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价格范文
时间：2023-03-17 10:27:4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药品价格，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系统性疾病
要想弄清中国的监管者为什么会要进行医药价格改革，以及在改革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首先要理解中国的医疗系统这个更为广阔的背景。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还一直在为个人医疗保健的花费买单。然而，中国推行市场经济改革以后，国家取消了公共医疗补助，到2007年，国家给予公立医院的总体补助只有所有医院年收入的7%。考虑到政府补助的水平如此之低，医院只能着眼于另外两个创收途径：医疗服务和药品销售。但是，对于想努力赚钱的医院来说，提供医疗服务实际上是个经济负担，因此，要想生存下去，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药品销售的收入。
这样的现状让医院的动机发生了扭曲，同时也对中国的制药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医生的动机同样也受到了扭曲。有调查显示，中国的医生对自己的工资水平极为不满。通常情况下，他们的报酬要靠医院因为收入增长而发放的奖金，从而，造成医生过量开药、为了赚钱而开药。
制药企业同样为药品价格的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增加自己以及主要客户――医院的利润，在自报生产成本时，制药企业存在虚报的动机。这种动机也是低价药品短缺的原因之一。
不满的病人
在中国，人们普遍觉得医药价格过高。而一些研究者在将中国药品的价格与国际通行价格做比较研究之后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中国的药品价格处于低端水平。与此形成对照的是，2004年，在山东省完成的一项药价调查得出的结论则是：虽然“仿制药”的价格与国际通行价格大体相当，但是，品牌药在中国的价格则要高得多。（“仿制药”是指最初发明人的专利保护到期以后制造的药品，通常与“品牌药”的疗效相当，但价格比品牌药低很多。）
毋庸置疑的是，药品价格对消费者的医疗支出具有重要的影响，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药品花费占门诊病人全部花费的50%，占住院病人全部花费的43%。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杜乐勋指出，从1978年到现在，卫生保健支出的增长速度一直比GDP的增速快。这一沉重的负担基本都由个人承担了。他认为，这种情况造成了个人在卫生保健服务上的开销大幅增加。
中国医疗保险体系不够健全的特点，使不断上涨的个人卫生保健支出雪上加霜。山东大学的孙强等人指出，虽然推出了扩展社会保障计划的举措，但覆盖范围依然很有限。
增加人们买得起的药品的供应，因此而成了政策制定者需要优先考虑的一个重点问题。国家发改委已经在全国范围实施了24轮降价行动，据称，这些行动为个人共节约了500多亿元人民币（约合73.2亿美元）。现在，在中国销售的药品有大约60%已经被纳入了价格管制的范畴，采用竞标过程，通过公开招标集中采购药品的程序也被引入到了省一级的水平。
然而，监管者推出的各项举措的结果却令人失望。
孙强等人谈道：“对药品价格的调控措施对控制医疗费用的上涨似乎作用有限。这种举措甚至还会带来使药品短缺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副作用。”此外，他们还提到，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公开竞标真正刺激了竞争。很显然，他们认为，中国的药品价格改革应该与医疗卫生系统的其他改革协调起来，尤其是医院的财政改革和医疗保险扩大覆盖人群的改革。
治标还是治本？
直到今天，监管者似乎一直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没有抓住造成中国医疗系统各种问题的根本原因。从这次推出的文件上看，政府的改革方案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了。他们提出了这样的目标：要在影响人们对药品价格承受能力的三个关键环节：医院财政、医疗保险以及医药流动系统，推出不只是“缓解症状”的改革举措。
针对公立医院和医生扭曲的动机，该改革方案提出了将医院重新恢复为非营利机构的构想。改革方案还提到，要为公立医院制定补贴政策，医院的所有收入将上交国家，并进行以处方费来提高医生工资的试点。
这一征求意见稿还提出了一个清晰的目标：到2010年，为全部人口的90%提供医疗保险，在下一个10年结束的时候，医疗保险将覆盖所有人，正如世界卫生组织的莎拉・巴伯（Sarah Barber）博士谈到的，这一计划的所有环节都非常符合以人为中心的宗旨，非常符合由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基本卫生保健模式。
该改革方案还采纳了外国投资的制药公司提出的一项建议――废除目前执行的在医院药品上加价15%的统一规定，支持试行差异化定价办法。更昂贵的药品实行更低的加价率，反之亦然。
此外，如果有效，那么针对基本药物实施的试点计划，将有助于限制药品批发商的加价率，同时，还能将规模经济注入到药品流动网络中去。无论人们对这一改革蓝图的其他方面存有多少争议，巴伯博士都主张，在基本药物上一定要取得一致意见，基本药物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予重点关注的对象。
就像很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然而，正如这个改革方案含蓄承认的，现在依然存在着无法获得基本药物以及基本药物价格无法承受的问题。按该方案的目前版本，到2010年，80%的基层医疗机构将可以很容易地获得价格合理的基本药物。此外，针对基本药物的医疗保险补偿制度也将得以实施。巴伯博士认为，总而言之，就基本药物来说，中国的监管者的思路是正确的。
此外，根据一项有人认为将会对药品批发商加价产生广泛影响的创新，改革方案要求，将基本药物的价格印刷在药品的外包装上。为降低药品批发商的加价率，人们已经尝试了很多试行办法，但效果不一。比如，广东省率先采用了“阳关在线公开招标”的方法，以增加药品集中采购的透明度。这种方式强迫制药企业将药品价格在进入医院之前削减了大约20%。与此同时，江苏省试行了让省内销售额最高的药品批发商托管80家医院药房的举措。但这种办法未能取得成功，因为批发商和医院达成了协议，前者将自己收入的40%以酬金的名义划转给医院。
然而，“中国医药企业竞争力项目”的李主任认为，新方案将会给药品流通行业带来直接的重大影响。他认为，虽然创新性举措会在基本药物上首先试点，不过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全面铺开。小规模的药品批发商将会被挤出市场，因为规模经济会让它们逐渐走向衰落。
李主任说：“这些政策还会对中小型制药企业产生间接影响。”过去，中小型制药企业主要依靠地方药品批发商销售自己的产品。但以后，它们必须得向大型批发商求助了，另外，如果它们的产品不合标准，那么，批发商就不愿意销售，到时，小型制药企业会发现，自己很难存活下去。从理论上说，规模经济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有利于压低药品的价格。
改革：如何开具处方？
尽管如此，中国的很多学者和评论家还是对该方案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改革方案公布之前酝酿了很长时间，据称，争论的焦点在于：政府增加的投入是应该用于完善医疗保险制度，还是用于资助医院。两种观点都出现在了最后文件中，从而，人们担心，机构间的僵局尚未被打破，改革的效力会受到削弱。
这一改革方案尚缺乏细节，没有解释如果医院被重新恢复为非营利机构，政府将会如何为它们提供财政支持。而且也没有为政府的支出设定具体的目标，只是要求政府逐渐增加支出，以减轻医疗系统对病人花费的依赖。那么，医生的工资结构有什么明确的改革措施呢？
另一方面，世卫组织的巴伯博士谈到，系统性的改革必然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正如独立卫生保健分析家刘易斯・何塞（Lewis Husain）所说：“这个改革文件只是试验的蓝图，而不是全国推行的行动计划。”他还谈道：“这就意味着它是判断官方潜在路线的途径，但是，它离真正发挥作用尚有很长距离。”一旦收集到了更多的意见，并将它们包容进来，便会进行更多的试验，试验的结果将会被用于更进一步的评估，而评估的结论则会在后续的改革中贯彻实施。“关键在于，从眼下来看，这一改革方案的影响很可能相当有限。”何塞认为。
篇2
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也是这次“两会”期间备受代表、委员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代表、委员们通过实地走访、调查研究，，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一些代表委员认为：看病难问题与国家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直接有关；看病贵、药价高表面上看是政府监管不到位造成的，但本质上是体制机制不合理造成的，不改变这种制度设计，不理顺医药卫生领域各种收入的分配关系，即使再加大监管力度，付出更多的行政监管成本，也难以在看病难、看病贵、药价高等问题上取得突破。政府有关部门已经连续进行了次药品降价，但国家整体医疗费用并没有减少，因此来说，采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式，单纯靠降低药品价格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药价高的深层次问题，多管齐下已经成为两会代表委员的共识。鉴于此，笔者认为，增加药品价格透明度，在药品包装上直接标示药品价格不失为有效降低药品价格的方法之一。
大家都知道，从宏观政策角度来说，药品价格实行国家定价、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从药品流通微观角度来说，药品价格分为出厂价、批发价、零售价，还有一个不成文但客观存在的医院药房价。按照现行的药品流通体制，无论是实行政府定价的药品，还是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的药品，通过药品流通、使用环节层层加码，有的药品到患者手中价格成倍的翻番，有的甚至翻成了天价。国家为了降低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价格，在药品最高限价的基础上实行政府招标采购，然而操作过程中无形又增加了一笔不菲的招标费用，这些费用最终又通过销售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还有就是药品生产企业，药品商和广告人为了谋取暴利，相互勾结，擅自变更药品功能主治范围，肆意夸大药品疗效，高价销售药品坑害消费者。所有这些违法违规行为，根本目的是利益驱动，根本原因是药品价格透明度不高。尽管国家价格主管部门通过新闻媒体了药品价格公告，但是群众对此真正了解和熟知的并不多，这就给了违法违规分子以可乘之机。
