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与哲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医学与哲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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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Medicine & Philosophy (Humanistic & Social Medicine Edition)

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主办单位：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辽宁省大连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2-0772

国内刊号：21-1093/R

邮发代号：8-122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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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经络唯物辩证法所说的“一分为二”是指一切事物、现象、过程都可分为两个互相对立和互相统一的部分。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一分为二，就既要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和排斥，也要看到双方的联系和统一，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正如《类经•阴阳类》所说“阴阳者，一分为二也”，把人体经络的阴经和阳经看作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分析人体的经络将变得更加清晰和简单。就十一经脉而言，除循行于人体的头面躯干部以外，都在上、下肢内侧或外侧循行，所以可以将这些相互联系的经络分为手足阴经和手足阳经;并且根据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的规律，可以把一阴一阳衍化为三阴、三阳。即在阴则有少阴(阴气初起)、太阴(阴气大盛)、厥阴(阴气殆尽);在阳则有少阳(阳气初生)、太阳(阳气大盛)、阳明(阳气极盛)，并以此作为划分经脉、规定部位的依据。根据矛盾双方的联系和统一规律，十一经脉按照手足阴阳表里逐经相连，构成了如环无端的气血循环传注系统，其循行走向又无不体现出“阴升阳降”的规律，即矛盾双方相互排斥和制约的规律，并由此揭示了阴阳经脉的起点和终点。根据唯物辩证法，一个事物内部的矛盾系统不是孤立的，它总要与其它系统相联系。因此，十一经脉在其循行分布的过程中，还要与脏腑相联系。其中，脏为阴，“阴脉营其脏”;腑为阳，“阳脉营其腑”。阴阳经脉共同维持机体各部的相对平衡，并进行着“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的功能活动。除此之外，在奇经八脉中，督脉循行于人体的头背部，联系各条阳经，总督人体一身之阳;任脉循行在人体的胸腹部，联系各条阴经，总任人体一身之阴。至于阴阳跷脉、阴阳维脉等，亦有一定的阴阳属性，具有协调阴阳的作用。可见，“一分为二”的思想对经络系统进行分类、组合，使得经络的循行走向、分布规律、关联脏腑等井然有序，颇具特点，经络的生理功能亦因此清楚明晰，一目了然。

2用相互对立的观点选穴组方

阴与阳代表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对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属性。以阴阳对立的观点选穴组方，就是根据人体上下、左右、前后、内外等部位的不同，选取阴阳属性截然相反的穴位配伍组方，并结合相应的针刺手法，以发挥它们的协同作用，从而实现“相反相成”的矛盾运动过程。①上与下:人体以上部为阳，下部为阴。将人体腰部以上的穴位与腰部以下的穴位配合应用，能够通经络、调气血，治疗相关脏腑经络的病变。如，子宫脱垂，取百会、气海，能够补气升提，固摄胞宫。②左与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类经》云:“阳从左，阴从右”。专取人体左右两侧的瑜穴配伍组方，能够调和左右经脉阴阳之气，使之归于协调统一。如，中风偏枯，即可采用左病取右、右病取左的取穴方法，又可左右瑜穴同时并用。③前与后:前指人体的胸腹部，属阴;后指人体的背腰部，属阳。《难经本义》说:“阴阳经络，气相交贯，脏腑腹背，气相通应”，说明人体前后腹背经络脏腑之气都是相互贯通的，因此，取前后部位的瑜穴配伍组方，能够治疗相应脏腑的病变。如，胃病，前取中院、梁门，后取胃俞、胃仓。④内与外:内指四肢内侧，属阴;外指四肢外侧，属阳。选用四肢内侧穴与外侧穴配伍组方，能够相互协同，提高疗效。如，外感咳嗽，在上肢外侧取曲池、合谷，在上肢内侧取列缺、尺泽，能够疏风解表，宣肺止咳。

3用辨证统一的观点选穴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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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林语堂；哲学翻译；半半哲学；翻译

0. 引言

林语堂（1895-1976）是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重要作家、翻译家、语言学家与哲学家。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做出了不少贡献。在西方，林语堂不仅仅是学者作家，更多得是被称为哲学家。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位于畅销书之首位。他向西方传播了孔孟老庄思想，向西方读者展现了真实的中国哲学与形象。美国林语堂研究专家Timothy C. Huson在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评价林语堂时认为他提倡日常生活哲学，睡觉哲学，饮食哲学，在这些日常哲学中，含有深沉的哲理，他通过讽刺和幽默，来表达他的哲学观点。其作品没有故意迎合美国人的口味，他是一位很有独立人格的哲学家。

1. 林语堂是哲学家？

林语堂一生贡献卓著。作为作家，著述颇丰。作为语言学家，他研究了古代方言、探究闽粤方言之来源等，编撰《林语堂当代英汉词典》。作为发明家，倾尽家财发明出来明快打字机。作为翻译家，不仅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还向西方译介了中华哲学的精髓——儒家与道家思想。因为他的幽默与闲适的生活哲学，他是一位哲学家。

1.1 为何林语堂是哲学家？

哲学是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所讨论的自然与生命的本质。哲学家就是对哲学的深入研究思考的人。纵观其著作，从译著《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到英文小说《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传记《坡传》（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po）以及散文集中，体现出综合儒家与道家思想之所长，体现各种生活哲学。但是这种哲学与传统的儒道思想不同，融合儒道，使两者互补，是儒道的发展与升华。林语堂在文化传播过程当中，一直努力构建自己的文化哲学。这个哲学就是“半半哲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语堂是一位哲学家。

1.2 林语堂的“半半哲学”

“半半哲学”起源于儒家中庸传统，并以道家的眼光反观儒家思想。一开始，林语堂极力反对“中庸”，在后来受到克罗齐的美学思想的影响，重新审视了儒家“中庸”思想，至后来极力推崇。林语堂认为中国人是“一半道家主义，一半儒家主义”。分别抽取了儒家和道家中合理的部分，摈弃了其中的糟粕。但是“半半哲学”并不是指一半道家精华，一半儒家精华，林语堂从小出生在基督教家庭，所受西洋教育很多。同时还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各方面的精华凝聚在一起形成其独特的“人文主义精神”。所以“半半哲学”是集众家所长，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哲学。“半半哲学”既是林语堂文化观的体现，也是其人生哲学的高度浓缩。

1.3 林语堂“半半哲学”翻译观

林语堂对自己文化哲学的构建在各类作品中都有不同体现。林语堂在谈论儒家与道家的区别时，认为儒家的人生观是积极功利的，其本质是“都市哲学”；道家的人生观是消极的，对世界抱着否定嘲弄的态度，其本质是“田野的闲适哲学”。在他看来，这两种哲学思想是两种极端，在这两个极端中间还有许多中间可取的部分。最佳的人生态度应该是不过分功利，有保持最崇高的理想，不完全逃避社会，同时有着充分的节制力。其人生哲学指导他的创作与翻译活动中所使用的策略都有一定的影响。

林语堂认为真正的艺术是不可翻译的；译者与作者地位平等，译者也是艺术工作者（熊宣东2006）。他说：一百分的忠实，只是一种梦想。翻译者能达七八成或八九成之忠实，已为人事上可能之极端。凡文字有声音之美，有意义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译者或顾其义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体，决不能把文义文神文体及声音之美完全同时译出。这是其“半半哲学”观的一方面的体现。而在其对于翻译中重视程度，在他看来，忠实可以分为四等，就是直译，死译，意译与胡译。死译是直译的极端，是译派中的国际档，反过来，胡译就是意译的极端表现，也是过激党。由此不难看出林语堂在“半半哲学”影响之下在忠实的标准上寻找一种动态的平衡。

