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家范文
时间：2023-03-26 08:18:1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资本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那天下午，港商（因香港是资本主义，当时老百姓一般称之为资本家）考察完后离开了农场。我下班刚准备进家门，隔壁姓胡的小青年用浓重的安化话气愤地对我嚷道：“嚯！你晓得不？今天来的那个资本家的屁股真的是金屁股，屙屎都是用绸子刮（擦）的！”20岁的我大吃一惊，半信半疑，就随着他来到仅隔半里路的招待所“看稀奇”。走进男厕所，我看见干净的厕坑底部有一团粉红色的柔状物。我这才相信小胡所说不虚。
说实话，以前我接受的各种教育都是讲腐朽的、没落的资本家花天酒地，一掷千金。我还听到一些诸如牛奶喝不完，资本家宁可倒在臭水沟里也不给穷人，的老婆用牛奶洗澡，四川恶霸地主（也算是资本家一类）刘文彩雇奶妈吃人奶等等令人义愤填膺的事情。我想，这资本家真是太可恶了，连擦屁股都用绸子！这回真是眼见为实了！要知道，那时我们一般是用报纸或粗糙的黄草纸之类的揩屁股，农村没有纸就用细树棍子解Q。
这件“特大新闻”很快就在全场不胫而走，很多人把它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且极为愤愤不平。农场学校的老师在对学生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教育时，也把它作为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穷奢极欲的典型例子加以评说，并且在讲述中不断糅入一些 “合理”想象的成分。
翌年，我考入常德市读师专。有次在街上的百货商店里买东西，我第一次惊奇地发现卫生纸还有粉红色的（以前只见过白色的卫生纸）。营业员见我大惊小怪的神情，不屑地说：“香港那边早就用这种纸了！你要不要买？”
篇2
在倪润峰时代，长虹给人的最大印象可能就是简单:利用规模优势采取单一的价格战，立足于做强做大单一的彩电产业。由于降价幅度较大，这一时期的长虹给人的另一个印象就是粗暴。
借助于简单、粗暴的价格战，倪润峰把长虹从四川绵阳地区一个毫不起眼的军工厂带到了“中国彩电大王”的位置。这个时候，和倪润峰一起被经常提起的还有格兰仕的梁庆德，借助于“摧毁行业价值”式的层层加码的规模战，梁庆德领导的格兰仕一度占据了全球微波炉行业50%以上的市场。
而这一切，均被继任的新帅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压力加工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的博士后赵勇改变。
分权再造
虽然坊间有评论认为，赵勇上任之初分权之治更多地体现的是政府的意志。倪润峰宣布辞去长虹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等一系列职务后，赵勇只担任了其中的董事长一职，总经理和党委书记都各有人选，这足以表明政府对于长虹的领导班子“三足鼎立”的决心。
但是，从赵勇本人来看，相比较前任倪润峰，工程师出身的他更注重企业创新机制，分权经营显然是机制创新的重要手段。而且，种种信息表明，赵勇的分权再造的想法其实酝酿已久。
早在2001年，以新任长虹总经理的名义短暂执政长虹的赵勇曾经撰写《由长虹的实践浅论国企改革的一些问题》一文，这份报告的核心，是通过对行业分析找出长虹未来的坐标，并描述赵勇的多产业的观点，而这一观点显然有着非常深刻的历史根源。
自倪润峰时代开始，长虹的几起几落均与长虹的产业结构单一有关，虽然对于彩电的专注能够使得长虹获得更大的规模以及由此带来的价格优势，但是在本身并不掌握核心技术的情况下，包括长虹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国内家电企业无一不是充当低廉的组装工人的角色，成本优势并不明显。反倒是因为产业单一而迫使长虹不能犯错误，来不得半点马虎，对于市场的抵抗力远弱于多元化了的家电企业。
之后由于与倪润峰产生分歧，赵勇还未来得及施展拳脚，就被迫离开了长虹而转任四川省绵阳市政府副市长。2004年赵勇重新掌权后，这一战略又被提了出来，并被提升到了复兴长虹的战略层面，并走向了一条被媒体看作是由产业长虹到资本长虹的过渡。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上任伊始，赵勇就以空调产业为突破点，开始了以下放管理经营权为权力的重组思路。
事实上，只要留意今年以来的新闻，你就会发现，长虹在今年的家电领域，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活跃分子:先有邀请手机狂人万明坚创立国虹通信、微软入股、进军等离子屏制造领域、收购美菱电器等等，加之长虹更早进入的数码、空调、小家电等领域。我们有理由确定，长虹正在逐步摒弃过去的彩电单一发展战略，走向了一条全家电竞争的道路。
用赵勇的说法，未来的长虹路线将会是: “一个坐标，三根轴线”。如果把传统整机家电企业作为坐标原点的话，那么，长虹未来发展方向的三个轴线则分别是产业价值链方向、产业形态方向和商业模式方向。此后，沿着这个“路线图”，长虹展开了大范围的合纵连横。
在原点方面，长虹在巩固原有彩电、空调业务的同时，入主美菱电器，成功构建起更加强大的黑电+白电的格局。
沿着产业价值链方向，长虹决心从关键部品、核心技术上突围。长虹公司出资组建的四川虹微技术有限公司，成功搭建起了IC芯片设计的核心技术平台，加速向技术附加值上游转移。同时，在今年大举进入等离子屏、空调压缩机关键部件生产领域。
产业形态方向，长虹快速杀进IT、通讯业，成立了长虹佳华公司、国虹通讯等企业。此外还成立了信息技术公司、网络公司，成功介入宽带、互联网领域。在商业模式方向，长虹近年来积极探索，通过微软、中国电信、盛大结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而现在，长期困扰长虹多年的命悬彩电一线的现状在长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多元产业在长虹内部四处开花，比如手机狂人万明坚领导的2005年才上市的国虹通信在次年就一举产销突破300万部，位列国产手机三强之列，作为白电基地的美菱，也宣布即将建成全亚洲最大的冰箱生产基地。正因为如此，虽然长虹在彩电领域的销售额一直在向上增长，但是其在长虹集团的销售额比率却在不断下滑，2006年，这一比例已经下滑到了43%左右。对此，赵勇欣喜无比:“产业结构调整迈出了新的步伐，继续向良性方向推进。”
资本的风险
然而，当前的一片大好形势，并不意味着现在的长虹彻底摆脱了困境而走向了一条绝对的坦途，业内对长虹的质疑和忠告也不绝于耳。
对于长虹今年以来大举进入的等离子领域，众多业内人士用了这是长虹“一个人的战争”这样的话语来形容其悲观情绪。从全球来看，虽然液晶和等离子在性能上各有优劣，液晶走向平板的统治地位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不但在液晶传统的37寸屏以下领域，即便是在原来等离子占据了主导地位的42寸屏以上领域，液晶也正在逐步超越等离子。因此，长虹此时押宝等离子，实在冒险。
观察家们的观点似乎也正在得到市场的检验。虽然长虹为代表的等离子集团在今年上半年主动发动了一波专门针对液晶屏的正面交锋。但是，等离子的现状并没有得到好转，信息产业部、中怡康和赛诺的统计数据都表明，在全球平板电视市场份额不断攀升的背景下，等离子的市场份额却在不断下滑。等离子电视整体销量同比下滑超过三成，而等离子电视的销量占所有彩电销量的比例也跌破2%，创下三年内的最低点。目前为止，等离子与液晶的市场占有率之比达到了令人震惊的一比九，跌入底谷，并有持续下滑之势。
除了长虹所进入的具体业务存在风险外，整个集团层面也存在着巨大的财务风险。
自赵勇当政以来，长虹先后在IT数码、空调、冰箱、电池、机顶盒、小家电、影音等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其中除了数码和冰箱等领域通过并购朝华以及美菱外，其余的业务领域无一不是通过长虹投资，再通过相关领域的专业人才经营管理的模式来运营。但是无论哪种模式，长虹的投入都不低，仅等离子领域，长虹号称投资就达到60亿元;冰箱领域，除了最高1.45亿元的收购成本外，长虹承诺的美菱产业园也在今年完成一期工程，耗资达3.5亿元，而投资达10亿元的二期工程也已经开工;手机领域,长虹投资2亿元;早期的空调，长虹投了近10亿元人民币。可以说,为了切入新的领域，长虹可谓耗资巨大。
相比大额的投资,长虹的受益却非常单一,赵勇也承认,目前长虹新投资的领域,都还在培育成长期,不大可能产生受益,唯一的主业彩电受整个大环境的影响，效益也一直处于亏损的边缘。
篇3
随着金融海啸的迅速蔓延发展，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这场浩劫与当前的国际金融秩序有着莫大干系。一时间，全球范围内要求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呼声也是此起彼伏。开创未来必须建立在对现在的准确认识之上，众多应运而生的分析和研究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当前的国际金融秩序仍是由美国主导，而美国也在利用自身的主导地位攫取最大利益。然而，对于一些更细致、深入的问题――譬如美国在这个金融秩序中所扮演的具体角色――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一个比较常见的说法是：目前美国凭借美元的霸权地位，扮演着一个全力开动的印钞机角色，通过不负责任地印制钞票来弥补自身的贸易逆差和政府赤字。笔者认为，美国在这个金融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多重而复杂的，在它“印钞机”形象的背后还隐藏着一副“世界资本家”面孔。对于经常以世界资本主义领导者自诩的美国来讲，这可能是它最希望扮演的角色。
没有泪水的赤字
美国扮演“世界资本家”角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从1944年建立到1973年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将近30年的时间内主宰着战后国际金融秩序，其影响更是一直延续到今天。后人在总结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候，总是用两个支柱来概括它的核心内容：一是黄金与美元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固定黄金与美元的比价（当时定为35美元1盎司），美国负责以此比价向其他国家无限制兑换黄金（当然要拿美元来换），并要维持美元与黄金之间的比价稳定；二是美元与其他国家货币挂钩，各国的货币与美元以固定汇率在平价1％的范围的浮动，各国有责任和义务维护本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稳定。显而易见，在这样的框架下，美元成为了世界货币体系的核心，而支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压力就落到美国的肩上了。
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为国际货币金融关系树立了统一的标准和基础，消除了由于汇率波动而引起的动荡，扩大了世界贸易；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美国通过援助计划与长期信贷向战后的欧洲和日本输送资本，帮助饱经战乱折磨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和日本迅速完成战后重建与经济起飞。
然而，世上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美国愿意把布雷顿森林体系扛在肩上固然有其意识形态以及巩固盟友关系等政治考虑，但如果支撑这样一个庞大体系的代价只能换来盟友的所谓忠诚，那么美国也未免过于慷慨了。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设计阶段，美国就充分地考虑到如何通过制定规则而赋予自身特权，从而让自己在这个体系的运作中捞取最大的好处。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将军喜欢引用“美元霸权”（Exorbitant Privilege）这个词来形容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享受的特权，其实这个词最早出自戴高乐将军的经济顾问雅克 吕夫(Jacques Rueff)，而雅克 吕夫还曾经用一句“没有泪水的赤字”（The deficit without tears）对“美元霸权”作了最好的注解――美国出现了贸易赤字，不用像其他国家那样造成外汇储备的减少，只需要多印些对它自己而言几乎无成本的美元付给贸易伙伴就可以了。通俗地说，就是可以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唯一储备货币的地位进行明目张胆的赖账。
然而如果认为美国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仅仅是为了多印点美元、多享受点其他国家的免费商品和劳务，那未免小觑美国了。翻开美国的国际收支纪录，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从1945年到1970年的26年间，美国每年都是贸易顺差。在如此之长的时间段内保持贸易顺差，是当时美国在工业生产领域竞争力的体现――美国本土在“二战”中几乎没受到战火的侵扰，同时还趁战争之机网罗到大量各国科技精英，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效率在战后成为当仁不让的世界第一。1945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部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60%，这是饱受战火折磨的欧洲诸国难以望其项背的。美国在工业领域具有如此强的竞争力，以至于世界各国对美国商品的需求超过了美国对其他各国商品的需求，自然造成美国出口大于进口，形成贸易顺差。
但是，除了贸易之外，一个国家的总体国际收支还包括海外军事支出、政府对外援助和私人长期投资等重要账户。而恰恰在这三项上，美国是巨额的净流出。随着欧洲盟友和日本经济复苏，它们与美国之间生产效率方面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的贸易顺差规模逐渐缩小，但海外军事支出、政府对外援助和私人长期投资三项净流出之和却已超过其贸易顺差带来的净流入，让美国的总体国际收支变成逆差。这逆差部分，就需要美国通过输出黄金或是输出美元来弥补。对于美国来讲，当然是愿意以后一种形式来弥补逆差，因为这不需要掏出真金白银，只不过让自己的印钞机多工作几个小时罢了。
资本增值的秘密
