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资本主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家资本主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新加坡属于资本主义国家。

新加坡是一个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经济模式被称作为“国家资本主义”。属于新兴的发达国家，新加坡是亚洲最重要的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之一。

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之一，也是世界贸易组织、英联邦以及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成员经济体之一。整个城市在绿化和环境卫生方面效果显著，故有花园城市之美称。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关键词] 清末湖南实业资本主义经济

湖南资本主义早在明末清初时期已经萌芽。 到了清末，随着湖南近代交通、工矿企业的兴起，资本主义经济在湘省实业中不断显现。

一、从产业资本的资本原始积累上看，湘省实业中相当一部分的企业或公司大都采用了股份制形式

股份制公司形式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一种主要的公司形式。资本家采取这种股份制企业、公司形式的目的是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他们以发行股票的方式，把社会上大量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这种通过发行股票把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而经营的企业就是股份制公司企业。在当时的湖南，因政局动乱，政权更替频繁，湖南财政收入十分有限，并且还要用这有限的资金去填补浩繁的军费开支。如果单靠政府去投资本省的工矿、交通企业，显然是力不从心，资本的原始积累奇缺；如果再要求那些有钱的官绅、地主、商人去投资，他们对当时湖南的政局不稳有所顾忌，不敢将其所有的资金全部投入到能否获得收益的近代企业，因此为了创办资本需求量大的近代企业或公司(如工矿企业、铁路公司、船运公司等)，就必须动员社会上所有具有投资能力的人一起投资。于是，股份制的公司、企业形式就在湖南应运而生。关于这一点，在公司筹办的章程中就可得到证实。A.《陈宝箴奏办湖南矿务简明章程》之“官商合办章程十四条”中对“股分、股票、股息”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如“股分：由矿师查勘矿之大小，须集股本若干，以定股分多少。每股定收省平足纹银五拾两，每人自一股起至百股止。其官商分派入股成数，官则少不过三成，多不过五成；商则不少过五成，多不过七成，约为限制，临时再行酌以一百元为整股、十元为零股，合共两千整股”；“股银分优先、普通两种，优先办。……”B.《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招股章程》规定“共集资本二十万元，……一千股限四月（指宣统元年四月）截至，普通一千股限七月截至”；“所获红利，分作十五成，以一成存为公积，……以一成半归创办人均分，以一成半为办事人酬劳，以九成作为股东红利，按股派分，以两成为优先股报酬”。C.《湖南粤汉铁路公司招股简明章程》之第一条“本总公司定为招股三千万元，不计润、周年六厘行息，红利均分，以五元为一零股，百元为一整股。合二十零股仍为一整股。……” D.《鄂湘官轮局合办章程》之第三条“暂招股银十万两，鄂湘各五万两，南局每股收长平足银一百两余，由北局招足，先行试办，以后扩充，再行公议添招。” E.《两湖官轮局集股章程》之第三条“暂招股银十万两，鄂湘各五万两，每股收估平宝银五百两，鄂湘各招一百股，先行试办，以后扩充再行公议添招” 。

二、从产业资本的来源构成上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

国家资本主义一般是指“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某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 这种资本主义通过利用国家机器全面干预国家的经济生活，以巩固自己的国际垄断地位，从而保证最大限度的榨取垄断利润。湖南近代工矿、交通企业是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兴起的，并且政府又成为主要投资者，官款在产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中占的比重较大。从这层意义上说，湖南产业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国家资本主义性质。只不过它的目的并不是获取垄断利润，而是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来保护本民族利益，被迫采取的一种应急措施。因为甲午战后，帝国主义的魔爪由沿海向内地深入，湖南即将受到来自帝国主义更为直接的掠夺和控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湖南近代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等不断创办起来。

由于产业资本需要的资金巨大，且见效慢，不易收回成本，加之，当时湘省政局不安。这使得相当一部分有钱的官绅、地主、商人也不敢将其所有的资金全部投入到能否获得利润的近代工矿、交通企业中去，反而更多地去买田置地或追求商业利润。譬如，当年的湘军攻城掠地，攫取过大量财富回湘，但他们没有在家乡投资设厂而成为资本家，只是诞生了一批土财主；曾老九（的九弟）每次打了胜仗，便要请假回湘乡老家休养几个月，其实就是运回财宝，买田起屋。又如大官僚袁树勋，他由商而仕，官至巡抚、总督，手中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财富。然而，其家族在湖南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开设钱庄、当铺和粮食牙行，着意追求商业利润和高利贷利润。他对矿业虽投有“巨金”，但那是投入江西萍乡煤矿，而不是桑梓之地的矿山。

既然如此，肩负原始资本积累的重担主要落在政府的头上。陈宝箴所创办的湖南矿务总局中“官矿资本，开办之始，并无固定之款，于厘金、善后、屯垦三局，当时开办十九局，动用公款五十余万两”。 后来，由阜湘、沅丰两公司合并的“湖南全省矿务总公司”，公司初集商股三百万两，并由官厅另拨官本十五万两，“以资补助”。 仍然离不开政府的资助。

和丰火柴公司成立“一年后，仅得散股8000两，张祖同等又以立本堂名义，出资1.2万两，陈宝箴又将全省旱灾赈款1万两移作创办资金，合成股本3万两”。 官股也占了三分之一。

