涉及立法、行政和司法，还涉及全民族的知识产权意识，这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成员，尤其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可能会以中国没有认真完全地执行或实施TRIPS协议为由，发起针对中国的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程序，甚至以诉诸贸易制裁相威胁。对此，我们应该给与足够的重视并及早研究对策。
但是，笔者认为，在按照TRIPS协议的基本原则和规定来进行立法和司法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深入透彻地研究TRIPS协议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定，务求使我国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既符合TRIPS协议的要求，又与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有学者在总结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时，尖锐地指出我国立法和司法中已经存在对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以及保护水平持续攀高的问题。因此，在确定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法的归责原则、保护范围以及损害赔偿等问题时，仍然需要我们认真理解TRIPS协议对侵权界定的最低标准和其它相关规定，加强对国际、国内知识产权侵权以及知识产权发展的关注和研究，避免在立法和司法中出现违背公平原则，过高保护知识产权的现象，以减少可能出现的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或消极的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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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商漠视知识产权
与刘文斌律师有着同样感受的还有很多人。例如，柳沈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是知识产权方面非常著名的机构，但该所的李律师告诉本刊记者：“房地产知识产权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陌生的，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有律师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一直以来房地产开发商对知识产权的漠视。刘文斌律师说，全国的房地产商众多，仅北京就有3千多家，但注册拥有全国知名品牌的房地产开发商却少之又少。
来自权威部门的一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据上海工商局提供的资料显示，截止到2002年11月，上海的有效注册商标总量已达6.36万件，其中房地产商标仅85件，而在198件通过认定的“上海著名商标”中没有一件是房地产商标。由北京工商局提供的资料则表明，在北京通过认定的173件“驰名商标”中，也没有一件房地产商标。
与这组数据相映衬的是：房地产的“克隆”现象几乎达到了疯狂和泛滥的地步。北京是盛产房地产概念的地方，每一次概念炒作的成功都会使得这一概念在全国遍地开花。而被称为房地产项目脸面的案名就成了这场“灾难”中受害最深的一个。
比较著名的案例是，2003年继现代城之后北京先后出现了案名为“后现代城”、“西现代城”的项目。而这两个项目案名的“克隆”直接导致了现代城的缔造者、
请，申请“香榭里”品牌在第36类（不动产类）的中英文（中文“香榭里”，英文“champselysees”）商标注册，2001年注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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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谁动了我的企鹅唐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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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内容提要: 知识产权变动模式是财产权体系的重要内容，目前主要有意思主义、登记对抗主义和登记生效主义三种立法例。考虑到交易安全、交易成本以及外部性等因素，我国应建立一套以登记为中心的知识产权变动公示体系，并针对知识产权类型的不同选择不同的变动模式。具体而言，在知识产权转让方面，著作权应采登记对抗主义模式，而专利权和商标权则应采登记生效主义模式；在知识产权许可方面，应采用登记对抗主义模式；在知识产权质押方面，应主要采登记生效主义模式，但著作权质押应采登记对抗主义模式。
根据内容的不同，财产关系可分为财产权属关系和财产流转关系。前者为静态的财产关系，而后者为动态的财产关系。由此可知财产法的主要任务有二：一是确定财产的权属，保护所有者对其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二是保护财产的流转，即通过对当事人之间商品交换的调整，保护权利人的权利，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样，作为财产法下位法的知识产权法也应当围绕上述两种财产关系展开。但是，当今世界各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大多集中在静态的知识产权关系，而对于知识产权的动态关系以及交易安全的保护却并不留意，由此造成了知识产权交易当中的诸多困境。知识产权变动模式作为规范动态财产关系的主要制度，其立法是否科学攸关财产交易安全与否。研究知识产权交易的基础理论，确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知识产权变动模式是当下知识产权法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内涵及立法例
（一）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内涵
知识产权变动即知识产权的发生、变更以及消灭，是知识产权之得丧变更在法律上所表现出的一种权利动态现象。知识产权的变动表现的是知识产权的运动状态，即人与人之间对于权利客体的支配和利用关系在法律上的变化。由于知识产权是对知识财产的直接支配，因此知识产权变动是知识产权主体与知识财产相互关联的变动。从形态来看，这种变动主要表现为创造新的知识财产以及买受和继承（转移）知识财产等。知识产权的丧失，则是因知识财产的灭失（绝对的消灭）、让与（移转）、长期不行使权利导致消灭时效、放弃等方式而丧失。如果将知识产权出资入伙，则产生共有关系（内容的变更）；如果设定质权，则会产生自己不能亲自使用收益（作用的变更）等变更。就广义而言，知识产权变动模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立法对知识产权变动进行法律调控的具体方式，其涵盖了知识产权产生、变更和消灭等各种不同的知识产权变动方式；就狭义而言，知识产权变动模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立法对基于合同行为的知识产权变动进行法律调控的具体方式。因此，狭义的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内容不涉及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导致的知识产权变动，如知识产权的产生、消灭和继承等。本文主要研究狭义的知识产权变动模式及其立法模式。因知识产权本身是一个包括了各种知识产权类型的包容性体系，且不同种类的知识产权的权利变动模式也可能会有所差异，故笔者仅以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三种典型的知识产权为对象，对知识产权变动模式进行研究。
