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财产罪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侵犯财产罪，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侵犯财产罪(财产犯)的法益是理论上争议较多的问题。根据张明楷教授的观点,侵犯财产罪的法益首先是财产所有权及其他本权,其次是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改变现状(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但在非法占有的情况下,相对于本权者恢复原状的行为而言,该占有不是财产犯的法益。[1]这段话内容很丰富,不太好理解。我们逐句讲解一下。

    (1)“侵犯财产罪的法益首先是财产所有权及其他本权” .这里的“财产所有权”可以根据民法确定,即包括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与处分权。“本权”包括合法占有财物的权利(他物权)以及债权;在合法占有财产的情况下,占有者虽然享有占有的权利,却没有其他权利,尤其没有处分权。

    这段话说明:首先,对所有权的四种权能的侵犯,都可能构成财产犯罪。其次,侵犯他物权以及债权的行为也能构成财产犯罪。例如甲将某汽车质押给乙,丙盗窃了这辆车。由于乙必须赔偿甲,所以甲没有损失。那么丙的行为可以说没有损害甲的所有权。那么丙是否能构成盗窃罪呢?如果因为甲的所有权没有被损害,就认为丙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显然不合理。这时,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理论来解释这个案件。由于丙侵犯了乙的质权,这是一种他物权,丙也构成犯罪。

    (2)“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改变现状(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是指,如果要违背占有人的意志改变其占有现状(如没收、追缴,将财物转移给他人占有),就需要通过法定程序(其中的占有,不限于对财物的占有,还包括对财产性利益的占有)。这段话看起来很难懂,其实很简单。这里的占有专指非法占有。例如非法占有、盗窃者非法占有所窃之物等。这些占有都是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改变其占有的,即让占有者不能占有。例如将收缴国家,将赃物返还受害人等。这种占有是非法的,以前的刑法理论认为法律不应该保护这种占有。但是,最近的刑法理论则认为刑法也应当保护这种占有。例如从窃贼处窃走其所窃赃物的,构成盗窃罪。抢劫他人非法持有的的,构成抢劫罪。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看一下《关于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七条的规定。该条明确规定:“以、假币、物品等违禁品为对象,实施抢劫的,以抢劫罪定罪”:“抢劫赌资、犯罪所得的赃款赃物的,以抢劫罪定罪”。

    (3)“但在非法占有的情况下,相对于本权者恢复原状的行为而言,该占有不是财产犯的法益。”这句话的意思是,这种非法占有不能对抗本权者恢复权利的行为。例如,甲盗窃了乙的手机,如果乙自己将它再从甲处偷回来,就不构成犯罪。这叫“恢复权利的行为”。但是,如果是无权索回手机者,例如丙将该手机窃走,则构成盗窃罪。这句话的目的是要将被害人恢复权利的行为排除在财产罪之外。

篇2

[关键词]侵犯财产罪；法益；控制权；所有权

[中图分类号]13922.2；19924.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738(2011)05-0040-05

传统刑法理论以“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作为犯罪客体，由此，侵犯财产犯罪的客体即“社会主义的财产关系”，理论上普遍认为“侵犯财产罪的主要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但是随着域外刑法理论被越来越多地介绍到我国，法益说已经逐渐被国内学者所接受，社会关系说已经不能充分说明犯罪究竟给每个公民带来何种危害，更突显出法益说的相关理论在解释犯罪的本质方面的先进性。

一、法益与所有权本体论

所谓法益，是指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因此，刑法作为各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为根本的目的就是保护法益。法益与犯罪构成要件中的犯罪客体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有学者认为，犯罪客体实质上就是刑法上的法益，即犯罪客体的内容应当是刑法所保护的利益(法益)，犯罪客体在本质上就是刑法所保护的生活利益。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刑法分则第五章所保护的法益，就是有刑法明文规定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威胁的一种由人享有的财产利益。

所有权历来都是一个自然人一生中所享有的众多权利中极端重要的一项。资产阶级在其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其作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写入了各种宪法性文件中，并将其置于重要的地位。如法国1789年大革命期间颁布的《人权宣言》第十七条中便规定:“所有权为不可侵犯的神圣权利，非经合理证明确为公共需要并履行正当补偿，不得加以剥夺。”在各国的法律体系中，对于所有权的相关规定和保护力度都充分地体现出其重要性。我国刑法将其独立成章而置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之后，便可见一斑。

所有权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古罗马法中，而罗马法的强盛与信誉为世人所瞩目，正如19世纪西欧最伟大的法学家鲁道夫・耶林在《罗马法的精神》一书中所说:“罗马曾三次征服世界及与各个民族结缘。第一次是通过武力，第二次是通过宗教，而第三次是通过它的法律。”在罗马法民法体系下的物权法中，所有权可以说是其他诸如质权、继承权、用益物权等权利的基础，所有权对于明确物之归属，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来说起着元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古代的法律中就有关于其“定分止争”之作用的描述。因此，刑法把财产类犯罪所侵害的法益界定为公私财产的所有权是十分科学的。但是，如何在刑法理论上理解和把握财产所有权这一概念，不但是理论研究的焦点，也是司法公正的前提。我国刑法理论通说在参照民法理论的基础上将所有权进一步拆分成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至于犯罪与所有权及其四项权能的关系问题，我国刑法通说认为:“对任何一种权能的侵犯，都是对所有权不同程度的侵犯，而对处分权的侵犯，则是对所有权整体最严重的侵犯，也是绝大部分侵犯财产罪的最本质的特征。”由此，在所有权中最主要的权利是处分权，侵犯财产犯罪所侵害的法益主要表现为财产处分权，其次是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不可否认，刑法理论通说对所有权的理解和定位完全等同于民法原理的所有权理论。我国《民法通则》第7l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其中所谓的占有权能是指实际占有、控制物的权能；使用权能，是指按照物的性质和用途，在不毁损所有物本体或者变更其性质的情况下对物加以利用，以满足生产生活需要的权能；收益权能是指收取由原物产生出来的新增经济价值的权能；处分权能是指依法对物进行处置，从而决定物命运的权能。虽然四项权能的作用各异，但他们都可以与作为整体的所有权相分离而单独发挥作用。所以，通说在所有权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对于四项权能的侵犯也是对所有权不同程度的侵犯。这些理论似乎无懈可击，并足以解决实践中的所有问题。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所有权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着一些缺陷。

