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资本协议范文
时间:2023-03-30 11: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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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988年,老巴塞尔协议刚刚出台之时,在国际上并没有被普遍接受。但2004年新资本协议出台后不久,包括13个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在内的100多个国家就表示将在2007年到2009年之间实施新资本协议。毫无疑问,新资本协议代表了现代银行风险管理的发展方向。正因如此,银监会近期下发的《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不仅明确了中国监管当局的政策导向,还将直接促进国内银行按照新协议要求,建立科学的风险管理体系。接下来,关键是如何将《指导意见》所提出的任务要求落到实处。
(一)银监会可考虑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推进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工作。
未来5-10年,中国银行业将开始全面实施新资本协议,这是一个庞大而艰巨的系统性工程,它将改变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与资本监管模式。从现在情况看,无论是监管当局还是商业银行都没有充分低估到这项工作的难度。大量的具体工作不仅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而且还涉及许多对外、对内和对下的组织、协调与管理工作,有的还可能触及到银行间竞争关系以及利益格局的调整。银监会如果没有一个专门的部门负责具体推动,很容易造成权责不清,人浮于事。该部门应具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和国际化程度,一旦成立可面向海内外招聘高素质人才,同时更要重视发挥我国监管当局内部人才的特殊作用和优势。
(二)适当扩大首批实施新协议的银行范围,促使更多银行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
首批名单应大致包括三类银行:第一类是6大银行,即工行、中行、建行、农行、交行和开行,根据《指导意见》,他们必须按时实施新协议;第二类是外国子银行,这些机构的母公司基本上都已在各自国家实施新协议,按照从属原则,它们要向中国银监会提出实施申请;第三类是管理基础较好的中型股份制银行,如招行、民生、浦发等,可按照自愿申请的原则,将其纳入首批名单。这些银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同时,系统性风险较低,即便做不好,负面影响也不大。近年来,我国中小型银行发展速度很快,资产质量也保持了较高水平,但与之相配套的风险管理还没有及时跟上。银监会可以此为契机,促使广大中小银行夯实管理基础,弥补风险管理的薄弱环节,进而增强金融稳定,达到推行新资本协议的根本目的。
(三)建立特派观察员制度,实行全程监督指导。
《指导意见》要求各银行董事会和高管层高度重视新协议实施工作,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推进这项工作。银监会可考虑向各行领导小组派驻观察员,参加其重大项目的研究讨论,掌握项目进展情况,及时提供政策性指导。这些观察员可以通过全程参与标准定义、框架搭建、数据清洗、模型设计、流程建设、IT系统开发、返回检验和业务应用等关键环节,更好地掌握新资本协议的核心技术,为将来我国实施全新的、国际化的监管模式准备条件。
(四)加快建立与新资本协议相配套的监管法规体系。
《指导意见》提出,2008年底之前银监会将要出台所有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有关制度文件。现在看来,整个进度要求非常紧迫。其中,难度最大也最重要的是在2007年底以前完成《内部评级法指导意见》。该文件是整个新资本协议配套法规体系的核心,涉及众多关键性的定义、标准以及技术方法。比如,客户违约、风险敞口、预期损失、风险价值、经济资本等基础概念的定义;再比如,公司、零售、机构等风险敞口的划分标准等等,这些基本问题都需要尽快明确下来,这样大家才能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平台,事情推进才会更顺利。
(五)认真研究和制定新资本协议整体规划。
根据《指导意见》,首批实施新协议的银行应在2007年10月底完成整体规划,并报银监会备案。银行董事会应责成本行新资本协议领导小组加大推进力度,尽快开始新资本协议的差距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实施新协议的整体规划。该规划力求具备系统性、可行性和前瞻性,其中重点是内部评级法的实施方案。该规划不是做给监管部门看的,而是下一步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的路线图。如果工作做不扎实,项目一旦启动,头绪多多,容易引起管理混乱和投资浪费。
(六)为新一轮定量测试做好技术和政策上的准备。
实施新资本协议之后,各银行资本充足率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降低。这主要是因为,新资本协议下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中,作为风险加权资产的分母中增加了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资本要求。对于风险管理水平一般的银行,他们从内部评级法中获得的关于信用风险的资本优惠,不足以弥补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资本要求增加,从而导致资本充足率下降。我国银行业曾在2003年配合巴塞尔委员会进行了第三次定量测试(QIS3)。结果表明,在当时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状况下,如果实施内部评级法,主要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将下降2-3个百分点。将来,国内率先实施新资本协议的银行,其资本充足率还是可能下降的,银监会在政策上应有一个公平合理的评价标准,必要时可以出台一些激励政策。
(七)重视新资本协议的技术检验工作,切实把好政策准入关。
银监会在《指导意见》中拟定了一个进度表,客观地讲,对于我国银行业的管理现状而言,该进度表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预计到2010年,首批实施新协议的银行都会建成一套相应的管理体系,并向银监会提出实施申请。但这套体系是否真的能达到巴塞尔委员会规定的监管标准?是否确实在银行管理中发挥了风险控制作用?这就要求银监会做好技术验证工作,把好准入关口。这对银监会可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有人建议聘请外国公司来做技术验证,这里有一个金融安全问题。因为做技术验证,就要把我国银行业的数据和系统向别人开放。也许比较可行的办法是银监会把自己的人才送到国际机构进行培训,然后这些人再根据监管当局的政策要求,为我国商业银行做技术验证。但不管怎样,现在就应该着手准备工作了。
(八)实施新资本协议要与实际管理工作紧密结合,避免搞形象工程,形成两张皮。
按照巴塞尔委员会的要求,相关的系统、流程和模型必须实际运用到经营管理中去,运行时间不少于两年。由此产生的内部数据和计量结果,才可以用作新资本协议的实施依据。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准确把握新资本协议的精神实质,加大管理工具和方法的应用力度。要通过实施新资本协议,切实转变增长方式,保证业务的健康发展。要把科研、开发与应用紧密结合起来,对于各功能模块和子系统,要成熟一个开发一个,开发一个投产一个,并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加以检验和校正,持续地优化升级,促使科研成果迅速地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篇2
1988年开始实施的《巴塞尔资本协议》曾被认为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神圣条约”。2001年1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又了新资本协议。目前,这部新协议已三易其稿,终稿可能在2004年上半年出台。新协议将于2006年首先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成员国的十国集团内实施,并进而在其他国家和地区逐步实施,最终全面取代1988年的老协议。这将对全球银行业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国,此事也引起有关方面的极大反响,有学者称新协议“震动中国金融业”。然而中国却表示,暂不执行新协议。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为何要对老协议“整容”
与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相比,新资本协议草案更为复杂、全面,这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客观反映,也满足了银行界对于风险更敏感的风险监管框架的需要。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新协议的必要性。
首先,金融体系的发展变化和金融全球化是推动加强全球金融风险管理的现实原因和直接动力。从全球范围看,经济金融环境的剧烈变化改变了银行的经营环境,银行经营风险也随之加大,同时,全球范围的银行监管和风险管理原则、框架也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直接推动下不断地整合与统一。如何使银行监管原则更为灵敏地反映银行经营环境的变化,使银行的风险监控始终对金融市场的风险变动保持高度敏感性,越来越成为全球银行业关注的大问题。新资本协议框架将使资本充足的监管要求能更为准确地反映银行经营的风险状况,为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提供更多的衡量资本充足的可供选择的方法,以便更准确地及时地反映银行风险水平及其所需配置的资本水平,进而促进金融体系的平稳健康发展。
其次,国际活跃银行经营的地域范围已经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业务发展多样化、混合化。为了对国际活跃银行实施全面有效的监管,防止跨国银行利用各国或地区在银行监管上存在的巨大差异进行资本套利,逃避银行监管当局的监管;为防止银行间出现不公平竞争,以致造成金融市场秩序混乱,有必要适应银行业全球化发展的需求,制订统一的监管标准和准则,加强全球银行业监管的协调与合作。
再次,1988年的老资本协议容易导致银行过分强调资本充足的倾向,从而相应忽视银行业的盈利性及其他风险,这就使银行有可能在满足资本充足性的情况下却因其他风险而陷入困境。如,巴林银行1993年底的资本充足率远超过8%,1995年1月还被认为是健康安全的,但在当年2月末却陷入了破产。
第四,1988年的老资本协议在风险资产计算上没有考虑同类资产不同信用等级的差异,对于国家信用的风险权重的处理也较简单化,而且在注重信用风险的同时却忽视了银行经营中影响越来越大的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
新协议缘何“众口难调”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从2001年1月征求意见稿到2004年上半年出台终稿,时间长达几年,由此可以看出,制订一个新的为各国监管当局和国际活跃银行所广泛接受的银行游戏规则,有多么不易。在这个过程中,各国监管当局及有关国际活跃银行虽然很快就新协议的框架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在一些具体规定、操作细节上却分歧很多。
发达国家的银行监管当局及发达国家的国际活跃银行之间之所以存在分歧,是因为美国、欧盟与日本在具体经济金融环境和进入体制上存在差异。
先从具体金融环境看。美国是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都很发达的国家,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带来了各种中介评级机构的发达,美国在提供全球性、权威性金融评级服务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而欧盟和日本在短期内还要从美国输入相关评级服务。因此,美国获取的利益就会最大。欧盟、日本对标准法评级存有疑义。同时,美国、欧盟及日本的跨国银行在实力及经营模式上的差异,也使得各国跨国银行对资产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及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测算方法存有分歧,还对市场纪律约束中披露信息的具体内容、披露信息的频率产生了分歧。