就连当时湖南最大的商办企业――华昌炼锑公司，初集股银共三十万两，其中包括湘、鄂、直、苏、鲁五省官厅补足官股十六万两。 占当时全部资本的53.3%。尤其是该官款在购买华昌赖以发家的赫氏炼锑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样，醴陵瓷业公司作为一家商办企业，“该公司创办时商股仅3万两，以后每年由官方协济1.9万两。1910年又由度支部每年补助1万两”。

湘路公司所收各项股款共计银445万两，合银550万两，其中优先股(商股）29.53%,租股8.76%，公股53.84%。参见下表：

资料来源:《湘路新志》第一年11期《公司报告》相关数据制作。转引自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3年，陈曦《近代湖南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第116页。

三、从产业资本运行的过程来看，它带来了利润，创造了剩余价值

产业资本经过原始积累，达到一定数额后，开始运行。首先，必须在市场上购买生产资料（如机器、原料等）和劳动力，然后将这两者在生产过程中结合起来，通过雇佣工人的劳动，生产出新商品，再通过流通流域实现商品的新价值。这种产业资本的运行过程，按照马克思的价值增值理论，就是价值增值过程，即“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也就是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超过了劳动力本身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而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就是榨取剩余价值。尽管湖南产业资本的形成及运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危机下，出于保护民族利益的目的情形下而采取的一种应急措施。正如湖南巡抚陈宝箴上奏清廷曰“抵借各国洋款，造路开矿”。但从客观上说，产业资本一旦产生，只要投入生产，就不可避免地为投资者带来利润，其实这也是投资者的主要目的，否则投资就没有意义。也就是说，产业资本在运行过程中采用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工人实行雇佣制剥削。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内容和目的”。”

四、从产业资本运行的最终结果来看，某些行业生产出的产品尤为矿产品，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和生产

由于湖南近代产业的兴起不是自然发展的产物，而是国际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殖民主义政策影响下产生的。它生产出来的产品不是供应本地、以至本国的消费；而是作为原料和初级产品销售给帝国主义。那么，产品的价格无疑受到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以锑产品为例，“欧战前后，锑价极低，每担纯锑不过数元。欧战期中，列强竞买军事物资，锑价得以上涨，最高时每担4000余元”。 同时，资本家或资本集团从市场上购买到这些原料后，必然进行资本主义生产。这表明湖南近代矿业生产不是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而是一种原料的采集阶段，其产品不是最终产品，只是作为工业原料而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起点。按照政治经济学理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 即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超过了劳动力本身的价值，那就是剩余价值。榨取剩余价值是资本的本性，也是资本家追逐的目标。从这种意义上说，湖南近代工矿、交通等实业的出现不自觉地为帝国主义国家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提供了物质基础，因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

综上所述，清末湖南实业已经从传统型向近代化方向转变，资本主义色彩在这些行业中都以显现，并得到了初步发展，这为本省的经济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李会刚:《湖南工业经济发展历史及展望》[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

[2]《湖南历史资料》[z].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期，第133页

[3]《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湖南省志）第一卷（第二次修订本）[z].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2页

[4]《路事纪要》《湘路新志》[J].第四期，宣统二年二月初十日发行

[5]《湘报》[N].第81号，第322页

[6]《湘学报大全集》[Z].光绪二十三年初一报，第二十

[7]《列宁选集》（第4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27页

[8]转引自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3年，陈曦《近代湖南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第117页

[9]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 [Z].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41页

[10]《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湖南省志）第一卷（第二次修订本）[Z].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9页

[11]李会刚:《湖南工业经济发展历史及展望》[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0页

[12]《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湖南省志）第一卷（第二次修订本）[z].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1页

[13]刘泱泱编:《湖南通史》（近代卷）[z].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561页

[14]李允俊编:《晚清经济史编年》[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版，第734页

[1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30页

[16]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M].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284页

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

一、危机的起源

资本主义以其固有的制度缺陷所必然导致的经济危机已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尽管每次危机过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都会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以补救混乱的市场，但历史的规律以客观事实昭示着这一切都属于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无孔不入的资本流向一段时期之后又会从另一方面掀起足以波动全球的金融动荡。

二、资本主义国家的变革

同以往历次危机相似，2008年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针对此次危机中所显现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如新自由主义、货币超常供给、资产泡沫和信贷膨胀等进行了的方针政策调整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重拾凯恩斯主义

虽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早已产生，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掀起的国家垄断思潮开启了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整和发展的新阶段，但在此后二十年间一直处于国家政策和主流学术界的边缘地带，直到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横空出世和大萧条时对古典经济学“市场自动均衡自我修复”的失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才获得广泛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从来都具有循环周期性，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和新自由主义破产为标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在新自由主义的疯狂推动下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重新迈入凯恩斯主义和大政府时代，标志着凯恩斯主义重拾官方经济学地位，在私有制广泛被奉为圭臬的大环境中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和私人垄断资本在新世纪的进一步融合发展，但这代价委实太过沉重。

