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范文
时间：2023-03-31 12:52:1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马克思哲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2)03-0048-0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总的结果”的表述,斯大林把其放在社会历史观上,认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的所作的天才的表述”,即所谓的“唯物史观经典表述”。自此,我国学界沿袭此观点。近年来有学者认为“总的结果”“只是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而不是他的哲学社会历史观”。那么,“总的结果”究竟是什么?马克思生前未明确指明,但在《序言》里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的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恩格斯“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显然,能指导哲学领域的研究和批判的“总的结果”,其理论高度超出了社会历史观和社会学理论,从其形成过程、实质内容和本质属性来看,它只能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一般原理,具有哲学的整体架构。
一、“总的结果”的形成过程
“总的结果”的形成过程是马克思实践世界观的理论化过程。实践是劳动、社会生产、物质生产、物质生活、改造自然的活动、科学实验等的总概括。实践世界观就是关于从实践去理解包括自然、社会和思维等在内的整个人类世界的根本观点。实践世界观的理论化这里是指实践世界观理论的研究与建构以至于形成实践哲学的一般原理,“总的结果”是实践世界观理论化的结果。
第一阶段:实践世界观探究的开始。1842—1843年,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让他深思的是:议会即国家为什么要对一个捡枯枝的贫苦农民进行惩罚?由此他怀疑和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对自己本身,而会面向只有用一个办法即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这给批判思维规定了实践方向,顺此深入便认识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此时的批判把他引上了实践哲学研究之路,1844年1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写于1843年10月中-12月中)的发表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研究开始的标志。
第二阶段:实践世界观维度的哲学直观到实践哲学的基本命题的提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对实践世界观维度的哲学直观。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之后,就在《手稿》中对实践作哲学直观,试探其世界观意蕴,审视实践与人类世界方方面面的关系。“从异化劳动对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一切奴役关系、普遍的人的解放与劳动有关。“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世界历史、自然界都与人的劳动及其结果有关。“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此时他超越了经济学家“劳动是人的能动的财产”的观点,初步直观到实践与人、社会、世界历史、自然界和理论等的关系。
《神圣家族》(写于1844年9-11月)是对实践世界观维度的深入探索。马克思用自己“现在所达到的成果”去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帮助广大读者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再叙述“对现代哲学和社会学的肯定的见解”。此时以实践为武器反对思辨哲学,获得了比以前更深刻的认识:“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就不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就不能“真正认识这个历史时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就如同把“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历史的发源地”就“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不是“在天上的云雾中”。这里,他进一步说明了实践与人、历史、社会、自然界、理论等不可分割的联系,断定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开始构想实践哲学关于以实践为直接源头的人类世界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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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 会计哲学 启示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长期参与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创作的光辉巨著。它是无产阶级革命指引书，也是的百科全书。在当代，仍然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指针。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巩固的指导地位”。为此，我本着“学哲学、用哲学”的目的，认真研读了《资本论》中有关会计方面的论述，结合会计基础原理和方法，进行了认真的学习思考。通过马克思会计哲学中的会计唯物主义观、马克思的会计运动观和马克思的会计时间价值观，来进一步加深对会计基础理论的学习，并得出了马克思会计哲学思想的启示，以期共同商榷。
一、及其会计哲学思想概述
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工人运动实践基础上而创立的理论体系，形成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3个组成部分。《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毕生心血写成的一部光辉巨著，全书共分四卷，包含了的主要精神实质。全书深刻的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总过程，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同时，也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同志在“七?一”讲话中进行了高度概括：“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所以说，当代学习运用仍具有现实意义。
指导实践主要体现在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包括唯物辩证主义和认识论。会计反映的社会经济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认识会计便涉及到认识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因而哲学对当前的会计工作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正如《资本论》所说“簿记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手工业和农民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当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我国会计基础理论和实践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我国的会计基础理论和会计准则多是从发达国家成熟的理论进行全面引入，虽然节约了我国在会计理论上探索的时间，但过度引入可能导致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相适应，比如我国会计准则进行了多次修改仍不成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加大对中小企业发展的促进力度，但《小企业会计准则》到2013年才得以全面实施，还缺乏相关配套解释，具体运用效果还有待在实践中检验。在会计实践中，会计信息不真实，不全面还比较突出，会计舞弊现象时有发生。所以，通过借助及其会计哲学思想的学习，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复杂的经济环境和会计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指导我们以科学发展观的态度来具体实践会计工作。
二、马克思会计哲学思想解读
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会计的理论基础之一，它为会计实践提供指导，会计理论和实践中的许多原则和方法是哲学观点的具体运用。
（一）马克思的会计唯物主义观
