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资本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间资本，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部风险投资在华史就是一部中国互联网史”，不少互联网大腕曾引用过这句精准名言，因为他们从创业的第一步开始，所迈出的每一步都是与风险投资交融的历史。

当1996年张朝阳凭借自己的执着和对国外互联网公司的简单模仿融来的18.5万美元来到中国创办谁都听不懂的互联网公司时，人们明白了商业计划书可以换来创业资金的简单道理。

对于风险投资对中国互联网的作用，曾有人这样评价，虽然现实给热情的风险资本泼了大大的一瓢凉水，但至少教会了很多人上网，也培育了很多的中国互联网精英，也使得中国互联网在2003年以后的重新崛起。最重要的是，网络泡沫破灭才真正的驱逐了风险投资中的鸟枪炒家，迎来了真正的VC正规军。

近几年，风险投资在中国风生水起，创投家们看好的不仅仅是中国这个市场，更是那些具有爆发力的企业和即将兴起的新兴企业。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红杉资本、摩根士丹利这些知名的国际创司早已被我们熟知，而属于我们本土的创司却是屈指可数。

在第十二届高交会上，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及董事长胡祖六在会上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表示，中国经济已经具备了转型的条件，未来应当建设强有力的软环境，并营造出宽松自由的创新氛围。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加快中国经济转型的步伐，就要推动更多的人民币储蓄和民间财富进入风险投资。

这一观点与国家发改委高新技术产业司副司长孟宪棠不谋而合。在深圳举行的中国创业家峰会上，孟宪棠透露，国家发改委正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指导目录，将设立专项基金和完善财税政策支持新兴产业发展，下一步还将推动设立国家新兴产业创投引导基金，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带动社会资金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

夹层融资

对于前期研发投入高的高新技术企业来说，与战略资本、股权资本相比，更需要介于股票和债券之间的一种融资方式，胡祖六称它为“夹层融资”。

众所周知，高新技术企业的特点是前期研发投入高、产出少，投入的前几年几乎都是赔本的买卖。一旦具备生产能力后，销售收入成倍甚至呈几何级的增长。

但是许多企业都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

很大一部分高新技术企业创立之初面临融资困难，主要靠股东投入资金维持企业正常运行。在具备生产能力后，销售收入达到可以覆盖资金需求，形势大好时，金融机构趋之若鹜。但此时企业已不需要融资，金融机构此时进驻的作用也仅仅局限于理财或者根据指令划拨资金，收取一定服务费用。

在现行信贷体制下，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始终无法跳出足额担保、第三方增信的旧框框，而这两项正是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的软肋。高新技术企业的核心内涵价值是应用型研发能力、无形资产拥有量及研发成果转化成产品的能力，但这种价值按照目前金融体系的审贷要求，都不足以转换成企业的融资保障。以深圳市高新技术协会的统计为例，93.50%的科技经费是靠企业自筹，而通过金融市场获得资金支持的仅占2.41%。

尽管中国现有股票资本市场和债券资本市场总体发展规模很大，发展迅速，但因其“体制僵化”、“融资审批程序过于复杂、漫长，给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创新的金融环境支持带来了很大的不合理性。”

从美国、台湾、以色列、印度的经验来看，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发展无不与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支持有密切关系。以美国为例，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并不是因为有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支持，而是跟美国高收益的债券市场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度。创业板的推出应该说是中国资本市场向前跨越了一步，成为了目前形势下中国中小企业融资平台，但胡祖六称其推出时间尚短，缺乏一定的制度监管，目前还不好评说。

蓄势待发的民间力量

过去10年来，很多企业都是由海外的VC扶持发展起来。而此时，中国的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已经位居全球前列，光靠海外的VC和PE来扶持中国的高科技的发展远远不够，国内VC和PE行业整体上说还处在早期的萌芽发展阶段，怎样使中国国内的人民币储蓄和财富能够进入VC和PE的行列，就成了很大的课题。这也是那些怀揣“梦想”的老板们所思考的。

温州商人一直被视为中国“草根经济”的代表，他们的投资力度和方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民间资本的“晴雨表”。在遭遇撤出山西煤矿开发和楼市调控的背景下，雄厚的温州民间资本把目光投向了风险投资。

“我有两亿资金闲置着，无处可去，最近加入了深圳东方富海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但该基金要求资金分批拨入，我巴不得一次性全进入，钱放在银行是个浪费啊！”一位30多岁的温州老板这样云淡风清地描述他最近的投资动向。

5月中旬，由温州市政府联手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举办的“2010中国（温州）民间资本发展高峰会”吸引了一个个腰缠万贯的温州老板的目光。据了解，在温州， 2007年就有不少人开始关注股权投资市场，并将手头的民间资本转向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领域的风险投资群体，已经浮出水面。据有关资料显示，温州民间流动性资本达到6000亿元。

如此强大的民间资本力量进入哪个行业想必都能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显然，此刻他们更想从纯粹的制造业脱了出来，去从事私募股权投资，将产品经营和资本经营进行有效的结合。问题是以何种形式能更好的进入风险投资？

温州市政府的嗅觉同样也是敏锐的。当温州民间资本的热情空前高涨时，市政府已在着手组建以民间资本为基础的风险投资母基金，以引导巨量的温州民间游资有序、专业化地进入风险投资领域。风险投资研究院有关人士介绍说，他们对加入的民间资本的引导、运作，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引入到对传统产业的整合，建立产业整合引导基金，通过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使温州服装、汽摩配、低压电器等传统产业得到更快整合；另一个方向就是建立风险投资母基金，将从全国挑选20-50家优秀的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

篇2

一、利用民间资本的必要性

(一)发展市场经济,培育竞争主体和建立竞争机制的需要

在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中,国有银行仍控制着70%的金融资源,遍布城乡各地的也是各大国有银行和农信社的网点。没有一张市场准入通行证以解决广大手持货币的民间投资者的尴尬。没有良好的市场进入机制就不可能形成庞大的竞争主体和竞争机制,也就不可能通过竞争实现市场规模的扩张。所以,应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市场。

(二)解决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总要途径

众所周知,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亮点,但是,民营企业特别是那些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着资本高度稀缺、融资渠道狭窄的问题。在直接融资市场上,我们现在有了两个全国性的股票证券市场,可以使少数(国有)大中企业进行直接融资,但是多数其他企业,特别是大批刚刚起步的中小企业却仍然无法融资。所以需要尽快建立起一个“多层次、多渠道”的资本市场,使得各种投资活动得以展开,使得大批中小企业得以发展。

二、利用民间资本解决企业融资难的可行性

(一)民间资本可利用的空间很大

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08年9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约为20万亿元。即便仅仅从储蓄存款的角度来看民间资本,在不增加货币供给的前提下我们如果通过存量的调节来激活这一部分资本,使之部分进入生产领域,那么它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也绝不会是一个小数。

(二)企业有很大的资金需求

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一直存在着资金短缺问题,企业的发展资金主要以自有资金为主。中小企业资金匮乏已是当前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企业要求资金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三、发展民间金融的思路和对策

(一)加强立法,修改现行法律法规,从制度上为民间资本的介入创造良好的条件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市场有很大的限制,充足的国民储蓄和强烈的投资欲望不得不在体制的框架内缩手缩脚。目前许多民间资本在所谓的既不违规又不违法的灰色地带活动,和政策玩球的游戏。在这样高风险的政策环境下,民间资本不能有所作为,民间资本也不敢放开手脚进行投资,所以,当前重要的一点是完善法律法规,给民间资本持有者的投资行为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其次是鼓励民间创新,允许“试错”。民间投资者有很强的投资自觉性和能动性,能根据市场的需要做出灵敏的反应,创造出一些很好的投资形式,在我国现有金融市场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允许并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市场

