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治理范文
时间：2023-03-25 21:5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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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持续的严重雾霾是工业化对生态损害程度的直观展示，是对传统工业生产触碰自然底线的警示，也是对经济发展、城市治理有效性的检验。大面积雾霾带来了经济社会风险和重大损失，而其成因又极其复杂。治污要治本，治本先清源，必须把治理雾霾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强化“顶层设计、综合治理”，首先要深入研究雾霾成因、形成机理和传播途径，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举措，特别是要大刀阔斧推进环保体制改革。
致霾之因
就本质而言，雾霾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严重雾霾频发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这已被人类历史所证明。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也不断出现大气污染问题，在历史上发生过的英国伦敦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烟雾事件、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等世界污染事件中，有五个事件是工业烟气、汽车尾气等排放引起的雾霾天气造成的，另外三个事件也都是区域工业化高速发展导致的后果。在污染治理方面，英国用了50年，德国用了30年，日本用了20年。目前中国正经历煤烟型污染向复合型污染转变时期，成因比这些国家更为复杂，既有经济成因，也有体制成因。
雾霾持续频发与中国进入重化工快速发展时期密切相关。近十多年来，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为中国经济不断创造增长奇迹。2003年以来，中国有6年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跃升全球第二位，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第一大工业品制造国。然而，高经济增长背后的生态成本和代价也十分高昂。
“十一五”以来，在不少地方政府受“GDP至上”发展理念影响，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高耗能工业发展迅速，部分行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产业结构重型化特征明显，单位产出的污染物排放强度高，污染物排放量大。
2011年，中国工业部门耗能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约为70%，排放的二氧化碳为61.9亿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粉尘排放总量为0.59亿吨。在工业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建材、冶金、石油炼化、火力发电、化工等占工业总比重达79%，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工业污染占全国总污染的60%以上，尤其是五大高耗能产业聚集地的京津冀地区雾霾情况相当严重。
雾霾持续频发与化石燃料消耗的大量激增密切相关。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最新的世界能源统计，中国能源结构中煤炭与石油占比分别达到65.9%和17%，清洁能源占比仅为17%。与之相对，全球能源结构中煤炭与石油占比为31.1%和22.5%，清洁能源占比达46%。2000-2012年，中国煤炭消耗从15.2亿吨增至39.1亿吨，涨幅高达128%。煤炭在能源结构中占比在2011年已接近七成。煤炭燃烧后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包括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悬浮颗粒物、氮氧化物等是构成PM2.5的重要成分。
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综合近期有关灰霾与大气污染的研究表明，燃煤对霾污染的直接贡献占1/4以上，对于有采暖期和非采暖期之分的城市，燃煤在冬季的贡献率远大于其他季节。
雾霾持续频发与快速粗放的城镇化进程及发展模式密切相关。在土地城镇化快速拓展、人口膨胀、城市发展过于依赖工业经济和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大气污染治理显得力不从心。近20年来，中国机动车保有量以年均15%的速度急剧增长，其中大多集中在城市地区，城市交通能耗占城市总能耗的比重逐年上升，再加上燃油标准的实施一直落后于尾气排放标准，这使尾气净化系统的效率大打折扣。
资料显示，2009年全国机动车排放污染物5143.3万吨，其中氮氧化物583.3万吨、颗粒物59.0万吨。2012年，汽车尾气至少排出二氧化硫11万吨。根据中国环境科学院的数据，2013年最新研究发现，上海的机动车尾气造成的大气中细颗粒物污染的“贡献”在全国最高，已达50%。此外，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工业与建筑扬尘导致PM2.5大量产生，对大气环境造成较大污染，特别是在人口聚集、资源聚集、生产聚集的（特）大城市，雾霾更成为无法避免的“负外部性”。
改革治霾
治理雾霾不能“头痛医头”，更不能“零打碎敲”。解决雾霾问题，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下功夫；必须改变目前环保管理体制，强化环境污染出口管理和入口管理相结合，强化多种污染控制和全国联防联控相结合，积极探索雾霾治理新模式。
首先，应加快推动“大环保”体制改革，强化顶层设计，综合治理。要加快推动环保体制改革，成立“大环保部”；加快推进环保立法，加强法律和行政监督；健全环保信息公开制度和追溯问责制；引入第三方治理和市场化环保手段。
其次，要加快调整重化工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转移。中国重化工业总体分布在东北、华北以及沿海地区，具有明显的集聚性。过密的工业布局，使有限的资源难以得到合理分配，加重地区环境污染的隐患。要通过推动产业布局调整，逐步疏散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大气污染严重地区的重化工业产能，逐步降低大气污染严重区域的煤炭消费量。要建立产业分工和转移的利益协调机制，加大重化工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升级，避免产能转移重化扩散。
再次，重新谋划中国能源布局，坚持实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长期以来，中国能源配置方式过度依赖输煤，电力发展以分省（区）自我平衡为主，导致东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西部地区能源资源优势得不到发挥。考虑中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但能源匮乏，而西部地区煤电、水电、风电资源充沛，建议一方面可以通过特高压西电东送，另一方面凡具备条件的地区可集中建设坑口电站，加大煤炭就地转化为电力的力度，实现输煤输电并举。
最后，倡导低碳发展理念，推动绿色新型城镇化发展。协同控制污染物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制定多种污染减排控制“一揽子”计划。
篇2
关键词：雾霾；治理；政府；法律；监管
近几年来，我国各地空气质量污染严重，PM2.5指数频频上升刷新纪录，各种呼吸道疾病发病率呈现高频次，低龄化现状。雾霾不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生产活动，对于雾霾的治理迫在眉睫。即使各地政府频频出台治理政策，仍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说明雾霾的治理是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空气质量的改善，雾霾的治理需要结合各地经济情况，在政府动用各种手段的带领下，全员配合参与才会逐渐改善。
1雾霾及其成因
雾霾主要含有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构成雾霾的前两者为气态污染物，而导致雾霾加剧的是可吸入颗粒物。雾霾事件是大气稳定，人为污染排放，浮尘和丰富水汽共同作用的结果。雾霾的形成原因有很多。
1.1在牺牲环境的基础上提速经济发展
近10年来，我国经济呈现GDP年均约10%的高速增长态势，但却也带来了由于忽视环境治理而开始显著加剧的雾霾污染问题。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时期，社会片面强调经济发展速度加剧了雾霾问题同时增强了解决难度。
1.2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
工业燃煤产生大量含有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的废气加剧了雾霾天气的形成。我国煤炭资源的消耗约占世界的一半，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是雾霾加剧的重要原因。
1.3汽车尾气的排放
近年来全国汽车购买量急剧上升，汽车尾气中含有硫、氮化合物，易通过化学反应形成二次污染物产生雾霾。城市雾霾天的主要成因是pm2.5，而它总量的80%以上是由硫酸盐、硝酸盐、有机气溶胶等构成的，被统称为气溶胶。组成气溶胶的主要来源是汽车尾气排放的氮氧化物与氢化合物等，它们在空气中发生了化学反应产生雾霾。
1.4工地施工增加的灰尘
我国经济建设不断发展，对建筑设施要求日益增长需要将城市道路拓宽及建设高楼，从而施工产生大量灰尘加剧雾霾。
1.5日益增多的高楼大厦
越建越高的楼区的阻挡作用使风流经城区时明显减弱。不利于扩散稀释大气中悬浮的微粒，积累的微粒使得垂直方向上易出现逆温，使得大气层低空的空气垂直运动受到限制，空气中悬浮颗粒难以向高空飘散而被阻滞在低空和近地面加剧了雾霾的产生。
1.6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忽视
政府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将环境保护问题置于经济发展之后，加剧了雾霾天气。
2雾霾的影响
2.1雾霾天气影响人们的正常生a生活秩序
在雾霾天气下空气能见度很低，干扰航空、轮船、汽车的运行。雾霾天气减弱近地层紫外线，增强带有传染性的细菌、病毒活性，使得传染发病率升高。
2.2雾霾天气危害人体健康
雾霾天气中漂浮着数百种大气颗粒物，其中直径小于10微米的气溶胶粒子对人体健康危害最大。雾霾天气易引起鼻炎、支气管、癌症等病症，一旦长期处于这种环境，即使身体健康的人也可能会出现咳嗽，气管炎等症状，甚至可使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慢性呼吸道疾病急性发作或急性加重，肺功能下降，诱发肺癌、肺间质损害等。
2.3雾霾天气下气压较低，空气中的含氧量相对较低，易造成人们胸闷气短的状态
大雾有很强的吸附能力，能吸附大量有害的酸碱盐等颗粒物，易被人体吸收，刺激人体的敏感部位易诱发一些过敏性病症。对于经常接触雾霾天气的孕妇研究发现，雾霾污染甚至可能会影响胚胎发育。
3雾霾污染的治理措施
3.1借鉴国内外治理雾霾的经验，结合当地实际治理雾霾
英国等国家在治理大气污染的方法中给了我国很多启示可供借鉴。比如，英国从1952年的雾都事件到现在的蓝天重现花了50多年的时间，尤其是其中于1956年颁布的《清洁空气法》明确大气污染的防治法律体系，对治理雾霾起到了重要作用。结合我国法律环境应用到大气污染治理中，比如在13年实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提高了治理效率。我国实行了一系列调控措施，例如通过加强与气象部门的合作，根据预测，对主要污染源实行动态调控，减轻了雾霾污染。
3.2进行宣传教育，改善人们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
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不够重视，需要加大宣传教育，改善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树立责任意识，培育绿色环保理念，践行低碳生活消费理念。但是政府实行单双号限行的措施并非治本之策，短时间的效果反而有可能起误导作用，因此必须从理念上加强教育改善雾霾污染。
3.3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加大投入加强监管
加大财政投入，鼓励技术创新，加快研发新能源，开发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并且提高对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政府运用价格杠杆，引导节能减排，例如采取调整消费税优惠政策，提高汽油，燃料等能源的差别税率，建立资源税，遏制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过快增长；政府部门应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对持续性环境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例如可采取按日、连续的罚款措施来减少企业的非法偷排，超标排放，逃避检测等行为。因此在治理雾霾问题上必须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加大投入监管。
3.4完善法律体制，加强制度建设
我国环境污染严重，雾霾天气出现的重要原因是对环境缺乏保护，而制度保障的缺失是重要因素。现行的环境制度大多数偏向于环境污染的治理而在保护方面的制度不够健全，约束力不强，难以保证实施的有效性。法律制度建设强化了政府部门的责任意识，通过立法赋予权力，对处理违法行为实施行政许可，对包庇环境违法等行为给予处分；同时强化了企业的责任意识，保障维护环境权益，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罚，减轻环境污染治理雾霾问题。
3.5明确具体任务，落实责任制度
各省份各地区明确设立并分配具体任务，及时向社会公开这些任务的时间表、承担责任、责任人等，接受群众监督。目标完成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应按环保法规定，由各级政府向人大报告接受质询。自上而下的考核结果，应及时向社会公开，完不成任务要落实责任追究制度，由于主要成员或领导者不担当、不作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要严肃追究责任，杜绝考核流于形式。
3.6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展低碳经济
雾霾治理的根本解决方法是发展低碳经济，低碳经济与治理污染相辅相成。调整单一资源的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升级，推动向上、下游产业进行低碳化发展；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降低高污染、高排放的工业发展比重，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比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发展低碳循环经济，大力推进节能减排。