物质与意识是哲学的两大基本范畴。马克思唯物主义观认为，物质是第一性，意识是第二性，物质是世界的本源，物质决定意识。马克思唯物主义观在会计中的最好例证是会计客观性理论。马克思指出:“簿记的方法，当然不能改变账簿对事物的实际联系。”这句话表明会计工作必须客观地、真实地、全面地记录经济业务的实际情况。如果说各种经济活动是物质的，既客观存在，那么会计就是意识，是社会经济活动通过会计工作的客观真实反映。虽然会计工作是主观的表现，但会计信息的本质是客观的，不因为会计人员的主观加工而改变。正因为如此，客观性才成为会计信息最重要的质量要求，不做假账才成为会计人员的基本行为准则。因此，会计工作必须按照马克思的会计唯物主义观的要求，从客观实际出发，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为依据，真实反映客观实际情况。将“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的会计工作十六字准则完整的体现在日常会计工作中去。
（二）马克思的会计运动观
任何一种物质都处于运动之中，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根本形式，是物质的根本属性，静止是相对的，而运动是绝对的。马克思指出：“商品的形态变化，它们运动在物质上由不同商品互相交换构成，在形式上由商品转化为货币和货币转化为商品，即卖和买构成。”这句话表明会计内容是不断运动变化的，是通过商品运动中购、销两个过程实现资金的循环变换。在进行会计核算时，如果违反会计运动规律设置账户体系，必然不能提供完整、准确的会计信息。会计运动变化也是六大会计要素的抽象化，在静态表现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会计要素平衡关系，这种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会不断被利润＝收入－费用的会计运动规律所代替，这种代替是绝对的、经常的。熟悉马克思的会计运动观，了解会计运动的规律，有助于我们掌握利润核算的原理，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描述的著名公式：W=C+V+M（商品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商品生产的绝对规律，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如果撇开社会形态，这一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是完全适用的。在会计工作中，我们应当按照这个公式的原理,来正确核算企业利润，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为社会积累财富，最终造福全人类。
篇3
[关键词]主体性;实践主体性;时间;历史
对于马克思如何实现主体性哲学革命,学术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有学者把马克思的主体性问题当成一个实践的生成论问题[1](P17-22),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主体性概念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维度(P34-40),还有学者认为主体性与实践性是哲学的两大基石(P23-26)。究竟马克思哲学是在哪一层面实现了对传统哲学主体性思想的变革?这一变革的深层机制是什么?厘清这些问题,对于全面认识哲学并进一步更好地发展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前主体性思想的基本形态和困境
最早使用主体概念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他那里,主体是作为逻辑判断(s是p)中的主词subject,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则是实体,即属性和状态的承担者。在古希腊哲学语境中,主体蕴意的是一个贯穿在事物和变化之中的对事物起着支撑作用的不变“在者”,即万事万物的终极原因和本体。在哲学发展的初始阶段,抽象思维能力还比较低,不能以纯粹理性推理的方式来把握无限的统一性,只能借助于一个经验的具体事物来弥补最后的推理论断,这种图像表象式的思维正是古希腊早期始基哲学都从具体事物来说明统一性的原因。因而,在古希腊哲学中,“主体”并不就是人,它“只意味着构成存在者的基础的东西,这东西在偶然的附带的东西的一切变化中坚持到底,并把事物实际上作为事物来构成”(P44)。
随着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主体概念开始和人统一起来,人作为主体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理性成为人的代名词,人的主体性被归于理性,哲学发生了近代意义上的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主体性便以认知主体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命题,把“我思”作为认识的主体。通过时间内在化和空间外在化,自我意识成为主体和全部哲学的根基。贝克莱对物质实体加以批判,具体论证了心灵实体和上帝实体存在的理由。经验论和唯理论关于自我意识主体的同一性困境使康德认识到,自我主体不可能通过经验或有限的个体理性来保证。由此,康德由经验意识转向先验意识,通过先验统觉来说明自我意识的同一性和其对经验的普遍性与必然性的规范。先验统觉取消了经验性的时间,把时间变为自我的一种构造世界的形式,处在时间变化之外的自我就处在任何事物之中,从而保证了自我的同一性。黑格尔坚持知识论的立场,把康德哲学中的绝对意识推向极端,创立了以绝对精神为基础的实体和主体相统一的哲学。总体说来,西方近代哲学体现的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以理性和科学知识为基础,体现着理性精神、契约精神、人本精神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文化模式”(P122)。
西方主体性理论从产生之日起就内蕴着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第一个表现就是认识外在对象的可能性与主体的绝对被给予性之间的矛盾。对人的主体性问题的思考必将把人引向对主体的自在自主自足的肯定,引向对主体的绝对被给予性的强调。这就提出了作为绝对内在性和绝对被给予性的主体何以能够切中外在事物这一棘手的问题。第二个表现就是(时空中的)经验自我与(超时空的)先验自我的难以消除的二元对峙。第三个表现就是对“他我”(the-other-self)如何确认。西方主体性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使得这种理论难免具有唯我论的色彩,从而迟早要遭遇到承认“他我”这样一个难题。这些困境表明,人的主体性是不能从知识论的自我意识或理性去说明的,必须转向人的现实生存和历史发展来解释。
二、马克思实践主体性思想哲学变革的实质
哲学究竟在何种存在论的基础上谈论主体性?在形而上学之外来理解“主体性”,这在怎样的意义上是可能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隐含着马克思对待以往哲学理论的一个方法,即从一种哲学理论对待实践的方式或对实践的把握方式透视这种理论的本质,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如何处理理论自身与实践的关系乃是所有哲学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既然哲学是一种理论活动,那么将各种哲学区分开来的关键性内容就应该在于它们活动的方式或者它们采取的理论姿态,根本上这又取决于它如何处理自身与生活实践的关系。
马克思以前的哲学的共同特点,就是不从实践去理解主体,从而也就不知道从实践去理解世界、社会等属人存在。马克思哲学以实践为思维视角和切入点,把主体理解为受实践规定、在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人。由此,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自主性、自为性、创造性等特征,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天生具备的主体性,而是主体在实践活动中生成和发展的主体性,是体现了主客观统一、主客体统一、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统一的主体性。
在哲学看来,主体的存在不是抽象同一理解的那种主体的存在,而是现实的主体的存在。这种现实的主体的存在,只能是主体在现实的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中的存在。离开现实的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抽象主体的存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必须从主体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亦即从实践来理解主体的存在。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群体的人类,都是受实践规定、在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主体。主体的存在,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也是受实践规定、在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存在。主体的生成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就是现实主体自由自觉活动的实践规律。主体的存在规律是实践的,应从实践去理解主体的存在,应从实践生成和发展主体的双重生命存在去理解主体的双重生命统一的活动。主体维持自己的自然生命存在,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均异于动物自然生命的维存。