（二）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立法例
财产权变动模式的立法具有“区域化”色彩，在不同国家或地区，或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往往有着不同的立法体现，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立法也是如此。关于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国内学界并无定论。例如，有学者在方法论上借鉴物权变动模式，将知识产权变动模式分为意思主义模式、债权形式主义模式和知识产权形式主义模式；[1]而更多的学者只是在著作权转让或知识产权质权等具体的知识产权变动问题中提出了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登记对抗主义和登记生效主义模式。[2]综观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有关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立法例，具体表现以下三种模式，三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应将知识产权之变动系于法定的公示方式——登记。
1．意思主义模式
在意思主义模式下，知识产权的变动以作为基础关系的合同为根据，即合同生效则知识产权发生相应的变动而无需登记。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与著作权人订立专有许可使用合同、转让合同的，可以向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在此，对于著作权的转让和许可，登记与否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不影响其效力。在专利权许可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14条第2款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管理办法》第5条的规定，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当事人应当自许可合同生效之日起3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备案。但是，对备案的法律效力，法律未作明确的规定。不过，从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进行分析，应认定此处的“备案”只是一种倡导性规范，当事人备案与否并不影响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效力。其原因如下：（1）从立法用语上看，上述法律规定当事人应在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生效之日起3个月内向主管部门备案；从语义上看，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在备案之前就已生效，因而不存在备案影响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生效的问题。（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9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备案应该属于这种情况，即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未按规定进行备案的，其效力不受任何影响。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立法关于著作权的转让以及著作权和专利权的许可都采用了意思主义模式。此外，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著作权法”第36－39条关于著作权的转让、许可和著作权质权设立的规定也采用了这种模式。
2．登记对抗主义模式
在登记对抗主义模式下，知识产权之变动原则上取决于作为基础关系的合同，即合同生效则知识产权发生相应的变动，但未进行登记的，则该权利变动不得对抗善意的第三人。在法国，注册商标权、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之转让即采用了登记对抗主义模式。例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L．714－7条规定：“任何注册商标权的权利移转或者变更，非经在全国商标注册簿中登记，不得用以对抗第三人”；第L．512－4条规定：“任何改动或转让注册外观设计权利的行为，凡未在一个全国外观设计注册簿的公共注册簿中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第L．613－9条规定：“所有系于专利申请或专利的权利的转让或变动行为，非经在国家工业产权局设立的全国专利注册簿中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日本对著作权的变动也采取该模式，如根据《日本著作权法》第77条和第88条的规定，著作权的转移或处分的限制，或以著作权为标的的质权的设定、转移、变更、消亡若不在著作权登记簿上登记，则这些事项不得对抗第三人。《加拿大著作权法》第57条第3款也规定，如果未能真实告知受让人或被许可人，任何基于价格因素进行的版权转让或涉及版权利益的许可将会被裁决为无效，除非之前的转让或许可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进行了登记，而且登记文书记载了受让人或被许可人所主张的权利。此外，《美国版权法》第204条、《意大利著作权法》第104条都有类似的规定。在我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第40条第3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以及《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办法》第4条的规定，商标权人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法律要求自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将合同副本报送商标局备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19条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商标许可合同未经备案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未在商标局备案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立法对商标许可采用的是登记对抗主义模式。
