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合作范文
时间：2023-03-17 07:52:1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区域经济合作，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 区域经济合作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
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有多种，andrew wyatt-walter 认为“从原则上说，经济区域化可以涉及毗邻经济体之间的商品市场一体化，进而至商品与生产要素市场一体化，再而至市场与政策一体化，以致完全的经济和政治同盟。” 具体而言，根据成员之间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不同可划分为成六种形式：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完全的经济政治一体化。其中以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最为重要，影响最为广泛。
在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进程中区域自由贸易协定（rta）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目前运作的rta中，90年代成立的72个rtas，占总数的36.9%，本世纪成立的117个rtas，占60.0%。rtas的迅猛发展引起了诸多学者关于rtas与wto多边贸易体系的基础——非歧视性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两者关系的高度关注。随着全球rtas数量的不断增加，rtas之间的重叠程度也不断提高，bhagwati（1992）提出rtas是否威胁到了多边贸易体系问题，同时krueger（1995）也担心区域性ftas的建立将会产生寻租者，西雅图wto部长会议的失败进一步暴露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也有学者从法律角度，如foost pauwelyn研究wto保障机制针对区域贸易集团做出的对应措施，范黎虹、韩龙、周阳、张洁等也分析了区域贸易集团与wto基本规则之间的法律关系。陈泰锋和贺剑瑜对20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出的许多新特点、新变化和新动向将会对全球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格局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行了剖析，并阐明了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经济合作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影响。
2 区域经济合作在经济领域的成效
2.1 引力模型在经济合作领域的应用
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在经济领域的成效主要表现问从静态和动态效应，其中静态效应分析主要体现在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上，最常用工具就是引力模型。最早将引力模型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的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他们指出两国双边贸易流量的规模与它们各自的经济总量呈正比，而与它们之间的距离呈反比。其中，出口国的经济总量反映了潜在的供给能力，进口国的经济总量反映了潜在的需求能力，双方的距离（运输成本）则构成了两国之间贸易的阻力因素。原始的引力模型采取对数形式后表示如下：
2.2 引用拓展的引力模型分析静态贸易效应
利尼曼（lineman，1966）将人口数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规模的变量加入引力模型分析并获得了较好的效果。继利尼曼后，对贸易引力模型的发展主要局限在增加解释变量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更是被广泛地加以应用，尤其是在分析区域经济集团的贸易效应上，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如matyas（1997）以混合横截面数据固定效果的方式对区域集团效应所作的分析。经济学家为了检验政策、历史、文化等因素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又逐步将优惠贸易协定、贸易限制措施、殖民关系、共同语言等指标加入到引力模型中（imf，2002）从而使引力模型得以更好的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随后许多学者应用贸易引力模型对国际贸易流量和流向作了实证分析，celine carrere（2002）用引力模型对贸易流向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大部分区域贸易协定在使区域间贸易增加的同时，通常从世界其他各地的进口和出口也都成倍的减少了，这证明区域贸易协定产生了明显的贸易转向效果；balistreri、anderson和 wincoop（2003）等，他们的回归方程大多为对数线性，虽然各自的解释变量不尽相同，但回归结果大都能有力地解释贸易量。国内学者舒波（2004）等人通过对北美自由贸易区成效的研究，认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大大加快了其成员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取消不但扩大了地区市场容量，还加强了各成员国间优势互补和地区范围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形成了“贸易创造效应”。jeffrey frankel认为正式的区域安排还对贸易模式产生明显影响，而且远超乎近邻之间的自然通商。石岚、毛志文（2006）对区域经济合作推动跨国公司发展从而促进产业内贸易发展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2.3引用拓展的引力模型分析动态贸易效应
lisandro abrego， raymond riezman， john whalley（2005）采用定量方法，即一般均衡模型对关税同盟中的国家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关税同盟增加了全球福利。从发达国家之间组建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来看，由于供给和需求曲线较为平坦，贸易创造效应较大，且非成员国的产品成本不占优势，贸易转移效应较小，因而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福利正效应较为明显。宋岩、侯铁珊（2006）对区域贸易协定成员国社会福利效应进行纳什均衡分析，得出区域贸易协定的建立不但能够进一步深化多边贸易合作，而且可以维持成员国的福利水平，并能进一步强化非成员国寻求加入该rta以使本国福利水平最大化动机的结论。
布朗、罗布森、库珀和小岛清等人进一步研究了标准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认为发展中国家之间区域经济合作静态效应不明显，发展中国家借鉴标准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应强调区域经济合作的动态效应和对外保护作用。希托夫斯和德扭（2004）的“大市场”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使区域外国家为了保持原来的市场和产品竞争优势，会选择将生产转移到区内，绕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因此，区域经济合作使外资通过区内设厂生产，绕开区域经济同盟的壁垒限制，从而达到吸引外资的目的。susan f.stone，bang nam jeon认为开展区域经济合作不但使国际直接投资增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催生出新的贸易流。王瑛（2004）认为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梯度，这种梯度产生了经济技术推动力，从而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提供了“多赢”的合作动力。陈秀莲、杨丹辉（2006）等还研究了区域经济合作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认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不仅推动了区内贸易的增长，而且使成员国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利用现有要素禀赋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并保持较高产业转移增速从而使成员国从中受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并促进技术进步。
3 区域经济合作在非经济领域的成效
richard n.cooper、charles p. kindleberger、susan strange、robert gilpin、等则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采用自由主义的国际机制研究方法、现实主义的大国关系研究方法和国内政治研究方法及建构主义的社会化研究方法，分析了地区主义和新地区主义，认为区域经济合作稳定了邻国之间关系，潜在的缓解了紧张局面，降低了邻国间移民、流血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并改善了成员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提高其国内安全系数。国内学者卢光盛、王逸舟、庞中英等从地缘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合作在非经济领域产生的成效，研究显示区域经济合作产生的非经济收益主要体现在区域政治、安全、文化融合、公共产品合作及外交等方面。李向阳（2005）分析认为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使各国间的相互依赖度不断加深，从而促进了区域范围内公共产品，如环境保护、能源合作、打击跨境犯罪等方面合作的逐渐增加。张骥、闫磊（2004），朱显平、李天籽（2006）等分别对东盟、南方共同体、欧盟等主要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非经济成效进行了分析。
除上述在非经济领域产生的成效外，部分学者还对区域经济合作产生的非传统收益进行了分析。patterson（1966）分析认为区域合作可以使成员国“更好的抵御其它区域集团的歧视性影响”，从而提高自身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讨价还价能力和影响力，实现谈判国家利益的最大化。fernandez， r.j.portes认为一国加入区域合作组织有助于向外界发出清晰而可靠的信号，以吸引投资者。李向阳（2003）认为区域经济合作使小国有机会通过让步获得了大国给予的“保险”以获得进入大国市场的保障和免除发达国家歧视性的反倾销行动。刘玉贵、张雯（2006）认为区域经济合作促使各国保持其政策的连贯性、可信性，并不断建立起协调一致的机制，从而锁定改革进程，不断完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逐步提高政府信誉。
4 对国内外研究区域经济合作文献的述评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的文献，首先，研究成果卓著，尤其发达国家的研究较深入，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多数研究都以欧洲经济发展状况为研究对象，而忽略了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其次，较多的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立足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框架，这是基于发达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研究，并不代表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有同样的效果。最后，我国研究的区域经济合作文献多数从政府、组织和企业的立场出发，鲜有从纯粹学术研究的角度分析，使得最终的结果不免带有一定的色彩。随着时代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合作研究应该着眼更长远，才能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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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所谓自由贸易协定（FreeTradeAgrement:FTA）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包括独立关税地区）根据WTO相关规则，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由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方所形成的区域称为自由贸易区。FTA的传统含义是缔约国之间相互取消货物贸易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但是最近几年的FTA出现了新的变化，其内容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等更多领域的相互承诺。这种广义的FTA也被称为“经济合作协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在GATT/WTO规则中，将FTA（缔约国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以及关税同盟（FTA＋对非缔约国实行统一关税）称为“地区贸易协定（RTA）”。本文中的FTA，除了有必要特别区别说明之处外，都包括关税同盟和具有更广泛内容的“经济合作协定（EPA）”在内)。
FTA的法律依据主要是被纳入WTO法律框架之内的GATT第24条和根据乌拉圭回合确定的GATS第5条。但是也有一些全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FTA是依据GATT/WTO的“授权条款”建立的。根据WTO规则，FTA在并不提高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所有贸易障碍和全部谈判10年内完成等三个条件下，可以作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成立，但是如果由于FTA的成立使针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有所提高，则视为违反WTO规则。根据“授权条款”建立的FTA则可以享受区别于一般FTA的更为宽松的特殊安排。
关于FTA与WTO所倡导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尽管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数人认为是一种互补、互动关系，不违背WTO规则的区域贸易安排有利于推动全球的贸易自由化。其中的原因：一是建立FTA可以为成员国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提供多种选择的机会；二是可以弥补WTO多边贸易体系的空白和缺陷，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积累经验；三是有助于减少多边贸易谈判的层次、提高WTO机制的运作效率；四是对贸易伙伴的贸易保护主义可以形成牵制。
二、世界的FTA新潮流
按照WTO的统计，截止到2002年6月，向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提出申请的FTA已经达到了143个。WTO的144个成员中，绝大多数成员都至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或多个FTA，而没有同任何国家（地区）缔结FTA的WTO成员，2001年底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台湾等少数几个经济体，但是到了2002年底时，这一数字又有所减少。目前世界上的众多FTA中，经济规模最大，区域内发达国家成员最多。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最高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洲联盟（EU）。不仅如此，一个在NAFTA基础上扩展成为覆盖整个美洲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计划已经开始启动，EU的东扩也在加紧进行。
东亚地区在建立FTA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长期以来，不但日本、韩国和中国等主要经济大国没有同任何经济体建立FTA，就连早在1992年就开始启动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也仅仅限于根据“授权条款”形成了一种并不彻底的自由贸易安排。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年才有所改变。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签署了“新时代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JSEPA）”，成为日本的第一个FTA。韩国与智利之间在经过长达4年的谈判之后，终于在2002年10月达成关于建立双边FTA关系的一致意见。中国与东盟之间也在2001年11月“10＋3”会议期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于2002年11月签署了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一揽子框架协议，正式确定了10年内建立FTA的目标。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各国的行动也明显加快。
在中日韩三国中，日本的FTA行动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边。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大幅度调整了对外经济政策，完成了由单纯重视WTO多边合作向重视发展双边FTA关系的战略转变。主要目的在于顺应世界潮流，通过对外经济制度创新打破90年代以来的经济低迷，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并在地区合作事务中发挥更多作用。在这种政策主导下，短短几年时间，日本不但已经完成有史以来的第一个FTA（JSEPA），而且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墨西哥、智利、韩国等国家之间的FTA研究与磋商，甚至由民间机构出面启动了与台湾的双边FTA研究。由于农产品贸易等问题的影响，日本的FTA政策面临着国内以农业部门为代表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强大压力。为了避免激化国内矛盾，日本政府选择了一些能够回避敏感领域的对象，优先进行双边FTA谈判。从日本目前的FTA战略(参见“日本的FTA战略”（日本外务省经济局；日本外务省网页：go.jp）来看，并未将建立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双边FTA列入优先考虑范围。
