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民收入，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中国在1980年代出现过一次普遍加薪，许多中国人对那个时期记忆犹新，告别了三十七块八毛的工资，物质生活开始不断丰富，彩电、冰箱和洗衣机等三大件陆续走进平常的家庭，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一个根本性的提高。

新一轮加薪会带给我们什么？不出意外的话，更宽阔的住房、私家汽车和高档文化类消费将进入千家万户。同时，原有各类消费的质量也将大大提高，向更加舒适化和个性化的方向发展。

中国能不能通过加薪打造一个相当规模的中产阶层，改造他们的消费习惯，使他们的消费上档次，这是一件举世瞩目的事情。

变化一旦开始，就将以浩荡之势奔腾向前，涨薪之潮，已经开始在以劳动力成本低著称的中国内地蔓延，教师加薪了、军队加薪了，就连一些大型私营企业也都开始为员工增加薪水。在浙江，一家大型袜厂一次性把工人的工资提高了25%。老板把其中的道理说得非常清楚，因为他的工人现在每年回乡以后都有一大批留在了家里，第二年不出来打工了。就算是工厂给他们免费食宿，也吸引不了他们――连续数年的中央政府对农业的优惠政策，已经使得在中国务农慢慢变得有利可图了。

加薪浪潮的汹涌伏流所至，关于中国的“国民收入增收计划”也呼声日高。

略微研究一番我们的近邦日本和韩国的发展进程，可以发现，国民收入增加带来的商业繁荣和产业升级，最终造就了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崛起。

1960年底，日本池田内阁宣布实施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第一项措施，就是提高国民收入，并且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这一十年计划。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发起了一场消费者革命，并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转折点。从195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初期，日本先后发生了三次消费革命，由“生活合理化”向“更加舒适化”、追求“实现物质需求欲望”发展，日本国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得到极大提高。在1965~1974年间，日本迎来了“3C”（空调、汽车和彩电）时代，彩电、空调当时的平均价格为20~25万日元，约为当时职工2~3个月的工资，小汽车的普及则出现在1970年代后期，此时制造业工人工资在20~25万日元，而每辆普通型轿车的售价平均为100万日元，大约等于一般工人5个月的工资。

消费升级，也同时促进了日本的产业升级，并帮助企业打开了巨大的利润空间。以汽车行业为例，在国民增收的大背景下，日本的汽车销售在1960年代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势头，1967年国内产销量达到300万辆，超过了当时的西德，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大国。

1980年代，韩国针对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系列变革，提出了“安定化、开放化和自律化”的“三化”方针。其中一大根本措施，就是普遍提高国民收入。在实行了这一改革之后，韩国经济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期。

得益于这一政策，韩国人均收入在8年内增长了两倍，国民购买力的提高，为其本土品牌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作为韩国企业标志的现代汽车，就是在此时期异军突起，迅速成为国民普及消费品。

篇2

内容摘要：“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提出对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及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等有着积极的正面效应。本文借鉴日本推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经验，分析其成功之处，结合我国国情，探讨我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

关键词：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日本 经济增长 启示

党的十报告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即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下文简称“计划”）。究其原因，我国目前所面临的城乡收入持续扩大以及“二元经济”现象日益加剧，且过去所依赖的低效率经济发展方式的持续性也遭遇日益严峻的考验。收入分配改革进程的缓慢以及物价的持续性上涨使得目前的社会矛盾日渐突出，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因此，“计划”的提出对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及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等有着积极的正面效应。

“计划”对我国固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我国要在这一过程中完成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变，这也是我国经济社会成功步入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性工程。因此，我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内在意义在于要努力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等重大任务，同时也要完善收入分配、社会福利体系等工作。良性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推动居民收入水平有效率的增加，这样在推进居民收入不断提高的同时，我国的经济也能够得到持续性的增长。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一）提出背景

经历二战以后，日本的经济体系遭遇重创，在随后的经济复苏过程中，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发展出现了“二元结构”现象，过度依赖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导致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经历战争的洗礼，日本不再单纯的以“强国论”作为主流思想，开始更多倾向于“富国论”思潮。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经济危机，日本失业人数大幅增加，科技革命引领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日渐显现。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得以出台。

（二）计划的具体内容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指在一个相对确定、较短的时期内，通过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效率和效益，显著提升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建立健全政府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机制等方式，实现居民收入翻番目标的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方案。该项计划的最终目标是要提高本国国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实现充分就业。其更宽泛的意义在于，国内生产总值也要完成翻番的目标。这是日本对于战后经济复苏以及保持经济持续性增长所做出的重大探索。

第一，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从生产和需求两方面入手，采取多种措施来推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第二，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日本在战后经济的腾飞，其根本原因是人才的积累以及国民素质的不断提升。第三，缓解收入差距。“计划”提出要在产业和区域间进行劳动力的转移来缓解收入差距。第四，加大公共设施投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根基，“计划”提出，要强化政府职能，不断充实社会资本，要加强公路、铁路、机场、电力等设施的投入建设，对治理环境污染的力度也要加大。

（三）“计划”的效果

从1960年“计划”提出开始，直到1970年完成，日本的GDP年增长率以及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1.6%和11.5%，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后，实际工资水平增长为73%。从增速水平看，在“计划”的第七年，日本就已经完成了翻番的目标。这十年间，日本的国民经济以及国民收入都得到了大幅度增加，各个经济主体在利益的分配上得到了较好协调，收入差距也逐步降低。另外，居民收入的提升也带来了消费的持续性增长，进而带动了日本制造业的兴起。这也为日本后来近三十年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基础。由于“计划”实施过程中对于技术水平的大幅投入，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日本经验对我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启示