马克思的主体性理论革命是通过重新解释和构建主体性的两个必要前提——时间和历史来实现的。只有通过对感性活动中的时间与历史的合理阐释,去认识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我们才有可能辟清对马克思实践主体性思想哲学革命的种种误解。马克思拒绝一切超乎现实生活世界之上的东西,实质上就是拒绝一切理论哲学的绝对视角,那么历史性、时间性和有限性,就必定被视为与人以及他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之本质性相关的东西。概而言之,形而上学之所以遗忘时间性、遮蔽历史性或有限性,就在于形而上学从柏拉图开始一直到黑格尔,一头扎进理性中难以自拔。理性所要做的乃是永恒性和无限性,时间被当作一个随便怎么样的在场者,被体会为“现在”与“当今”。时间结构被压缩为扁平的“现在”一维。过去与未来,一个成了过去的现在,一个成了未来的现在,时间丧失了阐释这个现成的存在的可能性。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在这个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正在于此:通过对人的时间性的存在方式即历史性的揭示,马克思完成了对全部形而上学的超越。
三、马克思实践主体性思想中的时间命题旨意
如果说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的全部要害在于遮蔽时间的话,那么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则表现为使被遮蔽的时间重见天日,这源于他对以时间为可能条件的人的主体性的揭示与呈现。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通过把时间纳入作为全部存在呈现自身的境域,从而在历史的视阈中展开自己的主体性理论变革的。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德谟克利特从原子的概念中排除了时间,伊壁鸠鲁则把时间看作“现象的绝对形式”,所以“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了的时间,就是感性世界自身之存在着的反映”,“由于那自身反映的感性知觉是时间本身,这就不能超出时间的界限”。(P53)马克思由此把时间、感性和事物(世界、现象界)紧紧联系起来了:“事物的时间性和事物对感官的显现是被设定为本身同一的东西”(P53),“所以人的感性就是一个媒介,通过这个媒介,就如通过一个焦点,自然的种种过程得到反映,并且点燃了现象界之光”(P54)。在《资本论》中,时间范畴已有不同,马克思把商品的价值归结为其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但已不是感性的时间,而是“社会一般(平均)劳动时间”。时间与感性相脱离、相异化,变得非人化了。这种非人化不能归咎于马克思,而只能归咎于马克思所研究的对象,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机制。把时间还原到原初的、感性的时间,这是资本主义的异化向马克思提出的一个理论任务,也是现代许多哲学家努力探讨的一个困难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即使在异化中,时间本身也决不能完全脱离感性,它只不过是体现为一种敌视人的、否定性的“不幸意识”和“痛苦”。所以,《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不是马克思个人道德义愤的宣言,而是这种“不幸意识”即异化了的感性意识的自然流露和表达,是时间本身在异化中的。正是这一点,就注定了时间必然要向自己的感性回复。这样理解的时间,实际上就是作为主体“自由自觉的活动”或“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实践,“感性的”、“实践的”和“历史的”三个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可以“互换的”(P3),都可以看作是完整意义上的(或海德格尔所谓“源始的”)时间的“形体化”。马克思通过具体的经济学—哲学研究,说明了时间在主体的历史进展中被“拉平”的必然性,并找到了重新返回到感性此在的时间的道路:必须把感性的时间从强制性的、社会一般的抽象时间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的主体理论十分注重时间“质”的人本蕴涵。作为历史的时间是由人的生产性活动所奠基的属人的社会性时间,即人及其世界的“人文化成”的展开与实现过程。因而历史真正的缘起既不是在物理时间上可以无穷地追溯下去的万物“始因”,也不是所谓逻辑上在先的抽象的观念,而是人的现实的自我创造活动。这种活动既面向未来又立足当下,既自成目的又自为手段。所以,当有人认为人的命运存在于外在的因果决定论之中,甚至把人自身作为一个“造物”而追问“造物主”的时候,马克思说,你应该不是仅仅注意一个方面即无限的过程,你还应该紧紧盯住这个无限过程中的那个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循环运动,由于这个运动,人通过生儿育女使自身重复出现,因而人始终是主体。(P310)人作为自己历史运动的主体不是承担者,而在于他能够“依靠自己而存在”,历史由此体现为人的自我依赖、自我创造的主体性活动及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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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实践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033-02
一、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实践概念的分析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通过批判旧哲学而使实践成为哲学的核心范畴，进而使哲学问题实现转向的。他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1]16在这里，马克思的实践一词，必须从人的感性活动的角度去理解，且马克思认为，若正确理解人的感性活动——实践，一方面，必须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而人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也就必须包含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活动意义。另一方面，此处人的主观能动的活动不是人的抽象活动，必须具有现实的、具体的意义。
那么，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人的现实的具体的体现着能动力量的活动怎样将人的事物统一起来的呢？他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16。这就是说，在人的实践行为中，事物（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是同时的、一致的。事物（环境）的改变是人的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时时处处体现着人的力量，而人的活动也体现在事物的改变之中，事物是对人生成的过程和结果，且事物的改变也体现着人的改变。例如当第一块石头被打制成石制工具时，猿手也就变成了人手。属于人的真正的人类劳动就开始了，人类出现了。就是说，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体现着人和事物相互作用互为对象的意义，否则就不是马克思认为的实践。也正因为马克思的实践体现着人和事物相互作用、互为对象的意义，所以，马克思的实践才能真正将人和事物统一起来，进而将实践作为哲学的核心范畴，进一步，哲学问题就不是形而上学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则哲学的发展也就实现了问题的转向。
马克思说：“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17。这里，马克思用其实践概念消解了哲学中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即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将哲学的问题归结为实践问题。必须从实践角度来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实践是人存在的方式，所以他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7。社会关系总是在人的实践中产生的，所以，马克思又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18既然马克思将实践作为理解人及其活动的核心范畴，作为其哲学的核心范畴，且使哲学的问题发生了转向，那么马克思对哲学任务如此理解也就是必然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9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确定以实践为核心范畴批判了旧哲学，构建了新哲学，且使哲学的问题和哲学的任务发生了转向。而且，马克思的使哲学问题发生转向意义的实践概念与别派哲学的不同，体现着人的能动力量，是人和事物相互作用、互为对象的过程。那么，我们不仅问：为什么马克思能够提出与别派哲学不同的实践概念，这种实践概念，这种实践概念的理论渊源是什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前，马克思在其他著作中怎样涉及的，又是如何论述的呢？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蕴含着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理论线索
1.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
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的互为对象的对象化活动，我们就此可以推论出：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而这一点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所论述。他说：“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他人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2]105