再从进入体制上看。美国银行市场相对开放,进入体制上相对要宽松一些,而欧盟及日本金融服务市场的进入限制则相对要多一些。这种进入体制上的差异,导致了十国集团内部不同监管机构在对跨国银行实施统一监管标准的具体细节上产生分歧。不过,为了适应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有关方面也都能从大局着眼,,在几年时间的反复征求意见当中,逐渐在利益妥协和理念统一中使新协议成为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性与层次性有机结合的国际性文件。但从十国集团的金融监管当局对实施新协议的表态看,各国也是视本国银行的具体情况,不搞一刀切式的要求所有辖内银行同时执行新协议的所有标准,而是有所选择,并注意循序渐进,以便各银行能在能力承受范围内逐步达到新协议的各项要求。
虽然新协议最先是在十国集团内部实施,但发展中国家也都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对新协议的征求意见稿也大都做出了回应,大多表明了原则上支持新协议的态度,但对新协议的很多细节问题提出了异议。发展中国家考虑到自己经济金融市场发展的层次和成熟度,建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中制订新资本协议时能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适应性和承受能力,尽可能地减少对发展中国家银行业及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监管当局及国际活跃银行较长的过渡期,使发展中国家能积极创造条件,逐步从1988年老协议向新协议平稳过渡。
中国为何不“刷新”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国家。与国外银行相比,中国银行业风险管理在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外部环境看,中国银行业风险管理所需的外部环境还不成熟。其表现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有四点:一是金融市场不成熟而且还未统一;二是资金价格形成未能市场化;三是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四是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从银行内部看,中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在观念、技术、方法等方面也与国外先进银行存在较大差距。
在观念上往往把风险管理与业务发展对立起来。部分业务人员不能正确地看待风险,不去自觉地识别风险和科学地评价风险,认为考虑风险控制问题,就阻碍了业务发展;部分风险管理者不从控制风险角度开展业务,试图人为地减少业务量来逃避风险,结果业务发展缓慢,这反而使银行整体抗风险能力降低。
整体风险管理的理念还比较落后。在风险管理中片面地看重信用风险管理,对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组织风险等重视不够,在风险管理过程中缺乏差别化的管理思维,忽视不同业务、不同风险、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不仅不能管理好业务风险,反而增添了新的风险。
风险管理方法中量化管理明显不足。在风险管理中非常重视风险的定性分析,如在信用风险管理中,重视贷款投向的政策性、合法性以及贷款运行的安全性等。当然,这些分析在风险管理决策中非常重要,但如果缺乏量化分析,就难以在风险的识别、度量上精确掌握。如在信用风险管理中,对借款企业的财务状况、市场状况等方面的微观分析往往不足。
风险管理体系还有待进一步规范。银行公司治理机构还很不规范,董事会的组成和运作缺乏独立性。在此架构下,风险管理组织结构目前还沿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总分行制,按行政区划设立分支机构及相应的风险管理部门。这种组织体系的弊端是管理层次多,对市场信号反应慢、风险管理的独立性差。风险管理部门和风险管理官独立行使职能中仍受到各种限制和干扰,风险控制程序、内部审计及相关法律管理还有待进一步规范化。
银行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严重滞后。风险管理所需的大量业务信息缺失,银行就无法建立相应的资产组合管理模型,无法准确掌握风险缺口。风险管理信息失真,直接影响到风险管理的决策科学性。
虽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代表了监管理论中的先进理念,代表了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逐渐完善的风险管理最佳实践经验,但其主要考虑的是十国集团成员的国际活跃银行的需要,并且是十国集团内部通过谈判达成一致的。发展中国家与十国集团国家之间存在实质性差距,新协议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还可能使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主要表现在:
一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金融市场不成熟,做为债务主体的国家、非中央政府部门、银行、证券公司,按标准法进行的外部评级,大多数会落入“BB+到B-”和“B-以下”这两个评级之中,在经济动荡年份,更有可能无例外地落入“B-以下”等级(与此对应的是150%风险权重)。国际活跃银行对这些债务主体形成的债权会随之要增加资本要求,银行成本也将随之上升。这样,它们就倾向于将其资金大量转移到经济基础雄厚、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债务主体的融资环境就可能恶化。
二是按标准法进行外部评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活跃银行的资本要求将会增加,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经济、金融及社会纽带,它们的债权大部分是对信用评级较低的国内债务主体的债权。
三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中,按标准法进行的外部评级,被评级的公司大多数都低于“B-”的等级,其风险权重将被定为150%,而对未评级的公司风险权重定为100%。银行将为降低资本要求从而降低成本,就会更多地向未评级的公司贷款,而不是对评级低于“B-”的公司贷款。这将导致若公司不被评级,银行就向未评级的公司贷款,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银行改进风险管理。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有着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点。当然也有自己的特点。与实施老协议相比,在中国实施新协议只能在很小程度上提高资本监管的风险敏感度,但同时会提高整个中国银行业的资本要求。因此经过慎重考虑,至少在十国集团开始实施新协议的几年内,中国仍将继续执行1988年的老协议。
阅读背景
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BIS)是一家由中央银行拥有并为中央银行服务的银行,经常为金融部门举办的国际会议服务。除举办会议和提供秘书服务外,BIS本身并不参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国是国际清算银行成员之一。
篇3
关键词: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资本计提 信用风险模型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07)03-032-05
一、概述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以下简称新协议)的根本目的是要求银行持有充足的经济资源(包括:准备金、资本和核销)来抵御银行在经营活动中的风险和可能遇到的损失。其中,准备金用来覆盖银行的预期损失(Expected Loss, EL),这是可以通过历史的长期数据来估计的;而资本则被要求用来覆盖非预期损失(Unexpected Loss, UL),即实际损失超过预期损失的部分(见图1)。由于银行无法预先知道非预期损失发生的时间和大小,而且有些巨额损失的发生对于银行经营和生存的影响是致命的,因此持有充足比例的资本来保证银行的长期稳健经营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银监会用于对中国银行业资本监管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是按照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第一版(以下简称老协议)制定的,该办法要求商业银行统一按照风险加权资产的8%来计提每笔敞口的资本要求,该方法简便易行,但对于风险的区分能力和敏感度明显不足。新协议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针对各国银行业风险管理水平差异较大的状况,增加了内部评级法,鼓励有能力的银行自行开发信用风险评估模型,计算相应的信用风险参数:违约概率(PD,初级法的要求)、违约损失率(LGD)和违约时的敞口(EAD,后两者为高级法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巴塞尔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给出了覆盖每一笔贷款非预期损失的资本计提公式,着重于将银行资本无法覆盖巨额损失的概率控制在监管当局能够接受的水平内(公式中为0.1%),同时提高资本要求对于风险的敏感度和精确度。
计提资本的公式基于随机信用组合模型的研究成果,公式设定了具体的分布状态、贷款风险关联度和统计精确度,并针对不同的资产类别设定了不同的权重参数。根据该公式,银行对于每笔信贷资产所需的资本大小主要取决于客户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违约时的敞口(EAD)、敞口的期限、资产违约的相关性和资本覆盖损失的置信水平等参数。对于实施高级法的银行来说,不仅应该有能力按照新协议的要求估算PD、LGD、EAD等参数,输入公式计算所需资本,还必须了解这些公式背后所蕴含的含义和委员会的真正用意。
笔者基于对新协议的研究,总结了新协议对于资本计提要求的三个原则,并通过对资本计提公式的理论基础和公式含义的解读和探讨,以期让读者了解委员会在设计资本计提公式时所考虑的因素和用意,在此基础上对国内银行业使用新协议资本计提公式提出三点建议,希望对国内银行风险管理人员实施新协议能有所帮助。
新协议中资本计提的具体公式详见文章的第五部分。
二、资本计提的原则和理论基础
根据笔者对于新协议的研究和理解,认为新协议资本计提公式最主要体现了三个风险管理原则:
1)资本计提要求的理论基础应当尽可能在简单和精确之间取得平衡,可操作性强,能够为尽可能多的国家银行业所接受;
2)银行对于风险的计量应当基于谨慎保守的原则,充分考虑经济萧条等恶劣环境的影响,确保银行在任何情况下的稳健经营;
3)不同信贷资产的风险特征和水平差异很大,银行应当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和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业务发展方向,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风险和收益配比点。
基于以上原则,委员会在设计资本计提公式时遵循了“抓大放小”的思想,既考虑到关键的风险影响因素,保证计量结果的精确度,又尽可能使公式理论简单、易操作,达到“精确――简单”之间的平衡。委员会考虑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资产组合之间的相关性、经济周期的影响、贷款的期限长短和资产价值的分布规律等。
针对资产相关性,委员会考虑过两种不同的信用风险体系,一种体系在模型中考虑到资产组合之间的相关性,典型的如:J.P. Morgan的CreditMetrics模型,该模型有专门的模块来计算资产组合的相关系数,并以此来计算整个组合的风险价值;另一种体系在模型中不考虑资产组合之间的相关性,因此只能通过别的途径来对模型的结果进行调整,典型的如:瑞士信贷金融产品公司的CreditRisk+模型,该模型将保险精算技术引入信用风险评估,把客户的违约事件看作被保险人的死亡,通过建立借款人违约“死亡表”来对信用风险进行预测,由于没有关于违约原因的任何假设,因此该模型无法计算组合之间的违约相关性,解决的办法是通过分析信用风险与宏观经济因素之间的相关性,估算出各项资产之间的违约相关性。
委员会最终采纳了后一种体系的方法,因为前一类诸如CreditMetrics的高级信用风险模型虽然更符合实际情况,但是这种模型由于考虑了各组合之间的相关性,结构往往非常复杂,对于绝大多数的监管当局和银行来说是难以实施的。委员会希望新协议框架能够在尽可能多的国家和金融机构中被实施,因此新协议所采用的模型的理论框架应该尽可能的简单、容易实施。
因此,委员会对模型作出了重要的限制:假设模型具有资产组合不相关性,即对于一笔特定贷款所需计提的资本应当仅依赖于该贷款本身的风险大小,而与该贷款所属的贷款组合风险性质无关。也就是说,在这种方法的框架下,资本的计提仅仅与反映该笔贷款本身的风险因素EL和UL有关(也就是PD、LGD、EAD),这种满足资产组合不相关性的资本分配方法也称为是“基于评级的资本计提方法”。
当然,委员会也意识到“资产组合不相关性”的限制使得资产组合分散化的效果无法体现。因此,新协议框架以分散化程度较好的银行作为基准,对模型的结果进行了校验,确保模型的结果较好地体现组合分散化的效果,同时,新协议还在第二支柱中针对贷款集中度要求各国监管当局进行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风险和问题。
