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贵资本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权贵资本，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中国经济周刊》：目前，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俗称“新三板”）的扩容已进入冲刺阶段。市场人士关于转板（从挂牌新三板到主板上市）等交易机制的讨论颇多，有人担忧这一机制的确立，会成为企业绕道上市的“绿色通道”，对此您怎么看？

严弘：目前我们IPO上市过程存在很多垢病，最主要是市场秩序问题。真正有效的审批过程，就是要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真正对投资者负责。

要真正提高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首先是要求信息的准确披露，此外是对市场的违规操纵应予以严厉打击。目前我们市场的违规成本太低，导致谁都敢去违规。这也就是过去十年经济飞速发展，而股市大起大落的原因所在。倘若这些问题无法有效解决，即使是新三板扩容发展，也将产生与主板市场类似的违规问题，最终恐导致市场萧条。

《中国经济周刊》：和较为成熟的市场相比，除了不健全的证券市场，我国债券市场有哪些方面尚需完善？您如何评价中国债券市场的地位？

严弘：实际上，我们的民营企业通过银行信贷融资的渠道并不通畅，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存在。因此债券市场进一步发展对于民营企业尤其中小型企业很重要。中国债券市场的地位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现在中国债券市场绝大部分是政府债券和央行票据，其次是企业债和金融债，真正由中小企业发行的公司债券大概只占整个债券市场的2%，这个比例很小。

中国债券市场如果要做大规模，首先需要资产证券化，比如资产证券化中小企业私募债，又比如房地产债务的资产证券化，还有银行贷款的资产证券化，这既有利于银行体系减压和分散风险，也为证券市场提供了一些新的产品。其次，针对债券市场特别是银行间市场而言，交易机制改革和市场参与者多元化，都会有助于提高市场流动性和定价机制的完善。

如果做到上述两点，债券和证券市场都将迎来快速成长，而更丰富的金融产品也会使得整个市场定价更精准，从而使投资者获得与实际所承担的风险相适应的回报。

《中国经济周刊》：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以及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趋势，境内企业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以及境外企业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日趋增多，对此应当如何管理或推动？

严弘：境内企业去境外发债的话，没有必要做太多的限制。债权人对于企业在没有破产的情况下是没有控制权的，从原理上来说是企业境外发债没有问题，也没有必要担心的。另一方面，从融资的目的来看，只要不是为了圈钱而发债就不必过份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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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德国证券资本；国际流动；区域分布；规模变化；借鉴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2）05-0046-05

一、 德国主体对外证券投资规模及地域结构

（一）德国主体证券投资规模由外贸顺差主导增长向自主加速增长转变

如图1（本文所有图表数据、基础数据均来自德国中央银行网站数据库 [1] ）所示，1971～2009年德国主体对外证券交易表现出： 当年购买总额大于出售总额； 出售总额基本保持和购买总额同步变动。 这表明，德国通常年份是证券投资净输出国，已购买额是再出售额的基础。经细致分析，我们将1971年以来德国主体买卖增长分成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1～1990年外贸顺差主导德国对外债券买卖增量变化。图2显示了1972～1990年间德国货物贸易顺差和证券买入额年增量的对照关系。从图2观察看到，特别是1988年前，货物贸易顺差和当年证券资本买入量变动步调非常一致；而尤其重要的是，在1990年以前， 金融资本买入额年增量都没有突破货物贸易顺差的限度。 如果以1972～1988年货物贸易顺差TS为自变量， 以德国主体各年证券资本买入额增量DBS为应变量，我们还可得到统计参数基本通过检验的回归方程。方程表明，在1989年以前，各年货物贸易顺差能部分解释当年德国主体金融资本买入额增量。

DBS（t）=0.418TS（t）+35.503 （t=1972～1988）

（1）

R2adj=0.321；Sig（F）=0.01，Sig（tb1）=0.01，Sig（tb2）=0.253，D.W.=1.777

第二阶段：1991～2002年持续加速增长。对照图1和图3，1992年开始，德国主体证券资本买入金额持续加速增长，买入额年增量开始大幅超过贸易顺差，买入额年增量变动和年贸易顺差之间变动同步性不复存在，这些都足以说明，贸易顺差不再是证券买入的主导推动因素，卖出和买入之间基本能够实现现金流平衡。买入、卖出额加速增长的推动因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1992年欧洲共同市场启动， 二是1999年欧元区统一货币启用。另外，德国马克早已是硬通货（德国20世纪60年代就实现了资本项目可兑换， 从70年代早期开始逐渐被IMF和国际社会用作国际储备货币[1] ），这也是德国证券买入能脱离贸易顺差支持而迅猛增长的原因之一。