那么如何进一步增加药品价格透明度呢？笔者建议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重新修订“药品包装、标签和说明书管理规定（暂行）”，增加“药品价格标识”条款。同时，对已经批准的药品包装重新进行审订，增加药品价格标识内容，并限令截止一定时间停止使用。具体来说，对于尚未正式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只适用于临床实验而禁止上市流通的药品由价格主管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定价原则依法核准药品价格，并在药品包装上直接标识临床实验价；凡属于国家定价的药品、标识出厂价和流通价（国）；属于政府指导价的药品标识出厂价和流通价（导）；属于市场调节价的药品，标识出厂价和流通价（市）市场调节价由政府相关部门（发展改革委、物价部门）依法通过必要干预的方式，会同药品生产企业共同制定。药品零售企业通过销售利润返利的方式从批发企业获得一定比例的销售利润，药品生产企业与批发企业、医疗机构，批发企业与药品零售企业、医疗机构通过销售利润分配方式实现双赢。未设立药品批发流通环节的，药品零售企业直接通过销售利润返利的方式从药品生产企业或者其商处获得一定比例的销售利润，药品生产企业和药品零售企业、医疗机构通过销售利润分配方式实现双赢。
那么，直接标识药品价格的方法的好处具体有那些呢？
⒈以透明度明显增强的药品生产、流通环节两价制取代原来透明度相对较低的批发价、零售价和医院药房价的三价制，既有利于价格主管部门监管，又有利于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和自我维权，杜绝了药品流通、使用环节层层加价的现象。
⒉促使药品招标由原来的价格为主，质量为辅的招标模式向质量第一的药品招标新理念的转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或者杜绝暗箱操作、收受投标企业回扣的违法违纪现象发生，使政府药品招标采购行为不断得到规范。
⒊能够有效遏制虚假药品广告坑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发生。没有了肆意加价牟取暴利的空间，药品生产企业和药品商再也不会做赔本赚吆喝的傻事，从而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违法药品广告屡查屡犯、屡禁不止的疑难问题。
⒋有利于药品市场的良性竞争，实现优胜劣汰，从而使药品生产、流通秩序不断得到规范。那些药品品种市场竞争力差、低水平重复生产的小型药品生产企业将会逐步淡出药品市场，从而激发企业提升药品研发和创新意识，研发、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竞争力的新药，进而带动整个药品生产企业的良性发展势头，推动我国医药经济健康发展，不断提高我国药品国际市场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⒌能够有效规范医生职业行为，有效预防违背职业道德、滥用临床实验药品收取红包的违法违纪行为。同时，有利于患者自主选择是否同意使用临床实验药品，依法维护自身健康权和经济利益。
篇3
关键词：政府;药品;价格管理
1药品的特殊性
1.1药品的专属性
药品不同于一般商品，是专门用于治病救人的，患者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患什么病，用什么药。针对不同疾病的药品彼此之间不以互相替代，药品也不能当作补品长期食用，药品滥用很可能造成中毒或产生“药源性疾病”。
药品的专属性表现在对症治疗,患什么病用什么药。处方药必须在医生的检查、诊断、指导下合理使用。非处方药必须根据病情,患者自我诊断、自我治疗,合理选择药品,按照药品说明书、标签使用。
1.2药品的两重性
药品用的得当，就可以治病；如使用不当，则有可能危害健康，甚至致命。例如，盐酸吗啡，使用合理是镇痛良药；管理不善，滥用又是成瘾的。
1.3药品用于治病救人
只有符合法定质量标准的药品才能保证疗效。国家制定了《药品管理法》，对药品严格监督管理，并制订和颁布了国家和地方两级药品标准，规定了严格的检验制度，以保证药品的质量。
1.4药品的限时性
药品储存有严格的时限期。过期药,药效改变,不得再用。时限性还表现在抢救病人急需用药时,一旦需要,必须保证药品的及时供应。尤其在解毒、急救、灾情、疫情、战争等紧急情况需要药品时,用药的及时关系到一个人甚至成千上万人的生死存亡。所以药品生产、经营部门平时就应有适当储备。只能药等病，不能病等药。有时药品虽然需用量少，效期短，宁可到期报废，也要有所储备；有些药品即使无利可图，也必须保证生产供应。
2公民的基本权利要求政府有所作为
宪法作为规定国家最根本、最重要问题的国家根本法，要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基本制度确认下来，将统治阶级在各方面的意志集中表现为国家意志。宪法的作用亦称宪法的功能，是指宪法对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行为，以及社会现实生活的能动影响，是国家意志实现的具体表现。宪法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创制宪法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和实现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增进共同的幸福。宪法为了实现这个最终目的，主要基于三个原则来进行：一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相互协调的原则；二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基本人权；三是权利和义务相一致原则。这些原则既是对全体公民的要求，同时也是对国家机关依照宪法的规定行使国家权利的要求。
我国药品流通现状混乱，最终导致药品费用虚高，很多病人看不起病，不敢去看病，这些都无疑践踏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有基本的生存权，如果公民的基本权利都无法保障，肯定是政府的失职。根据我国现在看病难、看病贵等一系列问题的凸显，政府应该有所作为。
我们知道，医药属于特殊行业，其进入成本太高，很容易形成垄断性供应者，其竞争的优越性将无法体现，并会出现剥削消费者的潜在可能性，这就要求采取政府行动。虽然全球的发展趋势是把医药行业市场化，但又必须接受政府某种形式的管制，即价格管理。
3从信息不对称理论看药品价格管理
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交易的各方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等，买卖双方所掌握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质量等信息不相同，即一方比另一方占有较多的相关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另一方则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在各种交易市场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正常情况下，尽管存在信息不对称，但根据通常所拥有的市场信息也足以保证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销售有效进行；在另一些情况下，信息不对称却导致市场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政府进入市场。信息不足或“信息不对称”是市场失灵的表现之一。市场的趋利性使商品的提供者之间倾向于互相保密。同时市场的广阔性和复杂性，使个别的商品生产者无法知晓所有的相关信息，必然导致盲目性，政府全面信息的提供和服务显然是有必要的。另一方面消费者的信息也是不完全的，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政府的管制也是不可缺少的。
3.1生产厂家与医院之间
在医药生产厂家与医院之间，他们二者所掌握的药品的成本信息不对等，生产厂家比医院占有更多的成本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医院则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处于信息劣势的医院不能对处于信息优势的生产厂家的成本进行控制。所以，医院这一方对生产厂家存在戒备心理，会很谨慎做出自己的决策。
3.2医院与患者之间
同理，在医院与患者之间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人们生病就必须看医生，也必须吃药，而且患者吃什么药、吃多少必须在医生的建议和指导下进行，患者没有能力对药品进行选择和比较，属于弱势群体。医院在这个环节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在药品终端销售中处于主导地位，在绝大部分药品有医生处方消费的情况下，医院成为药品销售的主渠道，而医疗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竞争，从而会严重损害患者的利益。
3.3生产厂家与患者
由于这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是通过以上两对信息不对称中推导出来，患者对生产厂家生产的药品质量、价格、功效等信息不是很了解，在很多同种功效的药品中，由于处于信息的劣势，往往得不到最好效用。这就需要医院这个桥梁来给患者提供透明的信息、完整的信息，使患者得到最大的实惠。
通过上面分析，我们已知道生产厂家与医院之间，医院与患者之间，生产厂家与患者之间都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要想使生产厂家与患者之间信息对称，就需要医院来公开信息，但是医院又与患者以及生产厂家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他们之间不可能自行解决问题，必然要借助外部力量进行协调和解决，那么这个外部力量就是政府干预。
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即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会出现“搭便车”的现象，从而导致没有人进行信息的收集。医药流通中的信息也是这样，所以政府应介入解决信息问题，即对药品实行价格管理。