我们不妨简单总结一下上面的过程：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需要将自己辛苦创造的一部分产出交与美国，从而换来自己在国际贸易和债务结算中需要的美元，作为自己的国际货币储备。换来的美元可不像黄金，不用的时候存在本国的金库中就行了，为了能够收取利息，其他国家总要将自己的美元储备投资于美国的资本市场。当然，为了保证自己储备的安全性，这些国家通常是采用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另一方面，美国在以美元换取了其他国家的产出之后，再将这些产出转换为自己的海外军事支出、政府对外援助和私人长期投资等。而海外军事支出、政府对外援助和私人长期投资这三项除了帮助美国实现其地缘政治战略目的外，更是直接为美国留下丰厚的海外资产。
在这一过程中间，美国扮演了世界资本家角色，先是增发美元向其他国家换取商品和劳务，再用美国国债把其他国家手中的美元换回来，这在美国资产负债表的一方造成负债；然后美国再将最初换取的商品和劳务转化为海外的长期债权，从而在资产负债表的另一方增加资产。尽管美国在这一过程中债务和债权同时增加，但两者之间却有本质的区别：美国的债务以自己发行的短期国债为主，这些国债期限短，付息低,其实这些美国国债和美元一样，都是美国政府印刷出来的信用凭证，美国国债的持有人几乎对美国没有任何额外的影响和约束，唯一的回报就是微薄的利息；而美国对外的债权可就不一样了，这些长期债权不仅收益相对较高，而且经常带有很多附加条件，有利于美国长期控制投资地，并攫取更多的经济政治利益。
现在回头看雅克 吕夫的抱怨则更有一番深意，美国建立这个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可不仅是贪图其他国家的商品和劳务。免费的东西固然好，不过那些东西美国自己也能生产，没准还能生产得更快更好。这个体系的玄妙之处在于，美国可以增发美元购买其他国家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商品和劳务，然后将其转化为自己在海外的资产，维持自身“世界资本家”的地位。而且，更重要的，理论上讲这个过程与美国贸易顺差还是逆差没有关系，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带来贸易规模的增大，对外贸易规模越大，结算中需要的美元也就越多，其他国家就需要以更多的商品和劳务向美国换取美元，这个循环最终造成美国的海外资产如滚雪球般不断扩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的净投资额(即美国持有的海外资产减去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由1950年的370亿美元增加至690亿美元；而美国私人对外投资总额则由1950年的190亿美元飙升至1970年的1190亿美元。在这些令人瞠目的数字背后，是美国对其他国家人民的变相经济剥削以及由此而生的丰厚的海外投资收益，美国“没有泪水的赤字”最终造成了其他国家人民无穷无尽的泪水。
这样不公平的国际货币体系注定不能长久，美国的欧洲盟友们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初就心存疑虑，只是碍于当时的经济军事实力实在与美国相差甚远，因此只能被迫接受。但是随着美国国际收支赤字日益扩大，心怀不满的欧洲诸国怎会坐视自己为他人做嫁衣。以法国为首的欧洲诸国开始选择将手中不断积累的美元向美国兑换成黄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以法定比价保证美元与黄金兑换可是美国的法定义务）。欧洲的囤积黄金行为导致了美国黄金储备的持续净流出，1949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为246亿美元，占当时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总额的73.4％，而到了1960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下降到178亿美元，1971年美国的黄金储备更是仅剩下102.1亿美元了。美国黄金储备的持续减少，从根本上动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第一支柱――黄金与美元的挂钩。一时间，美元泛滥而黄金难求，从1960年开始爆发了多次美元危机。尽管美国想尽办法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续命，然而终难抵挡自己发行的海量美元的攻势，1973年经多国磋商后达成协议，西方国家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至此，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宣告土崩瓦解，美国的世界资本家时代似乎也要到了尽头。
资本自由流动的陷阱
20世纪的70年代到80年代初对美国来说可不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在这段时间里，美国竟然出现了两次“大萧条”后最严重的衰退，两次持续时间都长达16个月，特别是国内经济还出现了滞胀(Stagflation)情况，令社会成员饱受高失业和高通胀的双重折磨。在国际收支方面，美国也是面临着巨大的麻烦――运行了20多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维继、宣告崩溃，全球进入浮动汇率体系，这同时意味着美元失去了法定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而中东战争又引发海湾产油国家对整个西方世界实行石油禁运，导致美国在能源方面的支出倍增，进一步恶化了国际收支。1971年，美国出现了“二战”以后的首次贸易逆差，而且此后一发不可收，其逆差数字屡创新高。
如果为美国这位世界资本家做“体检”的话，多半经济学家会认为该“患者”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其中的道理，不懂经济学的人也能弄清楚――要想搞资本输出，当资本家，最基本的前提是要有贷出资金。对于美国来说，以前这贷出资金或是通过贸易顺差自己攒下的，或是利用自己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特权印出来的（美元）。而当时的形势却是美国贸易逆差，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两个资金来源都断了。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看似美国当世界资本家的时代是到头了。
习惯了世界资本家身份的美国，无论如何也不愿回到自己辛勤劳动的日子。为了保住世界资本家这个位置，美国祭出了自己最后的杀手锏――全球范围内推行资本账户开放，允许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
讲到资本在国际间流动，恐怕现在很多人会认为它和商品在国际间自由流动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要知道，在当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者眼里，资本流动与国际贸易之间非但不是相互促进的，反而是严重对立的关系。他们认为，在国际间的资本的无序流动是造成汇率不稳定的根源，为扩大贸易就必须稳定汇率，而为稳定汇率就必须控制国际间资本流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界产生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angle)定理为此问题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依据――其主要内容是，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只能拥有其中两项，而不能同时拥有三项。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这三项中选择了汇率稳定和独立货币政策，因而控制国际资本流动不仅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原则，更成为维持整个体系正常运作的一个重要支柱。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初期，资本“受控制而有序”地由美国流向其他国家（主要是美国的西方盟友），帮助他们恢复生产；而同时美国也利用自己的特权来扩大海外资产。但是，即使是美国，它的对外资本流动的形式也受到诸多限制，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前期美国的海外资产主要以对外长期信贷为主；同时资本流动的规模也要受国际贸易规模增长的制约。总之，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美国的对外资本自由流动还是有所限制的。
等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附着于上的美元霸权烟消云散，同时美国贸易逆差又居高不下，美国则摇身一变，成为了全球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倡导者。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可以借此得到新的贷出资金来源――那就是其他国家投资于美国的资金，美国也借此保证了自身世界资本家地位的延续。精明的读者一定会发现这里面存在一个逻辑问题，由于美国是贸易逆差，因此美国吸引的海外资本流入先要把自己逆差的窟窿堵上，剩下的部分才可以再投向海外。那么，从总量上讲前者必然高过后者，从投资净额上算美国应当是债务人而不是债权人。道理没错，但是美国还真就以一个债务人的身份保住了自己世界资本家的地位，其中的奥妙还是在于它的资产负债结构。美国的手法是将自身的低息资产卖给其他国家，然后以取得的资金向海外进行高回报投资，从而在中间赚得净利差。从负债方来看，美国卖出的资产通常是短期的、付固定利息的债务凭证，其中包括大量的政府债券；而从资产方来看，此时美国的海外投资则不再像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那样以长期信贷为主体，而转为以直接投资或者股权投资为主要形式。
涸泽而渔的危险游戏
众所周知，在现代的企业制度中，股东才是企业的最后拥有者，股东对企业的影响力是企业债权人难以匹及的；而股东得到的回报，无疑也是最为丰厚的。因此，美国以直接投资或者股权投资代替对外信贷，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在海外的投资回报。根据美国的国际交易记录，早在1986年美国的净投资额（美国持有海外资产与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国资产之差）就变为负值，标志着美国沦为国际债务人；然而美国每年从海外投资取得的收入却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在美国取得的海外投资收入，而且其净额还在不断增长――1986年美国的海外投资净收入还是155亿美元，到了2007年这个数字已经升为817亿美元。如此之高的资本净收入证明了美国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资本家，只不过这个资本家有些另类罢了。
回看这位另类资本家的成功之路，不难发现其中两个条件起着关键的作用。其一是贷出资金来源问题，美国的资本输出需要以吸收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为前提；而第二个关键条件是其他国家开放资本账户的程度，因为只有其他国家充分开放自己的资本账户，美国的资本才可以自由进出并随心选择投资机会，从而取得高额的海外投资回报。就是在满足第二个条件的过程中，美国这位另类资本家显露出其隐藏在华丽外衣下的丑恶面孔。
事实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于开放资本账户是存有疑虑的。在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中，这些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选择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资本市场普遍较小，市场深度和广度有限，因此资本流入流出极易对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以及货币估值造成冲击，由此影响实体经济和贸易。然而，一心想保持世界资本家地位的美国是不会为别人考虑的，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开放资本账户问题上的彷徨与抵触，美国则开始施展各种手段――先以利诱，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牵头出台的“华盛顿共识”为发展中国家开出了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药方，其中在贸易和资金政策方面将自由贸易与资本准入并列，督促发展中国家主动开放资本账户,同时大树“好学生”典型――智利，将智利经济发展的经验（当然包括资本账户的开放）普遍化，向发展中国家推广；再以威逼，急于经济赶超的东南亚国家贸然听从“华盛顿共识”建议而开放资本账户，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造成经济泡沫化，随即又被国际投机资本攻击，于1997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蒙受了惨重的经济损失，十几年经济发展的成果毁于一旦。然而被美国把持的国际货币金融组织不但在救援问题上反应迟缓，态度冷淡，居然还提出以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为援助条件，逼得孤立无助的危机国家签下城下之盟。
由此可见，这位另类资本家的卑鄙行径与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表现有过之而无不及，后者至少还能做到不涸泽而渔，总是需要在世界贸易规模扩大的基础上捞得好处；而今天的另类资本家则是直接将你洗劫一空之后再迫使你拆除藩篱，方便它下次进出。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国际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巴格沃蒂（Bahgwati）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就撰文严厉批判美国在全球推行资本账户开放的行为，认为正是无节制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将发展中国家脆弱的国内金融市场直接暴露在国际投机资本的狂风恶浪之下，从而引发了空前的经济社会危机。
相信读者在看清这位另类资本家的丑恶本质的同时，也会不禁对它的前途生出疑问：“美国的另类资本家地位会是永久的吗？这样不公平的体系是否能够持续下去？”
另类资本家的黯淡前景