马克思认为，人既然有自然力、生命力、有欲望，则人必然需要对象，又因为人是受动的、受制的和受限的，则人的欲望或需要的对象存在看，且不依赖于人必然存在着。由于人需要且必然需要对象，人才能是现实的，而这也是人是生命的表现，也只有对象才能使人表现自己的生命。所以，就人的生命表现而言，人必然是对象性存在物。
2.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人是能动的，自由的存在物
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且人必以对象表现自己的生命，但人的表现生命的本质和动物是不同的，人是能动的、自由的以对象表现自己的生命本质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2]57“……人的生产是全面的……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生产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人在生产整个自然界……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58
马克思认为，动物的活动只是本能的活动，而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活动，即人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活动和活动的意识。人不仅能够以他自身之外的东西为对象，而且还能够以他自身的意识、自身的活动为对象，因此人是最安全的存在物。人的活动是全面的、自由的，可以按照任何尺度、按照美来进行。
3.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人与对象是互为对象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事物的存在，必然是对象性地存在着，即必须以他物作为对象存在着，否则就是非存在物。那么人和对象的关系到底如何呢？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只要有对象存在于我之外，只要我不是独自存在着，那么我就是和在我之外存在的对象不同的他物。”[2]106这就是说，只要人有对象，人就必然是对象的对象，除非对象不作为对象存在着即对象不是对象。食物必须以吃食物的人为对象，食物才是人的对象，才能被人食用，同时，人只有吃食物，食物才是人的对象。如果人不以食物为对象，又或食物不以人为对象，那么就不存在食物，也没有以食物为对象的人。所以，在马克思那里，所谓对象性的存在物，其存在必然是互为对象性的存在，否则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即非存在物。
综合以上三点，我们可以看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人的活动是全面的、能动的、自由的。与人自身，人之外的事物即人的对象是相互作用、互为对象的关系。正是这一思想的发展线索，使得马克思能够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与其他哲学派别不同的实践概念，并以此实践概念批判旧哲学，将实践作为哲学的核心范畴，并使哲学的问题发生转向。但是，我们不禁问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为什么能够提出“人是互为对象性的对象化地存在着”这一思想呢？马克思通过提出这一思想，究竟要说什么呢？
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的活动探讨的线索
《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固然是未完成的、不完整的和不成形的著作，且是后人加以整理和编排的，在表面上的内容混乱不能掩盖马克思清晰的线索和完整的逻辑结构。笔者认为，马克思从讨论经济学问题入手，即通过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入手，进而提出人的一系列异化的表现，进而又讨论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和劳动的问题。既然异化是人与其活动对象的分裂，人被对象奴役，即人只是对象的真正对象、而对象只是人虚假的对象，一句话，既然人丧失对象，则消除异化，必须是在逻辑上提出人的能动的自由的问题，必须提出人同人的对象是互为对象的问题，最终又必须提出只有对象性的存在才是真正的现实存在，非对象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的思想。而马克思所以提出或能够提出这一思想，在其哲学线索中，又必须是以批判黑格尔辩证法及其整个哲学为理论探讨线索的。笔者认为，这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整体逻辑。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一方面，马克思从现实的经济生活入手，批判旧的国民经济学，并以现实中的人的一系列异化问题进行讨论和思考。另一方面，马克思又从思想的逻辑上，从对旧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从费尔巴哈等人对黑格尔的批判中对对象化的问题，人的自由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最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孕育了他的实践观点。进一步，马克思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正式、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实践概念，并将实践概念作为其哲学的核心范畴，使哲学的发展出现了问题的转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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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3)06-0055-04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1]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2]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4]。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5]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6]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7]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8]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2]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篇6
一、马克思哲学中批判理论体系的形成
人类在不断思考的过程当中，其思想会发展并逐渐不再满足于当前的现状，着力在当前的基础上寻求改变与超越。因此，人们在思想当中对于生活的憧憬与向往，与人们所处的生活实际现状存在偏差，这种矛盾会使人产生批判性思维。马克思将这一现象加以深化，总结起来就是，人们要通过对旧生活的不断批判，从而发现新世界。然而，这种批判是存在一定局限性的，即建立新世界以后，人们又会沉浸在这个新世界中，随着时间的延伸和人类本身的发展，这个曾经的新世界也就逐渐成为了又一个旧世界。此后，马克思又在对他人进行科学批判的基础上，加入了“接受批判”的思想，即通过他人的视角来对自己进行批判，在这种接受批判的过程当中，人们可以开阔自己看待问题的角度，以及培养更加谦逊的态度和胸襟，诚恳而又大方地接受他人的批判，马克思哲学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随后，马克思再次将批判理论深化，形成了“自我批判”。所谓自我批判，就是在对自身具有比较全面而深入的了解的前提下，而且具备充分的理论依据的情况下，又自身发起的对于自我进行的批判，这个阶段是将前两个阶段的成果进行优势结合，既保有宽阔胸襟和非凡勇气的，又占据了批判的主动地位。自我批判对于马克思哲学理论的体系产生了更加巨大的促进作用 。
二、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方式
马克思哲学理论体系中的批判，与其它批判形式相比，应用领域更加宽广、批判力度与批判效果也更加显著，通过批判性的思考与反思，能够更加深入地发现问题的本质原因，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寻找到更加全面、更加有效的解决方案。总体来说，马克思批判方式大概可分为五种，其一是实践性批判，这种方式是该理论体系中最为常用、最为基础的批判方式，也就是以实践为基础，进行更加实用、深入的批判。马克思哲学理论绝不是纸上谈兵的空谈，也不是盲目的全本照抄已有的批判理论，而是围绕自身的实践感悟而取得的批判成果。其二是辩证性批判，这同样是马克思哲学中重要的批判形式，可以更加有效的分析和解决问题，在这种方式下，通过对整体与局部的对比、理论与实践的对比、问题与结果的对比、可能与必然的对比等各种维度的辩证分析，更加清晰地看清问题的本质[2]。
其三是历史性批判，马克思，除了“历史”以外，任何学科的理论都不是唯一的，都会因为人类的个体差异，而形成的不同的理论，而历史是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性批判能够使人们站在更加客观的角度上理性的看待问题。其四是内在批判，即把握事物的内在本质，这既是马克思哲学的目标，也是其认知事物本质，并有效解决问题的合理途径。避免了事物外在环境的干扰，于本质处更加透彻地看待和解决事物的问题。其五是整体批判，这是将其它方式进行有效整合的结果，说明马克思哲学理论能够对待事物有更加全面的认识，这种批判方式贯穿了批判过程的开始与结果，对事物甚至是世界有着更加宏观的认知。