2. 哲学翻译与哲学体现

2.1 哲学翻译

如同诗人译诗，哲学翻译也需要由哲学家来完成。正是这两部不朽的传统哲学引导着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林语堂作为哲学家才能传达出最真实的传统儒道思想。林语堂的“半半哲学”中有儒家的思想精髓，也有道家的思想核心，还有其他西方思想精华。他相信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而编译了《孔子的智慧》一书。因为他十分推崇道家的思想，编译了《老子的智慧》一书。

林语堂编译《孔子的智慧》中把翻译与编辑创作创造性地融合在一起。为了传播儒家思想，在序言导读中对现代社会其所具有的价值。不同于对儒家思想的全盘否定，也区别与对儒家思想的盲目褒扬，中正地对儒家思想进行了评价。书中深入揭示了儒家智慧的全貌。在翻译文本中，林语堂针对相同词在不同语境中的翻译采取了灵活变通。如“礼”译

为“the principle of social order”，但是在设计个人行为规范时则翻译为“moral discipline”，在涉及个人行为原则时翻译为propriety以传达哲学思想内涵（冯智强2008）。

在《老子的智慧》中，林语堂提出“最好的翻译是愚蠢的翻译”。《道德经》在林译本出现之前就有9个版本的译文，自然优劣皆有。林语堂也从其中的一些版本中收益较多。林语堂使用“愚译”翻译《道德经》虽略显笨拙，但是却超出其他版本译文，展示了本真的中国传统哲学以及语言形式特点。例如：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Out of Tao， one is born；

out of One， Two；

out of Two， Three；

out of Three； the Created Universe.

虽然这种翻译会让西方读者一时难以接受，但是这才是真正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哲学。“Tao”不同于“way”，“way”不能完全表达出其中的哲学含义。没有使用西方哲学概念解释中国传统哲学，可以纠正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偏见。愚译在哲学概念的翻译中应该是最佳的翻译方法了。

2.2 “半半哲学”在小说创作中的体现

林语堂创作的小说有很多，如《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红牡丹》等。在小说中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是一种儒道互补、中西结合式的哲学思想。

小说《京华烟云》中道家思想。《京华烟云》主要体现了道家的哲学思想。林语堂本人在《关于》中说道“全书以道家精神贯之，故以庄周哲学为笼络”。小说中第一卷的标题就凸显出小说将会描述到的道家思想，为“ 道家女儿”。林语堂通过对姚姓一家的人生遭遇以及人物性格的描写生动刻画了道家人生哲学思想。如姚父在丧子丧妻之后没有大悲，选择了云游四海，坦然面对。木兰作为“道家的女儿”完全集成了道家思想，她天真烂漫、胸怀开阔、与世无争、随遇而安。林语堂本人极为推崇，曾言说“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其实就是将自己所推崇的哲学完全表现在木兰的人物性格上面。

小说《京华烟云》中儒家思想。 小说中诸多风俗习惯就是儒家思想的体现，木兰出嫁的描写中，那些中国式的风俗展现的淋漓尽致，如敬茶、会亲戚、进合欢酒等。这些是儒家风俗习惯的体现。再有曾姓夫妇作为小说中的儒家思想代表，在日常生活中规范与伦理，爱幼孝老。这是林语堂先生所认同的中国传统美德。但是针对看西方电影，曾文璞由开始认为是伤风败俗的态度转换为表面厌恶信中暗喜。这种刻画是对儒家思想中封闭一面的冲击。

曾文璞的尊儒与暗喜电影的对比显示出林语堂对儒家思想取精去糟。道家人物代表姚思安、木兰、孔立夫等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关注与忧患；不满现实渴望变革的心态与他们以“仁”和“义”凝聚人心、以“礼”维持关系凸显了儒道思想的融合。

2.3 哲学观在散文中的体现

林语堂著有多本散文集，其中作为译创的典范《吾国吾民》。在书中林语堂对于传统的社会政治生活作了评说，对传统的儒释道作了宏观评价，还对国民的特性作了独到的分析。在《吾国与吾民》第四章“人生的理想”中阐述了中国的人文主义、宗教、中庸之道、道教与佛教。在其他章节中列举了中国人“最糟糕最昭著”、“最恶劣”的两个特点：消极避世与超脱老狡。暴露了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超脱老狡”是一种麻木不仁与自私心理的表现。另一方面，对中国人的“知足常乐”表示了赞许。中国人能够随遇而安，在生活的辛酸或困苦中寻找快乐。

2.4 “半半哲学”在人物传记中的体现

林语堂所著传记有《坡传》（1947）、《武则天传》（Lady Wu1957）、《由异教徒到基督徒》（1959）、《八十自述》（1947）等。钱钟书曾言“为别人作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坡传》中苏轼的人生哲学其实就是林语堂人生哲学的真实写照。坡熔铸儒、释、道思想精神于一身，这正与林语堂的“半半哲学”不谋而合。林语堂在谈及著《坡传》的原因说知识个人比较喜欢坡。正式因为苏轼的人生哲学与林语堂所推崇的生活哲学一致才会产生共鸣，进而成为作传的动机。

以《坡转》为例，林语堂以真实史料为依托，展现了坡人生各阶段的处世哲学。《坡传》描绘了坡 60 多年的生活历程，重点着墨的是坡遭贬谪、流放时期。因其身处逆境，最能体现他“忧患来临，一笑置之”的豁达。第一章总论就以“独行其事”概括了坡超脱不羁的道家风度。林语堂描写坡祖父苏序高大英俊、慷慨大方、不慕钱财、衣食无忧、优哉游哉；最喜欢携酒在青草地上饮酒高歌，以遣时光。这正是道家思想所推崇的返归自然性情之美。坡身处狱中却鼾声如雷体现了坡准其自然、不惧生死与畅达脱俗。坡多入仕途体现了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不得不提的是，林语堂笔下的快乐自由的坡形象，与历史上亦有沉重、压抑、坎坷的一面的历史人物并非完全符合，这是因为林语堂独特的中西文化观，使他笔下的坡形象既融合了佛、道、儒的混合人生观，同时又兼具西方对“人”的重视，从而使坡成为“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总结

林语堂作为文学家、语言学家的光环太过耀眼，但是作为哲学家的贡献更是不可小觑。林语堂独特的人文主义哲学观影响了其一生。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翻译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偏见，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哲学。英文创作中的哲学人生观让西方人认识了真实可敬的中国人。散文传记生动刻画出中国儒道生活方式。他“行为尊孔孟，思想随老庄”，作为哲学家，他的贡献是巨大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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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语堂. 圣哲的智慧 [M]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冯智强. 中国智慧的跨文化传播 [M].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8

[4]张强. 浅析苏轼人生观念中儒释思想的互补性 [J]. 三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8

[5]万平近. 评林语堂著《坡》传 福建论坛（文史哲版） 1994年第二期

[6]王慧. 论林语堂的传记文学创作 [D]. 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4

[7]孙晓玲. 论传统道家思想对林语堂的影响 [D].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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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芸. 林语堂的道教观 [J]. 内蒙古师范大学 集宁师专学报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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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哲学 译者 原本 辩证

翻译难，难在理解，难在表达，难在神形兼备。这中间就存在着译者的理解与表达同原本的关系如何把握。传统的翻译观给译者强加上的所谓“译匠”、“语言转换者”、“仆人”等等这些枷锁，牢牢地束缚着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只能为忠实地传达原文之意而服务，任何主观性或创造性的举动都是不容许的，都被视为“异端”。但随着西方七十年代“翻译主体性研究”浪潮的掀起，译者越来越受到译界的重视，并因此获得新生和更大的自由度。因此，可以看出，如何看待译者与原本这一对既统一又矛盾的概念对于译事原则起着主导的作用。