3.7公众参与，构建全方位环境监控管理模式
我国应发动群众的力量，树立主人翁意识，鼓励市民自行监督治理。我国可以借鉴英国的成功之道，比如将空气治理信息实时通报给民众，通过软件向用户免费推送空气质量情况，让民众对空气质量更深入了解，民众有权利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污染源附近的居民是违法排污行为最直接的监控者，有利于公民通过对环境问题的讨论、决策、监督、执行来加大关注度提升责任感，从而为雾霾治理提供强大稳定的社会基础。
篇3
1、控制重点行业污染和扬尘治理。强化各类烟粉尘污染物治理，推进未淘汰设备除尘设施升级改造，确保颗粒物排放达到新标准的特别排放限值要求，加快重点企业脱硫、脱硝设施建设。
2、发展绿色交通，加强机动车尾气排放治理大力发展城市公交系统和城际间轨道交通系统，鼓励绿色出行，积极推广电动公交车和出租车，大力发展电能、太阳能等新能源汽车，鼓励燃油车辆加装压缩天然气，促进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作为汽车动力燃料，为汽车安装净化装置，实现汽车尾气催化净化。
3、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深化工业污染治理。坚决淘汰国家确定的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严控“两高”行业产能，大力淘汰钢铁、建材和纺织等一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节能减排要求的落后产品、技术和工艺设备。
（来源：文章屋网 ）
篇4
1治理雾霾与水资源污染的思考
我国在水污染治理上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初步形成了治理体系，但是体系尚不完善，在治理水资源与雾霾污染这条道路上需要看得更远更全面。
1.1思想上高度重视（1）雾霾已经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活，随着肺癌发病率的逐渐上升，人们应该更加意识到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带来的残酷影响。在治理水资源与雾霾污染的问题上，要加强对雾霾的控制，减少空气污染，更需要加强对水污染的治理。（2）加强雾霾防治与治理水污染的宣传力度，积极倡导社会大众参与到雾霾与水污染的综合治理工作之中，实现净化空气和水资源保护的全民动员。
1.2体制上完善立法（1）目前，雾霾和水资源污染对我国社会和经济生产造成的制约性越来越明显，政府部门应当完善立法体系，加大惩罚力度。（2）要加快完善节水相关法律体系，对于浪费水资源的行为要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开展不同形式的执法监督。
1.3在发展中加强环境保护（1）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应当有所调整。政府在加大扶持生态工业的同时，对一些存在环境隐患的企业要特别重视，加强监督，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对一些环保不合格的企业，责令整改，加强环保措施，起到引领作用，提高企业和人民的环境危机意识，淘汰能源结构不合理的企业，完善法律法规机制。（2）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应该严格控制污染物的排放。企业特别是一些高污染企业，应当做好工业污染物的善后工作，工业废水废气必须经过处理后才能排放。企业要积极引入新技术，学习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在环保方面投入足够的资金，严格按照《环境保护法》的条例进行生产，在为企业取得利益的同时不得危害环境。（3）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应竭尽全力保护环境。在生活中，尽量不燃烧劣质煤炭，能不开车的情况下少开车，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4）从长远看，必须加强水土保持力度，加大水体富营养化污染的治理和生态修复；减少化肥使用量，减少农村面源污染，抑制微生物种群的形成和蔓延。
2结语
篇5
北京和华北的两次重度雾霾
北京第一次重度雾霾产生的时间是2015年11月27日～30日，与此同时，华北中南部以及黄淮中西部、江淮等地出现大范围霾和大雾天气。
11月27日，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启动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29日上午10时，升级为2015年首个橙色预警。北京市教委要求全市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中学停止室外体育课。30日，雾霾持续加重。午后，北京中心城区PM2.5维持500微克/立方米的高污染浓度，当晚南部部分站点出现PM2.5超过900微克/立方米的极端峰值污染浓度。
至12月1日上午，北京重污染持续5天，重污染橙色预警逾40小时，经历了2015年最严重的污染过程。30日晚，多个监测站PM2.5浓度超过500微克/立方米，峰值接近1000微克/立方米。
京津冀的第二次重度雾霾产生时间是2015年12月7日～10日。12月8日早上7点，北京正式启动3年来首个重污染红色预警信号，到12月9日中午12点，北京都处在重污染红色预警之中，红色预警持续时间达53个小时。12月8日下午，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的预报显示，从7日到8日，北京市污染水平在区域背景下进一步上升，从5级重度污染跃升至6级严重污染，PM2.5浓度到达此次污染过程的峰值。
8日白天，北京淹没在灰白色雾霾中，PM2.5浓度在二三百微克/立方米的范围，空气质量维持在5级重度污染。截至8日18时，北京城六区PM2.5浓度为280微克/立方米;西北部209微克/立方米;东北部246微克/立方米;污染最严重的西南部达310微克/立方米。
雾霾主要原因
过去对中国雾霾产生的原因有种种调查和研究，归因的对象也五花八门，如工业生产、汽车尾气排放、居民烹调油烟、农村烧秸秆，甚至居民制作腊肉排放烟雾等。但是，2015年12月14日，环保部通报对华北地区22个城市（区）的环保综合督察结果，全国PM2.5浓度之所以严重超标，与燃煤有直接关系，燃煤对PM2.5浓度贡献率在61%左右。
原因在于，“一钢独大”“一煤独大”“产业围城”等现象在华北地区一些城市比较普遍。除北京、天津外，华北地区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近90%，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例如，唐山、邯郸“钢铁围城”现象突出，邢台重化工业四面布局，包头城区呈现“东铝、西钢、南化、北机、四周电”的格局，阳泉、晋中、乌海、平顶山、焦作等城市“一煤独大”等。以2015年11月底发生的华北地区持续的雾霾而言，原煤燃烧和工业排放是此次重污染过程最主要的来源。
原煤燃烧的主要问题是不清洁用煤。2014年全国用煤42亿吨，其中，火电用煤19.4亿吨左右，非电行业用煤约为22.6亿吨。现在，火电燃煤使用的优质煤较多，排放的治理较好，而非电行业的不清洁燃煤排放，如炼钢是造成雾霾的重要原因，而重化产业是华北地区很多城市的支柱产业，也是造成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这种情况既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给环境治理带来巨大困难。
散煤煤质的质量也是污染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北京市在售散煤煤质超标率为22.2%，天津市超标率为26.7%，河北省唐山、廊坊、保定、沧州4市平均超标率为37.5%。
另一方面，企业的治污方案弄虚作假也造成工业和燃煤对大气严重污染。许多地方有方案，没措施;有部署，没落实;有考核，没问责。例如，河北省部分地市制定的压钢减煤计划内容不实，可操作性不强，难以实现确定的减煤压钢的目标;河南南阳市虽然制订了蓝天工程等系列实施方案，但与河南省政府有关要求相比，在目标、任务和措施等方面均存在不小差距;郑州市制订的14个大气污染治理专案，在被约谈前基本没有落实。焦作、安阳、呼和浩特、通州等地制订的治理方案实际落实情况并不到位。
环保部调查的雾霾主要因果关系显然更符合事实，也符合人们的认知和观感。也即是说，尽管汽车对雾霾的形成有贡献，但真正产生主要贡献的是“一钢独大”“一煤独大”。
治霾不能等待
在如此恶劣的空气中呼吸求生，是每一位生活在京津冀的人的噩梦。环保专家对京津冀空气质量的解答又让人们陷入噩梦永无梦醒时分的严重焦虑之中，因为，京津冀的人要呼吸到最低达标的空气还要等15年。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的研究显示，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地区中，京津冀地区实现空气质量达标的时间最晚，要等到2030年。具体而言，京津冀地区2013年的PM2.5年均浓度为106微克/立方米，预计2020年可以削减40%达到64微克/立方米，2030年可以削减67%实现达标。
2030年京津冀空气达标的标准是多少呢？按照2012年3月2日环保部公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新国标）中的PM2.5浓度限值是，二级标准年和24小时平均浓度限值分别为35微克/立方米和75微克/立方米，与世界卫生组织（WHO）过渡期第一阶段目标接轨。
其实，这个标准已经是最低的了，世界卫生组织的PM2.5浓度标准是24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为10微克/立方米，中国的标准离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还差一大截，同时也与2008年的“奥运蓝”标准存在差距，后者的标准是55微克/立方米。
雾霾引发人的多种疾病，如心血管病、呼吸系统疾病、肺癌和其他癌症已经有大量的研究结果证明。现在，又有一项以15年为时间段的研究结果显示，治霾和不治霾的结果大不一样。
如果要让京津冀的人等待15年（2030年）才能呼吸到最低合格标准的空气，最等不及的是一些有心脑血管病、呼吸系统疾病、过敏症和可能患癌的人。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在2015年11月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举行的美国心脏病协会心血管年会上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称，如果中国能保持2008年的“奥运蓝”空气质量，可在2030年之前防止中国城市地区大约90万人死于心脑血管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并使千百万人延长生命。
反过来理解，如果中国的空气不能达到“奥运蓝”的质量，在15年内，就有90万人死于空气质量不合格诱发的多种疾病。尽管这是一个全国的数量，而非京津冀地区的人数，但是，考虑到京津冀地区人口密度是全国较高的（484人/平方千米），人口数量也是全国较多的（1.11亿人，占全国的8.1%），空气质量不达标造成的死亡数也是较大的。简单地以8.1%计，空气质量不达标在15年内也可能造成7.29万人死亡。如果再加上雾霾引发的其他疾病，以及雾霾对更多人的健康危害，人们付出的代价将会更大。
雾霾危害健康的认知在深化
雾霾危害人们健康的科学机理也在不断深化，让人们感到治霾的紧迫和时不我待。
例如，大气颗粒物（PM）暴露可增加哮喘、慢阻肺和肺癌等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现在，这一致病机理已经初步弄清。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二院、浙江大学呼吸疾病研究所、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课题组研究人员不久前通过高倍电子显微镜观察发现，只有头发丝1/500～1/100的超细颗粒物能被内吞进入人体的气道上皮细胞，在细胞内沉积形成黑暗颗粒，继而诱发炎症反应和黏液高分泌，这是造成呼吸道疾病的重要原因。这一成果已在国际权威的细胞生物学专业期刊――《自噬》杂志在线发表。
由于人体具有“细胞自噬”的自我保护行为，细胞会试图通过自噬包裹住吸入体内的超细颗粒并降解这些侵入的超细颗粒以及无用蛋白质等。实施细胞自噬的既有呼吸道的上皮细胞，也有血液中的巨噬细胞，但是，由于这些超细颗粒含有大量无机碳、重金属等有毒物质，很难被细胞自噬降解。在一系列复杂过程中，最终导致了气道炎症和黏液的大量分泌，引发慢性呼吸道疾病。
例如，PM2.5经呼吸到达肺部，再经气血交换进入血液，血液中的巨噬细胞会把它们当作异物和有害物质来吞噬。与巨噬细胞吞噬细菌不同的是，细菌是生命体，可以成为巨噬细胞的食物并被降解。但是，PM2.5是没有生命的，巨噬细胞吞噬了它们，如同老虎吞石头，无法消化，巨噬细胞最终会被噎死。结果是，巨噬细胞作为一种重要的免疫细胞大量减少，人的免疫力也会随之下降。
被噎死的巨噬细胞还会释放出一些有害物质，导致细胞及组织的炎症。也就是说，PM2.5比细菌更致病，进入血液的PM2.5越多，人就越容易生病。这一研究也清楚地解释了细胞自噬行为与雾霾导致的气道疾病之间的关系。
尽管研究人员认为，阻断细胞的自噬过程能有效降低气道疾病反应，而且已在小鼠等小动物模型中，通过阻断细胞自噬行为降低了疾病反应，但是，如果能根治雾霾，显然是釜底抽薪。
“阅兵蓝”和“APEC蓝”的启示
环保部的结论已经提出了治霾的线索，即减少钢铁和其他生产中的燃煤，尤其是不清洁的劣质煤炭的使用。显然，这会触及“一钢独大”“一煤独大”的利益和地方的GDP。因此，未必会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实践也提供了一些治理雾霾可以达到立竿见影效果的样板，这就是“阅兵蓝”和“APEC蓝”，因为找到了根源，治理的措施也非常对头。
从“阅兵蓝”和“APEC蓝”的做法和经验来看，要让公众马上享受蓝天白云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停止或减少过度生产和消费，二是产业转移。这就要从“阅兵蓝”和“APEC蓝”是如何实现谈起。
2014年11月3日0时～11日24时，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等6省区市停产企业9298家，限产企业3900家，停工工地4万余处。此外，北京市以及河北全省机动车单双号限行。结果是，APEC会议期间，北京多项污染物指标比2013年同期下降约50%，车速提升了50%。具体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挥发性有机物等减排比例分别达到54%、41%、68%、63%和35%左右，周边5省区市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也明显下降。
2015年8月28日0时～9月4日24时，北京等7省区市（增加河南）统一实施6大临时强化减排措施，将燃煤电厂和燃煤锅炉作为重点控制对象，7地停产、限产企业总数达1万多家;近9000个建筑工地暂停施工。8月28日～31日重点控制区域钢铁等企业减排50%以上;9月1日～4日所有区域钢铁等企业减排50%以上。
结果是，8月20日～9月3日，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等各项污染物平均浓度分别为3.2微克/立方米、22.7微克/立方米和25.3微克/立方米，同比分别下降46.7%、52.1%和69.2%，均达到了监测历史以来的最低水平。2015年8月20日～9月3日，北京市PM2.5平均浓度为17.8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73.2%，连续15天达到一级优水平，相当于世界发达国家大城市水平。
