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球蛋白e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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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小儿喘息性疾病；血清总免疫球蛋白E；特异性免疫球蛋白E
[中图分类号] R7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5）07（b）-0068-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detection of total serum immunoglobulin E（tIgE） and specific immunoglobulin E（sIgE） in diagnosis of children with respiratory allergic disease. Methods 60 Children with respiratory allergic disease admitted into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1 to September 2014 were selected as observation group，another 30 cases of healthy children was as control group.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already been diagnosised as respiratory allergic disease.Serum tIgE and sIgE was measur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s，and the relevant results was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Levels of serum tIgE and sIg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spectively was （501±219） U/ml and （3450±1240） U/L，which was remarkab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P
[Key words] Children with respiratory allergic disease；Total serum immunoglobulin E；Specific immunoglobulin E
小儿喘息性疾病是临床儿科一种常见的小气道疾病[1-2]，其临床表现是以特异性或非特异性小气道病理改变为基础的病症[3]。临床治疗棘手，且早期诊断困难。相关研究表明，小儿喘息性疾病同免疫球蛋白E关系紧密[4]。有学者指出，血清总免疫球蛋白的含量越高，其喘息的发作率越高[5]，但在实际研究中发现部分患儿血清总免疫球蛋白含量并未升高，而特异性免疫球蛋白水平升高。本研究通过对本院60例喘息性疾病患儿体内总免疫球蛋白E（tIgE）及特异性免疫球蛋白E（sIgE）水平进行检测，探讨其与小儿喘息性疾病的相关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2011年9月～2014年9月收治的60例喘息性疾病患儿作为观察组，另外选取同期体检健康的30例小儿作为对照组。观察组：男42例，女18例，年龄3个月～9岁，平均（2.2±1.5）岁；对照组：男17例，女13例，年龄3个月～10岁，平均（2.6±0.9）岁。观察组中喘息性支气管炎患儿16例，支气管哮喘患儿24例，毛细支气管炎患儿20例。病例纳入标准：所有患儿符合《实用儿科学》中关于喘息性疾病的诊断标准。病例排除标准[6]：患有严重心、肾、神经系统疾病的患儿，异物吸入、小气道发育异常、先天性发育畸形的喘息性疾患及已经接受糖皮质激素和免疫调节剂等治疗的患儿。对照组中排除家族及个人过敏疾病史。两组儿童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两组儿童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ELISA）法检测tIgE，其试剂盒购自上海森胸有限科技实业公司，操作按试剂盒说明逐步进行，酶标仪选择BIO-RAD公司提供的550型；sIgE检测采取欧蒙印迹法检测，血清不需稀释，用平板扫描仪扫描实验条，并用欧蒙专用EUROlineScan分析软件进行结果分析。注意鉴别抗原检测抗原着色的深浅，检测标准[7]：tIgE>200 U/ml则视为阳性；sIgE>350 U/L视为过敏原检测阳性。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统计学软件分析相关数据，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2 结果
2.1 两组tIgE及sIgE水平的比较
观察组儿童血清tIgE及sIgE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观察组血清免疫球蛋白及过敏症状的检查结果
60例喘息性疾病患儿中，65%患儿（36/60）的血清免疫球蛋白偏高，另外变态反应症状患儿27例，占45%。
2.3 tIgE或sIgE检测喘息性疾病的灵敏度
单独采用血清tIgE检测的灵敏度为67%，单独采用sIgE检测的灵敏度为65%，两者联合检测的灵敏度为78%，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曲线下面积为89%（图1）。
3 讨论
小儿喘息性疾病是儿科较为常见的疾病[8]。研究发现，遗传、感染、过敏或免疫性质改变等因素均是造成小儿喘息性疾病的重要原因[9]。其作用器官主要以小气道和毛细支气管炎、喘息性气管炎、哮喘为主要症状[10]，且此3类病症相互作用密切。研究发现，喘息性疾病患儿体内CD4+相对于CD8+显著升高[11]，两者比例相对增高。小气道由于变应原刺激发生变态反应，免疫β细胞大量增多，免疫球蛋白E的合成增多[12]，炎症细胞加速了炎性因子包括白细胞介素（IL）-1、IL-8、肿瘤坏死因子的水平，造成气管支气管痉挛，引起气道高反应，成为喘息性疾病的诱因。
研究[13]表明，喘息性疾病患儿的tIgE水平升高，其发病原因同Ⅰ型变态反应具有显著相关性，而免疫球蛋白E升高是Ⅰ型变态反应发生的基础，也是喘息性疾病反复发作的重要原因。本研究中，喘息性疾病患儿的tIgE和sIgE水平较健康正常儿童显著升高，说明喘息性疾病患儿血清tIgE、sIgE水平同疾病发生具有一定的关系，同以往的报道结果一致。由此说明，早期检测患儿血清tIgE和sIgE水平有助于及时发现过敏体质[14]，排除其他疾病，及时给予早期治疗，有利于改变病情，且对于病情预后具有指导性意义。
在研究tIgE对于喘息性疾病的诊断意义中可见，已确诊的患儿中部分经tIgE检测结果正常，而sIgE显示结果为阳性，说明两者诊断可以进行互补，且本研究结果也说明，单一采用任何一种作为检验方法的结果都不可靠，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本研究通过采用ROC曲线发现，单独应用tIgE检测的灵敏度为67%，单独应用sIgE检测的灵敏度为65%，但两者联合检测的灵敏度为78%，且ROC曲线下面积为89%，说明在实际工作中应当将tIgE和sIgE联合检测做为诊断手段，才能提高检验的准确性。
此外，喘息性疾病的发生与外界过敏原的激发及年龄的不同有关[15]。有研究表明，喘息性疾病患儿中发生支气管炎时，血清sIgE阳性率较低，其发生原因可能与毛细支气管炎产生免疫球蛋白E的能力低有关，而且毛细支气管炎喘息发作也会受到其他相关因素的作用，但这方面的研究还较为欠缺。但不论怎样，应用特异性变应原检测是目前检测变态反应的重要手段，临床上对于tIgE和sIgE检测的界值仍然较难确定，今后还需要更多临床研究，确定两者最佳的诊断值，以期提高小儿喘息性疾病的检出率。
综上所述，小儿喘息性疾病同免疫球蛋白水平具有密切的关系，采用血清tIgE和sIgE联合检测可以显著提高小儿喘息性疾病的检出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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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 异体输血；自体输血；肿瘤；免疫
肿瘤患者因其自身疾病的特殊性，围手术期常须输血治疗，而输血对免疫功能的影响在临床上一直颇有争议。现有的自体输血方法可有效的减少围手术期输血量，但其对肿瘤患者的体液免疫功能影响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观察异体和自体输血对肿瘤患者体液免疫功能的影响，旨在进一步探讨自体输血的临床价值及意义，为肿瘤患者围手术期合理用血提供指导。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经医院伦理管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后，选择择期行胃肠肿瘤根治术患者80例，男44例，女36例，年龄38 69岁，体重40～78kg，ASA分级为Ⅰ～Ⅱ级，其中胃癌26例，结肠癌24例，直肠癌30例。病例入选标准：术前经胃肠镜检查病理确诊为胃肠道恶性肿瘤患者，患者术前无严重的心、肺、肝、肾及内分泌疾病，无手术治疗、放疗、化疗、近期使用免疫抑制剂、严重感染、血源性传播疾病、凝血功能、血小板功能异常及输血病史，患者术前血红蛋白大于110g/L，红细胞比容不低于0.33。
1.2方法 患者术前禁食12h，禁饮6h。所有患者均不使用术前药，患者入室后常规监测血压（Bp）、心率（HR）、心电图（ECG）、血氧饱和度（SpO2），开放上肢静脉，在局麻下行桡动脉穿刺和颈内静脉穿刺置管行有创检测，常规麻醉诱导：咪唑安定0.05 mg/ kg、芬太尼4～5μg/ kg、丙泊酚1～2 mg/ kg、罗库溴铵0.6mg/ kg，快速诱导插管后接Blease-8500麻醉机行机械通气，吸入氧浓度为100%，氧流量为1.5～2.0L/min，潮气量为8～10ml/kg，呼吸频率为12bpm，吸呼比（I/E）为1：2，保持呼气末CO2（PETCO2）浓度为35～45mHg。术中采用丙泊酚6～8mg·kg-1·h-1、瑞芬太尼0.1～0.25μg·kg-1·h-1，顺式阿曲库铵2～3μg· kg-1·min-1维持麻醉和肌肉松弛。
