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关键环节“积累就是资本以不断扩大的规模进行的再生产。”这种积累，只有通过产业资本在“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形态上的循环运动过程来实现。产业资本不断地将劳动力这种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商品置于资本的支配之下，不仅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新的商品和新的剩余价值，“还要生产并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则是要把上一轮产业资本循环运动中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再投入到新一轮产业资本循环运动中去。资本支配下的扩大再生产必然带来一种结果，即“对过去无酬劳动的所有权，成为现今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占有活的无酬劳动的唯一条件”。这种社会再生产过程越是循环反复地进行，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就不得不与劳动资料相分离，转化为以出卖自身劳动力为生的“虚构商品”。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越是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生产与需求的同一关系就会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转化为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要进行下去，就必须不断地在商品资本通过市场交换转变为货币进而转变为扩大的货币资本的环节上，实现“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使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暂时地得以解决。不经过这一“飞跃”，则商品价值，进而剩余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剩余价值若不能实现，也就无从转化为资本，社会再生产过程也就无法持续下去。因此决定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能否顺利完成的关键环节是剩余价值的实现环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论是古典危机还是当代危机）本质上都是剩余价值难以实现的外在表现。

（二）资本有机构成变化与剩余价值难以实现问题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特别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的剩余价值实现过程，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商品价值由商品体到货币体的“惊险的跳跃”的过程，在生产与需求的对立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并不必然会发生。这种“跳跃”发生的几率甚至随着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循环反复而趋于减小。商品价值规律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使得“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的单纯的实际可能性也变成了同样的强制性命令”。资本家扩大生产规模的努力如果单纯依靠资本投入的扩张，就会因资本有机构成不变导致劳动力价格过快上升到“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的程度。对于资本来说，率先采用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新生产方法，从而使所生产的每个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市场价值，就可以暂时地取得额外的剩余价值，同时淘汰其他竞争者。个别产业资本之间的竞争越是激烈，增进劳动生产力就越是成为资本家扩大生产规模的手段，实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就越有必要。当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主要方式时，资本有机构成的单向变化就成为一种常态：不变资本的相对量趋于增加，可变资本的相对量趋于减少。资本有机构成的这种变化必然使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结合方式发生不可逆的改变：“在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同它自己的量比较起来，会越来越少地吸收工人……周期地按新的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资本，会越来越多地排斥它以前所雇佣的工人”。这种排斥，必定以人口相对过剩的常态化和产业后备军的形成为结果，进而成为资本持续压低劳动力价格的有力武器。一方面是资本驱使下不断扩大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导致的消费需求萎靡。生产与需求的这种对立积累到一定程度，剩余价值就会因为商品交换活动的停滞和萎缩而无法实现，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突然中断，以商品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

二、透支消费与剩余价值难以实现问题的暂时缓解

（一）透支消费的目的与实质客观地讲，相对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下近乎停滞的社会生产来说，资本支配下的社会生产在并不算太长的历史时期内使社会生产力实现前所未有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日趋激化的生产与需求的矛盾，正是这种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与资本支配的资本蓄积规则及财富分配规则相冲突的结果。如果不能依靠压缩生产能力的办法来解决这一冲突，就只能依靠刺激消费需求的方式来寻求缓和。突破“量入为出”的观念，决不是某个人心血来潮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局部调整的必然产物。“透支消费”的观念之所以能够被接受，恰是日趋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间的矛盾不断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时也是资本蓄积的过程，资本蓄积越快则生产与需求的对立也就越尖锐化。资本蓄积正是通过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断地将剩余价值转化为产业资本，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能力，才能得到完成。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由于剩余价值不断地转化为产业资本，生产能力的扩张几乎是没有限制的；但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却会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所具有的消费购买能力相对地变弱。要缓解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关系，就必须改变一部分社会劳动生产物的性质和用途，使生产与需求暂时达到耦合状态，使新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可以从商品交换中得到实现。作为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的物质载体的那部分劳动生产物已经补偿了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劳动资料或劳动力，所以其性质和用途不能再作改变。唯一还可以改变用途的劳动生产物，就是那些补偿生产过程中劳动能力和劳动资料耗费之后剩余的那部分劳动生产物。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这部分剩余生产物的价值形态即是剩余价值。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透支消费（无论是微观层面的个人消费透支，还是宏观层面的国家财政透支）本质上都是将剩余价值的用途暂作改变，在抑制生产能力扩张的同时尽可能扩大有效需求，最大程度地让新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得以成功实现。

（二）透支消费的必然性与局限性利用透支消费来缓解剩余价值实现过程中矛盾的方法，可以归纳为：用剩余价值实现剩余价值。这种使资本可以继续行使对劳动者的支配权和对剩余生产物的索取权的方法，在资本主义体系刚刚形成并初步发展的历史时期，并不是必须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使剩余价值可以较为容易地实现。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胜利，资本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日臻完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越来越遭到全体劳动者的抵制和反抗，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加快，实行这种“用剩余价值实现剩余价值”的方法就变得越来越有必要。相对于危机爆发时销毁过剩商品并消灭生产能力的那些危机应对办法，全社会范围内的透支消费可以在尽可能小地破坏生产力的前提下，尽量地缓和因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这是因为，一方面，透支消费在一段时期内将社会储蓄基金部分转变为社会消费基金，暂时减缓了剩余价值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速度，以破坏相对较小的方式抑制了生产能力的扩张；另一方面，透支消费在一段时期内提高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消费能力。资本牺牲的是对已实现的部分剩余价值的直接支配权，换取的是资本支配下的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平稳运行，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剩余价值的顺利实现。以“高福利、高消费”著称的福利资本主义之所以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正是因为福利资本主义所依赖的全社会范围内多层次的透支消费，为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提供了一种毋需废除资本对生产支配权力的应对办法。实行透支消费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回避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导致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难以实现的资本蓄积规则和财富分配规则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这就注定了透支消费只能暂时缓解社会再生产中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并不可能从根源上消除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

三、剩余价值难以实现问题的激化与经济危机形态的转变

（一）透支消费使剩余价值向金融资本转变当资本家以“用剩余价值实现剩余价值”的办法来缓解被资本支配下的扩大再生产激化的生产与需求的矛盾时，资本不会放弃对转变了用途的这部分剩余价值的最终支配权。透支消费暂时转变剩余价值用途的过程，只是通过信贷或公债的方式，将作为这部分剩余价值物质载体的剩余生产物的使用权暂时让渡给消费者或政府。剩余价值归资本家所有的财富分配规则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但资本家对已实现剩余价值的即时索取权转变为对已实现和将要实现的剩余价值的长期索取权。用于实现剩余价值的这部分剩余价值，虽然没有转化为在“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形态中完整循环的产业资本，却转化为金融资本：通过到期还本付息的规则，不仅将过去已实现的剩余价值收回，还额外地从因这些剩余价值的垫付而得以实现的新的剩余价值中以利息的形式支取出一部分来。这些游离于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之外的金融资本，表面上看只是当作商品的货币，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它作为货币所完成的这个行为，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先导”（P383）。由此可以看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盛行的全社会透支消费并不是资本给劳动者的无偿馈赠，也不意味着劳动者依附于资本的事实发生了改变；实行透支消费的目的只是为了资本可以更好地实现剩余价值，并将资本对劳动者以及对社会生产的支配进一步深化。