解决医药流通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政府必须介入其中是因为：一是收集信息是需要成本的，一般企业不愿进行信息的收集；二是在某种程度上，非政府在收集信息时的力量有局限性。所以政府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进行医药流通，集中招标，价格方面的信息收集，然后，使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医药行业属于特殊行业，具有垄断性质，只有利用政府的强制性才能使药品垄断者公开信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问题。
4从委托理论看药品价格管理
委托、的概念来自法律范畴。从信息经济学角度，不同利益目标的双方从有意签署合作协议开始就形成了委托关系，我们称拥有私人信息优势的一方为人(agent)，另外一方为委托人(principal)，信息不对称是问题的核心。
委托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委托关系是随着生产力大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其原因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权利的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的原因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利；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人，他们有精力、有能力行使好被委托的权利。但在委托的关系当中，由于委托人与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的财富更大，而人追求自己的工资津贴收入、奢侈消费和闲暇时间最大化，这必然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在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下，人的行为很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而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着委托关系，如股东与经理、经理与员工、选民与人民代表、原(被)告与律师、甚至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都可以归结为委托人与人的关系。
笔者认为公民、政府及医院（本文特指公立医院）三者之间存在双重委托关系。
4.1公民与政府之间
如前所述，药品具有特殊属性，政府应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委托政府使用医疗保险基金，为公民提供便利的医疗服务。在此公民为委托方，而政府为方，政府公民的医疗保障，利用医疗保险基金，为公民提供质优价廉的医疗卫生保障，实现公民的基本权利。由于政府部门繁多，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而且政府有自己特定的利益，所以作为委托人的公民应对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医疗保险基金的专款专用，从而实现委托人的利益。
4.2政府与医院之间
篇4
天津大学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天津 300072
【摘要】
目的：综述药品价格指数的研究方法，为药品价格指数实证研究提供方法学借鉴。方法：以近年来的国内外研究文献为基础，从指数方法（公式）、药品产品的定义、价格和数量计量单位三个方面进行综述，并对选择不同方法的优缺点以及测量偏倚进行评析。结果：价格指数的结果会随着指数公式所选择的权重、产品的定义以及价格和数量计量单位的不同而不同。在指数公式的选择中是否考虑了新产品上市和老产品退市的产品更新换代问题以及产品的质量变化问题等同样会使得指数结果具有较大差异。结论：药品价格指数的研究方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完善，学术界应致力于对价格指数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达到更精确的测量。在实证分析中尽可能采用多种方法进行计算，以更加准确地反映药品价格水平的变化。
关键词 药品； 价格指数； 测量偏倚； 方法学
中图分类号：R19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4-2982.2015.07.01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203155）
作者简介：马芳芳，女，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药物经济学。E-mail： mafangfang_sdsf@163.com
通讯作者：吴晶。E-mail： jingwu@tju.edu.cn吴晶
满足人们的用药需求，提高药品的可及性，一直是社会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在影响药品可及性的众多因素中，药品价格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1］过高的药品价格会降低贫困人口对药品的可及性，加重国家和社会的负担，而过低的药品价格又会阻碍制药产业对新药研发的投资，减少创新药品的出现，进而影响未来有效药品的可及性。因此，保证药品价格的合理水平，成为药品是否可以继续或者更好地为人类健康服务的关键问题。
价格指数提供了测量药品价格水平的方法。具体来讲，价格指数是反映不同时期商品（或服务项目）平均价格水平的变化方向、趋势和程度的经济指标，它通常使用现期价格和基期价格的相对比值来表示。［2］价格指数的实际计算过程较为复杂，在计算价格指数时，指数结果会随着所选择的指数方法（公式）、指数公式中产品的定义以及指数公式中价格和数量计量单位的不同而不同。［3］
本文在系统检索和总结国际药品价格指数方法学文献的基础上，从药品价格指数公式、公式中药品产品的定义以及药品价格和数量计量单位三个方面予以综述和评析，讨论不同方法的优缺点及测量偏倚，以期为我国药品价格指数实证分析提供方法学借鉴。
1 价格指数方法
从指数方法发展的历史来看，最初价格指数是不考虑权重的，只是将不同商品的价格直接相加后进行比较。［4］但这存在两点缺陷，一是由于计量单位不同，很多商品的价格并不具有可加性；二是每种商品对价格总体水平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为解决上述问题，研究者们提出根据商品的相对重要性给予相应的权重，以构造并计算价格指数。但以权重为基础的价格指数方法仍然没有解决产品质量变化的问题。价格指数编制的基本假定是现期和基期的产品是“同质可比”的，但是随着经济和技术的飞速发展，产品质量会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市场上已有产品的质量（性能、外观等特征）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新产品不断上市，老产品不断退市，产品更新换代越来越快，“同质可比”的假定很难成立。保证样本的“同质性”是目前价格指数编制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5］
1.1 固定权重价格指数
固定权重价格指数指以固定的一篮子商品的数量（Q）作为固定权重来计算价格指数。经典的固定权重价格指数包括拉氏价格指数和帕氏价格指数。
1.1.1 拉氏价格指数
拉氏价格指数（Laspeyres Price Index）由德国经济学家Etienne Laspeyres于1864年提出。这是我国国家统计局用于计算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 CPI）的主要方法。该指数以基期数量（Q0）作为权重，计算现期价格和基期价格的比值（公式1）。这种方法假设基期药品的消费结构是保持不变的，即人们在一定时期内总是使用与基期相同品种、相同数量的药品，所以不同价格的药品使用数量变化（即权重的变化）的影响不会在指数上有所体现。拉氏价格指数适用于反映基期固定的一篮子药品的纯价格变化（即由于供求关系变化而引起的价格变化），也即由于价格的变动，消费者要维持基期的消费水平要多（或少）承担多少成本。［6］
式中，LP表示拉氏价格指数，0代表基期，1代表现期，P表示的是某一产品价格，Q表示的是某一产品的数量。
1.1.2 帕氏价格指数
实际生活中，人们更关心在现期消费数量和结构下，药品价格变动对药品费用的影响。于是，德国经济学家Hermann Paasche于1874年提出了帕氏价格指数（Paasche Price Index）。该指数以现期数量（Q1）为权重，计算当期价格和基期价格的比值（公式2）。这种方法反映了消费者按照目前的消费结构购买商品的支出变化。帕氏价格指数反映的是在消费数量已经变为现期消费数量的情况下，由于价格变动而增减的成本，不但反映了价格的变动，还反映了消费数量的变动，因此帕氏价格指数不适用于反映纯价格变化。
式中，PP表示帕氏价格指数，0代表基期，1代表现期，P表示的是某一产品价格，Q表示的是某一产品的数量。
固定权重的价格指数，总是假设基期或现期药品的消费结构保持不变，但在实际生活中，药品的消费结构总是变化的。因此，采用固定权重价格指数测得的价格水平与现实情况总是存在偏倚。Nutter等学者均在理论上使用生产可能性曲线证明拉氏价格指数有向上的偏倚。［7］Gerschenkron使用实证研究数据验证了这一理论断言，并称这种效应为Gerschenkron效应［8］，即LP?PP> 1，这一效应也在一些国家的药品价格指数中得到验证［9］。但是，Danzon等人的研究发现，LP?PP> 1并不总是成立的。［10-13］研究显示，在一个供求关系正常的市场环境中，即商品的价格与需求量是反向运动时（商品的价格上升，该商品的消费量下降，权重减低），拉氏价格指数总是把权重固定在基期，所以价格下降的药品的权重被低估，价格上升的药品的权重被高估，导致LP?PP> 1。相反，当商品的价格与需求量呈正向运动（即商品的价格上升，该商品的消费量也上升）时，价格下降的药品的权重被高估，价格上升的药品的权重被低估，导致拉氏价格指数产生向下的偏倚。因此，如果研究发现拉氏价格指数存在向下的偏倚，就表明这一市场的供求关系反常，即商品价格上升，需求量也上升。
1.2 非固定权重价格指数
固定权重的价格指数虽然计算简单，便于前后动态比较，但现实中由于没有考虑到不同价格药品的权重变化以及新产品上市和老产品退市的更新换代问题，导致所获得的价格指数偏高或偏低。要使指数结果更接近实际情况，就要及时更新权重和更好地追踪市场上现有的产品。近年来学者们开始使用非固定权重的费氏价格指数和链式价格指数来更精确地测量药品价格水平。
