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权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产权，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论文摘要：本文在介绍财产权分割的相关理论之后主张，广义上被归类为财产权的诸多权利形态——所谓他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等，都可以被看作是对标准的财产权——所有权的偏离和分割，被看作是为了取得和扩大财产权而采取的不同的法律结构。财产权的不同形态是对权利主体人数、客体形态和时间等因素不同安排的结果。

关键词：财产权财产权分割财产权范型

一、公地的悲剧和财产权分割理论

欧洲和美国法学院的学生，大多是通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学家G·哈丁教授那篇著名的文章——《公地的悲剧》[1]（P.1243-1248），开始接触财产法的。

所谓公地的悲剧，指的是这样的情形：在一个村庄，有一个公共牧场，村里的任何成员都可以自由放牧，免费使用，由于土地的数量以及牧草生长的速度存在限制，每个牧场每年有个最合适的放牧数量。当超过这个数量的牛羊进入牧场，牧草就会边的稀疏，草场受到破坏，如果这个牧场属于某一个牧民拥有，多放牧得不偿失，他不会做这样的蠢事。可是，当这个牧场属于所有的村民所有，从每个牧民的角度来看，多放牧牛羊的好处属于他自己，而草场因稀疏而带来的坏处是由每一个村民平均分摊的，个人得益大于个人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因此，每个牧民可能都会多放牧牛羊，最后，过度放牧就把这个公共牧场毁掉了。哈丁教授的这篇文章阐明，在公有地自由使用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所有人争先恐后追求的结果最终是整体的崩溃。公地的自由使用权给所有人带来的只有毁灭。

很早以前，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参与分享人员最多的公共物品，获得的关心最少”。资源被过度开采和利用的首要原因在于大家对资源都有使用权，而个人对资源的损耗枯竭不必承担成本。“公地的悲剧”，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西方，很多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引用那篇文章的意图，是论证和展示私人财产权的必要性[2]（P.252-258）。他们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当（公有）共有财产制度在经济上不再是有效率的时候，私有财产制度就会自发地发展起来。

但是，以此来论证私人财产权的优越性是不充分的。财产的私人所有和财产的共（公）有实际都是财产权的组织模式，在现实中有不同的适用性，很难说一个必然会比另一个优越。同样以上面的情形为例。该牧场是怎样归属于一个人所有的呢？这涉及对财产权最初的分配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抛开分配正义的问题，假定私人拥有牧场财产权的合理性，也不见得在牧场的私人老板的管理下会更有效益。私人财产权是用来处理财产的所有人和可能与该财产发生联系的其他人的关系的，这样，牧场的私人老板仍然需要把其财产权进行分割，由别人来使用，虽然他有最终的决定权，但是，并不能证明在这种模式下牧场会有最大的产出。这可以和投资者选择投资模式进行类比：投资者采用合伙的组织还是公司的组织模式取决于该组织的设立和管理成本与该组织的产出的对比。

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作为一般的情形，财产权全部由个人拥有并使用是不现实的。财产权肯定要进行某种形式的分割。总体上来看，财产法的大多数的制度都是向当事人提供分割财产权或者重新组合财产权的机制的。

二、防止过分分割的机制——英美国家的例子

法律的门外汉一想到私有财产，就想到能够在实体上被分割的物。在这种观点看来，不动产就是私有财产权的核心。不动产进行分割，仍然是私有财产，再进行分割，每一部分还是私有财产。但是，若分割到一定的地步，每一部分即使被贴上私有财产的标签，也无法进行有效的生产。由于太多的人都享有排他权和使用权，每个私有者都无法单独承受把土地进行可以有效率地使用的合并的成本。这样，资源会被浪费掉。

（一）早期防止财产过分分割的机制

历史上，有许多防止财产分割的理由。在人们发展出税收机制之前，保持土地的完整为公共产品（比如国防）的生产提供了基础。诺曼征服后不久，骑士服役制度要求有足够大的土地以供养足够多的武装骑兵。但是，佃户有足够的社会和经济动因去以再封建的方式分割土地，特别是为了避免缴纳封建incidents.为了应对佃户的不断增长的分割行为，禁止分封法（theStatuteQuiaEmptores）防止通过再封建的方式分割，作为一种交换，授予佃户把未被分割的份额在市场上转让的权利。[①]

还有长子继承权制度，它只允许把不动产的继承权授予长子，也是在英格兰贵族家族内部防止对土地进行物理分割的一种机制。这一制度没有传播到美国，那时美国的土地丰富，普通法发展出其他的机制去避免对土地的过分分割。虽说长子继承权在美国消灭了，但是，现代美国的特留份法（electivesharestatutes）和其他的继承法规则限制财产在继承人之间分割，把没有继承人的未分割土地收归国有。这些规则也起到了维护财产的物理边界的功能。现代财产法的显著之处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允许分割，而不是多大程度上限制分割。

当社会缺乏有效的规则去阻止财产权空间上的分割的时候，对土地的持有的权利将随着继承而逐渐分裂，这会刺激社会采取激进的措施去集中土地权利，以便使土地可以进行有效生产。在布莱克斯通时代，主要的土地集中过程是通过“圈地运动”这样的机制完成的。虽然圈地运动的历史非常复杂，经常遭到人们的诟病，但是不可否认，圈地运动虽留下了沉重的历史成本，但在客观上，圈地运动通过废除在小块土地上的利益，把土地保留在一个更经济的规模之上，达到了阻止土地分割的效果。

（二）现代的土地使用控制

现代的美国法采取一系列的直接和间接的策略去控制实产的过分分割。比如，城市规划规则（zoning），以及规定分割土地的最小面积标准。若没有相关的规制，所有人可能会对土地进行过分的分割，而不顾及对邻居的影响或负的外部性。个人一般考虑不到把财产重新联合起来所要花费的代际成本（generationcosts）。另外，财产税和登记费也是有效的、间接地防止土地过分分割的策略，虽然说把土地捆绑在一起并不是这些制度的直接目的。

（三）防止法律上过分的分割

不少分割问题出现在所谓的法律上的物，或者说是抽象的财产上面。对法律上的物而言，是黑土地上的所有权（feesimple）、而不是黑土地本身成为私人财产权的核心。被分割，该法律上的物可能会产生现时的利益和将来的利益，或者分割为自由保有地产（freeholdestate）和非自由保有地产（nonfreeholdestate）。再进一步分割，法律上的物可以被分成限定继承地产（feetails）和地役权（easement），以及其他的被物权法定原则允许的形式。和对物理上的物的分割相类似，对法律上的物的分割虽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经济价值，但是会降低资源的生产力。

信守“物权法定原则”是防止财产在法律上进行分割的主要方法。

在理论上，物权法定被认为是大陆法系特别是德国法上的原则。但是，如果从功能上看，英美法上不少限制财产权过分分割的制度都在事实上起到了物权法定原则所起的作用。英美法上有众多的原则都限制在财产上设定具有不确定性的、对第三人产生外部性的未来利益。一般而言，附有条件的未来利益限制了财产的转让。

1．限制财产权过分分割的第一个规则是“雪莱案规则”（RulesinShelly‘Case）[4]P80-82.它是一种合并规则，即，在一定的条件下将条件继受权与终身土地利益合并为完全所有权的转让。如转让条款中给甲终身所有权，若继受权属于甲的后裔，或甲享有的是限制性继承所有，则甲本人变成继受权的所有人。由于甲既拥有该地的终身所有权又拥有其继受权，因此，甲便拥有该地的完全所有权。从上例中可以看出，如甲拥有终身所有权，同时也拥有继受权，则二者便合而为一，甲拥有完全所有权。除非甲的终身所有权和继受权之间，还有一个继受权。这种情况下，甲的两种所有权便不能合并成完全所有权。另外一种不能合并的情况是甲的两种所有权之一或两者都附有前提条件。如果甲的两种所有权之间的所有权只是一个有条件的继受权而非既定的继受权，则该有条件的继受权便被废除而失效。

2．第二个规则是“21年规则”（theRuleAgainstPerpetuities）。这是一个反对永久性占有的规则。土地的所有者试图将地产无休止的保存在自己家族中，而这将妨碍财产的可转让性，因此，法院创造出“21年规则”，用来限制土地所有者创设的未来利益。但是，这一规则只限制受让人的未来利益，有条件的继受权和两种取代权。它不限制既定的继受权，也不限制赠送人的未来利益。

该原则可以归纳为“在土地转让产生时，任一权益相关的人（如终身土地权益人）死后21年之内，原转让书所设定的未来利益仍未变成占有权或既定的继受权，则该未来利益便无效。”该原则的目的是防止有条件的未来利益无休止地对现有利益构成威胁，影响其可转让性。如，“原所有人将黑土地转让给甲供其终身享有，甲死后他的第一个活到21岁的子女继受。”这一条款不违背“21年规则”。甲死后21年之内，继受权要么归他的第一个活到21岁的子女，要么回归到原所有人的名下，不至于会一直无休止地不能确定。[4]（P.80-82）

在对财产权分割的问题上，法律控制的目的是保持一定的平衡，而非一律地允许分割或不允许分割：过分的分割使得在财产上拥有决策权的人太多，不利于财产的管理，不利于财产形成有效的生产能力，也不利于财产的转让；而一律不允许财产的分割，同样会违背财产权的可转让性的特征，不利于财产资源向更有利于资源使用的人手中移动。实际上，法律所限制的只是那些过分的分割和转让。

三、财产权分割理论的发展和简要展开

（一）主体对客体关系的模式

主体对客体关系的模式可以按图表-3所显示：

（图表-1）

主体客体

单个人有体物：可做物理上的分割和抽象的分割

多个人无体物：仅可以做抽象的分割

组织

财产权分割反映的是人和物（社会稀缺资源）之间的不同形态的控制关系。财产权的分割和以下要素相关：主体人数，客体形态以及时间维度。通俗地讲，所谓对财产的分割就是多个主体对同一份财产分享权利，首先当然与主体人数有关；客体的形态也直接影响对财产分割的形式和效果；而对于财产权利的分享要么是多个人同时分享，要么是先后分享，要么是混合状态的分享模式。下面我们主要从不同数量的主体对于不同形态的财产的控制形态来分析，时间的要素隐藏在分析的过程之中。

1．单个的人，对单个的、物理范围确定的、有体物的关系。此时。权利（利益）范围的确定（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定价”）是最容易的。对财产的管理权和决策权只归一人，而财产权的观念首先要强调对权利人主观价值的尊重和保护。

（1）单个的人对有体动产所形成的关系

对不可替代的动产。举个例子来说，我对我的一本英文原版的法学论著拥有所有权，我的权利应当被别人尊重，乙不能因为他会更认真地读这本书，而我仅仅把这本书摆在书架上做装饰品就可以把书拿去。法律对我的所有权进行保护的方法是保护我对物的事实上占有的维持。这种情况下，法院一般会判令乙原物返还；若乙提出用一定的价格补偿来代替原物的返还，法院一般是不会支持的，除非原物的返还已经不可能——物已经被毁损或者出卖给善意第三人。即使是原物返还已经不再可能，法院虽然只能判令损害赔偿，但是，这个损害赔偿必须考虑我的主观价值，其具体体现是要避免乙通过该“强制买卖”取得利益，也可以对乙进行适当的惩戒性的损害赔偿。该救济虽然会因为乙拿走该书的方式的不同（趁我不注意拿走——侵权，或者借走不还——违约，或者说根本就是一个违约和侵权的竞合）而有少许不同，但是，法院在估价的时候一定要把当事人的主观估价当作一个重要的因素来考虑。

对可替代的动产。可替代的动产的价值容易确定，有一个完善的市场可以轻易找到该物品。这样的话，我的权利就不具有特殊保护的充分理由，乙把该物拿走，只要不构成盗窃、抢劫等具有行政和刑事违法的行为，若乙答应对我进行损害赔偿，法院一般没有理由不予支持。

关于货币，货币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以国家为最终承兑人的一种债权，由于国家的信用是强大的，因此，承兑人违约是极其罕见的事情。体现在货币上的债权是具有确定性的，这样，货币取得了动产的地位，只不过它是具有完全替代性的动产。由于货币本身的特点，把货币所有者的权利当作物权来保护和当作债权来保护并不会产生实质的区别。

