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生产总值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民生产总值，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GDP(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总和，常被认为是衡量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的指标。

2、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结果。是一定时期内本国的生产要素所有者所占有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总价值。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来自国内外的净要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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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经济形势反映了该国在该时期内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成果。这一成果可以用几个主要的综合经济指标表示出来,借以考察国民经济生产、分配和使用的情况,并可用以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进行对比,以分别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和发展速度的快慢等。这些综合指标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物价指数、利率、工人就业率、进出口贸易额、政府支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等一系列总量指标,其中最重要的是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

①国民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综合反映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的经济活动的成果的最概括、最主要的指标。它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简称,其内容为一个国家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成果。一国常住单位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在初次分配过程中主要分配给该国的常住单位,但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非常住单位。同时,国外生产所创造的增加值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常住单位,从而产生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

国民生产总值的内涵是指明在统计期内所生产的总值如何在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分配和使用的,它可以用以下几种方法来计算:第一,产品流动法。产品流动法又称为产品支出法或最终产品法。它从产品的使用出发,把一年内购买各项最终产品的支出加总起来,计算出该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即把购买各种最终产品所支出的货币加在一起,得出社会最终产品的流动量的货币价值的总和。运用这种方法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不计算作为以后生产阶段投入的中间产品,仅考虑最后供人们使用的产品。例如在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统计中,按产品流动法计算可将其国民生产总值表示为下式:

GNP=A+B+C+D-E

式中A代表个人消费支出,

B代表私人总投资,

C代表政府支出,

(D-E)代表净出口。

第二,所得法(收入法)。所得法(收入法)又称要素支付法,它是从生产角度出发把生产中所形成的各种收入相加起来,即把雇佣人员报酬、非公司企业的业主收入、公司利润、净利息、租金收入、固定资产折旧和间接税相加而求得国民生产总值。

第三,部门法。部门法按物质产品与提供劳务的所有各个部门的产值来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它反映了国民收入的来源,所以也称为生产法。根据这种方法进行计算时,各生产部门要把所使用的中间产品的产值扣除,仅计算所增加的价值。

以上三种计算方法中,产品流动法是最基本的方法,最后所得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应以它为标准。如果用其余两种方法计算所得出的数字与用产品流动法计算所得出的数字不一致时,则应按产品流动法所得出的数字进行调整。

在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一般同时计算另外两个与之密切联系的总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国民生产净值(NNP)。

国内生产总值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简称。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从价值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并分配给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的初次分配收入之和;从产品形态看,它是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减去进口货物和服务。在实际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方法与国民生产总值是一样的,即产品流动法、所得法和部门法。国民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收入概念,后者则是一个生产概念。所以,国内生产总值等于国民生产总值加上付给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减去来自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

国民生产净值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以市场价格表示的产品和劳务的净值。这个指标表明了国家可以用于社会消费和净投资的产品和劳务的总值,它等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扣除折旧以后的产值。

②国民收入(NI)。国民收入是反映一国国民经济情况的另一个主要的综合指标,它是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以货币计算的用于生产的各种生产要素所得到的全部收入,即等于工资、利润、利息、租金与政府津贴的总和,也等于国民生产净值减去企业间接税再加上政府津贴,用公式表示为:

国民收入=工资+利润+利息+租金+津贴=国民生产净值-企业间接税+津贴

与国民收入密切联系的也有两个重要的总量指标,即个人收入(PI)与个人可支配收入(PDI)。个人收入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个人所得到的全部收入,它等于从国民收入中减去公司未分配利润与所得税,加上政府给居民户的转移支付与政府向居民户支付的利息。个人可支配收入等于从个人收入中减去个人所交纳的所得税、财产税等,表示一国一定时期内可以由个人支配的全部收入,又可分为个人消费支出与个人储蓄两部分。

③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是以货币来表示的,因此,它的变动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由于产量所发生的实际变动,另一种是价格所发生的变动。

产量的变动所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是正常的,而由于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则是虚假的。为了准确反映产量的变动情况,使得各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较能反映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就要按某一不变价格进行调整,以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同样,对于国民收入也应作如此的处理。

利用不变价格折算当年国民生产总值时,一般首先要把某一年确定为基年,以该年的价格为不变价格,然后用物价指数来调整按当年价格计算出来的国民生产总值。这样就得到按不变价格计算出来的国民生产总值,便于进行比较。

物价指数是各单个商品按当年价格计算的总价值与按基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总价值之比,通常表现为百分数。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这种方法所需的数据资料很难寻找,因此并不适用。实际上,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所公布的有关资料同样也可以求得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例如,我国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为18,531亿元人民币,1994年名义国民生产总值为45,006亿元人民币。以1990年为基年,由《中国统计年鉴》可查到,1994年对19

90年的发展速度为158.5%,用它乘以199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可以得到1994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为29,372亿元人民币,比1990年增长58.5%。而如果用1994年名义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其增长率为142.9%,二者的差距约为85%。存在这样大的差距表明利用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显然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 关于国民生产总值还有一个重要概念就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是一个平均指标,它等于某年国民生产总值除以当年人口数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反映经济运行的侧重点与国民生产总值不同,后者主要是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市场规模,而前者则有助于了解一国人民的富裕程度与生活水平。

因此,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补充可以更好地了解一定时期的国民经济形势。

投资者基本上明了并掌握了上述几个国民经济主要综合指标的资料后,通过对它们的水平高低、增长速度、部门构成和地区差别的情况进行分析,就可以大体了解当前国民经济形势的基本状况。如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增长情况、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在各个部门与行业间的分配情况,以及国家在各个时期的投资情况等,就可判断现时的经济环境和经济气候对投资将有何影响,为选择投资对象、投资时机和解决如何投资打下最根本的基础。

(2)经济运行变动特点

国民生产总值等总量指标的情况只能对国民经济形势有一个大致的判断,要深入掌握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还必须对经济运行的变动特点进行分析。与对国民生产总值等总量指标的分析相比,对经济运行变动特点进行分析更偏重于对经济运行质量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经济增长的历史动态比较,说明增长波动的特征,即所处经济周期的阶段特征;二是经济结构的动态比较,说明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三是物价变动的动态比较,说明物价总水平的波动与通货膨胀状况,并联系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等,说明物价变化的特点及其对经济运行主要方面的影响。

①经济增长的历史动态比较。经济增长的历史动态比较,实际上就是对经济周期的分析与判断。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这种周期性反映了国家总体经济活动的一种波动,每个周期由大量经济活动几乎同时的扩张与随之而来的普遍的收缩、萧条与复苏等阶段组成,并且这种波动重复出现。

一般来说,经济周期分为四个阶段:繁荣时期,即经济活动扩张的或向上的阶段;衰退时期,即由繁荣转向萧条的过渡阶段;萧条时期,即经济活动的收缩的或向下的阶段;复苏时期,即由萧条转为繁荣的过渡阶段。判断整体经济处于哪一个阶段的主要依据是一个国家的投资规模、工业产量、销售量、资本借贷量、物价水平、利息率、利润率与就业率等经济指标的变动。

对经济周期的研究经历过两个阶段,即传统经济周期阶段和现代经济周期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市场经济各国的经济周期表现为绝对水平的上升、下降,因此,经济周期统计和分析基本上建立在绝对水平的统计指标基础上。但是本世纪30年代西方大萧条之后,国民经济的发展较少出现原来那种绝对水平的经济波动,据此有人认为西方国家经济周期消失了。然而进一步的分析研究表明:虽然绝对水平的经济波动在消失,但相对水平即经济增长的经济波动却存在。为了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周期,定义了传统经济周期和现代经济周期的概念。传统经济周期,又称古典经济周期,是指国民经济活动过程表现出的繁荣、收缩、萧条、复苏是在绝对水平的上升下降过程中循环的。现代经济周期,又称经济增长周期,是指国民经济活动过程表现出的繁荣、衰退、萧条、复苏是在相对水平即增长率指标基础上来测度反映和分析的经济波动过程。