一、翻译的哲学性――辩证性

翻译中的每个要素之间都存在着翻译的辩证性，对于翻译实质的辩证性，哲学家贺麟表达得非常透彻：从哲学上讲，所谓翻译又是什么意思呢?翻译乃是译者( interpreter ) 与原本( text ) 之间的一种交往活动(communication)，这种活动包含了理解、解读、领会、移译等诸多环节，其客观化的结果即为译文(translation)，它是译者与原本之间交往活动的凝结和完成。而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亦即言与意、文与道之间的关系……言为心声，为意之形……意属形而上，言属形而下，前者为一，后者为多。二者颇似哲学中谈论的体与用、道与器的关系。就此理解，意与言、原本与译文应是统一的，道可传，意可宣。某一真意，可用土语向本乡人传达，亦可用京话向国人传达，可用文言与白话向旧、新人传达，亦可用英、法、德文向异邦人传达”。

翻译的辩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辩证地考察和分析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世界上的事物有着各种联系，翻译也一样，许多表面对立的情况，只要我们深入考察就会寻找到它们彼此之间内在的联系。翻译界有许多有争议的问题，而且长期争论不休。如直译与意译之争，移植与归化之争，科学与艺术之争，风格的可译与不可译之争等。争论的双方往往各持一端，不注意两种现象的内在关联性，也不把它们放到较大的背景中去考察，更不注重用辩证的观点去分析，做许多无谓的争论，费时耗力，意义不大。另一方面，要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这是辩证法的灵魂。在翻译中矛盾和争论很多，这一条原则更是显得十分重要，对待翻译的任何问题都要从翻译的目的，所译材料的性质，译作的读者对象，具体的语言环境和上下文的具体情况去讨论，去分析，即放到大的系统中去考察。人们常说的“词无定义，译无定法”，就是根据辩证法中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原则提出的。

二、翻译“忠实性”的哲学内涵

翻译是一项形式复杂的语言转换活动，同时也涉及到纷繁多彩文化的交流。完美的将作者“欲言”与译文读者结合起来，就如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一般难以实现。正是围绕到底该以原本还是译者中哪一方为主要着眼点，产生了所谓的“直译”说和“意译”说之争：前者如我国古代西晋的笠法护，以及欧洲中世纪翻译基督教文献的译者们，他们一般唯原文形式是举，不加改动，甚至多用音译法；后者如我国古代三国时期的支谦、康僧会，东晋的鸠摩罗什，以及文艺复兴时欧洲的文学翻译家，他们的译文力求归化，文辞典雅，有时不惜随意删减增加。在这些早期的意译与直译的斗争中，意译，即不拘泥于原文语言形式即被认为是不“忠实”，是背叛。

现代翻译理论对于“忠实”有了更加宽泛的定义。法国翻译家阿尔比提出“忠实”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译者作为原作的接受者，要忠实于原作者；另一方面译者作为新文本的创造者，它要忠实于它的读者。这种忠实当然不是原作的“同一”，因为，语言、时代以及原作者与译作者，原作读者与译作读者之间都存在着差异。在阿尔比看来，所谓忠实原作就是要忠实于原作者的“欲言”，即原作者诉诸出发语手段所欲表达的意义。至于忠实读者，阿尔比提出了两个参照要素：目的语以及译文的读者。在他看来任何与目的语固有的表达手段相违背，不能为译作读者理解的都是不忠实的表现。

三、译者叛逆性创造的哲学性――译者主体性

是否“忠实”就意味着译者失去主体的能动性?“翻译者，叛逆者也”这一说法广为流传，何谓“叛逆”?“叛逆”同忠实是二元对立论的两极吗? 之所以会有忠实与叛逆的对立，是因为对于“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存在误解。最早提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的是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 ，他所说的“翻译是叛逆”是指“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系里”。而不是许多人断章取义理解的译者抛开原作，背叛原作。译者在自身的文化参照系统内接受并表现原文本，在接受原文本和表达的过程中体现主体性，与忠实之间并没有冲突，二者统一于翻译这一主体性活动中。

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主体性，亦称翻译主体性，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本质特性，即翻译主体能动地操纵原本(客体) ，转换原本，使其本质力量在翻译行为中外化的特性。” 也就是说，从事翻译的译者是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个体，他在从事翻译活动时，是以自身的文化为参照系对原文进行吸收、消化和选择性再现。译者是原文本的阐释者，他个人的情感认知因素会不自觉地影响着译文。译者不再是过去“原作者的仆人”、“拙劣的模仿者”一样的角色。译者的主体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体现在接受原文本过程中的主体性；二使体现在再创造过程中的主体性。现代哲学阐释学认为：理解总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阐释的主体还是客体，都内在地嵌于历史之中，因此有其无法消除的历史特殊性和局限性。

四、“忠实”与“译者主体性”之间的哲学内涵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其客体是原作，要完成翻译的任务，他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但这并不是说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是毫无约束的，它的活动范围决不能超过原作的信息范围，也就是说，它必须以尊重原文信息为基本前提，不能“反客为主”。这正像袁莉在她的《也谈文学翻译之主体意识》一文中所说的那样：“翻译艺术所具有的特殊性尤其需要译者的主体意识和忘我精神，但是若允许译者兴之所至，漫天发挥，那么翻译也就不成其为翻译了。”在翻译过程中，如果只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而不强调原文信息的重要性和客观性，必然会出现翻译的盲目性和任意性，从而导致翻译活动的失败，译作和原作都是创造性的文本，译者和原作者不是“主仆”关系，也不是“从属”关系，而是“同源同质”关系。谈译者主体性必须是以原文本为前提来进行的，主体能动性是否发挥得当，需要回到“忠实”这一标准来进行衡量。关于这一点，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牢记在心，并且至始至终地贯彻这一原则。

归根结底，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应该有个“度”，需要回到“忠实”这一标准来衡量，是在“忠实”的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发挥译者主体性。尊重译者主体性的同时也要尊重原作者的主体性地位，因为，没有了原作者的主体性地位，根本谈不上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尊重译者主体性并不意味着放弃“忠实”。而“忠实”也并不意味着译者就是毫无能动性的木偶，一举一动都受牵制。如果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就意味着译者可以不顾原文的存在而擅自借题发挥，一味地去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和审美意识、审美理想，那么译者的主体性就会偏向死译的另一个极端，翻译将不成其为翻译，而是改写，是创作。

总之，在翻译中，时时刻刻存在着译者与原本、“忠实”与“译者主体性”之间的矛盾，矛盾无处不在，世界上的事物是对立统一的，矛盾是永恒的、绝对的，统一则是相对的，对立与统一推动事物向前发展。所以，在谈论翻译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坚持辩证思维，坚持二分法，坚持用相对论去看待译事之“得”与“失”。

参考文献：

[1].方梦之：《译学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贺麟：《译名论集序》(张岂之《译名论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

[3].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篇5

祖国传统医学浩瀚精深，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道学、易学等诸多学派的影响，并结合自身学科特点，从而形成指导其自身发展的哲学思维基础，包括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精气学说等指导哲学，在行外人或者即便是在行内的一些同仁看来，可能会觉得这些哲学思维很抽象，似乎离我们的实际生活较远，下面仅以五行为切入点来谈谈中医哲学的形象性及实用性。

