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资本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资本/收入比；私有制；数量；次序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069-03

一、资本/收入比的运动趋势以及劳动价值论下的理解

“资本/收入比”在《21世纪资本论》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皮凯蒂认为“估算资本存量价值可能比估算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流量更为准确”，通过资本主义第一定律：？琢=r×？茁这个会计恒等式，可以通过中间变量资本/收入比来测量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之间的比例而不用直接衡量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之间的比例不平等。

首先，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结构和数量上的演变情况（以资本/收入比的形式表现）。大量的数据向我们展示一个事实：从“二战”――资本遭受了巨大的物理性毁坏以来，资本/收入比保持上升态势并且有可能回到“承袭资本主义”资本/收入比的状态。

仅管作者向我们展示了资本的不同形态，不过在资本/收入比范畴中，皮凯蒂将资本与财富混为一谈，资本/收入比也就存在着计算口径不一致的问题。比如，作者将“土地、建筑、企业、股票、债券、专利权、牲畜、黄金和自然资源等”都划入资本的行列，他将凝结了人类劳动的产物与没有凝结人类劳动的自然资源看作是相同的，都归为资本；将国民收入归为劳动产物这一类。皮凯蒂定义的资本范畴存在着劳动产物与非劳动产物的区别，国民收入属于劳动产物这一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经用“1夸特小麦=a英担铁”的例子中说到：“说明在两种不同的物里面，即在1夸特小麦和a英担铁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这二者都等于第三种东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种物，也不是第二种物”。这就表明建立在共同的基础之上才能够进行数量的比较。有些学者认为效用，即物对人的满足感也是共有的，米饭可以充饥，水可以解渴等等――这些都是对人的效用，并且效用是一样的；如果照此理解，资本/收入比就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这些学者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产品的效用替代不是没有限制的，比如：米饭无法解渴，水也无法从根本上充饥。满足不同生活需要的产品并非像无差异曲线那样能够在实际生活中实现相互替代。这个“共同的东西”只能是劳动产品中凝结的人类劳动。

以产业资本（资本品都是劳动产品）的视角看待《21世纪资本论》的“资本”范畴比以广泛的财富的视角更贴近整书的逻辑。之所以以产业资本的视角理解资本/收入比“资本”，那是因为皮凯蒂在书中强调“一切取决于能够把资本和劳动结合起来，生产出社会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和服务……”又引入“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证明资本收入比重的运动变化。与笔者持类似观点的论述有“皮凯蒂在解释资本/GDP比值上升但资本收入比重不会下降时指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资本与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这就意味着，资本必定是以生产性资本的形式存在……资本收益率也是生产性资本的收益率”[1]。我们可以说，用产业资本的视角理解资本/收入比是正确的。至于皮凯蒂将“资本”等价于“财富”，则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现有技术水平下无法作为生产资本发挥作用的财富在未来可能会成为生产资本。

由此，资本/收入比就可以理解为不变资本的价值量与活劳动创造的价值量之比，它表示在一定技术水平下，一个既定的劳动时间内劳动者能够推动的（即资本与劳动力能够实现结合）不变资本的价值，即？茁=c/（m+v），那么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净投入的资本品的价值量与它所吸收的活劳动量就等于由技术决定的资本/收入比，用公式表示就是：？茁=？驻c/？驻（m+v）=c/（m+v），从较长时期来看？茁=s/g，即资本主义第二定律。当资本量到达临界点之后，由于技术并不能将资本与劳动结合起来，多余的资本品就不能够吸收活劳动，如果继续增加资本，资本/收入比也不会表现为c/（m+v）的增大。当存在技术进步时，推动既定价值量的不变资本只需用更少的劳动量或者相同的劳动消耗能够与更大量的不变资本结合，资本/收入比c/（m+v）才会变大。尽管我们认为资本/收入比计算口径有误，但是资本/收入比上升这一基本论断是正确的。

二、资本收入比重？琢变化趋势的阐述及分析、判断

皮凯蒂认为随着资本品的净投入，一方面资本存量增加会导致资本/收入比增加，同时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又是递减的，对？琢=r×？茁而言“其中有两个是自变量，而有一个是因变量”。那么资本收入比重？琢的变动方向就是数量效应和价格效应相互较量的结果：数量效应或积累效应――资本/收入比？茁上升作为统计已知。皮凯蒂“假设资本和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那么资本收益率应该完全等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通过“边际生产率”递减论证资本收益率递减（皮凯蒂将资本收益率递减看作是价格效应）。随后引入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并判断如果替代弹性“大于1，资本收入比重？琢递增”，即资本收益率降低幅度小于资本/收入比上升的幅度；或者说是价格效应不足积累效应。反之，价格效应超过数量效应，？琢减少。

综合原文“如果替代弹性在0和1之间，那么资本/收入比？茁递增的幅度小于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的幅度，从而使资本/收入比重？琢递减。如果弹性大于1，资本/收入比？茁递增的幅度将大于资本边际生产率下降的幅度，于是资本收入比重？琢递增”，“根据历史经验，最可能的结果是数量效应会超过价格效应，也就是积累效应会超过资本收益率的下降”和“对任何一种资本形式来说，一旦超过某个临界点，价格效应会超过数量效应”，我们可以推知：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小于1与一种资本形式超过临界点等价；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与一种资本形式不超过临界点等价；现有技术能够实现资本与劳动的结合与一种资本形式不超过临界点等价；那么，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就等价于现有技术能够实现资本与劳动的结合。命题：替代弹性大1数量效应超过价格效应等价于只要资本存量不超过技术要求的临界点（能够实现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数量效应就会超过价格效应。随后，皮凯蒂计算出21世纪的资本劳动弹性大于1，从而资本收入比重？琢会变大。在这里皮凯蒂从技术角度考虑资本能否与劳动力结合：只要能够实现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数量效应就会超过价格效应；反之，价格效应就会超过数量效应。（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价格效应超过数量效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是根本不存在的。）

但是皮凯蒂并没有具体说明当替代弹性大于1（即资本存量不超过临界点）时数量效应超过价格效应的机理，他只是将这个结论直接运用。对此，不少学者对数量效应超过价格效应的观点持不赞成态度。比如：克鲁格曼从理论层面对替代弹性大于1（技术能够实现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数量效应超过价格效应抱有怀疑态度，“皮凯蒂肯定地指出，r变小的速度慢于g变小的速度。或许，他的这一观点不一定正确但如果假设用机器来取代人力足够容易的话，或者，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大于1时，那么，增长肯定会放慢”[2]，克鲁格曼认为即使替代弹性大于1，数量效应超过价格效应仍然是值得商榷的。另有经济学者则试图通过数据来驳斥皮凯蒂替代弹性大于1这个观点从而证明价格效应超过数量效应而不是数量效应超过价格效应，“皮凯蒂引用了其他学者估算的替代弹性为1.3来支持其论点，但这是从总值意义上的生产函数推算得来的，如从净值来看，替代弹性应为0.6，不能支持皮凯蒂的？琢将随？茁增加而增加的核心观点”[3]。从净值看，替代弹性为0.6，按照皮凯蒂的说法，技术无法实现资本与劳动的结合，那么价格效应就会超过数量效应。尽管前者从理论层面对皮凯蒂的解释进行否定，后者顺沿着皮凯蒂的“第一定律”分析范式进行分析，但是他们共同之处都认为价格效应超过数量效应是可能的，都是不假思索地将价格效应超过数量效应作为真命题。虽然皮凯蒂列举出“第一定律”存在着价格效应超过数量效应的可能性（当技术无法实现资本与劳动的结合时），但是“第一定律”实际上只能够解释数量效应超过价格效应这一种状态，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产品分配次序所以在“第一定律”中价格效应超过数量效应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替代弹性只是一个从技术层面判断资本与劳动能否有效结合的前提条件：当替代弹性大于1时，c/（m+v）才等于？茁才能带入“第一定律”？琢=r×？茁，当替代弹性小于1时，如果c变小为c*或者（m+v）变大为（m+v）*――总之要使得？茁变小直到能够保证技术能够实现资本与劳动的结合，那么c*/（m+v）或c/（m+v）*才等于？茁带入“第一定律”？琢=r×？茁。皮凯蒂错误地解释了替代弹性与资本收入比重？琢的关系，积累效应超过价格效应的程度减小与资本收入比重？琢降低其实是同步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不存在价格效应超过积累效应。

皮凯蒂认为资本收入比重是数量效应与价格效应相互较量的结果，因而将“第一定律”写为？琢=r×？茁。这种表达方式使人误解为先存在资本收益率然后才有资本收入比重，资本收益率决定着资本收入比重。事实上资本收益率r是资本收入比重？琢和资本/收入比？茁共同推动的结果。在皮凯蒂看来“资本收益率r好像平缓了资本数量？茁的演变过程”；皮凯蒂将因果倒置了，与其说“平缓”倒不如说资本家为了阻碍资本收益率的下降使得？琢要跟随着？茁的变动而变化，那么“第一定律”应该表现为r=？琢/？茁或r=？琢×g/s。当资本/收入比上升时，如果？琢增大，r下降的幅度小于？茁上升的幅度；如果？琢减小，r下降的幅度仍然小于？茁上升的幅度，不过此时下降的幅度变大了，而不是像“第一定律”那样颠倒了资本收益率r和资本收入比重？琢的因果关系的论述，也不是价格效应超过数量效应导致。总之，？琢是自变量不是因变量。

三、资本收入比重？琢背后的所有制因素――“中心矛盾”r>g的根源

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首先分析了资本收入比重？琢的变化趋势，然后再转入分析？琢存在的原因，他认为分化的核心是r>g，“在某种意义上，它囊括了我所有结论的整体逻辑。”因为缺少理论支撑，皮凯蒂对r>g的结论存在着摇摆不定的态度：他既承认“完全可以设想一个社会，那里经济增长率大于资本收益率”同时又认为“资本收益跌至经济增长率之下，资本的长期份额低于储蓄率。从社会角度看这是荒谬的”。从而导致他一方面要我们“说服自己相信r>g确实是历史事实”，同时也承认r>g“并非作为逻辑上的必然”，“我的所有结论本质上都略显牵强”。有学者进而指出，r>g不能作为分化的根本力量的依据，它只算是统计事实。导致皮凯蒂“中心矛盾”缺乏理论支撑的原因是新古典仅仅从科技技术层面而不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层面考虑资本与劳动的结合，“从新古典理论来看，储蓄率取决于原子化个人为了最大化效用所做出的选择，经济增长率取决于技术进步和储蓄率，而资本收益率取决于生产函数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在皮凯蒂看来，资本与劳动之间通过结合发生作用，实际上是资本能够吸收多少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劳动者不是一无所有就是缺少足够的生产资料维持自身的生活，只有在劳动者获得资本所有者允许的条件下才能够与资本结合。当劳动者以雇佣劳动力的形式出现在资本家面前的时候，产品的分配先后次序就已经决定了。马克思分析道“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4]因为生产资料归于私人所有，财产的处置权力也就归属于所有者，劳动者能否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也取决于所有者。这就为所有者占有他人劳动成果提供了可能，尤其当某种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垄断所有时尤为如此。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社会产品的分配是按照社会等级的高低按次序分配的。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净产品的分配首先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划分即资本收入？琢与劳动收入1-？琢，即使在资本家阶级内部也存在着高低之分，在资本收入中然后再细分为对不变资本的净投资和资本家本人的生活基金，这就必须保证？琢>s。通过“第一定律”我们就可以通过对资本收益率r和经济增长率g的测量，可以大致估算出食利者收入占据国民收入的比重，但是“中心矛盾”r>g的内在动力是？琢>s，r>g只是？琢>s的外部表现，并非如皮凯蒂本末颠倒阐述的那样“只要r>g，资本的长期收入份额就会大于储蓄率：？琢>s”。有些学者质疑r>g的逻辑，也只是因为没有考虑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产品数量是由参与收入分配的次序决定的，加之皮凯蒂又没有从所有制层面分析导致不少学者对r>g存在着误解。至此我们就可以理解？琢/s>1，g减小的幅度一定是大于r减小的幅度的逻辑――价格效应超过数量效应在资本主义社会下根本就无法存在。

四、新古典理论下缩减贫富差距的政策建议及分析

假如不考虑私有制，技术进步使得更大的资本量与劳动结合从而导致资本/收入比增加，贫富差距就会增加，这在“第一定律”中已经反映出来了。皮凯蒂将技术进步看作是整个社会的外在因素，那么就说明收入差距与社会制度并没有联系。通过减少一部分资本用于再生产就能达到降低资本收入比重的目的，这便是皮凯蒂政策建议的理论基石。在此理论的指导下，缩小贫富差距的一切措施、规则都是围绕在降低资本/收入比这个中心点展开。皮凯蒂对此开出的药方是“……对全球财富的年度累进税。最大的财富将被征收更重的税，并且所有形式的资产都将被包括在内：不动产、金融资产和商业资产……”“其目标是终止无限增加的财富不平等”[6]。皮凯蒂思考的是如何“缓解”资本主义社会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转变这一历史进程。但这种“站在资本主义体制内的立场批评体制”[6]具有乌托邦式的风格。

历史已经证明，私有制经济一定会导致贫富差距。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是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还不能实现正真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制，社会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会显现出来，甚至在有些部门、地区还会有激化的可能。如何调动社会积极性，将公有企业的红利还于社会缓解贫富差距，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得统筹兼顾，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借鉴先进理论经验，又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参考文献：

〔1〕何帆，罗知.围绕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争论[J].国际经济评论，2014，（6）.