数学上可以严格证明,只有一种叫做渐近单风险因素(ASRF)模型才是满足“资产组合不相关性”假设要求的,该模型假设整个贷款组合是由许多相对较小额的暴露组成,每个单项暴露所特有的风险之间往往可以相互抵消,因此只有那些系统性风险(诸如行业和地区等风险因素)才会对整个组合的损失分布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这样一来,模型就能够比较简单地加总各贷款的EL和UL之和作为整个组合的EL和UL。但是,由于在ASRF模型框架中没有考虑组合的分散化和集中度方面的信息,委员会采用了设置转换函数的方法,将各银行自行估计的反映在一个一般的经济环境下的平均违约率PD转换为能够反映宏观经济较差时期的系统风险因素值下的条件违约概率CPD(对于LGD,新协议并没有提供转换函数,而是直接要求银行基于保守原则,自行估计能够反映经济衰退情况下的LGD,后面将介绍委员会的具体考虑),从而将模型的结果校验到组合分散化效果较好的水平上,同时也反映出经济周期对于资本要求的影响作用。
针对贷款期限的影响,事实上,几乎所有银行的经验和研究结果都表明,期限越长的贷款违约风险也越高,因此也就需要越多的资本,委员会也认可了这一观点,在其资本计提公式中考虑了贷款期限的影响,对公式基于一年期贷款计算出的资本结果进行了修正。
另外,资本计提公式中还对资产价值的分布做了正态的假设。这实际上来源于Merton的信贷组合单资产模型。Merton(1973)将借款人的资产的市场价值看作为一个随时间变化的随机变量,并假设借款人的资产的市场价值服从正态分布,他将借款人的违约定义为其资产的市场价值低于其负债总额。Vasicek在2002年证明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Merton的模型可以满足“资产组合不相关性”的条件。因此,委员会采纳了Merton和Vasicek的研究结果,决定采用正态分布的假设。
三、资本计提公式的解读
我们以一般公司贷款的资本计提公式为例,来具体解读体现以上原则和风险因素的资本计提公式的具体构成(其它贷款类型的公式类同)。
资本计提公式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体现图1思想的UL计算公式(基于一年期贷款计算),第二部分是贷款期限的调整公式。
上述公式中,就是委员会提供的条件违约概率转换函数。该转换函数要求两个输入变量:一个就是要求银行自行估计的平均违约概率PD,另一个是委员会确定的风险抵御置信水平99.9%。新协议采用正态分布函数的逆函数将平均违约概率PD和置信水平99.9%分别转换为“违约临界值”G(PD)和反映系统风险因素的保守估计值G(0.999),并以资产相关系数R的函数为权重将两者加权求和得到所谓的“条件违约临界值”。随后再用正态分布函数N(x)将这个“条件违约临界值”转化为条件违约概率CPD。因此,LGD×CPD就是前面图1中的VaR,扣除预期损失PD×LGD,就得到了覆盖非预期损失的资本要求(详见图2),这个资本要求总额能够抵御给定的概率水平下(99.9%)整个组合的可能损失。
正如前一节所述,对于LGD,新协议并没有提供类似于PD的转换函数,而是直接要求银行基于保守原则,自行估计能够反映经济衰退情况下的LGD(一般来说,这个LGD要比银行基于整个经济周期历史数据估计的平均LGD来得高,详见[1],468段 -471段)。因为委员会意识到,各国监管当局和金融机构对于LGD的估计能力和水平总体来说不论是数据积累和建模方法,远没有达到开发PD那么成熟的地步。因此,简单地给出一个转换公式,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转换公式所需的输入变量并不是每个金融机构都有能力准确估计的(例如:LGD、业务品种、抵押品类型和价值等),所以委员会最终决定要求银行基于内部数据直接估计能够反映经济衰退时期下的LGD,所以最终在资本计提的公式里,LGD就不像计算PD那么的复杂,而直接选取银行自行估计的LGD。
资本计提公式中,采用了资产相关系数R的函数作为和的加权权重,对于不同资产类别,相关系数R的计算公式有所差异,这体现了委员会的观点:不同资产的相关性和分散化效果是不一样的,因此需要做不同的校验,以体现他们各自不同的风险特征,见图3。
从图3可以看出,高波动性的商用房地产敞口之间的相关性最高;公司、和金融同业敞口次之;中小企业和零售敞口之间的相关性最低。这种规律也是与我们的主观经验相吻合的,通常房地产之类的价值往往与整个市场的景气有很大的关系,相互间的关联性很强;大企业和、金融同业组合中的客户数量往往较少,因此相关性也会比较高;而中小企业和零售之类的敞口往往数量很大,更多地取决于借款人本身的质量好坏,相互间的关联性就比较弱。同时,相关系数R与PD是呈递减关系的,即:当前违约概率越低的客户,相互之间的违约相关性越高;对于那些当前已经是较差的客户来说,其自身违约概率已经较高,因此相互间的违约关联性就比较低了。
另外,中小企业的相关系数还与销售额的大小有关,见图4的三维图。图中,x轴是违约概率PD,y轴是销售额,中小企业的相关系数就是PD和销售额的二维函数关系。委员会用销售额来衡量企业的规模,规模越小的企业,相互间的违约相关性也就越小。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老协议而言,新协议对零售信用资产的资本计提给与了优惠措施,结果是导致零售信用资产所需资本的下降,从而鼓励银行开发零售模型,发展优质零售信贷业务。
公式的第二部分是一个期限调整公式:[1+(M-2.5)×b(PD)/[1-1.5×b(PD)。该公式同时考虑了贷款期限和违约概率PD的双重影响,这体现了委员会的两个基本观点:
1) 贷款的时间越长风险就越高,贷款的资本需求随着贷款期限的增加而线性增加;
2) PD较低的借款人的贷款期限对于资本需求的影响程度要大于PD较高的借款人的贷款期限对于资本需求的影响(实际上这个观点来源于KMV模型所做的违约概率迁移矩阵分析,因为长期的历史数据表明,评级较好的公司,其降级的可能性往往较高;而那些评级较低的公司,其降级的可能性相对前者来说反而比较小,因为他们往往一年期的违约概率就已经比较高了,下降的空间有限)。
期限调整的基准定为2.5年(这样可以和实施初级法的银行保持一致,初级法中的贷款期限统一定为2.5年),最少一年(某些特殊的短期贷款可以例外),最高5年,318段-325段)。期限调整公式中的b(PD)=(0.11852-0.05478×ln(PD))2实际上就是基于2年期贷款和3年期贷款的迁移数据对2.5年的基准期限所做的平滑回归估计。
四、资本计提公式在国内实施的若干建议
新资本协议是西方十国集团的监管当局制定的用于十国集团金融机构的风险监管纲领,其资本计提公式的分析基础和数据来源也是基于十国集团金融业所积累的数据,这些国家的监管当局已经建立起自己的评级体系和历史数据,他们用这些数据对资本计提公式进行校验和测算,得到相应的权重系数,应该说这些数字是适合于十国集团的,特别是资产相关系数,非十国集团的国家与十国集团的标准差别会非常大,统一按照十国集团的标准实施对于新兴市场的金融机构是有失公允的,因此建议我们的监管当局应当对这些参数进行调整和校验。
1、尽快研究和探讨建立国内银行业统一数据库的可能性,由监管当局汇总各家银行数据,为监管当局校验和调整新资本协议公式提供国内统一数据支持。笔者认为目前更可行有效的方法是监管当局提出需要修改的参数,由各家大银行根据各自的数据测算这些参数值,上报监管当局;监管当局可以根据这些参数采取某种方法的加权平均,得到国内统一的参数值。
2、基于国内银行业的数据,尽快研究和建立我们自己的违约概率迁移矩阵表,用于资本计提公式有关期限调整的校验和修正。
3、对于资产相关系数R计算公式应当做适当调整,以反映国内的真实情况。资本计提公式中针对不同类型资产设定了不同的权重,比如:大企业的相关系数公式:
公式中权重系数分别是0.12和0.24,根据公式的含义,当PD=0(无风险资产)时,R=0.24;当PD=100%(违约客户)时,R=0.12。因此,需要测算违约客户和无风险资产的相关性,作为对资产相关系数公式权重的修正值。而对于像住房抵押贷款和合格循环零售贷款给定固定的相关系数R,就需要针对国内实际情况进行测算,并作调整。
另外,对于中小企业的相关系数R计算公式:
其中还考虑了企业销售额S的影响因素(公式最后一部分),委员会基于十国集团所制定的标准是小于5000万欧元年销售额的企业称为中小企业,并且设定了下限500万欧元,小于这个规模的,统一按照500万欧元来考虑,公式中对于销售额S的调整是基于这个标准的,其中S的单位是百万欧元,因此公式中的5代表500万欧元,45其实代表了上限5000万欧元和下限500万欧元的差。建议监管当局制定适合中国情况的统一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在此基础上对此公式作必要的修正(例如:香港金融管理局对此公式的调整是港币5亿到5000万之间)。
五、新协议资本计提公式罗列
新协议中对于资本计提的公式区分不同的资产类别,针对各自不同的风险特征和相关性,给出不同的参数调整,具体如下:
参考文献:
1.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s: A Revised Framework[M], 省略, 2004
2. Merton, R. C, On the pricing of corporate debt: The risk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J], Journal of Finance 29, 449-470, 1974
3. Gordy, M. B, A risk-factor model foundation for ratings-based bank capital rules[J],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12, 199-232, 2003
4. Vasicek, O., Loan portfolio value[J], RISK, December 2002, 160-162
篇4
关键词:过程监管;激励相容;风险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1-0049-04
一、前言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实施以来,作为国际银行业最重要的游戏规则,它正在深刻地重塑着全球银行业的风险管理理念和市场格局,而其所蕴涵的监管理念的变化也正在被欧美发达国家的银行监管当局实践和运用着。新协议的最大变革之一就是将监督检查列为了三大支柱之一,对监管机构提出了更为严格、积极主动的要求,促使监管当局积极参与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体系的建立、完善和评估等过程,实现从规则监管模式(rule-based approach)到过程(process-based approach)监管模式的转变。目前,随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临近,包括美国货币监理署在内的发达金融市场的监管当局都已不同程度的开展了模型的验证阶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银行业界缺乏实施新协议的明确时间框架,监管当局尚未确立过程监管模式的审慎监管理念和相应对策是这当中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因而,实质上过程监管模式的确立关系到的不仅仅是审慎监管理念的构建,更与我国银行业能否遵循国际银行业的游戏准则从而在国际银行业界谋求发展空间密切相关。正是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笔者将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过程监管模式在国内的研究情况进行文献综述,以求对过程型监管模式有一个全面深入的概述,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
二、国内学者对过程监管概念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过程监管的研究还比较粗浅,仍停留在对过程监管进行一般性的介绍,包括定义、特点、优势及与传统监管方式的比较。
胡怀邦(2005)对过程监管做了比较具体的阐述,他认为过程监管是风险性监管的监管程序,“与传统的监管方式相比,风险监管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个别指标或瞬间结果的考核,而是面向整个银行经营业务全过程的跟踪监控,是一个首尾相接、循环往复的连续跟踪监控过程,通过‘了解被监管机构――风险评估――策划监管工作――确定现场检查范围――实施现场检查――辅以连续性的非现场检查――进一步了解被监管机构’这样一个前后相继、螺旋上升的监管循环,对被监管机构营运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进行考量评价,整个过程坚持‘盯住风险’的原则,紧紧围绕被监管机构的风险状况而展开,始终强调的是对风险的分析、评价、预测、预警,并通过优化监管工作流程,提高监管工作的时效性、预见性和前瞻性,同时还通过审慎监管会议、联席会议、监管例会、监管咨询书和预警通知书等形式,加强信息的反馈工作,对风险及时进行‘窗口’提示,疏通监管意图的传导机制,提高监管效率。”[1]