1.3输血方法 根据术中是否输血及不同血液保护方案将患者分为四组，C组为空白对照组（Control），患者术中出血较少未输血，也未有任何血液保护措施。A组为异体输血组（Allogeneic blood transfusion），视手术出血量和患者身体情况（如术中Hb
1.4监测指标 四组患者分别于入室时（T0）、术毕即刻（T1）、手术后24h（T2）、术后3d（T3）、术后7d（T4）抽取静脉血2ml送生化分析室，以3000r/min离心后取上清液至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用免疫透射比浊法检测血清免疫球蛋白IgG、IgA和IgM含量。
1.5统计学方法 所得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正态分布采用方差分析，非正态分布资料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应用SPSS13.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P
2结果
2.1各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 各组患者性别比、年龄、体重、手术时间及病例构成比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各组患者免疫球蛋白的变化 与T0时比较，四组患者术后T1时IgG、IgA都较术前降低（P0.05）；T2、T3时仅A组患者IgG、IgA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比较，四组患者T0、T1、T4时IgG、IgA、IgM各组间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T2、T3时A组IgG、IgA水平较其他三组降低明显（P0.05）。（见表2）。
3讨论
人体免疫球蛋白是B细胞接受抗原刺激后增殖分化为浆细胞所产生的糖蛋白，是介导体液免疫的重要效应分子，其通过与相应抗原特异性结合发挥体液免疫功能。因此，测定肿瘤患者免疫球蛋白水平，可以有效评价其体液免疫功能。
本研究结果显示，术前四组患者术前血浆IgA、IgG、IgM浓度各组间比较并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术毕即刻四组患者血浆IgA、IgG浓度都有所下降，分析原因可能是因为术中为了维持有效血容量，大量补充晶体和胶体液，血液中有形成分稀释而引起的；至术后第1d，空白对照组、血液稀释组和联合组血浆IgA、IgG浓度迅速恢复至术前水平，而异体输血组则持续下降，直至术后第7d才恢复，研究结果表明，常规输液和稀释式自体输血对肿瘤患者体液免疫功能影响轻微，而异体红细胞输注可显著抑制肿瘤患者术后免疫球蛋白水平。尽管这种抑制是一过性的，但是对肿瘤患者术后抗感染治疗和预防术后并发症都是十分不利的。本研究中血浆IgM浓度变化不明显可能是IgM本身在血浆中的含量较低，从而统计学上表现为无差异性。邱姬[1]等在观察自体输血和异体输血对骨科患者免疫影响时也发现，异体输血可显著抑制患者术后免疫球蛋白水平，而自体输血则无明显改变，其分析认为可能是血液在保存过程中库血红细胞老化，血细胞产生的各种抗原物质及免疫复合物过多，红细胞负担过重有关系。
结合本研究结果，我们综合分析认为不同输血方法对肿瘤患者术后免疫球蛋白影响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异体输血后可降低机体T细胞免疫功能，T细胞可以提供B细胞活化的第二信号，导致B细胞分化成熟障碍[2～4]，从而导致B细胞的终末产物浆细胞产生减少，分泌免疫球蛋白降低，而自体输血对T淋巴细胞的免疫功能影响较小，所以对免疫球蛋白分泌的影响不明显。另一方面异体输血后，异体红细胞及其降解产物可被视作抗原[5，6]，产生抗原-抗体反应，从而大量消耗体内的免疫球蛋白，而自体输血一般存贮时间较短，代谢产物较少，且输入的是自身血，所以对免疫球蛋白分泌的影响轻微。
总之，围术期异体输血可使肿瘤患者术后体液免疫功能紊乱，从而可能导致肿瘤患者预后不良，而自体输血对肿瘤患者免疫功能影响轻微，因此，肿瘤患者围术期应严格限制异体输血，必须输血时应首选自体输血，从而减轻输血对患者术后免疫功能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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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大剂量；免疫球蛋白；封闭抗体阴性；反复自然流产
自然流产也被称为习惯性流产，指两次怀孕在同一妊娠周内并且发生自然流产的现象，反复自然流产属于妇产科不育症范畴，是妇女在妊娠期常见的一种并发症。有关统计显示，反复自然流产患者约占我国已婚育龄妇女的10%，对患者身体健康以及家庭幸福造成了巨大影响。封闭抗体缺乏是反复自然流产患者的病发原因之一，本次研究探讨大剂量免疫球蛋白治疗封闭抗体阴性反复自然流产患者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研究对象为我院2012年5月～2014年6月收治的确诊为封闭抗体阴性反复自然流产孕妇患者116例，随机分为观察组以及对照组各58例。观察组年龄25～40岁，平均（33.4±1.8）岁，孕周5～12周，平均（7.8±1.5）周，其中2次流产者34例、3次流产者15例、4次流产者9例；对照组年龄24～40岁，平均（32.8±1.8）岁，孕周5～12周，平均（7.6±1.6）周，2次流产者35例、3次流产者16例、4次流产者7例。两组患者治疗前均给予尿HCG以及B超检查并确诊为宫内妊娠。
两组患者给予封闭抗体检测，结果均显示为封闭抗体阴性，检测方法如下：于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样3mL给予酶联免疫法检测，使用北京所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检验试剂，检测结果确诊为封闭抗体阴性。
两组患者均符合以下人选标准：①患者均确诊为由于封闭抗体阴性而引发的复发性流产；②患者血清HCG检查结果显示其孕酮值>25ng/mL；③本次研究经过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及家属均知晓本次研究且签订知情同意书。
同时两组患者均符合以下排除标准：①严重内分泌异常、感染疾病患者；②生殖器官解剖结构异常患者；③有过往黄体酮药物、HCG等保胎治疗方法无效史患者；④由于生殖道解剖结构异常、生殖道感染、男方异常以及其他免疫异常等原因造成的患者反复性流产。
两组患者在年龄、流产次数等资料上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入院后均给予传统保胎治疗，患者给予黄体酮（浙江爱生药业有限公司，H20031099，规格：0.1g*6s）20mg肌肉注射，1次/d，给予HCG2000U注射，注射方法每2天1次，口服相关类型的保胎药物。
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给予大剂量免疫球蛋白（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S10970081，规格：300mg/3.0mL）静脉注射。患者首次注射剂量400mg/kg，此后3～4周内给予300mg/kg+5%葡萄糖注射液500mL静脉滴注，滴注速度1～5mL，直至患者妊娠周数达到24周为止。此时每天为患者补充0.4mg叶酸，1次/d，维生素C100mg，3次/d，维生素E100mg，1次/d，以及孕康口服液（江西济民可信药业有限公司，Z10920062，规格：29mL'5支）20mL，3次/d，直至患者妊娠3个月为止。
两组患者持续治疗妊娠24周为止，患者治疗期间均定期给予肝肾功能检查，确保患者肝肾功能无异常后方可继续治疗。
1.3观察指标
①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患者治疗期间均给予严密监护并定期检查，行B超以及血清、孕酮含量检测，患者妊娠时间直至7月以后或者分娩活婴则被视为妊娠成功；若患者仍然出现自然流产或者B超检查结果显示胚胎停止发育则视为治疗失败。②统计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封闭抗体对照结果差异；③统计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
1.4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17.0处理数据，以（x±s）形式表示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形式表示，采用x2检验。若P
2结果
2.1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妊娠成功率94.8%，对照组患者妊娠成功率65.5%，观察组患者妊娠成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封闭抗体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封闭抗体检查结果均呈阴性，治疗后观察组患者封闭抗体呈阳性者52例，另外3例流产、3例阴性，阳性比例89.7%；对照组患者治疗后封闭抗体呈阳性者30例，另外20例流产，8例阴性，阳性比例51.7%。两组患者治疗后封闭抗体检查结果中阳性比例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7.712，P
2.3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
