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收财产范文
时间：2023-03-13 22:39:4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没收财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没收财产刑之内涵界定
《刑法》第59条规定：“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剥夺犯罪分子得以实施犯罪的经济基础，从经济上和物质上进行严厉的惩处是我国没收财产刑的刑罚目的。
没收财产刑中的“财产”为犯罪分子个人所有的财产不存在争议，但是否还包括财产性权利理论界观点不一。有学者认为，“剥夺犯罪分子的财产实质是剥夺其对财产占有、使用、收益并处分的权利，所以从权利方面说就是剥夺财产也包括财产性权利。而有的学者则持相反的观点。根据《刑法》中的规定，没收财产刑中的“财产”应当符合三个条件：（1）没收的财产是普通财产，不是违法所得、违禁品等；（2）没收的财产是预留后的财产，要给犯罪分子本人以及其抚养的家属预留必要的生活费用；（3）没收的财产是税后财产，骗取出口退税、虚开增值税发票骗取出口退税处以没收财产刑的，是税务机关征缴税款之后的财产。针对财产性权利是否属于没收财产刑中的“财产”的概念要结合权利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而不能一刀切。比如说能够单独存在的财产性权利（债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等）就属于没收财产刑中的“财产”的范围；但像某些具有附随性的权利（地役权、担保物权等）就不属于以上范围了。担保物权是为保证履行债务而设立的权利，如果债权成为没收财产刑中的“财产”，担保物权从属于债权也应当与债权转移。同理，地役权也是如此。
（二）没收财产刑之司法状况
我国坚持“有法必依”，既然在刑法中规定了没收财产刑制度及其适用的条件，如何将该刑罚运用到司法实践中并使其充分发挥实际效用是最关键的问题。根据我国西南、华南、华北、华东地区具有代表性的7个中级法院及下辖的12个基层法院判处的财产刑案件调查发现：刑法中规定适用财产刑的条文较多，人民法院在依法审理案件时较多适用财产刑。如四川省金堂县法院在2003-2005年4月，共判决刑事案件417件609人，仅判决罚金刑案件就有55件232人，占全部刑事案件的37.17%；广州中院2001-2005年9月，判处财产刑的案件数占总刑事案件的比例越来越高。
然而在具体适用和后期的程序操作与司法执行上，没收财产刑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
1、执行机构未定，形式单一。对于没收财产刑执行的问题，我国的《刑法》或是《刑事诉讼法》均没有明确地规定。《刑法》中只有当涉及到对犯罪分子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情形时才适用的第60条规定即“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刑事诉讼法》也只有第220条规定了“没收财产刑的判决，由人民法院执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会同公安机关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规定财产刑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但是在实践中交由一审法院的哪个部门来进一步实行并没有作出明确地规定。
2、执行财产不明，程序冗杂。我国刑法规定，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财产刑的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除考量违法所得数额、造成损失的大小等犯罪情节外，还应综合考虑犯罪分子财产状况。然而目前现实的司法实践是裁判财产刑很少考虑被告人实际的财产状况，最终给执行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3、执行到位率低，缺乏实效。在法治国家，法院的刑事判决没能产生实效，这将是对刑法权威的挑战。刑法的有效保护是社会稳定的前提，刑法的作用得不到体现影响的是社会的和谐和公民的切身利益。实践中法院适用财产刑的情况也比较多，但大量的财产刑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因而执行到位率低，特别是自然人犯罪案件、财产类案件和异地犯罪案件。
4、执行监督失控，权力闲置。许多人认为生命刑、自由刑重于没收财产刑。其实，财没收财产刑是非常严厉的刑罚，因为基本物质是公民生存的基础要件，其重要性显而易见。其次，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对法院的没收财产刑的执行进行监督，但是实践中仍暴露了不少问题。第一，法律和司法解释只规定了法院在必要时与公安机关一起操作没收财产刑，却没有涉及检察机关。第二，检察院的哪个部门负责监督，若是发现问题怎么要求法院纠正？第三，按规定，公检机关扣押、冻结的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适用财产刑的，应由公检机关移送到法院执行。实践中却很少这样做。
二、没收财产刑之完善
刑法学之父贝卡利亚曾说过：“没收财产是在软弱者头上定价，它使无辜者也忍受着罪犯的刑罚，并使他们沦于必然也去犯罪的绝境。”法律是适应社会的实际情况而发展的，刑罚制度亦是如此。笔者认为当下应该对没收财产刑制度进行合理化、人性化以及顺应世界潮流的改造，这才是使没收财产刑更加适应国家的实际情况的行为。
既然没收财产刑的废除不是短期内便可以实现的，那么我们现在所需要努力的就是在借鉴外国法律的经验与启示后，对没收财产刑提出相应的改革和完善的建议：
1、缩小没收财产刑的适用范围。将现行刑法所涵盖的罪名限制在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里。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很少发生，因而即使明确没收财产刑后果，审判活动中被判处没收财产刑的也是屈指可数。而对犯罪分子判处没收财产刑，这也是世界上有没收财产刑的国家所有的规定。
2、制定没收财产刑的执行标准。在规定没收财产刑时不能确定具体的数额，而是在刑法分则中规定可以作为参照的执行标准，分两种情形分别规定。第一种是针对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将没收财产刑的范围设定为犯罪人的全部财产，前提是确保留足够其扶养的家属必要的生活费用。第二种是针对判处没收财产刑的犯罪分子，通过设定的百分比执行刑罚：罪重则高，罪轻则低。
3、结合财产刑执行的减刑、假释制度。犯罪分子不履行财产刑的执行就是拒不履行法院的生效判决的行为，并不能体现出真正的悔改，因而就不符合减刑、假释的条件。将财产刑的执行情况纳入到减刑、假释制度可以有效维护法院生效判决的权威。
篇2
没收财产与罚金同属于财产刑,但是二者的性质不同,两者有着很多区别,对于主要难点,法律教育网编辑总结如下:
1、适用对象不同。没收财产主要是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罪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和贪污贿赂罪中情节较重的犯罪,而罚金适用于情节较轻的贪利性犯罪。
2、内容不同。没收财产是剥夺犯罪分子个人现实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既可以是没收金钱,也可以是没收其他财务;而罚金是剥夺犯罪分子一定数额的金钱,到这些金钱不一定是现实所有的。
3、执行方式不同。没收财产只能是一次性没收,不存在分期执行或者减免的问题;但是罚金却是可以分期缴纳,假如缴纳确实有困难,还可以减免。
篇3
关键词:财产保险公司应收保费管理
近年来,我国财产保险公司的应收保费总量不断增加,其表面上表现为保险责任与交费的时间差,背面则在于保险公司的财务管理中的一系列问题。加强应收保费的管理,对防范风险、提高公司竞争力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应收保费的现状