（二）强化国家垄断资本

推行国有化仍然是应对资本主义痼疾的重要措施和手段这一点通过2008年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和蔓延再次得到了证实，尤其是美、英、德等发达国家国有化的步伐在对经济进行救助和调控过程中明显加快，国有经济在这段时间内获得明显的发展。与以往应对危机的国有化措施相比此次的措施更为彻底和直接，即通过注入财政资金对濒临破产的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注资，购买其不良资产并对其债务提供担保，换取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优先股或普通股，以达到对其实现国有化控股的目的。这种方式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逐渐成熟，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取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同。

（三）发展宏观调控和微观规

制信奉新自由主义教义的布什政府在面对资本主义近百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时也不得不转而求助于凯恩斯主义，2008年2月就着手实施了1680亿美元减税方案，并在10月份又批准《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推出7000亿美元的救援计划。当危机蔓延到欧洲并引发为欧债危机以后，欧盟紧急拿出总额达7500亿欧元以挽救欧元区国家经济，并成为欧洲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救助计划。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为尽快使美国走出危机的阴影，主导了由美国政府、财政部和美联储三方联手推出的《美国复苏与重建法案》，并决定实施的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作为美国自二战以来力度最大的金融救助和财政刺激计划，《美国复苏与重建法案》凸显了了凯恩斯主义在调整资本主义市场市场失灵时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三、对策建议

这轮资本主义国家金融经济政策大调整影响之深远已极大地影响了今后国际金融经济格局，在此背景下笔者对于我国所应当采取的对策提出了如下建议。

（一）实施国际化的经济战略

如今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对世界的经济影响力也逐渐扩大，因此，在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经济战略聚焦于移除危机影响时我国在金融经济政策上应大力推进对外政策以扩大我国对于国际金融经济的影响力，同时也可促进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实现双向发展。

（二）强化创新意识

尽管危机远去未久，但在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市场主体的创新意识愈发显得重要。而强化创新意识，不仅仅是生产技术、管理理念、市场思维的创新，更应该与国外先进的市场理念产生契合，才能适应来自多方的竞争和挑战。

（三）稳定经济建设，改革金融体系

我国社会经济长期以来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对外环境的合理解读和对内国情的深刻理解，如今面对动荡的全球金融经济格局，我国应当首先调整好自身的经济建设思路，稳定国内的经济态势和长远发展，维护社会经济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刘儒.国际金融危机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发展[J].红旗文稿,2016,(05).

[2]林小斐.中国对国际金融格局调整对策分析[J].技术与市场,2016,(03).

篇4

门禁式全球化的感染力已经和国家资本主义密不可分，正是国家资本主义使得中国等大新兴市场更安然无恙地渡过金融危机。不过，这些国家的体制仍然存在结构上的漏洞。在中国，国有企业和国家指令性贷款从私营企业中抽离的信用贷款，已经催生了房地产泡沫。在印度和巴西，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足，导致通货膨胀率的不断攀升与骤缓的经济增长。而2008年以前的西方全球化确实也存在缺陷。由于过分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导致高级别、不透明的跨境敞口不断堆积到惊人的地步。

——《经济学人》指出，门禁式全球化仍存在潜在危机。决策者过分高估他们在区分好资本和坏资本的能力，也没那么懂得促进出口、产业革新与既得利益之三者间的区别。危机前的开放政策已经成功地将资本输向了最佳投资机遇，同时降低了消费价格，推动了竞争。对这一进程的干涉将会降低一个国家的增长潜力。

集团化创新

现在，互联网和软件行业似乎成了“创新”的代名词，但对整个国家的创新来说，它远不能成为成功蓝图。如钢铁、汽车和肥料公司，这些组织更复杂，起始规模要大得多，前期投资要多得多，并且需要集中多元化的熟练专业团队。与软件开发相比，还要求更多的基础设施、物流、监管、资质、供应链和其他商业服务。这些都需要协调众多公共和私人实体，而且这些活动才更可能是发展中和新兴国家经济增长的核心。

解决的办法是通过垂直整合，形成可以在内部解决新功能供需协调的企业。这也是“国家商业集团公司”总是在改变经济及其出口方面起到关键作用的原因。集团公司可以利用其知识、管理技能和金融资本试水新行业，向未来供应者做出可信承诺，并改变商业生态环境使新行业成为可能。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里卡多.豪斯曼举例称，韩国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便是通过其集团公司（财阀）完成的。但是一旦这些公司主宰了一个市场，它们就会转向下一个同样没有竞争、全无出口机会的市场，通常利用其规模和政治影响排挤潜在竞争对手。它们不但没有变成变化的人，反而往往阻碍变化。因此，集团公司必须通过为就业、出口和税收以及国家技术转型做出贡献，赢得政府支持和社会接受。

山寨也有世界梦

篇5

“你们要按劳取酬，我们要按酬付劳。”这是极少数的工人，在听了总路线的报告之后说的。乍听起来，正像“公平买卖”和“买卖公平”一样，这两句话，似乎是一句话的两种讲法。实际上自然大不相同，何况说“按酬付劳”的人，还加上一句解释说：“拿多少钱，干多少活。”这就完全明白了。

