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财产性收入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民财产性收入，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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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曾是中国农民追求的最高境界。土地与农民如此息息相关，谈到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土地是绕不开的话题。然而，长期以来，土地仅仅是作为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存在，却忽略了土地其实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和资源。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这就包括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财产权、集体资产收益股权。如何将这些权利落到实处，切实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再次成为热点话题。事实上，在十七大报告中就曾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但现实是，在增加财产性收入上，无论城乡都呈现出增速慢、比重低的现状，尤其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仅占总收入的2%左右。

在这样的现状下，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被认为潜力巨大，值得期待，但同时也是困难重重、阻碍多多。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曾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推进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尽管方向明确，但通过探索试点变成经验制度，还需要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而受现行法律法规的限定，农民的财产权利在放活上有着现实难以逾越的障碍。

去年9月，四川推开了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改革试点，选择了15个县作为试点县，旨在探索建立以产权为纽带，以股份制改造为载体，以盘活资源为核心的农民财产性收入新机制，增加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林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和农村房屋使用权、小型水利工程产权等方面的收入。成都凭借在统筹城乡改革试点中，农村各类权利确权颁证工作打下的坚实基础，占了4个试点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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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指标解释,是指金融资产或有形非生产性资产的所有者向其他机构单位提供资金或将有形非生产性资产供其支配,作为回报而从中获得的收入。它一般是指经营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显然,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就必须以稳定的公民财产以及明确的私人财产权作为前提,也就是一要有条件置产,二要有法律的保护。

毫无疑问,《宪法》关于私人财产权的规定、《物权法》的规定以及资本市场有关法律的不断完善,为十七大报告的这一全新提法提供了法律基石。但在另一方面,这一块法律基石仍有待不断完善。像对社会弱势群体财产权的保护,尤其需要法律的支持。比如,农民的土地、小摊贩的摊位和工具、农民工的工资等就是如此。尽管与富人的财产相比,这些在社会财富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但却是很大一部分公民的谋生之本,是他们维持基本生存和生命尊严不可或缺的财产。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要“创造条件”,加大力度保护好低收入社会阶层的基本财产,在此基础上“创造条件”,想方设法提高他们的“财产性收入”。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社会上贫富分化的现实。财产性收入是一种衍生财富,没有财产,就不可能有财产性收入。因此,在对待财产性收入时,对于社会上不同的收入阶层,应该有不同的制度安排。

二、制约当前农村居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因素

目前在城市,房租收入、证券投资收入等财产性收入已成为不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而对于普通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地处偏远地区的广大农村居民来说,财产性收入的来源几乎只有银行储蓄一种方式,甚至一部分农民根本就没有财产性收入。2006年,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7.4%,增收的部分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和生产经营收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量的贡献率为60.2%,财产性收入的贡献则微乎其微。在目前我国银行利率实际为负的情况下,广大农民群体要获取财产性收入更是变得十分困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虚拟化的土地集体所有制难以形成财产的集聚效应。当前我国农村虽然实行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从表面上看土地集中程度很高,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它主要表现在土地的所有者主体被虚拟化了,从而导致利益与责任极不对称。代表集体组织的管理者由于没有对土地的所有权,因而对土地的收益往往不负责任,从而缺乏经营的积极性,这种土地产权主体虚置使得农民由此而获得的财产收入受到了根本性制约。

第二,农业生产传统的分散经营模式不利于财产的形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的竞争力强弱与组织化程度的高低是成正比的。改革以来,我国农村实行“”,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农户为单位,每一农户经营的土地非常有限,按每户三人计算,每户经营的土地约在7亩左右,要在人均2.3亩的土地上把农民的收入提高到发达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并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很难做到的。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过于分散,在生产经营上仍处于“户自为战”的状态,农户经营行为协调性也较差,组织化程度极低,甚至有些地方根本没有协作性组织,这使农户经营行为有很大盲目性,在市场竞争中很难形成优势,进而影响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进一步提高。

第三,绝大多数农民的土地、金融资产和房产等财产难以形成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是以产权契约、金融票据、证券契约形式将财产资本化的所得。让财产、资本产生收入,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产权界定,二是有合适的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如果没有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把未来收入做票据化、证券化变现,那么个人至多只能感觉到拥有什么,但这些财产并不会带来收入。只有具备上述两个条件,个人财产在市场交易中才能成为收入。从权威的统计数据来看,当前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表现为租金,如房租和地租等等。但当前的情况表明,能收取租金的基本上是靠近城市的很少一部分农民,在其他广大的农村,房屋出租市场和买卖市场几乎还未建立起来,农民即使有房产,也很难形成现实的收入。对于金融资产,一方面,农民的拥有量极为有限,与城镇居民相比可以忽略不计;另一方面,农村金融市场的建立也是困难重重,农民即使拥有一定的金融资产,想让其转化为收入,在当地也找不到市场。另外,对广大农民来说,由于资产规模小、专业知识不够、承受风险能力差,想获取丰厚的投资回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第四,土地承包权本身被认为是一种财产权,是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重要资源。但问题是,由于现阶段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而代表其产权的合法主体是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和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使得农民权益经常受到少数“人”的不法侵犯,或是受到来自公权(如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补偿过程中)的不当侵占,使得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因此,农民这部分财产性收入更多只是具有象征性意义。

三、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措施

近年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投资机会,股票价格和住房价格突飞猛涨,使得城镇居民的财产价值和财产收益大幅增加。可是这种情况不但很少惠及广大的农民,而且实际上是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财富向少部分人群集中,造成财产性收入分配的新的不平等。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角度出发,我们不仅要为更多农民提供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条件,而且要保证财富分配的公平性,避免社会财富向城镇的过度集中,政府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让广大农民拥有更多的财产,成为名副其实的有产者。

第一,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农民的收入增加了,用于消费外的部分就可以转化为财产。当农民把消费之外的收入用于购买股票或存入银行时,收入就转化为金融资产;当农民把消费之外的收入用于购买房产时,收入就转化为物质资产中的房产。现阶段我国农民收入水平还很低,财产基数小,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低,因此,提高我国农民收入应视为当前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前提。鉴于现阶段农民收入的主体由工资性收入和生产经营性收入两部分组成,因而提高这两块收入对农民来说意义就非比寻常。可行的办法是,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步伐,拓宽农民非农就业渠道,在初次分配领域着力提高农民工工资,加大对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打击力度,确保他们的合法权益;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加快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加是我们现阶段首先要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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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土地财产权利；农民财产性收入；征地；承包地流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

[DOI] 10.13939/ki.zgsc.2015.08.

1 农村土地产权限制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现状

农民收入构成除了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之外，还包括农民财产性收入。目前农民财产性收入微乎其微，仅占农民收入的5%左右。因为农民收入的总体水平比较低，用于家庭的生活消费、就医教育及生产性开支以外就很少剩余，能够用于投资的资产十分有限，而另一方面，农民拥有大量的土地、山林等不动产资源，还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等各项财产权利。在当前，土地已经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稀缺资源，而且土地市价仍在不断攀升，那么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将会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但是，由于我国现有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设计上存在很多缺陷，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而这也严重影响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持续增长，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1 征地补偿金不及土地市场价值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在我国实际征地过程中，政府垄断土地供应市场，获取巨额的土地增值收益。而农民只能根据“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最高不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的补偿标准，收到有限的补偿金。土地是农民生存发展的基本保障，是留在农村务农的广大农户维持家庭生计的主要支撑，当被征地农民失去土地后，得到的少量补偿金不足以支付农民土地价值的全部补偿。据调查，被征地农户户均征地2.59亩每户共获得征地补偿费7.15万元，人均征地补偿费1.49万元。而以东部沿海地区人均消费支出5789.45元/年，户均消费支出2.3万元/年计算，所得的征地补偿款勉强维持农民不到4年的基本生活开支，更谈不上维持被征地农户的长期生活开支。

1.2 承包地流转收益过少

目前，由于很多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都向城镇转移，也就引发了农地出现抛荒撂荒现象，土地粗放经营问题严重。由于非农就业稳定性不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规范性不够，稳定性不强，规模化程度不高，农户对于流转承包地还有诸多顾虑。调查发现，农户对流转土地的安全性不够信任，害怕流转出去的土地不能要回。因此，农户一般选择亲朋好友及本村大户等可信任的流转对象，这样无疑限制了土地流转。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尚未建立。许多农户为了能随时要回土地自行耕种，流转土地时往往只是通过口头协议象征性收取流转租金，这样租金金额一般较小甚至是无偿流转。相比于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农业企业承租土地一般能够支付较高的流转租金，高的可达每年800～1000元/亩。但由于企业生产经营用地规模较大、流转期限较长，很多流转地使用期限在10年以上，这样就使得许多农户出于对保护承包地的财产权益的考虑，不会将承包地主动承包给企业。