应收保费是指保险合同已经生效、符合保费收入确认条件但尚未收到资金的保费,待以后收到保户交纳的保费时,冲减应收保费。投保人将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应收保费要对应相应保险单承保的风险责任。一般企业在取得收入的成本是已经发生、可准确计量的,确认收入的同时可确定盈利;而由于保险成本的事后确定性,取得保费收入的成本是对未来的一种估计,不能准确预计和计量。这与会计上的应收账款所对应的已完成事项有本质的差异。在保险期限没有结束前,应收保费不能按照简单的应收款项处理。
从性质上看,应收保费是保险企业对投保人的一种债权,表现为保险责任与交费的时间差。但是部分财产保险公司利用应收保费账户进行相关财务处理,以达到逃避和谋利的目的。另外,由于人身保险合同生效需要合同成立与缴纳保险费两个条件,而财产保险合同的生效不需缴纳保险费。只要保险合同成立,约定了保险责任起讫时间即生效。因此,应收保费比较严重的主要是财产保险公司。目前,关于应收保费在保费收入中的理想比重一般认为在3%-5%。人保系统把应收保费比率定为5%,而保监会下达给财产保险公司应收保费比率的底线定为8%。
实事上,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应收保费比率过高且各财产保险公司之间不平衡。中国人保、平安保险、太平洋保险等公司低于认可标准8%。但中国人保是从原来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分立而来的,而一般公司分立时,会对其历史上的财务包袱进行处理。平安保险和太平洋保险的数据是以集团公司为基准的,因寿险公司的应收保费比率低于财产保险公司,比率可能会被稀释。比率远高于8%的有中华联合、香港民安、东京海上火灾保险等。华泰、天安等公司的指标与8%较为接近。总体上看,几家大的财产保险公司的指标要远低于中小财产保险公司的同项指标,这反映出较为规范的内控管理。
从纵向看,多数财产保险公司各个年份的比率有较大的波动性。以平安保险为例,从1990年到1995年,应收保费比率较高,接近或高于9%,1994年甚至达到15.4%;而从1996年到2000年应收保费比率迅速下降到3%以下,2002年甚至只有0.90%;而在2003年该比率又有反弹趋势,达到6.21%。比率的不稳定性可能与经济环境及控制管理水平等因素有关。
应收保费的险种分布较集中,主要在机车险、企财产保险、货运险等传统险种上。由于国家规定交强险须先交保费再出单,一般不会出现应收保费,而车险中的商业险应收保费的比例就较高。另外,应收保费还呈现出季节性分布特点,往往年中比率高于年末,这与应收保费产生的时段及年终的大力清缴有关。
二、应收保费的产生
我国财产保险业近年均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2007年财产保险业保费收入更是达到了1997.73亿元人民币,逼近2000亿元大关。保险收入的增加带动了应收保费的增加。就应收保费的会计意义,可按产生的原因将其分为正常的应收保费和不正常的应收保费。
1、正常的应收保费
(1)信用政策形成的应收保费。由于展业和市场竞争的需要,财产保险公司针对一些大客户签发的机车险、企业财产保险、货运险的大额保单或招投标业务,会在保险费率和保险交纳期限上给予优惠,从而形成部分应收保费。
(2)正常的流转过程中形成的应收保费。保费在正常的流转过程中,由于出单与结算之间的时间差以及保单在流转过程中的正常失误如网点保费结算滞后,也会形成应收保费。有些保险业务如个人住房按揭险、货运险、航运险等业务是通过银行、邮政及交通运输部门等中介网点代办代收的,而财险公司与中介的结算惯例通常是月结或季结。保险中介的介入增加了保费从投保人到保险人的环节,减缓了资金流通速度,导致保费结算期限较长从而产生应收保费。另外,一些不能在业务处理系统直接出单的保险业务,如某些业务、定额保险,要进行手工补录,由于补录时间紧、工作量大等原因补录数据不到位,未能及时进行收付保费的结转确认,也会产生应收保费。
(3)系统处理方式和操作失误产生的应收保费。由于财产保险公司的业务系统与财务系统已经实现了无缝对接,业务系统中每录入一张保单,财务系统就会自动确认保费收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录单操作失误(录入的信息不能随便删除)及复核把关不严,导致同一张保单重复录入,财务系统相应进行多次确认,从而虚增一部分应收保费。
2、非正常的应收保费
财产保险公司的应收保费中相当部分是不正常的,根据其产生的原因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恶意拖欠行为产生的应收保费。部分投保人以各种借口比如经营状况不佳、资金周转困难恶意拖欠保费。有些人出于提高佣金、甚至侵吞保费的目的,进行隐瞒欺骗,不按时向保险公司划转保费。因拖欠而形成的应收保费,坏账率往往较高。而在清收过程中财产保险公司又畏惧诉讼成本,一般不通过法律途径加以解决,进一步纵容了投保人和人的拖欠行为。员变动,就有可能留下一部分保单因客户资料遗失而无法收款。
三、不良应收保费的影响
应收保费的数量太多,甚至发生很多不正常的应收保费时,会对财产保险公司造成不良影响。
1、降低会计信息真实性
一方面,应收保费长期挂账,虚增了保费收入;另一方面,由于业务系统的设置,部分财产保险公司由于应付未付的批减保费会存在一部分负数的应收保费。这实际上是财产保险公司的一项债务,而正数的应收保费是一项债权,两者对应的债权人和债务人通常不是同一人,不能直接抵减。如财产保险公司直接冲减正数的应收保费,会降低应收保费数据的真实性。
2、加大了企业的财务风险
第一,它直接造成了现金流的减少。应收保费占用了保险公司正常的现金流,公司可能因现金周转困难而出现支付危机。另外应收保费缺乏流动性和收益性,直接影响了保险公司的资产质量。第二,加大了企业偿付风险,不利于正常的赔付。对于已生效但尚未收到保费的财产保险保单,一旦出险,保险人就需承担响应的赔付责任,而应收保费造成的大量未收回的资金则给正常赔付增加了压力。第三,保监会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有着严格的规定,大量的应收保费直接影响公司的偿付能力。再次,应收保费作为收入虽未收到款项,但保险公司须据此预缴营业税和所得税,增加了经费负担。第四,无论是否收到款项均要进行分保(再保险),又增加了保险公司的分保成本。第五,应收保费易诱发经济犯罪。应收保费的长期大量存在,有可能给不法分子贪污挪用、弄虚作假提供了可乘之机,如已经收到资金而不入账,或未缴费出险时,用赔款冲抵应收保费。
四、针对不良应收保费所采取的对策
由于过多的应收保费给财产保险公司造成不良影响,为了防范经营风险,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加强应收保费的管理。
1、加大保险宣传力度和提高诚信的投入
部分客户片面认为投了保就有保障,缴费的时间不是决定因素。对此保险公司要加大宣传,鼓励主动缴费,消除产生应收保费的客户因素。另外,树立全员防范经营风险的意识,实现稳健经营、风险可控的发展。
2、根据投保业务的质量进行有选择的承保
在扩大市场份额和业务规模的同时还要考虑成本效益原则。首先,保险公司要在收入和费用、规模与效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其次培养业务员对企业的责任感。按照保户信誉程度、偿债能力、当前财务状况和实际支付保费的能力制定信用政策,降低应收保费产生的可能性,从而确保保费的实收率。
3、充分利用特别约定
利用特别约定可以有效提高应收保费的实收率。比如,在特别约定中增加保单生效或失效的条件,以减少在不能按规定时间收取保费时的保险责任;在特别约定中增加缴费时间,以及未缴费合同失效条款,以减少保险责任,促进保费的及时回收。
4、建立科学的回收管理机制
应收保费发生后,保险公司应采取各种措施,尽量争取按期收回保费。有效的措施包括对回收情况的监督、提取坏账准备和制定适当的收账政策。在制定收账政策时,要以应收保费总成本最小化为原则,在收账费用和所减少坏账损失之间做出权衡。公务员之家
5、完善公司内部控制体系
通过开展应收保费的审计调查工作,摸清应收保费的底线,了解其管理现状。保险公司各部门之间要积极配合,以公司利益为重,加强风险管控,有力推动应收保费的管理工作。通过上述措施的结合使用,可以有效降低不良保费的比重,将其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这对我国财产保险企业的健康发展以及进一步提高其自身的竞争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姜星明:财产保险公司应收保费有关问题的探讨[J].金融会计,2004(11).