第三阶段：2002年以后，在高规模上反复振荡。再对照图1和图3，2003年开始，德国对外证券买入规模结束持续增长，并上下往复振荡。这表明，由德国贸易顺差和欧洲共同市场、 共同货币等因素支撑，此间德国年证券购买（资本流出）已升至年度潜能，并保持相对稳定。

（二）对欧盟地区年输出证券资本净额的规模和占比在不断上升

德国主体证券资本买卖净额（负流量，表示流出德国）的区域分布，也能侧证：主要是在欧洲共同市场范围内的对外证券投资，推动了1992年后德国主体买入证券资本规模的迅速攀升。如图4（1）所示，对欧元区、 欧盟投资在推动投资净额总量增长和波动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如图4（2）所示，20世纪80年代，欧元区15国、欧盟27国在投资净额中的占比不断上升， 到1991～1992年达其期间峰值91%、97%； 短暂下调后再回升并一直保持较高水平；2008～2009年再分别升至105%、159%。美国占比则在波动中持续下降，1973～1974年曾一度高达60%，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最高为1995～1996年的26%，大部分年份在10%以下。另外，数据还显示，英国占比总体上有幅度不大的提升，1994年前大部分年份不超过10%，1994年后则基本在10%～20%范围内波动；非欧盟非美国的其他区域在投资净额中的占比也不断下降。

二、外国主体对德国证券投资规模及地域结构

（一）外国买入德国证券资本规模持续快速增长

如图5所示，1971年以来， 外国主体对德国证券资本买入额以波浪态跳跃方式持续快速增长，1971～2009年年均增长率为21.1%；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开始同比大幅下跌。与德国主体对外投资相似，外国主体对德国的投资通常也是每年买入微大于卖出但基本平衡，已购买额是再出售额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外国主体对德国的证券投资每年常会为德国带来轻微净的资金流入。

（二）英国在德国的国外证券资本流入净额来源地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如图6（1）所示，在外国主体对德国证券投资导致的正资金流入中，英国正流入量持续快速增长，而欧元区15国（EA15）在1995、1997年由正流量转为负流量，且负规模持续上升。如图6（2）所示，1980年前3年英国在来源地净额中的占比都在10%以下，1980年后上升，1995年后大幅快速攀升，2002年及以后都在200%以上。数据还显示，美国占比变化不大。欧元区15国、非欧盟非美国（其他）来源地占比持续下降，欧元区15国下降尤速，2002年及以后都在-100%以下。 由此推论， 来源于英国证券资本投资， 主导推动了外国主体对德国证券买入额的加速增长，并导致2002年后英国对德国证券投资正余额快速增长。其原因在于，随着证券资本投资规模的增大，投资越来越通过专业中介进行，由于英国伦敦是全球金融中心，随着外国对德国证券投资的增长，它们越来越倾向通过英国伦敦中转完成。

三、德、英和欧盟其他地区三角不平衡流动关系

从德国主体对外证券投资净额（德国的净流出）地域分布上看，朝向欧盟地区净额规模不断上升；从外国主体对德国证券投资净额（德国的净流入）地域分布上看，来自英国的净额规模不断上升，而来自欧元区15国的净额逐渐转为负，且负规模不断增大（德国的净流出）。这些结果初步揭示，德国主体对外、 外国主体对德国证券投资在最终效果上导致德国对欧盟非德英地区净流出，英国朝向德国净流入（见图7）。以此为启示，经进一步计算，如表1所示，记英国朝向德国证券资本流动净额为Sen-de，德国朝向EU25的证券资本流动净额为Sde-EU25， 我们对1971～2009年的Sen-de、ΔSen-de（一年步长），Sde-EU25、ΔSde-EU25使用E-views统计软件进行ADF检验， 确定ΔSen-de、ΔSde-EU25在95%可能性范围内符合平稳系列要求。取1年为时滞，对ΔSen-de、ΔSde-EU25运用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得到检验结果（表2）。检验参数显示，英国朝向德国的年度净流量变动， 极大可能是德国朝向EU25净流量变动的原因；而德国朝向EU25净流量变动，是英国朝向德国净流量变动的可能性不高。由此看到，英国金融中心地位，是引发三角流动关系的最初原因。