1.3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受到较多限制

近年来工业化、城镇化正在农村快速发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也在因为发展的需要使得身价倍增。但是由于我国多年来对于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多重限制，农民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的财产权益并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一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受到严格限制。受到法律许可的用地情况，仅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兴办企业，或者与其他单位、个人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共同举办企业。使用权流转也被限定在所兴办或共同举办的企业之间，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而导致的土地使用权转移，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所要使用土地必须依法申请国有土地。依照目前的法律规定，国家征地已经成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城镇建设用地唯一法定渠道，农民集体所有的农村建设用地，既不可以在符合国家土地规划与用途管制的前提下自行开发，同时也无法自由进入土地资本市场进行使用权流转，这将严重影响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实现，也严重限制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二是国家法律对农民宅基地流转提出严格限制。农民的宅基地是我国农民重要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组成部分。我国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农村居民每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而且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房。宅基地流转只被允许在村集体内部成员之间进行流转，这种局限性，必然导致宅基地的经济价值严重缩水，这对于买卖双方来说不仅造成不便，也都是严重的损失。当前来看，如果农户将宅基地出售给集体以外农民或是城镇居民，就算能获得较高的经济利益，但却得不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2 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2.1 明确界定农民土地财产权利，增强农民产权意识

明晰土地产权是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基础，是农民获得财产权益的前提。没有明确的产权界限，农村产权制度不完善，农民也不能安心，农民的土地产权交易也受到严重限制，很多人必定会趁机攫取稀缺的土地资源和获益机会损失的还是广大农民的利益。为此，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完善，就显得格外迫不及待。确权的关键一步，就是要加快推进以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使农民看到实实在在的权利。为农民颁发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和宅基地使用权证书，将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部分处分权明确赋予给农民，防止以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为名强征农民土地的行为再次发生，使农民更好地维护自身财产权利，实现土地财产权益最大化。

2.2 推进征地制度改革，提高农民土地补偿收入

农村征地现象越来愈多，因为征地引发的事故也已愈演愈烈。政府应该规范征地过程，减少强制征地范围，并给农民合理的征地补偿金。征地用途分为公益性和经营性用地，应该逐步淡化政府对经营性征地项目的行政推动，大幅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我们应适度借鉴国外市价补偿的做法，加之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将征地补偿以农业产值为依据逐步转变为以土地市场价值为依据，不管是公益性项目建设征地还是经营性项目征地，都要按土地市场价格予以补偿，进一步改进征地补偿方式。征地之余，我们也要为被征地农民预留发展用地，防止农民失地后产生生计问题。积极引导村集体和农民以股份合作的方式参与到项目开发和服务配套中来，为被征地农民获得更多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再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问题。在征地足额补偿的同时，地方政府应该多为当地农民考虑，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拿出适当比例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将失地农民纳入当地社会保障范畴，统筹考虑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养老、教育、医疗等农民备受关注问题，让他们享有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解除他们失地后的顾虑。

2.3 放开经营性用地的开发经营，让农民获得更多增值收益

市场化运作有利于逐步推行经营性建设用地项目，用地单位与农民集体直接对话协商，可以允许农民在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通过出让、转让、出租和入股等方式流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对于经营性用地的使用，既可以直接将集体建设用地出租给企业，也可以根据土地利用规划，在集体建设用地上建设厂房公寓等进行出租，更有一种方式是通过土地折价入股的方式与其他单位或个人进行共同开发建设，逐步实现农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同权”，让农民享受更多合法收益。在国外，很多农民以土地作为资本直接参与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尤其是城镇规划区外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当地农民可以按规划要求，利用村集体内部整治剩余的建设用地，自行开发建设乡村旅游和休闲娱乐项目，更好地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在合理开发农村土地资源中稳步增加财产性收入。

2.4 扩大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试点范围

承包地、宅基地是农民重要的土地财产，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权利，排他性、可分割性和可转让性是土地权利的明显特征。土地资本化和市场化，有利于实现农民的土地权利。农民贷款难一直是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难题，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从理论上说，具备融资条件。进一步开展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有利于解除农民缺乏有效担保物而导致融资难的困境，更有利于推动土地从保障属性向资产属性转化，更好地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经济价值。为此，可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适当选择农业特色优势明显，土地规模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试点。特别是对已进城落户的农民尝试开展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这样农民既可以多一份收入，也可以为市场发展增加更多可用资源的选择。

参考文献：

[1]邵战林，朱道林，杨俊孝.完善我国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若干建议[J].农业经济，2011（7）：25-26.

[2]郭宁，刘钊.加快土地制度改革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J].新疆农垦经济，2010（5）：7.

[3]覃建芹.基于土地制度改革的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收研究[J].管理案例，201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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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收入结构 消费水平 农民增收

按照不同的来源划分，农民的收入有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种形式。其中，经营性收入一直以来处于主体地位，工资性收入占有重要地位，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较少但近年来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所占比重也逐渐增加。如下表所示：

农民收入构成比例（2006-2010）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1

这四种收入形式均有其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对农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也有着不同的影响。通过探究农民收入结构对消费的不同影响，针对不同类型的收入影响农民消费的不同形式和程度，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有利于提升农民的消费水平，改变当前我国农民消费相对滞后的局面。

经营性收入对农民消费的影响

家庭经营性收入农民通过从事农业劳动获得的报酬或收入的总和， 在农民的收入构成中，它占有非常重要的主体地位。近年来，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总体水平不断提高：1990年，我国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平均只有519元；到2010年，已经达到2833元，比30年前提高了5倍有余。但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收入来说，经营性收入增长的速度比较缓慢，在农民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逐年减少，如上表所示，2010年，农民经营性收入所占总收入比重比2006年降低了近6个百分点。

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具有增长性、稳定性和永久性的特征，它是农民消费的主要支撑，对于农民的消费起着基础性和保障性的作用。具体来说，经营性收入对农民消费的影响表现以下方面：

一、经营性收入是对农民基本生活消费的重要保障

基本生活消费是能够满足人们基本生存权利的消费，主要包括衣食住行四个方面。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理需求是人类必须的也是最低级别的需求，是人类生存和继续发展的保证，而经营性需求的首要的功能就是满足农民的生理需求。

二、经营性收入对农民发展性消费的影响不很明显

当前农村的医疗、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农民在消费中大多持谨慎态度，信心不足，而且农民的经营性收入主要是一种保障性收入。因此，除基本的衣、食、住、行生活消费之外，农民一般把经营性收入剩余用于储蓄或用于扩大再生产，只拿出很少一部分剩余进行娱乐、保健、教育等方面的消费。

三、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消费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城市工业、乡镇企业以及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为广大农民大大拓宽了就业渠道，增加了他们的劳动收入。数据显示，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不断攀升，2010年农民平均工资收入为2431元，比2005年的平均水平提高了一倍有余，年增长速度一般维持在10%左右，其所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也逐年增加。

农民的工资收入是一种暂时性的、不稳定的收入。劳动合同的不稳定、工作转换的频繁性和制度保障缺乏等因素导致农民对打工收入没有稳定的预期，并且劳动技能低引起的报酬低下、用工单位的歧视性待遇和社会对农民非农就业的忽视使得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具有不稳定性和保障性差的缺点。因此，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消费的影响不同于经营性收入。具体来说，工资性收入影响农民消费的以下方面：（1）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的食品、服装、交通等影响较弱。一方面，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食品、服装、交通消费需求可由经营性收入满足。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村实行制度，由于生产力低下，农民收入结构单一、水平低下，难以满足农民基本的生存生活消费。但随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过渡、农村制度的改革以及农业技术的进步，农民务农产生的经营性收入已经完全可以满足温饱需求。另一方面，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大多是进城务工的所得，工资水平一般比城市居民低，很多奢侈的服装、交通工具等消费品对于打工的农民来说仍是不可企及。所以工资性收入的提高对于基本消费品的消费水平改变不大。（2）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的住房、文娱、服务等消费影响显著。对相当一部分农民来说，改善居住条件是他们进城务工的一个重要目的，工资性收入的多少与稳定程度对农村的住房建设和与之相关的产业链有着重要关联，一般工资性收入每增加1%，农民的住房消费支出会增加0.45%左右，工资性收入对农民住房消费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就文教娱乐用品以及服务消费而言，工资性收入也非常重要，调查显示，除用于住房支出以外，农民几乎把所有剩下的工资性收入用于文化、教育、娱乐等消费。在工资性收入中，此类消费项目的边际消费倾向高达0.53左右。