[2]丁少群、梁新潮:我国保费收入核算存在的问题与改革建议[J].会计研究,2005(10).
[3]邬润龙:应收保费认可标准初探[J].上海保险,2005(4).
篇4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3）
[摘要]本文基于核估计理论，对我国建国以来的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建立了非参数自回归（NAR）预测模型，并对我国2001~2005年的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NAR模型能够很好地解决我国财政依存度问题，预测精度较高。
[
关键词 ]NAR模型；核估计；预测
1 引 言
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国内生产总值分配中，国家（或地方）所得占的比重。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高低，不仅与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以及经济运行质量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受到国家财税政策、税收征管强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传统的线性回归模型难以较好的解决财政依存度这一非线性问题。因此，本文尝试利用核估计理论，建立我国我国财政依存度的NAR预测模型。
2NAR预测模型的建立
非参数自回归NAR（p）模型（1）
（1）模型阶数的选择
本文使用Cross-Validation方法对进行确定.
（2） 自回归函数的估计
本文采用的是核估计中的Nadaraya-Watson （N-W）估计.
（3） 非参数预测方法
对NAR模型（1）而言，由于条件期望
步向前预测的最小二乘预测值，使用普通的N-W核方法或局部线性方法来直接估计误差较大。所以本文选用的循环预测法。
3 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NAR预测模型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我国1951~2000年我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历史数据，样本容量=50。首先用NAR模型对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建模拟合，再对2001~2005年的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事后预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从图1中数据分析可知：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序列是非平稳时间序列，而建立非参数自回归模型的前提是时间序列必须具有平稳性，因此，我们通过一阶差分将其转化为平稳序列。从图2可以看出原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达到平稳。
首先对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序列建立非参数自回归模型： （2）
利用Cross-Validation方法确定时取上界L=10，用Matlab编程计算出相应的cv（k）值如图3所示。
由图3可得，当k=1时，cv（k）值最小，即最佳模型的阶次为1阶，此时非参数自回归模型为
（3）
由图4可知，当h=1.45时，cv（h）值最小，故核估计的最优窗宽为h=1.45。
利用非参数自回归模型（3）对我国1951~2000年的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差分序列进行非参数自回归估计。通过图5我们也可以看出核估计的拟合曲线与原始数据拟合程度较好。
利用非参数自回归模型对2001-2005年的人口增长率进行事后预测，结果如表1。
由表1可以看出，由非参数自回归模型所得到的关于2001 ～2005年的事后预测精度比较高。综上可见，至少在财政依存度的问题上本文所建立的非参数自回归模型是合适有效的。
作者简介：巩永丽（1980-），女，山西永济人，汉族，硕士，浙江艺术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数学教学。
参考文献：
篇5
关键词：美国民事没收；正当程序；告知权；听证权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4-0135-03
有关正当程序（due process）的条款主要见于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其主要内容为任何人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而民事没收是直接针对物提起的诉讼程序，只要被诉财产是犯罪工具、犯罪收益或者与犯罪有关的财产就可能被没收，而不论财产所有者是谁，也不论财产所有者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等。这一制度长久以来就备受争议，被认为是违反了宪法第五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尤其是当被没收财产的所有人是无辜所有者时更是如此。被没收财产所有人通常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针对其财产进行的民事没收违反了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的正当程序的抗辩。
一、被没收财产所有人是无辜所有者
美国民事没收制度形成二百多年来，人们一直在争论不考虑无辜所有者的权益，直接针对物实施的民事没收是否违反了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的正当程序条款。尽管在早期的判例中，联邦最高法院做出过一些例外的判决，但总的来说答案是否定的，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一系列判例都坚定地认为被用做实施刑事犯罪的财产是可以被民事没收的，并且无须考虑被没收财产的实际所有人是否无辜。其理由如下：一是政府将用以实施犯罪的财产予以没收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这样可以预防该财产再次被用来实施犯罪；二是即使被没收财产所有人是无辜的，没收其财产也可以促使财产所有人更加仔细地照看好自己的财产，以免其财产被用做非法的用途。例如，在1921年的J.W.Goldsmith，Jr.，Grant Co.诉美国的案件中，虽然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没收真正无辜所有者的财产好像是违反了正当程序条款所蕴含的正义的要求，但法院依然坚持认为国会有权要求财产所有人尽到注意义务，对其财产负责，以帮助法律的有效实施。正如布莱克斯通所说：犯罪行为的发生，部分地归因于财产所有人的疏忽，因此，将其财产没收是对财产所有人适当的惩罚。此后，在1971年的美国诉United States Coin and Currency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再次提到了没收无辜所有者的财产是否违反正当程序条款的问题，但最终的结论依然是只要财产被用来实施刑事犯罪行为，该财产就可以被民事没收，即使该财产所有人并没有卷入任何刑事犯罪活动或对其财产被用做非法用途并不知晓，也依然可以没收其被用做实施犯罪的财产。直到2000年，美国国会才在《2000年民事没收改革法》中规定了统一的“无辜所有者抗辩”的条款，对无辜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作出了统一的保护。即在导致财产没收的犯罪行为发生时就对拟被没收财产享有权益的权利请求人，如果提出自己对导致没收的犯罪行为一无所知或者虽然知道但已采取在当时的条件下所能采取的所有合理的措施来终止其财产被用做犯罪的；或者在导致财产没收的犯罪行为发生之后才对拟被没收财产享有权益的权利请求人，提出自己是善意购买人或出卖人，并且其在购买或出卖产品或提供或接受服务时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该财产是可能会被没收的，便不得对该财产予以民事没收。
二、财产被扣押前的告知权和听证权
联邦最高法院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有关正当程序的问题是政府是否被允许不经事先告知和给予财产所有人听证的机会就将拟没收的财产予以扣押？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联邦最高法院的以下两个判例中找到，一个是1974年的Calero-Toledo v.Pearson Yacht Leasing Co.案，另一个是1993年的U.S.v.James Daniel Good Real Property案。在Calero-Toledo v.Pearson Yacht Leasing Co.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给出了对于拟没收的动产予以扣押时政府是否需要事先告知和给予财产所有人听证机会的答案，而在U.S.v.James Daniel Good Real Property案，联邦最高法院则给出了对于拟没收的不动产予以扣押时政府是否需要事先告知和给予财产所有人听证机会的答案。
（一）拟没收的动产被扣押前的告知权和听证权