金雪军、李红坤(2005)将过程监管定性为对资本充足性的监管方式。作者通过对比规则监管和过程监管来阐述过程监管的内涵。他们认为,规则监管制定了被监管企业必须遵守的规范性标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用以评估银行必须持有的资本金数量的简单机械公式的应用,它针对所有的机构是一致的、标准化的;过程监管则抛弃了标准化的想法,也不认为定期的报告制度对评估银行的金融健全性是充分的,它强调过程的完整性代替资本金计算的标准化和定期报告制度。因此,在很多方面,这两种监管方式是完全对立的,体现在:(1)过程型管更难于实施,因为银行在其内部体系上具有多样性以及在评估资本配置机制的充分性时涉及到相机抉择;(2)过程监管包括由个别银行用其专有信息所决定的一些措施,而这些措施很可能是银行出于竞争的考虑不愿意公开的;(3)由于评估这些过程有赖于特定机构的专有信息,因此往往难以重复和验证,从而在透明度上不如规则监管;(4)从设计和实践的角度来讲,过程监管的目的并不在于使所有银行都服从一个统一的风险计量框架,因而其结果在银行之间不具有可比性。[2]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到,过程监管是一个抽象的监管模式的概念,它包括两个重要的监管元素:一是激励相容的监管理念;二是创新的监管工具――VAR监管方法等。下面笔者对就这两个监管元素在国内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三、国内学者关于过程监管理念和工具的研究综述
1.关于银行激励相容监管理念的研究
国内学者主要在理论层面对激励相容的新银行监管理念进行研究,体现为对激励相容监管理念的内涵进行深入分析,对激励不相容的危害进行阐述,设计我国监管激励相容的机制,对我国引入监管激励相容理念提出构想。
首先,激励不相容的监管会带来一系列危害(何自云2004、陈正勇2004):使监管失效;给商业银行带来巨大的监管服从成本;产生非常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金融创新。[3]徐卫国(2005)则细分了多种激励不相容的监管方式所带来的危害,认为,(1)严厉管制导致激励功能基本丧失,带来监管权力寻租、服务效率低下,金融创新被严重遏止;(2)负向激励诱发违法违规行为,一是对违轨者惩处过轻,导致“劣币驱除良币”,二是对经营者约束不够,导致道德风险;(3)监管越位导致“三大支柱”人为割裂,使监管效率难以提高,监管成本居高不下。[4]
在我国,由于监管部门长期以来片面强调监管技术和监管手段的引进,忽视了监管环境和监管文化的建设,激励不相容的监管思维和做法普遍存在。鲁志勇、于良春(2005)以预先承诺制为理论基础,讨论了激励相容监管机制的设计,并以中国银监会实施的监管收费为例,对这一机制在我国银行业规制中的应用进行了案例分析,他们认为,从激励相容的角度看,这种操作程序不符合激励相容的要求。[5]蒋海等(2004)则运用博弈论的理论框架探讨了我国金融监管激励缺失的主要原因,认为当前的金融监管制度安排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导致的监管当局提供有效监管激励的缺失及金融机构普遍的道德风险是造成金融监管失灵的主要原因。[6]
因此,建设我国激励相容的监管理念是必须的。何自云(2004)、陈正勇(2004)认为,激励相容监管的核心要素是:在监管中融合银行的经营管理目标;在监管中融合银行的内部管理;在监管中融合市场约束。蒋海等(2004)提出了形成激励相容监管机制的主要措施与制度安排:(1)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推进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建设;(2)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形成合理的监管制度安排;(3)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与监督。徐卫国(2005)提出了我国银行监管激励相容的构想,包括创新方面,建立金融创新激励机制、实施监管事先承诺制度、不断完善银行差别监管;约束方面,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发挥外部评级作用、强化行业自律监督;相容方面,监管部门与银行必须在理念、行为和文化等领域达成共识。
2.对西方各类银行监管方法的介绍和分析
刘宇飞(1999),黄智猛、吴冲锋(2000),郭亮(2004),围绕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演进,介绍了到目前为止西方针对市场风险监管所提出的三类监管方法,即标准方法(SA)、内部模型法(IMA)和预先承诺方法(PCA),分析了VAR方法在内部模型法和预先承诺方法中的运用,并探讨了各类方法的优点、缺陷及其在实践操作中的困难。
赵永伟(1999)则侧重于对内部模型法和预先承诺法的比较,作者论述了预先承诺法与内部模型法各自的特点,分析两种方法下银行内部的问题和银行声誉所产生的扭曲效应,得出通过构建最佳的激励相容方案可以消除扭曲效应的结论。[7]
陈珠明、陈建梁(2001)对金融机构资本监管的激励相容机制――预先承诺制的有约束最小化预先承诺制模型进行评价后,给出了其修正式,研究了最优资本金的配置,不同类型银行和金融机构持有资本量之间的关系,最后构造了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PCA模型。[8]
金雪军、李红坤(2005)亦对各类监管方法进行了研究,并进一步探讨了它们在我国的适用性。作者认为,标准化监管在我国银行监管中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内部模型法应成为对内控制态度严谨的银行进行监管的首选方法,是今后一段时期内银行监管的发展方向;预先承诺法的监管理念更加合理,然而由于具体操作方法有待改进,在发达国家尚处试行阶段,在我国更难施行,但应密切关注。
3.VAR方法在我国风险监管中应用的研究
(2004)认为,引入VAR方法可以完善我国银行监管法规中的审慎经营原则。首先,作者分析了我国监管法中审慎经营规则及其实际运用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对于监管者,法律条款规定的弱操作性,导致了低效监管;对于被监管者,无法摆脱信用风险的危机,没有恰当关注市场风险,并遏制了金融创新。因此,通过引入VAR方法和相关补充理论,可以完善银行监管法规中的审慎经营原则。作者进一步指出,通过引入VAR方法完善我国银行监管法规中审慎经营原则,应该做到:(1)在监管法案和原则上强调基于VAR方法的风险监管方法;(2)在银监会内设立独立性相对较高的风险控制部门;(3)设立风险管理基金;(4)根据VAR的构想,配套改革银行内部控制制度,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使其控制标准数量化、科学化。[9]
钟毅(2004)从技术的角度,利用VAR模型构建一个市级风险监管信息系统。他分析了系统开发的需求、主要技术、目标和设计原则,并规划了系统功能的七大模块,从而设计了一个完整的市级风险监管信息系统方案,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
由于VAR模型存在种种自身的局限性,利用压力测试来弥补VAR的不足十分必要。杨军、朱怡(2004)、杨鹏(2005)对压力测试及其在各国包括中国的实践进行了一般性的介绍,最后给出压力测试在我国金融监管中应用的对策建议:(1)敦促各银行建立压力情景所需的风险因子模型;(2)先行了解实务界现行的需求与做法,制定适合本国银行业使用的规范;(3)加强情景分析和模拟分析;(4)推动银行对大额贷款人的还款能力进行压力测试;(5)考虑将分析结果作为银行财务报告的项目之一。
四、国内学者关于金融监管从规则监管到以风险为目的过程监管的转变的研究综述
1.过程监管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困难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第二支柱强调了监管者的日常监督及帮助银行进行风险管理自治的角色。黄辉(2006)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执行支柱二面临多方面的挑战:(1)执行支柱二的有效性从根本上取决于监管者的权力和能力,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监管体制中政府因素过多,作为被监管的银行并不惧监管者;监管者的业务水平也有待加强。(2)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尚不健全,可能增加系统风险。(3)在中国,银行业本身的结构也将严重影响监管标准的执行,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国有性质,使监管的独立性大打折扣。[10]
朱军林(2003)认为以风险为基础的监管在发展中国家实行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要素,包括健全的法制体系、完善的金融信息披露制度、独立的监管机构、规范银行内部关联贷款等。
2.我国如何实现从规则监管到过程监管的转变
在由规则监管向规则监管及过程监管并重的转变过程中,唐双宁(2001)认为我国应该:(1)调整监管思路,实现从“事后化解”到“事前防范”的转变;(2)以防范风险为基础,建立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和早期预警系统;(3)确定监管周期,实施动态、持续监管。
王兆星(1999)提出我国要逐渐由过去粗放型监管方式向风险目标监管方式转变,做到:(1)使非现场监测和现场检查成为有机的整体,成为监管连续过程的、相互补充的两个重要环节;(2)强化现场检查的计划性、协调性和连续性,尽快实现监管的常规化、制度化和程序化;(3)通过加强和完善非现场监测,充分发挥其预警功能,使我国的银行监管体系从事后发现和化解风险尽快转向事前预警和预防风险;(4)建立每家被监管银行的综合档案,以实现连续性的跟踪监管。
刘代学(2003)主要通过借鉴香港风险为本的监管制度,提出了对内地银行监管工作的启示:(1)转变监管理念,积极培养先进的监管文化,建立正确的监管取向;(2)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健全规章制度,编制一步具有约束力和比较具有操作性的《银行监管政策手册》;(3)改进监管方式,提高监管工作效率;(4)合理确定监管者的责任,明确区分监管工作奋斗目标和监管职责;(5)建立一套现代化的、科学高效的数据采集、处理和供应系统;(6)建立一套有利于监管人员迅速成长的人事教育制度。
胡怀邦(2005)在深入分析过程监管的内涵后,提出对于我国银行业监管而言,要从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实际出发,以有效控制风险为基本导向,选择合适的监管制度,制定适当的监管政策,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真正贴近中国银行业风险实际的监管模式:(1)监管机构应实现良好治理,完善监管主体;(2)在对被监管机构风险状况及管理水平进行考核评价的同时,积极推动商业银行的各项改革,完善公司治理和内控体系;(3)监管要注重转轨过程中的特殊风险类别,如体制性风险;(4)逐步提高商业银行经营的透明度,重建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和市场约束机制;(5)高度重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密切结合。
任月娥(2006)提出我国金融监管的改革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转变金融监管的理念,放松不适当的管制,在监管的过程中考虑监管成本与收益;(2)在行政监管的同时,要加强市场的约束力量和银行自身管理能力的培养;(3)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加强信息披露的要求;(4)建立新型的监管协调机制;(5)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加强监管的国际化合作。
五、简要评述
通过以上的文献综述,笔者发现,关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过程监管模式的研究,在每个分主题上,都有不少的文献。但考察完各个文献之后,笔者感到仍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过程监管模式本身具有实践性较强的特点,需要从各国监管当局的规则中归纳、比较、提炼出共同点,上升至理论层面的探讨,但国内文献仍缺乏这方面的实践经验总结以及对过程监管具体内涵和实施方法、过程的归纳概括。
第二,对过程监管模式中包括VAR各种监管模型还欠缺深入详细的比较论证和模型的验证,特别是要结合中国本土银行目前各种内部模型的开发实践来进行选择。
第三,鉴于我国银行业的监管尚停留在规则监管模式,再考虑到我国本土银行较为落后的风险管理能力,如何结合我国的监管实践以及银行的风险管理事务,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监管模式转变路径和具体有效的监管模型,尚缺乏深入有效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胡怀邦.风险为本的银行监管:国际经验及其现实启示[J].杭州金融研修学院学报,2005,(3).
[2] 金雪军,李红坤.国际银行业监管标准嬗变途径分析[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5,(4).
[3] 何自云.激励相容的银行监管[J].财经科学,2004,(5).
[4] 徐卫国.银行业激励相容监管问题研究[J].浙江金融,2005,(8).
[5] 鲁志勇,于良春.银行激励相容监管的机制设计[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5).
[6] 蒋海,萧松华,齐洁.金融监管效率的基石:激励相容的监管机制[J].当代经济科学,2004,(7).
[7] 赵永伟.激励和声誉扭曲――市场风险监管中VAR法同预先承诺方案的效果比较[J].华南金融研究,1999,(12).
[8] 陈珠明,陈建梁.对金融机构资本监管的激励相容机制――预先承诺制(PCA)的信息经济学分析[J].经济科学,2001,(3).