四、财产性收入对农民消费的影响

随着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证券、金融、房产等投资品价格大幅度攀升，城市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大大提高，然而对于农民来说并无这方面的优势。近年来，农民财产性收入虽然逐年增加，但增幅不大，2010年农民平均财产性收入只有202元。从可以看出，从2006年至2010年，我国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所占总收入比重一直维持在3%左右，所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并不高。

财产性收入不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只是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补充。但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从侧面也反映了农民财富总量的增长，是影响农民消费的重要收入因素之一。具体来说，财产性收入从以下方面影响农民消费：

（一）财产性收入对农民的消费具有很强的驱动力

财产性收入一般数额较少，所占收入比重不大，但在观念上，农民一般把它视作“偶尔”或“不正常”的收入。因此，当财产性收入获得时，农民会几乎把全部收入用来消费而非储蓄。统计显示，当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增加1个单位，其消费支出增加2.34个单位，而当总收入增加1个单位，农民消费支出只增加0.57个单位。因此，财产性收入对农民消费的驱动作用远远大于其他形式的收入。

（二）财产性收入对基本生活消费影响显著

大多数地方的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依靠利息和租金的手段获得，来源途径单一，收入很低。财产性收入的这种性质直接决定了它不适合农民用来购买大宗的、价格昂贵的消费品，只能停留在衣食、出行等基本的家庭生活消费层面。其中，财产性收入对衣着消费的影响最大，其边际消费倾向为0.18，即当农户的财产性收入每增加1%时，用于衣着服装上的消费将增加0.18%。

五、转移性收入对农民消费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党和政府对农业支持力度的加大以及“以工促农”政策的实施，特别是免除农业税、实施种粮补贴以来，广大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大幅度增加。2004年以前，农民的转移性收入不足百元，2010年则增长为453元，增长幅度高达500%。转移性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也迅速由原来的3.9%增长为7.7%，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转移性收入具有很强的政策性、保障性和稳定性。一方面，转移性收入的增加有利于消除农民小心谨慎的消费心理，从制度上保障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政府的对农民一般转移性支付具有较强的计划性和目标性，有利于促进农民对特定消费品的消费。

从收入结构的角度来看，收入水平对农民的消费结构、消费质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四种不同的收入类型对农民消费的促进作用、促进程度却各不相同。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是提高农民消费水平的中坚力量，财产性收入扩大了农民的消费范围，转移性收入则为农民的放心消费提供保障。当前我国农民正从传统型消费模式向质量型消费模式转变，为成功实现这种转变，一方面需要巩固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主体地位，清除工资性收入面临的障碍；另一方面需要大力促进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六、结束语

以上是我从收入结构入手对农民消费模式和现状的一些看法，但我个人的学识仍旧有限，不足之处，欢迎指正。

参考文献：

[1]李锐，项海容.不同类型的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04，（06）

[2]王健宇，徐会奇.收入性质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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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收入问题的“四大差距”

2004年以来，农民收入摆脱了持续徘徊局面。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3年的2622元增加到2013年的8896元，年均实际增长8.9%，远远超过之前十年4.7%的年均增速。但在此背后，被平均数所掩盖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日渐凸显。

一是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持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由2004年6486元升至2013年18059元，连创新高。越是经济欠发达之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2013年，北京、上海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分别为2.20和2.28，甘肃、贵州分别高达3.71和3.80。2013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03倍，如果都用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比较，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将更大。

二是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近年来，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绝对差距仍在持续扩大。2004年，最高的上海市与最低的甘肃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对差距为4.17倍，绝对差距为6268元；2013年，二者的相对差距虽然下降到3.76倍，但绝对差距扩大到14100元。

三是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日益明显。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及农民分工分业的深化，农民之间收入差距也在逐步扩大。2013年，有60%的农户收入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20%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仅为20%高收入农户的12%左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基尼系数自2000年以来总体呈上升趋势，2013年达到0.3857，比2000年提高0.0321，逼近0.4的警戒线。

四是农民行业间收入差距日趋突出。从近年来主要收入来源的变动趋势看，农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持续下降，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较快上升。2004～2013年，农业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47.6%持续下降到31.8%，增收贡献率由64.4%下降到10.8%；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34.0%上升到45.2%，增收贡献率由25.5%提高到58.9%。务农农民特别是种粮农民增收问题将越来越突出。

受资源禀赋、发展机会、个人能力等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是正常的，但如果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长期持续扩大则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我国农民收入大大低于城镇居民已持续30多年，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当前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6700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基尼系数也达到0.473，大大高于0.4的警戒线。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更加重视发展的公平性，抓住机会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农民增收的潜力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增收渠道逐渐多元化，这为促进农民增收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在新阶段，随着外部环境条件的改变，不同渠道的增收作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增收格局到了积极调整的重要节点。

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空间变窄。2013年，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占比已经降至42.6%，其中第一产业收入占3/4，农业收入对于家庭经营收入增长起决定性作用，而农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已经趋于弱化。农产品市场价格涨幅将依然有限，涨价对农民增收的作用也会趋于弱化。

工资性收入增长短期受限较多。当前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调，平稳增长渐成常态。近年来经济增速平稳回落，2011年开始低于两位数，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7.8%和7.7%。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长率也从2010年和2011年的20%左右，下降到近两年的14%以下，乐观估计今后一个时期增长率可维持在10%左右，比之前的水平大为下降。

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长空间很大。2004年以来，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密集出台，一系列含金量较高的补贴补助政策付诸实施，农民得到的转移性收入绝对数量和占农民人均纯收入比重都增加较快，成为农民增收的一大亮点。同时，随着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农民的土地、房屋等财产更多地参与收入分配，农村的社区合作、股份合作快速发展，征地补偿标准逐步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长很快，一些发达地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占到1/3以上。

结构变迁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结果，结构调整是促进发展的重要手段。农民收入结构变迁，是我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结果，充分体现了经济市场化和政策重农化的过程。今后，应主要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制度创新，优化经济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让农民更多地平等参与经济发展，让公共财政更多地覆盖农村，不断引导和支持农民收入结构的升级。

影响农民增收的制度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农业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三农”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农村发展体制机制日趋健全，农民增收政策环境总体向好。但总体上看，制度不公平仍然是制约现阶段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农村土地征收制度不合理。土地是农民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也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之一。在以权利二元、政府垄断、非市场配置和管经合一为特征的不合理农地征收制度下，由于征地范围宽、补偿标准低等，农民无法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有学者估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从农村征收了1亿多亩耕地，若按平均每亩农民损失10万元计算，农民的土地贡献也要高达10多万亿元。

城乡平等就业制度不到位。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政策逐步放宽，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工外出风起云涌。近几年，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农民工供求形势日趋紧张，农民工劳动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农民工工资稳步提高。但受户籍制度等影响，农民工外出务工没有获得过完全平等的就业环境，被歧视现象长期存在，农民工“同工不同酬”问题依然突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2012年，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住宿餐饮业的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分别相当于同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61%、87%、61%、81%。有学者测算，改革开放到2007年，农民工为城镇经济发展节省工资成本达8.5万亿元，节省社保成本至少3万亿元。

城乡社保制度不平等。从城乡对比看，由于相关制度不统一、不平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在领域、范围、质量上与城镇都有较大差距，农村享受的公共财政资源严重不足，医保、低保、养老等社会保障水平大大低于城市。2012年，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为172元，城镇则为330元；城镇居民人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为900多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均补助则为240元；城镇职工年人均养老保险金支出5100多元，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财政补助年人均还不足千元。