特别是9月3日上午阅兵期间，北京市PM2.5平均浓度仅为8微克/立方米，完美呈现“阅兵蓝”。
减少过度生产和消费
有人认为“阅兵蓝”和“APEC蓝”是极端管制措施造成的，短期可行，长期下去难以办到，因为少了钢铁、燃煤等的生产和消耗，中国的GDP就要下降，人们的生活水平会降低。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中国的钢和煤等产量已经是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耗。
以钢产量为例，2014年《世界钢铁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粗钢总产量为16.07亿吨，中国是世界第一产钢大国，粗钢产量占全球粗钢产量的48.5%，达到7.79亿吨。俗语称，“世界钢产量中国第一，河北第二、石家庄第三”。
中国的钢产量严重过剩也是事实。2014年全球粗钢产量达16.62亿吨，中国粗钢产量为8.227亿吨，同比上年增长0.9%。然而，2014年中国折合粗钢消费量为7.38亿吨，同比下降2.25%。也就是说，还有8470万吨钢无法消化。出口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化解渠道。2014年中国出口钢材9378.38万吨，同比2013年增长50.45%。尽管钢材出口能化解部分产能，但从性价比看，出口创新高并不能给整个行业发展带来对等利润，钢材超低的价格使得整个钢铁行业陷入增产不增收的困境。而这又是以高污染、高能耗、破坏环境，毁掉资源和可持续性发展为代价的，主要原因就是使用化石燃料，即煤来生产钢材。
从钢铁产业已经看出，停产、减产高污染、高能耗的钢铁和煤炭生产是一举多得的行为，可以让蓝天白云马上呈现，保护公众健康，同时减少负增值的生产反而能让GDP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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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保护；雾霾治理；方法
雾霾是由大雾与灰霾相叠加形成的一种严重的污染天气，从2014年以来，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了雾霾天气的影响，特别是北京、广东、天津等地，雾霾的持续时间逐渐增加，雾霾的频发为人们的工作、生活都带来了很大的不便，而且长久的呆在雾霾环境中对人的健康危害也是很大的，其中含有的可吸入颗粒物能够对人们的呼吸道、心血管造成影响，雾霾治理成为了当务之急。
1 雾霾的产生原因分析
雾霾的发生主要受到四个方面的影响，其一就是污染物的大量排放，比如燃烧煤炭、机动车尾气排放、工业废气污染和扬尘，这些污染源都是空气中PM2.5浓度过高的元凶[1]。第二个方面就是气候与环境的影响，比如一个地区如果受到中低压的包围，气温就会出现大幅度降低，在气温升高之后近地面就会出现逆温层，逆温层会像一把伞一样笼罩在区域的上方，对于低空的空气的正常的垂直运动受到了阻碍，高空气温比低空气温更高，这种状态下对于空气中含有的悬浮颗粒的飘散是非常不利的，这样就会引起雾霾。第三个方面就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造成的，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城市人口越来越密集，更多的高楼大厦得到建设与应用，对城市季风形成了很大的限制，对悬浮颗粒的扩散与稀释也是非常不利的，进而造成了PM2.5在城区与其周边的沉积，使得城区的雾霾状况更加严重。最后是区域污染的叠加因素，比如江西省因为受到周边经济区域发展污染物的输送，与本省污染物相叠加，增加了空气中PM2.5的含量，使得江西省的污染更加严重。
2 雾霾的外部特性及治理的特殊性
2.1 雾霾具有的外部特性
雾霾可以看做是一种公共产品，与其他类型的环境污染比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雾霾的外部特性来分析，首先其具有时间的积累性特点，雾霾的形成属于一个长期的过程[2]。空气中PM2.5含量达到了一定的指标就会造成严重的雾霾天气，在积累与加重的演变中，会逐渐增加雾霾的治理难度与成本。另外，雾霾的发生还具有空间转移的特点，因为雾霾并不只局限于局部地区，而是区域性的天气情况，而且雾霾能够被运输到很远的地方然后发生二次反应，也就是外来污染与本地区污染的结合。尤其在我国大部分的南方地区，雾霾的发生通常是由外来污染造成的。此外，雾霾还具有污染主体分散的特点，在污染的实体辨别中比较困难，本身雾霾的形成就有其复杂性，它会受到工业排放、尾气污染以及生活排放等方面的影响，在部分经济发达地区，雾霾还会与酸雨、光化学污染共同构成复合性的大气污染，为区域环境的治理增加了难度，结合雾霾的这些特点可见，其造成的不良影响更深，治理难度也更大。
2.2 雾霾治理的特殊性
雾霾所具有的一系列的外部特征使得其具体的治理方式与一般的污染治理存在很大的差异，首先，根据雾霾的空间转移特性分析，以往那种治理固体污染的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也就是不能单纯地依靠地区环保机构去开展局部治理清除雾霾，需要积极的实行地区间的合作模式。其次，雾霾主体所具有的分散特性，使得污染主体的准确识别具有较大的难度，也就是说要治理雾霾不是通过单个机构或者企业的管理就能解决的问题，在雾霾天气的影响之下，人们都有责任，雾霾治理可以说是需要不同行业、地区、群众共同参与的一场长久的斗争，在治理过程中需要人们的共同协作，这样才能取得一个良好的治理效果。
3 环境保护中雾霾治理的方法
3.1 加强环境保护的教育与宣传
在雾霾的治理中需要不断的强化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让人们从思想上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只有具备了环保的意识才能做出环保的行为。首先可以从学校教育环节去开展相关的宣传，政府相关机构可以在幼儿园、中小学校园内积极的开展相关的课程教育与活动，对学生进行环保知识的普及，通过教师的引导让学生能够从小就树立环境保护的意识，还可以将环保的有关知识加入到教材或者课外书中，使环保知识可以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另外，还应该面向全社会进行雾霾治理与环保知识的教育与宣传，通过政府机构的宣传可以加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使其能够逐渐建立与企业之间的联控体系，一起参与到雾霾的治理工作之中，在责任感不断强化的同时人们的环保意识也会随之增强，这样更多的社会群众就会去关注与选择绿色节能的生活方式，从而就会提升城市的环境保护质量水平。在实际的治理工作中不应该忽视一些细节问题，环保部门实行的一些细节处的管理手段往往会比举办的一些宣传更有效果，比如针对一些工程用车、长途客车等会在晚上进入市区带来大量的粉尘、煤灰等的情况，石家庄市政府就对洒水车的作业时间进行了调度，增加在凌晨洒水的次数，采取水从上到下喷洒的方法，这样就将空气中的灰尘都清除干净了。
3.2 增加环境保护新技术与新能源的应用
我国大部分城市化进程仍在发展阶段，工业企业正在转型，城市交通高速发展，住宅楼以及配套设施不断兴建，这是采用环保新技术与新能源的好机会[3]。在城市化尚未完成之前，相关的技术与能源应用系统也没有建设成熟，因此新型技术与能源的推广使用是环境保护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比如余热余压利用技术、绿色照明等等，政府部门应该对环保技术与能源的使用与推广进行积极的鼓励，逐渐增加新型技术与能源的利用率，提高单位能耗的作用发挥，使得总能耗量得到减少。国家应该对新技术与新能源的使用单位或个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因为新型的技术与能源使用一般会成本较高，通过补贴的方式可以增强其推广的吸引力，在其普及之后生产技术能力就会得到提升，进而生产成本就会降低，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3.3 改善交通拥堵状况，增加绿化面积
交通拥堵，汽车尾气排放是造成雾霾加剧的原因之一，根据现代交通的发展趋势，应该逐步建设公交、高速公交、地铁、轻轨等立体化公共交通体系[4]。另外，还需要尽量的降低出租车的空驶率，根据实际情况去改变出租车的运营方式，避免在非打车高峰期存在大量空驶车辆的状况，降低尾气污染带来的危害。比如增加出租车固定等候区以及落客点等方法，还可以通过推行打车软件的使用，政府监督软件的服务状况，增加其可信性，向人们宣传打车软件的正确使用方法。此外，植物的蒸腾作用可以起到净化空气的效果，因此应该增加区域的绿化面积，达到治理雾霾的作用，在绿化土地稀少的城市地区还可以使用楼顶绿化或者墙面绿化的手段去开展绿化工作。
4 结束语
在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污染物的排放量逐渐增加，造成了整体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需要对当前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进行分析，认识到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在知道雾霾出现的原因的基础上，应该结合我国的发展国情以及其他国家治理雾霾的经验，有针对性地开展雾霾治理工作，促进生态环境的好转，为人们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1]张集钧.石家庄市雾霾治理政策分析及建议[D].河北师范大学，2015.
[2]李征.北京市雾霾污染的联防联控法律问题[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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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雾霾排放权核算治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F061.3；X1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4-0037-08
当前，雾霾现象频发、空气质量恶化，已经成为老百姓生活的“心肺之患”，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科学研究表明，雾霾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然现象，而是燃煤、燃油过程所产生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可吸入颗粒物等形成的气溶胶粒子，构成了“雾霾”的主要成分，①减少空气中气溶胶的排放，就能减少雾霾发生的频次。根据环境经济学理论，合理界定并分配雾霾排放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排放权的交易，是实现治污减霾目标的关键。本文基于产权理论原理，提出雾霾排放权（核心是气溶胶排放权）的核算思路，构建相对公平的区域大气污染物排放权分配机制，既保障落后地区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和权利，又充分挖掘“减霾”潜力，避免空气质量的持续恶化，对开展大气污染治理的联防联控工作可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一、文献综述
当前，有关雾霾治理的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雾霾形成的原因。《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认为我国雾霾天气增多是由于石化能源消费增多造成大气污染物排放逐年增加所引起的，②茹少锋和雷振宇认为我国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城市雾霾天气形成的主要原因，③何爱平和石莹认为生态文明建设缺失导致我国城市雾霾天气频发。④二是有关雾霾治理的机制。任保平和宋文月、郭俊华和刘奕玮认为，我国治理大面积雾霾应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实施综合治理等经济机制等方面入手。⑤吴振磊和朱楠认为我国雾霾治理应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加快推进集约型城市化建设、构建多途径的城市化道路和建立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吴振磊、朱楠：《我国雾霾天气治理的城市化方式的转变》，《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周景坤和黄洁则从财政政策角度，建议我国加大雾霾防治的财政投入，完善财政补贴政策，增加雾霾防治产品的政府采购，建立雾霾防治相关基金。周景坤、黄洁：《国外雾霾防治财政政策及启示》，《经济纵横》2015年第6期。此外，王波和郜峰从法经济学视角指出创新雾霾环境责任立法是应对雾霾危害的重要途径之一。王波、郜峰：《雾霾环境责任立法创新研究――基于现代环境责任的视角》，《中国软科学》2015年第3期。三是雾霾与经济、能源结构之间的关系。苗壮、周鹏等借鉴“零和博弈”的分配思想，讨论了基于节能潜力与“减霾”潜力的效率分配机制，并结合单位面积污染物排放指标进行地区分类，对节能减霾效率分配机制与国家行政分配机制进行对比分析。苗壮、周鹏等：《节能、“减霾”与大气污染物排放权分配》，《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6期。马丽梅和张晓运用空间计量法，探讨了中国31个省份本地与异地之间雾霾污染的交互影响。马丽梅、张晓：《中国雾霾污染的空间效应及经济、能源结构影响》，《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4期。王书斌和徐盈之构建了一个雾霾与工业发展的脱钩分析理论框架。王书斌、徐盈之：《环境规制与雾霾脱钩效应――基于企业投资偏好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4期。