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轻微不良反应治疗过程中均自行缓解。其中观察组患不良反应发生率8.6%，对照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8.6%，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讨论
反复自然流产患者往往历经多次妊娠以及多次流产，严重者流产次数甚至高达7～8次，患者本人身心受到巨大创伤的同时也对家庭生活造成一定影响。有关研究已经证实，封闭抗体缺乏是反复自然流产患者病发的重要诱因，封闭抗体是一种抗配偶淋巴细胞的特异性lgG抗体，能够有效抑制淋巴细胞反应、封闭母体淋巴细胞对培养滋养层的细胞毒作用、防止辅助T细胞识别胎儿抗原的抑制物、阻止母体生理免疫系统对胚胎发出攻击。封闭抗体包括抗温B细胞抗体、抗冷B细胞抗体、抗特异性抗体、抗TLX抗体以及抗Fc受体抗体等多种类型。孕妇体内缺乏封闭抗体，就会导致母体介面免疫保护作用不断减弱，同时母体与胚胎之间免疫失衡，母体内排斥反应不断占据主流，最终引发产妇妊高症症状。
篇4
在目前尚无特效治疗药物的情况下，HBsAg阳性的人（包括乙肝病毒携带者和慢性乙肝病人）何时才能够结婚或怀孕，婚后生活特别是性生活中又应注意些什么等，的确很有讲究。
慢性乙肝可以由急性乙肝或乙肝病毒携带者演变而成。慢性乙肝病人的体内不仅含有乙肝病毒，而且肝脏仍在发炎，至少有一项肝功能不正常，并有食欲不振、容易疲劳等症状。由于婚后美满的性生活是维系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而慢性乙肝者进行性生活肯定会有不利影响。所以，我认为带病完婚不可取，愈后结婚是上策。在医生的指导下，慢性乙肝治愈的可能性高于75%。 HBsAg阳性者，只要身体健康，肝功能正常，无任何自觉症状，则完全可以结婚，而不必等到HBsAg转阴。但是，健康的一方在结婚前必须做乙肝感染指征检测，如果HBsAg阴性，乙肝表面抗体（抗HBs）阴性，就应该接种乙肝疫苗，并经复查后确认免疫成功了，方可完婚。
当女方是HBsAg和e抗原（HBeAg）双阳性时，应进一步检测血清HBeAg或乙肝病毒核酸(HBV-DNA)的浓度。如果HBeAg 的浓度很高或HBV-DNA的浓度超标，最好不要急于怀孕，宜在医生的治疗下，降低HBeAg 的浓度或HBV-DNA的浓度，然后再怀孕。目前，医学上虽然还没有可靠的杀灭乙肝病毒的药物，但是某些核苷类药物及广谱抗病毒细胞因子，以及乙肝疫苗与乙肝免疫球蛋白联合应用等，都有一定的效果。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降病毒治疗是绝对需要的。
现在，医学上已经弄清楚了乙肝病毒围产期母婴传播的主要原因：在胎儿娩出的同时，胎盘便开始从子宫壁上剥脱。胎盘内有大量的血管，母亲的血和胎儿的血之间只隔两层细胞膜。在胎盘剥离时，母胎之间脆弱的血管接合终端被撕裂，少量含有乙肝病毒的母血通过脐血混进胎儿血内，于是形成母婴围产期传播。这就是剖宫产者和自然分娩者的围产期传播率并无明显差别的重要原因，也是先兆流产者胎内传播乙肝病毒概率很高的原因。乙肝（包括急、慢性乙肝）病人在妊娠过程中，把乙肝病毒传给胎儿的危险性要比单纯HBsAg阳性而无活动性肝炎的母亲高。因此，这些人不应在患病期间怀孕，应待病情得到控制后再考虑怀孕。
乙肝免疫球蛋白在我国已有生产，但产量不高。前一个时期因各种原因，曾一度停止生产。如今，有关采、供血的法律已颁布，血液市场也已规范化，血制品的生产规模还会扩大。乙肝免疫球蛋白可用于应急治疗，对预防乙肝病毒围产期传播是十分有效的。当前生产的规格大致有两种：一种是高价乙肝免疫球蛋白，可用于成年人在意外损伤中可能感染了乙肝病毒者;一种是中效价乙肝免疫球蛋白，用于阻断乙肝病毒母婴传播。其实，中效价免疫球蛋白的预防作用并不亚于高效价免疫球蛋白，它可以与乙肝疫苗同时注射（左、右臂同时注射），不仅预防效果好，而且不会抑制新生儿的主动免疫应答能力。
篇5
【摘要】 目的 研究癫患儿免疫球蛋白与补体C3水平的变化。方法 应用免疫透射比浊法测定各组病例的免疫球蛋白和补体的水平。结果 癫组患儿IgG 、IgA较对照组低。结论 癫患儿服药治疗前存在免疫功能异常，免疫因素参与了癫的发病过程。
【关键词】 癫；免疫球蛋白；补体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anges of immunoglobulin and complement C3 levels of the children with epilepsy.Methods Immune transmission turbidimetry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levels of immunoglobulin and complement of each group.Results IgG， IgA of the children with epilepsy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Conclusion Children with epilepsy have immune dysfunction before medication treatment. Immune factors are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epilepsy.
【Key words】 Epilepsy；Immunoglobulin；Complement
1969年Walker提出癫免疫学发病机制，1997年Besedevdsky提出“神经 内分泌 免疫”网络(NEIN) ［1］，此后大量的研究表明，在癫的发病过程中可伴发免疫紊乱或异常，但结果众说不一。我们对28例癫患儿进行了免疫球蛋白(IgG、IgA、IgM)和补体（ C3、C4）免疫学指标的检测，拟进一步探讨癫患者是否存在免疫异常。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28例癫患儿来源于我科住院病人，根据临床发作特征及脑电图检查确诊，均无神经体征，男16例，女12例，年龄5个月～13岁，平均5.1岁。SGTCS 18例， CPS 5例，WEST 2例，SGTCS合并CPS 1例，SGTCS合并肌阵挛发作1例，失张力发作1例。脑部CT发现异常8例，其中脑外积水4例，双豆状核结节样钙化1例，双顶巨脑回伴灰质异位1例，双额巨脑回1例，结节性硬化1例。CT正常20例。规范化脑电图检出性放电16例，无放电12例。均未经抗癫药物治疗，无免疫性疾病及应用免疫制剂史。对照组14例妇幼保健院门诊体检健康儿童，年龄性别比例与研究组按1︰2匹配。
1.2 实验方法 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于入院24h内抽取2ml不抗凝静脉血用于检测免疫球蛋白及补体。CT采用美国GE双排螺旋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仪作头颅扫描。规范化脑电图［2］采用日本光电 4418K型脑电图仪检查。脑电分析系统为2110K型，同时配有视频监测系统。
1.3 统计学处理 实验数据采用±s表示，两样本均数间比较应用两样本t检验，P
2 结果
2组免疫球蛋白和补体水平的比较见表1。
表1 癫组与正常对照组免疫球蛋白和补体比较（略）
3 讨论
自1969年Walker提出癫免疫学发病机制以来，关于免疫指标的变化国内外文献报道不尽相同［3］。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EP与免疫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目前比较公认的观点是原发性EP患者的IgA降低，补体C3水平升高［4，7］，但对免疫球蛋白IgG、IgM和补体C4等成分的研究结论不一。Bostantjopoulou等［5］在1994曾报道了20例未经过治疗的EP患者与对照组相比，IgG和IgM升高，C4降低， Basaran等［6］研究发现，未经抗EP药物治疗前患者血清B淋巴细胞及IgM和C3明显高于正常对照(P
从表1可以看出，癫组在服药前IgA、IgG低，与国内学者的报道相符［810］，提示癫患儿在抗癫药物治疗前存在体液免疫异常，也提示癫病人免疫机制多向紊乱的特点。癫患者在用药治疗之前已经存在免疫紊乱，可能因癫发作而损害脑部神经元，继而引起免疫机制的紊乱，而后者又进一步加重脑部损害，促进癫发作的发展。
癫患者存在免疫紊乱无可争议，无论其系发病前存在还是因癫发作而继发。本组病例提示在癫发病前已经存在免疫异常，表现为IgA、IgG滴度降低。这些异常可能参与了癫的发病过程。癫发作和免疫紊乱之间可能互为因果关系。反过来，可以推测，调节癫患者的免疫功能，可能有助抑制癫活动，控制癫发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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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冯刚，宿丽娟，方德洋.癫患儿药物治疗前免疫功能状态的初步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05，20：10011002.
篇6
答：通常，人的鼻腔、肺等器官对尘埃有一定过滤作用，但沙尘这种恶劣天气带来的细微粉尘过多、过密，极有可能使患有呼吸道过敏性疾病的人群旧病复发。因此，抵抗力较差的老年人、婴幼儿以及患有呼吸道过敏性疾病的人群，应该呆在门窗紧闭的室内，尽可能远离粉尘源。若确因工作需要必须在室外活动，最好用湿毛巾、纱巾、口罩保护口、鼻，戴上平光防护镜。如果沙尘不慎进入眼睛，千万不要揉，可用清水冲洗，严重时到医院处理。女性朋友外出时，尽量用纱巾把面部包裹起来，避免沙尘直接接触皮肤。
问：我女儿12岁，每到春季哮喘就会发作。前两天，她又开始犯病，只要一睡觉，马上就喘不过气。为了不让她难受，我每天都陪她靠在床上睡，两天下来，精疲力竭。请问，怎样做才可以减少哮喘发作?
答：春季万物复苏，是哮喘容易发作的季节。因此，家长除要给孩子进行正规的药物治疗外，还要重视日常生活保健，以减少哮喘发作次数。要保持居家环境干燥与整洁，每天保持居室通风。患儿饮食要清淡、易消化，营养平衡，多吃新鲜瓜果蔬菜，少吃过甜、过威、过冷或过热、过度刺激的食物。平时要加强患儿的耐寒训练，但哮喘急性期、发作期不宣运动。家长还应特别关注孩子的情绪状态。由于哮喘是慢性病并容易反复发作，家长应有足够的耐心，给孩子多一份关爱，不要对孩子随意发脾气。
问：我儿子今年6岁，体质非常差。听说给孩子打免疫球蛋白就能提高孩子免疫力，还不用再接种疫苗。这是真的吗?