3．登记生效主义模式
在登记生效主义模式下，登记是知识产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之一，非经登记，知识产权不发生当事人意图实现的权利变动效果。《日本专利法》采用的就是登记生效主义模式。例如，《日本专利法》第98条规定：“下述事项若不进行登记就不发生效力：（1）专利权的转让（因继承及其他一般继承除外）、专利权的放弃、专利权处分的限制；（2）专用实施权的设定、转让（因继承及其他一般继承除外）、变更，或处分的限制；（3）以专利或专用实施权为目的抵押权的设定、转让（因继承及其他一般继承除外）、变更、消灭（因混同或担保债权的消灭除外）或处分权的限制”。《俄罗斯联邦民法典》规定，统一技术权跨境移转合同必须进行国家登记，不遵守国家登记的要求将导致合同无效，而且是自始无效。[3]《德国商标和其他标志保护法》第27条规定，如果向专利局提供了相应证据，基于当事人一方的请求，通过商标注册获得的权利的转让，应当记录在注册簿上，如果权利的转让只涉及商标注册的某些商品或服务，应当应要求缴纳收费表规定的记录转让的费用，如果不缴纳此费用，应被认为没有提出此请求；第28条规定，如果将注册商标权转让或移转给第三方，权利继受者在专利局的程序中，或在向专利法院提起的上诉程序中，或在就法律问题向联邦法院提起的上诉程序中，只有自专利局收到转让注册的请求之日起，权利继受者才能够要求保护该商标以及主张通过注册获得的权利。由此表明，德国商标法对商标的转让实行登记生效原则。我国现行立法对专利权和商标权的转让以及知识产权质权的设立也采取的是登记生效主义模式。例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10条、《商标法》第10条的规定，专利权和商标权转让中的相关交易人应该向相关的主管部门进行登记或提出申请，且专利权转让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商标权转让合同自其被核准公告之日起生效。
二、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选择：以交易安全为核心价值的考虑
（一）交易安全：知识产权变动的价值基础
“安全”作为法律的基础性价值之一，有助于生命、财产、自由与公平等其他价值的状况稳定化。[4]正如英国学者霍布斯所言：“保护生活、财产和契约的安全，构成了法律有序化的最为重要的任务；自由与平等则应当服从这一崇高的政治活动的目标”。[5]之所以将安全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安全不仅与法秩序密切相关，也是法秩序价值的体现。[6]这种安全价值在经济生活中体现为静态的财产归属安全和动态的财产交易安全，而交易安全则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财产权的权利变动机制。“近代市民法的原则性的权利变动机制是建立在权利确定和意思真实的基础上的。”[7]然而，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表意人的意思可能并不会反映权利的真实状态，而当事人又善意无过失地相信该意思而为某种交易时，这种善意且无过失的信赖显然有保护的必要。于是，在民法上形成了一系列的信赖保护制度，如表见制度。为了确保交易安全，现代财产制度往往为其配置了一系列的制度规则，如财产权的表征方式、公示原则、公信原则等，而财产权变动模式与财产权的表征方式以及公示原则、公信原则息息相关，知识产权变动模式当然也不例外。
（二）公示公信：交易安全的实现方式
财产权的表征方式与公示原则的关系在我国学界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以物权为例，我国学者关于物权公示的对象有“享有或者权利说”、“变动说”、“享有及变动说”和“享有、变动及消灭说”等。[8]为了便于论述以及厘清表征方式、公示原则与公信原则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借鉴叶金强先生的观点，[9]将知识产权静态归属的表征与知识产权变动的公示以及其公信力加以区分。
1．知识产权静态归属的表征方式与公信原则
在财产交易中，为获得排他性产权，交易相对人必须透过某种信息渠道去了解和落实涉案财产的权利状态，以避免遭受损害。若将此种信息渠道的构建和权利状态的落实完全交由交易相对人，则往往需要通过一步步回溯权源的方式来实现，但这种方式极可能导致高昂的信息成本。因此，现代财产法透过财产权的表征方式建立起一条稳定的信息传递渠道。交易相对人可以通过该渠道达到识别权利主体、了解权利状态之目的，而这种为法律所承认的识别权利的途径和方式即为财产权的表征方式。以物权为例，物权的表征是权利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外人表明其拥有物权的事实和外观，是世人借以判断某人拥有物权的初步依据。因此，物权表征也可以说是一种权利表象或权利外观。[10]在现代物权法中，占有被确定为动产物权的表征方式，而登记则被确定为不动产物权的表征方式。因此，交易相对人可以通过观察交易之动产的占有状态或者查询不动产登记信息的方式来达到获取交易之动产或不动产的权利主体和权利状态等信息之目的，以避免因交易信息的不对称而可能导致的交易风险。然而，仅仅具有财产权的表征方式显然不足以保护交易安全，于是，现代财产法在财产权表征方式的基础上推导出公信原则，即第三人因基于对法律认可的表征方式所标示的权利状态的信赖而进行某项交易时，即使该表征方式所标示的权利状态与真实的权利状态不一致，第三人也不会因表征方式传递信息的错误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其典型就是善意取得制度。“可见，公信原则的目的在于保护交易的安全与便捷。它有时虽然不免牺牲真正权利享有人的利益，但这是法律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在权利享有人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进行均衡、选择的结果。”[11]
在知识产权领域，因不同种类的知识产权的产生方式的差异而导致知识产权表征方式的云泥之别。专利权和商标权的产生虽然涉及创造性行为、申请行为以及国家主管机关的授权行为三个方面，但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商标权和专利权需要经过申请、审批、登记、公告等程序才能获得保护。专利权和商标权的登记不仅涵盖权利主体、权利范围以及权利期限等极为详细的权利信息，而且以国家主管机关的名义，具有极高的权威性。而第三人因信赖主管机关的登记信息而与登记的专利权或商标权主体进行交易时，其信赖利益理应受到尊重和保护，此即登记公信力的应有之义。与此不同，著作权采取自动取得原则，即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一经完成即获得著作权的保护，不存在主管机关的授权行为和权威的登记信息系统。因此，著作权的享有无法通过登记的方式来表征。即使权利人可以通过自愿登记的方式来彰显自己的权利，著作权权属登记也无法与专利权和商标权权属登记相比。这是因为，一方面著作权权属登记为自愿行为，因为受到成本等因素的制约，真正进行登记的作品比例不高，所以不具有普遍性的表征意义；另一方面，著作权权属登记的公信力强度无法与专利权和商标权权属登记相比。不同的权利表征方式推导出来的公信力应有强度差别，其实质是对第三人信赖提供何种程度的保护是适当的。以动产占有和不动产登记为例，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占有与所有权的分离已经成为常态，实际占有动产的主体极有可能不是动产的所有权主体，因而占有表征权利的缺陷会因此而扩大，这就要对动产占有的公信力进行一定的限缩，并要求第三人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而不动产登记虽然也存在登记错误的情形，但在较为严密的规则体系下并不具有普遍性。