（一）发展成果要惠及全民

劳动者工资的增加，会带来消费的增加，消费的增加又会带动生产，经济就会得以持续，形成良性循环。我国经济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但职工工资的提升速度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且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始终难以形成，归根结底在于职工工资提升的缓慢，更为直接的讲，在于发展成果并没有惠及广大的普通民众。

（二）要解决好“二元结构”问题

依靠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是作为一个健康的经济体所要遵循的正确模式，而“二元结构”的解决是该项模式形成的重要前提。日本从战后的“二元结构” 成功转型为“一元结构”，并且在该过程中没有引起很大的社会震动。居民收入的提升在这当中起到了很大作用。目前，我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得到迅猛发展，但是城乡收入差距在近些年却持续扩大。

（三）有效实现产业结构调整

日本在推行“收入倍增计划”的同时，很好地完成了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更多的新兴产业得到了更多的扶持而逐步成长起来。人力资本的开发也达到了新的高度，众多的优秀人才和高素质、高技能的职工也融入社会生产中，内需增长的模式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目前，我国已经面临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如何有效完成产业机构升级以及吸引更多高素质技能的人才投身实业，已是目前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四）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日本政府对于“计划”的具体内容以及完成进度都做出了深入、细致的规定，并主动深化政府职能，推动、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不论是在日本行会还是在商会中，政府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政府透过行会、商会不断指导、推动企业的发展。这种模式给予了市场更大的灵活性，而企业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也得到了发展。就我国的情况看，政府的过度干预抑制了市场的活力，企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也难以得到发挥。政府工作效率的低下也令企业的经营模式过于僵化。

对我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解读

首先，十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翻番，不是单纯的数字上的增长，要将其理解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重大举措。近十年来，我国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发展占GDP的比例一直在40%以上，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的模式在未来必将不可持续。因此，自2004年以来，中央已经多次提出了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过去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转变为依靠内需，但是，依靠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一直难以形成，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十报告中也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因此，我国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率，要形成主要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正确模式。

其次，“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完成要有持续的经济发展作为保障。十报告中提到，“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就要求以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及收入分配的改革为基础来进行发展。

经济结构的调整必须要以内需的提升为基础，而内需的提升又必须建立在产业结构以及需求结构的改变上。收入分配改革的完成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将有效促进中国克服“收入陷阱”，并逐步迈入发达国家行列。

基于日本经验对我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探讨

（一）加大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并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计划”的开展要有健康的经济增长作为保证，在目前我国经济经营环境普遍恶化的情况下，加强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已是迫在眉睫。近些年来，国有企业内在经营效率低下、业务繁杂等问题已经体现得十分突出，如何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有效控制和解决也考验着领导层的智慧。此外，关于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化的问题已经日渐严峻，这就要求政府在收入分配改革上要给予更高程度的重视。

从目前情况来看，国有企业不仅影响到国内正常经济经营环境的形成，同时也阻碍了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因此，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要进一步加大。努力采取措施逐步消除其作为市场垄断者的身份，引入更多的市场竞争，以提升其经营效率。另外，由于众多国有企业的抵制，收入分配改革计划迟迟未能出台，领导层的决心和能力又面临着新的考验。因此，下大气力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高工资、高福利的特权问题也成为一项十分困难并且复杂的工作。

（二）大力推行结构性减税并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近十年来，国内市场资金流向不均衡、产能过剩以及投资环境恶化等现象进一步加剧，国内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已经举步维艰。人民币升值也使得外向型出口企业遭到重创，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倒闭。在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拐点的同时，如何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也是政府今后工作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我国的民营企业吸纳了大约百分之八十的就业人口，居民收入提升的直接来源就在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因此，大力推行结构性减税，为中小企业减负已是势在必行。另外，在目前经营体制下，国家对于市场的限制性措施要有所放松，对各种资源的使用条件要更加趋于公平，给予企业经营更大的灵活性与自主性，有鉴于日本的成功所带来的经验，要努力培养众多的现代化企业。

（三）加快城镇化的步伐并努力提高农民收入

虽然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但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国情依然没有改变，农民依然作为我国人口组成中的最重要部分而存在。城镇化建设的目标在于要提高农民的收入，借此增强其消费能力并以此拉动经济的增长。在过去三十多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依旧处于较低水平，今后城镇化进程的逐步加快不仅是提高农民收入的一项重要举措，同时也是保证我国经济平稳增长的有效手段。首先，要解决好农村人口在转移过程中面临的居住问题。继续加大力度将部分劳动力从农村吸引到城市，以减少农村人口的占比。城镇人口的增加也会带来对于农产品以及工业品需求的增加，农民的收入将会得到提升；其次，要采取措施鼓励和帮助农民进城就业，农民的收入在得以保证的同时也会促进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在日本推行的“计划”中，对于社会保障体系的财政支持力度从1961年的占国民收入的4.8%提升到了1970年的6.1%。相较日本来看，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到目前依旧不完善，体系构建、资金投入都十分欠缺。因此，我国应增加财政支持力度，不断提高社保的统筹层次，进一步拓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同时，努力协调各方利益，保证社保机制的平稳运行。

（五）加大对于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目前，我国已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大量劳动力逐步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导致农村劳动力的减少，农业生产供应体系就会受到影响，导致农产品价格不稳定。因此，必须要加速推进农业经营模式改革，对农业的补贴力度要进一步加大，完善相关物流体系，实现农村与市场的对接，保证农民的正常收入。国家也要积极建立更多的农村科研机构以及合作组织，对农产品的种植技术等要有更多的指导与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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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人口和劳动力大国。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和城市都有大量剩余劳动力。这既是中国经济的优势,更是沉重的包袱。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廉价的劳动力一直是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优势之一,也确实成功地吸引了产业跨国转移。然而这一优势一点儿也不值得骄傲,因为“低工资”和“不发达”是一回事儿,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成为中国政府下定决心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在改革开放的头三十年里,制造业较高的劳动报酬和相对较好的工作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加入到进城打工的队伍。非常巧合的是,沿海地区面向世界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迅速,新的生产线为外来打工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就业岗位。国内要素与海外市场的结合导致了沿海地区迅猛的经济增长。