1 五行学说的形成沿革与发展

五行学说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的五方观念，形成五方说。根据甲骨文卜辞的记载，五方说把殷商所在的地域称作“中商”，而与“东土”“南土”“西土”“北土”并列，说明当时已经有了东、西、南、北、中五个空间方位的观念，而且人们还把春夏秋冬四时的风雨气候变化与五个空间方位联系起来观察，从而显示出古人欲用"五方说"总括空间整体的意向，并蕴含着最早的整体观念的萌芽。

继“五方说”之后，出现了“五材说”。五材，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不可缺少的五种物质。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而且进一步认识到木、火、土、金、水这五种物质，对于人类之生存具有重要的作用，且是缺一不可的。故《尚书》说：“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是为人用。”这是“物质说”的典型反映。在此基础上，古人又发展为“元素说”，认为木、火、土、金、水乃是五种物质元素，是构成世界上万事万物的物质来源。五材说的出现，说明了古人试图从五种物质元素的结构关系上来把握一切有形事物的整体联系，这是五行学说很大的发展。

《尚书·洪范》是先秦论述“五行”的重要著作，它的成书标志着五行学说哲学思想的形成。如《洪范·九畴》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可以看出，至此，五行的含义已经超出了作为“五材”的单纯元素论的范围，已经上升为事物属性的抽象概念。木、火、土、金、水五行的五种属性，已经不仅仅属于木、火、土、金、水五种事物本身所具有，而是作为“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穑”等五类事物特性的代名词，并以此推演，认为其他一些复杂事物的内部也可按上述特点分成五个方面。这就说明，五行的意义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已不再是单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事物本身的运动，而是成为了一种能够代表五大类事物属性的抽象的哲学概念。所以，五行学说也是我国古代的自然哲学之一，其生克制化的原理，即在于说明事物在其运动变化过程中的联系法则，以及各种不同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因此，五行学说亦属于古代唯物辨证观的哲学范畴。

2 五行的形象性

我们仅从土来谈起。土的特性是稼穑，稼穑专指农事，这是土给古人的第一印象，后来经过哲人的概括，将凡是具有生化和承载特性的一类现象或事物归属到土系统。从土的本义来思考，植物的生长离不开土地，动物的生长壮老已离不开土地，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土地，就连我们日常生活所产生的一些废弃物最后也没脱离土地，所以将土地比作母亲真的是太恰当了，她不但要养育万物，就连动植物在存活过程中所产生的废弃物她也能接受，这难道不就是生化和承载的体现吗，这是很直观的。但是土的这一特性并非其自己独立完成的，这就要谈及其他四行了。进行农事生产必须要在春天，因为只有到了春季，自然界的温度才开始升高，才给了土主生化的一个外在条件，即热。热是火的特性，说明有了火，这个土才能从寒土变成温土，才能生万物，这就是五行学说的火生土。只有温度，土还是不能发挥其功用，还需要水的滋润，但是水多了不行，水多了那是洪水，是要危害土地的，是五行中的水侮土，水少了也不行，水少了是干旱，水少了说明水的润下功能就不能正常发挥，是五行中的土乘水，只有水在土的控制范围内，水才能发挥其正常的滋润下行的功能。农民们都清楚，秧苗长出以后，需要及时松土，如果不松土就会影响秧苗的生长，那就是死土，土同样不能发挥其功用，这个过程不就是五行中的木克土吗？这就是木主升发、条达的特性。但万物不可能一味地生长繁殖，无论动植物都会有生长壮老的过程，那么这个衰退的过程就是金行所主，金为土之子，土可以生金，从本义上讲金是从矿中冶炼出来的，我们看它的引申义，金的特性就是从革、肃杀、下行，金就是在清理门户，在治理环境，在控制万物之生长，这就必须要得到土之资助，我们可以观察到，无论是动植物还是人在衰亡后都要进入土地，因为五行中只有土行具有承载的作用，这就是五行之土生金。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五行之中土行的功用不是其独自完成的，必须要有其他四行来和它配合，换言之，五行中任何一行都不能脱离其它四行而独立存在，因为各行在行使其功能的同时都必然受其它四行的生克制化，以此来维系五行这个系统的动态平衡。

3 五行的实用性

首先我们来对照社会。社会要进步，不仅体现在精神上还体现在物质上，所以要进步，就必须要大力发展经济，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进步发展的过程不就是木主升发条达的特性吗？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走过的历程，这些年来我们的社会在物质和精神上的确是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带来了比较突出的环境问题，发展的同时没有注意保护环境。用五行的观点来看，就是木升发的太过了，没有受到金的制约而导致的。另外，发展的同时，我们的资源也在减少，比如耕地、矿藏、森林、草地、海洋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资源是什么？资源就是土行，要发展要进步没有资源不行，可是有些地区为了发展不注意资源的合理开发有效利用，进而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这不就是土行的功用在遭到人为的破坏吗？土有了问题，母病及子，金的肃清功用自然下降，现在的环境污染非常突出，我们再进一步讨论，金生丽水，现在金都有了问题，金还能生出丽水吗，只能生出污水，前不久的太湖蓝藻事件就是一个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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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本体思想下的翻译本体探究

不同的翻译学家对翻译从不同角度有着不同的认识。自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后，翻译研究的领域由内部转向外部，研究的视角由原文转向译文，研究的方法由规定转向描写，研究的重心由语言转向文化、认知。除了翻译界以外，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也把目光投向翻译研究，翻译的领域越来越大，翻译是什么变得越来越模糊，如翻译是科学，翻译是艺术，翻译是重写，翻译是操纵，翻译是叛逆，翻译是解释，翻译是文化行为，翻译是政治行为等不一而足。弄清翻译是什么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本文试图从形而上的哲学高度探讨翻译本体问题。

中国古代农耕有着无法取代的地位，在人们眼里草木是人类赖以生存和依靠的最根本的依靠。《诗经》的《大雅》中有“：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这里的“本”的含义是指草木的根、干。逐渐在有的典籍中，逐渐出现了用草木的根本比喻社会人事的说法。《庄子知北游》中说“：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秋毫为小，待之成体；天下莫不沉浮，终身不顾；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悯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根本。”这里的根本具有天下万物根据的含义。“本”还有事物的根据、根基或主体的意思。如《论语学而》中：“君子务本”。对“本”的重视，是农耕社会中哲学研究的一个特色。“体”的最初的意义是身体，人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能近取譬”是中国先哲创建的哲学范畴和建立哲学体系的基本方法。所以哲学家十分关注与身体直接相关的感受和体验。所以“体”首先与人对自己的直接体验有关。《礼记大学》中说“：心微宽体胖”。《论语微子》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除了指身体之外“，体”还有“实体”“，形体”，“形状”“，卦形”“，卦状”的意思。《易经系辞上》有“：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本体”二字，很早就出现了，大量使用是在宋明理学中。其最初含义是“本来面目”“，本来状态”。后来“本体”的含义扩展为“根本性状”“，根本依据”“，根本源泉”等意义。唐代佛教经典《大日经》中有：“一身与二身，乃至无量身，同入本体。”这里的本体已经超越了有形的事物而进入了无形之境。到宋代“本体”已经成为哲学界普遍通用的范畴。张载在《正蒙太和》中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这里的“本体”指天下万物本来恒有的状态，具有最抽象最普遍的哲学范畴的基本属性。中国哲学中“，本体”含有“最高”“、最根本”、“最重要”的意思，指无形而永恒存在的宇宙和人生或事物的本来状态。