二、财产所有权不能涵盖侵财类犯罪所侵害的所有法益

刑法理论通常认为，侵财类犯罪所侵犯的法益只有财产的所有权，而从民法理论上讲，除了财产所有权之外，他物权也应当属于刑法所保护的财产权利。物权法理论认为，首先，物权可以分为自物权和他物权，而所谓的自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自有物享有的物权，他物权则是指权利人根据法律或合同的具体规定，对他人所有之物享有的物权。所有权是唯一的自物权，因此理论上几乎将自物权和所有权等而视之，从《刑法》的第2条和第13条可以看出，我国刑法保护的财产权主要是指所有权，那就意味着将他物权排除在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范围之外。而事实上他物权也是物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将其上升到法益的高度。比如，债务人或第三人已将某物质押给债权人以担保其债务的履行，而后又趁债权人不备而将质押的物窃回。由于物虽然质押给了债权人，但是债务人或第三人仍然对其享有所有权，那么依据传统刑法理论，他们窃回质押之物的行为便属于拿回自己的财产，不能构成盗窃罪，因为他们的行为并没有侵犯他人的所有权。得出这一结论，对债权人的相关利益的保护是十分不利的。其次，在民法中，物权是和债权相并列存在于民法体系之中的。刑法仅将所有权列为保护的法益，间接地将债权置于保护法益之外，这使得刑法的保护范围过窄，同时也不利于市场交易的正常进行，而且也和刑事立法精神相悖。

而在实践当中，所有权与物权的关系还面临着许多理论问题:

第一，犯罪分子盗窃或者毁损归自己所有而为他人占有的财物是否构成犯罪。

犯罪分子盗窃或毁损由他人占有的自己财产的，由于财物的部分权能与所有权相分离而表现为他人占有该财物，但是该占有并不能排斥犯罪分子对于其财物的所有，因此按照传统的刑法理论来说，该行为通常不能认定为盗窃罪或者故意毁坏财物罪(占有人因此遭受赔偿损失的除外)，因为该行为可以看作是对自己财物的任意处置。

第二，犯罪分子盗窃或者抢劫他人非法持有的违禁品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基于传统观念，盗窃或抢劫他人持有的违禁品的，也应认定为盗窃或抢劫罪，因为该违禁品的所有

权属于国家。但是，得出这一结论的根据似乎存在着问题，因为违禁品是应依法予以没收，他人不得所有的，所以不可能侵犯到他人的所有权。而且该违禁品在尚未被国家没收的情况下，国家的所有权还没有产生。既然违禁品的所有权不属于任何人，那么怎样才能认定犯罪行为侵害了违禁品的所有权呢?

正是因为通说对于侵犯财产罪所侵害的法益的狭义理解，只认同公私财产所有权，排斥了他物权，导致其在司法实践中越来越频繁地遭受到传统理论的限制与干扰。因此，我们应重新对所有权进行科学的理论定位，以适应刑事立法精神和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

三、控制权也是侵财罪所侵犯的法益之

笔者认为，应当将侵犯财产犯罪所侵害的法益界定为财产的控制权。所谓控制权，是指财产所有人监督自己的财产并使其完全在自己所能接触到的地方，从而由自己占有、管理或影响的一种排除他人非法干涉的权利。

正确认识控制权还要从权利谈起。何谓权利?从法理的角度来说，可以将其理解为“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内，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资格。控制权即占有财物的人对所占有的财物拥有的由法律赋予的、能够维持财物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下的状态，而且该状态不为他人不法侵害的一种资格。由于控制权具有排除他人不法干涉的性质，决定了与它相对应的义务主体只能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即控制权是一种绝对权。而且笔者认为，控制权还是一种请求权，请求权是指权利人请求他人为特定行为(作为、不作为)的权利。也就是说控制权的享有人其实是没有资格去对所控制之物进行支配的，否则就是所有权了。设定控制权的作用只在于使财物处于控制权人占有、控制的范围内，并且对他人试图破坏这种状态的行为进行制裁。

当然，我们在论述控制权时不能忽视控制权与所有权之间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所有权与控制权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首先，二者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权利的性质上，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物所享有的独占性支配权。而控制权则是指财产所有人监督自己的财产并使其完全在自己所能接触到的地方，从而由自己占有、管理或影响的一种排除他人非法干涉的权利。从二者概念上的区别我们可以发现，在权利类型上，所有权是比较典型的支配权，而控制权则应该归入请求权的范围，因为控制权的享有人是不能对所控制的物作出积极的支配处分行为的。笔者认为这也是所有权与控制权最大的差别之所在。其次，我们也应该看到，所有权与控制权也有一定的联系。二者都具有排除他人非法干涉的特性，这也是法律出于对二者的保护所决定的。同时，笔者认为所有权这一权利产生的基础就是出于对某物的一种控制，意即控制权是所有权的权利之源。某人对某物主张所有权，那么潜台词就是说该物是处在该人的控制之下，然后基于这种对物的控制才产生了一系列的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能，从而形成了所有权。正是因为控制权是所有权产生的前提，所以从对权利的保护出发，将所有权理解成为控制权进行保护是可行的。基于此，刑法将作为其保护法益的所有权深化到控制权，使刑法的保护范围在纵向上得以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控制权是可分的，而且同一个物上可以有多个人来主张控制权，这些控制权的综合才构成对该物整体的控制权。这也是较所有权说更为先进的地方。物权法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一物一权原则，是指一物之上只能设定一个所有权，一个所有权的客体仅为一个物，一物之上不得设立两个以上内容相冲突的物权。这一原则的确立主要是出于对确保物权的支配权和交易安全的需要。于一物之上只能设立一个所有权，且这个所有权不能分为多个独立的所有权。比如在按份共有的情况下，各共有人对于共有物共同享有一个所有权，但是份额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所有权。“如果认为各共有人对其份额享有单独的所有权，必然形成各共有人分别享有所有权的状态，则将在一物之上存在多个所有权，且整个共有财产也必然成为无主财产”。然而，控制权则不存在这一问题。各共有人对于共有物享有一个整体的控制权，由于控制权是可分的，这一整体控制权按照份额分成若干独立的控制权，并由各共有人按照其份额分别享有。

四、控制权对刑事司法的合理解读

可以说，控制权理论的提出，可以很好地解决通说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所遇到的大部分难题，而且也是符合刑法的价值取向的。

第一，汉语中，许多情况下是将所有与控制作为一对同义词看待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如是定义所有权:“国家、集体或个人对于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占有权。”即所有的本质乃是一种领有、占有。而我们说一个人领有或占有某物，意为该物处于该人的控制之下，所有权正是基于对某物的控制而产生的，控制是所有权产生的基础。因此，从汉语的角度上说，将所有权适当地理解成控制权是符合汉语言习惯的，而且也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