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经济主体应该拥有相应的财产处置权，然而由于农村财产处置的相关法律法规很不完善，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足，严重抑制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土地、房屋、牲畜、农作物等是农民的重要财产，但其财产权能并不完整。虽然部分地区开展了农房、淡水养殖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抵押贷款试点工作，但依据现行政策和法律法规，绝大部分地区农民无法通过农房、农地、牲畜、农作物获得抵押贷款，其财产功能发挥还受到较大约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生产活动的正常开展和收入的快速增长。

收入分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也是构建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核心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的收入增量对于低收入农民而言，增幅更大、意义更大，所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还要突出对低收入农民的支持。

创新制度的政策建议

促进农民增收，除了要稳定发展农业和国民经济，健全和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更重要的制度创新还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充分尊重农民平等市场主体地位。一是深化征地制度改革。制定“公共利益征地否定式目录”，盈利性目的用地不得征收，保证农民在征地方面各项权利，规范征地程序，大幅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二是落实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流转政策。改变土地政策二元分割格局，实行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制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入土地一级市场的操作细则，积极稳妥开展试点，尽快扩大试点范围。

消除就业创业的制度障碍，加强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一是消除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和歧视，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有研究表明，2011～2020年期间，如果每年把劳动参与率提高1个百分点，潜在经济增长率可提高0.88个百分点。二是完善最低工资制度，推广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让工资基本反映劳动生产率、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的变化，统筹兼顾扩大就业和增加收入目标。此外，还要消除投资体制障碍，促进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利于农民就业增收。研究表明，如果通过发展民营经济等途径每年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可把潜在增长率提高0.99个百分点。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农民增收的数量和质量。一是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框架，逐步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和保障水平。切实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强化各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责任，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与财政支出增速、经济发展速度等挂钩的增长机制，让农民享受到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公共服务水平。二是推动城乡制度衔接，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加强规划，以服务人口、服务半径为基本依据，打破城乡界限，制定实施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和标准。三是重视对特殊区域和低收入群体的扶持。在农村低保、贫困地区发展、渔民转产转业、生态移民等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探索建立特殊群体农民收入补贴制度。

篇6

从收入水平上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要高出很多，而且从表2当中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两者差距从1978年的199.79元逐渐扩大到2008年的9021.9元;从2000年之后的年增长率来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都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这表明山西省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整体较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仍然是比较重要的一项任务。

3.省内不同地区农民收入差距加大。表3给出了2000—2008年的部分年份，山西省各地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对比状况。从上表可以看出，2000年山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的吕梁市1149元和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太原市2643元相比，两者相差2.30倍;2004年吕梁市与太原市相差2.19倍;到了2005年，收入最低的忻州市为1925元，与太原市的人均纯收入4402元相差2.28倍，到2008年两市差距达到2.25倍。以上数据说明了山西省各地市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基本变化不大，地区间差异较大的现状仍然没有从根本得到改善。

4.农民收入来源出现多样化。长期以来，家庭经营收入中的农业收入一直是山西省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部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村居民收入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与之前农民收入主要以种植业收入为主的单一渠道，发展为目前的来自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中二、三产业的收入、外出打工等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的比重日益上升，尤其是工资性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和家庭经营收入共同构成目前山西省农民收入来源的主要渠道，农民收入来源总体上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

二、山西省农民收入来源及结构特征

1.按农民纯收入来源划分。山西省农民纯收入可分为四个部分: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1)从山西省农民纯收入来源看，家庭经营性收入仍然是重要组成部分，但总体水平有所下降。改革开放后，山西省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稳步增加，由1978年的14.79元增加到2009年的1986.4元，增长了134.30倍。家庭经营收入在山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比重从2000年到2005年一直保持在55%以上，2006年至2007年为51%左右，2008年为48%。到2009年，全省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为1919.76元，比上年减少66.62元，下降3.35%。

(2)工资性收入呈不断增长的趋势。1978年以来，工资性收入表现出较强的增长势头，和家庭经营纯收入一起构成山西省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二者总和在农民纯收入中的比重，1978年为91%，2000—2004年基本上都在96%左右，2007年和2008年也都在90%以上，没有发生较大变化。而工资性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的比重发生了一些变化，从2000年的38%上升到2008年的42%，2009年全省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1789.92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6.38元，增长4.46%;家庭经营收入则由2000年的58%下降到2008年的48%。可见，工资性收入在山西省农民家庭纯收入中的比重逐渐上升。

(3)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略有增长。长期以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山西省农民纯收入当中所占比重较低，基本上都在3%~4%左右，2007年为7.6%，2008年达到9.7%，波动不大，处于稳步增长的状态。因此，这两项收入一直是农民收入的重要补充形式。而近年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2009年全省农民财产性收入为人均205.12元，比上年增加52.06元，增长34.02%，是2008年153.1元的1.34倍;转移性收入为人均329.29元，增加85.04元，增长34.82%，是2008年244.3元的1.35倍。

2.按纯收入性质划分。按照纯收入性质可以划分为生产性纯收入和非生产性纯收入两大类。根据表5可以看出，我省农民收入中生产性纯收入所占比重非常大。而生产性纯收入又可以划分为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其中家庭经营性收入又可以分为第一产业收入(农业收入、林业收入、牧业收入和渔业收入)、第二产业收入(工业收入和建筑业收入)和第三产业收入(运输业收入、商业和饮食业收入、服务业收入以及其他收入)。下面主要分析家庭经营收入中包括的三种产业收入及结构变化。

从绝对值上看，第一产业在山西省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中的比重最大，2008年为74.6%;其次是第三产业，占到22.9%;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最小，约占2.5%。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山西省农民第一产业的收入为1371.34元，同比下降7.47%，而在第一产业收入中，农业收入下降3.68%，牧业收入下降29.76%。第二产业收入为38.94元，下降20.7%;第三产业收入为509.48元，增长11.94%。

从增长速度上看，第三产业增长速度超过了第一、二产业，成为农民收入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而第一、二产业所占比重正在逐步下降。

三、影响山西农民收入结构的主要因素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后，山西省农民总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但是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家庭经营纯收入仍然是主要的收入来源，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虽然有所增长，但所占比重还较小，其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山西省自然地理条件影响农民收入结构。首先，山西地处黄土高原，水资源短缺、气候恶劣，干旱缺水加上旱灾频发，因此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农业靠天吃饭的格局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改善，家庭经营收入中农业收入一直占80%以上。其次，畜牧业收入占15%左右，林业收入和渔业收入比重非常小。农民生产的农产品结构单一，这和山西的自然条件有很大关系。

许多农村农田水利工程老化失修严重，水利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严重制约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各地财政对农业设施建设的投入有限，基础设施维修率低，新建基础设施速度缓慢。干旱缺水已成为山西农业乃至整个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制约因素。

2.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农民生产积极性较小。近年来，虽然蔬菜、水果等农产品价格上升，但由于主要粮油产品和主要畜禽产品生产价格走低或较大幅度下降，而2008年山西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却上涨了18.7%。来自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的调查显示:在所调查的农业生产资料中，价格涨幅突出的有:化学肥料价格上涨31.7%、农业生产服务价格上涨22.7%、农用机油价格上涨14.7%、农用种子价格上涨13.5%、饲料价格上涨9.6%。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使得农民种植生产成本加大，农产品价格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剪刀差，制约了山西省农民的收入增长，降低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3.影响财产性收入增加的主要因素。

(1)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以房屋这项不动产收入为例，由于太原是省会城市，相比较其它地区有着一定的地理优势，加上近几年太原市商品房价格不断攀升，使得太原市周边的城中村发展非常迅速，如北张村、亲贤村等等。村民每月只靠出租房屋的收入就非常可观，很多在城中村当中修建的所谓小产权的住宅楼房也都销售一空，村民的财产性收入在人均纯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大;相比之下，山西省一些较偏僻的农村，很多房屋由于无人居住而被荒置，根本不可能出租或者出售，农民此项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比城市周边的农村居民要少很多。

(2)农村金融体制不完善。农村金融服务落后，投资渠道单一以及农村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农民投资的愿望。另外，农民缺乏投资理财方面的技术和能力，使得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相比城镇居民要低很多。

4.城乡二元体制使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较大。山西省农民转移性收入在国家和政府政策的倾斜下有了小幅提高，由2005年人均86.5元增加到2008年的244.26元，但是和城镇居民的差距仍然较大，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达到3654.11元。在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下使城乡居民因工作性质不同而获得的收入来源不同。在转移性收入当中，城镇居民的养老金或离退休金占很大比重，2008年为2966.83元，占到转移性收入的81%以上，而这部分收入农民无法获得。城镇居民享受的失业保险、住房补贴、最低收入保障等，绝大多数农民都不能享受。