篇5
2001年1月16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以下简称巴塞尔委员会)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新资本协议),计划在2003年第4季度公布正式稿,2006年彻底取代现行的1988年协议。经过多次测试和技术参数修正,巴塞尔委员会2003年4月底颁布了新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第三稿,该稿已接近于最终稿,主要规定了资本的界定、资本充足率的、加权风险的计量等。对此国内商业银行应高度关注。
一、新资本协议中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和风险加权资产的计量解析
新资本协议资本的定义与1988年巴塞尔协议的规定相同,包括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部分,资本充足率仍要求不低于8%,核心资本不低于4%。对风险的定义,除保留了1988年协议中信用风险的规定外,还把操作风险、市场风险纳入风险资产计量范畴,并分别规定了以内部评级为主的不同的计量方法。新资本协议的关键是,通过资本优惠,鼓励商业银行采取先进的风险管理方法,以达到提高风险管理水平的目的。
资本充足率的公式为:
资本充足率=资本/风险加权资产
=(核心资本+附属资本)/[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市场风险所需资本+操作风险所需资本)×12.5]
对资本充足率的分子部分,即资本的计量非常简单,只要弄清楚资本的定义即可。而分母的计量相当复杂,需要分别计算各种风险资产,并采取不同的风险计量方法。
(一)信用风险计量
新资本协议将银行资产分为公司贷款、国家(又译称主权)贷款、银行同业、零售贷款、专项贷款、股权投资等6类。
对商业银行最大的公司贷款、国家贷款、银行同业等,新资本协议规定了标准法、内部评级(IRB)初级法和内部评级(IRB)高级法等由低到高3种不同的风险计量方法,允许符合条件的银行自主选择不同的计量方法,但采取高一级方法的商业银行比采取低一级方法的商业银行能够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和更多的资本优惠。而对零售贷款,则只允许采取内部评级高级法,商业银行不必计算单笔的风险敞口,但需要计算一揽子同类风险敞口的估计值。
一是标准法。标准法的特点是采用外部评级机构确定资产风险权重,适用于复杂程度不高的银行。标准法下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等于信用风险敞口(EAD)
与外部评级机构确定的客户风险权重乘积。风险敞口是指由于债务人的违约所导致的可能承受风险的信贷业务余额。风险权重由外部评级机构(如穆迪、标准普尔公司等)根据客户的相关信息评定,分为0%、10%、20%、50%、100%和150%六级。
二是内部评级(IRB)初级法和高级法。内部评级法的特点在于资产风险权重主要由商业银行根据自己对客户的信用评级确定。在内部评级(IRB)法中,风险加权资产等于风险敞口(EAD)与风险权重的乘积。风险权重由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和期限(M)3个因素确定。违约概率是指未来一段时间内借款人发生违约的可能性;违约损失率指预期违约损失占风险资产敞口的百分比,与资产的交易特征有关,如是否有抵押品。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与期限M参数调整一起计算出风险敞口的风险权重。如果违约概率由商业银行确定,其他参数由监管部门确定,则该内部评级方法称为初级法或基础法,如果参数均由商业银行确定,则该内部评级方法称为高级法。
(二)市场风险计量
市场风险是指在一段时期内由于汇率和利率的变化所造成工具的市场价格下降的风险。新资本协议包括债务衍生产品、股权衍生产品和外汇衍生产品等市场风险的资本要求,商业银行要运用金融工程技术把股权、利率和汇率三大类衍生产品转化成相应的基础工具即股票、债券和货币,然后将转换的基础工具分别按照三套不同计算规则计量,另外鼓励银行采用自己的内部风险管理模型。
(三)操作风险计量
操作风险是指由不完善或有的内部程序、人员及系统或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新资本协议要求商业银行考虑操作风险并相应配置资本,规定了三种不同的操作风险计量方法:一是基本指标法,所需资本等于商业银行前三年总收入的平均值乘以0.15的系数。二是标准法,银行根据每一产品线总收入乘以委员会规定的几项特定系数计算出各产品线的资本要求,然后加总即等于需要抵御操作风险总资本。三是高级计量法,银行可以运用自己的风险模型计量操作风险。
二、新资本协议实施对国内商业银行的影响评估
从资本充足率计算和风险资产计量的纯技术角度,严格实施新资本协议将使国内商业银行面临巨大的压力和考验。
首先,国内商业银行缺少短期内实施先进风险计量方法的必要支撑。新资本协议通过资本优惠鼓励银行采取更为先进的风险计量方法,允许银行通过内部评级确定风险函数计量加权风险资产。与该协议规定的内部评级法必须达到的九个最低标准相比,国内商业银行至少在以下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一是资产尚未进行公司、国家、银行、零售贷款、专项贷款、股权投资等方面的细分;二是评级体系仍实行一逾双呆四级分类法和五级分类法,离先进银行十级以上分类方法有较大差距;三是没有成熟的风险计量模型,信用评价仍以定性分析为主,且信用体系不健全,客户风险评价的准确性较差;四是MIS信息系统不能满足复杂的风险计量要求(这一点显得尤为关键);五是内部评级尚未于信贷决策、资本配置、贷款定价、经营绩效考核等方面;六是缺乏以风险为导向的资本资源配置机制。因此,国内商业银行缺乏尽快实施内部评级法的必要基础,再加上缺少市场风险的基础工程技术和操作风险的风险计量模型,实施新资本协议将使国内商业银行不能享受与国外先进银行同样的资本优惠。
其次,资本充足率的倒逼效应将对国内商业银行业务形成压力。按照新资本协议要求,商业银行应当为不同的风险敞口配置相应的最低资本,但国内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普遍较低,不能为风险敞口提供足够的资本支撑,风险敞口规模与资本匹配失衡。同时,由于短期内不能实施先进的风险计量方法,国内商业银行享受不到更多的资本优惠,资本充足率水平与国外先进银行相比差距会进一步拉大。根据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要提高资本充足率,一是要提高资本的数量,二是要降低风险资产规模。当前情形下,商业银行补充资本的渠道相当有限,短期内不可能通过注入资本大幅度提高资本充足水平。在分子(资本)已定的情况下,就必须在分母上做文章,主要是降低信贷资产的风险敞口规模。资本充足率的这种逆向配置几乎意味着国内商业银行降低风险敞口规模的途径就是降低信贷规模,甚至是减少和放弃一些优质客户的信贷规模,造成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
再次,新资本协议实施将考验国内商业银行的收益质量。新资本协议吸收了“风险价值”的概念,主要是RAROC方法(即风险调整资本收益),其计算公式是RAROC=(收益—经营成本—预期损失)/资本,其中预期损失是根据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等不同风险类型计算出的损失预期值。RAROC与当前收益的计算方法的最大不同,在于将未来可预计的风险损失量化为当期成本,直接对当期收益进行调整,使银行的收益与所承担的风险直接挂钩。在加权风险资产数量较大的情况下,按照RAROC方法评价将会降低国内商业银行的收益水平。
最后,风险管理理念的落后和专业人才的匮乏。国内商业银行缺失风险管理文化,缺乏系统完整的风险管理战略和全面风险管理理念,风险管理的组织体系垂直性、独立性不够,效率不高,风险管理人员不足,实施IRB法必须的宏观经济专家、产业经济专家、金融工程师、财务分析师、计量经济学家等专家队伍匮乏。
三、国内商业银行的应对策略
尽管新资本协议给国内商业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但必须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资本充足率是衡量商业银行安全性的一个重要标准而不是惟一标准,国内商业银行不能惟“资本充足率论”,产生恐慌心理和“泛危险”思想,单纯为满足资本充足率的公式而降低资产规模,或者放弃正常的有质量的业务拓展,而要结合国内的现实环境,对新资本协议的做出整体判断。国内银行由于大多属国有银行,有国家信用作为隐性支撑,相对提高了银行的安全性。同时由于新资本协议过多体现出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未经评级的即使是优质企业其风险权重系数也较高,因此国内银行应当以积极的心态应对挑战,把新资本协议的实施作为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抓好业务拓展,为提高资本充足率赢得更多的机会和空间。
(一)积极吸收新资本协议倡导的风险管理理念
一是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全面风险管理在宏观管理层面上要求有统一的风险管理战略、统一的风险管理政策、统一的风险管理制度、统一的风险管理文化。在微观操作层面上不但要重视对传统的信用风险的管理,而且要全面考虑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风险因素的管理。风险管理必须逐步于信贷决策、资本配置、贷款定价、经营绩效考核等方面,贯穿于业务经营管理的全过程。
二是“经营风险”的理念。风险伴随着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商业银行与其说是在经营货币,不如说是在经营风险。近年来国际上发生的一系列震惊世界的金融机构风险事件,表明银行若不顾风险管理而一味追求资产规模扩张和短期盈利增加,即使资本充足率达到或超过8%的指标,最终也难以避免破产倒闭的命运。只有重视风险管理并成功控制风险,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并。
三是“风险管理是银行核心竞争力”的观念。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由业务开拓能力、产品创新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构成。在激烈的金融市场竞争中,风险管理水平越高意味着识别和抓住机会的能力越强,越能增加盈利并更具市场竞争力。
四是“风险调整收益”的经营价值观念。将“风险价值”引入盈利水平管理,即银行的当期收益扣除经计量的预期损失,据以测算各种收益率,促进其长期持续盈利能力的增强。
(二)解析资本充足率的核心定义,为新资本协议的实施早做准备
资本充足率和资本数量、加权风险资产规模属对应函数关系,提高资本充足水平无外乎增加资本、降低加权风险资产规模这两种途径。由于增加资本的途径如扩大注资规模、改制上市、发行债券等受制因素较多,本文不予重点讨论。
1.加快风险权重较低业务的拓展。一是对银行同业的资产业务,如金融同业资金头寸拆借等,这类客户一般信用评级较高,风险权重较低;二是积极关注国内企业外部评级状况,对获得外部评级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积极营销;三是加快重点优质客户的营销力度。这类企业即使未经过外部评级,但由于其理念的先进性更加容易接受外部评级,而其管理的规范性也将使其获得较高的信用等级。四是加大对私人银行业务(零售业务)的营销,这类业务按照新资本协议的要求采取内部评级高级法,银行对参数的确定有更大的主动性,且通过QIS3对其风险权重参数调低的情况看,巴塞尔委员会更多地鼓励银行开展零售业务。
2.尽早实施以内部评级为主的风险计量。实施内部评级法不仅可以提高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而且风险参数由商业银行自主确定,既降低了客户的评级成本,有利于市场拓展,又使商业银行能够更充分地了解客户信息,合理确定营销策略。
3.注重风险缓释技术的应用。风险缓释技术是指银行采取如抵押、担保、风险净值、信用衍生物等风险缓释工具,或者采取保险等手段所实施的风险分散技术。商业银行应对现有的各种信用风险缓释技术进行全面的评估,建立完整清晰的操作框架和流程,对抵押物范围的拓展进行,同时考虑抵押物价值波动、潜在敞口波动和货币错配等因素,积极争取扩大风险权重为0的交易。
4.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步伐。新资本协议标准法下逾期贷款的风险权重为 150%,即使采取内部评级法,不良贷款的权重仍旧相当高。因此要降低加权风险资产规模,就应当从现在入手,进一步加大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使不良资产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三)为实施内部评级等高级方法构建必要的技术平台
一方面,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创建适合于国内商业银行的风险计量方法和模型。另一方面,重视基础数据库建设。国内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信息化程度较低,风险信息加工功能较弱,尤其是客户的信息很少,因此必须加快建立体现客户信息和内部信息管理要求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为IRB系统的全面推行奠定基础。
(四)强化风险管理的组织建设
一是扩大风险管理范围,减少风险管理层次,提高风险管理的效率,强化风险管理的权威性,赋予风险管理部门在信贷政策制订、信贷决策审批、资本配置、业务敞口限额管理等方面更多的职能。
二是建立专业队伍。加大专业队伍的培养力度,培养、建立和及时储备一支擅长风险分析的专业化人才队伍,以满足未来风险管理的需要。
三是引入风险经理制。在经营部门设立风险经理,与客户经理平行作业,实现风险管理关口的前移。
:
[1]银监会译文.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概述.(征求意见稿),2003-05-15.