因此，不动产登记应比动产占有具有更强的公信力。在著作权权属登记中，登记机关一般不会对登记的作品是否构成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并享有著作权以及作品的真实权利状态进行审查，因而登记的信息也就极有可能与作品的真实状态不符；而专利权和商标权权属登记所标示的信息相对而言要准确得多，特别是在权利主体状态的准确性上。因此，著作权权属登记的表征方式及其公信力受到很大限制。同时，由于著作权的主体缺乏具有普遍性的表征方式，第三人也难以确定作品的真正权利人，因此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原则上属于作者，而在作品上有署名的情况下，形成准占有的正面推定力，推定署名人为作者，进而可以推定其为著作权人，这实际上就是著作权的一种表征方式。因为一般情况下在作品上署名的人与作品的作者是一致的，第三人可以通过查看作品的署名来判断著作权的权属状态。由此可见，著作权权属登记或署名推定原则所引申的公信力强度要低于专利权和商标权的权属登记，而两者之间的这种差异也会影响到权利变动模式的选择。
2．知识产权变动中的公示与公信原则
知识产权的表征方式所针对的是静态归属，即知识产权的权利归属于谁所有。在市场经济中，知识产权交易频繁发生，由此也带来新的交易安全问题。而静态意义上的知识产权表征方式显然已经不能有效确保交易安全，因此要求法律对经济生活的这种变化给予回应，于是知识产权变动的公示就成为必要。“公示原则之采行，实不仅物权而已，矿业权、水权、著作权、商标权与渔业权等无体财产权亦以登记为其公示方法。”[12]知识产权变动的公示不同于知识产权归属的静态表征，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种权利变动的公示及其延伸出来的公信原则实际上是基于保护知识产权交易中的第三人而创设的。在知识产权交易中，所谓公示，乃是将知识产权的现状及其变动情况予以公布；所谓公信，乃是知识产权交易中潜在当事人对于公示的内容予以信赖。因此，在知识产权变动中，公示与公信原则肩负着保障交易安全、维护交易第三人利益的重要职责。
知识产权的对世性、排他性以及权利客体的非物质性，意味着知识产权的变动在法律上不应仅以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为限，其在外部上应该具有更强于物权变动的他人可以识别的表征，以使知识产权法律关系得以清晰明确。如果在知识产权交易中无此外部表征，那么在交易繁盛、知识产权变动频繁的现今社会，不仅知识财产的支配与权属确定性会受到影响，而且势必害及善意第三人的合法利益，从而使整个知识产权交易陷于紊乱的境地。物的关系只能对抗因公示而知情的人，[13]在知识产权交易中也是如此。法律严格按照知识产权排他性和权利客体非物质性的特征抽象出知识产权公示原则，然后又按照知识产权公示原则的要求建立起知识产权登记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延伸出知识产权法登记的公信原则，具体表现为权利正确性推定原则，以保护根据知识产权登记簿取得知识产权的第三人。根据登记推定作用，必然会产生第三人从无权利人处取得知识产权的情形。与物权变动中存在的借用、租赁等“委托占有”的情形不同，第三人从无权利人处取得知识产权的情形在知识产权变动领域主要体现在交易过程中的知识产权变动，也就是在知识产权已经依据法律行为转移给第三人后，交易的债权行为无效或被撤销，导致向第三人出让知识产权的出让人形成“无权处分”的情形。在该情形下，虽然第一手交易的受让人最终丧失了对知识产权的处分权，但第三人也可以依据登记推定取得该知识产权。这样，一项知识产权变动能否发生排他性后果、第三人利益能否得到保护均建立在符合知识产权法法理的基础之上。原所有权人因为有对其财产处分不当的行为，违背了善良管理义务，所以不能追回自己的知识产权，而只能追回不当得利。第三人因为毫无过错，其利益比原所有人更值得保护，其所得的所有权不受追夺。
三、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选择：基于交易成本和外部性的考虑
（一）交易成本与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选择
一般而言，这里的交易成本主要是指维护交易安全的成本和实现交易快捷的成本。实现交易快捷的成本，即为了确保交易便捷而需要支付的各种成本，如人们为追求便捷不进行登记而可能引起的保险费用或者风险折扣等。维护交易安全的成本也就是社会为了确保交易安全而支付的成本，实际上是为了获得排他性产权所需支付的成本，既包括国家或政府为建立和维持财产权交易的公示体系而支付的成本，也包括当事人为公示而支付的费用如登记费用以及为完成公示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等成本。在知识产权变动中对交易成本的考虑主要在于衡量权利变更登记的交易成本和收益。由于我国的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的登记体系实际上已经建立，因此国家承担的主要是登记体系的维持成本，如人员的增加、设备的更换等，而这实际上与其确保交易安全和促进知识产权市场交易的公共政策目标息息相关。当然，知识产权登记制度的建立也有收益。就国家或政府而言，其收益为通过确保交易安全的方式实现促进知识产权市场交易发展的公共政策目标；就交易当事人而言，其从知识产权登记中所获得的收益则主要体现在交易风险的降低或者规避上，即可以通过查询知识产权权利变动登记的方式获取相应的信息，进而规避或降低风险。而在登记方式欠缺的情况下，交易当事人为维护交易安全，则需要由自己单独完成相应的信息搜寻和权利查验程序，而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成本的发生，如为实现交易而必须了解和掌握各种信息所支付的费用，此即信息成本。此外，知识产权交易本身可能带来的收益大小则会影响当事人进行登记的意愿。在交易可能获得的收益与其进行登记而支付的成本之差额达不到预期时，当事人可能选择不进行登记；反之，则可能选择登记。因此，无论对国家或政府抑或交易当事人而言，知识产权权利变更登记都可能产生相应的成本和收益。
（二）外部性与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选择
登记作为财产权变动的一种公示方式也会产生一定的外部性。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理解，“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当有人被强加了非自愿的成本或利润时，外部性就会产生。更为精确地说，外部性是一个经济机构对他人福利施加的一种未在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的影响”。[14]更通俗地讲，个人收益或成本与社会收益或成本之间的差异，意味着有第三方或者更多方在没有他们许可的情况下获得或者承担一些收益或者成本，这就是外部性。[15]外部性通常以多种形式出现：有些是积极的，如收益外溢，称为正外部性；有些是消极的，如成本外溢，称为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社会成员的行为给其他人带来了某种收益，但该行为人却不能由此得到补偿；负外部性是社会成员的行为给其他人造成损失或使其增加成本，收益下降，但该行为人却不必为这种损害进行补偿。[16]
