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地理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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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新贸易理论；“新”新经济地理学；“新”新贸易理论；企业异质性；空间格局；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61.5；F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7）01001008

一、引言

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或者说经济活动具有空间结构性这一特征，是我们研究现实经济无法回避的问题（年猛 等，2012）。然而，经济活动的空间因素却被主流经济学家长期忽视，这种研究不仅“在上一代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Krugman，1991a），而且难入主流。目前，已经声名鹊起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t把空间因素纳入一般均衡理论分析的框架之中，探究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规律，解释产业活动的空间集聚机制，并以此来分析和探讨区域经济增长的规律与途径（安虎森，2009）。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新经济地理学日趋成熟与完善，形成了许多理论模型。尤其是近年来，企业异质性（Heterogeneous Firm）理论的引入，增强了新经济地理学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完善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阐述新经济地理学的最新研究进展――“新”新经济地理学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继承和创新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和创新方向。

二、 空间、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

1.缺失空间维度的主流经济学

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在现实中是非常普遍的。然而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一直排斥关于空间经济的研究，至今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仍热衷于讲述没有空间维度的经济理论（安虎森，2010）。美国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Blaug，1997）在《经济理论回顾》一书中指出：“18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先驱爱尔兰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 Cantillon）、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J. Steuart）、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 Smith）等，曾大量论述过关于区域与距离这个两位一体现象有关的空间经济模式，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一关乎‘空间’的经济研究主题在1800年以后的主流经济学文献当中几乎不见踪影；尽管古典区位论在19世纪兴起、成熟并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但一直被主流经济学排斥在外而无法进入主流经济学的殿堂，直到20世纪50年代，整个主流经济学对现实经济世界的分析都是缺少空间维度的”。

虽然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空间维度，但诸如区位论、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一直研究并关注经济活动的空间特性，其中也产生了很多经典的空间分析范式。然而这些学科在研究经济现象时，常常假设经济活动的集聚体（例如城市）是外生的（如德国经济学家约翰・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并把这种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视作“黑箱”处理，这种处理方式显然无法对主流经济学产生很大的影响。然而，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块状”特征非常普遍且无法回避，于是主流经济学理论从“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生产要素禀赋空间分布的不均衡，由HO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等构成；另一方面是指技术外部性，也称为技术外溢或知识扩散。 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现象。但是，主流经济学这种外部性对集聚形成的内在机制的解释无法令人信服。

一些经济学家尤其是新经济地理学家们认为，主流经济学之所以长期缺失空间维度，关键是缺乏处理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工具（Krugman，1995，1998a，1998b；Fujita et al，1999）。可以说，主流经济学家们是由于缺乏合适的技术工具而不得已回避空间问题的；同时，区位论等非主流的相关研究由于缺乏严谨的模型表述和未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而无法得到主流经济学的认同。正因为主流经济学的无能为力和非主流相关学科的研究不足，“空间”这一经济学“最后的前沿”成为了新经济地理学诞生的立足点。

2.新贸易理论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生产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

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实际上是脱胎于新贸易理论（New Trade Theory，NTT）的，而与这两个领域联系最为紧密的经济学家则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 Kugman）（安虎森，2009）。Krugman的突出贡献在于：在国际贸易领域开创了新贸易理论和在经济活动区位分析方面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

1979年，Krugman在《收益递增、垄断竞争和国际贸易》一文中，使用DS模型构建了全新的综合了传统观点的新贸易理论框架（Krugman，1979）。这篇论文不仅包含了“即使不存在比较优势和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规模经济也是导致国家或地区间贸易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的新贸易理论核心思想，而且具有了新经济地理学的雏形思想，即可以在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框架内分析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的区位。1980年，Krugman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模式》一文中，用“冰山成本”（Iceberg Cost）“冰山成本”是美国经济学家Samuelson于1952年首次提出，目的是用来描述由于贸易壁垒而产生的经济效率的损失。Krugman将其引入国际贸易研究中以替代传统的运输成本假设，即一单位商品在到达目的地时会像“冰山”一样“融化”掉一部分，而“融化”的这部分就是运输成本。这种假设显然有利于Krugman数理模型的构建并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但这种“线性运输成本”的假设也受到了一些反对者的批评。 假设替代传统的运输成本假设，在进一步完善新贸易理论的同时，其提出的“本地市场效应”（也称市场接近效应，Home Market Effect）同样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内容（Krugman，1980）。尽管新贸易理论蕴涵了新经济地理学的思想，但没有实现立足于消费者与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一般均衡分析。因此，直到1991年Krugman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才被认为是新经济地理学的开篇之作（Krugman，1991a）。

因此，新贸易理论被经济学界誉为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革命的第二次浪潮，并为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奠定了诸多基础。Krugman创立的CP模型，也是在新贸易理论模型广泛使用的基本元素（如消费者多样化、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等）的基础上，增加了具有规模报酬不变和无运输成本等特征的农I部门以及工业企业和工人在地理空间上的无成本迁移而得出的。在Krugman创立新经济地理学之后，国际贸易理论与经济地理学通过新的理论视角而联系得越来越紧密，即在给定生产要素国际分布的情况下，同时探讨不同国家之间的专业化（国际贸易理论）和这些要素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区位运行（经济地理学）的共同驱动力。

3.“新”新贸易理论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

《贸易对产业内的再分配和产业总生产率的影响》（Melitz，2003）一文一经发表就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掀起了以企业异质性为基本特征的“新”新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NNTT）研究浪潮。NNTT从一个新的角度，即更加强调企业而不是行业的重要性，来理解在全球化时代下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相比传统的贸易理论中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原理来解释产业间贸易以及新贸易理论中用规模收益递增原理来解释行业内贸易，“新”新贸易理论则是从更加微观角度――企业来解释国际贸易活动。NNTT模型揭示出国际贸易导致一个地区或国家同一产业内只有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才能进入国外市场，而效率低的企业只能被淘汰出国际市场，同时市场份额的再分配也会促使效率更高的企业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并最终会提升整体行业的生产效率。近年来，得益于微观企业统计数据获得的便利性，大量实证研究也验证了“新”新贸易理论的结论。

因此，引入了企业异质性的“新”新贸易理论，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只研究产业层面而缺少企业层面的微观理论基础的缺陷，进一步增强了贸易理论对现实国际贸易活动的解释力。随着新贸易理论稳步发展到“新”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也逐渐发展到“新”新经济地理学（‘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NNEG）。“新”新经济地理学仍然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但更强调企业、个人等微观异质性和企业的集聚行为。更关注微观异质性（microheterogeneity）的“新”新经济地理学是对关注宏观异质性（macroheterogeneity）的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发展和补充，在整个新经济地理学的体系中搭起了理论与现实的桥梁，而理论与实际的不符正是新经济地理学饱受批评的原因。

三、“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继承与创新

1.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1）DS模型的出现和新贸易理论的创立为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奠定了技术基础

1977年，印度裔美国经济学家迪克西特（Dixit）和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 Stiglitz）创立的DS模型，为新经济地理学家们提供了将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纳入一般均衡模型的工具，从而新经济地理学得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DS模型设计精巧，涉及产业组织、国际贸易、经济增长、新经济地理学等领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Dixit和Stiglitz（1977）通过假设商品效用函数的拟凹性和不变替代弹性以及差异化产品，保留企业在垄断竞争市场上自由进入和退出的假定，构建了消费者消费多样化与企业生产规模经济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根据原假设，在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产品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和差异性；消费者具有多样化消费偏好特征。对生产者来说，在市场规模和生产资源一定的情况下，产品的种类越少，市场竞争就越不激烈，厂商就越能利用规模经济进行一种产品的生产；对于消费者来说，由于多样化消费能促进效用的增加，因此产品的种类越多越好。这样就产生了厂商偏向商品种类少样化而消费者偏好种类多样化的“两难”冲突。在市场规模不变情况下，新厂商的自由进入最终导致市场均衡，厂商利润为零；然而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生产者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促使产品的种类的增加和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下降（即生产效率的提高）。DS模型暗含的“商品贸易促使市场规模扩大、规模经济有效利用以及消费者效用水平提高”的思想，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得到吸纳和应用，并最终发展成为新贸易理论。

（2）CP模型的创立与新经济地理学的批判性发展

Krugman（1991a，1991b）建立的CP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译为“中心―模型”或“核心―边缘模型”）揭示出集聚是由规模经济、市场规模和运输成本等因素相互作用决定，并将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现象完全内生化。Krugman（1995）指出，运输成本与产业集聚水平之间是非线性的，呈倒“U”型关系，即：在贸易自由度很低（即指运输成本非常高）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呈空间分散格局；随着贸易自由度开始提升（即运输成本开始下降），由于存在“黏性”特征新经济地理学中的“黏性”特征即指“路径依赖”现象。 ，经济活动的区位不会很快发生改变；但是当贸易自由度达到某个特定的临界值时，会产生“突发性集聚”，经济活动会突然向某个区域集中并不断发生累积，并最终形成“中心―”（中心是工业区，是农业为主的区域）的空间结构。

CP模型的问世标志着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其模型本身也不断被Krugman本人及其他学者改善和补充。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R. Baldwin）等人在《经济地理与公共政策》一书中，对新经济地理学相关模型进行了总结（Baldwin et al，2003），主要有：自由资本模型（Footloose Capital Model，FC模型）（Martin et al，1995）、自由企业家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FE模型）（Ottaviano，1996；Forslid，1999；Forslid et al，2003）、资本创造模型（Constructed Capital Model，CC模型）（Baldwin，1999）、全域溢出模型（Global Spillovers Model，GS模型）（Martin et al，1999）、局部溢出模型（Local Spillovers Model，LS模型）（Baldwin et al，2001）、中心―边缘垂直模型（CorePeriphery VerticalLinkage Model，CPVL模型）（Krugman et al，1995；Fujita et al，1999）、自由资本垂直模型（Footloose Capital VerticalLinkage Model，FCVL模型）（RobertNicoud，2002）、自由企业家垂直联系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VerticalLinkage Model，简称FEVL模型）（Ottaviano et al，2002）等。

上述模型都以依赖“DCI框架”“DCI框架”是指以DS模型为基础，并采用不变替代效用函数（CES）和冰山运输成本假设（Iceberg transport cost）。 为基本特征。为摆脱“DCI框架”，尤其是“冰山运输成本假说”与F实的不符，经济学家奇安马可・奥塔维亚诺（G. Ottaviano）等建立了线性自由资本模型（Linear Footloose Capital Model，LFC模型）和线性自由企业家模型（Linear 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LFE模型）（Ottaviano et al，1999；Ottaviano，2001；Ottaviano et al，2002），尝试使用包含二次子效用的拟线性需求函数、线性运输成本和差别定价的框架来解析“中心―”现象。以“DCI框架”和线性函数为基本特征的两种模型构成了新经济地理学在经济关联（ELinkage）方面的理论体系，而日本经济学家藤田昌久建立的关于知识关联（KLinkage）的模型（Fujita，2007），以及最近兴起的企业异质性的引入，使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向贴近现实世界的方向拓展，这种趋势也代表着未来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方向。

（3）新经济地理学面临的挑战、微观异质性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新经济地理学只关注宏观异质性而缺乏微观基础是其饱受批评者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为新经济地理学解决微观基础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路。Baldwin和Okubo（2006）借鉴美国经济学家马克・梅里兹（Melitz，2003）的研究思路建立了第一个基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并开启了基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经济地理研究潮流（杨开忠 等，2016）。2011年，Ottaviano首次将纳入企业异质性的新经济地理模型称为“新”新经济地理学（Ottaviano，2011）借鉴Baldwin和RobertNicoud（2005）等学者将引入企业异质性理论的新贸易理论称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做法，Ottaviano（2011）将引入企业异质性假设的新经济地理学称为“新”新经济地理学。 。

“新”新经济地理学将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异引入传统的新经济地理模型中，以考察企业异质性条件下的生产成本和市场规模的差异。当不同的企业面临区位选择时，效率低的企业为避免激烈的竞争而具有更强的动力远离区位优势较好的地区（Baldwin et al，2006）。因此，企业异质性可以作为额外的分散力（Dispersion Force），更何况，贸易成本越大企业产品之间的替代性就越大。

此外，通过NNEG模型我们可以从竞争性企业供应产品的数量差异及生产效率差异的角度来分析区位差异。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企业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可以阐释横向产品差异化（horizont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而研究企业生产效率差异可以阐释垂直产品差异化（vertic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产品差异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也被译为产品特异性）是指企业通过某种方式改变同质性或差异较小的产品，从而使消费者相信这些产品具有差异并产生偏好的不同。如果产品特征水平在空间上扩大使得一个消费者的效用上升而另一个消费者效用的下降，这种产品差异就是横向的；若产品特征水平在空间上的扩大使得所有消费者的效用都增加，这种产品差异就是垂直的或者是纵向的。产品差异性与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密不可分，并一同被引入经济学文献中。在区位类比分析中，根据具有不同特征的产品的相对数量，某一特定产品被认为定位于一个特定空间中，进而可以根据差异产品空间分布的特征来分析企业之间的区位差异。 。在“新”新经济地理模型中，横向产品差异化可以促进企业空间集中，垂直产品差异化则促进企业空间分散。从这方面来看，不同企业在效率上的异质性程度成为决定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一个微观因素。同时，对人异质性（Heterogeneous Agents）的研究，对于进一步理解企业与劳动者异质性导致经济集聚的机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Duranton et al，2004）。