（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金融化与货币过剩常态化全社会范围内的透支消费越是盛行，越来越大比例的剩余价值会转化为金融资本，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金融化。这种形式的转化非但不可能使业已存在的生产与需求的矛盾关系得到彻底解决，反倒会使这种矛盾关系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方面，金融资本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导引作用使产业资本周转效率提高，单位时间内生产既定剩余价值所需的产业资本预付量减少了。这一改变意味着剩余价值的绝对量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从全社会范围来看，资本蓄积的速度不是减慢了而是加快了。资本蓄积速度的加快推动生产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的加速变化，不变资本比重进一步上升，可变资本比重则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加速了劳动者购买力弱化的过程，实现剩余价值的目标使社会对金融资本的需求快速放大。这表现在扩大的透支消费使得对充当支付手段的货币的需求快速增加，以债权关系和信用关系作杠杆，流通中的信用货币量成倍放大。金融资本借由透支消费取得的对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支配作用，使得生产与需求的矛盾关系不再直接表现为商品过剩，而是表现为常态化的货币过剩。金融资本流向哪个产业部门，哪个产业部门就会在供需两旺的形势下迅速膨胀；反之，金融资本一旦撤出哪个部门，哪个部门就会因需求的萎缩而迅速衰落。对商品的需求往往与商品的使用价值无关，也与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无关。在这种形势下，不仅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直接转化为金融资本，甚至在实体经济部门中循环周转的职能资本也有向金融部门流动的趋势。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部门日益膨胀，经济加速金融化。最近20年美国经济发生的一些变化，就很能说明这一趋势。从衡量货币发行量的广义货币M2与GDP比值指标来看，1994年美国该指数为62.16%，但到2012年已达89.92%；再从衡量资产证券化的股票市场交易额与GDP比值指标来看，1988年时美国该指数仅为33.97%，在1997年达到123.73%，在2000年时则达到321.88%，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450.19%。①

（三）经济危机形态的转变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金融化和货币过剩的常态化，非但没有消除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反倒将这种对立发展到了更深的程度，社会生产的无序性在各种金融衍生品的遮蔽下悄然生发。以引发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为例，次级抵押贷款本是面向信用程度差和还债能力弱的借款人的一种高风险贷款，次级抵押贷款公司却将这些贷款通过资产证券化打包成债券出售给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又利用担保债务凭证等工具面向保险公司、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为购买这些债券融资。正如马克思曾说过的那样，“因为有各种方法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各种不同的人手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以劳动者为主的消费群体购买力越是随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而相对弱化，金融资本为实现剩余价值而鼓励透支消费的动机就越强烈，手段就越翻新。金融资本对透支消费的支持，扰乱了价格信号反映并协调生产与需求关系的过程，使得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变得更加脆弱。信用货币的高度不稳定性，成为频繁引发以货币过剩为特征的当代经济危机的导火索。不同于金属货币，流通中的信用货币量具有高度的可伸缩性。当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剩余价值较容易实现时，金融资本为参与对剩余价值的分割而极力延长信用链条，大量的信用货币被创造出来，并带动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加速。但当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剩余价值难以实现时，金融资本为实现新的剩余价值而让渡出去的剩余价值就表现为个人和政府债务的累积；一旦债务无法清偿，信用链条的崩溃会使流通中的信用货币量急速萎缩，并加剧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信用货币的不稳定性，正是金融资本对扩大再生产过程的控制没有消除资本蓄积规则和财富分配规则的外在表现。扩大再生产越是加速进行，劳动者购买力越是萎缩，与透支消费相联系的信用货币过剩也就越严重。当过度扩张的信用也无法帮助资本将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剩余价值实现出来时，信用货币流通量的突然萎缩就引发现代经济危机的爆发。从商品过剩向以货币过剩的经济危机形态转变，是金融资本通过透支消费取得对社会再生产过程支配权的必然结果。通过透支消费使剩余价值转化为金融资本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导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但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难以实现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一起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金融资本既然不能改变资本在社会生产中占支配地位的资本蓄积规则和财富分配规则，也就不可能真正消除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只能使这种对立激化导致的经济危机以新的形态表现出来。

四、危机形态转变的经济后果

（一）劳动者地位的弱势化建立在全社会范围内透支消费基础之上的福利资本主义，曾给人以一种幻觉：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已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而提高，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可以保证劳动者不再依附于资本。但以新的形态表现出来的经济危机表明，劳动者依附于资本的事实并没有丝毫改变，并且随着危机形态的转变，劳动者的经济地位有明显的弱势化的倾向。一方面，在金融资本引导下不断加快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使社会绝大多数劳动者被制造业部门所排斥，劳动者面临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几乎成为一种常态。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在遭遇高通货膨胀率的同时，还出现了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的问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数据表明，美国平民失业率自1974年1月突破5%，1982年曾一度攀升至10.8%，直到1997年5月初才首次降到5%以下水平。②另一方面，劳动者由制造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劳动者的个人生产力趋于贫乏。在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67.23%上升到2011年的73.09%；但服务业就业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比重从1980年的65.7%上升到2010年的81.2%。③相对于非服务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劳动者的财富创造能力增长更为缓慢。劳动者经济地位弱势化既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生产与需求对立加深、经济危机频发的直接原因，又因新形态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加剧。信用货币流通量的突然萎缩导致金融资本失去支持透支消费的能力，转而要求政府和个人清偿因透支消费而累积起来的债务，以便将垫付出去的资本回收。政府和个人债务危机的集中爆发，不仅导致福利资本主义破产，还将劳动者推至更加弱势的地位。

（二）消费者行为的虚荣化消费者的一切消费行为，原本都应当是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服务的。劳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前提条件，人的劳动的目的和消费的目的应当是一致的，即为了再生产出更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而劳动，也为了再生产出更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而消费。金融资本对社会生产的支配使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更加深化，与危机形态转变相伴生的货币过剩也使消费者迷失其行为的目的，陷入消费目的虚荣化的境地。一方面，金融资本主导下的全社会透支消费将需求的范围限定在人的衣食、生殖、居住、装饰等动物机能上。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透支消费提供的物质产品和服务可以满足较低层次的人的动物机能方面的需求，却不能满足更高层次的人的精神方面的需求。全社会透支消费培养起来的“消费至上”的观念，无助于人的精神方面的需求的满足，也就不能达到再生产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目的。另一方面，金融资本主导下的全社会透支消费使消费者出现“为了消费而消费”的倾向，物质产品和服务的消费相对于动物机能方面需求的满足也是过剩的。金融资本提供的各种透支消费的机会，使消费者可以仅仅是为了虚荣而非为了需要进行消费。名牌箱包等奢侈品在使用价值上与一般商品并无差异，但是奢侈品可以满足消费者的虚荣心，故让众多消费者哪怕背上债务也要购买。消费者行为普遍虚荣化既是经济危机形态转变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新形态经济危机发生的风险。消费者出于虚荣心而做出的消费决策，使生产者误以为商品供不应求是可以持续的状况，从而盲目扩大生产规模，加剧生产与需求的对立。信用货币流通量的突然萎缩使这种虚荣消费失去财富支撑，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就显现出来。普遍的虚荣消费越是与透支消费紧密结合，金融资本的无序流动就越是容易造成货币过剩经济危机的爆发。

五、结论及对我国的启示

篇2

 

一、企业的有限理性导致企业层面的垄断、异化和信息不对称

 

在私有制的前提下，企业的信息不对称表现出企业的信息较多，但是信息仍然不完全。企业层面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某个市场的过渡繁荣或经济泡沫。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会导致企业整体的非理性，损害到经济主体的整体利益。因企业自由竞争必然会导致垄断。某些企业对市场的垄断，使单个企业的实力增强，获取利益的能力增强。垄断企业的异化，使企业受制于自己生产的商品，企业的命运由商品决定而不是企业来决定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商品越来越作为企业的对立面而存在。

 

企业法人企图超越市场和国家，却代表着企业的利益，即企业就是为了赚取暴力，从而进行财富分配。企业的出现集聚了大量财富。国家将企业看作与市场一样是资源配置的手段是错误的。国家是市场和企业存在的制度保障。市场是中立的。

 