[2]彭茂吾主编.西方商业银行资本管理[N].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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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最新进展
香港新资本协议实施准备工作长达6年,大体上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2001年1月~2004年6月)为前期准备阶段,香港金管局(HKMA)组织银行业参与新资本协议的全球征求意见,并参加了第三次定量影响测算。第二阶段(2004年8月~2006年3月)为政策制定阶段,HKMA成立了新资本协议征求意见工作组讨论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政策建议,成员包括HKMA的高级代表、业界专业人士、外部会计师和审计师以及其他方面的代表;该阶段HKMA在业界的支持下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明确了实施新资本协议相关政策性要求。第三阶段(2005年初~2006年11月)为规制阶段,在与业界、政府部门、立法会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完成了《银行业条例》的修订,以及将前期有关政策建议转变为资本规则和披露规则,并了相应的监管指引。为确保新资本协议准备工作的顺利推进,HKMA建立了严密的内部组织框架,成立了新资本协议实施指导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职能包括三项:对项目实施给予高层指导和资源动员、批准项目实施计划和决定重大事项。
为保证所有授权机构都能够如期实施新资本协议,
HKMA允许授权机构采用一系列方法,信用风险包括基础法、标准法、内部评级法;市场风险包括标准法、内部模型法;操作风险包括基本指标法、标准法和替代标准法,不允许实施高级计量法;授权机构在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上,自主选择实施方法。香港新资本协议监管法规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立法会通过的相关法规,包括修订《银行业条例》,详细的资本充足率计算规则和信息披露规则;二是HKMA的监管指引,包括合格外部评级机构认可标准、资本充足率监督检查指引、评级体系风险评级体系验证指引、操作风险管理指引等,以确保授权机构能切实达到新资本协议要求。
就信用风险而言,目前70家授权机构中40多家机构采取基础法,绝大多数是有限牌照的银行和规模较小、业务简单的存款公司(这些小机构已获得HKMA的批准,可永久性使用基础法),以及少数2009年前准备实施内部评级法的大型商业银行;30家授权机构采取标准法,这其中约10家银行将在2009年前过渡到内部评级法。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大型银行实施内部评级法的申请获得香港金管局的批准。就操作风险而言,目前60家授权机构采用基本指标法;经HKMA事前批准,12家机构采用标准法或替代标准法;就市场风险而言,26家机构采用标准法;HKMA已批准4家大型银行使用内部模型法;其余约40家机构因市场风险头寸较小,符合HKMA规定的赦免条件,无需单独对市场风险计提资本。
HKMA已开发了新的资本充足率报表体系,所有授权机构在正式实施新资本协议前都必须提交最近两个季度双轨计算资本充足率。双轨运行的结果表明,2006年底实施新资本协议后所有授权机构资本充足率下降1.1个百分点(资本要求上升)。导致资本充足率变化的主要因素有:信用风险资本要求下降,使得资本充足率上升0.36个百分点,主要由于零售风险暴露、住房抵押贷款高质量证券、公司风险暴露风险权重降低以及合格抵质押品的范围扩大;由于额外增加操作风险资本要求,导致资本充足率下降1.15个百分点;由于调整资本定义,包括从监管资本中扣除所有无形资产(调整前仅扣除商誉)、资产重估储备计入附属资本的比例从70%降低为45%,导致资本充足率下降0.17个百分点。
香港实施新资本协议监管政策的主要特点
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实施方法的“菜单”供各类机构选择性使用。虽然HKMA非常积极地推进新资本协议实施,但并未全面照搬了新资本协议规定的各种方法,而是结合香港金融市场和银行业结构的特点,为授权机构提供了一套可供选择的实施方法。
(1)为小型授权机构量身定做了信用风险“基础法”。基础法以1988年资本协议为基础,借鉴标准法的部分规定(如承诺的处理、信用衍生品信用转换系数、担保抵押的操作性要求),以节约小型机构的合规成本。然而,实施基础法的机构也必须计提操作风险资本,并达到第二支柱、第三支柱的的相应要求。
(2)初期不实施操作风险高级计量法(AMA)。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授权机构普遍反映短期内达不到实施AMA的数据要求,实施AMA不符合成本效益的原则,也无助于改进操作风险管理,因此HKMA决定暂时不实施AMA。
(3)不实施资产证券化内部评估法(IAA),HKMA认为,香港地区资产证券化市场尚不发达,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的规模非常小,无需实施IAA。
(4)不对交易性业务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提出明确资本要求。HKMA认为,香港地区商业银行的以传统业务为主,衍生产品的交易量小,单独计提资本没有必要;同时,HKMA对业界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管理进行了专题调查,将于近期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管理的定性和定量要求,并跟踪业界的发展。
在监管政策上鼓励大型授权机构实施内部评级法。虽然HKMA允许各类授权机构基于自身成本收益分析自主决定选择实施方法,但同时又为大型机构向内部评级法过渡提供了激励。一是对于2009年底前实施内部评级法的大型机构,在未实施内部评级法之前经HKMA批准可以先实施基础法,无需实施标准法,以降低这些机构的合规成本和系统转换成本。二是允许大型银行分阶段地实施内部评级法,对于2009年前实施内部评级法的银行实施初期内部评级法的资产覆盖面(按照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计算)只需达到70%,2009年底达到85%即可,内部评级法未覆盖的风险暴露可按照基础法或标准法计算信用风险加权资产。三是降低数据历史长度要求,2009年底前开始实施内部评级法的银行只需2年的历史数据,只要在2012年底前具备5年历史数据即可。
原则性监管和规则性监管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为使监管指引能够兼顾银行内部评级体系设计和运作方面的差异,HKMA的内部评级法指引在很多方面采纳了新资本协议灵活的框架,如内部评级体系的设计、运作、量化过程等方面的最低要求,只是结合香港地区的实际,对部分标准进行了调整,如专业贷款不包括高波动性商业房地产(HVCRE)、降低了中小企业的标准等。另一方面为保证内部评级体系的风险区分能力、风险量化的审慎性,HKMA在内部评级体系的内部控制、验证、使用测试、压力测试等方面的要求更加具体和明确。如对董事会、高管层、内部审计部门在内部评级治理中的角色描述非常详尽;在商业银行内部评级体系验证的范围、方法和报告要求等方面细化了标准;明确了内部评级体系运用的13个具体领域;规定了几个具体的压力情景,要求授权机构必须按此情景进行压力测试等。同时在新资本协议允许的国别自裁权上,HKMA采取了审慎的做法,如对零售风险暴露采取与公司风险暴露相同的逾期90天的客观性违约标准,违约定义中不允许考虑重新确定账龄的因素。
建立了严格的资本充足率监督检查程序。HKMA认为,新资本协议第二支柱的基础是商业银行已经建立了稳健的内部资本评估程序(ICAAP),但香港地区银行的ICAAP并不完善,还处于不断演进之中,因此现阶段对ICAAP的要求只能是原则性,不可能非常细致;为弥补ICAAP存在的缺陷,监管当局的资本充足率监督检查程序(SRP)必须足够强大。为此,HKMA建立一套完善的打分表体系,对第二支柱下类风险以及相应的风险管理能力进行全面的评估,若评估结果不满意将自动导致资本要求增加(根据《银行业条例》的规定,HKMA有权对单个机构设定高于8%要求但不超过16%的最低资本要求)。HKMA认为,现行的风险为本监管框架已经体现了第二支柱的许多要素,因此严格的资本监督检查程序不会对授权机构造成过重的监管负担,打分表体系也不取代现行CAMELs评级体系,两者互相补充。HKMA计划2008年对打分表体系运行情况进行后评估,并根据评估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增强与现行风险为本监管框架的协调性和一致性。
香港金管局对内部评级法认可和审批流程
实施内部评级法的技术要求高,涉及面广,准备周期长,为保证授权机构能切实达到内部评级法的最低要求,HKMA对授权机构实施内部评级法方案的认可和审批长达2年之久,投入了大量的监管资源。整个审批过程是HKMA和授权机构保持长期持续的沟通和对话,授权机构的合规程度也不断提高。根据HKMA的规定,授权机构需在2004年底前向HKMA提出实施内部评级法的愿望。随后监管当局和授权机构将每季度定期会晤,讨论实施准备进展和存在的问题。
在开始进入资本充足率双轨报告前,HKMA组织对授权机构进行全面的现场检查。授权机构应提前1个月完成达标合规情况的自我评估报告,HKMA对自我评估报告进行研究和检查,在此基础上组织现场检查。依据商业银行内部评级体系的数量和复杂程度,开展一轮现场检场需1~4个月的时间,现场检查报告将列出需解决的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方案。HKMA曾对某家银行的内部评级体系提出了近700条整改意见。与授权机构的后续讨论以及现场检查中,HKMA重点跟踪关注这些问题的解决情况。在商业银行递交正式申请后,HKMA还将对IRB的整体合规情况进行现场评估。
HKMA对授权机构内部评级体系现场检查分为三个小组,分别负责定性方面(如评级体系的运作、使用测试)、定量方面(如评级体系开发和验证)、IT系统和资本充足率报告平台的检查。现场检查报告将报告给HKMA的高层,为批准或否决实施内部评级法申请提供依据。对每家家银行进行一轮现场检查约投入专业监管人员30人左右,对监管资源提出了很高要求,这也是HKMA对授权机构审批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启示
加快新资本协议规制工作的进程。2007年2月,银监会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国内大型银行在2010年底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新资本协议实施必须建立在一整套完整的监管规章基础之上。我国相关规制工作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与全面实施新资本协议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应加快规制工作的进度,降低政策的不确定性;在实施方法选择上,坚持重要性的原则,对最重要的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应采取高标准,促使商业银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对相对风险较小的资产证券化以及交易账户违约风险等,采取相对简单方法,以降低商业银行合规成本。在具体监管标准设定上,结合国内大型银行实际,应尽可能详细,减少灵活性,增强操作性,为商业银行的自我评估和后续监督检查提供明确的标杆
加大监督检查的力度,推动商业银行准备工作顺利开展。就大型银行而言,国内和香港的监管政策没有明显差别,都是以内部评级法为目标。相对而言,国内大型银行的资产规模大,风险管理基础实施落后,风险计量和管理能力低,实施内部评级法的难度远大于香港地区的大型银行。因此为确保2010年底新资本协议的如期成功实施,监管当局必须加强对商业银行实施准备工作的监督检查,通过建立定期会晤、信息交流和持续的对话机制,以及专项现场检查,推动商业银行不断提高达标合规程度。同时,通过与业界的对话和交流,增进监管人员对实施高级方法的理解,提高监管能力,为最终审批和后续有效监督培养和储备监管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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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资本协议 全面风险管理 EKM
世界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在使银行客户需求发展变化的同时,也让银行不得不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金融生态环境。在这种环境下,银行管理者必须能以一种更全面、更清晰的视角来审慎某些事件究竟是机会还是风险。因此。全面风险管理(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Framwork,ERM)迅速纳入世界主流商业银行的议事日程。《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明确指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模式应由单纯注重信贷风险管理的模式转向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并重、组织流程再造与技术手段创新并举的模式,并于2004年6月26日正式实施。这一标志性事件更意味着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自此迈入了全面风险管理时代。本文以解读《新协议》中全面风险管理思想为切入点,着力探索国内商业银行实现ERM管理的路径。
一、全面风险管理框架概述
全面风险管理是指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及包括这些风险的资产或资产组合纳入统一体系中,依据统一标准对各类风险进行测量,同时依据全部业务的相关性对风险进行控制和管理的过程。
比较完整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包含8个要素:风险管理环境、风险管理目标和政策制定、风险监测和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内部控制、风险信息处理和报告及监控追踪和持续改进。要素之间相互独立、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这种关系借助图1将有更直观体现。
二、解读《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全面风险管理理念
首先,微观层面的全面风险管理要求商业银行运用适当风险评估方法对所有风险做出一致、准确、及时的度量。根据度量结果借助一定工具和程序进行风险定价,并在不同部门之间合理配置资本。针对其中的风险识别、风险计量和风险控制三大环节又都同时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计量信用风险,《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建议采用由易到难的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IRB);市场风险计量则提出了标准法和内部模型法(IM)的要求,操作风险的计量要求采用基本指标法、标准法和内部测量法(IMA)。
其次,宏观层面的全面风险管理可从其提出的三大支柱展开。资本充足率作为第一大支柱,计算公式为资本/风险加权资产,在199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中,其分母反映的主要是银行信用风险。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分母同时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三大层面,因而是对银行全面风险数量状况的监管。监管当局检查作为第二大支柱。重点是监督银行资本金与其风险数量、风险管理水平相匹配,是对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行业监督。市场纪律作为第三大支柱。重点要求银行公开信息披露必须强制合规,是对全而风险进行的社会监督,是监管当局监管的有效补充。
三、解读《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