1.2.1费氏价格指数
费氏价格指数（Fisher Price Index）由美国经济学家Irving Fisher于1922年提出。该指数的计算方法为拉氏价格指数和帕氏价格指数的几何平均数（公式3）。由于它所使用的权重来自基期和现期，即考虑到了基期和现期药品消费数量的变化，因此将拉氏价格指数和帕氏价格指数不同的偏倚平均化，使计算结果处于拉氏价格指数和帕氏价格指数之间。［10-11，14］理论研究显示费氏价格指数是较优的价格指数形式，被称为理想指数。［15］
费氏价格指数考虑到了药品权重的变化，能够较好地反映实际价格的变化，但没有考虑新药品上市和老药品退市的问题。
式中，FP表示的是费氏价格指数，为拉氏价格指数（LP）和帕氏价格指数（PP）的几何平均。
1.2.2 链式价格指数
以上几种价格指数方法都没有考虑同类产品的更新换代，即新产品上市和老产品退市的问题。随着人类疾病谱的变化和新医疗技术的诞生，药品更新换代频繁。新药不断涌现，获得较高的定价，老药遭受降价不断被淘汰退市。因此，是否将新药品计入价格指数会对指数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16］
近年来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BEA）和美国劳动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BLS）开始用链式价格指数法来计算一些价格指数（如GDP价格平减指数、城市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等），以更好地追踪市场上现有产品的价格水平。［17-18］链式指数理论认为，为了更好地跟踪市场上的现有产品，在构造价格指数时，时间跨度不宜较长，或者将较长的时间划分成几段，分别计算每段的价格指数，然后将每段时间的价格指数累积。如在计算2009—2011的药品价格指数时，可以构造两个费氏价格指数，一个是2009—2010的费氏价格指数（F2009，2010），另一个是2010—2011的费氏价格指数（F2010，2011），然后将这两个价格指数累积，即得到链式费氏价格指数（Chained Fisher index），具体见公式4。同理可以构造出链式拉氏价格指数和链式帕氏价格指数。
链式价格指数适用计算时间跨度较长的价格指数。在实证研究中，链式价格指数通过将较长的时间段划分成多个短的时间段，能够及时更新权重并且能够很好地将新上市药品计入指数，所以能更好地反映药品价格的实际变动情况。文献研究发现基于链式指数的药品价格指数上涨速度要慢于相应的非链式价格指数的结果［19-21］，说明新药的价格增长速度是慢于老药的。但是Berndt和Cockburn等人在美国抗抑郁类药品研究中发现了相反的结果，研究显示新药的价格增长速度快于老药［22］。
链式价格指数可以减少消费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更好地追踪市场上的现有药品。但是由于季节、疾病爆发或者药品促销等原因，导致药品价格和销售数量在某一时间段发生较大变化，会使链式价格指数结果产生较大偏差［23-24］，所以在计算链式价格指数时每个时间段不宜太短，至少以一个季度为一个研究周期［11］。
1.3 Hedonic价格指数
为了保证样本的“同质性”，使价格指数只反映由于供求关系变化而引起的价格变化，那么产品质量（特征）变化引起的非价格因素的影响应该从价格指数中剔除，这个剔除质量影响的过程称为质量调整。［25］Hedonic理论提供了一种质量调整的方法，用该方法构建的价格指数主要集中在房地产、计算机等领域。药品的Hedonic价格指数研究很少，现有的实证研究主要针对抗胃溃疡药、抗抑郁药、抗关节炎药、抗直肠癌药。［23，26-28］
Hedonic理论假定不同质量的商品是其商品特征或者品质的集合，而商品的价格是这些特征的综合反映和表现。将商品的价格作为因变量，将影响商品价格的各种商品特征作为解释变量，建立一个Hedonic函数（公式5），用回归的方法剔除质量变化（商品特征的变化）带来的价格变化，只留下仅由市场供求变化而引起的价格变化。
式中，Pi是商品i的价格，Ci是商品i的特征。
最常用的Hedonic函数形式是半对数形式的回归模型。［5］文献中药品Hedonic价格指数多采用的是将时间变量引入Hedonic回归方程中的时间虚拟变量法（公式6），以时间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之间的相对关系表示指数，这种方法得到的指数结果小于未经质量调整指数方法的结果。
式中，Pi，t是药品i在t期的价格；Ck，i，t是在t期商品i的第k个特征的数量。
该方程的回归系数βk表示特征k的隐含价格，即其他条件不变时，药品的特征k每变化一个单位，商品价格的变化值；Di，t是时间虚拟变量，如果在现期t时，则Di，t=1，否则Di，t=0。时间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δt是药品i剔除了物理特征变量影响（质量调整）之后仅随时间变化的价格变化，即仅由供求关系变化而引起的价格变化，所以Hedonic价格指数可以用时间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表示(公式7)。Hedonic价格指数也可以采用链式指数的理论，构造链式Hedonic价格指数，将新上市药品纳入指数(公式8)。
Hedonic价格指数是产品质量调整的一种重要方法，但也面临一些挑战。首先Hedonic方法对数据的要求较高，不仅需要交易价格资料，还需要商品的各种型号以及每种型号的各种性能的情况，对药品领域还需要药品的临床信息（有效性、副作用等）。其次，在编制价格指数时，并非所有的产品属性都能被观测者观测到，未被观测到的产品属性可能会对指数结果有较大影响。［29-30］此外，Hedonic方法本身隐含一种假设：即产品特征对价格的影响在一定时期都保持不变，这是不现实的。［31］因此Hedonic指数方法还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
2 药品产品的定义
药品产品定义可以有多种，最常用的有两种，即将具有同样有效成分的药品（通用名定义）作为一种产品，或更细化地将具有同一有效成分、剂型、规格、生产企业的药品作为一种产品。如何定义一个产品会对指数结果产生较大差异。产品定义的越细，统计过程中发生缺价的可能性就越大，且工作量大。产品定义的越宽，指数结果里就会更多地包含新药上市和用药结构变化的影响，但价格指数反映纯价格变化的功能被削弱。［32］
在计算药品价格指数时，最具有争议的问题是是否将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品牌药（原研厂商的产品）和通用名药（仿制厂商的产品）视为同一个产品。文献中存在两种定义：（1）将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品牌药和通用名药视为两种异质的产品。在美国，这种做法可以通过国家药品编码（National Drug Code，NDC）实现。对于在美国上市的所有药品，都会有一个唯一的10位数的3段数字编码，各段数字分别代表公司、产品和包装。（2）将具有相同有效成分和剂量的品牌药和通用名药视为相同的产品。在美国，这种做法可以通过通用名药品标示符（Generic Product Identifier，GPI）来实现。GPI是一个14位数的通用名药品编码。
本文将以一个假定的例子来阐述两种定义对指数结果的影响。假设一个品牌药X的日价格为1元且保持不变，当它过了专利期，相应的通用名药Y的日价格为0.7元，在Y进入市场后，有50%的市场销量由X转入Y（表1），那么该通用名药品（包括品牌药和新进入市场的通用名药品）的市场收入会下降。在拉氏价格指数计算中，在定义（1）中，由于X和Y被视为不同的产品，Y作为一种新的产品，并没有被纳入指数公式，被纳入指数公式的产品只有X。由于X产品的药品价格一直为1元，所以药品的拉氏价格指数为1。通用名药上市带来的价格下降不会在价格指数上表现，那么药品市场收入的减少就归因于药品数量的减少，尽管现实中药品的使用数量没有改变。在定义（2）中，即 X和Y被看作同一个产品，那么在专利期内药品的价格是X的价格，为1元，而在专利期过后药品的价格是X和Y的平均价格为0.85元，药品拉氏价格指数下降，为0.85，则药品市场收入减少，归因于药品平均价格的降低。由此可见，基于定义（2）得到的指数结果要小于基于定义（1）的指数结果。
在Aizcorbe和Nestoriak的研究中，基于定义（1）计算的指数增长速度是基于定义（2）的两倍，这与该研究期间大量通用名药品上市相关，反映了品牌药与通用名药之间的一种替代效应。［22］有研究认为，由于患者仅在乎有效成分，因此，定义（2）更合理一些。但是在药品市场上，有些相同有效成分的品牌药和通用名药品的药用辅料并不相同，致使药品有效性和不良反应存在差异，从这个角度看定义（2）又存在一定缺陷。因此，如何更好地进行单一药品品种的定义有待进一步研究。
3 药品价格和数量计量单位
一般来说，药品价格和数量是以最小零售包装单位计算的，但是在价格指数计算中却不能简单使用最小零售包装为单位。因为药品有不同的包装规格，从而使药品间的价格不具有可比性。从理论上讲，人们更关心取得相同治疗效果时每治疗疗程的价格，所以以疗程作为价格和数量的计量单位是较优的选择。但由于对每种药品疗程的统计十分繁琐，除需要药品的交易数据外还需要实际的临床信息，因此以疗程作为药品价格、数量的计量单位难以实现。
目前研究中常用的计量单位包括以每克有效成分为单位、以每最小用药单位为单位（以每片、每粒、每5ml液体制剂为单位）、以限定日剂量（Defined Daily Dose，DDD）为单位。其中DDD是WHO药物利用研究小组推荐的药物计量单位，它是指某一特定药物在其主要适应症下的成人每人每天的平均剂量，考虑了实际的临床实践，但忽略了取得相同治疗效果的治疗疗程之间的差异。利用DDD将各种药品的数量统一转化为用药频度（DDDs），即该药品的数量可供一人服用的天数；将药品的价格同一转化为药品日价格（DDDc），即服用该药的日平均费用。DDDs和DDDc计算公式见公式9和10。虽然DDDc没有考虑到疗程的影响，但是相对于药品的单位价格能更准确地反映治疗价格的相对变化，被认为是一种较优的计量单位。［33］
DDD取值可参考WHO的DDD值数据库。对于某些在该库中找不到DDD值的药品，可以参照《新编药物学》及药品说明书的日剂量计算DDD值。对于没有明确DDD值的药品，如某些抗肿瘤药品，则不可以用DDD作为计量单位，这时需要用其他计量单位。
4 小结
在选用药品价格指数方法时，及时更新数量权重并将新药计入指数计算的指数方法比不考虑药品消费结构变化的指数方法更能反映实际的药品价格变化，因此费氏价格指数要优于固定权重的指数方法，而链式指数方法又优于相应的非链式指数方法。但由于在某一段时间内药品价格和数量因为各种原因会发生较大波动，使得链式指数结果容易发生较大偏倚。此外，在编制价格指数时，产品质量（特征）的变化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Hedonic理论是一种较好的质量调整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不仅需要完备的交易资料，还需要药品的临床信息（安全性、有效性等），其理论本身也存在缺陷，需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由于患者仅在乎有效成分，因此，将具有相同有效成分和剂量的品牌药和通用名药视为相同的产品更合理一些，但有些品牌药和通用名药品的药用辅料并不相同，导致药品有效性和不良反应存在差异，这种产品定义方式也存在缺陷。因此，如何更好地进行单一药品产品的定义仍需研究。