第二，刑法不单单是民法的保护法，而且也是其他部门法的保护法，如果把其他部门法比作社会保护的“第一道防线”，刑法则是“第二道防线”。单用民法的理论来解释刑法上的概念，未免片面，不利于对其他部门法的保护。控制权脱离了用其他部门法的理论来理解刑法上的概念的误区，可以很好地兼顾到其他部门法，从而全方位地发挥刑法的保护作用。

第三，我国《刑法》第2条、第13条多次提到了“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根据前文的论述，所有权正是来源于控制权的，因此将所有权理解为控制权与刑事立法不存在冲突的地方。

第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所有权的权能与作为整体的所有权相分离的现象大量存在。控制权说巧妙地避开了所有权与其四项基本权能之间关系的问题，讨论的重点放在侵犯财产的犯罪是否使某人丧失了对某物的控制权，这不仅使司法程序趋于经济高效，同时也不至于限制刑法的处罚范围。

第五，也许有人会对侵占类型的犯罪是否存在着使受害人丧失控制权的问题产生疑问，对于此类犯罪，我们认为它同样侵害了受害人对于其财产的控制权。以侵占罪为例，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代为保管的他人的财物，或者合法持有的他人遗忘物、埋藏物非法据为己有的，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行为。侵占罪的特点是“变合法持有为非法所有”。财物的所有人将其财物交给行为人保管，或行为人拾得了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则此时，行为人是基于一个合法的事实而接受了财产所有人让渡的对于该财产的部分控制权。但是，该财产的所有人并未丧失其对于该财物的控制权，只是将部分控制权让出。其后，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其代为保管的财物或者合法持有的遗忘物、埋藏物非法据为己有，此时行为人基于一个非法的目的将其对于财物本身所享有的部分控制权扩大化。我们知道，控制权作为一个整体被一分为二，一方权利的增加必定导致另一方权利的减少，行为人将归

自己所享有的控制权扩大化必然导致财物所有人所享有的控制权减少。虽然这一行为不一定导致所有人的控制权完全丧失，但是所有人的控制权必定会因为遭到侵害而减少。因此侵占类型的犯罪所危害的法益同样是控制权。

第六，故意毁坏财物犯罪同样会导致财物所有人控制权的丧失。故意毁坏财物罪是指故意非法地毁灭或者损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的行为口]5∞。故意毁坏财物导致财物归于消灭，财物所有人的控制权因失去了其依托的载体而归于消灭。而故意毁坏公私财物会导致财物的部分灭失，从而使财物所有人对于该项财物本应该是完整的控制权也随之部分地灭失，以上两种情况，都将致使财物所有人的控制权受到侵害。

第七，财产性利益之上同样也可以存在控制权，比如说期权、债券、股票等也可以为人所控制，此人也就当然地拥有了对其的控制权。因此，控制权理论是不会导致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的范围过窄的问题出现的。

而在司法实践中，控制权理论的运用，同样可以将一些棘手的问题简单化。

其一，在实践当中，如果遇到犯罪分子盗窃本为自己所有，而他人合法占有的财物，如前所述的债务人或第三人将其财物质押给债权人，那么债权人在接受了他们的质押物之后就取得了对于该物的控制权，也就是通过一个合法的行为取得了他们让渡的部分控制权，而且基于这一控制权得以享有排除他人非法干涉的权利。债务人或第三人将财物窃回的行为，使财物脱离了债权人的控制，从而使债权人在该物上的控制权归于消灭。这一行为明显地侵害了侵犯财产罪所保护的法益，应当认定为盗窃罪。这也是对债权人利益和交易安全的保护。

其二，对于行为人盗窃或抢劫他人持有的违禁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盗窃罪，这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大部分的人倾向于认为这一行为侵害了国家违禁品的所有权。笔者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应当认为该行为还是对违禁品持有者控制权的侵犯i违禁品是指按法律规定不能由个人持有的物品如军用枪支、弹药、、物品等。我国《刑法》第64条规定:“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据此，有人就认为违禁品的所有权是属于国家的。诚然，在违禁品为国家没收之后，国家也随之对违禁品享有了所有权。但是，违禁品还为他人非法持有的时候，恐怕不能说国家对其拥有所有权。因为，所有权的取得有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两种。“没收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强制将财产收归国有。没收的方式具有不承认原所有人的权利和不考虑原所有人的意志。依法直接取得的特点，它是直接凭借国家强制力而产生的财产取得方式。”可见没收也是原始取得的一种。我国《民法通则》第72条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可见，国家只有在对违禁品实施了没收行为之后，才能拥有对违禁品的所有权。而违禁品还为他人非法持有的时候，国家是没有其他所有权的。因此，盗窃他人非法持有的违禁品所侵害的法益并不是国家的所有权，而是持有人对违禁品的控制权，即基于违禁品处于该人控制下而产生的一种权利。控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状态，虽然它所依托的物并非合法，但是不能否定设定于该物上的控制权的存在。控制权作为一项以排除他人非法干涉为主要目的而设立的权利，对外不具有主动性，这正是因为控制权是请求权。因此，在违禁品被他人持有的情况下，虽然持有违禁品的人控制了违禁品，但是这种控制权仅为一种请求权，如果该持有人处分了该违禁品，也是应当追究其责任的。作为违禁品的持有人，他对违禁品的控制权也应该受到刑法的保护。如果刑法不予保护，可能会导致违禁品流向社会，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综上所述，我国将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列为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我们之前在理解所有权的问题上存在着缺陷和不足的地方。通说的理论提出得较早，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对于现阶段遇到的许多问题，似乎不能妥善解决了。于是笔者结合社会现实和自己的理解，提出将公私财物的所有权理解成控制权。并且就控制权说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合理性分别加以论述，比如兼顾了对他物权和财产性权利的保护，妥善地处理了行为人非法侵害本为自己所有而由他人合法占有的物品这一行为的定性等问题。可以说，无论是从中文习惯，立法传统，刑法的精神还是司法实践来看，控制权说的提出都是十分有价值的。但是就笔者了解，我国刑法学界对这项问题的研究还不是十分的充分，因此许多问题和论点多是出自笔者的一家之言。但是，笔者认为控制权说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价值是十分巨大的。但愿笔者的这篇拙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从而使该理论得到不断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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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梁慧星.民法总论[M3.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71.