在讨论这位世界资本家未来的命运之前，我们不妨先把目光投向另类资本家成功之路的一个关键条件――贷出资金来源。前面说到美国是贸易逆差，因此美国吸引的海外资本流入先要把自己贸易逆差的窟窿堵上，剩下的部分才可以再投向海外；同时这种海外资本流入对美国来讲必须还是低成本的，否则美国这个世界资本家就失去了利润空间。这个关键条件的满足，主要有三个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第一，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和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结构令世人普遍认为美国是全球资本的安全岛，尽管美国政府债台高筑，但是长期以来它仍被认为是最没有可能破产的政府，因此许多国家仍然愿意以较高的价格购买美国政府国债作为自己的储备资产，尽管收益相对很低，但是安全有保障。第二，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非常稳健，并且在90年代迎来了信息技术革命，世界其他国家对美国未来生产力的增长有信心，对美国的企业有信心，因此愿意将资本投入美国。第三，美国自里根政府80年代执政以来，一直推行对金融行业放松管制，鼓励金融领域内的创新的政策；1999年美国通过《金融现代化法案》，为其实行了60多年的银行分业经营体制画上了句号，自此之后，美国的金融创新之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通过金融创新产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产品，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国的资本，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美国的负债能力。上述三个因素帮助美国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资本市场。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截至2006年底，全球国内债券余额为50.3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国内债券余额为22.3万亿美元，占全球余额的44.4%；而美国股票市场的市值约为17万亿美元，年成交量约为24万亿美元，两个数字又是当仁不让的世界第一。有了这个发达的资本市场做吸金石，源源不断的海外资本都流向美国，为美国的资本输出提供了“弹药”。
然而上面提到的这三个因素在最近几年之内已经开始显露疲态――首先，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显示出美国本土已经不再像想象中那样安全，之后的反恐战争劳民伤财而收效甚微，至今仍看不出有任何取得最终胜利的迹象。随着美国贸易逆差与政府赤字的不断扩大，其他国家已经不再对美国国债青睐有加，即使是在金融海啸到来之前，越来越多的美国国债持有国已经开始讨论储备资产多元化问题并付诸于行动。其次，从历史来看，任何伟大创新带来的超额利润都会随时间慢慢消逝，信息技术革命也不例外。2005-2007年，美国平均生产率增长已经降至1.5%的水平，这甚至不及2000-2005年平均生产率增长的一半。在制造业方面，美国的竞争能力更是处于下降的轨迹之中，连昔日的美国民族骄傲――汽车工业也是举步维艰，几大汽车企业几近破产边缘。除非美国再次出现像信息革命一样的大规模技术创新，否则未来几年的生产率增长将很难重新回到本世纪初的水平。最后，无节制的金融创新也导致美国的资本市场在过去几年积聚了严重的泡沫，而泡沫的破灭最终酿成了今天的金融海啸。在所有世界其他国家提出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蓝图中，严格金融监管、控制金融创新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可以预计，未来的金融创新因素对于美国吸收海外资本的作用将会极大地弱化。
篇4
公司金融学术界在“股权结构与经营业绩”的关系上一直存在争议，没有公认一致的结果。《新财富》推出“100企业家”和“100资本家”，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性质予以分类，比较了二者在经营业绩和股市表现方面的若干差异。结果表明，“企业家”控股的公司业绩强于上市公司平均水平，也好于“资本家”控股的上市公司。
这个结论应该不出乎意料，因为上市公司多为国有控股。属于“资本家”控股的上市公司多为收购的业绩差的民营上市公司，或者是收购国有上市公司而来；而“企业家”控股的上市公司主要是民营企业，历经十多年的竞争锤炼而成长，在行业中具有较领先的地位。
这种控股股东性质的分类为理解“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业绩”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务实的视角。一般而言，企业家们从一而终，更执著专注于自己辛苦创立、打拼出来的企业，从企业持续发展角度制定业务战略和经营计划；资本家更关注资本升值而非企业经营，容易见异思迁，不断追逐新的资本增值机会，资本家善于以资本市场价值角度评价、购买经营企业，并倾向于在资本市场估值高时出售企业股权，投入下一个资本增值企业。企业家不追求股权的流动性，控股的目的是希望自己长久经营企业；而资本家比较强调股权的流动性，控股的目的在于降低资本增值的风险。企业家比资本家更有耐心经营企业，对处于高度竞争的国企来说，民营化改革中出售给企业家更好。例如，健力宝应该出售给李经纬等管理团队，而不是张海这种资本市场出身的资本家。
《新财富》的分析结果还说明，以往对“一股独大”的批评比较笼统，相当于把控股股东视为同类。企业家的“一股独大”并非坏事。在欧美股市上，上市时间不太长的企业往往是企业家“一股独大”的，如盖茨、戴尔。总体来说，中国上市公司中，企业家控股的上市公司还很少。随着中小企业板的发展、股权分置的解决、国企民营化改革以及风险投资推动下的境外上市，企业家的公司会显著增加。
篇5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探讨在考虑机会成本的情况下，作为风险企业家与有限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j-~E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以及如何通过对风险资本家管理支持力度的合理分配，达到可行的帕累托边界，并最终实现风险企业家和有限合伙人的利润最大化。
一、问题的提出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新兴的投资与融资方式，其主要目的不是取得风险企业的经营权和控制权，而是期望经过一段时间的有效运行，以实现增值并通过股份转让来获取高额的资本回报，是一种高风险与高回报并存的投资。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导致了一系列道德问题的出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对风险投资主体各方利益产生了不良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道德风险问题，减少风险投资主体各方的利益损害，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探讨。萨尔曼(Sahlman,1990)指出，可转换证券可以有效地解决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的激励问题，从而减少道德风险问题的产生；Bigus从风险企业家的角度出发，分析解决风险企业家道德风险问题的多阶段融资契约，研究结果显示这样可能会促使投资方产生道德风险；Bergemann和Hege构造了风险投资中的动态道德模型来研究风险投资问题，指出最优的投资契约应该是债券与股票的混合体；Cornell&Yosha针对风险投资阶段性融资进行研究时，认为风险企业家为获得下一阶段的进一步融资，有动力操纵短期项目信号，这显然对项目的长期发展不利，建议使用可转换债券减少这种信号操纵现象；马克斯(Max，1998)认为将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结合或通过一个可转换优先股能使风险资本家实行有效的干预：即在企业经营不善时实施对控制权(如清算权)进行干预，而当企业发展顺利时，放弃干涉则更为有利；Aghion和Bohon首先将不完全合同理论用于创业融资领域，认为存在利益冲突时(EN不仅关心企业增值带来的货币收益而且还关心私人的非货币收益)可通过控制权的有效分配来加以解决。
从以上文献分析可以发现，现有研究成果都是侧重于研究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如何控制风险企业家的道德风险问题，而对风险资本家道德风险问题研究的情况较少。事实上，风险资本家作为投资人不仅为风险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而且为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并且这种管理支持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风险企业的生存发展。但这种包括风险资本家对风险企业进行监控与注资的管理支持都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制作报告的机会成本、订约成本、花费的时间成本，风险企业家的资源成本以及签订协议时律师费和相关成本。这些成本数额有时可能相当大，并且在风险投资合约中是得不到补偿的。为了节约这些成本，增加收益，风险资本家在风险投资过程中反而会比风险企业家更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这样就形成了风险资本家道德风险问题；另一方面，风险资本家作为风险投资基金的受资方和管理方，其投资基金的主要来源于民间资金，其与投资人之间的关系是普通合伙人(GP)与有限合伙人(LP)的关系，作为GP的风险资本家作为LP的人，虽然其收益与风险投资基金的收益直接相关，但当其努力程度的机会成本超过其收益时，也可能导致风险资本家放弃努力，选择偷懒行为，从而产生道德风险问题。所以，在信息不对称以及环境不确定和行为不可验证的情况下，负有双重身份的风险资本家极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形成道德风险问题。
二、投资人风险资本家的道德风险
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通过谈判选定一家风险企业后，除了要向风险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外，还要付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供管理支持。由于风险资本家的收益直接与所筹集的风险基金规模以及所投资的风险企业的增值能力有关，所以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风险资本家除了要向现有的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以实现所投资的风险企业最大程度增值外，还要尽量地扩大风险投资基金规模来增加能够投资的风险企业的数量。在风险资本家的精力和时间数量一定的情况下，需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平衡以实现收益最大化。风险资本家在向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时，我们假设：第一，风险资本家给单个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时间间隔为c；第二，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实现的单期最大价值增值为g>0；第三，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产生的单期最小投资损失为b>0；第四，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的单期利润以的速度递减。这样，如果用ri=γg-b表示风险企业某一阶段i的单期非贴现利润，。那么，就可以表示提供管理支持时间间隔为c的单期非贴现总利润。我们将风险资本家的时间和精力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可以用来给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从而保证现有风险企业能够以p＜0o(0
0<1)新风险企业。现有的风险企业每隔时间c被风险资本家评估一次并受到t轮管理支持，从而在tc时间内通过上市产生了一个市场价值(β代表每期贴现率，0<β<1)，那么风险资本家能够通过现有风险企业获得的市场价值就为(α代表风险资本家在风险企业中所占的股份比例)。由于风险资本家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度的，所以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只能在向现有的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和评估新型的风险企业两者之间进行分配。这样风险资本家做其中任何一件事都会存在机会成本，即风险资本家对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就是风险资本家通过评估新的风险企业所带来的收益。反之，风险资本家评估新的风险企业的机会成本就是现有的风险企业因缺乏管理支持而减少的市场价值，即现有风险企业成功上市后的市场价值部分。
假设新风险企业从风险资本注资到顺利上市增值共要接受风险资本家s次管理支持，用ps-1表示经过s-1次管理支持后的存活概率、(t)表示风险资本家新接受一家风险企业经过管理支持后的市场价值贴现增加值(α''''代表风险资本家占有的新风险企业股份比例)，即风险资本家给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的净值。如果在对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时考虑机会成本，那么，风险资本家在一家风险企业投资并提供管理支持所能得到的净值αwc(t)就是：