四、总结与启示

德国证券资本国际流动表现出多方面特征，具体而言：（1）德国对外证券资本投资最初也受外贸顺差的影响，但较早这些联系就趋于弱化。1991年后，对外证券资本买卖相对外贸顺差变动已显得相对独立，且规模迅速攀升。德国货币马克较早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和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德国很早就形成相对宽松的民间对外证券投资制度环境，都是后来对外证券资本投资能够迅速增长的原因。（2）德国对外证券流动的规模增长和地域结构，深受欧盟共同市场、欧元区共同货币建设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后，德国对外国、外国对德国证券交易的地域重心都在欧盟范围。（3）德国主体证券交易，和美国市场联系程度不断弱化。 德国主体对外证券投资，20世纪70年代主要以美国和非欧美地区为区域市场重心，80年代开始，美国占比持续下降。以上这三点，和同为老牌贸易顺差大国的日本不同， 日本金融资本国际流动，一直深受贸易顺差的影响，且与周边市场联系较弱， 与美国联系较强 [2] 。（4）英国、德国和其他欧盟国家之间存在证券资本流动三角净额关系。欧盟其他国家对德国投资， 相当大部分不是直接对德国交易形成，而通过英国中转形成，德国和英国之间存在证券金融服务分工关系。

我国外贸规模目前已超过德国，同时，我国连续多年大规模发生贸易黑字，推动外汇储备高企；而外汇储备运用又偏重倚靠财富投资和美国市场，由此引发投资收益风险、货币政策独立性、全球经济失衡压力等系列问题。德国证券资本国际流动能为我国提供正反借鉴。正的借鉴是创造良好的民间金融资本流动的环境和国际区域市场环境，舒缓外汇储备增加压力和管理难度，并防止证券资本流动过分集中于单国市场。反的借鉴则主要来自德国证券资本流入对英国来源地的依赖，这种依赖暴露出德国证券金融服务业没有发展到和德国国际经济地位相匹配的高度，德国由此失去了可观的金融服务收益。而我国和德国另有不同在于，美国纽约、英国伦敦等世界顶级金融中心和我国相距遥远，其技术、制度等要为我所用难度更大。

德国经验为我国提供的启示是：一是持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争取人民币早日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和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 二是优化我国国内主体对外金融投资和国际主体对华金融投资的制度环境，并畅通关联技术管道。 三是加强和周边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区、共同要素市场、货币联盟合作，由此促进我国对外金融交易市场的分散和多元化。 四是努力推动国内金融市场国际化， 并在国内建设若干功能完备的全球金融中心，以此为我国金融资本国际流动提供高效顺畅的配套服务。

参考文献：

篇3

市场资本主义存在于经济的底端，尤其是地方，其规模不大，主要体现为各种交易市场或者民间网络。改革开放以后，市场资本主义开始扩展，在上世纪90年代“抓大放小”期间，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它基本上游离于政府管制之外。政府容许其生存的同时，并不给予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支持，包括法律、财政和金融的支持。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这个市场注定受到很多限制。没有法律支持，信用就很难建立起来，也就不会发育成为全国性市场；经济领域的限制，国家不容许私人在金融等领域发展，私人一旦进入国家垄断领域，就面临巨大的经济甚至生命风险。

比较而言，权贵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大举扩张。在东亚其他经济体，很多私人企业的发展是在国家政权大力支持下，并且是以依附于国家政权的条件下，得到发展的。这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概念的来源。在中国，很多民营企业也是在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其中很多本来就是从国有企业通过民营化（或中国式私有化）演变而来。这些企业高度依赖政府的关系，离开政府就会面临生存困境。

另一方面，这个领域的企业规模较市场资本主义领域的要大得多，国家也不容许它们完全独立，并想方设法地去控制它们，保证它们不会对国家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权贵资本主义近年来越来越甚，在民营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一些民营企业开始抱央企的大腿，与央企结成各种形式的联盟。对这些民营企业来说，它们得到了政治保护的同时，可以分享一些央企所拥有的政治和行政权力的好处；而对央企来说，这样做可以保证这些民营企业不会对国家构成威胁。从短期看，这似乎是一场双赢游戏；但从长远看，则可能是一场双输游戏。