然而,快速增长的劳动力大军抑制了工资上涨,农民工报酬的增长速度甚至赶不上所在城市生活成本的上涨速度。因此,农民工在城市里的生存质量在2004年以前是下降的。其次,异地就业者迟迟享受不到某些基本服务,例如不能同等享受当地市民的公共福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也还没有实现全国统一。劳动者如果跨省转移其个人账户内的养老保险基金,将损失企业为其缴费部分的40%。最后,现在的农村青年有其他机会到城市见世面,不必为了见世面而进城打工。于是,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动力降低了很多。

在当前的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制度条件下,剩余劳动力优势有可能已经消耗殆尽。几年前的农村调查就发现,大量劳动力转移导致一些劳动力流出地区只剩下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农民工的数量增长已经不可能保持原来的速度。这预示中国经济已经接近了“刘易斯拐点”,劳动报酬有可能会加速上升。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长期研究人口与劳动力供给问题的蔡教授不久前提供的数据,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在过去10年的最初几年增长了2%至5%,在2004-2007年期间增长大约7%,而去年猛增了16%。来自温州的消息也显示,今年当地多数工厂的工资已经上涨了20%。

总之,当前正在发生的农民工工资大幅上升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尽管如此,中国工人当前的薪资水平仍仅相当于墨西哥的三分之一、巴西的四分之一,国内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企业仍然具有成本优势。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市场机制还会继续推动农民工工资上升。如果总的经济形势平稳,工资上升速度很可能不会低于2004-2007年间的7%。这样,10年之内倍增是有可能的。但是,持续增长的工资水平也会更大规模地动员劳动力转移,因此工资上涨不会持续过快。

目前讨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时候,引起最多关注的是工资水平。那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农民工的工资上涨能起什么作用呢?

如果“计划”规定工资翻番的时间是十年或者以上,那么在正常情况下,政府没有必要为实现这个目标做任何事情。因此,除了比正常情况更加保守地预测未来之外,这个计划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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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民收入: 国民收入是指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在一定时期所创造的价值.从社会总产值中扣除物质消耗后的剩余部分就是国民收入,国民收入(价值形态)=社会总产值-已消耗生产资料价值或国民收入(实物形态)=社会总产品-已消耗生产资料.

2、它是反映整体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因此常被使用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中，亦是国际投资者非常注视的国际统计项目。

3、反映国民收入的两个主要统计数字是本地生产总值(GDP, 即国内生产总值) 及本地居民生产总值 (GNP, 即国民生产总值)，前者计算一段特定时期本地进行的生产，而后者则计算本地居民的总体收入。

4、两个统计数字都涉及生产的概念，是指投入资金、劳力及企业精神的结果，所以纯从资产价格变动而取得的利润并不计入。另外，关于本地居民是指所有以该国家或地区为经济利益中心的个人及机构，与其国籍及资金来源地无关，所以本地居民亦包括长期在该地区工作的外来劳工及外资分公司。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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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

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加大国民收入分配的调整,提高绝大多数居民的收入水平,是增加居民消费的切入口。只有居民收入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合理了,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缩小了,内需才能真正得以扩大。

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结束,会议中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保证2010年经济增长,其开出的药方是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比如说,减少对投资与出口依赖,促进国内消费的增长。而要达其目标,需要把重点放在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及放宽中小城市户籍上,即城市化的进程上。这是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比较有新意的地方。几年来整个社会一直关注的重大问题,这次总算以中央会议的方式得以确定。大方向是对的。

在市场经济中,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并非仅是市场供应的问题。因为在发达的市场条件下,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市场产品供给永远是充分的,问题只是消费者有没有支付能力。即使发达的信用市场采取延期支付方式让居民提前消费,这同样要有进入消费市场的最低条件。因此,提高居民消费支付能力,是刺激居民消费最根本的方法。而居民收入分配政策,则是决定居民支付能力最为重要的政策。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内绝大多数居民不是没有意愿消费,而是收入水平过低没有能力消费。而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过低,最重要的原因是当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这种差距表现为:一是居民劳动收入在整个要素财富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对于绝大多数中低收入民众来说,劳动力收入是其最为重要的收入来源,多数人甚至于是唯一的财富收入来源。当劳动力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过低时,自然会导致绝大多数居民消费支付能力低下,使得扩大内需的政策缺乏动力源。

二是国内要素市场发展滞后,不少要素财富的分配需通过权力方式获得。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有的、全民的资源,变成了谁占有谁获利,而占有这些资源往往又与权力的大小有关。比如矿产资源、行业资源、金融资源等都是如此。结果使得与权力较远的中低收入民众,其财富持有最少、收入分配最低、消费能力最弱。因此,调整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就得从根本上来改革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占有,改革要素市场的运作方式。

三是由于政府对整个社会资源过度的干预与管制,使得不少政策成了财富的转移与分配机制。比如,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制度,本来应该通过这种制度来调节居民在初级财富分配中的不合理状况,既可为政府增加收入,也可让整个社会个人财富持有更为公平。但是,当前的个人所得税的主体,却是绝大多数中低收入居民。实际上,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这些中低收入民众是免征个人所得税或少交税的。当这些中低收入居民的税收过重时,其可支配收入自然进一步减少。