财产权变动登记的正外部性主要体现为便于相关职能部门对财产权信息的归档、追踪和管理，如机动车所有权变动登记有利于交通管理部门及时获知更换后的车主信息、加强管理以及对交通事故的处理等；财产权变动登记的负外部性主要体现为交易当事人的私密性受到损害，如贵重物品的转让登记可能会使得当事人的财产状况等信息被公开。一般而言，不同财产权的社会属性可能会有所不同，由此所带来的外部性也可能会有所差异。专利权和商标权都为典型的工业产权，一般认为其主要是一种财产权。而专利权和商标权的取得都必须以内容的公开为前提，以此促进知识的扩散和转移。同时，专利权和商标权还涉及大量的行政管理内容，如商标使用的监管、注册商标的撤销、专利费用的收取等。因此，对专利权和商标权的转让进行登记，除了能保证交易安全外，还能获得正外部性：有利于主管部门的信息获取和管理，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利益，有利于有意进行技术合作或品牌合作的主体通过查询登记簿记载的主体信息的方式联系上真正的权利人等。由此可见，专利权和商标权的转让采用登记生效主义模式是合理的立法选择。
著作权与专利权和商标权有所差异。作品不仅仅蕴含着一定的经济价值，在很多情况下还体现着作者或权利人的人格利益或精神利益。正因如此，著作权法赋予著作权人发表权，由其自由决定是否公开其作品。而涉及个人隐私等因素的作品，作者往往会因其内容的私密性而拒绝发表。著作权转让就不得不考虑这一因素。也就是说，若当事人不愿将交易的作品信息公之于众或者不愿将其私下交易公开，则强制登记会导致其私密性受到损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著作权转让的登记生效主义模式有其缺陷。
四、我国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制度完善
（一）知识产权转让变动模式的制度完善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专利权和商标权之转让采用登记生效主义模式的立法较为完善，不再赘述。而著作权转让的变动模式不以任何公示方式为要件，即登记与否对著作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并无任何影响，由此导致“一女多嫁”等现象的出现，著作权的交易安全也就成为著作权市场交易发展的一大障碍。由此可见，知识产权转让变动模式的制度完善主要就在于著作权转让制度的完善。
笔者认为，我国应该建立著作权转让登记制度，从而强化公信力。与其他知识产权客体一样，著作权客体也具有无形性、非物质性的特点，不占有一定的空间，不能发生实在而具体的控制，权利的转移也无需进行“有形交付”，因而著作权是否已经转让不易为不特定的第三人所察知。[17]设置登记制度，可以使第三人通过可识别的权利外观，从外部知晓著作权状况，著作权法律关系据此也得以透明；否则，不仅著作权交易的安全会受到损害，而且也将损及第三人利益，从而导致交易秩序的混乱。“在现代社会，公示原则的适用、采行早已超越了物权的享有与变动的范围，即便是矿业权、水权、渔业权和商标权等无体财产权，也莫不以登记作为其公示方法。”[18]以登记作为著作权转让的公示方式，可以使权利转让由“无形”（著作权客体特性）向“有形”（记载在登记簿上）转化。
在登记的效力模式上，我国应采用登记对抗主义模式，即为了更好地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且有利于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的权益，法律应规定著作权转让合同应当到著作权管理机关进行登记。著作权转让合同未经登记，虽然不影响转让合同的效力，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19]其理由如下：（1）登记对抗主义模式是世界上多数国家所采用的模式，如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国。（2）登记对抗主义模式更能体现立法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也符合私法自治的基本原则。与专利权和商标权不同，著作权含有更多的人格和精神因素，因此著作权法应体现出对作者及权利人意愿的尊重。在登记对抗主义模式下，是否登记由当事人自由决定，由其在登记的成本与不登记的风险之间进行权衡，进而做出抉择。（3）登记生效主义模式要求著作权的转让必须登记方才生效，而在当事人有交易意愿且其作品又具有私密性时，登记将会给当事人造成一定的障碍。此时，当事人不得不在交易与私密性受损之间艰难地做出决断。（4）从交易成本分析，采用登记对抗主义模式也更为合理。不同的作品往往具有不同的经济价值，而著作权交易之标的额也可能大小不一。在登记生效主义模式下，不论著作权的经济价值或著作权交易之数额大小，都需经过登记才能生效，这对那些小额交易来说无疑是设置了过高的登记成本，因此可能导致一些人放弃交易，从而抑制交易的数量和规模，不利于著作权市场的发展。
（二）知识产权许可变动模式的制度完善
知识产权许可是知识产权权利变动的一种形式。如前所述，我国现行立法对著作权和专利权的许可并未设置相应的公示方式，相关规定中的“备案”只是一种倡导性规范而不具有强制性；而商标权的许可则采用了登记对抗主义模式。知识产权许可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重要的利用方式，其本身也可能影响到第三人的利益。例如，在专利独占实施许可合同下，被许可人有独占性地实施专利的权利，第三人甚至专利权人自己都不能实施该专利。可见，独占实施许可合同不仅在当事人间产生了效力，而且对第三人也有约束力。因此，专利独占实施许可合同对第三人的利益有重大影响。对此，如果欠缺合理的公示方式，则第三人可能遭受不明的损害。例如，在后的被许可人因不知独占实施许可合同的存在而与知识产权人签订了普通实施许可合同，则其可能因为独占实施许可合同的存在而不能实施该知识产权。因此，我国应以登记的方式构建知识产权许可的公示体系并采登记对抗主义模式，即著作权和专利权许可合同不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其理由如下：（1）登记对抗主义模式足以保护交易安全，第三人只需尽到合理的查询义务即可获得保护，这也不会加重其负担。（2）我国在商标权许可中已经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了登记对抗主义的立法模式。著作权许可、专利权许可与商标权许可之间并无本质差异，因而完全可以将商标权许可的立法经验借鉴过来。（3）交易成本的考虑。虽然登记生效主义模式可以更彻底地保护交易安全，克服在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但其忽视了交易成本。例如，专利许可使用权价值大小有别，甚至差别巨大，在登记成本相对于专利许可使用权的价值而言较高或比重太大时，则当事人可能放弃交易登记。（4）同著作权转让一样，对知识产权许可采取登记生效主义容易导致对私法自治过度干预，破坏登记的私法性质。[20]
（三）知识产权质押变动模式的制度完善
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可以出质，这也是知识产权变动的一种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79条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其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由此可见，登记是知识产权质权的设定条件，也是质押合同的生效要件。不过，这一规定混淆了知识产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知识产权质权的产生是基于知识产权质押合同。从逻辑上讲，应是先有知识产权质押合同的生效，再有知识产权质权的设定。基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27条第1款规定：“以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有关主管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这就明确区分了知识产权质押合同的生效与知识产权质权的设定。知识产权质押合同是知识产权质权设定的前提，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和契约自由原则的体现；而知识产权质权的设定是知识产权质押合同生效的结果，但仅知识产权质押合同的生效尚不足以导致知识产权质权的设定，还需践行出质登记的手续，亦即出质登记是知识产权质权设定的生效要件。[21]因此，知识产权质押的变动是指在质押合同订立后，当事人须向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申请登记，完成登记公示后方发生权利的变动。