扩展得最快的当然是国家资本主义。上世纪90年代的“抓大放小”战略，使得从前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很快摆脱了困境。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从规模上来说，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但是，这并不表明国企的强大。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就表示，中国的国企大而不强。我想强调的是，国企完全是中国“举国体制”的工具，它更多的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也应当看到，这种工具已经扩展到海外市场。

尽管国企在“走出去”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走出去”更多的是受政治的驱动，并没有足够的市场理性。在西方，国企遇到了西方政府强大的政治上的抵制，而在非洲和中东等，国企面临着巨大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民富才能国强，这是西方的经验。一部经济史，实际上既是一部市场发展和扩展的历史，也是一部政府如何学会规制市场的历史。尽管如上所说，国家和市场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但政府从来不会把市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政府规制市场，而不是控制市场。市场创造财富之后，政府才会有能力进行社会改革，保障社会成员的经济权利。西方国家从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结果，而是政府在社会力量的压力下规制市场的结果。但后来国家主导的福利制度，导致了国家空间的大扩张和市场空间的收缩，尤其在经济领域，于是就有了私有化运动。总之，保持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均衡，一直是西方经济体能够有效运作的首要条件。

中国的“举国体制”，能够在很短时间里达到“国富”的状态。今天，就国家财力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之一，但代价是“民弱”。“举国体制”的一个特点，就是国家或者国家的者，通过各种机制包括政治、行政、市场等有效地把财富从“民”转移到“国”。

从长远来看，民弱必然导致国弱，国富却不一定国强。在中国的体制环境下，国企并不属于国家，而是属于国家的者。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所积累的财富，并不能为政府所支配，而是为少数者所支配。在很多情形下，这些者的行为，已经大大超越了政府的控制。或者说，这个领域的存在，不但没有使得政府更强大，反而制约着政府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举国体制”正在快速地导致社会资源枯竭，政府面临失去经济基础甚至是政治基础的风险。

很显然，在政府和市场高度失衡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改革的要务，就是重新达到两者之间的均衡。如果政府（尤其是国有部门）无限扩展，市场空间继续萎缩，财富继续从社会流向国家（或国家者），那么今天一些人津津乐道的“举国体制”，必然会最终演变成一种自我击败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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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有两种从业路径：一是主动投奔，上门求职，甚至四处活动，托人求情，削尖脑袋投靠权贵大佬大腕儿，做主人家的门客；二是被动邀请，大礼聘任，做主人家的先生。两种路径，两种境遇，前者做门客，后者做幕友、幕宾、师傅、宰相。

求人门槛高，主动投奔的士人大多做了依附权贵的门客，混一碗饭吃，俗称“食客”，与权贵是主仆关系，地位卑下。人求门楼高，权贵聘请名士必携带聘礼，登门拜访，双方谈妥条件，名士才答应出山。

《三国演义》里，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献上金帛礼物无数，又以普天下百姓的名义哭求诸葛亮，卧龙先生才肯出山。到新野后，刘备待诸葛亮以师礼，食则同桌，寝则同榻，此种高贵待遇非一般门客能比。

最近得知，台湾的龙应台教授从小读圣贤书，推崇孟子“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实践孟子“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的教诲。1999年，龙教授居德国，台北市长的秘书打越洋电话说马市长拟任命龙应台做台北市文化局长，请龙老师把履历寄到台北。龙应台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又不跟你们求职，干嘛要寄履历给你们？需要认识我的话，去书店买我的书啊！”没过几天，市长亲自打越洋电话邀请龙老师来台任职。又过几个星期，市长秘书来电说马市长要到法兰克福，晚上八点到，请龙老师到市长下榻的酒店见面。龙应台说，只有“王”来见“士”，哪有“士”去见“王”的道理？无奈，马市长从台北飞罗马，摆脱记者团，转机法兰克福，从机场搭出租车星夜赶到离城20里的乡下，拜访龙老师。马市长越洋求贤，龙应台应邀担任台北文化局长。在任上，龙应台着力培养公务员依法办事、公正独立的精神。她在市长室一份要求文化局责成美术馆“配合”市长剪彩活动的公函上批示：“美术馆不宜配合市长剪彩‘演出’，文化局对市民负责，非市长幕僚，‘配合’市长剪彩则不可，以上事宜由新闻处幕僚单位出面作业较妥”，否决了已经多个部门盖章同意的公函。事后，打电话支持了龙应台的做法，马说：“这种观念是要建立的，很好！”