1.发展民营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解决中小企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融资难题。在形式上可以成立民营企业全资拥有的新型民营银行,也可以让更多的民间资本注入股份制银行。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还可以将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改制成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已改制的有88家,农村信用社还在探索中)。如农村信用社(有的已资不抵债),在组成农村商业银行的过程中,必须要有新的资本金投入,才能显现生机,城乡居民个人、农村专业户、城镇工商业个体化、乡镇企业、民营企业都可以作为新股东注入资金,甚至可以让私人收购信用社(大约有二至四家地方信用社已进行试验性的动作,并将设置方案提交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条件成熟了可以进一步的发展。

2.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发展社会性投融资机构,引导民间资本向实体产业投资。从资金流量在各阶段的结构来看,住户部门是最大的可支配资金的拥有者,是资金最为富余的部门,但是这一特点并没有在非金融投资活动中很好地表现出来。所以如何调剂部门之间的资金余缺,使富余资金充分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已成为当前资金运行中的主要问题。

3.发展其他金融中介机构,如成立担保中心、担保基金或担保公司等,发挥金融资本的杠杆作用。以浙江为例,3500亿元“休眠”民间资本若有10%进入担保市场,就是350个亿,假如它每年周转4次,银行就至少可放贷1000亿元,而企业也得到了1000亿的资金支持,这对于担保机构、银行、企业和国家财政税收来说都是赢家。而且担保机构等中间机构的介入不但为银企架起了资金融通的桥梁,还起了分散风险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林毅夫.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1,1

篇3

曹明是长沙一家养老院的创始人，早年靠做贸易起家，也开过小餐馆。5年前，因看好中国养老产业的前景，便雄心勃勃地在长沙开办了一家养老院。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中国老年人这么多，养老需求这么大，而现在能提供的养老床位这么少，但经营养老院却这么难赚？钱”。

在公办养老机构远远不能满足养老需求的背景下，民营资本进入养老产业一直被看好，但许多投资人和曹明一样，带着梦想进入，却在亏损边缘挣扎。

民营养老院举步维艰

曹明创办养老院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因为中国的养老产业有很大发展前景和市场空间”。

养老产业的市场到底有多大？中国老龄研究中心主任党俊武提到了两个数字，第一个是老龄委此前公布的未来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到2053年是4.87亿，近5亿的数量；第二个数字是失能老年人以及半失能老年人，目前这一数字有3300万。

世联地产战略顾问事业部副总经理杨文斌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2025？2040年，我国约有5000万老年人需要通过专门的养老机构来养老。按照目前每人每年5万元的养老费用计算，整个市场产值有2万多亿元。

北京太阳城集团董事局主席朱凤泊认为，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计划生育，形成了一批“421”家庭，上面有四个老人，中间一代两个人，下面一个孩子。朱凤泊认为，“421”家庭出现以后，对家庭养老形成冲击，也就为未来机构养老带来了市场空间。

目前，我国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模式存在不少弊端。一方面，数量极其有限的养老机构很难满足日益庞大的老年人群体；另一方面，养老院等福利性质的养老机构普遍面临床位紧缺、人手不足，而以行政区划分的社区养老，又往往缺乏专门为老人服务的资？源。

因此，曹明坚定地认为，创办一家养老院并提供尽可能好的养老服务，一定是个有着美好前景的生意，但事与愿违。

租房费用是经营养老院的主要成本。据曹明介绍，在养老院运营过程中，主要成本是租房费和员工成本费，大约要占一半以上。目前，曹明养老院约有100个床位，收费一般在1000？1500元/月，该院每年花在租房方面的钱就有60万元，这60万摊在每一张床位上，就是每张床每年6000元的租房成本。按月折算，每张床的成本就达500多元。

在养老院的收费名目里边，几乎都有“床位费”这一项收费，“床位费”往往占据着收费的大头。而对公办养老院来说，“床位费”这一项收费几乎是净赚的，因为公办养老院拿到了免费的资源。

养老院入住率不高也是盈利难的重要原因。据曹明介绍，养老院开办前两年，入住率不到六成，最近3年虽然有所好转，但也很少能住满。

入住率低与养老院的知名度不高和价格偏高有关。“民办养老院要么靠租房，要么就是以市场价格拿地，在房租这几年大涨和拿地成本畸高的形势下，经营成本自然要高，所以民办养老院收费要比公办的养老院高。”曹明说。

为了知名度，一些民办养老机构还要不断投入一些广告费用。因此，在养老院的运营成本高和入住率低的双重压力下，曹明的养老院一直负债经营，尽管其间也有过盈利的时候，但总体来说，目前一直没有真正盈？利。

据了解，目前北京等大城市的民营养老院大部分都需要租房，这个比例约占90%，要是买地建养老院，显然就更难挣回成本。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阎青春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公开指出：“政府建养老院，又盖房子、又搭屋，又添设备、又雇人，甚至提供运行经费。而民办一切都要靠自己，他怎么能竞争得过你呢？你是零成本，挣一分钱都是挣；他挣10块钱都不够补偿的。长此以往，民办养老机构必然举步维艰。”

扶持政策很难享受

表面上看，民间资本进入养老产业有着政策的大力支持，但事实上很难享受到。

国务院2011年就印发了《中国老龄实业发展“十一五”规划》，其中明确提出要鼓励社会资本投入老龄产业。今年年中，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各级政府积极探索，以购买服务等方式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财政性资金重点要向农村养老服务倾斜，并发挥好对社会资金的引导作用。会议进一步指出，要在政府“保基本、兜底线”的基础上，锐意改革创新，发挥市场活力，推动社会力量成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主角”。

在万博资讯产业研究院、资本研究小组分析师朱翔看来，由于政府医疗养老的压力，基础服务设施很不健全，所以在立法上给予了很大的倾斜。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养老产业，意味着商机和市场发展空间。

近年来，尽管扶持政策不断出台，但为什么民营养老机构却总是发展不起来呢？

多名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首先，一个重要原因是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政策难以落实。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民办养老机构在经办工程中可以享受土地、税收、用水、用电等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但调查数据显示，政策不落实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

其次是部分民办养老机构为了维持运营，以降低质量来挤压成本，某些介入的资金来得快，也去得快，服务质量很差，民办养老机构即使具备成熟的运营经验，也多因资金不足、硬件落后等惨遭淘汰。

另外，公共养老服务机构存在两极现象，一方面是床位不够、规模小、设备相对落后，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新建养老机构开始出现“高档化”趋势。由于可以不计土地、建设成本甚至零成本运营，导致出现高档次、偏低价位出售的现象。这不仅扭曲了养老机构的价格体系，还造成养老市场不公平竞争，挤压了民办养老机构。

北京的一些民办养老机构也很难享受到资金扶持政策。事实上，早在2005年，北京市民政局制定的《北京市民政局资助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实施细则（试行）》就明确规定，凡属资助范围内、符合资助条件的，由法人（非政府机构）、自然人及其他组织举办的，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经营的养老服务机构，按入住满一个月的托养人员实际占用床位数，每月每张床位补助100元。4年之后，北京市民政局与财政局又联合出台了《关于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运营资助办法》，将原社会办养老机构的运营补贴标准从50？100元提高至100？200元。

篇4

其实，无论是温州民间借贷危机，还是郑州担保危机，暴露的都是同一个问题：由于商业环境恶化，巨额民间资本无路可走。一方面，由于利率、汇率、薪金、租金、原材料等多种因素叠加推动企业成本直线上升，导致不少民营企业利润比“刀片”还薄，实业难做，民间资本大量游离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受限于国内金融渠道体系不完善、楼市限购、股市低迷、存款负利率，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变得越来越窄。再加上货币紧缩，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加剧，而民间借贷又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约束规范，民间借贷大肆蔓延扩张不难理解。