二、企业层面的垄断、异化和信息不对称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企业层面的垄断、异化和信息不对称都可以导致某一领域的极端失衡，都是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基础。垄断、异化和信息不对称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共同起作用。垄断使企业实力增强，从而加剧了异化和信息不对称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异化使企业不能以人的意志来左右企业的发展，而是由资本的意志和商品的意志推动企业中的人为资本和商品的逐利性和内在价值的实现而服务，从而加剧了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的内在驱动性;信息不对称是现实存在的一种状态，企业有利用信息不对称的内在动力，企业加剧了信息不对称来为自身盈利服务，这就加剧了企业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进一步为垄断和异化创造了条件。当引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现实基础逐渐增强的情况下，若政府的监管不力就容易导致结构性失衡，这种结构性失衡在信息不对称的庇护下不为多数人所知，一旦这种结构性失衡被识破，就会引起整个经济体的风险规避行为，从而使经济危机发生和蔓延。

 

三、企业边界网络化拓展的财富分配机制酿造了危机

 

企业本身是一种财富分配制度，与市场配置资源具有公平性不同，企业配置资源有缺陷。正因为以往人们将企业配置资源的缺陷归咎于市场，所以才造成各种国家干预措施无效，甚至起到相反的作用。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使得市场机制不能起到理论上所讲的资源配置作用。企业对市场的干预和扭曲远远大于国家对市场的干预。一定程度上，如果市场发挥了作用，企业就不能从中获利。能够约束企业行为的只有国家，因为市场是中性的。所以，国家应该研究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界限在哪里，而不是单纯的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市场、企业与国家的边界的确定，有助于解决经济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有利于做到公平分配利益和资源。

 

四、企业边界的网络化拓展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从现实的联系到虚拟的网络联系，企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了。这表现为企业内部母子公司之间边界的模糊和企业外部边界的模糊。母子公司之间由于统一管理与本地融合之间的权利配置，逐渐变得灵活和柔性，因此，母子公司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企业外部边界由于外包、战略联合等使企业的边界网络化拓展，虚拟化拓展，实际的边界缩小，而企业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企业的虚拟边界更大了。从企业的空间边界来看，从一国扩展到多国，形成全球化生产网络。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区别来看，实体经济中，企业的边界受资本、资源等限制不能无限扩张;虚拟经济中，企业的边界可以网络化无限扩张。下表展示了资本主义历史上较严重的5次经济危机，从危机波及范围、危机走势、企业边界变动和危机中政府角色4方面进行了描述。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边界拓展了，危机发生的范围和领域也拓展了，而政府在其中干预强度不断增大。

 

随着企业边界的拓展，企业层面的垄断、异化和信息不对称的特点发生了变化，加剧了危机产生的现实基础。垄断特点由私人垄断、对生产和销售的垄断、实体经济中的垄断过渡到超级垄断与自由放任并存、金融垄断占主导、以金融资本控制工业资本、虚拟经济中的垄断。异化的特点由实体经济中企业的异化、商品和劳务与企业的对立过渡到虚拟经济中企业的异化、资本、知识和信息与企业的对立。信息不对称的特点由资本不能实现“惊险的一跃”、生产与消费脱节、工农业生产过剩和过渡信用消费过渡到金融领域各种相互监督和制衡的企业之间存在道德风险共同酿制危机、从实体经济领域的信息不对称过渡到虚拟经济领域的信息不对称。企业边界的拓展使得危机酿制的现实基础从实体经济领域扩展到虚拟经济领域，从一国范围拓展到多国范围，使得危机的现实基础越来越雄厚和普遍，从而导致危机的复苏越来越乏力，危机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在企业边界明晰时，资本主义经济调节主体有较强的调节意愿，因为企业边界较小，经济危机发生波及的国家和地区较少，不调节会使本国经济衰退严重，但调节能力较弱，调节手段有限，危机就产生了。当企业边界网络化拓展后，虽然经济调节手段和经济调节力度增强，但资本主义经济调节主体的调节意愿减弱，因为危机的发生不但影响本国经济，而且会转嫁和波及其他国家，经济危机已经成为一种公共治理领域。

 

五、企业边界的网络化拓展要求经济调节主体的边界相应拓展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经济调节主体更多的是服务的角色，而在调节经济方面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即使调节也只是通过间接手段。这样对于已经严重失衡的领域不能进行及时和强有力的纠正，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表现出明明可以阻止却眼看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企业边界的网络化拓展要求经济调节主体做出相应的拓展。首先，需要各国明确经济发展的目标，经济发展要实现可持续就需要重新审视和确定经济发展的目标，要从全球共同发展的高度来确定。其次，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来管理经济，国与国之间的监管应该相互制衡，经济调节上要寻求国与国之间的共识与合作。最后，要制定全球经济发展规划，将企业行为置于监管范围之内，避免企业层面的异化、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程度的进一步加深。除此之外，各国应联合制止某些企业在财富分配过程中的严重不平等，以防止某些市场的过度繁荣造成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平而导致的需求链断裂。

 

作者简介：郭丹，1987年，女，汉，重庆人，任职于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研究方向：信息经济学。

篇3

【正文】

增长减速

为了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的增长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来看看美国在整个“二战”后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最初的20年，美国全部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平均增长率基本相同。但1980-2000年间的增长率与1950-1970年间的增长率相比，明显放慢。减慢的意义可以从这样的事实看出来：如果1950-1970年的增长率不持续地减退，那么美国经济在2000年将比其实际水平高出大约20%。

这种显著的放慢也是伴随着技术的重大飞跃（所谓“新经济”）和提高了在第三世界的剥削的全球化的扩大而发生的。像计算机、因特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即使考虑它们对办公室工作和库存管理等的所有影响，也仍未提供资本主义维持较高增长率所必需的重大刺激。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未接近主导了20世纪大部分经济史的以汽车为中心的地面交通体系的发展所带来的长时间的刺激效果。

尽管有停滞趋势，但核心国家的资本确实从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趋势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在第三世界，情形并非如此，这可以从以下三点看出：(1)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般工业国的增长率普遍下降；(2)富裕国家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对于刚经历非殖民化的穷国的较大增长作出了贡献；(3)然而，不平等交换和欠发展的进一步恶化等状况很快抓住了这些贫穷国家。它们中的很多采取了由北方鼓励的战略：增加制造业出口（由寻求低工资劳动力的多国公司所促进，并由寻找新的贷款市场的外国银行融资）。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剩余作为利润和债务利息流向富裕国家。不利的贸易条件、相同市场上日益增加的竞争和核心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共同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和增长率的决定性下降，同时很多贫穷国家出现负增长。

因而第三世界国家除少数例外在增长率上遭受了20年的严重下降，而且很多国家降到零以下。现在，随着一个新时期的全球增长减慢，它们的状况已从严重发展到严峻了，这可以以阿根廷的深重经济危机和最大的外债拖欠为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00年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写到，使金融不稳特别是威胁欠发达国家的潜在问题还没有消失，1995年墨西哥和1997-1998年亚洲的金融／外债危机很可能是三幕剧的前两幕。2001-2002年围绕阿根廷比索的灾难很清楚地代表了第三幕的开始，——但是该剧的剩下部分如何展开，我们仍不得而知。

资本过剩的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下半期，很多经济学家指出，商业周期已成为过去的事物。“信息时代”的“新经济”如此有效，以致资本家在对当前和未来状况有更确定的了解的情况下，将作出更理性的决定。然而，卡尔·马克思的洞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仍然是真理。经济增长减慢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投资率趋向于超过最后需求的增长。在经济上升期中，为了满足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增加市场份额所需要的产出的快速增长导致创造出过剩的生产能力（闲置的工厂和设备）。当需求的增长不能达到设计规划时，公司会出现大量未使用的生产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货。于是进一步的投资被抑止了，因为面对相当多的过剩生产能力，公司不愿意投资——这有时被称为“资本过剩”。

应当清楚的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资本不断地面对这一事实：投资的主要障碍是投资本身。尽管投资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产品市场的最终饱和所限制。每一个大公司在竞争的持续推动下为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而斗争，最终使投资的有用贡献转化成为其反面。在这样的环境下，过剩资本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任何一次经济减速中都发挥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寻求保护它们利润空间的大企业往往通过减少其生产能力的使用而不是减价（主流经济理论引导人们如此期望）来保护它们的利润空间。