卫生经济学家认为DDD是一种较优的药品价格和数量计量单位，虽然没有考虑到疗程的影响，但相对于药品价格和数量的其他计量单位更能准确地反映治疗价格的相对变化。
国内学者对药品价格指数的编制方法有所研究［32-34］，但是利用现实数据进行价格水平测量的实证研究较少［12-13，35］，且这些实证研究采用的是固定权重的拉氏和帕氏价格指数，并将指数中的产品定义为具有同样有效成分的药品（通用名定义），计量单位为DDD。以链式价格指数和Hedonic价格指数进行的研究在我国处于空白状态。我国药品价格水平主要由国家统计局测量和，官方指数的计算通常采用拉氏价格指数的方法。鉴于价格指数的结果会随着所选用的指数公式、公式中药品产品定义及价格和数量计量单位的不同有较大差异，学术界应致力于对价格指数进行更深入地研究和精确测量，在以后的实际操作中尽可能采用多种方法，以便更清楚地认识到方法学本身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更加准确地反映药品价格水平的变化，为我国药品价格政策提出方向性的建议，以保证药品的合理水平及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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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根据省物价局《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头孢呋辛等22种药品零售价格的通知》（粤价[2005]186）精神，近期我局开展药品价格检查工作。我局于10月20日起组成两个检查小组，开展药品价格检查。原创：具体做法是，一个小组负责区内各个医院药品价格执行情况检查，一个小组负责区内各药店零售药品价格检查，重点对国家公布的22种降价药品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经营者是否真正落实降低药品价格，确保降价措施落到实处。
一、医疗单位药品价格执行方面：
本次检查区内医疗单位药品降价执行情况，以抽查的方式进行。共抽查医院9家，其中区、镇医院8家，私营医院1家。除x医院属民营医院不需参加招标药价外，各医疗单位对国家最近公布降低的头孢呋辛等22种药品的零售价格，都在10月10日通过招投标海虹网的通知，全部已按规定把药价调整下来，所经营的品种对照文件的规定，约有15%至20%的品种实际零售价还低于政府规定最高零售价格，如氟康唑胶囊0.15g*1粒，医院执行招标中标品价是8.40元/盒，政府最高零售价是8.90元/盒，阿奇霉素针0.25g*100ml招标中标价是26.5元/盒，政府最高零售价是29.20元/盒。而x也严格执行药品价格政策，没有高于政府限价。没有发现有医疗单位超出网上采购中标药品的零售价。同时医疗单位对库存药品的价格都进行了调整，都相应执行降价后的药品价格。
二、药店零售药品价格执行方面：
本次检查区内药店零售药品降价执行情况，原创：也是以抽查的方式进行，共抽查区内药店15家。从国家公布降低的22种药品的零售价执行情况来看，x医药连锁店有限公司属下的各分店落实得比较好，原因是该公司在降低有关药品价格后，进行清现，对应批发价、零售价按规定作了调整，并列出降价药品清单，于2005年10月8日下发给属下各分店，各分店按新的价格标准执行。而其它的药店，如x药店在我区分店，x药店的分店，及其他一些单独经营的个体药店，对公布降低的22种药品零售价销售标价方面，市场价仍执行降价前最高零售价，没有即时降价，如：氧氟沙星（泰利必妥）片剂100mg*10片的，规定18.9元/盒，标价22元/盒；盐酸环丙沙星片（林青）250mg*20片规定19.5元/盒，标价21元/盒。对这些违反价格规定的处理，由于都是个体经营，在购销过程中，查无记录，取证难度大，因此责令这些店铺立即纠正。在明码标价上，一些药店存在不规范的现象，大部分以打码形式标价。我局对标价不符合规范的，作出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的，我局将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处罚。
篇6
内容提要：我国对国家药品价格谈判机制的构建尚处在探索阶段，存在着谈判价格机制设定缺乏客观依据、谈判流程尚不成熟等问题。通过对比德、法、澳等国药品价格谈判模式，本文作者提出的保障机制运作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价格谈判机制的完善方向，对此建议我国医保药品价格谈判应充分考虑药品价值与创新性，做好谈判后的对接工作，建立专业评价机构，确保谈判机制的协调高效可持续运作。
关键词：药品价格改革；医保药品；药品价格谈判机制；创新药；药品可及性
在深化药品改革推进下，创新药品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完善医保药品价格谈判机制已成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高国民药品可及性和可负担性的重要举措。在创新药品价格谈判作用越发凸显的背景下，探索常态化、可持续化的医保药品价格谈判机制，对提升价格谈判的效率、优化药品的创新环境都至关重要。本研究通过对我国现阶段医保药品价格谈判模式进行梳理分析，借鉴德、法、澳等国药品价格谈判模式，提出完善我国药品价格谈判模式的几点建议。
一、药品价格谈判机制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在我国医保改革的背景下，医保方凭借其强大的药品购买力，能够代表患者向药品供应商展开价格谈判，从而对药品费用实施控制。在政府公共卫生服务领域，药品谈判作为一项能够赢取公共利益、减少矛盾冲突、提高政策运行经济性和有效性的公共政策，极具现实价值和理论研究价值。早在2011年，彭翔、徐爱军（2011）就从理论角度出发，对建立国家药品谈判机制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并提出了建立药品价格谈判机制的初步设想。袁雪丹、傅鸿鹏等（2015）通过借鉴境外药品价格谈判经验，从谈判主体、谈判价格、谈判范围和谈判策略四个方面提出了构建国家药品价格谈判体系的设想。蒋和胜（2015）在对我国医保方价格谈判能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医保机构、医疗机构、药品生产和经营企业三方参与的谈判机制。前人的研究为我国国家药品谈判模式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现阶段，国家药品谈判模式已正式进入实践探索期，并取得了一定阶段性成果，政策的影响不断深入，使得谈判机制运行中的利益矛盾也逐渐显现。汤少梁（2017）基于谈判模式运作流程的剖析发现，现阶段药品谈判机制存在事权、财权不相匹配的矛盾。蒋和胜、王振平等（2015）对我国药价谈判机制的主体及运作效果进行比较，指出医保机构主导的药价谈判对药品的成本把握和绩效评价上仍有不足。其中，卫生技术评估基础薄弱、决策方对客观药品价值评估证据的认识与支持不足是主要原因。因此，对国家医保药品价格谈判机制进行完善，优化谈判机制的顶层设计，是当前亟待解决又责任重大的一项任务。基于此，本文从分析国家医保药品价格谈判现状出发，寻找机制设计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完善国家药品谈判机制的可行措施。
二、我国构建医保药品价格谈判机制的实践探索
2015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对部分独家生产药品、专利药品建立公开透明、多方参与的药品价格谈判机制。同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卫生计生委等16个部门建立了相应的药品谈判协调机制，组织开展了第一批价格谈判试点工作。第一批次价格谈判重点面向国内市场上降价空间较大的专利药和独家药。经专家论证后，决定将替诺福韦酯、埃克替尼、吉非替尼等3种药品作为谈判药品，按照“一药一策”的思路，与药品生产企业进行谈判。此次国家药品价格谈判无疑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大工程，作为首轮谈判，从谈判方案的设计、谈判品种的遴选，到谈判筹码的协商、谈判协议的签署均无先例可循。经历了长达半年的谈判流程，首轮谈判结果于2016年5月20日正式向社会公布，慢性乙型肝炎一线治疗药物替诺福韦酯和非小细胞肺癌分子靶向药物埃克替尼、吉非替尼三种药品降价幅度分别达到67%、54%、55%。国家药品价格谈判通过以市场换价格的方式成功撬开了专利和独家生产药品坚固的价格坚冰，取得了重要进展和成果。为避免价格谈判后出现医保对接问题，第二批次的国家药品价格谈判改由医保部门主导。至此，国家药品谈判工作成为《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调整制定的有机组成部分。2017年4月，人社部提出拟将44个品种纳入2017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谈判范围。短短5个月时间内，36个药品谈判成功，成功率达到81.8%。谈判后的药价与2016年平均零售价相比平均降幅达到44%，最大降幅达到70%。
第二批次价格谈判工作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谈判工作采取“邀请谈判”的模式：首先，国家医保部门对拟纳入医保目录的44个药品生产企业发出谈判准入邀请，并在邀请信函中指明药品谈判所需要提交的一系列与药品、企业相关的审评资料；其次，企业接受谈判邀请后根据要求提交材料，医保部门接收材料后转交给专家组进行评审。审评专家组是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产生，分成药价评估测算组和医保基金承受能力评估组，分别展开谈判底价测算；最后，由工作组综合两项评估结果确定谈判底价。谈判过程分两阶段展开，但只有首轮报价低于医保预期支付标准15%的企业才可进入第二批次价格协商。进入第二轮后，双方进一步进行价格协商，最终确定药品价格。据谈判企业表示：此次谈判药品价格大多选取了国内普通剂型药品，与在目录内产品或最便宜药品的价格进行比较。对在国家谈判不成功的药品，也不再允许进入省级目录。我国医保药品价格谈判的初步探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现阶段的谈判模式较以往模式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进，但仍存在一系列不容忽视的弊端。首先，药品价格谈判存在过度追求低价的倾向。当前，国内药品价格谈判尚未出台明确谈判价格设定规则。由于国家医保药品谈判品种多为创新药、专利药，过低的价格会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如果国内药品价格极低，必将影响药品在全球的定价体系，甚至迫使企业放弃国内市场。其次，谈判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我国国家医保药品价格谈判机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缺乏明确细致的药品价格谈判规程。本次谈判虽然组建了药物经济学评估组和医保基金测算组负责药品底价评估，但评估小组是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临时组建，目前尚没有权威性的专职机构承担药物价值评估工作。