篇3

[争议]对于该案的定性存在以下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抢劫罪既遂与未遂以是否取得财物为标准，本案中十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的方法，企图强行夺取他人财物，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取得财物，其行为应构成抢劫罪（未遂）。

另一种意见认为，抢劫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只要具备取得财物或严重侵犯他人人身权利两者之一，即属抢劫既遂。因此十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既遂）。

[评议]笔者同意后一种意见，其理由是：

一、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别。

关于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一直存在争议，只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应以行为人是否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作为区分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

2、抢劫罪分为基本构成的抢劫罪（刑法第263条前半段）与加重构成的抢劫罪（法条后半段）。抢劫罪的前半段以是否取得财物区分既遂与未遂，后半段不存在未遂（亦有人认为在后半段的八种加重情节也存在未遂）。

3、抢劫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既侵犯财产权利又侵犯人身权利，具备占有他人财物或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后果两者之一的，均属抢劫既遂；既未占有财物，又未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后果的，属抢劫未遂。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刑法，犯罪是否既遂，既不能以是否达到了犯罪目的为标准，也不能以行为产生了行为人所追求的、犯罪行为的性质所要求的结果为标准，而应以行为是否具备了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为标准，因此区分抢劫罪既遂与未遂应以抢劫罪构成要件是否完全具备为标准。我国刑法第263条规定抢劫罪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为基本构成要件，该款法律并未表明以抢到财物作为其犯罪构成要件是否齐备和犯罪既遂与未遂区分的标准，因此只要该行为具备了取得财物或严重侵犯了他人人身权利两者之一的，就可以认为其已经齐备了抢劫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从而构成既遂。

二、十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抢劫罪（既遂）的客观条件。

抢劫罪是由犯罪分子的主观罪过和客观犯罪行为的内容与特点所决定的，其犯罪客体表现为双重客体，既侵犯了公私财产权利，又侵犯了公民人身权利。本案中，十被告人欲抢劫财物，将四被害人带到预定的房间内，在较长时间内轮番对其实施了殴打、威胁的行为，只是在暴力行为完成后，发现被害人身上并无财产，被害人财产未遭受侵犯不是因为被告人没有能力，而仅仅是因被害人未携带财物。虽然被害人财产权未受到侵犯，但此时人身权与财产权相比，人身权已处于主要地位，受到了严重侵犯。根据现代司法理念，相对财产权而言，法律更侧重保护公民的人身健康权。本案中，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已经完成，其社会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侵犯人身权方面，而这是抢劫罪在量刑上比盗窃罪重的根本原因，因此侵犯人身权利成为主要客体，与法与理均应予严惩，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案应认定为抢劫既遂。

三、从量刑上来看，以抢劫罪（既遂）对被告人量刑符合刑法的原则和立法精神。

篇4

    本案被告人的行为无疑已构成犯罪,但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什么罪名,审理中有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雷仕忠等9名被告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采用暴力、胁迫等手段绑架他人,其行为均已构成绑架罪。另一种意见认为,认定雷仕忠等9名被告人犯绑架罪系定性不当,应以敲诈勒索罪定罪量刑。

    本案被告人的行为究竟构成绑架罪,还是敲诈勒索罪?

    绑架罪,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或者以他人为人质,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他人的行为。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由此可见,绑架罪有勒索型绑架罪和人质型绑架罪之分。这里主要讨论勒索型绑架罪。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主要侵犯了他人的身体健康权、生命权、人身自由权,勒索型绑架罪同时还侵犯了他人的合法财产权利。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他人的行为。犯罪的主观方面由直接故意构成,并且具有不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以勒索财物为目的,是指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将他人劫持,以杀伤、杀害或者不归还人质相要挟,勒令与人质有关的亲友,在一定期限内交出一定财物,“以钱赎人”。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实施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罪的犯罪主体也是一般主体。犯罪客体主要是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因为行为人采取了(以暴力)威胁、要挟的方法,往往危及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在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以威胁、要挟的方法对被害人强行索要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无论使用何种方法,只要足以使被害人产生恐惧而交出财物,就构成本罪。犯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强索他人财物的目的。

篇5

 

关键词：抢劫罪   加重情节   转化型

转化型抢劫罪涉及到转化前的犯罪行为和转化后行为和转化的条件。转化型抢劫罪主要表现为《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之规定和第二百六十九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由此可知，转化型抢劫罪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携带凶器抢夺转化而成的；第二类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而出于某种目的继续实施特定行为转化而成的。

前    言

    抢劫罪历来是我国刑法打击的重点之一，本文着重对抢劫罪的加重情节进行了分析，从各个加重情节中争议较多的问题入手，对一些认定加重情节的关键词语进行了明确的解释，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用具体的事例阐述了抢劫罪的各个加重情节。本文从司实践出发，根据刑法学有关理论，结合有关学者的观点，将重就抢劫罪的加重情节的有关情节，作一个论述，谈一些看法，以期有益于司法实践的准确适用。

1． 引  言

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了抢劫罪的八种法定加重情节，它们既有因情节加重的，也有因结果加重的。对于这些加重的犯罪，我国刑法规定了比一般的抢劫犯罪处罚更加严厉，体现了这八种情节对社会的危害性和依法惩处的重要性。本文深入探讨了这八种情节的具体认定。并对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百六十九条涉及的准抢劫罪和转化型抢劫罪两种类型进行了论述。

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当场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抢劫罪的犯罪客体，也就是抢劫罪所侵犯的为我国法律所保护的权益。犯罪客体的性质决定于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心理态度（即主观罪过）与犯罪行为，抢劫罪由其主观罪过和客观犯罪行为的内容与特点所决定，其犯罪客体表现为双重客体，即抢劫罪既侵犯公私财产权利，又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这是由该罪的主观罪过和客观犯罪行为的内容与特点所决定的。同时其中公民财物的财产权利是双重客体中的主要客体。这是因为，其一，我国刑法分则把抢劫罪归类为侵犯财产罪一章中，说明其主要的客体是财产权利；其二，抢劫犯罪的最终目的是占有财物，侵犯人身权利是由侵犯财产权利派生出来的，并为后者服务的，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其三，就抢劫罪的基本构成而言，只有实际占有了公民财物，视为犯罪既遂。否则，虽然实施了抢劫行为，但未占有公民财物，只能构成未遂。抢劫罪的加重情节是指抢劫罪的加重犯、转化犯及准抢劫犯形态。其中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涉及的八种情节主要是结果加重犯和情节加重犯，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百六十九条涉及的是准抢劫罪和转化型抢劫罪两种类型。

2.  对抢劫罪加重构成情节的理解

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对抢劫罪规定了七种加重情节和一种加重结果，对于这几种加重类型下面分别予以分析：