门客成分复杂，有低三下四的奴才、鸡鸣狗盗的地痞，也有趋炎附势的流氓，为真名士所不齿。真名士自风流，不必卖身投靠做门客，靠真才实学保持知识中立，靠能力和成就维护知识分子自身尊严，这是中国文人士大夫源自上古、传承千年的优良传统。在传统文化热中，真正的知识分子当以龙应台为楷模，努力做大事，而非努力做大官，即便顺应社会需要去做官，也要把做官作为一种服务社会、体验生活的经历，不把官衔作为光宗耀祖的资本，不把官职作为个人能力的唯一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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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市场对有钱人如此的缺乏吸引力，原因何在呢？深究起来，又绕不过A股市场本身的制度顽疾。上一期文章我们谈到A股市场仿佛就是一名失血过多的病人，在不堪重负的扩容之下持续孱弱。人人都知道都是扩容惹的祸，缘何扩容停不下呢？这背后的原因是多层次的、是纷繁复杂的。

在成立之初，A股市场似乎就肩负着为国企脱困的特殊使命，在一级市场中大肆圈钱来消化不良资产、来解决资金困境似乎成了屡试不爽的法宝。鲁迅说：“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现如今，是这世上本没有捷径，但走通的人多了，这捷径也便无从割舍。再者，从企业角度比较各种融资途径，可以发现，由于A股市场在退市制度、分红制度、信用制度等方面建设的不足，使得国内股权融资的优先级别事实上高于债券融资。资本市场发展这么多年，看看我国的债券市场规模和股票市场规模有多不均衡，就可以知道，中国的企业有多青睐股权融资。毕竟，发债是问债权人借钱，是要还本付息的，而IPO则是从投资人处圈钱，没有强制分红也无需归还本金。这一点，和国外的成熟资本市场刚好相反，在成熟市场中，理性法人的选择往往都是债权融资优先于股权融资。其次，扩容不停歇的原因还有需求的错位。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可能更需要的是一个筹码与资金对等的市场，而对于管理层而言，可能更需要的是一个层次丰富、规模庞大的资本市场。参与者与主导者的出发点不同、角度不同、需求不同，自然有人哭、有人笑，有人大声疾呼、有人充耳不闻。

万事皆有因，有因必有果。重融资轻投资的功能定位就注定了A股市场中一、二级市场发展的不平衡。利益的天枰倾向了中小投资者的另一边，中小投资者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开头的那则新闻的最后，一位只做实业不碰股票的千万富豪开玩笑对记者说，“我最近经常听身边企业家朋友在谈上市的问题，等哪一天我的养鸭场做大了，也搞上市了，你们可要多做报道啊！”看来，“有钱人”不是不碰股市，只是不碰二级市场，要么也是想上市圈钱罢了。

篇6

每根香烟50元,抽烟者抽的不是烟,而是身份。

一个个先富起来或正在富起来的人,正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物质图腾。从国窖1573到黄鹤楼1916,对生活必需品的奢侈化,走上了一条快速道。

金钱游戏,真金白银就这样流入特许垄断行业的大口袋。

最富有想像力和拥有特别通道的人,都在为全社会的财富权势阶层服务,引导渴望阶层晋升的人士,步入奢侈品消费行列。掠夺攫取如今越来越轻而易举,并越来越有某种成就感。制造奢侈品的,也在享受数钱的。为腐败阶层提供簇新的攀比炫富工具,为行贿者提供更有指标性的行贿物品,同时获取了腐败溢价收益,那高高在上的阿拉伯数字,就是他们小聪明的溢价收入。腐败制造业已经是一个蒸蒸日上的朝阳产业,中国现实决定了他的生命周期依旧看长。在政治清明之前,钱越洗越多,越洗越快,泡沫般的人民币就这样哗啦啦流向那些幽深的下水道。那里已经挤满了猕猴桃般奇异的脑袋。

什么都可能成为奢侈品代码,比如房子。资本与权势的黑手伸向那里,那里就会滋生让民众自卑绝望的奢侈品,比如大蒜,比如辣椒。

经由对一个个生活必需品的垄断与支配,特权富贵阶层炫富之余,炫实力能量,他们生活的巨大乐趣竟然从剥夺穷人开始。他们没有敌人,只有恶作剧的对象。精神上的堕落,造成空前的残忍。他们自成一体,过着体面光鲜的日子,还要穷人的难看。这就是丧失了伦理底线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德性。