三、药品价格谈判模式的国际经验借鉴
国际上，现已建立了多种形式的价格谈判协商制度，本文梳理了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典型国家的药品价格谈判模式，旨在完善我国药品价格谈判机制。
（一）德国
2011年以前，德国市场上创新药物价格由药品生产厂家自行设定，这种模式直接导致了创新药品市场价格普遍偏高，医疗保健基金入不敷出。为缓解医保基金压力，控制不断攀升的药品费用，德国政府提出了“药物经济学定价”和“谈判定价”这两种创新药品定价模式，并将其纳入2011年1月1日颁布的《医药行业改革法案》（AMNOG）中。根据《医药行业改革法案》的规定，德国新药定价分为“价值评估”和“价格谈判”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需要对所有新上市的药物进行经济效益评估，将新药与市场上已有药品进行对比，如果新药在疗效、价格、副作用等方面表现出显著优势，则可进入第二阶段，即按照创新程度进行谈判定价。价值评估阶段可划分为早期效益评估、最终效益评估，价格谈判阶段可划分为价格谈判阶段和价格仲裁阶段，整个流程最长耗时15个月。新药被批准上市的同时，药品生产企业须同时向德国联邦联合委员会（G-BA）提交创新药物的附加值档案。G-BA会委托德国医疗质量与效率研究院（IQWIG）负责新药早期效益评估的具体事项。按照德国卫生部颁布的药品评价条例，早期效益评估须在药物上市后3个月之内完成。IQWIG完成药品效益评估后，将新药效益评估报告反馈给G-BA，G-BA将会在后续3个月内邀请相关利益群体，召开公开听证会，采纳各方建议，并最终评估报告。报告同样将新药的附加价值分为6级，而此时的最终评估报告具有法律效力。
（二）法国
在法国，药品价格谈判工作的参与主体是卫生产品经济委员会（CEPS）和透明委员会。CEPS负责国家医保目录内药品出厂价格的制定，监控药费支出及增长趋势，并就个别药品与厂商谈判议价并签订价量协议。透明委员会负责对药品进行经济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确定药品是否应予以报销以及报销比例。在厂家提交药品证明材料后，透明委员会会对药品价值展开评估。评估结果分为五类，即可用于治疗重大疾病及目前无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的药品；用于治疗重大疾病但价值有限的药品；用于治疗普通疾病但疗效明显优于同类产品的药品；用于治疗普通疾病，疗效略优于同类产品的药品；疗效低于同类可代替产品的药品。每一等级药品分别对应着特定的报销比例。随后，CEPS会根据透明委员会对药品价值评估的结果与价格建议与企业进行价格谈判，谈判的主要依据是药品疗效改善程度报告（ASMR）和药品纳入医保报销目录后预期使用人数，就药品出厂价格和价量协议方案进行商议。CEPS以纳入医保报销目录为筹码，依据ASMR制定药品的出厂价格，并就药品实际销售数量超出估计量之后的降价或返还等内容谈判达成一致，以此来监控目录中药品支出情况，促进药品合理使用，并保障医保基金平稳运行。CEPS的药品价格谈判流程规定，自药品上市起，该药品的价格制定和协议签订程序需在6个月内完成，若双方因特殊原因无法在此期间达成共识，最长可延期至一年。在此期间，如果CEPS与生产厂家达成价格共识，则双方签订药品价格协议，谈判成功，药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如果CEPS与药品制造商无法达成一致定价，则谈判失败，药品不得进入医保目录，企业可以另自行定价并在市场流通。谈判达成协议有效期一般为4年，之后需要重新谈判并签订新协议。
（三）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药品定价与谈判体系是由三方机构组成的联动系统，包含卫生和老龄部（DHA）、药品保险咨询委员会（PBAC），以及药品福利定价局（PBPA）。其中，药品保险咨询委员会主要负责评估药品的临床效益和成本效益，并向卫生和老龄部推荐纳入PBS的药品。只有经过药品保险咨询委员会的推荐，卫生和老龄部才能在目录中增加新的药品。药品福利定价局，负责提出拟纳入PBS目录药品的价格建议和具体的谈判工作。对于药品保险咨询委员会积极推荐的药物，由药品福利定价局负责与药品生产企业进行谈判，共同协商药品价格。PBPA综合考虑药品保险咨询委员会对药品的临床价值或成本效益评估、同类替代药品的售价、同一ATC组（解剖学治疗分组）中其他药品的售价、由厂商提供的或PBPA估测的药品成本、处方量、经济规模、其他国家的价格、部长的指示等因素，应用成本加成、参考定价等方法拟定价格，如若双方达成共识，双方签署协议，由PBPA将谈判结果提交卫生和老龄部。在澳大利亚药品谈判制度中，政府谈判力最主要表现在药品福利计划（PBS）目录准入门槛。PBS目录囊括了澳大利亚90%以上药品市场，新药如若未纳入PBS目录，即便可自由定价，也会因无法报销而丧失药品市场。
（四）国际药品谈判经验分析及启示
总体看来，国际药品价格谈判模式逐渐形成了如下共同趋势：1.权衡多方利益，保障谈判价格合理设定。谈判价格是药品医保准入的核心，也是谈判双方博弈的核心。为此，各国在进行药品谈判之前，需要企业提交药品临床疗效、创新程度、成本效益评估等与药品价值相关的详细资料。同时，各国谈判价格的设定会充分考虑医保基金和企业利润空间。在考虑医保基金负担能力的同时，激励企业进一步创新，科学设定谈判价格，实现多方共赢。2.部门分工明确，保障谈判工作协调推进。从各国经验来看，虽然药品价格谈判过程涉及多方主体、环节复杂，但各主体之间分工明确，各环节之间协调机制健全。总体看来，各国药品价格谈判工作大多采取下述流程：首先由企业自主申报，进而在政府主导下，由多方评估组织分别针对药品的不同价值方面展开评估，综合性评估结果呈交医保谈判机构；最后由专业的价格谈判机构与生产企业展开谈判。3.评价机构独立，保障谈判工作的高效可持续。将药物经济学评价结果作为设定谈判价格的主要依据，这已成为世界各国药品谈判的共同趋势。目前，包括德国、法国、澳大利亚在内的多数国家都已设立了独立的药物经济学评估机构。药物经济学评价不断强调药品费用投入的“物有所值”理念，既节约了社会医药费用，又推动了医药行业价值创新的走向，已成为各国平衡居民健康需求与医药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四、完善我国药品谈判模式的思路
成熟的价格谈判制度应当是在合理范围内最大程度地降低药价、保障谈判成果的有效落实和谈判机制的可持续运作。价格谈判的协调机制和可持续机制的不健全仍是现阶段我国药品价格谈判机制的主要矛盾。因此，如何完善国家药品价格谈判机制，如何保障各谈判流程的协调运转和谈判成效的可持续作用是今后一段时间内谈判机制的建设重点。本研究基于我国价格谈判机制的剖析，在借鉴国外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对继续完善我国药品价格谈判制度提出以下设想。
1.医保药品价格谈判的协调机制建设。保障医保药品价格谈判的协调运转需要做到谈判准备阶段明确权责、谈判进行阶段理性协调各方利益、谈判落实阶段保障地方对接。我们认为，对于谈判过程中面临的第一个和第三个问题实则是管理体制的问题，应当通过权责的合理分配予以解决。建议提高药品价格谈判部际联席会议级别，由国务院副总理担任联席会议召集人，增加国务院医改办作为成员单位，卫计委和人社部双牵头，确保谈判工作的顺利推进。而第二个问题则属于利益分配的问题，唯有充分考虑企业利益，通过循证医学、药物经济学和大量临床真实事件的综合分析，以准确、客观的证据指导谈判药品选择，才能保障谈判价格的科学合理，最终实现多元主体之间的相互依存、良性互动、合作共赢。
2.医保药品价格谈判的可持续机制构建。在药品市场化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保障谈判机制的长远可持续运作是机制完善的应有之义，其中主要表现为医保基金支付的可持续和制药企业经营与创新的可持续。对于医保基金而言，要考虑基金承受能力，对于企业而言，药品的生产、创新中投入大量的资金。
3.医保药品价格谈判的可持续效益发挥。应当遴选药学、临床医学、医疗保险、药物经济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组建独立的药品价值评价常设机构，负责药品临床疗效、药物经济性、市场竞争等方面的评估工作，为医保药品价格谈判策略制定提供合理依据，确保谈判机制的长远可持续运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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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最高零售价格;刘国恩;改革意见;国家发改委;人社;国家发展改革委;谈判机制;中国经济周刊;国家基本药物;价格改革;
【分类号】：R95
【正文快照】：
取消政府定价,药价改革真正破冰在经过反复讨论和长时间酝酿后,药价改革的政策终于落地了。5月5日,国家发改委会同国家卫计委、人社部等联合发出了《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指出,自2015年6月1日起,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仍
【相似文献】
1 ;148种国家计委定价药品最高零售价格表[J];青海医药杂志;2002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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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61种乙类药品青海省计委制定最高零售价格表[J];青海医药杂志;2003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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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解之诚;;药品“降价令”触动了谁的“神经”?[J];创造;2010年12期
8 王秋生;;药品降价就能解决老百姓“看病贵”?[J];中国社区医师;2011年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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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药品的专属性