这仅是显性的不合理的财富转移与分配机制,在中国还有许多隐性的不合理的财富转移与分配机制。比如说,政府对利率严重管制,特别是把存款利率压到极低的水平上,其实,这是对存款人利益的一种财富转移:通过政府对利率的管制,把债权人的利益转移到债务人手上。因为绝大多数居民所组成的债权人是分散的,在整个经济决策中的话语权很小,因此,他们的利益容易受到忽视。而这种财富转移不仅使得债务人的融资成本降低,更为重要的是,会让债务人滥用资金及投资高风险的项目,增加银行体系的风险;这种财富转移还减少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弱化了居民的消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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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收入分配；改革

中图分类号：F131.3；F1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8-0014-02

一、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及对我国的启示

二战结束后，日本创造了令世界叹为观止的高速增长奇迹，并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此后却陷入了低工资、低产业构成和高外贸依存度的“两低一高”发展困境，突出表现为经济增长放缓，收入差距增大，社会矛盾尖锐。为摆脱困境，日本政府从1960 年开始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国民收入倍增计划（Income Doubling Programme），意指在一个相对确定的、较短的时期内，通过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效率和效益、显著提升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建立健全政府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机制等方式，实现居民收入翻番目标的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方案。此处的国民收入，并非指统计学意义上的GDP和GNP，而实指居民收入，旨在纠正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以及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从实施效果上看，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了辉煌成果，最直接的表现是计划实施期间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国民财富6年增长了约7 倍，同时实现了“经济增长”与“国民增收”的协调统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

日本出台这一计划的经济背景与现阶段我国面临的情况相类似，对我国加快经济转型、完善收入分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目前，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引擎从外需向内需转换的拐点凸现，而扩大内需的核心在于提高居民的购买能力。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存在两大突出问题，即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和贫富差距拉大。要解决这两大突出问题，确保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就应尽快实施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规划。在此背景下，《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今后五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均增长7%以上。据此增长速度，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0年内可以翻番。这也被不少学者解读为中国的收入倍增计划。一些学者围绕我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内容进行了探讨，认为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时间向度上的含义是注重居民收入增长的稳定可持续性，其最终追求乃是居民福祉的增加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加强收入分配改革，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可以说是正逢其时，意义重大。

二、借鉴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积极提高居民收入

1．确立社会成员共享理念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注重缩小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存在的生活上和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国民，确立了社会成员共享理念，实现社会和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目标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只有在分配中促进公平，才是最大程度的共享。我们应借鉴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极力缩小城乡之间、阶层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使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人人共享。

2．增加职工劳动收入

要用法律和行政手段提高工资性收入和居民初次收入分配的比重。如可以提高个税起点，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根据物价水平和经济的发展适时地调整最近工资标准，加强并维护工会的权利，改变工资由企业单方面制定的现状，甚至可以用行政或法律的手段强制企业提高工人的工资等等。这些直接增加工资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弱低工资职工的不公平感。

3．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国民收入在整个社会上的收入的分配是政府、企业、人民三方博弈的结果，然而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制度使国民收入更多的向政府倾斜，企业和人民获得的收入较少。这种宏观分配的不公平也不利于经济的良性发展。要想遏制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疏解广大群众对收入不公的不满，关键在于用一整套的制度来改善和保证初次分配中的公平状况。这些配套制度可能涉及像税收、财政、企业的治理结构、工会的谈判能力、劳动者的素质，以及劳动者创业的精神等。没有这些配套制度，收入分配改革就难以为继；只有在此基础上，进行类似收入倍增之类的计划才会有实际意义。

4．打破行业垄断格局，促进收入分配公平

要打破行业垄断格局，促进收入分配公平。首先，可以制定消除垄断，鼓励竞争的制度。对那些无须垄断的行业可以放宽市场准入的门槛，允许各种所有制的企业的进入，从而加大市场调节，使行业职工的工资趋于社会正常水平；对于那些仍然垄断的行业，要加大企业运行的透明度，提高垄断行业使用国有设备的成本，剩余盈利应归国有，使行业的利润率和社会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基本持平。其次，需加强垄断行业个人收入的监管，强化对垄断行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执行力度，准确掌握及其行业职工的真实收入

5．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现阶段，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现阶段中国改革应致力发展的方向，在教育、医疗、养老金、社会救济、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等方面制定更加有效的措施，保障人民尤其是农民和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近些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了全民社保资金的投入，在提高社保覆盖面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然而，面对庞大的社保资金供需缺口，社保覆盖不均衡等问题仍较为突出，中国的社保制度改革任重道远。

总之，政府应加强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公平性，从制度上切实保证初次分配的公正性，使社会财富确实在各生产要素之间按各自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尽力避免各种不公平因素介入初次分配过程。同时，在再分配过程中要加强税收的调节作用，增加用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比重，以实现社会的分配公平。

参考文献：

[1] 徐飞.重温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J].中国西部科技.2008，（36）.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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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Fields，Gary S.，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s Growth，PhD dissertation[D]，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dity，2001.

Apocalypse of the Japanese citizen's income double plan to the assign reform in our country

GU Jian-ping,ZHU Yan

（Commerce colleg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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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成都;电力行业

中图分类号:F014.4文献标识码:A

2010年两会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今年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以及东西部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0.4%的少数人掌握着70%的社会背景之下,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显得尤为重要。

一、成都市电力行业与餐饮业在岗职工工资收入比较分析

电力行业的垄断带有严重的行政垄断色彩,该行业中不仅员工工资比其他行业高,而且还普遍存在高福利的现象。而在餐饮业从业人员中一般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他们不仅工资低,还无福利无保险。两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在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中都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分析这两个行业职工工资收入差异有典型性。