巴塞尔委员会对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规定经常散落在其出台的相关文件中,如《利率风险管理原则》、《信用风险管理原则》、《健全银行公司治理》等。经过对文件的研究笔者发现,巴塞尔委员会要求在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过程中应注意遵循几方面的原则。
(一)一致性原则
由于ERM功能是为银行业务发展提供健康环境,而非障碍业务发展。所以银行在制定ERM框架时,应确保风险管理目标与业务发展目标的一致性。
(二)全面性原则
这一点集中体现在银行应确保其ERM框架能涵盖所有业务和环节的一切风险,同时能准确加以识别。
(三)独立性原则
ERM框架的构建要求在银行内部建立起一个职责清晰、权责明确的风险管理机制。重点包括独立于业务部门的风险管理部门、独立的风险管理评估监督部门,其职能发挥都不受外部因素的干扰。
(四)互通性原则
这要求建立一个完善的信息系统,进而在内部形成一个有效信息沟通渠道――包括信息上报、信息下达及内部信息的横向流动。这是确保所有工作人员及时得到相关信息,进而保障ERM各环节正常运行的关键。
(五)分散与集中原则
为提高ERM效率和水平,新协议要求不同类型金融风险应由不同部门负责,即实行风险分散化管理。与此同时,不同的风险管理部门最终都必须直接向高层的首席风险官负责,由首席风险官统筹规划,实现风险的集中管理。这样能在充分调动各部门加强风险控制积极性的同时,又有利于从整体上对风险进行掌控。
四、《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全面风险管理思想在我国的适用性
新资本协议中有关ERM框架的使用范围,官方的表述是国际活跃银行。而我国商业银行大部分尚不属国际活跃银行范畴,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非国际活跃银行就不适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ERM框架。因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作为全球一体的“游戏规则”,在我国金融市场已实现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国内商业银行以国际“游戏规则”参与全球竞争日益被提上议事日程。不仅如此,在新资本协议“促进公平竞争”目标的引导下,它应该对国内包括国有银行、政策性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内的所有竞争主体一视同仁。国内各商业银行之间风险管理水平存在明显差距又是不争事实,如果忽略这种差别,简单采取“一刀切”做法则又可能“欲速则不达”。因此,国内各家商业银行应根据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综合考量薪资本协议中ERM框架的可适用性。
五、基于ERM框架,构建我国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思考
根据笔者对ERM框架的描述,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是由要素组成的一个有机体系。因此,笔者认为,构建我国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同样应该基于这样一个逻辑思路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一)风险管理环境塑造过程中,应注意培养高素质的风险管理人才队伍与搭建垂直管理的全面风险管理组织架构
环境因素中,人始终处于第一位,没有强有力人才的支持,一切目标都只能是空中楼阁。另外,在搭建全面风险管理组织架构时可行做法是在总行设立风险管理委员会和首席风险官。在职责、权限划分清楚的前提下,下设专职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管理的职能部门。
(二)风险目标设定过程中应注意将目标细化。而这一点可通过制定分层目标得以实现
该目标层次主要包括最高层面目标比如年度不良贷款率,中间层面目标比如各大风险管理目标及微观层面目标比如单一客户或业务流程风险控制目标等。
(三)风险识别方面
可考虑引入并优化差异化的风险识别技术和工具,比如通过引入VaR、损益表敏感度分析、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等技术工具,实行对风险的高效识别。
(四)风险评估方面
有必要改变面对风险时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的局面。为实现对风险的有效评估,我国商业银行应积极组织实施“风险内部评级工程”,综合客户财务和非财务因素分析的量化评估技术,提高风险量化指标的准确性。
(五)风险处置方面
笔者认为首先需要优化风险应对决策程序,提高风险应对过程的科学性。其次需要根据各类风险的特征,明确各风险处置措施的适用范围,并通过对既往经验的提炼,形成对不同情境下风险处置都有指导意义的方法体系。
(六)内部控制完善方面
国内商业银行应根据银监会《商业银行内控评价试行办法》的要求建立起系统、完善的内控体系。在控制活动中应重点关注控制活动是否与风险应对相结合。同时,在为既有风险选择控制活动时应适当借鉴针对该项风险采取多种控制活动。
(七)风险信息系统建设方面
应在借鉴国际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经验的同时,考虑国内市场环境,利用现有客户资源和历史数据,构建涵盖风险监测、风险分析与风险处置等风险管理环境的风险管理系统。另外,国内商业银行还需逐步建立起风险损失数据库,以便为风险量化技术的推广运用打下基础。
(八)风险监测和持续改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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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提升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是一项系统工程,具体实施工作纷繁复杂,内涵极其丰富。按照各商业银行公布的时间进度,首批银行将于2010年正式实施。本文对大型商业银行如何顺利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提出了几点思路。
一、加大培训力度,全员参与,加强对新资本协议的学习,深入理解协议的核心理念,对全面推进实施具有根本意义
巴塞尔委员会2004年6月26日公布的新资本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围绕对商业银行三大风险的管理提出三大支柱的具体要求。第一支柱是资本充足率,第二支柱是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第三支柱是市场纪律。在第一支柱中计算监管资本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新资本协议通过三大支柱达到两大监管目标,一是提高监管资本的风险敏感度,也就是更加精确地计量风险;二是激励商业银行在实现更加精确的计量风险的过程中不断提高风险管理水平,也就是持续地改进、完善商业银行的自主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
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对商业银行在风险定义、风险计量、强化监管和信息披露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商业银行不但要建立在自己积累的历史数据的基础上开发各种风险识别、风险计量和风险控制的模型和工具,并应建立和完善风险管理数据库和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为管理决策提供技术支持;同时,为了保证风险管理过程的有效性和各种模型工具得到合理使用,商业银行还应有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体系,这不仅包括管理组织、流程制度,还需要有统一的风险管理文化。
显而易见,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对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更高要求主要体现在: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营造风险管理文化氛围,提高风险管理制度水平,实施内部评级风险计量,注重风险缓释技术应用,使用风险计量模型工具,确保信息数据真实准确,增强风险识别预警能力,主动接受外部监督。
新资本协议提出了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风险管理要覆盖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决策、授权、流程控制、资本配置等各个环节。全面风险管理应是一种全员的风险管理。推进实施新巴塞尔协议决不仅是风险条线的工作,更不仅是专家小组的工作。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应该把新巴塞尔协议的普及性学习作为重点,组织开展宣传学习活动,学习安排应根据不同岗位、不同层级做出差别化、针对性较强的计划安排,着力提高学习的效果。通过学习使全体员工都能充分认识学习推进新协议的目的和必要性,充分掌握新协议的基本内容及核心理念,为顺利推进各种管理工具的有效运用奠定扎实的思想基础。
二、紧密结合实际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努力使协议实施推进和管理工具创新齐头并进
新资本协议已蕴涵了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第一支柱是资本充足率,在第一支柱资本充足率的计量过程中全面反映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并且要求用内部评级法计量信用风险。例如对公信用风险计量基础上的评级系统、十二级风险分类系统、限额管理、经济资本管理、操作风险自评估等。
新协议要求的各项管理技术、工具的开发和运用最终的落脚点是要体现在合理有效的计量各项经营管理活动所需匹配的经济资本,并最终与监管资本趋同。经济资本总量应在监管部门要求的比例之内,也就是说保证资本充足率的合规。经济资本是用来弥补业务经营活动所产生的非预期损失,计量范围包括了信用风险经济资本计量、市场风险经济资本计量和操作风险经济资本计量。现阶段商业银行所采用的较先进的方法是资产波动法,从风险敞口、客户违约概率、债项违约损失率等风险要素出发计量每笔资产占用的经济资本,同时在考虑资产相关性的基础上,计量出整个资产组合的经济资本。因此资产的经济资本主要取决于客户违约概率PD、债项违约损失率LGD和违约风险暴露EAD。
客户违约概率PD、债项违约损失率LGD和违约风险暴露EAD的计量技术性很强,影响其变动的因素也很多,且对计算过程涉及的数据质量要求很高。这些问题都将直接导致管理工具的应用效果和所计量的经济资本的偏差。对涉及全行性管理工具和相关系统的开发研究,应在总行层面组织精兵强将在科学规划的前提下加快研发步伐,传导至一级分行,学习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对总行开发工具运用优化以及运用工具指导完善各项业务流程的制度措施的落实方面。这方面的重点又应放在结合各地实际特点在不同地域、客户、产品的差别化、精细化管理技术和方法方面。
三、利用各种途经加强管理理念和管理工具运用传导,努力使全体员工结合岗位职责,自觉运用风险管理工具
思想意识决定着行动的方向,再好的系统、再好的工具如果不能合理有效的运用也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如同我们已经拥有了一架性能卓越的飞机,但如果没有一位优秀的飞行员,这架飞机的性能也难以发挥。推进新协议、提升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落脚点应该放在各一级分行,将总行政策、理念和管理工具传导给每一位员工。新资本协议具有复杂性,它的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员提高认识、全员落实,更多的工作是需要基层人员按照总行的要求逐项落实。
同时,总行层面也应加强各业务条线的指导力度,对一些重要的具体工作应加大推进的执行力,在工作计划安排和绩效考核方面加以细化。如操作风险自评估等管理工作除分行层面的协调推进外,也需要总行层面从条线角度进行重点要求和具体安排,在此基础上逐步成为基层各岗位员工的主动自觉行动,由此才能真正落实新协议的要求。
四、不断完善考核激励机制,持续优化完善各项管理工具和管理流程,使新协议的理念得以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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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于2006年底在西方1O国集团国际活跃银行实施.对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提出新的要求。本文认为《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在风险管理上有着全新的理念。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与10国集团国际活跃银行相比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差距,因此,要学习《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风险管理理念和具体方法,推行全面风险管理.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一、《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关于风险管理的新理念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阐述的不仅仅是最低资本金要求、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市场约束三大支柱.其内容远比我们一般意义上所归纳的三大支柱要丰富得多。《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核心是风险管理,它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关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理念。
(一)风险管理是商业银行的核心功能
一般意义上,我们认为商业银行是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金融企业,核心功能是向社会提供信用中介、金融服务,是典型意义上的间接融资的金融机构。由于来自外部、内部的压力.商业银行业务、经营理念不断创新,其业务巳不再局限于信用中介而是多元的综合的业务。因此,商业银行的定位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其核心功能不是简单的信用中介、金融服务,而是风险管理换句话说,商业银行的核心功能、基本任务是管理风险。
(二)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是全面风险管理
在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实践中,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信用风险上,忽略了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使风险管理对象不全面,这种状况是受l988年《巴塞尔协议》影响的。l988年《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金的要求对应的是信用风险,虽然我们分析其中隐含了市场风险,但并没有直接显现出来。在该协议的指导下,商业银行在资本金管理中强调商业银行资本金如何满足信用风险,把信用风险作为商业银行面临的首要风险。随着商业银行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特别是利率市场化以来.以利率风险为主要风险的市场风险成为商业银行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的、重要的风险,使商业银行对风险有了新的认识,管理有了新的发展。《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指出,商业银行面临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是全面风险管理。