〔2〕保罗・克鲁格曼.为什么说我们正处于新“镀金时代”[J].国外理论动态，2014，（9）.

〔3〕崔之元.《21世纪资本论》：经济学的“统一场论”？[J].新知，2014，（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C].人民出版社，2006.

篇2

所谓“口红效应”是指一种有趣的经济现象，也叫“低价产品偏爱趋势”。在美国，每当在经济不景气时，口红的销量反而会直线上升。

人们认为口红是一种比较廉价的消费品，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人们仍然会有强烈的消费欲望，所以会转而购买比较廉价的商品。口红作为一种“廉价的非必要之物”，可以对消费者起到一种“安慰”的作用，尤其是当柔软润泽的口红接触嘴唇的那一刻。

在中国，“口红”或能被“食品”所取代。经济不景气，人们更愿意回到家庭吃饭，个人消费者比酒店、饭馆更注重品质，品牌肉类、速冻类食品因而会增加销量。

阅读“中国经济最艰难的时期”的上市公司财报即可确证这个结论：双汇发展预告半年报利润将同比增长约60%――这个增幅堪比前两年风头无两的茅台酒；三全食品一季报利润亦增长35%，而河南的其他食品类上市公司，也大都在这个“经济寒冬”里，实现了逆势正增长。

强势的增长给了食品企业在资本市场上搅动风云的底气。

2013年，河南几乎所有的领先食企都宣布了自己的资本计划，上市或者私有化；发债或者增发股票，这些长期在“土”里刨食的企业展示了他们娴熟的财技。同时，资本大鳄亦把眼光从“铁公鸡”、“煤油电”上调转，开始聚焦“农业、食品”，千方百计帮助甚至“怂恿”企业融资。

当然，相对于前几年农字头企业融资的艰难，这无疑是个好现象。但我们是不是更应该警醒呢？

王石说，中国的大企业，都是死于“扩张”，而非“紧缩”。

当食品企业使用成本廉价的资金跑马圈地之时，当优势企业乘着资本的东风拓展版图之际，或许，更应该经常回过头来，检视自己的“消化”功能。

我们注意到，河南有一家食企，上市以来，对外宣布的资本开支已逾百亿，更因此引来不断的诘问。

毕竟，煤炭、钢铁、风电、光伏等行业，在价格高企、资本宽松、政府补贴充裕的日子里大肆扩张、但遇到经济紧缩、产能过剩之际几乎全行业亏损的前车之鉴，离我们并不遥远。

篇3

【关键词】《资本论》；商品；逻辑结构；唯物辩证法；具体与抽象

一、《资本论》的理论逻辑

1、《资本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在研究《资本论》的理论逻辑时，首先需要寻求一个最基本的范畴作为研究的起点，这样才能合乎逻辑地推出其他的命题和范畴，才能理解整个《资本论》的逻辑体系。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指出：“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1]第一章又一次提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2]因而马克思根据研究对象将商品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即“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商品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萌芽，可以反映出商品经济中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内容。商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统一体，共同引起价值形式的变化——产生货币，而货币在一定形式下转化为资本，因而商品和货币，都是潜在的资本。马克思对事物及人类历史的研究，是将研究对象当作一个生物有机体进行层层剖析逐渐推出的，只有从商品这个逻辑起点出发，才能进一步剖析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机体的各个范畴和运作机理。

2、《资本论》的逻辑结构

《资本论》的理论部分共三卷，由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社会生产总过程三部分构成，以商品为逻辑起点，以资本为中心范畴和逻辑主线，形成一个整体的逻辑结构，呈现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貌。《资本论》共分为四卷，内容博大精深，但只有第一卷是马克思本人亲自撰写、定稿的，所以下文主要分析《资本论》第一卷的逻辑体系。《资本论》第一卷研究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它的理论逻辑为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资本积累，这几个范畴有着一个内在的逻辑关系。商品是《资本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二者的统一，是一种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形式；交换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形式，表现使用价值之间想交换的量的比例。马克思指出把商品的使用价值撇开，交换价值是由价值决定的。接下来，马克思分析了劳动的二重性问题，提出私有制下商品生产产生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二者间的矛盾，这是由商品的二因素决定的。这一基本矛盾决定了劳动产品要转变为商品，而商品要交换，在商品矛盾的运动过程中就会产生货币。因此，可以看出，交换过程非常重要，通过交换，商品才会成为真正的商品，才会产生货幣。商品的交换过程是商品范畴的逻辑终点，同时也是货币范畴的逻辑起点。

伴随交换过程的发展，货币的职能也在发展，货币职能的演变发展也预示着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而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首要条件就是劳动力的商品化，当劳动力成为商品时，就会产生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在流通过程中会使简单的商品流通变成资本流通，资本流通会产生剩余价值即增殖，货币才能成为真正的资本。在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之后，由于其追求更多的价值增殖的欲望和资本主义的竞争，使得资本家将剩余价值用于资本积累，也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化。

我们通过对《资本论》第一卷的理论逻辑的梳理可以看出，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资本价值这几个基本的经济范畴在各个发展阶段环环相扣，紧密联系，具有一定的逻辑体系。《资本论》的逻辑结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这些逻辑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过程中产生的，并非是主观安排的，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

二、《资本论》的研究方法

《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是一个掌握客观具体的思维过程，是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对所掌握的丰富材料通过科学的抽象，使研究对象在逻辑和历史上达到统一，来探寻内部的规律。《资本论》一书中所涉及的方法很多，我们不能将其中的一种或者某几种方法排除在外，大致可以划分为根本方法、主要方法和一般科学方法。

1、根本方法

唯物辩证法是《资本论》的根本方法，因为研究要在对经济主体进行高度抽象的基础上对其本质进行研究，并且必须采用唯物辩证法作为研究的方法论体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别指出，他所使用的方法就是辩证法。

辩证法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产生了，是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成就，一方面也是黑格尔的历史功绩。辩证法是把自然界与社会看作一个变化的有机体，一切事物都在运动和联系中变化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精神与客体的关系。然而，马克思强调：“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辨证方法不同，而且和他的截然相反。”[4]马克思将辩证法放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认为观念的东西是外界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罢了。

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即运用矛盾规律来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和矛盾，分析各矛盾所处的状态和关系，并寻找解决矛盾的方法。例如对商品的考察就体现了矛盾的方法，当商品交换出现之后，就至少有一部分产品是被有意识的生产出来的。而且劳动产品通过交换成为商品时，它们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就出现了，商品的这对矛盾就发生了。

《资本论》中还运用了质量互变规律来分析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局部量变积累到什么程度才会达到质变。这一规律的运用成功的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以及为新的社会制度做准备的过程。

联系的方法也被运用在《资本论》的研究中，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做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的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

2、主要方法

（1）科学的抽象法。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6]运用思维的抽象是《资本论》研究方法的显著特点，抽象法主要包括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只有把两个阶段结合起来，才能把本质和现象有机的结合起来。但是，首先我们应该对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加以区分，研究的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即从详细的占有材料开始，从错综复杂的现象入手，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形成一系列范畴和概念，科学的认识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资本论》中的每一个经济问题的探究，都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以丰富的材料为基石的，而不是从概念和定义出发。而叙述的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是理性认识的进一步升华，研究的终点，就是理论的起点。《资本论》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时，先分析简单的抽象的范畴，逐渐上升到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分析。

（2）邏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逻辑的方法是指在分析社会经济现象时要顺着经济关系和范畴的逻辑关系来研究，从较为简单的经济关系和范畴逐步过渡发展到较复杂具体的经济关系和范畴。历史的方法是指按照历史的实际演变过程来进行研究写作。这两种方法虽是两种不同的方法，但他们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在《资本论》中，从商品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符合从简单到复杂的逻辑方法，也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历史的发端也是思想进程的发端，思想进程的展开式历史过程在理论范畴和概念的演绎形式上的反映。”[7]

3、一般科学方法

除了上述根本方法和主要方法之外，《资本论》借助于数学的方法，使经济规律的揭示和表达准确并且定量化。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在《资本论》中滥用过或者炫耀过自己的数学能力，而是一直追究以精确简洁的方式表达自己研究对象的性质。《资本论》中系统的方法也得到广泛应用，系统方法中的整体性原则、有序性原则、动态原则和总体优化的原则在《资本论》中都有体现。此外，观察法、统计方法等都运用在《资本论》的研究之中。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8.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47. 

[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8. 

[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22.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2.119. 

[6]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8. 

篇4

资金吃紧、负债高企、服务猫腻……面对甚嚣尘上的种种传言，一贯信奉“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的陆正耀，最初选择置之不理，直到传言愈演愈烈，聚集成一个“超速扩张又超速灭亡”的负面印象。

2012年年末，他用微博一连发出6张“愤怒的老陆”系列海报：“我低的是价格，你低的是人品”“再贵的切糕，也救不了你的节操”“带着你的水军，去收复吧”……这是还击，亦是无奈。

躺着也中枪的IPO

时间回到一年前。

2012年4月，经过了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陆正耀拖着几个沉重的箱子，回到了位于望京的神州租车总部。箱子里面全都装着厚厚的上市申请材料。

对于这次赴美冲刺“中国租车第一股”，陆正耀原本期望很高。一是因为神州租车的效仿对象——赫兹和安飞士，是美国著名的租车巨头，这样的榜样很容易让神州租车获得美国投资者们的青睐；二是由于春节期间市场需求猛增，2012年第一季度神州租车实现了盈利，净利润530万元。

但是，天意弄人。中国概念股涉嫌造假事件东窗事发，神州租车躺着也中了枪。经过三天三夜的权衡，陆正耀和联想控股旗下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刘二海，在美国承销投行的办公室里做出决定——放弃IPO。

回到北京，陆正耀身心俱疲。更令他透不过气的是，就在神州租车筹备上市之时，恶意中伤的子弹开始流窜。有人抓住神州租车一些异于一般行业的财务数据，大肆散布其负面信息，比如高负债率。

“负债实际是一种能力，最重要的是银行对企业的信用评级。租车本来就是一个高负债的行业。美国的赫兹和安飞士负债率分别是85%和95%，更何况我们前期更需要债务来拉动。当时我们95.8%的负债率，其实很正常啊！”

正不正常，已经不能用行业规律来考量。

但是，对于折戟IPO后的神州租车，首先要向公众交代的还不是“正不正常”的问题，而是“还行不行”的问题。

当初权衡是否勉强上市时，陆正耀与刘二海便商定：与其逆风上市，不如老老实实地兑现招股说明书上的承诺，即到2012年年底将出租率提高到近70%，负债率降低到70%，以赢回投资者们的信心。

其一是出租率。2012年5月3日，在宣布停止IPO后的第八天，陆正耀一口气免掉了“停运损失费”和“贬值损失费”两个收费名目。虽然保险公司会承担大部分维修费，但发生事故后繁重的赔偿负担，成了客户不情愿租车的关键因素之一。