“新”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相比生产率低的企业，生产率高的企业更具竞争力，因而能在市场规模较大的核心地区生存并获得规模经济效应；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为避免竞争会离开核心区而定位于竞争并不激烈的边缘区域，这样就形成了存在“质”的差别的“核心―边缘”结构。很显然，这种空间结构与新经济地理模型中的同质化的空间结构是不相同的。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引入，激发了国外一些经济地理学家们的研究热情，出现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不断补充和完善“新”新经济地理学。综合这些研究成果，可以把企业或个人等微观异质性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归结为以下三大效应：集聚效应，指由于企业的地理集中会产生知识溢出等正的外部性和形成规模经济而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空间选择效应，指在竞争的作用下，生产率高的企业会集聚在核心区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只能布局在边缘区；人才归类效应，指优秀人才会主动选择在核心区（大市场区）工作（Baldwin et al，2006；Okubo et al，2010；Behrens et al，2014）。

总体而言，“新”新经济地理学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一是探讨了微观异质性对新经济地理模型主要特征和结论的影响，并为新经济地理学奠定了微观基础（Baldwin et al，2006，2009）；二是从企业和劳动者异质性出发重新探讨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形成和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微观机制（Behrens et al，2014）；三是在企业异质性假设条件下，探讨区域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与福利变化的影响（Baldwin et al，2006，2009；Baldwin和Forslid，2010）。

2.“新”新经济地理学主要分析框架

“新”新经济地理学采用“新”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在沿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力求构建更加多元化的模型。综合目前研究的成果，“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模型主要基于以下三大分析框架：

（1）DS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如前所述，无论是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还是“新”新贸易理论，DS框架都是其理论模型的基础分析框架。Fujita和Krugman（1999）也认为整个新经济地理学都是建立在DS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冰山贸易成本理论、特别动态演化和计算机模拟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新”新经济地理学的最初创立者也沿用了这一传统。其中，Baldwin和Okubo（2006）在DS框架下探讨了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区位定位的空间选择与空间分类效应；法国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贝伦斯等也在DS框架下证明了大城市具有高效率的特征（Behrens et al，2014）。

（2）OTT分析框架。OTT分析框架是由Ottaviano、Tabuchi和Thisse等建立的一个基于准线性二次函数分析框架（Ottaviano et al，2002）。与DS框架相比，OTT框架一方面克服了DS框架下企业产品边际成本加成定价的缺陷，使得企业产品的最优定价策略随市场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用准线性效用函数替代CES（不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使模型中所有内生变量都可以用外生变量以线性形式表示，具有完全解析能力。OTT框架一经推出，就在贸易领域与新经济地理领域得到了大量的运用。其中，Melitz和Ottaviano（2008）采用OTT框架分析了市场规模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日本经济学家久保卓治等（Okubo et al，2010）也基于OTT框架分析了企业异质性对其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

（3）BEKJ分析框架。BEKJ模型由Bernard、Eaton、Kortum和Jensen等建立（Bernard et al，2003）被看作是“新”新贸易理论的另一重要模型。由于BEKJ模型仅仅关注Frenchet分布，而无法反映随机企业的比较优势，因此该分析框架无论是在贸易领域还是新经济地理领域使用得都比较少。

四、“新”新经济地理学在中国的研究现状及启示作为空间经济学的新方向（杨开忠等，2016），国外学者对“新”新经济地理学已关注近十年，而国内研究才刚刚起步。由于微观层面稻菘苫竦眯越喜睿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以引进介绍国外研究成果为主（李福柱，2011；颜银根，2013；陈光，2015；杨开忠 等，2016），仅有少数学者开展了相关实证研究，且主要集中在微观主体异质性集聚验证（刘海洋 等，2015）和“新”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企业效率的影响机制（梁琦等，2012、2013；王文雯等，2015）等方面。同时，相关研究也缺乏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模型。

Krugman（2011）指出，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新经济地理学“讨论的是过去，不是现在，更不是未来”，但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新经济地理学正当其时。实践应用是检验理论的标准，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为新经济地理学及其最新理论进展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平台（孙久文 等，2015）。而“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引进也为研究中国区域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理论依据。我们应积极借鉴其最新研究视角和方法，结合中国经济实际，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研究经济活动空间格局形成的内在机制。

首先，“新”新经济地理学为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提供了新的微观思路。目前，中国存在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城乡差距长期存在以及产业空间分布不合理等问题，借鉴“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企业生产率差异、劳动者素质差异等微观异质性角度，来研究中国区域经济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和解决路径。

其次，“新”新经济地理学为讨论和研究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由于引入了微观异质性，“新”新经济地理学为学者研究政府实施区域政策的效果提供了具有预测性和针对性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借鉴这种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以及近年来密集出台的“新规划”，深入探讨其原因、机制和效果等。

最后，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有价值的素材。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学者应扎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实践，从应用、模仿转向创新、突破，促进其区域经济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具体来讲，目前的研究应将“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和模型更大程度地与中国实际的地理空间结构、微观主体特征等结合起来，深入探讨市场的“空间选择效应”、区域政策的“分类效应”，并注重实证检验方法以及企业效率来源识别方法的创新，让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的结果更加符合中国的经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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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夏冬；段文娟）

收稿日期：20160918；修回日期：201610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CJY019）

篇2

一、新经济地理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和理论基础

1．新经济地理学产生的理论背景。按照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在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世界，比较利益决定国际贸易模式，而人口增长等外部因素则决定经济的增长水平。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贸易和长期经济增长的现实表现展示出一个与新古典理论所预测的相当不同的经济图景。以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理念为基础的新的方法开始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在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将张伯伦垄断竞争形式化之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在解释行业内贸易、专业化和无限增长方面获得长足进展，对传统贸易与增长理论做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补充。新贸易理论所揭示的专业化与贸易机制及新增长理论所阐明的“无限增长”原理与传统经济地理研究中的集聚现象的相似性，一下子拉近了这三方面理论之间的距离。

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所采用的报酬递增假设及赖之而建立的分析框架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提供了新的可能途径。但是，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中依然存在着一些在各，自的框架内不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比方说，新增长理论虽然对投资促进长期增长的时间动态机制——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时间版本——做出了一定的解释，但它却缺少空间维度，并不涉及要素流动，不能对集聚现象——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空间版本——提供解释，亦不能预测经济发展的空间演化规律。新贸易理论(Krugman，1980)虽然聚焦于市场结构，但它与传统理论有一个相似之处，即通过基本特征方面的差异来说明生产结构上的差异——它一开始就假定有市场大小不同的国家存在，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大小差异，特别是为什么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会发展出非常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也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一个部门的厂商趋向于群集在一起，导致区域专业化。此外，它将工业发展描述成是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逐渐且同时发生的，而事实上工业化常常采取快速的波浪形式，在工业化的波浪中产业从一个国家依次向另一个国家扩散。

上述问题的研究往往涉及报酬递增、运输费用、要素流动性以及这三者之间通过市场而传导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围有许多相重合的地方。这类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对新增长与新贸易理论构成相当的挑战。

由于新增长与新贸易理论不能将运输成本内生，主流派经济学家不得不将研究的触角进一步扩展到经济地理学领域，以期从新的视角得出一些新的启示。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及由此引发的一些投资、贸易、要素流动和区域政策问题也对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自20世纪 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借助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 (简称D—S模型)和新贸易、新增长理论研究的三次波涛的强大推动，作为经济学领域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四波迅速成长。如果说，赫尔普曼(Helpman)与克鲁格曼(1985)关于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的著作《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和格罗斯曼(Grossman)与赫尔普曼(1991)关于内生增长的著作《世界经济中的创新和增长》促成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形成并为其发展指明了方向，那么，克鲁格曼(1991)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和藤田(Fujita，1988)在《区域科学和城市经济学》上发表的《空间集聚的垄断竞争模型：细分产品方法》，则完成了对D—S模型空间意义的解释，可被视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开山之作。

2．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和采用报酬不变与完全竞争假设的传统经济理论和经济地理研究不同，新经济地理学研究以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假设为基础。按照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传统经济地理学理论预测，在区域之间不存在基本差异的情况下，经济活动最终将沿空间均匀分布。产品和市场的竞争为厂商舍近求远的区位抉择提供了解释。但是，不同层次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高度集聚，在现实世界却屡见不鲜，甚至连20世纪初的马歇尔也不曾回避这厂现象。由于规模报酬不变是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说的基本假设之一，他只好用“外部经济”一词来笼统地解释各种生产活动的集聚。这种外部经济表现为公司水平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性的报酬递增。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用外部经济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产业集聚，但是，人们却仍不清楚这种外部经济来源于何方。而且，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用外部经济解释产业集聚本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感到，对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假设的有效性其实大有进行一番反思的必要。

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对经济学家们来说都是难以驾驭的。直到1977年狄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将张伯伦的垄断竞争概念用数学模型形式化之后，关于报酬递增的研究才真正在经济学界掀起一场实质性的革命。按照D—S模型的假设，消费种类和生产分工程度内生于市场规模。一方面，一个经济中的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因而，消费品种类越多，效用水平越高；另一方面，消费品的生产具有厂商层次上的规模经济，而资源的有限性导致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如果人口规模或可用资源增加，则有更大酌市场空间来平衡上述冲突，厂商为满足消费需求实行进一步分工既能实现规模经济，消费者又能有更多的品种选择，效用亦随之上升。D—S模型也为解决复杂的经济地理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分析框架。在一个引入了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世界，经济活动的演化不再是线性的，而是由非线性动态所支配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所呈现出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不就是一幅活生生的非线性的蛛网图吗?假定存在足够强的规模经济，任何厂商都会选择一个单个的区位来为一国的市场提供服务。为使运输成本最小，他无疑会选择一个有大的当地需求的区位。然而，恰恰只有大多数厂商都在那儿选址经营的某个区位才会有大的当地需求。因此，一个产业带一旦建立，在没有外部扰动的情况下，这一循环将会长期持续下去，这就是布赖恩·亚瑟所谓的集聚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特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产业集聚很可能始于一种历史偶然。如果专业化生产和贸易是由报酬递增而非比较利益所驱动，则什么样的产业在什么样的区位形成集聚一般来说是不确定的，而是“历史依赖(history—dependent)”的。但是，不管属于什么样的原因，某种专业化生产与贸易格局一旦建立，从贸易获得的好处将累积循环，从而使得这一格局因进一步强化而被锁定(locked—in)。因此，在新经济地理学研究中采用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假设乃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二、主要新经济地理学动态模型及其理论含义

1．两区域模型：核心——周边模型。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最有代表性的“核心——周边”模型最先见于克鲁格曼(1991)的研究。该模型展示外部条件原本相同的两个区域是如何在报酬递增、人口流动与运输成本交互作用的情况下最终演变出完全不同的生产结构的。模型假设世界经济中仅存在两个区域和两个部门——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和报酬递增的制造业部门。农业工人在这两个区域均匀分布，农业工资处处相同；制造业工资的名义值和实际值则存在地区差异，因而制造业工人视实际工资的高低从低工资区域向高工资区域流动。它通过将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制造业份额与流动工人的份额加以内生，得出区域生产结构随运输成本变化而呈现出非线性关系的规律。模型显示，在中等水平的运输成本下前向与后向联系的效应最强：一个区域的制造业份额越大，价格指数越低，厂商能够支付的工资越高，越能吸引更多的制造业工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对称结构变得不可持续，从制造业原本均匀分布的经济中将逐渐演化出一种核心一周边结构。核心占世界产业的份额大于其占世界要素禀赋的份额，由于制造业报酬递增的缘故，它将成为制成品的净出口者。由于在这里区域 (或国家)的大小及其演变都是内生的，由这一模型得出的结论比一开始就假定国家大小是外生给定的新贸易模型大大前进了一步，也更加具有说服力。

2．国际专业化模型。由于国界以及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对人口流动构成相当大的障碍，上述以要素流动性假设为基础的人口集中意义上的集聚模型一般只适用于国内范围的空间集聚研究。为研究国际层次的经济活动的分布，维纳布斯(1996)凭借产业间的直接“投入—产出”联系假设建立起国际专业化模型。按照他的假设，在由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国家之间虽然不存在劳动力的流动，但是可以进行贸易。假设各个国家具有相同的禀赋和生产技术，拥有农业和制造业两个生产部门，劳动力可以在国内部门间流动。农业部门为完全竞争型，农业产出为单一投入—劳动的增凹函数。制造业部门为不完全竞争型，使用劳动和中间产品的组合作为投入，厂商之间存在直接的“投入—产出”联系，每一厂商的产出既作为提供给消费者的最终产品，又作为所有其它厂商所需要的中间投入品。制造业作为中间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使得与传统集聚有相近逻辑的国际专业化过程得以发生。