制造业生产能力的使用最高点在1964-1975年的10年间，而最低点在1975-1984年间。初步的数据显示，自1983年以来，2001年是生产能力年平均使用水平最低的（过剩资本水平最高的）。

像上面所指出的，由于公司极不愿意在面对相当数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时投资，增长减速是自我强化的。这种情形今天在高科技中，特别是在电信领域特别明显。

生产力万应灵丹

面对增长减速，经济学家经常转向以提高生产力作为万应灵丹。生产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因为它被期待着能作为内在机制运行以推动这一体系的自我扩张。它被设想成这样运行：(1)技术的提升和／或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产生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2)相应的资本剩余的增加被用来降低价格和／或提高工资；(3)其中任一种方式将导致需求增长；(4)需求的增长又成为资本扩大生产的刺激力量。

在1980-2000年间真实发生的事情和这种教条根本不同。从1980年开始价格没有下降，也没有出现可能支持需求的有意义增长的工资增长。植根于实际工资停滞的每小时产出和每小时实际工资之间的鸿沟意味着，从1980年开始从生产力增长中获得的几乎全部好处被资本作为剩余价值剥夺了。制造业部门既没有降低价格，也没有提高工资，以跟上每个工人产出的增长。这（和新的工厂工作的缺乏一起）不能为产出的增长提供有效需求。相反，就业持续地在服务部门扩大，而服务业中的很大部分工作工资极低或者是非全日制的。

日益攀升的债务

债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通常的、必然的组成部分。它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推进对外贸易，为季节性产业提供运行资金，补充对私人企业的投资，而且当然也通过国债的方式帮助在税收和支出之间达到平衡。债务也能刺激经济。例如，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积蓄购买新房、汽车或居室家具。当以信用卡购买时，没有房产抵押、信用卡贷款就不能发生的经济活动发生了。当资本家贷款建立一座新厂或一个零售店，或一家医院贷款建设一栋新病房楼时，经济最初由建筑中的工作岗位的创造所刺激，后来由新机构中的人员充实和供给所刺激。

债务作用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80-2000年间，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决定性地减速了。从1945年到1980年，全部未偿还债务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相当稳定。主要和“二战”开支联系的政府债务下降，但相应的别的债务，如公司的、消费者的和金融机构的债务却增长了。甚至在1980年以前，经济相对较快的增长越来越大地依赖私人债务的作用。这种债务刺激消费者购买并推动建立生产能力。但是在1980年之后，未偿还的私人债务的增长以更快的速度飙升。也就是说，它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到2000年，未偿还私人债务总额是GDP的2.15倍，而全部债务（私人加上政府）达到GDP的3倍。生产性经济现在全部地依赖于如山的债务，这种依靠债务而维持的经济生命需要越来越多的债务。

而且金融部门持有总债务的越来越大部分。这里我们又一次将1980年看作经济变化的一个关键点。从1945年到1980年，金融债务占GDP的百分比增加了20%。在以后的20年中，它上升了70%。单单金融部门的未偿还债务总额现在几乎占GDP的90%，并且占非政府未偿还债务总额的35%。

到衰退阶段消费部门债务仍在增长，这是这次衰退迄今为止表现得相对温和的主要原因。尽管十多年来实际工资没有增长、失业率在增加，工人仍力图维持开销。然而要这种情况持续很长时间而不被突然打断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家庭债务第一次高于家庭可支配收入。

赌博资本主义

如上所述，服务部门是投资和就业的重大领域之一。另一出路是投机，实际上，这只是赌博的另一个说法。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部门不再局限于生产、雇佣和投资的需要的范围之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它已变成一个不断增长的自主挣钱形式，这在衍生市场尤其明显。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从另一种金融工具衍生出价值。例如，一种金融期货就是在未来某一时刻购买某种其他金融工具比如股票或债券的协定。衍生工具倾向于放大收益和损失。如果一种衍生工具所基于的利率或股价上升了，通过衍生工具获取的利益将飙升。另一方面，如果它所基于的金融资产下降了，那么衍生工具的价值可能骤然跌落。金融价值升降的速度增加了个体参与者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整个金融部门和整个经济的风险。

最近安然公司的破产凸显出衍生市场已变得多么大。圣地亚哥法学院教授弗兰克·帕特诺伊(Frank.Partnoy)说：“不规范的场外交易衍生市场，在20年（有些情形甚至10年）前并不存在，现在却构成了总衍生市场的90%，成兆的美元每天在冒险……安然在1985年创立时仅仅是一个能源公司，但是最后它成为一个胀破肚子的场外衍生交易企业。仅在2000年，它的与场外衍生工具有关的资产和负债上升了5倍多。”

美国公司包括金融机构债务的大规模扩大显然是和这种广泛而日益增长的投机活动相关联的。安然只是这种情形的一个放大的例子。结果是，如果作为基础的经济变衰，或推迟结算日子到来的金融工具新形式没有经常地引进，那么金融结构就越来越摇摇欲坠，越来越易于酿成灾难。

无人知晓这将导向哪种结果。最好的情形是，债务堆积和债务结构日益增加的不稳定性将限制经济从周期性的下滑中摆脱出来。最坏的情形是，一个严重的金融崩溃可能进一步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生产能力过剩和金融不稳定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几乎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经济学家》杂志2001年8月25日载文说，“这一次全球衰退”和前半个世纪的衰退有如下方面的不同：“和以前衰退不同，这次衰退面更广。例如，1991年‘世界衰退中，美国经济下降，但是日本、德国和新兴的东亚继续繁荣，从而缓和了世界需求的不足。到今天这次衰退还不深，但是它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多国家同步发生的衰退。这中间有很大的风险。近些年，通过贸易和投资，经济越来越连为一体……由于美国和日本投资崩溃，这些国家大幅削减从东亚的进口。但是东亚国家脆弱得多的需求导致它们相应地削减不仅从美日而且从欧洲的进口。一个更长时期的美国（和全球）衰退的可能性因此大大地增加了。”

处于体系边缘的穷国在世界经济的普遍危机中受到的伤害将最严重。如前所示，不发达国家在过去20多年中人均经济增长率停滞了（除极少几个例外），这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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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危机的演变 原因 启示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其爆发也是存在一定的规律。

一、在经济危机的原因分析方面：制度因素和有效需求不足因素占主导

西斯蒙第把经济危机的总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即资本主义大生产和它不合理的分配制度造成的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不足的矛盾。他认为消费不足是经济危机的前提，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破坏了生产和消费的平衡，造成了生产和消费的尖锐矛盾，这是爆发经济危机的根源。

凯恩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也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在凯恩斯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经常出现失业和危机，那是由于在通常的情况下，社会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有效需求不足，即需求不足造成了失业和经济危机。

需要强调指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相对的，即社会生产的产品同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相比而言是过剩了，而不是绝对过剩。但不管是相对过剩 ，还是绝对过剩 ，都是过剩。这是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共识之处。

熊彼特把创新作为他研究和解释经济危机波动的基石，从而把各种经济周期波动统一起来，以创新活动去加以说明，创造西方经济学中统一研究各种经济危机波动的理论体系，开创了研究经济危机波动的一大流派。熊彼特热衷探索商业周期中萧条走向繁荣的基本动因。

二、分析经济危机角度方面：矛盾分析法和心理分析及边际分析的较量

马克思运用矛盾分析法进行深刻的制度分析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与马克思相反，凯恩斯避开了矛盾分析法，避开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采用心理分析和边际分析解释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根源。

在凯恩斯看来，资本主义爆发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总需求是消费和投资之和，把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说成是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的结果。马克思的矛盾分析和制度分析要优于凯恩斯的心理分析，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表现在流通领域，而根源于生产领域，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

此外，熊彼特对经济危机的分析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是从理论分析、历史过程和统计资料三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进行分析；第二，以创新活动为中心，对经济周期的起因和过程进行实证分析：第三，不给出任何有关对策的建议。