从两行业在岗职工的工资变化水平上看,图1中2000-2007年,电力行业职工工资有大幅上涨,2007年职工工资是2000年的2.73倍,2005年超过了30000元。餐饮业中,职工工资增长较为缓慢,2000-2007年间仅增长了近2倍,且到2006年餐饮业职工工资水平才达到电力行业2000年的水平。除了表一中反应的工资差距之外,电力行业中往往存在低工资高福利的现象,而餐饮业从业人员往往都是临时工,不仅无保险更无福利可言。若仅假设电力行业中职工福利收益与工资收益相当,则两行业中职工收入差距可达到4-5倍之多。加上电力行业中工作环境优越,工作量较餐饮业少,从业人员中关系户多等现象,两个行业通过对比,收入分配不公现象严重。

表1:成都市电力行业与餐饮业在岗职工工资对比 (单位:元)

2000 2001 2004 2005 2006 2007

电力业 14156 17336 27670 31821 34289 38704

餐饮业 7945 9546 12435 12607 14105 16750

两者之比 1.78 1.82 2.23 2.52 2.43 2.31

数据来源:2008成都统计年鉴

二、初次分配差距大原因浅析

一国收入分配格局是由收入分配制度决定的。我国收入分配政策中对初次分配经历了平均主义、让少数人先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及兼顾效率与公平四个时期。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低工资、低消费的平均主义分配模式,这种制度一方面导致了个人收入水和收入增长及其缓慢,收入激励功能逐渐弱化,并逐渐行了“干多干少都一样”和“出工不出力”的搭便车现象,严重影响企业效率,既不利于公平也不利于效率。改革开放后,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分配制度上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这种制度确保了劳动者的报酬与贡献相结合,激发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打破了平均主义,同是合理地拉开收入分配差距。但是实际操作层面上,政府为了培育市场主体,将工资分配权利由国家集中管理下放给企业,政府的重市场调节,轻政府调控的机制使人们片面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把工资分配决定权交给企业政府不要直接干预。因此造成了经济微观个体――企业经营者单方面任意决定工资分配,企业内部无法形成劳资双方共同协商决定工资的分配机制,政府也无法对初次分配进行有效的干预和调控,导致初次分配环节难以实现分配的公平公正。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在从2000-2007成都市餐饮业从业人员工资收入不仅增长缓慢而且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三、缩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政策建议

要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不仅要从宏观收入分配政策入手,更要从微观的工资分配制度上实现国民收入较合理的初次分配,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采取措施。

(一)在工资分配领域加强政府调控,规范企业行为

特别是在餐饮业等竞争激励,职工工资水平低且增长缓慢的行业应加强对企业工资分配的调控和指导。有关部门和各地方要结合当地经济增长、物价水平和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即时提供工资增长的参考意见,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不同职业的工资参考标准,发挥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价位、行业人工成本信息对工资水平的引导作用。

(二)限制行业垄断,合理分配企业利润

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控制,不仅能防止少数企业长期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还能消除不同行业从业人员工资水平差距到来的居民收入不平等。加快电力、电信、石油、交通等行业改革步伐,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调节作用;提高部分企业的利润上缴率等。而对于那些技术含量低,吸收就业人数多,工资低福利少的竞争性民营企业,政府则应该实行减税政策,加强对三产业的扶持,增加中小企业的收入。并通过立法规范中小企业行为,提高企业员工工资、福利等。

(三)尽快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培育工会力量,增加职工在企业中的话语权,平衡劳资双方关系

政府及有关部门应成立专门的工资协商机构引导企业与工会通过协商谈判,确定工资标准、支付形式和劳动定额等,保证职工工资随企业效益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而提高。

参考文献:

[1]樊勇明.公共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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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原.行政垄断的收入分配效应:理论及中国的经验研究[D].浙江大学,2009

篇8

关键词:国民收入分配;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

中图分类号:F83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3-0004-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收入规模快速扩大。与此同时,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呈现出分配不均衡的格局。具体表现为: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持续下降,而企业收入占比和政府收入占比逐步上升;劳动要素所得分配降低;各经济主体内部分配不均衡等。由于分配格局的不合理,国内经济增长结构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减缓。因此,研究国民收入分配机制,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对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总体格局

(一)三大主体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及总体特征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主要是指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大部门之间分配的比例及其相互关系。通过对资金流量表的分析,可以得到1992-2007年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总体情况(见表1)。总体上,在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住户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最高,企业次之,政府部门占比最低。16年里,住户平均占比63.1%、企业平均占比19.9%、政府平均占比17%,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总体明显偏低。比如,1992-2003年间,美国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73.4%、日本住户部门平均可支配收入83.3%。[1-2]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1992-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从历史演变过程来看,住户部门所占比例呈缩小趋势,而政府和企业部门占比则趋升。1992-2005年,我国住户可支配收入占比由65.4%降至59.6%,企业、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则分别由19.1%和15.5%升至24.5%和17.8%。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呈现出向政府和企业部门倾斜的态势。考虑到对企业利润与政府财政收入的低估,比如垄断性的国有企业可能存在瞒报利润的现象;政府收入中的土地转让金并没有进入财政。[3]如果考虑到国有部门、土地转让金、其他遗漏,企业、政府占到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增加的趋势则更为突出。

(二)劳动和资本要素间的收入分配比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决定收入分配。但是就我国目前情况,虽然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尚不完善,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一些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没有市场化。初次分配存在着资本所有者所得偏高,劳动者所得持续下降,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的局面。从图1不难看出,1992-2007年,劳动者报酬在我国GDP中的占比不断走低,以资本折旧和营业盈余为代表的资本收入占比不断提升。2007年,劳动者报酬在我国GDP中的占比仅为39.7%,比1992年降低12.4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1992-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但各发达国家的劳动报酬占比均高于我国。比如,2004年美国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占比为57.3%,日本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占比为51.4%。[4]