虽然针对温州、郑州等地出现的问题，相关部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大多数都是扬汤止沸，而非釜底抽薪。解决民间借贷问题的根本途径还在于改革完善金融体系，扩大民间投资渠道。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郭田勇建议，将“疏导”民间资本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放在一起，考虑适当放低金融机构例如银行的市场准入门槛。“目前，我国已有3000家小额贷款公司，但最大问题在于‘子弹打光’，其资本金无法满足业务需要。小额贷款公司不能像银行那样吸收存款，严重制约了发展，既然新批银行很难，为何不能让公司治理水平较高、风控能力较强的小额贷款公司通过‘直通车’式审批‘晋级’银行呢？农村的小额贷款公司成为村镇银行，城市的成为社区银行，这两种中小银行都是我国间接融资体系中稀缺的。”

民间借贷猖獗的一个原因是，实体经济经营环境恶化，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所以单纯地给问题企业“输血”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复旦大学教授孙立坚表示，很多中小企业早已放弃了对实业的坚持，投资完全流向了虚拟经济，即便是把钱给了他们，也不会投到实业上去，照样会拿去炒房、放贷。孙立坚指出，加强政策扶持和制度建设，创造一个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升级的环境，比给企业直接输血更重要。

在现如今中国经济中，还存在另外一种两极化现象，即一端是少数一些垄断企业，凭借垄断地位，获取丰厚利润，而另一端是一些行业中大量民企过度竞争、无序竞争，利润微薄。民间资本急于拓宽投资渠道，而国家也确实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性文件，但这类政策的落实情况不尽如人意，尤其是人们广泛关注的铁路、金融、能源等重要领域政策落实更是效果甚微。

篇5

〔关键词〕 山西，民间资本投资，基本情况，制约因素，政策举措

〔中图分类号〕F8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5-0107-04

民间资本是掌握在民营企业以及股份制企业中属于私人股份和其他形式的所有私人资本的统称。据我国住建部推算，煤炭资源整合之后，山西省民间资本存量约在1万亿元左右，但是，2012年全省民间投资到位资金4501.7亿元，相比1万亿元的民间资本存量，潜力远未发挥；相比“十二五”规划中5年完成3万亿元民间投资任务，更是任重道远。当务之急，必须尽快打开民间资本投资出口，消除阻碍民间资本进入投资领域的“玻璃门”和“弹簧门”，深挖民间投资潜力。

一、 山西民间资本投资的基本情况

（一）山西民间资本投资快速增长，但投资总量及所占比重仍显不足。随着国家和我省一系列关于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出台，山西民间投资活力逐渐增强，投资比重不断提高，带动全省投资增长的作用不断增强。2012年，全省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568.4亿元，同比增长33.1%，在上年增长42.5%的基础上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位居中部六省第二位，并且明显快于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24.8%），占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49.8%，比2011年提高3.2%。

尽管如此，与全国和中部省份比较，山西民间资本的投资总量依然偏小，投资比重明显偏低。从全国来看，2012年，山西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49.8%，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2.2%；从中部地区来看，2012年山西民间资本投资不管是从总量还是从所占比重，都居中部六省末位（见图1）。

（二）山西民间资本投资呈现出顺周期波动和产业分布非均衡性的特点。由于民间资本投资主体是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经济主体，直接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民间投资时常呈现出顺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属于对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比较敏感的经济行为，且其扩张和收缩的经济表现幅度一般大于宏观经济的波动程度。从图 2 可以看出，在波动趋势上民间投资与国民经济的基本一致，只不过上下波动的幅度更大一些。2002年～2003年，山西省民间投资增长率伴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逐年递增。2004年～2006年，经济出现过热迹象，政府紧急宏观调控，民间投资迅速下降。尽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蔓延，但是随着政府4万亿投资政策的出台，极大地带动了民间投资，2011年山西民间投资增速达到42.5%。但是，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继续深化，2012年民间投资虽然继续保持了33.1%的高速增长，但仍然较2011年下降了9.4%。由此可见，山西省民间投资发展比较依赖于当地整体经济发展，地方经济发展对于民间投资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而民间投资波动幅度大于当地宏观经济波动的特点也暗示山西省民间投资的发展尚不成熟，短期行为明显，具有内在的脆弱性特征。

此外，不管是从投资规模、投资增速还是从投资结构来看，山西省民间投资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2012年，山西省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一产业完成投资304.6亿元，同比增长60.5%，占全省民间投资的6.7%，占全省一产投资的79.9%，同比提高9.9%；第二产业完成投资2219.8亿元，同比增长30.4%，占全省民间投资的48.6%，占全省第二产业投资的53.4%，同比提高2.6%；第三产业完成投资2044.1亿元，同比增长32.6%，占全省民间投资的44.7%，占全省第三产业投资的44%，同比提高2.9%。从民间投资内部结构看，2012年，全省民间投资三次产业的比例由2011年的5.5∶49.6∶44.9转变为6.7∶48.6∶44.7， 可见，虽然 “二、三、一”的产业投资结构仍不合理，但是，三次产业投资结构有所优化；从民间投资占全省投资比重看，第一产业投资比重比2011年增加9.9%，增速最快，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增加2.6%和2.9%，说明全省民间资本对第一产业的投资热情显著增加。

（三）山西民间资本投资一部分流向省外，其余投向省内的房地产业、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1.近几年，山西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招商引资，但是本省民间资本有超过60%流向了外省和境外，外溢现象十分严重。从流出渠道来看，山西民资有的以储蓄性质被上级金融机构调拨其他地方，有的进入西部地区如内蒙古、陕北、新疆等煤炭业，有的以购买物业性质流入京沪、沿海等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在煤炭整合过程中闲置的大量资金中，资产在1亿元以上的山西客户基本在北京、上海等地拥有多套住宅；资产在5亿元以上的，还购买整层、整栋写字楼和酒店等商办物业。从区域结构来看，山西民间资本在内蒙古、天津、湖北的投资都在1000亿元以上，在河南的投资也有800亿元，而在重庆、上海、新疆、陕西、海南等地，也频现山西民资的身影。 相比之下，上述地区进入我省的投资要少得多，因此山西民资处于净流出状态。2.近几年，由于房价的持续上涨，房地产业成为山西民间资本投资的主要选择之一。在山西省民间资本进行的房地产投资中，除了投向北京、上海、沿海等省外的房地产市场，还有一部分则留在本地。或者是投资土地，待土地升值后转手卖掉，或者是兴建五星级酒店或综合高端会所，基本沉淀为固定资产。3.山西省民间投资虽然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近几年增速强劲，占全省全社会投资的比重明显提高。以大同为例，民间资本一是进军绿色农业，二是从事加工制造业，三是转向三产服务业，四是积极投资新兴产业。4.山西省民间资本自从煤炭改革之后，有相当部分转型进入金融市场，成为当地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的主力军。以山西朔州市和吕梁市为例： 2009年，朔州全市共审批36家小额贷款公司，总注册资金21.24亿元，其中煤炭行业撤出资金出资比例在70%以上。2009年煤改启动之时，当时整个吕梁市小额贷款公司仅为两家，仅仅两年时间，目前已经发展到40家左右，贷款余额在20亿～30亿元左右，注册资本一般在1亿元上下，煤炭资本占其主要的资金来源。