三、在经济危机的特点方面：周期性是一大亮点

西斯蒙第断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永续不断的、永久性的经济危机而不是周期性的，因为今年的产品是用去年的收入购买的，只有今年的生产与去年的收入相适应才不会发生生产过剩，但资本主义下生产年年扩大，今年的产品总是超过去年的收入，这就发生了一种永恒的收入不足因而经常存在着过剩的产品，所以资本主义经济会永远处于生产过剩的危机中。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并非持续存在，而是每隔一定时间爆发一次，具有周期性。马克思写到"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把经济周期分为高涨、恐慌、萧条、复苏四个阶段。凯恩斯认为，在经济周期繁荣阶段的后期，资本家对资本品之未来收益作乐观的预期，故使资本品逐渐增多，其生产成本逐渐加大，俱不足阻遏投资增加。由于资本家不能对"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作出合理的估计"，使得资本边际效率突然崩溃，投资大幅度下降，于是经济危机就降临了。

在经济周期性的研究方面，熊彼特的四阶段模式把经济周期分为"繁荣"、"衰退"、"萧条" 和"复苏"四个阶段。繁荣阶段和萧条阶段分别由创新和诸如投机、恐慌、经济政策不当之类的外生的、非实质性的现象所引起。同时熊彼特还指出，不同的创新活动，所需要的时间可能是不同的。

四、对摆脱经济危机的设想

西斯蒙第认为这一途径是回到小生产去，发展小生产。因为小生产是为消费而生产，生产不是无限的；其产品就近销售或为人定做，最能了解市场需求状况，不会发生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不足的矛盾。而作为革命家和旧制度的批判者，马克思认为克服经济危机的途径只能是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让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生产在社会的统一计划指导下避免盲目性，从而避免经济危机。

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理沦为依据，得出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的结论。通过国家干预经济，使总供给等于总需求， 资本主义经济就恢复均衡了，经济就能发展 ，资本主义则能坚持下去，就不能灭亡。熊彼特并没有对周期现象提出什么政策建议，但从他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冒昧地推断出，他可能承认人为的政策干预会有助于缓解或消除来自外生振源的影响，但除非禁止创新活动，来自内生源的振动将不能被任何人为政策加以消除。

五、对次贷危机的反思

从制度的层面进行考察可以发现，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依然是马克思当年分析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所导致的生产过剩，这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剖析：

首先，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历史性的变革，但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本性没有变，其结果造成在社会财富不断膨胀的同时，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为了实现资本的贪婪本性，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采用信息技术等技术革命成果，并运用企业并购重组等组织创新实现规模经营；另一方面，通过相对减少员工的工资和社会福利支付以更快地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积累率。这样，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财富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社会财富分配的差距持续扩大。

其次，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强化了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本性，导致在私人经济利润率持续提高的同时，工人实际报酬持续下降。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强调自由市场的存在与扩张，削弱政府宏观调控；强化自由竞争和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主张减少社会福利支付等等。这些政策主张在实践中使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本性得以进一步强化。为维护私人经济利润率的持续提高，形成了"工资挤压"和"工资崩溃"趋势，工人实际工资（报酬）持续下降。

最后，在居民有支付能力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美国为了避免引发生产过剩的危机，只得通过无限度扩大消费信贷（如"次贷"）的办法来刺激需求，结果无可避免地导致严重金融危机。扩大消费信贷的办法就是为劳资双方共同认同，并为政府肯定的"透支消费"。从本质上说，它只是为相对过剩的生产创造"虚拟消费"条件，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所以，21 世纪初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其根本原因看似一些人所认为的"消费过度"，实则还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所导致的生产过剩。

参考文献：

[1]曹苏红、王立强.运用理论方法透析当前西方经济危机.研究.2009年第4期

[2]孙仲涛.对这次"百年一遇"全球经济危机的思考. 科学社会主义. 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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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之争由来已久。自凯恩斯大战哈耶克以来，这两种主张截然相反的思潮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大辩论。两大阵营纷纷涌现出了大量优秀的学者和专家，两种主义也交替上位，成为一时的主流。本文试图通过对新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宗旨进行阐述分析，再联系进几次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进而得出结论：新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救市药方”，它们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改良了或发展了资本主义，但是都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私有制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虽然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对这两种经济思想进行实践，但是经济危机依然不断发生。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引发的，只有对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进行改革，才能彻底解决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的诸多问题。

【关键词】

新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分配

一、国家干预主义和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

（一）国家干预主义国家干预主义是西方国家公共管理职能发展的一个阶段，主要是指反对自由放任的经济状态，主张政府介入经济，由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控制，并直接从事大量经济活动的一种经济思想和政策。其在当代则集中表现为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系统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并立即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现象也被称为“凯恩斯革命”。

（二）新经济自由主义新经济自由主义是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思想继承发展而来，强调自由放任理论与政策的经济学体系。20世纪70年代之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和宏观总量经济学无法解释“滞涨”现象而遭到越来越激烈的攻击，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学派应运而生，新经济自由主义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并对之后乃至今天的世界经济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哈耶克为代表人物的新经济自由主义信奉自由放任的原教旨主义市场经济，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之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通过对哈耶克的哲学观、经济观的发展和继承演化出诸多学派，观点各异，但核心都是对自由市场的推崇，在此不进行赘述。

二、两种主义对于再分配制度的观点

新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对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干预和各种“不合理的”税收，支持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认为政府对再分配领域的干预侵犯了人们的自由，违背了自由市场，降低了社会的经济效率。哈耶克抨击了政府通过累进税制进行再分配以改变社会不公的做法。他认为，经由累进税制进行收入再分配，不公是产生不负责任的民主行动的主要根源，而且还涉及未来社会之政体特性所依赖以为基础的至关重要的问题。累进税制的问题，最终是一个伦理问题，而且在民主制度中，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人们充分理解了累进税制原则的运作方式，那么它在当下所获得的支持是否还能继续。如果要确立一种合理的税收制度，人们就必须将下述观念作为一种原则予以承认，即决定税收总量为多少的多数人，也必须按照最高的税率来承担税负；如果该多数决定以一种在比例上较低的税率形式给予经济贫困的少数以某种救济，则当然无可反对。为了防止滥用累进税制，社会必须构建防御性的屏障。而国家干预主义则支持国家干预国民收入再分配，通过国家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以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为核心，通过财政赤字和举债的方法可以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凯恩斯认为收入分配不公是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原因，所以要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必须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他认为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提高富人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加强对富人直接税的征收。第二，消灭食利者阶层。第三，凯恩斯认为只要国家立法，甚至通过赤字财政政策，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提高工资标准，即采取“普通福利”政策，就可以抑制经济危机。

三、结论

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西方世界经历了几次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过之前阐述的西方资本主义政府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交替“上位”，成为西方世界走出经济危机的“药方”。在经济进行调整，经济运行重归稳定状态的时期，西方政府也曾选择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力图使经济长期稳定增长，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无论西方资本主义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经济危机依然周期性的爆发，最近几年更是危机频发，各国政府黔驴技穷。

回顾西方世界几次经济危机，不难看出：如果我们真正“回到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将暴露无遗。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于由私有制导致的贫富阶层财产性收入差距过大。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在于它的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其形成资本性收入和劳动性收入在分配比例上的长期失衡。这种分配结构长期积累的问题是公平缺失、贫富悬殊、消费萎靡等经济现象，导致了社会性动荡。这些问题反过来又会冲击总需求并使经济长期偏离均衡状态,集中爆发的表现就是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导致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

要想从根本上认识当代西方世界的“经济新常态”，需要我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市场经济的运行有更深刻的理解、认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解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矛盾上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论是信奉经济自由主义还是强调政府干预，二者的理论都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决定的财产权按资分配和由此而来的社会两极分化问题。而西方政府施行的再分配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这种贫富分化有所缓解，但是财产和财产权利问题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核心，行使私人财产权利的自由，是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前提和基础，这种根本性问题不能由再分配的方法解决，彻底摈弃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找到这个困局的出路。对资本主义制度最激进的批判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批判的焦点正是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由此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缺陷，并概括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为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提供了正确地理论方法。

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了数次经济危机。但是事实证明，即使资本主义国家对它的自由市场制度加以重新调整，他们也不会从根本上触动私有制这个基础，而只会力争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找到新的平衡。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自身的基本矛盾。除非从基本制度上进行改革，否则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只会陷入“爆发经济危机———政府救市———爆发经济危机”的死循环之中，无法自拔。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危机与经济学理论反思”课题组;杨春学;谢志刚.国际金融危机与凯恩斯主义.经济研究.2009年第十一期.