5.农村科技教育水平落后，农民综合素质普遍较低。山西省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当中，明显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三产业发展较为缓慢，所占比重也较小，这与山西省农民文化素质较低有一定关系。2008年，山西省农村劳动力中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所占比重为42.94%，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8.81%，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2.3%。农村科技教育水平比较落后，农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全省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使得农民在很大程度上从事于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即使有部分劳动力外出打工，从事的也都是相对简单的体力劳动，因此，在二、三产业的收入不高。

四、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性建议

针对于山西省农民收入来源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其他省份的成功经验，笔者提出一些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性建议。

1.继续增加财政对“三农”的投入。面对山西的自然条件，应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水利基础设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山西发展农业的基础条件是比较差的，山地丘陵面积占土地面积的80%，旱地面积占耕地面积的70%，水土流失面积占土地面积的70%。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农业，山西省各级政府必须把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改善水利设施放在重要位置上，并将其作为系统工程长抓不懈，以改善农业生产的生态条件，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同时在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的过程中，还能够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渠道，增加农民非农收入。

2.保持生产资料价格稳定，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面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山西省要努力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合理的农产品价格是农民增收的一个支撑，在稳定农产品价格的同时，关键是要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过快上涨。在农业生产成本构成中，农业生产资料占有很大的比重，如果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过大，就会加大农民的生产成本，影响到农民的收入，使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受到影响。为此，应当调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原因，努力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3.加快小城镇建设，完善农村金融与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必须加快小城镇建设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小城镇是一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信息中心，是深化农村改革、加速农村经济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的突破口。农村经济发展必然使得金融体制不断完善，拓宽农民的投资渠道。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农民的投资愿望，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4.进一步提高农民的转移性收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转移性收入在农民增收中贡献份额的逐步加大，一方面表明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说明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增长潜力巨大。今后随着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如粮食补贴额度的进一步增加和范围的扩大，新农合制度的稳步推行、报销医疗费用的增加，以及土地征用补偿资金、扶贫款、救济款、抚恤金等各种政策性补贴的逐步落实到位，农民转移性收入将继续呈现大幅增加的趋向，在农民收入的增长中将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5.提高山西省农民的整体素质。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是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劳动者素质的高低与受教育水平有关，对广大农民而言，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其素质和技能，就会改变其就业结构和收入状况，使得农村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配更加合理。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对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提高山西省农村教育水平的具体措施有:(1)山西省贫困地区较多，要进一步加大对落后和贫困地区农村的教育投资;(2)在确保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实施的前提下，积极采取多种措施，进一步提升农村教育的水平和质量;(3)要构建多层次的农村教育体系，如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加大农村成人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本文为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构建和谐山西进程中的居民收入问题研究》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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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西统计调查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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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留香，牛翠芳.浅析山西农民增收的现状及对策.决策参考，2008(22)

7.王宇雄，关于增加山西农民收入的思考.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5(10)

8.刘兆征.山西农民财产性收入问题研究.经济纵横，2009(4)

篇7

关键词：财产性收入；社会保障；再分配；个人账户；企业年金

一、财产性收入的内涵、特征

财产性收入一般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按照我国国家的统计习惯，现在统计中常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四部分构成，按照占比大小分别是：工资性收入（工资等）、转移性收入（养老金等）、经营性收入（商业买卖收入等）和财产性收入。

相比其他种类的收入类型，财产性收入具有很鲜明的特点。

（一）财产性收入是基于财产的收入所得，属于分配领域的初次分配范畴。虽然拥有着财产理论上就可以获得收入，但只有通过出让使用权让财产进入生产和交换领域才能够获得回报，也就是说，财产性收入实际上是让财产转化为资本之后，在初次分配领域对社会平均利润的一种分割。

（二）财产性收入具有广泛性与累聚性。社会上绝对多数的人都是拥有或多或少的财产的，因此，财产性收入的分布非常广泛。另一方面，财产性收入可以带来财产性收入，也就是说，财产性收入可以通过聚集进行扩张，并且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即我们常说的“滚雪球效应”。

（三）财产性收入具有可转化性和特定的指向性。人们可以将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购置财产，以求获得财产性收入，这是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向财产性收入转化。财产性收入可以通过积累，可以进入经营领域作为经营资本或者用来养老的退休金收入（转移性收入），这使它具有灵活的可转化性。但是，反过来，财产性收入就不能转化成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通常也不能转化成财产性收入，因此，这种转化也具有特定的指向性。

二、财产性收入与社会保障的关系

在较次广泛的意义上，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以再分配为手段而达到社会安定目标的一种正式制度安排”。作为初次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财产性收入和作为再分配的社会保障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以下特点：

（一）基于财产性收入的可转化性和指向性，财产性收入可以实现对社会保障收入的转化。社会保障收入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基于国民财富的初次分配上的再分配收入，也就是说，社会保障收入只能通过工资性收入、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实现。长期以来，养老金收入就是以缴费或者缴税的方式从工资性收入中进行即期扣除，在退休后再延期支付的收入，实际上是工资性收入的一种转化。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等影响，光靠工资性收入转化或者财政性转移支付，既会带来劳动者在工作期间造成过高的缴费负担，也会给国家的财政造成很大的支付压力，因此，在越来越强调个人在养老方面的责任的社会保障改革中，补充养老保障作为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一个支柱，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也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责任。所谓补充养老保障，例如，企业年金、个人商业养老保险、个人养老储蓄等都是要求劳动者除了工资性收入之外，寻求其他的养老金积累途径，这其中，财产性收入就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二）财产性收入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基石。首先，社会保障的后盾国家财政的基础是税收，税收的重要来源是个人的财产，尤其是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是个人抵抗各种社会风险的重要力量源泉，也是广泛社会资源动员力的重要源泉。试想，在一个民生凋敝的国家，财政必然枯竭，社会保障事业只会处于低级的水平。其次，虽然社会保障中主体部分的社会保险这块主要是通过对工资性收入征税进行筹资，个人为了将来退休后的养老金收入而被强制的减少当期的消费进行积累，也就是说，个人只能将部分的工资性收入用来即期消费。一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较少，而我国社会保障的各项缴费率已高达职工工资总额的40%以上，相对于职工来说，负担有些过重，并且上升的空间不足。因此，缴纳社会保障费会给职工的收入和消费带来极大的影响，为了眼前的现实利益，许多职工和企业选择了逃缴、少缴。我国社会保障覆盖面不广，群众参与和缴费的积极性不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目前财产性收入普遍缺乏和分配不均。最后，财产性收入是民间慈善事业的重要基础，而民间慈善事业是政府举办的社会保障事业的重要补充。如果具备了一定的规模的来源稳定的财产性收入，人们会更加乐善好施，民间慈善事业就会发展得越来越强大，社会保障的压力和责任就能够得到减轻而得到更好的发展空间。在美国，民间慈善事业的75%以上捐赠来自个人日常捐款，加上遗产捐赠，个人捐赠占社会捐赠的水平超过80%如此强有力的民间慈善力量发挥着社会互济的功能，帮助很多社会成员度过经济困难，减轻了国家财政的压力，使得政府能够集中资源和注意力发展社会保障事业。

（三）财产性收入对社会保障还存在着一定的替代性。财产性收入增强了个人抵御风险的能力，在个人遭到风险侵害时，可以首先立足于自救，而不是一味的依赖于社会保障的帮助。在养老保险中，如果工人在退休前积累了一定的财产，从而在退休后不能从事劳动的情况下，还能够有持续的财产性收入，可以起到对养老金收入起到补充作用，提高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因此，在整个社会财产性收入不断增进的情况下，养老金的替代率可以不断的降低。同样，在医疗、失业、社会救助和生活保障等项目中，财产性收入都可以部分替代社会保障的功能，起到自我保障的作用。

（四）社会保障可以为财产性收入分配提供公平保障。财产性收入作为初次分配，往往效率优先，公平不足，而且由于存在财富积累的“滚雪球效应”，使得收入差距会扩大的越来越显著，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于国民的整体福利也无实益，这就需要在再分配领域进行保障公平目的的调节，其中，社会保障就担当着重要的保障公平的职责，社会保障通过国家调节，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利，并且能够实现向低收入阶层的政策倾斜，维护社会的公平。