数据来源:笔者转引自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08年重点课题《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载于《宏观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

(三)经济主体内部分配不平衡的表现

1.国内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随着我国国民收入迅速增长,不同的居民群体之间收入差距逐年扩大,当前全国居民收入差距总水平已达到较高程度。从农村和城镇内部基尼系数看,1992-2007年,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和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分别由0.313和0.211扩大至0.373和0.323。而再考虑城乡收入差距后,1992-2007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则由0.377扩大至0.454。已经超出0.4这一“警戒线”水平。

2.企业利润在不同行业间差距快速扩大。当前,我国行业间利润总的趋势是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相比之下,传统的资本含量少、劳动密集、竞争充分的行业利润水平则明显处于劣势。以工业为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利润均占比较高。2007年,在国内39个工业行业中,此五大行业以占工业就业人数15.03%的比例实现了工业40.97%的利润。行业间利润差距的分化造成了不同行业职工收入差距的扩大,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6]

3.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比不断提高。1994年开始,我国按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进行分税制改革,统一划分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其目的是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建立地方税体系,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经过改革,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比开始大幅度提高,1994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55.7%,明显高出改革前一年22.0%的水平,此后十几年间,除1995、1996、1997年三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比略低于50%以外,其余年份均高出50%。但考虑到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支出压力,该比例并不算高。我国的中央财政收入比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比如,2004年,与该比值最高的法国相比,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低35个百分点,与该比值最低的印度相比,也要低3.7个百分点。[7]

数据来源:笔者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形成原因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

(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形成的原因

1.分配制度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形成的根本原因。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形成的根源在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设计上存在一些缺失。解放后,鉴于我国经济基础比较薄弱,提高经济总量是首要任务,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提出了“职工工资总额的增长要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要低于企业效益的增长”的分配原则。改革开放后,为打破平均主义、提高生产效率,国内的分配政策体现为“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放权让利”以及“财政大包干”等,这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提高居民收入、企业效益,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拉大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使得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快于中央财政收入增长,中央财政收支压力增大,为此,1994年我国开始分税制改革,此次改革为中央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提供了基础。相对应的是,国民收入分配集中于企业和国家后,国内又缺乏让收入分配更多的流向居民或使居民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的制度设计,以致造成了当前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现状。

2.行业垄断因素扩大了企业和居民间收入差距。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改造,产生了一批垄断性极强的行业。这些行业通过行政手段获得垄断地位,其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并非由市场供求自发调节,企业通过其垄断地位获得利润,而不是通过自由竞争条件下通过改进技术、加强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企业规模、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份额等获得利润。这种由行政主导的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分割,在创造垄断利润,形成不同企业间利润差距过大的同时,导致劳动要素价格不能通过市场的供需形成,扩大了不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3.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国民收入分配不平衡格局的形成。改革开发后,我国与国外经济交往逐渐增多。2002年,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与全球经济的融合进一步加快。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国国际贸易发展速度及利用外资速度大大加快。2008年,我国当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5616.3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并且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已达952.53亿美元,连续6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引资国。但同时由于保护经验不足,国内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中往往面临收入利润损失。一方面,在我国的出口贸易中,往往是依靠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但生产的产品技术含量不高,企业定价能力较弱,为了保证出口,企业往往通过压低劳动力成本的方式转嫁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劳动力价值损失,劳动力价格偏低,比如2005年《日本通商白皮书》发表的数据称,我国的平均劳动力成本在产品中所占的比例仅为3.5%,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境外一些投机性资本利用我国外汇制度上的漏洞,通过各种方式流入我国,获取高额利润,进一步影响了我国国民收入总量并直接影响国民收入分配。

(二)国民收入分配失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经济增长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对消费总量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一方面,居民收入分配占国民收入份额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居民总消费能力降低;另一方面按照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由于居民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均衡、两级分化(主要体现在基尼系数的扩大)也会使得总消费量减少。进而使得宏观经济增长结构失衡的问题也开始显露出来。从历年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在我国GDP中的占比情况看,消费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2008年,国内投资率高达43.5%,消费率降至48.6%,净出口率同样高达7.9%。从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2008年,投资、消费、进出口对国内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45.1%、45.7%和9.2%。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净出口的依赖日益明显。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由于国内消费不振,近十几年我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体现为:要拉动经济增长扩大投资国内消费不足,最终依靠扩大国外出口来消化国内产能。由于外部经济的不确定性,这种经济增长注定是难以持续,且容易出现大起大落。2007年,由于国内贸易顺差过大,国际收支不平衡,外汇流入倒逼国内货币发行,国内出现流动性过剩,经济过热迹象,物价大幅升高,一直到2008年上半年,该势头仍在继续。但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由国际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使得外需不足,出口开始下滑,国内经济立即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物价同时走低。

2.产业结构转型进程迟缓。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影响产业结构的升级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影响每个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社会的商品需求结构变化产业结构变化。另一方面,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化生产要素变化要素供给变动产业结构变化。

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表明:在正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是国民收入等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则是与总量增长相伴随的产业结构不断由低级向高级演进。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却相对迟缓。2001-2008年,我国GDP增长均速为10.5%。从三次产业在经济中的占比情况看,2001年,我国三次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5.1∶46.7∶48.2,2008年该比例变为6.5∶50.6∶42.9,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第三产业占比一直难有明显提高。从三次产业中的就业人数情况看,2001年,我国三次产业间的就业人数占比分别为:50.0∶22.3∶27.7,2007年该比例变为39.6∶27.2∶33.2。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同样没有出现改观。

产业结构未能顺利调整,使得我国经济尽管保持快速增长,但增长质量却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三、政策建议