[2]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危机与经济学理论反思”课题组;刘迎春.国际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反思.经济研究.2009年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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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

 

从16世纪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在西欧各国逐步有了发展，但那时它还受到封建制度的种种束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居于统治地位，自由竞争尚未成为普遍的、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现象。自由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它的产生是以封建王朝的崩溃和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为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人类进入自由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

 

亚当斯密认为劳动是国富的源泉，增进劳动生产的手段是分工，因分工而起的交换，和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再探究商品的价格以及价格构成的成分。

 

亚当斯密认为政府主要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在外，保证国内经济活动不受外国侵略的损害，在内保证每一个人不受他人欺负，之外兴办那些私人不愿经营法和不合适经营的事业。建立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并且司法权要和行政权独立存在发展。并且第一次提出了市场经济会由“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

 

自由竞争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一进步的历史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以机器大工厂代替手工工场的产业革命过程中。产业革命为资本主义生产创造了现代化的技术基础，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提高。可见，处于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属于向上发展时期，它的生产关系基本上是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

 

二、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它从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起即已存在，随着自由竞争的发展而发展。具体表现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断发展，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同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对立，以及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最后导致爆发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

 

随着资本主义剥削阶级和工人阶级矛盾的激化，马克思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提出了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的观点，一个国家社会的经济，代表着一个国家社会的劳动力。但马克思认为此一观点被资本主义给扭曲，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架构下，劳动力已经成为一种消耗性的日用品，传统的商人借由转手买卖赚取商品的差价，而资本家却是靠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方式，来发财致富的。因此，根据马克思的结论，劳工的待遇自然也就不是资本家所会关心的事了。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消费不足，是由工人阶级消费不足，工人是资本主义社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消费群体，但他们的工资的增长远远落后于生产力的增加，表现为“生产无限增长的冲动与劳动者购买力不足”的矛盾，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是根源，而追求剩余价值的制度来源于生产资本家私人占有，资本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矛盾，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总供给超过总需求，或劳动者消费需求不足。

 

三、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经济

 

凯恩斯主义产生于世界经济危机之中，当时单纯的依靠由市场进行经济调节的手段已经失效，并不能带来经济的发展，造成危机的加剧，凯恩斯在当时的环境下提出了依靠政府的作用来发展国家经济，与自由资本主义政府放任的态度截然不同。但是凯恩斯主义通过政府的经济活动刺激了经济的发展，缓解了经济危机，此次以后凯恩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

 

凯恩斯全面地论述了其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认为“萨伊定律”并不成立，供给不能自动创造需求，资本主义经济也不能自动地达到均衡。因为，在边际消费倾向一般比较稳定的情况下，人们总是把所增加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储蓄，而不是消费，这使得有效需求经常地表现为不足，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难以自动实现均衡。所以，为了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凯恩斯主张放弃经济自由主义，代之以国家干预的方针和政策。

 

凯恩斯理论的核心是有效需求理论，认为国民收人决定于有效需求，支柱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凯恩斯进一步认为，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的有效需求，其大小主要取决于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以及货币数量。他承认资本主义社会除了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外，还存在着“非自愿失业”，原因就是有效需求不足，所以资本主义经济经常出现小于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均衡。

 

四、三种经济理论的联系和区别

 

亚当斯密是自由放任主义的代表，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代表，而凯恩斯代表的政府干预的经济，是宏观经济理论的核心。这三种经济体制代表的是不同经济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式，斯密和凯恩斯不论是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还是政府干预代表的都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马克思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广大工人的利益，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本质上是矛盾的。

 

三种经济理论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出来的，都在一定时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经济思想将是未来经济的主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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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强调货币和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关注金融化背后的宏观经济条件，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多方面解释受到了普遍关注。本文就基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梳理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从兴起到危机的发展过程与内在逻辑，以理清金融化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研究金融化问题提供借鉴。

 

一、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金融化研究方法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一些学者在对凯恩斯的理论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学流派，对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产生较大影响的代表性人物有：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保罗·戴维森(Paul Davidson)以及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Hein、Dodig、Budyldina，2014)。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之上的主流经济学认为，在市场出清的情况下，现实经济是“物物交换经济”，因而忽视了货币和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认为，现实经济是“货币生产经济”，货币和金融对于经济运行都有着实际影响。

 

后凯恩斯主义分析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即实际产出、就业水平和经济增长等现实经济实际变量都是由社会总需求决定的。在此基础上，后凯恩斯主义强调，包括货币金融体系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会影响投资、消费和收入分配，进而影响社会总需求，最终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而影响制度安排的更深层因素是社会权力的分配。社会中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社会权力的分配会影响社会产品和收入分配的结果，不同群体对于分配结果要求的冲突会对经济造成损害，因而需要制度安排以缓和冲突。

 

后凯恩斯主义对于金融化的研究即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之上。金融化表现为金融部门的规模扩张和收益增加，其深层原因是社会权力分配的变化导致的制度安排和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金融化的产生建立在食利者社会权力增加的基础上，金融化的发展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维护社会总需求和食利者社会权力的过程，金融危机的爆发则根源于金融化过程对于社会总需求的抑制效应。因此，基于后凯恩斯主义视角，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有了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

 

二、 金融化的兴起：社会协议的瓦解

 

金融化的兴起开始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终结。“黄金时代”是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资本主义经济保持着稳定增长的势头，产出、投资和劳动生产率维持着高增长，就业充分，通货膨胀率维持在低水平。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基础是资本、劳动和国家之间的“社会协议(Social Bargain)”(Hein、Dodig、Budyldina，2014)。国家将充分就业作为政府管理的基本目标，采取积极措施对社会总需求进行管理，并为雇佣团体和工会之间的集体谈判创造指导条件;工人和工会组织追求就业和社会保障以及实际工资的提高，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的目标;资本家追求对于企业的控制并进行管理工作，接受了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以及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以“社会协议”为基础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解除了大多数国家就业和增长的主要约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在需求方面，政府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使公共支出迅速增加，工人实际工资保持着和劳动生产率的同步提高，增加了消费需求;在供给方面，复员军人参加工作、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的转移、妇女劳动参与度增加、移民等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公共支出以及战后特殊的国际政治形势促进了技术进步;在通货膨胀问题上，“社会协议”避免了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冲突造成了“冲突性通货膨胀”;在国际收支方面，欧洲复兴计划实现了美国向欧洲的资本和技术转移，欧盟支付同盟也解决了欧洲内部经济失衡问题。

 

然而，由于“社会协议”内部矛盾的不断积累以及外部环境的改变，“黄金时代”在70年代终结。“黄金时代”持续的高就业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人们日益将高就业和高增长作为社会规范，不断提高对于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预期。当人们对于经济增长和工资增长的期望超过了生产率的提升，就产生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为经济重新带来了通胀约束。随着资本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提高生产能力所需要的投资量不断减少，投资需求进而减少;富裕国家边际储蓄倾向降低，削弱了社会总需求、产能利用率和投资增长;欧洲国家与美国之间技术差距缩小，赶超战略带来的生产率高增长也开始消失;能源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能源价格提高带来通货膨胀上涨，对未来技术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Steindl，1979)。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导致了黄金时代的终结。

 