答：注射免疫球蛋白和预防接种疫苗是两种不同的免疫方法。免疫球蛋白是一种抗体，有一定的抗病能力，通常人体在注射免疫球蛋白后3～4周，体内会保持一定浓度的抗体，以预防相关疾病，以后抗体含量逐渐减少，以致消失，作用时间短，是短效被动免疫方法。一般只能对麻疹、脊髓灰质炎、肝炎等有一定效果。接种疫苗是长效的主动免疫方法，保护时间长，特异性强。目前认为，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不可替代的方法。所以，注射免疫球蛋白是绝对不能替代接种疫苗的。
问：近几年入春后，我的眼睛老是感觉奇痒无比，充血厉害。今年，这些症状更加厉害，去眼科检查，医生确诊为春季卡他性结膜炎，开了点药，眼睛不适感得以缓解。为什么我会得这种疾病?如何预防?
答：卡他性结膜炎是一类过敏性疾病，在春天易发，其主要的过敏原是花粉。花粉进入眼睛与结膜的肥大细胞上的免疫球蛋白E结合，导致肥大细胞释放组胺，从而出现一系列眼睛不适症状。卡他性结膜炎一般对视力没有影响，如果症状不严重，可以观察，等春季过去，会自然痊愈，症状严重的可以在医生指导下用药物控制。由于卡他性结膜炎患者往往找不到对哪种或哪些花粉过敏，另一方面，此病属于变态反应性疾病，因此，建议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有过敏性体质的人最好避免去鲜花盛开的地方，以防花粉过敏。特别是已经明确对花粉过敏的人群，更应该远离，外出时应戴上防风镜，以减少过敏原对眼睛的刺激。
篇7
关键词：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 儿科 超适应证用药 合理性
Evaluation of Off-Indication Drug Use of 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in Pediatrics
Liu Shanjuan
Jingzhou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Hubei;
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off-indication drug use of 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IVIG) in pediatric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ational use of IVIG in clinic.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135 hospitalized children with IVIG in a grade Ⅲ level A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from Nov. 2018 to Apr. 2019. According to the drug instructions and related clinical treatment guidelines, off-indication drug use was evaluated. Results: Among the 135 hospitalized children with IVIG, most children were aged from 28 d to 3 years. And 75.56% was off-indication drug use, mainly used for the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Of the off-indication drug use, 16.67% was supported by evidence-based medicine. Conclusion: The off-indication drug use of IVIG in pediatric is common, and the supervision of IVIG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promote the rational use of IVIG.
Keyword：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pediatrics; off-indication drug use; rationality;
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IVIG)是目前广泛应用于临床的一种血浆蛋白制品。随着血浆分离IgG技术的发展，IVIG从最初用于治疗原发性免疫缺陷病，到目前延伸至血液病、风湿病等各领域，远超其说明书标示的适应证范围[1]。这些超说明书用法，部分存在循证医学证据支持，但部分仅依据临床经验[2]。此外，由于IVIG价格昂贵、来源紧缺及血液制品本身的潜在风险，须加强对IVIG的管理力度，保证临床合理使用。本研究回顾性调查某三甲妇幼保健院住院患儿IVIG使用情况，探讨儿科超适应证使用IVIG的合理性，为促进临床合理使用IVIG提供参考。
1 资料和方法
利用医嘱点评系统检索某三甲妇幼保健院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使用IVIG的儿科住院患者，共135例。统计分析患儿一般资料(性别、年龄、体质量)、疾病诊断、给药剂量、给药次数、给药途径、给药疗程等。
1.1 说明书适应证相符性评价
根据出院诊断，将符合IVIG(华兰生物)说明书标示适应证的用药视为说明书内用药：(1)原发性免疫球蛋白缺陷症，如X联锁低免疫球蛋白血症、常见变异性免疫缺陷病、免疫球蛋白G亚型缺陷病等；(2)继发性免疫球蛋白缺陷病，如重症感染、新生儿败血症等；(3)自身免疫性疾病，如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ITP)和川崎病。其他则视为超说明书用药。
1.2 超说明书适应证获益性评价
通过检索国内外IVIG临床使用相关指南，结合该院实际应用情况，选定2006美国变态反应、哮喘和免疫学会IVIG使用指南(指南A)[3]、2011年英国IVIG临床使用指南(指南B)[4]、2012年澳大利亚IVIG临床使用标准(指南C)[5]作为超说明书适应证获益性评价的依据。根据指南制定IVIG获益性评分标准(见表1),指南未提及的适应证不予计分。根据平均分确定获益等级：3分，肯定获益；2分≤评分<3分，很可能获益；1分≤评分<2分，可能获益；<1分，不可能获益或获益证据不充分。
表1 IVIG获益性评分标准
2 结果
2.1 使用IVIG患儿性别与年龄分布
135例患儿中，男77例(57.04%),女58例(42.96%),年龄最小10 min, 最大11岁6月，其中0～28 d 13例，占9.63%;>28 d～1岁50例，占37.04%;>1～3岁46例，占34.07%;>3～7岁20例，占14.81%;>7～18岁6例，占4.44%。
2.2 IVIG使用的说明书适应证相符性及超说明书使用获益性情况
135例患儿中，说明书内适应证使用IVIG为33例，占24.44%。具体出院诊断为重症感染16例(11.85%),其中重症肺炎7例，重症脓毒症7例，感染性休克2例；川崎病12例(8.89%);原发性免疫缺陷2例(1.48%);ITP 1例(0.74%);新生儿败血症2例(1.48%)。适应证超说明书用药的共102例，占75.56%,有循证医学证据支持的17例，占超适应证用药例数的16.67%。
参考表1中指南推荐的获益性得分标准，指南中未提及的标注为“NI”,超说明书使用的适应证及获益得分见表2。超适应证用药的102例患儿中，肯定获益0例，很可能获益5例(4.90%,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肠道病毒性脑膜炎),可能获益12例(11.76%,新生儿ABO溶血、病毒性心肌炎、病毒性肺炎)。
3 讨论
3.1 IVIG在儿科超适应证用药情况
IVIG中含有大量IgG抗体，具有强大的抗感染、抗炎和免疫调节作用，目前被广泛用于感染性和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疗。目前，IVIG的超说明书适应证已超过150种[6]。FDA于1988年颁布指南以供临床研究者和机构评审委员会参考，我国目前仍缺乏关于IVIG临床使用的权威性指南。有学者[7]采用指南研究与评价的评审工具对63篇相关文献进行评价，最终纳入6篇IVIG临床指南，均为B级推荐，为可推荐的循证临床指南。
表2 超适应证使用IVIG的出院诊断及获益得分
本研究结果显示，该院住院患儿超适应证使用IVIG发生率为75.56%,超适应证用法中有循证医学证据支持的为16.67%。IVIG的超适应证用药主要是将IVIG作为免疫增强剂，用于预防或治疗感染性疾病，与国内文献报道基本一致[8]。IVIG说明书中“重症感染”这一适应证概念模糊，没有统一评判标准。本研究将重症肺炎、重症脓毒症、感染性休克归纳为“重症感染”,存在主观上的偏差。临床上常用的感染指标，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CRP)、血沉(ESR)等缺乏特异性，血清降钙素原(PCT)是目前灵敏度和特异度较高的全身严重细菌感染的诊断标志物，但其临床应用也存在一定的局限[9-10]。此外，本研究中的其他感染性疾病，参考指南中均未提及或不推荐使用IVIG。
3.2 IVIG超适应证用药的获益性评价
本研究结果显示，超适应证用药有指南支持的有新生儿ABO溶血、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肠道病毒性脑膜炎等。使用IVIG最多的肺部感染，如肺炎、急性支气管炎等，缺乏药品说明书和临床指南支持。
IVIG是近年来用于治疗新生儿ABO溶血病的新型药物，可防止或减轻溶血[11]。早期使用IVIG,可通过阻断网状内皮细胞的Fc受体，阻止新生儿红细胞的溶解[12]。有研究[13]显示，IVIG可迅速提高ABO溶血症患儿血浆中的IgG水平，加快机体清除血型抗体，减少换血次数，降低溶血及相关并发症发生率。有指南[4]建议，对于新生儿ABO溶血，若强光治疗下高胆红素血症依然恶化，可使用IVIG治疗，但未作为常规治疗推荐。
虽然目前临床上普遍使用IVIG预防或治疗感染，但其依据仅限于医师临床经验、个案报道和临床观察，且频繁使用IVIG还可能抑制自身抗体的产生。儿童特别是婴幼儿由于生理或病理因素，易导致免疫功能的暂时缺陷，罹患感染性疾病，如支气管肺炎等。IVIG对于降低感染发生率和缓解疾病发展的严重程度的疗效尚不确切，仍需高质量的随机对照试验或系统评价等循证医学证据进一步验证[14]。如毛细支气管炎，主要治疗方案为吸氧、镇静、抗病毒、解痉平喘等，并未推荐使用IVIG[15]。对说明书和指南适应证以外的早产儿或低体质量婴儿常规使用IVIG预防感染获益有限，也是不推荐的[16]。此外，IVIG预防外科手术后感染的有效性也未得到肯定，不推荐使用。对于侵袭性、有生命威胁的细菌感染，如严重肺炎、脑炎、脓毒症等，经严格评估后酌情使用[5]。
对于手足口病，IVIG治疗EV71感染重症病例的确切疗效尚缺乏足够的循证医学证据支持，有脑脊髓炎和高热等中毒症状严重的患儿可考虑使用[17]。其他病毒感染，如巨细胞病毒感染、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人微小病毒B19感染，IVIG仅在合适的抗原特异性免疫球蛋白无法获得时用于替代治疗，且确切效果需高质量的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验证[3-4]。
本研究结果表明，该院IVIG在儿科患者中的使用存在不合理现象。在没有强有力的临床证据和循证医学证据支持下使用IVIG,不仅不能保证临床疗效，还存在潜在风险。此外，药品说明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超说明书用药易引起医疗纠纷，应引起临床医师和医院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因此，为促进临床合理使用IVIG,医院应进一步加强监管，制定IVIG临床使用规范，完善IVIG使用流程。临床医师应更加熟悉IVIG说明书及相关临床使用指南，谨慎合理用药，让来源有限、价格昂贵的IVIG发挥最佳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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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 婴幼儿喘息；呼出气一氧化氮；特异性免疫球蛋白E；炎症介质
[中图分类号]R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7）04（c）-0097-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correlation of exhaled nitric oxide （FeNO） detection and sIgE， IgE in infants with asthmatic disease. Methods 65 infantile with asthmatic disease in Dongguan Kanghua Hospital during May 2012 to June 2015 were enrolled as observation group， 65 cases healthy children received physical examination during the same period were enrolled as control group. FeNO level was determined. Serum was collected and total IgE and dust mite， egg white， milk sIgE and IL-4， IL-10， IFN-γ contents were determined. Results FeNO level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 < 0.01）. Serum total IgE content and dust mites， egg white， milk sIgE cont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 < 0.01）. Serum IL-4， IL-10， IFN-γ cont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 < 0.01）. FeNO level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rum total IgE content and dust mites， egg white， milk sIgE contents， serum IL-4， IL-10， IFN-γ contents （r = 0.772， 0.602， 0.685， 0.591， 0.714， 0.693， 0.753， P < 0.05）. Conclusion FeNO of infants with asthmatic diseas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crease of sIgE， IgE contents caused by allergens is related factors with increase of FeNO level， and the increase of FeNO will promote the secretion of inflammatory mediators and aggravate airway inflammation.