二、制约山西民间资本投资的主要因素

（一）经济形势不乐观、政府扶持政策落实不到位、金融支持力度缺乏等是制约山西民间资本投资的根本因素。1.经济形势不乐观。从理论上分析，在经济上行周期，民间投资会因为总需求增加、较强的盈利预期等原因倾向于增加；在经济下行周期，民间投资则因为总体产能过剩、总需求减少或增速减缓和盈利预期不确定等原因倾向于减少。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经济调整期，民间投资需求也会相应地减少。尽管民间投资在某些垄断行业或带有垄断属性行业中的投资需求长期受到抑制，且当前政策为其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窗口，但在经济下行周期，以往被抑制了的投资需求并不一定会随着准入限制的放宽或取消而得到释放。2.法律援助体系不完善制约了民间资本的法律地位。目前，依法保护民营资本投资和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体系还不完善，民营资本投资项目和投资者财产权、知识产权、自主经营权等不能够完全得到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提出的行政复议等，政府部门不能及时受理、公平对待、限时答复。3.政府扶持政策落实不到位削弱了民间资本投资效益。很多政策制定很好，但还停留在文件层面，普遍存在不完善、不配套、可操作性差的问题。如新出台的《新36条》放开了许多领域，但在煤、电、冶、化等国资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域，以及公路、铁路等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由于准入门槛高、投资大，民资进入仍困难重重。再如，《山西促进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民营科技企业自认定之日起，5年内所征企业所得税由同级财政给予全额返还，一直没有落实。4.民间借贷不规范增加了民间资本投资成本。民间借贷的融资方式方便灵活，有利于缓解国家资金不足的问题，有利于促进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一些经济比较发达开放的地区，民间借贷活动相当盛行。但是，一直以来，由于民间金融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存在着民间借贷合同的形式不规范、手续简单、交易隐蔽、风险控制能力弱、缺乏外部约束、易滋生非法集资、洗钱犯罪等问题，影响社会稳定。

（二）行政壁垒、行业壁垒缩窄了民间资本投资渠道。近年来，虽然民间投资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推动下蓬勃发展，对政府投资一家独大的局面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但是现在政府仍然掌握着大量投资，制定的市场准入标准和政策对不同的投资主体没有做到一视同仁。特别是在一些传统垄断行业和领域，仍然存在制约民间投资进入的“玻璃门”和“弹簧门”问题。造成市场准入壁垒和垄断是息息相关的，垄断的存在一方面提高了市场准入的标准，另一方面极大地限制了民营经济，使它们难以涉足很多投资领域。严格的市场进入壁垒不仅使这些市场发展遭遇严重的发展危机，而且民间投资企业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发展空间受到挤压，难以发展壮大。此外，行政审批手续繁琐也抑制了民间投资热情。一些部门对民间投资项目的审批和执法仍以部门规定为依据，政出多门，相互掣肘，缺乏协同性，形不成合力，造成行政审批事项过多、手续繁琐、周期过长。同时，个别部门和工作人员公仆意识淡薄，服务意识较差。还有些部门把本应内部机构承担的工作，交给中介组织来增加收费项目。据调研，新上或改扩建一个项目，需要发改委、工商、国土、煤炭、环保等多个部门的前置审批手续和评估，每个部门的审批手续又有多个审批类型、多个环节，而且大部分都集中在省级部门，一个项目的前置审批手续全部办下来需要1～3年时间，甚至4～5年时间。过多的审批事项、过于繁琐的审批环节，影响了企业投资创业的热情和积极性。

（三）民营企业管理薄弱是制约民间资本投资的自身原因。1.民间投资经济规模性和相对短视性的限制。由于此次放宽准入的大多数行业如铁路、电网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一般都具有投资规模大、周期长等特点，即使没有政策上的准入限制，也往往存在经济上的准入门槛。同时，与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相比较，民间投资更加注重短期财务收益。所以，“新36条”所放开的某些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并不一定具有很大吸引力。根据省统计局披露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数据，2012年，我省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47.5%，在2011年增长54.7%的基础上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占民间工业投资的69.1%，同比提高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速最慢，为18.6%，增幅较2011年减缓27.1%；占全省民间投资份额也最低，为6.6%，同比下降0.7%。2.民营企业管理薄弱。民间资本投资效率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民间资本各投资主体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程度。一方面，山西大部分民营企业仍沿用家长式或家族式管理模式，管理制度不健全、财务核算不规范，容易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甚至亏损；另一方面，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用人难、留人更难。由于工资、社会保障、晋升等方面待遇的差异，多数年青人选择在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民营企业对大学生吸引力不足，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短缺。

三、吸引民间资本投资的政策举措

山西应该以综改试验区建设为契机和动力，将政策着力点由放宽市场准入、释放民间投资需求转移到与强化配套政策、改变民间资本收益预期和创造民间投资需求并重上，使民间资本成为山西转型跨越发展的巨大正能量。

（一）最大限度地开放行业准入领域，为本土民间资本创造投资机会。1.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鼓励民间资本参股既有线路扩能改造、客运专线、地方铁路专用线等场站建设；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燃气开发建设，支持民间资本与国有大型能源企业合作，全面推进“气化山西”建设步伐；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民间资本开展增值电信业务，适当降低省内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门槛；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土地整治和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土地整理、采煤沉陷区和废弃工矿企业用地复垦、闲置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工程建设。2.大力支持民间资本融入现代产业体系。支持民间资本进入现代农业、林业领域，以大同、晋中、运城三大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为重点，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投资专业化和综合性产业示范园建设，投资优势农产品原料生产基地和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区）建设。3.努力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民生社会事业领域。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发展医疗事业，支持民间资本兴办各类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疗养院、康复院、门诊部、诊所、村镇卫生所（室）等医疗机构，鼓励民营医疗机构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切实落实民营医疗机构税收减免、贷款、土地供应等优惠政策。

（二）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民间资本投资回报水平。1.改善民间资本投资的法律环境。首先要抓紧修订刑法和民法以及部门规章中对民营企业、民间投资带有歧视性的条文；其次是严格依法办事，杜绝行政干预司法的现象；第三是认真贯彻行政诉讼法，让老百姓有状告行政侵权的机会。2.简政放权，改善民间资本的政府环境。加快山西省民间资本投资步伐，最根本的是要转变政府职能，从“管理型政府”变为“服务型政府”。一方面要减少审批事项，提高行政服务效率。做到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生产经营活动和产品物品的许可，最大限度地缩小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的范围，最大可能地减少对各类机构及其活动的认定，原则上取消不符合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资质资格许可；另一方面，要下放审批权限。要以转型综改、扩权强县、省直管县改革为契机，制定新的分级审批制度，根据投资规模、投资项目类型（生产类项目、非生产类项目等）以及立项权限划分，下放部分审批权限到市、县，加快项目审批进度，缩短企业“落地”时间，逐步实现省、市、县各级政府部门的权责对等，解决行政审批中存在的权责脱节、重权轻责的现象。3.落实“三个公平”，保障民间资本投资的市场环境。依法保障民间资本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竞争。要合理配置土地、环境容量等公共资源。在土地供给、城市规划、园区招商等方面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提供公平发展机会和创业环境。对发展循环经济、节能环保产业的中小企业给予专项资金扶持或奖励，在税收方面给予适当减免；落实“对于淘汰落后产能、改造提升工艺装备所核减的排污总量，可优先用于本企业鼓励类领域的新建项目”的政策。

（三）创新金融机制，为民间资本流动提供良好平台。1.加快发展小金融机构。落实“适当放宽民间资本参股设立小金融机构的条件、适当放宽小额贷款公司单一投资者持股比例限制”的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通过吸纳、融合等路径将民间借贷市场“融入”当地金融服务体系，形成一个与大、中、小各类企业融资需求相适应的金融供给市场，增加对实体经济的贷款。2.推进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建议以人民银行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为基础，整合工商、税务、劳动保障、公安、法院、质检等部门的信息资源，逐步建立起信用征集、信用评价、信用、信用监督和信用使用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服务平台，形成资源共享、信息互通的中小企业信用评价服务体系，减少投融资信息不对称。3.完善并推广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民间借贷登记中心专为民间借贷行为提供登记备案服务、为民间借贷搭建无偿的融资服务平台、建立并定期民间借贷价格指数。一方面，中心对借贷双方登记备案信息有详细要求，确保借贷双方信息真实有效；另一方面，提供非常规范的借贷合同，并借助律师、会计师、公证处等专业机构，严格按照民间借贷相关法律执行，尽量减少借贷双方的法律纠纷和借贷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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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民间资本请进容易留住难，吸纳民间资本最终还是要靠市场的魅力，一个成熟的真正按照游戏规则运行的市场才能留得住民间资本。