有关排放权核算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温室气体的减排。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核算标准：吕洁华、张洪瑞、李冬梅：《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态势》，《统计与咨询》2015年第2期。一种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的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另一种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三次缔约方大会提出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国际学者主要利用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的研究。如Timilsina等对道路交通CO2排放量进行了研究，Timilsina G.R. and Shrestha A.， “Transport Sector CO2 Emission Growth in Asia： Underlying Factors and Policy Options，” Energy Policy， vol.37， no.11， 2009， pp.4523～4539.Poulsen等参考IPCC提供的计算方法通过能耗折算分别测算了丹麦奥尔堡在1970年与2005年的废污水处理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Poulsen T.G. and Hansen J.A.， “Assessing the Impacts of Changes in Treatment Technology on Energy and Green-house Gas Balances for Organic Waste and Waste Water Treatment Using Historical Data，” Waste Management & Research， vol.27， no. 9， 2009， pp.861～870.Brnnlund等和Fre等则将排污权交易引入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EA）。Brnnlund R.， Y. Chung， R. Fre and S. Grosskopf， “Emission Trading and Profitability： The Swedish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se Economics， vol.12， no.3， 1998， pp.345～356； R. Fre， S. Grosskopf and C.A. Pasurka， “Tradable Permits and Unrealized Gains from Trade，” Energy Economics， vol.40， 2013， pp.416～424； R. Fre， S. Grosskopf and C.A. Pasurka， “Potential Gains from Trading Bad Outputs： The Case of U.S. Electronic Power Plants，” Resource and Energy Enonomics， vol. 36， 2014， pp.99～112.该模型的核心思想是：在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情况下，通过允许各生产者自由交易污染物排放权，有效配置排污权，从而实现潜在总产出最大化。理论上说，采取排污权交易机制能解决排污权配置无效率问题，为节能减排释放巨大潜能，是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最佳选择。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排污权交易机制对市场依赖性很强，在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的现阶段，直接引入国际上基于发达国家全面实行排污权交易机制事实构建的模型来研究中国问题，难以见效。涂正革、谌仁俊：《排污权交易机制为何未能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http：///cn/NewsInfo.aspx？m=20100914093049340648&n=20151013144658077979，2015年10月13日。所以，近年来国内学者根据中国特殊情景对排污权交易机制进行了扩展研究，如吴力波、钱浩祺和汤维祺构建了中国多区域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分析了各省市对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与碳税政策的选择，研究结论显示碳排放权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更适合现阶段中国实际，随着碳减排力度的加强，要进一步考虑将碳税政策引入低碳政策体系之中。吴力波、钱浩祺、汤维祺：《基于动态边际减排成本模拟的碳排放权交易与碳税选择机制》，《经济研究》2014年第9期。李小胜和宋马林从国家整体效率最大化的视角，采用集中分配DEA模型，测算了中国30个省份的碳排放初始额度分配情况，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公平、效率等单指标分配碳排放权时，公平原则效果不好。李小胜、宋马林：《“十二五”时期中国碳排放额度分配评估――基于效率视角的比较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9期。涂正革和谌仁俊在控制地区环境规制等重要解释变量下，试图回答SO2排污权交易试点在中国是否激发波特效应，研究发现排污权交易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现阶段SO2排污权配置的严重无效率问题，但未能产生波特效应，原因是低效运转的市场还不足以支撑排污权交易机制的“完美”运行，整体较弱的环境规制也不能与排污权交易机制的“完美”运行相匹配，建议大力推进市场建设与创新，依法加强环境规制，形成与之配套的市场和政府内外“双引擎”，在“中国新改革”的浪潮中完成环境生产技术的全面升级。涂正革、谌仁俊 ：《排污权交易机制在中国能否实现波特效应？》，《经济研究》2015年第7期。
纵观已有文献，大部分侧重于探讨雾霾形成的经济学原因，而忽视了在雾霾治理中排污权的核算；有关排污权的核算则主要利用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权核算，在核算方法上难以体现历史排放的公平性。在导致雾霾的气溶胶排放权分配方案方面，既要保护一国内部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权利，又要核计发达地区排放的历史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保护欠发达地区发展空间，同时激励发达地区参与治污减霾。本文剩余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剖析了雾霾的经济学属性；第三部分给出了雾霾排放权核算的思路框架；第四部分为雾霾治理的政策创新；第五部分为结语。
二、雾霾的经济学属性
雾霾作为生产和生活的副产品，具有很强的负外部性。这种负外部性体现为时间的负外部性和空间的负外部性。时间的负外部性是指当前的排放会对随后的经济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而空间的负外部性是指一个地区产生雾霾，所有人都会受到损害，而且任何一个人受到的雾霾损害既不会随着该地区人口增加而减少，也不会随着该地区人口的减少而增加。但雾霾在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危害的同时，又对经济发展带来某些“好处”，它是目前以消耗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是以汽车作为主要出行工具以增加人们福利的必要条件。如果雾霾累积到一定程度，当不利于雾霾消散的气象条件形成之后，其产生的危害会超过其给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所带来的好处。
雾霾具有流动性，单个区域的减排成本由本区域独自承担，但产生的好处却由一国内部所有区域共同享有。作为理性经济组织，每个区域为了实现自身经济发展成本最小化就更愿意选择“不减排”或搭便车，那么，一国内部以减霾为目标的跨区域减排行为就难以自发达成。与之相反，如果减排省区能够排他性的占有减排的全部好处，那么，一国内部各个省区的最优策略就会从“不减排”变为“减排”。然而，“集体行动困境”告诉我们，现实中很难实现这样的目标。
在雾霾治理中，单一的行政控制手段不足以应对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为了补救环境管理中的“政府失灵”，Dales J.H.， Pollution， Property & Prices： An Essay in Policy-making and Economies， Camberle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2， p.128.按照排污权交易理论，建立污染排放权交易市场越来越成为环境政策发展的趋势。Daly H.E.， “The Return of Lauderdale’s Paradox，”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25， no.1， 1998， pp.21～23.根据科斯（Coase）的解决框架，Coase R.，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3， 1960， pp.1～44.雾霾爆发的外部性可以通过明确界定各区域初始排放权得到解决，即一国内部的排放权交易体系会让减排机会成本最低的区域去实现减排，从而实现一国减排成本最小化，并最终形成一国内部最优的实际排放权结构。科斯认为不论初始产权如何界定，只要产权是明晰的，在交易成本很小的情况下，清晰界定的产权会使社会成本最小。Grossman和Hart、Hart和Moore进一步强调，在交易费用不为零时，效率的高低是由产权结构决定的，在多种产权安排下，只有一种产权结构是最富有效率的。Grossman S. and Hart O.，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4， no.4， 1986， pp.691～719； Hart O. and Moore B.，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8， no.6， 1990， pp.1119～1158.综上所述，雾霾排放权是典型的公共资源，合理界定和明确其产权归属是治污减霾的关键。
三、雾霾排放权核算的基本思路
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雾霾排放权包括所有人的免受污染权和环境容量使用权，前者强调的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保证雾霾排放量在生态环境能够自净范围内或者通过人为干预的可控范围内，不能对人产生污染伤害，这是对雾霾排放权总规模的限制。后者则指雾霾排放权本质是对环境容量的使用，同一区域内所有人或企业都应该公平地使用空气环境容量，属于未来发展权的范畴，排放权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发展空间的大小。由此可见，科学界定雾霾排放权必须从限制总规模和保障发展空间两个角度出发，按照“历史公平但有区别、当期公平优先、未来效率优先”的原则进行分配核算。在此理念下，达到雾霾治理目标必须经过三个步骤：第一步，核算各省历史雾霾排放历史总账。确定其T0（1949年）至T1（1978年）期间各区域对现有雾霾的贡献。如果其累计实际排放超过全国平均排放，则该区域年T1时点（1978年）排放权余额为赤字，反之为盈余。排放赤字的区域需根据其超额排放向盈余区域购买历史排放权，通过雾霾排放权的买卖，实现各个区域历史排放权账户清零，从而体现核算框架下历史公平但有区别的原则。第二步，按照化石燃料最终消费的角度确定各区域T1（1978年）至T2（2014年）时期的累计消费排放量，并科学预计从T1（1978年）至T2（2014年）时期的全国新增污染总排放额度，并将这一额度分配给各个区域。第三步，各区域在其排放额度下提出自己的雾霾治理方案，国家在T2时点（2014年）对各区域的雾霾治理情况进行再次核算。如果此时某一区域的雾霾超标排放，则仍必须对其超额排放额度进行惩罚，反之，则继续进行补偿。如此循环，直至完成雾霾的治理与控制。
1.各区域历史雾霾排放核算
在此框架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分配及补偿T0至T1期间各区域的雾霾排放权。注：此部分内容以省区为界限来界定排放权，各省区内部如何进一步界定与分配排放权的问题该文不进行讨论。由于雾霾具有流动性、难分解性与危害的非竞争性，所以，为便于分析，事先假定如下假设成立：
假设1：所有人遭受雾霾污染的危害相同；
假设2：每个区域的雾霾在给区域内部居民造成危害的同时，也给一国内部所有区域的居民造成危害；
假设3：每个区域的危害相互抵消后，仍然会对其他区域产生净外部危害。
如果某一区域超额排放对其他区域带来了负外部性，则应该对受雾霾危害的区域进行适当补偿。如果各区域都在大气环境阈值内理性排放，不对其他区域产生净外部危害，同理也不会受到其他区域对其产生的外部危害，在此情况下，各区域的雾霾形成了一个基准线，这一基准线可以定义为各区域应分配的雾霾初始排放权。可证明如下命题：当且仅当各区域气雾霾排放量相等时，各区域的雾霾才不会对其他区域产生净外部危害。这一均等排放量，即为全国人均初始排放量，据此可核算出各区域的初始雾霾排放权。如果某区域实际雾霾排放超出其初始排放权，那么，该区域必须对其他区域造成的危害进行补偿，反之则获得补偿。
在T1时点，假定某一区域内每人实际排放为该区域人均实际排放diT1，人口为PiT1，全国人口为PT1=PiT1，其中，i=1，2，…n（n=34） ，表示不同区域（即省区）。
T0至T1时期内：在T1时点上，全国人均累计留存排放为dT1=diT1PiT1PT1。由于每个人所受到的雾霾污染的危害由全国所有人共同分担，因此每个人的污染排放对全国其他所有人均产生diT1（PT1-1）程度的负外部性。那么，每个人遭受的雾霾危害为：
ni=1diT1PiT1=dT1PT1（n=34）（1）
其中，每个人排放雾霾对自己产生的危害为diT1，每个人被外部排放的雾霾造成的危害为ni=1diT1PiT1-diT1。由于假定区域之内人均排放量相等，因此所有人排放雾霾产生的相互危害彼此抵消，每个人产生的净负外部性均为对其他区域居民的净危害。因此，在没有补偿机制的条件下，当且仅当
diT1（PT1-1）=ni=1diT1PiT1-diT1（n=34）（2）
成立时，每个人的排放对其他区域居民不会产生净外部危害；同理，当且仅当
[diT1（PT1-1）]PiT1=（ni=1diT1PiT1-diT1）PiT1（n=34）（3）
成立时，每个区域的雾霾排放对其他区域不产生净负外部性。整理（1）、（2）和（3）式，得diT1=dT1，即当且仅当各区域均不对其他区域产生净外部危害时的排放量――各区域应分配人均气溶胶初始排放权为：
deiT1=dT1（4）
（4）式表明，如果某一区域人均雾霾实际排放量大于其人均初始排放权，即diT1>deiT1，其排放对其他区域居民产生了净负外部性，就需要对其超额排放量进行惩罚。如果某一区域人均实际排放量小于其人均初始排放权，即diT1
根据上述推导，我们可以计算每个区域的排放权，根据其实际排放与初始排放的差异，计算其补偿额，并通过补偿，实现T0至T1时段内，各区域污染排放账户的平衡。每个区域的总排放权为：
DeiT1=deiT1PiT1=dT1PiT1=DT1PT1PiT1（5）
其中，DT1=diT1PiT1为全国各区域的总排放量。如果某区域实际总排放DiT1高于其总排放权DeiT1，则该省需要支付的补偿额为MT1=DiT1-DeiT1=diT1PiT1-deiT1PiT1。如果某区域实际总排放DiT1低于其总排放权DeiT1，则该省可以获得的补偿额为MT1=DeiT1-DiT1=deiT1PiT1-diT1PiT1。在T1时点，经过上述补偿机制，实现了各省人均历史累计排放权的平衡，即雾霾排放账户的清算。
2.各区域当期排放的消费核算
雾霾属于存量污染物（stock pollutant），气溶胶的背景存量决定了雾霾污染的爆发频次。在我国境内可能存在以下两种情景。第一种情景：A区域提供物质资本，B区域提供劳动力，C区域提供能源，D区域生产。在此情景下，D区域是直接排放区域，但最终产品却在全国境内消费。第二种情景：A区域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如机械、电子设备，B区域购进这些投资品或中间品，投入劳动力和能源将其加工成最终消费品，并提供给一国境内所有区域消费。在以上两种情景中，直接将雾霾排放责任简单归结为高排放的生产区域D或第二种情况中的区域B都是不尽合理的。
因此，本小节在前文核算清楚历史排放的基础上，将从最终消费的角度核算各区域消费导致的雾霾排放。在此步骤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建立以消费排放为基础的，体现公平兼顾效率的核算框架。从长期动态视角看，以投资形成的物资资本也是一种中间品，这种“中间产品”将作为另外一种生产要素并形成最终消费。设区域i第t年的最终产出为：
Yit=Cit+Iit+NXit（6）