(一)完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

完善收入分配体系应分别加强初次分配、再分配以及第三次分配过程的建设,促成国民收入合理分配。一是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完善市场机制,构建起合理公正的分配制度,注重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企业分配过程中,将工资水平与利润挂钩,确保职工收入与企业经济效益同步增长,努力解决企业普通职工工资偏低及增长缓慢等社会问题。二是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应坚持公平为主的原则。再分配的主旨是控制初次分配造成过大的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保证人们获得均等的发展机会和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公正的社会价值体系提供基础的物质支撑。三是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第三次分配主要是指社会救助、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各种形式的分配制度和机制。在一些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等第三次分配的总量大概占GDP的3%-5%,而在我国现在只占0.1%。因此应通过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有效补充市场及政府调控的不足,促进社会分配制度的公平与合理。

(二)健全财政税收调节体系

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财政税收天然地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各种有利条件,具备调节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的功能。一是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适度降低税率、税收收入规模和增长速度。通过税制改革,将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调整到合理比例的范围内之后,使税收收入的增长与GDP的增长保持大体同步。二是完善消费倾向的税收结构,特别要对在国民平均实际消费水平之上的消费征税,制定合理的税率,并实行累进税率。由于我国尚未开征不动产税、遗产税等以富人为纳税对象的税种,也未形成以消费税种为导向的税收体系、税收导向,既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做大国民收入总量,也不利于缩小差距。因此,税收结构调整要针对财产性收入和高收入者,在居民平均消费之上的消费对象要征收累进税,如征收所得税、遗产税、不动产税、奢侈税、消费税等。三是建立健全个人收入透明的核算体系。提高收入的透明度,必须做到使收入工资化和货币化,强化储蓄存款实名制度,建立和推行个人收入申报制度。

(三)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结构

财政支出调节国民收入分配主要是通过合理控制并优化财政收入的投向来调节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主要包括:一是加大社会公共事业支出。通过加大对“三农”、教育、卫生、文化、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改善公共服务,大力发展社会公共事业,减轻居民负担。二是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一方面应通过合理确定保障方式和标准,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居民养老、医疗保障体系。另一方面,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时应提高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缩减居民收入差距,维护社会的公平和稳定。三是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大力压缩行政经费。通过控制行政机构的数量与规模,压缩行政经费,减小不合理的财政支出,充分发挥财政支出的公共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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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J].宏观经济研究,2009(5).

篇9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获得极大发展，但国民财富并没有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财政收入的增速超过国民财富。参照国际上通常的发展经验，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比例会有此消彼涨的变化，但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方向的比例就会出现逐步缩小的态势，然而在我国则恰恰相反，反而进一步向政府倾斜。对于这种有悖于一般发展规律的现象及其可能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潜在危害，需要予以高度重视。彭爽、叶晓东（2008）、闫肃（2011）等学者对我国收入分配格局进行研究，都认为我国国民收入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部门收入比重不断下降，但他们仅对原因做了相关描述性研究。因此本文将视角放在国民收入的部门分配关系上，重点在于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关系的研究，着重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二、关系及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不协调是多种因素影响下的结果，从本质上讲，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就是按照一定的收入分配方式将国民收入分配给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因此，国民收入分配是影响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关系的最主要因素。国民收入分配理论认为，国民收入首先会在宏观经济的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之间进行初次分配，其次国家会通过政策对不合理的初次分配进行调整，也就是再分配过程，不同经济主体在各阶段的总量和份额也会发生显著变化，通常认为，经过再分配，居民所得份额会上升，企业所得份额会下降，政府所得份额的变化依政府行为的不同会有所差异，而在我国则表现为政府所得份额会上升。可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从根本上促进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的共同增长，但是受到收入分配政策的影响，这种促进效果对于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不尽相同，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协调与否，取决于收入分配政策：均衡的收入分配政策下，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能够实现协调增长；反之则将会出现不协调增长。

在收入分配过程中，税收除了需要履行为政府筹集财政收入的职能，还要作为调节分配关系的主要政策发挥作用。一方面，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增加必将导致财政收入的增加，两者形成同向变化；另一方面，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税收主要通过劳动供给选择和资本投资等途径影响经济增长和国民财富。税收主要通过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实现对经济增长和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提高某一要素税负，将同时导致要素边际回报率和可支配收入下降，在前者影响下，相对价格变化影响私人行为选择，减少该要素供给，即税收的替代效应；而在后者影响下，为维持原有的收入水平，可能反而增加要素供给，即税收的收入效应。增加税收在替代效应下会阻碍经济增长，进而阻碍财政收入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在收入替代效应下一方面会直接导致可支配收入下降，另一方面通过更多的要素投入促进经济增长，进而促进财政收入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但是在我国劳动力过剩以及企业“轻劳动重资本”的分配格局下，增加资本和劳动投入反而会间接阻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由此可以得出，在我国税收增长在促进财政收入增长的同时会阻碍国民财富的增长，也就是说，在我国税收增长将加剧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不协调。

根据国民收入分配理论，我国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关系受到宏观经济状况和宏观政策的双方面影响，除税收增长外，财政支出、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水平、工业化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等也对其有比较重要的影响。

财政支出是指国家为实现其各种职能，由财政部门按照预算计划，将国家集中的财政资金向有关部门和方面进行支付以满足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需要的活动。因此，财政支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带动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加。由于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向政府部门倾斜，挤占居民部门收入，因而财政支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未能合理流入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从而加剧了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的不协调。此外，财政支出主要通过转移性支出实现对居民收入增长的促进，对收入分配产生较大的直接影响，由于我国转移性支出比重较低，弱化了财政支出对居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最终将出现财政支出增长与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差距正相关的局面。