但是，在不少的情形，动产只是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只能在完全具有可替代性的物与完全没有可替代性的物之间摇摆。在该动产上设定的财产权的性质就难以确定。

可以看出，财产的性质对财产权的性质和法律结构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2）单个的人对不动产所形成的关系

对不动产进行物理上的、直观的支配是比较困难的。对不动产的支配只能是法律上的支配。

在普通法的历史上，土地对于维护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和等级划分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想象这样的情况：甲将一片土地让与乙。如果完全遵守资产阶级制度的所有权规范，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乙取得了那一片土地的所有权，唯一的法律关系就将是乙这个人（persona）和自由保有地这个物（res）之间的法律关系。可是在公元1500年以前，事情却并不那么简单：甲可以将土地转让于乙，但这样做只不过是让乙来做他在封建等级关系中的替身，要求乙向某领主履行各种封建义务。在封建领主的权益里面，对那些日感窘迫的领主说来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若乙亡故，由其嗣子（在英国通常是长子）继承乙的利益时，须向领主缴纳一笔费用。[5]

在现代社会，人们与土地的关系已经基本上摆脱了人身的依附性。但是，人与土地的关系依然具有特殊性。

人和特定的、不容易被价值化的物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为值得玩味的问题。西美尔指出，“…没有转化成金钱之前，固定的实物迫使我们依靠（在）保存它和实现它的诸种条件上。……物体对我们行为的限定与某个人施加的限制同样严格。”[6]（P.317）人与特定物之间的关系有一种“类人身”的性质，这当然不是指那种人与土地之间的“大地母亲和儿女”的感性的情感关系，而是指土地对于农民身份的限定。早在一个世纪前，西美尔就论述了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

“对农民来说土地的意义完全不能等同于纯粹的财产价值，土地对他意味着从事有价值活动的可能性，土地是农民兴趣的一个中心点，土地是决定农民生命的一种价值，一旦农民拥有的仅仅是土地的金钱价值而不是土地本身，他就失去了生命所依。”[②]

由于不动产在其特征上是独一无二的，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财产权的所有人对不动产价值的主观估价更应该受到保护。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具体到我国农村农地的使用权问题。若把该使用权当作农民的财产权来尊重的话，你就不能仅仅以自己可以比农民更好地发挥土地的经济效用为由，就强行剥夺或者低价从农民手中购买土地。

土地流转是给土地强行定价，被动的价值化有利有弊。我们会另文讨论价值化的优点和缺点。

2．单个的人对无体物的关系。

无体物主要是以知识产品为例。

由于知识产品没有外在的形体来形成权利的客观边界，权利人对其进行物理的和实际的支配是不可能的。权利人的权利范围是由相关的权利书用法律的语言描述出来的。无体物上面的权利的边界更需要法律去界定。

知识产品是不可替代的，应当保护权利人主观的估价。但是，权利人权利的绝对性是受限制的。法律上一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进行了规定，而且还有“强制许可”制度（类似英美法上的taking制度，有严格的适用条件），以平衡权利人的垄断（holdout，有台湾学者把它翻译为“钳制”）地位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减损。

而且，在理论上，也有学者指出，即使是私主体侵犯了知识产权，法律提供的救济也应当采取灵活的策略，以避免过分保护财产权的绝对性。以著作（版）权和商标权为例。甲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他人（乙）的作品当作商标，由此产生纠纷。处理的方法有两个：（1）是禁止商标使用人继续使用该商标；（2）是责令商标使用人向著作权人支付使用费用，使他获得正当的权源。[7]（P.172）这两种可以说都是“合法”的救济方法，但并不都是“合理”的救济方法。特别是在甲已经在使用该商标的过程中确立了良好的商誉的时候，禁止商标权人继续使用该商标，将会减少社会的共同的福利。更重要的，这种救济方法对权利人也并不一定是合算的。

总之，在独特的有体物上设定的单数的主体的财产权是财产权的范型；以非特定物设定的对物性质的权利，以及在无体物上设定的财产权在某种情况下偏离了（自物权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

3．复数的人与物的关系

若主体多元化，支配的后果就产生利益多元化（对财产权的过分分割所揭示的问题），对增添价值的分享和对内耗掉价值的负担问题就应运而生了。下一部分我们详细地考察这个问题。

（二）人与物的关系——财产权的范型与对财产权范型的偏离

1．单数和复数主体

“1+1什么时候大于2？什么时候小于2？”这一问题包含了一个分析结构：一个人拥有对某项财产的所有权[③]，他什么时候选择与别人进行协作和交换呢？应该说是与别人协作或者交换的收益大于他个人对财产进行占有和使用的时候，他会选择与别人合作，去分割自己的财产权。而与别人协作是有协作成本的。比如，与别人进行交换，有缔结合同的缔约成本；与别人合伙，设立企业，有组织成本和监督成本，这样，只有在刨除这些成本之后，他的财产权的价值增加了，他才会选择与别人分享自己的所有权。因此，不能笼统地说财产权的分割好与不好。这需要财产的所有人依照不同的情形进行衡量。

所有权的观念中，一直被人忽视的是，所有者的财产同时也是责任财产，所有者拥有对某一特定财产的所有权，同时也应当承担该财产上（管理和使用）所产生的责任。所有权的主体若是仅仅有一个人，当然权利的范围清晰，当事人的权利形式的边界确定，相应地，其承担责任的范围也确定。受该所有权影响的人在与所有权人打交道的时候，对方当事人也容易选择。而且，所有权主体的单一意味着决策主体的单一，便于物的效用的发挥，这是其优点。但是，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1）内在地看，若所有人一个人控制和支配所有权的所有本质，他反而无法实现其所有权的所有本质。所有权人就会丧失社会分工和协作所带来的经济效率的提高[④].（2）外在地看，所有人自己控制所有权的客体，或者说，所有权人一个人对所有权的一切方面具有决策权，所有人如果不放权，那么可能会形成垄断的效果，不利于形成财产的市场价格，更重要的是，限制财产的流通，不利于创造财产权的激励机制的产生。法律上有很多方法解决这些不愿意分割财产权所带来的钳制和垄断问题，最明显的是知识产权中的强制许可制度，还有征收制度、土地公有制度。（3）禁止所有权滥用的法律政策的目的也是如此。

我们首先承认财产法是调整人与人就资源的使用而形成的法律关系，财产权是这种法律关系所体现的利益的实体化。但是，就财产权的具体的结构和调整模式，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人们都会有不同的观念。一种财产权的调整模式是依照绝对的个人的所有权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个人拥有对财产的绝对的支配权。国家授予财产的所有人以对财产的垄断的管理人的地位，个人意志的哲学观念和自然权利的法学理论更增加了这种权利观的神圣性和合法性。个人财产权是个人与趋向于自我膨胀的国家政治权利相对抗的强大武器。然后，人们发现，为了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仅仅由自己对财产进行支配是不行的，必须构建新的财产管理结构。契约是进行这些新的管理结构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而且，契约本身也是一个个人管理自己财产的结构安排，同时，一些新的管理结构——公司、信托[⑤]等等就被创造出来了，这些新的管理结构虽然都是以契约为基础，但是，基本上都取得了独立的法律地位。人们为了方便，把财产的最初的所有人在新的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仍然称作“所有人”，但是，他们在事实上和个人所有权中所有人的地位已经有着本质的不同。

个人财产权所提供的财产权范型在不少的领域内仍有着广泛的适用性，但是，它不会再具有绝对的普适性了。

新的财产权结构或类型的出现，大大地冲击了传统的财产权观念。个人所有权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财产的所有人是财产的使用和处分的最权威的人，他对财产的管理具有垄断的权力，他对财产的主观的价值评价是不能被其他主体包括国家随意地取代的。但是，其垄断地位的合理性在新的财产结构安排中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而财产所有人对财产的支配性和排他性的削弱，是以获取比较大的得益的可能性为平衡的。

2．财产权分割的类型

杨振山教授在研究法国民法典的模式后，提出了所有权是财产权的核心的理论。他认为，所有权是万权之源。民事主体在财产法领域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取得财产所有权。其他的具有经济属性的民事权利都是所有权的实现方式[9]（序言一）[10]（pp.84-88）。

在这里，我们把个人的所有权当作财产权的标准形态，而所有权的概念实际上是建立在个人所有权的基础之上的。凡是财产权的主体的人数由单数变成了复数，就意味着该财产所有权已经偏离了纯粹的（标准的）所有权概念。

（1）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以及共有等实际上是对典型的个人所有权概念的异化。

有学者认为，所有的物权均意味着有一个明确的主体，离开主体纯粹抽象的权利规范没有任何意义。因此，物权法在调整传统公有制体制下形成的财产归属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大。[11]这里他只是强调财产权主体的特定性。我们这里更强调财产权的标准形态应该具有单数的主体。

权利的主体一旦多元化，（共有，集体所有，国家所有）则权利的结构发生变化，相应的，权利的内涵也发生变化。我们在初学民法的时候，被告知，国家所有权的主体是全体人民，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一个或某一群体的人民对特定份额的国有财产拥有所有权。这和企业法人制度中的财产（资本）维持规则一样，是为了促进国家作为主体的人格之形成。所以，国家在其政治功能以外的其他功能和企业的功能具有可类比性。

如果承认“企业所有权是实现个人所有权的一种方式[⑥]”，我们进而就可以这样类推，即，集体所有权、国家所有权以及共有关系都是实现个人所有权的一种方式。这是典型的私法的逻辑。我们在法学理论上强调共有并不是所有权的一种类型，[⑦]但是至少可以说，共有也是实现私的所有权的一种结构。

实际上，一旦财产权的主体变为复数，法律就不仅仅需要以强制性的规范规制各个主体之间行为所产生的利益冲突的消极外部性的问题，而且还要为多个主体之间设定组织规范，这些规范也不是全能的，还要以授权性规范留有一定的空间，让这些主体去约定其行为模式。也就是说，一旦偏离单数主体的模式，财产权的最初的归属模式就要加入一定的组织的因素。

在不少的国家，财产权授予权利主体以处分其财产的绝对的权利。德国民法典（903条）、意大利民法典（1865条）和法国民法典（544条）都有类似的规定。这些实际上都是以单数主体的财产权作为潜台词的。这些陈述在表面上没有争议，但是，一旦涉及到共有的问题，该原则就无法贯彻如一。当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拥有对财产的决策权的时候，所谓绝对地行使财产权就成了空话。[12]（P.609）在处理共有的问题上，传统上的处理方法有两个：（A）促使使用权的重新合并；（B）把排他权授予单个主体。普通法上体现共有的制度为jointtenancy，为了达到上面的两个目的，普通法增加当事人通过协议创设jointtenancy的难度，使得当事人比较容易地就可以从共有关系中摆脱出来。[⑧]有这样一句拉丁法谚：“（nemoinvitusadcommunionemcompellitur.）任何人不得被迫与别人共有财产”。说的也是这样一个意思。

（2）合同债权、他物权、股权（自利权和他利权）、信托，继承权等等，都是为了实现所有权而进行的权利结构的安排。比如，学者们一般都特别强调股权和其他财产权的区别，认为股权是一种社员权[13]，实际上，岂独股权如此？财产权从来都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化的权利。包括最纯粹的财产所有权和合同上的权利，一定的管理因素和组织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财产所有权是一种比较单纯的管理结构，物对权利人的“类人身”限制是我们在前面论述过的。在合同权利方面，“关系契约”和“合同结构”的提法意味着合同里面不可避免地要存在管理权。

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把所有的财产权形态都统一起来了。可以这样认为，广义的财产权制度是为扩大所有权而提供的组织制度。在这些具体的制度中，每个人都必须与别人在一定的范围内分享自己的所有权，进行价值交换，多个人参与到资源的管理和利用过程中来。就所有权人而言，构成了对其所有权的分割。财产权的典型是所有权，而所有权的典型是个人所有权。财产权主体的多元化构成了对财产权的分割。而无论是对什么形态的财产的分割，都会产生对价值化的需求，这是一个需要另文探讨的问题。

Abstract：wefirstlyintroducedthetheoryoffragmentationofproperty；thenweclaim，alltherights，whichcouldbelabeledas“propertyright”（ascomparedwithpersonalrights）aredifferentwaysoffragmentingthemodelpropertyright-ownershipright.Weusedifferentstructuresofrightsandobligationstoacquireandaccumulateproperty.