韩国实际上是东亚地区最早倡议加强区域内各国制度性合作，提出FTA战略构想的国家之一，并在1998年与智利开始进行建立双边FTA的政府谈判，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韩国在建立FTA方面的实质进展已经落后于日本和中国，与智利的谈判曾一度中断，直到2002年10月才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许多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韩国国内来自农业等产业部门的反对比较强烈，政府不得不对这些压力有所顾虑。实际上对于韩国而言，在东亚范围内建立FTA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希望通过引导东亚地区制度性合作进程，提高自身国际影响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担心处于中间发展水平的国内产业受到日本高技术产业和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夹击”。因此，今后韩国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个变数。但是迫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的强大压力，为了维持自身的长远利益，韩国政府采取更加积极和实际的FTA政策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东南亚各国在建立FTA方面表现十分活跃。东盟一方面作为一个地区联盟，与一些国家就建立FTA问题进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其主要成员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政策，分别寻求与区域外其他国家建立双边FTA的机会。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东盟10国与日本于2002年签署框架协议，决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内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问题进行磋商；同时鼓励东盟成员分别与日本就双边FTA进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与日本的FTA（JSEPA）已经正式生效之外，泰国、菲律宾等国与日本之间已经开始进行双边FTA的研究和磋商。在东盟国家中，新加坡采取了最为积极的FTA战略，
已经先后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欧盟、美国(2003年5月6日，经过两年的谈判之后，美国和新加坡在华盛顿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预计这一协定将在2004年1月正式生效)等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正在推进与加拿大、墨西哥、韩国之间的FTA谈判。
三、我国的FTA实践与国际经验比较
我国自从在2000年的“10＋1”会议期间向东盟提出建立中国与东盟FTA的建议以来，在推进双边FTA关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对促进东亚地区的制度性合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双方就正式启动FTA程序达成共识，决定在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随后经过多轮政府磋商，于2002年11月签署了框架协议，就早期收获项目和不同东盟成员的关税减让时间表达成一致。如果双边谈判能够如期完成，将以高达17亿人口、2万亿美元GDP和1.3万亿美元贸易额的规模成为世界最大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目前中国内地与香港作为两个关税区之间的“更紧密经济合作伙伴协定（CEP）”磋商也在进行之中。
启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成为我国在FTA领域的一个新的实践，也是“入世”之后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开放型经济方面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加强与东盟的制度性合作既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也有利于周边区域的繁荣与稳定，具有重要的长期性、综合性和战略性意义。但是我国的FTA尝试还仅仅是开始，与其他地区和日本、东南亚的FTA战略相比，仍然存在着一些差距和问题。首先，按照一般经验，自由贸易区对区域内成员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与其覆盖范围成正比，但是成员主体越多达成完全一致的难度同样会明显加大。相互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等许多问题上的差异都可能成为多边谈判的“瓶颈”。即使能够按期完成谈判程序，各方共享的自由化范围只有可能成为各方承诺范围的“公约数”，从而使FTA的本来意义大打折扣。因此，许多国家建立FTA一般都是按照“由易到难”的方式，首先从双边谈判开始。我国与东盟整体的FTA谈判，在缺乏实践经验和同时面对10个谈判对象的条件下，如果要取得预期的成果，可能需要作出相当多的让步。日本在与东盟建立FTA关系时采取了多边与双边并进的策略。一方面通过多边形成的一揽子框架协议，在建立全面制度性合作关系方面取得共识，将希望加强合作的领域全部囊括其中，为适度选择合作内容、方式和时间表留下空间。另一方面，在多边框架协议内事先写入鼓励双边合作的内容，为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和优先顺序，推进双边FTA磋商铺平了道路。实际上日本与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之间的双边进程已经明显领先于多边，最终日本的获益将可能是各个双边FTA获益的“叠加（并集）”，而不是“公约数（交集）”效果。
其次，按照自由贸易区相关理论，由于贸易转移效应的作用，如果与经济效率高的成员建立FTA，则通过区域内贸易投资活动的扩大，有利于整体效率的提高；但如果与效率比较低的国家建立FTA，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资替代区域外高效率商品或投资的可能性。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建立FTA，虽然有可能使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更容易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但是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发展中成员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能够得到更大市场空间，并且有利于吸收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投资，有助于区域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和结构升级。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并与欧盟签署FTA协定以来在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中的诸多良好表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韩国、新加坡和东南亚主要国家急于同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建立FTA的原因也同样在于这一点。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十分落后，但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有利于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吸收合作伙伴的资本和技术要素，达到优势互补和双方要素生产效率提升的效果。
再次，选择FTA对象和确定不同组合的优先顺序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经济合作战略的基础性工作。各国基本上是按照“由易到难”的原则，从缓解国内压力、发挥互补性和追求经济利益等角度出发来选择谈判对象的。日本选择新加坡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回避对方农产品可能对本国农业带来的压力，在东南亚地区发挥更大影响；选择墨西哥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日本企业产品进入墨西哥市场时与欧美企业相比的不利条件，并利用墨西哥作为NAFTA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了FTA协定的有利条件，为日本在墨西哥投资企业产品无障碍进入欧美市场创造条件；选择韩国作为下一个伙伴则主要为了发挥贸易和技术优势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遏制中国的影响，在地区事务中掌握主导权。韩国选择智利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一是由于有意选择一个较小经济体进行FTA方面的尝试；二是韩国与智利季节相反，智利农产品不会对韩国同类产品构成直接威胁；三是由于智利作为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使得韩国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韩国企业在智利市场与欧美企业竞争时蒙受损失；四是为了发挥自身汽车等工业制成品的优势，开拓新的市场。东盟与中、日、韩以及美国等分别建立FTA，除了有利于东盟产品进入这些世界主要市场以扩大对外贸易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作为零关税连接各主要市场的生产基地，有利于吸收各国直接投资、获取更多资本要素。我国目前除了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香港地区之间的FTA之外，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立足于长远发展需要的区域多边和双边制度性合作战略与优先安排顺序。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对于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和作用的足够认识，没有建立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国家战略应对体制。
四、FTA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FTA对区域内经济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指由于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措施之后直接对各成员贸易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第二类是指缔结FTA之后，由于区域内生产效率提高和资本积累增加，导致各成员经济增长加快的间接效果。二者也分别被称为静态效果和动态效果。
静态效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响是所谓“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最早提出这些观点的是美国经济学家Viner，他在1950年曾经就关税同盟对贸易的影响进行过研究)。贸易创造效应主要指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贸易限制取消，导致本国内高成本产品被区域内其他成员低成本商品所替代以及过去受到对方数量和高关税限制的本国低成本商品出口扩大，从而给区域内进出口双方带来更多贸易机会和经济利益。长期以来，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是其中一些经济体仍然保持了较高关税水平，许多产品的贸易数量限制仍然存在，反倾销等形式的贸易纠纷也时有发生。这些因素对相互贸易增长产生了很大制约，并且无益于提高区域内资源配置效率和结构升级。通过FTA，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相互之间的交易成本，刺激贸易需求增长，使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进一步趋于合理。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我国的许多比较优势产品将面临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较快发展；另一方面国内市场急需、而且在充分竞争条件下无法替代生产产品的进口成本也会明显降低，从而满足国内消费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正如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贸易机会的增加和贸易规模的扩大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区域内交易成本的降低原有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可能被区域内成员之间的贸易所取代。目前东亚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只有30％左右，远远低于EU和NAFTA等主要FTA高达50～60％的水平。这也是各国对区域外经济依赖程度长期居高不下，容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国与FTA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增长有利于提高对外贸易的稳定性和增长潜力。
动态效果主要包括“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前者是指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将产生生产和流通的规模效益，并带来产业集聚效果。后者是指随着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将促进区域内垄断行业的竞争，提高生产效率。我国建立FTA可以在WTO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比较优势和自然禀赋条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合作伙伴，加大相互开放的程度，并通过区域市场的统一促进国内竞争。这一点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尤其重要。
对于FTA成员国而言，贸易创造效应、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会带来许多正面影响，但是贸易转移效应也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原因在于区域内的低效率产品可能会取代非成员的高效率产品。一般来说需要通过吸收高效率成员和扩大区域覆盖范围才有可能防止这一负面影响。
FTA对吸收直接投资也会产生积极作用。一是因为多数情况下FTA协定本身包括了促进相互投资的内容，有利于区域内的资本要素流动。二是从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来看，随着贸易扩大效应的显现，跨境投资活动也会增加；三是由于区域内商品跨境流通成本降低，区域外企业在区域内投资生产的产品有利于进入整个区域市场。墨西哥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长期以来，周边地区成为我国吸收FDI的重要来源之一，由于资源禀赋、要素条件的不同，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互补性将长期存在，尤其是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将为其他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提供转化为竞争力和现实利益的大量机会。因此，随着FTA的形成，相互之间的投资增长将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FTA对经济增长率的拉动效果是其经济影响的综合反映。常用方法是通过CGE经济模型进行模拟的基础上评估和比较FTA的经济效果。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对各种不同组合FTA效果进行模拟和比较的权威研究成果。本文将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模拟结果(参见（日本）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日益增加的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的选择》2002年)分析FTA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
在该项研究中，假定存在6种组合的FTA，分别是①日本＋新加坡、②日本＋新加坡＋韩国、③日本＋新加坡＋墨西哥、④日本＋新加坡＋墨西哥＋韩国、⑤日本＋新加坡＋韩国＋东盟＋中国、⑥中国＋新加坡＋东盟。根据模拟结果，在不包括中国的①～④等4种组合中，仅有①组合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出现0.01个百分点的上升，而在其他三种组合下中国的GDP增长率会下降或不变。其中④组合下日本的GDP拉动影响可能达到0.18个百分点，是四种情形中最高的；而中国的GDP会下降0.03个百分点，是四种组合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在同时包括日本和中国的⑤组合下，中国和日本的GDP上升幅度都高于其他组合；而在不包括日本的组合⑥中，中国的GDP上升幅度为9.17个百分点，而日本GDP增长率反而可能出现0.05个百分点的下降。
根据上述模拟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一是如果中国不加入任何一个FTA，则多数情况下，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会出现下降；二是中国加入任何一个FTA都会带来本国GDP增长率的上升；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FTA区域覆盖范围越大，对中国GDP增长的拉动效果越明显。其他国家同样符合这些规律。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估计仅仅是静态分析的结果，并未把投资增长的动态影响效果包括在内。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建立FTA明显有利于我国吸收跨境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增长，由此产生的投资需求增长、技术溢出和结构升级效应也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参见赵晋平编著《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从现实的选择来看，由于FTA谈判的复杂性和模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模拟效果并不是判断FTA可行性和经济效果的唯一依据。但至少可以为我们认识与比较不同组合FTA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方向、确定我国FTA战略的优先顺序和阶段性目标提供参考。
五、我国的FTA战略与阶段性目标