城乡收入差距加大是居民收入内部增长不协调的表现，在我国具体表现为相对于城镇，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过慢，这显然不利于居民收入的增长，更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而经济增长受阻又意味着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受阻。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过慢迫使国家加大支农力度，包括降低对农村的征税力度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在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造成的对居民收入增长的阻碍作用的同时降低了财政收入来源，进而对财政收入增长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由此可见，城乡收入差距加大对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的影响尚难确定，这主要取决于政府支农力度，当政府支农政策对居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大于目前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阻碍作用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将会缓解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的不协调性，但这种缓解作用是两相角逐下的暂时性状态。

城镇化水平是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城镇化水平提高一方面意味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下将加剧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的不协调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相对于农村，我国征税重心更偏重于城镇，城镇化水平提高意味着税收增长加剧，进而导致财政收入增长加快。由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衡量指标是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类似，工业化水平提高一方面意味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下将加剧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的不协调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相对于农业和服务业，我国征税重心更偏重于工业，工业化水平提高意味着税收增长加剧，进而导致财政收入增长加快。

市场化是以建立市场型管理体制为重点，以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为标志，以社会经济生活全部转入市场轨道为基本特征的。把特定对象按照市场原理进行组织的行为，通过市场化，实现资源和要素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社会效率，推动社会进步。因此，市场化程度加深提高意味着收入分配政策的合理化程度加深，也就意味着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向协调化的方向发展。

篇10

关键词：居民收入分配 现状 分析 对策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经济体制改革步伐迈得最大，成就也最大。而收入分配制度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直积极稳妥推进，基本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收入分配格局，分配制度改革不断取得新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来源日益多样化，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国民普遍从改革发展中得到了实惠、分享了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也必须看到，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

一、我国收入分配现状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做法，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体制下过于集中、忽视微观主体利益的弊端，基本上消除了“大锅饭”，建立健全了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体制机制，从而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了经济效率。

我国在农业部门、工业生产领域、劳动力流动等方面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影响是深刻的。1978 年-2011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7.5%和67.7%下降到了36.3%和40.4%，居民总体生活水平分别从贫困和温饱阶段跃升到富裕和小康阶段，比改革前有了实质性和根本性的改善。总之，一方面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市场作用机制逐步确立，政府调节作用不断加强，由此调动了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人民群众普遍从改革开放中得到实惠。但是另一方面，国民收入分配在执行的过程中，差距在不断扩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收入分配的核心问题是实现公平分配。根据国际惯例，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处于0.3-0.4之间被视为合理区间。而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由此可见，我国收入差距已经较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

由于地区之间的地理、经济基础、人文的原因，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一直存在着一定的发展差距。改革开放以后提出“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后，这种差距不断扩大。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2》统计，2011年，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上海最高为36230.48元，北京为32903.0元；处于最低段位的甘肃为14988.7元，黑龙江为15696.2元。相对差距达到2.5倍以上，绝对差距达到15000元以上。

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十分显著，居民收入正向少数高收入群体集中。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农村居民内部和城镇居民内部的个人收入增长都是不平衡的，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收入差别的逐渐拉大，并逐渐形成高、中、低各种层次的收入阶层。其次，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3、行业之间收入差距

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比较严重。如垄断行业、科技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等收入高，为其职工发放额外收入，而一些传统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收入在相对下降；其次，有人侵吞公有财产和用偷税漏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及寻租行为牟取个人私利，也会造成部分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

目前，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已是不争的事实。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

二、改革居民收入分配制度及缓解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是不合理的，我国实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的根本原则，如果收入差距过分扩大，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就会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因此应采取“适度差距”原则，在坚持市场经济的平等法则、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加强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差距，把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可容忍的限度内，最终达到既合理拉开收入差距，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又不让收入差距过分拉大，在促进经济效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社会公平的目的。为达此目的，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几项对策：

划清市场分配与财政分配的界限和范围

属于市场分配的范围，财政不能越俎代庖，属于财政分配的范围，财政应尽其职。例如，应由市场形成的企业职工工资、企业利润、租金收入、财产收入、股息收入等，财政的职能是通过再分配进行调节。而医疗保健、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则应改变目前“企业办社会”的状况，由财政集中分配，实行社会化。

2、在不损害市场效率的前提下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

既要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又要避免过度干预劳动力市场。继续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但不能通过僵化劳动合同实现。政府要加强劳动市场服务职能、加大劳动技能培训等公共投入，通过增强劳动市场的活力来保障劳动者利益。

3、通过改革税收制度等措施加大加大再分配力度

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通过改革税收制度等措施加大二次分配的调整力度，可以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充分考虑家庭综合税负能力，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计征和抵扣。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对有利于就业的中小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将减税负与促就业有机结合起来。适时开征不动产税，将目前的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三税合一，税率与单户面积、价值和容积率等挂钩，采取累进税率。条件具备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和特别消费税，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调节力度。适当增加政府货币转移支付，并且更多地向低收入群体倾斜。

4、改善政府支出结构，优化收入分配结构

切实提高“两个比重”：一是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以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消费来拉动和激活居民消费；二是适当提高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增长部分也主要用于公共服务。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保证基层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加快制定并实施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增加对落后地区和农村公共服务投入，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均等化程度。

5、规范工资制度

主要是指规范由国家预算拨款的政府机关公务员的工资制度和视同政府机关的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制度。凡应纳入工资范围的收入都应纳入工资总额，取消各种明补和暗补，提高工资透明度；实现个人收入分配的货币化和商品化；适当提高工资水平，建立以工资收入为主、工资外收入为辅的收入分配制度。

此外，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缓解收入差距的扩大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现阶段，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要与国情结合起来，要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从薄弱环节入手，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要建立合理的、可持续的养老基金补充机制，给人们以稳定的预期。从长远看，政府应通过立法和规制，使城乡居民每个人有平等的受教育、就业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机会，以缩小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