经过总路线的宣传，绝大多数工人都是欢欣鼓舞，表示要努力生产，加紧建设，使社会主义早日实现。许多工人，也未必都能从经济学的理论上，来了解“按劳取酬”这一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意义。可是他们从切身经验中，懂得在资本家工厂里做工，是没有什么“按劳取酬”的；否则，为什么资本家并不劳动，却有比自己高得多的收入呢？资本家的“酬”从何而来？而社会主义制度下，既然没有资产阶级来剥削，而是多劳多得，那么，只要生产大大发展，自然就能做到人人过幸福的生活；所以，应该加一把劲，争取社会主义早日到来。

说“按酬付劳”的人，也许认为自己只是实行着“公平交易”的原则，认为自己付出的“劳”，既足以抵偿得到的“酬”，并没有占谁的便宜。这个观念的错误，首先就在于他把社会主义看成和资本主义一样，把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的地位，也看成和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的地位一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物力是商品，要出卖给资本家，工人阶级的地位是受剥削、受奴役；所以，那里工人阶级的劳动积极性很低，他们采取“拿多少钱，干多少活”的消极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并不是拿来买卖的商品，工人阶级已经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工人阶级创造的价值，除了扩大再生产、发展教育和保健事业、加强国防以外，全都做为工人阶级的报酬，来满足工人阶级提高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了。所以，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指出，把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和工厂的关系看成“雇佣”关系，看成劳动力买卖的关系，是十分荒谬的，因为，这就等于说，工人自己被自己“雇佣”，工人自己把劳动力“出卖”给自己了。这自然是不通的。因此，在工人作了主人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说什么“拿多少钱，干多少活”，或者“按酬付劳”，是完全不对头的。

今天中国还处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国营企业是社会主义的企业，早已实行了“按劳取酬”的原则。至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虽然还未实行这一原则，但它们也已经和一般的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它们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的企业。所以，在这些企业中工作的工人，也应该努力生产。加强对资本家的领导和监督。加强对他们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不应该再用什么“按酬付劳”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企业了。

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践，指导着我们走向社会主义去。如果，我们的思想觉悟不提高，用在旧社会中养成的损人利己、自私自利的观点，来对待新的事物，那就会于国于民不利。所以，说“按酬付劳”的人，不要忘记几年来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因素增长带给自己的好处，特别不要忘记自己已经是国家的主人和领导阶级的一分子了，他们应该去掉这种自私自利的思想，并帮助克服某些工人中还存在的想开小作坊、参加商业投机、片面强调工资福利的错误思想，用正确的劳动态度，积极参加到增产节约的热潮中去。

篇6

对内开始实质性地收回多年超发的货币,逐步抬升长期利率水平,改变企业和居民严重的通货膨胀预期。

对内实质性地收回超发货币,这个决定当然会使得有人提出所谓加息拉大利差引致热钱内流之类的担忧。但紧缩与升值的关系逻辑上并不构成同向,事实恰恰相反,两者逻辑反向。越紧缩,越是减轻升值压力。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压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国内自身的投资扩张、经济模式而使得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处于加速状态。所以,笔者常讲,中国经济转型是一个储蓄率自然下降的过程,是一个升值压力反侧自消的过程。这个道理,很多经济专家都搞不明白。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是跟着资产市场投机走的,国内坚决地挤压资产泡沫,境外资金流入自然会停止。所谓当今流行的“中国加息以美国加息为条件”在逻辑上就是个伪命题。

但这个政策目前很难被经济的强势部门所接受倒是事实。中国经济增长实际上相当脆弱,房地产和银行出问题已经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其中,银行已经开始拼命在市场上集资了。问题是,一旦开始加息,高负债的国有部门企业将如何生存?地方政府如何筹集资金还本付息?在建项目如何按进度进行?最后,所有的经济政策问题将会统统变成就业问题。人民银行又会再一次变成经济下行的“替罪羊”。

对外升值,改变“进水管”的口径(21世纪以来,外汇占款成为中国经济绝对的“注水泵”)当然是货币当局最直接的想法。

汇率起到的作用是使资源从贸易部门移出,至于是否能实现国内“收入-消费-企业利润-就业”的良性循环,则有赖于这个国家既有的经济结构,需要将贸易部门转移出来的资源用于支持非贸易部门供给出现扩张。

遗憾的是,近十年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得以确立。当下中国的金融、主体运输(从公路网到铁路运输,从航空到远洋运输等)、电信、电力、传媒等非贸易部门的核心主体,全都在国家资本力量的掌控之中,私人资本无法涉足或集聚于这些领域。当下国有部门依托要素资源的优势、资本的优势大肆进入第二产业和新兴产业中攻城拔寨。当下仅仅放宽准入条件又有何用?解除中国私人部门枷锁的关键在于“国退”。

贸易部门挤出来的资金,将只有两个去向。一是在各种资产和商品间乱窜,不是土地、房产泡沫再进一步做大,就是粮食等生活资料出现暴涨。二是向外走,这取决于外部经济和资产价格吸引力的增强和挣脱资本管制的成本大小。

此时若辅以人民币资本项目管制的逐步解除以及自由兑换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将要发生的情景。

倘若今天中国国内居民和企业能自由兑换美元而进行全球资产配置的话,谁还会在北京的四环买一套比伦敦金融城和纽约的核心CBD还贵的公寓呢?中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还会继续吗?21世纪以来,中国“宽货币”的拐点出现时,情况会变得不太可控。跨境资本流动的正反馈效应往往会引发资产市场的“超调”,使得经济受到超强的紧缩效应而硬着陆。因为中国银行部门90%以上的信贷都与以土地、房产为主的人民币资产价格挂钩。