我腐败我快乐,但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快乐。

让大众成为无法参与富贵金钱游戏的可怜虫。

穷的只剩下钱,绝非富人的撒娇,而是其真实生命状态的写照。上海有一位男士,每天的目标是花掉10万元,他必须通过消耗皇家礼炮才能完成任务。接受邀请的朋友,经常被一字排开的炮口所惊吓,喝高之后,他们一听到皇家礼炮就浑身哆嗦,“那不是酒,是敌敌畏啊!”通过豪宅、名车、金表、时装、鞋子、挎包、项链、脚链、手链、雪茄诸如此类的奢侈品,新富阶层那股压抑不住的内心膨胀感和自我炫耀的冲动得以宣泄。大众媒体的超级媚态,凸显着这种爆发性炫富冲动的价值,并塑造着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

世界奢侈品协会指出,2008年中国奢侈品消费首次超越美国,2009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超过94亿美元,占全球比例高达27.5%,仅次于日本。有人指出,在未来一两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

在中国,奢侈品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概念。比如美女,比如博导、教授。

衣食住行全面奢侈品化。在上海等地举办的国际顶级奢侈品展上, 2000元一两的茶叶、1万元一瓶的白酒、1200万元一套的家俱,其中价值257万元的手表、2万多元一瓶的法国干邑等千万元以下的商品相当好卖。所有最好元素的叠加,在制造琳琅满目的顶级奢侈品,比如中国文字里的“鑫”,以及民间高人创造的诸多“福禄寿”的最高级合成物。最高级物品是一个比想像力的运动,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出的。把最高级由形容词变成名词,失去实用功能或者甚微的奢侈品创造系列,显示了人们满足虚荣心的卓越才干。在那些东西面前,权贵以及附庸们眼波流动,那是装饰其平凡肉身的神物。而对老百姓而言,则灼伤了他们的双眼。他们因自卑而却步,那是一个与他们无缘的世界。

物质把世界分割成不同的种姓。我们不再是一体。

奢侈品的泛滥,是财富集中的征兆。无数穷人供养了那些腰缠万贯的权贵。

他们跑车、名表、别墅与包养女人的数目,既是他们圈子里炫富斗狠的标尺,也为全社会卑微而心怀不甘的人做了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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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翁 穿布鞋是朴素，回归自然；贫者穿布鞋显寒酸，没有皮鞋。权贵著名牌衬身份，非显摆；穷鬼架名牌属装相,插大葱。

杀人魔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普通之人，扔下工具，仍需干活。

乞丐晒太阳，晒出清闲，也晒出虱虮翻滚，浊气熏天；船长晒太阳，不单有海风习习，涛声悦耳，更有神清气爽，风度翩翩。

贫贱夫妻百事哀。生活有了聊赖，爱情才会有所附丽。富有者不一定有爱情，但贫穷者绝对难以守护爱情。诱惑太多，保鲜爱情已成神话。《北京爱情故事》就是鲜活的证明。

肉吃腻了，为减肥而吃青菜，与买不起肉而吃青菜，境界迥异。前者乃葡萄吃多了，改吃葡萄籽（保健品）了，营养；后者属吃不到葡萄而吃葡萄籽（葡萄的籽），苦涩。二者岂可同日而语？说到此，也就明白为何领导下基层只需清茶一杯了。

白天不懂夜的黑，你拥天下我抱云。鸡不尿尿狗龇牙，不需过问是为啥。人各有志，各有活法。穷人怎玩得起境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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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阶层划分的新视角

1978年以来实施的经济体制改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巨大，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体制转轨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原来的以意识形态标准来划分的“两阶级一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在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和利益认同的差异在日益明确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在逐渐取代过去的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所导致的分化[1]。

著名学者李培林指出，社会分层结构是一种客观存在，但观察和分析社会分层结构的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他可以有不同的观察和分析的角度，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来揭示社会分层结构。也就是说，社会分层结构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并不是只存在一种观察角度。每一种区分方法的后面，实际上都有一整套的理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的三个最初来源，劳动者获得工资，资本家得到利润，地主得到地租，因此，社会上形成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三个主要阶级。英国古典社会学家韦伯认为，一个社会具有经济、政治、社会三种基本秩序，所以就产生了根据财富收入、权力和社会声望区分人群的三种基本的分层系统。社会分层结构并不是一种固定的物，而是一种变化和流动的活体，它处于不断地建构过程中。现在，根据不同的理论体系和不同的分层目的而使用的分层标准有很多，如生产资料的占有、财富和收入、组织权力、社会声望、知识技能、受教育程度、消费偏好、象征性权力、信息资源占有、职业等等。而比较共同的看法是，要全面地把握社会分层的状况，需要使用比较综合的标准，而不是单一的标准，这样人们就设计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地位综合指数体系，产生了很多测量和分析的模型。