东晋僧人道安，他在《摩诃钵罗蜜经抄序》中指出，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在道安看来，佛经翻译必须要“案本”，而何为“本”，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道安认为，翻译的目的正是因为人们不通异域之言，因而需要译者传达，使其通而晓之。由此看来，这个“本”指的是经文“大意”。然而，从道安的“五失本”的表达来看，“本”又可以说是包括了内容、形式及文体风格的。一“失”指经文形式的更改；二“失”指经文文体风格的改变；三、四、五失指经文内容的删简。可见,道安对“本”的理解远远超出了他的同代人,他在对翻译之“本”的阐释中不自觉地把内容、形式、风格和意义结合了起来，认为它们都是意义的组成部分。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先进的观点。这样，形式、风格、内容和意义的关系构成了翻译的本体论即“翻译是什么”的论题。然而受其所处时代的影响，中国哲学在没有发展到对本体有着充分认识的时候，道安没有能从正面找到翻译的本体，而是从侧面指出翻译的“五失本”“、三不易”。他不拘泥于字面形式，而且追求翻译内容、风格，抓住了翻译的“根本”，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本体”对“根本”的重视。而近代的钱钟书先生饱读诗书，深谙中国国学之道。在中国哲学对本体有充分的认识前提下，钱钟书先生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对翻译是什么即翻译的本体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化境”。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transmigrationof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资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象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从钱先生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翻译本体的理解与中国哲学中“本体”的解释不谋而合，翻译的本体就是翻译无形而永恒存在的本来状态。无论“化境”能不能达到，“化境”就是就是翻译的本来状态。在中国哲学体系下，本体是无形而永恒存在的宇宙和人生或事物的本来状态。翻译的本体是“化境”，可以说是翻译的一种理想状态，根本状态，本来状态。但从实际翻译来看，受源语和译语差别、文化知识等等因素的影响，会有道安说的“五不翻，三不易”现象，“化境”很难或者根本不能实现。“五失本，三不易”从侧面体现着翻译的本体。而说翻译是科学，翻译是艺术，翻译是重写，翻译是操纵，翻译是叛逆，翻译是解释，翻译是文化行为，翻译是政治行为等等，都是翻译本体的具体化，是本体的某个方面。

认知视域下翻译客体探究

从字对字翻译，意对意翻译，到动态对等，文本类类型，再到最佳关联，翻译的对象由最初的静态语言现象，到重视读者反应，到被视为跨文化交际行为，这体现着人类认知的不断发展，由对世界（客体）的认识，深入到主体的认识，再到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的认识。翻译活动随着人类认知的发展不断拓展，翻译理论也经历了由文本为中心到读者为中心，和文化的转向，认知转向。翻译的客体大概由词、意义、意义及其语用范围、意义及其文化、意义及语篇发展到概念内容及识解能力。翻译的客体发展过程也是人类认知发展的过程，受人类认知水平的决定，也是人类认知发展的结果。翻译是不同语言之间的活动，各种语言有着不同的语法和特点，现有的翻译理论都是以某两种或几种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虽然语言不尽相同，但是语言背后的人类认知本能是一样的。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发展和认知科学的发展，在翻译理论呈现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局面下，认知视角为翻译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p#分页标题#e#

罗马时代的“字对字”翻译可以说是名副其实，人们用拉丁语最贴近的语法对等语替换希腊语的每一个单词。这样，罗马人阅读译文时可以把希腊原文与拉丁译文逐字对照。这与当时人们对希腊源文的崇拜、敬畏有关，也与当时的翻译范围狭窄有关。当时翻译仅仅局限于经典著作和宗教文献翻译。“字对字”的翻译方法将单个的字词作为了翻译的客体。公元前1世纪的西塞罗和公元4世纪晚期的圣哲罗姆提出了“意对意”的翻译，将“字对字”的翻译客体拓展到了意义，包括语言的风格和力量。奈达将翻译客体拓展到意义及其语用范围。奈达从语义学和语用学理论以及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理论获得启示，并借用其中的概念和术语提出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功能主义学者霍尔兹-曼塔利将翻译视为涉及文化转换的“信息传递综合体”。哈蒂姆和梅森的研究考虑到翻译的语用和意符层面，以及各类话语和话语所属不同社会的社会语言和意涵问题。认知视角下，翻译过程被视为有源语文本触发的心理场景的激活和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表现或刻画该场景的目的文本的选取。翻译的客体是概念内容和识解能力。

翻译客体的不断演化，从不同侧重点强调了翻译主体指向、认识和改造的对象某一方面，如形式、意义、文化、语篇等等。而概念内容和识解能力将这些方方面面全都涵盖起来，实现了概念内容和识解能力的译文就实现了形式、意义、文化、语篇等等方面最大程度上对源语文本的心理场景的激活。概念内容和识解能力是认知语法的两个术语，可以被借鉴到翻译理论中。概念内容由一系列的认知域组成的，识解能力是人们用不同方式描绘或构建相同场景的能力。认知学法学家兰盖克认为语法认知观必须建立在语义之上。翻译同样要建立在源言语和目的语语义的充分理解和掌握基础上。兰盖克指出意义是概念化的结果，概念化指的是心理经历的任何一个方面，包括对物质的、语言的、社会的及文化的等经历的理解。但他也强调对语义结构作完整及确定的描绘是不现实的。语言意义都是开放的，在范围上是百科全书式的，意义要依赖语境及对世界的百科知识来理解。语言的意义不是自足的或界限分明的成分。意义建立在概念化之上，建立在人类的世界知识上。意义包括语义内容及人对该语义内容的识解，而识解的方式各有不同。意义是内容和识解作用的结果。认知域给我们提供了内容，认知能力给了我们识解。一个语言表达的概念内容是由一系列的认知域提供的。认知域构成意义的基础，但它们本身却不是语言表达的意义。作为认知主体，人们可以强调不同的认知域，其结果是同样的客观事实不同的语义表达。在翻译理解原文和译文输出时，对不同认知域的强调通过识解的不同维度的侧重来实现，寻求译文最大程度上对源语文本心理场景最大的激活。

篇7

1、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千里长堤虽然看似十分牢固，却会因为一个小小蚁穴而崩溃的道理。更是警示我们世人，事情的发展是一个由小到大的过程，当存在微小的安全隐患时，如果不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正确及时处理，就会留下无穷的后患。所以，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防微杜渐，从小事做起，及时处理好不安全因素，避免事故或灾难的发生。

2、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指很长很长的堤坝，因为小小蚁虫的啃噬，最后也会被摧毁的。叫人不要小看自己的所犯的错误，一点点小错的积累会使你的人生毁于一旦。比喻小事不注意会酿成大祸或造成严重的损失。在高大的东西也需要一点一点积累，万事都遵循着这一个规律，在微小的事情都不要去忽视。

3、“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是出自《韩非子·喻老》中的一句话，后来广为流传，并演变成为今天的一条哲理成语。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千里长堤虽然看似十分牢固，却会因为一个小小蚁穴而崩溃的道理。更是警示我们世人，事情的发展是一个由小到大的过程，当存在微小的安全隐患时，如果不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正确及时处理，就会留下无穷的后患。所以，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防微杜渐，从小事做起，及时处理好不安全因素，避免事故或灾难的发生。

4、临近黄河岸畔有一片村庄，为了防止水患，农民们筑起了巍峨的长堤。一天有个老农偶尔发现蚂蚁窝一下子猛增了许多。老农心想这些蚂蚁窝究竟会不会影响长堤的安全呢？他要回村去报告，路上遇见了他的儿子。老农的儿子听了不以为然地说：偌坚固的长堤，还害怕几只小小蚂蚁吗？拉老农一起下田了。当天晚上风雨交加，黄河里的水猛涨起来，开始咆哮的河水从蚂蚁窝渗透出来，继而喷射，终于堤决人淹。