其中，i=1，2，…，n（n=34） 。将所有区域加总，可得全国的最终产出为：
ni=1Yit=ni=1Cit+ni=1Iit+ni=1NXit（n=34）（7）
由于在核算清楚历史排放的水平上，本文仅考虑一国内部各区域最终消费引起的雾霾排放，不考虑对全球其他国家产生的外部性，因此可得： ni=1NXit=0（n=34）。那么，全国最终产出可化简为：
ni=1Yit=ni=1Cit+ni=1Iit（8）
设全国的总产出、总消费与总投资分别为Yt=ni=1Yit，Ct=ni=1Cit，It=ni=1Iit。设生产函数为Yt=f（Kt，Et），将化石能源Et与物质资本Kt共同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到生产函数中。据此，可讨论雾霾与消费量的关系，进而能够动态核算消费排放。
设物质资本的折旧率为ρ，那么资本积累方程为：
Kt+1=（1-ρ）Kt+It（9）
核算以最终消费为基础的雾霾排放时，按以下步骤进行：
第一，计算物质资本积累所导致的雾霾的排放量。虽然雾霾实际上已经被排放出来，但是计算过程中假定雾霾暂时“沉淀”在物质资本中，随着物质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折旧，“沉淀”在里面的“雾霾”也会被释放出来，计为因消耗物质资本导致的当期生产产生的污染排放，产出一部分为消费品，一部分为投资品。设第t年“沉淀”于物质资本中的雾霾排放量为DKt，由于投资和消费分别导致的污染排放为DIt和DCt，则：
DKt+1=（1-ρ）DKt+DIt（10）
第二，确定第t年投资和消费排放出的雾霾。根据生产函数，雾霾排放为物质资本折旧排放和能源消费排放之和，即第t年的生产所导致的雾霾的排放为物质资本折旧“释放”的排放ρDKt加上能源消耗产生的排放DEt。因此，第t年消费排放的雾霾为生产消费品消耗的物质资本排放加上能源消费的污染排放；第t年投资排放的雾霾为生产投资品消耗的物质资本排放与能源产生的污染排放，即DCt=DCKt+DCEt，DIt=DIKt+DIEt 。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在竞争性市场下，产出与要素成比例变化，那么，消费量与生产消费品投入的物质资本和能源成比例变化，同时，投资量也与生产投资品所投入的物质资本和能源成比例变化。设第t年生产消费品所消耗的物资资本与能源消费导致的雾霾排放分别为DCKt=dCKCt和DCE=dCECt，生产投资品所消耗的物资资本和能源导致的雾霾排放分别为DIKt=dIKIt和DIEt=dIEIt。为了解决投资品和消费品生产函数的差异性，设α1=dIKdCK，α2=dIEdCE，α1和α2代表了投资品和消费品的生产要素需求结构差异，它们也可看作是单位投资与消费的雾霾污染物排放量的差异。根据上述关系，第t年投资导致的雾霾污染排放为：
DIt=α1ItCt+α1ItρDKt+α2ItCt+α2ItDEt（11）
第t年消费导致的雾霾污染排放为：
DCt=CtCt+α1ItρDKt+CtCt+α2ItDEt（12）
第三，T1至T2期间消费排放的核算。T1至T2期间消费排放与能源消耗产生的雾霾排放平衡式为：DKT1+T2t=T1DEt=DKT2+T2t=T1DCt，该式说明，第T1年物质资本“沉淀”的污染排放与T1至T2期间的能源消耗产生的污染排放之和等于第T2年物质资本“沉淀”的污染排放与T1至T2期间的消费产生的污染排放之和。当时间足够长时，可以证明初年及末年物质资本“沉淀”的污染排放相比于该时间段内的累积消费排放可忽略不计，那么累积消费排放等于累积能源消耗产生的污染排放，即T2t=T1DEt=T2t=T1iDCit，则经济中所产生的污染排放可全部核算为最终消费导致的雾霾污染排放，即消费排放。
第四，根据情景预测各区域的消费排放。
情景1：如果各区域在消费结构相同的条件下消费相同产品，那么，各区域单位消费的雾霾排放强度相同，消费量的差异造成了各区域消费排放的差异。各区域消费结构相同意味着假定各区域代表性消费者的偏好无差异。在此情景下，第t年区域i的消费排放为：
DCit=CitCtDCt=CitCt+α1ItρDKt+CitCt+α2ItDEt（13）
情景2：不同区域排放强度差异下的单位消费雾霾排放量差异。此情景中，由于能源禀赋、能源利用效率以及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不同，导致区域之间的雾霾排放强度存在较大差异。简单起见，仅用各区域排放强度βit衡量各区域单位消费排放的差异，并设dCKi=βitdCK，dCEi=βitdCE 。由于此处仅是对各区域消费排放的相对大小进行调整，全国总的消费排放以及全国总投资导致的雾霾污染物排放均不变，因此不必对各区域投资再做调整。相应地，在此情景下，第t年区域i的消费排放为：
DCit=βitCitni=1βitCitDCt=βitCitni=1βitCit[CtCt+α1ItρDKt+CtCt+α2ItDEt]（14）
由（14）式可知，情景2的假设完全忽视了国内分工的影响，将各区域排放强度的差异完全归因于该区域的消费结构。
3.各区域未来排放额度核算
通过比较T1至T2期间每个区域的实际消费排放量与其污染排放额度，就能核算出未来各个区域未来拥有的排放空间，排放额度消耗完毕的区域就必须向其他地区进行购买，或者采取其他方式进行补偿。如果某区域实际消费总排放T2t=T1DCit高于其总排放权Dei，则该区域需要支付的补偿额为M=T2t=T1DCit-Dei。如果某区域实际总排放T2t=T1DCit低于其总排放权Dei，则该区域可以获得的补偿额为M=Dei-T2t=T1DCit。通过上述方法，可以实现雾霾污染的最终消费排放的核算与控制。
四、雾霾治理创新的对策建议
前文模型分析表明，只有按人均相等的原则来界定一国内部各区域的历史累计排放权，才能保证各区域的历史排放不会对其他区域产生净外部危害；只有按照最终消费排放核定当期排放权，才能保证各区域公平的分配当期和未来的雾霾排放权。本文结论对我国治污减霾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作用。
第一，雾霾治理的核心是科学核算排放权。气溶胶的过度排放导致雾霾频发，出现了“公地的悲剧”。由于气溶胶的排放具有负的外部性，低气溶胶排放区域就会受到高排放区域的净外部损害。从福利经济学逻辑上来看，高额排放区域应向低排放区域进行超额排放补偿，但补偿是建立在明确界定各个区域的雾霾排放权并科学计算其超额排放量的基础之上的。在明确界定各个省区的雾霾排放权的前提下，一旦明确界定并严格保护了各区域的雾霾排污权，每个区域的气溶胶的排放量就会受到严格约束，那么，全国气溶胶总排放额度才可能被控制，雾霾爆发的频次才能降低。根据一国人口和自然经济社会历史发展条件调整国家雾霾人均排放额，一旦人均历史雾霾排放额确定，区域之间的排放权就可以进行交易，高于历史人均雾霾排放额的区域可以通过雾霾排放贸易来获取超出部分的需求，满足其生产消费需求；低排放区域通过出让盈余的雾霾预算获取必要的发展资金和技术。
第二，雾霾治理的关键是构建运作有效的环境保护经济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运转有效的环境保护经济机制。在市场机制下，如果需求大于供给，那么，雾霾排放权价格上升，这不仅会刺激高排放区域强化省内减排效率，增加供给，同时，高排放国家也会开展跨区域合作，实现行政区外的减排合作。政府所要做的事情就是通过拍卖、配给等方式将雾霾排放权分配给不同的企业，形成雾霾减排交易市场，提供市场服务信息，组建专业的排污权中介机构，建立相关的信息网络系统，为交易各方提供中介信息，提高交易透明度，降低交易费用，调节不合理的价格交易制度，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外部性内部化，在创造市场交易机制和弥补市场失灵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雾霾治理的基础是完善监测体系建设。强化对雾霾污染源的监督管理，对污染源实施生产和消费的全过程控制，尤其加强对火电企业生产过程的监管。优先试点雾霾监测体系的“垂直管理”，理顺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机制，完善雾霾治理的经费保障，构建完善的监测数据质量保证制度。提高雾霾监测的技术水平，改善装备条件，提高监测频率和质量，定期对全国三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状况进行评估并公开披露评估结果。
第四，雾霾治理的保障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一是建立并完善雾霾排放权交易立法。排放权交易作为一种市场导向的环境经济政策，必须在相应的法律保障下，才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美国排污权交易的成功与其完善的法律基础是分不开的。王伟光、郑国光：《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88页。参考国外和我国试点城市的经验，必须根据中国特有和不断变化的立法和司法要求，从法律上确认排放权，保障排放权的市场主体、市场规则和管理机构的合法性，为排放权交易奠定法律基础。二是完善污染者责任制。一方面，强化污染者的法律责任，提高超标排放的违法成本。改变目前《大气污染防治法》中罚款模式，将数值封顶为主的罚款模式改为倍率封顶式的罚款模式，即通过提高财产罚没的数额，发挥财产罚没在提高环境违法成本方面的功效。另一方面，增加非财产罚没的类型。将目前《大气污染防治法》中非财产罚没的方式，如警告、责令停产整顿，责令停产、停业、关闭，暂扣、吊销许可证或者其他具有许可性质的证件，扩展为丧失政府投标资格和采购合同资格的行政处罚，通过运用丧失政府订单的方式，提高企业的环境违法成本。
五、结语
篇8
狄更斯生活在19世纪的英国，那时候还没有“雾霾”这个词。如果狄更斯看到现在的北京，他一定会在“雾”后面加上“霾”，并且惊讶于北京与伦敦之间的相似。
自去年入冬以来，雾霾频频在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东北等长江以北地区肆虐。最严重时，十面霾伏，窗外什么也看不见，红绿灯都看不清，多地空气污染指数爆表，多条高速公路遭封路或限流，首都机场大面积航班取消。
根据中国气象局的《2016年中国气候公报》，尽管2016年雾和霾过程总次数少于2015年，但也先后出现了8次大范围、持续性中到重度霾天气过程。其风云三号气象卫星监测显示，2017年1月2日我国中东部霾区面积超过70万平方公里。2017年1月3日，中央气象台大雾红色预警，这是自我国2014年大雾预警标准修订后，中央气象台首次大雾红色预警，同时继续霾橙色预警。
世界卫生组织之前的报告显示，从2005年到2010年，全球因空气污染的死亡率上升了4%，其中中国上升了5%。2010年，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城市因PM2.5污染造成7770人早死。
空气污染不仅侵蚀着人们的生命健康，也消耗着辛苦积累的物质财富。据经合组织（OECD）研究，仅2010年，空气污染给中国和印度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分别高达1.4万亿和0.5万亿美元。
为了与雾霾抗争，有人用着昂贵的空气净化器，但你不可能永远待在家里；可能戴着高科技过滤口罩，但你也会面临吸入氧气不足和细菌侵袭的风险；可能到空气清新的海南购房逃避雾霾，但高昂的费用和旅途的奔波也不见得有多划算。上述这些被动的抗争是微不足道的，而且还有点掩耳盗铃的感觉，根本不可能解决雾霾，只有全社会以壮士断腕的精神和釜底抽薪的决心，从根源上主动来科学治理雾霾，才有可能让霾远离我们。
霾从何来？
雾霾是特定气候条件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高密度人口的经济及社会活动必然会排放大量细颗粒物（PM 2.5），一旦排放超过大气循环能力和承载度，细颗粒物浓度将持续积聚，此时如果受静稳天气等影响，极易出现大范围的雾霾。PM2.5（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被认为是造成雾霾天气的“元凶”。
多方数据表明，华北等地PM2.5与化石能源燃烧有很大关系。2016年7月8日，环保部环境规划院2015年度全国PM2.5跨省输送矩阵。2015年，北京PM2.5来源中，本地污染排放贡献66%，其中，河北输送占18%，天津、山东输送分别占4%。这个数据残酷地告诉我们，即使河北完全不向北京输送污染物，按照平均水平，北京的污染物水平也只能减少1/3，本地产生的污染物足以造成严重的雾霾。
2014年4月，北京市环保局局长陈添介绍了北京大气细颗粒物（PM2.5）来源的解析结果。通过模型解析，北京全年PM2.5来源中，区域传输约占28%―36%，本地污染排放占64%―72%。而在本地污染源中，机动车占比高达30%以上。
北京市环保局2017年1月3日介绍，2016年北京空气质量持续改善，PM2.5年均浓度73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9.9%。PM2.5主要碜杂谌济骸⒒动车等的一次排放和二次转化，空间分布呈现由南向北浓度逐渐降低的梯度特征。
就具体的污染物来源来看，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主任张大伟介绍，北京的二氧化硫主要来自于燃煤一次排放，非采暖季燃煤问题已得到较好解决，采暖季燃煤仍为北京二氧化硫的主要来源。北京的主要污染物中，氮氧化物主要来源于机动车等污染排放，二氧化氮成为北京非采暖季大气污染治理的重点。北京二氧化氮空间分布特征为城区和南部地区浓度较高，且交通站二氧化氮浓度明显高于城市环境，平均浓度为城市环境的1.5倍，反映了机动车排放的影响，全年秋冬季平均浓度明显高于春夏季节。
据介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北京的机动车保有量呈逐年增加趋势，机动车污染已成为北京市本地PM2.5的首要来源；其中，挥发性有机物、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占全市排放总量的38%、50%左右。
北京市环科院副院长潘涛曾表示，北京本地PM2.5主要来源于两类污染物，一个是氮氧化物，另一个是挥发性有机物（PM2.5的前提物）。这两类污染物排放来源占第一位的都是移动源，包括小客车、大货车、渣土车等。
北京市环保局披露的数据显示，机动车、燃煤、工业生产、扬尘成为北京市大气细颗粒物（PM2.5）的主要来源。
欧洲能源管理师、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执行主任陶光远从2015年开始，参与了河北省提高能效和大气污染治理的中德合作研究。他撰文透露说，河北省现在每年烧3亿多吨煤炭，烧几千万吨汽油和柴油。
众所周知，中国（除了河北）的钢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而河北省的钢产量位居第二。2016年，河北省生产了2亿多吨钢，2亿吨左右的生铁。河北省约1亿吨左右的煤，用于钢铁厂和炼焦。这就占了河北省燃煤消耗的1/3左右，毫无疑问，是煤耗的第一大户。而钢铁厂烧结机的烟气排放，炼焦的熄焦工艺、炼焦炉炭化室的焦油烟气泄漏、炼焦烟气的排放，是这个领域最大的大气污染源。
其次是工业和供暖的燃煤锅炉，每年要烧几千万吨煤。这个领域的环保改造已经进行了3年多，现在大部分锅炉的烟气排放都经过了污染物减排处理，说通俗一点儿，就是给烟囱戴了口罩，因而污染物排放下降的速度也很快，不过各个锅炉的技术改造水平差异很大，因此各个锅炉之间污染物的排放量差异较大。在这个领域，还有很大的减排潜力。一些中小企业的小锅炉，污染物排放量很大。但是，这些小锅炉的数量特别大，因此环保管理工作特别困难。
河北省燃煤电厂每年的煤耗还略多于工业和供暖燃煤锅炉的煤耗，不过燃煤电厂的锅炉烟气处理最近几年来有了很大的改进。因此，总的污染物排放量反而低于工业和供暖燃煤锅炉的排放。中央政府已经决定燃煤发电厂还要进行超净排放改造。在超净排放改造完成后，河北省燃煤发电厂的污染物排放在全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所占的比例，就微乎其微了。
河北省水泥厂的燃煤烟气排放也是一个污染物排放大户，其排放总量估计不会超过工业和采暖燃煤锅炉。下来就是机动车了。河北省的机动车每年烧几千万吨汽柴油。
陶光远介绍说，原西德的霾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基本得到治理的，那时德国的小汽车采用的还是欧2标准，德国单位国土面积上的小汽车密度比今天的河北要密集。而京津冀地区绝大多数小汽车已经采用欧3、欧4和欧5的标准了，尾气污染物的排放应该比90年代初德国小汽车的尾气污染物排放低得多。