为了简化社会分层的方法，现在学术界主流的看法，是倾向于把“职业”看作包涵了各种经济社会资源占有和使用信息的标准。把“职业”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把资源占有作为基本维度，并附之社会经济地位综合指数的测量，也比较容易与“常识”衔接，为一般人所接受。这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科学认识新出现的社会阶层结构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原因一，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作为划分阶层标准已与目前的时展不相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与马克思和时代有根本性的不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方式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形式，当代中国社会中，国家和集体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拥有者。而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也导致了新时代下私人占有形式的出现。原因二，多元化社会中生产资料占有问题不足以解释当代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对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特征的影响作用逐渐减弱，物质财产的占有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决定人们社会阶层位置的标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位置以及对科学文化资源的掌握能力在阶级划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原因三，强调“冲突论”的阶级阶层分析要逐步让位于“功能论”的分析方式。冲突论强调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强调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而功能论则强调社会分化现象的合理性存在，强调社会的利益共享和融合，这与当前和谐社会建设的主旨是一致的。

二、社会中介组织在中国当代社会中承担着部分重要的公共服务功能

“社会中介组织”这个概念在我国广泛流行，是从党的“十五大”（1997年）明确提出要“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开始的。所谓社会中介组织，就是指介于企业、政府和个人以及社会与经济主体之间，按照一定法律、法规、规章或根据政府委托建立的，在经济、政治、社会发展过程中起沟通信息、提供服务、平衡冲突、协调各方行为的社会组织（本文的研究更集中聚焦于有司法鉴证资格的社会中介职业组织，如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它既不属于政府机构，也不是企业，而是一种非政府性的社会组织形式。近年来，社会中介组织在分担政府部分职能，保障公民权利和新时期伦理道德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篇9

不管高考帮助了多少寒门子弟改变命运，它都是“毁”人不倦的罪魁。这是真理，你要反对就是找死，就是对民族的未来不负责。

最近，中国当代教育又添新罪证。2009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二十一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想像力却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教育家的结论听起来很熟悉――“中国孩子的创造力被传统教育扼杀了”。

教育家拿世界上两个最重视家庭教育的国家――中国和以色列做了比较。以色列家长教育奉行“狮子育儿法”：让小狮子离开母亲，自己学会生存；中国的家庭教育则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娇宠，要么棒喝。结果是，以色列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有近十位，而中国却一个人也没有。

了无新意且令人绝望。

在整个教育体制没彻底变革的前提下，家长们真将孩子当狮子放到盛行丛林法则的中国当代社会，还没呲牙，估计就先被老师加权贵一起给灭了。

其实，现阶段中国尚无法撑起孩子们想像力的天空。

老师不能。这些人大都是传统教育体制下的蛋，根本没有受过创新教育的训练，而且应试教育体制不改，其一切职业荣辱都与成绩牢牢挂钩，孩子上学只有一件事就是想着取得好成绩，除了将想像力用于写作文撒谎迎合主流价值观上，似乎看不到更多用途。

家长不能。他们大多知道社会转型期竞争之惨烈和上升通道之狭窄，如果自己没混好，为自己孩子将来能在“拼爹”盛行的社会中获得更多生存空间，必须逼迫孩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经济不能。中国制造处在产业链的最低端，山寨成风，市场创新主体得不到国民待遇，急功近利现象严重，尊重知识产权的法规不少但难以执行，企业更需要工程师而不是发明家。

社会不能。中国社会评价体系是文凭大于文化，关系大于能力。有想像力不如重温下民谚――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有想像力可以在生存无忧的前提下用于个人爱好，社会真不怎么需要――你也就理解了自古以来咱泱泱大国为何奇技巧盛行了。

文化不能。自古我们都盛行中庸之道，奉行皇权无比喜爱的温良恭俭让，连老拿出来吹牛的四大发明也基本用于奴化人民、怀柔远夷、取悦龙颜，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没直接关联――有关联也是结果而非动因，且疑似特爱祖国的人后来苦心孤诣地赋予的。