虽然联邦最高法院在1972年的Fuentes v.Shevin案中确立了公民财产被剥夺时应当被告知并获得听证机会的一般原则，因为这样不仅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也可以减少错案的发生，但如果对公民财产实施临时性、暂时性的剥夺，则允许有例外。对拟没收财产的扣押即是对公民财产的一种临时性、暂时性的剥夺。因此，联邦最高法院在Calero-Toledo v.Pearson Yacht Leasing Co.案中认为，对可移动的动产，如本案中的游艇，可以不予事先通知而予以扣押，直到没收诉讼对该财产的处置作出了最终的裁决。这样做并不违反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的正当程序条款，理由如下：一是对财产在被没收前先行实施扣押，可以使法院享有对物管辖权，并从而享有对该财产提起民事没收诉讼的权利，而且财产被扣押后还有助于预防该财产再次被用做非法的用途，有助于刑事裁决的执行；二是如果在财产被扣押前就事先通知财产所有人并举行听证，则有可能使财产所有人为逃避没收而将拟被没收财产藏匿、破坏，或者转移到法院不享有管辖权的区域，从而损害法律所保护的权益；三是对拟没收财产的扣押令是政府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申请签发的，不同于经济交易案件中个人出于私人利益申请签发的扣押令，政府在申请扣押令时必须符合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的有“可能成立的理由”（probable cause）的要求，这就确保了公民的财产不会受到无理的扣押。这与在刑事案件中对证据的扣押类似，在绝大多数的刑事案件中，如果事先予以告知，则可能使犯罪分子破坏或隐匿证据或犯罪收益。因此，只要政府满足了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的有“可能成立的理由”（probable cause）的要求，并在事后给予财产所有人就没收诉讼提出异议的机会，政府就可以在不予事先通知和举行听证的前提下扣押拟没收的动产。
（二）拟没收的不动产被扣押前的告知权和听证权
对于拟没收的不动产的扣押，联邦最高法院在U.S.v.James Daniel Good Real Property案中认为，即使是临时性、暂时性的扣押，只要是固定的不动产，如房屋，如果没有事先通知并举行听证就予以扣押，则违反了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的正当程序条款，紧急情况除外。
在Good案中，屋主Good将89磅的大麻存放在自己的住处，因而触犯了犯罪的有关罪名，被刑事。当刑事诉讼程序结束后，政府又针对Good存放大麻的住处提出了民事没收诉讼，并在民事没收诉讼进行期间向法院单方面申请了扣押令，在没有事先告知Good的情况下取得了对该房屋的临时占有权。而Good的房屋在当时是租给了他人使用，但政府并没有将租户逐出门外，而是允许租户继续租住，只要租户将房屋租金支付给联邦地方法院即可。Good随后对该民事没收诉讼提出了异议，认为政府的单方扣押令剥夺了宪法赋予其的正当程序的权利。然而政府却认为其申请的单方扣押令是合法的，因为第一，政府获得对该房屋的单方扣押令是符合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规定的，政府已经向Good履行了该条款所要求的所有的正当的程序；第二，根据前述Calero-Toledo案的判例，政府为没收的目的而临时性的扣押财产的行为，可以作为一般原则的例外，即在扣押财产前可以不予事先通知和举行听证。但联邦最高法院并没有采纳政府的这两点理由，认为政府虽满足了宪法第四修正案所要求的扣押财产时需存在“可能成立的理由”并有扣押令的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宪法第四修正案是在没收程序中为财产所有人提供的唯一的宪法保护。也就是说，在Calero-Toledo案中，政府满足了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要求可以作为政府履行了正当程序的理由之一，但在其他案件中政府做到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完全满足了正当程序的要求，政府仍然需要解释说明在扣押拟没收财产前如果事先通知和举行听证将如何妨害政府或公共利益的实现。
在Calero-Toledo案中，由于被扣押财产是动产，因此事先告知可能会导致财产所有人为逃避没收而将财产藏匿、破坏，或者转移到法院不享有管辖权的区域，从而妨害政府或公共利益的实现，但在Good案中并不存在这样的情形，因为房屋是不能被移动的不动产，在扣押前事先告知并不会导致房屋的灭失。因此，政府在民事没收诉讼进行期间可采用相对缓和的方式来保障对拟没收财产享有的权益，如在地方土地登记中予以注明就该财产取得的任何权益将受法院判决的影响（lis pendens）或者申请对该财产的司法禁止令（judicial restraining order），这样也可以减少错误剥夺财产所有人重大财产的风险。最终，法院认为，除非是在紧急情况下，否则正当程序条款要求政府在对拟被民事没收的不动产实施扣押时，必须事先通知财产所有人并举行听证。
法院在Good案的这一判决结果，随后被国会纳入了《2000年民事没收改革法》，该法案§985节专门规定了对不动产的没收程序，其中包括对不动产的扣押除紧急情况外需要事先通知并举行听证的规定。
三、财产被扣押后的告知权
前文论述了财产被扣押前，政府应当就拟扣押的财产区分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从而决定是否事先通知财产所有人并举行听证。而财产被扣押后没收前，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政府都应当通知财产所有人，并给予他们就没收诉讼提出异议的机会。这项原则早在1950年的Mullane v.Central Hanover Bank & Trust Co.案中就已经确立。联邦最高法院在该案中指出，正当程序在任何诉讼程序中最基本的要求都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有关通知都应当送达诉讼中的所有相关权益人，并给予他们提出异议的机会。联邦没收法规中也有相关规定：19 U.S.C.A.§ 1607（a）规定，扣押和没收等处置财产的通知不仅要按照财政部所要求的方式连续公告至少三周，还应将书面的扣押和拟没收通知送达对该财产享有权益的每一位当事人。有关民事没收诉讼的补充规则（Supplemental Rule）G（4）（a）（b）也规定，没收诉讼的通知不仅应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予以公告，还应连同诉状副本一起送达有合理理由成为权利请求人的所有相关利益人。可见扣押后没收前的通知是履行宪法所要求的正当程序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收前的通知与扣押前的通知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对财产实施扣押只是临时性、暂时性的剥夺财产，财产虽由政府监管和控制，但财产的所有权权益依然还是属于财产所有人的，如果政府在扣押前没有通知财产所有人，仅仅剥夺了财产所有人就诉讼期间政府占有或控制其财产提出异议的权利。但如果政府在扣押后没收前没有通知相关的权益人，则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根据联邦没收法规规定，在法定的期间内如果没有人就没收诉讼提出异议，政府则可以单方作出没收决定而无须法院查明该财产是否应当被没收。因此，政府在没收财产前没有通知相关权益人的，就会造成剥夺财产所有人就自己的财产被没收（丧失财产所有权）提出异议权利的严重后果。也就是说，财产被政府没收了，而财产所有人却没有机会为自己辩解，这就严重违反了宪法第五修正案所规定的正当程序条款。因此，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在被扣押后没收前，政府都必须要通知相关的权益人。
然而，2002年的Dusenbery v.United States案，再次让联邦最高法院进一步思考，在民事没收案件中，是否只要遵循了上述联邦没收法规关于没收程序的要求，就足以表明政府已经给予了拟被没收财产所有人充分的通知，也就是说，符合正当程序的通知行为是否如Dusenbery在Dusenbery案中所声称的那样，要求政府不仅要按照没收法规的规定公告和送达通知，还应当确保相关的所有权人实际收到该通知？对此，联邦最高法院最终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认为正当程序条款并没有要求政府确保有关所有权人实际收到没收诉讼的通知，只要政府努力找到每一位所有权人并向其送达没收诉讼的通知即可。该案中，尽管Dusenbery是个囚犯，但政府已根据法律规定不仅在当地公开发行的报刊上连续三次公告了没收诉讼的通知，还将该通知直接以邮件的方式送达了Dusenbery被囚禁的监狱、Dusenbery被逮捕的地址以及Dusenbery母亲的居住地三个地址，这足以表明政府的通知行为完全符合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的正当程序条款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李道揆.美国政府和政治：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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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United States v.James Daniel Good Real Property案，510 U.S.43（1993）.