(三)监管"3-局的监督检查、市场约束是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重要贡献是“三大支柱”,其中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市场约束是第二、三支柱。在三大支柱中.尽管第一支柱继承了《巴塞尔协议》的思想,在整个新协议中占据大量的篇幅论述分析,但并不能说明第二、三支注不重要。因此《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认为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市场约束是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它对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的重要性是这样描述的,“对风险的判断和资本充足率的考核仅考察银行是否符合最低资本要求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新协议提出的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突出了银行和监管当局都应提高风险评估的能力。毫无疑问,任何形式的资本充足率框架,包括更具前瞻性的新协议,在一定程度上都落后于复杂程度化高银行不断变化的风险轮廓,特别考虑到这些银行充分利用新出现的各种业务机遇。因此,这就需要监管当局对第二支柱给予充分的重视。”
(四)建模是风险计量的基本方法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在提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基础上,给出了计量三大风险的方法。信用风险的计量方法是标准法、内部评级初级法(IRB初级法)、内部评级高级法(IRB高级法),其中标准法延续了《巴塞尔协议》的思想.由外部评级机构对商业银行的风险进行评级,有人称作外部评级法,而IRB法由商业银行建立数学模型进行评级。市场风险的计量方法是标准法、内部模型法,其中内部模型法的计量基础是风险价值(VaR)。操作风险的计量方法是基本指标法、标准法、高级计量法(AMA),其中高级计量法要求商业银行自己建立内部模型。《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计量三大风险共设计了8种方法.除信用风险的标准法外,其他7种方法均建立在模型设计的基础上,其中信用风险的IRB法、操作风险的AMA法要求商业银行自行设计内部模型。这反映出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计量风险是《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提出的新要求。尽管风险是否能够通过模型计量精确计算存在争议,但从理论上看,商业银行通过符合监管当局要求的内部模型计量的风险敏感性强,资本消耗小。
二、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实践
与《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及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实践相比,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还处于较低的水平。
(一)起点低、起步晚
历史上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负债管理,就是拉存款。第二个阶段是资产管理,主要是信贷风险管理。第三个阶段是资产负债综合管理,比如比例管理。第四个阶段是资本充足率管理,标志是l988年《巴塞尔协议》的推出。第五个阶段是全面风险管理,标志是《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推出。西方商业银行大概处于第四个阶段向第五个阶段过渡的时期,而我国大多数商业银行处于第一阶段,少数银行可能已经到了第四个或第五个阶段(钟伟,2004)。这说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起点低.与西方国家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上存在较大的差距。另外,我国商业银行开始认识并逐步重视风险管理起步于1994年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风险管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有了1998年的增加资本金、资产负债比例管理、1999年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从1994年算起,才不过二十几年,与西方国家商业银行成熟的风险管理是无法比拟的。
(二)规模扩张与风险管理之间存在矛盾冲突
在我国商业银行中,普遍存在重规模扩张、轻风险管理的现象,对一家银行的评价,基本上以规模为标准,似乎哪家银行规模扩张快;哪家银行就发展得快,哪家银行规模大,哪家银行就是好银行。随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银监会风险监管力度的加大,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重视规模扩张、资本约束、风险管理之间关系,但是,规模扩张的冲动并没有从经营理念上根本解决。优势产业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随着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一些不合规的项目纷纷下马,使这些行业存在较大的投资风险。而一些商业银行为了扩张规模、追逐利润,把大量的信贷资金集中在有限的行业、有限的地区,且单笔贷款规模大、期限长,风险集中度明显。而在国外,并不是简单地把商业银行规模作为衡量经营者的唯一标准,规模是指有效的规模。银行经营者非常清楚发展和市场、规模和质量之间的辨证关系,在国外中小银行界有“小即美”的观点。这并不是说越小越好,而是说小规模的银行,只要保持盈利稳定甚至超过大银行,同样能受到尊敬。英国有一家中小银行,规模不过300多亿英镑,只做单一的按揭业务,但总资产盈利率5年始终保持在1%,达到了花旗银行等欧美大银行的水平,在英国银行界受到非常高的评价。在西班牙,仅经营本土市场上传统银行业务的西班牙人民银行也在国际金融界享有极佳声誉。这说明在国际金融界,银行是不以大小论英雄的,关键是看盈利能力和市值。
(三)风险管理方法单一
现代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技术非常丰富,而且分类科学、量化准确、手段先进,这些技术来源于科学的风险管理理念。计量方法和模型化是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在技术上的重要发展。目前,不仅针对市场风险开发了以风险价值VaR为代表的计量模型.而且对信用风险、一般认为不易量化的操作风险也开发了计量模型。我国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的先进技术与方法方面还存在许多空白,在风险量化管理方面还非常薄弱,大多数银行还停留在资产负债指标管理和头寸匹配管理的水平上.风险价值VaR、IRB、AMA、RAROC和持续期等概念刚刚开始引入,甚至不太熟悉,更谈不上普遍使用了。
(四)风险控制体系不完善
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缺陷,没有建立独立的审贷官序列。现代商业银行业务线都是纵向式的,适应这种体制,其审贷官序列也都是纵向式的。目前国内银行的审贷体制基本上是横向的,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管理组织制度。大多数商业银行还没有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也没有专职的风险经理,无论是内部稽核部门、信贷管理部门(管理信用风险)或资金管理部门(管理利率等市场风险),都没有能力承担起独立的、具有权威性的、能够有效管理银行各个方面风险的风险管理职责。
三、以《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为标准.实施全面风险管理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逐步实施,必将像《巴塞尔协议》一样,成为国际银行业的监管准则。因此,我国商业银行要以《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为标准,实施全面风险管理。
(一)引入先进的风险管理计量方法
计量方法的引入和使用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要求,是对风险进行精确管理的具体实践。我国商业银行要紧跟国际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步伐,引入先进的风险管理计量方法。一是要从观念上充分认识商业银行使用计量方法对风险进行管理的意义,这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理念的转变。二是研究能够准确计量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的方法。在争取巴塞尔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充分掌握《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思想的前提下,设计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计量模型,然后积累数据,对计量模型进行测试,修正后确定三大风险的计量模型,并且在我国商业银行中推广,全面实施《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二)加强外部监管.严格信息披露
在外部监管方面,2003年4月,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对商业银行外部监管加强,从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看,《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外部监管的四项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落实。但是,与《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相比,银监会对风险的评估过于简单化,只是强调了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评估状况,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则要求确保风险管理覆盖所有风险类型,并且对任何风险种类以及对金融创新等相关因素进行监控。鉴于目前的状况,监管当局要在提高监管人员素质和专业化水平的基础上.统一监管标准,建立统一的考核监测平台.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尽快赶上国际先进银行的水平。
在信息披露方面,《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频率、范围有着具体的规定,特别是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适用范围,包括定性披露和定量披露,有着明确的规定。而我国的商业银行,除上市银行外,大部分在信息披露方面不规范,没有达到《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要求。因此,要严格信息披露,一是要完善银行会计体系和会计财务信息披露;二是要加强风险披露。三是要完善资本信息披露。
篇10
转让方:_________(以下简称“甲方”)
受让方:_________(以下称“乙方”)
甲方、乙方经过友好协商,同意共同进行协作和配合,就甲方资产转让事宜,达成协议如下:
1、甲方同意将位于XXXXXXXXX甲方所有的资产转让予乙方。
2、有关甲方所拥有的拟向乙方转让的全部固定资产包括列载于本协议附件一的资产评估报告内,于评估基准日的全部固定资产。甲乙双方确认,在交割日,甲方将上述全部固定资产作为转让资产向乙方转让,包括:
(1)列载于资产评估报告内的有关企业的所有机器设备、建筑物及在建工程。
(2)列载于资产评估报告内的有关企业的土地使用权。
3、双方协商一致的转让交割日为:2010年12月 日
4、自本协议规定的交割日起,乙方即成为该转让资产的合法所有者,享有并承担与转让资产有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5、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根据资产评估结果,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以_________万元人民币作为固定资产转让价格;乙方于 年 月 日前向甲方全额支付。(以甲方银行到账为准)
6、甲方在此向乙方声明、保证及承诺如下:
6.1甲方是根据中国法律正式设立和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并具有一切必要的权利、权力及能力订立及履行本协议项下的所有义务和责任;而本协议一经签署即对甲方具有合法、有效的约束力。
6.2甲方保证合法拥有其目前正在拥有并在本协议所述交割日之前继续拥有的全部转让资产。除已向乙方作明确的书面披露者外,并不存在任何对上述资产及权益的价值及运用、转让、处分这些资产及权益的能力产生任何不利影响的抵押、担保或其他任何第三者权利或其他限制。
6.3除已向乙方作明确的书面披露者外,甲方没有正在进行的、以甲方为一方的或以甲方的转让资产的任何部分为标的的,如作出对甲方不利的判决或裁定即可能单独或综合一起对转让资产状况或业务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理程序。
6.4甲方在交割日之前对其所使用的土地的使用是合法的,并不需要补交任何税费,且并不存在任何未正式向乙方披露的因甲方在交割日前对土地的使用而需要乙方承担或履行的义务或责任。
6.5甲方将按照国家法律及有关政策的精神与乙方共同妥善处理本协议所述资产转让过程中的任何未尽事宜。
7、乙方承诺、声明及保证:
7.1 乙方妥善维护使用受让的资产,从事合法的经营活动。
7.2乙方承诺若再次转让所获得的资产时,甲方或甲方指派的代表人有绝对优先回购的权利。
7.3乙方将按照国家法律及有关政策的精神与甲方共同妥善处理本协议所述产权转让过程中的任何未尽事宜。
7.4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
8、保密条款:除中国有关法律、法规或有关公司章程的明文规定或要求外,未经他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在本协议所述交易完成前或完成后,不得将本协议的有关内容向本次交易参与各方之外的任何第三人透露。
9、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的任何声明、保证和承诺,或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
10、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双方公章即生效。
11、争议的解决
11.1.凡因执行本协议发生的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协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11.2.根据中国有关法律,如果本协议任何条款由法庭裁决为无效,不影响本协议其它条款的持续有效和执行。
12、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双方因履行本协议而应缴纳的任何税款或费用,均应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缴纳。
13、本协议所有附件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4、本协议以中文书正本一式_________份,甲乙双方各持_________份。每份正本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______
乙方(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______
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