托改革开放的福，近三十年不少牛人敢为天下先，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确靠天才想像力做出了丰功伟绩。但不幸的是，当代中国体制转型进入深水区，公权力对微观经济干预加强，权贵资本主义阴霾浓重，利益集团固化加剧，成为扼杀创新文化的痼疾。

我没有刻意得出当代中国想像力无用的结论。

我的真实意图是：由于中国孩子想像力世界倒数第一而仅仅痛批中国教育是于事无补的。否则会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即使教育界有识之士如今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忠于教育规律，尊重孩子天性，倡导创新思维，理解尊重培育其想像力，并助其意外成才，也难逃沦为替西方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人才学前班的下场。目前，流失西方社会的中国精英已位列全球之冠――事实胜于雄辩，其中究竟可为镜鉴。

一个盛行的逻辑是：教育改革应首先从高考制度下手。事实上，首先应下手的是整个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改良，进而带动整个文化系统的彻底嬗变。

只要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人人能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前提下展开博弈，能力至上的评价体系得以回归，教育总是产生高分低能的废品，何以图存？――顺利变革自不用赘述。

打扑克牌的胜负不仅取决于牌的好坏，更取决于出牌的顺序。

篇10

从目前国务院出台的政策和打出的经济牌来看，宏观政策取向已经非常明确：盘活存量、消化产能过剩、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用短期阵痛为未来腾出可持续增长的空间。

这将意味着中国经济在今明两年要过苦日子，经济增速将会减缓，可是对股票市场而言，宏观基本面和上市公司基本面都将面临不确定性的考验。但一个低迷不堪的股票市场不利于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和盘活存量的大势更需要中国股市充当正能量，需要担当更多的责任。

当务之急，A股市场必须要先提振投资者信心。但在目前的基本面和宏观背景下重拾信心并非易事，毕竟人们的预期普遍悲观，在当前要想重拾信心就必须要进行深层次的制度改革，而且还不能回避核心矛盾，要让大家看到公平、正义、向上的希望。股票市场除了要营造分红回报的“正和博弈”条件，也要完善法制化的市场秩序，要遏制权贵资本和既得利益者的非市场化行为，关闭“绿色通道”，理顺股市的利益分配机制，否则让投资者只“捐钱”肯定不会有信心。

同时，要明确中国股市的功能定位，应该强化股市的资源配置功能，将资金配置给真正需要钱的地方，让市场将资金配置给新兴和新商业模式的企业，培育中国经济的潜在希望和战略格局，抑制“两高一限”的企业圈钱上市，让股市恢复活力。

否则一个弱势的中国资本市场很难促使中国经济结构的有效转型，同时可以让股票市场充当管理流动性的场所，在流动性泛滥的时候应该充分利用股市来吸纳过剩流动性，而不是让发毛的货币兴风作浪，一会炒房、一会炒农产品；在目前美联储量化宽松退出的预期下，全球流动性有回流美国的趋势，这除了会对现有的资产价格釜底抽薪，同时会让货币政策部门措手不及，流动性的暴涨暴跌也会严重影响实体经济的稳定，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通过制度改革提振A股市场信心，准备外流的流动性就能够留在股市，即使股市有些泡沫，市场的各种功能还是存在的，这总比在熊市中煎熬和所有功能丧失显得主动。

当然，股票市场还可以充当财富再分配的场所，如果股市具有投资价值，无疑可以让人通过合法投资成为名正言顺的中产阶级，反之一个股市如果成了“消灭”中产阶级的场所，则初次分配的不公平会进一步加剧中国财富分配的两极化。

股票市场本来是一个直接融资的场所，但是，几大上市银行在A股市场中的权重比例太高，导致股市只能看这几家庞然大物的脸色，如果银行股没有起色，中国股市将难有起色。

如果仔细观察美国道琼斯指数和标普500指数的构成，会发现金融股的数量并不多，这也正是美国股市为何在金融危机之后不跌反升而中国股市连续暴跌的原因。因此，中国股市在未来IPO的时候，应该鼓励和帮助中小、创新型企业融资发展，资本市场应该是帮助那些有想象力的企业快速成长和变强的场所，如果资本市场真的要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实体经济服务，那就应该暂缓大盘股的发行，减少以再融资为目的的重组并购，将有限的资源配置给中小、创新型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