（来源：文章屋网 ）

篇8

《探索》一书初步系统地阐发了由作者所创建的广谱哲学的基本框架、主要内容及其模式与方法，展示了这一新学科的基本面貌和诱人的应用前景，为哲学“资源”的开发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广谱哲学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哲学本身的现代化，也就是哲学这样一个纯定性的、思辨的、观念形态的学科在不丧失其原有性质的前提下，如何实现现代科学所具有的那些基本特征——概念的规范化、体系的公理化、原理的模型化和方法的可操作化等等。因此，广谱哲学属于元哲学层次的研究，是哲学研究中一个基础性的新领域。

无需多说的是，既不丧失哲学原有的质——原理的普适性、广泛的应变性，又要具备现代科学形态，这无疑属于哲学研究中最富挑战性、最富冒险性的课题之一，也是人们常识中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样的课题在广谱哲学之前和以后很长时期内都不可能列入任何一级的正规的或法定的科研项目。作者在十几年的探索中，可以说历经艰苦曲折，终于找到了一条成功地解决这一课题的道路，即广谱哲学所称的“四化”（广义公理化、广义模型化、广义数学化和广义程序化）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作者创造性地解决了一批哲学基本理论的现代化问题，内容涉及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论、逻辑学等等，从而使哲学现代化的工作实质性地迈出了一大步。

广谱哲学的“四化”工作使哲学这个超出感性直观的、纯粹观念形态的学问初步具有了可观察、可控制、可模拟的形态，这便为解决哲学中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分歧和争论提供了相对明晰的前提条件和理论界限。同时，也由于她的“四化”工作，大大地深化、具体化和推进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例如“一分为多”和“一分为二”之争是哲学界、系统科学界、逻辑学界乃至于数学界经常争论不休的问题，广谱哲学不仅深人地剖析了这种争论的症结所在，而且建立了辩证矛盾概念的结构模型，并进而深人地揭示了系统的“多”（多个元素或多元关系）与辩证法的“二”（辩证矛盾）是属于不同层次的、不容混淆的问题。特别是，广谱哲学还具体地研究了辩证矛盾与形式矛盾（形式逻辑的矛盾概念）在数学模型上的严格区别，深入地揭示了一般事物系统的运动变化与辩证矛盾（所谓“动力阴阳”）转化之间的数理机制，这些成果是传统哲学的思辨方法所无能为力的。

篇9

论文摘　要：成语是人们智慧的结晶，成语原内容反映了人们的认识，蕴含了隽永的哲学道理。本文运用哲学观，从七个方面阐述了成语的哲学意蕴。(1)物质与意识；(2)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3)运动观；(4)联系发展观；(5)质量互变规律；(6)对立统一规律；(7)认识与实践观。  

 

成语是一种长期相沿习用的言简意赅的定型语，是经过人们一再推敲、反复锤炼而成的语言精华，是人们认识的结晶，它概括了人们在探知客观世界奥秘中的实际体验与思维　成果，包含了深刻的哲学道理。 

 

一、物质与意识 

 

1.物质是在意识之外又能为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随物赋形”。它说的虽是作画之理，即画画要针对事物本身的不同形态，给予形象生动的描绘。但同时也说明了物质是可以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的。 

“掩耳盗铃”。偷铃的人怕别人听到钟声而捂住自己的耳朵，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做法。“在人之外，不以人为转移。”声音是客观存在的。决定它的也是客观性的东西，不论你怎样捂住耳朵，它都不会因此而消失。此类成语还有：画蛇添足；凭空捏造；杞人忧天；无中生有……。 

2.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意识要发生作用必须以物质为基础。因而，过分地强调意识的作用都是错误的。如：“画饼充饥”。“画饼”只是人们头脑中饼子观念的表现，就如房屋设计图案只是关于房子观念的表现一样，实质上还是思想形态的东西。企图以画饼来充饥，无异于用精神代替物质，用幻想代替现实，其结果是陷入唯心主义的空想。此类成语还有：望梅止渴；白日做梦；描鬼画神……。 

 

二、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 

 

1.意识活动具有主动创造性。如“触类旁通”。接触过某方面的事物能了解同类的另一些事物。这说明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事物，而且能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促使认识的深化。 

意识活动对客观世界具有改造作用。表示这一含义的成语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人定胜天；愚公移山……。 

然而，有时人们会忽略意识的能动作用。如：“因噎废食”，就是一种消极悲观的态度。 

2.物质都有其客观的规律性。·物质的规律性是客观的，违背了客观规律就要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如：“揠苗助长”本来是想庄稼长得快，但因违背了庄稼的生长规律，其结果是“揠苗助桔”。受到了客观规律的惩罚。 

3.要正确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要主观符合客观，主客观相统一。在成语中，有些内容反映的却是主观脱离客观的思想。这类成语有：钻冰求火；竹篮打水；救火投薪……。 

 

三、运动观 

 

1.物质的运动是多样的、复杂的。反映哲学这一意义的成语有：千变万化；变幻莫测；瞬息万变……动是运动的一般形式，而静是运动的特殊形式。成语“百动不如一静”，反映的就是动与静的对立统一关系。而有些成语反映的却是否认了物质的运动。如： 

“刻舟求剑”。剑掉在水里，人却不立刻下水找剑，而只是在船上刻下掉剑的地方，等船停了再找剑。这样自然是找不到剑了。船是运动的，水是运动的，掉剑的地方肯定就会变了。 

2.物质运动总是同时间、空间相联系的。如：“光阴似箭”。形容时间过得快。这种快是与人的一生或一段长时间相比较而言的。体现了时间、空间的运动。 

时间是指物质运动过程的持续性，空间是指物质运动的广延性。时间与空间是不可分割的。如：“远水救不得近火”。时间是以物质在空间的运动来度量和认识的。这个成语一“远”一“近”有着鲜明的空间特征；一“缓”一“急”又有着鲜明的时间特征。用空间特征借喻时间特征，表示空间与时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四、联系发展观 

 

1.联系是客观的、普遍的。反映联系的客观性普遍性的成语如：“础润而雨”。意思是柱下石湿润，预示天将下雨。人们根据生活经验，从某些自然现象的联系中推论出各种事物之间有普遍联系。 

“唇亡齿寒”。这个成语说明了两者之间关系密切。“唇”与“齿”相互依存，生死与共。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客观的、现实的。 

联系具有多样性、条件性的特点。如：“洛阳纸贵”。“洛阳”与“纸贵”本来是不相干的两个事物。但由于左思的《三都赋》风行洛阳，从而使纸价上涨。把“洛阳”与“纸贵”联系了起来。这表明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复杂多样的，有直接联系，也有间接联系。 

我们要用联系的观点对待问题、看待事情。而有些成语反映的是一种孤立的观点。这样的成语有：管中窥豹；盲人摸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2.唯物辩证法中的发展是指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发展具有上升性和前进性的特点。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全句强调青“胜于”蓝，表明了事物的发展不是只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而是后来居上，新事物高于旧事物。事物的发展是上升前进的。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说明旧事物内部虽已衰亡，但表面上依然很强大，新事物战胜旧事物必然要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　世界是变化发展的，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反映这一哲学思想的成语有：士别三日，刮目相看……。 

成语中反映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的也有很多。如：蹈规循矩；墨守成规；因循守旧……。 

五、质量互变规律 

 

1.质是事物成为它自身并区别于他事物的内部所固有的规律性。如：“非驴非马”。它所蕴含的哲理是说：事物都有自己的质的规定性，不能混淆不同事物的不同质的界限。在认识事物时，既要看到不同事物的区别，驴是驴，马是马，不应当驴马不分，同时又要看到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承认中间状态的存在。 