根据以上分析，在今后20年中为了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性目标，除了积极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从多边贸易自由化中获益之外，还应当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通过与周边国家建立FTA的方式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这样才能回避被日益增加的FTA所“边缘化”的风险，在地区多边和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从中获益。因此，实施国家FTA战略首先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FTA战略与改革的关系来看。“建立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之一。根据这一观点，我国应当将逐步建立商品与要素自由流动、内外经济相互融合的开放型市场体系作为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从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制度性合作（FTA）起步，首先实现区域范围内的经济融合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动，就完全有可能为达到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积累经验和创造条件。
在本世纪初的前20年中，适应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与改革需要的FTA战略应当具有以下几个阶段性目标：首先是努力促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CAFTA）”和“中国内地——香港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CEP〕”早日生效，以巩固我国在发展FTA实践中的最初成果；二是为了对中国＋东盟之间的多边协定形成牵制和互动效果，可同时推进与新加坡、泰国等东盟主要成员的双边FTA磋商；三是积极促成中日韩三国FTA或中日、中韩双边FTA的正式磋商，以避免日韩先行建立FTA，使我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中陷于被动；四是适时启动我国与其他地区主要伙伴国的双边FTA和东亚自由贸易区（东盟＋中日韩）的谈判程序；五是对未来更大范围的FTA进行国际合作研究和多边磋商。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现阶段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国家FTA战略实施指导和协调体系
目前我国缺少FTA总体战略思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尚未形成统筹组织与协调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行动的有效机制。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签署FTA协定，不仅需要统筹考虑国际关系、外交政策、贸易投资制度等许多体制与政策层面的问题，而且需要系统了解选择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对国内国际经济、政治和地区安全带来的可能影响。为此，外交部门、对外经济关系事务部门和国内产业政策部门之间的共同参与和统一协调十分重要。
（二）加强对FTA战略的系统研究
为了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形势发展需要的FTA战略，应组成由政府官员、学者和企业代表共同参与的研究队伍，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与特点、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与前景、各种可供选择的FTA方案可能对我国和地区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总体战略构想和步骤。在启动各种多边和双边FTA磋商程序之前，也应由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为政府谈判提供参考。
（三）充分发挥民间机构在多边与双边合作可行性研究中的作用
根据WTO的相关规则，正式启动的FTA政府谈判必须在10年内完成。因此，为了避免中途受挫可能对相互关系造成不利影响，一些国家在政府出面进行研究和磋商之前，首先由相关各方的权威民间机构进行合作研究，并向各自政府提出政策建议。这样既可以使政府决策留有回旋余地、同时又能够有效利用民间机构的智力资源和研究成果。我国应当借鉴这些经验，鼓励具有国际合作研究能力与经验的民间机构加强和各国相应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研究，并经常保持政府部门与这些机构之间的意见沟通。
篇3
【关键词】绝对优势 分工 博弈分析
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是今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区域间的合作随着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变得越来越密切。区域经济合作与经济全球化并驾齐驱，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目前，绝大部分国家已经参与了一个或几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而且组织的范围越来越大，联系也越来越密切。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决定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与格局，为各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总体上来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合作，有利于消除民族、国家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有利于节约劳动和资本，有利于部分资源在各成员国间的优化配置，从而实现规模经济，扩大市场，促进各成员国进而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
一、绝对成本优势理论
假设有两个区域甲和乙，每个区域都需要并且都能生产X和Y两种产品，但是，它们的生产成本却是不一样的，各自的单位成本见表1。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区域甲在产品X上占有绝对优势，区域乙在产品Y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是没有哪一个区域在两种产品上都占有绝对优势。根据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区域甲和区域乙会进行生产分工，即：区域甲会将其所有资源用于生产产品X，与此同时，区域乙会将其所有资源用于生产产品Y，然后两个区域进行贸易。贸易的结果是：区域甲向区域乙出口产品X，并从区域乙进口产品Y；区域乙则正好相反。通过对区域利益进行博弈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的结果。
假设区域甲和区域乙对产品X和Y的需求均为10个。如果不按照绝对成本优势进行分工，为了满足需求，这两个区域得各自生产10个产品X和10个产品Y，各自的成本见表2(单位为元)，这时，两个区域的总成本为930元。
如果按照绝对成本优势进行分工，为了满足同样的需求，区域甲得生产两个区域所需要的全部产品X，同时，区域乙也得生产两个区域所需要的全部产品Y。这时，各自的成本见表3(单位为元)，两个区域的总成本为460元。经过分工，两个区域以460元的投入就可以满足了之前需要投入930元才能满足的需求，即在满足总需求的条件下，总的成本下降了。因此，区域甲和区域乙都是有动力接受这种分工的。
二、区域合作的博弈分析
1、区域合作模型的构建
为了具体说明上述分工对两个区域的影响，我们还得进一步考虑分工后两个区域各自的收益。假设产品X、Y的实际交换比率是1：R，产品Y的单位价格是P。
在分工之前，区域甲和区域乙各自生产10个X和10个Y，然后将它们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换。则区域甲得到的收益为10(1+R)P，其成本为10(8+40)，从而区域甲的投资收益率为(1+R)P/48。同理可以得到区域乙的投资收益率为(1+R)P/45。
在分工之后，由于两个区域是专门生产各自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的，即：区域甲只生产了20个X，区域乙只生产了20个Y。假设产品Y的单位价格没有变化，则区域甲的收益为20RP，其成本为160，从而区域甲的投资收益率为RP/8；区域乙的收益为20P，其成本为300，从而区域乙的投资收益率为P/15。
如果区域甲按照分工进行专业化生产，而区域乙未按照分工进行专业化生产。这时，区域甲生产的20个X只能在该区域内销售掉10个，而另外的10个X却无法再与区域乙进行贸易了。在这种情况下，区域甲的收益为10RP，其成本为160，从而区域甲的投资收益率为RP/16；区域乙的投资收益率还是与没有分工前的相同，为(1+R)P/45。
如果区域乙按照分工进行专业化生产，而区域甲未按照分工进行专业化生产。这时，区域乙生产的20个Y只能在该区域内销售掉10个，而另外的10个Y却无法再与区域甲进行贸易了。在这种情况下，区域乙的收益为10P，其成本为300，从而区域乙的投资收益率为P/30；区域甲的投资收益率还是与没有分工前的一样，为(1+R)P/48。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区域是否分工的收益博弈决策模型，见表4。
2、区域合作模型的博弈分析
这两个区域是否会参与分工不仅仅取决于分工前后的投资收益率，还往往会取决于其它因素。也就是说尽管分工对双方都是有利可图的，但在其它因素的影响下，双方究竟是否会参与分工还是不确定的。
⑴两个区域均不考虑其它因素
这也就是说双方参与与否是直接取决于分工前后的收益的。若要使双方均参与分工，则要满足下列条件：
RP/8 ≥ (1+R)P/48
P/15≥ (1+R)P/45
由第一个不等式可得：R≥1/5；由第二个不等式可得：R≤2。综合起来之，即可得出双方均参与分工的条件为1/5≤R≤2。也就是产品X与产品Y的实际交换比率为处于1/5到2之间时，双方都是愿意参与分工的。如果5个产品X能交换到的产品Y的数量少于1个，那么尽管区域乙有动力参与分工，区域甲也是不会愿意的。如果1个产品X能交换到的产品Y的数量多于2个，那么尽管区域甲有动力参与分工，区域乙也是不会愿意的。
⑵如果某区域将其它因素考虑进来，那么其参与原分工的概率为u，不参与原分工的概率为1-u。
①区域甲将其它因素考虑进来
对于区域乙来说，u是不确定的，而对于区域甲来说，u是其可以知道的。如果区域甲受其它因素的影响越小，那么它是越有可能参与原分工的，即u的值会越大，这样会导致R的取值范围会扩大。也就是1个产品X最多能交换到的产品Y的数量是增加了的。
区域甲一定不参与原分工(u为0)时，2个产品X最多可以交换1个产品Y。如果2个产品X能交换到的产品Y的数量多于1个，那么，区域乙参与分工所得到的投资收益率要低于不参与分工的收益率，作为理性的区域乙，它是一定不会参与原分工的。如果2个产品X能交换到的产品Y的数量少于1个，理性的区域乙是一定会参与原分工的。
区域甲一定参与原分工(u为1)时，1个产品X最多可以交换2个产品。如果1个产品X能交换到的产品Y的数量少于2个，区域乙参与分工所得到的投资收益率要高于不参与分工的收益率，作为理性的区域乙，它是一定会参与分工的。如果1个产品X能交换到的产品Y的数量多于2个，理性的区域乙是一定不会参与分工的。
综上可以得出：如果区域乙没有考虑到区域甲参与分工的概率，那么，只有在1个产品Y至少可以换到2个产品X的情况下，区域乙参与分工才是有利的。
②区域乙将其它因素考虑进来
在这种情况下，区域甲是无法知道区域乙参与原分工的概率的，但是区域乙是十分清楚的。如果区域乙受其它因素的影响越小，那么它是越有可能参与原分工的，即u的值会越大，这样会导致R的下限减小，从而R的取值范围还是扩大了的。
区域乙一定不参与原分工(u为0)时，2个产品X至少可以交换1个产品Y。如果2个产品X能交换到的产品Y的数量少于1个，区域甲参与分工所得到的投资收益率要低于不参与分工的收益率，那么，作为理性的区域甲，它是一定不会参与原分工的。如果2个产品X能交换到的产品Y的数量多于1个，那么，理性的区域甲是一定会参与原分工的。
区域乙一定参与原分工(u为1)时，5个产品X最少可以交换1个产品Y。如果5个产品X能交换到的产品Y的数量多于1个，区域甲参与原分工所得到的投资收益率要高于不参与分工的收益率，作为理性的区域甲，它是一定会参与原分工的。如果5个产品X能交换到的产品Y的数量少于1个，理性的区域甲是一定不会参与原分工的。
综上可以得出：如果区域甲没有考虑到区域乙参与分工的概率，那么，只有在2个产品X至少可以换到1个产品Y的情况下，区域甲参与分工才是有利的。
三、结论
如果区域甲将其它因素考虑进来，而区域乙仍按照简单的收益进行决策，即：产品甲与产品乙的实际交换比率为[1/5,2]时，区域乙就参与分工。那么当两种产品的交换比率处于[1/2,2]时，区域乙选择参与分工对自己来说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如果区域乙将其它因素考虑进来，而区域甲仍按照简单的收益进行决策，即：产品甲与产品乙的实际交换比率为[1/5,2]时，区域甲就参与分工。那么当两种产品的交换比率处于[1/5,1/2]时，区域甲选择参与分工对自己来说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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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近几年，在中央政府的着力推动下，京津冀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无论在区域总体规划的认知、不同层次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还是在三地各自特色经济的培育等方面，均程度不同地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其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速度仍略显迟缓，其间还存在一些阻碍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问题。
一是地方保护较严重，行政壁垒仍较坚固。主要表现在京津两市的相互掣肘，竞争大于合作，而且由此表现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结构的自成体系及畸形发展。没能像上海之于长三角，广州之于珠三角那样发挥“正拉动”效能，反而在相当程度上对整个区域的合作客观上形成较强的“负拉动”。
二是集聚不经济，扩散阻力较大。主要表现在北京集聚不经济的严重“大城市病”。京津冀地区原本就水资源不足，随着集聚的增强和耗水行业的发展，加剧了该地区水资源的短缺。目前，该地区平均水资源仅为全国的3.6%，远低于国际公认的1000立方米的警戒线。在水资源短缺的同时，地表水污染较严重。这些年，高能耗行业的发展，使能源紧张状况更加严重。据预测，到2020年，如果京津冀地区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目标的话，对能源的需求量将要翻一番，经济发展与能源供给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环京津目前已有32个贫困县，3798个贫困村和272.6万贫困人口，整个京津冀地区的“二元经济结构”是世界罕见的。京津作为全国知识最密集的地区，其科技地位逐年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该地区的专利申请授权量由1996年的14.4%下降到2001年的10.9%。植被退化，水土流失，湖泊富养化，土壤盐碱化，河流淤积，赤潮等较严重，沙尘暴和浮尘使空气质量降低。
三是产业、行业雷同仍较严重。该地区在结合基本区情发展特色经济方面，仍存在不顾客观实际和地区条件的差异，同构相同产业和行业。目前，京津两市都将高新技术产业、新能源、先进制造业和金融、贸易等作为重点发展的领域。这自然会造成产业关联度降低、产业链无法拉长，以及对资源、能源和市场的恶性竞争，使竞争大于合作。
四是跨地区项目少。主要表现为：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步履维艰，基本上还没有走出论证、再论证阶段；由于受地方保护的影响，区域内资源共享受阻；跨地区的重要基础设施、物流集散地和信息网络建设不仅数量少，而且进展比较缓慢。
五是中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发展缺少较有利的环境。京津两市不乏国有大型企业，甚至国际知名企业集团，但相比之下，中小企业，特别是河北省境内的中小、乡镇企业的成长，由于缺少较为有利的相关环境，无论从其规模、人员素质，还是管理水平和抵御风险能力等方面，普遍较弱。
二
上述问题的解决，需要各种措施和手段的综合运用。但从与经济发展内在运动的关联程度、对目前障碍突破的力度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长远目标来讲，金融手段是其中重要的手段之一。
就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而言，金融手段得以充分发挥的关键在于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就是破除一切传统的妨碍区域经济进一步合作的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障碍，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为主线，实现对金融机构、金融运行机制、金融业务、金融工具、金融市场、金融监管等全方位的整合。
一是构建多层次的金融机构体系。具体而言，从所有制方面讲，多层次金融机构体系的设置，既应有国有独资机构，也应有股份制机构，更应有中小金融机构。从业务覆盖面讲，既应有面向大型企业、企业集团的机构，也应有面向大型工程项目的机构，还应有面向中小企业、居民的特色各异的机构。从融资性质讲，既应有中资机构，民营机构，更要有外资机构。这些机构主要业务的着眼点在于，培植各地的特色经济。北京的第三产业，天津的港口经济，河北的观光、休闲、农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应是各地金融机构着力培育的特色。但同时，不排除各类金融机构业务的联合。只有这样，才能在每个区域内形成各有侧重、错落有序、业务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
二是组建跨行政区域的金融系统。跨行政区域金融系统的作用在于，充分发挥金融调节和引导经济区域内各地的多元化的资金流动。其业务对象，一是整个区域内的重大基础设施、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区、物流集散地和联合旅游的建设。二是引导京津超负荷、耗能大以及不适宜在市区内发展的行业，向河北或其他相应地区扩散。同时，努力营造这些地区的集聚功能和基础建设。三是由人民银行搭建平台，组建为保证以上业务开展的，跨地区的资金投放、结算、理财等中心，以促进区域经济的进一步联合与合作。
三是全方位启动滨海新区金融的先试先行。滨海新区金融的先试先行应依据市场经济模式推进，以资本市场的运作为主要内容，并以此引领整体金融朝着以该地为金融集聚地和扩散地的方向发展。同时，在区域内有条件的地区，应着手建立次级金融市场，以形成层次有别，相互协调与补充的金融市场系统。
四是实现金融业务、金融工具的创新。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金融竞争的需要，混业经营已被启用。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加强，客观上要求金融业务混合展开。金融工具创新的基础在于要与该地区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的需要相适应，积极促生金融衍生工具的翻新。
三
如前所述，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是一个综合运用各种措施和手段的过程，同理，促进该地区加强合作的金融手段的运用，也要辅之以相关的措施和手段。
第一，法制建设。法制建设应基本涵盖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保护、激励区域经济合作及具有促进作用的法规，如区域综合开发法、区域经济合作法、跨行政区经济组织经营法、区域资源保护法、区域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法、区域共同基金法、外资金融机构行为法、区域金融中介组织法、区域金融市场运作法、市场进入、退出法、经济主体权益保护法等。另一方面是约束、惩罚有碍区域经济合作的法规，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地方保护法、重大损失责任追究法等。
第二，税制建设。在以金融创新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中，税收体制的改革，应本着既有利于地方财源的扩展，又有利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原则，使三地在合作中不受损失，互惠共赢。目前已有学者提出建立“首都财政”的建议，笔者认为，该建议是有道理的。