拥有较大制造业部门的区域通常能够提供较多种类的中间产品，而中间产品种类较多的区域有较低的价格指数，使得使用中间产品的厂商可以以较低的成本生产，这就构成一种前向联系——既有的产业集聚构成对外部厂商的吸引，中间品投入较大的厂商将倾向于在拥有较大制造业部门的区域选址生产；反过来，厂商生产成本中的中间投入品采购部分构成厂商之间后向联系的来源：在一个区域生产的厂商越多，对中间品的需求越大；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该区域在制成品上的总支出也越大，这就为中间产品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当地市场。由于国与国之间不存在劳动力的流动，前、后向联系的结果不可能是人口在特定的国家的集中，但是，它们却能够导致制造业(或特定产业)在有限几个国家集聚的专业化过程。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劳动力不能在国家间流动，特定国家的制造业集聚也会因劳动供给的趋紧而使得该国制造业与农业工资同时上升，在农业生产函数为严格凹的假设下，农业边际产出上升，制造业对农业劳动力的吸引减弱。

国际专业化模型所表明的一体化与集聚之间非线性的倒U形关系揭示了厂商对经济一体化可能做出的区位响应。在较高的贸易成本下，厂商将分布于禀赋相同的区域以满足最终需求。在居中的贸易成本下，随着某些区域比其它区域吸引更多的产业，区域差异将开始形成——但并不会达到完全专业化的程度。在低贸易成本下，集聚随着低工资区域的产业份额逐渐上升而溃散。相对于更为工业化的区域来说，早期进入低工资区域厂商的动机是出于对非流动要素的较低的价格的考虑；然后，随着在某些部门建立起临界厂商群落，更多的厂商将搬迁过来以充分利用前向和后向联系。这一模型表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需要实行高度的对外开放，不仅需要商品领域的自由贸易，而且需要各国在投资和服务(尤其是生产者服务)贸易领域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

3．全球化和产业扩散模型。全球性的产业扩散及其规律对于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来说一直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以上述国际专业化模型为基础，蒲格和维纳布斯(1996)在模型中进一步引入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用L表示由技术所决定的效率水平，假设技术进步使所有基本要素稳定地递增，并用效率单位测度各基本要素，建立起全球化和产业扩散模型：假设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某个区域因为偶然的技术进步在制造业率先建立起一种自我强化的优势，这一优势允许它支付比其它国家更高的工资。随着时间的发展，世界对制成品的需求上升。这将使得制造业区域的生产水平上升，强化制造业在该区域的集聚，并使得该区域工资上升。随着这一过程的进一步发展，区域间的工资差异将越来越大，并最终不可持续，制造业厂商将寻求迁入第二个区域，在那里他们更为有利可图。这样，第二个区域又开始了建立制造业自我强化优势、提升区域工资的新的轮回，并最终引发第三个区域的制造业成长，如此循环往复。在运输成本很高或很低的情况下，位于核心国家的产业感受到的前向与后向联系(向心力)都相对较低，劳动效率的小幅度上升导致工资成本的上升(离心力)都足以压倒产业联系(向心力)的影响，从而引发投资和生产向周边国家的转移以满足最终需求。倒是在运输成本的中间区段，位于核心国家的产业感受到的前向与后向联系(向心力)最强，有更大的余地平衡由劳动效率的，上升所导致的工资成本(离心力)的增加，因此，在运输成本的中间区段，产业集聚更容易维持。

然而，这一模型给人们的启发更多地在于揭示产业扩散相对于劳动效率(而非运输成本)变化的敏感性上。藤田、克鲁格曼与维纳布斯(1999)用了一个包含三个国家和七个劳动密集度各不相同的产业的例子更好地说明这一产业扩散过程，在阶段I，所有产业均位于国家1，在国家1与国家2和3之间存在工资差异。随着劳动效率水平的增加，工资差异的幅度不断增加——直到某个产业的厂商开始重新进行区位选择并因此而有利可图，阶段Ⅱ即从此开始。在Ⅱ阶段，产业是向所有国家均匀地扩散，还是依次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扩散呢?且考察一下阶　段Ⅱ的最初阶段，其间国家2和国家3都在开始工业化。在阶段Ⅱ起初的一个很小的区间内，两国工资水平是一致的，但是，随着国家2和国家3内部的产业联系变得不断增强，两个国家有相同产业结构的均衡将会变得不稳定。只要有一个国家略微领先，其优势就会被放大，另一个国家将因此而落后。因此，产业扩散并不是沿所有国家齐头并进的，各国的工业化有先有后。

这一模型很好地表明，经济发展不是多个国家齐头并进地追赶富裕国家的平稳的过程，它是—个富国与穷国集团共存的过程，存在导致穷国加入富国俱乐部的可能的机制。世界范围的工业化将以一系列波的形式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一个国家的产业体系的建立一般要遵循从低级开始向高级攀升的过程。

4．区域专业化模型。为了进一步考察全球化对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影响，克鲁格曼和维纳布斯(1996)从分析一些厂商与某类厂商存在比与其它厂商更强的买方／供方关系这一重要的投入-产出联系特征人手，建立起区域专业化模型。这一模型与上述模型的演化动态原理基本相似，但在基本假设方面却存在一个主要差别：在区域产业专业化模型中，假设存在两个国家(“本国”与“外国”)和两个生产部门(产业 1和产业2)，这两个国家和两个部门所面临的需求与所采用的技术完全对称，劳动投入为惟一的生产要素；由于所考察的经济已完全实现工业化，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已从其中退出，因此，假设各生产部门均为不完全竞争型的制造业。

假定产业1在本国的集聚(相应地，产业 2在外国集聚)为一均衡，当产业间联系强于产业内联系时，在任何贸易成本下，这一产业集聚都不是可持续的，这是因为，对于各个厂商来说，最为重要的区位利益来自于与它国厂商的联系，因此，各个国家将发展多样化的产业组合。相反，如果产业内联系强于产业间联系，则当贸易成本值较高时，产业不可能形成地理集聚，两个产业在两个国家内均有分布；只有当贸易成本足够小时，产业的地理集聚才是可能的和可持续的。产业内联系与产业间联系之差距越大，使产业集聚为可持续的贸易成本的取值范围越宽。由这一模型所预测的基本倾向即使在对模型引入更多区域和产业部门的情况下也会保持不变。但在多个产业的情况下，分布并不是一半对一半的。一个区域可能比另一个区域有更多的产业，这将导致区域之间真实收入的差距。

三、新经济地理学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含义

通过对报酬递增的D—S模型赋予空间解释，新经济地理学对报酬递增、外部经济、运输成本、要素流动和投入产出联系的性质及其相互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所发展出的一系列模型揭示出一些重要的理论含义，对于理解全球化条件下的生产、贸易和经济发展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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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克鲁格曼确实在国际金融领域做出了一定贡献,尤其是提出了著名的汇率目标区理论,但他获奖的直接原因是其在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经济学”研究浪潮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所创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基础,出现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理论贡献的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在克鲁格曼看来,这一系列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可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次浪潮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所出现的新产业组织理论,构建了分析产业组织与结构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第二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所出现的新贸易理论,构建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的国际贸易理论模型。第三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新增长理论,构建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第四次浪潮则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所出现的新经济地理学,试图根据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对经济的空间结构做出新的解释。克鲁格曼本人既是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缔造者,又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领军人物。

克鲁格曼对经济学的突破性理论贡献之一是创建了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有别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之处,在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之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因此,贸易应在资源禀赋差异最大的国家间发生,例如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品而欠发达国家出口农产品。然而自二战以来,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却并不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而是在要素禀赋极为相似的先进工业化国家之间。同时,大量的贸易不是在不同行业之间发生,而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导致一个国家可能既出口汽车也进口汽车。这些事实对传统贸易理论构成了严峻挑战。

克鲁格曼在《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1979)、《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格局(1980年)等论文中所提出的规模经济理论是对李嘉图传统的背离。该理论认为,即使在不存在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规模经济本身也可以是产生贸易的原因。尤其是产业内贸易使得专业化与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并进而导致更低的价格和更大程度的商品多样化。虽然历史上也曾有经济学家认识到规模经济是导致贸易发生的原因之一,但他们没有将这种思想模型化并做出合乎逻辑的推论。克鲁格曼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迪克西特—斯蒂恪利茨所构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拓展应用于具有可分性产品的国际贸易领域,从而构建了一个不仅是全新的,而且是综合了传统观点的新贸易理论模型。

克鲁格曼认为,新贸易理论模型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因为,当交换基础是各种要素的禀赋差异时,开放贸易会有损于双方中某一方的利益;但如果交换是以规模收入递增为基础,贸易开放就会对双方均有利。

克鲁格曼的另一突破性理论贡献是多年来致力于经济地理学的复兴研究,创建了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新兴学科。他最早对新经济地理学思想进行的系统阐述见于1991年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这一论文中,并在随后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著中进行了深入探讨。克鲁格曼认为,以前主流经济学由于缺乏分析“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工具,导致空间问题长期被排斥在外,现在,由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分析工具的发展,可望将空间问题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范畴。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报酬递增规律如何影响产业的空间集聚,即市场和地理之间的相互联系上。他的基本观点是,规模经济与下降的运输成本相结合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以及为什么相似的经济活动集聚在相同区位。克鲁格曼曾运用“中心—”模型分析一国内部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在该模型中,处于中心的是制造业地区,是农业地区,区位因素取决于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相互影响。假设工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而农业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生产活动将趋向于空间集聚。

克鲁格曼还通过重新诠释马歇尔关于外部经济性的观点进一步论述了产业集聚的形成过程。在他看来,产业地方化现象产生于基本要素、中间投入品和技术的使用等供应方面的外部经济性,具体而言分别是:1、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效应。即来自同一地方、同一行业的许多企业的聚集能集中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帮助企业克服种种不确定性。2、中间投入品效应。一种产业长期集聚于一地可以吸引许多提供特定投入和专业化服务的供应商,使之逐渐成为地区的生产中心。3、技术“外溢”效应。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信息在地区内部更易流动和获得,因而聚集在一个地区内的企业更易获得正的外部性效应。

克鲁格曼认为,报酬递增同时以规模经济和正的外部性方式出现,在产业集聚的形成进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前者使产业在特定区域集中,后者使不同企业和相关产业集中,造成地区专业化,这样,产业的空间集聚和区域专业化就成为克鲁格曼运用报酬递增原理来分析产业集聚现象的两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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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经济地理；城市体系；整合模型

AbstractReviewed an integrated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Henderson urban system models, introduced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s of the framework.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was good to understand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urban Economics model, and promote its application on policy.

KeywordsNEG； urban system； integrated model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是区域经济学中的两大核心。城市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可以追溯到杜能的农业区位论，两大发展来自于阿隆索-米尔-莫斯（Alonso-Mills-Muth）和亨德森（Henderson）--前者讨论了单一城市的均衡问题，后者则讨论了多城市（城市体系）的问题。阿隆索-米尔-和莫斯将中央商务区和通勤者分别替代了杜能模型中的城市与农民，将杜能区位地租的概念引入城市空间结构均衡分析，是对杜能理论的直接延伸。Henderson（1974）则基于Alonso-Muth的城市内部结构模型框架，用一般均衡的方法把Alonso-Muth的模型扩展到具有有限产业部门的城市体系上，建立了城市体系形成的静态模型。

在Dixit-Stiglitz（1977）的工作以前，将报酬递增的技术纳入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进行模型化一直是个难以解决的难题。Dixit-Stiglitz（1977）发表了《垄断竞争和最优的产品多样性》一文，提出了D-S模型，将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纳入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在20世纪80年代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得以迅速发展。在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加入运输成本，Paul Krugman（1991）发表了《递增收益和经济地理》一文，提出了“中心-”模型，开辟了新经济地理学这一研究领域。“中心-”模型构成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基石（Neary，2001），继克鲁格曼的工作后，众多的学者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做了延伸。总体上看，新经济地理学模型(NEG models)包括三类（Fujita，Mori， 2005）：中心-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s），城市体系模型（urban system models）和国际（贸易）模型(international models)。

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是区域经济学中的两大核心，但是这两个领域却是几乎不兼容的。前者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运行，后者则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中运行；前者充分考虑了土地、通勤等要素，长于区域内部结构的考察，后者则充分考虑运输成本等要素，长于区域间结构的考察；从机理上看也存在巨大差别，比如前者的经济活动分散力量来自于本地的人员拥挤带来的生活费用上升，后者则来源于消费者多样化偏好和运输成本等因素通过市场形成的竞争效应。这种不兼容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上述两种理论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事实上，近年来，力求整合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成为了一个前沿研究领域（Fujita，2005）。Tabuchi（1998）；Murata and Thisse（2005）等在两区域的框架下，加入了城市住房的地租作为分散力量，模型得到了与克鲁格曼中心-模型不一样的一个结论，即当运输成本足够低的时候，制造业会分散。陈良文（2008）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和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同时整合到标准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框架之中，结论显示，作为重要分散力量的城市内部通勤成本和作为重要集聚力量的马歇尔外部规模经济效应都对经济活动的集聚程度有重要的影响。邓永新（2008）则基于新增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整合模型，提出了一个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的概念模型，认为基于动态要素的比较优势和基于积聚经济的竞争优势相互作用推动了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

另一个方面，新经济地理学的数理模型是比较复杂的，限制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影响力和可应用性（Duranton，2005）。为此，Duranton等（2005）提出了一个图形分析框架，整合了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和几个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该分析框架具有简洁易懂的特点，并且极其有利于进行情景分析（Scenarios analysis），方便政策上的应用。为此，本文主要介绍这个分析框架。不同的是原文讨论了凸的劳动力需求曲线的情形，本文讨论凹的情形，并相对规范的对该分析框架略做扩展，以求促进数理上比较复杂的新经济地理学和城市经济学理论的传播及其在政策上的应用。