燃油中硫含量过高会使三元催化剂中毒，而所谓的三元催化是降解尾气中的一氧化碳（CO）、氮氧化物（NOx）和有机挥发物（VOC）的，现在生产的小汽车都带有尾气三元催化器。因此，降低燃油中的硫含量是机动车尾气治理的前提。不过，中国小汽车的三元催化器是否更换的及时，实际的尾气排放中各种污染物是否在标准的上限之下，很多专家是心存疑虑的。
在机动车污染方面，陶光远指出，大的问题还是出在柴油机动车，特别是柴油大货车上。中国的柴油，过去硫含量是很高的，为800～2000ppm，是小汽车用汽油的80～200倍；加上柴油大货车的单位里程油耗是小汽车的好几倍，因此，其尾气中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自然就是小汽车的几百倍了。只有一些大城市的公交车公司，能够用到硫含量上限为300ppm的所谓清洁柴油。
自2013年中国政府决定大规模治理大气污染以来，中国的炼油产业大规模地建设加氢裂解装置，降低柴油中硫含量。柴油的平均硫含量在不断地下降，不过现在平均下降到什么水平，从公开媒体上，鲜见得到。
最后一个大的污染源是农村、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的家庭小燃煤炉/锅炉的采暖――即所谓的散煤燃烧采暖。陶光远说，尽管这个污染源的煤耗只有全省煤耗的1/10左右，却居然是河北最大的大气环境污染源，而且污染物排放量巨大：一次烟气颗粒物排放量达到几十万吨/年，二氧化硫接近100万吨/年。
以上几个大的污染源，陶光远估计占到了河北省煤耗的大约70%左右，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估计占到80%左右。总的来说，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主要还是化石能源燃烧惹的祸。
能源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全国性的雾霾问题，让大家进一步认识到现有的能源结构调整势在必行。国务院做出加快调整能源结构、实施跨区送电项目、合理控制煤炭消费总量等决定，表明国家把“加快调整能源结构”作为治理雾霾的一个重要举措来推进。
中国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易跃春表示，建设特高压输电通道，对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环渤海等重点地区的雾霾治理，能够起到积极的缓解作用。打个比方，京津冀地区的装机在6000万千瓦左右，通过一回特高压直流或两回特高压交流，可输送电力800万至1000万千瓦，可替代当地装机10%以上，相当于把超过当地10%的能源生产排放物分散到远方更大范围，避免过于集中排放，这对减少当地的雾霾将起到显著效果。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牛东晓认为，要有效治理雾霾，应该增加清洁能源l电占比，减少煤炭的低效直燃，对火电机组进一步“上大压小”，用先进环保高效的大型超临界火电机组替代落后低效发电机组，进一步发展风电、核电、太阳能发电、燃气发电、页岩气发电、煤层气发电等新型能源。
为了有效地调整能源结构，我们要大力发展坚强智能电网，包括多种清洁能源发电与先进环保煤电的联合输送，高电压、远距离、大容量的跨区送电，因地制宜的分布式清洁能源发电以及灵活电价引导下的智能用电，发挥各自所长、互相补充，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家用电能替代等。
中国环科院副院长柴发合建议，将来要进一步调整能源结构，加大清洁能源供给，优化煤炭使用方式，提高清洁煤技术和燃煤污染防治水平。“开工一批水电、核电项目，增加天然气供应，加快页岩气技术研究和资源开发，因地制宜发展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推动分布式能源发展。”
中国工业环保促进会会长杨朝飞指出，大气污染源头治理的关键在于技术突破。“当前光伏发电技术飞快发展，世界发电效率最高、连续3年世界前6名都是中国企业，预计2025年太阳能发电成本会低于煤炭。”
在河南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郑州代表团会议上，省人大代表、郑州市长程志明提出，今年治霾注重源头治理，即燃煤、燃油（汽车尾气）等，促进能源使用结构的调整。他举了一个例子，郑州一年煤炭消耗量是2800多万吨。现在，北京年煤炭消耗量已经降低到1000万吨以下，成效很大。
PM2.5在线源解析结果表明，导致郑州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依次是燃煤源（占比25%～37%）、机动车（占比为19%～26%）、工业源（占比9%～11%）、扬尘（占比6%～13%）。
今年两会，河南省政协委员刘带来“关于治理大气雾霾，加大对生物柴油推广示范企业支持力度”的建议。
他说，生物柴油是以废弃动植物油脂为主要原料生产的清洁可再生液体燃料，使用后排放的少量二氧化碳与植物光合作用时能被完全吸收，可以减缓温室效应，减少雾霾天气。但是河南目前生物柴油基本上都是直销供应，很难进入中石油、中石化销售渠道。
他建议相关部门加大对生物柴油推广示范企业的支持力度，促进河南生物柴油进入成品油销售体系，实现改善空气环境质量的目的。比如：选好选准生物柴油推广示范企业，对其有针对性地进行一对一扶持；由省能源局牵头，协调中石油、中石化签订收购协议，解决产品销售后顾之忧；打造全省生物柴油应用推广亮点城市，起示范带头作用。
1月5日，在《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及《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新闻会上，国家能源局副局长李仰哲从六个方面点出了《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的核心内容：
第一，在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方面，规划提出，到2020年把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十三五”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2.5%左右，比“十二五”低1.1个百分点；“十三五”期间单位GDP能耗下降15%以上。
第二，在能源结构调整方面，规划明确，“十三五”时期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15%以上，天然气消费比重力争达到10%，煤炭消费比重降低到58%以下。按照规划相关指标推算，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气消费增量是煤炭增量的3倍多，约占能源消费总体增量的68%以上。清洁低碳能源将是“十三五”期间能源供应增量的主体。
第三，在能源发展布局方面，规划将风电、光伏布局向东中部转移。新增风电装机中，中东部地区约占58%；新增太阳能装机中，中东部地区约占56%，并以分布式开发、就地消纳为主。同时，放缓煤电建设节奏，严格控制煤电规模。
第四，在能源系统效率和发展质量方面，规划提出，一是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更加注重运用安全、环保、技术、质量等标准，淘汰落后产能；二是加快补上能源发展的短板，包括加快抽水蓄能站、天然气调峰电站建设，加大既有的热电联产机组、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力度，统筹推进油气管网建设等；三是推进煤电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十三五”期间要完成煤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4.2亿千瓦，节能改造3.4亿千瓦；四是严格控制新投产煤电规模，力争将煤电装机控制在11亿千瓦以内。
第五，在能源安全战略保障方面，规划明确，一是加大新疆、鄂尔多斯盆地等地区的勘探开发力度，加强非常规和海上油气资源开发；二是有序推进煤制油、煤制气示范工程建设，推广生物质液体燃料。在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方面，规划提出，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推进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大技术装备和产能合作。同时，规划还要求，着力推进相关领域石油消费减量替代，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大力推进港口、机场等交通运输“以电代油”、“以气代油”。
第六，在创新引领方面，规划强调，加快推进关键领域的技术装备研发和示范，推动电网、油气管网等基础设施公平开放接入，有序放开油气勘探开发等竞争性业务。在产业模式创新方面，规划提出，积极推广合同能源管理、综合能源服务等，构建能源生产、输送、使用和储能体系协调发展、集成互补的智慧能源体系。
雾霾治理难点
燃煤排放是华北地区污染的第一大来源。整个华北地区每年要消耗的燃煤是4亿吨，占全国的1/10。环保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常规煤炭占到能源消费的67%，清洁能源占比只有13%，为发达国家占比的1/3到1/4，这是导致雾霾的根本原因。
曾被称为“雾都”的伦敦，也是在煤炭使用上发力治理，才恢复天清气朗的。美国佐治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麦赫姆指出，伦敦摆脱雾霾的主要手段是禁止家庭和工厂烧煤。为此，它于1956年颁布了《清洁空气法》，自上而下加强监管。此外，当时正值英国传统制造业生产向海外转移，国内开始产业转型，几年时间雾霾状况便减轻，城市的空气质量明显改观。《金融时报》曾引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空气资源理事会一名前负责人的言论，称这些治理雾霾的经验表明，真正的成功秘诀是“政府选择不需烧煤的经济增长”。
在我国，治理雾霾最大的难点也在于“煤炭”。国内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短期内难以下调煤炭的比重。若改变现有能源结构，就意味着对既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冲击，不仅影响到相关地方的GDP政绩和既得利益，而且操之过急还会影响到就业和社会稳定，实现起来颇为复杂。
中科院院士、国家气象局前局长秦大河分析，国家费了很大劲才将煤炭在能源消耗的占比从70%降到现在的66%，本世纪中叶将降到55%左右。煤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煤的问题短时间解决不了，雾霾也难以治好。
大力压减工业燃煤，强化重点污染企业治理和改造，积极采取措施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同时要整治散煤燃烧，成为大家的共识。除此之外，他认为雾霾的根治需要重大科学技术的突破来助力。尽管在中美两国共同发表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里，中国明确将清洁能源使用率在2030年提高到20%左右。但他认为，这对彻底解决雾霾问题作用甚微。要解决雾霾，必须要降低每一样产品的能源消耗量。单位GDP能源消耗量如果能够降到1/3、1/4，就需要有重大发明。“可惜现在从教育到科学都做得不够，实用技术这部分也不够。”
中国环境保护部总工程师万本太认为，除了能源结构调整这一根本性措施，治理雾霾也应在汽车尾气上发力。
美国洛杉矶也曾受雾霾之困。洛杉矶于1975年通过立法实现了所有汽车都安装尾气净化器，这在治理当地雾霾上是一关键性的技术举措。实践证明，这项举措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万本太具体举例称，基于北大、清华等高校专家们的研究，对于北京来说，汽车排放量是主要的污染物，占一次排放30%左右。为了从源头上控制这类污染，就需要使用清洁能源作为替代。“现在是国家通过各种政策鼓励大家用清洁能源，不是不鼓励。包括车，像北京你要买一辆电动车，国家出钱补助你很多钱的。所以方方面面的政策鼓励你搞清洁能源。”
篇9
中图分类号：X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5-0075-05
Study on Haze Governance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ual Social Capital Embeddedness
PENG Benhonga，b， TU Yub
（a. Institute of Climate Change & Public Policy；
b.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Abstract： Based on questionnaire data， this paper divides social capital into government social capital and nongovernment social capital to analyze different effects of dual social capitals. Meanwhile， it applies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structure equations modeling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ual social capitals，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performances of haze governance. Conclusions show that dual social capital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the performances and both governance practices play intermediary roles in the relationships. Specificall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service， haze governance need force to keep behaviors going. So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trust and incentives are limited.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that haze governance must be launched from the norms， values，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so on： enacting laws and policies to make up the loopholes in the system； promoting trust between the public and governments and encouraging supervises from the market； leading the tendenc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develop green economy； coordinating multilateral behaviors and encouraging capitals to interact.