第三，特惠金融政策。为使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金融创新得以稳步、有效地推进，人民银行和相关金融管理部门目前应考虑在信贷资金切块管理权、金融机构准入审批权以及金融创新工具运用权等方面给予优惠或放宽。在此步骤实施之后，再行考虑适当放宽利率调控权和存款准备金率调节权。
篇5
［内容提要］京津两市是我国北方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区域，这里既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北方的经济中心，交通运输发达，工业及科技实力突出，对外开放程度高，有着巨大的发展优势和潜力。但与珠三角和长三角相比，这一区域经济发展的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全国新一轮区域合作掀起、国家编制“十一五”规划将区域规划放在突出重要位置等宏观背景下，加强京津冀区域经济融合，发挥比较优势，加快经济一体化步伐，将这一地区发展成为新世纪中国经济最为活跃地区之一，显得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对珠三角和长三角发展的启示，分析了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现状、机遇和发展思路，提出抓住“十一五”规划发展良机，争取国家政策支持，以“市场主导、政府推动”为区域经济融合的重要举措。
一、中国三大经济圈
（一）基本情况。
京津冀经济圈、长三角、珠三角并列为中国三大经济圈。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长三角分别成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亮点，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最好的区域。近年来，这三大经济圈开始了一轮全新的合纵连横，文秘站 以建立超级都市圈方式提升区域竞争力。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位于广东省中南部，毗邻港澳，由广州、深圳、佛山、珠海、东莞、中山、江门、惠州、肇庆九个城市组成，土地面积5.47万平方公里，人口近3千万。20__年该区国内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收入分别完成9561.03亿元和773.95亿元，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9.1和9.1。
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区包括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镇江、南通、泰州（即苏南地区），以及浙江省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即浙东地区），共计15个沿江城市。总面积为10.02万平方公里，人口7571万人。20__年长三角以仅占全国1的土地面积、5.9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18.3的国内生产总值、16.1的地方财政收入。
京津冀经济圈（亦称“京三角”）指的是以京、津为核心，辅以周边河北的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承德、张家口等城市。20__年该区域国内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收入分别完成8994.96亿元和835.27亿元，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8.6和9.8。
（二）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崛起的启示。
启示之一：区域合作势在必行。其一，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使得单靠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已经很难形成综合的竞争优势。中国加入WTO后，要求区域一体化步伐紧跟全球化进程。其二，面对全球制造中心东移的大好机会，如果不注重区域经济的发展，不为吸引外资和民营资本创造一个好的软环境，必将处于劣势地位。
启示之二：区域经济龙头的辐射带动作用功不可没。20世纪80年代，珠三角的腾飞主要得益于香港的辐射，香港是自由港，也是世界经济中心之一，具有相当高的开放度和自由度，港粤两地一为“前店“，一为“后厂“，功能互补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香港80以上的制造业转移到珠江三角洲，香港对珠三角的影响力无法替代。从长三角来看，随着浦东开发，上海发展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的战略目标确定，瞄准四大中心，整体经济抬升，对江浙起到明显拉动作用，江浙与上海互动发展，提出主动接轨，共同打造上海，使长三角重振雄风。
启示之三：用足用好政策机遇助区域经济加快发展。珠三角在改革开放之初，抓住国家在深圳、珠海设立经济特区的契机，开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之先河，实现了历史性的腾飞。20世纪90年代，国家决定对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上海借助国家的特殊优惠政策，跨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进而带动长三角重新确立龙头地位。
启示之四：市场经济发展是区域合作的内在动力，产业链拉动区域经济联动，形成经济圈。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仍带有较浓的行政区划经济色彩，主观想把一个区域划分成什么经济区是比较难的。当一个区域内的市场经济发育日渐充分，相互间逐渐具有了合作的内在动力。近年来，珠三角和长三角政策方面的优惠已不很明显，但多年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逐渐超越了政策的作用，尤其是以珠三角为核心的广东经济总量仍居全国第一，其综合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东南亚除印尼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珠三角和长三角市场化水平在全国位居前列，形成较好产业配套。珠三角主要分布于珠江东西两岸的IT制造业和家电制造基地，形成了较好的上、中、下游产业配套链，如深圳、东莞、惠州到广州的IT制造业走廊，以及日趋成熟的产供销网络。从长三角来看，上海是企业总部和研发中心等企业控制中心所在地，而周边城市群则发展生产、制造等下游环节。
启示之五：产业结构升级是区域经济中心发挥龙头作用的关键。在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曾唱主角。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率为9左右，而珠江三角洲年均增长率达到13～14，一直发挥着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近年来，外国直接投资（FDI）投入的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向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的产业，与以廉价劳动力为特征的珠江三角洲型经济发展模式相比，扩大内需、致力于产业结构升级的长江三角洲型经济发展模式已表现出明显优势，中心城市向现代服务业、金融、航运和科技研发中心方向升级，腹地向生产基地方向发展，长江三角洲型经济发展模式谋求通过技术和资本集约型产业全方位地生产从消费品到高科技产品的多种产品，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珠三角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形成“簇群”现象，产业集中度高，专业化特征显著，并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启示之六：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提速。从世界范围看，全球经济一体话步伐不断加快，而且全球区域经济的发展，自发的互补发展模式最终都转向制度性的整合发展。中国加入WTO，迫使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提速。从国内看，长江三角洲从去年以来显现出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强劲趋势，正在着手进行深层次合作。“长三角“地区初步形成了区域内进行沟通和共同发展的机制，从
交通、市场、信息、金融、人才等方面开展全面的合作，以提升“长三角“地区整体国际竞争力。随着珠三角各城市的急速膨胀扩张，需要区域整合，最近粤港联席会议，推出大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合作，提出通过10年到20年的时间，把大珠江三角洲建设成为世界上最繁荣和最具获利能力的中心基地之一。最近中央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出台了相关扶持政策。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正在从行政区划为界的区域竞争向以产业互动为基础的经济区域竞争转变。
二、京津冀经济合作现状
北京和天津是渤海湾区域的两大直辖市，相距137公里，呈现特有的“双子星座“态势。河北省环京津地区主要包括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承德、张家口等7个城市，20世纪90年代，环京津地区对河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近60，是河北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区域。
1、北京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市场，天津是北方最大的工业基地。
北京是一座传统的消费型城市，20__年末户籍人口1136.3万人，暂住人口将近360万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464元，全年社会零售总额1744.8亿元，相当于天津的1.9倍。天津是北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20__年实现工业总产值3717.72亿元，比北京多344.22亿元，在全部40个工业行业大类中天津涉及到的有35个，产业配套能力强，工业是全市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2、北京“总店”、天津“后厂”成为大企业集团的最成功的运营模式。
北京具有良好的亚太区域性商务中心职能，又是中国教育、科技最发达和人才最集中的地方，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在北京设立总部和企业研发中心，将天津作为生产基地。目前世界500强企业中有300多家以总公司名义在中国开办各级办事处、代表处、中国总公司，其中一半以上设在北京，摩托罗拉、三星集团等大型跨国公司纷纷将总部和研发中心设在北京，将其在华最大的生产基地设在天津。
3、天津港成为北京和河北货物进出的重要通道。
天津港是我国北方最大港口，与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保持着贸易往来，天津港历史上就是北京的外港和河北的重要出海口，北京出口总值的三成、河北出口总值的六成经由天津港。
4、京津教育、科技实力拥有难以比拟的优势。
环渤海地区教育资源密集，共有300多所大学，相当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总和，其中北京是全国最大的教育中心、科学技术研究基地，科研院所360个，居全国第一，普通高等院校62所，著名高校密集，全市每年获国家奖励的成果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天津有37所大专院校，具有发展教育产业的独特优势。北京科技经费投入居全国之首，20__年北京科技活动经费支出393.2亿元，相当于天津的6倍、河北的6.4倍，占全国科技活动经费总支出的14.7，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219.5亿元，相当于天津的7倍、河北的6.5倍，占全国的17。创业创新体系建设取得较大进展，20__年末北京拥有孵化器53家，居全国之首，20__年北京技术市场技术合同成交金额中一半辐射到北京之外的全国各地。
5、京津冀区域合作还没有达到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紧密程度。
京津冀合作虽然有了一定的基础，在一些领域的合作取得一定进展，但总体上看，与珠三角和长三角相比，略显松散，还不够紧密。
一是促进流动、加强融合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完全属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不同，长江三角洲15城市分属3个省市，但三地高层互访频繁，已在交通、旅游等领域展开合作，浙沪苏交通主管部门在各自的公路网规划和城际公路接口方面拿出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为最终实现省际公路接口的无缝衔接打下良好的基础，一个现代化的长三角“三小时高速网络都市圈”已雏形初现。与之相比，京津冀之间的融合还没有进入实质性阶段，劳动力、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还没有很好地流动起来。
二是龙头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与香港和上海作为珠三角和长三角中心城市的龙头带动作用相比，北京和天津是京津冀经济圈的双核心城市，京津之间的关系摆位还比较模糊，京津对河北的辐射带动作用还很不足。
三是市场化程度不高。20__年北京和天津非公经济实现增加值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46.5和41.9，河北低于40，而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4.8，广东为54.3，整个珠三角非公有制经济占绝对的主导地位，以中小企业为主，京津冀与全国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据有关部门对北京市400多家研发机构的调查，20__年北京市共转让出1400项研发成果，其中大部分转让到京、津、唐以外的地区，北京强大的研发成果没能近距离扩散。
珠三角产业集中度高，专业化特征显著，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而京津区域内的内在产业链联系不够紧密，能够为企业提供配套服务的不多，产业链配套主要是把自己本地区企业消化掉。摩托罗拉除了在京津冀为数不多的几个厂为其生产少量配件外，绝大部分零配件产品来自珠三角和长三角。
四是投资环境有待改善。从实际直接利用外资情况看，20__年长三角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额占全国的35，珠三角占28，京津经济圈仅占11.5。从利用内资情况看，近年来出现了巨额资金舍近求远的投资现象，20__年上海吸收国内投资总额506.5亿元，其中设立企业注册资本额最多的是北京市，达229.9亿元，占总量的42.1。北京流向天津的资金却并不多，近几年北京与天津市、县（区）、乡（镇）的经济合作金额没有超过60亿元。
五是腹地城市群实力较弱。经过多年的发展，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实力相当，均具有较强的综合经济实力。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每隔几十公里，就有一个很工业化的现代城市。从珠三角来看，广州、深圳、佛山3市GDP超过1000亿元，其他城市在400～700亿元之间。从长三角来看，除湖州、舟山两市外，其他13个市的经济总量均在500亿元以上，其中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宁波、南京6市超过1000亿元。从京津经济圈来看，除北京、天津、唐山GDP超过1000亿元，保定800多亿元以外，其他城市多在二、三百亿元左右。京津冀地区是很典型的二元结构，城市之间经济差距很大，总量规模掩盖了总量不平衡，中小城市不发达，没有很好配套条件，核心城市的能量很难
辐射和发散出来，这是京津经济圈与珠三角和长三角很明显的一个差别。
三、京津冀合作契机与合作构想
从京津经济圈经济发展现状看，核心城市缺乏合理的分工和协作，北京的首都优势、天津的港口优势以及河北周边各市的资源和区位优势没能协同发挥，区域整体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在于京津，要抓住合作契机，选准联合的切入点，推进区域经济加快发展。
1、加强规划，争取国家政策支持。
科学的区域规划是促进区域增强竞争力的有效措施，同时，国家政策的支持是区域经济崛起的启动点，这在珠三角、长三角的发展历程中得到了证明。由吴良镛教授倡导的以京津融合为主基调的“大北京“方案，从学术界和专家角度为京津冀区域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大的框架，提出以北京、天津“双核”为主轴，以唐山、保定为两翼，疏解大城市的功能，调整产业布局，此方案已于20__年10月12日由建设部审定，这是国内第一次大规模区域规划活动，旨在改变京津冀北地区城市发展长期缺乏协调的状况。
我市应在“大北京“方案基础上，继续加大各方面工作力度，争取将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争取更为有利的政策支持。
2、新一轮亚太发展，结构调整迎来契机。
京津冀面向东北亚，现阶段韩国、日本正在进行产业调整，目标主要锁定中国，主要是看重中国的大市场，看重中国制造业生产加工能力，这对隔海相望的京津经济圈是一次良机。京津既是东北亚连接中国北方的通道，又因其劳动力素质、产业配套能力、科技研发等优势成为承转辐射的节点。截止20__年，天津韩资企业和日资企业分别为1565家和1385家，实际利用外资分别占全市的6.7和10.1，三星、LG、丰田、松下等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相继在津投资建厂。京津冀产业结构存在明显的互补作用，两市一省之间在技术、产业上存在梯度性以及生产要素方面赋存互补性，京津技术水平、产业结构水平都高于河北，并且正面临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三地地域相连，三地间的交易成本和生产要素结合成本低廉，要加快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等生产要素在京津经济圈的流动，促进这一区域接受韩日产业转移并在区域内实现梯度转移。
3、“入世”拓宽开放领域，金融业发展大有可为。
中国加入WTO，为服务业开放带来机遇，金融体制滞后这一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有待改变。天津是中国入世后服务业首批开放的试点城市之一，作为服务业核心产业的金融业已经成为天津重点发展的产业。
天津应谋求建立中国北方区域性的离岸金融市场。在具体操作进程上，可以先在保税区进行离岸业务试点，然后逐步扩大稳步前进，最终形成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在市场模式的选择上，可以先建立离岸业务和在岸业务严格分离的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在此基础上，再进行适度规模的渗漏。通过此举，可以为京津冀大规模利用外资开辟一条简捷、低成本的新渠道，同时可以增加天津金融机构的国际业务经验，培育一批高素质专业金融人才，以迎接外资银行的挑战，为把天津建成以离岸金融业务为特色的金融中心奠定基础。此外，还可以给本地区带来税收、就业、房地产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天津金融市场在国际金融界的声誉和地位，从而进一步促进天津的国际交往与发展。
4、奥运经济前途广阔。
奥运契机正带动京津冀交通、旅游等相关行业的共同发展。北京将在20__奥运会之前投巨资全力改善北京交通拥堵状况，目前463公里的高速公路将发展到890公里，也为天津、河北与北京的无缝对接提供了先决条件。随着20__年奥运会的临近，北京－－－这个中国最大的国际旅游中心，将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