2.1  入户抢劫

“入户抢劫”是抢劫罪的情节加重之一，是指行为人用各种非法手段进入公民家中实施抢劫的行为，入户抢劫是近年来抢劫罪中的常见多形。入户抢劫的社会危害远远大于一般的户外抢劫，入户抢劫的危害辐射公民家庭生活的整个领域，户内所有在场的人极其财产，都构成了抢劫的对象，都有可能受到犯罪的侵害，同时，行为人入户抢劫时对于受侵害人来说，其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内，对突然遭受的侵害没有预见性，也不易于寻求外援，故而该犯罪的危害性较大。“户”是公民安身立命，抵御灾害的前后屏障，是最基本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庇护所，如果在自己的住所内都不能保证自己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整个社会生活秩序也将消失殆尽，入户抢劫在侵犯公民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同时，亦侵犯了公民的日常生活隐私权。

2.1.1  “户”的概念及特征。“户”是指居民生活的私人住宅，包括住室、庭院但并不包括其他场所，如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办公楼、学校、旅店、饭店、客房、公共娱乐场所等，不应当介入“户”的中概念中，否则，有悖立法原意。在衡量一处所是否构成刑法意义上的户，应考虑该处所是否足以提供权利保障以及秩序的安定感。因此，法律意义上的“户”是指长期或固定生活、起居或者栖息的场所，居民住宅是“户”的典型，包括封闭的院落、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牧民居住的帐篷、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等。其他场所，如在实际功能和心理感觉上存在与私人住宅相同之处，也应将其视为“户”，对于公共场所，由于并不存在这种特征，不应认定为户。“户”具有如下几种特征：

“户”具有特殊性。“户”是公民最基本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庇护场所，通常被视为公民最终并且往往最为依赖的权利所存在的处所范围，尤其是在人身和财产权利的保护中，该概念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入户”不能仅理解为进入住宅房间或者室内。对于抢劫独门独院居民住宅的，只要行为人进入了住宅院内，也应视为“入户抢劫”。对于“户”的侵犯，往往使被害人对社会秩序的信赖和安定感丧失，这是刑法典将户作为加重情节的理由之一。

“户”具有封闭性。“户”一般相对封闭，在安全防范上具有一定的措施和保障，入户作为加重情节也正是因为此种处所，被害人往往孤立无援，易受到侵害且因不敢反抗或反抗力度不够，使犯罪人目的更易得逞，这是入户的社会危害性的客观表现，也是法律对户进行特别保护的根源。因此认定入户，以行为人进入一个相对封闭区域为限。公共场所恰恰并不存在这种封闭性，因而也不适于认定为“户”。在实践中，也不应简单地认为只有进入室内才能认定为入户，例如在独门独院的住所中，只要进入住宅院内，即构成入户。

篇6

    案情：

    2002年6月22日，孙某下班后骑摩托车回家，在公路上被王某等4人拦截。王某等对孙某进行殴打，在孙某不敢反抗后胁迫孙某来到一家酒店请客吃饭，花费共计1800余元。由于孙某所带现金不足，遂将摩托车抵押在酒店，后赎回。

    分歧意见：

    对于王某等人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等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动机，对孙某实施了一定的暴力胁迫行为，并迫使孙某为其交付了数额较大的财产性利益，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尽管王某等人未直接劫取孙某的财物，但孙某负担在酒店的消费使王某等实际上获取了财产性利益，此与直接劫取财物并无差别，因而王某等的行为应以抢劫罪论处。

    第三种意见认为，王某等人虽然对孙某进行了殴打并迫使孙某为其提供一定的财产性利益，但其在主观上出于一种惹是生非、寻求刺激的目的，王某等人的行为应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责任。

    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1.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均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本案中，王某等人尽管在客观上迫使他人交付了一定的财产性利益，但其在主观上并非出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特定目的，而主要表现为一种肆意生事、寻求精神刺激、公然藐视社会秩序的心理态度，这与我国刑法中对寻衅滋事罪犯罪目的的规定是一致的。

    2.从客观方面看，敲诈勒索罪表现为行为人以威胁或要挟的方式，向公私财物的所有人或持有人强索财物。威胁和要挟，都是能够引起他人心理恐惧的精神强制方法，但一般不表现为对被害人当场实施暴力。而本案中，王某等人直接对孙某实施了殴打的暴力行为，因而王某等人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构成敲诈勒索罪所要求的危害行为的限度。

    作为抢劫方法中的“暴力”，是行为人为排除或压制被害人的反抗，以便当场占有财物而采取的。王某等人确实对孙某实施了一定的暴力，但其对孙某的殴打行为具有相当程度的随意性，在孙某求饶不进行反抗后，王某等人并未当场劫取其财物，而在司法实践中，实施抢劫行为的人一般会将被害人的财物洗劫一空。由此可见，王某等人对孙某实施的殴打行为与抢劫罪中行为人为实现其强行占有他人财物而实施的暴力行为是存在较大差别的。

篇7

    (一)客体

    挪用公款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既侵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也侵犯公共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权。挪用公款罪作为贪污贿赂罪的一种,必有侵犯国家廉政建设制度的一面,因而挪用公款罪的直接客体当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财产的所有权包括实现权能: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挪用公款罪的“挪用”是指改变公款用途,侵犯的并非所有权的全部权能,而是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在内的所有权部分权能。

    本罪的犯罪对象是公款,即公共财产中呈货币或者有价证券形态的那部分。根据《刑法》第384条第2款的规定,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依此规定,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并不限于公款,还包括特定物。但除上述特定物外的一般物,不属于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

    (二)客观方面

    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

    1、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所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行为人利用主管、经手、管理公款的便利条件。既包括行为人直接经手、管理公款的便利条件,也包括行为人因其职务关系而具有的调拨、支配、使用公款的便利条件。

    2、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这是本罪的基本特征。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包括挪用公款归本人使用或者给他人使用。对于行为人以个人名义为私利将挪用公款归私有企业、公司使用,构成挪用公款罪不存在争议。如果挪用公款扣将挪用的公款给私有企业、公司以外的单位使用的行为如何定性,司法解释未对此做出明确规定。我们认为对挪用公款罪的构成应严格把握。必须同时具备为私利和以个人名义两个条件,否则不构成挪用公款罪。至于行为人违反财经管理制度,未经审批手续,将公款擅自划拨、挪借给其他单位使用的,虽然违反财经纪律,但毕竟属于公款公用,可以给予相应的政纪、党纪处分,而不应以犯罪论处。如果行为人从中获得财物,符合受贿罪构成条件的,自应以受贿罪论处。