[Key words] Infant wheezing； Exhaled nitric oxide； Specific IgE； Inflammatory mediators
婴幼儿喘息性疾病是一类异质性疾病，诱发因素众多，其中支气管哮喘是造成婴幼儿喘息重要的原因之一。IgE是机体接触变应原后由B淋巴细胞分泌的一类免疫球蛋白，主要介导Ⅰ型变态反应，在婴幼儿喘息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1]。近年来关于支气管哮喘的研究发现，内源性一氧化氮（NO）的产生与哮喘患者气道的慢性炎症密切相关，哮喘患者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水平能够反映气道炎性反应程度[2-3]。但是，目前关于婴幼儿喘息性疾病的FeNO变化情况尚未完全明确。本研究主要分析婴幼儿喘息性疾病FeNO水平及其与SlgE、IgE的相关性，为临床早期诊断与治疗提供⒖肌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2年5月～2015年6月就诊的65例婴幼儿喘息患儿作为观察组，均符合《诸福棠实用儿科学》婴幼儿喘息性疾病的诊断标准[4]，排除心脏疾病、先天性呼吸道发育畸形、异物吸入等引起的喘息性疾病。男42例，女23例；年龄3个月～10岁，平均（5.58±0.78）岁；发病原因：喘息性支气管炎26例，支气管哮喘20例，毛细支气管炎13例，其他6例；喘息时间0～30 d，平均（16.25±2.14）d；发作程度： 0.05），具有可比性。
1.2 FeNO的测定方法
两组儿童均在安静状态下进行FeNO测定，根据美国胸科学会推荐儿童FeNO规范标准[5]，采用无锡尚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Sunvou-D100纳库仑一氧化氮分析，儿童在自然睡眠或水合氯醛催眠情况下，先将肺内气体尽量全部呼出，而后用口唇包紧过滤器并用力吸入不含NO的气体（NO < 5×10-9mmol/L），立即以50 mL/s的速度呼出肺内气体、时间6～10 s，在仪器上读取FeNO数值，结果以ppb表示，1 ppb=1×109 mol/L。年龄小的儿童不能掌握单次呼气测定技术，选用离线潮气呼气测定技术，根据婴幼儿年龄选择不同型号潮气面罩，把潮气面罩通过潮气采样器与气体样袋连接好，平静呼吸状态下，面罩扣紧口鼻，潮气呼吸30～60 s至半袋，密封好气袋，通过干燥盒与仪器连接，测定离线FeNO数值。
1.3 血清指标检测方法
两组儿童均于清晨采集静脉外周血3 mL，3000 r/min离心10 min（离心半径3 cm）取血清，采用日立7600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总免疫球蛋白E（tIgE）以及尘螨、蛋清、牛奶特异性免疫球蛋白E（sIgE）、白细胞介素-4（IL-4）、白细胞介素-10（IL-10）、干扰素-γ（IFN-γ）的含量。检测方法：酶联免疫吸附法，所有试剂盒均购自北京晶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FeNO水平比较
观察组患儿FeNO水平为（32.59±5.52）×10-9mmol/L，对照组患儿FeNO水平为（16.33±2.18）×10-9mmol/L；观察组患儿FeNO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t = 22.088，P < 0.01）。
2.2 两组患儿血清tIgE及尘螨、蛋清、牛奶sIgE含量比较
观察组患儿血清tIgE及尘螨、蛋清、牛奶sIgE含量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1）。见表1。
2.3 两组患儿血清炎症介质含量比较
观察组患儿血清IL-4、IL-10、IFN-γ含量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1）。见表2。
2.4 FeNO水平与IgE、炎症介质含量的相关性
FeNO水平与血清tIgE及尘螨、蛋清、牛奶sIgE含量呈正相关，与血清IL-4、IL-10、IFN-γ含量呈正相关（P < 0.05）。见表3。
3 讨论
婴幼儿喘息性疾病是指具有喘息症状的呼吸道综合征，具体包括毛细支气管炎、喘息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气道炎性反应增强是婴幼儿喘息性疾病的突出特征，气道内多种炎症细胞被激活、多种炎症介质释放增多[6]。
在生理状态下，NO是人类气道中唯一具有舒张气道及血管平滑肌作用的神经递质。一氧化氮合酶（NOS）是催化产生NO的关I酶[7]，具有三种亚型，其中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在喘息性疾病中起关键作用。急性发作时，各种炎症因子和炎症介质均能刺激气道上皮细胞与巨噬细胞中的iNOS，合成大量NO，因此FeNO同时也是炎性反应的重要信号分子，反映了炎性反应的激活和级联放大。已有研究发现，FeNO与支气管哮喘患者气道内的炎性反应密切相关[8]，但是关于婴幼儿喘息性疾病的FeNO变化情况尚未完全明确。滑超等[9]通过对164例哮喘预测指数（API）阳性婴幼儿与78例API阴性儿的比较研究中，报道API阳性组儿FeNO[（32.41±4.41）×10-9mmol/L]明显高于API阴性组[（9.05±0.56）×10-9mmol/L]，认为气道内NO生成增多与婴幼儿喘息性疾病的发生有关，本文研究结果也支持这一观点。
IgE最早发现于过敏性疾病，一直以来都是检测人体是否为过敏体质的重要指标之一。血清中tIgE是由B淋巴细胞合成的一类免疫球蛋白，主要介导Ⅰ型变态反应，在气道慢性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的发生、发展过程中，IgE与肥大细胞、嗜碱粒细胞表面的Feek I相结合并诱导炎症细胞发生脱颗粒、释放多种炎症介质，进而造成血管充血、组织炎症和气道痉挛[10-11]。与健康儿童相比，喘息性婴幼儿发生气道过敏的概率过高，常常出现反复哮喘，临床调查结果显示，约有1/3的此类患儿在9岁前出现过哮喘发作。同时，喘息性婴幼儿常具有高水平血清IgE，这主要是过敏原进入特应性体质的个体后刺激机体产生的，试验结果显示，88.89%喘息患儿吸入过敏原检测阳性。另有研究结果指出，血清IgE还能预测喘息性患儿的预后，IgE阴性的喘息性婴幼儿在学龄前期基本能停止发作，而IgE阳性者不然。本文研究中，观察组患儿血清中tIgE的含量显著高于对照组，且与FeNO水平呈正相关，国内外学者也有类似的文献报道[12-13]，提示婴幼儿喘息患儿血清中升高的tIgE含量与FeNO水平的升高有关，患儿接触外界变应原会增加tIgE含量，进而通过IgE与炎症细胞上相应受体Feek I结合来增加NO的释放。
婴幼儿喘息患儿长期接触变应原是造成B淋巴细胞激活、IgE合成增多的重要因素。吸入性和食入性过敏原在不同年龄阶段分布不同，3岁以下的患儿食入性过敏原偏多，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外出活动的增加，食物性过敏源也可能转化为吸入性过敏原。只有明确过敏原，才能制订更有针对性的治疗和预防方案，提高诊治效率。尘螨、蛋清、牛奶是造成婴幼儿喘息最常见的三类变应原，刺激体内B淋巴细胞能产生相应的sIgE[14]。已有研究报道，婴幼儿喘息患儿血清尘螨、蛋清、牛奶sIgE的检出率显著高于对照组[15]。本文研究中，观察组患儿血清尘螨、蛋清、牛奶sIgE含量显著高于对照组，且与FeNO水平呈正相关。说明婴幼儿喘息患儿血清中升高的尘螨、蛋清、牛奶sIgE含量与FeNO水平的升高有关，患儿接触尘螨、蛋清、牛奶等变应原会激活B细胞、增加sIgE的分泌，进而通过激活肥大细胞、嗜碱粒细胞等炎症细胞来增加NO的产生。另外，在进行sIgE检测时，本研究发现相当一部分喘息性疾病患儿对2种及以上过敏原阳性，可能为多种过敏原混合致敏导致的结果，这与国内相关报道一致[16]，临床医师应格外注意。