三、马克思哲学与批判精神的未来
篇7
首先，探讨生存与生活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黑格尔从宗教和神学出发，忽视了人的生存与生活的主体性，费尔巴哈关注的人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他们都把人的生存与生活看成是既定的、静态的“客体”，忽视了对人类世界即现实人的生存与生活世界的关怀。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把哲学导向关注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个人”即是“从事活动的,从事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个人。
现实的个人的生存与生活的物质条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指向未来的发展性的，相应地，个人的生存与生活就是人不断生成、演进的历史过程。其次，生存与生活的最基本的方式是实践。实践在社会历史领域直接表现为一种现实的生产，人的现实生存与生活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展开的。生产主要有四种形式：物质生产、人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和意识的生产。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生存与生活的基础，人类围绕生存与生活的一切活动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人的生产是人类存在的必要条件，没有人的生产，人类的生存和生活便无法延续下去。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的生存与生活必定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因此，社会关系的生产也是人类生存与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人的意识一经形成，它就渗透到人类的一切活动之中，成为人的生存与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再次，现实的人的生存与生活是处在一定的关系中的。人不是孤立地存在，人总是同他人、他物结成一定的关系。人的生存与生活主要体现为双重关系：第一，人的生存与生活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
人的生存与生活必须要依赖于自然界，但人作为能动的存在物，在依赖自然界遵循客观规律的同时也在按照人自身的尺度改造自然界，创造人化的自然。第二，人的生存与生活体现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不是孤立地进行的，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和更好的生活，必须以一定的方式联合起来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于是人与人之间就结成了一种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逐渐地被社会所同化，从而融入社会，社会也在人的作用下具有人性。
二、关注人的生存与生活的现实意义
我国正处在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时期，伴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们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也面临诸多困惑。从马克思哲学的角度理解人的生存意义与生活价值，更好地指导人的现实生存与生活，对解决当前人们面临的困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关注人的现实生存与生活，正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构建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近100年的历史，人类为了追求更好的生存与生活，促使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不断地向自然进军，人类社会生活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之也出现了人口膨胀、环境污染、粮食紧张、生态失衡、能源危机等诸多全球性的问题。人类以自我为中心对自然的肆意掠夺，使人类逐渐陷入了生存与生活的危机中。人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自然界，人依靠自然界来生活。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人类不能为了求发展便以占有和破坏自然界为代价，这样最终只会使人类连立锥之地也没有。人类必须把自然当作自己的家园，守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人类的生存与生活才能真正地达到理想状态。
其次，关注人的现实生存与生活，正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的关系普遍物化的现实，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得生存和发展，人们的价值追求不得不服从于市场的价值导向，最终，商品拜物教将人物化、商品化了，人与人的关系被简化为纯粹的利益关系。这样，人与人就外在化了，甚至于人与人处于对立的状态。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与生活，在生产过程中结成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应该是相互对立的，应该是相互尊重，相互需要和相互帮助的。人类只有做到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指导思想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人的现实生存与生活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下才能变得更好。
再次，关注人的现实生存与生活，正视个体愈益感受到的精神家园的缺失，实现人与自身的统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忽视了对人的生存意义与生活价值的关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选择的多元化冲击着人们心中原有的道德、理想、信念，造成精神上的迷失，“人的内心世界被严重扭曲,其情感和德行被严重忽视乃至“荒漠”化。”
篇8
【关 键 词】对象性 关系思维 感性活动 现实存在
一
“对象性”范畴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重要范畴，对马克思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下同）对黑格尔关于“对象性”范畴的思想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对象性”的关系或性质在黑格尔那里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和障碍，他说：“我们已经看到，异化的对象性本质的占有……在黑格尔看来，同时或甚至主要地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因为并不是对象的一定的性质，而是它的对象性的性质本身，对自我意识来说是一种障碍和异化”。[1]（p108）
马克思认为，在黑格尔那里“对象是一种否定的东西、自我扬弃的东西，是一种虚无性”，[1]（p108）因为，“意识所以知道对象的虚无性，……是因为意识知道对象是它的自我外化，……就它的本质来说不过是知识自身，知识把自己同自身对立起来，从而把某种虚无性，即在知识之外没有任何对象性的某种东西同自身对立起来”。[1]（p108）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黑格尔把“对象性”范畴当作一种虚无性，一种需要扬弃的东西，所以反过来说明黑格尔哲学是“汇集了思辨的一切幻想”。[1]（p109）他指出：“作为意识的意识所碰到的障碍不是异化了的对象性，而是对象性本身”。[1]（p109）如此，马克思把“对象性”范畴在黑格尔哲学中从属于主体的地位中，从它作为主体或实体的性质中翻转过来，当作自己哲学的基本范畴来对待，把黑格尔所要扬弃的东西当成真正的现实规定，从而形成一种新思维方式，即不再从人的本质，而是从人的对象性的关系入手，来看待人的现实存在问题，所以他指出：“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Unwesen]”。[1]（p106）也正是通过这种翻转或颠倒，马克思不仅突破了黑格尔哲学思维方式的限制，还形成了自己的存在论思想，为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
在《手稿》中，“对象性”范畴至少在“关系”的思维方式，“感性活动”的视角以及“现实”的视角等三个方面对马克思自身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形成起着重要影响，进而为马克思哲学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一）“对象性”范畴对马克思“关系”思维方式确立的影响
高清海教授在《马克思对本体思维方式的历史性变革》一文中，把马克思思维方式的突破归结为“事物都是处在‘相互作用’的关系中的”，[4]强调了马克思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关系特点。孙美堂也认为“实践思维不是否定和取代关系思维的另一种思维，而是关系思维的深化和具体化。”[5]“对象性”范畴对于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的首要意义即马克思通过它确立了关系的思维方式或视角。