在现代经济周期中,其四个阶段的区分已经不很明显,不过繁荣阶段与衰退阶段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通过对前面所讲的几个指标的动态比较,可以发现在繁荣与衰退两个阶段都各有其典型的表现:繁荣阶段,国民经济活动发展到比较高的状态,各行业都欣欣向荣,新行业、新企业纷纷建立,老企业进行更新、开拓,投资规模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工业产品种类、产量都呈上升趋势。同时,总体市场需求也大大增加,商品销售量猛增。工商业企业迅猛扩张,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因而信贷规模趋于膨胀,资本借贷量增大,利息率上升;另外,在对资金的需求扩大的同时,对另一生产要素--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应扩大,因此,失业人数减少,失业率下降。企业盈利增长,利润率提高。

衰退阶段,整体经济收缩,各种经济活动都开始衰退,市场需求锐减,产品滞销,各企业被迫缩减投资规模与生产规模,工业产量与销售量急剧减少。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资金与劳动力的需求的相应减少,资本借贷活动收缩,失业率上升。企业利润率普遍下降,部分企业甚至倒闭关门。

经济运行这种潮汐般的涨落对投资者的影响非常大。对投资者来说,能否识别整体国民经济处于哪个阶段,能否预测经济循环将在何时转到下一阶段,这对于其资金的投入方向、规模等的选择至关重要。因为各种行业受经济周期循环作用的程度并不完全相同,有些行业受其影响很大,当循环处于繁荣时期时,它们随之繁荣,而在循环转向衰退时它们也随之衰退;有些行业受循环的影响则较小。前者一般包括生产奢侈品、装饰品或一些耐用消费品的行业以及旅游业等需求弹性较大的行业,因为对这些行业的消费主要视收入状况而定,收入高时就多消费,收入低时就少消费或不消费。因此,在经济繁荣时期人们对该行业的需求就高,该行业的利润率也高;而衰退时期需求减少,行业利润也降低。投资者在经济繁荣阶段或由复苏向繁荣的过渡阶段中就应该选择这些行业投资,以分享其在繁荣时期的丰厚收益;在衰退时期或由繁荣转向衰退的时期则应及时抽出资本转向那些与经济周期关联少的行业。与经济周期关联少的行业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增长型行业,即由于新技术应用或新产品开发所形成的行业,其产品由于采用了新技术,因而生产效率高、生产成本低、功能强大或用途广泛,价格也不一定很贵,易于为一般消费者接受。而且,作为新生事物,这些行业更有发展前途,具有很强的行业增长能力。投资于这类行业可以避免或减少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并且可以分享由于行业增长带来的利益。第二类主要是一些生产人们生活必需品的行业,如饮食业、服装业、医药业及公用事业等,其产品为人们生活所必需,需求弹性很小,即使收入大幅度减少也不能因此而缩减对此类商品的需求,因此,在衰退时期投资于这些行业是比较稳妥的选择,可以少担风险。

当然,投资于这类行业,在繁荣时期很难获得像前面所讲的奢侈品业等与经济波动密切相关的行业那样的高额利润。因此,如何妥当地安排投资资金,选择最佳的投资组合,在尽量少担风险的同时获取最大利润,仍需投资者把握实际情况,依据形势的不同做出安排。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技术与技巧将在以后章节中谈到。

②物价变动的动态比较。物价总水平是综合反映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指标。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国民经济运行的状态、国民经济环境的变化、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等,都要通过市场供求和行情变动表现出来,而反映市场供求和行情变动的最直接的依据就是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一旦经济运行的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就会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一定程度的波动。因此,对投资者来说,观察物价总水平的变动为判断经济形势的好坏提供了重要依据。

物价总水平作为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重要经济变量,从变动的可能性而言,无非有三种:上升、下降和稳定。从实际变动情况看,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价格总水平具有不可遏制的上升趋

势。因此,分析物价变动不能不联系到通货膨胀。 一般在没有价格管制、价格基本上由市场调节的条件下,通货膨胀与物价总水平上涨是同义语。但是需要指出,一次性或短期性的物价总水平上涨,或者个别商品价格的上涨都不能算作是通货膨胀,只有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的、普遍的上涨才能算作通货膨胀。

既然通货膨胀是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涨,那么,对通货膨胀的衡量就可以通过对一般物价水平上涨幅度的衡量来进行。一般说来,常用的指标有以下三种:零售物价指数、批发物价指数、国民生产总值物价平减指数。

第一,零售物价指数。零售物价指数又称为消费物价指数或生活费用指数,它反映消费者为购买消费品而付出的价格的变动情况。零售物价指数是由一国政府根据本国若干种主要日用消费品的零售价格以及水、电、住房、交通、医疗、文娱等费用编制计算而得,用以衡量一定时期生活费用上升或下降的程度。

第二,批发物价指数。批发物价指数是根据商品批发价格编制而成的指数,反映一国商品批发价格上升或下降的幅度。

第三,国民生产总值物价平减指数。国民生产总值物价平减指数是按当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按基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例如,我国1994年国民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为45,006亿元人民币,而若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则为29,372亿元人民币。设1990年平减指数为100,则1994年的平减指数为45,006F29,372×100=153.2,说明1994年物价比1990年上涨53.2%。

以上三种指标在衡量通货膨胀时各有优缺点,而且,由于这三种指数所涉及的商品和劳务的范围不同,计算口径不同,即使在同一国家的同一时期,各种指数所反映的通货膨胀程度也不尽相同,所以,在衡量通货膨胀时需要选择适当的指数。一般说来,在衡量通货膨胀时,零售物价指数使用得最多、最普遍。

根据对以上指数的衡量,可将通货膨胀按程度不同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爬行的通货膨胀,即缓慢而持续的通货膨胀,一般物价水平上涨率不超过10%;第二类是奔腾的通货膨胀,即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率达到两位数水平;第三类叫狂奔的通货膨胀,即物价上涨率达到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这类通货膨胀可能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

具体地说,通货膨胀一般以两种方式影响到经济:通过收入和财产的再分配以及通过改变产品产量与类型影响经济。

通过收入和财产的再分配影响经济表现在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一方面固定收入阶层、抚恤金与养老金的领取者以及债权持有者将因此而蒙受损失,因为其货币所得并未随物价上涨而增加,这意味着他们的实际所得或实际债权将会应之而减少;另一方面,大部分的工商业企业及债务人、投机者等将从通货膨胀中获得好处。企业将因产品价格比成本价格上升更快而增加盈利,债务人将因货币贬值而减少其实际债务,投机者则因其预测到通货膨胀的来临而进行的投机活动而获得收益。

通过改变产品产量影响经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物价持续上涨使得生产成本上升,如果这种成本的升高不能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转移到消费者身上,那么企业就不愿生产,总体产量将会下降;另外,在较剧烈的通货膨胀情况下,进行产品或原材料的囤积比进行投资更能获得利润,因而将刺激企业进行投机活动,阻碍工业生产的发展。二是不同商品价格上涨速度并不完全相同,一般地说,需要最迫切、需求量最大的商品价格上涨最快,如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速度往往快于非必需品价格上涨速度。这就造成了投资主要流向那些价格上涨较快的部门,而非必需品生产部门等价格上涨较慢的部门尽管因物价普遍上涨而导致成本上升,但由于产品价格上涨速度慢而使得利润下降,因此,投资就不易流向这些部门。

正因为通货膨胀对经济运行有这样大的影响,那么投资者要进行投资就不能不考虑到通货膨胀,就必须对通货膨胀产生的可能及其程度有一个大约的预测。这就要求投资者必须知道通货膨胀是如何产生的。

对于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传统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三种: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结构性通货膨胀。