若国内房地产泡沫没有先行实现软着陆。汇改和资本项目管制解除成本将只是刚性挤破泡沫的工具。

篇7

日本是一个很难定位的国度，在明治维新之前它也是一个被列强瓜分的对象。日本的门户跟中国一样是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的，因此在明治维新前它并不属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但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极其迅速地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在社会精神文化领域，成功地实现了由武士道精神向企业家精神的转型。从此日本实行了资本主义的制度，但却保留了经过再造的东方文化。被誉为日本企业家精神导师的涩泽荣一就曾主张“现代企业应建立在论语与算盘的基础上”。今天的所谓西方七国（美、英、法、德、意、日、加），日本也列入其中，那并不是由于地理因素，而是主流社会精神相一致的因素。其实，严格意义上讲，日本在精神文化上属于东方，只是在完成了社会精神转型这一点上与西方雷同而已。在今天的世界，日本的企业家有着与西方企业家不同的精神气质。

那么，日本的企业家群体和企业家精神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企业家群体是如何从旧的社会阶层中裂变而来的？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源泉又是什么？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以一种人格化精神为标志的社会精神现象的出现，一定伴随着社会阶层的裂变，也一定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看待一种以人格化为标志的精神现象，绝不能仅仅把它简单地等同于一个阶层的意识和精神气质。欧洲的骑士道精神、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中国的士大夫精神，作为一种社会精神绝不仅仅停留于一个阶层，而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为所有社会阶层所共同向往和遵循的主流精神。在欧洲，当贵族骑士成为那一个时代各个阶层所共同向往和仰慕的阶层时，带有这个阶层显著特质的精神，就是骑士道精神，并且这种精神代表着时代的主流文化，引领着整个社会精神在社会发展中起推动作用。而遵循这样一种主流精神的农民、工人、商人、政客、军人都是骑士道精神的体现者，都会有相同的行为规则。在那个时代，不管是农夫或铁匠，还是商人或军人，为了爱情面对自己的情敌，选择解决问题的办法，无一例外的都是一种模式：决斗。在日本的德川时代（始于17世纪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发端时代），儒教徒对武士的解释是：任何一个农民、商人或工人，只要他受到很好的教育，就被看作是武士；在中国，则早有儒商、儒仕、儒将为社会大众所推崇，而这一切都涵盖于士大夫精神之下。武士道精神是由传入日本的中国的儒、佛、道思想经过融合和改造以后形成的，是与日本社会的结构相契合的一种社会精神文化现象。日本学者森岛通夫认为，这不是单一的某一宗教，而是多种宗教体系的灵活结合，在历史上，武士道精神为日本的文化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日本近代的发展中又因此塑造了具有鲜明民族气质的企业家精神。

那么，到底是哪些宗教里的哪些精神因子成了日本企业家精神的源泉？日本在文化方面，“学”的精神和“挑”的精神确实堪称世界一流。从7世纪的大化革新起，日本开始学中国，一学就是上千年。始于17世纪的德川时代日本逐步发展起工商业。森岛通夫曾说：“如果一个人将德川时代的日本同当时的中国相比，他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是一个文官的儒教国家，日本是一个军人的儒教国家。”他还说：“以‘仁’为主要美德的中国儒教非常适合中国的统治体制。根据日本的儒教，‘忠’即是为主人献身，是它的主要美德，这是和武士统治相一致的。因此，每个国家的统治体制是和各自的思想体系一致的。”确实如此，日本从中国儒家学到了“忠”，却放弃了“仁”，这导致了中国儒教和日本的重大不同点，日本儒教最终走向民族主义，中国儒教始终是人道主义的。从道家而言，日本学习到的不是中国道教所服务的个人生活，日本道教成为服务于统治阶层的神道教。中国道教提倡过孤独、平静、隐士般的生活，而日本神道教则走向了爱国主义和天皇崇拜、种族崇拜。尊“忠”的儒教和神道教相互配合协作，正好适应了建立在现代官僚制度基础上的君主立权。至于日本本土化的佛教——日本禅宗，也只是吸纳了中国禅宗的禁欲思想，而并没有吸收中国禅宗的慈悲情怀。民族主义、家长式和反个人主义的精神气质，一直是日本社会的主要精神特征。所以日本的企业家，一般都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国家意识。