KeyWords：propertyfragmentationofpropertytypicalproperty

本文是赵廉慧博士论文摘录，，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9月。

注释：

[①]《禁止分封法》是英格兰古法，通过于1289年，“该法突破原来的限制，允许非直属封臣自由转让自己保有的土地，但同时限定，买受人或者受让人取得土地后不是向出让人效忠服役，而是向出让人的领主效忠，即受让人还是从出让人的领主处而非出让人本人那里保有地产。这在事实上取消了次级分封，从此再也不能创设新的封地，从而保证了领主对于封地的控制及其所享有的附属权益，巩固了以国王为首的封建分封体系。”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135页。

[②][德]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译，第318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原书出版于1900年。

[③]从逻辑上，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如果不进行与别人的协作与交换，所有人根本不能发现自己的财产的价值。也就是说，一旦产生财产权的主体多元化，财产的所有人就必须对其财产权进行价值化。

[④]在其著作中，巴泽尔分析了奴隶主对奴隶的所有权，那个例子可以说明这里的问题。另外，巴泽尔还对独占所有权的成本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的成本产生的原因在于，“生产性的非人力资产的所有权形式不可能完全与产生最高产出的人力技能的所有权形式相匹配”，另一方面的成本产生于独占性所有权会产生专业化损失（lossinspecialization），“尽管独占所有权的确消除了偷懒的激励，但来自专业化的收益也被抛弃了”。参见，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第52-53页。

[⑤]我们逐渐熟悉的是公司的治理结构的概念，其实，合同的治理结构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领域。

[⑥]企业本身没有自己存在的目的，有的只是企业的所有者（股东）——单个的人的具体目的，企业的法人地位只不过是建立了一种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归属逻辑而已。所以民法理论上把有关企业（法人）的规范和的规范等都称为归属规范。

[⑦]我认为，共有不被视为所有权的一种类型的主要原因在于，在商业的领域内，共有是一种契约安排，有着复杂多样的结构，无法把它纳入在财产权标准化的权利模式之中。共有人对共有物的权利根本不象是所有权人的权利，共有人之间的权利安排一般而言不应该有对抗共有人以外的第三人的效力。

[⑧]共有的四个条件：第一，所有权资格（title）一致，即，两个联合占有权的拥有者必须在同一次的转让中获得他们的所有权，或者他们通过实效占有一起获得他们的所有权。第二，时间一致，指所有的联合占有人必须同时获取其联合占有权或该联合占有权同时变成既定财产。第三，利益一致，指所有联合占有者必须拥有相等的权益，而且，所有权益的类型（持续时间）也必须相等。第四，所有联合占有者都必须占有财产的全部。参见，李进之等：《美国财产法》，第82-89页。另参见，上引FrancescoParisi，EntropyinProperty，p609.这些严格的条件都是在限制共有模式的存在。

参考文献：

[1]GarrettHardin.TheTragedyoftheCommons.Science.162（1968）：1243-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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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

[4]李进之，王久华，李克宁，蒋丹宁：《美国财产法》[M]·法律出版社·1999年·

[5]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纪琨译·

[6][德]西美尔：《货币哲学》[M]·陈戎女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7]李琛：《商标权利瑕疵的矫正与经济分析——再谈武松打虎案》[A]·《法学前沿》[C]·1998年第2辑。

[8][美]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M]·费方域，段毅才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9]杨振山、桑德罗·斯奇巴尼主编：《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物权与债权之研究》[C]·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

[10]杨振山：《从劳动论到民法本体论和立法思想》[A]，《中国民事与社会权利现状》[C]，刘俊海，李忠主持，昆仑出版社，2001年·

[11]高富平，《论物权法的私法性》[A]，《人大法律评论》[C]2001年卷第二辑·

篇2

一、财产权的本质

在吴京堂同志的文章中，并没有讲到财产权的本质。本人认为，没有对财产权本质的认识，就谈不到财产权的产生，就更谈不到财产权的重要性。财产权之所以重要是由其本质决定的。财产权顾名思义就是人对能直接或间接满足人的需要的物的权力，这种权力表面上是人对物的关系，但在深入一个层次上，却是人与人的关系。权力是人与人关系中的当事一方对另一方采取某一行为的认可，财产权就是人与人关系中的一方对另一方占有、支配、使用能满足人的需要的物的认可。由于人的需要的满足是利益（参见本人的《利益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的新认识》一文），对一方占有、支配、使用能满足人的需要的物的认可就是他的利益的认可，因此，财产权就是一方对另一方利益的认可，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一种特定的表现形式，它的实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利益是人的行为产生的原因。这里的利益是人的利益，但并不特指个人利益，因为利益还包括不同范围的共同利益，如我国农村的生产小组（过去叫生产队）、自然村（过去叫生产大队）、乡镇、县、地区等，城市的社区、街道、区、市，再大一些的如省，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最大的范围是国家，这些不同范围分别存在相对应的共同利益。有的人的行为较多地取决于个人利益，有的人的行为较多地取决于共同利益或他人的利益（为他人利益采取行动实际上是共同利益的要求），共同利益本身又是个人利益的组成部分，是多个利益主体的利益的共同要求，这个共同要求使这些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另一层次上结成了一个利益主体。因此，人的利益包括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都是产生人的行为的原因。当然，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又是有矛盾（它主要是由个人利益的多重性和这些多重利益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有时共同利益成为了利益的主要方面，有时个人利益又成为了利益的主要方面，在和平时期，各种利益矛盾不尖锐，很多人在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中，更容易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共同利益（先是二者兼顾、兼顾不成就先个人利益后共同利益），当前中国的关于改革的争论，其实质就是不同利益阶层的利益矛盾的反映，是反映劳动大众的利益或是反映别的什么阶层的利益的问题，无论承认与否，都不能例外。因此，个人利益要保护，共同利益也要保护，不能保护一个而损害另一个。

回到财产权上来，财产权既然是人的利益的表现，人的利益有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之分，那么，财产权也应有个人财产和共同财产之分；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都要保护，那么个人财产和共同财产也都要保护，而不能强调一个而忽视或否认另一个，侵犯个人财产是犯罪（这个财产必须是非剥削所得，至少是合法所得，当前在我国还允许剥削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不允许剥削存在的），侵犯共有财产也是犯罪。本人认为，在这一点上，吴京堂同志的文章是有不足的。

二、财产权的保护

强调财产权的重要性，实质就是要强调财产权保护的重要性，财产权保护对人类历史进步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这里不再分析。

篇3

关键词：财产权  知识产权  

一、引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其名著《经济学》第1}版fll中给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显然，绝大部分知识是利用稀缺资源生产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

但它通常既不是物品，也不是劳务。那么它与经济学是什么关系呢？现代经济学对知识产权尚无深人的研究，甚至未将知识作为一种产品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范围。

作为私有财产权，知识产权显然与经济学有关，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既是一个法学概念，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事实上，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仅在法学领域予以讨论已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德霍斯（Diahos）教授指出：“在对知识财产进行哲学分析时，经济学理论是一种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资源”（21.但Drahos主要是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学的作用的。

他写道：“经济学对于知识财产权的最终判断必须以成本效益核算的结果为基础”，“没有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知识财产将会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制度”图。也就是说，Drahos已经将知识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财产来看待，经济学只是成本效益核算的工具。但问题显然不是这样简单，因为知识产权和知识是否或何以成为经济学中的财产尚不清楚。

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学中，人们往往省略了权（ rift），而只谈论财产（P}P}tY ）o这里的财产主要是指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而在法学领域，人们更多谈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但同样忽略了财产与财产权的区别。这从英文P}P}’一词既被翻译为财产，又被翻译为财产权即可看出。

受此影响，在知识产权领域，则有将IP（intellech}alP}l}n3’）与IPR （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ft ）混用的情况。例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常将知识产权称为知识财产、智慧财产。Drahos教授也在其《知识财产法哲学》图一书中多次使用“知识财产”一词。

足见本领域将知识产权混同于知识财产的混乱局面。严格说来，财产、财产权、财产权客体等概念的含义是不同的。本文下一节将对这些概念进行详细分析。

由于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特别是有形①资源的配置问题，所以经济学中的财产主要是指有形的物质资源，而法学讨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利。正如笔者在文中}1指出，在物权（有形财产权）这一特定语境下，经济学与法学是一致的。因为在物权领域，无需区分财产和财产权。事实上，在物权领域，财产和财产权不可分离，实际上是同义语。但在知识产权领域，这种区分却非常必要，因为知识产权之客体并不处于私有领域（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fal），其配置方式与物权领域的财产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在物权领域，由于财产与财产权永远被绑定在一起，经济学与法学之间存在一座天然互通的桥梁，但在知识产权领域，权利客体与权利却往往是分离的（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al中的表1）。于是，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经济学理论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就不灵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汪丁丁曾谈到，他和香港的张五常教授多年研究知识产权之经济学，结果并不理想。

篇4

关键词 公司 法人财产权 所有权

我国公司法第4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但什么是“法人财产权”？立法上并没有对此加以明确，理论上也就此展开了激烈地讨论。我们认为，公司法人财产权不同于公司所有权，但所有权应当是公司法人财产权的核心内容。这不仅是公司法律制度的要求，也为我国立法所肯定。

一、关于财产权的一般理论

财产权（property rights）在经济学上又同时被称为“产权”，虽然经济学家对此研究由来已久，但他们主要侧重于考察财产权的功能、财产权与经济效益的联系等。比如德姆塞茨认为，“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在于事实上它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与其他人进行交易的合理预期”：“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内在化的激励。” [1]《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则将产权定义为“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 [2].但这样定义财产权，在法学家眼里是远远不够的。法学家总是试图明确财产权的内容，并因此导致对财产权认识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财产权与所有权的关系上。

一种观点认为财产权就是所有权，是包括不同权能的权利。 被认为具有权威性的《牛津法律大辞典》就认为，产权“亦称为财产所有权，是存在于任何客体之中或之上的完全权利，它包括占有权、使用权、出借权、转让权、用尽权、消费权和其他与财产有关的权利。” [3]

一种观点则将财产权分为所有权和与所有权有关的权利。按照法国《民法典》的定义，所有权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4] 我国《民法通则》对财产所有权的定义是，“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5] 理论上进而认为所有权包含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所谓与所有权有关的权利就是在所有权权能与所有人发生分离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指非所有人在所有人的财产上享有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权以及在特殊情况下依法享有的一定的处分权。[6] “与所有权有关的权利”也因此被称为“他物权”。

上述关于财产权的定义的差别是因为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不同的财产制度而造成。英美法系国家本身就没有严格区分财产权和所有权，但在大陆法系国家所有权则只是财产权的一种，财产权同时还包括他物权。因此，在讨论财产权问题时，必须将它纳入一个完整的财产法律制度中考察。在我国，具体到公司法人财产权上，理论上可以这样假设：公司对股东的出资，或者只享有他物权，或者同时享有所有权和他物权。但如果认为公司享有所有权，这种所有权就应当为大陆法系国家（包括我国）所认为的所有权-“那种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或“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二、从单个人所有权到公司所有权的历史发展

简要回顾一下所有权制度的演进历史，对明确公司能否享有财产所有权不无裨益。我们认为，如果不考虑经济上的原因，单就权利的主体而言，所有权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从单个人所有权到共同所有权、从共同所有权到公司（法人）所有权几个阶段。

从国家产生起，单个人所有权就出现了。在这一时期，所有权表现为可以由单个人任意使用和支配的权利，除了法律之外，所有权人行使其权利不受任何他人意志的干涉。虽然所有权也可能因其权能的分离，而受到一定的限制，但这种限制只是暂时的，被分离出去的权能最终要回归所有权。而且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所有权权能的分离，也是所有权人依其单个人的意志而行使其所有权的表现。但在后来，共同所有权的出现，单个人对物的绝对支配开始受到了他人意志的限制。共同所有权就是一个所有权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享有的情形。至少有两种原因导致了共同所有权的产生：一是契约，一是继承。因契约而产生共同所有权的，比如合伙。在合伙人将个人享有所有权的财产作为合伙事业的财产的时候，这些财产就成为一个整体，而为共有财产。各合伙人的权利并不局限于共有财产的某一部分，或就共有财产的某一部分单独地享有所有权，其权利及于共有财产的全部。但各合伙人在行使其权利时，就不能完全由其个人意志支配了。因继承同一份财产也会发生这种情形。公司所有权则走向一个极端：在共同所有权下，虽然所有权只有一个，但所有权仍然由各个人共同享有；在公司所有权下，所有权人只有一个，即公司。也就是说，公司财产的所有权由公司享有，个人（出资人）不能单独享有，也不能共同享有公司财产权。