[7] United States v.James Daniel Good Real Property案，510 U.S.58-59.（1993）.
[8] 18 U.S.C.§985.
[9] Mullane v.Central Hanover Bank & Trust Co.案，339 U.S.314-315（1950）.
[10] 19 U.S.C.A.§1607（a）.
[11] Supplemental RuleG（4）（a）.
[12] 19 U.S.C.A.§1609.
[13] Dusenbery v.United States.534 U.S.161，183（2002）.
[14] United States v.$8，850 in U.S.Currency案，461 U.S.555（1983）.
[15] 18 U.S.C.A.§983（a）（1）.
[16] 18 U.S.C.A.§983（a）（3）.
篇6
保险一般不会被依法没收。但这不是绝对的，关键看购买保险的费用是否是违法行为取得的。在法律上有追溯期的。不是说有债务纠纷了立刻去买份保险就可以避债避税的。需要有时间限制的。
没收财产是将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没收财产也是一种财产刑，但它不同于罚金，是适用于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的刑罚方法。
【法律依据】
《刑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没收全部财产的，应当对犯罪分子个人及其扶养的家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在判处没收财产的时候，不得没收属于犯罪分子家属所有或者应有的财产。
（来源：文章屋网 ）
篇7
(一)自动缴纳。指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犯罪分子能够按时、自觉、主动地缴纳全部罚金。自动缴纳是实现罚金的最主要方式,能够反映出犯罪分子的悔罪态度和程度。笔者认为,犯罪分子的亲属自愿代替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也应当准许,同样视为具有悔罪表现。如果被判主刑,这种悔罪表现可作为减刑的条件。
(二)强制缴纳。指人民法院规定的缴纳期限届满,有缴纳能力的犯罪分子不缴纳或不足额缴纳罚金,人民法院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强制犯罪分子缴纳。强制缴纳措施有查封、变卖财产、冻结存款、扣留收入等。笔者认为,对有缴纳能力期满未缴纳罚金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在采取强制措施,变卖其财产或执行其钱款时,也应当扣除其拖延履行这部分罚金的利息,利息可以按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计算。只有这样,才能给拖延履行罚金的犯罪分子应有的惩处。因为有缴纳能力的犯罪分子期满不缴纳罚金,说明他们犯罪的主观恶性深,不具有悔罪表现。另外,拖延缴纳也给司法机关罚金刑的执行增加了难度。因此,对有缴纳能力而不缴纳罚金的犯罪分子在惩罚力度上应当和一时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犯罪分子有所差别。否则,就会影响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利于罚金刑的执行。
(三)随时缴纳。指对于不能主动缴纳罚金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其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这一方式有助于保证罚金刑的实现。追缴罚金,可以不受行刑时效的限制,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被判罚金的犯罪分子执行罚金刑,避免了犯罪分子隐匿、转移财产,逃避追缴罚金的侥幸心理,最大程度地保证了罚金的执行。
(四)减免缴纳。指在判决生效后,由于犯罪分子遇到了无法抗拒的天灾人祸,按原判决数额缴纳确有困难,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缴纳。笔者认为减免缴纳罚金必须具备几个条件。首先,发生了不可抗拒的灾祸是减免罚金的前提条件;其次,缴纳原判决罚金确实有困难;再次,须经犯罪分子申请;最后,人民法院要查证属实。只有同时具备这几个条件才能考虑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罚金,缺少任何一个条件都不能减少或免除。
相关法律知识:
(一)罚金与没收财产一样,都是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采取的强制性财产惩罚措施。
(二)按照我国刑法罪责自负,反对株连的原则,罚金同没收财产一样,也只能执行犯罪分子个人所有的财产,不能执行犯罪分子家属所有或者后有的财产。
(三)罚金的范围只能是强制犯罪分子缴纳个人所有的一定数额的金钱。如果没有钱款、可以对其拥有的合法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变卖、拍卖措施,用变卖、拍卖的钱款折抵罚金。
篇8
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罚金刑的并罚情况主要有罚金刑与主刑的并罚、两个以上罚金刑的并罚、罚金刑与其他附加刑的并罚等几种情况。罚金刑与主刑的并罚在实践中并不会产生疑问，本文着重探讨后两种并罚情况。
（一）两个以上罚金刑的并罚
某人犯数罪，其中两个以上罪被处以罚金，这样就产生了几个罚金刑之间的并罚问题。我国刑法对此类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中的做法有三：（1）吸收法。即数额高的罚金刑吸收数额低的罚金刑，并罚时只处以几个罚金刑中最高额的罚金。（2）并科法。即对数个罚金刑的数额绝对相加，一并科处。（3）限制加重法。即在最重的罚金刑数额以上，数个罚金刑数额的总和额以下，由法院裁量对犯罪行为人适用的罚金数。笔者同意第（2）种观点。我国刑法第69条规定：“如果数罪中被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这就是说，不管判处多少个罚金刑，在并罚时各个罚金刑都应当执行。如果并罚后罚金刑过高，犯罪行为人难于缴纳的，可以在执行过程中给予减免。
（二）罚金刑与其他附加刑的并罚
罚金刑与剥夺政治权利或驱逐出境并罚时，由于刑罚涉及的内容互相没有联系，因而适用并科原则没有任何疑异，但对罚金刑与驱逐出境并罚时，应当先执行完罚金刑后方可驱逐出境。当罚金刑与没收财产刑并罚时，因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同属财产刑，并罚情况较为复杂，在司法实践中观点各异。第一种观点认为，罚金刑应被没收财产刑所吸收而不再执行罚金刑。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应当区别情况：当罚金刑与没收全部财产并罚时，罚金刑被没收财产刑所吸收而不再执行罚金刑；当罚金刑与没收部分财产之间并罚时，此情况相当于数个罚金刑之间的并罚，则应采取限制加重的原则。（参见陈树礼：《罚金刑浅议》，载《淄博审判研讨》1998年第1期，第93页。）上述两种观点值得商榷。第一种观点方法过于简单，因为当没收财产的价值低于罚金数额时，这种吸收没有理论依据，并有悖于重刑吸收轻刑的原则。第二种观点中的限制加重方法，在并罚后如何具体确定没收财产和罚金的数额，难于找到答案。笔者认为，对罚金刑与没收财产刑并罚时，如果没收财产是没收全部财产的，则应当采取没收财产刑吸收罚金刑的原则，而不再执行罚金刑；如果没收的是部分财产，则应当采取并科的方法，既要判处没收财产，又必须处以罚金。
二、关于罚金刑的执行问题
罚金刑的执行问题是目前各法院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司法统计资料表明，罚金案件的执结率不及百分之一，罚金案件的中止执行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笔者曾对三个基层法院及一个中级法院判处罚金的近200件案件进行调查，除判处缓刑案件部分执行外，其余的没有一件执结。由于罚金刑的执行计入执行案件，在追求执结率这一功利的驱使下，有的法院干脆对罚金刑不移送执行机关执行。大量的罚金刑得不到执行，严重地弱化了罚金刑的效果，损害了刑法的权威，使国家有关罚金刑的制度如同虚设。罚金刑执行难原因有三：1.作为罚金刑执行对象的犯罪分子在服刑期间，因其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在客观上难于配合执行机关追缴罚金；2.被执行人与其亲属的财产难于分清，经常使追缴行动陷入僵局；3.罚金刑的执行程序不顺畅、不明确、不规范，加上对罚金刑的执行缺乏监督机制，使得罚金刑执行案件长久地被搁置而无人问津。比如，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庭作出有关罚金的裁决后，刑事审判部门应如何移送到执行机关、移送的期限有多长等，法律上未作明确规定，使得许多案件在判决后即装卷归档，被束之高阁。加上对此法律上没有规定一个监督机制，使得这种行为在审判实践中普遍存在而得不到纠正。