药品不同于一般商品，是专门用于治病救人的，患者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患什么病，用什么药。针对不同疾病的药品彼此之间不以互相替代，药品也不能当作补品长期食用，药品滥用很可能造成中毒或产生“药源性疾病”。
药品的专属性表现在对症治疗,患什么病用什么药。处方药必须在医生的检查、诊断、指导下合理使用。非处方药必须根据病情,患者自我诊断、自我治疗,合理选择药品,按照药品说明书、标签使用。
1.2药品的两重性
药品用的得当，就可以治病；如使用不当，则有可能危害健康，甚至致命。例如，盐酸吗啡，使用合理是镇痛良药；管理不善，滥用又是成瘾的。
1.3药品用于治病救人
只有符合法定质量标准的药品才能保证疗效。国家制定了《药品管理法》，对药品严格监督管理，并制订和颁布了国家和地方两级药品标准，规定了严格的检验制度，以保证药品的质量。
1.4药品的限时性
药品储存有严格的时限期。过期药,药效改变,不得再用。时限性还表现在抢救病人急需用药时,一旦需要,必须保证药品的及时供应。尤其在解毒、急救、灾情、疫情、战争等紧急情况需要药品时,用药的及时关系到一个人甚至成千上万人的生死存亡。所以药品生产、经营部门平时就应有适当储备。只能药等病，不能病等药。有时药品虽然需用量少，效期短，宁可到期报废，也要有所储备；有些药品即使无利可图，也必须保证生产供应。
2公民的基本权利要求政府有所作为
宪法作为规定国家最根本、最重要问题的国家根本法，要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基本制度确认下来，将统治阶级在各方面的意志集中表现为国家意志。宪法的作用亦称宪法的功能，是指宪法对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行为，以及社会现实生活的能动影响，是国家意志实现的具体表现。宪法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创制宪法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和实现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增进共同的幸福。宪法为了实现这个最终目的，主要基于三个原则来进行：一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相互协调的原则；二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基本人权；三是权利和义务相一致原则。这些原则既是对全体公民的要求，同时也是对国家机关依照宪法的规定行使国家权利的要求。
我国药品流通现状混乱，最终导致药品费用虚高，很多病人看不起病，不敢去看病，这些都无疑践踏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有基本的生存权，如果公民的基本权利都无法保障，肯定是政府的失职。根据我国现在看病难、看病贵等一系列问题的凸显，政府应该有所作为。
我们知道，医药属于特殊行业，其进入成本太高，很容易形成垄断性供应者，其竞争的优越性将无法体现，并会出现剥削消费者的潜在可能性，这就要求采取政府行动。虽然全球的发展趋势是把医药行业市场化，但又必须接受政府某种形式的管制，即价格管理。
3从信息不对称理论看药品价格管理
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交易的各方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等，买卖双方所掌握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质量等信息不相同，即一方比另一方占有较多的相关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另一方则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在各种交易市场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正常情况下，尽管存在信息不对称，但根据通常所拥有的市场信息也足以保证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销售有效进行；在另一些情况下，信息不对称却导致市场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政府进入市场。信息不足或“信息不对称”是市场失灵的表现之一。市场的趋利性使商品的提供者之间倾向于互相保密。同时市场的广阔性和复杂性，使个别的商品生产者无法知晓所有的相关信息，必然导致盲目性，政府全面信息的提供和服务显然是有必要的。另一方面消费者的信息也是不完全的，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政府的管制也是不可缺少的。
3.1生产厂家与医院之间
在医药生产厂家与医院之间，他们二者所掌握的药品的成本信息不对等，生产厂家比医院占有更多的成本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医院则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处于信息劣势的医院不能对处于信息优势的生产厂家的成本进行控制。所以，医院这一方对生产厂家存在戒备心理，会很谨慎做出自己的决策。
3.2医院与患者之间
同理，在医院与患者之间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人们生病就必须看医生，也必须吃药，而且患者吃什么药、吃多少必须在医生的建议和指导下进行，患者没有能力对药品进行选择和比较，属于弱势群体。医院在这个环节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在药品终端销售中处于主导地位，在绝大部分药品有医生处方消费的情况下，医院成为药品销售的主渠道，而医疗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竞争，从而会严重损害患者的利益。
3.3生产厂家与患者
由于这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是通过以上两对信息不对称中推导出来，患者对生产厂家生产的药品质量、价格、功效等信息不是很了解，在很多同种功效的药品中，由于处于信息的劣势，往往得不到最好效用。这就需要医院这个桥梁来给患者提供透明的信息、完整的信息，使患者得到最大的实惠。
通过上面分析，我们已知道生产厂家与医院之间，医院与患者之间，生产厂家与患者之间都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要想使生产厂家与患者之间信息对称，就需要医院来公开信息，但是医院又与患者以及生产厂家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他们之间不可能自行解决问题，必然要借助外部力量进行协调和解决，那么这个外部力量就是政府干预。
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即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会出现“搭便车”的现象，从而导致没有人进行信息的收集。医药流通中的信息也是这样，所以政府应介入解决信息问题，即对药品实行价格管理。
解决医药流通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政府必须介入其中是因为：一是收集信息是需要成本的，一般企业不愿进行信息的收集；二是在某种程度上，非政府在收集信息时的力量有局限性。所以政府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进行医药流通，集中招标，价格方面的信息收集，然后，使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医药行业属于特殊行业，具有垄断性质，只有利用政府的强制性才能使药品垄断者公开信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问题。
4从委托理论看药品价格管理
委托、的概念来自法律范畴。从信息经济学角度，不同利益目标的双方从有意签署合作协议开始就形成了委托关系，我们称拥有私人信息优势的一方为人(agent)，另外一方为委托人(principal)，信息不对称是问题的核心。
委托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委托关系是随着生产力大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其原因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权利的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的原因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利；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人，他们有精力、有能力行使好被委托的权利。但在委托的关系当中，由于委托人与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的财富更大，而人追求自己的工资津贴收入、奢侈消费和闲暇时间最大化，这必然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在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下，人的行为很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而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着委托关系，如股东与经理、经理与员工、选民与人民代表、原(被)告与律师、甚至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都可以归结为委托人与人的关系。
笔者认为公民、政府及医院（本文特指公立医院）三者之间存在双重委托关系。
4.1公民与政府之间
如前所述，药品具有特殊属性，政府应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委托政府使用医疗保险基金，为公民提供便利的医疗服务。在此公民为委托方，而政府为方，政府公民的医疗保障，利用医疗保险基金，为公民提供质优价廉的医疗卫生保障，实现公民的基本权利。由于政府部门繁多，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而且政府有自己特定的利益，所以作为委托人的公民应对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医疗保险基金的专款专用，从而实现委托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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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药品政策；药品定价；药品采购；药品生产