这种公司所有权，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几乎都是承认的。例如，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3条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本身独立具有其权利和义务；它可以取得所有权和不动产的其他物权。”美国《标准公司法》第3.02节规定，公司“有权力像一个个别的人那样去做一切对经营公司业务和处理公司事务有必要的或有利的事情，这包括下列不受限制的权力：……（4）购买、接受、租用或用其他方法获取、拥有、持有、改善、使用或者用其他方法处理无论置于何处的动产和不动产或任何设于财产上的法定的或合乎衡平原则的权益；（5）销售、转让、抵押、担保、租赁、交换或用其他方法处置它的全部或一部分财产。”但在公司所有权的形成历史上，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并不相同。他们分别是受两个不同制度影响的结果：公有和信托。

大陆法系国家公司所有权的形成和日尔曼法中的总有制度密不可分。在日尔曼各王国形成时期，农村公社制度逐渐移植到新的国土上，产生了一种新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即农村公社（马尔克公社）土地所有制。按照这种所有制，土地属于公社所有，其中耕地分配给各家庭使用；其他的土地由全体社员共同使用。使用公共财产的规则由全体社员决定。这种形式在后代被称为“总有”。总有制度对欧洲中世纪以后的团体影响很大。“以后的一切同业公会，都是按照马尔克公社的样子建立起来的，首先就是城市的行会，它的规章制度不过是马尔克公社的规章制度在享有特权的手工业上而不是在一定的土地面积上的应用。整个组织的中心点，是每个成员都同等地分享那些对全体来说都有保证的特权和利益。” [7]但当时的这些团体（包括马尔克公社）没有独立的人格，因而这些团体不享有所有权。这种“总有”形式，不过是共同共有的一种特殊形式，其权利主体仍然是团体的成员（社员）。随着一些团体取得人格，尤其是股份公司出现后，公司直接成为所有权人，总有也就转化为公司所有。这正如史尚宽先生所谓：“总有团体转化为法人，总有权成为法人之单纯所有权。” [8]实际上，从内部结构来看，公司所有和总有几乎是一致的：“在那里，每个股份都享有同等的一份利益，并且象马尔克成员的份地一样，每个股份的权利和义务也可以分割。” [9]

信托制度是英国法上的特有制度。信托的实质在于分割财产权，即信托财产上的权利一分为二，法律上的所有权属于受托人，衡平法上的所有权属于受益人。换言之，受托人是信托财产法律上的所有人，受益人则是信托财产衡平法上的所有人，受益人和信托人都享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10] 早期的英国公司制度就是建立于信托制度上 ，即公司受委托而拥有财产，财产

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根据信托契约由受信托人即公司享有。但当时公司的主要形式即合股公司没有法人资格，且合股人要承担无限责任，合股公司只能被视为合伙企业。直到后来《合股公司法》、《有限责任法》等法律频布后，合股公司才取得法人资格，其股东也只需承担有限责任。同时，公司拥有财产所有权也得到了承认。[11]

三、我国立法中的公司财产权

我们已经看到，西方主要国家，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在其不同的法律制度背景下，“自然”地肯定了公司财产所有权。但中国情况则不一样。尽管建国前，公司拥有财产所有权，也许并无争议，但在建国后，国有经济是按照列宁的“国家辛迪加”[12] 模式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当然不享有所谓的“所有权” [13].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开始后，立法开始对企业的地位及其权利作出规定。其中最重要的是《民法通则》的频布。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第三章规定了“法人”制度，确定了企业法人的法律地位，国有企业享有权利也就成为可能。同时，《民法通则》在第82条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对国家授予它经营管理的财产依法享有经营权，受法律保护。该条是规定在“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一节之中，理论上因此将企业的经营权作为所有权以外的他物权看待。[14] 1988年制定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法》对企业的经营权作了详细地规定。该法第2条第2 款规定，“企业的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国家依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授予企业经营管理。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该法并在第三章对企业的经营权加以列举。1992年国务院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对企业的经营权又对经营权作了进一步规定。从这些法律规定可以看出，虽然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的权利逐渐得到扩大，但企业仍不对其财产享有所有权，它只享有经营权。

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人财产权”的概念，并指出，“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1993年制定的《公司法》几乎采用了同样的表述。该法第4条规定，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公司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

但什么是“法人财产权”，这些“决定”和《公司法》没有明确界定。1994年，国务院《国有企业财产监管条例》，该“监管条例”第27条规定，“企业享有法人财产权，依法独立支配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政府和监督机构不得直接支配企业法人财产。”国家体改委对对此作出解释为，“本条例所称财产权，不是归属意义上的所有权，而是一种独立的支配权，主要是指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但这种权利毕竟不是所有权，因为它只是所有权的其中几项权能，是一种不完全的物权。” [15]这一条例并不是针对公司作出，但其对企业法人财产权的规定，同样也应当是理解《公司法》中“法人财产权”的基础。

四、我国理论界对公司法人财产权的认识

前面已经提到了西方国家立法对公司财产权的不同认识，但其公司制度莫不肯定公司能够享有类似于大陆法系国家所认为的财产所有权。我国理论界也普遍认为公司财产权就是公司所有权。如于光远先生即认为，“产权（财产权）也就是所有权，它是某个主体拥有作为其财产的某个客体（即拥有对某个客体的所有）所得到的法律上的承认和保护”。[16] 厉以宁教授也认为，“从理论上讲，有‘企业法人所有权’更为准确，更能反映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不过，只要我们把财产权与所有权视为同一：财产权是指财产所有权，所有权也是指财产所有权，那么无论用‘企业法人所有权’，还是用‘企业法人财产权’，都是指‘企业法人财产所有权’，都是一个意思，反正都优于以往的企业财产经营权或企业财产支配权。”[17] 然而，如果认为公司对其财产享有所有权，这种公司所有权是否为我国民法所认为的所有权？学者们对此则不无争议，并有所谓“信托所有权说”、“经济所有权说”、“公司所有权说”等之区别。

1. 信托所有权说

这种学说的理论基础显然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信托制度。如前所述，英国公司制度的建立与其信托制度密切联系。按照信托制度的按排，在信托财产上产生两个权利：一是受托人的普通法上的所有权，一是受益人的衡平法上的所有权，受托人也即为名义上的所有人，受益人即为实际的所有人。信托制度用于公司之中，公司就是受托人，它被赋予普通法上的所有权，但它只是公司财产的名义上的所有人，股东才是公司财产的实际所有人。

2.经济所有权说

这种学说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关于资本权能分离的论述。马克思曾指出，随着个体资本不再由其所有者控制，“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18] 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两种资本：一种是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资本自身，另一种是处于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即代表执行职能的资本。资本家也因此被分为两种：一是资本自身的资本家，他关心的是资本的价值；一是资本的占有者和使用者，即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他关心的是资本的使用价值。从而，“资本的法律上的所有权同它的经济上的所有权分离了”，[19] “一个是法律上的资本所有者，另一个，当他使用资本的时候，是经济上的资本所有者。” 即“资本家是以双重身份存在的：法律上的和经济上的”。[20]

当这种理论具体运用到公司制度中的时候，就得出这样的结论：股东（投资者）在完成对公司的投资后，并不丧失对其出资的所有权，公司因此享有的不是法律上的所有权，而只是经济上的所有权。

3.公司所有权说

有的学者认为民法和公司法不同，民法中的所有权和公司法中的所有权也不相同。他们认为，民法是对于个人所有权作出规定，而公司法则是对许多投资者及资金集合形成的法人所有权作出规定，所以不能用民法来解释股权。股权为民事权利而非民法权利，公司所有权为公司法所有权而非民法所有权。[21]

我们认为上述对于公司所有权的理解都不足取。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对于所有权的理解应当建立在我国法律所已确认的所有权制度上。在我国，包括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所有权制度是由民法所确定的，民法也是将所有权制度作为其重要的内容加以规定。虽然立法体例上存在“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之别，但即使在采用“民商分立”的国家，也并没有在商法中另行确立独立的所有权制度，更何况我国并没有采用“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因此，不存在所谓区别于民法所有权制度的公司法所有权制度，因而也不能认为公司所有权是区别于民法上的所有权的特殊的所有权。

而且，我国的法律制度尚未承认英美法系国家的信托制度，当然也就不能以信托关系来解释股东和公司的关系。即使在以后承认了信托制度，我国的信托制度也不可能和英美法系国家的信托制度一致。这是因为，任何立法都应当考虑各法律制度的和谐性，在我国已经确定的所有权制度模式下，在同一财产上就不可能产生两个“所有权”。同时，还应当注意到，在现代英美法系国家本身也不以信托关系来解释股东和公司的关系。因此，将公司所有权理解为信托所有权，不仅在现代，在将来也不会得到我国法律的认可。

将公司所有权认为是“经济上的所有权”，在法律上，同样是不能理解

的。马克思将资本所有权区分为经济上的所有权和法律上的所有权，本身就没有认为经济上的所有权是法律上的所有权。什么是法律上的所有权？法律上的所有权就只能根据法律的规定来加以界定。我国《民法通则》第71条已经明确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虽然所有权的某一项或者甚至各项权能都可能与所有权分离，但分离的结果并不导致所有人对所有权的丧失，他人也不因此取得所有权。因此，在法律看来，同一财产上的所有权只会有一个，它也只由所有人享有。马克思所说的经济上的所有权是对他人资本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当然就不是“法律上的所有权”。认为公司所有权是经济上的所有权实际上就否认了公司（在法律上）享有所有权，就是认为公司所享有的权利只能是他物权。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所作的这种区分主要是对古典企业所进行考察的结果。在这种企业中，资本是以借贷的方式转移至企业中。这种借贷关系的存在，就使得利息“归资本的单纯所有者所有，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之前和生产过程之外单纯代表资本所有权的贷出者所有；企业主收入则归单纯的职能资本家所有，归资本的非所有者所有。”[22] 也就是说，在借贷期间，虽然借贷资本家与资本的“现实运动无关”，但他并不丧失对其资本的所有权，他仍然可以按期取息，并且“他把它作为资本放出，因为它在作为资本被运用后，会流到它的起点。”[23] 然而在现代公司制度中，股东和公司之间并不是借贷关系，因此也不能以马克思的上述论述来直接解释公司财产权的性质。

五、我国公司法人财产权的性质

应当承认，我国公司法认为“公司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或许是最准确的表述。因为，所有权只形成于能够形成所有权的有体物之上，并且只是指完全支配物的权力，它不包括他物权和无形财产权利。而股东的出资形式可以是有体物，也可以是无形资产，还包括他物权（如国有土地使用权）等形式，而对于产生于这些财产上的权利，显然不能以所有权来概括。但以“法人财产权”来表述公司财产权，在理论上就留下了探讨的余地：公司能不能对股东的出资（那些能够形成所有权的财产部分）享有所有权？这也是理论上研究公司财产权性质的核心问题。

同样的，为了论证的方便，我们只就那些由股东投入的、能够形成所有权的公司财产进行考察，也就是说，公司财产权或者是所有权，或者是他物权。同时，我们相信，即使仅对此加以考察，对于认识其他公司财产权性质也有同样的意义。我们认为，公司应当享有所有权，公司能够享有所有权，并且我国公司法实质上已经承认了公司享有所有权。

1. 公司应当享有所有权。公司享有所有权是市场经济的要求。所有权确定了财产在静态上的归属关系，这也是商品交换得以发生的前提。虽然商品交换并不只局限于所有权的交换，但商品交换的主要内容仍然是转移所有权。如果公司不对其财产享有所有权，公司的交易行为将是难以理解的。因为法律承认了第三人在与公司交易时，能够取得公司所让渡的财产所有权，但如果公司本身不对该财产享有所有权，该财产的所有权又是如何转移至第三人的呢？