三、增进财产性收入，推动我国社会保障改革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之后，随着居民投资、理财渠道的拓宽，财产性收入将呈现出增长较快的趋势，家庭收入来源的多元化，财产性收入的快速增长将使其成为居民收入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财产性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是衡量一个国家公民富裕程度的重要标准。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一项，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07年7月银行存款总额38.3万亿元，其中居民存款总额17.36万亿元，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全国人均存款超过1万元。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06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240多元。虽然基数小，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只占2%左右，但是发展潜力很大。相比上一年度，2005年增幅为19.7%，2006年增幅为26.5%。预计2007年的增速会更快。财产性收入快速提升，将是一个大趋势。党的十七大报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具体地说，就是政府准备通过多拓展渠道、多提供机会，让覆盖面更广的普通百姓拥有财产性收入。这一审时度势的战略思路的确定，必定给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也给我国目前正陷入僵局的社会保障改革带来新的思路、新的观念。

我国目前社会保障体系大致分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其中核心部分是社会保险，社会保险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医疗保障改革。如果说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是面向风险的“被动防御”，通过增进财产性收入来推动社会保障改革，就是要藏富于民，从根本上增强个人抵御风险的能力，主动构置社会安全网。只有大多数社会居民拥有了较为可靠和可观的财产性收入的情况下，个人在出现年老、疾病、失业、工伤或者死亡等状况时就不至于生活困难，难以维继；同时，社会成员间有较强的互济能力，社会和谐和团结程度得到提升。这是一种自足于根本的更为积极的保障思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财产性收入和社会保障是相辅相成的。因此，要立法保护居民的合法财产，拓宽理财渠道，为实现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同时，在社会保障改革过程中也应该坚持贯彻增进财产性收入的思路，藏富于民，让利于民。可以借鉴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有效经验，在坚持和完善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前提下，从以下几个方面找到新的突破口：

（一）从增进财产性收入视角出发创新多样养老积累模式

无疑，单靠养老金收入只能维持退休老人的基本生活，要想让退休人员安享富足幸福的晚年，就必须要增加财产性收入，从这个视角出发，就必须改变目前还比较单一的养老积累模式，进行模式创新。比如，可以借鉴国外的“倒按揭模式”，推出“以房养老”的模式。目前，我国城市的房价偏高，许多人穷其一生之力，收入的绝大部分都在还房贷按揭，年近退休时才可以得到一套房子。但年老时，又往往选择将房子增给下一代，从福利经济学角度看，这一举动并不益于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同时，房屋作为资产，一直是处于静止状态，利用效率低下。因此，推出“倒按揭”的“以房养老”的模式，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办法。房屋所有者在退休时把房子抵押给商业银行，由银行根据房产的估算价值，给老人发放每月养老金，老人过世后银行将房子收回。这种模式已在上海等地开始试点，如果试点成功，可以在全国推广。

（二）坚决做实“个人账户”，通过投资运营，增加居民这部分财产性所得

从经济意义上来说，我国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中的个人账户部分应该属于个人的财产。个人拥有所有权及其衍生的如收益权、处置权等一切权利。但由于政府试图通过制度内来消化转制成本，所以造成自制度确立后一直处于“混合管理、空账运行”，个人账户完全是名义上的账户，没有实质形态的资产形式，更不要谈营运收益了。这种状况使得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制实际上还保持着“现收现付制”的运行方式，既影响制度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又影响公众对制度的信心。近几年来，在辽宁等地所试行的社会保障改革，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做实个人账户”，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从混合管理改为分账管理，个人账户实行了真正的基金积累，明确了个人账户的所有权归属，这些措施得到当地职工的热烈拥护和积极肯定。辽宁省个人账户的资金积累越来越多，目前已达到200亿元。试点改革证明做实个人账户确实是制度所需、人民所愿。在总结试点经验之上，应该有步骤的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和完成“做实个人账户”工作，使得个人账户成为名副其实的资产账户。而且必须探索积极而有效的投资方式，确保个人账户资金的保值增值，增加账户所有者的财产性所得。

（三）加大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企业年金计划

和个人账户一样，雇主和雇员向企业年金计划中提供的供款的积累额也是个人拥有所有权的金融财产，经过投资运营后的受益形成的财产性收入，能够成为退休后养老金的有效补充。据劳动与保障部统计，2006年底，我国企业年金的存量规模近1000亿元。每年新增资金将在800亿元到1000亿元左右，预计到2010年，企业年金的市场规模应超过5000亿元，10年后将达到10000亿元。虽然企业年金不可能全部入市，但估计入市比例在20%左右，这样，短期内企业年金将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每年供给股票市场资金约200亿元。尽管如此，相对于美国等企业年金发达国家来看，我国企业年金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资金存量少，覆盖范围小，主要是因为我国目前对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不够，对广大企业和职工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因此，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税收优惠政策，提高税收优惠力度，让利于民，创造有利条件鼓励更多的企业和职工加入企业年金计划。

（四）重视对失地农民财产的保护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加快对土地需求的激增，城市住房和非农业用地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大量的农业土地转化为城市用地。据统计，我国失地农民总数已超过4000万人，并仍在以每年约200万人的速度递增。在失去了土地这一最根本的生产资料之后，失地农民无可避免地被迫加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中。从总体上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他们失去土地后，既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成为一个边缘群体，大多数失地农民仍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同时，也失去土地的保障，处于社会保障的真空地带。失地农民由于在就业、收入等方面的不稳定性，依托家庭保障模式越来越受到冲击。许多家庭是靠征地款来维持生计，但过几年征地款“吃”完了，其最终结果往往是生活没有保障。失地农民大量转化为城市贫民，已影响到城乡社会稳定。在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尚无力覆盖这些失地农民的情况下，国家应该采取有力措施，帮助失地农民购置和增加财产，从而使得这些人能够有比较可靠和持续的财产性收入，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

参考文献：

[1]李珍.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2]项怀诚.关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几个问题，/newweb/univs/cufe/2006-02-22/5688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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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联合专家组.中国社会养老保险体制改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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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资性现金收入比重稳步提高

农民外出务工工资性现金收入291元，其中：在非企业组织中劳动得到收入18.67元；在本乡地域内劳动得到收入171.9元；外出从业得到收入100.43元。工资性现金收入占总现金收入比重的24.7%，与上年同期174.19元相比，增加116.81元，同比增长67.06%，可拉动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25个百分点。其主要原因：劳动力转移渠道增多，工资标准上涨，劳动力价格与以往相比上涨幅度较大。

二、家庭经营现金收入稳步增长

农民家庭经营现金收入为749.46元，其中：在第一产业收入657元；在第二产业收入6.48元；在第三产业收入85.5元。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占总现金收入的63.65%。说明这个层面是农民现金收入的重头。再往细处看，在第一产业现金收入，其中：农业现金收入117.03元、畜牧业现金收入531.5元、林业现金收入8.92元，从中可以看出，畜牧业现金收入占第一产业收入现金收入80.89%，畜牧业现金收入已占大头，畜牧业成为我县的支柱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也得到稳步增长。

三、财产性现金收入略有增长

财产性现金收入为69.56元，比上年同期20.20元相比增加49.36元，同比增244.36%。在财产性纯收入里，利息收入人均33元，租金10.86元，其它投资受益25元。随着农村生活的不断提高，农民家庭存款余额逐年增多，有存款的农户也一年多过一年，抽样调查显示，目前，农村有存款的家庭达到七、八成，农民手里有钱了，不再存在银行里等待微薄的利息，而将钱做点其它事情的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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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收入差距；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4-0069-0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虽然青岛市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但和全国一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不仅阻碍经济发展，而且对和谐社会建设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不仅是民生问题，而且是事关建立和谐社会的政治问题。本文运用数量经济的分析方法，对青岛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发展趋势和农民收入来源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快提高农民收入的对策。