知识产权质押采登记生效主义模式似乎符合逻辑，然而著作权质押却有其特殊性。著作权质押采登记生效主义模式存在的问题在于以下几点：（1）登记生效主义模式是否会增加交易成本？（2）本着“同一事件作同一处理”的原则，在著作权领域，权利的取得实行自动取得原则，著作权的转让和许可尚未采用登记对抗主义模式，著作权质押又为何要采用登记生效主义模式呢？（3）2000年我国台湾地区在进行所谓的“著作权法”修订时之所以将所有与著作权登记相关的内容删除，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著作权登记可能会让民众产生“有登记方有权利”之误解，扭曲了创作保护主义。虽然这种立法的合理性值得商榷，但也值得我们反思著作权质权登记制度。正是基于这些考虑，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著作权质押制度进行适当的调整，即著作权质押应采登记对抗主义模式。
五、结论
由于知识产权的变动模式是财产权利体系的重要内容，因此，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选择应综合考虑交易安全、交易成本以及外部性等因素。笔者主张，为保障作为无形财产的知识产权的交易安全，维护交易秩序，应建立一套以登记为中心的知识产权变动公示体系；在知识产权转让中，鉴于著作权与专利权和商标权社会属性的差异，著作权转让应采登记对抗主义模式，而专利权和商标权转让则应维持现有模式，采用登记生效主义模式；知识产权许可采用登记对抗主义模式；知识产权质押主要采登记生效主义模式，而其中著作权质押登记应采登记对抗主义模式。
注释:
[1]参见齐爱民：《知识产权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6－347页。
[2]参见黄玉烨、罗施福：《论我国著作权转让登记公示制度的构建——从著作权的“一女多嫁”谈起》，《法律科学》2005年5期 ；刘璐、高圣平：《专利权质权设定制度若干问题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4期。
[3]参见张建文：《俄罗斯知识产权立法法典化的创举：统一技术权制度》，《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4][17][20]参见黄玉烨、罗施福：《论我国著作权转让登记公示制度的构建——从著作权的“一女多嫁”谈起》，《法律科学》2005年5期 。
[5]转引自［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修订版，第266－267页。
[6]参见丁南、贺丹青：《民商法交易安全论》，《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7]孙鹏：《民法上信赖保护制度及其法的构成——在静的安全与交易安全之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7期。
[8]参见尹田：《论物权的公示与公信原则》，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6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60—261页。
[9]参见叶金强：《物权法第106条解释论之基础》，《法学研究》2010年第6期。
[10]参见高富平：《物权公示与公信力原则新论》，《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11]钱明星：《论我国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12]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
[13]［英］F．H．劳森、B．拉登：《财产法》，施天涛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版，第3页。
[14]［美］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6版），萧琛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页。
[15]参见［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16]参见沈满洪、何灵巧：《外部性的分类及外部性理论的演化》，《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18]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6月第4版，第77页。
篇9
团队成员人数 11人
团队建立时间 2006年
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同方威视”）是全球领先的安检产品和安全检查解决方案供应商。公司成立于1997年，源于清华大学。同方威视立足于自主创新，紧贴客户需求，为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1]的客户提供安检领域最先进的创新技术、品质卓越的产品以及综合的安检解决方案和服务。
同方威视系列安检产品及服务已进入民航、海关、铁路、公路、城市轨道交通、邮政物流、公安司法、大型活动赛事等众多领域，助力客户保护国土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世界各国用户的广泛认可。“同方威视”已成为国际业界的知名品牌。
作为一家负责任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同方威视立足安全领域，致力于成为安检行业的全球市场领导者，以持续的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价值，努力创造出更多先进的安z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回馈社会，让国家更安全！让世界更安全！
团队介绍
同方威视知识产权部同方威视知识产权部负责公司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在知识产权部团队的努力下，已为公司建立了完善的知识产权战略体系、管理架构体系、制度体系和集团化知识产权管理平台；建立了专业高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知识产权预警机制，推动公司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水平的大幅提升。
知识产权部目前11人，采取产品线纵向知识产权管理与IP业务横向业务管理相结合的矩阵管理架构。纵向上专利工程师负责不同产品线的专利申请、保护、预警等所有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横向上知识产权部按照业务分为专利申请组、检索预警组、法律事务组、综合管理组，由四位知识产权高级经理分别统筹管理。
除知识产权部外，同方威视在不同事业本部都设有专利管理员，负责本部门的专利管理工作，知识产权部还统筹管理各子公司的知识产权工作，建立了集团化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政策和平台。