比如一客户，租车时发生比较严重事故，需要维修费4万元，维修时间一周。按行业常规，除了4万元的维修费外，该客户还要支付由于维修而停运一周的“停运损失费”大约2000元。此外车辆由于大修而加速贬值，“贬值损失费”按维修费的20%计算约为8000元，也由客户承担。神州租车免除这“两费”，就等于为客户一共免除了约1万元的赔偿金。

为客户免去了赔偿金，损失只能由企业来承担。据测算，取消“两费”将每年给神州租车增加1000万元左右的成本。陆正耀的这一举动，震动了行业，让“神州租车上市受挫，资金紧张”的传言不攻自破。

其二是负债率。2012年7月，陆正耀的好友华兴资本董事总经理杜永波，为神州租车带来了援军——美国华平投资的2亿美元。这一恰到好处的雪中送炭，其实早有伏笔。

早在2010年，杜永波便将陆正耀介绍给了华平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黎辉。虽然当时出于种种原因，陆正耀最终选择了联想，但神州租车却引得了华平的长期关注，私下里黎辉与陆正耀也成了好朋友。

华平的2亿美元，使神州租车的负债率降至71%，几乎达到了招股说明书中承诺的70%。而截至2012年底，其出租率也超过60%。

车轮上的UAA

时间再回到十年前。

陆正耀属于中关村第二代创业者。2004年，他以近千万美元的价格，将自己创立10年的通讯公司卖掉。在卖掉公司的同时，陆正耀考察了诸多行业，希望给未来找一个方向。

一次，移民加拿大的陆正耀在高速路上开车抛了锚。他一个电话打给从事汽车服务的美国AAA公司，其无微不至的服务令他印象深刻。

当时正是中国汽车市场爆发之时，陆正耀决定将AAA模式引入国内成立UAA，并顺应市场做了改变——做汽车服务业的携程，即在前端大量发展会员，在后端将4S店、维修店等服务网点整合起来。会员通过UAA订购相关服务，UAA获取佣金收入。

2005年8月8日，UAA正式成立。UAA轻资产运作模式，大受资本追捧。一年后，陆接受了联想投资、美国CCAS和KPCB基金总共2200万美元的投资。

当时，联想投资的刘二海对UAA亦寄予厚望。尽管获取佣金的盈利点还不清晰，陆刘二人仍然坚持“先开枪后瞄准”，只要快速发展会员数量，盈利点自然会显现出来。短短一年多时间，UAA生猛地拿下了200万会员。

UAA的确深受有车族的欢迎。但是，坐拥200万会员的陆正耀，发现根本无法向后端收取佣金。

跟携程后端面对的机票和酒店不一样，UAA面对的4S店和维修站鱼龙混杂，佣金要不被转嫁给客户，要么店家用劣质服务以次充好。迟迟找不到盈利点的陆正耀，不得不妥协于构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2007年年初，UAA宣告开始转型——此时，陆正耀与刘二海都在思考一个同样的问题：如何把200万会员落地并盈利？半年后，他找到了答案——租车。

但是，陆正耀的股东们却发生了分歧。美国CCAS和KPCB基金坚决表示不愿意转型。陆正耀当场急了：“不转型哪有前景啊？必须转！你们慢慢去研究清楚，没关系，我先自己掏腰包来做。”所幸，联想投资的刘二海站在了陆正耀这边。

2007年8月，陆正耀拿出5000万元启动神州租车。2007年12月，神州租车正式宣布在全国11个重点城市同时开业，旗下车队规模为300多辆。半年后又扩张至30个城市，600多辆车的规模。与此同时，陆用事实说服了美国CCAS和KPCB基金。“风险投资总是比较保守嘛，他们真的观察了几个月，后来神州租车站稳了，他们也就把UAA合并过来了。”

彻底的改变

一入江湖深似海。租车业是一个非常烧钱的行业，神州租车第一批车买下来，5000万元的启动资金就已所剩无几。

2008年年中，按照陆正耀制定的“先把门店网络铺开，再往里面加车”的发展策略，神州租车已铺好可容纳上万辆车的门店网络，员工也相应增至近千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接下来就急需巨额资金购买车辆。

陆正耀找到华兴资本合伙人杜永波，希望启动新一轮融资。从2008年10月到2010年6月份，两人找了近百家投资机构，每次一见面对方都说：嗯！好公司，好模式。然后呢？然后就是一大堆问题。

就在陆的融资计划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神州租车的资金链紧绷至极之际，联想投资的刘二海提供的一笔1000万美元的过桥贷款，终于把陆正耀从资金链断裂的深渊中拉了上来。

2010年6月，金融危机减退，资本市场逐步回暖，杜永波带来了华平等几家国际PE的投资方案。

就在这个节点上，联想控股也抛来了橄榄枝。按照柳传志的战略规划，联想控股将通过投资带动产业发展，最终实现整体上市。

此时，摆在陆正耀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保证自己大股东地位，跟国际PE合作，融资数千万美元，两三年后冲上市或再做股权融资；二是加想系，让联想控股成为公司的大股东。

陆正耀深知：单纯的股权融资并不能完全解决租车企业对资金的渴求。“一亿元的融资算大数目了吧，也不过就是增加1000辆车。花光了还得拿股权去找新的投资者。”而加想系，则不仅可以获得真金白银，还可以依托联想控股，在融资方面产生杠杆效应，获得银行的大额授信，且贷款成本也相对较低。

更有利的一个条件是，从当初的UAA到转型做神州租车，再到渡过金融危机，联想投资的刘二海给予了陆正耀极大的支持，两家早已建立了默契合作的基础。

要不要让出大股东的位置？对于一手创办神州租车的陆正耀来说，这样一个令人纠结的抉择，其实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心理战斗。

“天下没有免费午餐的啊。你要想发展得更好更快，就必须依靠更有力的帮助，但商业上哪有白给的呢？你必须有所取舍。更何况一个企业做大了，就不再是你一个人的了，而是团队、股东乃至社会的。你没办法全部抓住啊。”

2010年8月8日，神州租车宣布获得联想控股12亿元股权加债权的投资，联想控股成为公司大股东，持有超过60%的股权。同时，陆正耀继续担任董事长兼CEO，其团队拥有独立经营权，而联想控股的朱立南和刘二海出任董事。

陆正耀的这一次“妥协”，彻底改变了国内租车业的大格局。

神州速度

加想系后，陆正耀一边砸下近亿元，通过分众等渠道进行广告轰炸；一边斥巨资大量购车。短短半年间，神州租车不仅知名度暴涨，而且车队规模从700辆猛地增至8000辆。

如此令人咂舌的速度背后，陆正耀似乎也没有其他选择。说到底，租车业就是一个规模经济，即规模越大，成本越低。比如最核心的采购成本和折旧成本。

由于采购量大，神州租车面对车企议价能力很强。市场价12万元的车型，神州10万元不到就能买到。而使用一年后，这种车型在二手车市场的价格约为8万元。神州10万元买进，一年后8万元卖出，其中2万元就是一年的折旧成本。很明显，采购成本越低，折旧成本自然就越低。

另外，运营和行政等各种成本，同样可以通过规模效应递减。而通过规模化获得低成本的路径，可以使得租车更便利、更便宜。

这样一来，便促使更多的人选择神州租车，进而又反过来拉动规模扩张。2012年，神州租车每天新增会员1800人，比2011年翻了一倍。

逻辑链条至此，有必要回到原点。当初，陆正耀加想系，看中的就是其带来的金融杠杆效应，加上2012年获得华平2亿美元的投资后，新增了50亿元银行授信。至今，神州租车可动用的银行授信超过100亿元，且利率低至5%，远少于行业平均的12%。

这种高杠杆率的融资模式，使得神州租车的规模化速度，大大领衔业界其他仅靠财务投资的同行。按陆自己的话说，正是“联想让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扛着大炮往前冲。”

篇5

论文摘要:《资本论》是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所以有必要对《资本论》经济伦理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从商品这一切入点着手，从《资本论》商品的伦理意蕴、经济逻辑与伦理逻辑的统一等方面进行梳理，力求挖掘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构建原则和内在逻辑。

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这样写道:“现代经济学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与现代经济学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事实之间存在矛盾。”虽然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但在更深的层面上，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关，包括对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而在“经济学经常使用的一些标准方法中尤其是经济学的‘工程学’方法，也是可以用伦理学研究的”。由此可见，经济学与伦理学是不可分割的，而谈到马克思的经济学时，阿马蒂亚·森这样评价:“一些经济学家更重视伦理学问题;而另一些更重视工程学问题，……卡尔·马克思……更重视经济学中的伦理问题。”阿马蒂亚·森所言的马克思经济学的这种倾向最突出的体现是他的巨著《资本论》。

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在其著作《读》中这样写到:“把《资本论》归结为伦理学的构想是一种儿戏。这一论断看似有道理，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实是没有一套完整的伦理学范畴。但这并不代表《资本论》没有伦理思想，可以说《资本论》通篇都充满着这些思想，尤其是经济伦理思想。从第一卷“道德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在英国经历了三代人，却吞没了九代纺织工人”等等，以及第二卷“资本家的道德和合理市场的等等的实质”等，到第三卷的“这种草营人命的情况，绝大部分是由煤矿主的无耻贪婪造成”。……

阿尔都塞的错误之处在于只看到了《资本论》的文字表面，没能看到其深刻背后是经济逻辑与伦理逻辑的内在统一，这种统一是隐性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它包含历史的向度又佐以事实。在《资本论》中，这种统一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在总的成书框架上，二是体现在具体的经济理论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正文一开始就这样写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选用商品作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突破口，直接而明确。马克思以此为起点透视资本主义的同时，其经济伦理思想也由此展开。这一起点深含经济社会学的逻辑必然，但也包含建构和谐经济伦理关系的匠心。

“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属性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商品的这种属性即它的使用价值。虽然它是一个外界对象，但却包含着人的主体性和人对自然的对象性活动，因为“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不同物的量只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能同名称，因而是可通约的。

但这种通约性一旦超过了同种品的范围“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区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了”。“使用价值在流通过程中的不可通约性，彰显了马克思对伦理主体的关怀。经济活动和人类活动得以生产和再生产决不是仅仅物(使用价值)就可以实现，需要的是一个“价值灵魂”，即人和人的劳动。

撇开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而我们继续剥离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那么，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物质消失了，其具体形式也消失了，这时商品只剩下“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即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这些“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的这些物，马克思指出，它们是共有的，是这个社会具体的结晶，即价值—商品价值。

商品的价值有人类劳动体现或物化在里面，它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共同”的东西。这些“共同”也就是说商品的价值有可通约性，是以商品为基础构成商品经济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基础。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分析为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和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研究找到了内在的根本性的起点，这个起点决定和影响了整个《资本论》的行文思路和基调，也是《资本论》经济伦理思想的前提之一。

马克思指出，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而这种耗费的量是如何决定的呢?马克思把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当作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由此而得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认为“只有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的价值量。社会劳动时间也就是人类无差别的一般劳动的社会形式的概念。而商品的价值对象性却只能体现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只能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能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也才能看到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商品的使用价值具有不可通约性，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来源之一，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那么，商品的价值则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不同质的具体劳动形成了作为使用价值的要素，而同质的抽象劳动形成了价值实体。马克思在谈到劳动对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不同时，指出:“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不过这样劳动已经化为没有质的区别的人类劳动。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怎么劳动，什么劳动的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多少劳动，劳动时间多长的问题。

商品好像是一个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但对它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个很古怪的东西，充满着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怪诞。在马克思看来“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这种狂想就是马克思所言的商品拜物教。所谓商品拜物教就是“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拜物教”。马克思有时也称它为“象形文字”。

商品拜物教是同商品的生产分不开的，那么它来源于何处呢?马克思认为:“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同样，也不是来源价值规定的内容。”因为“第一，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肌能，而一种这样的肌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际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的耗损，这是一个生理学真理。第二，作为决定价值量的基础的东西，即这种消费的持续时间或劳动量，那么，劳动的量可以十分明显的同劳动的质区别开来”。那商品拜物教来源于什么呢?商品形式本身。因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内容，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可见，商品拜物教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

商品拜物教把现实世界在人脑中倒立过来，那么如何破除它呢?马克思认为:“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即消失了。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这种神秘纱幕就可揭开了。