    3、挪用公款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其一,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非法活动是指国家法律、法规所禁止的活动,包括犯罪活动和一般违法活动。例如,挪用公款走私、贩毒、骗汇、赌博等。这种挪用公款行为构成犯罪,既不要求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也不需要挪用时间超过3个月未还。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不知道使用人将公款用于非法活动,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构成挪用公款罪。明知使用人将公款用于打家截道 法活动的,应当认定为挪用人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尽管这种情形下未规定数额较大的标准,但不可认为没有数额的限制。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曾做出过司法解释,以挪用公款5000元至1万元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起点。其二,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且数额较大。营利活动是指国家法律所允许的牟利活动,例如,挪用公款存入银行、用于集资、购买股票等。这种挪用公款行为构成犯罪,要求挪用数额较大,但不受挪用时间和是否归还的限制。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不知道使用人将公款用于营利活动的,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构成挪用公款罪。明知使用人将公款用于营利活动的,应当认定为挪用人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数额较大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分布的《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了一个较具弹性的起刑点,即挪用公款1万元至3万元。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按照这一数额幅度,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其三,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且超过3个月未还。这种挪用公款行为是指挪用公款用于非法活动、营利活动以外的事情,挪用公款如还债、购置家具、修建私人住宅等。“超过3个月未还”是指案发前(被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发现前)未予归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且超过3个月未还”的,起刑点为1万元至3万元。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在此幅度内自行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三)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只能是由国家工作人员构成。至于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可否构成本罪主体,理论上存在争议。我们认为,这类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而是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以承包、租赁等方式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同。刑事立法上未明确规定这类人员可以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即表明本罪主体排除非国家工作人员在外。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受理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挪用国有资金的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如果利用职务之便,挪用本单位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的,可以构成挪用资金罪,而不构成本罪。根据前述立法解释,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公务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构成挪用公款罪。

    (四)本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明知是公款而有意违反有关规定而予以挪用,其目的是非法取得公款的使用权。

    二、挪用公款罪的认定

    (一)挪用公款罪与非罪的界限

    司法实践中,挪用公款罪与合法借贷行为、一般挪用公款行为难以区分。关于挪用公款罪与合法借贷行为的界限问题,理论界一直存在纷争。我们认为,必须根据挪用公款罪的三种类型即非法活动型、营利活动型、超期未还型个体分析,区别对待。在非法活动型、营利活动型中,不存在与合法借贷行为的明确界限。即使行为人办理了借贷审批手续,实质上也并非合法借贷。在超期未还型中,由于行为人挪用公款是正当需要,只要经过了单位领导审批,且办理了借贷手续,便不宜按挪用公款罪处理。对挪用公款罪与一般挪用公款行为的界限,应当从挪用数额、挪用用途、挪用时间、挪用对象、使用主体、主观因素等多方面进行分析,予以综合认定。

    (二)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界限

    两罪的客体现都是复杂客体,即既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也侵犯公共财产所有权。客观方面的要件都包含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内容。主观方面的罪过形式都是直接故意。二者的区别在于:其一,次要客体存在一定区别。本罪的次要客体限于公共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权;贪污罪次要客体是公共财产所有权。其二,客观方面的行为方式不同。本罪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贪污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实施本罪的行为人不存在做假帐、虚报帐目等行为,而实施贪污罪的行为人往往有做假帐、虚报帐目等行为。其三,主体范围不同。本罪的主体限于国家工作人员;贪污罪的主体除了国家工作人员外,还包括国有单位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其四,主观目的不同。本罪以使用公款为目的;而贪污罪则以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为目的。

    (三)挪用公款罪与挪用资金罪的界限

    本罪与挪用资金罪在主客观方面都有相同之处。主观方面的罪过形式都是故意,并且都以使用单位资金为目的。客观方面都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单位资金的行为,行为的表现形式也是一样的。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其一,犯罪客体与对象不同。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既侵犯公共财产的所有权,也侵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犯罪对象是公款;而挪用资金罪的客体是简单客体,即只侵犯单位资金的所有权,犯罪对象是非国有单位的资金。其二,犯罪主体不同。本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挪用资金罪的主体则是非国有公司、企业的人员。

篇8

【关键词】网络虚拟财产 法律属性 刑法保护 罪名选择

网络虚拟财产刑法保护现状

我国网络游戏起步10年，显示出巨大的市场能量，但同时，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屡屡被盗也将其保护问题推到了立法的前沿。由于我国刑法对虚拟财产的立法缺失，司法实务部门对盗窃虚拟财产案件的处理也陷入了各自为政的窘境。目前，刑法保护的主要途径包括:

适用侵犯通信自由罪。2006年1月，深圳南山区法院对中国首例盗卖QQ号码案做出宣判，以侵犯通信自由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曾某、杨某各拘役六个月。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我国《刑法》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了对公私财产的含义及其种类，QQ号等网络账号并未纳入刑法保护财产之列。因此，QQ号码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产保护对象，被告人行为不构成盗窃罪；但被告人篡改他人QQ号码密码后，使原注册的QQ用户无法使用本人的QQ号与外界联系，造成侵犯他人通信自由的后果，其行为构成侵犯通信自由罪。

适用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例如，2009年10月南京市鼓楼区法院以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对在政府网站植入木马程序、借机获取网页浏览者账号、密码，盗窃其游戏装备，非法获利金额高达千余万元的6名被告人分别判处1年至1年2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高额罚金。法院根据刑法修正案（七）对刑法二百八十五条新增二、三款的规定，认为虚拟财产本质乃计算机信息系统电子数据，“侵入民用计算机系统”盗窃虚拟财产、“提供工具”的以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论处。

适用盗窃罪。例如，宁波市张某因盗窃网络游戏账号，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5000元。该案检察官认为，游戏虚拟财产在本质上属于动产，具有可支配性，它能够在不同的游戏者之间进行有偿或无偿转让而不损害财产的价值，即虚拟财产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法院判定，张某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网络虚拟财产法律属性之界定