目前同方威视知识产权部已成长为一支富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专业管理团队，部门队伍专业结构、知识架构、资源架构、管理架构健全完善，部门将以专业、高效的工作为公司业务保驾护航，积极支持公司经营发展。
团队业务概况
公司整体知识产权概况
同方威视通过全面的知识产权战略布局，将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应用贯穿到技术研发、市场拓展等环节，建立了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形成了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网。以强化专利运营管理水平、提升专利运营能力为主线，着重加强知识产权运营战略储备和布局，注重培养知识产权人才，使知识产权与市场运营相结合，不断提升公司知识产权运用能力，驱动公司技术创新，提升公司知识产权国际化运营能力和水平，加强知识产权对公司经营的支持和保障。
同方威视是国家和北京市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中关村知识产权领军企业，是首都知识产权国际交流基地，公司积极参与知识产权立法修法活动，积极参加国知局、北知局及行业协会的社会公共事务，为加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在企业的贯彻落实和推动行业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做出一定贡献。
知识产权管理重点
同方威视知识产权工作，注重知识产权与业务的融合，扎实推进知识产权对研发、市场、经营的支撑保障与驱动作用。知识产权战略与技术创新战略和市场经营战略同步实施，紧紧围绕公司总体战略规划，以公司经营战略为中心，立足国内外竞争新态势和发展新环境，立足公司发展阶段和特点，有的放矢开展知识产权工作；根据各产品/技术特点、研发和市场规划，组织推动各业务单元制定有针对性的各产品线的知识产权战略。
重视组织机构和制度体系的搭建，重视推进国际化知识产权人才队伍的建设，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高水平的“知识产权国际化决策队伍、知识产权国际化管理队伍和国际化发明人队伍”。
重视专利质量管理工作以及国内外专利布局工作，深入推进实施专利质量管理，重点采取一系列措施，按照知识产权国际化保护水平从发明人、资源、审查员、知识产权管理人员等环节加强管理，确保专利质量。
团队成果及荣誉
知识产权管理成效
同方威视已建立完善的集团化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体系与管理体系，在组织架构上采取“二级管理架构”，在业务管理上采取“集中管理为主、同时兼顾各业务单元特点给予充分授权”的管理模式。同方威视知识产权部于2016年搭建知识产权集团化管理信息平台，完成集专利、商标、软件著作权等全面网络化管理、总部与二级业务单元共同使用的信息管理平台。
同方威视建立了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机制，建立了完善的知识产权预警机制和体系，同方威视重视专利质量的管理，《威视专利质量管理指南》和《威视国外专利布局指南》。同时，知识产权部重视对专利、商标、软件著作权等无形资产的管理及运营，不断提升团队的法律事务处理能力，遵守和利用各国法律制度，支撑保障企业运营。
知识产权部重视国外知识产权制度的研究和利用，先后完成《中、美、欧专利撰写指南》，《企业专利保护》、《巴西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研究报告》、《波兰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研究报告》等课题，不断完善企业国内外专利申请和保护实践经验并积极运用。
主要获奖情况
1.一种可组合移动的集装箱检测系统，2003年获国家专利金奖
2.一种车载机动式照相检测系统，2007年获国家专利优秀奖
3.一种车载移动式集装箱检查系统，2008年获北京市发明专利特等奖
4.一种用射线对液态物品进行安全检查的方法及设备，2009年获国家专利金奖
5.产生具有不同能量的X射线的设备、方法及材料识别系统，2012年获国家专利金奖
6.物质识别方法和设备，2014年获北京市发明专利一等奖
篇10
知识产权保护是促进知识经济发展的法律保障，但知识产权制度在激励知识的创新与传播的同时，也存在被“滥用”的现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知识产权制度的“滥用”不利于知识的传播和利用，影响到知识经济的进一步前行，从而限制了知识给人类带来的最大福利。知识经济下的知识产权保护要“适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应“一刀切”地使用同一标准。
知识产权是衡量国家财富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的价值形态和发展进程。人类社会正从传统的以资本、劳动力、土地等为生产要素的工业经济时代，走向新兴的以知识为核心生产要素的知识经济时代。
如果说“物权”是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社会的主导权利形态，那么对知识的拥有权和知识自身的权利特征一般是通过知识产权得以体现，知识产权无疑成了知识经济时代的主导权利形态。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产品”交易总额在当今国际贸易中一直以远远超过同期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上升。在整个国际货物贸易中，初级产品的比例也在不断下降，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知识产品”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在全球一体化的国际背景下，知识产权是衡量一个国家财富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志。
为克服知识产权制度的地域性与知识产品的全球传播性之间的矛盾，国际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双边安排到多边条约的过程，使公约成员基于一定的保护标准，相互保护对方的知识产权。一方面，许多国家为适应国际条约的规定，对本国的知识产权立法作了修订；另一方面，纳入知识产权“势力范围”的智力成果在不断扩大。特别是知识产权制度被纳入WTO以《知识产权协定》(TRIPS)确定下来后，各国知识产权制度相互借鉴和相互融合；WTO的国民待遇原则和争端解决机制使各国的立法自受到限制，强化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标准，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的统一实体与程序规范。
纳入WTO框架下的知识产权制度，一直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冲突的重要议题
公平与公正具有相近的含义，所谓“公正”常指规则面前人人平等，而“公平”则是带有伦理、道德评判的“平等”。纳入WTO框架下的知识产权制度，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自由化的现实实践中，并没有实现其理论上的崇高目标，却一直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冲突、争论的重要议题，如知识产权协议某些条款本身的正当性，是否存在权利的“滥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该有怎样的权利和义务等等。