2. 公司能够享有所有权。实际上，在法律承认公司的人格的时候，就已经承认了的民事权利能力，就承认了公司是能够享有所有权的。但就公司能否享有所有权而言，我们还是做进一步分析。马克思认为，“垄断就是财产所有权”。[24] 德国《 民法典》第903条也以概括的方式对所有权作出定义：所有权是“物之所有人，在不违反法律或第三人权利范围内，得自由处分其物，并得排除他人对物之一切干涉。”据此，可以看出，支配权是所有权的核心。[25] 因此，形成所有权的基本前提是：有可供支配的物，能够按自己的意志支配该物。就公司而言，这两个前提都是存在的。第一，公司拥有独立的财产。在股东完成出资后，股东就不能收回其出资，公司因而拥有了独立于股东的财产。第二，公司有自己的意志。公司成立后，公司能够通过其内部机制形成公司的意志。

但得以自己的意志行使对财产的权利，并不意味着公司对该财产享有了所有权。公司是否对财产享有所有权还取决于公司对该财产是否享有完全的支配权，具体地说就是公司在行使财产权利的时候，是否受到股东意志的干涉[26] .我们认为，公司有其自己的意志，并且也是在按其自己的意志而行使其财产上的权利。在虽然公司的意志最终体现了股东的意志，但公司的意志不是股东的意志，也不是股东意志的简单相加。这就如恩格斯所说的，“（众多的个人意志）都不能达到他们所希望的东西，而是融合为一种中间的东西，融合为一种总合成力，-从这一事实中决不能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每个意志都是参加于合成力的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成力里面的”。[27] 融合的结果就形成了性质上完全区别于股东意志的公司意志，因而公司在对财产行使权利的时候，它是以自己的意志在行使该权利。

3. 法人财产权的实质就是公司所有权。从表面上看，我国法律似乎没有赋予公司这一权利。但上述“监管条例”和国家体改委的解释已经很明确，法人财产权是一种“独立的支配权”，“政府和监督机构不得直接支配企业法人的财产。”这就排除了第三人（包括股东）对公司行使其财产权的干涉，而这正说明了公司享有的是财产所有权。

同时，我国公司制度也实质上赋予了公司作为财产所有人的地位：第一，股东在完成出资后即不能收回其出资，而且是“永远”不能收回其出资。这就是说股东因其出资行为已经不对其出资享有所有权，因为任何所有权权能的分离都只是暂时的，它（或它们）最终要回归所有权人。第二，股东出资应当依法财产权转移手续，这种手续的办理，无论是从实际中来看还是从物权法的原则来看，都会发生所有权的转移，即股东因出资而丧失其所有权，同时，公司因此取得所有权。第三，股东在出资后，不能就其出资直接主张任何物上的权利，这也说明公司取得的不是他物权而是所有权。第四，公司处分其财产的行为由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决议决定，股东个人的意志并不对其产生影响，而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决议就是公司意志本身。因此法律已经肯定并保证了公司以所有权人的身份行使其对财产的权利。

我国立法一直不能明确承认公司享有所有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担心因为承认公司所有权而使得国家丧失对其出资部分的所有权，从而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我国公司法特别强调“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即鲜明地昭示了这一点。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首先，所有权和所有制本身并不是同一概念，“虽然一定所有制关系所特有的法的观念是从这种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但另一方面同这种关系又不完全符合，而且也不可能完全符合。”[28] 其次，所有权的意义不在于所有人占有或支配所有物这一事实，而是在于所有人能够因此取得利益。国有资产投入公司后，由公司对该资产享有所有权，国家并没有因此丧失其作为原所有人的利益。并且国家还得以通过其股权的行使，控制更多的资本，获取更大的利益。

认为国家或其他股东对其出资享有所有权，就必然会否认公司对其财产享有所有权。而如果不认为公司对其财产享有所有权，就意味着公司不是完全按照其意志支配其财产，或者说公司在支配其财产时受到了股东意志的干涉。而如果这样，一个自然的结论就是，公司没有独立的人格，由此所谓现代公司制度也就不存在了。

注释：

[1]H. 德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载《财产权利与制度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97页。

[2]《新

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1页。

[3]《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729页。

[4]《法国民法典》第544条。

[5]《民法通则》第71条。

[6]王利明等：《民法新论》（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6页。

[7]《资本论》第3卷，第1020页。

[8]（台）史尚宽：《物权法论》，1957年版，第158页。

[9]《资本论》第3卷，第1020页。

[10]周小明：《信托制度比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11]从英国法院的判例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尤其是在1938年以后的判例，已经很明确地肯定公司财产不能为公司和股东所共有，股东不得直接支配公司的资产，公司对其财产享有所有权，股东只是股份这种无体财产的权利人。参见江平、孔祥俊：“论股权”，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1期。

[12]列宁把社会主义经济比为一家由国家经营的辛迪加，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全体公民都变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职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列宁选集》，第202页。

[13]实际上它们也不可能享有所有权，因为在很长时期内，这些国有企业并没有法人资格。

[14]但同时，已经有学者提出了全民所有制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应当享有对国家授予财产的所有权的各项权能，即承认企业享有所有权。参见王利明等：《民法新论》（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5页。

[15]国家体改委政策法规司编：《国有企业监督管理条例释义》，企业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82页。

[16]见《经济体制改革三论：产权论、均衡论、市场论》“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17]厉以宁：《确立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意义》，载《金融时报》1994年2月2日。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50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511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565页。

[21]参见左羽、书生：“公司法人所有权和股东的权利”，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3期。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20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91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3页。

[25]参见史尚宽：《物权法论》，1957年版，第55页。

[26]在公司仅对其财产享有他物权的时候，公司仍可依其意志对其财产加以“支配”，但这种“支配”是不完全的，它要受到所有人意志的干涉。反过来讲，如果公司在对其财产行使权利的时候，受到了股东意志的干涉，那么，公司对其财产所享有的只是他物权，而不是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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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夫妻共同财产;财产权;交易安全;婚姻家庭关系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1-00-01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身关系开始弱化，财产关系逐步加强，因此，夫妻的财产权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为此，笔者就个人对我国的夫妻财产权的浅薄认识，发表一些个人见解。

一、夫妻财产权的概念及特征

（一）夫妻财产权的概念。

夫妻财产权是夫妻对夫妻财产所享有的权利，其涉及到夫妻各自的、共同的以及第三人的利益，为各国法律所重视，更是我们婚姻法的中心内容。所谓夫妻财产权的内涵，是指关于夫妻婚前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对债务的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清算的权利和义务。夫妻财产权与夫妻身份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夫妻身份关系为夫妻享有夫妻财产权的前提，夫妻财产权是夫妻身份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对夫妻身份关系有着重大的影响，即影响到夫妻身份关系的延续或终止。

（二）夫妻财产权的特征

1、以男女双方结为夫妻为前提。没有结为夫妻关系，也就无所谓的夫妻关系，更没有夫妻财产权的存在。在某些国家（如荷兰）承认同性恋的合法性，并以夫妻关系处理他（她）们之间的关系，但我国不承认同性的“婚姻”，故而，必须以男女两性结为夫妻为夫妻享有夫妻财产权的前提。

2、须以共同生活为基础。我国婚姻法规定，男女双方必须办理结婚登记后，才为夫妻。但法律都强调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如果男女仅结为夫妻关系，而未共同生活，即没有财产上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如此时让双方享有均等的财产权，对一方或双方不公，这民法上的公平合理原则相违背。只有双方在结为夫妻并共同生活后才能享有夫妻间的财产权利，承担对等的义务。

3、夫妻财产权的平等性。我国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婚姻家庭关系包括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因而婚姻法属于民法范畴，其调整的主体也应是平等的。在现实生活中，一般是女性主内，男性主外，夫妻之间存在着收入的差异，存在着表面上的不等。但男性的收入是因为有妻的支持：帮助丈夫操持家务，使丈夫能安心地工作，再说，妻的付出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内容。如我国先行《婚姻法》第40条规定，付出义务较多的一方，有向另一方请求补偿的请求权。也体现了夫妻权利义务的统一。所以说双方在权利和义务上是平等的基础上，夫妻的财产权也是平等的。

4、遵循公序良俗。公序良俗是法律渊源之一，其与法律一起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法律的辅助工具，在法律的范围之内行为，要那道德来平衡自己的心，做到不偏不倚。如夫妻在行使夫妻财产权的时候，不能不顾子女及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二、夫妻财产权的内容

夫妻财产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不仅关系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而且关系到夫妻婚姻外的财产关系。“全面规范夫妻对财产的权利与责任，既是平衡夫妻相互关系的需要，也是减少和避免夫妻财产纠纷的必要，有利于保护涉及夫妻财产的民事交易的安全。” 财产权括占有、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

（一）法定财产制中的财产权

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法定财产制还处于主流地位，尽管现行《婚姻法》强调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平等。夫妻对财产权的行使，直接涉及到夫妻财产的民事交易安全及交易相对人的合法利益。修订后的《婚姻法》第17条规定：夫妻对共有财产享有所有权，并强调对财产的处分权。

这是因为处分权是所有权的最高表现形式。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地17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依照这些法律规定，夫妻对法定财产享有平等的占有权、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夫妻享有的财产权;1、夫妻对共有财产享有平等的占有权。2、夫妻对共有财产享有平等的使用权。3、夫妻对共有财产享有的平等的管理权。4、夫妻对夫妻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收益权。5、夫妻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处理权。

夫妻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应负对等的义务，即不阻碍或干扰配偶他方平等地行使占有权、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否则，配偶他方可以侵权或以其他方式要求阻碍方停止不当行为，恢复其应有的权利。

（二）夫妻约定财产制下的夫妻财产权

根据现行《婚姻法》第19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有。”可以将夫妻财产权分为一般共有财产权、限定共同共有财产权和分别财产权。

夫妻应根据自己的能力及个人财产对家庭生活所需负有经济或财产责任。如一方无个人财产而负担了料理家务，照顾老少，协助对方工作，其劳务应视为对共同生活负担的完成。如一方有个人财产而为以上行为，在分割财产时，享有补偿请求权。对作为婚姻家庭共同生活基本条件的 个人财产，所有人不得擅自作出危及婚姻共同生活的处分，否则，另一方有权阻止。

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立法重心不应再强调身份关系，而应该注重财产关系，注重夫妻的财产权。因为在新形式下，夫妻对财产权的行使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婚姻家庭的稳定和睦。为了维护婚姻家庭，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完善夫妻财产权的立法，完善我国的法律。

参考文献：

[1]《婚姻家庭法》，张安民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婚姻家庭法》，杨大文主编，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婚姻家庭法》，巫昌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亲属法》，杨大文主编，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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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妇女；财产权；法律保护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人们的法制观念也越来越强，努力应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以公民合法财产权的保护为主要内容的法制经济建设。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民法曾经淡化公民权利和利益，片面强调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而个人观念、权利观念尤其是妇女财产权益的观念特别薄弱。妇女财产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金一虹认为：“通常，在法律规定的家庭财产‘共同共有’的表象下，两性间在财产权利方面的差异不易显现，只有在婚姻关系濒临解体，亦即在离婚、析产和遗产继承的过程中，最能充分显露出两性权利关系的本质、他们对家庭资源实际占有和直配的情况。”①

因而，夫妻双方之间的财产权利的划分尤其存在的重要意义。下面仅就农村妇女家庭财产权、继承权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现状和改善措施展开阐述。

一、农村妇女私有财产权保护现状

由于我国立法没有对家庭财产权有明确的约定，家庭共有财产权观念意识较为淡薄，农村妇女在家庭财产权方面的权利得不到充分的保护。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第一，很难有效对家庭共有财产形成管理、使用和处分的权利。

中国家庭流行“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的家庭模式未发生变化，特别是农村地区长期封建男性家长意识的存在。农村中通常认为成年男性为一家之长，理所当然地认为家庭共有财产由其支配，实际上剥夺了农村妇女家庭财产权利的行使。

第二，家庭共有财产分割、分让时，妇女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

传统家庭在分家析产过程中，不会将家庭财产分配给女性成员。特别是子女成婚之时，家庭中大部分财产均分给男性成员。即使存在嫁妆的情况下，妇女从父母处获得的财产仍然非常有限。并且多数情况下，妇女无法参与到家庭财产的分割中去。