京津冀三地要为支持奥运、服务奥运、发展奥运经济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在交通体系方面，借鉴京津机场整合经验，三地在港口、高速公路、城际轨道交通等综合交通规划方面做好衔接，形成合理的交通布局。同时，积极推进区域运输一体化，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最终形成国际投资青睐的“三小时经济圈”。
在旅游合作方面，可以建立“京津冀”旅游联合体，以奥运会为共同品牌，积极开展旅游合作和商务活动。充分发挥北京历史名胜旅游、天津的近现代旅游、滨海旅游、河北的秦皇岛滨海旅游和承德皇家园林旅游特色旅游优势。
5、以实施五大战略举措为载体，积极拓宽经济协作领域。
市委八届三次全会提出“三步走”战略，全面实施五大战略，要实现战略目标，其中一条基本途径就是扩大开放，把更多的资金和技术引进来。要以市场为导向推进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与协调，激发民营企业与中小城市的经济活力，不断拓宽经济协作领域。天津正在进行海河两岸综合开发，打造全新的服务型经济带，现在北京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于服务业，北京服务业如何参与海河两岸综合开发，应作为京津经济合作重点推进的工作。天津要借助北京国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中关村的技术优势，使天津成为科研成果转化基地，构建知识型经济带，做大做强优势行业。
机遇与挑战并存。市场主导、政府推动，是当前区域经济合作的必由之路，面对诸多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大发展的契机，三地政府要齐心协力，相互依托，优势互补，共谋合作发展大计，实现共赢。要加强理论研究，加大宣传力度，以“十一五”规划编制为契机，争取国家优惠政策的支持，构筑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总体框架。力争通过合作发展，使京津冀经济圈在未来五年实现腾飞，成为拉动我国经济的“第三引擎”。
附：环京津部分城市简要情况。
唐山：北依燕山，南临渤海，东与秦皇岛市接壤，西与京、津毗邻，是一座有百年历史的重工业城市，总面积13472平方公里，总人口702.7万，20__年国民生产总值完成1102.29亿元。是全国较大城市之一。1988年被国务院批准为沿海对外经济开放地区。唐山资源丰富，是全国焦煤主要产区和三大铁矿区之一。唐山工业历史悠久，基本形成了煤炭、钢铁、电力、建材、机械、化工、陶瓷、纺织、造纸、食品10大支柱产业。
沧州：沧州东临渤海、西界保定、北靠天津、南接山东，土地面积14053平方公里，20__年国民生产总值完成531.33亿元。油气资源丰富，华北和大港的原油产量在我国各油田中分别为第六和第七位，其中在沧州境内的产量分别约为各自年产量的49和59。沧州是全国四大产盐基地之一。黄骅港将成为西煤东运新通道的出海口。
秦皇岛：南临渤海、北依燕山、东临辽宁、西近京津，是华北、东北、西北地区重要的出海口，面积7812平方公里，人口270.46万人，20__年国民生产总值完成335.66亿元。工业初步建成了建材、机电、食品、化工、金属压延等支柱产业，旅游经济的支柱地位突出，是中外闻名的旅游避暑胜地，旅游收入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以上。秦皇岛港年货物吞吐量超亿吨，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输出港之一。
廊坊：位于京津两大城市之间，面积6429平方公里，总人口384万人，20__年国民生产总值完成459.98亿元。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处于经济发展得当主导地位，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冶金、化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是其优势行业。
承德：北靠辽、蒙，南邻京、津，东和东南与秦皇岛、唐山接壤，西与张家口市接壤。面积39513平方公里，人口358万人，20__年国民生产总值完成200.01亿元。食品饮料、冶金矿山、机械电子、建筑材料、化工医药等五大行业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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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区域经济合作 分工合作 区域产业链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国的实体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由于对未来预期的的悲观，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消费紧缩，导致我国出口急剧下降，使沿海地区大量的外贸加工型企业受到严重影响。为了减轻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中央出台了大量政策措施以扩大内需，达到“保增长”的目标。
当前，我国扩大内需的主要途径有增加投资和促进消费。不管是增加投资还是促进消费，都需要政府和企业的积极参与。其中，加强区域间经济合作至关重要：一是，在我国沿海地区传统加工型企业面临生产成本上升，需求下降的情况下，加快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可以降低企业的土地、劳动力等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在地区间产业转移过程中，加强地区政府间的合作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可以减少企业的各项交易费用，减少市场的盲目性。二是，在政府增加公共投资以扩大需求的过程中，加强区域间政府及企业间的合作可以减少摩擦，增加效率，保证跨区域合作的顺利进行。
一、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展，国内地方政府及企业主体顺应经济形式的发展，加强了区域间经济合作，特别是在一些城市群集聚的地区。例如，在长三角地区，区域间水平分工与合作已经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目前江浙地区主要发展部分现代制造业及大部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作为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保证；而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金融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长三角地区提供服务保障。这样，整个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在空间上分工有序，形成了良性合作的局面。
但是，从整体上看，全国性的区际分工合作程度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影响了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主要表现在：
1.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垂直分工发展缓慢，没有形成良好的区域产业链。由于自然条件差异及交通条件的限制，长期以来，我国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在技术合作、资本提供、环境污染治理及管理经验交流等方面的合作上缺乏积极性。这增加了企业在地区间投资的交易费用，直接或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的竞争能力。同时在区域经济合作上形式较为单一，没有形成良好的区域产业链。这阻碍了区域间长期可持续的发展与合作。
2.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尚未形成。由于缺乏合作经验及相关的法律保证，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尚未形成。在区域合作出现摩擦时仍主要由中央协调，缺乏相应的协调机制。虽然近年来“泛珠三角合作”与“泛长三角合作”发展迅速，但是各地区还需要努力摸索，形成一套在保障各地区利益的基础上，能提高合作效率的制度规范。
二、加强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建议
1.加大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合作力度，构建良好的区域产业链。各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要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在与国家的总体战略发展目标一致的前提下，确立自身的优势。这样，各地区充分发挥地区优势，与其他区域间进行商品贸易及劳动力、资金和技术流动等，进行优势互补。在这个过程中，各地区在各产业中努力构建相关产业链，各地区分别承接其中的一个环节或几个环节。由此，各区域以最低的成本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以最高的经济效率参与全国甚至全世界的竞争。例如，当前我国东部地区高昂的土地及各项经营成本已经不适合发展传统制造业。如果东西部地区能开展合作，将东部地区的加工制造企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较低的土地成本及经营费用有利于缓解企业的经营压力。同时，东部地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现代服务业也为中西部地区的企业提供有利的营销渠道、技术设备及资金支持。如此形成的一条产业链有利于发挥地区优势，提高企业竞争能力，扩大就业，提高地方财政收入。
2.建立和完善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区域经济合作制度主要是在提高合作的效率的同时保证合作的公平，使区域分工合作能长期坚持和发展下去。为此，各平级政府间要参与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的协调机制和机构，以保证在合作中出现的矛盾与冲突能快速有效的解决。同时，要制定区域合作的法律法规来保持区域政策的一贯性和继续性。
3.建构多元合作主体、多中心治理的区域经济合作格局。对于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形式的选择，以及动力机制的依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要转换思路，创新思维，形成包括地方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混合体，形成多中心的区域经济合作格局。在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形式的选择上，既可以选择项目合作形式，也可选择市场机制运作形式，还可选择非政府组织合作形式；在区域经济合作方式与手段的运用上，既可以选择行政干预的方式与手段，也可选择完全市场化的方式与手段，还可以采取行政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与手段。对于区域经济合作体制的动力机制依赖，既可依赖政府推动，也可依赖市场推动，还可依赖这二者的结合等等。
4.逐渐形成以企业为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削弱政府在区域合作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未来，要形成多数合作行为是由企业作为行为主体，在市场机制力量的驱动下实施完成的区域经济合作。
参考文献：
[1]张敦富.区域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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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区域经济合作；大连；经济特性
经济特性(产业特性)是指使一个区域基于某种经济环境和要素而将其经济发展模式、机制和产业构成和规模区别于其他区域的关键性因素。本文在研究中将根据大连周边的区域环境和自身的产业发展规划对大连的经济特性予以探讨，并研究分析其经济特性的发展方案。
1 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对大连经济特性的确定
根据大连的整体城市经济战略，其区域经济合作可分为三个层次，即东北经济区的合作、环渤海区域的合作和东北亚区域的合作。具体来看：
1．1 东北经济区的合作。大连港是东北地区最为重要的航运口岸，其吞吐量和贸易结算资金量均占东北地区国际贸易额和资金结算额的70％以上，对于东北其他同类型城市，大连的临海地缘和航运口岸的历史、规模和密集的航线成为其重要的经济特性。
1．2 环渤海区域的合作。大连与环渤海区域的陆地联系不密切，对于环渤海区域而言，城市间竞争的关键和大连地位的确立，不在于大连的机车、造船、石化和软件等优势产业，而在于航运中心和港口的建设与繁荣。对于天津、青岛等本区域的同类城市和相近水平的经济中心，港口经济的数字更关乎城市未来的发展，因此，在环渤海区域，大连的经济特性仍然是航运和港口经济。
1．3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大连位于狭义东北亚地区的地理核心，从这一点来看，大连应该承担起整个区域内部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交换中心的角色。而大连不可能成为东北亚地区的离岸金融中心城市，因此，大连资金流中心和信息流中心的建设都需要以物流中心建设作为基础。作为东北亚区域国家间的物流中心必然是具有适应国际贸易大批量、快速装卸和深水码头国际化港口，而国家对大连的东北亚航运中心的定位和建设支持也恰恰突出了这一经济特性的要求。
2 大连的主导产业及其布局对大连经济特性的确定
根据大连市目前产业发展的特点和产业战略的目标，选择装备制造、船舶和软件产业来进行研究和分析。
2．1 装备制造产业对大连经济特性的确立。大连的装备制造产业带有窗口性质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载体的性质。从窗口性质来看，由于大连的开放地位和与国际交流的密切频繁，国家将一系列的民用先进设备的生产布局于大连，而大连在吸引国家项目建设和产业投资的关键优势就是大连的港口城市和航运中心的经济特性。从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基础来看，转移至中国东北地区的装备制造产业最主要的目标不是占据中国市场，而是利用中国现有的资金、设备及具有较高素质且成本低廉的劳动力来替代国际产品来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因此是否具有良好的国际贸易基础设施，尤其是航运设施就成为大连装备制造产业最为关注的因素。
2．2 船舶产业对大连经济特性的确立。船舶产业对于布局的地理位置有着明确的要求，即要临海，还要有可靠的深水码头可供建造安装。而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船舶核心企业来看，共往往与航运中心的地位相联系，因为航运中心更贴近国际主要航线，而更能获得大型船公司的注意，而获得大量的国际订单，因此，船舶产业的发展对于大连经济特性的要求也在于其航运中心的地位。
2．3 软件产业对大连经济特性的确立。从软件产业的国际布局来看，其对于航运依赖程度较低。但是对于大连的软件产业而言，由于其产业发展阶段主要是承做日本的软件外包，因此，与日本联系的密切程度和交流的便利就成为日本软件外包产业基地选址的重要依据。大连是日本对东北投资最多的城市，约占总投资额的35％和总贸易额的72％，而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大连的港口和航运中心的地位是分不开的。
将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进行归纳，可以得到如下图所示的示意图。
总之，大连在地区合作、产业特征、城市建设、地理位置中重为关键的经济特性就是大连的临港和航运中心的环境，而这一特性也将直接影响大连的产业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的全局。
3 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下大连经济特性的发展方案
根据大连在上述区域合作框架下的港口特点和港口地位，将其经济特性――港口口岸及航运中心建设的发展方案规划如下：
3．1 建设现代化的港口设施、构建发达的集疏运系统。港口设施不足已经成为大连港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和大连港相比，青岛港已陆续建成全国最大的集装箱、原油、铁矿石码头，国际一流水准的煤炭、散粮码头，成为全国集装箱第三大港。大连港必须大力发展“一岛三湾”核心港区，紧抓30万吨原油码头和矿石码头的试运营工作，加快建设8万吨粮食码头、15万吨成品油码头、以及高技术水平的深水集装箱码头。
港口的地理位置与其经济腹地两者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由现代化的集疏运网络紧密连接的，大阪、釜山等著名港口无不具有完善发达的集疏运网络。大连现有的集疏运网络能基本满足目前大连港的集疏运需求，但离建设东北亚航运中心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能否建成一个快捷、高效的集疏运体系，决定大连港能否在东北经济振兴中拿到应有的份额，并直接关系到大连能否在国家级增长极中获得必要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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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基础；合作博弈理论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
省际边界区域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区域，由于先天和后天的原因，绝大部分经济较落后。省际边界区域既是省际经济政策的交汇区，又是区域摩擦的集中地，空间协调难度较大，统筹发展难点较多，要缩小省际边界区域与中心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发展区域经济合作是重要途径。区域经济合作是区域互动发展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从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践来看，区域合作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处于共同区域空间内的不同地区之间为了追求共同的利益目标而进行的专业化分工合作，其最终目标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博弈理论作为研究合作的重要理论，作为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指导，不论从两者的定义、运行条件，还是内在本质和最终目标都是统一的。因此，本文认为合作博弈论完全可以作为指导省际边界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基础理论。
一、省际边界区域经济合作相关理论
为认识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时代的社会经济合作活动的宏观空间规律，需要积极借鉴经济学、管理学等其他学科的重要成果。伴随世界经济联系格局的动态变化，有关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也在不断演化和扩展。随着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有关产业和技术跨国转移的理论扩展了用以解释和分析国际性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基础。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学界一直致力于寻找和建立关于国家之间，特别是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发达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地区之间产业技术联系宏观规律的理论解释，为发达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地区的互补性发展寻找理论根据，其中主要有行政边界区理论、系统动力学理论、竞合理论、新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和协同论。