Key words：haze governance； dual social capital； coordination； incentive
中??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关注，雾霾治理更是近年来各方关注的焦点。2010年，北京、广州、上海三地因PM2.5污染造成的死亡人数分别为2349人、1715人、2980人，经济损失总计逾60亿元。因此，探索有效的雾霾治理机制在改善民众居住环境、保障社会安定和谐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但目前，各国实施的环境保护政策多分为“政府管制”与“市场主导”两种模式，而政策失效或市场失灵均会造成治理效率低下与成本增加，所以，结合政府与市场的第三方力量――社会资本驱动的多主体联动环境保护行为为解决雾霾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社会资本作为行动主体在行动过程中获得并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各类资源[1]，近年来在中国“人情文化”环境中被广泛用于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学者研究了社会资本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组织学习[2]、高新技术企业创业要素[3]、多元化战略与业务绩效[4]、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5]等问题，而在环境治理方面，Pretty在理论上研究了社会资本与环境保护间的关联，指出雄厚的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环保措施的实施效果[6]。刘晓峰则分析了社会资本以及社会分歧、社会能力对环境治理的影响，指出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与社会能力具有正面作用，社会分歧具有负面作用，而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则无明显作用[7]。祁毓等在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绩效的研究上结合中国国情，指出二者呈倒U型关系，社会资本的积累必须保持在合理区间才能实现治理绩效的最优[8]。由此可知，社会资本不仅可以运用于企业发展、创新绩效等个体或组织层面，同时对环境保护等公共事业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从社会资本嵌入视角研究中国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社会资本被广泛应用于创新绩效提高、环境资源保护、社会问题解决等，学者在定性或定量分析、以社会资本为直接或间接变量等各方面都进行了深入探讨，而现有研究成果在环境问题治理方面较匮乏，且现有研究多倾向于宏观分析，缺乏对具体问题的深入探索。因此，本文以我国日趋严重的雾霾问题为研究对象，结合雾霾治理的双主体特征，将社会资本细分为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并实证分析二者与雾霾治理绩效的相关关系；同时，引入双中间变量――协调行为与激励行为，具体研究双重社会资本的作用路径，为解决我国雾霾治理问题提供更具可执行性的启示。
1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雾霾治理与双重社会资本
倡导绿色经济、开展雾霾治理是我国乃至世界各国一直积极倡导并开展的行动，但各国在雾霾治理上所取得的成效却相差甚远，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影响雾霾治理绩效的因素（包括政务考核方式、经济发展模式、治理主体等）纷繁复杂。首先，发展中国家多追求GDP发展而忽略环境保护，导致部分经济带动力强但空气污染?乐氐牟?业优先发展，因此，雾霾治理绩效的提高需要政府转变工作考核方式，不以GDP为唯一标准；其次，提高治理绩效需要企业追求低碳发展，将环保理念融入企业文化，从而带动相关产业、企业以及员工关注并投身雾霾治理；同时，Dulal等指出，依靠多主体的参与，由公民、公益组织、企业、专家和政府组成的多主体联盟，对提升治理效果具有重要意义[9]。因此，仅靠政府单一主体不能解决复杂的雾霾问题，必须吸引公众、非政府组织等民间力量参与其中，更要从政策强制力、舆论引导力、文化感染力等多方面协同解决雾霾问题。
现有研究对社会资本的分类主要包括以下四种：一是以Brown为代表的微观、中观与宏观分类[10]；二是以Ostrom为代表的狭义、过渡和扩展分类[11]；三是以Coleman为代表的个体与集体分类[12]；四是以Nahapie为代表的结构性、关系性与认知性分类[13]。而关注制度因素，Krishna等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制度型”与“关系型”两种[14]。“制度型社会资本”强调制度特征，以可见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关系型社会资本”则强调非制度特征，以内在形式嵌入在群体之中并影响群体中个体的行为。而雾霾治理涉及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组织与民众等多个主体，必须统筹包含政府与市场双方力量的社会资本，既要调动二者加强互动合作，又要激励民众与社会公知等参与过程监督，最终提高雾霾治理实效。因此，本文结合雾霾协同治理的要求将社会资本划分为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分别探讨二者的不同影响。同时，因为雾霾治理具有公共服务特征，企业组织较少甚至不参与其中，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不能通过政策强制力指导社会群体，而是通过补助等引导方式促使市场组织、民众等主体参与治理。因此，本文引入社会资本作用于雾霾治理过程的两个中介因素――协调与激励。
1.2 研究假设
1.2.1 政府社会资本对雾霾治理的影响
Putnam认为政府社会资本中规则、愿景和关系等要素的存在，有助于行动者更高效地开展协作行动[15]。因为雾霾治理属于公共服务范围，其主体是具有管理者性质的政府，而政府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强制行动者执行相关政策，通过信任机制以及社会关系给予行动者行动空间，因此，本文细分政府社会资本的两个分指标――规范与信任。具体地，要实现雾霾治理绩效的最优，就需要每一次治理行为都有法可依，要通过法律、政策等规范避免行动者只追求个人利益而忽略整体利益，要通过完备的制度保障不断降低管理与监督成本，而这些依赖于规范的建设。同时，雾霾治理涉及政府、市场组织、公众等多个主体，彼此以一个共同愿景为目标而行动，必然要形成稳定而深入的联系，而联系的形成则依赖于信任的产生[14]。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a：政府社会资本中的规范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H1b：政府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1.2.2 民间社会资本对雾霾治理的影响
民间社会资本作为政府社会资本失效时的补充，对提高雾霾治理绩效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Lichterman认为民间社会资本具体包括个人与组织[16]，这与雾霾治理需要公众的过程监督以及企业等组织的广泛参与相适应，因此，本文细分民间社会资本的两个分指标――公众层面的价值观与组织层面的组织文化。具体地，雾霾治理效果显现缓慢，经济效益不明显，但正确的价值观可以使公众形成开展雾霾治理必要性的共识，并积极投身实际治理过程中，进而降低雾霾治理的宣传与监督等成本，提高治理绩效。在组织层面，不论企业或非营利性组织，与时俱进地将雾霾治理的环保理念融入其组织文化，都会受到政府或市场的青睐，而关注度的提升则意味着企业利润或社会认可度的提升，进而促使组织更有意愿参与雾霾治理。因而，组织文化越关注雾霾治理，就越容易对提高治理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a：民间社会资本中的价值观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H2b：民间社会资本中的组织文化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1.2.3 治理行为对雾霾治理的影响
Talbot等指出网络治理以参与者间的协调与维护为基础[17]，而双重社会资本必须通过引导方式促使不同主体参与雾霾治理过程，因此，本文引入协调与激励双中间因素分析治理行为对雾霾治理绩效的影响。一方面，雾霾治理需要协调不同主体间的利益问题，而各主体在经济实力、治理水平等存在的差异要求分清两种社会资本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政府社会资本需要制定、实施规范并获得其他主体的信任，民间社会资本则需要引导公民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引导组织形成绿色发展的组织文化，而当这些做到协调统筹，治理过程中的各类矛盾才能有效化解，雾霾治理绩效水平才能得以提高。另一方面，因为雾霾治理缺乏直接、及时的反馈，因此，公众和组织需要必要的物质或虚拟激励才能形成雾霾治理的意愿，即要提高雾霾治理绩效不能只寄希望于行为主体的主观意愿，而是要通过激励机制引导主体积极参与到治理过程中。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a：治理行为中的协调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H3b：治理行为中的激励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1.2.4 双重社会资本对治理行为的影响
双重社会资本对雾霾治理均有影响。这种影响既表现为直接影响，也表现为对两种治理行为产生的间接影响。Porter认为社会网络中的规范、信任、价值观等因素在为个体或组织带来收益的同时，可以影响对象的观念与行为[18]，因此，本文认为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对两种治理行为均有正向影响。具体地，个体或组织的行为主要受正式规范的短期影响，但当规范所强制的行为固化为日常行为时，即使规范的执行力降低，个体或组织也会继续执行规范[6]。而Fishbein等也指出，个体或组织的决策行为必然是在考量所处环境的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做出的，而对集体利益的维护以及为了与他人意见保持一致的动机对个体或组织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19]。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a：政府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协调呈正相?P关系。
H4b：政府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激励呈正相关关系。
H4c：民间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协调呈正相关关系。
H4d：民间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激励呈正相关关系。
2 实证研究
2.1 变量测量与数据收集
本文选用7分制Likert量表并依据研究目标进行初始调整，在广泛听取专家意见、采纳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变量及其测量口径进行统筹调整；最后，在大规模发放问卷前，选定部分目标企业及人员开展问卷预调研，并根据反馈意见对问卷内容进行最终修订。具体地，需要测量的4个变量，包括政府社会资本、民间社会资本、治理行为与雾霾治理绩效。根据Knack等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口径[20]，本文选取规范（X11）与信任（X12）2个因素测量政府社会资本，选取价值观（X21）与组织文化（X22）2个因素测量民间社会资本；其次，考虑Talbot等提出的“网络治理以参与者的协调为基础”结论[17]，鉴于雾霾治理的公共服务特征，本文对治理行为的测量通过协调与激励2个因素展开，并利用“主管部门指导治理主体的行为（X31）”和“治理主体间发生冲突时主管部门进行协调管理（X32）”2个题项对协调行为进行衡量，利用“主管部门给予治理主体经济补助（X41）”“主管部门在政策扶持上帮助治理主体行动（X42）”和“主管部门在治理过程中对治理主体进行宣传（X43）”3个题项对激励行为进行衡量；最后，根据《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15）》关于雾霾主要组成成分的说明，用PM2.5水平、二氧化硫（SO2）排放量与氮氧化物含量表示雾霾水平，并由此构成问卷调查中的“雾霾状况改善程度等级评判（X51）”指标，根据问卷填写者关于雾霾改善程度的评价数据对雾霾治理绩效进行等级评估。
为保证问卷数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问卷发放对象包括政府环保部门、民间环保组织及个人、高校、科研院所中从事环境治理研究的教师或学生等，主要通过纸质及邮件等问卷留置方式发放问卷，向问卷填写者介绍问卷调查目的及填写方法，同时采用匿名形式消除填写者顾虑。另外，为保证数据的代表性，降低随机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影响，问卷调查时间为2016年2月至7月结束，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383份，回收有效率为76.6%。样本关键特征如表1所示。
2.2 信度与效度检验
对有效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政府社会资本、民间社会资本、治理行为与雾霾治理绩效的Cronbach’s a系数均较高，分别达到0.80、0.78、0.75、0.84，均大于标准值。因此，问卷调查数据具有较高信度。然后，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模型收敛效度，结果如表2所示。所有因素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5，且显著性符合要求（P
3 结果分析与讨论
首先运用回归分析分别对4组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初步判别双重社会资本、治理行为、雾霾治理绩效三者间的关系；再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变量及其各因素间彼此影响的整体关系。
3.1 回归分析
首先，分别以规范、信任、价值观、组织文化、协调行为和激励行为为自变量，雾霾治理绩效为因变量构建回归方程1。由表4可知，规范、价值观、组织文化和协调行为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86、0.810、0.772和0.786，其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而信任和激励行为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23、0.293，其与雾霾治理绩效呈较弱正相关关系。因此，验证假设H1a、H2a、H2b、H3a成立。回归分析后，修正假设H1b’为：政府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与雾霾治理绩效呈较弱正相关关系；修正假设H3b’为：治理行为中的激励与雾霾治理绩效呈较弱正相关关系。
其次，前面对各变量及因素间信效度的实证检验均达到较好水平，因此，针对假设H4a、H4b、H4c和H4d，本文拟采用单一变量指标代替多重因素指标。具体地，分别以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为自变量、协调行为为因变量构建方程2，则由表4可知，政府社会资本与协调行为的相关系数为0.794，说明政府社会资本与协调行为呈正相关，而民间社会资本对协调行为则具有较弱正面影响（相关系数0.478）。回归分析后，假设H4a得以验证并成立，假设H4c需加以修正，修正假设H4c’为：民间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协调呈较弱正相关关系。
最后，分别以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为自变量、激励行为为因变量构建方程3。则由表4可知，政府社会资本与激励行为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769），民间社会资本与激励行为的正相关关系较弱（相关系数为0.587）。回归分析后，假设H4b得以验证并成立，假设H4d’需加以修正，即修正后的H4d’为：民间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激励呈较弱正相关关系。
3.2 结构方程分析
回归分析已初步验证并修正了各变量及因素间的关系。本文将运用结构方程对模型进行路径拟合。模型的拟合指标中，Chi-square/df值为2.963（小于3），拟合优度值（GFI）为0.810（大于0.7），模型适合度（CFI）为0.821（大于0.7），近似误差均方根（RMESA）为0.078（小于0.1），各指标均达到可接受的标准，表明该模型的拟合度较好。结构方程的整体模型及部分参数如图2所示。
结构方程各指标的数值如表5所示。修正后的各假设均得到验证。
（1）政府社会资本中的规范对雾霾治理绩效的路径系数为0.711，通过显著性检验（P=0.001），说明政府社会资本中的规范对雾霾治理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政府社会资本中信任的路径系数为0.186（P=0.013），说明政府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对雾霾治理绩效具有较弱正向影响。验证假设H1a、H1b’成立。