NO是体内调节炎性反应的重要信号分子，气道内在IgE作用下大量产生的NO能够调控炎症介质的分泌、影响炎性反应[17]。IL-4、IL-10、IFN-γ是介导气道炎性反应重要的炎症介质，在婴幼儿喘息的病情发展过程中，IL-4、IL-10、IFN-γ的释放显著增多，局部浸润的炎症介质能够介导炎症细胞的募集及炎性反应的级联放大[18-19]。梁坤等[20]通过对53例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与30例支气管异物患儿肺泡灌洗液IL-6、IL-10以及T细胞亚群的比较，报道难治性肺炎支原体患儿肺泡灌洗液中IL-6、IL-10水平均明显高于支气管异物患儿，细胞亚群CD3+、CD4+、CD8+、CD4+/CD8+均明显低于支气管异物患儿。本文研究中，观察组患儿血清IL-4、IL-10、IFN-γ含量显著高于对照组，且与FeNO水平呈正相关。这就说明气道内过多产生的NO参与气道炎性反应的调控，NO能够增加炎症介质IL-4、IL-10、IFN-γ的释放、加重气道炎性反应。
本研究结果表明，婴幼儿喘息性疾病的FeNO显著升高，接触应原所引起的sIgE、IgE升高是造成升高的相关因素，而FeNO的升高又会促进炎症介质的分泌、加重气道炎性反应。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样本量相对较少，且均来自同一家医院，且观察指标相对较少，婴幼儿喘息性疾病FeNO与sIgE、IgE的相关性还有待于扩大样本量作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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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我国乙肝表面抗原(HBsAg)阳性者约占人口的9%,这些妇女即使肝功能正常,如果怀孕仍可能造成胎儿宫内感染。保守估计,宫内感染发生率为5%~10%,按我国人口出生情况估计,则每年有8万~16万新生儿在胎儿时已经遭受乙肝病毒的宫内感染。宫内感染发生在胎儿时期,其时胎儿免疫力尚未形成,故出生后绝大多数将形成慢性感染状态,日后健康问题堪忧,而且这些人员成长后再有生育,将可能使乙型肝炎母婴之间的传播绵延不断。
现在已知e抗原(HBeAg)阳性的妇女,尤其是反映乙肝病毒复制、繁殖的乙肝病毒脱氧核糖核酸(HBV-DNA)在104拷贝/毫升以上的妇女如果怀孕,胎儿发生乙肝病毒宫内感染的机会明显增多。所以，对于准备生育的妇女,宜先作乙肝病毒抗原抗体及HBV-DNA检查。如果e抗原阳性,并HBV-DNA大于或等于104拷贝/毫升的最好是先作抗病毒治疗,待e抗原转阴或HBV-DNA下降到104拷贝/毫升以下时再受孕,将有可能减少胎儿宫内感染的机会。
乙肝表面抗原阳性或e抗原阳性的妇女怀孕后,自第28周开始,每月应注射1~2次乙肝免疫球蛋白100~200单位,直至分娩。此类球蛋白能透过胎盘进入胎儿体内,帮助胎儿建立对乙肝病毒的免疫力。胎儿出生后应按规定注射乙肝疫苗,并在出生时及出生后1个月分别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100~200单位。经研究发现，此类预防措施有可能避免80%~90%的宫内感染。
篇10
【关键词】 巨噬细胞;，免疫球蛋白超家族受体;，抑制作用
[关键词] 巨噬细胞; 免疫球蛋白超家族受体; 抑制作用
巨噬细胞在免疫系统中的主要作用是摄取、 处理并提呈抗原给辅T淋巴细胞/迟发型超敏反应T淋巴细胞（TH/TD）、 B细胞， 提供活化第1信号; 分泌白细胞介素1（IL1）等第2信号分子， 导致以TH细胞活化及以抗体依赖的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ADCC）的方式使外源性物质破坏。巨噬细胞表面存在多种受体， 如免疫球蛋白超家族受体、 补体受体（CR）、 CC趋化性细胞因子受体（CCR）、 A型清道夫受体（SRA）、 甾体类激素受体（如17β雌二醇受体ERα）、 Toll样受体（TLR）等， 其免疫调节功能主要是通过这些受体而实现。其中免疫球蛋白超家族（immunoglobulin superfamily， IgSF）受体是巨噬细胞表面的一类重要受体， 参与了多种巨噬细胞诱导的免疫性疾病， 并在移植排斥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IgSF受体可传导抑制性或兴奋性信号， 使巨噬细胞的功能上调或下调， 从而保持免疫系统的内稳态及产生有效的免疫应答。
1 IgSF受体的种类、 结构及基因表达
IgSF受体主要包括巨噬细胞Fcγ受体（FcγR）、 白细胞免疫球蛋白样受体（LILR）、 成对免疫球蛋白样受体（PIR）、 血小板内皮细胞黏附分子1（PECAM1/CD31）、 骨髓分化蛋白（MyD1）、 骨髓细胞上表达的触发受体（TREM）1、 白细胞分化抗原（CD）200和CD200R。
1.1 FcγR FcγR与免疫球蛋白G（IgG）的Fc段有高亲和力。共有3种FcγR， 分别是FcγRⅠ、 Ⅱ、 Ⅲ， 三者之间具有高同源性。FcγRⅠ(D64)为Mr70000的糖蛋白， 存在于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膜表面。FcγRⅠa1编码的FcγRⅠ胞外区， 与IgG具有高亲和力。FcγRⅠ有两个重要的结构特征: 即受体的α链胞膜外区有3个免疫球蛋白样结构域， 和1个与α链同源的γ链， 两者以非共价键结合。FcγRⅠ的α链只有一段很短的胞质区， γ链胞质区有免疫受体酪氨酸激活基序（ITAM）， 可传导活化信号。FcγRⅡ（CD32）是40000的糖蛋白， 广泛表达于几乎所有骨髓细胞表面。FcγRⅡ不同异型的功能有所不同， FcγRⅡA通过胞内信号传导引起细胞兴奋， 而FcγRⅡB则主要传导抑制性信号。FcγRⅢ（CD16）是40~80000的糖蛋白。FcγRⅢA表达于巨噬细胞、 肥大细胞及自然杀伤（NK）细胞， 而FcγRⅢB则只在中性粒细胞表达。FcγRⅢ胞膜外区含有2个免疫球蛋白结构域， 与IgG的结合是低亲和力的。近期研究表明， FcγRⅠ的高亲和力主要是由于含有第3条免疫球蛋白样结构域， 可与IgG2a和IgG2b特异性结合， 但不与IgG1结合。FcγR的不同结构域与IgG复合物有不同亲和力的原因目前尚不明确， 有待进一步研究[1]。
1.2 LILR LILR可与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Ⅰ类或相关分子结合， 表达于淋巴细胞及骨髓细胞膜表面。LILR有5个抑制性受体（LILRB1~LILRB5）、 3个兴奋性受体（LILRA1~LILRA3）， 这些受体在胞外有2~4个IgSF结构域， 而胞质区含有酪氨酸残基 ， 可磷酸化并发挥生物学作用。其中LILRB2和LILRB4又被称为免疫球蛋白样转录受体4和3（ILT4和 ILT3）， 由染色体19q13.4编码[2]。
1.3 PIR PIR包括PIRA和PIRB， 与LILR在结构、 表达方式及基因定位上有很多相似之处。PIRA和PIRB超过92%的氨基酸序列是同源的， 有6个胞外免疫球蛋白样结构域， 1个疏水跨膜区， PIRB胞质内有4条免疫受体酪氨酸抑制性基序（ITIM）， 而PIRA的胞质内只有一段短的序列[2， 3]。
1.4 PECAM1/CD31 PECAM1/CD31的Mr为130 000， 编码基因位于17q23， 由6个胞外免疫球蛋白结构域、 1个跨膜区和1个胞质区组成的，
胞质区是由12个丝氨酸、 5个酪氨酸及5个苏氨酸残基组成， 含有ITIM[4]。
1.5 MyD1 MyD1是信号调节蛋白（SIRP）家族结合蛋白， 包括3个胞外免疫球蛋白结构域， 1个由22个氨基酸组成的单链疏水跨膜区及至少4个酪氨酸磷酸化位点， 包括1个以上ITIM[5]。
1.6 TREM1 TREM1是人染色体6p21编码的Mr为30000的IgSF糖蛋白， 包括1个胞外免疫球蛋白样可变区、 1个富含赖氨酸残基的跨膜区和1个短的胞质区[6]。
1.7 CD200和CD200R CD200是一种广泛分布于细胞表面的糖蛋白， 可与骨髓细胞受体CD200R结合调节巨噬细胞的功能。CD200和CD200R包括2个胞外IgSF结构域， 它们通过各自的氨基端相互作用。CD200还有1个疏水跨膜单链和1个短的胞质区， 而CD200R的胞质区则含有可被磷酸化的酪氨酸残基[7]。 通过对几种IgSF受体的研究发现， 这一家族受体的普遍特征是在胞外区含有数量不等的免疫球蛋白结构域， 可与相应的配体结合， 1条疏水跨膜单链， 结构不一的胞质区， 多数受体的胞质区含有酪氨酸磷酸化位点――ITIM或ITAM， 如: ILT、 PIRB、 PECAM1、 SIRP及CD200R等（图1）。还有一部分受体则只有1个短的胞质区（如TREM1、 PIRA及CD200等）。