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的性质，理论界存在着“新型财产权利说”、“物权说”、“债权说”、“知识产权说”等观点。目前物权说为学术界的有力观点，由司法实务观之，矛盾也聚焦在虚拟财产是否具有物权属性的纷争上。物权说认为，虚拟财产本质上是一种电磁记录数据，在法律上属于无体物的范畴，由于它是游戏玩家付出时间、精力、金钱等对价而取得，并可按玩家的意愿自行处分，因此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实践也采纳了这种观点。我国台湾地区在其“法务部”函释中指出：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物和账户可被看作为“动产”构成私人财产的一部分，盗窃这些数据构成刑事犯罪。韩国法律也明确规定，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确立于服务商而具有财产价值。但部分学者持相反意见，认为上述理由不能说明虚拟财产权是否具备物权的基本特征――直接支配性。笔者赞同虚拟财产物权说，法律上“支配性”的内涵与表现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不断丰富，物权人对权利客体的直接支配不再限于实际占有的状态，而是拓展到了权利上的联系。①虚拟财产权的支配性特征表现如下：

其一，就网络运营商而言，他们对初始设定的网络游戏环境等，享有直接的支配权；就游戏玩家而言，玩家在线活动中，通过对账号、密码的使用，实现对虚拟财产的直接占有。玩家离线后，该电子信息则存储于服务器中，玩家将直接占有权转移给网络经营者，但并不因此丧失虚拟财产权。当玩家受到占有侵害时，玩家享有占有回复请求权、排除妨害请求权、停止侵害请求权。而且，玩家可以在任何一台电脑上调出自己的游戏程序并使用其中的游戏道具，以实现其对虚拟财产的直接支配。

其二，虚拟财产权的行使需通过网络经营者或管理者履行与玩家的协议、保障中央服务器的运行的协作得以实现的，亦即通过一定的“权利联系”实现的。就如同现实世界中持有存单、提单、有价证券的权利人，他们通过施以一定的票据行为来改变票据的现状并实现其目的，也需要他人的协助。但是，“协作”的存在并没有改变有价证券持有人的权利性质。因此，即使玩家对自己的虚拟财产进行支配，需得到游戏运营商的协作，但并不能改变其本身对虚拟财产享有支配权的性质，可以认为，虚拟财产权具备了支配权“对财产拥有决策力并最终控制财产的前途和命运”②的核心特征。

罪名适用之选择

适用侵犯通信自由罪之问题。QQ号即可盗卖获利，又兼具网络通信联络的功能，但适用侵犯通信自由罪规制，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抹杀了QQ号的财物价值属性。QQ号已在市场上明码标价，QQ靓号以高价拍卖，为QQ号估价的网站也应运而生。如果以牟利为目的，盗窃付费使用的QQ号，这与盗窃或盗用他人移动通信或固定通信号码，没有区别。依刑法相关规定，应按盗窃罪定罪处罚。第二，误读了刑法对财产规定的范畴。《刑法》第九十二条明确列举了财产的种类，虽未涉及QQ等虚拟财产，但也规定了“其他财产”作为弹性补充，意在预防新型财产无法受刑法保护的情形出现。第三，违背想象竞合犯的罪数理论。当盗窃QQ号给受害人造成的财产权利损失更甚于通信自由时，按想象竞合犯择一重罪从重处罚的原则，就应选择处罚更重的盗窃罪来定罪，而非适用侵犯通信自由罪了。

适用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之问题。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规定，侵入民用计算机信息系统，获取、处理或者传输其电子数据，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但将该条款套用于盗窃虚拟财产的犯罪，同样弊端明显：

第一，忽略计算机信息的财产属性，避重就轻。虽然刑法修正案加大了对公民信息安全的保护力度，但是对于计算机信息的法律属性却界定不明。走在信息立法前端的俄罗斯和美国都将计算机信息视为财产保护，俄罗斯信息基本法第六条规定，“信息资源是财产的组成部分和所有权的客体。最终用户对信息财产享有的权利为所有权。信息财产可以作为商品进行转让，并适用民法的所有权转让的规则”。显然，以计算机信息数据形态呈现的虚拟财产，在我国也应被认可其财产属性，这才是立法成熟，这才是科学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必然趋势。第二，存在违背刑法罪数理论之嫌。《刑法》第二百八十七规定，利用计算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的，按盗窃罪论处。以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为手段，窃取他人虚拟财产牟利的行为，按刑法牵连犯理论，也应以盗窃罪论处。第三，易导致罪刑失衡。盗窃虚拟财产的犯罪成本低廉、收益却极其巨大，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刑罚设置偏轻，仅是轻微主刑并处罚金，罪刑的失衡会徒增网络大盗犯罪的冒险心理。

适用盗窃罪之问题。如前文所述，虚拟财产具有物权的本质属性，首先，虚拟财产可以带给玩家参与网络游戏的愉悦感并满足玩家占有和增加财产的成就感，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虚拟财产可以通过游戏营运商提供的游戏币与人民币的兑换机制在网上购买，虚拟财产具有交换价值。其次，虚拟财产具备物权的直接支配性的核心特征。再次，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虽然具有隐匿性、智能性，但根本上未脱离传统盗窃“窃取财物”的本质。由此，在现有的保护虚拟财产的罪名中，笔者认为适用盗窃罪最具合理性。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不可否认，传统的盗窃罪仍然存在司法适用上的障碍：一是我国刑法并未明文规定虚拟财产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二是盗窃罪乃刑法理论中的“数额犯”，其盗窃对象的经济价值要达到刑法规定数额才能构成该罪。所以，虚拟财产的价值需要以客观的价值尺度去衡量。

司法解决对策

针对上述在规制盗窃虚拟财产犯罪方面出现的难题，笔者认为“两高”可以出台司法解释，扩大解释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将虚拟财产纳入其中予以适用。游戏币、游戏装备这样的虚拟财产，其价格鉴定可通过玩家在购买点数或与其他玩家的交易事实得以确定。我国信息产业与法学专家也建议：可由信息产业部牵头，组成一个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游戏开发商、游戏高手等共同参与的机构，制定一套有关虚拟财产的认定评估依据、认定评估资质及认定评估程序等的一系列规则或规范，以提供确定虚拟财产价值的平台。综上所述，早日结束当前司法混乱的现状，我们寄希望于刑法不断完善自身理论，也期盼我国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专门立法能早日出台，共同构建起保护虚拟财产的法律体系。（作者分别为绵阳师范学院讲师，教授；本文系四川犯罪防控研究中心课题《网络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及其相关定罪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FZ-FK07-05）

篇9

一、三权益说

这是通说。该学说认为“入户抢劫”侵犯了他人财产、人身、他人住宅这三项权益。该观点认为，我国刑法之所以要严厉惩处“入户抢劫”犯罪，就在于其不仅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和人身权，同时也侵犯了他人的住宅权。此处的住宅权主要包括他人应当拥有的安全、安宁和隐私权。既有物质层面的权益，也有精神层面的权益。其理论及实践依据有：