二、新经济地理模型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整合分析框架

在新经济地理学的一系列模型中，引起经济集聚的微观机制各种各样，主要包括内部规模经济1 、中间投入品、基础设施共享、劳动力池匹配效应和知识外溢等。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则直接假定生产的外部性，存在行业层次的规模经济。由于考虑的集聚机制不同，各种模型有所差异，但结果都是造成经济集聚，从而使人均产出为总就业人口的增函数。如果假定资本完全流动，土地完全不能流动，那么只需要将重点放在劳动力的讨论上，通过让劳动力供需均衡进而确定产业规模等2 ，然后讨论作为外生变量的经济因素（如环境、基础设施等）对劳动供给与需求的影响，进而理解区域如何对经济冲击做出响应。为此，Combes，Duranton，Overman（2005）的分析框架围绕劳动力的工资展开。我们将这一分析工具称为C-D-O分析框架。

（一）劳动力需求

假定区域总产出为Y，总就业人口为N，人均产出为y，劳动力名义工资为w，那么由于集聚经济的存在有（1）式：

有理由承认规模经济的存在，但是根据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随着规模的提升可能逐渐导致更高的管理成本，由于这里要讨论规模经济所以避免讨论这种成本会带来的规模不经济，但是将这一因素给与力所能及的考虑是必要的。为此，有理由相信尽管人均产出是总人口的增函数，但是递增的速率是下降的。采用克鲁格曼中心模型中的生产函数（2式）考察劳动力需求曲线的凹凸性：

（3）式即给出了（1）式关于人均产出递增的证明，也表明人均产出关于总人口N的曲线是凹的。这表示，劳动力需求曲线、劳动力反需求曲线也具有这样的特征 3。所以用反需求曲线反映劳动力需求，得到（4）式。

但是，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由于运输成本存在“阀值”现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运输成本达到某个点，经济将完全集聚，否则按照原始的农民的分布状态分散），所以在用这个框架讨论新经济地理学时，必须区分不同运输成本条件下的劳动力需求曲线，并且由于“阀值”的原因，劳动力需求曲线可能是负的斜率。可以推论，在运输成本低的情形下，上述命题合适；在运输成本高的情形下，劳动力需求曲线斜率、凹凸性正好相反。

（二）区域拥（成本）挤效应

区域的拥挤效应反应了当地生活的成本，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的外部性。随着当地人口的上升，住房成本，通勤成本都可能增加。由于地租增加，本地制造业的消费品价格也可能增加。但是如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所指出的更大的市场（人口），也意味着更多供应多样化产品的产商，若消费者是多样化偏好的，在给定贸易成本的条件下，这会导致一个较低的价格指数。

1．城市经济学的考虑重点。在城市经济模型中，通勤费用、土地是重要要素，是经济参与者面临的成本因素。“房价随收入增加而增加”是城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结论，上述基于劳动力需求函数的分析也得出了名义工资是人口数量增函数的结论。所以，我们假定拥挤成本是人口数量的增函数，并假定递增的速率递增 1。设成本为C，则这一命题由（5）式表示。

2．新经济地理学的考虑重点。新经济地理学不考虑地理上个体消费者的拥挤效应2 ，或者说这种个体的拥挤（集中）3 ，不仅没有坏处，反而将获得更多的多样化产品，降低价格指数，使个体获利。因此，这里的成本是随着总人口数的增加而下降的。但在低运输费用存在的条件下，低运输费用情形下的成本相对高运输费用情形下的成本更低。进一步假定，对于恒定的运输成本，成本的下降速率是人口总量的减函数。这一命题由（6）式表示。

（三）劳动力供给

假定劳动力供给是实际工资的增函数。沿用微观经济学中关于反劳动供给曲线的形状，则反劳动需求曲线为凸。这一命题由（7）式表示。

（四）均衡

简单起见，这里采用城市经济学框架内的方程来讨论均衡，用来说明该分析框架的应用。

（4）-（5）得到净工资曲线方程：

W（N）=w（N）-c（N）,W'（N）=w'（N）-c'（N）,W"（N）=w"（N）-c"（N）＜0 （8）

将（4）（5）（7）（8）的曲线描绘如图所示。

如图1所示，供给曲线与净工资曲线相交于F，E两点，其中F点是不稳定的均衡，E点是稳定均衡。通过E点，可以求得（城市）人口规模、名义工资、成本。

三、新经济地理模型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整合分析框架应用

（一）C-D-O分析框架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

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假定存在行业层次的规模经济，资本与劳动总量固定且可以完美流动。初级土地要素使用的机会成本为0；经济中生产贸易品、住房和区位（site）三种产品。模型的结论是：①均衡时，所有的城市都是专业化的；②同样专业化的城市拥有同样的城市规模；③存在多产业类型时，均衡时每一专业化类型的城市规模都大于城市最优规模，但引入城市开发商后，所有城市都可以达到最优规模。

这里不妨假定存在两种类型的产业A、B，假定产业B有比产业A更高的规模经济，那么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某个城市必定只从事一个行业，因为假定它从事两个行业，人口的完美流动使均衡点必定在产业A与产业B名义工资曲线相交的k点1 ，但是此时劳动力从二者中的任一行业流向另一行业，都可以获得更高的名义工资，因此均衡是不稳定的,如图所示。

进一步假定，如果经济中只存在两类区域A，B，那么他们分别从事什么行业？亨德森的模型是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但是，人口流动将使得劳动在两类行业分布直到净工资相等2 ，均衡点为A1,B1,在这种情况下，分别专业化从事产业A，B的两类城市规模都相对净工资曲线上的最大工资点3来说过大了，如图所示。

现在引入大者（政府，开发商）来创造城市。对于者来说最优的策略是创造一个能达到净工资曲线最高点的新城，然后征收该点与市场工资点之间的差额。这样，在人口数量既定的条件下，人口从旧的城市流向新的城市，旧的城市规模下降，每一个城市都可以达到最优城市规模。同时，者优先选择能产生相对更高净工资点的产业（产业2）创建新城，这意味着该类产业的产品供给增加，从而使得产品价格相对拥有较低最高净工资点产业（产业1）的产品价格更低，使得两类产业的净工资曲线发生相对移动，直到最后净工资都处于最高点且在产业间相等，均衡为A2,B2点，如图2所示。

（二）C-D-O分析框架与克鲁格曼中心模型

中心模型假定存在东部（本地，home）和西部(其他，foreign)两个区域，劳动力可以完全流动，存在多样化偏好，存在产商层次的规模经济，制成品有冰山运输成本，农业人口均匀分布且不能流动。给定这些假定，克鲁格曼模型得出较低的运输成本、较高的工业制成品占支出的份额或较大的规模经济（三者的某种组合）将产生中心-结构，反之则出现对称的均衡。

在克鲁格曼模型中，存在集聚和分散两种作用过程。可以直观的理解，对于代表性区域，当处于集聚情形时，名义工资随总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而处于分散过程时，名义工资必定随总人口的增加而下降。从模型中的机理看，这两种作用分别对应本地市场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集聚还是分散，取决于哪种效应处于主导地位。给定消费者的替代弹性和工业制品占支出的份额，这两种效应力量的对比取决于运输成本的大小。随着运输成本下降，这两种效应都减弱。但是Baldwin等（2003）证明了市场拥挤效应减弱程度更大(杨海余等，2004)。这表示，运输费用较低时，本地市场效应与市场拥挤效应相比，处于主导地位，从而名义工资是总人口的增函数。反过来，当运输费用较高时，市场拥挤效应增加的程度更大，市场拥挤效应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名义工资是总人口的减函数。进一步考虑名义工资与运输费用的关系，当本地人口较少时（这表示制造业人口较少，因为农民均匀分布）意味着本地厂商较少，同时由于运输费用高使得本地产商面临的外部竞争小，企业索要一个更高的价格，促使本地名义工资高；而当运输成本低的时候，本地就面临外部大量的产品竞争压力，促使本地名义工资下降。因此，本地人口少时，名义工资是运输费用的增函数。同理，可以证明本地人口多时，名义工资是运输费用的减函数。在C-D-O分析框架中的区域拥挤效应部分已经指出新经济地理模型中生活成本是总人口数的减函数，但低运输费用情形下的成本相对高运输费用情形下的成本更低。

图3反应了上述结论。其中E点是均衡点，此时制造业均匀分布；K点不是稳定均衡点，制造业将或者全部集中到E1点，或者全部集中到E2点，达到均衡。

（三）资源环境指向、技术冲击与新城开发、城市规模调整

在亨德城市体系模型中，城市在哪里出现是不确定的。造成这一问题的一个原因可以归结为模型未考虑空间差异。在现实的经济中，地区的自然地理、资源禀赋条件是有差异的，从产业层次看存在绝对优势或者比较优势，这也是传统贸易理论解释不同城市区域存在的原因。由于有限的自然景观资源、矿产资源等在区域上的不连续分布，或者即使是连续分布，也由于开发时序与强度的不一致而导致了实际上的不连续，进而使得特定的产业在空间上进行不连续的调整。假定现实世界分为已开发区域与未开发区域，空间特性能够带来产业的比较优势或绝对优势，那么经济会如何调整？

考虑某个地区，不妨设为沿海未开发地区，该地区由于未开发和沿海区位两个因素与已开发地区相比具有更好的自然景观和资源条件（由于运输优势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利用全球资源）。沿用3.1节“C-D-O分析框架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假定，进一步设B产业（如重工业）对上述的资源环境因素高度敏感。由于开发政策的实行，经济中新增加了该地区B产业的名义工资曲线（设为Bn），并与大量的所有其他地区相比更高，如图4（a）所示。但是，现在该地区并不能必然被开发，因为在人口到达No之前，该地区的实际工资低于其他地区。若人口达到No，则大量的其他地区的人口将自发的流入该地区，该地区将具有内生的增长能力，直到该地区的实际工资与所有其他地区相等，实现短期的均衡1 ,如图4（c）所示。长期而言，由于该地区的差异性，不能被新的城市开发商创造，最终该地区的城市规模将大于最优的城市规模，但所有其他地区能实现最优的城市规模，并且所有地区的实际工资相等，实现长期均衡，如下图4（d）所示。

从上述经济调整的分析中，能够得到一个有趣的结论：一个新区即使是从事自己具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的产业，要发展成为一个城市必须有一个最小的投资（补贴）规模；在完成最小投资（补贴）规模后，新区的规模经济效益才能足够使城市实现内生发展。最小投资（补贴）规模由（1）式给出，同时满足（2）式。其中Wc为整个经济的实际工资，为常数；W(N)-c(N)为新区拥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产业的实际工资。

上面讨论的是地区差异的情形，是一个城市群内城市间的调整问题。那里由于假定了城市区域无限大量，所以现有的城市面对这种冲击做出的调整很少。放松这个假定，一个直观的结论就是由于资源环境要素在地理上的变动导致了城市产业人口向新区的迁移。但是，对于一个既定的城市群内的某个城市区域，面对外部环境的冲击会如何做出调整呢？下面考虑技术冲击的情形。

假定在现有的城市框架下，B产业经历了一个正的技术冲击，从而使得B产业的名义工资曲线上移。现在可将图4中“新地区B产业名义工资曲线”看成是“技术冲击条件下B产业的名义工资曲线”，其他对应曲线做类似处理。由于经济的总人口不变，所以从事A产业的城市产业人口流向从事B产业的城市，直到两类城市的实际工资相等实现短期均衡，最终走向长期均衡，皆能达到最优的城市规模。与技术冲击前相比，技术冲击后，从事A产业的城市变小，从事B产业的城市变大，但是整个经济的实际工资都上升了。这表示，哪怕是不是从事经历正向技术冲击产业的城市，也能从该产业技术冲击中获得一定的好处，即得到更高的实际工资，而成本是城市人口的下降。

进一步放松上述关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假定，假设劳动力不完全流动，从而劳动力供给曲线就变成了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此时城市的规模与标准的亨德森模型相比可能偏小，外部正向的技术冲击不仅提高整体人口的实际工资水平，而且有可能使城市规模更大而趋向于更为合理，如图4（e）所示。若实行城市规模管制政策，如控制人口规模为图4（e）中的L点，此时劳动力的需求大于劳动力的供给，造成福利损失D由（3）式给出，无证人口的流入有利于城市整体福利的改进。

（四）交易成本、价值链分工与城市功能演化

不管是城市经济学中的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还是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模型，企业是一个完整的单元。但是，现实经济中的总部经济、制造基地等事实表明，企业的组织在空间上可能是分化的。Duranton和Puga(2005)建立了一个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这实质是一个中间投入品为特征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Krugman等（1995），Venables（1996）较早的研究了这类模型。