要解决或缓解罚金刑的执行难问题，笔者认为应当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1.执行主体问题。我国现行法律把罚金刑的执行划归到执行庭主管。但目前大量的民事、经济、行政执行案件把执行庭压得喘不过气来，执行庭已不堪负荷，如果再把本来就难于执行的罚金刑交给执行庭执行，罚金刑执行难的状况将难于改变。因而笔者认为，随着我国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队伍的不断壮大，能否把罚金刑的执行划归到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部门。
2.执行管辖和案件移送问题。我国法律对罚金刑的执行管辖未作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一般采取哪个法院判决即由哪个法院执行的原则。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尽妥当，因为判决法院与案犯的财产所在地往往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因而能否考虑原则上由原裁决法院管辖，但案犯有不动产的，由该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裁决法院的审判人员在裁决生效后发现案犯在指定期限内未缴纳罚金的，应在15日内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或执行机构）执行。受理部门接到移送的材料后必须立案执行。
3.关于对罚金刑的执行进行监督问题。笔者认为，对罚金刑的执行情况应当建立必要的监督机制。监督的内容包括罚金刑移送执行的情况、执行情况及罚金的减、免情况。该监督机制应当设在人民检察院，因为人民检察院本身就已派人参加了公诉，并知悉法院的裁判结果，而且监督刑罚的执行本来就是人民检察院的一项职能：对于如何进行监督，则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篇9
看到这篇报道，且不论所述情况是否属实，人们不禁会问，中国与美国不是早就缔结刑事司法协助协定了吗？对于这种刑事诈骗案，美国受害公司何不直接向美国主管机关报案，并由美国主管机关通过《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规定途径向中方提出资产冻结、扣押请求，而要舍近求远，采用此种办法，不远万里亲自跑来获取中方协助呢？
解释其中法律上的缘由，不仅令当事人困惑不已，也让美国主管机关和中国主管机关颇感无奈。
的确，《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第16条对“没收程序中的协助”作出了规定，但其中设置了一项前提条件，即有关协助应当“在各自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开展，也就是说，如果美国方面请求在中国境内冻结、扣押或者没收财产，只能在中国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
中国法律在冻结扣押财物问题上规定了一条强制性限制条件――不得在立案前查封、冻结、扣押财物。这意味着，如果处于中国境内的资产来源于发生在外国的犯罪行为，只要中国司法机关没有对该刑事案件立案侦查，则不能仅仅根据外国的司法协助请求对相关资产采取强制措施;具体到美国美泰公司遭受诈骗的案件，虽然该案发生在美国并由美国主管机关立案侦查，但是，如果受害公司不来请求中国刑事司法机关立案，对于转移到中国境内的财产，则不具备冻结、扣押的法定前提条件。
“芭比娃娃案”凸显中国立法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领域的缺失，虽然中国已与53个国家缔结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但按照现行法律，中国司法机关尚不能直接根据外国司法机关请求对转移到中国境内的犯罪所得采取冻结、扣押措施。
此种缺失令希望获得司法协助的外国主管机关感到尴尬――不得不默认本国管辖案件的当事人去外国请求“一案两审”;同样也令中国司法机关感到尴尬――为了协助其他国家冻结、扣押财产，不得不按照国内法的要求去受理某些可能完全与己无关的案件。
从国际上的做法与经验看，为了切实有效地开展刑事司法协助，各国一般都进行了专门的国内立法，允许本国司法机关仅仅根据外国主管机关的请求提供关于冻结、扣押财产方面的司法协助。 中国刑事没收制度落伍
目前，关于冻结、扣押财产的刑事司法协助主要采用两种模式。一种是“直接协助执行模式”，在接到外国关于冻结、扣押财产请求后，如果被请求国认为该请求符合相关国际条约或其本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即由本国主管机关直接作出冻结、扣押决定，这通常是大陆法系国家采取的做法;另一种是“限制令登记模式”，将请求国主管机关签发的冻结、扣押财产令状，作为一种外国司法裁决，提交被请求国法院，后者依照相关国际条约或其本国法律规定的条件进行审查，如认为可以接受，则将对其予以登记，登记后的外国冻结、没收令状将取得与被请求国法院签发的财产限制令相同的效力，可在被请求国强制执行，此做法通常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纳。
无论哪种模式，冻结、扣押财产的请求均由请求国主管机关向被请求国直接提出，在紧急情况下，还可以采用最为快捷的现代化通讯手段提出，完全无需劳顿案件当事人或财产受害人去外国上门报案并提出相关请求。
实际上，外国在中国境内的“追赃难”远不止如此。除了协助冻结、扣押财产外，如果想在中国境内没收来源于外国犯罪的财产，则更是难上加难。
中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已经十年，至今仍然未按照该公约的要求建立起承认与执行外国没收令的法律制度。中国现行的刑事没收制度已相当落伍，它主要表现为作为附加刑的“没收财产”，其适用必须以定罪为前提条件;虽然2012年《刑事诉讼法》创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但该程序适用范围相当有限，且只能在中国进行的刑事诉讼中加以实施。因此，外国司法机关针对产生于本国违法犯罪行为财产宣告的没收令，在中国境内得不到承认与执行的，中国司法机关也不可能针对不归自己管辖的刑事案件的违法所得实行没收。
近几年来，在反腐败的大环境下，国内主管机关不断加强境外追逃追赃力度，但在境外追赃方面成果寥寥无几，国内舆论都在抱怨“境外追赃难”，甚至认为难于境外追逃。平心而论，这种“境外追赃难”的现实与中国自身法制的落伍、甚至不作为有着某种内在联系;从以上列举的事实看，外国在中国遇到“追赃难”同样令其苦恼，一些外国甚至将中国界定为“难以从其获得资产追缴方面司法协助的国家”;当中国腐败犯罪资产主要流入地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成员国等）纷纷抱怨难以在中国获得关于冻结、扣押和没收犯罪资产的刑事司法协助时，当中国主管机关客观上不可能、主观上没办法为外国在中国境内的追赃请求提供司法协助时，基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互惠原则与实践，我们怎么能够指望外国心甘情愿或者积极设法为中国追缴犯罪资产的请求，提供最大限度的协助与合作呢？ 应立法促进国际司法协助
由此看来，解决境外追赃难，不仅需要认真研究资产流入国关于冻结、扣押和没收违法所得的法律制度，同时还需要努力健全和完善中国自己的刑事冻结、扣押与没收制度，尽快制定并颁布中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使追缴犯罪资产的国际合作有法可依并实现平等互惠。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和对外资金往来与交易的快速增长，创建科学、高效和开放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制度，将成为提高国际信任度、保障经济与金融安全的基本条件。
中国拟议中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应当建立一种专门适用于国际合作的资产冻结、扣押制度，允许中国主管机关直接根据外国司法协助“中央机关”或者其他适格机关提出的请求，对处于中国境内的资产采取保全措施，完全不以中国主管机关对在外国涉嫌犯罪的行为已经立案为前提条件，只要具备以下条件：（一）外国刑事诉讼所针对的行为，假如发生在中国境内，也将构成中国法律所规定的犯罪;（二）有证据证明请求所针对的资产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有关的外国犯罪;（三）执行外国所请求的冻结、扣押行为不会对中国境内任何善意第三人的权益造成损害。
创建相互承认与执行没收令的制度，是中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
对外国没收令的承认与执行，可以考虑由财产所在地的中国高级法院审理和裁决。由于越来越多国家的法律开始将没收犯罪所得确立为一项独立法律制度，并使此种没收程序具有鲜明的“对物之诉”的特点，中国相关立法也不必将“定罪”确定为承认与执行外国没收令的基本条件。在相关立法中还可考虑对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特别没收程序做些改造，使其能够扩展适用于国际合作，即允许外国主管机关通过中国检察机关向中国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以及支持其申请的证据材料。此外，对于被中国法院没收的犯罪资产，中国刑事司法协助立法应当允许采用“分享”的方式向外国实行返还;在中国请求外国协助追缴被非法转移的资产时，允许中国主管机关接受外国提出的对被没收财产实行合理“分享”的安排，以适应资产追缴国际合作的新实践。