（一）行政边界区理论。边界区域是指在一定范围内某政治实体（如国家、行政区等）与其他接壤政治实体（如国家、行政区等）在交接处所构成的特定地理空间。省际边界地区位于我国最大的行政单元――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交界处，是一个特殊的地理区域。行政边界区理论一是源于行政区经济理论，即改革开放以来，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区域经济的纵向运行系统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下区域经济的横向运行系统转变时出现的特殊区域经济类型。二是来源于行政区边缘经济论。在行政因素对经济的约束作用下，我国行政区交界地带存在着明显的“行政区边缘经济现象”。该理论认为，由于行政边界的存在而对行政区之间经济、社会因素流动产生的阻碍或促进作用，表现为边界区域中不同行政区的城市经济水平增长的结构性差别、要素流动的断裂或一体化。
（二）系统动力学理论。系统动力学出现于1956年，创始人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福瑞斯特教授。系统动力学模型能方便地处理非线性和时变现象，能做长期的、动态的、战略性的仿真分析和研究，适于分析研究系统结构与动态行为。其应用范围日益扩大，几乎遍及各个领域，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新学科，是一门分析研究信息反馈系统的学科，也是一门认识系统问题和解决系统问题的交叉综合学科。区域经济合作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而且各个因素之间还互相产生影响，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要想把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因素分析清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般的分析方法很难做到。而系统动力学正是分析复杂动态系统问题的方法，所以用系统动力学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因素是非常确切的。
（三）竞合理论。竞争与合作是彼此关联的，要研究合作问题，必然涉及竞争问题，而研究和处理竞争问题，则又需要合作来化解，该理论强调的是在现代企业竞争中必须保持合作。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化加剧了市场变化，并不断影响着企业的决策和运作。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孤立经营的传统格局正在被打破，企业进入了从孤立生产向协作经营、从生产型向关系型、从独立发展向互联合作的大转变时期。通过企业间的合作可以带来1＋1＞2的联盟协同效益，使单个企业的局部优势发展壮大为全面的竞争优势，实现资源的最优综合利用。企业的竞争正进入利益共享的合作-竞争时代。“竞合”从企业中产生，进而被其他研究领域所采用。
（四）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理论。所谓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理论，是把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雁行产业形态说和比较优势理论等已有理论学说进行结合应用，从而对世界技术经济演变格局进行理论解释。该理论认为，产品的技术周期与不同国家技术梯度之间存在动态匹配关系，基于技术差距的比较优势的梯度递进和转移决定着世界生产和贸易格局的阶段性动态演化。这一理论学派对国家间技术差距的认识逐步从行业技术差别扩展到产品的质量档次差别和技术含量差别以及生产过程的技术差别，从垂直性的技术差别扩展到水平性的技术差别。
（五）协同论。协同论是研究不同事物共同特征及其协同机理的新兴学科，是近年来获得发展并被广泛应用的综合性学科。它着重探讨各种系统从无序变为有序时的相似性。协同论认为，千差万别的系统，尽管其属性不同，但在整个环境中，各个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其中也包括通常的社会现象，如不同单位间的相互配合与协作、部门间关系的协调、企业间相互竞争的作用，以及系统中的相互干扰和制约等。协同论指出，大量子系统组成的系统，在一定条件下，由于子系统相互作用和协作，这种系统会研究内容，可以概括地认为是研究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各种系统的发展演变，探讨其转变所遵守的共同规律。应用协同论方法，可以把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类比拓宽于其他学科，为探索未知领域提供有效手段，还可以用于找出影响系统变化的控制因素，进而发挥系统内子系统间的协同作用。
二、省际边界区域经济合作博弈分析
博弈论在现代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应用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它利用数学工具对种种社会经济选项进行深入地分析，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博弈论的一个分支――合作博弈理论正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虽然目前合作博弈论还没有像非合作博弈论那样应用广泛，但将来定对人类的前途产生深远意义和影响。将合作博弈论的理论方法应用到区域经济合作的分析中，可以分析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现象，还可以使问题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站在某个决策方的立场上找出针对其他方的对策，更重要的是能够分析这些决策过程中各博弈方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规律，导出合理的结果并用以说明相应的实际问题，从而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和政策研究提供参考。
（一）合作博弈。博弈论，也译作对策论，主要研究决策主体行为存在相互作用时，行为主体如何利用所掌握的信息进行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反映了博弈局中人的行动及相互作用间的冲突、竞争、协调与合作关系。博弈论的基本概念包括局中人、战略、支付、行动、信息、结果和均衡，这些也是一个完整博弈的基本要素。在众多经济学科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中，博弈论成了一种普遍应用的工具，许多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都被人们理解为某种博弈问题。根据博弈双方在相互作用过程中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把博弈论划分为非合作博弈与合作博弈。合作博弈理论倾向于对合作的研究，其强调的是集（团）体理性、公正公平、效率和效益，是一种“双赢”策略，它通常能获得较高的效率和效益，是研究人们达成合作时如何分配合作得到的收益，即收益分配问题；而非合作博弈理论则偏向于对竞争的研究，强调的是个人理性、个人最优决策，其结果往往是低效率的甚至是无效率的，是研究人们在利益相互影响的局势中如何决策从而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即策略选择问题。
合作博弈亦称为正和博弈，是指博弈双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增加，而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因而整个社会的利益有所增加。合作之所以能够增进合作双方的利益以及整个社会的利益，就是因为合作博弈能够产生一种合作剩余。这种剩余就是从这种关系和方式中产生出来的，且以此为限。因此，合作必须经过博弈各方的讨价还价，达成共识，进行合作。在这里，合作剩余的分配既是合作的结果，又是达成合作的条件。合作的目的是追求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但与个体利益并不发生冲突，各博弈方的收益相对均衡而合理，可以说合作共谋符合各方的利益。合作博弈的关键还在于要在合作框架内建立互信，形成一整套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
（二）博弈分析。现代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竞争是手段，反映出各区域在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时所表现出的利益冲突；合作是目的，反映出各区域对共同利益的认识。传统的区域经济合作只注意到了各区域之间存在的经济上的互补性和互利性可能推动它们之间经贸联系的深化，但却忽略了利益协调对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作用。可以说，迄今为止所有成功的区域经济合作都是这两方面综合的结果。获利动机会促使各区域，通过有效磋商，协调彼此的政策，最终达成共同认可的、有约束力的协议，分享合作带来的收益。在此前提下，我们可以运用合作博弈论的方法，将区域经济合作的形成和发展看成是各国、各区域间的一个合作博弈，进而揭示区域经济合作形成的内在机制。
博弈通常是建立在个体行为理性基础上的非合作博弈。从区域经济学角度看，将各个子区域看作一个行为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子区域都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于是，在资源非均衡性与独特性及国家财政有限性的限制下，各子区域政府和企业间相互竞争。各地部门均按各自最优决策行事，以达到个体效率的最大，但由于各方的不合作，个体理性并不一定会达到各自预期目标。因此，为了保证整体区域利益最大化，各子区域之间必须相互合作。可见，一个地区在做出战略决策时，不仅要考虑自身优势，还要考虑其他地区相关决策，而且该决策也会影响到其他地区决策的制定，区域间的经济合作应以集体理性为基础的合作博弈来分析。
区域主体间合作博弈的现实困境：我们可以把各区域主体的行为看作是一个重复博弈的过程。所谓重复博弈，实际上就是同一个博弈反复进行所构成的博弈过程。由于重复博弈不是一次性的选择，而是分阶段有先后次序的一个动态选择过程，因此它又属于动态博弈的范畴。1、同质区域间的经济合作博弈。同质区域，由于资源优势、主导产业、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类似和接近，单干思想往往比较强，合作的愿望不是很强烈。但是，一旦同质区域之间开展经济合作，就可能产生规模经济、规模效益。2、异质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博弈。异质区域之间的合作主要是能源、原材料产区与加工工业集中地区之间的合作。例如，我国能源、矿产资源的分布偏中西部，而现实的物质生产能力和经济要素分布偏东部沿海。这种空间格局一方面使东中西之间彼此都有所求，构成合作动力；另一方面由于体制缺陷，在合作时中西部常处于不利地位，利益分配上的不平等阻碍了异质区域合作进程。从国家宏观的角度看，最佳策略是双方合作，可以获得更大的效益，收益总量上得到增加；最坏的选择是都不合作。而事实上，最坏的结果在现实中产生了。如果不改变这种博弈结构，各区域会不顾宏观经济的恶化，共同陷入区域经济不合作。
三、省际边界区域经济合作与合作博弈的内在统一
合作博弈的主要特征在于所研究的行动参与人的行为在相互作用时，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通过有效磋商达到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后，使得总收益获得增加，从而使得各个成员都可以从稳定的合作中收益得到增加。而区域经济合作也是依据一定的协议章程或合同，使得参与合作经济主体都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活动。区域经济合作的本质与合作博弈理论的内在是完全一致的。合作博弈强调的集（团）体理性、公平公正、效率和效益、实现“双赢”，正是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所需要的前提、保障、动力和目标。区域经济合作活动的开展是一个博弈过程，博弈论分析方法应运用到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合作博弈理论作为指导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理论是完全合适的。
（一）集体理性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首要前提。在经济学中，理性是指单个经济单位在形成预期时使用了一切相关的、可获得的信息，并且对这些信息进行理智的整理。以个体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称之为个体理性，至少在局部问题上存在以集体（团体）利益为目标，追求集体利益最大化称为集体理性。集体理性是指某一集体中的大部分成员在“共同信念”导向下，采取一致行为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并且集体行动存在潜在收益。当个体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决策时，并不一定能实现集体或社会的最大利益，而集体理性（使联合报酬最大化）却可以促使参与者共同选择合作策略，实现集体或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区域经济合作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合作获得更大的总体收益，并同时实现成员自身收益的增加。实际上，由于资源禀赋等的差异，各地区之间客观上存在着通过互利合作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相互需要。只要能进行良好的信息沟通，建立双边或多边协商机制，实现集体行动（合作）应该是完全可能的。只要经济合作主体具有集体理性，就会产生合作的意愿，从而使区域经济合作有开展的可能。因此，区域经济合作开展的首要前提条件是合作主体具有集体理性。
（二）公平、公正的外部环境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保障。参与经济合作的各个区域，必须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区域经济合作如果没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外部环境是不可能长久开展下去的。公平、公正的合作环境是指合作双方具有平等的地位、权力和获得合理的利益。为防止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不公平现象，保障区域经济合作健康发展，需要建立一种区域合作约束机制，这种约束机制也是通过合作双方协商达成的。在我国，经济区域缺乏一致性的规则，各地区在招商引资、土地批租、外贸出口、人才流动、技术开发、信息共享等方面的政策都存在很大差异，这个问题不解决，区域经济合作就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因此，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区域之间针对区域整体发展所达成的共识，必须以制度性的合作规则来保证。这种区域合作约束规则的形成是区域间相互博弈的产物，体现了参与者的一致同意，应对违反“游戏规则”者与采取机会主义者予以充分的惩罚，以使违规者望而生畏。从而使区域经济合作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开展，公平、公正的环境也是区域经济合作顺利开展的保障条件。
（三）效率和效益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动力。区域经济合作是要尽量发挥各个区域的经济优势，相互取长补短，或优势互补，扩大经济优势的影响力。这样，才能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合力，创造出单个区域无法获得的经济效益。由于各个区域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经济权益，合作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追求和维护自己的经济权益。更重要的是，合作必须给参与的各方都带来比单独发展更多的经济效益，或者说参加合作的各成员收益的提高至少要等于由于参加经济合作而引起的各成员的直接收益损失。否则，合作就缺乏凝聚力，不可能长期维持，各成员将失去参与经济合作的动力。区域经济合作形成的充分条件是合作各方能够通过有效磋商，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分配，并最终达成有约束力的利益分配协议，约束彼此的经济行为。满足这些条件的区域经济合作一定会给各成员带来大于不合作时所能获得的利益，并且任何破坏合作的行为都会导致其收益下降，也即只有真诚地与所有合作者合作，才能获得更大的收益。对这样的区域经济合作，虽然各方都想通过有效磋商使自己的获益尽可能的多，表现出在利益分配上的冲突，但实现各个参与合作区域的经济利益最大化是经济合作推行的内在动力。
（四）实现“双赢”、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合作的最终目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经济差距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而区域经济合作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重要手段。当前区域间利益的矛盾，突出表现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利益分配上。不发达地区长期处于向加工制造业发达地区提供廉价能源原材料地位。由于价格体系不合理，特别是某些矿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偏低，能源、原材料在产业结构中占比重较大的地区，高成本的原材料往往以低于其价值的价格在市场上交换，这等于把这类地区的部分利益无偿地转移给了资源加工地区。这些原材料在加工制造业发达地区经过深加工后，再以高价返回原材料产区。这种利益分配上的不平等，必然使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间的经济差距继续拉大。因此，要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协调区际利益分配，即重视原材料产区的经济利益，调动原材料产区的积极性，加工地区主动让利，将利润的一部分返还给原材料产区，发达地区更多地向落后地区输出技术、资金和人才，强化相互之间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合作中获益较多的成员应给获益较少的成员以一定量的利益补偿，进而达到利益的相对均衡分配，推动不发达区域的发展，促进发达区域的平稳发展，最终实现协调发展局面。
区域经济合作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主要趋势，区域间的合作随着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变得越来越密切，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为了使区域经济合作在省际边界区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发展更加合理化、规范化，研究作为指导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基础理论也成为当前的重大课题。本文认为，合作博弈理论作为省际边界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指导理论，无论是他们之间的内在本质和运行条件，还是最终目标，都是一致的。
（作者单位：1.淮海发展研究院；2.徐州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参考文献：
[1]刘艳萍，区域经济合作博弈[J]，现代商业，2007.10.
[2]陈钊，行政边界区域刍论[J]，人文地理，1996.4.
[3]郭荣星，中国省级边界地区经济发展研究[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
[4]郭荣星，区域边界与边界区域：一种经济分析[A]，叶舜赞等，一国两制模式的区域一体化研究[C]，科学出版社，1999.