所谓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是指通货膨胀是由于经济运行中存在过度需求所造成的结果。这种理论认为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是由于存在过度的需求\拉上"的,具体而言即由于货币数量的增长率超过了产量的增长率而引起了通货膨胀,或者说由于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产品导致了通货膨胀。

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则是指由于产品成本上升导致的通货膨胀。持该种观点的人认为在经济中存在着某种垄断力量而促使生产成本上升,从而将一般物价水平往上\""推进\"",造成通货膨胀。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即由于货币工资的增长率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导致的通货膨胀;二是利润推进的通货膨胀,即垄断经济组织为追逐高额利润,通过制定垄断价格人为地抬高物价而造成的通货膨胀。

结构性通货膨胀则是指由于一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在整体经济中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但却有相同的货币工资增长率。因此,当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较高的部门货币工资增长时,就给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较低的部门形成了一种增加工资成本的压力,因为尽管这些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较低,但各部门的货币工资增长率却是一致的,在成本加成的定价规则下,这一现象必然使整个经济产生一种由工资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这一理论实际上仍是对前两种理论的修改与综合。

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的最初成因可以是成本推进或需求拉上,有时也可能是其他因素。一旦通货膨胀起动之后,成本推进与需求拉上就互为因果了,一定条件下二者甚至会同时出现,因果关系也不复存在。因此,当通货膨胀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再用需求拉上与成本推进的理论就不合适了。

冲击与传导理论是一种关于通货膨胀成因分析的新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冲击是一种力量施加于经济系统上,这种力量可以来自于经济系统内部,也可来自于经济系统外部;可以是经济力量,也可以是非经济力量;可以是确定的,也可以是非确定的。例如,进口产品价格上升可以视为一种来自外部的冲击,利率提高可视为一种政策冲击等等。一个冲击发生后,将会对经济系统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这一影响过程称之为传导。如进口产品价格上升必将影响到国内通货膨胀水平上升,这一影响的具体途径,就是一个传导过程。

冲击与传导理论对通货膨胀成因的解释是否完全合理,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运用这一理论的确有助于解释一些前述三种理论不能解释的问题,而且,在实际分析时,用这一理论比较容易把握问题的重点。

理论与事实都证明:当经济增长速度过快时,必定会出现通货膨胀。可见,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我们可以把经济增长视为影响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冲击因素。那么,这一因果关系体现在哪里呢?大致地说,有以下几点:一是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阶段有关,如果经济增长达到潜在增长水平之下时,其对应的通货膨胀率较低,而当经济增长处于潜在增长水平时,通货膨胀率较高;二是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相同的经济增长率可对应不同的通货膨胀率,一般而言,对应于扩张时期的通货膨胀率较低,而对应于收缩时期的通货膨胀率则较高。

依据上述两个结论,我们可以看出,要正确把握通货膨胀可能的发展变化,必须把它与经济增长的动态比较结合起来考虑。例如,当前经济增长率处于较高水平,通过种种分析后我们认为下一年度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呈下降趋势,那么根据前面的结论,同一经济增长率在收缩时期会对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又依据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阶段的关系,因为经济增长是向潜在增长水平下降,所以这一通货膨胀率将会降低。

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有很多比较重要的冲击因素,如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结构的转变、战争、国际收支状况以及一些突发的不确定性事件等。在一定条件下,这些因素可能会超过经济增长而成为影响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例如,若一国国际收支出现持续的、大量的顺差,那么一方面意味着国内市场上商品可供应量减少,另一方面,因出口换回的外汇或流入的外国资本在国内市场上不能流通,需要兑换

成本国货币,就会迫使政府大量投放本国货币。在这两方面原因之下,通货膨胀将会显着上升。可见,要想比较准确地把握通货膨胀的发展状况,必须注意全面观察各种可能的冲击将对通货膨胀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能否及时判断各种冲击的产生与传导,对投资者来说将是至关重要的。 ③经济结构变动的动态比较。经济结构是国民经济活动中各种比例关系的总称,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分配结构、最终需求结构等,这里只介绍产业结构变动分析,因为产业结构的发展演化是经济结构变化的中心。

产业结构指国民经济各部门产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

产业结构合理与否,对于优化生产力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提高经济运行效益,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发展具有决定意义。

衡量产业结构合理与否的指标是产业结构变化率。对于产业结构已达到高等级的国家来说,这一指标不成为衡量经济形势的主要指标,但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产业结构需要逐步升级,因而产业结构变化率成为衡量经济形势的主要指标。这一指标的具体化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结构变化率,即三次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相对比重变动状况。计算GDP变化率时可用现价或不变价,如果要用于反映现状可用现价计算指标,若要反映变化规律时则必须用不变价计算。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构成国民经济的各项产业在整体国内生产总值结构中的比例应该是在保持绝对量增长的前提下,第一产业(农业)的GDP相对比重下降,第二产业(工业与建筑业)与第三产业(流通服务部门),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才能促进产业结构向高层次演变,经济增长才能更有效率。

(3)政策措施影响分析

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运行,通过价格杠杆与竞争机制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但是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它也有其自身固有的缺陷或由于经济运行中种种条件的限制而使其作用无法发挥出来,因此还必须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从宏观上把握经济局势,采取一定调控措施使市场作用的机制充分发挥出来。政府的这种宏观调控主要表现为各种经济政策与经济措施,因此,对政府政策措施的影响进行分析就成为宏观分析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关于这方面的具体介绍将在本章第三节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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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其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将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因此,对政府来说,应及时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以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予以解决,促进经济良性运转;对投资者来说,也应对此认真分析,预测政府可能采取的调整措施,并据此及时调整自己的投资战略。

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依其形成原因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由于自然条件变化引起的问题。很明显,自然条件的变化如自然资源的锐减和自然灾害的发生等,都会引起经济的严重波动,给经济生活造成巨大损失。

第二,由于国际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引起的问题。主要指国际间政治、经济关系等的变化而引起的大的经济波动,这些变化包括战争、贸易条件急剧恶化、国际封锁和经济制裁等。

第三,由于国内非经济条件变化引起的问题。主要指国内政治、社会环境变化对国内经济的严重干扰。例如,发生政治动乱、发生影响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的重大事件等,都会给经济生活造成巨大损失。

篇3

【关键词】 消费水平 经济增长 经济波动 经济结构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消费,社会再生产便无法继续进行,消费既是生产的起点,也是生产的终点。消费水平作为消费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指一国居民在一年内平均消费的商品和劳务的价值额,同时也可以用来指称一国的消费总规模,即社会总消费。研究消费水平,对于确定社会生产中积累与消费的比率,确定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下面从以下几个方面简述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消费水平与经济增长

消费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在客观上有合理的比例,在数量上有很大的依存关系,这种依存关系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消费水平的变动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变动有着直接的依存关系,当国民收入的增长较快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也增长较快,而在某些时候,消费水平的增速会高于或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速,但只要使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稳定合理,国民经济就可以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当消费的增长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高消费)时,消费与生产的正常比例就会遭到破坏。消费水平的提高则成为一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消费需求不足,即“高积累,低消费”时,消费与生产的比例同样会遭到破坏。这时候消费需求相应减少,消费品市场供过于求,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弱化。由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不协调差距加大,引起商品或资本运动受阻,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生产活动的被迫紧缩。

其次,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有一定的依存关系。消费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主要部分,其变动必然会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而最终消费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函数,就是消费率,会对经济增长率变动有明显的影响。在合理的经济增长率区间,当消费旺盛,经济增长率就高,消费不足,经济增长率就会滑落。当然,消费率也不是越高越好。消费率长期过高,会挤掉投资,使经济增长不能持久,但消费率也不能长期过低,长期过低就会使高速扩张的生产能力与低消费水平不相适应,出现“过剩危机”,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二、 消费水平与经济波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的消费水平也同步的增长,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到,消费水平是阶段性波动的。通过研究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有以下几点因素:

1.个人收入增长的波动,居民消费直接受到可支配收入的制约。当居民的收入大幅增加,居民的消费水平就有所上升,居民的收入下降时,消费也就相对地受到限制。

2.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动。

居民消费倾向是指居民消费支出占居民收入的比例,是平均消费倾向及边际消费倾向的统称。平均消费倾向是指任一收入水平上消费在收入中的比率,边际消费倾向就是增加的 1 单位收入中用于增加的消费部分的比率。

在经济的短期波动中,人们的消费变动不会和收入的变动成比例,具体而言,在经济趋向繁荣过程中,收入增加,消费也会增加,但增加的幅度会小于前者的幅度,即边际消费倾向要比平均消费倾向小。在经济走向衰退过程中,收入下降,消费就会减少,但减少的幅度会小于收入下降的幅度,这也说明,边际消费倾向要比平均消费倾向小。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小于平均消费倾向。

3.农业波动对消费的影响

我国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农业的波动必然引起整个国民经济的波动,从而引起消费的波动。首先,农业的增长必然导致消费的增长,其次,农业的减产或低增长导致消费的下降或低增长。

三、消费水平与经济结构

经济结构大体上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地区、组织和社会再生产各方面的构成,以及它们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人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经济结构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动。下面就从几方面来阐述这一问题。

1.人均收入水平与经济结构变动及工业化程度

根据库兹涅茨的研究可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结构变动率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 50-130 美元时是产值结构变动率最高的第一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 220-360 美元时是产值结构变动率很高的第二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 360-860 美元时是产值结构变动率较高的时期。我国改革以来,按世界银行图表集法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大概在 300 美元左右。因此可知我国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处于高变动率阶段。

产业结构的转变过程,可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阶段;发达经济阶段。工业化阶段是结构转变幅度最大的时期,这一时期,需求结构及生产结构、外贸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我国在改革开始时工业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但是人均收入水平却是相当低的。目前,我国经济结构依然存在不合理的状况,这一状况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从我国消费领域的整体来看,酝酿着一次新的消费升级--住行消费升级。其间消费投入大,积蓄时间长。这使得消费需求不足现象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2.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引起结构变动的原因

收入的增长必然引起消费水平的增长,而消费水平的增长又会引起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一变化用恩格尔定律可以表述为居民食品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下降的一种趋势。也可以表述为居民食品消费占居民总消费的份额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总消费的增长而下降的一种趋势,消费水平的上升必然引起需求结构的升级,但需求结构如何引起整个经济的变动呢?根据经济学原理我们可知,需求结构的变动会引起资源向消费需求多的产业部门转移,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变化。

3.结构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带来收入水平及消费水平的增长

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增长,结构合理,就可以提高全社会总要素的生产率,进而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这样就必然能够带来消费水平的提高。

总之,经济增长、经济波动、经济结构都不同程度的影响消费水平的提高,而消费水平的提高一定能刺激经济发展。这就是研究二者关系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消费经济学原理》 尹世杰、蔡德容 经济科学出版社.

篇4

关键词：负荷预测；方法；应用分析

Abstract: load forecasting is the precondition of power network planning,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ree commonly used methods of load forecast, and with western region H city electricity demand as an example, through the prediction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analysis, draw the reasonable load prediction.

Keywords: load forecasting, method, application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 U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引言：

国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电力能源的支撑，随着区域经济规模的扩大，社会各项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电力市场也将会取得跨跃式发展。为满足区域经济发展要求，需对电网进行全面规划。电力负荷预测准确与否关系到电网建设投资的效益，关系到用电需求的正常发展，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本文阐述电网负荷预测的三类传统方法，以西部地区H市电网为例，通过电量预测，并对预测结果进行分析，获得该区域较为准确的负荷预测结果。

1.负荷预测方法：

1.1年递增率法

国民经济行业用电主要将全社会分为国民经济各行业用电和城乡居民生活两大类。该方法先分析各行业历史用电资料，根据未来各行业用电需求的增长速度，考虑今后负荷结构的变化，适当调整未来水平年最大负荷增长速度与所需电量增长速度的关系，即可用所需电量推算出未来各年度的最大负荷。

1.2弹性系数法

按照政府部门拟定的今后区域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根据过去各阶段的电力弹性系数值，分析其变化趋势，选用适当的电力弹性系数（一般大于1）。

电力弹性系数＝年平均电量增长率/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

通过分析数据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弹性系数推荐值。此方法经济结构成分的变化，GDP数据以及用电量数据是否准确对于弹性系数的准确性有所影响。

1.3回归分析法

一元线性回归预测法是分析一个变量与一个自变量之间线性关系的预测方法。在这里通过国民生产总值和全社会用电量的对比分析，二者具有较强的线性关系。即：

Y=a+bX

式中：Y为全社会用电量，X为国民生产总值，a、b为回归系数。

2.负荷预测应用

2.1按年递增率法测算

分析2005-2009年历史用电资料，结合H市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综合考虑各行业用电需求进行预测。考虑到产业结构调整，金融危机影响以及扩大内需政策措施，惠农政策、绿色产业的推出和发展，第一产业用电量增长率按7%；第二产业用电量增长率按12.64%，第三产业电量增长按12%考虑；考虑规划期内，H市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将不断提升，“家电下乡”等惠农政策的不断推进，参照居民生活电量历史增长水平，规划期内居民生活电量将有一个较大的提升，其中城镇按16%考虑，农村按14%考虑。

按年递增率法测算出各产业和居民生活用电量如下：

H市2009-2015年分行业用电量表（年递增率法）

2.2按电力弹性系数法测算

分析H市2005-2009年国民生产总值及历史用电情况，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0.73%，全社会用电量平均增长率为7.28%，电力弹性系数为0.68。考虑到响应国家扩大内需等拉动经济的政策，以及到2010年“十一五”规划建设项目全面完成，H市电力发展将获得较大提升，因此将规划期电力弹性系数确定为1.1。按H市“十二五”发展目标，规划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3%，上述两项相乘可得出规划期电力需求增长率为14.3%。

测算出规划期电量如下：

H市2009-2015年用电量表(电力弹性系数法）

2.3按回归分析法测算

分析2005-2009年历史用电量及产业值，绘出散点图：

H市2005-2009年经济与电力统计表

由散点图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求得线性回归方程为：

Y=3.535+0.04749X

根据回归方程得到电量预测结果如下：

H市2009-2015年用电量表（回归分析法）

2.4最大负荷预测

综合考虑H市历史用电负荷结构、同时率及需用率，取年最大负荷利用小时数为4000h，三种预测方案规划期年最大负荷如下表：

2.4.1采用年递增率法。

按历史用电量数据，分析电力市场同社会经济市场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经济对电力的牵动作用，充分考虑电力市场需求因素，分产业进行了预测。对占用电量比重较大的行业，单独分析和预测。结果比较切合电力市场发展实际。

2.4.2采用电力弹性系数法

测算参数选取的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按照电力发展适度超前的原则，规划期电力弹性系数确定为1.1。但从实际出发，考虑到供需矛盾、价格上调、能源节约等因素对电力需求的影响，预测值偏大。

2.4.3采用回归分析方法

测算参数选取的是国民生产总值（GDP），数学模型取GDP与电量的一元线性关系，充分考虑到了电力市场的发展同经济发展的关系，作为五年的中期预测，与实际值偏低。

综上所述，本次预测结果推荐采用年递增率法作为基本方案。即：H市到2015年需用电量将达到29亿kWh，最大负荷将达到729MW。

3.结语：

电力负荷预测是电力系统规划、运行不可缺少的环节，负荷预测的准确程度直接影响到电网投资、网络布局和运行的合理性。在电力负荷预测工作中，应当通过多种方法进行预测，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预测值进行分析和修正，从而确定最终预测值。