马克思对“对象性”给出了一个近乎定义的描述：“人……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1]（p85）因此，“对象性”范畴在马克思这里是作为一种关系范畴来对待的，是指人“自己同对象的关系”。马克思强调了“第三存在物”存在的必要性。他在论述对象性的特点时也指出：“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存在物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1]（p106）马克思认为一个存在物如果是对象性的存在物，那么在它之外就必然还存在着对象，以及在它和对象之外必然存在着第三个以及更多的存在物。世界上的存在物，只要它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就必然是一个具有无限多存在物的关系体系中的存在物。因此，关系不再是从属于主体的关系，而是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主体与对象分别与第三存在物的关系。总之，是主体与无限多的世界所有存在物之间的关系的总和。反过来也一样，主体也不再是孤立的主体，而是一切世界上的关系的总和中的主体。
因此，马克思通过“对象性”范畴确立“关系”思维方式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马克思通过对象的现实存在及其与主体的关系来确立主体的现实存在，肯定主体的现实存在必须以对象的现实存在为前提，从而确立了对象对于主体的现实存在的意义。其次，马克思通过对象性范畴否定了孤立主体或实体存在的可能性，也否定了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具有共同本原或本质的合理性，主张从主体的现实的关系出发来看待主体或实体的存在和发展，从而将哲学的研究从抽象的形而上学维度回归到人们的现实的生活中，为哲学的科学化、生活化开辟了道路。
（二）“对象性”范畴对马克思“感性活动”视角确立的影响
马克思关于感性活动的视角在《手稿》中也是通过“对象性”范畴确立起来的。在马克思看来，主体与其对象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是指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对象性的感性活动。所谓对象性的活动，是指主体与对象的既互相依存又互相竞争的性质或作用，而这种性质或作用只能以感性活动的形式进行。马克思把“感性”同人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即人的对象性关系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了黑格尔把人的活动仅仅归结为主体的观点。他认为，黑格尔的缺点是把运动看作是主体的运动，把主体仅仅看作是能动的主体，他没有看到主体本身也是受动的存在物。马克思认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p105）正像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没有把人的感性活动理解为受动性一样，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中也批判了费尔巴哈关于“感性”的观点，认为他没有从人的对象性的活动、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感性。因此，费尔巴哈对于感性的理解“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 ndliche]活动。”[2]（p54）
马克思通过人与对象之间的“对象性”的关系，分别从主体和客体、能动和受动、直观和活动三个方面扬弃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感性”的观点，形成了自己感性活动的观点。他既反对黑格尔把感性活动仅仅归结为主体的作法，也反对费尔巴哈把人的感性存在仅仅看作是感性直观的做法，而是认为人的感性存在是人的对象性的感性活动，这种感性活动既具有能动性，也具有受动性。因而人的感性活动不能仅仅归结于主体，而必须主体与对象兼顾，即归于人的对象性的活动本身。
马克思通过“对象性”范畴不再把人的感性活动仅仅看作是孤立的主体的活动，而是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对象性的活动。因此，马克思的实践观不再仅从主体的本质出发探讨人的行为，而主要是从主体与对象之间的现实关系出发进行考察，从而确立从关系和活动的角度出发研究哲学问题的方法。
（三）“对象性”范畴对马克思“现实”视角确立的影响
现实性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的重要问题，但是没有哲学家把它当作首要的哲学问题，直到马克思把“现实性”问题当作自己哲学的出发点，他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3]（p10）。
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的现实观，把现实性问题归结为人的对象性的关系问题，从而说明了人和人的实践的现实性。马克思指出了黑格尔的缺点就是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从而把劳动理解为“抽象的精神的劳动”。[1]（p101）因此，黑格尔所理解的人，无非是抽象的“自我意识”所外化的人。相反，马克思认为对象性的人才是“真正的”、“现实的”人，而“自我意识”只是对真正的人的抽象。
马克思把“非对象化”的活动、“非对象性”的人当作抽象的东西，把“对象性”范畴看作是规定人是现实的存在物的根本依据。马克思认为人不是孤立的人，是处于对象性关系中的人，只有从人与他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人和人的活动，才是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孤立的存在物，作为一种非对象性的存在物，只是一种抽象，只是一种想象的状态，它只存在于理论的考察之中，而不是现实的考察。而当我们考察现实的存在物时，总是离不开它与其它对象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说：“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1]（p107）所以，现实的存在物就是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人与对象，是人与人的周围环境之间的对象性的关系的存在物。
因此，马克思通过颠倒“对象性”范畴在黑格尔哲学中的地位，一方面，突破了黑格尔从人的本质向人的现实过渡的思维模式，反过来从人的现实出发来讨论人的本质，从而确立的“现实”的视角；另一方面，也创造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从人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即人的对象性的关系和活动出发来讨论人的现实存在及其本质。
三
通过对“对象性”范畴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马克思的“关系”思维方式的确立否定了从孤立的主体或实体出发解释世界的合理性，主张从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出发来探讨主体及对象的现实存在。因此，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关于“感性”的观点，从人与对象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探讨人的现实的感性存在，确立了以人的对象性的“感性活动”为核心的实践观。马克思同样也通过“对象性”范畴抛弃了从本质到现实的解释路径，确立了从人的现实存在出发去看待和确立人的本质的新的路径。因而，马克思把人的现实存在及其本质归结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开辟了道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篇9
1.1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环境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人类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物质基础，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一切资料及生产活动的对象都是直接或者问接的来源于自然界的，人类活动都必须依赖自然界。在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物质基础的同时，人类也发挥了其主观能动性、通过生产劳动作用于自然界，不断的改造和利用自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自然的时候，强调自然现象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且这种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而改变的，人类可以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并利用好它为人类服务，但是一旦违背了自然规律，就会遭受自然的报复。
1.2关于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的理论