伴随着黄金时代的终结，作为其社会基础的“社会协议”也开始瓦解。在黄金时代，实际利息率被货币当局控制在低水平，刺激了生产领域的经济活动。同时，实际利率仍然维持在零以上，食利者能够维持其金融资本的价值(Smithin，1996)。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率导致了实际利率为负，虽然有利于产业资本家和工人，但食利者积累的金融财富在贬值，严重损害了食利者的利益。20世纪70年代后期，食利者集团开始在政治上发起反击。 1979年沃尔克当选美联储主席，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欧洲货币体系和汇率机制建立。这些重要事件标志着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以货币主义为原则，关注低水平通货膨胀、政府预算平衡和稳定汇率的经济政策，牺牲了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总需求管理，其最终都是为了重新恢复金融资本的实际回报率。

 

这些政策转变标志着金融化的兴起，反映了社会权力从产业转向银行，从非金融部门转向金融部门。金融自由化在全球的发展，带来了银行等金融部门权力的增加。资本市场的放松管制，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加速都导致了工人谈判力量的降低。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的解体解除了企业和政府对于社会主义的担忧，进一步削弱了工人力量。新自由主义开始兴起，其特点是政府干预的减少、市场放松管制、国家福利削减。与黄金时代的社会协议相比，食利者的社会权力增加，工人和企业的社会权力减少，国家对于经济运行的干预也不断减少，新的社会权力分配格局开始形成。

 

三、 金融化的发展：从企业金融化到家庭金融化

 

在新的社会权力分配格局下，新自由主义制度支撑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金融化的过程。资本主义金融化发展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金融化阶段和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家庭金融化阶段，直到2007年次贷危机的出现。

 

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主要特征是企业的金融化，其本质是食利者通过其社会权力使企业管理者服务于自身利益的过程。企业金融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企业融资手段的金融化，企业通过大量借贷支持杠杆收购等活动。在金融化之前的黄金时代，企业能够维持较高利润，企业主要依靠内部资金积累来获取融资资金。然而，在金融化时期，企业开始大量借贷，融资手段从主要靠内部融资转向了外部融资。企业通过大量借贷，在为投资计划提供融资的同时满足了食利者的需要，同时减少了工人对于企业收入的索取权(Palley，2009)。第二，企业管理的金融化，“股东价值导向”成为了公司普遍的管理策略(Lazonick & O'Sullivan，2000)。首先，80年代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发展以及机构投资者活动的增加使得收购行为频繁进行，公司不得不通过提升股价来避免被收购。其次，在金融市场日益发展的同时，公司开始普遍对高管采取同公司股价挂钩的期权薪酬制度，将公司管理者的利益同股东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使管理者更倾向于在短期提升股价的策略。最后，主流经济学的委托理论受到支持，推动了股东价值导向的普遍采用。第三，企业投资行为的金融化，非金融企业不断增加金融投资(Krippner，2011)。在高利率、高借贷和股东价值导向的共同推动下，非金融企业开始不断增加金融投资，或开设金融附属机构，以应对不断增加的融资成本，并获取短期金融收益。非金融机构越来越像金融机构，越来越多的企业想成为食利者。

 

企业金融化过程是食利者社会权力提升在企业层面的反映。通过企业的金融化，食利者阶层将公司管理者的利益同自身利益联系在一起，使企业服务于食利者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管理者同食利者结成同盟，工人成为了唯一的受害者。然而，工人工资的低下抑制了消费需求。同时，由于非金融企业投资行为的金融化，投资需求也在减少。这些影响导致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消费金融化。

 

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家庭金融化开始迅速发展，消费者负债开始繁荣，一直持续到2007年的次贷危机。家庭金融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普通家庭开始普遍参与金融市场，股市繁荣和房地产价格提升带来的财富效应增加了家庭消费，同时增加了家庭负债意愿。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创新的加速以及伴随着金融市场繁荣的资产价格提升，信贷标准不断降低，低收入家庭更加容易获取贷款。

 

家庭金融化是维持金融化条件下宏观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其本质则是维持食利者社会权力的手段。资产价格提升带来的财富效应以及家庭借贷的增加共同促进了家庭消费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带来的收入减少，支撑着社会总需求。金融化通过资产价值升值的财富效应将家庭利益同金融市场联系起来，进而将家庭利益同食利者的利益也联系起来，这使得食利者的社会权力更容易获取家庭的支持。

 

通过企业金融化和消费金融化，公司管理者和家庭的利益与金融市场和食利者的利益联系在了一起。这些变化同新自由主义政策一起推动着金融化的不断发展，形成了金融化条件下债务支撑的宏观经济均衡模式。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不断发展，债务的积累最终导致了这种均衡模式的崩溃。

 

四、 金融化的悖论与金融危机

 

金融化对资本主义收入分配、投资、消费和国际经济都产生了多方面影响(Hein，2012)，这些影响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金融化对于收入分配和投资的影响都造成了社会总需求的减少，进而带来了经济增长停滞的系统性危机。在收入分配方面，金融化一方面影响功能收入分配，导致了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另一方面影响个人收入分配，导致了工人和管理者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投资方面，金融化造成了股东权力相对于公司和工人增加。管理者偏好在短期获益的金融投资，减少了有利于公司长期发展的实体投资，同时增加了分红和股份回购，以提高股价并提升股东价值，减少了公司可用于实体投资的内部资金。因此，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应会减少消费需求，金融化对公司的影响也会减少投资需求，两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社会总需求的不足。

 

然而，金融化时期家庭负债的增加以及资产价格的提升，支撑着社会总需求。股市和住房价格泡沫都增加了国民财富，提高了家庭借贷意愿。金融准则的改变和金融创新的加速，使信贷标准不断降低，低收入家庭更容易获得信贷。这些都促进了消费超过实际收入水平的增长，进而稳定了社会总需求。因此，家庭金融化是金融化得以维持的重要力量，抵消了企业金融化以及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应对社会总需求的不利影响。家庭信贷的增加促进了消费，增加了总需求，促进了短期经济增长。

 

然而，家庭负债的增加不可持续，在长期会带来对于总需求的负面影响。随着家庭债务的不断积累，债务存量的增加导致了家庭利息支付的增加，造成了收入再分配，使得实际收入从高消费倾向的负债家庭转向了低消费倾向的食利者，导致了消费的减少，进而影响了总需求。当家庭债务超过一定水平，就会带来不稳定效应。在债务支撑的金融化时期，债务从最初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转变成了经济增长的负担。这便是“金融化的悖论”，最终造成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金融危机的爆发最终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与资本主义金融化发展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密不可分。在金融化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美国、英国、西班牙、爱尔兰和希腊等国家主要依靠增加家庭借贷的方式刺激消费，以应对投资下降以及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应对于总需求的不利影响。与之相对应，澳大利亚、比利时、德国、荷兰、瑞典、日本和中国等国家主要依靠净出口来推动总需求，并维持着全球贸易的均衡。然而，当美国由于家庭过度负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危机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迅速传播到其他国家，造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因此，金融化对于收入分配、投资、消费和国际经济的长期影响，是导致 2007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五、 结语

 

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使得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社会协议瓦解，食利者社会权力的增加带来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使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在 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通过20世纪80年代企业金融化和90年代之后的家庭金融化过程，一系列制度安排使企业和家庭的利益与食利者的利益趋于一致，维护着食利者的社会权力，共同推进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发展。金融化对于收入分配和投资的影响都减少了社会总需求，但通过增加家庭借贷和资产价值升值促进了消费需求，进而维持着社会总需求。然而，家庭债务的不断增加最终带来了金融危机，并通过贸易和金融渠道造成了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对金融化过程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终结。金融危机造成大量金融机构倒闭，政府开始对金融部门进行更加严格的规制，金融部门的行为受到了政府的约束。然而，由于社会权力分布并没有根本性变化，经济金融化倾向没有得到扭转。政府对于金融部门的救助行为实际上是在用公共债务支持金融系统，通过将企业和家庭的负债转为政府负债来维持社会总需求。政府债务不断积累的过程同样会带来从债务支撑到债务负担的转变过程，当政府试图削减债务时，必然会带来社会总需求的不足，进而造成经济的长期低迷。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新兴经济体可能出现国内经济金融化倾向。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为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消费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在国内工资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出口成为了维持新兴经济体社会总需求的主要手段。金融危机对全球消费需求造成了巨大冲击，新兴经济体出口需求出现剧烈下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社会总需求，新兴经济体有很大可能走向金融化发展道路，通过提高资产价值和增加家庭借贷的方式促进家庭消费。因为与收入分配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相比，金融化发展道路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容易操作的(Palley，2009)。然而，新兴经济体金融化发展同样会带来深层次经济风险。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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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状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迅猛发展，在经济和科技的迅速进步下各国的发展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当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崛起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并为其今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这一系列的进步和发展促进了全球的经济联系使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