破除商品拜物教后，马克思给了我们一个设想，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当作一个社会劳动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在那里，劳动时间就有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马克思开出了药方，但也给出了这个药方治病的条件，那就是“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产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从分析商品的内在结构到商品拜物教的产生和如何破除以及“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马克思给了我们一个以商品为起点来建构经济伦理关系的解题方式。

商品交换虽然是简单的社会现象，但同时又是最普遍、最为丰富、最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它不仅萌生了人类社会的一切矛盾，而且蕴含了作为调节人的行为规范的一切伦理原则。《资本论》以商品为起点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以商品交换为切人点来研究资本运行过程，逐步深人地解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和一般社会伦理。由此来构建他的经济伦理原则。

篇6

关键词：国家文化资本；研究框架；测量体系；布尔迪厄；文化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6-0132-005

在《国家文化资本论》的上篇中，我们在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国家文化资本的定义与分类，及其与国家文化资源及文化软实力的关系问题。本文以此为讨论的起点，聚焦国家文化资本的研究路径、总体框架、研究方法及其测量体系的构建，以期为国家文化资本的全球化及其跨文化传播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可供决策的、有效的数据支持。

一、 国家文化资本：研究总体框架与路径

国家文化资本研究的总体思路为：基于国家文化资本的学理及类型学研究，以及文化资本当前的研究现状，结合国家文化资本研究的总体目标（详见下图），从基础理论和应用对策两个层面对国家文化资本的构成要素、全球影响指数指标体系、影响国家文化资本的外部要素，以及国家文化资本与场域，国家文化资本与文化资源的区位、性别乃至人口分布等开展国家文化文化资本的内部和外部研究；并拟选取国家文化资本的典型亚类型如民族文化资本、企业文化资本、大学文化资本、世界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文化资本等作为田野调查对象，通过科学的抽样调查、严密的数理逻辑和数据分析，构建国家文化资本测量的科学的指标体系，为国家文化资本的绿色积累及其跨文化传播，增强国家软实力和全球文化影响力提供具体可行的对策和政策建议。

由下图不难看出，国家文化资本研究的总体分为三大部分，即国家文化资本的内部研究、外部研究及应用对策研究。

所谓国家文化资本的内部研究，指的是按照国家文化资本的亚类型及构成要素，构建国家文化资本内部研究的体系，比如，可把国家文化资本的研究具体分拆为：民族文化资本研究、城市文化资本研究、教育（包括大学）文化资本研究、国家制度文化资本研究、意识形态文化资本研究、宗教文化资本研究等等。

而国家文化资本的外部研究则侧重于研究诸如区域环境、性别，乃至人口分布等可能对国家文化资本的形成直接产生影响的外部因素。该研究是对国家文化资本内部研究的一种有益且必要的补充，将国家文化资本的研究置于具体的语境和场域中，而非把国家文化资本作为一个独立和孤立于世界万物的现象来进行考察。

同时，国家文化资本的研究不应只停留于理论领域，对其应用及进行对策研究，尤其是研究国家文化资本的全球影响力（指数）及其跨文化传播的路径，显然既能对国家文化资本的理论进行实践检验，同时也体现出国家文化资本理论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和推广的意义，并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国家文化的国际传播和软实力作了新的解读，从而为国家和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广泛传播，进一步增强国家和民族文化软实力提供具体的对策和建议。

二、国家文化资本：研究方法

国家文化资本研究依据不同的研究目标和内容可以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总体而言，对其研究可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探索将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科学研究路径。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可视具体的国家文化资本的亚类型，分别或综合采用社会学、统计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和原理，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对国家文化资本的各个层面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典型的研究方法分述如下：

1.文献法：通过互联网、数据库、图书馆进行相关文献的查询和检索，广泛收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对有代表性和分析价值的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并不断跟踪与国家文化资本相关的最新研究动态，通过文献分析，找出国家文化资本研究的最新和最佳视角。

2.问卷调查法：按照研究需求，以国家文化资本所涉及的具体的亚类型，确定不同的问卷调查对象，并围绕亚类型国家文化资本所涉及的关键要素和指标，设计问卷，展开调查。

3.专家深度访谈：对国家文化资本亚类型所涉及的相关学界、企业或其他专家及人物，设计相关话题，尽可能进行深度访谈，

4.焦点小组座谈：选取与亚类型国家文化资本相关的单位、人物（管理层、研究/技术人员和普通人员）、专家等进行焦点小组座谈，以获得相关评价数据。

5.内容分析法：对田野调查收集到的各种信息按内容进行系统的定量及定性的分析。

6.个案研究：一方面选取各个亚类型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以剖析该亚类型国家文化资本的指标体系情况；另一方面，积极寻找不同亚类型所具有的共性个案作为特别研究对象，剖析国家文化资本的主要构成因素及其形成性影响。

7.比较研究法：对国家文化资本的不同亚类型进行比较研究，以找出影响国家文化资源向国家文化资本转化的主要因素，为后期调查提供具体的对策和建议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8.田野调查法：对所涉及的国家文化资本的亚类型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实地调研获取国家文化资本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为后期国家文化资本的全球影响指数的理论体系建构提供坚实的田野调查的基础。

9.模型建构法：对国家文化资本各个亚类型的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学上的量化分析，建构可以具体测量国家文化资本及其亚类型的有效指标体系和可以量化的模型。

三、国家文化资本：测量体系的建构

国家文化资本作为一个崭新的理论建构，对其进行调查研究和应用无疑需要具体的指导性框架来确定其具体的数据。对国家文化资本的研究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要从实际操作的层面对其展开测量研究，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才能为国家和民族文化资本研究提供具体可靠的数据和发展决策建议。

构建国家文化资本的测量体系，当然需要全面考虑其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只有将其内部研究与其外部研究结合起来，我们才可以得到国家文化资本科学的指标体系。依据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三分法，参考上述国家文化资本研究框架中提到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我们可以为国家文化资本建立如图1的指数模型。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国家文化资本测量体系自三级指标开始均没有设计具体的内容，这是因为依据国家文化资本亚类型研究内容和对象的不同，该测量体系中无论是内部（要素）研究还是外部（要素）研究所涉及的三级及四级指标均会有所不同，甚至指标体系本身还视情况有可能延伸到更为细小的五级或六级指标，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具体量化上一级的指标，以期最终将国家文化资本的内部和外部要素均能量化，达到量化国家文化资本及其亚类型的终极目的。

当然，依据国家文化资本的不同分类法，我们也可以不采用布尔迪厄的三分法，而是将国家文化资本具体分为无形国家文化资本和有形国家文化资本，在此分类的基础上再将无形和有形国家文化资本细化成三级、四级或五级指标等，以达到最终量化的目的。这样的测量体系构建也是可行的，但需要合理选择有形和无形国家文化资本的三级、四级及五级的指标，不能挂一漏万。

虽然这种国家文化资本的二分法会导致国家文化资本研究的分野，但这种差异只是出现在内部要素的领域，对外部要素领域的影响几近无。有形国家文化资本vs无形国家文化资本的测量体系具体如图2。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种国家文化资本测量体系的建构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在于对国家文化资本构成要素的认识及对于国家文化资本分类标准的不同上。不论这种内部要素研究区别有多大，只要把握好分类的具体标准及下层级指标设计的科学合理性，那么其量化研究的结果差别应该不会是质性的，而是微小且可以忽略不计的。

四、国家文化资本研究：拟解决的问题

上文重点讨论了国家文化资本的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及测量体系的构建。本节则聚焦国家文化资本研究拟解决的具体问题和实际应用价值。总体而言，本文率先提出的国家文化资本论拟回答如下几个基本问题：

1）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国家文化资本的现状如何？

2）中国（中华）国家文化资本作为一种软实力在全球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如何衡量？

3）中国如何才能快速积累国家文化资本，其对外传播的有效路径是什么？

4）中国国家文化资本的输出与国家形象的提升有何关系？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有必要对我国国家文化资本的构成要素进行剖析，建构中国国家文化资本的全球影响指数模型，并通过建设中国国家文化资本的全球影响动态数据库和案例库，结合国家文化资本影响指数模型进行实证效果对比分析，最终提出中国国家文化资本积累及全球化的有效路径，为实现中国的“文化强国”战略服务。

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国家文化资本研究，通过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法和国家文化资本全球动态数据库和案例库建设，在对所收集到的数据进行计量经济学和应用统计学分析的基础上，可以作出如下的分析报告：

1）中国国家驰名商标文化资本全球影响指数分析；2）中国国家世界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本全球影响指数分析；3）中国国家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本全球影响指数分析；4）中国国家城市文化资本全球影响指数分析；5）中国国家企业文化资本全球影响指数分析；6）中国国家大学（教育）文化资本全球影响指数分析。

结 语

本文重点对国家文化资本的研究框架、研究方法，以及国家文化资本测量体系的构建进行了探讨，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国家文化资本论的体系，以期为未来的国家文化资本论的实证研究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第三部分所建构的两种国家文化资本测量体系，无论其对国家文化资本要素的理解多么不同，最终的测量结果都是静态的和有时效性的；而由此得出的国家文化资本的全球影响指数也必然是静态和有时效性的，究其根本，这样的研究是结果导向的。要动态的计算国家文化资本在全球的影响指数，也可以采用过程导向研究，比如，重点研究国家文化资源是如何向国家文化资本转化的，而国家文化资本的跨文化传播（输入与输出）又是如何能够转化成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的。这样的过程性研究其实很有必要，也是对国家文化资本静态和结果导向研究的一种有益补充。限于篇幅，笔者拟另辟专文进行阐述，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即使上述的国家文化资本论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我们依然相信，一个清晰可见、可行、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国家文化资本理论、研究框架及测量体系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和跨文化传播必将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也必将能为我国的“文化强国”的国家战略服务。

参考文献：

[1]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3.

[2]薛晓源，曹荣湘.全球化与文化资本[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篇7

摘要： 马克思《资本论》中始终贯穿着二重性思想，其二重性是一个结构严密的完整图式。从劳动、商品到资本二重性的演绎，这构成了原初图式，而资本要不断生产与扩张就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空间来进行，这其中经济空间（社会流通网络系统）成为它不可或缺的场域。经济空间的生产同样具有二重性，它是劳动力与劳动资料耗费的自然性与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的社会性的统一，它构成了《资本论》中二重性的“新”图式，而马克思将劳动、商品、资本、经济空间的生产二重性都沉将到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系统二重性之中，即生产力系统（自然技术系统）与生产关系系统（社会动力系统），这就构成了二重性的完整图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资本论》中二重性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才能洞见到二重性本质――马克思通过物与物的关系来抽引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的本质就是资本权力关系。

中图分类号： F091.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7）02018708

Key words： capital； duality； production in economic space； social power system

Abstract：

Marx's Das Capital has always been permeated with duality and the complete schema is a highly structur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uality evolves from labor， commodities to capital， which constitutes the original schema. Capital keeps production and expansion， which should be carried out with the help of some space. This economic space （social distribution network system） becomes an integral part of its domain. Economic space of production also has duality， which is a combination of naturalness in labor and labor cost， and sociality in soci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mainly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It constitutes a “new” schema in Capital. Marx puts duality of labor， commodity， capital， and economic space of production into duality in capitalist material production system， which is productivity system （natural technology system） and social relations system （ social power system）. This constitutes a complete schema of duality.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idea of duality in Capital be really grasped， and on this basis the nature of duality can be perceived-Marx draws out soc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ople from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stances， and the essence of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is a capital power relationship.