[参考文献]

[1]牛晓东，曾树华等.电力负荷预测技术及应用.中国电力出版社，1998

[2]胡晓钢.电力系统负荷预测方法及其在配电网规划中的应用[J].华东电力，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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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大体上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成分，各组织和社会再生产各方面的构成，以及它们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一国的经济增长从其内涵来看，主要有两方面，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而一国的经济增长又是以一定的消费水平为前提的。

【关键词】

经济结构；消费水平；影响

当社会经济实现增长，经济总量及人均收入量也会相应增长，从而引起需求结构、生产结构以及外贸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根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高的经济增长率必然带来高的结构变化率。也就是说，结构的变动是与经济发展过程相联系，是以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阶段（即人均收入水平和工业化程度）为条件，是通过资源的再分配来实现的。

一、我国经济结构的现状

1、人均收入水平与经济结构变动及工业化程度

根据库兹涅茨的研究可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结构变动率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50-130美元时是产值结构变动率最高的第一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20-360美元时是产值结构变动率很高的第二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60-860美元时是产值结构变动率较高的时期。我国改革以来，按世界银行图表集法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大概在300美元左右。因此可知我国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处于高变动率阶段。

工业化阶段是结构转变幅度最大的时期，这一时期，需求结构及生产结构、外贸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我国在改革开始时工业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但是人均收入水平却是相当低的。这是由于改革前我国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政策倾向过于偏激所导致的工业化过程的片面演进和产业结构关系的严重失衡。一般而言，工业化的起步是要以一定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为前提的，工业化程度超过人均收入水平的状况必然会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变动。

2、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引起结构变动的原因

收入的增长必然引起消费水平的增长，而消费水平的增长又会引起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一变化用恩格尔定律可以明显表现出来。恩格尔定律可以表述为居民食品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下降的一种趋势。也可以表述为居民食品消费占居民总消费的份额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总消费的增长而下降的一种趋势，以我国1987-1997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及其消费结构为例可知，1987-1997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0.53下降至0.46，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则没有多大的变化，仅从0.56降至0.55，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有较大的变化，而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却没有多大的变化。从中可知消费水平的上升必然引起需求结构的升级，但需求结构又是如何引起整个经济的变动呢？根据经济学原理我们可知，需求结构的变动会引起资源向消费需求多的产业部门转移，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变化。

3、结构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带来收入水平及消费水平的增长

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增长，结构合理，就可以提高全社会总要素的生产率，进而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这样就必然能够带来消费水平的提高。

二、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

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有很多，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有国民收入总额及其提高速度，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消费与投资人口总数及其增长速度，价格水平的变动等。

消费水平的高低，直接依存于消费基金的多少，而消费基金又来自国民收入，国民收入总额大，增长速度快，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就高，收入总额小，增长速度慢，则消费水平就低。

在国民收入为一定的情况下，消费水平的高低，取决于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任何社会要扩大再生产，都必须有一定的积累，在积累效果不变或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积累的增长就意味着社会物质技术基础的增强。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就有可靠的物质保证，反过来，消费的增强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又会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积累的增加。目前我国存在积累过度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储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3%，其中1978-1982年平均增长率为6.5%。1993-1991年增长11.6%，1992年-1997年平均增长为37.1%。在储蓄存款猛增的同时，居民消费的增长却相对疲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几乎都低于同期储蓄增长速度。其年平均增长仅为16.1%，比储蓄存款余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低了14.1%个百分点。

造成居民储蓄率上长，甚至实际利率下降也选择储蓄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由于多项改革的推进，人们存款以备将来购买住房、养老、子女教育，医疗保健之用。另一方面，是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拉大，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支出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在当前市场高收入阶层想要的已经有了，边际需求欲望下降，消费结构或支出结构升级。而低收入层受购买力限制，商品购买量增加缓慢。由此导致居民存款源源不断的增加，消费市场需求不旺。

在消费基金确定的情况下，人口的数量与消费水平成反比，人口数量大，增长速度快，人均消费水平就低，人口数量小，增长速度慢，消费水平就会高，我国人口基数大，且人口增长速度也快，而且每增加一亿人口，所用的时间越来越短，据粗步估算，我国现有人口达14亿左右。每年新增的社会财富，新生产的各种消费品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将为新增加的人口所占有，为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改善居民生存环境所进行的各种努力，如医院病床的增加，普遍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普及，住宅条件的改善，生活用水质量的提高等都将因为人口总数的较快增长而受到影响。因此目前我国的消费水平是不高的。要提高消费水平，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我们就要控制人口增长，充分发挥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限制早婚早育，多生多育，以实现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的高低与物价水平成比例关系，我国近些年来，居民的货币收入提高了但物价也上涨了，某些物价上涨程度还高于平均工资的提高速度，因而影响了消费水平的提高，有一部分居民的实际消费水而下降了，我国目前物价已由低谷逐渐缓慢的向上攀升，这说明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已有所回升。

篇6

一．引言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往往在原理上说不通。例如，把政府开支当作经济系统外部的所谓外生变量，这怎么行呢。政府开支受制于税收，而税收多了，利润、工资就会减少，否则钱从那里来？又说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量是个外生变量，对国民经济能够起到调控作用。我不否认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量对国民经济能够起到调控作用，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调控作用呢？或者说货币发行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呢？举个简单的例子，货币发行量增加一倍，国民经济将会怎么样？我认为数据一定令人兴奋：收入翻一番，GDP翻一番，当然，物价也都翻一番。有人根据1998年由国家统计局编写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过，从1952年－1997年，我国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8.5%（张金水，1999，第92－95页）。2003年我国GDP增长率才9.1%，真是小数见大数。货币调控国民经济的“威力”可见一斑。本文不打算多谈旁人的调控方法，本文依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简单介绍一种国民经济的调控方案。

二．国民经济调控原理

笔者曾经在网文［3］中，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原理，将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Y一步步分解为固定资产折旧，消费C，追加投资I和政府开支G（不考虑进出口）：

再假定固定资产折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f，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b，0＜f＜1，0＜b＜1，即有下列式子：

这样，由式（1）可以得到关于投资的方程式：

I=(1－f－b)Y－G(3)

国民生产总值Y中有一部分是税收和规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τ，税费额就是τY；国家对式（3）中的投资额可能也要征收投资调节税，设这项税率为q，0≤q＜1，税费额就是qI。这样，总的税收T由下式表示：

T=τY+qI(4)

假定政府开支G跟踪总税收T，按照总税收T与政府开支G的差额进行调控，调节关系式为：

假定政府开支G跟踪总税收T，按照总税收T与政府开支G的差额进行调控，调节关系式为：

式中β>0，税收多于政府开支时可以增加政府开支。另外，投资额I扣掉调节税以后的实际追加投资额为(1－q)I。所以，设资本存量为K，则实际资本存量的增长率由下式表示：表示：

设资本量为K时，产出的国民生产总值为Y，资本产出率为u，则有下式：

Y=uK(7)

资本产出率u的意义是：投资1亿元，每年的产出为u亿元。现在归纳一下经济系统的运动方程：

给定初始条件，就可以求解上列方程。经济系统的结构图，见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经济系统在不考虑进出口的情况下，是个封闭系统，不存在什么外生变量。这是一个自我成长系统。我们地球就是个封闭的经济系统，它并没有得到外星人的资助，经济成果不是也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吗！

三．经济系统的求解

对上述经济系统的运动方程进行整理可得：

初始条件是：t=0，资本存量为K(0)，政府开支为G(0)。对上式稍加运算，改写成矩阵形式如下：

下面为了有个具体的结果，代入数值：f=0.25，b=0.25，τ＝0.25，u=0.25，q=0.1，β＝0.1。系数矩阵A如下：

对上式采用拉普拉斯变换求解，s为变换变量，则有：

对上式求反变换可以得到K(t)、G(t)。如果再假定：

G(0)=0.25Y(0)=0.25uK(0)=0.25×0.25K(0)=0.0625K(0)