吸纳民间资本，让民间资本跻身国有资本垄断的殿堂，不是一种施舍，也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发展经济的战略需求。当一个公正的市场展示在民间资本的面前，其释放的投资空间是人们难以想像的。倘若六部委出台的政策真正能贯彻始终，而不是一种口号，一种“诱饵”，那么毫无疑问，民间资本将会大展宏图，大有作为。

我们不妨梳理一下六部委的政策亮点：银监会支持民间资本按同等条件进入银行业；国资委鼓励民资参与国企改制重组；证监会鼓励民间资本参股证券公司；交通部进一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交通运输领域；卫生部允许社会资本自主申办营利性医疗机构；铁道部鼓励民间资本投资铁路。

这些政策亮点，每一“点”都足以让民间资本兴奋不已，怦然心动，几欲捷足先登。

我们把上述六部委欢迎民间资本进入的行业设想成一个免费的游乐场，民间资本怀着忐忑的心情进去了，东张西望，但高兴不了几分钟，又突然发现游乐场中有许多地方被围栏隔离开来，需买票进场。国企买票进场，那是公款，是国家的钱，游乐场内部收费，不过是将公款从左口袋掏到右口袋，实质是一回事。而民间资本就不同了，要花真金白银，要割身上的肉。这就是市场不公，民间资本虽然进场了，还要遭受不公正的待遇，还有许多门槛要迈。

所以说，要想民间资本或开个小银行，或在国有企业重组中占有一席之地，或参股证券公司，或修一条高速公路，或开一家私人诊所，或买一条铁路，身子进去了，屁股如何坐稳还需要市场魅力支撑，在竞争平台上，在贷款手续上，在周边环境上，在人文认可上，在体制运行上，在顶层制度的设计上等等，还有许多障碍需要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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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间资本 资本流向 临汾市

一、临汾市民间资本的发展现状与流向

1.临汾市民间资本发展的现状分析

民间资本投资总量上升，但投资比重不足。煤炭资源整合之后，临汾市的经济发展比较平稳，民间资本也同GDP保持同向增长，连续几年快速增长。2012年，全市民间资本投资432.7亿元，较上年增长38.8%。尽管如此，临汾市民间资本的投资比重明显偏低，2013年，临汾市民间固定投资总量达500.3亿元，占临汾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量的比重为48.2%，低于全省平均水平（53%），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2.4%）。

民间资本在三大产业中的发展不均衡。近几年，临汾市的民间资本在三大产业中的分布并不均衡。由于近几年经济发展处于调结构、促改革的阶段，三大产业的的增长率都有所下降，第二产业的增长率仍然在三大产业中增长最快（如表2-1）。虽然“二、三、一”的产业投资结构仍不合理，但由于民间资本近几年倾向投资房地产（2012年增长率为85.8%）与租赁与商务服务业（2012年增长率为325.5%），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第三产业的比重，三大产业的投资结构有所优化。

2.临汾市民间资本的流向特点

投资分散，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临汾市的民间投资呈现出“小而散，分而杂”特点。一方面，煤炭资源整合以前，临汾市的小煤窑数量庞大，因此整合之后的民资并不集中，而是分散在各个煤窑主手中，每个人获得的补偿款也相对比较少。由于各方面因素，民资不能集中起来办大事，只能个人自己“小打小闹”，形不成规模经济，因而也无法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另一方面，临汾市煤整的小煤窑大部分县区都有分布，所以煤整之后各个县区都有煤窑主，其投资方式也各有不同，各个行业均有涉及，并没有一致的投资方向。

投资收益呈下降趋势。煤炭资源整合之后，临汾市的经济增速有了明显的放缓，人们的生活态度在临汾市区没有明显的变化，但在各县区，人们不再像之前挥金如土，整天进行打麻将、斗地主等赌博活动，人们开始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寻找新的出路。但无论是继续从事煤炭运输，还是放贷、储蓄，其收益率均不显著，远不能与煤炭开采的收益率相比。在煤炭运输行业，煤炭资源整合之前，以一辆载重四十吨的半挂车来计算，人们从事长途运输一个月的收入基本上在7-8万左右，其净收益能达到3-4万左右；而煤整之后，人们跑长途运输月收入也就是4-5万左右，除去卡车的维修保养、折旧计提等，其收益也就是一万块钱左右甚至更少，其收益从之前的四成左右下降至两成。在民间金融领域，放贷主要存在的问题是贷款人无力偿还债务而产生债主无法获益，其债款的回收期限延长，投资风险也加大了很多。

二、临汾市民间资本投资不合理原因分析

1.政府重视力度不够制约了民间投资

政府政策的引导存在很大欠缺，引发临汾民间资本市场的大量问题。政府政策中很多的政策性文件并未根据民资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措施条款不明确，执行力度也不大，因此民间资本的发展并无实际意义上的法律约束与制度保障，民间资本市场上“地下钱庄”等非常猖獗。

2.民间资本与政府之间的信任机制不完善

政府严重的“道德风险”，使企业不愿跟政府合作。这种状况反映的是政府与民企之间的信用问题。以前民间资本遇到的是很多领域尤其是垄断性行业很难进入，出现“玻璃门”的状况；反观之，现在表现为企业进入门槛放低，但有一些地方政府，打着工程招标的幌子，吸引民间资本进行基建的投资，在项目完成后甚至有的政府在项目进行中时，就强制“抢夺”民间资本的功劳，或者直接不履行先前的合约与承诺，不予以民间资本任何补偿，其结果是城市建设得到了发展，但民间资本亦身受其害，尽量避免与政府进行合作，这是一个很严重政府的“道德风险”问题。同时，资金拥有者也怕政策朝令夕改，害怕一些政府部门换一任领导就不认账，使自己的投资一夜之间打了水漂。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就曾指出，民企进入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最大的风险来自政府不守信，包括不履行合同义务、不兑现与项目有关的承诺、在合同之外增加义务等。

3.市场信息不对称使得投资渠道狭窄

虽然现在处于“大数据”时代，许多信息已经公开，信息的交流平台也更多，但是信息机制不完善， 缺乏一个相对统一的信息公共平台， 许多投资信息并未通过有效的媒介方式使资本拥有者接收和了解， 很多信息投递仍停留在口口相传这种比较原始的形式。有资料表明， 民营经济企业了解投资信息62 %主要是靠生意场上的朋友， 38 %来源于媒体， 18 %来源于政府机关， 而通过中介机构的仅占5 %，这种状况阻碍了更多民间资本的参与， 也不利于公平竞争。因此，民间资本还是继续在煤炭相关行业中“摸爬滚打”，没有找到更好的的投资点。