篇9
【关键词】：汇率；实际汇率 ；国内生产总值；数量关系
一． 研究背景
从1997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基本保持在1美元＝8.27人民币水平上。近期人民币汇率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很多学者强调人民币不能升值，因为在货币汇率上，日本有过前车之鉴。日元汇率从1973年开始随市场变化自由浮动，当时1美元＝308日元。1985年日本签下了“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升值，1995年4月19日出现上最高值，即1美元＝79.75日元。之后虽然有所起落，但总的来说70年代以来，日元整体处于升值状态。不少学者认为正是日元的升值导致了日本经济长期萧条。本文主要研究1983年到2001年以来日元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变化，汇率变化和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额、消费物价指数之间的相互关系，探索日元汇率变化的规律，分析产出的增加是否必然导致实际汇率的上升。希望通过对日元汇率市场化后变化的分析，能够对我国的汇率制度建设有所借鉴和启示。
二．汇率长期行为理论
关于名义汇率和各国物价或成本水平比例关系的理论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与货币数量理论密切相关。20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古斯塔负·卡塞尔推广购买力平价理论（PPP），即一国的名义汇率会与各国物价或成本水平比率平等变化，使PPP假说成为汇率理论的核心部分。购买力平价理论背后的基本思想是一价定律，一价定律适用于单个商品（例如商品i）的情况，而购买力平价理论则适用于普遍的价格水平。在下面对日元汇率分析中，假定用 表示美国价格水平， 为日本国内价格水平， 为名义汇率为单位本币的美元价值， 为实际汇率，由名义汇率和价格水平来确定，它是对一国商品和劳务价格相对于另一国商品和劳务价格的一个概括性的度量，实际汇率的数学表达式为：
（1）
从购买力平价背后的一价定律来说， 应该不变，或是从长期趋势来看，应该波动不大。根据上式1983-2001年日元对美元实际汇率的变动。一般来说广泛使用的实际汇率根据以下价格指数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消费物价指数、批发物价指数、出口价格指数以及单位劳动成本。由于消费物价指数比较容易收集，本文选用该指数来计算实际汇率，同时为了观察上的方便，对日元汇率采用直接标价法。
注：以1990年消费物价指数为100计算
注：资料来自于历年的《统计年鉴》
从上述图表和数据显示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在各年度之间发生的波动，1984到1986年期间，日元汇率发生剧烈波动，币值出现大幅度的升值，此后起落相对平稳。1989年到1994年期间日元再度升值，在1995年达到最高值，此后日元币值有所贬值。1997年到1999年中日币反弹，又出现20日元左右的升值。1999年之后受到东南亚危机的，日元小幅度贬值。总的来说，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走势基本相同。购买力平价理论在解释名义汇率短期行为时完全没有效力，但是大量实证证明，国的实际汇率有向长期历史平均水平回归的趋势，这表明购买力平价理论在长期有一定的效力。对于汇率长期趋势偏离购买力平价的趋势，有许多重要的修正和改进理论。对于日元实际汇率变化，也就是日元长期处于升值可以采用巴拉萨和萨谬尔森（Balassa－Samuelson）的推测来解释：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非贸易商品与贸易商品价格之比较高的原因是随着实际收入的增长，贸易商品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由于国家内存在竞争的压力，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中技能类似的工人工资必须大致相等。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贸易商品部门较快的生产率增长提高了非贸易生产部门的相对成本，因而提高了非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在各个国家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非贸易商品相对价格的提高导致了币值的实际升值。下面将一国的价格总水平定义为非贸易商品价格和贸易商品价格的算术平均。假设两个国家的价格总水平分别为 和 ，非贸易商品价格为 和 和贸易商品价格为 和 ，带 号的变量表示外国。
（2）
（3）
当以消费物价指数表示价格 时，权重（ 和 ）为非贸易商品在消费总量重所占的比重。可将两个国家以同种货币表示的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定义为：
（4）
定义下列方程：
（5）
（6）
根据（5）和 （6）式可以得出：
（7）
（7） 式给出实际汇率（ ）、两个国家各自非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 和 ）、非贸易商品在国内和国外价格指数中的权重（ 和 ）以及所有国家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 ）之间的关系。从等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非贸易商品国内相对价格（ ）上升会导致实际汇率的升值。
结合上述的等式来看看日本经济发展种的实际情况：如果日本生产率在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平衡增长或是在各行业中得到整体提高，则各部门都获益并将导致日元的贬值。但事实上，日本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不是同步提高的，导致对实际汇率完全不同的影响。贸易品部门生产率的增长迅速，而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增长相对较慢。贸易品部门生产率的上升有助于提高整个国家的工资水平，因而非贸易品的生产商被迫以提高价格的方式来对付工资成本上升的压力。在日本以贸易品来衡量的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一直趋于上升。相对来说，美国的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差异较小，所以日本的非贸易商品的价格要比美国上升得更快。根据经济学家理查德·马斯顿对1973-1983年美国和日本行业数据的研究，美国贸易品生产率的提高比非贸易品生产率多出13.2％，日本贸易品生产率的提高是非贸易品生产率的73.2％，美国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上涨了12.4％，而日本上涨了56.9％。在1983年以后，这种情况仍然持续。与美国的贸易品相比，日本贸易品的价格下降许多，但是贸易品价格的下降不足以抵消日本非贸易品价格急剧上升对汇率的影响。总之，日本非贸易品价格的快速上升是导致实际汇率升值的基本原因。
三．日元实际汇率和几个变量的数量关系
（一） 日元实际汇率和国内生产总值（ ）之间的数量关系
产出的增加是否会导致实际汇率的上升，一直以来是汇率长期行为的实证的重要课题。利用EVIEW软件对1983以来的数据用做出简单的回归， 表示日元的实际汇率，采用直接标价法， 表示国内生产总值，结果说明20年以来日本的实际汇率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如下的线性关系为：
（8）
Dependent Variable: LOG(E) Method: Least Squares Sample: 1983 2001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1) 12.63532 0.397077 31.82088 0.0000
C(2) -0.750959 0.038354 -19.57975 0.0000
R-squared 0.957539
Mean dependent var 4.868300
Adjusted R-squared 0.955041
S.D. dependent var 0.361649
S.E. of regression 0.076682
F-statistic 383.3665
Durbin-Watson stat 1.923346
Prob(F-statistic) 0.000000
模型说明在1983-2001年之间，GDP每增加1％，日元实际汇率数值就反向变动0.75％。说明产出增加1%，日元汇率会发生0.75％的升值。上述模型较好地验证了产出的增加会导致实际汇率的升值。
（二） 日元实际汇率和消费物价指数之间的数量关系
价格指数是市场供求关系的晴雨表，同时也反映了日元的国内购买力。国内价格水平对于汇率的很重要。下面是1983-2001日本消费物价指数和日元实际汇率之间的回归研究，存在线性方程：
（9）
Dependent Variable: LOG(E) Method: Least Squares Sample: 1983- 2001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1) 26.71714 2.499147 10.69050 0.0000
C(2) -4.729298 0.540896 -8.743446 0.0000
R-squared 0.818080
Mean dependent var 4.868300
Adjusted R-squared 0.807379
S.D. dependent var 0.361649
S.E. of regression 0.158723
F-statistic 76.44785
Durbin-Watson stat 0.824394
Prob(F-statistic) 0.000000
双对数方程的系数说明，在1983-2001年这段时间内，消费物价指数变动与日元的实际汇率呈现反向变动。日本国内的普遍物价上涨1％，日元实际汇率数值下降，日元升值4.7％左右。
（三） 日元实际汇率与对外贸易之间的数量关系
众所周知，本币贬值可以促进出口抑止进口，从而改善贸易收支的情况。按照如此的经济逻辑，日本贸易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日元升值
出口下降
顺差减少
外汇盈余减少，但是现实情况却出现日元升值
出口数量减少
出口质量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加 产品价格上升
贸易顺差居高不下。从1983年到2001年日本长期处于顺差状态。
1．日元实际汇率与出口额之间的数量关系
国际贸易一般认为，一国的出口额是外国国民收入和实际汇率的函数，鉴于考查日元对于美元实际汇率的变化，以及美国是日本的主要贸易伙伴，因此将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考查对象。
（10）
Dependent Variable: LOG(X) Method: Least Squares Sample: 1983 2001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1) 0.821563 0.021085 38.96380 0.0000
C(2) -0.214512 0.047617 -4.504920 0.0003
R-squared 0.923484
Mean dependent var 8.007967
Adjusted R-squared 0.918983
S.D. dependent var 0.353902
S.E. of regression 0.100733
F-statistic 205.1766
Durbin-Watson stat 1.958383
Prob(F-statistic) 0.000000
（11）
从模型的各项检验指标来看，在1983-2001年时段内，日本的出口符合国际贸易理论的描述，汇率与外国国民收入都是促进出口的变量，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和日元贬值可以增加日本出口额。
2．日元实际汇率与进口额之间的数量关系
对于进口来说，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一国的进口是本国国民收入和实际汇率的函数，如下所示：
（12）
Dependent Variable: LOG(M)
Method: Least Squares Sample: 1983 －2001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1) 0.731957 0.034029 21.51002 0.0000
C(2) 0.030109 0.072177 0.417151 0.6818
R-squared 0.794207
Mean dependent var 7.716868
Adjusted R-squared 0.782101
S.D. dependent var 0.380447
S.E. of regression 0.177591
F-statistic 65.60713
Durbin-Watson stat 0.863086
Prob(F-statistic) 0.000000
（13）
从模型的各项检验指标来说，日本的进口模型符合国际贸易理论的描述：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促进进口的变量，直接标价法的日元实际汇率与进口量呈负相关。但是模型说明主要影响进口量的变量是国内生产总值。
3．日元汇率与贸易差额之间的数量关系
从国际贸易角度来说，贸易差额是汇率的函数；而从国际角度来说，贸易差额影响一国的外汇储备，也反映了一个外汇市场上的外汇的供求关系，会影响汇率的变动。长期的出口顺差，会使得实际汇率数值下降，导致本币升值。根据1983 年到2001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Dependent Variable: LOG(X-M) Method: Least Squares Sample: 1983 2001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1) 11.33301 0.913581 12.40504 0.0000
C(2) -0.977389 0.187171 -5.221919 0.0001
R-squared 0.615979
Mean dependent var 6.574787
Adjusted R-squared 0.593390
S.D. dependent var 0.450372
S.E. of regression 0.287184
F-statistic 27.26843
Durbin-Watson stat 1.391723
Prob(F-statistic) 0.000069
从模型的各项检验指标来看，在1983-2001年期间，日元汇率和贸易差额之间是这样的关系：
（14）
说明外汇市场上实际汇率和贸易顺差反向变动。直接标价法下，实际汇率数值上升，币值贬值，贸易顺差会增大。实际汇率每发生1%的变动，贸易差额就会反向发生1％左右的变动。
四．结论
本文根据巴拉萨和萨谬尔森（Balassa－Samuelson）假说解释了日元实际汇率升值的基本原因，并将日元的实际汇率和几个相关的经济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日元的实际汇率和国内生产总值、消费物价指数、进出口额之间存在以下几个数量关系：
1． 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日元实际汇率升值0.75％。
2． 日本消费物价指数上涨1％，日元实际汇率升值4.7％左右。
3． 日本主要贸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和日元贬值可以增加日本出口额，之间的数量关系是：如果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8％，日元实际汇率贬值0.2％，日本的出口额将上升1％。
4． 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促进进口增加，日元实际汇率与进口量呈负相关，但是影响进口量的变量主要是国内生产总值，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73％，日元汇率升值0.03％，日本的进口额上升1％。
5． 日元实际汇率每发生1%的变动，贸易差额就会反向发生1％左右的变动
【】
[1]刘巍.对日元汇率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之间数量关系的分析. [J].金融与投资2002（1）15-17
[2]伊藤隆敏.彼德·伊萨德等. 汇率变化及其对亚太经合组织地区贸易合投资的影响. .[M].金融出版社1996年12月
篇10
关键词：中国；中亚国家；投资；合作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2—0001—05
一、中国与中亚国家投资合作现状及特点
（一）中亚国家51资（FDI）概况
中亚国家独立后都经历了痛苦的“转轨”过程，经济大规模衰退，迫切需要资本投入以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但国内资本极度短缺；同时，中亚国家区域内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能源资源是吸引外资的关键因素，资源禀赋决定了中亚国家吸引外资的能力强度。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是中亚地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其中，哈萨克斯坦已探明可采石油储量4.8亿吨（世界排名第10位），占中亚地区总储量的80%，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储量占中亚地区储量的56%。据哈央行统计，1993—2009年哈萨克斯坦累计引进外资（FDI）1080.46亿美元，17年来年平均引进外资63.56亿美元，年平均增长32.73%。2005—2008年为哈引进外资的高峰，平均年增幅为112.5%，2009年哈吸引外资126.49亿美元，获得内陆发展中国家直接外资流入量的58%（2009年内陆发展中国家直接外资流入量220亿美元）；1996—2009年土库曼斯坦平均每年吸引外资4.0629亿美元，2009年吸引外资13.55亿美元。相比之下，自然资源有限、高昂的运输成本、远离市场、潜在的政治风险导致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吸引外资的能力明显较弱。总体来看，中亚国家吸引外资的能力日渐增强。
（二）中国对中亚国家投资现状及特点
我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始于20世纪，投资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石油勘探与开采、交通及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钻井机械设备维修、化工、轻工、食品加工、农业等诸多领域；投资形式有合资或独资建厂、工程承包等；投资主体以中小型企业为主，由于缺入，我国对土库曼斯坦投资大幅提高，2009年中国对土库曼斯坦直接投资流量也超过1亿美元，达1.1968亿美元。
但总体来说，我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总额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很小，约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2%。
二是投资企业增多，投资领域多元化：投资领域主要涉及石油勘探开发、加油站网络、农副产品加工、电信、皮革加工、餐饮服务、贸易等领域。