WTO《知识产权协定》(TRIPS)第7条“目标”规定：“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权利行使，目的应在于促进技术的革新、转让与传播，以有利于社会及经济福利的方式去促进技术知识的生产者与使用者互利，并促进权利与义务的平衡。”这就是说，以授予专有权的方式保护发明创造，维护权利人的权利并非是知识产权制度的终极目的，鼓励和促进技术创新和维护公共利益才是协定的目的。虽然WTO建立在互惠基础上，但TRIPS已被证明是收益不平衡的，发达国家利用其技术能力和专利体系获得了大量利润，而发展中国家却负担了巨额费用。支持TRIPS协议者认为，知识产权(IPRs)对提高研究开发(R&D)和激励创新十分必要，但能表明通过引进保护知识产权而提高了发展中国家技术转移、研究开发或创新的证据却少得可怜。
为防止知识产权的滥用，TRIPS第8条第2款规定了如下原则：WTO成员“(1)可在其国内法律及条例的制定或修订中，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公众的健康与发展，以增加对其社会经济与技术发展至关紧要之领域中的公益，只要该措施与本协议的规定一致；(2)可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权利持有人滥用知识产权，防止借助国际技术转让中的不合理限制贸易行为或消极影响的行为，只要该措施与本协议的规定一致。”第40条具体列举了可以明确禁止的在知识产权许可交易中发生的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1)排他性返授条件；(2)阻止对许可效力提出质疑的条件；(3)强制性一揽子许可等。上述三种行为实质上是滥用市场支配力的行为表现，为反垄断法所禁止。
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在“形式”上的平等并未消除在“实质”上的不平等。现实中依然存在许多引人深思的现象
知识产权的发展状况是和一个国家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实力和科技文化方面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在“形式”上的平等并未消除在“实质”上的不平等。现实中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中的诸多现象，不能不引发人们的深思。
药品专利与公共健康：公共卫生利益受到损害
实施TRIPS协议引发了一系列因素使发展中国数百万人无法获得药物。在孕育WTO的乌拉圭多边贸易谈判之前，大约有50多个国家包括部分发达国家并不对药品实施专利保护，很多国家把不保护看作以竞争性价格提高药物获得可能性的必要条件。TRIPS协议所要求的20年的专利保护期使制药公司可以对受专利保护的药品进行有效的生产、推广以及垄断定价。在保护期内，相同的非专利药不允许进入市场，从而使患者无法获得便宜的替代药。根据WHO的估计，全球约有1/3的人口得不到必备药品，这一数字可能还会增加。
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2003年8月30日，世贸组织总理事会在日内瓦通过关于实施专利药品强制许可制度的最后协议。这对于解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获取药品的问题，包括受到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困扰的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利好消息。
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发达国家的产权：开采发展中国家的“智慧金矿”
随着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增加和本地化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到发展中国家开设研发中心，吸引了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中含金量最高的群体并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从事科研和开发，但研发成果的知识产权则归属受雇的公司。以我国为例，包括IBM、微软、摩托罗拉、戴尔、英特尔、三星、朗讯、阿尔卡特和西门子在内的跨国巨头已在中国建立了近200家研发机构。这些研发中心来自中国大陆的研发人员平均占95%，而且大多都是具有硕士、博士学历的高端人才。尤其是在IT和通讯行业，我国正面临着大规模的智力“水土流失”，我国每年培养的软件相关专业的毕业生目前约有5万人，其中进外企或出国的占50%；国有企业流出的软件人员有44.7%流向外商独资或合资企业。
生物专利和“生物盗取”：跨国公司侵占“财富”
在未有TRIPS协议之前，大多数国家把生物形态、生物资源和相关用途的知识，排除在注册专利之外，而TRIPS协议则允许把一些生物形态、生命程序、植物品种注册专利。这方便了跨国公司剥削地占用生物资源和传统本土知识，甚至是明显的“生物盗取”，而这些东西主要是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在生物工程领域，美国拥有世界专利总量的59%。
技术转变为市场垄断优势：专利包围中小企业
许多跨国公司热心于专利申请，却不仅仅局限于保护自己的技术，这背离知识产权法的立法初衷，变成他们重要的商业策略，甚至是一个纯粹的商业阴谋。首先，跨国公司数量庞大的专利技术，往往对同行业的小企业，形成专利包围之势，可以在特定市场上，压制、排斥甚至消灭这些实力薄弱的竞争对手；其次，专利数量惊人，但有的专利可能束之高阁，取得这些专利只是为了防止被他人利用，对自己的产品构成替代性竞争；再次，跨国公司凭借收购、合资等方式，取得或控制他人的知识产权，将其打入冷宫，消灭既存的商业竞争。我国企业有不少著名商标，在中外合资后，被放弃使用而成历史烟云，或者不被重点使用而变得默默无闻。久而久之，国内企业那些曾经名噪一时的商标，很难再与跨国公司的品牌分庭抗礼。
总之，知识产权保护不能被神圣化和绝对化，必须有一个合理与适度的界限。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政策远不是纯粹的保护知识产权所有人利益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多个层面的政策问题。因此，无论是基于社会整体利益还是基于民族利益，都有必要强调和加强知识产权的合理保护，防止知识产权的滥用，避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使知识产权人的个体利益与社会的整体利益得以合理的平衡、协调。
知识经济进一步凸现了知识产权的重要价值，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却是一把“双刃剑”，体现着知识产权制度的“是非功过”，引起人们不断的联想和深思。
中外知识产权案件之争背后隐藏着对全球市场的争夺、防御与反防御、进攻与反进攻以及利润分配的博弈与较量。开放环境下的全球性市场竞争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碰撞将是一场旷日持久、愈演愈烈的知识产权之争。发达国家正在采取各种措施保护自身知识产权、强化知识产权强势地位，巩固和扩大自身在全球商业价值链上游的领导地位和高额利润率，其令人担心的结果可能会导致“富则愈富，穷则愈穷”的“马太效应”，知识产权有可能误变为拉大贫富差距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