开展药品政策的相关研究对于促进我国药品的管理工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可以为政府部门在制定和完善药品的政策提供对策和建议，另一方面，可以为药品的开发与研究提供良好政策环境，促进医药事业的发展。
1.药品定价政策
1.1 药品价格改革实现了政府角色的合理转换及平稳过渡
药品行业价格秩序稳定，对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减轻患者不合理的医药费用负担，具有重要意义。2015年5月，发改委、卫计委、人社部等七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904号），宣布从2015年6月1日起，除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外，取消药品政府定价，同时完善药品采购机制，发挥医保控费作用，药品实际交易价格主要由市场竞争形成。在取消药品最高零售限价的同时，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加强价格、医保、招标政策间的衔接，强化医药费用和价格行为综合监管，规范药品市场价格行为，促进药品市场价格保持合理水平。药品价格放开不是让市场放任无度，而是要有利于药品市场形成良性竞争机制，引导药品价格合理形成，这就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将更多行使市场秩序维护者的职能。政府有关部门“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由原来直接控制药品最高零售价转变为通过强化对医药费用和价格行为等实现综合监管，引导市场价格秩序，间接实现对药价的管控，由原来药品价格的制定者转变为市场价格的监督者。将药品定价权交给市场，使资源配置更加有效，实现政府角色的合理转换及平稳过渡[1]。药品实际交易价格主要由市场竞争形成。在取消药品最高零售限价的同时，国家还应该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加强价格、医保、招标政策间的衔接，强化医药费用和价格行为综合监管，规范药品市场价格行为，促进药品市场价格保持合理水平，采取充分体现鼓励药品研发创新、提升质量，以及保证低价药品生产供应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激发医药市场活力，满足临床用药需求。
1.2 建立健全药品价格监测体系
为贯彻落实国家七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904号）精神，规范药品市场价格行为，维护药品市场价格秩序，保障药品价格改革顺利实施，国家发改委价监局同时了《关于加强药品市场价格行为监管的通知》（发改价监〔2015〕930号 ）。通知坚决查处借药价改革之机哄抬价格等行为，通知中明确要求各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药品价格专项检查。取消药品政府定价后，价格主管部门将重点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一是制定出药品价格行为规则。二是建立健全药品价格监测体系；三是加大价格监督，维护药品市场正常竞争秩序。四是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价格监督机制，正面引导市场秩序[2]。药价市场化改革有利于政府部门更好地履行其监管职能。
2.药品采购政策：药品集中采购的落实完善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2015〕7号），随后卫计委在同一时间也了《关于落实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卫药政发〔2015〕70号）。通知中给出了医药改革的明确方向和办法，通知中指出医院使用的所有药品（不含中药饮片）均应通过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采购。同时鼓励省际跨区域、专科医院等联合采购。各省、自治区也根据通知中的要求部署了药品集中采购工作方案，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这一工作，弱化了医院与药品经销商或生产商之间的联系，推动药品生产流通企业整合重组，从而促进药品的创新。
3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有关工作
2015年12月30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了《关于未通过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认证企业停止生产和下放无菌药品认证有关事宜的公告》（2015年第285号），规定未通过药品GMP认证的其他类别药品生产企业，自2016年1月1日起全部停止生产。同日，为保证《公告》要求落到实处，国家食药总局了《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切实做好实施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有关工作的通知》（（食药监药化监〔2015〕277号 ），要求监督未通过认证企业停产、药品GMP认证下放、各省（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切实履行监管责任，保证药品安全有效。
此外，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启用新版《药品生产许可证》和《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的公告（2015年第171号）自2016年1月1日起启用。《药品医疗器械飞行检查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4号）已于2015年5月18日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自2015年9月1日起施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3号）已于2015年5月18日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并公布，自公布之日（2015年07月01日）起施行。
4结语
定价政策和药品采购政策最终的目标即降低患者治疗费用，药品生产经营政策旨在加强药品安全监管，保障公众用药安全有效。近年来，国家在完善药品的政策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政策，研究探索适应中国的药品定价及采购制度，积极推进药品生产质量标准的提高。以上政策也从侧面鼓励和促进了药品的创新，此外，从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政府监管、加强社会监督、增加透明度等各方面构建了全方位的社会共治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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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专利保护是药品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许多政府把严格的专利法看作激励国内药品研究与发展投资的一项重要手段。在过去的25年里，加拿大对药品专利政策的观点发生了重大变化。
20世纪60年代，由于专利药品的过高定价，联邦政府于1969年修正了专利法，作为降低药品成本的一项措施。给予3个制药公司以强制性许可，使部分专利药品转化为非专利药品。这使得国内的通用药品生产快速发展，在18年里发放了400个许可证，准许生产、销售由商标药品生产企业开发的高消耗药品。1983年由强制性生产许可带来的费用节省至少为2亿美元，而其整个市场份额只有16亿美元，足见效益之可观。
1986年，《C-22法案》极大地改变了加拿大专利保护的状况。法案规定每种药品在收到控权销售的确认通知书（NOC）后7到10年内，免于强制性生产许可来强化药品的专利保护，同时建立了专门审查委员会来控制专利药品的价格。
90年代早期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为加拿大的专利保护带来了更大的变化。1992年通过的《C-91法案》将专利申请日开始的专利保护延长到标准的20年，平均比以前延长了3年；并取消了强制性生产许可，废止了1991年12月20日以后发放的所有强制性生产许可证。同时，法案允许通用药品生产企业在专利期到期前6个月开始生产、储存药品，以便快速投放市场。该法案获得了PMAC集团公司的支持，1995年该公司将研究与发展投资增加到销售额的12.5%.
药物政策的改变将费用控制的责任转给了专利药品审查委员会和各省的药物保险机构。随着更新、更昂贵的药品在市场占更长时间，越来越难通过鼓励替代使用通用药品来控制费用的政策。联邦政府与各省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加剧，各省抱怨联邦政府推动工业发展的同时忽略了对各省健康规划的关注。
专利药品的价格控制
为替代作为费用控制手段的强制性生产许可措施，联邦政府在专利法中加入了专利药品的价格控制制度。为确保专利药品的价格不致过高，C-22法案设立了专利药品审查委员会。价格审查的范围限定在加拿大专利药品的出厂价格。为确保价格不至于过高，加拿大将药品价格及价格增幅与以下价格进行了比较：市场上销售的同类药品的价格；在其他国际市场上（即德国、意大利、瑞典、英国和美国）这种药品的平均销售价格；消费价格指数的累积变化。
对每一种新药，加拿大卫生部药品管理委员会都要求经过一系列费用昂贵的测试。为鼓励出口，只要接受国同意，出口产品不需要产品销售的确认通知书，这对加拿大的工业投资是一个巨大的吸引。
目前该委员会获得了更大的权力。1994年采取了一项新定价原则，保证专利药品价格不超过七个参考国家同种药品的价格。规定每年的价格增幅为消费价格指数变化的1.5倍。1995年委员会的管辖权扩大到专利公开的药品价格控制。
如果发现某种药品价格过高，委员会和制药公司通常会制定协议，降低药品价格以符合定价原则。委员会有权收回制药公司获得的超额收益。如果达不成协议，委员会可以举行正式的听证会。1994年委员会与制药公司共达成4个协议，没收超额收益360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