从中哈来看，目前，中哈之间投资合作项目最多，在哈萨克斯坦的中资企业有1500多家，哈萨克斯坦在华投资项目有70多个。目前中国在哈萨克斯坦较大型企业有：中国控股阿克纠宾斯克石油天然气公司、哈萨克斯坦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阿拉木图分行、中国一汽集团与哈萨克斯坦“纳伊扎”公司合办汽车组装厂、新疆轻工集团的“新康番茄制品厂”等。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主要投向油气开采领域，据哈萨克斯坦央行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一季度末，中国累计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40.825亿美元，中国为哈萨克斯坦第9大投资来源国。
从中吉来看，目前在吉尔斯斯坦注册的中国企业有500余家，正常经营的158家，中国企业（独资和合资）约占吉尔吉斯斯坦外国企业的10%。在吉尔吉斯斯坦投资的中国企业以非国有企业为主，投资规模较小，多在100万美元以下，新疆企业占到中国在吉尔吉斯斯坦企业的一半以上。其投资领域涉及轻工、农产品与食品加工、农业种植与养殖、矿产资源开采与冶炼、工程承包、通讯服务、运输、旅游等多个领域和行业。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较大的中国企业有：中吉合资的造纸厂、萨尔肯一乌苏啤酒厂、楚河禽业生产股份公司、新疆德斯果汁厂、新疆大成亚欧投资公司等。
从中乌来看，中国在乌兹别克斯坦投资领域涉及农业灌溉、水电站建设、机电产品供应、化工厂建设、煤气表生产、油田作业开发、缫丝、小型拖拉机组装、电信等。在乌兹别克斯坦较有影响的中国企业有：中信国际合作公司（化工、电力、农业水利、交通领域等），华为、中兴、上海贝尔公司（电信领域），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机械、化工、农田灌溉水利修复等）等；同时，借助土库曼斯坦一乌兹别克斯坦一哈萨克斯坦一中国的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实施（2009年竣工），乌兹别克斯坦利用中方贷款实施了昆格勒纯碱厂、德赫坎纳巴德钾肥厂以及在油气、土壤改良、电力、电信领域的大项目。2011年4月中国央行与乌兹别克斯坦央行签署一项金额为人民币7亿元（合1.06亿美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以促进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从中塔来看，截止2007年1月，中国在塔吉克斯坦各经济领域共实施近50个合作项目，有40多家中资企业在塔吉克斯坦开展业务。中国在塔吉克斯坦的投资以项目合作为主，中塔在通讯、农业、公路改造、输变电领域的大型合作项目成果显著。
从中土来看，土库曼斯坦是中亚五国中唯一非上合组织成员国。我国对土库曼斯坦的投资起步晚，但发展较快，双方近年来在能源领域（天然气）的合作尤为突出。截止2008年8月，我国在土库曼斯坦注册的中资企业数量已达30家，正在落实的中方参与的投资项目49个，合同总金额12.849亿美元和14.783亿元人民币（约2亿美元），项目主要涉及油气、化工、交通、电信、纺织、建筑等领域。
（三）中亚国家对我国投资现状及特点
1.中亚国家对我国投资现状。哈萨克斯坦：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能力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具备了一定对外投资的能力。如2005年哈萨克斯坦对中国投资项目21个，合同金额2 405万美元，实际使用金额233万美元；2006年哈萨克斯坦对中国投资项目28个，合同金额649万美元，实际使用金额333万美元；2009年哈萨克斯坦对中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2240万美元。哈萨克斯坦对中国投资主要集中在新疆地区，主要以贸易企业为主，投资规模大多在百万美元以下。
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也主要集中在新疆地区，有合资、独资企业或代表处10余家，涉及皮革加工、商贸和汽车维修等，2005年实际投资50多万美元，2007年660万美元，2008年464万美元，2009年325万美元。其他中亚国家对我国投资相对较少。
2.中亚国家对我国的投资特点。中亚国家对我国的投资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整体来看，中亚国家仍然是外资的需求国，吸引外资的能力远大于投资能力。中亚国家油气资源及其他矿产资源非常丰富，但加工工业严重滞后，产业结构比例失衡，这一特征揭示了为什么中亚国家对外投资仅集中于商贸、物流领域；中亚国家对外出口能源、矿产资源等原材料，进口轻工业品和食品等消费品，其他投资领域基本是空白。中亚国家对外投资目的主要是为了弥补其国内消费品市场的不足。
二是中亚国家中哈对我国投资最连续、投资最多，规模也较大。近年来吉尔吉斯斯坦对我国有连续的投资，但规模较小，起伏波动较大；乌兹别克斯坦对我国的投资不连续、规模非常小；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对我国则仅有1—2笔小规模投资。
三是我国与中亚国家投资合作表现出明显的单边性，即以我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为主，中亚国家目前主要还属于资金需求国，多数国家不具备对外投资的能力。
除了中亚国家自身经济实力的限制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我国与中亚国家的投资合作。
二、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投资合作的因素
与中亚国家的投资合作，以哈萨克斯坦为例，截止2010年底，在哈直接投资占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荷兰（275亿美元，占哈引资总额的21.7%）；美国（204亿美元，16.1%）；英国（104亿美元，8.2%）；法国（74亿美元，5.8%），意大利（53亿美元，4.2%）。2010年中国（50.3亿美元，3.9%）对哈萨克斯坦累计直接投资排名从上年的第九位上升至第七位。对比部分国家（中国、荷兰、俄罗斯、日本和美国）对哈萨克斯坦国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分析这五个国家对哈萨克斯坦FDI与哈萨克斯坦所获得FDI总量占比，2001——2010年五个国家对哈萨克斯坦FDI与哈萨克斯坦所获得FDI总量占比平均值为49.54%，表明哈萨克斯坦进行本国的经济建设中对主要经济体的依赖程度很高，尤其是对欧盟国家和美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对哈萨克斯坦FDI有所下降，但总体而言，仍占较大比重；欧盟国家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稳步上升，中国和俄罗斯在平均占比为4.0%，但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投资比重较低。
对比中亚国家所获得FDI总量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后者仍处在较低水平，究其原因，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思考：第一，为了保障中国的能源战略安全，应强化中美、中俄、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合作与竞争的战略部署，以符合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第二，中亚国家区域内宏观层面政策体制多变，服务监管与保障体系不规范或者缺失，导致其引资能力降低。与中亚国家合作过程中，应加强对其当地法律架构、行业规范、投资企业的当地社会责任的深入研究；第三，从国家层面看，中国应高度重视对中亚国家投资总体战略的研究以及区位、行业选择、对外投资保险制度等方面的研究；第四，从微观层面看，投资企业实体的资产总量规模，经营管理水平，风险防范能力较弱。为此应加强对东道国与投资相关的政策、法规深入了解，从而尽可能地规避投资风险。
具体来看，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投资合作的主要因素如下：
（一）大国在中亚的博弈，增加了中国投资的不确定性
中亚国家位于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蕴含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地位，使其成为世界大国博弈的焦点。从俄罗斯来看，由于历史原因中亚国家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从政治、安全、军事到经济，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随着俄罗斯经济的恢复和迅速发展，俄罗斯开始加大对中亚国家的投资，强化对中亚国家的影响。同时，俄罗斯对我国在中亚的投资尤其是能源领域的投资非常敏感。俄罗斯力图从生产、输出等环节控制中亚国家的油气资源。中亚天然气管道的开建使得俄罗斯担心失去对中亚国家的控制。俄罗斯把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不仅仅看做是经济问题，还是地缘政治和安全问题。
从美国来看，苏联解体后，美国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对中亚进行了全面渗透。美国的中亚战略目标非常明确，一是对中俄实施战略包围，更牢固地控制住欧亚大陆；二是争夺中亚的油气资源，确保美国能源安全；三是遏制伊斯兰势力的扩张。中亚国家在经济上也有赖于美国，希望得到其更多的投资和贷款以帮助本国经济的发展。美国在加强对中亚国家的经济渗透，美国目前是中亚国家最大的投资者。美国在中亚的投资主要流向了哈萨克斯坦，用于资源开发。如据哈萨克斯坦央行公布的数据，1993年至2010年美国累计对哈萨克斯坦投资204.46亿美元，位居第二（哈萨克斯坦第一大投资来源国是荷兰，累计对哈萨克斯坦投资275.53亿美元）。美国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关键投资国，是乌兹别克斯坦采矿、石油天然气、农业机器制造、食品和运输基础设施项目的最大投资者。
此外，欧盟、日本、韩国、土耳其等国也积极向中亚国家投资。可见，大国在中亚国家的博弈，增加了中国投资的不确定性。
（二）中亚国家投资环境欠佳，影响了其投资的安全性
投资安全是保障投资回报的必要条件。中亚国家的投资环境欠佳，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在中亚国家的投资安全，投资回报难以保障。一方面中亚地区是“”和恐怖活动猖獗的地区，虽然9·11事件后，该地区的社会政治环境总体趋于稳定，但恐怖活动并未根除，在该地区投资仍然较高的社会风险；另一方面中亚各国的政策法规还不完善，政策制定和执行都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如，哈萨克斯坦对外籍员工申请劳动许可的规定就是阻碍外国投资的主要困难之一。自2001年起，哈萨克斯坦建立了外籍员工申请劳动许可的数量限制系统，该系统每年根据全国总劳动力数量限定发放许可的配额。据许多在哈萨克斯坦投资经营的企业反映，哈政府经常毫无理由地拒绝给公司经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发放签证，或者只提供短暂的居留期限。这一规定给外国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了不利影响。
（三）中亚国家加大对本国资源的控制，增加了投资难度
近年来，中亚国家加大了对本国资源的控制，提高了外资的进入门槛，哈萨克斯坦是典型的案例。2005年，哈萨克斯坦国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案，规定：注册地不在哈萨克斯坦但资产在哈国境内的石油天然气公司在转让股份时，必须获得哈萨克斯坦政府的批准。同时规定，国家不仅可以优先购买矿产开发企业所转让的开发权或股份，还可以优先购买能对该企业直接或间接做出决策影响的企业所转让的开发权或股份。哈萨克斯坦的做法不仅对企业利益造成损害，对外国投资者进入和退出哈萨克斯坦矿业，尤其是收购哈萨克斯坦国内矿产企业构成了实质。
（四）中亚国家对中国的复杂心态，影响双边投资合作
中亚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怀着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中亚国家希望从中国得到经济、安全方面的帮助；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的崛起给自己带来伤害。这种复杂的心态已经影响了我国与中亚国家投资合作的深入。中亚国家对我国的担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国”在中亚国家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在哈萨克斯坦的流行程度胜于中亚其他国家，我国对中亚国家能源和资源投资的集中化，更助长了“中国资源”的气焰；担心中国“经济扩张”，使得中亚国家成为中国的“经济附庸”；中亚国家少数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学者对中国对中亚国家的劳务输出持偏激观点，使得中亚国家对中国心怀戒备。
三、加强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投资合作的对策建议
从以上我国与中亚国家投资合作的分析来看，目前双边的投资合作水平明显落后于贸易合作水平。因此，要提高我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水平，就必须要加强与中亚国家的投资合作，发挥投资“助推器”的作用。
（一）明确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思路，确定投资战略
我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尚缺乏明晰的思路和总体战略。1994年4月26日，当时的总理在哈萨克斯坦前首都阿拉木图就发展中国和中亚国家经济合作问题提出了六点主张，其中第三条内容是：从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经济合作要充分考虑市场需求，要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和原材料优势，使产品有竞争力。要充分发挥信誉好、有实力的大企业的作用。这表明了中国政府鼓励本国企业去中亚投资的态度，确定了中国到中亚国家的投资原则。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政府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类所有制企业，采取合资、独资、联营等形式开展跨国经营，积极扩大海外投资。这可以看做是中国企业走向中亚市场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但这些原则和战略过于笼统宏观，较之西方等国家对中亚国家从经济、安全到人文方面，从宏观到微观，渗透式合作方式，我国有明显的差距。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展态势均存在众多不稳定因素，发展方向不明朗。我国在发展本国经济、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要深入认识中亚地区在我国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的战略地位，做到海陆并举（海基以东部沿海地区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为主，陆基可以包括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战略合作、中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以及中国向南亚次大陆的战略延伸）；在国家层面上，面对多极化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应主动进行多极化、多层次的战略目标体系构建。
（二）增强政治互信，加大生产型投资
中国以能源开发为主的投资助长了“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流行，对我国与中亚国家进一步密切经济关系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为增强双边政治互信，今后应进一步扩大与中亚国家在非能源领域的合作，加大对中亚国家的生产型投资，密切双边在产业领域的合作。中亚国家也希望得到中国对其生产领域的投资，如哈萨克斯坦总体纳扎尔巴耶夫2006年访华时，就曾正式要求中国向哈萨克斯坦能源和原材料以外的工业部门投资。
中亚诸国在经济发展目标上，并不仅仅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导向定位于资源与原材料输出国地位，也寄希望于发展结构完整的民族经济。因此，我国与中亚国家进行经济合作过程中，需认真分析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思路，寻找更多的经济、技术合作的契合点，扩大合作领域。
（三）依托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区域投资机制
依托上海合作组织这个平台，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的作用，为区域投资合作提供金融支持。如建立中亚区域投资合作基金，建立投资银行，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建立投资鼓励机制，改善投资引进国的环境；建立投资保障机制，保障投资安全。
近年来上合组织把进一步开展合作的优先方向确定为“安全、经济、社会和人文合作”，在发展组织内部经济领域合作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经济和金融成为当前以及今后的主要合作议题。
（四）贯彻和体现“双赢”和“多赢”原则
我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要贯彻和体现“双赢”和“多赢”的合作原则，实现经济互利，与中亚国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经济关系。
国家层面双边经济合作过程中，深入分析双方的资源、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相对竞争优势，以务实的态度，认识双方经济合作的互补特性，切实推动双方的经济稳健发展。地区层面多边组织间，尤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发展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积极发展与俄罗斯为首的多个地区性合作组织（如：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统一经济空间、俄白哈关税同盟）间的联系与沟通，关注中亚经济联盟（当前由“俄白哈关税同盟”形式发展的阶段性目标）的发展态势，做好相应的战略分析，把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战略纳入到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思维中予以重视。世界经济系统战略层面，发展中亚作为连接东西方、独特的地缘政治、经济优势和纽带作用，深刻认识今后一个时期中亚地区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平衡各方力量，为中国和平崛起营造一个稳定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
基金项目：200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应对研究——基于金融合作与能源合作视角”（09BJL006）；2011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关系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