假定企业的价值链分为商业服务和生产制造两个环节，两个环节之间的产品互为投入品，皆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递增程度可能是不一样的，假定从行业层次讲商业服务比生产制造的规模经济性更强），那么企业就面临着将这两个环节分散还是集中布局的决策。若布局在一起，好处是节省了交易成本，坏处是布局在一起共同拉高了生活成本（比如造成拥挤，即两个环节之间存在负的外部性）；若分散布局，好处是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规模经济，坏处是存在高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可能是基础设施、通讯技术等参数的函数。考虑极端的情况，在极低交易成本的条件下，对各环节而言，将这两个环节分散布局比布局在一起显然会有更高的名义工资曲线；反之，有更低的名义工资曲线。沿用3.1节“C-D-O分析框架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字符假定，并对各情形下的名义工资曲线编号，在考虑了拥挤的成本效应后，得到了对应的实际工资曲线。短期均衡如图5所示。

三个结论如下：①随着交易成本的下降，城市规模不断扩大。②在高交易成本的条件下，功能型（单一环节型）的城市规模小于一体化型的城市规模；在低交易成本的条件下，功能型（单一环节型）的城市规模大于一体化型的城市规模。③同等交易成本条件下，由于规模经济的假定，商业服务型（或称总部经济型）的城市规模大于生产制造型的城市规模。

现在考虑另一情况，假定商业服务和生产制造两个环节的产品并不是互为投入的，而只是生产制造环节需要商业服务环节的投入，那么交易成本只计入生产制造环节。设想初始经济的状况，由于高的交易成本，那么企业将生产制造环节与商业服务环节布局在一起形成一体化型的城市。长期而言交易成本不断下降直到下降到某一程度，专业化建设城市就构成了城市管理者最优选择，将生产制造环节的企业迁到新生的专业化的城市（或郊区）就是有利可图的，则原有的城市逐渐转向提供商业服务的城市。这个过程可能表现为城市的郊区化、去工业化和更多新的工业城市的创建。

（五）贸易开放与城市群内部差异和规模调整

3.4节交易成本与城市功能演化的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贸易成本与城市功能演化的问题。但是，那里是一种投入产出层次上的贸易成本，而不是最终商品贸易成本，采用的模型是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下面采用新经济地理模型探讨商品贸易成本变化时城市结构的调整问题，首先讨论两城市间贸易成本变动时的情形，再考虑两城市间贸易成本不变但这两个城市与其他城市贸易成本变化的情形。

两城市间贸易成本变动时的情形。沿用3.2节“C-D-O分析框架与克鲁格曼中心模型”讨论中的基本假设，进一步加入城市经济学别关注的不可流动并且有限供给的土地因素，可以将土地作为投入要素也可以作为生活的成本要素。为了讨论方便不妨假定土地为生活成本的影响要素，且其贡献的成本为人口的增函数，从而该因素构成了经济的又一个分散力量，用曲线c(N)表示，如图6（b）。此时，经济的总成本因素就由图6（b）中的两类曲线合成为钟型曲线，如图6（c）所示。

加入土地等拥挤因素后，城市间的调整与经典的中心理论相比表现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在城市间贸易成本极高的时候，经济在E点达到对称的均衡；随着贸易成本一定程度的下降，对称的均衡不再稳定，在K1或者K2达到非对称的稳定均衡，每个城市都有一定的制造业，但其中一个占有的份额更大；最后当贸易成本足够低时，经济在E＇点达到对称均衡,如图6（d）。总结这个结论是：随着城市群内城市间贸易成本的下降，城市间经济差异先增加后下降，显示出一个倒U型的过程。这与Krugman，Venables（1995）建立的模型结论类似。

两城市间贸易成本不变但这两个城市与其他城市贸易成本变化的情形，不妨考虑三区域的情形：东部、西部、国外。假定东部与西部的贸易为城市群区域内的贸易，劳动力可以完全自由流动，商品贸易成本为固定为T；东部、西部与国外的贸易成本分别为T1,T2。

先考虑T1= T2时的情形。显然，相比T1,T2低的情形，在T1,T2较高时，企业的主要市场是国内，劳动力在东西部间的流动有更强的后向关联效应。此时。企业必定在东西部间非对称的积聚，类似于上图中K1或者K2均衡点时的情形。因为如果对外贸易成本高时显对称积聚，那么就不能得出在对外贸易成本低时更加均衡分布的结论，这与不同对外贸易成本条件下后向关联效应不同的前提相抵触。现在，让T1,T2足够降低，此时东西部就是外向型的地区，东西部间劳动力流动所能带来的后向关联效应很弱，等价于积聚力量减弱。此时，巨大的人口带来的土地拥挤成本使得非均衡分布的城市结构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变化。对这种情形一个直观的理解是：当T1,T2降低时，东西部的产品出口国外，对东西部而言如果分别将彼此看成国外，则相当于东西部互相之间的贸易成本T降低，东（西）部出口产品到西（东）部，类似于上图中E＇均衡点时的情形。这个过程的结论是：随着对外贸易成本的下降，城市之间的差异缩小。

再考虑T1与T2不相等的情形，不妨假设T1逐渐下降。此时，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可以将更多的产品出口到国外，西部地区劳动流向东部地区带来的竞争效应减弱，并且由于进口产品也更加便宜，制成品价格指数降低，两方面的影响使得东部地区的实际工资曲线上移。均衡的结果是，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城市规模增大，如图6(e)所示。这个过程的结论是：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与外部贸易成本更低的地区规模更大。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介绍了整合新经济地理模型和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理论分析框架--C-D-O分析框架。该框架由Combes，Duranton，Overman（2005）提出，以劳动供给与需求为核心，是一个简单的供需分析，但是能够重现复杂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和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结论，并且可以延伸到诸如贸易成本、资源环境等变量的考察上，显示出了很强的理论兼容性和解释力，有利于相关理论的传播和在政策上的应用。

然而，尽管C-D-O分析框架是一个易于应用的分析工具，但是从理论的严谨性讲，却是不足的。因此，建立规范的数理模型，整合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和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仍然十分必要。如果有一系列这样规范的数理模型，那么使用C-D-O分析框架将更加令人信服。这是以后的一个研究方向。当然，本文的C-D-O分析框架对相关数理模型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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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邓永新.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研究--要素结构、集聚经济和产业的视角（D）.北京：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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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积聚； 区域分工； 产业转移； 不完全竞争； 新经济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13）05000107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既是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要理论课题，也是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和区域经济管理实践的重要内容。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引发的全球经济与贸易失衡、资源和环境问题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倒逼中国启动发展方式的艰难转型。中国国务院于2005年12月批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05年本）》，为全国性的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拉开序幕。在作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极的环渤海地区，随着北京（政治和文化中心）和天津（北方经济中心）城市定位的最终确立，区域一体化和新一轮的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调整给京津冀三地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由于资源禀赋、发展阶段、角色与定位的不同，北京、天津、河北在发展方式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中有各自的优势与劣势，面临不同的机会和威胁，追求不同的发展愿景和利益诉求。如何在一体化进程中尊重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京、津、冀各自的比较优势，在扬长避短、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协调发展，互利共赢，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理论、实践与政策课题。目前围绕这方面的问题从不同理论视角出发展开的研究有很多，方方面面就京津冀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达成了许多共识，但也存在不少争议。我们的研究从不完全竞争视角出发，结合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所强调的产业集聚与区域分工分析及产业经济学所强调的产业效率分析，围绕京津冀制造业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重点领域展开讨论，尝试识别京津冀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及京、津、冀地区各自的竞争优势和劣势，根据比较优势原则确立京、津、冀地区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主要方向和重点领域。接下来的研究依以下的架构展开：在引言之后，对区域分工、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相关理论进行综述，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视角探讨京津冀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应该遵从的一般规律和趋势；第二部分，就京津冀产业转移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与争议进行评析；第三部分，分析京津冀制造业区域分工与竞争格局现状；第四部分，识别京津冀制造业产业转移与产业空间结构调整优化的重点领域；第五部分为结束语。

一、产业集聚、区域分工与产业转移理论综述

产业集聚、区域分工和产业转移是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等学科共同关心的问题。传统的产业转移理论研究基本上采用完全竞争的框架进行分析，将产业积聚和区域分工的基础归于外生差异 （如山脉、河流、海港及其他自然条件的利弊）、资源优势、要素禀赋优势或外部经济，佩鲁的“增长极”理论[1]、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说”[2]和赫西曼的中心―理论[3]都属于通过外生差异解释产业集聚、区域分工和产业转移的代表[4]。在理论应用与实证分析方面，传统的产业转移研究强调产业规模本身对产业积聚、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的影响，认为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要素禀赋优势或外部经济导致积聚，某个产业在某个区位的相对规模越大，专业化优势越强，越能够吸引其他地区的相关产业向本地区转移。从传统的区域经济学理论出发，我们只要知道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相对规模，就可以预测产业转移的方向，“循环累积因果效应”的存在决定了一个地区的规模相对小的产业向规模相对大的集聚地转移。

1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9卷第5期

刘安国，等京津冀制造业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重点领域研究――不完全竞争视角

传统的产业转移理论虽然能对产业转移实践提供一定的指导，但它不能明确地解释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的微观基础[5]。此外，传统的产业转移理论不能解释当代制造业的差别化产品生产活动的区域集聚和区际扩散。20世纪90年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学[6-7]采用不完全竞争框架研究产业活动的空间演化规律，在解释产业集聚、区域分工和产业转移方面构成对传统理论的重要补充。新经济地理学不仅通过报酬递增、运输成本、产业联系及市场外部性之间动态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内生出产业活动的积聚规律，而且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区域之间内生的工资差异来解释产业向不同地区或国家的渐次扩散。根据新经济地理学揭示的产业集聚和产业扩散原理，研究产业转移不仅需要考虑特定地域特定产业的规模，还需要考虑特定产业的运行效率。

蒲格和维纳布斯的全球化和产业扩散理论[8]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产业转移的代表性文献，其基本原理可以表述为：假设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某个区域因为偶然的技术进步在制造业率先建立起一种自我强化的优势，这一优势允许它支付比其他国家（或地区）更高的工资。随着时间的发展，世界对制成品的需求上升。这将使得制造业区域的生产水平上升，强化制造业在该区域的集聚，并使得该区域工资上升。随着这一过程的进一步发展，区域间的工资差异将越来越大，并最终不可持续，制造业厂商将寻求迁入第二个区域，在那里他们更为有利可图。这样，第二个区域又开始了建立制造业自我强化优势、提升区域工资的新的轮回，并最终引发第三个区域的制造业成长，如此循环往复。在运输成本很高或很低的情况下，位于核心国家（或地区）的产业感受到的前向与后向联系（向心力）都相对较低，劳动效率的小幅度上升导致工资成本的上升（离心力）都足以压倒产业联系（向心力）的影响，从而引发投资和生产向周边国家（或地区）的转移以满足最终需求。倒是在运输成本的中间区段，位于核心国家（或地区）的产业感受到的前向与后向联系（向心力）最强，有更大的余地平衡由劳动效率的上升所导致的工资成本（离心力）的增加，因此，在运输成本的中间区段，产业集聚更容易维持[9]。

至于投资转移的产业特点，我们注意到，随着已在早期形成制造业集中的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劳动效率水平的提高和工资水平的攀升，厂商的生产成本不断增加。投资者将会发现在周边国家（或地区）启动对最为劳动密集的产业的投资和生产已经有利可图，如果放开对跨国投资的限制，处于核心的最为劳动密集的产业的投资者会开始将生产向位于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新兴市场转移。早期投资转移的驱动力乃是核心与周边之间在制造业所存在的工资差距，随着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在某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兴起，其不断增加的产业联系将引发国内外（区内外）投资者对于劳动不太密集而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的投资，从而形成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一波又一波的投资累积循环。

这一模型很好地表明，经济发展不是多个国家（或地区）齐头并进地追赶富裕国家（或地区）的平稳过程，它是一个富国（或富裕地区）与穷国（或贫困地区）集团共存的过程，存在导致穷国（或贫困地区）加入富国（或富裕地区）俱乐部的可能的机制。世界范围的工业化将以一系列波的形式从一个国家（或地区）传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体系的建立一般要遵循从低级开始向高级攀升的过程。产业集聚、产业扩散和产业转移的客观规律决定了京津冀地区的产业扩散和产业转移亦需要循着从低级开始向高级攀升的路径进行。

二、京津冀制造业产业转移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和方法分析

近年来，关于京津冀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问题的研究形成了许多有影响的见解。祝尔娟分析了京津冀三地所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增长动力、城市化进程、社会发展进程以及生态城市建设等的趋势特征，提出“十二五”时期京津冀地区要从加快经济转型入手，打造多轮驱动力，构筑区域新型产业分工格局，增强区域竞争力等对策建议[10]。刘纯彬和张晨对京津冀地区与美国波士华城市群进行的对比分析强调，与波士华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城市群“双核式环状”分布的空间结构并不具备先天优势，城市承载功能集中、城市发展关系不协调，双核以外的其他主要城市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与双核城市差距较大，无法成为双核城市经济技术转移的承接地，周边城市之间因产业结构趋同存在激烈盲目的恶性竞争，资源浪费严重、效率低下[11]。张子麟和武建奇的分析表明，京津冀地区存在主导产业趋同现象， 京津两市尤为严重，其占工业产值半数的行业几乎完全相同[12]。母爱英、王叶军和单海鹏以2007年的数据为基础，通过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分析得出类似的结论：京、津、冀三地之间的三次产业结构趋同性颇高，京津冀三地尚未形成分工合理、竞争有序的竞合关系[13]。祝尔娟认为，如果用新型产业分工理论来分析，京津冀地区各主要城市产业之间并不存在严重的产业同构，而是表现出一个初步的专业化分工格局[14]。吕典玮和张琦针对京津地区产业的区位商分析表明，京、津产业布局各有优势， 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 但也存在着较大的雷同性， 应合理布局、整体规划[15]。