2、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逐渐提高，资本的大量集中使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对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和控制逐渐加强。

3、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新的科学技术迅速进步，资产阶级的国家出现了许多变化，主要表现在跨国资本的出现并且迅速发展壮大、失业现象持续增加，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的意识逐渐强烈。

4、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基础之上，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各方面的权益越发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社会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由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社会制度的不断巩固和扩张，大大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在两极分化严重的资本主义矛盾不断加深和激化，为此造成全球范围内的各个经济组织或利益集团的矛盾扩大。因此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无限扩大，这就造成了消费市场的秩序混乱，对经济危机的发生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也就不可避免的引发社会动荡。

二、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的必要步骤，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深入地把握其科学发展的依据和规律，这对正确的认识资本主义的实质和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作用。

1、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当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迅猛发展，这从根本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使得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效率不断提高，社会财富也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增加，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繁荣稳定的面貌，在市场条件的催生下又出现了产业结构的明确分化。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推进了垄断集团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使得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垄断资本制的矛盾不断加剧。

2、当代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相关问题做了一些调整

当代资本主义根据当今的社会生产条件和技术进步的现实，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资料的相关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调整。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来看待，使得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也社会化，这样就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对生产关系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就这些措施来看，对于促进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3、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进行了延伸

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的矛盾也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生产关系日益趋向社会化，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上也更具深度，这就会推动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对全球的资源配制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实质

当代资本主义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对此我们要深入把握住这种变化的实质和趋势，这对认清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1、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本质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施的股份制等各种措施，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质性问题。他们只是从一定程度上调整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2、工人阶级的地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西方的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实施高福利的社会政策，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实施的。但从客观上来讲，这些措施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一定时期内经济的繁荣发展都具有重大的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工人阶级的利益还是得不到应有的维护。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的种种做法只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对于真正提高劳动阶级的社会地位，改变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还是不可能的。

四、当代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

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物质方面对社会进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且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一度出现各种各样的经济合作形式，这种种经济发展形式，或者是经济发展的组织机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矛盾的缓和做出了贡献，使得人们在短期内取得了经济上的富裕或者是就业等各方面的暂时性的保障。但是就长远来看，这些经济形式根本上还是资本主义经济，无论采取何种措施都不会同社会主义的经济性质相提并论。在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时期，只有通过各种有效的手段，将资本主义性质的各种经济组织或者是经济机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共有，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在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方面占有比较明显地优势，根据这些特点又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的稳定发展构成了一定的压力。因此我们从各种角度来讲，都必须发展经济和科技壮大社会主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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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原因：都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1）一战前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a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在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德国经济发展迅速，20世纪初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英法下降至第三第四位，但英法拥有广阔的海外殖民地和国外市场，形成了实力与殖民地倒挂的现象。随着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他要求获得更多的海外市场，而此时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因此德国与英国法国的矛盾不断尖锐激化，战争不可避免。b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表现：德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而实现的，保留了大量的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传统。（2）二战前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a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一战后英法经济困难重重，而德国则依靠美国的援助，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但德国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资本尤其是美国的大量贷款。1929年当美国爆发经济危机的时候，德国收到的打击尤为沉重。为了转稼危机德国再次对外侵略扩张。b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表现：经济危机引起政治危机，由于德国和日本都保留了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传统，因此两国国内法西斯势力趁机夺取政权，建立了法西斯。而英法美三国则保留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二、从目的和性质来看：

一战时交战双方无论是同盟国还是协约国的目的都是瓜分殖民地、争夺原料和市场。因而一战是帝国主义争霸战争，交战双方都是非正义的;二战时由于法西斯国家不仅要转稼危机、转移国内矛盾，更主要的是要征服全世界，建立地区或世界霸权，因而法西斯势力成为了世界人民共同的敌人，二战成为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

三、从后果和影响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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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资本论诞生的100多年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在西方国家，与新科技革命相伴随的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了许多新特点，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以及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大。面临着这些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本文应用经济学方法论的范式分析研究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资本论》，探讨了这一问题。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经典著作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它是一本伟大的经济学著作，是马克思在研究了，英豳资本主义制度建立100多年来积累的大量详实的材料和史实的基础上写出的。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但是距《资本论》出版，现在资本主义又发展了‘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大生产，服务业在国民产值中的大比重的大大提高，无产阶级摆脱了极度贫困化，整个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得到很大提高，同时资本主义家在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宏观管理，以及历史上出现的社会主义风潮的平息。这种种马克思未曾也无法预见到的历史变化，致使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下降，那么我们还能如何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我们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进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地位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纲领，它坚持的硬核是什么?它能随社会条件变化而发生调整具有灵活性的保护带是什么?它规定着的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手段的正面启发是什么?它在调节适应当前的经济社会现状的变化中反面启示的作用又是怎样?

很多学者试图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这两种范式的根本区别的研究结果来回答《资本论》的硬核是什么的问题。有人说马克思研究的是经济制度(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的有效配置。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探讨了经济制度，也探讨了分工理论，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及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理论，在再生产理论中也有关于资源(生产资料)的有效配嚣问题的研究。当然西方经济学巾的制度经济学也探讨经济制度的问题。所以这种区分不全面：也有人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本质，经济制度的长期演化，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日常现象。也不全然是这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研究了货币，信用，工资，生产价格，及利润，这类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和现象，而且从研究方法来看本质的研究也脱离不了对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还有人说《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学说，而两方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提出建设性建议的学说。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病例，对其病例的深刻分析就为其处方的开出做了很大的贡献，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实质就是相对过剩的危机即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原因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这一层面来说，两方经济学某些流派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出的政策建议就是以《资本论》对资奉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为基础。我认为以上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都没涉及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恩格斯曾今说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是教条而是方法。我们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撇开具体的如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中也用到过的方法，就是它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唯物的观点，辨证的观点，发展放入观点是我们后来者学习继承《资本论》小可动摇的，它们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一纲领的硬核。而两方经济学却建立在理性人，人的主观感受的偏好效用这些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当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作为一部经济学著作，它在经济学理论层次上的一系列理论中，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根本。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论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其它理论的基石，是坚持马兜思政治经济学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劳动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条件，是人类生活永恒的状态。劳动价值论将社会财富与人类的生活紧密的联系起米了。劳动价值论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而这也是根本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萨伊的”三位一体”价值理论的。很多著名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学者都认为只有承认劳动价值论才能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沦》的硬核是：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这是我们学习继承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要始终捍卫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的其它的理论都是它的保护带。如分工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地租理论等等。它们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会受到一定的冲击，相应的可以做出调整。如对生产性劳动的划分，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性劳动范围应该扩大。再如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随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会组织的壮大和国家调控的加强及社会文化的提到，它将表现的不那么明显了。再如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产业和行业，像信息产业，服务行业，它们会阻止整个社会的有机构成的提高，其至降低整个社会的有机构成，从而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也需要调整。所以说当这些理论碰到与当今现实看起来相矛盾或不容易解释时我们不该气馁，不该就放弃，而应该对其调整和发展。这也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品质，唯物史观的矛盾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用当下的话说就叫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