假设为了实现风险企业的价值最大化，风险资本家必然会对投资收益与潜在的成本和监控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以决定对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和提供资本的频率。当风险资本家认为与风险企业家的利益可能发生冲突时，投资的存续期就会下降，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就会加大；再者风险企业资产的性质也对预期的成本和分阶段风险资本投资的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一般来说，有形资产越多，风险资本家能够通过清算形式获得的投资补偿也越多，这将降低进行严密监控的必要性，增加投资的存续期限。现假设风险资本家能够提供的最优管理支持次数为tv。由于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不能得到有效补偿，如果考虑这种机会成本的话，那么风险资本家的实际报酬就会小于名义报酬。因此，风险资本家向风险企业提供的管理支持数量总是少于风险企业家所要求的数量，所以，风险企业家所需要的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时间周期ce总是短于风险资本家实际提供管理支持的时间周期cv。除此而外，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次数还可能随着获得新的投资机会能力的增加，及其风险资本家在风险企业中所占股份份额的减少而减少、随着风险企业盈利下降速度的加快而增加、随着风险企业单期利润的增加而下降。但不管出现何种情况，风险资本家提供的管理支持次数都是不足的，并且总是少于最优次数。这里我们对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所要求的管理支持次数进行比较分析。风险资本家所需要提供的管理支持最优次数tv就是能够满足在时间周期cv既定的情况下实现αWcv(t)值最大化；风险企业家所需要管理支持次数就是能够满足在ce既定的情况下实现值最大化。由于风险资本家在提供管理支持时存在着机会成本，并且风险企业家在计算利润并没有考虑机会成本，所以，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存在着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管理支持次数非最优的状态，并且这种状态还会随着新加入的风险企业中风险资本家的股份份额增加和优惠措施的提高而日益加重。
为了风险投资能够生存并沿续下去，各风险资本机构必须周期性地筹集风险投资基金，这类基金存续期限一般为10年，并可以展期，通常采用有限合伙制的组织形式。在有限合伙制组织形式中，风险资本家是普通合伙人，负责管理基金的运营；外部出资人是有限合伙人，能够监控基金的运行并参加基金的年会。但只要其承担有限责任，就无权直接参与基金的日常管理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出资数量较大的有限合伙人相对于风险资本家来说就成了风险投资基金的外部人，而出资额度较小的风险资本家反而成了风险投资基金的内部人。由于风险资本家获得基金规模的固定费用报酬与基金投资利润，所以，风险资本家有通过发起大规模的后续基金以增大公司管理的资本额的动机，因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增加其报酬收入；另一方面由于规模经济使然可以大幅度降低固定管理成本，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而风险资本家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必然带来对所筹集的投资基金管理支持力度不足的问题，这必将引起作为普通合伙人(GP)的风险资本家与作为有限合伙人(LP)的外部投资人的利益冲突，产生风险资本家作为内部人的道德风险，出现损害有限合伙人利益现象的发生。
风险资本家为了增加收益并实现利益最大化，会先后筹集并管理多只风险投资基金，而风险资本家由于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会分散其对单个风险投资基金的注意力，影响到对单只风险投资基金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降低了单只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的收益。
用i代表风险资本家管理基金的数量、cG表示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频率、CL有限合伙人要求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频率、tG代表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数量、tL代表有限合伙人要求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数量。根据上面的模型可以得出结论：由于风险资本家在提供管理支持时，必然会考虑其机会成本，导致风险资本家提供的管理支持力度总是少于有限合伙人所要求的最优管理支持力度，并且这一个管理支持力度会随着风险资本家获得新的风险投资基金的能力的提高而减少，引起风险投资基金管理和投资的潜在问题随风险投资基金规模的扩大而增加。除此之外，在既定的时间约束下，作为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为了缓解管理支持力度与所管理的风险投资基金幅度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采取投资于风险企业发展晚期的办法来加以解决。这是因为：一是随着风险企业的逐步成长，风险企业就能够提供越来越多的信息供风险资本家进行评估，这样信息不对称程度就会越低，风险资本家就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监控风险企业，从而可以大幅度降低和监控成本；二是在风险企业的后期阶段，风险企业的管理及发展已逐步走向正轨，需要风险资本家投入的管理支持力度就可以大幅度降低，这样风险资本家就可以分配更多时间和精力来管理更多的基金；三是风险企业的有形资产逐步增多，而有形资产不必通过正式评估就很容易监控，这样风险资本家就可以选择较长的融资轮次而减少所提供的管理支持力度，从而可以加大基金管理规模。这种事情尤其会发生在是当风险资本家监控风险企业的机会成本非常高的情况下。
我们用模型来分析风险资本家的投资阶段偏好：用表示风险投资基金清算时预期市场价值的贴现值，那么作为有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的份额就为；作为有限合伙人的外部投资者的份额为其花费时间的机会成本时，作为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就会偏好于投资风险企业的后期阶段，并且机会成本越高，风险资本家的这种偏好就会越强烈。这一结论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得到验证，据VentureEconomics数据库中统计资料显示，1985-1989年五年间美国风险基金投资于后期阶段的比例依次为：52．3％、56．9％、60．3％、60．0％、65．5％，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
篇6
关键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际工资增长;原因综述
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革命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工资水平总的变动趋势是:名义工资呈上升趋势,实际工资在较长时期内也呈曲折上升趋势。但是,根据马克思的关于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观点,资本主义的积累包含两级相反的积累:一是财富作为资本在资本家手里的积累,二是创造这些财富的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它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制度必然造成社会阶级的两极分化。既然资本家的本性就是最大限度地剥削工人阶级,那资本家为什么还会给工人涨工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实际工资增长的原因又是什么?这是否说明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改变了?本文就此进行相关探索。
一、实际工资的定义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也就是说,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这一本质被掩盖的形式。工资有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之分。名义工资即以货币量计算的工资,是指工人出卖劳动力所得到的货币数量,它与价值量相联系,便于考察工人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而实际工资是工人用货币工资所能购买到的生活资料和取得的劳务的数量,它是反映工人实际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两者的变动趋势是一致的,即名义工资越高,实际工资也就越高。但两者的变动趋势也常常不一致,有时候差异还很大,尤其是在通货膨胀时期。
二、国内学者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实际工资增长的原因探析
荣兆梓从相对剩余价值长期趋势的角度阐明了工人实际工资(也即工人必要生活资料)持续增长的原因。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实际工资增长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工人阶级的反抗力度增强;其次,单个资本家从自身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利益出发,也可能用增加工资的方法提高效率;再次,作为总体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从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出发,逐步调整了劳资关系的政策目标,从对资产者的单方面袒护和对劳工反抗运动的镇压,逐步转换到一种貌似公正的中性立场。
还有一个不应该忽略的因素是,全世界处于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经济秩序下,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格局,导致剩余价值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全球性的南北两极分化,使得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能够用发展中国家劳动者创造的一部分超额剩余价值,来增加本国工人工资,缓解本国阶级矛盾。
荣教授给出其核心观点,即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新特点是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发生变化的基础性原因,这一点往往被人们忽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劳动力不断的扩大再生产,不是从数量上扩大,而是从质量上扩大,或曰劳动力内涵扩大再生产。这就是20世纪以来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实际工资水平逐步提高的生产力动因,这就是工人及其子女受教育机会逐步增加的经济基础。毫无疑问,工人运动的高涨为工人争得自身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仍然是根本。
方成族认为发达国家工人实际工资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消费的物质构成和物质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客观上要求实际工资应有相应的增加。
第二,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开拓了新的生产领域、改变了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新兴的电子工业、核能和石油化学工业迅速发展,电子自动化控制系列代替了机械操作,使劳动技能技巧向着复杂化、现代化方向发展。这些变化要求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才能掌握和使用自动化、电子化控制装备。这就从客观上迫使劳动者的教育训练费用大幅度增加。
第三,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斗争,起到了抵制自身生活水平下降的作用。
顾学荣认为发达国家工人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的增长并不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实现的。生产和科技的发展只是为实际工资的提高提供了客观经济可能,要使可能转变为现实性,关键在于通过无产阶级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生活的反复斗争。工人阶级有组织地进行斗争,各种规模的罢工斗争广泛开展,使资本家遭到严重的经济损失。资本家迫于工人斗争的压力,不得不在提高工人工资方面做出一定的让步,从而使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所提高。
孙彩霞在其着作《西方工会对工人工资的影响》中仔细阐述了工会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工人实际工资增长的作用:工会可以通过限制非会员受雇提高工资;工会通过提高劳动需求从而提高工人工资;工会可迫使政府立法规定最低工资。
一些学者也从劳动力价值角度来阐述这一问题。例如,蒋学模认为,促使劳动力价值增长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熟练劳动力培训费用的大幅度增加;另一因素是劳动复杂程度和单位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量增加。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同时增加使得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率有可能同时增加。此外,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保障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消费品和服务项目的大大增加成为促使劳动力价值提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蒋学模认为雇佣劳动者的货币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不是劳动力价值本身,但商品的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大体上可以反映价值。所以,他对于实际工资呈上升趋势的观点是认可的,而且原因也主要是他所阐述的关于促使劳动力价值上升的两大主要因素。