环境意识在本质上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环境行为决定环境意识，环境意识对环境行为具有极大的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环境意识理论是建立在其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它揭示了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分析了环境恶化的危害，并试图找出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对策；它坚持了自然环境对人的客观性和优先地位，认为人的能动性再大，都必须要接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人不能对客观的自然环境为所欲为[1]，人要遵守自然环境规律。
1.3关于实践是联系人与环境的中介的理论
在哲学中，实践是指人能动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是人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在实践过程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实践是联系人与环境的中介。马克思曾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是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人类才能作用于自然，不断改造和利用自然，使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达成一致。人类通过生产劳动这一实践作用于环境，从环境中获取物质资料，从而满足人类的需要。
2.当前我国生态环境面临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为此我们付出了资源恶化和环境破坏的代价。过去长期实行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自然资源过度开发消耗、能源消耗浪费很大，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和严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来看，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资源的人均占有率非常低，水土流失、土壤沙化、草原退化、河流污染等等都威胁着国家的生态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健康、文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2.1传统发展观念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转变
传统发展观念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其核心是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片面追求一时一地的经济效益，依靠的是高强度地开发和消耗资源，同时高强度地破坏生态环境，甚至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这种发展观念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为此付出了资源恶化和环境破坏的代价。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却没有相应的得到提高。传统发展观念忽视了经济增长背后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使得我国的资源、环境形势非常严峻。高污染、高耗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产生活，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2.2生态环境意识严重缺失
80年代环境保护就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21世纪开始生态文明战略也得以实施，但是，战略设计与实际执行之间仍然有着较大的距离，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的观念与利益取向没有根本转型[2]。“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的传统观念使得我们在较长的一段时期里丧失了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警惕。我国大多数人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客观状况缺乏一种理性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还出现了人们一味追求高档消费、过度消费、盲目攀比、为消费而消费等非理性消费，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在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制约下，城乡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城市发展优势比较明显。而且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建设往往会以破坏农村的生态环境为代价。而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收效甚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大农民群众文化水平不高、生态环境意识严重缺失。
3.环境哲学对我国环境保护的启示
3.1转变发展观念，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废弃物的回收重复利用，从而减少资源的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最终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广泛应用先进信息技术，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和向绿色生态转型。发展新能源和高科技产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保护自然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相一致。在制定重大发展规划时，要考虑到环境承载能力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避免引发生态环境问题。
3.2培养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意识
大力普及环保意识，使人民群众树立起正确的生态文明意识。在全社会树立起人人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崇尚自然的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加强对群众自然环境知识的培训和教育，使人们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界的紧密联系，增强全社会环境保护意识和资源节约意识，同时促使人们树立起新的生态伦理观。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产、生活和消费习惯，注重培养人们的环境公德和环境法律观念，切实提升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建立环境教育基地，通过人们的实际考察和学习、实践，使他们提高认识水平，感受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而达到增强环境意识的目的。
3.3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进行绿色消费
要缓解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就要求我们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进行合理、适度消费，同时还要进行绿色消费。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总会消耗完近。绿色消费是在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同时，减少对资源的消耗，把在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尽可能地循环利用，尽量降低污染的消费模式。所以，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必须要大力倡导适度消费和绿色消费，提倡健康文明、适度的消费理念，发展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健康的消费模式。
3.4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篇10
关键词：人性；善恶；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4-0053-02
一
人性是一个普遍话题，古今中外有很多理解和探讨，其中比较核心的一个问题是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传统有很多说法，大多出于普通认可的伦理道德的角度，对人性作善恶二元划分。在中国儒家思想中，孟子主张“人之初，性本善”，他认为人皆有四端，这是仁义礼智四性发出来的，而仁义礼智是人固有的，“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所以人人皆善，人人可以为善，他和告子辩论的时候认为“人无不善，水无有不下”。与此相反，荀子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其善者伪也”，人性本来是恶的，只是由于后天的教化教育才让人向善。北宋的张载将人性区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被当成是善的本源，代表着天理；气质之性是恶的来源，代表着过多的人欲。朱熹把张横渠、二程等理学家们开创的这种二元论从学理上进一步推向极端，主张善恶的二元对立和善对恶的超越。在西方思想中，基督教神学的代表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人的善恶选择来源于人的意志自由选择，而这也体现了上帝惩恶扬善的公正性。诸如此类的人性善恶二元论，在中西思想上还很多。