正如在论及欧洲社会精神转型过程时不能不提到的加尔文和马丁·路德一样，钤木正三和石田梅岩也是为锻造日本企业家精神伦理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铃木正三曾是个武士，曾随德川家康参加过确立幕府统治的斗争。中年以后，受儒教和佛教影响而成为日本禅宗的创始人，也被誉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创始人。他的禅宗伦理，像马丁·路德的新教伦理一样，轻轻地赦免了企业家的贪婪罪，为经商、致富罩上一圈神圣的灵光，消除了企业家们的精神障碍。他认为，“农人日用”、“匠人日用”、“商人日用”，任何职业皆为佛行，人人各守其业即可成佛，而佛行之外并无成佛之道。简单地说，世俗的业务就是宗教的修行。对于不为社会主流文化所认可的商人，他则称赞到：“献身于世界，所思皆为社稷，所念皆为万民。携本邦之货销往他国，将他国之物购来我邦，万里之国不辞其远，穷乡僻壤不辞其苦。奔波于各国而事商，立志满足众人之需要，决心克服万般之困难，越万山而劳其身，渡千河而清其心，舍一切之迷恋，弃所有之欲望。苟如此事商，则诸佛佑其成功，神明赐其大利，德性益美。耻于徒为大富，终成真挚向佛之心，于行走坐卧之间达乎禅定。”石田梅岩则是石门心学的创始人，在他的时代商业已经发展成为有组织的经营实体。他写道：“商人之道岂异于士农工商之道哉？商人事买卖之来以利天下。工得其薪资，农得其收入，正如士得其俸禄。”在他那里，已经把商人与武士在道德上等同起来了。

篇8

6月12日和14日，WTO对中国进行了第四次贸易政策审议，商务部部长助理俞建华率国内多个部门的官员、驻WTO大使易小准率前方十几位外交官参加了这次审议。作为为数不多见证过全部四次审议的国人之一，记者亲身感受到，起码在贸易政策审议这一领域，中国代表团作为一个整体的表现愈加成熟了。这反映在国内各部门及前后方的配合、会议材料的翔实程度、代表团团长发言的质量、会前会后会上会下与外方的互动、代表团的精神面貌与自信程度等各个方面。下面就择审议中的几个重要片段加以说明。

贸易政策审议一般分两个环节，第一天为开幕会议，由被审议成员和其他成员做一般性陈述，第二天为闭幕会议，由被审议成员和其他成员进行互动，并由主席进行总结。此次审议第一天，中国代表团的两位领导均在主席台而非代表席就座，这是四次审议中的第一次，体现了自信，也彰显了大国凤范。WTO总干事拉米亲自出席了开幕会议，并一直听完上午的会议，主管贸易政策审议的副总干事则出席了闭幕会议。相比起来，第一次审议时拉米虽也在第一天到场但仅稍作寒暄并未逗留，而第三次审议时他仅参加了第二天的会议，足见秘书处对中国审议重视程度的不断增加。参加审议的其他成员绝大多数派大使出席，其中42个成员发言，美欧日还专门派首都官员来日内瓦，这显示了成员国的重视。中国代表团团长在发言中适时对拉米和副总干事致意，这看起来很微小的细节，透视出中国参与多边外交的成熟度。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本次审议的讨论引导人是丹麦驻WTO大使史蒂芬·施密特，而就在审议前两天，丹麦刚刚在欧洲杯足球赛的小组赛中战胜了宿敌荷兰，中国在感谢丹麦大使担任引导人时也不忘就此恭喜丹麦，令全场听来自然、亲切，也立刻为审议增加了几分轻松的气氛。

但无论怎样，以上片段均偏重形式方面，审视一成员在贸易政策审议中的成熟度，更有说服力之处应体现在内容方面，这其中又首属对其他成员问题的答复。贸易政策审议最具挑战性之处便是被审议成员要在会议召开前，以WTO的三种工作语言（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之一书面回答其他成员在规定时限内针对其宏观经济和贸易体制所提出的问题。中国的每次审议均创造了收到问题数量的新最，第一次便超过了1000个，第三次超过了1600个，此次甚至超过了1700个，而每次都有80%左右的问题需要在审议会议开始前提交答复。前两次审议，中国疲于应付，也只能回答全部问题的60%—70%，第三次审议已基本上回答了90%，而此次审议则超出要求，答完了全部问题。在关贸总协定和WTO历史上，这一表现使任何其他成员都望尘莫及。且不说巴西、印度、日本均不曾做到这一点，美欧即便偶尔能够做到，其答题总数也无法与中国相比。仅从这一点上来说，作为一个加入WTO仅十年出头且母语并非WTO工作语言的发展中成员，中国完全有理由感到自豪。

然而自豪之余，中国也需要深入地进行反思。尽管中国在三周左右时间里回答了1700多个问题，令所有WTO成员刮目相看，但审议中也还是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篇9

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被称为货币财富积累的原始积累，要不要呢? 当然需要。“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是资本产生的前提。”[1] 从商品市场到劳动力市场，从国内市场、国外市场到原始积累，所有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课题。 但是，需要从的历史条件出发，进行符合实际的，不能从概念出发。