首先，我国宪法第39条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侵入公民住宅。”这在根本法的层面对公民的住宅权有了规定，其也彰显了对公民合法私有权益的保护。

其次，我国刑法第245条规定了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而该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正是他人的住宅权。一般又认为“入户抢劫”是抢劫罪和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的牵连犯，其中抢劫是其目的行为，而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是方法行为。这样又在基本法的层面上论证了“入户抢劫”的侵犯法益问题。

再次，“户”是公民赖以生存的栖息之地，对它的破坏也就意味着对整个社会安全体系的破坏。从这个层面上住宅权益应该是“入户抢劫”所侵犯的法益之一。

二、新三权益说

该学说认为：“入户抢劫”是对他人的财产、人身、住宅安宁等三项权益的侵犯。认为“入户抢劫”只是侵犯了住宅权中的住宅安宁权，认为如果把侵犯的法益解释为住宅权的话，那么就不仅包括精神性的安宁隐私权，也包括物质性的所用权。这样在具体司法实务中只有同时侵犯住宅的物质性与精神性权益才有可能构成犯罪，有缩小打击面之嫌，如甲某在建造房屋时非法将自己的院落扩大，这时其并不具有对院落的所有、使用的物质性权益的，但若此时有人来其院落抢劫，按照通说就有放纵犯罪之嫌。而如果把住宅权解释为住宅安宁权的话，就不会有此问题的出现。另外，结合立法的原意，立法者在保护住宅权时也是突出对其精神性权益的保护的。

三、二权益说

该学说认为：可以把“入户抢劫”犯罪侵犯的法益按其自身特点简单的归结为户内财产权益和户内人身权益。此种观点主要是结合“入户抢劫”犯罪的自身特点，将住宅权进行必要的拆分与融合。

四、三种学说的理论缺陷

首先，通说三权益说，主要是基于“‘入户抢劫’=抢劫+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理论而来的，虽然抓住了“入户抢劫”与“抢劫”具有“入户”的不同，但究其实质，只不过是对两大罪名（抢劫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所侵犯法益的简单的加减运算的结果。其看到的只是“入户抢劫”犯罪的表面现象，这样为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疑难问题无法有效的解决埋下了伏笔。

其次，新三权益说，虽然看到了简单的认定为住宅权有可能放纵犯罪，只就住宅权精神层面的住宅安宁权来进行表述。这样似乎比通说有了更深入的阐释，但也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如甲某向其父要钱，其父不给，就夜里侵入自家向其父抢劫。此案件中，我们可以认为甲父的住宅安宁权受到了不法侵害，但若认定甲某为“入户抢劫”的话，也显得太过草率。

再次，二权益说，虽然把住宅权“均分”给了财产权与人身权，将其表述为住宅财产权和住宅人身权。但就其实质而言，还是与通说无本质性的差别。

五、本文的观点

本文认为：以上三种学说都只从“入户抢劫”犯罪本身，或者说是从简单的抢劫罪与非法侵入住宅罪的犯罪客体来阐述的。只停留于“入户抢劫”犯罪较浅层次来论述，并没有结合立法原意和较深层次的社会背景来探究。这样难免不能准确的捕捉立法者的立法原意，面对疑难案例就会束手无策。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入户抢劫”犯罪侵犯的法益不仅是对他人的财产、人身、住宅等权益的侵害，也是对住宅成员对户的安全信赖利益的侵害，坚持“四权益侵害说”。

篇10

杨子纠集数人闯入沈先生夫妇家，抢走了他们身上所带的物品，并将他们挟持到某地，向他们索要5万元人民币。沈先生夫妇在被限制人身自由后，被迫将存有3万元人民币的存折交给杨子。杨子取出他们的3万元存款，并又回到沈先生夫妇家，取走了5000元人民币。后杨子在限制沈先生夫妇人身自由10几个小时后，释放了他们。

分歧意见

本案的定性问题，有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应定抢劫罪。杨子纠集数人，当场使用暴力，使沈先生夫妇不能抗拒，劫取了他们的财物，这些行为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其后，杨子将两人带往某地拘禁，要求交出存款以及又回到沈先生夫妇家，拿走5000人民币的行为是抢劫行为的合理后续延伸，同样是为满足其非法占有的目的，不应影响抢劫罪的定性。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应定绑架罪。杨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运用绑架手段，扣押沈先生夫妇10几个小时，并以此胁迫他们交出财物，这行为符合绑架罪的特征。而其后，杨子返回沈先生夫妇家取走财物的行为是绑架行为的附属行为，应被绑架行为吸收。

第三种意见认为，抢劫、绑架、盗窃三行为是分别进行的，具有相对独立性，应数罪并罚。

分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或以当场实施暴力相威胁，或以其它被害人不能抗拒的方法，当场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绑架罪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行为。

抢劫罪侵犯的是公私财产权利，同时侵犯人身权利。绑架罪侵犯的是人身自由权利，同时侵犯财产权利或其它权利。绑架罪是以暴力、胁迫、麻醉或其它使人不能反抗或不知反抗的方法，挟持他人离开家庭住所，转移到其它地方予以拘禁，使被害人处于行为人的实际控制下。它与抢劫罪的区别在于，抢劫罪是用暴力或胁迫或其他方法危害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而绑架罪除了暴力或其他方法危害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外，还表现为在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内控制被害人的人身行动自由。可见，绑架是继续犯，犯罪状态有一持续过程，而抢劫是既成犯，行为终止，犯罪就完成。

本案中，杨子等行为人将沈先生夫妇用暴力带离住所，到某地拘禁他们的人身自由达十几个小时。在此期间，向他们勒索存款。第一种观点认为，后续的拘禁与勒索行为是抢劫行为的延伸，这与抢劫是既成犯的概念相违背。从法学理论上讲，抢劫无法涵盖犯罪行为持续的状态，而这一点恰恰符合绑架罪的特征。设定绑架罪侧重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设定抢劫罪侧重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本案中，沈先生夫妇被侵害的权利包括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而最重要的是人身权利被侵害。杨子等人为了非法占有沈先生夫妇的财产，将他们带离住所，拘禁十几个小时，期间完全控制他们的人身自由。这一行为明显具有绑架罪的特征。有人认为，构成绑架罪，行为人索要财物的对象应是沈先生夫妇的近亲属，而不是他们本身。其实，行为人索要财物的对象是不是沈先生夫妇的近亲属，只是个案具体方式的差异，而不是定罪的关键。根据法学理论，犯罪对象不是犯罪分类的基础，因而不能据此认定本案不构成绑架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