以往人们在研究《资本论》中二重性思想时，没有将其看作一个完整的图式，往往只是进行片断式切割，这种切割产生了许多的弊病，它无法真正把握二重性思想的理论张力，更不利于对《资本论》的研究。在资本的生产领域，通过对劳动、商品、资本二重性解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我们构建了二重性的原初图式；在资本的流通领域，通过对经济空间的生产二重性探究，马克思构建了二重性的“新”图式，而生产领域中的原初图式和流通领域中的“新”图式，最后都被马克思安放到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系统――生产力系统（自然技术系统）与生产关系系统（社会动力系统）中去，从而构成了《资本论》中二重性的完整图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二重性的理论张力，透过物与物的关系抽引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资本权力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论》是一本主要研究资本权力关系的巨著。

一、从劳动、商品到资本二重性演绎：《资本论》中二重性的原初图式

我们要厘清《资本论》中二重性的完整图式，首先，就应该以分析其原初图式为着眼点，如果我们把原初图式比喻为大树的话，那么，劳动二重性则是大树的根茎，离开了它，其他二重性都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基于此，我们以劳动二重性为切入点，以便把握从劳动、商品到资本二重性的演绎，即把握《资本论》中二重性的原初图式。

（一）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的自然性与抽象劳动的社会性之勾连

劳动作为《资本论》的前提之一，虽然这种劳动本质上来说是异化劳动，马克思发现任何劳动首先都是作为一种具体劳动形式而存在，它通过人在具体的实践活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是人的脑力和体力的支出，也是一种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的表征形式。当不同人的具体劳动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进行有序地编码之后，它们可以构成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 [1]55，在具体劳动的过程中，随着社会分工与合作进一步加强，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种具体劳动深刻地体现了自然性，它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56换言之，具体劳动是人和自然连接的桥梁和中介，并表征着人的存在，人用它去感知和触碰这个未知的外部世界，人的自然性也就是人通过具体劳动与自然界发生对象性关系，自然界的各种原材料通过人的具体劳动加工之后，把“自在之物”不断翻转为“为我之物”，正如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2]161自然界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的无机身体，首先通过人的具体劳动，人才懂得自身与自然界不是征服与被征服、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而是表征著一种对象性关系，自然界才成为了人的无机身体。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自然界就是人的身体，人离开了自然界就是“无”。

如果劳动仅仅只是具体劳动，那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失去了意义，劳动更体现为抽象劳动，马克思称其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进一步表述为无差别的社会化劳动，是生产社会关系的劳动，这种劳动是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来生产“社会人”的总体生命的劳动。显然，马克思对抽象劳动的理解和一般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对此理解完全不同，形而上学的“抽象”是一种先验的、个体共有的个体属性的“抽象”，西方的抽象人性论就采用这种方法，它把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个人抽象掉个性，只保留人的共相，这是“个性――共性抽象法”，因此就得出了人的一般的抽象的本|；而马克思对劳动的“抽象”显然不是采用这种方法，抽象劳动是在为他人的劳动过程中产生的，是一种实体性抽象，属于社会性存在，它显然属于“总体本质抽象法”。劳动二重性是马克思的独特发现，这也难怪他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的。”[1]5455我们必须指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是两种形式的劳动，对劳动来说是一体两面的，正如硬币的正反面一样。虽然它们共存于劳动之中，但是，二者有巨大差别，具体劳动体现了劳动的自然性，它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表征与确证，它不具有通约性，而抽象劳动则体现了社会性，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将抽象劳动用货币量度之后，它便具有了可通约性，即通约这个生存化的世界。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的具体劳动只有被换算成抽象劳动，它才有意义，否则就没有意义，在对象性关系中，劳动的质的差别被抽空，它已然成为支配人们生产过程的唯一的、根本的原则，成为支配人们生活中的唯一原则。正是由于劳动具有二重性才决定了商品也具有二重性，具体劳动形成使用价，抽象劳动形成价值，换言之，劳动的二重性形成了商品的二重性，这样马克思就从劳动二重性过渡到商品二重性上。

（二）商品二重性：使用价值的显性关系与价值的隐性关系之勾连

商品的使用价值体现了物对人的关系，这很容易被人们的感官直接感知与接受，因而，它只是一种显性关系，无论商品的内部结构多么复杂，当我们最后对商品进行解码之中，它的原在的自然性就会显露出来，这没有任何神秘可言，但是，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并没有就此止步，他指出商品之所以能够获得“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1]51，在于抽象劳动对象化或者物化在产品之中而形成了价值，价值是商品中凝结的劳动者的生命，人们通过社会化劳动用生命生产他人生命，而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是一方的存在通过另一方来实现自己的定在。例如，一个茶杯，是无数人的对象化劳动凝结在这个茶杯之中，换言之，茶杯中已经内含了许许多多其他人的生命，生产茶杯的人通过茶杯的存在来体现自己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购买茶杯进行使用的人，就是靠他人生命来养活自己的生命，因此，就茶杯这看似普通的商品中却体现了一种深层的隐形关系。这种关系不是靠感官直接感知，而是要透过使用价值的物的属性来洞见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所以说，价值体现的不只是物的使用价值，更是人与人的关系，这才是价值的深层本质。传统的流行的关于价值的定义，主要坚持效用价值论，即物对人的有用性，这种关于价值的界定只不过表述的是使用价值，是一种显性关系，马克思不会也不可能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象，而是要由物的表象深入到物的本质之中，由显性关系的使用价值去洞见到隐形关系的价值，去揭开商品的神秘面纱。就像马克思指认的那样，“但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转化为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1]88，商品之所以具有如此神秘，就在于用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也就是马克思为何要批判商品拜物教的原因所在。商品的使用价值并不神秘，神秘的是价值，它的表现形态有价值的“原生态”、交换价值和货币符号：所谓价值的“原生态”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它指的是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同时被生产出来以后，价值以原先的使用价值为载体，而价值潜在地自我存在着；价值要通过交换价值来表现出来，交换价值以对方的使用价值为载体，它是价值的表现形式，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负载在物与物的关系之中表现出来；而货币符号可以使买卖分离，并且可以转变成货币权力，对此马克思指认，“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1]155价值的这三种表现形态使得商品的神秘性进一步加深，尤其是当货币对价值进行抽象之后就更加神秘了。在对商品二重性的指认之后，我们就容易理解商品二重性之间也是不可分割的，使用价值是负载着物的能指，商品的价值是被负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所指，价值这种“所指”要通过使用价值这种“能指”来实现。

商品二重性表面：它是物的有用性（使用价值）和负载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价值）的统一，是显性关系和隐形关系的统一，是“能指”和“所指”的统一，也是可感觉和超感觉的统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价值不断地被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进行度量与抽象，当货币被不断地聚合和扩容之后，这也就推动了货币向资本转变成为现实，尤其随着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资本家掌握了生产资料，而劳动者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由此就出现了新的物化的社会关系――资本。资本一旦来到人间，便笼罩上了二重性的神秘面纱。

（三）资本二重性：表层现象的生产要素的资本与深层本质的生产关系的资本之勾连

从劳动、商品到资本二重性的逻辑演绎，这是《资本论》中二重性的一根明显的红线，我们将其称为《资本论》中二重性的原初图式，它贯穿《资本论》的始终。那么，究竟如何理解资本二重性？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了指认，它是生产要素的资本与生产关系的资本二重性统一，这是我们理解资本范畴的关键，否则极易陷入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资本理解的幻象之中，而无法洞见到马克思“资本”理论内核与现实张力。

对资本范畴的理解，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有过许多表述，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把资本指认为生产要素的“物”或预付金。 大卫・李嘉图认为：“资本是一国财富中用于生产的部分，由进行劳动所必需的食物、衣服、工具、原料、机器等组成。”[3]476不难看出，在大卫・李嘉图的视野中，资本是用来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一种生产要素的表征形式，生产要素可以有多种构成，其只要用于来生产便可以被归入于资本的范畴。而亚当・斯密对资本的理解比大卫・李嘉图则前进一步，他指出，资本就是“‘一定量的积蓄的和储存的劳动’”[2]130，并找到了劳动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性，这就把资本与劳动链接在一起，他明确而完整地确立了劳动价值论，这是亚当・斯密伟大的贡献，这也难怪马克思把他称为经济学上的马丁・路德。但是，国民经济学家以之作为前提的劳动，却是异化劳动。从根本上来说，亚当・斯密对资本的理解仅仅只是触及了表层现象。一言以蔽之，他们只是看见了资本的“物”的形式，并且将“物”的形式就当作了资本的本质。就这方面来说，马克思显然不满意国民经济学家的做法。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进行考察之后，很快就超越了他们。他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大量论述了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的存在，它表现为资本家的厂房、机器和设备、原材料以及劳动力等。这些生产要素的存在对资本主义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们或者转移自己的价值到新产品中去或者创造价值。但是，马克思却要透过表层现象抽离出资本的深层本质，对此，他批判地指出：“单纯从资本的物质方面来理解资本，把资本看成生产工具，完全抛开使生产工具变为资本的经济形式，这就使经济学家们纠缠在种种困难之中。”[4]89国民经济学家找到了资本“物”的属性，并把资本就等同于“物”，这种“物”的表层现象遮蔽了资本的深层本质，这导致他们的理论陷入这样或那样的混乱之中而不能自拔。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5]214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更明确地指认，“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1]877878马克思意在表明，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一种关系，并且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2]724，这种生产关系也就是资本权力关系，主要表现为：通过货币资本，资本家获得在市场上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权；通过生产资本，对劳动力的购买之后，而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的使用权与支配权；通过产品资本，资本家获得对产品的分配权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权。只有这样，资本才能增殖，并且资本唯一目的就是增殖，资本就像吸血鬼一样，吸的血越多，资本的力量越强大。马克思之所以反对把资本的本质理解为生产要素或者预付金的“物”，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都是“死劳动”，而“死劳动”只转移自身价值，不能创造价值，只有“活劳动”才能创造价值，但是，国民经济学家却把剩余价值的创造理所当然地归属于生产资料这种“死劳动”。

马克思对资本二重性的指认，从物质形态的资本的表层现象穿透到生产关系的资本的深层本质中去，他大大超越了国民经济学家对资本的单向度理解，而是由物与物的关系洞见到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可见，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资本范畴被深深地打上了社会关系的烙印，他不是仅仅停留在斯密的世俗时间中来考察资本，而是上升到黑格尔的精神时间中来洞悉资本的社会性，资本的背后所抽离出来既有劳资关系的对立与冲动，又有生产关系、消费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的博弈；它既有异化、物化的扩大，又有幻化的加深，这更加凸显资本与精神之间的紧张关系；它既有财富的不断积累，又有贫困的不断积累。

马克思《资本论》在阐述劳动、商品、资本二重性之后，并没有停止脚步，而是继续推进对资本问题的研究，资本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增殖，要增殖就必须通过不断地扩张来实现目的，为了满足资本更好地扩张，资本必须要借助于一定的空间，而经济空间对资本扩张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更多的非经济空间被不断地翻转为经济空间并转换为经济空间的生产，这进一步加剧了资本的集聚效应。

二、经济空间的生产二重性演绎：《资本论》中二重性在流通领域的“新”图式

经济空间的生产更加凸显出资本在流通领域中的作用，它是资本在生产领域的继续与延伸，只不过以往人们对《资本论》第二卷研究的力度比第一卷、三卷要薄弱些，近年来，随着亨利・列斐伏尔、大卫・哈维等一批西方学者关于空间问题研究的著作被不断地介绍到国内来以后，尤其是随着资本的生产与扩张所带来的对自然空间、都市空间、政治空间、社会空间的挤压，经济空间及其空间生产问题与人类的生存空间关系就日益凸显，同时，经济空间及其生产问题受到了学者们高度关注，同样，经济空间的生产也具有二重性问题，如果说从劳动、商品、资本二重性的演绎被言说为《资本论》中二重性的原初图式，而经济空间的生产这一问题在当下得到如此密切关地关注，那么，经济空间的生产二重性构架则可以被言说为“新”图式，以此凸显该问题的重要性。

马克思指出，作为剩余价值的资本不在流通领域产生，但是又离不开流通流域，它要在流通领域中才能实现。可见，流通领域对人们分析商品的价值同样很重要。当商品生产出来之后，就需要进入流通领域中，这必然就涉及到流通领域的劳动。我们只有在厘清了流通领域中劳动的特点之后，才能更清晰地把握经济空间的生产二重性，要探究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把握流通领域的劳动。