（1）虽然城乡居民收入均有较大幅度增长，但收入差距逐渐扩大。1990-2011年青岛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7.59倍，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2.99倍。然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增长速度慢，1990-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复利增长14.6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复利增长只有12.90%，城乡居民收入比自1990年起不断上升，自1990年的1.71最终上升至2011年的2.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2）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呈现明显的阶段性，这与20多年来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密切相关。这2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可分为三个阶段：1990-1995年，为高速增长阶段。在这一阶段，改革导致的市场交易费用下降更加明显，居民收入年增长速度尤其是城镇居民收入的年增长速度迅速攀升。1996-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经济低迷。乡镇企业遭受沉重打击，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减缓。尤其是1997年，首次出现（也是20余年来唯一一次）农村居民收入负增长。2000年至今，为再度增长期。经过2000-2002年的调整，我国国民经济保持稳定发展，居民收入稳步上升。期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引起国家重视，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减免农业税和实行各种农业政策补贴等，使农民收入自2004年起迅速增长。

（3）居民收入比震荡上升。城乡居民收入比是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相对指标。由图1可以看出，青岛市城乡居民收入在缩小扩大的循环过程中小幅度迂回上升，这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特别是在2004-2009年，青岛市城乡居民收入比一路上升，这反映了在这一时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虽然2010、2011年这2年的居民收入比呈微小下降，但还不能说改变了城乡收入差距上扬的趋势。

三、　青岛市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分析

1．青岛市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分析

工资性收入是居民提供劳动力要素所取得的收入，又名劳动报酬收入。根据调查资料，青岛市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农民在非企业中的从业收入，二是在本地企业中的从业收入，三是本地常住农村人口在外地的从业收入［2］。根据表3中数据可知，工资性收入占青岛市农村居民总收入中的比重较为稳定，始终在40.5%～43.5%这个区间浮动。最近10年，青岛市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稳定增长。

目前，随着我国步入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水平不断上升，青岛市第二产业的升级与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已成必然趋势，对农民工的需求规模也在不断增长，加之国家对农民工职业培训力度的重视，技能型民工数量的增多，使得农民工的就业能力与劳动力报酬率也在不断提高。这是农民工资性收入稳定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但同时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也存在以下问题：（1）针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一直存在。许多企业没有建立以贡献和效益为依据的工资增长机制，农民工的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相当数量的民工在节假日未享受过加班薪酬。（2）工资被拖欠、克扣甚至吞噬的现象时有发生。在走访调查中得知，因为胶州、胶南与黄岛地区的工厂、建筑工地较多，青岛市农民往往并不外出而是主要集中于这三个地区务工。几乎每年春节，这几个地区都会发生数起拖欠农民工薪酬事件，无形中加大了农民外出务工的隐性成本。（3）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与组织化程度不高，技术能力缺乏，制约了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对于很多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务工者，他们的文化技术素质偏低，就业竞争力低下，维权能力不足，导致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2．青岛市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分析

经营性收入是指纳税人通过经常性的生产经营活动而取得的收益。对于青岛市农村居民而言，经营性收入是农户以家庭或个人为单位从事生产经营获得的收入。根据表3的统计资料，青岛市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具有以下特点：（1）绝对数值不断增长。（2）历年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百分比均超过了50%，是农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但是总体上看，其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呈缓慢下降趋势。（3）从增长率上看，其增长具有阶段性。2004年以前经营性收入增长缓慢，但是自2004年开始迅速增长。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往往从农产品生产环节和商品流通环节两个层面进行分析研究［3］。对于生产环节，一般是从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农技推广等方面进行研究；对于流通环节，往往是从农产品销售终端市场、农产品销售方式等方面进行研究。承袭这一研究思路，笔者对青岛市部分地区的农民进行访问调查，同时和青岛市农技推广处的同志进行交谈了解情况，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发现：（1）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对于农民经营性收入起到很大的正向作用，目前农产品市场上，已经从以量竞争转移到以质竞争的阶段，营养价值、产品质量甚至是农产品外观的改变都会给原本价值不高的产品带来巨大的溢价，但是农技推广部门在良种类型和农业技术多样性工作上尚有欠缺；（2）农业合作组织较之传统集贸批发市场在增加收入上更具优势。其原因在于在传统集贸市场上，农民在市场中力量单一，而参加到农业合作组织，农民便形成了合力，增加了在市场经济中的话语权，改变了弱势形象；（3）销售方式的创新对于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具有积极意义，典型的例子是部分农产品收购组织使用冷库或者地窖进行农产品储存，然后反季节销售，反季节销售能够使产品售价大大增加，但是也对农产品的质量要求更高，所以这就更要求农民在合理权衡成本收益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做到农产品精细化的生产与销售。

3．青岛市农民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分析

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不动产所获得的收入。对于青岛市农村居民而言，财产性收入是指农村住户的私有资金以储蓄、入股、信贷等方式取得的利息，也包括从集体得到的集体公共财产的财产性收入与征地补偿等。转移性收入包括价格补贴、赠送收入等［4］。根据表3统计资料，青岛市农民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具有如下特点：（1）绝对数值不断上升。（2）占总收入百分比低，虽然该比值连年震荡上升，但是截至2009年仍低于10%。（3）增长迅速。除2004、2006年增长率较低外，其他年份均以两位数的增长率增长。

青岛市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农民投资机制的建立健全、农民的投资理念、土地征用补偿制度这三个方面。目前，青岛农村已初步建立了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与农业发展银行三者配合的农村金融体系。但是仅仅依靠目前的农村金融体系支持农村金融仍显不足。农民投资意识落后，投资理念匮乏。较之前两者青岛市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发展至今已较为完善。所得补偿费逐步上升，这对于增加财产性收入起到了积极作用。青岛市农民转移性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公共财政的支农补贴。目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新型医疗保险制度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断推进，对增加转移性收入起到积极作用。公共财政支农在绝对数额上连年增加，但占财政支出百分比却在下降。实际操作中，财政支农也存在效率低下、用于行政性事业花费而不是对农村农民的补贴等问题。

四、　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研究可知，青岛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震荡上升的趋势。在短期内若不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将无法使这一差距回归至合理水平。从农村居民收入的来源看，各年的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都占93%以上，但近些年财产和转移性收入却呈较快的增长势头。根据以上分析，对提高青岛市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出以下建议：

（1）将推进城镇化与改革城乡户籍制度结合起来。推进城镇化、提高城市化水平，表现之一是新入城农民生活方式的市民化。青岛市应积极探索改革青岛市现有户籍制度，消除市民与农民的身份差异，不仅有利于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而且有助于农民获得心理上的被认同感和归属感。

（2）将加快推动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立法工作与加强执法建设结合起来。青岛市农民外出务工取得收入是农民工资性收入的主体，但很多时候因为法律的不完善与执法不到位使得农民务工完成时却没有取得应得的报酬。应加快推动基于保护农民外出务工合法权益的立法工作，贯彻《劳动法》保护劳动者的法律精神，同时应加强执法建设，使损害农民权益的集体或个人付出补偿。

（3）将推广农业科学技术与发展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结合起来。根据2009年全国城乡科技创新与推广工作会议公布的数据，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从“一五”时期的19.9%提高到目前的51%。青岛市科研院校集中，智力资源丰富。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进一步开展农业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大力发展高效、多产、优质农业，鼓励、支持、引导各区县在产业上的集约经营。

（4）将稳定完善对农民的补贴与建立健全农村投资机制结合起来。青岛市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支农的力度和比重，优化财政支农的结构与效果。增加对农民的粮食直补与转移支付，减少农村行政性事业花费。同时要切实培养农民的投资理念，建立适合青岛市农村经济发展情况的投资机制。

（5）将加大农村居民的职业培训与提高农民的素质结合起来。青岛市的经济正在“转方式，调结构”中迅速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质量不断提高。所以，应该充分利用国家出台的对农民职业培训的扶持政策，针对地方的经济社会需求，培养农民的职业能力，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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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新．农民工资性收入持续增长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中州学刊，　2010（3）：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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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嘉兴市农民增收的主要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全市农民收入随着整个国民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基本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全市农民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年均增长12.8%。2000~2003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四年在全省列第3位；2004~2006年，连续三年列全省首位，且增幅连续三年超城镇居民收入增幅。今年上半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175元，比2006年同期增长12.6％，预计全年可望突破万元。近年来全市农民增收主要呈现以下几点特征。