2.质与量的统一就是度。只有在一定的度内才会做好事情。成语如：“哀而不伤；过犹不及；恰到好处；恰如其分”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 

如果超过一定的限度或者还没有达到一定的度，那么正确的行动也变成了错误的了。这类成语如：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功亏一篑……。 

3.量变和质变是事物变化的两种形式或两种状态。量变转变为质变，首先要有量的积累。反映量积累的成语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量的积累引起量变，量变引起质变，质变是量变的结果。同时又是新的量变的开始。反映这一哲学思想的成语有：滴水穿石；积土成山；绳锯木断……另外如成语“五十步笑百步”，所表达的哲学含义是质相同的事物，量可能不相同。 

 

六、对立统一规律 

 

1.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动力和实质的内容。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之间存在的、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体现这一哲学含义的成语有：并行不悖；不是冤家不聚头；刚柔相济…… 

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互相排斥的属性。这样的成语有：冰炭不同炉；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一 

此外，成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虽然也含有矛盾的斗

争性，但只是反映了矛盾双方的激烈斗争的形式和一方战胜另一方的结局，反映的对立性不全面。 

2.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原因。内部矛盾是内因，外部矛盾是外因。反映内因这一哲学含义的成语有：祸起萧墙；物腐虫生……反映外因这一哲学含义的成语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而内因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内外因是相互联系的。反映这一关系的成语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泥而不滓；自力更生……矛盾的同一和斗争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反映这一哲学含义的成语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月满则亏；泰来否极。　 3.矛盾是客观的普遍的。成语“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反映了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而成语“讳疾忌医”、“模棱两可”却否认了矛盾的客观性。 

对待问题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和主要矛盾。反映这一哲学思想的成语有：打蛇打七寸；釜底抽薪……。 

矛盾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在分析客观事物时，要把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相结合。对待具体问题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反映这一哲学思想的成语有：对症下药；因材施教；因地制宜；量体裁衣……。 

在分析矛盾时，要用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方法。下面这些成语反映的内容正好脱离了这种方法。如：截长补短；拆东墙补西墙；割肉补疮……。 

 

七、认识论与实践观 

 

1.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认识论就是一种反映论。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是可知论，如成语“格物致知”。唯心主义的反映论却是不可知的，如成语“蝶化庄周”。　既然认识论是一种反映论，那么这种反映有时难免会片面化、表面化。反映这—哲学思想的成语有：不求甚解；井底之蛙；浅尝辄止……。 

2.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的动力，反映实践对认识的影响的成语有：多见广识；孤陋寡闻；熟能生巧；百闻不如一见；识途老马；……我们强调“知行合一”，有理论就要靠实践来证明，认识的目的是实践。反映认识对实践的影响的成语有：开卷有益；运筹帷幄；必躬必亲；游刃有余……。 

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而看问题处理事情要理论联系实际，反映这一哲学观点的成语有：兵无常势；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在认识论中，还存在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思想。成语如：生搬硬套；依葫芦画瓢；纸上谈兵……。 

综上所述，成语所表现的人们的主观意识，是人们对客观现实进行细致观察、周密思考、深入辩析、反复验证而形成的，它的哲学含蕴是广泛而深刻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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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注语言起作用的条件

语言哲学对语言起作用的条件也很关注。除了经典的格赖斯的合作准则，其他的如马克主义语言哲学、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以及认知语言学等对此都有论述。语言哲学关注语言起作用的社会阶级背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描述交际中的语言合理性，认知语言学关注语言背后的人的认知机制。可以说，语言哲学是从社会条件、交际条件和认知条件等多个角度分析了促使语言起作用的各种因素。翻译研究对促成翻译语言形成的各种条件也很关注。例如，翻译与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研究就突出了社会条件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以及翻译对社会条件的反向作用。再如，译者个人条件的研究也日趋系统化，形成了以翻译能力为突出特点的多样性研究。例如，语言能力、语篇能力、学科能力、文化能力和转换能力(Neubert2000:3-18)，还包含两种语言的交际能力、超语言能力、工具—职业能力、心理—生理能力和策略能力(Orozco2000:199-214)。此外，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理解文本时其自身条件和状况也很重要，例如翻译过程中控制干扰的能力如何，重新表述的能力和执行翻译任务的能力如何。这些因素对形成翻译的语言也很关键。

1.2关注意义、心智与语言之间的关系

语言哲学研究包含了很多关于个体心智意义与环境意义之间的互动形式。意义意味着有意识的经验，但是只有通过介质来理解的经验才能算作意义。在现实世界中，最基本的介质是实体，例如茶杯或者椅子，与一定类型的经验有关。在这种最简单的情况下，意义成为生命形式中物体角色的副产品。随着符号的兴起，意义需要获得与其介质相关的独立地位。在人类的语言中，这种地位得到最复杂的表现。随着语言的发展，人类的生命形式开始独立于意义的集体认知，而这反过来又引起了物体意义的激增。例如，Searle对社会现实的定义是内置于个体心智中的“我们意识”，而Croft认为意义是在言者大脑中发生的事情。与此相比，Hart是把个体放在意义产生的身体和来自外部世界的意义之间的接口上。这些是社会认知语言学通过意义增值来实现语言功能的方式。翻译研究一直以来也关注意义、心智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早期的“意对意”翻译还只是研究的雏形，稍后，雅各布森的语言意义与对等的本质进一步突显意义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后来，哈蒂姆和梅森的语境和语篇研究也关注到翻译中的意符层次。当代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更是将意义、心智与语言之间的关注在翻译过程中的显现描述得非常深入。这些认知形式对翻译研究的促进作用已经得到研究者论证(参见王寅2008:211-218;谭业升2009:36-58)。

1.3关注实现语言功能时的语境约束

语言哲学对语境研究非常关注。维特根茨坦关于意义的研究都没有离开语境的分析，连他提出的“激进翻译”也是一种在语境约束情况下的意义建构方式。哲学更是将语境约束突显为社会语境，在语言的阶级性上建构理论。言语行为理论也非常关注语言所起作用的语境，即必须从语境中概括和抽象使其成为语境类型，从言语行为中概括和抽象使其成为语言行为类型。换言之，语言与语境约束之间的关系又被视为一种语境化、实例化的语用行为。它是一种特殊的语用行为，是语言内之意和语言外之意的混合。话语环境在交际中起着决定作用，它促使言说者的话语转化成一个或另一个语用行为。言语的内容只是交流意义中的几个因素之一。翻译研究对语境的约束更为敏感。翻译依赖于两个相互分离的因素:语境效果和加工努力。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境的互动体现为双重特征。译者既能够在语境重建过程中发挥主动作用，也受到语境约束的影响。就语言内部的语境因素来看，韩礼德把语境分析分成三个方面:语场、语旨、语式。豪斯在韩礼德的语境分析三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译文评估模式，扩大并细化了语境约束的特点，贝克也在韩礼德模式基础上将其应用于语用概念，对翻译中的语境推理与约束也做了深入分析。这些研究都显示了从选词的微观层次到篇章的建构层次乃至译文之后的社会文化意义都与语境约束相关。