那么，流通领域的劳动究竟能否创造价值？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学术界，而且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对此，我们认为对该问题不能做机械式的单向度地理解，而应该辩证地分析。其实，流通领域的劳动可以分为生产性的劳动与非生产性的劳动。这里需要明确指出，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二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之间往往是相互交错的。生产性的劳动既可以出现在生产领域，也可以出现在流通领域里，而且时常相互贯通，比如商品的保管、储备、运输过程。正如马克思指认，“在产品从一个生产场所运到另一个生产场所以后，接着还有完成的产品从生产领域运到消费领域。产品只有完成这个运动，才是现成的消费品。”[6]168不难看出，运输劳动既发生生产领域，又发生在流通领域中，都属于创造了价值的生产性的劳动，投在运输上的生产成本，一部分由于对运输工具的使用而转移了价值，一部分由于运输劳动所形成的价值追加到运输的产品中去。但是，马克思进一步区分了流通领域中的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的劳动，他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指认，“由价值的单纯形式变换，由观念地考察的流通产生的流通费用，不加入商品价值。就资本家来考察，耗费在这种费用上的资本部分，只是耗费在生产上的资本的一种扣除。我们现在考察的那些流通费用的性质则不同。它们可以产生于这样一些生产过程，这些生产过程只是在流通中继续进行，因此，它们的生产性质完全被流通的形式掩盖起来了。”[6]154流通领域中的生产性的劳动，它提供了新的使用价值或者使用价值新的享有时间、空间和服务形态，这种劳动和流通领域中的劳动一样创造价值，而流通领域中的非生产性的劳动，属于纯粹的流通性劳动，它属于“价值的单纯形式变换”、“观念地考察的流通产生的流通费用”。这种非生产性劳动的作用，一是改变价值的所用者，如一种商品从甲这个人流通到乙那个，流通的过程中肯定要消耗劳动，但是这种劳动属于非生产性劳动，本身不创造价值，它只是改变了商品价值的所有者；二是改变价值形式，即“同一价值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6]147，如把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同样需要耗费劳动，但是这个过程中不造价值。其实，流通领域中的非生产性劳动，它不但不能创造价值，反而要消耗价值，马克思所说的“流通费用”（从社会角度）就是指这种意思，而西方经济学家则表述为“交易费用”（从个人角度）。这种价值的耗费，包过支付劳动力费用（工资），也包过了物质条件的耗费。这里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疑问，既然流通领域中的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反而要消耗价值，那么，这种劳动还有意义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如果只有价值的生产而没有价值的消耗，这个社会必然要崩塌，价值被创造出来了之后，只有真正被消耗之后，它才有意义，马克思形象地将流通过程中的价值耗费与自然界的能量转化作了类比并指出，“它同比如说燃烧一种生热用的材料时花费的劳动一样。这种燃烧劳动，虽然是燃烧过程的一个必要的因素，但并不生热。” [6]147非生产劳动和生产性劳动都属于流通流域的劳动，其实，它们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为价值的实现创造一定的网络流通空间，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将其指认为“流通机器” [6]153，也即资本流通的社会网络系统，没有这种网络系统，资本无法流通，而“流通机器”或者社会流通网络系统就是我们通常所意指的“经济空间”。资本借助于这种经济空间进行不断地生产与扩张，这导致了人类整个生存化的空间越来越被资本侵入，原本上是非经济空间被不断地翻转为经济空间，马克思在论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的全球化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的佐证。在全球资本扩张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嫁自身的矛盾，不断地挤占他国经济空间，正如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曾深刻指出，“资本主义只是通过向整体空间的扩张才得以保存的（通过侵入它的发源地、侵入增长领域和权力领域：生产的统一性、企业、国内公司和跨国公司）。”[7]78资本正是凭借着经济空间而不断地生产，那么，对这种经济空间的生产二重性，我们如何理解呢？

资本在经济空间的生产，它是劳动、商品、资本二重性在经济空间里的继续与延伸，同样具有二重性：劳动力与劳动资料耗费的自然性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主要是人与人之间权力关系）的社会性。正如我们在前面分析流通领域中的劳动，它们需要“耗费对象化劳动，如钢笔、墨水、纸张、写字台、事务所费用。因此，在这种职能上，一方面耗费劳动力，另一方面耗费劳动资料。”[6]150无论是耗费劳动力，还是耗费劳动资料，从原初的意义上来说，这两种耗费的对象都是来源于自然界所提供的原材料，这就必然会打上自然性的烙印。这一点容易理解，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的社会性，就比较抽象。对此，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新版序言中曾指出，“空间已经到达如此显著的位置，它是某种‘行走在大地上’的现实，即在某种被生产出的社会空间之中的现实，是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 [8]180对上面引文我们可以解读如下：一是经济空间不是虚幻的存在，而是现实化的存在；二是经济空间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社会的产物，是现代性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空间的生产与现代性具有紧密的关联度；三是经济空间受社会权力支配，它既生产社会关系又被社会社会关系所生产。由此可见，经济空间的生产不仅仅具有自然属性，更深刻地体现了社会性。尤其是随着资本借助于这种经济空间的生产与扩张，其社会性更加凸显：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正如亨利・列斐伏尔指出，“空间是社会性的”，“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 [9]48，而这种社会关系主要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资本权力关系，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本权力来控制全世界资本流通的经济空间。在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现代信息技术与产业真正出现，但是，这并不妨碍《资本论》第二卷对经济空间的生产问题的初探，为今天研究以物流、互联网、都市社会为显著标志与载体的空间提供了珍贵的理论原本。

三、物质生产系统二重性演绎：《资本论》中二重性的聚合与完整图式

以上我们分别探究了《资本论》中二重性的原初图式，从劳动、商品、资本二重性逻辑的演绎，再到流通领域的劳动为资本的扩张提供了经济空间的阐释，通过对经济空间的生产二重性的分析，马克思《资本论》为我们构建了经济空间的生产二重性的“新”图式，最后都被沉降到物质生产系统之中，并化归于了这个系统中的一个部分或者环节，从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不断循环的完整图式，这个系统又遵循着自身的客观规律而运动发展着。透过这个完整的图式，可以洞见到资本的生产、流通等全过程，这对我们把握《资本论》具有重要的意义。《资本论》二重性的完整图式就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并通过物质生产系统的运动而得到完美展现。

物质生产系统同样具有二重性，它是生产力系统（自然技术系统）与生产关系系统（社会关系系统）的统一。生产力系统是人类的劳动与自然界进行自然物质的变换过程，它体现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并以生产出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质产品而为人类提供各种服务为目的。在人类劳动与自然界交换过程中，劳动起到主导地位，然而，自然界同邮遣豢苫蛉钡模如果只有劳动，而无自然界提供的材料，人类的劳动什么也不能创造。但是，我们必须指出，既然生产力系统直接关联的是人类的劳动与自然界，而劳动又占据主导力量，因此，要推动生产力系统运转起来，首先必须推动人类进行劳动，否则生产力系统必然处于停滞状态。那么，人类进行劳动的动力在哪里呢？比如，原始人采取野果来充饥，要磨制石器来狩猎，这源于他们生存的“需要”；为何部落首领要不断地加强防御工事、兴修水利呢？这主要源于维护和捍卫自身的“利益”。这也难怪西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将人类劳动的动力主要归结为人的需要和利益的经济驱动所致，而人的需要和利益一定是受制于一定的阶级、阶层、集团的需要和利益，受制于一定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等的制约，一言以蔽之，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所制约与推动，即受到生产关系系统（社会关系系统）的力量所驱动。英国资本主义在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就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当农民或者手工业者在为自己劳动时候，此时他们的劳动还带有随意性、偶然性，但是，一旦农民失去了土地，小手工业破产之后，他们都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时，这时他们的劳动和原来的劳动，就产生了天壤之别了，它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驱动工人的劳动已经不再是自然资源、生产资料，而更深刻地体现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力量，即生产关系系统（社会关系系统）。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真正驱动生产力系统（自然技术系统）运作的，不是自然资源，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力量，即生产关系系统（社会关系系统）。我们还必须指出，虽然生产力靠生产关系来驱动，但是，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活动反过来又受到生产力的制约。而生产关系具有顽固性（利益的固化），作为掌握与支配生产关系的旧势力，千方百计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当新的势力或阶级与旧的势力或阶级的利益发生根本上的冲突，这必然导致社会危机，新的生产关系要取代旧的生产关系，实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随着资本的不断扩张，资本不断地吮吸自然界的自然力、人的自然力和社会的自然力，它必然带来生态危机、人的发展和社会危机，当资本主义最终无法解决社会总危机时，资本在经济空间的生产和资本扩张都无法进行下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力系统和生产关系系统）也无法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这就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物质生产系统二重性的理论张力之所在。

马克思对物质生产系统二重性的分析，直接触及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它是劳动二重性、商品二重性、资本二重性、经济空间生产二重性的聚拢与汇合，从而构成了《资本论》中二重性的完整图式，并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系统中运行与演绎。

四、《资本论》中二重性本质：从物与物的关系中抽引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那么，马克思《资本论》中二重性思想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换言之，它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构建了二重性的原初图式、“新”图式以及完整图式，其目的就是要透过物与物的关系，揭示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资本论》中二重性滥觞于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反映出人的脑力与体力的支出，它形成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体现出物与物的关系的自然性，而抽象劳动形成于社会之中，是社会劳动，也就是为全社会的他人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劳动，这种社会劳动主要形成于社会分工之后，因此，社会劳动不仅仅是改造自然界的劳动，更是在改造自然界过程中所形成的改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劳动，而商品的价值正是社会劳动的产物，它不是简单的物对人的有用性问题，更深刻彰显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只不过这种社会关系通过负载在物的使用价值之上而表现出来。列宁曾指出，“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0]444。马克思分析劳动二重性与商品二重性是为了引出资本二重性，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与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但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却陷入了把资本仅仅当成为生产要素或者预付金的“物”，而看不到物与物的关系仅仅只是资本的表层现象，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才是资本的深层本质，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批判地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2]723。可见，马克思对资本的本质把握，不是仅仅被生产要素或者预付金等“物”的表层现象所遮蔽，而是把资本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紧密链接起来，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上是资本支配的社会权力关系，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认，“资本就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社会权力，每个资本家都按照他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有的份额而分享这种权力。”[11]217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多次批判国民经济经济学家仅仅把资本理解为“物”的简单形式，常常陷入种种纷争之中而无法抽离出来。当资本借助于经济空间进行扩张之后，经济空间的生产也具有了二重性，资本的流通过程是对自然资源消耗的过程，它必然发生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经济空间归根结底属于社会空间，空间中必然发生产生多种关系，但是，随着资本的不断流通，在社会空间中呈现出来的主要还是人与人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资本的扩张对经济空间的需求是无止境的，既需要国内经济空间，又需要国外经济空间，而且已经出现了进一步向国外经济空间蔓延的趋势。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二重性最后都归属于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系统，即生产力系统（自然技术系统）与生产关系系统（社会关系系统）二重性之中，马克思依然是要揭示出“物”的背后所隐藏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因此，《资本论》二重性的深层本质，即从物与物的关系背后抽引出人与人的关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实质就是资本权力关系，《资本论》的核心就是研究资本权力关系。我们无论是把握劳动、商品、资本、经济空间的生产，还是把握复杂的物质生产系统，都必须关联马克思的二重性思想，它是我们分析与解剖《资本论》中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的一把钥匙。正如马克思对三大拜物教批判的核心也就源于此，在物与物的关系外衣的掩盖下，商品、货币、资本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遮蔽。这也难怪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书信》中指出，“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交谈。”[12]383海德格之所以对马克思评价如此之高，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马克思的哲学是深入到社会的本质之中去了，即把握到了各种纷繁复杂现象背后的“社会性”。这才是马克思哲学的深刻之处，《资本论》中二重性图式的理论张力正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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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 现金现金流量马克思资本论

会计学家舒马雷・恩巴哈说:“利润好像是温度计的刻度。我们通过读这个刻度，与其说是想知道今天的气温是多少度，不如说是想知道今天比昨天高多少度或低多少度。利润也和它完全相同，我们通过它来测定，与其说想知道本期利润是多少，不如说是想了解本期利润比前期增加多少或减少多少。”但是今天，作为“测定效率尺度的利润”，在权责发生制以及谨慎性原则下，已经越来越难担当测定效率的重任了。