这里我们不妨先从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方面，作一点例证式的说明。

还是从陈启沅的缫丝厂开始谈起。陈启沅之所以在南洋动起开办丝厂的念头，固然是由于他在海外看到先进的缫丝技术，然而设厂之所以有此可能，毫无疑问，是由于他同时考虑到生丝的销路。也就是说，继昌隆丝厂的创设，是和生丝的市场条件分不开的。但是，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先有生丝市场的扩大，然后才有丝厂的创设呢?具体到陈启沅的继昌隆，看来还是值得研究的。因为正是在陈启沅蓄意办丝厂的时刻，中国生丝质量的下降，在国际生丝市场上，已经构成一个引人注目的严重。一向进口中国生丝的英、法丝织业资本家，就不止一次抱怨中国生丝缫制和包装的粗劣。他们的舆论机关警告说：“中国人必须严重地意识到中国生丝在欧洲的真正地位，并尽一切力量加以改进。”“除非在这两方面采取改进措施，他们的生丝就必须从我们的消费中排除出去。”[2] 也就是说，在陈启沅蓄意创办丝厂的时候，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上，正处在竞争劣势的危机之中。相反，在广东新式丝厂出现以后，当中国手工制造的土丝从国际市场节节败退之际，机制厂丝的出口，却显示了长足的。70年代初批评中国出口生丝的外国报纸现在说道：“自从1884年以来，广东的厂丝已经逐渐排除困难，打开销路。在他们的出口中，已经占据很重要的地位。”[3] 由此看来，究竟是生丝市场的扩大刺激了丝厂的创设，还是丝厂的创设，扩大了生丝的市场，未必能遽下定论。

应该及时指出：中国生丝的海外市场，即使在新式丝厂生产的厂丝出现以后， 也并没有明显的扩大。 一般说来，国外市场对正常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但是，半殖民地条件下的中国资本主义，却不足以语此。 这个时候，国外市场的控制权，是掌握在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手中。中国的出口，基本上无力加以左右。80年代以后，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日本生丝竞争的严峻形势。 中国厂丝出口之所以还能有所增加，是在牺牲土丝出口的条件下实现的。就拿广东的厂丝而言，广东厂丝出口之见于海关之单项统计，始自继昌隆成立之后十年（1883年），这一年的出口，厂丝为一千二百多担，土丝近五万八千担，可以看出，此时土丝出口还没有受到多大。到了19世纪终了，厂丝出口已扩大到近三万五千担，不到十五年，增加近三十倍。然而，在同一时期中，手工生产的土丝出口，则由五万八千担下降到三万七千多担。由此可见，厂丝出口的增加，基本上不过是弥补土丝所失去的海外市场。[4]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厂丝击败了土丝，使它所取得的进展长期保持下去。相反，进入20世纪以后，土丝的出口，相对厂丝而言，又有所恢复。到了30年代，厂丝出口也迅速倾落。中国的厂丝并没有击败土丝，倒是外国（主要是日本）的厂丝，把中国的土丝和厂丝一齐击败。

棉纱棉布是足资剖析的第二个例证。

这里有两个层次。第一，我们在上面提到，人们拿棉纱棉布的贸易来论证中国资本产生的条件，原因是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进口洋纱排挤土纱、洋布排挤土布，是人们最容易接受的例证。这一事实，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并不否认。但是，不能夸大。洋纱排挤土纱形势的严峻，几乎是大家公认的，因为在洋纱涌进中国的过程中，手工织布之使用洋纱，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然而，根据比较求实的估计，一直到1894年外国在华设立纱厂生产机纱以前，中国手工生产的土布使用的进口洋纱，实际上不足全部土布用纱的四分之一。至于洋布代替土布，“这一过程更为缓慢，排挤的程度亦更不彻底，”一直到1894年，“洋布虽不断增加进口，而土布的绝对产量仍保持在这一数量水平上，几乎没有多大变化。”[5] 事实上，即使到了90年代中期，当进口洋纱、洋布控制了中国机制纱、布的市场时，洋纱、洋布的绝对量，相对土纱、土布的数量而言，仍然是微小的。

这一点，在某些晚出的中国近代史论著中，已经被注意到。“不能夸大这种扫荡的规模和程度，不能认为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小农和小手相结合的经济结构就普遍地、彻底地分解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可能一下子到达所有地区，总还会给我国手工业留下一些市场”，我国手工业还有“一点回旋的余地。”[6] 这种判断，是符合实际的。 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就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呢？不是的。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是以对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进行无情的扫荡为前提的，这一点，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在19世纪还不能做到，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后产生的中国资本主义，更不能做到。

这就涉及到我们所说的第二个层次：外国在华投资对中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影响。

90年代中期， 也就是结束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取得通商口岸设厂的特权，进一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的基础，扩大了中国的国内市场。然而，对与外国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中国资本主义而言，国内市场则是进一步的缩小。

洋纱、洋布乃至洋烟、洋油、洋面料、洋火柴等一系列洋货的进口，它们的市场，尽管是在中国，却不能直接看成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同样，就地设厂的机制洋货，就其与中国国货竞争的力度而言，更是驾进口洋货而上之。在进口洋货加机制洋货的面前，中国的国内市场，不是扩张而是紧缩。还是以棉纱棉布为例吧，当中国开始建设棉纺织工厂之时，机制纱布市场，已分别处在英、印棉纱和英、美棉布的控制之下，到了90年代下半期，当外国纱厂大规模进入上海以后，长江七口所销国产棉纱，平均只占各口销纱的13.6％，而华北四口则仅占6.3％，其余的86.4％和93.7％，均为包括机纱在内的洋纱所独占。[7] 正如中国生丝出口市场是在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之下一样， 洋货在中国的市场，也是在外国势力控制之下。把它的扩大等同于中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这实际上是抹煞了入侵者和被入侵者的界限，否定了半殖民地和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产生条件的原则区别。