上述学者在分析京津冀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同问题之后，都从各自的视角、运用不同的方法，导出不同版本的京津冀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方案与相关建议，其中运用得比较多的方法是区位商分析法[12，15]。用区位商方法分析传统的以外生差异（如区位差异、资源优势、要素禀赋优势或外部经济）为基础的专业化和分工具有简单易行的特点。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成为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第一推动力，由技术创新推动的产业与区域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不完全竞争。传统的单一的区位商指标在分析现代不完全竞争的制造业的专业化、区域分工和产业转移行为方面已经表现出相当的局限性。以单一指标区位商为基础的产业转移分析强调产业规模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将产业规模相对较小的产业视为一个地区的劣势产业。这既不能很好地解释规模相对较大与相对较小的产业在同一个地区同时并存的现象，又不能解释新兴产业的培育和成长，还不能够解释特定地区主导产业的更替。

事实上，正如新经济地理学所论证的，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产业积聚与扩散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过程，我们不宜一成不变地依单一指标、沿单一方向预测产业转移。首先，如果我们单一地以规模指标（如区位商、产业集中度等等）为基础设定产业转移的标准，不区分效率高低让所有小规模产业一概转移，则将面临无从培育新兴产业的困境；反过来，对于规模比较大的产业，我们同样无从了解其竞争力表现，从而判断它在当地的未来演化趋势（集聚抑或扩散）。

其次，仅凭效率指标预测产业转移会遭遇到政策上的困境。举例来说：如果某个产业效率偏低，但有相当规模的当地集聚，在考虑产业转移时对它如何处理？一方面，如果将这样的产业从本地外迁，即使不必考虑这一行动造成的本地产业空心化，高昂的搬迁直接成本也有可能让这样的搬迁得不偿失；另一方面，考虑到这一产业对当地就业和税收的贡献，仅以效率表现决定其去留对于大多数地方政府来说都是很难接受的。

第三，从产业空间结构演化的规律来看，产业转移和产业扩散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仅以单一的规模或效率指标为基础分析产业转移时空路径既不能揭示特定产业转移的动力、特征和性质，又无从识别产业转移中的轻重缓急。

出于上述考虑，我们选择应用基于不完全竞争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按照全球化和产业扩散模型的基本原理和政策寓意，同时借助规模和效率两项指标识别京津冀制造业产业转移与产业空间结构优化的重点领域。通过稍后的讨论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一方法有两项主要优点：一是可以揭示特定产业转移的动力、特征和性质，二是有助于设置产业转移中的轻重缓急。

三、京津冀制造业区域分工与竞争格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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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流动 地区差距 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3-031-03

一、引言

国内外的许多经济研究人员对于中国的地区差距问题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研究，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张吉鹏，吴桂英（2004）对已有研究进行了总结。形成地区收入差距的可能原因很多，在文献中，许多因素被认为是造成中国地区差距的原因，比如，政府政策，宏观经济因素，相异的资源禀赋，要素流动性的不足以及全球化等等。本文将焦点集中于劳动力流动与地区收入差距的研究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流动问题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劳动力流动也呈现空前的规模。与此同时，中国的收入差距也日益严重，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已成为中国经济协调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巨大障碍。理论上说，劳动力流动会缩小收入差距，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与理论相悖的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许多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有过类似经历。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又有其特殊性。王秀芝，尹继东（2007）以及朱云章（2007）对这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但关于这方面研究的最新进展，尤其是关于新经济地理学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关注较少，本文在这三篇综述的基础上，围绕中国劳动力流动与地区收入差距的特殊性、劳动力流动与地区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劳动力流动为什么没有缩小收入差距等问题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和分析，以便更好地厘清这些问题的研究思路，方便关心中国地区差距的人士准确和全面地理解这一问题，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个好的起点。

二、劳动力流动与地区收入差距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与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并存的现象。按照经济学的传统理论，由于劳动边际生产率递减和劳动力供需的变化，劳动力由低收入向高收入地区的流动，一方面会提高低收入地区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会降低高收入地区的收入水平，从而缩小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也就是说，收入差距是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但反过来劳动力流动又可以缩小收入差距。那么，两者之间存在怎么样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朱云章（2009）使用1983年以来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居收入差距的数据，作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发现，在Granger因果关系上，在5%显著水平上，城乡劳动力流动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即在5%的显著水平上我们不能拒绝城乡收入差距是城乡劳动力流动的Granger原因，但是，即使在10%的显著水平上，我们也无法拒绝城乡劳动力流动不是城乡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说，城乡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两者之间只存在由城乡收入差距到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无法得到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反馈作用的证据，进而得出结论，靠增加劳动力流动规模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值得审慎注意。除此之外，一些学者应用其他实证分析方法就收入差距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众多学者研究了收入差距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本文更关注后者，所以对于收入差距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的综述部分请参考王秀芝，尹继东（2007）。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劳动力流动能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理论与现实的相悖怎么解释？如果不能，又当如何解决两者同时扩大的问题？

1.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研究。20世纪60年中期，Solow（1956）等人提出了以技术进步论为中心内容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揭示了各国经济增长水平的差距。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由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性质，人均增长率倾向于与人均产出和收入的初始水平负相关。尤其是，如果经济体在偏好和技术方面是相似的，那么较穷的经济体比较富的经济体增长更快。研究发展中国家国内迁移的传统框架―Harris-Todaro（1970）模型，描述了一个迁移过程使农村地区劳动力报酬等于城市部门预期工资的均衡机制。由于劳动力的边际报酬假设为递减，由农村地区迁入城市的劳动力提高了农村地区工人的边际产品。而由于制度的原因，城市工资是黏性的，或者由于遵从效率工资原则，城市工资是内生决定的。总之，城市现代部门的工资是不受迁移影响的，而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工资或者保持不变，或者降低。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这种迁移模式解释了区域间可能有一个持久稳固的工资差异，但是它也指出相对而言于没有迁移时，迁移还是有助于趋同的。

传统贸易理论也认为要素的地区间流动推动了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奥林（2001）指出，地区间商品贸易的后果是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生产要素的地区间流动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当生产要素由价格较低的地区流出价格较高地区时，在价格较低地区的生产要素减少了，从而报酬增加了，而在价格较高地区的价格下降了。地区间生要素流动趋于使有关地区的价格较为一致。总之，要素流动是商品的替代物，两者都将推动地区间价格均衡。实际上，这也是其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新古典假设。

2.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以Romer（1986）、Lucas（1988）的研究为开端的内生增长理论，是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各种理论的一个松散集合体（潘士远、史晋川，2002），可以习惯性地分为三个大的分支（Drinkwater et al.，2002）：第一类文献最接近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强调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里的资本被定义为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第二类文献视内生增长为人力资本增长的发动机，强调人力资本外溢性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第三类文献中，新产品新工艺的发现是增长的动力。从前两类文献对劳动力流动与地区经济增长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来看，研究者关于二者关系的认识是模棱两可的。Faini（1996）基于规模报酬递增和可增值（Reproducible）要素报酬递减的假设构建了一个包含流动要素的两区域增长模型，认为劳动力流动加剧了地区经济增长的差距。Reichlin and Rustichini（1998）循着阿罗―罗默内生增长理论方法建立了理论模型来解释迁移与地区经济增长差距之间的关系。该模型所揭示的二者关系是混杂的（mixed），他们认为，新古典模型关于迁移与趋同的两个认识―迁移只是一个暂时性现象，迁移会加速经济趋同―与历史经验的实证研究并不相符。

如果不考虑劳动力的技能差异（即劳动力均质）时，劳动力流动会导致地区间经济增长差距的累积循环，进而迁移的规模和方向会持久稳固，迁移会损害劳动力输出地。如果考虑劳动力的技能差异，内生增长模型可能会得两个相反的结果。在技能异质性的情况下，劳动力流动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影响工资率：一是劳动力的规模效应，即以技能水平测度的劳动力存量，这一效应等同于均质劳动力模型：劳动力规模越大，相对工资越高。二是劳动力的结构效应，即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的比率，技能劳动力数量相对较高的国家/地区可能有较高的相对工资。正是结构效应的存在，才使得迁移对地区间经济差距的影响复杂化。迁移一方面导致了输入地劳动力规模的扩大，这可能会通过规模效应提高输入地的相对生产率，从而扩大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的工资差距；另一方面，如果迁移降低了输入地的劳动力结构，即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比率下降，输入地的生产率由于劳动力的结构效应而降低。也就是说，如果迁入的技能劳动力较多，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共同作用会对地区间的差距产生正的影响，即扩大迁入地与迁出地的差距；如果迁入的技能劳动力较少，对地区间差距的影响取决于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的大小权衡，或者说非技能劳动力的迁入或扩大或缩小迁入地与迁出地的差距。这样的一种分析，实际有点类似于新经济地理关于厂商对于运输成本与本地市场效应的权衡，集聚一方面可以获得外部性的好处，但也有拥挤成本，此外还得考虑运输成本的影响，最终的均衡取决于对各种因素影响大小的权衡。

3.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研究。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其中的典型模型是所谓的“中心―”模型，这一模型预言大部分经济活动最终会集聚在核心区域，而随着人口和厂商移往核心区域，区域会变得更为荒芜（Deserted）（Pekkala，2000）。一旦核心区域开始形成，产业集聚的过程会自我加强，其中劳动力流动是这个过程主要动力（Martin和Sunley，1996；Ottaviano和Puga，1998；Forslid，1999）。假设劳动力迁移的动力是区域间真实工资的相对差异，那么，由于以下两上方面的原因，劳动力会从区域向核心区域流动：一是所谓的“本地市场效应”（Home-market Effect），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大的市场工资率比较高（Kruman，1980），而核心区域市场最大，其提供的工资率远高于区域；二是价格指数效应（Price Index Effect），在人口集中的区域（核心区域），劳动者面对的制造产品的价格较低，由此使得工人的真实工资升高。由于劳动力并不是追求高的名义工资，而是真实工资，所以能给其提供更高真实工资的制造业中心就成为其迁移的目的地。在这两种力量的推动下，劳动力流动导致了人口和产业的地区间趋异（Krugman，1991a）。

由此可见，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认为，劳动力流动是导致经济活动地理集中累积过程的基本因素（Pekkala，2000），地区间劳动力流动是经济活动集聚的推动力。Fujita et al.（2004）指出，集聚被看成是劳动力流动促成的因果循环机制的结果，劳动力流动和制造业最终部门不完全竞争的性质，可能会形成中心―结构。然而，新经济地理核心模型所预言的劳动力流动导致地区间人口和经济增长趋异，并不意味着该模型会得出地区间人均收入必然趋异的结论。Pekkala（2000）的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地区趋同与以人口和经济活动衡量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可以同时发生，不过，核心区域总是最大的赢家，因为劳动力的迁入促进了其人力资本的增长。

三、上述文献的相关评议

由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研究者关于劳动力流动的地区经济差距效应并没有达成一致。不过总体上来看，同意劳动力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研究占了多数，尽管有些研究认为这种缩小的作用可能非常小。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内生增长理论还是新经济地理学都注意了异质性劳动力迁移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而且一旦考虑了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劳动力流动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将变得复杂，具体情形要视劳动力流动的结构与规模效应大小的权衡。此外，多数研究也指出，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并没有缩小地区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太小（姚枝仲和周素芳，2003；李实，2003；张庆等，2006；Justin Y. Lin、Gewei Wang、Yaohui Zhao，2004；等等）。而劳动力流动规模不足，多数学者将其归因于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因素。Whalley和Zhang（2004）通过一项模拟表明，一旦取消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劳动力流动的障碍，现存的收入不平等则会全部消失。蔡（2005）则更深入地分析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迁移能够缩小城乡或地区差距需满足四个条件，一旦社会的迁移活动不符合上述四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劳动力流动的扩大就不能保证收入差距的缩小。其中的一个条件是劳动力流动应是不受制度约束的自由流动及长期行为。就中国而言，计划经济时期遗留至今的制度，使暂时性的劳动力流动替代了永久性的人口迁移，其结果是，虽然迁移规模扩大，却没有相应带来收入差距的缩小。韦伟和傅勇（2004）认为，导致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存在许多制度障碍，流动成本非常大，使农业劳动者在城市的工资超过农村收入的部分被流动成本抵消。

四、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研究的方向

研究者关于劳动力流动的地区经济差距效应并没有达成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这个问题的理论复杂性，主要是两者之间影响机制的复杂性。正如De Haan（1999）所指出的，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和结果是相互决定的，劳动力地区间流动的经济后果总是相对的，其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可能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唯一的答案，这取决于地区经济增长的阶段、劳动力流动的特点、迁移者的目的等。当然，研究结果的分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理论观点的冲突。就中国的经验研究来看，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数据的问题。从众多的文献看，真实且充分的数据对于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至于更深入的研究，最大的困难莫过于获得适用的数据。目前我国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真实统计数据不仅非常缺乏，而且普查数据与现实不符的问题严重。有关收入差距的数据也不能真实地反映事实。