（2）民间社会资本中的价值观、组织文化对雾霾治理绩效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785、0.702，且显著性水平符合要求，说明民间社会资本中的价值观与组织文化对雾霾治理绩效均具有正向影响。验证假设H2a、H2b成立。
（3）治理行为对雾霾治理绩效的路径系数相差较大：协调行为与激励行为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769（P=0.001）、0.413（P=0.005），说明协调行为对雾霾治理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激励行为的正向影响则较弱。验证假设H3a、H3b’成立。
（4）政府社会资本对协调行为和激励行为的路径系数为0.775、0.714（P值均为零），民间社会资本对协调行为和激励行为的路径系数为0.245（P=0.053）、0.383（P=0.001），说明政府社会资本对协调行?橛爰だ?行为均具有正向影响，而民间社会资本对协调行为与激励行为均具有较弱正向影响。验证假设H4a、H4b、H4c’和H4d’成立。
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与回归分析结果一致，再次验证了相关研究假设。而从以上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以协调与激励两种治理行为为中介因素的社会资本嵌入视角的雾霾治理研究，具有区别于以往结论的特别之处：
第一，政府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对雾霾治理绩效具有较弱的正向影响（以往研究多认为二者呈较强的正向相关关系），这是因为雾霾治理具有区别于其他问题的公共服务特征。在我国这样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公众对于雾霾治理等公共服务的关注尚有欠缺，企业等盈利性组织仍多关注业务收入而忽略社会责任。因此，建立在高度环保意识基础上的协同治理行为难以实施，进而直接制约信任因素对提高雾霾治理绩效的作用。
第二，激励行为对雾霾治理绩效的正向影响有限（以往研究多认为激励等号召性行为有助于彻底解决问题），这是因为政策强制力在解决公共服务问题时更高效。本文前面已经说明，雾霾治理的公共服务特征易导致民众与组织的“不作为”心理。因此，基于社会资本的治理行为必须更倾向于行政命令或政策规定等强制力，避免出现“一人偷懒，人人偷懒”的局面。
4 结论与启示
篇10
一、雾霾的科学认识
雾霾究竟怎样形成的，和哪些因素有关，必须进行科学监测。其实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甚至同一地点不同时段的雾霾构成都有明显差异。2011年英国构成雾霾的空气污染物主要为大气颗粒物PM10（微粒）和PM2.5（超细微粒）、二氧化氮、臭氧。欧盟大陆地区空气污染物主要是SO2、NH3、VOC、CO、NOX，黑碳、有机碳、PM2.5和CH4。
随着我国城市空气质量恶化、雾霾浓度持续提高，有研究者基于中国气象局的31座气象观测站对1980-2005年中国31个首都城市雾霾趋势进行描述，发现雾霾严重的城市主要是人口密集城市，譬如重庆、北京、沈阳，而雾霾较少的城市主要是拉萨、昆明和昆明。25年内有12个城市雾霾程度显著降低，而13个城市雾霾程度显著提高，提高的城市主要是聚集于东部、西南部[1]。美国学者对2001-2010年我国各省可吸入颗粒物浓度进行研究，除海南、黑龙江和自治区外，全国各省、自治区及直辖市的PM2.5年均浓度都高于世界卫生组织。其中，山东、河南最高。2010年，河北省按人口加权的PM2.5年均浓度指标，仅次于山东、河南、江苏和四川，居全国第5位。北京、河北、山东等地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表明空气污染确已达到“危险”水平。
研究员刘翠发现西安市自2008年以来PM10、PM2.5持续上升，而PM2.5约有55%来自于燃煤、机动车、工业使用燃烧过程，28%来源于扬尘，17%来源于溶剂使用及其他。再譬如王庚辰领衔的研究：北京市大气污染物来源，汽车尾气约占总污染物的20%，工业排放污染物约占17%，工地施工扬尘排放污染近20%。除了自身排放，外来污染物约占20%。周涛、汝小龙等发现北京PM10峰值经常出现在春季；一天之中，PM2.5浓度较大时段是早晨7点到8点和下午18点到20点，该时段均为上下班高峰期，移动排放源和人类活动已成为北京污染重要源头[2]。
气候变化与雾霾也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焦点。国外学者运用模型分析发现臭氧和污染地区气温有正相关关系。空气污染物可通过辐射力对天气产生影响[3]。部分空气颗粒有冷却效应，影响温室气体所带来的升温效应。其他种类的空气颗粒物，如炭黑或柴油车炭烟，则强烈升温，由此合理协调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可实现双重效益。研究人员还利用气候模型来估计1850年（工业革命前）和2000年的世界各地空气污染状况，通过集中关注这两个年份可大致确定有多少空气污染是人为原因造成的。既然气候变化对空气质量产生实质性影响，那么空气质量管理首先需要适应[4]，而适应主要建立在空气污染参数上的空气质量预报。这种预报就包括了既定地点污染状况的空气污染物指标，包括可吸入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以及悬浮颗粒物等等[5]。
二、雾霾对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评估
对雾霾最直观的的感受便是“看不见蓝天”，而这种看不见蓝天必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影响通行安全，较低的地面能见度必然引发较多的交通事故；二是导致气象变异，区域气候反常；三是对动植物尤其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雾霾和PM2.5的健康和经济效应国外已有大量研究。欧洲曾有60名研究人员在欧洲25座城市（居民总计3900万）深入调研，得出结论：这25个城市，微粒污染超出限值可造成平均每年1.9万人丧生，降低细悬浮颗粒的排放量能够延长人群平均寿命。如果PM2.5年平均水平每立方米10微克以内，30岁以上人群平均寿命就能增加22个月。可是，从东欧到南欧，如布加勒斯特、雅典和巴塞罗那，微粒污染程度都远超该值。
美国城市对空气污染和死亡率的相关性开展了大量研究。譬如对1973-1988年的空气污染、死亡率和呼吸道入院率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空气粒子、二氧化硫和所有的空气污染物与疾病多发有密切关系。世界卫生组织（WHO）2005年在《空气质量准则》明确指出：“当一地PM2.5年均浓度达每立方米35微克时，人的死亡风险就会比每立方米10微克时增加15%。”如果PM2.5浓度每增加10ug/m3，全死因死亡率、心脏疾病死亡率和癌症死亡率分别升高4%、6%和8%。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认为，全球每年约有10亿人暴露在室外空气污染，城市空气污染大约消耗了发展中国家5%的GDP和发达国家约2%的GDP。基于流行病学研究，譬如肺疾病、缺血心脏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死亡率，美国环境署确立的标准为15ug/m3，和24小时平均为65ug/m3。
实际上PM2.5毒性学和急性流行病学研究已取得显著进展[6]。北卡罗来纳大学环境科学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全世界每年有超过210万人的死因可能与空气污染与细颗粒物有关。这种微小的颗粒物可以深入肺里，使人因心脏病和肺部疾病死亡；与此同时，颗粒浓度增大也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后果。这项研究还发现，每年有47万人的死亡与人类制造的臭氧有关。
2011年英国的空气污染合规性评价认为空气污染物造成肺部及心血管疾病的增加。据估计，仅PM2.5造成的影响就相当于每年29000起死亡病例，或相当于人口平均寿命减少6个月。每年因此造成的经济开销在160亿英镑左右（90-190亿英镑不等）。
除了国外或者全球的健康影响研究，国内健康影响评估也逐步展开。中国疾控中心在全国PM2.5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开展健康评价研究，收集包括环保、气象在内的相关资料数据，对室内PM2.5污染研究、人群PM2.5暴露水平展开研究。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对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个城市PM2.5的健康危害和经济损失进行了分析。发现2010年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因PM2.5污染分别造成死亡人数为2349、2980、1715、726人，共计7770人，经济损失分别为18.6、23.7、13.6、5.8亿元，共计61.7亿元。若四城市PM2.5继续攀升，无论死亡人数还是经济损失都会持续上升。报告也认为PM2.5治理如能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甚至更高世界卫生组织标准，那么则会减少过早死亡并实现相关经济收益。2011年北京大学环境与经济所对制定和实施PM2.5标准的效益进行分析，通过数据处理和分析，估算PM2.5标准设计的不同情景下京津冀各城市不同健康终端的健康效应变化量，发现北京PM2.5浓度降低带来的健康效应都远远大于京津冀其他城市，其次是天津和石家庄，而承德、张家口最小。同时从所能实现的各城市潜在的健康经济效益看，北京所能实现的健康经济效益是最大的，且远远大于其他城市；天津与石家庄次之；而承德和张家口为最小。据估算不同情境下所能实现的健康经济效益依次为1259亿元、1729亿元、2041亿元、2335亿元、2477亿元，分别占到京津冀区域总GDP的3.41%—6.71%，由此可见降低和控制PM2.5能带来相当可观的健康效益。白韫雯、杨富强等研究员提出中国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仅疾病就相当于国内GDP的1.2%。京津冀地区空气污染损失估计为1259亿元，占该地区GDP的3.41%。中国著名的公共卫生专家钟南山指出，PM2.5每立方米增加10个微克，呼吸系统疾病住院率可以增加到3.1%。要是灰霾从25微克增加到200微克，日均病死率可以增加到11%，此外PM2.5对健康的损害不仅局限于呼吸系统，对心血管、脑血管、神经系统也都有影响。尽管PM2.5短期内不会直接导致人的死亡，但对国民素质的长期影响比非典严重得多。专家胡名威对雾霾进行经济学分析，发现每年因空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GDP总量的1.2%，譬如城市交通、航班延误以及健康效应。当然随着公众对空气质量和身体健康重视程度的提高，空气质量质检监测设备和环保产业开始兴起，对经济产生部分拉动作用。雾霾也对庄稼产出有着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如何评估和精细货币化值得探讨。
除了健康效应，雾霾还有能见度效益。能见度就是视觉范围，视觉范围影响交通延误和交通事故的变化、景观公园等旅游人数变化、舒适性等效益，对这些效益进行经济价值的估算便是能见度改善的效益评估。目前中国几个主要大城市能见度正从1973年到2007年呈现下降趋势。北京大学对环境与经济所研究发现京津冀区域能见度与PM2.5浓度与气候条件都相关，但这种相关并不是简单线性关系，不同季节相关性程度有所不同。雾霾污染物中，PM2.5是影响能见度的最大的细颗粒物，而PM2.5中又以硫酸盐和有机物对光的散射对能见度影响的贡献最为突出。经评估发现能见度改善效益至少能达到约15.6-18.5亿元，仅仅交通方面的航空延误减少带来的效益可达到2.7-5.6亿元[7]。
三、国外城市应对雾霾的经验和措施
通过综述，不难发现国外城市曾有过严重雾霾，而现在这些城市污染指数已总体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所规定数值，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这里仅就洛杉矶、伦敦、墨西哥城、巴黎等城市的一些突出案例作出说明。
加州洛杉矶曾经发生过光化学烟雾事件，应对措施最突出的特征是严厉。《清洁大气法》是美国全国性的空气管理法规，除州内空气质量控制区外，联邦环保局局长还有权划定州际空气质量控制区。地方性规定比全国空气质量标准和污染控制政策要严格的多，并根据污染数据采取分级警报措施。州际空气质量控制区的污染问题由有关州政府联合组建的州级政府联合组建的州级空气污染控制机关管理。1990年前的《清洁大气法》只要求新污染源领取许可证；1990年的修正案要求各州在1991年后必须按照联邦环保局有关许可证条例的规定制定和实施包括所有空气污染源的许可证规划。为了满足许可证规定的要求，污染源必须安装排放控制装置和监测排放的系统。1989年实施激进“空气质量管理计划”，该计划分为三个层次：依赖现有技术；依赖突破性的新技术；依赖尚未完全开发出来但被认为能够开发出来的新技术。控制交通尾气排放方面，要求40%的小汽车、70%的载重汽车和所有的柴油公共汽车到1998年改用清洁燃料如甲醇。控制汽车污染方面，1984年当局采用车辆检测的办法，屡次检验不合格汽车被送往集中检验站对其进行最高标准的检验并推出配方汽油。对工业和企业的排放控制是发放经营许可证的方式进行。为了一定的灵活性并引入市场激励机制，洛杉矶地区于1994年对1000个污染大户实行排放交易制度。
伦敦作为雾都，也发生过数起光化学烟雾事件，其应对措施是设置“空气质量管理区”。1956年，英国政府首次颁布《清洁空气法案》，在城区设立无烟区，禁止使用产生烟雾的燃料；发电厂和重工业等煤烟污染大户迁往郊区。1968年又颁布一项清洁空气法案，要求工业企业建造高大烟囱，加强疏散大气污染物。20世纪80年代开始，汽车取代燃煤，成为伦敦大气的主要污染源。针对此，伦敦大部分市镇通过详细检测，确定各自空气重污染地域，在这些地方建立“空气质量管理区”，对这些区域有的放矢地实行更严格污染治理措施，特别是对主干道采取交通限流，对重点车辆进行限行，禁止排放不符合标准的车辆上路等措施见效明显，减少了重污染区的机动车尾气污染。
墨西哥城是世界上是特大的城市之一，其主要政策是烟雾警报。该警报分为三级，每一级都伴随着相应措施：譬如警报为一级时工作排放减少30%-40%；政府用车减少50%，暂停街道修车，要求人们不要驾驶小汽车；二级警报时就要工厂排放量减少50-70%，要求关闭学校。禁止汽车上路从每周一天延长每周两天，以期将用车辆减少40%。三级警报时，工厂全部关闭，许多活动被迫减少。所有私人汽车必须出示五种彩色许可证中的一种，每一种颜色代表一星期中的某一天该车不能上路，违者被罚款600美元，汽车也可能被没收。要求新车安装催化转换装置，将出租车最大年龄限制为10年，政府提供资助更新出租车。采取措施，试图将冬季政府用车减少30%。
巴黎市也有过严重空气污染，至今未得到根本有效改观，其制定了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和经济手段：限制机动车的数量，尤其是控制出租车数量；规定当空气质量为二级时，汽车根据牌照的单双号交替行驶，而当空气质量达到三级时，凡可能造成污染的都严禁上街；鼓励人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空气质量凡在二级以上时，所有公共汽车和地铁票价都降低。此外，巴黎还采取一系列交通工程措施，如：开辟了自行车车道；开展“无车日”活动、拓展地铁和增开公共汽车线路，完善巴黎公交覆盖网，并拟恢复有轨电车。
德国城市在治理空气质量上有短期和长期两种措施。
短期措施有五种。第一，对某类车辆实施禁行，或者在污染严重区域禁止所有车辆行驶；第二，限制或关停大型锅炉和工业设备、禁止重型货车通行；三、限速；四、通过补贴或宣传项目，鼓励乘坐公共交通以及骑车出行；五、通过合理的交通指示灯变化、设置机动车专用道等更好地管理交通。
长期措施有五种。第一，设定机动车排放标准；小汽车、轻型或重型卡车、大巴车、摩托车等各类车辆都须满足设定排放上限。机动车需安装微粒过滤器等尾气清洁装置；第二，严格大型锅炉和工业设施排放标准；第三，设定小型锅炉设备排放标准；第四，设定机械设备排放标准；同时设立“环保区域”，德国超过40个城市设立了“环保区域”，只允许符合排放标准的车辆驶入。
圣保罗市治理空气污染的特色是使用清洁燃料。圣保罗市目前工业污染物很少，污染来源主要为陆上交通以及燃煤和扬尘。圣保罗市采取多项措施推广清洁燃料，圣保罗地区49%的轻型机动车使用乙醇作为燃料，另有部分轻型机动车使用MEG混合燃料（含33%甲醇，60%乙醇和7%的汽油）。事实证明，无论哪种替代燃料都可大大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另外，巴西汽油中的含铅量也在逐年降低。
法国空气质量监测协会负责监测空气中污染物浓度，并向公众提供空气质量信息。法国环境与能源管理局每天会在网站上当日与次日空气质量指数图，并就如何改善空气质量提供建议。当污染物指数超标时，地方政府会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向公众提供卫生建议。
美国民众通过环保署网站随时了解当地的空气质量。美国环保署和其他机构合作设立了“空气质量指数”，向公众提供有关地方空气质量以及空气污染水平是否达到威胁公众健康的及时、易懂信息。
此外，国外许多大城市，像日本的东京市、美国的洛杉矶市和纽约市等还积极开展针对空气污染的适应。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开展各种天气形势和气象条件对空气污染状况影响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开展空气污染预报的试验，定量空气污染浓度预报。预报分为周报、日报，烟雾警报和空气质量管理体系。这些措施都有效加强了城市治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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