毫无疑问，像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也有破坏手工业的一面，它也破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但是，在外国在华资本主义的优势面前，中国的资本主义又出现与手工业相结合的一面。拿棉纺织工业来说，机纱的出现，曾使广泛的家庭手纺业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但是，与此同时，它又成为手工织布业的新原料，使手工织布不但没有在机织棉布的面前立即败退，反而得到一度的兴盛和繁荣。事实不仅如此。手工业不仅依赖机器大工业而得以幸存，机器大工业有时也依赖手工业而维持暂时的发展。在中国传统手工织布业的重镇江苏南通建立起来的大生纱厂， 就是主要依靠供应本地土布业所需用的机纱而存在和发展的。 是在强大的外国纱厂占领通商口岸棉货市场形势之下的一个退路的自谋。它只能面对着一个农村土布业的原料市场，并且不能不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农村土布业的兴旺之上。土布业的发展离不开大生厂机纱，大生厂的机纱同样离不开土布业。土布业繁荣，大生也繁荣； 土布业停滞，大生也停滞。两者的关系真正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8]

然而，中国民族资本的这样的一条退路，有时也不能得到保全。因为强大的外国资本，并不放过对它进行侵占的机会。出现在20世纪之初青岛日商纱厂和山东潍县手工织布业在机纱市场的交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凭借日商纱厂超越华商纱厂的雄厚实力，凭借实际掌握在日本手中的胶济铁路的运输便利，使青岛日厂生产的细纱，独占了近在咫尺的潍县手工织布业的原料市场，取代了旧日中国线庄的地位。[9] 使得华商纱厂，只好望洋兴叹。而南通大生纱厂虽能维持繁荣于一时，但也不能永葆于久远。 当日本在东三省的势力日趋扩大之时，以东北为主要销场的南通土布——关庄布，销路立即直线下泻，由1904年的十五万件下降到1931年的三万九千多件，南通土布业和大生纱厂的短暂繁荣，也一并结束。[10]

中国机器大工业和手工业的“”，“并行发展”，并不是像有些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兴起初期那样的大量发展着依附于资本主义工厂的家庭小生产。它并不是由于工厂和手工业在机械化程度方面互补的发展，不预示着家庭劳动向大工业的过渡。它是由于中国工厂和手工业同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势力面前，有着共同命运的反映。这种“”，不是发展中的共存，而是两者都得不到发展的并存。这种“并行发展”实际上是不发展的一个间接反映。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性和独具的特点。

明白了中国近代商品市场的特点，也就明白了中国近代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我们在上面一开始就提到，有的著作从洋纱、洋布所替代手工纺织业者的劳动量，以之论证手工纺织业所受到的破坏和手工业者遭到的破产，给资本主义的产生造成了客观的条件和可能。我们说那样的论证是很艰苦的。然而即使承认这种换算结果的有效，那是什么样的结果呢?表明：即使到了19世纪的90年代，进口洋纱、洋布所能取代的手工纺纱和手工织布的劳动者加在一起，也不过二百多万人。[11] 在一个农民和手工业者加起来达到几亿人口的国度中，这样一个数字，也不能说“很庞大”。当然，在受国内封建主义势力和外国入侵的资本主义势力双重压制下的劳动者的破产，会大大超过这个数字，然而，即使如此，结果又怎样呢?在一头出现了大量的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另一头却未能出现积累大量财富的资本所有者，这在中国历史悠久的封建社会，也是不会常见的现象。那些被称为浮浪无着根之徒，不是经常出现封建王朝末年的动乱时期吗?因此我们需要再看一看另外一极的情况，那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原始积累。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 第167页。

[2] Herald， 1873年5月3日， 第386～387页；Shanghai Evening Courier 1874年4月29日。

[3] Hreald ，1888年5月26日 ， 第59页。

[4] 据海关报告 ，参阅：《学术》 1962年第6期 ， 第69页。

[5] 以上参阅徐新吾：《近代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8年第1期。

[6] 王方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稿》， 1982年版 第235～236页。

[7]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955年版 ，第145页 ， 系1894～1898年五年平均数字。

[8] 以上参阅林刚：《试论大生纱厂的市场基础》，载《研究》 1985年 第4期。

[9] 参阅千家驹编：《中国经济论文集》， 1936年版 ，第131～132页。

篇10

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长时期的持续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学习了日本等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办法，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

同时也应当看到，包括日本、韩国、我国台湾等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政策在经过十年、二十年的成功实施以后，都出现了问题，例如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的膨胀，等等。这些问题和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非常相像。这就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

“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十二五”期间的主线。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被反复提了30多年，到现在还是没有实现？这是因为转变遇到了体制问题。总体来说粗放发展是源于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

政府主导有两个重要含义：一方面是政府掌握了太大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另一方面是发展服从于各级政府的政绩目标。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然而，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保持着支配资源的大部分权力，特别是在城市化加速之后，又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可以支配，即土地。此外，金融改革虽然市场化了，但是各级政府对于金融机构发放信贷仍有很大的影响力。

有了以上两个原因，各级政府官员就会用自己手中支配资源的权力来营造自己的“政绩”，主要表现为GDP的增长速度。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得消除这些体制性的障碍。但消除这些障碍并不容易，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变得说得多、做得少了。特别是到了“十一五”时期，在某些地区还出现了一种“开倒车”的现象，不是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而是朝着加强政府和某些国有企业垄断权力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