2.影响机制问题。当前的研究大多是基于新古典范式，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下，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反向流动必然导致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生产和资本的梯度转移最终会实现地区间的平衡增长。然而现实是，中国的国内劳动力流动主要指向东部沿海地区，进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也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中国的国内资本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趋势同时存在（郭金龙，王宏伟，2003），劳动力与资本呈现同向流动的态势，而沿海的“再工业化”（杨云彦等，2003）和过快增长（Lin. Et al.，2004），使得沿海与内地的差距拉大。所以，新古典范式的基本假设在当前的中国遇到了挑战。在新古典框架下，各类生产要素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持续集中现象是无法得到合理解释的，所以必须转变新经济地理学，在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框架下，探讨劳动力向东部的集聚，进而研究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

3.政策建议问题。如何有效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地区间的平衡发展也是理论研究应该回答的一个现实问题，也是所有关心地区差距问题的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最希望知道答案的问题。大部分劳动力与地区差异的研究给出的政策含义还是比较一致的：加速要素市场的发育，促进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其中的矛头指向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制度。不过，伴随户籍制度改革以及相关歧视性限制的消除，根据托达罗的模型，势必引起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如何控制劳动力流动的规模，与城市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和公共设施的供给水平相适应，有待深入研究。

4.今后研究的方向。诚然，有关地区差距、产业集聚、要素流动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大部分新经济地理学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没有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直接的关联。这可能也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所不能解释或证明两者影响不大的原因之一，同样也是内生增长理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结论迥异的原因之一。新经济地理学换个视角，假定两者之间存在一个中介机制――产业集聚。可以证明的是，去除劳动力流动障碍，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有利于促进产业在中心地区的集聚，进而形成一个合理分工的产业布局，至少中心与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是否一定能消除则取决于两者的产业结构转型。而且在产业向中心地区集聚的过程中，区域之间的差距在一定的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流动成本范围内可能会继续扩大，不过，它最终会随着运输成本而下降。在极端情况下，当所有成本接近于零时，要素价格达到均等化。放松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意义在于，加快中心―结构的形成，进而有助于中心地区向的扩散，最终实现区域之间的要素价格均等。任何出于平衡区域发展的目的，人为地阻碍要素和产业向中心地区的流动，最终将无益于区域之间差距的缩短，并进而损害了整个经济体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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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敖荣军.劳动力流动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4] 王秀芝，尹继东.中国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关系研究综述[J].当代财经，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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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范剑勇.产业集聚与中国地区差距研究[M].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

[9] 藤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梁琦主译.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0] 孙晓芳.劳动力流动的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差异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9）

[11] 敖荣军.劳动力区际流动与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研究综述.湖北省地理学会2005年学术年会文集，2005

篇7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6.06.001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新兴服务业的金融业高速发展，区域差异及空间集聚逐渐成为金融业发展的典型事实。金融集聚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现有文献多从金融集聚的动因、效应等方面展开理论和实证研究，也有少量文章研究产业集聚或产业竞争力与政府行为，但鲜有文章在金融集聚的实证研究中考虑政府行为因素。

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对金融集聚的研究普遍强调运输成本、知识溢出、技术溢出和规模经济等因素，金融机构在一系列动力和阻力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空间集聚，能够产生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1]对于集聚的形成，新经济地理学解释为“路径依赖”和“历史事件”[2]，其中对“历史事件”具体包含的内容没有说明，这促使众多学者对此进行研究。在中国，政府行为触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政府能对金融集聚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影响。当然，政府行为对金融发展有利有弊，在广东省范围内，政府行为是否会对金融集聚产生影响？如有影响，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本文将空间计量经济学引入金融集聚研究中，运用2006―2012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讨新经济地理因素、政府行为因素对金融集聚的影响。本文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假设的提出；第四部分为模型的构建与实证检验；第五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

金融集聚是产业集聚的具体分支，随着对产业集聚研究的深入，金融集聚也逐渐成为各国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学者们逐渐从金融集聚的内涵、动因、集聚效应和形成模式等方面进行研究。Krugman（1999）[3]提出由于“向心力”和“离心力”之间的张力，使得两个对称区域分化成为两个不同的经济角色，并建立“中心―外围”模型来解释集聚中心城市出现的过程。Gehrig（2000）[4]则将影响金融集聚的因子分为向心因素和离心因素，为金融集聚的内涵与动因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在产业集聚与政府行为研究方面，Young（2000）[5]明确指出地方政府支出即地方保护主义是影响产业集聚很重要的因素。受新贸易理论启发，新经济地理学提出“集聚租”的概念。Baldwin和Krugman（2004）[6]研究产业集聚与税收协调的关系，认为产业集聚创造“集聚租”，集聚中心在不减少资本的前提下可以比外围区收取更高的税率，也可以设置一个更低的税率，使得外围区失去对聚集中心产业的吸引力。因此，集聚租能显著地促进产业集聚。日本学者AkiyoshiFurukawa（2010）[7]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不使用区域再分配政策的前提下，通过提供地方公共物品的方式，地方政府能够促进当地产业集聚。国内有关研究大多得出了政府行为会对产业集聚产生影响的结论。冯文娜和杨蕙馨（2007）[8]则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对政府策略选择进行研究，文章分析了政府在产业集群发展和运行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结论表明：政府积极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给予支持，在为地区产业集群的良性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同时，也能使政府获得更多的税收。何震（2011）[9]通过建立金融聚集和政府行为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西北五省的金融集聚与政府行为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金融集聚与政府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

在空间计量视角下的金融集聚研究方面，任英华和徐玲等（2000）[10]构建了金融集聚影响因素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28个省域金融集聚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金融集聚在省域之间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李红和王彦晓（2014）[11]基于1995―2011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采用改进权重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金融集聚及其空间溢出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带来人才、资本和稀缺资源的集中，不但没有产生拥挤效应，还显著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在邻近城市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在我国，金融集聚的空间分布存在一定规律，并且在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经济影响。[12]虽然有学者从空间视角对金融集聚进行研究，但为数不多。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文献中，不论是博弈模型还是面板数据模型，考察金融集聚在某区域的空间相关性的研究不多。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空间数据都具有空间依赖性或空间自相关性。[13]因此，在建模研究某区域内的金融集聚时，必须考虑空间相关性的影响。另外，金融集聚现象有产业集聚的一些共性，也存在自身的特性。金融集聚受政府行为显著影响，对于金融集聚与政府行为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关于金融集聚与政府行为关系的分析将研究视角深入到空间范围，进行实证检验，试图在以下两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拓展：一方面，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代替传统计量模型进行研究，考虑金融集聚的空间相关性；另一方面，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基础上，研究金融集聚的影响因素时，将政府行为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以拓展分析视野。

三、假设的提出

综观世界各国产业集聚的发展历程，政府行为的作用都十分突出。Demurgeretal.（2002）[14]强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Kanbur和Zhang（2005）[15]试图寻找在过去50年间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发现了政府扶持和政府干预的重要作用。本文将政府行为定义为：国家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做出的对产业集聚产生影响的一切经济和社会事务管理活动的总称。在本文中，立足金融业集聚所具有的特性，从对外开放水平、政府财政支持、社会保障水平以及政府干预程度这四个方面来阐述政府行为对金融集聚的影响，并提出以下四个假设。

（一）对外开放水平

通过加强出口贸易的方式可以扩大地区的市场规模。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企业发展空间更大，金融集聚度更高。Brulhart和Koening（2006）[16]对5个中欧和东欧国家（CEEC）加入欧盟后的内部工资空间结构和就业结构进行了考察，发现对外贸易开放对这5个国家内部的制造业空间分布产生显著影响。袁冬梅和魏后凯（2011）[17]实证表明出口与外资流入是促进我国产业区域集聚的重要因素，其中外资流入对产业集聚的正向作用显著。可见，对外开放水平可以吸引金融机构集聚，特别是在珠三角沿海地区，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对外开放水平对广东省金融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政府财政支持

政府财政支持主要是指政府对各类企业给予的研发资金支持，为其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在当前竞争环境下，为适应技术的快速发展，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各类机构必须不断创新才能持续发展。政府研发资金的投入可以减轻金融机构研发资金的筹资压力，各类机构通过科研资源的合理投入来提高其创新绩效。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政府对研发资金的支持对广东省金融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社会保障水平

随着经济的发展，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及收入差异等社会公平问题造成限制地区发展的安全隐患。社会保障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何震（2011）[9]认为政府行为主要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财政能力、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会公平度，并据此建立政府行为评价指标体系来研究新疆金融集聚与政府行为的关系。其中，社会保障水平指标包括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基本失业保险覆盖率和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本文选取社会保障水平指标，并认为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对地区稳定有促进作用，因此，提出假设：

H3：社会保障水平对广东省金融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四）政府干预程度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任何经济体制下都是存在的，但是一旦干预过度则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使企业发展受限。师傅和沈坤荣（2013）[18]在政府干预的背景下经验分析经济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认为市场机制主导的企业集聚能够显著提高能源效率，由于政府干预导致产业集聚无法对能源效率产生预期效果。可见，如果政府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给予企业充分的自主权，或许能够促进产业集聚的提高。因此，本文预期政府干预对金融集聚有负面影响，提出假设：

H4：政府干预对广东省金融集聚具有负向影响

四、模型的构建与实证检验

（一）空间计量模型的构建

现有文献中，新经济地理学学者已经对市场规模、人力资本和研发溢出等因素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在这基础上，本文根据上述理论分析与假说，构建如下计量模型检验新经济地理因素及政府行为因素对金融集聚的影响。

LQit=β0+β1NGEit+β2GOVit+εit（1）

其中，LQit表示第i市在t时刻金融产业的区位熵，β为回归参数，εit为随机误差项。NGEit表示新经济地理因素，包括市场规模、消费者需求和研发溢出。GOVit表示政府行为因素，包括对外开放水平、政府财政能力、社会保障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

（二）变量说明

1.金融集聚LQ

本文采用金融集聚区位熵系数来反映地区金融集聚程度，区位熵系数越高，说明该地区的金融集聚程度越大。计算公式如下：

LQit=（Fit/Ft）/（Pit/Pt）（2）

其中，Fit为第i市在t时刻金融业总产值，Pit为第i市在t时刻总产值，Ft和Pt分别为t时刻的广东省金融业总产值和总产值。

2.市场规模M

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市场规模被认为是影响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一个地区市场规模越大，市场内企业数量越多，各企业可以更好地利用产业间“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促进发展，不断吸引更多新企业的进入，促进该地区集聚水平的提高。本文参考金煜等（2006）[19]对市场规模的计算，使用地区金融机构数量占广东省企业总数量的比重来衡量。

3.消费需求C

若消费者对金融产品的需求增加，会促进该地区金融机构的繁荣，吸引新机构进入这一市场。本文采用金煜等（2006）[19]的方法，使用人均GDP与全省人均GDP之比来度量地区消费者的相对购买力。

4.研发溢出R

研发溢出包括技术溢出和知识溢出，研发溢出越多，给地区内企业带来越强的正外部性，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利润，促使越来越多的新企业进入。本文采用吴玉鸣等（2008）[20]的方法，选择各地区专利批准量占全省的比重计算研发溢出水平，比值越高表示溢出效应越大。

5.政府研发资金投入GR

许多文献中测量政府财政支持力度的方法是计算某行业的研发投入中政府投入占比。在本文中，由于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采用广东科技统计网公布的全省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来表示。

6.对外开放水平GO

本文采用金煜等（2006）[19]的方法，用该地区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计算对外开放水平。

7.社会保障水平GP

本文采用何震（2011）[9]建立的社会保障水平指标，通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基本失业保险覆盖率和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的加权平均计算得到。

8.政府干预程度GI

政府的财政投入包括必要投入（如国防、公共安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和非必要投入两部分，必要投入属于非生产性支出，是社会消费支出，反映的是地方政府对经济产期发展的支持，非必要投入则表示地方政府的干预。本文借鉴丁菊红和邓可斌（2007）[21]的方法，利用公式（各地区财政支出-各地区科教文卫支出）/各地区GDP计算政府干预程度。

[BT4]（三）数据来源

本文在实证分析中所使用的样本包括广州、深圳、佛山、汕头、惠州、东莞等广东省21个地级市。研究时段选择2006―2012年共7年。各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06―2013年的《广东统计年鉴》《广东财政统计年鉴》及广东各市统计年鉴。运用的软件为GeoDa。

[BT4]（四）空间自相关分析

为检验广东省金融产业集聚的空间相关性，空间权重矩阵设置为空间距离权重矩阵（DistanceWeight），计算各年的MoransI指数值。结果如表1所示。

表1中，各年份的MoransI指数值都大于0，除2007年外的P值都小于0.1，Z值大于0.1，显著水平的临界值1.65。表明广东省金融集聚现象在空间上存在正自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广东省金融业的发展在空间分布上趋于集聚，存在空间集聚现象。

为直观地表示2006―2012年广东省MoransI指数变化趋势，用R语言绘制图1如下。

从图1中可以看到，除了2006年数值较高外，2007―2012年广东省MoransI指数变化呈现逐渐上升趋势，说明广东省金融集聚在空间上存在正自相关关系，且关系越来越明显。