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发达国家工人实际工资增长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需要的增加,工人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内容和范围扩大了,曾经是高档商品的某些耐用消费品也成为一般社会需要而进入工人的必要消费领域。
第二,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劳动者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因此,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教育费用增加,并且这部分费用在工人全部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
篇7
序言
我们的祖先流传下来一句话：“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在这里，钱和力，成了办事不可缺少的要素。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钱，是货币资本；力，是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就是把人力资源作为投资对象，通过教育，提高劳动力质量，从而促进科技革命和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理论是古往今来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一、定位（Position）
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都认为增值是资本的本性。也就是说，资本的存在要求其不断处于增值状态。马克思说，资本的“活动只在于此，它只有不断增值自己，才能保持自己成为不同于使用价值的自身的交换价值”，它对自己表现为什么样的使用价值并不感兴趣，感兴趣的则是资本增值。资本的增值性观点为后来的经济学家所认同。麦克鲁德说：“资本是用于利润目的的经济量，任何经济量均可为资本。凡可以获得利润之物都是资本。”萨缪尔森认为，资本是“产生租金或者随着时间的进程而取得收益。”凯尔指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资本是这些未来劳务的物质体现。”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有机构成时，把资本划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两部分：资本家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这一部分资本叫做不变资本，用C来表示。凡是投资在生产资料上的资本，不管它是用来购买哪一种生产资料，都会把它的价值转移到新的产品中去，并不创造新的价值，也不改变原有的价值量。因而，它不会产生剩余价值，也不是剩余价值的来源；资本家用于购买劳动力的那一部分资本叫做可变资本，用V来表示。劳动力在产品价值形成中不同于生产资料，其价值不是被转移，而是再生产新的价值。这个新价值大于资本家用在购买劳动力上的资本的价值，其中超过劳动力本身价值的部分就是剩余价值，用M来表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是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的基础。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把生产要素划分为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两部分，则相应地把资本市场划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部分。如果把不变资本理解为物质资本，而把可变资本理解为人力资本，即不仅从资本的功能上，而且从资本的实体上加以考察，那么不难发现，真正创造新价值的是人力资本而不是物质资本。换句话说，能够形成“蛋糕”的是人力资本而不是物质资本。但是，迄今为止的收益分配制度恰恰是物质资本，即不变资本的所有者在参与收益分配，而创造新价值、生产“蛋糕”的人力资本即可变资本的所有者却无权参与收益分配。这种传统难道不应该打破吗？
希望集团总裁刘永行20年前和几位兄弟创业时投资只有1000元，到2000年底已经拥有83亿净资产，在美国《福布斯》杂志举办的2001年度中国大陆私营企业资产排行榜上名列第一。1984年联想集团创业时，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投资20万元人民币，到2004年，在20年中，净资产增加了4万倍！1984年海尔集团成立前，青岛电冰箱总厂当时是亏损147万元的集体小工厂。到2004年海尔在全球30多个国家建立本土化的设计中心、制造基地和贸易公司。全球员工总数超过5万人。全球营业额1016亿，拥有240多家法人单位。复星集团1992年创业时注册资本为10万元，现有净资产高达198亿。
这些资本的奇迹是怎么创造的？这些企业价值增值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货币资本带来的，还是人力资本带来的？按照传统的观点和现行的制度，显然是货币资本带来的。不然的话，资产负债表上的所有者权益凭什么只分配给货币资本所有者呢？迄今为止，只有货币资本的出资者才有资格参与收益的分配，而人力资本的出资者还没有被确认为企业的所有者，因而从来没有资格参与收益的分配。应该承认，货币资本也是生产的要素。但是，货币本身不会生“金蛋”。 货币资本的作用充其量是货币的时间价值，或者说是资本成本。换句话说，货币资本的所有者可以将钱存入银行或者购买国库券，从而获得利息。这是货币资本的无风险报酬。货币资本的所有者也可以通过投资而获得风险报酬。
价值增值的真正原因还得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加以说明。马克思指出：“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就是一切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这里所说的生产，包括商品从首要生产者到消费者所必须经过的一切行为），不管这个劳动是体力劳动还是非体力劳动（科学方面的劳动）”他还说：“一切依某种方法参加商品生产的人，从真正的体力劳动者，到经理、工程师（各种和资本家有别的人），当然都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第147页，郭大力译，人民出版社，1975）
货币是资本，生产资料是资本，人力资源也是资本。拥有货币资本的是所有者，拥有人力资本的也是所有者。他们都是产权的主体，都有分配权。
人力资本指的是人的知识、技巧和才能，它能促进人的生产能力的提高，集中表现为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能够创造新的价值。现在，人们已经形成共识：知识是土地、资本（严格地说是货币资本）和劳动力以外的第四要素。人类社会创造出的价值有50%以上来自知识，而知识的运用有80%是依靠管理，只有20%依靠工艺。
据统计，国际上的企业，人力资本所有者并没有投入货币资本，但拥有企业产权的平均水平接近38%，打破了长期以来谁出资（货币资本）谁拥有产权的传统观念。
我们正在逐步走向知识经济时代，也就是人力资本时代。所谓“人力资本时代”是指迄今为止，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中最为重要的资本形式。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经济成就依赖于人们如何广泛而有效地投资于他们自身。
研究显示，对社会上男男女女的投资在美国社会总资本构成中超过了70%。对学校教育、在职培训、健康、信息和研究开发的投资超过了美国GDP的20%。如果说技术是现代经济特别是高科技部门发展的发动机，那么人力资本一定就是这台机器得以运转的“燃料”。
类似于美国的经济形式曾经被叫做资本主义经济，但更准确的叫法应该是“人力资本经济”或“知识资本经济”。尽管所有资本包括机器、工厂和金融资本都是重要的，但人力资本却是最重要的。（加里・贝克尔）
舒尔茨等人的人力资本理论和卢卡斯等人的新增长理论都说明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的增长对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的推动作用，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人力资源进行投资以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的问题，通常会被忽视。在这些国家，总是将非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放在重要位置，没有认识到能够有效地利用优越的生产技术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和技能是国家最有价值的资源，没有认识到在劳动者既缺乏知识又缺乏技能的情况下，通过增加物质资本的投入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因此，要充分重视人力资本，重视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从而促进资本结构的变化。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认为，知识和才能在不断升值，他在《大趋势》一书中提出，必须创造“知识价值理论”，以突出知识在创造社会财富过程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
引入人力资本概念后，就可以将资本分为物质资本和非物质资本即人力资本两大类。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资本结构中的相对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之中。资本结构的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总资本存量中，人力资本存量所占比重逐渐上升而非人力资本存量所占比重相应下降，这是资本结构的量的变化。有的研究者认为，在新经济出现、新世纪到来的时候，由人力资本、物力资本和土地资本组成的世界国民财富中，人力资本已占到60％以上；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中，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力资本存量的上升，人力资本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其他物质资本的重要性则有所下降，人力资本已成为比其他物质资本更重要的资本，是首要的生产要素，这是资本结构的质的变化。
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后，专业和技术人员的增长率是劳动力平均增长率的两倍，而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增长率是劳动力平均增长率的3倍。这使美国白领阶层在劳动力总量中所占的比率在1956年第一次超过蓝领阶层后继续上升，这一切促进了人力资本存量在美国社会总资本存量中所占比率的增加。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资本存量为15.6万亿美元，其中人力资本存量为8万亿美元，占总资本存量的52％，人均人力资本存量达到3万美元；美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由以前是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3倍增加到4倍，并且这一作用还在继续增大。
世界银行的专家利用公开发表的数据对全世界192个国家的资本存量进行了粗略计算，提出了“国民财富”新标准。认为目前全世界人力资本、土地资本和货币资本三者构成比为64：20：16，而人力资本则是全球国民财富中最大的财富。
据世界银行估计，1950-1970年，科技进步在发达国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40%；进入80年代，贡献率上升为60%；进入90年代其贡献率已经超过80%。这充分说明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起的重要作用。
传统的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项物质资本或权益之间的比例关系。资本结构在历史上曾经是指股权结构，如普通股和优先股的比例，而在现代西方，更多地用来指融资结构或财务结构，如股权资本和债务资本的比例。莫迪利安尼和米勒(Madigliani and Miller)的无关性定理分析的是股票和债券的比率。詹森和麦克林(Jensen and Meckling)用理论分析了外部股权、内部股权和债权三者之间的关系。
传统的资本结构理论忽视了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作用。在他们看来，资本结构就是股权资本和债务资本，反映的是内部股权、外部股权、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之间的关系。他们提出的所谓所有者，只包括股东和债权人，而将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所有者排除在模型之外。实际上，企业是一个通过一系列契约而把各种要素(资源) 联结在一起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这些要素既包括物质资本，也包括人力资本。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企业是物质资本(非人力资本) 与人力资本组成的特别契约。现有的资本结构理论导致的一个治理上的缺陷是，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不能作为剩余索取，而从内部对企业进行监督和制衡，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问题。
二、定价（Price）