三、引导临汾民间资本合理投资的对策建议

1.加快互信机制的建立，推进民间资本进入基建行业

加快临汾市民间资本投资步伐，最根本的是要完善BOT模式，推动民资与政府之间的信用机制的建立，从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临汾市政策倾斜的领域。很多民资不愿意去投资实业是基于自身的利益并没有保障，与政府签订合同之后，政府部门不能按时把投资收益发放给民企，因而民企投资实业的兴致并不大。所以要保证政府与民资的契约关系的确立，在双方的博弈中寻找互赢的均衡点。具体而言，要保证一方面要减少审批事项，提高行政服务效率，做到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生产经营活动和产品物品的许可，最大限度地缩小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的范围，最大可能地减少对各类机构及其活动的认定；另一方面，要下放审批权限。要以新形势下的转型跨越为契机，制定新的分级审批制度，下放部分审批权限到市、县，加快项目审批进度，缩短企业“落地”时间，逐步实现市、县各级政府部门的权责对等，解决行政审批中存在的权责脱节、重权轻责的现象。

2.完善信息交流平台，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优势产业

完善的信息交流平台对民间资本的投资方向有很强的引导性。一方面，临汾市政府要重视民间资本的发展状况，拓宽信息渠道，提供一些适合本地发展的切实可行的投资信息，既有利于民间投资者接受，也有利于带动县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民间投资者应拓宽自身的信息来源渠道，多关注发展前景较好的投资项目，多关注当地经济的发展。而二者的结合点可以归结到临汾市的旅游和文化产业。临汾市的旅游资源一直相当丰富，但长期以来由于道路不发达，景区修缮与保存工作不到位，使得临汾市旅游业的经济距离较远，因而旅游业的优势并未展现出来。结合山西省转型跨越的新契机，临汾市可以把政策重心向旅游业倾斜，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建和旅游，发展当地特色的旅游资源，像古县的牡丹花展、安泽的荀子故里、汾西的姑射山风景区等都是可以重点开发的景点，从而临汾市能形成一条由各地景区连贯的旅游经济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 靳大勇，我国民间资本的发展与规范研究[D].太原：山西财经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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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18日，国土资源部与全国工商联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国土资源领域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鼓励、支持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土地整治、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等国土资源领域。

《意见》指出，土地整治项目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属于集体所有土地的，如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同意，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承包或租赁等方式确定给整治单位或个人使用；属于开发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荒山、荒地、荒滩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优先确定给开发单位或个人使用。有条件的地方，可通过补贴或奖励的方式，实行“先建后补（奖）、以补（奖）促建”，对民间资本投资主体进行补贴或奖励。

一年以来，湖南、安徽、广西等地积极探索，进入土地整治领域的民间资本呈现活跃之势。

以奖是主要形式

“民营企业做现代农业，国土整治是非常关键的环节”，长沙县宇田农业的总经理张俊杰道出了宇田作为民间资本进入土地整治领域的初衷。早在2008年，在公司发展的驱动之下，宇田农业便进入土地整治领域，长沙县国土资源局应势利导，在全国开创了土地整治“以奖”的先河。

“标准化基地的建设都建立在土地整治的基础上，这一步完成得不好，后面的环节都无法实施。”张俊杰说。

提前介入土地整理，而非直接租用土地似乎成了投资农业的民营企业家们的更好选择。除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进行土地整治，还可以提前签订流转合同，争取相对低廉的土地租赁费用，同时还可以获取政府相关的补助和扶持，如保证一定的土地流转年限和土地整治工程的补助费用。

宇田合作社的试点创新，被誉为土地整治的“宇田模式”。其具体运作方式为：企业或个人自筹资金开展土地整治，自己负责项目申报和建设，政府负责审批、验收并给予适当补助。补助标准分三类，一类每亩2400元，二类每亩2000元，三类每亩1800元。据了解，目前补助资金约占整治项目投入资金的60%。

种地者花自己的钱、按产业需要整地，这一全新的运作机制，让“宇田模式”实现多赢――“提高了资金效率，降低了行政成本，加快了工程进度，保证了施工质量，减少了矛盾纠纷，扶持了产业发展。”长沙县国土资源局测绘总工程师龚毅如此总结“宇田模式”的效应。

更为重要的是，施工单位是在花自己的钱整地，整治质量将直接影响未来产业的发展，因此，他们在施工过程中更加注重实际需求，注重质量。

湘乡市实施“以奖”来实现耕地占补平衡，是湖南土地整治领域引进民间资本的又一尝试。

湘乡市经济较为发达，农民就业机会相对较多，农民务农收益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小，种地积极性不高。务农收益偏低，使得一些良田被撂荒，更不用说新补充开发的耕地了。长期以来，新开发的耕地因土壤肥力低、水利灌溉条件差、劳动力外出务工等原因，存在着无法落实后续耕种的现实问题，国家投入巨资实施的土地开发项目面临着“开发后即荒芜”的风险。

花大价钱补充的耕地，质量难以保证，后续耕种更是难以落实。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湘乡市国土人为此开动脑筋。

当政府的“ 有形之手”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时，湘乡市政府想到了市场的“无形之手”。在《湘潭市补充耕地项目开发暂行办法》基础上，2011 年6月，《湘乡市补充耕地开发项目“以奖”实施细则》印发。

据湘潭市国土资源局副调研员、湘乡市国土资源局局长谭向介绍，所谓“以奖”，是指在耕地占补平衡项目实施中，引入社会资本垫资开发，并通过土地流转协议，确保耕地开发主体为耕地流转对象，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由市财政按照开发协议支付奖励资金。

经过几年的探索，湘乡市的“ 以奖”效益凸现。

记者来到位于泉塘镇的龙泉农业开发公司农场。农场工作人员介绍，两年前，这个山头还是一片荒山，基本没有任何收益；而如今，这里种满了果树等经济作物。在土地开发和承包经营权流转之前，这里的农民从这片土地上几乎得不到什么收益；现在，当地农民不但得到了流转租金，周边的村民也能进入农场务工。项目周边的花屋村有40 多位村民在农场打工，每月能赚到1200 元的基本工资。

201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探索总结“以奖代补”鼓励农民自发开展耕地整治的“龙州模式”。“龙州模式”实行“以奖代补、以补”的方式，鼓励和发动群众实施高标准土地整治，每亩投入从以往的2500元―3000元，降低到1000元左右，资金使用效益提高一倍多；还大大提高项目运行效率，过去要2―3年才能完成的建设任务，现在半年时间就能做好。“龙州模式”在崇左市推广后，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全市除龙州县外的其他县（区）就已整治土地约5万亩，充分说明这种模式群众很欢迎、很有生命力。

广西国土资源厅厅长肖建刚认为，“龙州模式”真正体现了“管理延伸到基层、资源配置的事权下放到基层”的社会管理理念，大大降低了行政管理成本，为国土资源部门更好地履职尽责、更好更快地完成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持续盈利是民资最终归宿

土地整治与农业产业化项目紧密结合，才能发挥更大的效益。

“宇田模式”为土地整治与产业发展结合，找到了可行路径。

然而，“宇田模式”的推广，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龚毅坦言：一是企业要有实力，先行垫资整地；二是产业要有前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前，国家的补助资金占到宇田土地整治成本的60%，剩余40%需要由企业自身来承担，这就要求企业在经营上收回成本。

“由于奖励资金只有项目实际投入总额的70%，实施占补平衡项目，单靠工程拨款本身无利可图，其利润空间来自后续的耕种和经营。”对于湘乡的“以奖”，谭向也如此表示。

由此可见，民间资本盲目进入土地整治领域并不可取，排除套取国家资金的情况，民企在经营现代农业需有持续的盈利能力。

农村土地信托流转“益阳模式”被外界作为一项重大突破广为宣传，并引来各方关注。而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报道，资本下乡成片经营农地的“益阳模式”背后，亦存在着不为人知的隐忧：由于流转费用过低，土地流转事实上已令部分农民利益受损，而执行中，很多民间资本并有真正获得发展，不少种植大户甚至出现亏损。