[BT4]（五）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的选择

常用的空间计量模型包括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lagmodel，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errormodel，SEM）。通过MoransI指数结果表明广东省金融集聚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为选择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还需要进行空间依赖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LMerr和LMLag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

lnLQit=ρWLQit+β1lnGOit+β2lnGRit+β3lnGIit+β4lnGPit+β5lnRit+β6lnCit+β7lnMit+εit（3）

式中，ρ为空间回归相关系数，W为n×n阶的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选择空间距离权重矩阵，比邻接权重矩阵更能反映一定范围内某地区与不相邻地区之间的影响，ε为随机误差项向量。

[BT4]（六）SLM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SLM模型设定好后，对广东省金融集聚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通过Geoda软件输出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通过表3可以看出，新经济地理因素中C、M的系数均为正，但不够显著，反映是消费需求与市场规模对金融集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可能由于指标设计或其他原因使这种作用不明显。与预想结果相反的是变量R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表明研发溢出对金融集聚程度产生了负向影响，这与先前的许多文献实证的结果不同，原因可能在于对研发溢出指标的设计。本文选择各地区专利批准量占全省的比重计算研发溢出水平，由于数据获得的局限性，无法获得地区金融业的专利批准量，其他专利批准量大的高新技术产业或许挤占了金融业研发溢出效应。另外一种解释是，政府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直接资助对企业自身的研发支出产生了挤出效应[22]，政府资助刺激了要素的需求，提升了要素价格，从而提高了企业研发的成本，企业研发支出的减少导致对于专利申请的积极性降低。

从政府行为因素的回归结果来看，GO、GR、GP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对外开放水平、政府研发资金投入和社会保障水平对广东省金融集聚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假说较为一致。另外，GI的回归系数为负，且较为显著，表明政府干预对金融集聚有负向作用，这与其他学者研究的结论一致，意味着政府干预过度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使企业发展受限，金融企业缺乏充分的自主权，影响了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这一结果也证明了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假说。

总体来看，除了研发溢出没有如预想中的那样产生积极影响之外，市场规模为金融业发展提供基础，消费者需求的增加促使金融业的繁荣，政府促进开放水平，做好社会保障，对各类企业给予研发资金支持，同时不过度干预企业的发展都能有效地提高金融集聚水平。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新经济地理学派主要从知识溢出、技术溢出、规模经济等方面探讨产业集聚的成因，很少从政府行为角度进行研究。本文在理论上分析了新经济地理因素、政府行为对金融集聚水平的影响，提出假设，对外开放水平、政府研发资金投入、社会保障水平以及政府干预对广东省金融集聚水平有正向影响，而政府干预则产生负向影响，并运用2006―2012年广东省各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由此发现：

新经济地理因素中的消费需求和市场规模对广东省金融集聚有促进作用，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推动各种新经济地理因素发挥作用。比如，通过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鼓励金融机构自主创新，开发金融衍生品，刺激消费者投资需求；建立完善的产业链金融服务平台，并借此撬动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型企业金融业务，扩大市场规模。

对外开放对促进广东省金融集聚有正向影响。广东省为沿海地区，广东自贸区和“一带一路”两大战略双轮驱动将进一步将推动广东构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其中金融领域将作为广东省对外合作开放的重中之重，省内各地区在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仅要吸引外资，还要吸收高新科技，促进金融产业的集聚，以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

加大政府研发资金投入，发挥R&D投入的杠杆效应。通过对2006―2012年广东省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数据分析，深圳从4.43%增加到9.21%，增长波动最大，对应其集聚水平也最高；其次是东莞和广州，与之对应，广州的集聚水平位列第二，东莞各年平均集聚水平位列第四；最小的是云浮，其集聚水平较低，其他地区的政府科技拨款占比均呈上升趋势。政府研发投入作为杠杆，形成全社会R&D投入的多元集聚，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快速提升，吸引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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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Review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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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浙江省杭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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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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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简介

《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致力于介绍演化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应用及最新发展，为中外学者就演化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及其应用问题进行讨论和对话提供一个平台，同时也为展示我国演化经济学学者的研究与思想提供一个机会窗口。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专辑收录的论文大致囊括了以下专题：演化经济学中的制度主义、创新经济学、演化经济地理学以及演化经济学的应用等问题。它涉及制度演化、技术创新以及演化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应用等国内外广泛关注的重要学术话题，还涉及我国制度创新深化、自主创新战略这两大主题的深层次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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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常态；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凭借改革红利、开放红利、人口红利三大优势，实现了经济、社会、文化的跨越式发展，国民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在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FDI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2000年以来，我国利用FDI规模迅速扩大（如图1所示）。截止到2014年第一季度，21世纪我国共利用11052.62亿美元外资，且FDI的投资主要流向高尖端技术研发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这有利的推动了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进程。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速换挡的叠加期，扩大FDI利用规模和提升FDI利用质量仍是经济建设工作的重要方面。因此，探讨新常态背景下FDI在我国的区位选择问题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FDI区位选择影响要素分析

1.市场需求要素

毫无疑义，市场需求是FDI区域选择的关键性要素。首先，市场需求因素将决定着企业的生产规模和销售总量，这直接决定了企业生产成本的高低与盈利能力的强弱；其次，经济学理论认为，任何区域的经济发展都具备经济要素集聚力和经济要素离心力，区域贸易自由度影响两种作用力的变化，最终形成集聚和扩散的均衡点（如图2所示），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往往容易形成经济集聚效应，最终使企业获得产业集群与产业集聚带来的发展优势；再者，由于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往往是创新的集聚点，同时也更加容易获取政府的政策扶持，从而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财税环境。

2.基础设施要素

众所周知，基础配套设施对FDI的区位选择至关重要，该要素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风向标要素。第一，基础设施建设关系到FDI前期固定投资成本的高低，从而对企业投资初期的盈利状况影响较大，外资企业为降低固定资产成本，往往偏好生产配套设施完善、销售配套设施完备、服务配套设施成熟的地区作为投资目标区域；第二，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市场经济运行速度加快，生产技术创新、生产设备更新、销售信息获取、销售机遇把握都离不开硬件交通配套设施和软件信息获取机制的配合与支持，配套基础设施是企业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3.社会制度要素

毫无疑义，社会制度要素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是系统性的。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里的社会制度要素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制度或者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指招商政策、环境管制、财税制度等等。社会制度要素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信息获取成本方面。显然，社会制度要素影响企业的信息获取成本，FDI投资信息分为外在投资信息（如政局是否稳定、市场容量大小、基础设施好坏、外资政策优劣等公开化的投资信息）和内在投资信息（如劳动力素质、地域治安状况、行业竞争程度等非公开或半公开的投资信息）。由于地区间获得的外在信息和内在信息的成本是不一致的，因此外商往往会选择投资信息获取成本低的地区去投资。

4.人力资源要素

长期以来，一些专注FDI区位选择研究的学者认为新兴市场廉价人力资源要素是其获得FDI的直接原因。事实上，在20世界末期和21世纪初期，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本国劳动力成本日趋增加，西方发达国家为获取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开始逐步向海外（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是中国）转移低端产业。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外资在中国沿海地区投资设厂，其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来降低经营成本。

三、新时期FDI区位选择影响要素的转变

随着国内外、宏微观环境的变化，新时期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要素发生转变。首先，随着交通网络的完善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市场要素的影响力在逐步下降。当然，对于传统的行业来讲，尤其是运输成本高的行业来说，市场仍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位选择要素。其次，改革开放三十年年来，我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地区间的基础设施差异性日趋缩小，且随着中部崛起战略（如“长江经济带”规划）和西部开发战略（如“一带一路”规划）逐步实施，这个差距会进一步缩小。再者，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加之人口流动的障碍不断消除，廉价劳动力已经不是吸引FDI的主要因素了。相反，由于FDI对员工综合素质要求日趋升高，低廉的劳动力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非常小，甚至到了可忽略不计的程度。但是，社会制度要素对FDI的影响却日趋重要，以为政策和制度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着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为大量、高效、有层次的利用FDI，我国应该进一步在社会制度方面下功夫，不断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稳定性，为更好的利用FDI提供一个良好的投资软环境。

参考文献：

[1]邵挺.经济地理与外资企业的区位选择[J].经济管理，2010，（06）.

[2]贺灿飞.外商直接投资区位位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M].北京：经济出版社，2005.

[3]余，陈继勇.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跨国公司在中国分层区位选择研究[J].世界经济，2012，（11）.

[4]金相郁，朴英姬.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分析：城市数据[J].南开经济研究，2006，（02）.

[5]黄肖琦，柴敏.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FDI区位选择――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6，（10）.

[6]李郇，丁行政.空间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实证分析[J].地理科学，2007，（05）.

[7]郭建万，陶锋.集聚经济、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2009，（04）.

篇10

[关键词]区域；区位；经济学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3 . 18. 023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3）18- 0041- 02

区域主要是指根据一定的衡量标准把具有同质性的地域相聚集的地区，并且根据相同的标准与其他区域相区别。经济活动的空间性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区域经济学作为一门后衍生的学科，主要建立现在中观和宏观区位理论的基础之上。从西方的某些国家开始产生，然后波及欧洲东部及前苏联。而我国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区域经济学理论的演化过程如下。

1 农业圈层理论

19世纪初，德国面临着农业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是庄园式和自由式的转变改革。据此，经济学家杜能从市场区位地租出发，提出了农业尤其是耕种业和畜牧业的土地利用以及同市场的关系问题，得出了农产品种类围绕市场呈环带状分布理论化模式。

其核心观点是农业区位取决于运输费用，而运输费用取决于距城市的距离。此理论阐述了农业的用地情况和集约化程度的决定性因素不仅仅是自然特性，更重要的是人为的社会因素（经济因素），特别是与农产品消费市场的空间距离。

公式表示为：利润=产品价格-（生产成本+运费） ，即 P=p-（c + t）

2 工业区位论

20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韦伯（1909），指出工业企业的区位取决于运费、劳动力费用和集聚因素。在他看来，若一个工厂的规模不断扩大则能给此工厂带来更多的效益或者是更少的成本，而在单个工厂没有如此经济实力的情况下，很多同产业的工厂聚集同样能带来高利润回报，因此工厂有集聚的愿望。而影响集聚的因素则是临界等费用线相交的地区。根据韦伯的理论，产业集聚过程是单个企业为了追求集聚的利益而自发形成的，它是源自于一种自下而上的市场化力量。

3 恶性循环理论

提出此理论的纳克斯认为，经济本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跟周围的若干因素紧密相连。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困并不是因为家国内的各类资源不充足，而是因为一开始的资本稀缺导致后来的国内市场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恶性循环系统”。

在供给方面，低收入的公民导致低储蓄能力，因此资本形成率低，在低资本形成的情况下没有更多的资金来扩大再生产，不可避免地导致低产出，低产出又再一次影响收入水平，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需求方面同理。

4 发展极理论

发展极理论由佩鲁提出，他认为经济活动的中心是不能平均形成的，而是应该“异军突起”，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或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集聚区率先形成。这样的地区能够产生吸引和扩散作用，促进自身发展并推动其他部门的地区发展。其思想基础是支配学说和不平等动力学。此理论有助于技术创新和扩散、资本的集聚和输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和形成“团块经济效果”等。

恶性循环理论和发展极理论归属于不平衡发展理论，在我国主要的应用主要体现在：

（1）阐明了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警示国家宏观调控在资源配置方面应该从全局出发，慎重考虑，立足国情，真正地合理配置有限资源。

（2）既强调了计划经济的必要性，又特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重要性。

（3）为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通过破除死循环、率先发展条件便利地区等方式为经济崛起提出可行方案。

5 规模报酬递增

保罗·克鲁格曼将空间因素引入分析了产业集聚的规模报酬递增。他认为，任何企业和个人都具有趋利性、趋同性。同类型的企业或产业更倾向于聚集于同一区域进行生产生活，与此同时，不同类型的企业和产业又倾向于聚集在不同的地区。这种自然形成的空间产业集聚与区域专业化的现象为规模报酬递增理论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当这些聚集的企业要求更高的利益回报时，就会自然而然地用扩大规模、企业联合等方式促使地方产业群的形成。

规模报酬递增理论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应用中具有突出的表现，主要应用于扶植一大批强大的集团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如江苏省大力扶植的光伏企业——尚德电力集团等。这些政府出资组建的超大规模企业都是考虑采用各种国际贸易“软实力”来把产业政策与出口贸易政策更好地结合起来，利用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效应来开掘和利用各种外部和内部的静态和动态规模经济形式。

6 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区位理论

此理论由马丁提出（1999），在有经济因素集聚的条件下，往往获得第一次区位竞争胜利的赢家对下面的企业更有吸引力，因此，首家企业可能获得更高的财政激励。而第二家虽然获得的补贴相较于第一家来说略少，但是却能从产业集聚中获利。因此早期投资的真正赢利点并不是直接的经济利益，更多的是一种因产业吸引而形成的区域环境。

总体来说，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型古典区域理论是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的两种不同的视角。二者本质遵循的经济力量都是收益递增这一基本理论，因此在没有出现决定性力量来强力分割市场的情况下，就有很大可能产生产业集聚现象，但是这两种理论又有本质上的差别。

相对来说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更加深入地指出了企业规模报酬的本质来源，深入到经济聚集现象的内部来探讨影响经济发展进程的微观要素，而新经济地理学在这方面却做得差强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