著名会计学家、三式簿记创始人YuriIriji 指出：“会计计量是会计系统的核心职能。”（Theory ofAccounting Measurement,1979,p19）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唯一能使自身增值和通过自身进行增值的经济学元素，是最难以评估的，这就是人力因素――显然，这是资源管理中最令人伤脑筋的东西。人类几乎无穷的可变性和不可预测性，使评价人力因素时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一个按详细说明书操作生产出的机电部件。”（雅克・菲兹-恩兹 2003）“然而，人是唯一拥有与生俱来的力量在生产价值的因素，其他所有可变量――现金和信用、原料、厂房和设备以及能源――除了潜质呆滞以外，无法提供任何东西，由于其自然属性，这些因素不增加任何价值，它们也无法增加任何价值，直到一些人――且让我们把这些人假设为最低级别的劳工，最灵巧的职业专家，或是最高级别的经理好了――使这些可变因素投入运转，调节其潜力为止。”（雅克・菲兹-恩兹 2003）
多少世纪以来，从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从大卫・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到卡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再到西奥多・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都提出了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的价值计量问题。
威廉・配第在《政治算术》原序中表示，要“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的词汇来表达我自己想谈的问题。”“英国的土地耕种者每周劳动所得不过四先令，而海员通过工资食品以及房屋等其他各种供应所得到的收益多到十二先令，所以，一个海员实际上等于三个农民。”
“一个好消息是：对人力资本增加的价值进行衡量是有可能的。实际上，这种做法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已在十多个国家中开始实施。”（雅克・菲兹恩兹 《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 2003）
人力资本价值的计量可以采用成本计量和价值计量两种模式。
人力资本的成本计量可以从对人力资本价值投入的角度来确认和计量,也就是人力资本价值的成本计量模式。人力资本成本由原始成本（OriginalCost）、重置成本（ReplacementCost）、机会成本（OpportunityCost）和边际成本（MarginalCost）组成。
在人力资本会计发展的30多年来，国内外多数学者主张采用货币计价和非货币计价相结合的方式计量人力资本价值，利用模糊集合论计量非货币计量内容，人力资本价值可以按个人价值和群体价值进行计价。
按人力资本价值的外在表现，可以将人力资本价值分为补偿价值（或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两部分。补偿价值体现为支付给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即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包括工资、奖金、福利费等，下同），它是对劳动者参与组织活动过程中所消耗的脑力和体力的补偿。如马克思所说，这部分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它是人力资本的必要劳动的价值，也即人力资本的交换价值。它包括三个部分：维持劳动力自身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养活劳动力家属和子女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一定的教育或培训费用。剩余价值是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那部分价值。人力资本的补偿价值和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共同构成了人力资本的使用价值。
人力资本价值会计应当反映人力资本的完全价值，即要反映包括补偿价值和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在内的整个人力资本价值。如果只反映补偿价值或只反映剩余价值，就会造成人力资本价值的低估，也使人力资本价值计量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受到影响，还会影响人力资本价值信息使用者决策活动的有效进行。
人力资本价值还可分为基本价值部分和变动价值部分。任何能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者即自然人力都具有基本价值，纯粹的自然人力其创造新价值的能力是很低下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很小的。因此，在劳动力素质很低的国家，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投入的增长。通过货币的和非货币的投入，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能够得到增长，从而劳动者的价值也得到增值，这个增值部分就构成人力资本的变动价值。变动价值的大小与投资的数量多少有关。实质上，这里所说的人力资本的变动价值部分就是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价值会计应当反映人力资本的整体价值，即包括基本价值部分和变动价值部分，而不是只反映变动价值部分。对人力资本价值的确认和计量是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是对人力资本价值的反映。应该认识到，是人力资本价值的客观存在决定了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而不是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决定人力资本的价值。既然任何能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者都具有其基本价值，那么作为提供组织人力资本价值信息的人力资本价值会计就应该尽力，如实地给予评价和反映，而不能漠视这部分人所具有的基本价值。经过培训的劳动者从事复杂劳动。复杂劳动是加倍的简单劳动。马克思关于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理论是人力资本定价的基础。
人力资本价值还可分为个体价值和群体价值。人力资本个体价值的体现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如组织的管理水平，自身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组织的环境等。要提高人力资本的个体价值，必须注重对其进行投资，并创造能使个体价值得到充分体现的环境。要提高群体价值，不但需要提高每一个体的价值，还要注意人力资本群体价值的整体优化，注意发挥组织整体的协同效应，因为人力资本群体价值不是其中每个个体价值的简单相加，而是所有个体价值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
人力资本价值会计既要反映人力资本的群体价值，也要反映人力资本的个体价值。许多人的个体价值是相当高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千方百计地阻挠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回国就是因为他具有很高的价值，美国军方的评价是钱学森一个人能顶美国的五个师。浙江有一家资产评估机构对杭州中泰合资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冯根生进行评估，认为他的“身价”为2.8亿元人民币；1999年，一家知识产权评估机构评估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的无形资产价值高达1 000多亿元。
人力资本价值信息的使用者需要的是比较完整而客观的信息，人力资本的价值和对价值的评价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说明应该全面反映组织的人力资本价值信息。人力资本价值的计量工作必须满足这样的要求。
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作为生产要素，其实都是人力资本的表现。为了用最简便的方法解决最复杂的人力资本价值计量问题，近几年来我们正在探索通过价值变动因素分析，分清贡献和责任，采用关键事件法来记录关键人员实际贡献的“贡献明细账”，以事实为依据，以结果为导向，以记录为手段，以货币为单位，以评估为基准，以公平为原则的人力资本定价方法，为人力资本参与收益分配提供科学依据。
虽然说会计指标在可靠性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可以利用会计这种以事实为依据，以记录为手段，以货币计量为单位的方法来模糊评价企业家贡献的大小。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曾说过，很多著名公司每年都有年报，年报的开头都有董事长或总经理致词，说“我们公司的全体员工是我们公司最宝贵的财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从第二页翻到最后一页，财务报告中有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但“最宝贵的财富”却没有看到，说明我们现在的会计体系是见物不见人，把众多人力资本创造价值的那部分忽略了，只记固定资产、流动资产，而真正宝贵的人力资产没有计入到报表中去。因此，可以采用管理贡献明细账的方法将企业家的主要贡献记录下来。
人力资本的价值通常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人作为劳动者消耗的价值，这是用于补偿人力资本消耗的“补偿价值”；第二部分是人力资本投资资本化的价值，通过分摊逐步转移的“转移价值”，这两部分价值，都可以通过成本核算的方法，从账面上取得资料；第三部分是人力资本的使用所创造出来的“创新价值”，也就是转移到劳动成果中物化的那一部分价值，其中包括经营者的管理贡献、决策贡献、科技人员的科技贡献以及所有劳动者的劳动贡献。这种贡献的量化显然是一个难题，需要采用专门技术进行评估。
人力资本的价值是作为人力资本载体的人所具有的潜在的创造性劳动能力，这种能力的外在表现就是人在劳动中新创造出的价值。人力资本所具有的这种内在能力是无法进行准确计量的，只能进行推测、判断。但是，人力资本的这种潜在创造能力能够创造出可以计量的外在的价值。因此，可以通过对这种已经实现的或可能实现的外在价值的计量来测算其内在价值。
三、定性（Property）
世界上关于人力资本产权与物质资本产权的契约模式有三种：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统治劳动型”（资本雇用劳动），企业治理结构中只有股东及其代表有决策权，职工只能通过工会进行抗衡，形成外部制约；二是以南斯拉夫为代表的“劳动统治资本”（劳动雇用资本），实行工人自治；三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劳资双方共同参与决策制”：大企业监事会里，股东和职工的代表人相等，职工有参与决策的权利。我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基本上仿照美国，产权结构模式属于“资本统治劳动”型，其指导思想是“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而这个“资”是指物质资本。
传统的产权理论有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把产权局限于货币资本和物质资本，而把真正创造财富、增加价值的可变资本即人力资本置之度外；二是把产权停留在定性的层面，只是笼统地把产权定义为所有权、使用权、分配权和财产关系。其实，产权有定量的问题和动态变化的问题。创业时的初始投入，随着事业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有可能因为长袖善舞经营有方能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也有可能因为经营不善决策失误而亏损破产。在这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应该如何鉴定和界定产权呢？离开了人力资本产权，所谓“产权清晰”永远是个“谜”。这个传统的产权理论如果没有突破，在指导思想上对“国有资产流失”的判断就有可能发生误导。企业的经营者也就可能一直处于“保姆”的地位。我们的劳动者更谈不上当家作主和分享劳动成果的问题。
劳动者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数量与质量，决定了其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也决定了他参与社会生产过程和成果分配的地位；劳动者群体的地位，也取决于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在整体上的相对地位。
建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要求。但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必须依赖一个有效的运行机制，其中人力资本市场是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重要基础。因此，在市场化改革中必须高度重视人力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完善。
人力资本天然地属于个人的产权特性，个人是人力资本不可替代而又难以考察的所有者和控制者，从而决定了人力资源只可“激励”，不可“压榨”。因此，人力资本的管理，关键在激励。以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定义的企业所有权安排则是最有效的激励手段。激励可以分为社会对特殊人力资本的激励，这是激励的社会层面和体制层面；特殊人力资本（智能）对普通人力资本（劳动）的激励，这是激励的企业层面和机制层面。企业所有权归资本所有者，知识资本化为智能资本是这一企业权利安排的产权基础。因此，知识（技术、企业家的智能）劳动对价值的累积贡献都要通过转化为资本的形式获得回报，使企业的价值积累不单纯归属与最初的（货币资本）出资者。智能雇佣资本的权利安排中，企业契约的各个参与方可以与不同的价值分配形成相对应：财务资本所有者得到红利和股息或债息、利息；劳动资本所有者得到工资、奖金和福利，智能资本拥有者获得股权等。