报道中称，益阳市草尾镇乐元村多名村民向记者透露，租赁他们土地的冯老板主要是用来种植一季稻，而一季稻亩产量不过1200斤左右，除去土地流转费等成本后并不赚钱。

而对于提前介入土地整治领域中的民间资本来说，由于背负更多的投资成本，其盈利的压力显然会更大。

另外，民间资本仍存在难以破解的政策瓶颈。以“宇田模式”为例，一是“宇田模式”与工程建设项目“五制”管理存在矛盾，在补助资金支付时，有关手续难以满足现行财政支付政策要求，给补助资金拨付带来困难；二是土地综合整治缺乏明确的分类标准，给工程验收、补助核定带来困难。如：种植水稻和种植蔬菜对土地整理的要求不同，标准化蔬菜基地建设工程的造价，也比水稻基地建设工程造价高很多。

如民间资本代表张俊杰所说，“‘宇田模式’政府没有任何风险”。的确，引入民间资本，对于政府来说既节约了资金，又进行了土地整治，还发展了现代农业；但是如何使参与土地整治的民间资本有长远的收益回报，除了企业本身加强经营，政府也应构建更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免去民间资本后顾之忧。

监管漏洞需引起重视

民间资本进入土地整治，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多赢的局面，但是新的运作模式的工作机制还有待健全，特别是对资金的监管提出了挑战。

近年来，土地整治资金被挪用的案件不少。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主任吴海洋曾表示，土地整治在资金使用和整治成效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全国每年投入土地整治的资金有上千亿元，这些资金的使用是否到位，成效如何，没能得到有效的监管。

在浙江海宁，2006年以来累计查处了12名村干部私分土地整理专项资金的案件。袁花镇某村4名村级领导班子成员，违规操作，虚假列支套取土地整理专项资金，先后多次以发放务工费、香烟补贴、双休、夜餐补贴等名义，共同侵吞土地专项资金4万余元，美其名曰改善干部生活；马桥街道3名村委会成员，通过工程承包人虚开发票套取土地专项资金30余万元，其中22万元资金被侵吞或私分，范某在隐匿并侵吞其中10万元后兴致冲冲地到汽车城买了他心仪的马自达轿车；该街道某村另5人采取虚报冒领手段，套取土地整理专项资金10多万元进行私分。

对于“以奖”类的民间资本运作模式，其存在的潜在问题更不容忽视。

以“宇田模式”为例，新的运作模式免去了标书制作、投资评审、公开招投标、项目变更审批等程序，对项目资金、流程和质量来进行监管难度加大。而企业自行整治，在施工过程中只重视施工效果，而忽视过程资料编制，给工程审计及核定补助标准造成困难，并可能导致套用补助资金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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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暴利是我国当前金融业的突出特征。实体企业和商业银行之间存在悬殊的利润差距，企业利润向商业银行无限集中。

如果仅仅是行业性质造就的金融业暴利，问题并不严重，可要认识到的是中国商业银行的金融暴利来源于金融行业的行政垄断，商业银行仅靠存贷差就可以“躺着把钱赚了”。如此背景下，高利润意味着实体企业不仅融资难，而且融资成本高、开支大，普遍存在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就是实体经济受金融垄断盘剥的力证。所以，打破金融垄断就成为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截至2013年末，我国共有商业银行1783家，然而现有的银行体系和结构极不合理，可以将其归纳为“大恐龙”和“小跳蚤”一统天下。

一方面，大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存在天然的不兼容性。另一方面，“不出村”的银行影响力与资金实力都极其有限，根本无法满足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

除去“大恐龙”与“小跳蚤”，三家政策银行和一家邮政储蓄银行有政策局限，42家外资银行网点分布稀少。因此，能够支撑中小企业发展的只有145家城市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银行。而我国现在拥有中小企业接近2000万家，个体户近3000万户，现今的金融服务体系很难支撑如此庞大的中小企业及小微客户的金融需求，严重抑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小企业融资难和实体经济发展难的治本途径在于开放民间金融，大力扶持民营中小银行的发展，打破国有商业银行的高度垄断，实施一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变革。

篇10

成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分别只有全省水平的1/4、全国水平的1/3和世界水平的1/10，资源性缺水、工程性缺水、区域性缺水、季节性缺水和水质性缺水的矛盾相互交织，大抓水利成为突破水资源瓶颈约束的必由之路[4]。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水利建设，对创建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弥补水利建设资金缺口，减轻财政负担为解决成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水资源开发利用不足、农田水利设施配套不完善、部分地区防汛抗旱标准不够高等问题，成都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未来5年社会水利年均投入比2010年高出一倍，即未来5年水利总投入预计达200—300亿，单靠政府有限的财政难以持续支撑巨额的水利建设支出。政府投入的水利项目，主要为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微利甚至无利的公益性项目，政府财政独撑水利建设还会加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2.促进水利行业投资收益和运营效率的提高由政府垄断水利建设，缺少竞争机制，缺乏降低成本和创新管理的责任机制和激励机制，还可能存在部分官员为私利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而民间资本的参与，打破水利服务的垄断供给，实现政企分开，形成竞争格局；另一方面，民间资本“效率”“、效益”动机强，在水利项目建设和运营上会千方百计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将提高整个水利行业的投资收益和运营效率。3.有利于改善水利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由政府或国有公司垄断水利项目的建设和运营，缺乏竞争的压力和动力，经营成本高、效益差、价格高；而且，如果仅维持单一投资主体，拒巨额民间资本于门外，水利投入难以大幅有效提高，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国家在基础领域尝试市场化改革后，基础设施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争剧增加，价格不断下降，服务质量不断上升。在政府监管和市场竞争下，追求效益的民间资本，会瞄准市场需求，不断增加有效供给。不仅如此，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还对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国企改革、培育市场机制等方面带来一系列积极的变化。

二、民间资本进入水利建设的障碍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将水利建设视为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无论纯公益性项目还是具有较强盈利性的项目，均由政府或国有企事业单位投资、建设、运营。民间资本在我国的水利建设中还处于补充、辅助的地位。创建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的机制，培育水利建设新主体，需要冲破重重障碍。

1.观念障碍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在一般竞争领域，政府职能定位清晰明确，但在水利建设等基础设施领域，仍存在严重的计划经济色彩。2010年5月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水利工程建设。虽然政策已放开，但由于水的特殊地位，政府治水、管水的观念短期内难以改变。政府部门仍将水利建设视为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惊恐民间资本给现有的水利公共服务供给秩序造成混乱，缺乏改革的勇气，畏首畏尾，不敢接纳民间资本。这种观念的指引下，政府“管得多、统得死”，仅象征性向市场推出少量水利项目，并给予民营企业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压力。这种“封闭保护”思想，阻碍了政策的落实，使得水利建设效率低下，水利公共服务难以有效满足社会需求。

2.制度障碍

我国水利建设的改革严重滞后，水利建设的市场化、产业化的政策均为国务院或部委指导性文件，尚未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政策的权威性和强制力，不足以促使政府放权让利，也不利于政策帮扶和规范民间资本的水利建设。而且，现有政策多为原则性、框架式的指导，并没有完整的、有针对性的、可操作的实施细则，致使地方政府和水利管理部门难以落实。诚如，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研究部部长王志刚所言，民间资本“不是政策不鼓励”，而是缺乏有效的“游戏规则”。民间资本进行水利建设仍欠缺很多基础性的制度：准入制度，应建立国资、民资竞争性的产业组织结构；水资源管理制度，应避免行政分割、部门割据以及地方保护主义，逐步完善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要尽快完善水费定价机制、征收机制，为民间资本取得收益创造条件；水权制度，利用市场机制优化水资源配置等。