图1 巨噬细胞上IgSF受体的结构（略）
2 巨噬细胞IgSF受体在免疫调节中的作用
IgSF受体在自身免疫性疾病、 感染、 肿瘤和移植排斥反应等多种病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1 FcγRⅢA的基因型与冠状动脉疾病（CAD）的关系 在巨噬细胞形成泡沫细胞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过程中， 动脉斑块就是由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OxLDL）混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组成的。Gavasso等[8]揭示， FcR的基因多态性可能影响多种感染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易感性， FcγRⅢA会影响巨噬细胞对IgG抗原抗体复合物的清除， 从而引起CAD。试验证明， 编码FcγRⅢA的V/V基因型比V/F或F/F能更有效地清除IgG1和IgG3免疫复合物（IC）， 从而对CAD患者起到保护作用， 这也是第1次将CAD与FcγRⅢA的基因联系起来。
2.2 巨噬细胞上的IgSF受体与自身免疫性疾病 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 FcγR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在IC引起的关节炎中， FcγRⅢ在调节炎症的发作及程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Nabbe等[9]的试验中， 膝关节局部感染腺病毒导致的干扰素γ（IFNγ）过度表达， 会引起IC关节炎的发作及恶化。而在FcγRⅢ（/）的小鼠身上， IFNγ不会引起软骨细胞的死亡， 这证实IFNγ引起的关节炎是依赖FcγRⅢ的。巨噬细胞上的其他IgSF受体在免疫调节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LILR家族（ILT）。风湿性关节炎（RA）涉及到滑膜炎症和关节表面的破坏， 病理特征为滑液中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的增多， 巨噬细胞主要分泌炎性因子IL1β和TNFα， 而单核细胞ILT11的活化会导致钙离子流失及IL1β和TNFα分泌， 提示ILT11的分泌与RA是有联系的。另外， 在RA早期阶段还可观察到巨噬细胞表面LILRB2的表达增加， 而巨噬细胞表面LILRB2表达的上调与RA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2.3 巨噬细胞上的IgSF受体与肿瘤 在肿瘤免疫中， 巨噬细胞IgSF受体对肿瘤的发生及抑制具有重要影响， IgSF受体可能会成为未来肿瘤分子治疗的重要手段。在中枢神经系统肿瘤中， 星形细胞瘤和胶质母细胞瘤由于广泛侵袭周围脑组织而难于切除， 表达于神经系统巨噬细胞（小胶质细胞）表面的SIRPα1则可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及侵袭。Thomas等[10]第1次在星形细胞瘤细胞活检中证实了SIRPα的表达。而Kapoor等[11]推测， 下调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的表达可引起SIRPα基因转录水平的上调。试验证实， SIRPα对许多信号传导途径有抑制作用， 可以减少肿瘤细胞转移、 生存及转化。SIRPα与肿瘤之间的详尽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阐明。
2.4 巨噬细胞IgSF受体与移植排斥反应 Paulo等[12]对移植排斥中各细胞的作用进行了总结， 指出CD8+细胞毒性T细胞在排斥过程中起主要作用， CD4+T细胞则主要调节迟发型超敏反应， 并可刺激B细胞的成熟与分化， 通过FcR激活NK细胞和巨噬细胞引起ADCC。巨噬细胞是通过释放调节因子（如: NO和TNFα等）而发挥作用。其中NO被认为是巨噬细胞对移植物发生排斥反应的主要因子， 如在肾移植试验中， 一氧化氮合酶（NOS）的表达与血管内皮的损伤密切相关， 当选择性地抑制了NOS的表达后， 便可有效地减少血管内皮的损伤， 并延长受者的生存时间[13]。因此， 近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巨噬细胞IgSF受体与NO的关系。如Alblas等[14]研究证明， SIRPα经Janus激酶/信号转导子和转录激动子（JAK/STAT）和磷脂酰肌醇3激酶/Rac1（一种鸟嘌呤核苷三磷酸酶结合蛋白）/还原型辅酶Ⅱ（NAPDH）氧化酶/过氧化氢依赖途径可诱导NO的产生。但巨噬细胞IgSF在移植排斥反应中作用的研究还很有限， 且研究多集中于巨噬细胞对移植物的ADCC作用， 而巨噬细胞作为抗原呈递细胞对排斥反应的作用的研究尚待深入。随着研究的不断进展， 巨噬细胞IgSF受体对肿瘤、 自身免疫性疾病及排斥反应的影响及机制会得到不断揭示， 其在预防和治疗免疫性疾病、 肿瘤的分子治疗及防止移植后排斥反应等方面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 IgSF受体的作用机制
IgSF受体胞外区决定了与不同配体的相互结合， 而胞质区则通过一系列反应影响细胞的功能。受体FcγR、 ILT4、 ILT3、 PIRA、 PIRB及PECAM1等胞质区内都含有酪氨酸磷酸化区， 酪氨酸磷酸化在调控巨噬细胞活性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FcγR最具有代表性， 而且也是巨噬细胞氧化反应发生的主要信号传导途径， 研究的也最为透彻。配体与FcγR的结合引起信号传导， 对细胞产生兴奋性和抑制性作用， 这两种相反的作用主要是由于受体胞质区内的ITAM和ITIM两种不同的信号传导途经所致。其中FcγRⅡB中发现有ITIM区， 可传导抑制性信号; 而FcγRⅠ和FcγRⅢA则是通过γ链同源二聚体将信号传导入巨噬细胞的细胞核中。每个γ链都有一段ITAM氨基酸序列复制， FcγRⅡA和FcγRⅡC在胞质区的α链中含有ITAM区。ITAM和ITIM的磷酸化会引起下游信号的活化， 发生一系列级联反应， 从而发挥对巨噬细胞的调节作用。
3.1 含有ITAM基序的受体所介导的信号途径 最初研究表明， FcγR内的ITAM一旦被磷酸化， 就会成为酪氨酸激酶（SyK）的结合位点， 使SyK二聚化。活化的SyK可使其下游信号蛋白磷酸化， 包括磷脂酰肌醇3激酶、 鸟嘌呤核苷酸交换因子（Vav）、 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 泛素连接酶（Cbl）、 B细胞连接蛋白（BLNK）及76 KD的含SH2区的白细胞磷酸蛋白(SLP76)和粘着斑激酶（FAK）， 从而传导活化信号。FcγRⅡB与配体结合后， FcγRⅡB胞质区α链内的ITIM区可通过磷酸化激活纤维糖磷酸盐5磷酸酶（SHIP）。活化的SHIP可水解信使――磷脂酰肌醇， 解除含有ITAM的FcγR调节酪氨酸激酶活性， 阻止胞外钙离子（Ca2+）流入， 从而阻断活化信号的传导[15]。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越来越多的信号传导途径被发现， 这些信号途径相互影响， 信号分子互相作用， 从而构成了细胞内复杂的信号网络， 精密的调节着细胞的功能。丝氨酸/组氨酸激酶（Akt）p70S6激酶（一种激酶）途径就是现在研究比较多的一条信号途径。ITAM磷酸化， 经SyK活化后， 可使磷脂酰肌醇3激酶激活， 分解磷脂酰肌醇产生3′磷酸化纤维醇酯及磷脂酰肌醇3、 4、 5三磷酸盐。