产权激励对人力资本所有者来说，是一种内在的、长期的激励形式和手段，它通过赋予人力资本所有者一定的产权，使其享有了人力资本所创造价值的剩余，一方面，激发了人力资本所有者对其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提高了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技能；另一方面，激发了人力资本所有者以其人力资本对企业供给的积极性，提高了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在此基础上，保障了企业绩效的实现和不断提高。此外，产权不仅在制度层面保证了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使人力资本的价值得以实现，还通过将人力资本的收益与企业的绩效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激励约束内在统一的有效机制。
人力资本产权激励的实现路径，即从人力资本产权到拥有企业所有权，是一个人力资本产权逐渐显性化的过程。反映在人力资本的收益结构中，即从传统的以工资等劳动收益为主的保健型薪酬结构逐步转为以股权等资本收益为主的激励型薪酬结构。
张文贤教授简介
篇8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基本原理总公式劳动自身增殖价值学说
劳动价值理论是理论经济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古往今来，众多学者对于这个理论体系的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前人成果对今天深化劳动价值论的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借鉴。本文作者在比较前人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现实经济运动实际情况的观察和分析，认为对劳动价值论的基本概念——劳动——需要进行重新定义。这种重新定义不仅不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而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深化和发展。根据重新定义的劳动，阐述了有别于传统劳动价值论的劳动自身增殖价值学说的基本原理。并对基本原理给出一个总公式（模型）。
㈠ 劳动的新定义
劳动定义：劳动是自身生产和增殖的创造社会财富的脑力活动。
现就这个定义说明如下：
⒈劳动首先是人的自觉的有目的的活动，因而是脑力活动。人脑浓缩了巨量的信息，因此就可能形成特殊的信息场。并由信息场发出具有能动作用的信息力——脑力。脑力不同于一般自然力，不同于动物力，也不同于人的生理学力即体力。脑力具有目的性、意志性、思维性、扩增性和创造性。劳动不是被动的盲目的活动。而是一种主动的自觉的活动。动物和人出于本能进行的活动，既所谓的“体力劳动”不应该属于劳动范畴。
⒉劳动是一种可以复制和扩增的活动，是一种自身生产和增殖的活动，这是劳动的本质。以往对劳动的种种定义，概念，说明，分析，都因为没有揭示劳动的这个本质，而不能对劳动做出正确的概括。
⒊劳动也是人创造财富的活动。所谓创造财富就是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获得财富。创造财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适应和改造自然，达到利用自然获取社会财富的目的。为获取财富，从事侵犯他人权益的活动，不是劳动。社会上任何个人或集团的脑力活动，符合这个要求的才可以定义为劳动，其他任何脑力活动，由于不符合这个要求都不能算做劳动。这是劳动定义的又一个主要规定。
⒋劳动本身是有用的。一切劳动都是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有用的活动，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走向文明的活动，因而一切劳动都是有用的。有用性也是劳动的共性之一。劳动的有用性和具体劳动的用途必须加以区别。当我们进行劳动的抽象时，抽掉是劳动特殊的具体的用途，但不能把劳动的有用性抽象掉。特别重要的是，劳动是脑力的“利用”，而不是一般的“使用”。劳动过程中脑力是增强的，增强大于损耗，是增长性耗费，而不是单纯的耗费。劳动自身就是生产和增殖的活动，劳动的这种特性是脑力的目的性决定的。由于劳动是一个脑力的自身利用活动，是脑力的主动过程，是脑力有利的使用——利用，因此劳动本身就是个获利过程。
⒌劳动的本质是一种脑力活动，包含两个因素，即脑力和时间。劳动是脑力与时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的存在形式称为劳动力。脑力的耗费以时间的形式表现出来。
⒍脑力是由人脑产生的特殊的信息力，所以劳动是属于人的特殊活动。劳动是人的特殊属性，而不是动物的属性，更不是自然的属性。所谓牲畜的劳动和机器的劳动，都是错误的。简言之，劳动是属于人的活动。
⒎劳动，即脑力劳动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劳动者的身体表现出来的功能，称为技能技巧。这种技能技巧既可以通过人手实现，也可以通过其他器官实现，例如也可以通过嘴、牙齿、躯干、腿、脚、臀等等身体部位实现。而且这通常都是整个身体的协调作用。技能技巧可以通过学习获得，也可能通过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直接获得。
劳动，即脑力劳动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工具和机器表现出来的功能，称为机能机巧。人的各种形式的劳动通过机器的机能机巧实现出来。例如，制砖机的机能机巧表现了、或者说实现了制砖劳动，纺织机的机能机巧体现了纺织劳动，计算机的机能机巧体现了计算劳动，绘图机的机能机巧体现了绘图劳动。劳动的组织结构、组织形式，劳动制度等等是一种机制，也是一种“机器”，这种机制或者说“机器”的“机能机巧”则体现了管理劳动。
人类的劳动，一开始就表现为技能技巧，表现为人手的功能，劳动生产离不开技能技巧。但是，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劳动的技能技巧是逐渐被机能机巧代替的。劳动生产的发展过程就是机能机巧代替技能技巧的过程。这种过程表现为机器对工人的替代。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表现——机器代替工人的表现——决不是机器代替工人的所谓“体力劳动”，也不是代替脑力劳动。机器代替的是劳动的表现形式，即以机能机巧的形式代替技能技巧的形式，机器代替的并不是劳动本身。
机器是把分工后彼此分开的劳动的不同部分联结起来的一种特殊方式。所以机器运动的机能机巧体现了劳动者劳动的技能技巧。机器的动作体现的是劳动者的协作。
㈡劳动量与劳动单位的规定
⒈劳动量：
就一般意义上说，劳动量是劳动自身生产增殖活动的量，即劳动自身生产增殖活动的多少。劳动自身生产增殖活动的量也就是这种活动的速率，即劳动生产增殖活动的速率，简称为劳动生产增殖率。
这个劳动生产增长率的存在形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就是传统理论的劳动生产率。传统的劳动生产率定义，其实只是劳动生产增殖率的现实形态或者说外在形式。
⒉劳动单位：
既然劳动是自身生产增殖的活动，那么就要知道“自身”怎样定位，这就是劳动单位问题。我们把劳动单位定义为：一个标准人正常生理活动耗费的劳动。简称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或体力活动耗费劳动。这个定义，符合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即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的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
⒊劳动量的数理表达式
根据劳动和劳动量的定义，劳动量的数理表达式为：
m＝n•l/l÷l/l……………………………⑴
其中：l代表劳动单位，m代表劳动量。
在公式⑴中：
n是自然数，n≠0。
“l/l”和“n•l/l”分别是根据劳动单位和劳动定义确定的两个劳动量。
“l/l”是初始劳动量，为了简化，把分子的系数取1。
“n•l/l”是生产增殖后的劳动量。
将⑴简化，得到：
m＝n•l/l……………………………………⑵
公式⑵可以看作劳动量的基本公式。
从公式⑴和公式⑵我们可以看出，劳动单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它是劳动量变化的内核。劳动单位的不断缩小，反映了劳动量的不断扩大。
但是根据我们对劳动的认识，劳动量的不断扩大的决定因素并不是劳动单位，而是劳动本身。也就是说，并不是决定于生理活动耗费劳动，而是决定于劳动。劳动单位l仅仅是劳动量变化的计量单位。
还要提起注意的是，劳动单位与一般计量单位是不同的，一般计量单位是恒量，而劳动单位则是一个变量。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劳动单位l可以用劳动时间表示。
㈢劳动价值论的量纲
上面谈到，劳动单位是“一个标准人在一个工作日内生理活动耗费的劳动时间”。在这里，“一个标准人在一个工作日内生理活动耗费的劳动时间”就是劳动的量纲，或者引申地说，就是劳动价值理论的量纲。
这个量纲的规定，包含了两个明确的客观标准，一个是时间，一个是人的生理活动耗费，而这两个标准都具有固定的周期性特征，又是可以计量的。所以量纲的规定是十分科学的。
⒈工作日
工作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工作日的周期，即24小时。就是说工作日是一个周期性的规定，日复一日，总是不变，每一个工作日都是24小时。这是一个固定的尺度，固定的量纲。另一个是劳动小时。劳动小时中的小时也是一个具有周期性的量纲，而且不同的国家对劳动小时有统一的法律规定（例如8小时、6小时等等），法定的劳动时间对任何企业都是一样的，具有可操作的均等性和周期性。
⒉标准人的生理活动耗费
标准人的规定是出于科学描述，实际上从宏观上看每一个劳动者都是标准人。我们每一个人一天的生理活动都是差不多的，除非过度运动。一个人的生理活动耗费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基本是一个定值，最简单最粗糙的方法，是用口粮计算。经济学上规定为最低生活资料的量。这个量显然也是均等的，带有周期性的，可操作的。斯密就曾经说过谷物量最接近劳动量的话。马克思更是对抽象劳动做了生理学意义上的规定，把劳动价值量纲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⒊劳动生产率的周期性
我们知道，劳动生产率的规定是“若干元/人•日”。这个规定，从表面上看是工作日，劳动者与生产价值的关系，工作日规定包括一天24小时和期间的劳动小时。而实际上，它的完整含义应该是：每人每天以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计量的劳动量。就是说，这个规定实际包含的是四个方面，即工作日的规定、劳动者的规定、劳动的计量单位的规定和劳动量。劳动的计量单位就是劳动的量纲单位——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这个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作为计量单位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一致的。它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但也是一种符合客观实际的规定。
由于工作日、劳动小时、劳动者及其生理活动耗费都是具有周期性的明确的规定，因此劳动生产率与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就在这个规定的框架内有规律的运动。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量增加，导致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节缩；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节缩，反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量的增加。
⒋量纲规定包含了需要因素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不难看到，劳动价值论的这个量纲规定是包含着需求因素的。所谓标准人生理活动耗费就是对需求的量的规定。而且这个需求并非是因人而异，随意性的，它是根据客观实际做出的一种科学的规定。这种规定显然具有很好的操作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温饱系数、恩格尔系数都具有参考意义。
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量具的共性和个性规定
各种劳动归结为量的表现——劳动时间，实际上就把各种劳动的具体形式抽象掉了。但这还不是相同的劳动，相同的劳动是具有一定量尺的劳动，这个量尺就是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它相当于马克思规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于商品价值来说，仅仅把不同的具体劳动抽象为劳动时间是不够的，并且把劳动时间抽象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还是不够的。由于不同的劳动者，不同的具体劳动，劳动生产率不同，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有多有少，也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有多有少，要比较不同劳动者之间的劳动量，还需要确定他们各自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的量，确定他们各自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根据他们各自的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的量计量他们各自的劳动量。
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是计量劳动的量具，而量具的大小对于不同的劳动者是不同的。每个劳动者必须用自己的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计量自己的劳动量，这样计量的劳动才是社会公认的社会劳动量。
⒍劳动量纲不因社会形态而改变
恩格斯：“如果劳动时间的等价包含的意义，是每个劳动者在相等的时间内生产出相等的价值，而不必先得出一个平均的东西，那末这显然是错误的。即使是同一生产部门内的两个工人，他们在一个工作小时内所生产的产品价值也总是随着劳动强度和技巧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样的弊病——而且只有像杜林先生那样的人才会把它看成弊病，——不是任何经济公社，至少不是我们这个天体上任何经济公社所能消除的。”[1]