则可以得到（下面直接给出结果）：

K(t)=K(0)｛0.8666exp(0.07626t)+0.1334exp(－0.07376t)｝

Y(t)=Y(0)｛0.8666exp(0.07626t)+0.1334exp(－0.07376t)｝

由以上数据可知，年经济增长率为7.6%。

四．经济增长率的讨论

在通常情况下，由矩阵A的特征值，可以近似得到关于年经济增长率r的公式：

将前面的数据代入得：r≈0.075=7.5%，与上面的结果差不多。由式（16）可知，提高资本产出率、降低税率、减少浪费、提高调控效率都能够加速经济增长。

由图1可以看出，这里对投资采取了适当课税的调控策略，既可以抑止过度投资，又起到扶持投资不足的平衡效果。调控过程中，要始终保持政府开支对税收收入的跟踪状态。

五．结束语

有些学者，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建模思想，所建立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型，与“真实经济过程”相比较，“方程中所有的常系数几乎是不存在的，甚至这些系数很难找出可观测量，因为有可能这些关系本身在统计上是不成立的。”（郑辉，2001，第89页）而本文所列经济模型中采用的经济量、经济参数，都是真实经济活动中的变量、参数，如垫付资本、周转率、折旧、工资、利润、投资、税收、GNP、税率，等等，由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变量和参数的数值，调控将来的经济变量的数值，完全具有可操作性。如果建立某种目标函数，也可以探讨最佳路径。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动不动就是“均衡值”，“均衡值”等于多少？说得再头头是道，就是缺乏可操作性。经济系统不是什么稳定平衡系统；如果经济系统是个稳定平衡系统的话，我们只能一直呆在原始社会。

有文献借托外宾的话说：托宾（JamesTobin）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论文如果没有运用‘微观基础’的方法，就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任何研究报告如果被怀疑违背了‘微观基础’的戒律，就逃脱不了同行的批评；一个新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如果不能表明博士论文中假设的关系式是用‘微观基础’方法推导出来的，他就很难在学术圈子里找到理想的工作。”（郑辉，2001，第70页）我的这篇文章，既没有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微观基础’，又不讲“均衡”，也不是“非均衡”，完全依据西方民间经济学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却也讨论了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这当然难逃“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可悲下场。

参考文献

［1］郑辉，2001，《资本控制与短期宏观经济动态稳定》，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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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广义货币供应量;经济波动

1 引言

自2002年以来，随着境外短期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持续涌入，我国国内相继发生了房地产市场泡沫、股市上涨、人民币升值、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金融机构的“去金融杠杠化”趋势强化，外部冲击下的国内经济形势剧烈演变，潜入的短期国际资本又出现逆转势头，与之伴随着的是国内货币政策困境、人民币汇率波动、股指大跌，以及经济增长放缓。因此，从当前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分析短期国际资本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及其传导渠道，科学而前瞻地研究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和经济增长率波动的关系，无疑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同时也可为妥善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提供重要思路。

2 文献回顾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比较缺乏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和实体经济关系的专门性研究成果。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1）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及其多元化资产配置效应。如edwards［1］，papaioannou［2］等。（2）资本流入对东道国宏观经济变量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资本过度流入会导致宏观经济过热，具体表现为：一是引起货币扩张，增大通货膨胀压力［3］；二是导致实际汇率升值，恶化贸易条件［4］；三是影响总需求［5］。

梳理并综合目前国内关于短期国际资本的研究文献，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是研究短期国际资本的估算方法。尹宇明、陶海波使用的计量方法为：短期国际资本规模=国际收支净误差与遗漏+私人非银行部门短期资本流入+以其它名义通过正常渠道流入的短期投机资本［6］。唐旭、梁猛认为，短期国际资本从贸易渠道流入的成本较大，短期国际资本主要是通过外资企业的利润留存、外国直接投资折旧和外资投资企业的外债等三个渠道流入中国［7］。

第二类文献主要分析影响短期国际资本流入我国的影响因素。代表性文献有：王世华、何帆发现，人民币升值预期是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也会吸引短期国际资本流入［8］。张谊浩、裴平、方先明的研究结论认为大量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大陆除出于“套利”动机外，还出于“套汇”和“套价”动机［9］。

第三类文献主要分析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对我国资产价格的影响。刘莉亚研究结果表明：短期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显着推动住宅价格尤其是豪华住宅价格指数的上升［10］。张谊浩、沈晓华发现，人民币升值和上证综合指数上涨是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中国的原因，但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并不是上证综合指数上涨的原因［11］。

国内外研究成果对本文的实证分析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但考虑到目前的文献尚缺乏针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国内实体经济，特别是与经济增长率波动关系的专门成果，这与中国当前经济稳健运行的现实要求极不相符。为此，本文将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实体经济影响机制，以及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

    3 理论模型

根据货币供给的乘数理论，假设在短期内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外生变量，货币供应量主要由基础货币供应量(h)与货币乘数(λ)共同决定。假设，短期国际资本对广义货币供应量影响的滞后期及广义货币供应量对产出影响的滞后期分别为a、b。在t期，广义货币供应量表达式如下

由（13）式可知：当短期国际资本流动scft-a-b0，若t+1-a-b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高于t-a-b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经济增长率会上升；反之，则经济增长率会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本模型推导过程中隐含着短期国际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即短期国际资本主要通过直接影响广义货币供应量来影响产出变化。。

4 样本选择及其描述

结合近年来国内经济的实际状况，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本文选择2000年第一季度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广义货币供应量和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本文所涉及的数据均来源于wind资讯系统。1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广义货币供应量（m2）

本文运用价格指数对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处理得到不变价格国内生产总值的季度数据。由于不变价格国内生产总值季度数据是一组具有较强季节特征的时间序列数据，这里对其进行季度调整，调整后的数据作为2000~2008年每季度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时，考虑到我国目前利率市场化程度低，参照第二部分理论模型的推导结论，本文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作为短期国际资本对gdp进行传导的中间变量。2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scf）

本文参考并改进张谊浩、沈晓华［11］计量短期国际资本流入规模的方法估算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具体测算公式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外汇储备增量-fdi-正常的贸易顺差

在计算正常的贸易顺差时，本文改用加权移动平均法。在确定权重时，首先算出2000~2004年各季度贸易顺差的估计值，贸易顺差估计值的确定方法为：当期季度贸易顺差的估计值=当期季度前四个季度贸易顺差估计值的移动平均值，例如2000年第一季度贸易顺差估计值为1999年四个季度贸易顺差的均值，2000年第二季度贸易顺差的估计值为2000年第一季度贸易顺差估计值和1999年第二季度到第四季度贸易顺差的均值。然后将各季度实际的贸易顺差除以对应时期的贸易顺差的估计值，将这些比率的均值确定为权重。经计算，权重为1.16。基于2000~2004年我国贸易顺差的变化比较平滑，2004年以后我国的贸易顺差出现较大的波动，本文认为2000~2004年统计的贸易顺差额为正常贸易顺差，2004年以后，统计的贸易顺差中含有大量的短期国际资本。此外，考虑到在人民币升值时，以美元计量的贸易顺差会有所扩大，为消除人民币升值对所估算的正常贸易顺差额的影响，本文采用汇率修正，以人民币计价各季度贸易顺差金额。3 经济增长率（gdp_r）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scf_r）

本文中各季度经济增长率（gdp_r）的计算公式是：本期经济增长率=（季度调整后本期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季度调整后上期实际国民生产总值-1）×100。各季度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scf_r）的计算公式是：本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a×本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上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当本期和上一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都大于零，或者本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小于零且上一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大于零时，则a=1；当本期和上一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都小于零，或者本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大于零且上一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小于零时，a=-1）。经上述方法计算出的我国经济增长率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走势参见图1。