2．语言哲学与翻译研究的差异

虽然同样关注使用中的语言，由于学科理论建构基础不同和研究侧重点影响，语言哲学与翻译研究的差异也很明显。首先，语言哲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翻译研究不具备，即语言哲学对语言的真值条件非常关注。就客观语义学来看，其中认知主义的客观语义学就包括真值对应论和真值条件论。真值对应论始于Frege，认为“有一个独立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客观外在世界，语义是客观世界的内在表征，来自与所指的客观范畴密切对应的关系，因而注重描述语句与环境是如何匹配的”(王寅2006:268)。真值条件论是由Tarski、Davidson等提出的，“他们更强调‘真值条件’，句子的真值条件就是决定句子真假所依赖的客观事实。句子的客观意义是由使得该句子成真或成假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若能确定所说话语赖以成真或成假的条件，也就能理解句子的意义”(王寅2006:271)。此外，在言语行为理论和格赖斯的语用传统中，对语境因素的强调同样重要。语用参照的结果体现在言语真值内容中，而这样的语用扩大或调解在建立言语意义方面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语用参照的主要成分包括:非语言意义，直观的真值条件，组成成分的验证(Jaszczolt2010:2898-2909)。其次，语言哲学的另一个突出特点而翻译不具备的，即语言哲学强调“元语言”、“言语”、“话语”、描述空间和时间体验并做出一定的逻辑判断。格赖斯的“会话与含义”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都与话语有关。认知语言学对语言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体验描写更为深入，将语言的“时”、“体”概念与人的认知体验相结合。语言哲学都关注言语行为的推理与分析，并对此做出一定的逻辑判断和理据验证。第三，与语言哲学相比，翻译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更加关注双语环境中语言间的转换情况，例如语言的对应与对等模式，语言对的转换与迁移模式，语篇的多重关系网络等等。翻译研究强调“原作者”、“源语言”、“译者”、“译入语”，它以语言对比为前提，涵盖了文体学、文学理论、文化研究、交际理论、语言哲学、普通语言学、机器翻译、人工智能、对比语言学、语用学和语篇分析等多个领域。翻译研究关注原文语言在译文中的变化，描述双语空间中语言的转化情况，并对其中的线性和非线性变化做出分析和评价。以话语和语篇连贯为例，语言哲学认为连贯与衔接是意义产生的基础，语言学意义上的连贯可以分为组合连贯与聚合连贯，局部连贯与总体连贯，有标记连贯与无标记连贯。与此不同，“翻译上的连贯是个多重关系网络，可以分为不连贯、伪连贯和互文连贯”(王东风2009:47-55)。第四，语言哲学与翻译研究有不同的语境分析路径。在语言哲学中，语境的概念化起着重要的作用，语用的定义通常与语境的含义相关。因此，Stalnaker(1999:43)认为“句法研究句子，语意研究命题，语用研究语言行为及其表现于其中的语境”。Levinson(1983:32)也认为语用学是一种将语境考虑在内来理解语言的理论。在语用学中，研究者关注意境及其所代表的内容之间是如何互动的，所使用的语言表述与语境是如何相关的。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能力被概念化为一种语境化再现过程。因为在翻译过程中，语言的延伸不仅在一种新语言中给出了一个新的形式，而且是从早期的原语境中提取出来放置在一个新的语境中，同时伴有来自交际传统、类型与读者期望范式的不同价值。总之，语言哲学关注意义生成的过程、逻辑推理过程以及相关语境，而翻译研究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关注语言之间的转换和语境重建。

3．经典哲学对翻译研究的促进

经典哲学对翻译研究具有推动和促进的积极作用。早在2000年，英国翻译理论家芒迪在《翻译学导论》一书中就专门写了一章，定名为“翻译的哲学研究”，收入了斯坦纳的阐释步骤、庞德与语言的能量、本雅明之译者的任务和解构主义等内容。后来，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主编的《翻译研究读本》也收入了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将其作为从哲学途径来研究翻译的主要内容。2007年，我国学者单继刚所写的《翻译的哲学方面》是对经典哲学与翻译研究之间关系的较为全面的总结，包含了解释学、解构论、分析哲学、西方等方面。总结目前经典哲学对翻译研究的促进作用，笔者认为可以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促进了翻译研究从语言操作的微观层面上升到语言世界观的研究。早期的翻译研究特别是语文学阶段的翻译研究对于语言的微观层面非常关注。例如，早期西方“字对字”还是“意对意”的翻译，我国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等，都对于翻译的语言风格和翻译策略模式有了初步的讨论。后来，语言学阶段的翻译研究其模式扩大到语言意义与对等的本质，并对翻译过程中语言的转换迁移模式做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哲学视角的翻译研究进一步将翻译研究的框架扩大到语言世界观层面。例如，翻译的本体论研究使得翻译的本质研究和翻译主体性研究打开了语言世界观的大门;阐释学的翻译哲学观更进一步，认为“作为实践哲学对话，翻译是两种世界观的融合，是人类走向‘交谈共同体’的必由之路”(单继刚2007:38)。斯坦纳则用了四步原则描述语言与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并指出“一切理解皆是翻译”。这不仅扩大了翻译行为的范围，而且进一步推动了翻译研究与语言世界观的融合。格赖斯的经典会话原则更是将翻译研究中的话语意义与逻辑推理结合在一起。此外，解构主义进一步为翻译的不确定性研究提供了哲学视野。如果说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所描述的译作是原作的“afterlife”，这是具有解构意义的初步阐释，那么德里达的“在场”、“延异”、“播撒”等则是对此作了进一步深入的哲学阐释，这与奎因的翻译的不确定性相呼应，促进了文本层面的翻译研究向语言世界观研究的进一步转化。第二，促进了翻译研究从语言上升到语义再上升到语用。翻译研究离不开语言研究，随着跨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翻译研究也从早期的语言形式研究(例如，词汇层、短语层、句子层、语篇层)逐渐走向深入的语义研究。例如，翻译中的意义如何再现，语境参数对其影响如何，翻译过程中的心智意向性如何体现，翻译中的准确价值、绝对价值和默认价值又该如何体现以及相关语义学对翻译的深度影响如何等等，而真值语义学则进一步促进了翻译中合并再现的认知原则。随着实践哲学的发展和促进，引导翻译研究回归生活世界的语用理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李菁的研究表明:“基于言语行为理论、规范语用学和语言观的交往实践语言观，应是实现翻译研究语用学转向的一条合理的理论途径”(2009:256)。李菁的研究还进一步分析了言语行为理论中的语旨力、意向性、构成规则与协调规则以及语境等概念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规范语用学对翻译活动的重新定位，言语的双重结构对翻译文本意义理解的制约以及言语行为有效性对重建翻译活动理性的指导作用等，对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转向做了充分描述。第三，促进了翻译研究走向心智认知深层结构。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认知哲学也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认知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新趋向”(侯敏2012:1)。“认知哲学采取语境实在论立场，奉行语境纲领，是一种区别于传统认知论的新认识论和方法论，主张认知现象是语境依赖、语境敏感和语境限制的”(侯敏2012:3)。认知哲学研究语言的具体途径是通过几个有限的人类的认知方式对语言现象做出统一的解释。将认知哲学引入翻译研究不仅对翻译现象进行了解释，也对翻译语言背后的认知机制作出了解释。从理论上来看，概念隐喻翻译观、概念整合翻译观、关联翻译观、原型范畴翻译观、框架语义学翻译观以及翻译认知心理学等不断向前推进和发展，丰富了翻译研究走向心智认知深层结构的理论基础。从实证研究来看，研究者采用各种不同方法、使用不同工具来验证多样化的翻译过程，涉及到翻译时间、翻译阶段、翻译问题的解决方式、翻译策略的选择路径以及不同翻译背景译者的翻译心理机制比较，主要研究方法涉及有声思维、对话协议、键盘录入和眼动研究等，其结果都为翻译研究走向心智认知的深层结构提供了理据。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