但是人性作善恶二元划分往往有一些问题要解决。首先，性善论也罢、性恶论也罢，往往都未能对人性善恶的两个层面的含义作一必要的分疏。断言人性善，是基于人性在应然状态上的完备，即人性本然是完善的，应该没有缺陷，这是一种人性的理想。断言人性恶，是基于现实经验的考察，这主要指的是人生来具有的保存自我、扩大自己利益的特征。性善说是一种应然判断，即人性应该是善的，而性恶说是一种实然判断。如何判定应然和实然，在不同的政治环境和不同的人文传统中有不同的标准。
其次，人性作善恶二元划分是以承认有一个“人性”为前提。但是人有本性吗？考察一下西方思想中的一些说法。从古典的希腊时代，到近代的苏格兰启蒙时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奥勒留、西赛罗、亚当・斯密、爱德蒙・柏克的思想中对人性的存在一直是十分肯定的。大卫・休谟对人性有充分的肯定，他说:“我们承认人们有某种程度的自私；因为我们知道，自私和人性是不可分离的，并且是我们的组织和结构中所固有的。”（《人性论》）他断言人们普遍承认，在各国各代人类的行动都有很大的一律性，而且人性的原则和作用乃是没有变化的。柏克在人性问题上继承了休谟的观点，主张人有实在的不变的本性。他在致斯密的信中写道：“人的本性总是一成不变的。”但是也有持有否定固定人性的说法。比如以笛卡尔的怀疑主义为认识论基础的理性主义并不直接否定人性的存在，而是提出通过理性的运用可以对人性加以改造的命题。经验主义者洛克所倡导的“白板说”，认为人心最初是一个白板，人的所有知识都是后来的经验的产物。美国的斯金纳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试图以确凿的经验科学结论来否定人的本性。他本人用对白鼠行为的研究结果来证明，人的行为与白鼠一样，完全由环境支配，人根本就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与动物有着根本差异的本性。存在主义把人看做一个不断流动、变化、发展的动态过程，人无时不在变化之中，因此也就没有作为一定之规的人性。强调个人的存在，反对普遍的本性。
可见，为人的本性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也是十分困难的。倘若一个人把某种实体假定为人的本质，那么，他就被迫处于一种非进化、非历史的静止状态，它意味着自人类诞生伊始，人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再次，在东西方的理性主义人性论传统中，不约而同的做法是把人性二元化，分成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个相互孤立的存在，并尤其刻意高扬人的社会性。从亚里士多德到孟子、到18世纪的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家到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官方哲学家都在沿着这条路走。这种二元人性论把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割裂开来，使两者对立起来，同时又把人的自然性界定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生理的需求或天然的，视自然性为人与动物共同的属性。在这种割裂状态下，讨论人性是善还是恶的问题，使得本来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融于一身的人如何归属于善或恶呢？
二
以上三个问题是传统人性论尤其是善恶二分的人性论的理论缺陷。如何看待上面三个问题呢？这让人想到马克思对于人性问题的处理。马克思在1844年和1846年两年中对人性有三种不同的重要表述。
1.“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2.“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3.“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
根据这三个主要的表述，可以分析马克思的人性观有这么些特点：
1.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是人类的根本属性，因为人的生产是全面的，能满足不同的需要而非仅仅是肉体的需要，能再生产也就是改造自然界，能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能按照不同的尺度尤其是美的规律创造财富。他说:“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崽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地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美的规律来建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因为人的生产是自由的、自觉的、有意识的、全面的，所以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是人类区别于一切动物的根本特征。一切违背这一根本属性的都是非人道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类才是存在物。……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2.全面的需求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最终目的和根本动力，这种全面性表现在理论与实践上。他说：“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人类生活从肉体方面说来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就越广泛。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水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只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3.人性的表现形态是包括人的自然属性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劳动不只是单纯的人与自然简单的物质交换，还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说：“自然界的人的本身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着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按照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人性论述针对传统的人性善恶二元论有这么一些回应:首先，不作伦理道德上的善恶二元区分，而是以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是人类的根本属性，人性在实践中体现出来，而不是先验地划分善，据此树立后天的恶，避免了应然判断和实然判断的矛盾。
其次，全面的需求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最终目的和根本动力。这样一来，人性就不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实体，而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化的。人和环境的相互影响，使得人性和环境各有发展。这一点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存在主义的人性论。
再者，人性的表现形态是包括人的自然属性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避免了传统人性论把人性二元化，分成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个相互孤立的成立，并尤其刻意高扬人的社会性的做法。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充分考虑了人是复杂的具体的现实个体，人性是通过复杂的关系（如物质自然的，家庭工作等社会的等等关系），在具体现实的生活中体现出来的。
三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以往的善恶二元划分的人性理论有三大理论缺陷，而马克思通过对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对人的社会关系以及对人的根本需求的分析，都在一定程度上相应弥合了以往人性论的理论缺陷，所以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人性观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以往的哲学家，这正如他以实践论的关怀超越了西方近代认识论形而上学一样。我们生活在人性善恶的世界里，但是人性从根本上说也是无法仅仅用善恶来衡量的。事实上对于人性的讨论并没有完全停止，因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会始终伴随人的思考活动而存在，不会因为时代的发展而停止。马克思对于传统人性论的超越是建立在他本人的思考之上，并不表示以后对于人性理论的思考就到此为止。而对于人性理论的三大质疑，仍然值得我们继续思索，从而推动人的道德思想前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