篇10
主题词：民事执行，执行根据，刑事裁判，判处罚金，没收财产
一
民事强制执行程序的开始，以存在民事执行根据为必要前提。所谓民事执行根据，是指当事人据以申请执行和执行机关据以采取执行措施的生效法律文书，我国民事诉讼法学和强制执行法学中一般将其简称为执行根据或执行依据，而德国民事诉讼法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强制执行法则将其称为“执行名义”，在日本的民事执行法中， 又将其称为“债务名义”。
在我国，执行根据从总体上来说包括两大类，即人民法院制作的生效法律文书和其他机构制作的、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其中，对于人民法院制作的生效法律文书，长期以来，理论界与实践部门都认为它不仅包括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支付令等，而且还包括刑事附带民事的判决、裁定以及具有财产执行内容的刑事判决、裁定。也就是说，判处被告人罚金、没收财产等刑罚的刑事判决、裁定，也被认为是民事执行根据的一种，其主要理由是，对被告人科以财产刑（罚）的刑事裁判，因其执行方法在许多方面与民事案件的强制执行相同，都是以财产为执行标的，故此作为执行根据的一种而规定按照民事执行程序来进行执行。[1]执行实践中，对于具有财产执行内容的刑事裁判，法院一般也是作为民事执行根据的一种来予以操作的。这种理解和做法与《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不合理有直接关系。《民事诉讼法》第207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这一规定虽然没有明确解释什么是民事执行根据，但足以使人产生这样的理解，即具有财产执行内容的刑事裁判是民事执行根据的一种。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试行）》第161条也作了与此基本相同的规定。事实上，早在1956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各级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审判程序总结》这一法律文件中即明确规定： “关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给付判决或者裁定、先行给付的判决或者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或者裁定中有关财产部分、以及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成立的给付财产的调解的执行，除债务人已经自动履行外，可以由债权人申请或者由人民检察院提出，也可以由审判人员主动提出。”[2]从而将刑事裁判确立为民事执行根据的一种。从立法沿革上来说，在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上述文件之前，事实上很多地方法院所制定的有关民事执行的规范性文件中就已经作出了类似的规定，例如1949年施行的《哈尔滨市人民法院民事强制执行》和1955年施行的《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民事执行工作办法》等等。[3]可见，长期以来， 我国的民事诉讼立法（包括民事执行立法）一直是将具有财产执行内容的刑事裁判作为民事执行根据的。[4]正因为如此，诉讼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认为民事执行根据包括某些刑事裁判似乎也就成为不容置疑的事情了。诚然，由于刑事附带民事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在本质上仍然是民事裁判，因而将其作为民事执行根据并无不当，但是将罚金、没收财产等刑事裁判也作为一种民事执行根据则显然是不妥的。
二
罚金、没收财产等刑事裁判，虽然也有财产执行的内容，但它们在很多方面明显不同于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等执行根据，故此将刑事裁判作为一种民事执行根据显然是不合适的。
一方面，刑事裁判的性质决定了不能将其称为民事执行根据。根据一些学者的解释，具有财产执行内容的刑事裁判包括：一是对被告人科以罚金、没收财产的刑事判决，包括单独适用罚金、没收财产或者与主刑一起附加适用。二是某些刑事裁定，主要有三种，即：⑴查封或扣押被告人财产的裁定；⑵维持原判的裁定（原判中有罚金、没收财产等刑罚时）；⑶减少罚金的裁定。[5]这些刑事裁判，除了查封或扣押被告人财产的裁定外，其余都是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判决、裁定，在性质上它们属于刑罚的执行，而且不管其执行的方式和程序如何以及具体应由哪个机构来予以执行，都不可能改变其刑罚之执行的性质。显然，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这些刑事裁判中含有财产执行的内容而将其看作民事执行根据，因为从诉讼法理上来说，刑罚之执行与民事执行是根本不同的，在性质上二者不应混淆。至于刑事诉讼中查封或扣押被告人财产的裁定，同样也不宜称为民事执行根据，因为这种裁定虽然与民事诉讼中财产保全的裁定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在本质上和目的上乃是为了保证刑罚的顺利执行而作出的刑事裁定，与民事执行根据仍有质的区别，而且这种裁定在实践中一般都是由有关的刑事审判庭直接予以执行的。不过，如果是为了保证将来刑事附带民事裁判的执行而作出的财产保全裁定，则应当属于民事执行根据。
另一方面，就具体的执行程序和措施来说，具有财产内容的刑事裁判的执行也明显有别于民事执行根据的执行。对于罚金、没收财产等刑事裁判，人民法院在执行时，可能也会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财产或扣留、提取被执行人的收入等措施，因而与民事执行根据的执行措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就总体而言，罚金、没收财产等刑事裁判同民事执行根据在执行程序与措施上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执行当事人的区别。在民事执行程序中，一般都有对立的双方当事人，即申请执行人和被申请执行人，即使在某些由法院的审判庭依职权直接移送执行的场合（例如对于具有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内容的法律文书的执行），也仍然存在对立的双方当事人。而对于罚金、没收财产等刑事裁判的执行，法院是直接依据有关法律的规定来进行，其本身并非是执行当事人，因而在执行过程中，只有被执行人 （即刑事被告人）一方当事人。
其二，关于执行机关问题，对于民事执行来说，自始至终都是由人民法院来进行执行，根本不涉及公安机关；而对于没收财产之刑罚的执行，虽然《刑事诉讼法》在第220条规定没收财产的判决，无论是附加适用或者单独适用，都由人民法院执行，但该条又规定，在必要的时候，人民法院可以会同公安机关予以执行。
其三，有无执行时效之区别。对于民事判决、裁定等执行根据，有执行时效的限制，即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申请执行，否则人民法院不予执行。例如，《民事诉讼法》第219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而对于罚金、没收财产等刑事裁判的执行，则不存在执行时效问题。
其四，执行机构能否减、免被执行人的责任之不同。对于罚金刑的执行，《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定：“被判处罚金的罪犯，期满不缴纳的，人民法院应当强制缴纳；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裁定减少或者免除。”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9月2日公布的《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59条进一步明确规定：“如果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罚金确实有困难的，犯罪分子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减少或者免除。人民法院查证属实后，可以裁定对原判确定的罚金数额予以减少或者免除。”因此，对于罚金刑的执行，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裁定减少或者免除被执行人的缴纳义务。而对于民事执行根据，除非申请执行人（或债权人）同意，人民法院不能仅仅因为被申请执行人（或债务人）的原因而裁定减轻或免除其义务；被申请执行人由于各种原因确实无力偿还其债务时，如果是企业法人，可考虑适用破产程序来解决，如果是公民或其他组织，则该被申请执行人应当在其有偿付能力时继续履行其偿付义务。当然，基于客观现实之考虑，《民事诉讼法》第235条第（五）项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因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民法院应裁定终结执行。这是仅有的例外。