从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地球上自从出现人类社会以后，劳动时间的等价意义就存在了。这个等价意义并不与社会形态有关，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杜林所谓的经济公社，劳动时间的等价意义都必须先取得一个平均的东西，即取得一个平均的量纲，这个量纲根据我们的分析就是一个标准人的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
㈣劳动与价值
一旦我们确立了这样的概念，即确立了“劳动是自身生产和增殖的创造社会财富的脑力活动”这样的概念，我们就能够得出下面的合乎逻辑的劳动价值原理：
⒈劳动自身的生产力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表现为分工、协作、机器和生产组织的生产力。
⒉在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下，即在工资劳动的生产方式下，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劳动的资本生产力。
⒊从价值层面考察，劳动的生产力通过抽象的相同劳动和具体的不同劳动的生产和增殖，表现为价值的生产增殖和使用价值的生产增殖。这种生产和增殖的结果就是剩余价值（广义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广义剩余产品），是货币的增值和财富的增加。由此，为人类提供了社会发展和个性自由发展的条件。
⒋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劳动的资本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为社会生产广义剩余价值（国民产值），而且还为资本家生产狭义剩余价值（利润）。狭义剩余价值是广义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后者是资本生产力的特殊性。
⒌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谓劳动和资本的交换，实际并非是真正的交换关系而是一个分配关系。由于劳动是自身生产和增殖的活动，广义剩余价值在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会存在多种可能性。分配的结果取决于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博弈。这种博弈突出地表现在工人的劳动权利和工资水平上。把工资看成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关系，导致人们对价值规律解释的混乱。
⒍对于自然资源的价值问题，我们用发现性劳动和劳动获得性原理解释。一切自然资源本身是没有价值的，自然资源的价值表现，在于资源使用价值的发现性劳动和对资源的获得性劳动。
㈤总公式（通式、微观、宏观）
劳动自身增殖价值学说总公式因其相同符号代表的具体含义的属性区别，表示为三个具体公式(模型)，即通式（一般模型）、微观公式（微观模型）、宏观公式（宏观模型）。分别记做劳动自身增殖价值学说总公式ⅰ、劳动自身增殖价值学说总公式ⅱ和劳动自身增殖价值学说总公式ⅲ。
⒈劳动自身增殖价值学说总公式ⅰ——通式（一般模型）
p＝（t/t）÷w
其中：
p——商品价格。
t——劳动时间。
t——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
w——商品数量。
t/t——劳动价格，单位是“元”。
p＝x元/w。
简要说明：
这是劳动自身增殖价值学说的一般模型。这个通用的模型，给出了商品、劳动时间、价值、价格的一般关系。
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t）是变量，商品价格（p）随着t的变化而变化。
t的变化决定于劳动生产率（力），劳动生产率（力）则决定于人的脑力耗费，即脑力劳动。
⒉劳动自身增殖价值学说总公式ⅱ——微观公式（微观模型）
p＝（t/t）÷w
其中：
p——商品价格。
t——个人劳动时间。
t——个人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
w——具体商品的数量。单位是尺、公斤、平米、台等等。
t/t——劳动价格，单位是“元”。
p＝x元/w。
简要说明：
这个模型适用于微观运行，适用于微观层面上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是价值规律在微观层面上的运用。
微观公式（微观模型）的意义在于，指示我们交换必须依据商品价格相等原则进行，而不是根据个人劳动时间。
个人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t）是变量，商品价格（p）随着t的变化而变化。
t的变化决定于个人劳动生产率（力），个人劳动生产率（力）则决定于人的脑力耗费，即脑力劳动。
在劳动自身增殖价值学说微观模型中，t值代表个人的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由于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都可能是不同的，所以，个人的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通常也是不同的。例如，在一个工作日内，某甲的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可能是8小时，某乙的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则可能是4小时。个人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称为个人必要劳动时间。个人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即个人必要劳动时间，在微观上是交换的尺度，它决定劳动价格。个人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越短，劳动价格量越大；个人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越长，劳动价格量越小。
微观模型中的劳动时间（t）也只表征劳动者个人的劳动时间，不是社会统一规定的工作日劳动小时。某甲在一天内可能劳动8小时，某乙则可能劳动6小时，某丙可能根本就不劳动。
在微观模型中，商品w是具体形态不同的商品，例如小麦、上衣、电视机、汽车、房屋等等。它们之间的交换按照相等价格进行。
个人脑力劳动生产科学技术，并通过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个人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趋于变小，按照劳动价格相等原则，他就可以交换更多的商品。
⒊劳动自身增殖价值学说总公式ⅲ——宏观公式（宏观模型）：
p＝（t/t）÷w
其中：
p——商品价格。
t——工作日劳动时间（相当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
t——社会平均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
w——社会平均生理活动耗费的商品即标准商品。单位是“件”。
t/t——劳动价格，单位是“元”。
p＝x元/w。
简要说明：
这个模型适用于宏观运行的分析。适用于财富（价值和使用价值）总量的分析。是价值规律在宏观层面上的运用模型。
在宏观模型中，p的元素单位＝1元/1件。
社会平均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t）是变量，商品价格（p）随着t的变化而变化。
t的变化决定于社会劳动生产率（力），劳动生产率（力）则决定于人的脑力耗费，即脑力劳动。
在劳动自身增殖价值学说宏观模型中，商品价格中的“商品”指标准商品。对t值进行了社会平均化，代表社会平均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个人的劳动时间也进行了平均化，形成同一的工作日劳动时间，例如周劳动40小时。把社会平均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定义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中，作为量尺的社会平均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用这个量尺量度的结果，即社会平均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总量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与社会劳动总量相等。
用社会平均生理活动耗费商品量度的标准商品的数量与作为量尺的社会平均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成反比。社会平均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越短，社会标准商品的数量越多。
脑力劳动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趋于缩短，同时由货币体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总价值）和社会标准商品（总的使用价值）同步趋于增加。现实经济生活中，恩格尔系数逐年降低，gdp逐年增长，可以作为阶段性证明。
在同一个社会内，劳动量、商品量和货币量三同一，总价值等于总价格。
篇9
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就有了交往的原因和关系。不管是因为工作还是因为学习方面，我们都有可以沟通交流的地方啦。
但是从那以后，我们就发现圆了很多东西都不是说出来那么简单的，而且有很多东西你想说出来可以，但是你要为你说出来的这件事情承担所有的后果，以后很多事情都会因此而受连累。
很多结局也会因他而发生变化。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这一件事情，还不如不做。
我们没有勇气的大多数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承担他的代价和资本。
唱英雄的事情谁都会做，可是之后呢，谁来收拾烂摊子。
篇10
出生地：江苏苏州
教育：大学
主要公司：福禧投资，沸点投资
公司总部：上海
第一次上市：没有
主要行业：基础设施，房地产
资产：1.45亿美元
富豪排名：并列第48位
张荣坤是个低调的人。在2002年度《福布斯》100首富排行榜之前，张仅在福禧投资集团买下沪杭高速公路股权时，才在媒体上露过一次面。张出生于江苏苏州，曾就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专业。张目前是上海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和上海沸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福禧是沸点的母公司。
据了解，1990年前后，张在江苏创立沸点投资发展公司，注册资金为3000万元，早期主要从事粮食加工、家具制作等行业。此后10多年，逐渐发展成为一家从事实业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与管理、风险投资、企业收购与兼并及相关业务咨询服务的民营投资公司，目前据称有自有资金2亿元，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大型投资项目。
沸点公司的投资领域也比较广泛，主要有高科技、城市基础建设、中药深加工、微电子工业、传媒娱乐等，也从事一些风险投资，主要投资对象包括开发、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中间试验基地、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以及持有专利技术与科技成果的个人等，旗下已控股有两家上市公司。
张对上海情有独钟，认为上海的投资环境比北京和深圳都好，甚至比国外一些地方还要好。张感觉上海作为一个开放型的国际大都市，环境优越、法制规范、政策健全、服务优良，有其他地方难以匹敌的优势。张甚至相信"烂糊泥到上海一包装也能卖钱"。2002年初，张决定将公司从江苏迁往上海，并在上海浦东新注册成立了特大型民间投资机构--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亿元。
2002年3月底，福禧公司的一次大手笔投资行动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此次投资中，福禧公司以32.07亿元从上海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总公司受让沪杭高速公司上海段运营的99.35%的股权，创下了民间资本首次进入基础设施存量领域的纪录。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全长超过50公里。此次转让后，福禧投资公司将享有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30年运营权。
竞标的3家企业中，福禧公司出价比最低价高出4亿多元。张解释敢出大价的理由：每年2亿元通过公路收费所产生的现金流量，足以为其今后展开其他资本运作打下基础。同时，经财务测算，在26年投资回收期过后，福禧公司将有4年左右的纯利润产出期，除公路收费之外沿线的加油站、服务区、广告及边际延伸均可产生丰厚收益。华南、华东路网完善，全国私人汽车消费的增长都会为今后带来更好的商机。对福禧公司来说，投资的风险非常小，是30年预期收益完全看得见的项目，并不担心回报问题。
张表示，福禧公司今后将把投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领域，除已完成的沪杭高速公路项目外，未来在基建领域还将会有4个大的动作，其中某些项目的投资规模将堪与沪杭高速公路项目相媲美，其中有两个大项目仍会落脚上海。另外，目前的水务市场，包括自来水和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工程也都是张关心的项目。
2002年6月，张开始介入连锁服务业，上海沸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柯达签订合作协议，沸点公司首期将开设10家数码冲印店，投资在4000万至5000万元之间，其中包括在浦东的一家占地达180平方米的店面。沸点公司认为数码冲印店将会成为自己新的甚至是主要的利润来源。看到上海日益火爆的会展业带来宣传资料印制商机，张认为再投几个亿进去都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