5 实证检验

表1给出所有相关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由表1可知，对于变量gdp、scf和m2的水平值序列，adf检验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这说明三个变量的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同时，对于这三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adf检验都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拒绝单位根存在的原假设。根据以上检验结果，可认为这三个变量都是单整变量。同时，对于变量gdp_r和scf_r的水平值序列，adf检验在1%的显着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该结果说明这两个序列是平稳的。

    5.1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

由单位根检验可知，dgdp、dscf和dm2三变量均为平稳序列（见表1），可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根据sc和aic准则确定滞后期为2，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量（dscf）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变化量（dm2）的granger原因，但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变化量（dm2）不是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量（dscf）的granger原因；广义货币供应量变化量（dm2）与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变化量（dgdp）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量（dscf）和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变化量（dgdp）之间不存在显着的granger因果关系。可以证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不会对国民生产总值产生直接效应，但会通过影响广义货币供应量，进而对国民生产总值产生间接效应。该实证结论部分可以佐证前文理论模型中短期国际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2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与经济增长率2.1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在确定短期国际资本净流动波动率（scf_r）和经济增长率（gdp_r）这两个序列平稳的基础上（参见表1），本文运用2000年第二季度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数据，对两个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3的检验结果可知，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是经济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但是经济增长率不是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的granger原因。2.2 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

为分析经济增长率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突发性变化的反应，本文利用var（2）模型给出经济增长率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的脉冲响应图形和方差分解图形，分别见图2和图3。

经济增长率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的交叉响应函数表明（见图2），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的非预期变化将迅速对经济增长率产生正向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直至消失。但是，经济增长率发生变动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影响不显着。

图3结果显示，造成经济增长率发生剧烈波动有20%左右是由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异动引起；同时，经济增长率发生剧烈波动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影响不大。

6 结论

本文构建起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实体经济影响的理论模型，并运用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实体经济的渠道是：在短期内，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显着引起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又会显着导致国内生产总值的波动。同时结合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发现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动将引起经济增长率发生波动，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论。通过方差分解，本文还发现造成经济增长率发生剧烈波动中有约20%是由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发生异动所致。

参 考 文 献：

［1］edwards s. capital controls, capital flow contractions, and macroeconomic vulnerability［r］. nber working paper, 2007.

［2］papaioannou e. what drive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lows? politics, institutions and other determinant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9, 88(2): 269-281.

［3］filer l h. large capital inflows to korea: the traditional developing economy story［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4, (15): 9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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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人口迁移；经济增长；协整检验

一、 引言

经济增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十分关注并被视为优先研究的经济问题。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一直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也是人类社会所面临和关注的一个永恒主题。随着交通设施的日益发达，一个地区人口流动日趋频繁，而劳动力的流动状况会对一个地区经济的增长产生一定影响。

国外学者已经对人力资本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理论及实证研究，国内学者对人力资本同中国整体经济、各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已做了大量研究，但对广东省经济增长同人口迁移之间关系的分析还较少，本文从运用计量经济学协整理论对广东省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分析，力求找出人口迁移同经济增长之间的产期均衡关系。

二、 广东省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

1. 广东省近年来户籍人口迁移变动及经济发展情况。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一直是人口净迁入的大省，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及经济发展的不断加快，广东省对人力的需求也在逐渐的增长。本文通过净迁入人口数来考察广东省人口变动情况。有2011年广东省统计年鉴可知，1978年~2010年广东省净迁移人数一直为正值，总体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从1978年的62 500人上升到2010年的314 300人，这表明广东省户籍人口迁移情况一直表现为净迁入，并且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迁入人口在不断增加。

2. 广东省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由，总体来说，广东省国民经济发展又好又快，国民生产总值不断升高，经济综合实力大幅度提升。具体来说，广东省国民经济发展分两个大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92年，为以后的高速发展做准备，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经济政策不断优化，国民生产总值虽然在逐年上升，但增长幅度较小；第二阶段1993年~2010年，随着经济结构及政策的成熟，广东省国民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至2010年底，广东省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46 013.06亿元。

3. 广东省人口迁移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协整关系的检验

（1）指标选取和数据搜集。以户籍人口净迁入人数（PM）反映广东省人口迁移变动情况，以国民生产总值（GDP）反映广东省经济增长情况。数据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年鉴2011》。同时，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本文首先对GDP、PM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变换后的变量分别用ln（GDP）、ln（PM）表示。

（2）单位根检验。为了验证广东省国民生产总值GDP同户籍人口净迁入PM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即它们之间是否是协整的，需要对二者进行协整检验。在检验协整性之前，首先要对变量的单整性进行检验，只有当两个变量的单整阶数相同时，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比较常用的ADF方法对相关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检验结果可知，ln（GDP）t和ln（PM）t的原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但经过一阶差分和二阶差分后都通过了5%~10%的ADF临界值检验，是平稳序列。所以?驻ln（GDP）t和?驻ln（PM）t都是平稳序列，并取得同阶单整，即ln（GDP）～I（1），ln（PM）～I（1）。

（3）协整性检验。通过上面的分析得知，变量满足协整检验前提，常用的协整检验方法有Engle-Granger检验和Johansen检验，而由于样本并不是很大，且Engle-Granger两步法对模型形式的假设过于简单，为方便起见，这里采用更为成熟的Johansen检验方法，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

由图3和图4我们可以看出，Johansen迹统计量的值为18.945 0，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值为15.176 1，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因此ln（GDP）和ln（pm）之间仅存在一个协整关系，标准化的协整方程为：

ln（PM）=0.23（lnGDP）

（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定理表明：存在协整关系的变量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下面我们对ln（GDP）和ln（PM）之间的格兰杰英国关系进行检验，找出二者间的先后关系。由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阶数的选择非常敏感，因此我们先做出二者VAR模型，然后根据信息准则选择最优滞后阶数，结果5个评价指标全部认为之滞后阶数应该选择为1，所以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滞后阶数确定为1，进而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下。

由表3我们可以看出，在滞后1期时，检验结果接受ln（PM）ln（GDP），说明人口净迁移PM是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格兰杰原因，即PM与GDP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这一点说明，广东省人口净迁移量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增产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通过协整性检验可知，广东省人口净迁移量和国民生产总值之间是协整的，即他们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知，人口净迁移量和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而不是双向因果关系。出现这样结果的首要原因，我们只利用1978年~2010年33组数据进行分析和检验，其中1979年、1981年人口将迁移量数据缺失，这样的数量对与时间序列数据数量的要求来说明显偏少，只属于小样本。另外，人口迁移样本数据只考虑长期流动人口，对短期流动人口未加以考虑，以上这些客观事实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实证分析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是，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并不是检验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而是看变量间的先后顺序，是否存在一个变量的前期信息会影响到另一个变量的当期。

从根本上说，促使大量国内人口流向广东等沿海地区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和人口因素。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经济迅猛发展，GDP年均超10%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相对雄厚的经济实力保证了城镇的发育成长，这又增加就业人口容量。广东省与其他周边省市的经济差距逐渐拉大，为劳动力的流动尤其是省外劳动力的流入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吸纳了来自经济发展慢于广东周边地区的以千万计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和大量国有企业下岗失业员工的就业压力，在沿海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和在收入差距的吸引力作用下，国内劳动力向广东等沿海经济发达省市流动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必然的趋势。因此为增强广东省经济发展能力，促进区域经济与人口迁移的协调发展，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 广东省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为外省劳动力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外省从业人员也为广东省的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贡献率最大达到近10%。因此，广东省政府应该看到广东省通过吸引外省劳动力为解决我国剩余劳动力就业确实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广东省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源和巨额财富。

2. 广东省政府应以开放的、市场化的心态看待外省劳动力，应把外省劳动力视作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现象，从而一方面加强对外省劳动力的规范化管理，另一方面又善待民工，依法维护外省劳动力的合法权益，把对外省劳动力的管理纳入整体战略中考虑，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毕竟一个开放、公平的社会永远都是最进步的。

3. 广东省20多年的经济增长也为本省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条件。随着广东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第三产业，使广东省的劳动结构不断改善，并且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劳动结构效应，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明显，因此，政府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为劳动结构效应的发挥作出贡献:一是减少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各种规章制度，降低劳动力流动的成本。二是政府应努力提高农村从业人员的知识、技能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以提高劳动力的“岗位转换力”。

在上述三个大方向的指引下，应继续保持和提高下面三个方面：

（1）大力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创造就业机会。

（2）丰富和完善户籍制度，发展和完善人才引进政策，特别是提高对高素质人才的待遇，吸引人才流入，做到“引的进人才，留的住人才”。

（3）加强城市经济的辐射能力，改善城市的设施环境，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

参考文献：

1. 袁晓玲,张宝山,胡得佳.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增长地区差异的影响分析――以陕西省为例.华东经济管理，2009,（9）.