其五，有多个债权人依据多份民事执行根据申请执行时，对于其处理原则，有关法律已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而对于罚金、没收财产等刑事裁判与民事执行根据都需要执行但不能同时得到满足时，应当如何予以处理，有关法律并没有作出规定。申言之，依照《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之规定，多个债权人分别依据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民事执行根据对同一被执行人申请执行， 并且各债权人对执行标的物均无担保物权的，应按照执行法院采取执行措施的先后顺序受偿；如果多个债权人的债权种类不同，那么基于所有权和担保物权而享有的债权优先于金钱债权受偿；如果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其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当事人可依法申请被执行人破产；如果被执行人为公民或其他组织，并且其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那么在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执行完毕前，对该被执行人已经取得金钱债权执行依据的其他债权人可以申请对该被执行人的财产参与分配。但是， 当同一被执行人的财产有限，从而使罚金、没收财产等刑事裁判的执行与民事法律文书的执行不能同时得到满足时，应当如何予以处理，目前并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可循。从理论上讲，出现这种情况时，可能存在三种不同的处理方案，即：⑴刑事裁判的执行优先于民事法律文书的执行；⑵民事法律文书的执行优先于刑事裁判的执行；⑶刑事裁判与民事法律文书一视同仁，按照比例予以执行。无论采取哪种方案，都有待于法律作出明确的规定，并且需要理论上的充分论证，而不能直接适用上述关于存在多份民事执行根据时之处理原则。
鉴于上述罚金、没收财产等刑事裁判的执行在性质上迥然有别于民事执行根据，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二者在执行程序上的一系列区别，因而不能将具有财产给付内容的生效刑事裁判称为民事执行根据。
三
从最高人民法院所颁布的有关司法解释之规定的精神来看，也是将罚金、没收财产等刑事裁判排除在民事执行根据之外的。例如，早在1994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6]第245条即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和调解书中需要执行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附带民事判决中财产部分的执行，依照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办理。”这一条款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具有财产给付内容的刑事裁判不应列为民事执行根据，但从这一条款仅仅规定只有附带民事判决才依照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来予以执行之逻辑关系来看，民事执行根据并不包括刑事裁判中之财产部分。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民事诉讼法学者在阐释民事执行根据时，并没有注意上述刑事司法解释的规定，而仍然认为具有财产执行内容的刑事裁判是一种民事执行根据。 1998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针对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而颁布的《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58条作了与上述条款基本相同的规定，再次重申了只有附带民事判决的执行才依据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予以办理，而刑事判决不应作为民事执行根据之精神。[7]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7月8日公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条明确规定：“执行机构负责执行下列生效法律文书：⑴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民事制裁决定、支付令，以及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⑵……”从而将《民事诉讼法》第207条中所谓“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解释为仅限于刑事附带民事部分，而不包括作为刑事处罚的罚金和没收财产的执行。当然，最高人民法院在讨论通过这一司法解释时，关于罚金、没收财产等刑事裁判是否应确定由执行机构来负责执行的问题是存在争论的。一种意见认为应当由执行机构负责执行，因为刑事审判庭不大可能单独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执行未能当庭收缴的财产，而且由执行庭执行符合审执分立的原则；民事诉讼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关于“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 的表述，并不能认为是将刑事财产部分区分为附带民事的财产问题和刑罚的财产问题，故由执行机构一体执行是可行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执行机构的性质决定其应是负责民事法律文书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法律文书的执行，刑事财产刑的执行不应掺和进来。最后第二种意见被最高人民法院讨论通过。[8]尽管最高人民法院主要是从执行机构的职责角度强调刑事裁判不应由法院之执行机构负责执行，但上述规定确实从侧面说明了刑事裁判不应作为民事执行根据。从前文所讨论的罚金、没收财产等刑事裁判与民事判决、裁定等法律文书的区别来看，将刑事裁判排除在民事执行根据之外显然是可取的，也是非常必要的。考虑到刑事审判庭可能对某些罚金刑、没收财产刑不能当庭执行，将来有关法律也许会规定对这些不能当庭执行的财产刑改由执行机构执行，但即便如此，也只是刑罚的具体执行机构的变更，而不能将刑事裁判称为执行根据（或民事执行根据、强制执行根据）。也就是说，对于罚金、没收财产等刑事裁判，不管是由刑事审判庭还是由执行机构来执行，它们都是对刑罚的执行，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事执行或强制执行有着本质的区别。由此观之，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07条显然有修正之必要。
注释：
[1] 参见孙如瑞：《中国强制执行制度概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2] 参见《民事诉讼法参考资料》第二辑第一分册，法律出版社1981年8月版，第223页。
[3] 参见《民事诉讼法参考资料》第一辑，法律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435页；《民事诉讼法参考资料》第二辑第二分册，法律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723页。
[4] 在1982年颁行统一的《民事诉讼法（试行）》之前，各地法院所制定的有关民事诉讼或民事执行的规范性文件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类似法律的作用，尽管它们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
[5] 参见孙加瑞：《中国强制执行制度概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91页。
[6] 这一司法解释已被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9月2日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所取代。
[7] 参见《司法文件选》1998年第l0一11辑，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