二、农村妇女继承权保护现状

农村中重男轻女的旧观念、旧习俗依然盛行，并且同法律规定发生严重背离。但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妇女在继承权的享有和行使上同法律的规定存在较大差异，农村妇女的继承权常常被刻意忽视或者剥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子女继承父母遗产时，女儿的继承权往往被剥夺，尤其是出嫁的女儿。在父母去世时，往往由儿子继承父母遗产，女儿被认为迟早要出嫁或已出嫁成为非家庭成员，在宅地、房屋上不享有权利，同时对父母不具有赡养义务。

第二，寡妇在继承丈夫遗产时，寡妇的继承权受到限制和侵犯。农村妇女在继承丈夫遗产时，在继承顺序和份额方面受到限制。寡妇往往在丈夫的父母、子女甚至兄弟、侄子之后继承遗产，而且在份额上要远远少于其他继承人，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以及平等的继承权被侵犯。

三、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现状

在农村，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是大多数农业人口解决温饱问题、实现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一方面，土地经济价值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农村妇女在土地权益上受到的侵害越来越多。“在全国妇联最近对全国1212个村的抽样调查发现，在没有土地的人群中，妇女的比重高达七成。其中，有43.8%妇女因结婚而失去土地。”②失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村妇女已经成为农村中的一个弱势群体，其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严重匮乏，严重影响到其生存（特别是文盲妇女）。因而，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已经上升到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农村妇女土地经营权益受到侵害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第一，未婚女性的土地经营承包权受到侵害。

在土地分配过程中，对女性歧视形成一种共识，女性所能取得的土地不到其应得的百分之七十甚至是一半。

第二，出嫁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更为严重的侵害。

在土地承包和延包的过程中，我国土地政策的取向为“保一头”。虽然该政策初意在于合理分配和调剂农村土地，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的妇女在出家后就被限制或剥夺了原居住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入夫家之后，又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或者延包工作已经完结或其他原因，得不到与之相关的权益。

第三，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备受侵害。

在农村，由于离婚的发生，很多妇女被迫离开原夫家居住地迁往其他地方。一方面，在原夫家居住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强行剥夺；另一反面，迁入地又缺乏土地经营权的保障。因而，对于这一群体而言，他们只能选择自谋生路。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村妇女财产权益中最难保障的一个环节。

第四，丧偶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常常受到侵害。

在中国，丧偶妇女的合法权益屡屡受到侵害。由于家中缺乏“顶梁柱”，丧偶妇女及其子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村集体歧视。丧偶妇女由于再婚或者离开夫家居住地，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能被强行收回，承包合同可能被提前终止，对其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造成侵害。

四、农村妇女财产权保护的法律措施

现行民法等法律法规虽然对妇女财产权的保护有了原则性规定，但由于缺乏操作的技术性以及立法理念的相对落后，在保护上还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因此，必须深入探讨保护妇女财产权的相应措施，并加强立法、执法，才能保证妇女财产权的正当权益落到实处。下面就上述涉及的相关权益，分别阐述相应的改进措施。

（一） 完善立法，切实维护农村妇女的家庭财产权

尽管《婚姻法》第17条、第18条、第19条对夫妻财产的划分做出了相关的规定，但是这种划分并不是十分完善，存在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因而，在家庭共有财产、夫妻一方个人所有的财产以及夫妻双方约定财产的范围、取得、使用以及分割等方面应明确化、具体化。这样才能保证农村依法充分行使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合法权益。

（二） 强化执法，坚决维护农村妇女的遗产继承权

执法机关应当贯彻落实《继承法》有关规定，本着男女平等原则，切实维护农村妇女的继承权。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中，对于继承权案件，在充分考虑到当地民风民俗的基础上，应当严格依据继承法相关司法解释的要求，对出嫁妇女以及寡妇的继承权予以充分的保障。

（三） 推进普法，积极维护农村妇女的土地经营权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将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的农村土地通过签订承包合同，以家庭联产承包的形式，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进行农业生产，并依法对其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有限度处分权的权利。由于农民自身“佃农”的定位，在权利认知上不能完备。因而，只有推进普法，才能积极维护农村妇女的土地经营权。

1、未婚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普及。未婚妇女不因将来出嫁可以从夫家取得土地而能暂时性剥夺土地使用权，凡是作为集体成员、拥有集体户籍的，均可以作为承包方享有经营权。

2、出嫁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普及。不论是“农嫁农”还是“农嫁非”，对于妇女原户籍所在地的土地经营承包权的收回应当以户口实际发生移转为限，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其户口已经发生移转的，则不得收回其土地使用权。“对于妇女结婚时，原承包地的处理，应当按照共有物的分割规则进行：如果所承包土地在分割后无损于其经济价值，则可按承包户各成员的份额进行分割，已婚妇女取得其应有份额；承包地的分割会减损其价值的，如其他成员原取得承包地，则可把承包地作价，按份额补偿妇女；如其他成员不愿取得承包地的，则可将承包地转让，各成员依各自份额取得转让价款。”③

3、离婚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普及。如果该妇女还在原居住地生活的，应当保证其有一份承包地；如果该妇女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新居住地没有为其解决承包地的，原居住地所在村应当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

4、丧偶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普及。丧偶妇女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可以合法继承其丈夫原有的土地，不得随意剥夺，同时也享有从该村分得土地的权利。若丧偶妇女搬迁至新居住地，可以在新居住地的土地获得之后收回原有的土地。

结语

总之，农村妇女财产权由于一系列复杂、深远的原因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真正实现妇女财产权的平等是一项艰巨而繁琐的工作，需要传统习惯的概念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建立健全妇女财产权的保护制度，将最终让婚姻更加美好，让家庭更加稳定，让社会更加和谐。（作者单位：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注解：

① 刘伯红.女性权利-聚焦《婚姻法》.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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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虚拟财产权的概念

    虚拟财产通常是指存在于网络游戏空间中的财物,包括游戏账号、游戏装备、和游戏货币等。因其具有一定程度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成现实中的财产,常被公开或私下买卖,由此产生了虚拟财产交易。由于目前尚无明确定和权威的定义,游戏账号、游戏货币乃至网络域名,都可以成为虚拟财产从而走向商品化。因此,虚拟财产即为在网络环境下,将一定的数据、信息、符号等储存到网络媒介中来模拟现实事物的财产形态,是一种数字化、非物化的财产形式。

    当前法学界对虚拟财产的权利性质较有争议,但有一点是形成共识的,虚拟财产可以作为法律上的财产权利存在,我们称之为虚拟财产权。虚拟财产权则是以网络虚拟财产作为客体的财产性权利,运营商创设后拥有和支配的网络虚拟财产权显然是运营商原始取得的。而对于用户对其所拥有和支配的网络虚拟财产而言,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而取得的网络虚拟财产,属于权利的原始取得;而通过对价从运营商或其它用户处购买而取得的网络虚拟财产,属于权利的继受取得。

    二、虚拟财产权的物权属性

    我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权。从该定义来看,物权的基本属性就是支配,这就鲜明地提示了物权的本质。任何财产权只要符合了支配的属性,并且被法律确认为物权的类型,它就成了物权。那么虚拟财产权是否符合这一特征可以从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网络虚拟财产权体现了主体对于客体控制的直接性。所谓直接,就是指无须任何的媒介物,主体就能将其意志作用于作为客体的物。网络虚拟财产由于其特有的虚拟性,往往需要借助一定的物质介质才能得以存在,但这并不妨碍网络虚拟财产权利人对其的直接控制。从主观上看,网络虚拟财产权是权利人基于自己的意志对于物的控制状态,直接依据自己的意志对物进行管领和控制。

    第二,网络虚拟财产权体现了对于客体的直接、现实的支配。通过帐号加密的方式,权利人可以实现对网络虚拟财产的管理和控制。网络虚拟财产的帐号加密方式使得对无体物的实际管领变成现实,它支配的范围也更加明晰起来,权利人的范围也得以确定。网络虚拟财产权上在事实上享有了对于客体的直接、现实的支配。

    综上可知,网络虚拟财产完全具有可支配的属性,虚拟财产权是一种具有物权属性的财产权。

    三、对虚拟财产权法律主体和客体的探讨

    1.虚拟财产权法律关系的主体

    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虚拟财产权法律关系的权利主体只能是游戏玩家,而义务主体则是网络运营商或开发商以及其他的网络用户。

    第一,虚拟财产权法律关系的权利主体。游戏玩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获得了网络虚拟财产,当然享有所有权,其活动的本身就决定了网络虚拟财产的具体种类和数量。当用户通过运营商或其它用户购买取得网络虚拟财产时,其付出对价是为了获得所有权而非使用权。运营商没有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产生和变化进行控制,他们只提供一定期限的网络服务及对网络虚拟财产的存储保管工作,没有任意修改的权利。所以规定游戏运营商只提供游戏的场所并负有保管的义务,这样以便更好地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和规范运营商的行为。

    第二,虚拟财产权法律关系的义务主体。网络运营商都像网络开发商和其他玩家一样,不仅对网络用户的虚拟财产权负有消极的不侵犯义务,而且还负有积极的保管义务。这也是网络虚拟财产权不同于传统物权的一个特性。这种特性主要是由网络虚拟财产独特的存在状态和运行方式所决定的,并不妨碍虚拟财产权符合物权的对世性特征。网络用户之间虽然不存在合同关系,但相互之间负有互不侵害和妨碍其权利行使的消极义务,也即虚拟财产的义务人是除网络用户外的一切人。

    2.虚拟财产权法律关系的客体

    网络虚拟财产权的客体是网络虚拟财产。物权本质上是法律保护的一种利益,凡具有一定价值且具有表现其的外观,就可以成为物权客体或纳入物权法保护。网络游戏中虚拟财产是以数据的形式存在并具有一定的价值,不同的虚拟财产的价值差异不在于财产名称及功能的不同,而是因为玩家的付出不同。

    网络虚拟财产的无形性,是将其纳入一直以来以有体物为主要调整对象的物权法保护范畴的最大障碍。传统财产法认为物权客体必须为有体物。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环境以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无形财产。同时无体物及无形财产概念的提出,使人们认识到,财产是一种可以以金钱来评价的利益,其本质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使人们从权利的角度来认识到有体物与无体物的共性。

    四、对虚拟财产权法律关系的内容的探讨

    虚拟财产权法律关系的内容体现为游戏玩家对虚拟财产的支配,即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网络虚拟财产权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是由网络虚拟财产权权利的行使、侵害和转让这些法律事实而引起的。虚拟财产法律关系的内容主要包括用户的权利和义务和运营商的权利和义务。

    1.用户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用户是网络环境中由用户账号所管理和控制的这部分网络虚拟财产的所有者,其行使作为所有者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用户的主要义务就是按照网络服务合同来使用网络环境,按照规则正确行使网络虚拟财产权和其他用户交易转让网络虚拟财产权时严格遵守交易合同。

    (1)用户所享有的权利

    第一,占有权。网络用户对网络虚拟财产具有占有受限制的特点。在用户在线活动中,通过服务器的支持,以及账号、密码的使用,实现对网络虚拟财产的直接占有。在用户离线后,该信息则存储于服务器中即用户将直接占有权转移给网络经营者,但用户并不因此丧失网络虚拟财产权。网络虚拟财产权的静态公示方法就在于对用户名和相应的密码的占有,与现实中对动产的占有一样,具有权利的推定力,可以表明对网络虚拟财产的所有权。而网络虚拟财产权动态的公示方法就是在网络环境内,权利对网络虚拟财产的直接控制和管领。

    第二,使用权。人们占有物都不是目的,占有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物的使用价值或增殖价值。对网络虚拟财产亦是如此。无论是电子邮件地址还是网络游戏中道具、装备,网络用户都可以通过使用,满足其消费、娱乐、信息交流的需求。

    第三,收益权。网络用户不仅可以使用网络虚拟财产、获得使用价值、也在可以网络虚拟财产上进行投资,使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在网络环境内价值不断升高从而获得交换价值。网络虚拟财产的交易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利益,不仅带来权利主体的收益,而且支撑着、刺激着整个互联网的发展和网络游戏业的繁荣。

    第四,处分权。网络虚拟财产具有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特性决定了网络虚拟财产权主体既可以对网络虚拟财产行使事实上的处分权——如消费、删除、废弃其拥有的网络虚拟财产,也可以行使法律上的处分权—通过交易转让给第三人。网络虚拟财产处分权的行使会受法律和网络协议的制约,但这种制约并不导致所有权处分权能的丧失。