1.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随着农村工业化和农民就业非农化的加速推进，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基本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从增幅看，“八五”期间，全市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年均增长31.3%;“九五”期间，年均增长14.1%;“十五”期间，年均增长13.4%，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的增长贡献率达66.7%。从农民收入结构来看，工资性收入占比逐年上升。1996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531元，占同期纯收入的39.47%；2001年上升到2918元，占同期纯收入的54.54%；2006年达到5437元，占同期纯收入的60.73%。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增幅还是在收入结构占比来看，工资性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2.家庭经营收入开始成为农民增收的增长点。近年来，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增长逐步走出徘徊，转为“温和”的增长态势，近两年增速逐渐加快。1996年，全市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2097元，占同期纯收入的54.06%；2001年为2220元，占同期纯收入的41.50%；2006年为3097元，占同期纯收入的34.60%。从增速看，“九五”期间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年均增长-0.7%，总体处于徘徊状态；“十五”期间，年均增长6.8%，表现出逐步回升的态势。

3.财产性收入逐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统计分析表明，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包括转移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新渠道，但在农民人均收入结构中占比还不高。1996年，全市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两项合计为251元，占同期纯收入的6.4%；2001年为212元，占同期纯收入的4.0%；2006年为418元，占同期纯收入的4.7%。从增速看，“九五”期间，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幅为-9.3%,“十五”期间增幅为29.3%。“十五”期间我市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十五”期间国家逐步取消了各项农业税费，增加了对农民的各项补助，各项惠农政策的出台以及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的逐步实施，使农民的转移性收入有一个较大的增长；二是随着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和现代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房屋出租收入、股金收入等在大幅增加。

4.农产品价格和农资价格波动对农民增收有重要影响。从农业角度看，农民增收还受到农产品销售价格和农资价格这两个外部因素的影响。以南湖区生猪养殖为例，今年生猪预计出栏130万头，销售收入7.8亿元，相比去年出栏135.27万头，销售收入7.6亿元，在出栏数量减少的情况下，由于生猪价格的上涨，农民生猪养殖收入反而增加。统计得知，今年生猪养殖户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养猪收入可达1560元，比去年人均887元增加了673元，增长75.87%。此外，预计全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农业内部的收入可达4389元，比去年增加1021元，增长30.31%，这主要得益于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但同时也要看到，近年以来，柴油、农药、化肥等农资价格也在普遍上涨，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农产品价格上升所带给农民的赢利空间。

分析农民增收特征，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工资性收入保持稳定增长，其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贡献率最大，是当前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基础；二是家庭经营收入增幅回升对农民收入增长作用已逐步呈现，其增长潜力若得到充分发掘，将是推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关键；三是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目前还不能成为农民持续增收的支柱，但其增势值得关注；四是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对农民增收的即期影响较大，必须引起重视。

二、当前农民持续增收的制约因素

农民收入突破万元，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在如此高位情况下，要实现农民持续且有一定速度的增收，难度会更大，制约因素也不少。

从宏观上讲，由于城乡二元结构还未从根本上打破，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难以突破等体制性制约，使得农村资源要素进入市场还存在不少障碍。具体方面，我市农民持续增收还面临不少的实际困难。一是土地规模化经营机制还不完善，我市人均耕地只有0.94亩，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0.56亩，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二是农业投入机制尚不完善，各级政府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力度还不够大，金融机构对农业农村的服务还不够强，农村信用体系还不够完善，外商资本、工商资本、民间资本投资农业积极性不高，还没有真正形成农业多元化投入机制；三是农民权益的保护机制尚不健全，主要体现在进城务工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实还有待完善，集体土地征用过程中农民合理补偿还待规范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无论对农业产业化、农民自主创业，还是对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推进农民转移就业等，都直接或间接带来了影响，制约了农民的持续增收。

三、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思路与对策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要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引，认真落实省委创业创新战略，坚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现代新农村，大力推进产业富民、就业富民、创业富民、物业富民、保障富民，努力构建符合嘉兴实际的农民持续增收长效机制，为加快建设惠及全市人民的小康社会、扎实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1.创新理念，强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农业产业化是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全市以发展生态高效都市型现代农业为重点，调结构，抓流通，闯市场，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增产增效，但农业生产总体上还是以传统经营模式为主，粗放生产、分散经营的经营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目前，全市农产品加工率只有35%，参加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户数不到全市农户数的10%，全市农业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等现代市场主体不足450家，且大部分的农业龙头企业总体上规模较小，辐射面不宽，带动力不强。

因此，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要围绕“产业化”和“经营农业”，进一步拓展思路空间。一是树立经营农业的理念，以工业的思路来发展农业。即是把农业作为一个完整的产业去经营，着眼于农业生产的全过程，认真分析其中的环节、资源和问题，从系统工程的角度上去考虑、去安排，进一步增强农业生产的目的性、有效性，提高经营效益。二是发挥市场对农业生产的导向作用，以效益决定生产，以需求安排生产。一方面，要进一步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淘汰污染重、单位经营效益差的传统农产品，选择具有发展空间和相对优势的新产品，提高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另一方面，要根据市场缺少什么生产什么，需要什么生产什么，提高农产品的适销对路性。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充分发挥专业合作组织在了解市场信息、把握市场信息方面的优势，通过合作组织指导千家万户的生产，防止农民生产经营的盲目性和趋同性。三是增强农业经营主体的市场话语权，提高风险承受力。进一步推进农产品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工作，提高顾客的认知度，拓宽市场覆盖面。与此同时，要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和龙头企业发展”的要求，大力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探索成立全市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增强其服务功能，强化专业合作组织与市场的对接，稳定、降低生产资料的价格，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的销售价格和附加值，增加农业生产的综合效益。此外，要加大培育发展农业龙头企业的力度，进一步发挥好示范和带领作用。

2.创新机制，增强功能，提升中心镇对农民转移就业生活的承载力。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加速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明显加快，目前全市劳动力非农就业比重已经达到80%以上。但是，全市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仍然偏低，劳动技能和运用科学技术的本领还比较缺乏，转移就业的能力还较弱。

相对中心城市而言，中心镇与农村地域相连，生活方式接近，转移进入门槛较低。实践证明，在新农村建设中，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的核心是城镇，是中心镇。因此，要在进一步推动农民向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转移的同时，多渠道转移农民进城、进镇就业、生活。一是规划建设好中心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能力和社会服务功能。要不断完善中心镇布局规划和建设规划，高起点、高标准地建设一批中心示范镇。高度重视中心镇的功能区建设，在整体提升产业层次的同时，注意把中心镇产业的发展与当地的农业资源、旅游资源、商贸资源、市场资源和农民就业技能、总体素质相联系，发展一批符合农民转移就业特点的一、二、三产业，以吸纳更多的农民。同时，大力发展社会各项事业，增强社会服务功能，解决农民进镇就业后的医疗、子女教育和各项服务问题。二是探索建立土地问题联动解决机制，加快农民转移。要因地制宜探索各种类型的土地经营权流转方式，推进土地的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在提高经营效益的同时，探索承包地换保障、农村宅基地换住房等置换机制，提高农民保障水平，促进农民集中居住。三是强化培训、扶持，提升农民转移就业能力。要按照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对象要求，开展针对性的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同时，不断完善法律服务体系，及时为务工农民提供法律援助，维护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

3.创新载体，完善政策，推进农民自主创业。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从当前我市农村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来看，积极引导和激励农民自主创业，促使更多的农民实现从务工、务农到做“股东”、做“老板”角色的转变，从“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转变，是拓展家庭经营收入、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突破口。

近年来，全市在推动农民自主创业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农民自主创业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推进。一是培育创业载体，搭建创业平台。紧紧依托市场优势，或通过延伸块状经济产业链，发展各类专业市场、休闲农庄、农家乐等，使农民自主创业与块状经济、专业市场的发展相结合、相适应，促进家庭经营、块状经济、专业市场步入互促共进的良性发展轨道。同时，要依托各类开发区、科创园区，建设和完善各类中小企业孵化器；依托小城镇工业功能区、商业街区等平台和载体，积极引导和鼓励农民创业发展，形成集聚效应。二是加强政策创新，优化创业服务。逐步完善以服务为中心的管理机制，着重在制定产业规划和相关政策时，对初创企业适当放宽要求，降低创业门槛。同时，营造有利于农民创业的投资和发展环境，为农民创业提供强有力的服务和支持。另外，还要为创业者提供必要的退出机制，如建立和完善地方产权市场等。三是加强宣传引导，强化典型引路。要加大创业宣传力度，进一步浓厚全社会创业创新氛围。要大力宣传、推广、表彰各类创业典型，尤其是有影响力的近期创业实例，为农民提供可借鉴的创业原型，激发农民的创业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