2. 李丽君，方敏.新疆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经济研究导刊，2011,（11）.

3. 杜小敏，陈建宝.人口迁移与流动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人口研究，2010,（5）.

4. 陆淑珍.人口迁移:基于广东省区域差异的比较分析.经济与社会发展，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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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堪新民，昊森富.流动人口的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以广东省为例.中国人口科学，2003,（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项目号：09YJA79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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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税负水平 微观指数

2009年4月，福布斯再次将中国列为“税收痛苦”程度第二的国家。消息一出，不管是税收理论界的专家还是普通老百姓，纷纷对中国的税负水平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税负水平高低，并不是凭空就能理解的，需要通过对比来说明。税负水平是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因国家征税所承受的经济负担。

1. 税负水平的一般衡量体系

1.1税负水平的宏观衡量指标体系

税负水平的宏观衡量指标是指全社会税收总额与社会总经济规模的对比关系，主要是国民生产总值（或GDP）负担率和国民收入的负担率。一般，后者更能准确衡量一国总体税收负担水平。

1.1.1国民生产总值负担率是指一定时期一国税收收入总额占该国国名生产总值的比率，其计算公式：

国民生产总值负担率=税收总额/国民生产总值

1.1.2国民收入负担率是一定时期内一国税收收入总额占该国同期国名收入总值的比率，其计算公式：

国民收入负担率=税收总额/国民收入

1.2税负水平的微观衡量指标体系

税负水平微观衡量指标是一定时期内某纳税人缴纳税额占收入的比率。

1.2.1全部税收负担率。是指企业或个人缴纳的各项税收的总和与企业总生产总值的比率，期计算公式为：

全部税收负担率=企业或个人各项税收之和/企业总生产值

1.2.2直接税收负担率。是指企业或个人缴纳的全部直接税与其收入的比率。

上述税负水平衡量指标体系是当前衡量税负水平的基本方法，其优点就是计算简便，同时所需要的数据来源真实可靠，但其缺点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得出的结果往往跟公众所预期的相背离，无法有力的说服公众对于当前税负高低的争论。

2. 微观指数法

微观指数法是从公众自身税负感知的角度，对一些公众日常生活了解的纳税活动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分析，将税负高低程度进行量化，从而得出公众对于税负的整体感受。具体来讲，公众对税负指数的感知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准确定量：

2.1被调查对象是否对税基，税率有所了解。

2.2调查公众的收入范围、缴纳税收的类型、缴纳税负占其收入的比例及对日常可支配金额的影响等。

2.3列举一些必需品，考察公众是否对其中所包含的税款清楚。如果不清楚，那么清楚的税额标识行为是否会减低公众的购买欲。

2.4公众是否关心税制变化，对增加新税的接受程度。

2.5公众是否明确，政府部门的征税成本也占用了纳税人上缴的部分税收。

2.6公众对征税的忍耐度，以及对税务部门工作态度的认可。

2.7公众是否了解国家综合利用纳税人上交的税金给公众提供公共品，例如教育，国防，绿化等。公众对政府利用税收提供的公共品是否满意。

公众感知的税负指标体系：

上述微观税负指数的设计过程中，应结合我国基本国情，深入分析影响公众切身利益的税收负担，设计出衡量税负指数的具体指标。在调查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即被调查者会将我国现在对其征收的税费混为一谈，统认为是税收负担，所以在调查问卷的设计过程中要考虑到这个要素，问卷设计要准确不能模棱两可，对于公众不明确的缴费情况，可以通过调查其工资水平的方式进行合理准确的计算，排除“费”对实际税负的干扰。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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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利率；内需；可支配收入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3-0001-02

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中，消费一直是最为薄弱的一环，居民消费更是比较薄弱。随着国内投资比例持续攀高的不可持续及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导致外需市场低迷的国际国内“双困”的背景下，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对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性显得尤为突出。破解消费增长难题首先应清楚中国消费的发展趋势及制约因素，才能设计更为合理的政策措施。

一、中国消费的发展变化趋势分析

1.从居民消费支出水平上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市场活跃度得到巨大提升，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显现。居民消费支出从1990年的9 450.9亿元增至2012年的190 423.8亿元，二十年增长了近20倍；同时居民消费水平也大幅提升，从1990的833元不足千元猛增至2012年的14 098元，增长近17倍。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保持了年均近10%的高增长。经济增长的效益带来了居民消费的大幅度提升，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从2003年开始居民消费支出增长速度不断加快，这一方面反映出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带来了人们可支配收入的大幅度提升，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商品市场的丰裕程度和活跃度。中国经济未来发展速度放缓但仍然强劲，可以预见居民消费支出和消费水平必将伴随经济发展的东风继续增长。

2.从消费对GDP的影响看。消费作为生产的最终目的是经济增长最持久最稳定的动力源泉，只有最终应用于消费的生产才是现实的生产，否则所谓的生产只能是浪费。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中起了重要作用是毋容置疑的。但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无论是相对于发达国家的80%～90%还是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65%都相对较低，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一方面，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较低，从1990年的47.8%到2012年的55%，虽有增长但提升较慢；另一方面，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率由1990年的1.8%到2012年的4.2%，提升空间仍然存在。从1990―2011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持平没有太大的变化，充分表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被忽视。

3.从居民储蓄上看。高储蓄率一直是中国几十年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全球经济危机后国际社会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是造成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的高储蓄的确是事实，从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看1990年为7 119.6亿元而到2012年增至399 551亿元，二十年增长近56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0年的38.2%增长至2012年的77.4%，增长近1倍。进入新世纪以来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增长速度不断加快，这一方面说明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另一方面说明人民对未来预期的悲观。由于中国在经济发展中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保障等体系没有跟上，在加上相关教育、医疗、保险等体系不健全，造成有钱不敢花、有钱不能花的窘境。尤其是近几年来房地产行业的大幅度涨价，买房已经透支了几乎三代人的储蓄和未来收入，消费增长成为空谈。

4.从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上看。这里我们可以从居民的消费恩格尔系数上来看，恩格尔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一般随着居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下降。恩格尔系数越大，说明家庭收入用于食物支出的所占金额越多；恩格尔系数越小，说明家庭收入用于食物支出所占的金额越少，二者之间呈现正相关性。反过来，当食物支出金额不变的条件下，总支出金额与恩格尔系数成反比。因此，恩格尔系数是衡量一个家庭或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主要标准之一。

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恩格尔系数较高，作为家庭来说则表明收入较低。反之，恩格尔系数较低，作为家庭来说则表明收入较高。中国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基本上呈现出逐年降低的趋势。城市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分别从1990年的54.2%、58.8%降为2012年的36.2%、39.3%。这充分说明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较大提高，但这一比例仍相对较高，人民收入水平的提升空间仍很大。

二、对消费变化趋势的几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