一

在2002年，安然（ENRON）、世通等公司的会计造假，事件，造成美国经济的动荡，催生了“萨班斯法案”的制定。不仅美国，世界其他国家也存在了会计欺诈行为。安然等一大批“巨星”的坠落都是从“巨额收入、利润虚假”开始的，这的确让人思考相关的一个问题；我们的价值导向，经营目标是否过分依赖账面利润指标了。在现有的会计原则下，“账面利润”的可控制因素实在太多，“职业判断”的空间太大。我们应该淡化利润性指标对公司价值判断的影响，大力提倡“经营性现金流量”、“自由现金流量”指标。无论信息披露，还是投资者决策都要大力强化“现金至尊（CASH IS KING）”理念。“现金导向”会极大地抑制“利润操纵”问题，也使公司决策层、经营者着力为股东、社会创造实实在在的财富。这里的现金概念是广义的，包括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和现金等价物。现金等价物指持有的期限短、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现金流量反映了所有影响企业现金变化情况。无论是债券和股票发行引起的现金流入，还是因派发股息引起的现金流出，都反映在企业的现金流量中。现金流量还可以反映公司内部会计处理方面潜在欺诈行为的信号。一个泄露天机的迹象是：当企业的利息、税项、折旧前利息为正值时，而其经营性现金流量却为负值。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可能运用了会计伎俩，使其业务情况看上去比实际情况“完美”。如果经营性现金流量为负值，该公司事实上不是在赚钱，而是在赔钱，纵然账面上的利润所反映的情况是公司在赚钱。重读马克思《资本论》，研究马克思对资本运动的阐述，有其现实意义。

二

马克思资本总公式：G―W …P…W’―G’（G+G）中，G和G’是货币形式的资本。货币，马克思说：“在这整个第二卷中，我们所说的货币，是指金属货币，不包括象征性的货币，单纯的价值符号和尚未阐明的信用货币。”由此可知，公式中的G，即是现金流入量G’减去现金流出量G后的现金净流量。马克思在当时就认识到了或者说更强调了现金流量对资本家的重要性，并把其认为是资本家追求的惟一动机和目的。著名会计学家埃尔登S・享德里克森也认为：“归根到底，企业流入和流出的现金流量都是会计上据以计量及投资者和债权人据以制定决策的最基本的活动。现金之所以取得这种重要地位，是因为它代表着综合购买力，这种购买力能在交换经济社会很容易转让给任何个人或组织，以取得他们所期望得到的货品和劳务，来满足他们自己的特定需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总公式的现金流量的论述，在市场经济情况下竞争越来越激烈，营销越来越成为企业的决定性因素的情况下，充分证明了马克思认为现金流量在企业经营中越来越重要的预见性。试述如下：

1.马克思认为对G’的追求是资本家的惟一动机和目的

G’，马克思说:“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作为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货币所有者变成了资本家。他这个人，或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和复归点。这个流通的宏观内容――价值增殖――是他的主观目的。” “精明的资本家不断把货币重新投入流通，却达到了这一目的。”追求货币的增殖额，即现金净流量是资本家的惟一目的，马克思说:“他购买商品，把货币投入流通，是为了通过出卖这同一商品，从流通中再取回货品。他拿出货币，就蓄意要重新得到它。”

马克思进一步分析认为:“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 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并且强调这个赚钱是实在的货币，这是真实的现金流量，而不是用权责发生制计算的利润。“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特别是以权责发生制为会计假设而确定的收入、计算利润，以及商业信用的出现，这个跳跃的完成更加惊险，账面利润已实现了，现金还不知收不收回来？马克思更明确的认为:“G …G’公式的特征是：一方面，资本价值是它的出发点，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是它的复归点，因而资本价值的预付表现为整个行动的手段，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则表现为整个行动的目的;另一方面，这种关系是表现在货币形式即独立的价值形式上，因此，货币资本也就表现为能够生出货币的货币了。从价值生出剩余价值，不仅表现为过程的开始和终结，而且直截了当地表现在金光闪闪的货币上。”资本家进行生产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并不是为了生产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马克思一针见血指出：“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资本家关心的是实实在在的货币增殖额，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2.马克思认为现金流量决定了企业的成败

(1)现金流量在总量上的增殖，决定企业生存

资本的循环，只有不停顿的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马克思深深认识到：“W―G即卖，是资本形态变化的最困难部分。”“如果资本在最后阶段W’―G’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阻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提到W’―G’的停滞。这充分说明，不管一个企业预测、计划做得多么好，决策多么正确，营销策划多么充分，如果W’―G’完不成，现金流入实现不了，企业就会出现经营的混乱，马克思很形象地把W’―G’过程称为惊险跳跃过程，这个过程完不成，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资本家本人。

(2)现金流量在流速上的快慢，决定了企业快速发展

马克思不仅关注现金流量的增殖，也注意到了现金流量流速对现金净流量增殖的辨证关系，他说:“资本在流通中的形态变化越成为仅仅观念上的现象，也就是说，流通时间越等于零或接近于零，资本的职能就越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自行增殖就越大。”“由于资本抛弃它的商品形式和采取它的货币形式的速度不同，或者说，由于卖的速度不同，同一个资本价值就会以极不相同的程度作为产品形成要素和价值形成要素起作用，再生产的规模也会以极不相同的程度扩大或者缩小。”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企业要想站稳脚跟，不但要想方设法把自己的产品销售出去，更重要的是要及时地收回销货款，尽量缩短资本的占用时间，加速资本的周转。

(3)马克思认为货币即现金流量反映了企业的更重要的信息

马克思资本总公式中，资本完成它的循环的全部，等于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和，“流通时间的延长和缩短，对于生产施加的缩短或延长，或者说，对于一定量资本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的规模的缩小或扩大，起了一种消极限制的作用。”“因此，资本的流通时间，一般说来，会限制资本的生产时间，从而也会限制它的价值增殖过程。”价值增殖G，即现金流量，而影响现金净流量的因素，会在企业的流通和生产经营活动中显现出来，是人们了解企业信息的更重要的方面，如果现金流量中各部分现金流量合理，现金流入和流出无重大异常波动，一般来说企业的财务状况基本良好。另一方面，企业最常见的失败原因、症状也可以在现金流量中得到反映。对企业管理当局来讲，现金净流量是他们最重要的业绩衡量标准和发现问题的窗口。对投资者和债权人来说，最关心的是企业的盈利性和流动性。盈利性是指增加公司财富的能力，流动性则是指企业的支付能力。盈利性差，投资人的投资收益无法保证，债权人的利息甚至本金都可能受到损害。流动性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能支付到期债务，二是不能满足正常生产经营，前者影响债权人的利益，后者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从而影响盈利性。现实生活中存在这样的实例，即是一个盈利不错的企业，也存在着由于偿还不了到期债务而破产的危机。埃尔登S・亨德里克森认为：“由于分配程序和历史交易价格所造成的慎重和内在的偏见，人们对传统的会计方法用于陈报今天的复杂经济活动，是否适宜有些怀疑。避免这些偏见中某些部分的一种方法是着重现金流转的陈报，辅之以其他信息和恰当的分类，使财务报表的使用者可以作出他们自己对未来的预测。”可以看出，要全面、准确的反映盈利性和流动性，必须兼顾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既编制以权责发生制会计假设为基础的利益表和资产负债表，又编制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现金流量表。

另外，马克思更加深刻地指出企业现金流量不仅仅影响一个企业的好坏，并且最终导致全社会的问题出现。他说:“一旦那些货物运销远处（或存货在国内堆积起来）的商人的资本回流如此缓慢，数量如此之少，以致银行催收货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这时，强制拍卖，为支付而进行的出售开始了。于是崩溃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没有现金流量的增加，利润计算的再好，就会出现“盈余破产”，导致多米诺效应，危害社会经济秩序。美国的“安然”事件在美国的社会引起的经济恐慌，有人认为不亚于“9.11”事件。

三

马克思分析的资本总公式是资本完成了一个循环，包括固定资本通过折旧，全部又回到了货币。由于会计分期和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假设，反映出的现金流量使理论上的又与实际资金流动过程不尽相同，也即账薄核算出的利润同实际现金净流量是不一致的。权责发生制在反映盈利性和流量性方面存在着弊端。从盈利性来说，权责发生制对一些未收到的收入予以确定，其货款并未收回，以这种方式确定的收入只是一个虚数，W’―G’的跳跃过程尚未完成，正在进行过程中，带有一定的风险性。另外，这部分销售收入是在货币没有回笼的情况下确定的，它将不同程度地对税收的分配等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环节产生不良的连锁反应，而导致财政虚收，分配超前。从流动性来说，权责发生制将预付款项、待摊费用、应收账款等均确认为流动资产，显然，这些流动资产是流动性差，甚至是根本无法流动的资产，使企业的流动性虚假成分增大。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存在着时间性差异，从长期来看，二者确认的收益是一致的；从某一个会计期间来看，二者确认的收益存在差别。最典型的就是固定资产折旧。对于固定资本的折旧，马克思这样论述：“产品通过流通由商品转化为货币，从而劳动资料中被产品带入流通中的那部分价值也变为货币，而且随着这种劳动资料在多大程度上不再是生产过程中的价值承担者，这部分价值也就在多大程度上从流通过程中作为货币一滴一滴地落下来。因此，这种劳动资料的价值这时获得双重存在。其中一部分仍然束缚在它的属于生产过程的使用形式或实物形式上，另一部分则作为货币，脱离这个形式。”由于企业会计分期是以年为期间的，会计的核算且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以此为基础计算出的利润再加上固定资本折旧部分等，这才是现金流入量。马克思在资本总公式中，没有论述结算资金的问题，对于非付现的折旧费用，他更认为通过一滴一滴地落下来，才算完成一个循环，因此，可以认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运动中，是以收付现实制为基础的，即是考察、分析实际现金流量变化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一版

[2]埃尔登S.亨德里克森著王谵如阵今池编译:会计理论[M].上海: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87年12月

篇9

当之无愧的饺子王

东方饺子王始创于1993年，其前身是1990年2月马宏波在哈尔滨道里区开办的一家海鲜饺子馆，那时营业面积不足40平方米，连老板家员工一共仅有6个人。20多年来，传承以饺子为基础的东方饮食文化，马宏波的东方饺子王已在北京、哈尔滨、长春、沈阳、石家庄、珠海等地开设了近100家直营门店，共拥有3家中央工厂，成功入围中国餐饮百强企业。仅2013年一年，东方饺子王的年营业收入就已经达到了4.5亿元，成为水饺品类中当之无愧的佼佼者。

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食，水饺深深受到人们的喜爱与青睐，投资做水饺品类的餐饮品牌更是不在少数，东方饺子王能够在同类品牌的重重围困中脱颖而出，靠的便是餐厅的优质出品与独到的经营眼光。

食材的品质是决定出品与价格的基础，选用高品质食材，是餐厅持续发展与盈利能力的基本保障。东方饺子王将产品的品质放在首位，坚持选用优质食材作为水饺馅料。为了保证食材的应季与新鲜，马宏波在全国建立起配送网络，由食材产地直接供货；为了保证菜品的安全，让消费者吃的放心，所有餐厅统一设置明档厨房，后厨的整个操作过程完全公开化，从包馅到出锅，对于整个饺子的制作过程，顾客都透过橱窗看得一清二楚。

面对全国近百家的直营连锁店，要保证各家门店产品味道的统一，必须做到出品的标准化；与此同时，为了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东方饺子王一直坚持现场制作菜品，如何让这看似矛盾的两点协调统一，马宏波在制作工艺上下了大功夫。马宏波带领研发团队进行持续探索，逐步攻克饺子制作过程中的每一个技术难关，成功对饺子制作工艺进行分解，并对每一步操作制定了严格的制作标准。在东方饺子王，水饺的馅料由中央厨房统一制作配送，在门店厨房进行现场包制、来单现煮，即解决了产品的标准化问题，也保证顾客能够享受到“所见即所得”的良好用餐体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菜品的品相与味道。目前，餐厅的三鲜水饺、猪肉西芹水饺、黄瓜鲜虾水饺、鸽脯三鲜水饺等产品先后被评为“中华名小吃”、“中国名点”。