    (2)用户应承担的义务

    第一,遵守网络环境行为规范,利用合法的、符合网络环境规则要求的手段来取得网络虚拟财产权及服从管理,交纳相关费用的义务。

    第二,转让网络虚拟财产权时严格遵守交易合同。用户在转让网络虚拟财产权时,买卖双方行为依据的是双方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发生纠纷时就采用双方约定来履行,未明确的条款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和第六十二条来履行。

    第三,在其网络虚拟财产权受妨害时的举证义务。用户应就网络虚拟财产来源的合法性,以及网络虚拟财产权受到侵害的事实,而承担一般的举证责任,谁主张,谁举证也是最基本的原则。

    2.运营商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1)运营商所享有的权利

    服务商享有有关软件产品的知识产权、服务设备包括数据的所有权及获取经济利益的权利、对网络环境运行进行管理的权利(如对违反网络环境规则的用户给予网络环境内处罚)。

    (2)运营商应承担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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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侵害财产权：精神损害：赔偿

损害赔偿是民事法律责任中的一种常见、重要的承担方式，是民事法律责任最后、最严厉的承担方式。损害赔偿分为物质损害赔偿、人身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

一、精神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的含义

关于精神损害的界定，我国并无立法上的定义，理论界也是各说不一，一般认为，精神损害是指由于加害人的侵权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精神上的痛苦或致其精神利益受到丧失或减少。

精神损害赔偿是指受害人因侵害人的侵权行为导致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而请求侵害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式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其实质是则令侵害人承担侵权的不利后果。减少受害人的精神痛苦，补偿受害人的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从而达到抚慰受害人，惩罚、教育侵害人的社会功能。

二、侵害财产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概况

侵害财产权的精神损害赔偿是指受害人的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物品，因侵害人的侵害而永久性灭失或毁损，造成受害人糟冲痛苫或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而请求侵害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式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

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只规定了侵害人身权、侵害婚姻关系方面的精神损害赔偿，《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其司法解释(一)第28条规定：“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关于侵害财产权方面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我国立法上并无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该方面案例却不少，比如肖某、刘华伟诉国营旭光彩色服务部丢失冲印的结婚活动照胶卷赔偿纠纷案和王青云诉美洋达摄影有限公司丢失其送扩的父母生前照片赔偿案，以上两案，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都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早已确立了侵害财产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由于我国《民法通则》无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侵害财产权的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处理标准不统一，赔偿数额忽高忽低，基本相同的案例，判决的差异性较大。

鉴于以上情况，特别是司法实践中大量案例的判决，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们法院在总结审判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第4条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在我国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了侵害财产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尽管其仅是个司法解释，规定也不是十分具体，但其为侵害财产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最终确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三、侵害财产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侵害财产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

侵害财产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属侵权责任，应当按照侵权行为法中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来认定，在适用过错责任时，构成要件应包括损害事实，加害行为的违法性，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四个要件；在适用无过错责任时，构成要件应包括损害事实、违法行为和因果关系三个要件。

(二)侵害财产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特别构成要件

在侵害财产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构成中，除具备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一般要件外，还应具备一个特殊条件，即侵害了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且该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毁损。具体要求是：

第一，侵权行为侵害的不是普通物品，而是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该物品是特定物，具有表现、寄托人的气质、能力、性格等特征的价值和作用。该物在其所有人眼中已不仅是一个普通的物，而成为一种象征，一种寄托，该物的价值已经超越了财产本身，不仅具有经济性，而且还具有了人格性质。它无法通过金钱直接衡量，且不能够再现。

第二，侵权行为侵害的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毁损。永久性灭失或毁损是财产存在的两种形式，永久性灭失，是该物在物理上的灭失，意味着该物不存在了，其基于财产权的基本权利消失了，其作为人格利益的载体，其所寄托的人格象征意义也随之消失了，且人格利益的消失具体不可再现性。永久性毁损，意味着该物已不是以前那样，且不可能恢复到以前那样，同时意味着该物的人格象征意义的减损或消失。

四、侵害财产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赔偿数额确定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确定标准，我国民法通则无明文规定，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了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因素，司法实践中主要通过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来确定赔偿数额。由于精神损害的无形性及法官对精神损害认识差别，在实践中常常出现不同法院，有时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在基本类似的案例中，确定赔偿数额差异很大。现实诉讼中，出现了当事人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漫无边际要价，出现了请求1元与百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极端例子。而从案例审判结果来看，则存在当事人请求赔偿数额与判决数额悬殊太大的问题。我国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标准处于极度混乱状态，急需进行相关的立法予以规范。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应贯彻以下三个原则：第一，抚慰原则，通过赔偿，应有利于缓和、解除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平复受害人精神创伤，恢复其身心健康。第二，惩罚原则，责令加害人给受害人以适当的财产补偿，以惩罚加害人，引导加害人尊重他人之权利，教育其更好地遵纪守法。第三，教育原则，责令侵权者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也向社会表明了一种价值取向，告诉人们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必将受到法律制裁，给自己带来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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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款：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利益。

[4]刘德良.个人信息的财产权保护[J].法学研究，2007（3）：2.

[5]梅绍祖.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础性问题研究[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26.

[6]梁慧星.民法总论[M].法律出版社，2001：57.

[7]李永军.合同法（第二版）[M].法律出版社，2005：145.

[8]Julius C.S. Pinckaers.From privacy toward a New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n Persona[J].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6.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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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公法对私有财产权的确认与保护主要是通过规范和控制公权力，以促进公权力有效运行来实现的。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相对于政府的义务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自我实现的权利，对此，政府负有不作为的义务，不得侵犯；另一类是靠政府履行作为的义务才能实现的权利，对此，政府要积极履行职责保障其实现。同时，公法通过设立正当的程序及设定相应的责任与救济机制以防止政府恣意与专断，抑制公权力违法与不当行使，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并使公民受损害的权益得到恢复与补救。

确立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的方式是围绕对公权力的规范与控制而展开的，只不过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具体表现有所不同。总体来讲，公法可以从实体、程序和救济等方面来设计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方式。

一、界定政府活动范围，为政府设定不作为的义务

私有财产权是个人、组织享有的一项可以用来对抗政府对自己的私有财产行使专横权力的自由，属于一种“防御国家的自由”（freedomfromstate）。这种自由是与“有限政府”的理念相契合的。私有财产权在本质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拥有财产；二是抵制非法剥夺。公法对私有财产权的确认与保障，旨在明确公民权利的同时，勘定政府权力的界限，表明政府权力不是无限的，它须以公民的权利存在为界碑，须以保护公民的财产安全和人身自由为使命。“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是阻止或者防止政府强制与专断的基本条件。如果不存在这样一种确获保障的私人领域，那么强制与专断就不仅会存在，而且还会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1]“个人自治的核心是个人对其财产的独立的排他的支配权，连治产的权利都没有，哪有权利治身。”[2]詹妮弗·内德尔斯基指出：“私有财产权至少在150年间是作为政府权力之界限的个人权利的最典型的例证，财产权划定了受保护的个人自由与政府合法范围之界限。”[3]

政府存在的正当理由就是保护公民的包括私有财产权在内的各项基本权利。公民基本权利的配置状况及行使的有效性构成了制约国家权力的基本力量。“基本权利是设立权利、客观法律规范和一般解释原则的基础，对一切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关具有直接的约束力，只有根据法律或者通过法律才能限制基本权利。”[4]“一个立体乃是这样的政体，其中的私人领域得到保障，不受行使政治权力的侵犯。”[5]美国宪法学家路易斯·亨金说道：“意味着应受制于宪法，意味着一种有限政府，即政府只享有人民同意授予它的权力并只为了人民的目的，而这一切又受制于法治。”[6]

公法的基本精神在于授予并控制政府权力，划定政府的活动范围，为政府设定相应的义务与责任，以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公法通过界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划定公民私人自治的领域。在这一领域内，公民享有自由，而政府不得随意侵入，政府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应当持有尊重乃至敬畏的态度。公法为政府设定的不作为的义务既约束政府制定规则的活动，也约束政府具体的管理行为。政府在制定规则时，要严格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位原则，不得随意创制限制或剥夺公民财产权利或为公民设定某种财产义务的规范，否则无效。如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法律可以设定任何处罚种类，法规、规章可以依法一定的处罚种类，行政机关制定的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任何处罚种类；在具体的管理活动中，要求政府不得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不得非法没收，不得违法采取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等等。在现实生活中，大量情况是，只要政府履行不作为的义务，行政权力不随意介入和干涉私域，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就能够实现。在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时期，由于商品交换对于自由的本能要求，西方国家对待私权利的态度就是尽可能少的介入和干预，奉行的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理念，政府权力仅限于处理纠纷、保卫国家安全等有限的范围内。所以当时的法治理论认为，只要政府不干预，权利就能够实现。这成为自由主义时期法治理论的核心理念。[7]到了现代（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现代化使得国家职能日益扩大，干预社会的力度不断增强，政府不仅负有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的责任，还负有维持法律秩序、保障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条件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完全介入私域，“公域”与“私域”之间仍应有一条界线，应该有各自的活动范围。行政权介入或干涉公民私有财产权的行使，必须有明文的法律规定，法律无明文规定的，行政权力就不得介入或干涉。德沃金乃至主张，如果某人对某物享有权利，那么政府要剥夺他的此项权利就是错误的，即便这样做有利于一般利益。[8]

以行政审批为例，我国曾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行政审批权极度膨胀，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严重地限制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还导致腐败现象的大量滋生与蔓延。为了治理审批过多过乱的现象，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于2003年颁布了《行政许可法》（2004年7月1日起实施），以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将行政许可纳入法治的轨道。该法压缩了行政许可范围，削减了行政审批权限，简化了行政审批的手续，强化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行政许可法》第12条规定了行政许可的范围[9]，并在第13条中规定：“本法第12条所列事项，通过下列方式能够予以规范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行政许可法》第20条还规定，对已设定的行政许可，认为通过本法第13条所列方式能够解决的，应当对设定该行政许可的规定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可见，在设定行政许可时，要遵循市场调节、行业自律、公民自主优先的原则，政府只能在市场失灵、社会与公民不能的领域发挥调控作用，而不是直接取代市场与社会，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在于“弥补市场缺陷”，绝不能让政府成为市场的主角。《行政许可法》明确地将政府职能的定位逻辑从“先政府、后社会、再市场”扭转为“先市场、后社会、再政府”。它的颁布与实施，对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扩大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创建一个有限、透明、诚信、责任的政府有极大的推进作用。

二、为政府设定作为的义务，促使政府积极履行职责

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相对于政府的义务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自我实现的权利，对此类权利只要政府不侵犯，即只要政府履行不作为的义务，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就能够实现；另一类是靠政府履行作为的义务才能实现的权利，如公民的房屋产权，需要得到政府的确认，颁发产权证书；公民使用国有土地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颁发许可证书；因发生自然灾害而使公民陷入困境时，政府要履行救助的义务；等等。公法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为政府设定作为的义务主要体现在：（1）政府有义务确认公民的财产权益，如产权确认。通过政府的确认，使公民的财产权益取得法律上的承认，从而保护公民各种已经存在或已经取得的权利，并且使其权利为他人所认同。（2）政府对因特殊原因或处于特定条件下的个人与组织有提供救助的义务，以帮助其维持正常的工作与生活。“现代国家由于国民之生活对行政机关依赖与日俱增，给付行政已成为国家作用之重要机能。”[10]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与此相对应，国家相继颁布了一些涉及到救助与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将公民获得救助的权利进一步具体化。对于有关行政机关来说，提供救助是一种法律上的职责或义务；而对于被救助的相对人来说，获得救助是一种法律上的权利。（3）政府有义务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特定的民事争议进行裁决，如对权属纠纷的裁决、对侵权纠纷的裁决和对损害赔偿纠纷的裁决等。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裁决，以有效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及时保护当事人的财产权益。（4）政府有义务对那些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显著成绩、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组织和个人进行奖励。通过行政奖励，充分调动和激发个人和组织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引导人们更多地实施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行为。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考虑到人们对经济利益的需求，充分发挥物质奖励的作用，这既是对个人、组织应当获得的物质利益的保护，又能激发人们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经济建设中去，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5）政府有义务对具备条件的个人、组织予以许可。个人与组织一旦获得许可，即可从事某种活动，并依法享有相应的权利，其行为受法律保护，对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6）政府有义务对侵害公民财产权益的违法行为予以制止，以保护受害人合法的财产权益。