后者与Akt结合可使苏氨酸、 丝氨酸残基磷酸化从而使Akt活化。其中磷脂酰肌醇3、 4、 5三磷酸盐的产生是Akt活化的必要条件， 通过试验证明， Akt是通过p70S6激酶发挥其对吞噬功能的调节作用。p70S6激酶在蛋白合成、 细胞周期的调节及神经细胞分化中都发挥作用， 而且可通过与Rac1和Cdc42（一种鸟嘌呤核苷三磷酸酶结合蛋白）的结合改变肌动蛋白的细胞骨架[16]。巨噬细胞发挥其吞噬作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肌动蛋白细胞骨架的重构， Rho鸟嘌呤核苷三磷酸（RhoGTP）酶――Rac1和Cdc42是肌动蛋白装配所必需的信号， 其活化后可激活Rho激酶（ROK）， 通过下游肌球蛋白（myosin）II的磷酸化， 引起肌动蛋白细胞骨架的重构。但是Rho ROK myosinII信号途径与FcγR的关系的研究， 却尚未取得一致的结果。Isabel等[17]研究发现， ROK的活化由CR而不是FcγR介导。在吞噬过程中， FcγR的信号传导过程也是不依靠Rho及ROK的， 而仅依靠myosinII来完成粒子内化， 而不用于肌动蛋白形成过程。但Latha等[16]的试验证明， 磷脂酰肌醇3激酶促进吞噬作用是在Rac活化的条件下同时发生的， Rac是p70S6激酶的上游调节物， 已表明磷脂酰肌醇3激酶、 Akt、 Rac及p70S6激酶都参与了巨噬细胞的吞噬过程。那么是3种分子（AktRacp70S6激酶）是以直线途径进行传导， 还是Akt和Rac分别影响p70S6激酶的功能？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Zhang等[18]的研究中， FcγR的ITAM磷酸化， 可引起Syk的活化， 随后一系列下游信号分子可被激活， 其中Vav可引起RhoGTP酶活化， 但Vav仅是RhoGTP酶引起的鸟嘌呤核苷二磷酸（GDP）GTP相互转换的催化剂， 因为有实验表明， 其可抑制GEFs的活性。Vav主要促进GTP与Rac结合， 而不是Cdc42， Vav诱导Rac活化的过程与Cdc42的功能是相互独立的， 这表明每种GTP酶在吞噬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目前， 这些信号分子的具体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尚未弄清楚，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FcγR信号传导途径与Rho及其他信号间的关系将更加明了。图2 巨噬细胞上FcγR的信号传导途径
3.2 含有ITIM基序的受体所介导的信号途径 很多受体（如ILT、 PECAM和PIR）调节巨噬细胞的作用机制与FcγR是一致的， 只是FcγR中发挥磷酸化作用的磷酸酶是SHIP， 而一些受体的磷酸酶是蛋白酪氨酸磷酸酶（SHP）1（如: ILT3）。ILT通过与HLAA、 HLAB及HLAG等配体结合对白细胞传导抑制性信号。ILT3选择性地表达在骨髓抗原呈递细胞（APC）表面， 如单核细胞、 巨噬细胞及树突状细胞等， 其胞质内含有ITIM。ILT3与配体结合后， 对ITIM区磷酸化。磷酸化的ITIM与蛋白酪氨酸激酶（PTP）的SH2区相互作用，可使PTP活化（主要是SHP1）， 从而对细胞起抑制性作用， 对APC功能产生负调节作用。SuciuFoca等[19]的试验中， 活化抗原提呈细胞中的ILT3和ILT4可完全阻断同种特异性Th细胞的增殖， 而当ILT3和ILT4被特异性阻断后， 则会产生大量Th细胞， 证实了ILT3和ILT4的抑制作用， 但其在细胞内的信号传导途径尚未研究清楚。此外， 许多受体的磷酸酶主要是SHP2（如PECAM1和PIR）。PIRA和PIRB在结构上有很大的同源性， 但功能上却有着相反的作用， 主要原因就是其胞质区分别含有ITAM和ITIM区。PIRA和PIRB在T细胞、 NK细胞和多种造血细胞表面表达。PIRA需要通过二聚化的FcR的γ链传导其兴奋性信号， 而PIRB在胞质内的ITIM区可对兴奋性信号的传导起抑制作用。PIRA和PIRB的配体主要是H2分子。四聚化的H2与PIRA相互作用， 可使PIRA受体复合物中FcγR的ITAM持续磷酸化， 引起活化信号持续传导， 同时抑制PIRB的表达。变构的H2四聚体与PIRB结合后， 在SHP2的作用下， 可引起ITIM酪氨酸磷酸化， 从而引起抑制性信号的传导。在正常情况下， PIRB在细胞内发挥主要作用， 抑制细胞活化。实际上， 由于缺少PIRA配体， 其信号传导途径最近才开始研究， 对于PIR和MHCⅠ型分子相互作用的具体结构特征及PIR在病理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2， 3]。随着对巨噬细胞受体的不断研究， 发现巨噬细胞各受体间的作用是相互影响的。如上述的PIRs/FcγR。受体SHIP2通过SH2区与FcγRⅡa的ITAM结合， 使酪氨酸去磷酸化而失活。下调FcγRⅡa诱导的Akt、κB核因子（NFκB）依赖的基因转录活性，可抑制FcγR介导的巨噬细胞的功能。
3.3 其他IgSF受体所介导的信号途径 MyD1与TREM1是通过影响TLR的活性， 分别对巨噬细胞的功能起抑制和兴奋作用。MyD1（SIRP1α）存在于单核细胞、 巨噬细胞及粒细胞等多种细胞膜的表面。刺激外周血单核细胞膜表面的MyD1 (CD172a)可抑制病原微生物脂多糖（LPS）刺激的固有免疫引起的TNFα的分泌， 但对其他细胞因子的分泌没有影响。TNFα的产生可通过TLR4的MyD88依赖及非依赖途径来实现， Erk、 p38丝裂原活化蛋白（p38 MAP）激酶和NFκB信号是TNFα产生的必要条件。阻断SIRP， 可激活SHP2， 促进随后磷脂酰肌醇3激酶、 磷脂酶D及鞘氨醇激酶的活性。活化的磷脂酰肌醇3激酶信号可激活Erk、 p38和应激活化蛋白激酶丝裂原活化蛋白（JnkMAP）激酶的活性， 从而刺激TNFα产生。MyD1的ITIM区可以通过抑制磷脂酰肌醇3激酶信号阻断TNFα的分泌[5]。TREM1/死亡相关蛋白（DAP）12信号传导途径可被LPS激活， 使蛋白酪氨酸激酶活化， 动员钙离子， 使Erk活化， 并转录Erk下游的联合体， 放大TLR诱导的信号传导途径， 增强炎性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如TNFα和IL1α等）的分泌， 使中性粒细胞、 单核巨噬细胞活性增强。TLR配体也可上调TREM1的表达， 使炎性因子TNFα和GMCSF分泌增多， 抑制抗炎性因子IL10的产生。TREM1还可使原始单核细胞向不成熟的树突状细胞分化。TREM1可以表达高水平CD86和MHCⅡ类分子， 引起T细胞增殖和IFNγ分泌。因此， TREM1在单核巨噬细胞的活化、 成熟及诱导淋巴细胞过程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20]。CD200与CD200R是通过细胞与细胞间的直接接触， 调节巨噬细胞的功能。CD200的分布是非常广泛的， 在胸腺细胞、 B细胞、 活化的T细胞、 神经元及内皮细胞都有CD200。CD200可与分布于骨髓分化细胞表面的CD200R相互作用， 抑制TNFα的分泌， 从而在局部负调节巨噬细胞的功能。当活化的巨噬细胞接触表达CD200的细胞时， 通过细胞间的直接接触， 使CD200与CD200R相结合， 而抑制了巨噬细胞的功能， 从而对表达CD200的细胞产生保护作用[7]。
4 结语
随着对巨噬细胞作用研究的深入， 不断发现新的巨噬细胞受体及受体间的联系， 也对众多受体在巨噬细胞功能中的作用机制有了更加深刻地了解， 从而为自身免疫疾病、 肿瘤、 感染及移植免疫反应地治疗提供了更好的指导。本文中仅对巨噬细胞的一个受体家族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更多受体及其调节机制已被发现或证实， 其中一些研究成果已应用于临床。相信更多的巨噬细胞研究成果会在临床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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