在餐厅的经营上，马宏波有着十分独到的眼光。在业界看来，人均在30元以下的一般为快餐生意，人均消费在50-150元是简餐市场，150元以上是中餐消费。东方饺子王定位在人均30-60元之间，价格十分亲民。餐厅装修主要以木质家具与装饰为主，简约而又舒适，使得餐厅就餐环境优雅惬意，加上高品质的菜品，更让消费者感受到东方饺子王的经济与实惠。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东方饺子王的饺子产品已经十分成熟，为了进一步丰富餐厅产品体系，马宏波致力于扩宽饺子系列，在这一单品上进行深挖，推出汤饺、煎饺等不同工艺的饺子产品。与此同时，餐厅饺子产品为主线，搭配凉菜、热菜、饮品设计多元化的菜品组合，既带动了其他菜品的推广与销售，更方便了顾客的点菜、记忆与传播。通过水饺与其他菜品的灵活搭配，针对个人消费、聚餐消费、家庭消费等不同客层的消费需求，东方饺子王实现了简餐业态出品可快可慢、品种可繁可简、价格可高可低的经营诉求，解决了水饺品牌普遍存在的菜品老化快、升级难问题。

来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投资

2015年，东方饺子王获得来自欧洲金融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旗下基金千万美元的投资，引起了餐饮界的广泛关注。罗斯柴尔德家族投资基金CEO Pierre-Michel PASSY对东方饺子王在中国运营非常赞赏。对于东方饺子王，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中国餐饮市场酝酿着较大的潜力，中餐不仅在中国和华人市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在西方世界也具有巨大的机会。此次获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投资或将助力东方饺子王2017年拥有230家店铺目标提前完成，也预示着其国际化的开端。

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何投资水饺这一品类？马宏波有着自己的理解与看法。“从世界范围来看，饺子是中餐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符号，这可能是中餐其他品类都不具备的。”饺子作为中国消费者最喜爱的美食，在全球都会受到欢迎，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讲，具有充足中国文化特色的饺子更容易推向海外市场。“饺子这种菜点合一的吃法，是世界各地都比较喜欢的一种吃法，有菜，也有主食，这点几乎不存在什么东西方差异。”

在众多水饺品牌中，东方饺子王能够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投资，主要在于餐厅自身的突出优势。对于资本市场而言，市场规模是考虑的基础，东方饺子王可观的市场规模，是吸引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重要因素。在哈尔滨发迹之后，东方饺子王迅速占领了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四大核心市场，北京一地就有近30家门店，与此同时，马宏波向广东市场的测试性推进也进行得顺风顺水。仅2013年一年，公司年营收已达到4.5亿元。不论是门店数量还是销售规模，在同品类餐饮品牌中，东方饺子王的巨大影响力都是少有的。

此外，东方饺子王标准化出品也让其自身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东方饺子王的门店模式更加容易复制：饺子制作简单，品类管理更容易实现，门店经营模式可以做到快速标准化。此前到访东方饺子王北京大望路店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基金全球CEO就对最快10多分钟就能把现包现煮的饺子送到消费者面前表示惊喜。

“我们有一点跟别家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的历史很长，从1993年到现在的20多年中，我们经历过若干次的升级，为了适应顾客和市场变化着的需求，我们也在不断进化，所以我们才能活到现在。”马宏波坦言，能够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投资，主要因为对方看重东方饺子王这一品牌持续创新与升级的活力。

在俏江南易主、大娘水饺业绩不振的背景下，许多餐饮企业在吸引资本这一问题上变得十分慎重。相反，马宏波显得十分乐观，在他看来，太多的案例让餐饮人习惯于妖魔化资本，其实只要运用得好，餐饮企业可以借力资本，加快企业扩张的规模，看到一些餐饮本身看不到的世界。

稳扎稳打，深耕品牌

面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基金的投资，马宏波并不急于着手餐厅品牌的升级，依旧打算稳扎稳打，将引入的资本主要用于改建中央工厂和扩张门店上来。“品牌升级它是有一定的时限的，可能五年八年做一次就可以了，不能把资本都放在这些事情上。”马宏波说，餐厅平日的经营与扩张就是一个精益求精的过程，在现阶段东方饺子王需要进行细节的不断改善与提升，当量积累到一定的程度，自然会迎来品牌质的飞跃。面对新晋餐饮品牌的强势入侵以及互联网思维的冲击，为了适应这一餐饮的大变革时期，东方饺子王也在不断地改变。

篇10

1.锦标赛理论。1981年，Lazear和Rosen运用博弈理论对两个风险中性的人构建锦标赛模型发现，在监督成本高昂、道德风险严重时，使用以产出为基础的薪酬制度获得的效率收益将超过共享风险带来的损失，而采用以绩效排序为基础的锦标赛式薪酬制度不仅改变了衡量人产出的成本还改变了根植于人自身的道德风险。企业通过提供不同等级的薪酬来激励员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进而获得更高的生产率。锦标赛理论引发了大量学者有关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的研究。Main等（1993）的实证研究表明高管的薪酬差距与公司的股票市场回报和总资产报酬率都显著正相关。Lin等（2005）以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为研究样本，检验在转型经济条件下高管人员薪酬差距是否支持锦标赛理论。结果表明较大的薪酬离散的确带来更好的企业价值。刘子君等（2011）以2006年我国440家沪市A股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基于锦标赛理论讨论了中国高管团队薪酬差距的影响因素以及高管薪酬差距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发现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兼任、国有股持股比例均会对高管薪酬差距产生显著影响，但这并不妨碍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公司绩效的正向作用。因而锦标赛理论在我国经济实践中成立，这也为我国高管薪酬设计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2.行为理论。行为理论以员工对薪酬结构的心里反应为研究对象，关注人的兴趣态度、情绪、积极性等对工作效率的影响。与企业薪酬相关的行为理论主要有相对剥削理论、组织政治学理论和分配偏好理论三个论点。相对剥削理论认为管理人员不仅会将个人薪酬与同层级的人进行比较，还会与其他层级的人进行比较。在比较的过程中，人们通常会高估自己的能力而弱化他人的投入，因而使低薪员工产生被剥削感，影响企业绩效。组织政治学理论认为当组织内部实施以锦标赛为基础的薪酬制度时，员工为了赢得竞赛就会产生两种选择，让自己变好，或者让对手变坏。当前一种努力难以赢得比赛时，理性的选手就会选择后者，或者“一箭双雕”，在令自己变好的同时令对手变坏。如损害竞争对手的声誉、减少与竞争对手的信息分享，破坏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合作等。这些行为不仅减少了实施损害者个人对工作努力程度，还对他人的工作成果进行了损害，降低了公司内部的合作和团结，令企业绩效下降（Milgrom&Roberts，1988；Siegel&Hambrick，2005）。分配偏好理论认为薪酬差距对员工的激励作用难以弥补其对员工因偏好公平分配而导致减少合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Levenhal等（1980）甚至认为薪酬差距不仅会破坏合作，而且还会令员工质疑薪酬设定者的权威和身份，进而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后果，因此相对均等的分配方案才是合理的选择。

二、人力资本收益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文献

1.不同质人力资本收益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研究。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组织内部存在着不同质量的劳动力，从资产专用性角度来看，人力资本可分为通用型人力资本和专用型人力资本；从人力资本发挥的职能来看，可分为高管、专业技术人员和普通员工。目前对不同质人力资本收益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第一，高管人力资本收益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的研究。Inderst和Mueller（2005）以及Dow和Raposo（2005）认为支付高管巨额薪酬是帮助公司应对愈加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的最优选择。在有限责任或风险规避的背景下，提高CEO薪酬业绩敏感性需要提高薪酬的货币价值以保持其参与性。但是，业绩与薪酬斜率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被广泛验证。Hall和Murphy（2003）以及Jensen等（2004）甚至认为以股票期权方式支付高管薪酬而导致的巨额溢价是因为董事会没有能力评估这种薪酬模式的真实成本。但也有大量学者从理论的角度出发，运用实证数据支持了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Jensen和Murphy（1990），他们以美国1974年~1986年间1295家公司的高管为研究对象估计了其薪酬业绩敏感性，发现股东财富每变化1000美元，CEO财富就会有3.25美元的同向变动。Boyd（1994）、David等（1998）、Sanders和Carpenter（1998）和Gray和Cannella（1997）等学者也发现薪酬与企业绩效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第二，专业技术人员以及普通员工的人力资本收益与企业绩效相关性。在实证研究中很难区分通用型和专业型技术，Loewenstein和Spletzer（1999）为了克服这个困难，采用直接询问的方式让工人自己评估其所接受的培训是通用型还是专用型的。而EnricoSantarelli和HienThuTran（2012）则通过界定工作经验的类别来区分专用型与通用型人力资本。他们认为工作经验分为四种类型：体力劳动经验、行业工作经验、专业技术工作经验和企业家创业经验。其中体力劳动经验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十分微弱，几乎鲜有文献证实这种通用的劳动经验会对提高绩效有帮助（Hamilton，2000；Bosmaetal.，2004）。而专业技术经验只在较少层级结构或高管拥有较多自和控制权的中小企业中显著。企业家创业经验对企业绩效有着正向的影响（Jovanovic1982；Hebert&Link1988）。

2.不同行业间的人力资本收益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研究。Bassi和Van（2002）认为在不同行业中，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李慧娟、王琳（2010）研究发现能源行业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存在着一定关系，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李丽华、高杰（2011）对我国通讯及相关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人力资本收益与企业绩效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任炜（2011）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数据探讨了企业绩效、人均培训资金和人均人力资本收益之间的相关性，证实人力资本和当期培训资金投入对企业绩效有正向作用，而前期培训资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培训资金更多的作为员工激励而非人力资本投资。

3.不同中介变量对人力资本收益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的影响。很多学者认为必须将人力资本管理看作为一个系统或整体，在该系统中，人力资本与其他情景变量共同协作，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Becker&Gerhart，1996；Youndtetal.，1996），因此，人力资本系统观点还应包括并评估人力资本与其他中介变量的相互影响。目前学者们对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之间中介变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公司战略。大量的研究表明高管团队人力资本特征与公司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有很强的相关性（Bantel&Jackson，1989；Wiersema&Bantel，1992）。同时这些研究也证明管理者素质与战略均对企业绩效有直接的影响，而另一些研究者则发现管理者特征与公司战略的匹配程度能够较好的解释企业绩效（Litschert&Ramaswami，1991；Pet-tigrew，1992）。也就是说，当管理者拥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和与公司特定战略相关的经验时往往会带来优异的企业绩效。（2）组织规模。各种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大公司业绩的影响要比对小公司更显著。Sels等（2006）和Way（2002）认为小公司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花费的成本超过了其从人力资本中获得收益，因为小公司并不能像大公司那样获得规模效益。Panayotopoulou等（2003）运用生命周期理论解释了在不同规模企业中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不同影响。通常来说规模比较的小公司往往处在生命周期的成长阶段，人力资本管理以行政管理为主，由于其目标是成长，因而其关注的焦点是短期经济因素。相反，大公司通常处在成熟阶段，对成长率预期较低，因而将重点放在提高效率上，通过人力资本来获得竞争优势。（3）高管社会资本。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相关性之间的重要影响。一些学者认为，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是互相替代的，均对提高企业绩效有正向作用，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在企业绩效形成过程中，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是互为补充的关系。比如Bruderl和Preisendorfer（1998）认为社会资本可以弥补人力资本的缺点，而Piazza-Georgi（2002）的研究发现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将导致其社会资本的缺乏，因为个人难以对这种两者资本同时进行投资。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可以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①社会网络可以为企业提供稀有资源（Zimmer&Aldrich，1987；Bates，1997；Light，1984）；②社会资本为企业提供了信用、能力等无形资源（Bruderl&Preisendorfer，1998；Bosmaetal.，2004）；③企业搜集组织决策所需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他们不得不频繁的与经销商、供货商、竞争者以及客户签订契约（构建社会资本）以便获得必要的信息和建议（Peters&Brush，1996；Birley，1985；Smeltzeretal.，1991；Brown&Butler，1995）。第四，社会网络具有声望和信号作用，良好的社会网络形象会给企业带来商业效益（Stuartetal.，1999；Calabreseetal.，2000）。④董事会与所有权结构。Core等（1999）研究发现董事会与所有权结构是解释CEO薪酬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公司治理结构缺乏效率时CEO会赚的更多，并引发严重的问题，进而导致绩效变差。Jensen（1993）认为当董事会很大、管理人员和非管理人员仅拥有较少股权、CEO与董事长是同一人时，来自董事会的监管是无效的，因为董事会文化不鼓励冲突，而且CEO决定着董事会日程和提供给董事会的信息。这样一来，可以由CEO任免的外部董事便不愿意反对CEO，特别是关系到CEO薪酬的决策（Crystal，1991）。

三、结论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