随着社会发展，公民的需求日趋多样化，权利的内容也日益丰富，即个人享有法律权利的范围、内容的广泛丰富程度与社会发展进步程度是成正比的，权利总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步扩大和增多。社会文明程度愈高，人们对权利的渴求愈是强烈，法律也会相应赋予人们更多的权利。因此，赋予人们尽可能多的权利和承认人们更多的行为自由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根据法治理论，国家公权力与公民权利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国家公权力存在的目的就是保卫与增进公民的各种自由与权利。政府的全部职责就是“尽其所能保护每一个在其管辖下的人的人权，并且必须尊重因而绝不以任何行动侵犯与它有关的所有人的人权。”[11]在现代，财产权已具备了新的时代特征，财产权的含义与内容已越来越广泛。1964年美国学者查尔斯·雷齐提出一个至今仍很著名的观点，即各种形式的政府赠与物应被看作一种“新的财产”，因而应给予适当的法律保护。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政府正在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主要包括：薪水与福利、职业许可、专营许可、政府合同、补贴、公共资源的使用权、劳务等。这些财产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财产的形态，而对这些财产的分配是通过公法实现的，而不是私法。[12]一些新型的财产权的出现，对政府提出了挑战，要求政府积极履行义务，主动采取措施，以保障公民获取利益和实现其财产权。而在此过程中公法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设立正当法律程序

程序是交涉、沟通、协调、选择的方式与过程的总和。“程序的本质特点既不是形式性也不是实质性，而是过程性和交涉性。法律程序就是交涉过程的制度化。”[13]在现代国家实行法治的过程中，程序扮演着承载民主、自由、人权、正义价值功能的角色。近现代民主、法治所催生的现代程序，在要求程序本身的正当、合理、人道的基础上，强调程序限制恣意和防止权力滥用的价值功能。[14]正当法律程序具有防止恣意、专断，抑制公权力的违法与不当行使，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的作用。正当法律程序是对权力的根本性制约，是对权利的最低限度的保障。英国1215年《自由大》第39条规定：“凡自由民，非经其具有同等身份的人依法审判或依照王国的法律规定，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剥夺其自由权或自由习俗、褫夺其法律保护权、放逐或施以任何方式的侵害。”这是封建贵族利用法律程序对王权的限制，体现了法律程序对自由和财产的初始保障。在爱德华三世时代，1354年英国国会通过的第二十八条法令即《自由令》正式出现了现代所说的“正当程序”的条款，用以约束国王的言行，其第三章规定：“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进行答辩，对任何财产或身份的拥有者一律不得剥夺其土地或住所，不得逮捕或监禁，不得剥夺其继承权，或剥夺其生存的权利。”该条规定首次以法令形式表述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并扩大了正当程序的适用范围。受英国程序正义观念的影响，美国也接受了正当程序的概念，并使正当程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美国，如果说权力分立为权力的行使划定了范围，那么正当法律程序则是权力行使的边界或底线。“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一直起着协调个人利益与公共福利冲突的角色。”[15]美国最早、最完整规定“正当法律程序”是1780年的马萨诸塞州宪法：“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任何人的生命、财产不得剥夺。”美国1791年12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1868年7月通过的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一款规定：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在州管辖范围内，也不得拒绝给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第五条和第十四条中的正当程序条款可以说是整个权利典章的核心，它暗示了两个前提：第一，承认任何人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天赋权利；第二，政府如果要剥夺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必须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16]正当法律程序已经成为美国的基石，使美国宪法成为“活的”宪法，真正成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正如美国著名法官本杰明·卡多佐所指出的，“不经正当法律过程，无人应被剥夺自由，这是一个最具普遍性的概念”[17].

关键词：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方式

内容提要：公法对私有财产权的确认与保护主要是通过规范和控制公权力，以促进公权力有效运行来实现的。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相对于政府的义务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自我实现的权利，对此，政府负有不作为的义务，不得侵犯；另一类是靠政府履行作为的义务才能实现的权利，对此，政府要积极履行职责保障其实现。同时，公法通过设立正当的程序及设定相应的责任与救济机制以防止政府恣意与专断，抑制公权力违法与不当行使，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并使公民受损害的权益得到恢复与补救。

确立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的方式是围绕对公权力的规范与控制而展开的，只不过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具体表现有所不同。总体来讲，公法可以从实体、程序和救济等方面来设计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方式。

一、界定政府活动范围，为政府设定不作为的义务

私有财产权是个人、组织享有的一项可以用来对抗政府对自己的私有财产行使专横权力的自由，属于一种“防御国家的自由”（freedomfromstate）。这种自由是与“有限政府”的理念相契合的。私有财产权在本质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拥有财产；二是抵制非法剥夺。公法对私有财产权的确认与保障，旨在明确公民权利的同时，勘定政府权力的界限，表明政府权力不是无限的，它须以公民的权利存在为界碑，须以保护公民的财产安全和人身自由为使命。“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是阻止或者防止政府强制与专断的基本条件。如果不存在这样一种确获保障的私人领域，那么强制与专断就不仅会存在，而且还会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1]“个人自治的核心是个人对其财产的独立的排他的支配权，连治产的权利都没有，哪有权利治身。”[2]詹妮弗·内德尔斯基指出：“私有财产权至少在150年间是作为政府权力之界限的个人权利的最典型的例证，财产权划定了受保护的个人自由与政府合法范围之界限。”[3]

政府存在的正当理由就是保护公民的包括私有财产权在内的各项基本权利。公民基本权利的配置状况及行使的有效性构成了制约国家权力的基本力量。“基本权利是设立权利、客观法律规范和一般解释原则的基础，对一切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关具有直接的约束力，只有根据法律或者通过法律才能限制基本权利。”[4]“一个立体乃是这样的政体，其中的私人领域得到保障，不受行使政治权力的侵犯。”[5]美国宪法学家路易斯·亨金说道：“意味着应受制于宪法，意味着一种有限政府，即政府只享有人民同意授予它的权力并只为了人民的目的，而这一切又受制于法治。”[6]

公法的基本精神在于授予并控制政府权力，划定政府的活动范围，为政府设定相应的义务与责任，以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公法通过界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划定公民私人自治的领域。在这一领域内，公民享有自由，而政府不得随意侵入，政府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应当持有尊重乃至敬畏的态度。公法为政府设定的不作为的义务既约束政府制定规则的活动，也约束政府具体的管理行为。政府在制定规则时，要严格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位原则，不得随意创制限制或剥夺公民财产权利或为公民设定某种财产义务的规范，否则无效。如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法律可以设定任何处罚种类，法规、规章可以依法一定的处罚种类，行政机关制定的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任何处罚种类；在具体的管理活动中，要求政府不得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不得非法没收，不得违法采取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等等。在现实生活中，大量情况是，只要政府履行不作为的义务，行政权力不随意介入和干涉私域，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就能够实现。在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时期，由于商品交换对于自由的本能要求，西方国家对待私权利的态度就是尽可能少的介入和干预，奉行的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理念，政府权力仅限于处理纠纷、保卫国家安全等有限的范围内。所以当时的法治理论认为，只要政府不干预，权利就能够实现。这成为自由主义时期法治理论的核心理念。[7]到了现代（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现代化使得国家职能日益扩大，干预社会的力度不断增强，政府不仅负有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的责任，还负有维持法律秩序、保障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条件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完全介入私域，“公域”与“私域”之间仍应有一条界线，应该有各自的活动范围。行政权介入或干涉公民私有财产权的行使，必须有明文的法律规定，法律无明文规定的，行政权力就不得介入或干涉。德沃金乃至主张，如果某人对某物享有权利，那么政府要剥夺他的此项权利就是错误的，即便这样做有利于一般利益。[8]

以行政审批为例，我国曾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行政审批权极度膨胀，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严重地限制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还导致腐败现象的大量滋生与蔓延。为了治理审批过多过乱的现象，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于2003年颁布了《行政许可法》（2004年7月1日起实施），以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将行政许可纳入法治的轨道。该法压缩了行政许可范围，削减了行政审批权限，简化了行政审批的手续，强化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行政许可法》第12条规定了行政许可的范围[9]，并在第13条中规定：“本法第12条所列事项，通过下列方式能够予以规范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行政许可法》第20条还规定，对已设定的行政许可，认为通过本法第13条所列方式能够解决的，应当对设定该行政许可的规定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可见，在设定行政许可时，要遵循市场调节、行业自律、公民自主优先的原则，政府只能在市场失灵、社会与公民不能的领域发挥调控作用，而不是直接取代市场与社会，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在于“弥补市场缺陷”，绝不能让政府成为市场的主角。《行政许可法》明确地将政府职能的定位逻辑从“先政府、后社会、再市场”扭转为“先市场、后社会、再政府”。它的颁布与实施，对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扩大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创建一个有限、透明、诚信、责任的政府有极大的推进作用。

二、为政府设定作为的义务，促使政府积极履行职责

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相对于政府的义务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自我实现的权利，对此类权利只要政府不侵犯，即只要政府履行不作为的义务，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就能够实现；另一类是靠政府履行作为的义务才能实现的权利，如公民的房屋产权，需要得到政府的确认，颁发产权证书；公民使用国有土地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颁发许可证书；因发生自然灾害而使公民陷入困境时，政府要履行救助的义务；等等。公法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为政府设定作为的义务主要体现在：（1）政府有义务确认公民的财产权益，如产权确认。通过政府的确认，使公民的财产权益取得法律上的承认，从而保护公民各种已经存在或已经取得的权利，并且使其权利为他人所认同。（2）政府对因特殊原因或处于特定条件下的个人与组织有提供救助的义务，以帮助其维持正常的工作与生活。“现代国家由于国民之生活对行政机关依赖与日俱增，给付行政已成为国家作用之重要机能。”[10]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与此相对应，国家相继颁布了一些涉及到救助与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将公民获得救助的权利进一步具体化。对于有关行政机关来说，提供救助是一种法律上的职责或义务；而对于被救助的相对人来说，获得救助是一种法律上的权利。（3）政府有义务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特定的民事争议进行裁决，如对权属纠纷的裁决、对侵权纠纷的裁决和对损害赔偿纠纷的裁决等。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裁决，以有效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及时保护当事人的财产权益。（4）政府有义务对那些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显著成绩、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组织和个人进行奖励。通过行政奖励，充分调动和激发个人和组织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引导人们更多地实施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行为。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考虑到人们对经济利益的需求，充分发挥物质奖励的作用，这既是对个人、组织应当获得的物质利益的保护，又能激发人们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经济建设中去，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5）政府有义务对具备条件的个人、组织予以许可。个人与组织一旦获得许可，即可从事某种活动，并依法享有相应的权利，其行为受法律保护，对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6）政府有义务对侵害公民财产权益的违法行为予以制止，以保护受害人合法的财产权益。

随着社会发展，公民的需求日趋多样化，权利的内容也日益丰富，即个人享有法律权利的范围、内容的广泛丰富程度与社会发展进步程度是成正比的，权利总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步扩大和增多。社会文明程度愈高，人们对权利的渴求愈是强烈，法律也会相应赋予人们更多的权利。因此，赋予人们尽可能多的权利和承认人们更多的行为自由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根据法治理论，国家公权力与公民权利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国家公权力存在的目的就是保卫与增进公民的各种自由与权利。政府的全部职责就是“尽其所能保护每一个在其管辖下的人的人权，并且必须尊重因而绝不以任何行动侵犯与它有关的所有人的人权。”[11]在现代，财产权已具备了新的时代特征，财产权的含义与内容已越来越广泛。1964年美国学者查尔斯·雷齐提出一个至今仍很著名的观点，即各种形式的政府赠与物应被看作一种“新的财产”，因而应给予适当的法律保护。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政府正在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主要包括：薪水与福利、职业许可、专营许可、政府合同、补贴、公共资源的使用权、劳务等。这些财产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财产的形态，而对这些财产的分配是通过公法实现的，而不是私法。[12]一些新型的财产权的出现，对政府提出了挑战，要求政府积极履行义务，主动采取措施，以保障公民获取利益和实现其财产权。而在此过程中公法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