3.行政管理障碍

不同于普通的竞争领域，水利建设涉及公共利益，具有典型的垄断性和受益非排他性。为避免私利扩张损害公共利益，促进水利建设稳健发展，政府应该承担起引导、管理、监督、支持和协调的责任。但当前政府投资管理机制、引导机制与监管机制还不完善，运作机构和专业人才缺乏，致使政府行为存在严重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⑴利益冲突。行政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在水利建设管理上既要追求公共利益，也会考虑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当三种利益有冲突的时候，在公共利益受益主体软约束情况下，行政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的决择，不排除为部门或个人私利损害公共利益的可能。在缺乏严谨权威的制度下，拥有较大“自由裁量权”的政府部门或管理人员为维护水利建设上的权力和利益，防范民间资本冲击，通常为民间资本参与水利建设设置重重障碍。⑵服务水平。政府的服务水平关系到民间资本投资水利建设的可能性、可行性及收益水平。但一方面政府“管得多、统得死”，民间资本进行水利建设的审批手续繁杂，服务态度差，权利监督形同虚设；另一方面，缺乏运作机构和专业人才，使得民间资本的水利建设项目的审查不科学、不规范。低下的服务水平不仅仅造成利息损失、时间和精力损耗、商业机会的流失，还会损害市场公平，置民间资本于不利的竞争地位。⑶官僚作风。官僚作风在水利项目建设上表现在脱离实际、无所作为、不负责任等。民间资本的水利投资依赖于“领导层”的态度和能力，“可管可不管”“、可严可不严”，民间资本的权利和权益处于半悬空状态。

4.自身障碍

水资源的稀缺性、公共性和公益性，要求政府统一规划和协调管理；另一方面，水利项目的投资分析、建设、运营、管理，专业性强、管理要求高。但我国多数民营企业经营者文化素质偏低、经营观念淡薄、重利轻义，民营企业仍存在规模小、结构散、管理制度不健全、行为不规范等现象，与水利项目监管、建设和运营的要求有一定差距。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界线还比较模糊，制度不完善、服务水平低下，成为水利事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此外，水利建设民营主体先天不足，政府还应承担扶持和培育的责任。

三、成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的政策建议

政府与市场应当是互补共生的关系，政府应当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致力于激发市场活力。成都引导民间资本投入水利建设已迫在眉睫，必须克服上述障碍，努力开拓，在区域内探索科学有效的新机制。

1.提高规划的科学性与权威性

水是一种特殊的资源，进行水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必须坚持效益、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只有进行科学的规划，才能实现水资源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综合平衡的状态。为保证民间资本权利和利益，减少投资的盲目性和提高效益，必须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但我国规划工作由政府职能部门承担，对规划工作鲜见成文的制度性的规定。因此，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在内容上行政色彩浓厚、随意性强。成都应创建法制化、民主化、科学化的规划工作制度，建立由水务局牵头，专家、专业机构参与，多部门、多群体协商的规划制度；建立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切实保障规划执行和实施的机制，确保规划的强制力和约束力；在此基础之上，清理、整合现有的水资源利用、水利建设的规划，检查、监督规划的执行情况。

2.深化水利项目产权改革深化水利项目产权制度改革

落实管护主体，保障水利建设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才能提高民间资本参与水利建设的积极性，也才能建立高效运行的市场机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渐由一般竞争性行业向垄断性行业推进，垄断性行业的产权改革已迫在眉睫。如果将竞争性行业的产权理论适用于水利建设等垄断行业，虽然能够增强供给能力、提高效率，但私有产权会利用垄断地位提高价格、歧视性定价“、撇奶油”等行为，损害公平。要兼顾市场性和公平性，必须摒弃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的对立与替代的固有思维，寻求两者的融合，通过两者的合理配置，推动水利建设政府追求的公共性与私人追求的效益性协同发展。民营化的程度与水利建设的公共性纯度相匹配。公共性纯度越高，政府责任越大，公有产权的比例就应越高。相反，公共性的纯度越低，私有产权的比例就应更高。现代产权理论将传统产权进行分解，认为产权不仅仅是所有权，还包括经营权、管理权、使用权、支配权、分配权等。所有权与附属的其他产权具有可分割性和可让渡性。水利建设引进民资间本，既可以是所有权上的引入，即“民有民营”，也可以是经营权上的引入，即“国有民营”。成都市的水利建设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引入民间资本，如特许经营权出让、承包或租赁经营、资产证券化、并购、民资独营、BOT模式（建造—运营—移交）、合资模式、TOT模式（转让—经营—转让）、PPP模式、运营和维护模式等。对于公共性纯度高、效益差的小型项目，政府可以通过奖补政策吸纳项目受益人投资。

3.制订公平有效的民间资本投资水利建设的细则

国务院引导民间资本和发展水利的指导性文件，均明确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水利建设。但这些原则性的指导，只为民间资本参与水利建设提供了可能性。是否具有可行性，必须以公平有效的细则进行判断。其实，早在2005年国务院就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2010年又出台“新36条”，许多垄断行业也不断宣布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但由于没有具体的细则，民间资本在操作上无章可循，无路径可入。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认为“简单声明对民间资本开放，是没有意义的”“，细则”至关重要。2012年，水利部制订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农田水利建设实施细则》、《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实施细则》，有效地保障了民间投资主体的权益。但是这两个细则所涉范围还不够广，只针对小型的水利工程，没有涵盖其他水利建设项目；机制也不够严密，建设监管有章可循，却无运营监管制度，不能有效保护使用人权益，从长远看，也不利于民间资本的水利建设。成都应该在本区域建立一套清晰、透明、规范运作的规章制度：一方面要放开市场准入，建立水利建设公平开放的市场准入机制，形成竞争性的产业组织结构和市场秩序；另一方面，要规范行政审批和行政监管“，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科学界定审批和监管的职能和权限，规范审批和监管的程序，简政放权，减少许可、审批，激发市场主体参与水利建设的活力和创造力；还应科学规制，由偏重“事前”管制转变为“事前、事中”防范与“事后”严惩相结合的管制，公平执法，创建国资、民资平等的市场地位，并防范民间资本利用水利项目的公共性损害使用人利益；最后，应建立有效的帮扶制度，完善民间资本参与水利建设用地、用电、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

4.创新民间资本投资水利建设的投融资方式

资本具有逐利性，吸引民间资本投融资的必要前提是水利项目的可赢利性。所以，必须理顺水利项目的收益机制。开发水利项目的收益体现在水资源的使用方式上，包括取水权、水运权、水电权、养殖权、旅游观光权等。水利工程的公益性和公共性特点，使得水利项目取水权交易费用收取上，存在着目标不明确“、搭便车”现象、征收成本高昂等问题，导致水利项目内在商业化价值不高。成都应完善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利用市场机制理顺定价机制，合理调整费用征收标准，强化费用征收力度，切实维护民间资本利益；引导和帮扶民间资本完善产业价值链，充分挖掘水利项目潜在赢利能力；加大财政奖补力度，并规范财政奖补制度，奖补范围、标准和程序应该阳光透明，鼓励民间资本投入小型公益性水利项目。创新民间资本投入方式。民间资本投资水利建设，可以资金、实物、劳务或其他方式投入；可以独资、合资、合作、捐赠及“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等多种出资形式。政府审批和监管应放开出资方式和形式，主要审查能否完成工程，是否符合水利规划、规程规范技术标准和运行管理规定；项目完工后，按照“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确定工程产权，并确保该产权依法享有继承、转让、转租、抵押和参股经营等权益。创新民间资本投资水利建设的融资方式。政府确立水利项目建设方案，投入部分资金，采用市场化手段和操作方式，吸引社会资金跟进；组建水利产业投资基金，利用集合投资、分散风险、专业运作的基金优势，集中分散的民间资本投入水利建设；利用水利项目收益稳定的融资特点，引导和鼓励银行开展收益权质押贷款；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逐步扩大水利项目公司化改造，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5.创建科学规范的监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