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结构范文
时间：2023-04-01 11:3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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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abstract]Corporationgovernancestructureisthestationoftheallocationofthecorporation’sresidualcontrolrightandresidualclaimrightamongitsmembers.Inthehistoryofthedevelopmentofcorporation,onthecorporationgovernancestructure,oureyesarecaughtbytwophenomenon.Atthesametimestage,evenunderthesameexternalenvironment,thegovernancestructureofdifferentcorporationisdifferent.Duringdifferenttimestage,therearedifferentpatternsofcorporationgovernance.Howtocomprehendthesephenomenon?OnthegroundofHayek’sdualityviewpointofthesocietyorder,thispapergivesaprimarycomprehension.
[关键词]哈耶克、社会秩序二元观、企业治理结构、演化
[keywords]Hayek,dualityviewpointofthesocietyorder,corporationgovernancestructure,evolution.
一、引言
企业是协调社会分工的一种组织形式，其运作的核心问题就是在企业参与者之间合理配置与企业运行有关的权利、责任，（主要是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以确保他们之间合作及竞争关系的存续和扩展，这就是企业治理的实质。所谓企业治理结构就是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在企业参与者之间配置的状态。从企业发展的历史看，关于企业的治理结构，两大现象引人注目：一从共时性看，不同国家、地区那怕是面临着类似技术和市场参数的同一产业领域内的企业的治理结构也是千差万别的；二从历时性看，企业的治理结构有一个发展演化的过程，从单边治理到多边共同治理出现了多种的企业治理模式。对于两大现象的解释，很多学者主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从节约交易成本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企业治理结构共时多样性是因为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同，认为企业治理结构历时多样性是不同企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结果。这样的分析是有缺陷的，要害的问题在于：一他们把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体当做抽象的理性人（有限理性）看待，而忽略了其嵌入其中的社会结构的影响；二把企业概念化为理性的行为者，而忽视了企业作为组织协调内部成员利益差别的复杂的政治过程，也就是忽视了企业治理结构内生演化的方面。结果是，他们既不能很好地解释企业治理结构的共时多样性问题，因为按照他们的逻辑，在竞争的作用下，面临着类似技术和市场参数的同一产业领域内的企业治理结构应该收敛于某一种最节约交易成本的结构，而这与观察到的事实明显不符；也不能很好地解释企业治理结构的历时多样性问题，因为他们只能静态地、逻辑地比较给定条件下不同治理结构交易成本的差异，而不能从动态和历史的角度令人信服地说明治理结构的演化问题，这样的分析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技术选择论（邓宏图，2003）。正如周业安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制度安排的比较静态分析仅仅告诉我们,在给定某类条件下,哪种制度安排更有效或更好,至于一种制度安排为何会变成另一种制度安排,其实并没有答案（周业安，2001）”。哈耶克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曾获197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社会秩序理论是其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其经济学理论的基础部分。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社会秩序二元观：即社会秩序是由自发秩序与人为秩序在各自运动的基础上互动所致。哈耶克社会秩序二元观为解释上述两大现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可以避免单纯从节约交易成本角度分析的缺陷。本文试图以此为基础，对于这两大现象给出一个初步的解释。
二、哈耶克的社会秩序二元观
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而个人又是不同的，包括个人的追求、知识结构、技能等等，人际之间的冲突和摩擦在所难免，但为什么社会总体上看起却是井然有序的呢？在哈耶克看来，这是“人类行为的结果，但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不是由某些人理性设计的制度调节的结果，而是由社会中个人的互动形成的。个人的互动最终达致了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其间,无数且各种各样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对整体中的某个空间部分或某个时间部分所作的了解中学会对其余部分作出正确的预期,或者至少是学会作出颇有希望被证明为正确的预期。”(哈耶克,2000)，这就是所谓的社会秩序。个人的互动是怎样形成社会秩序的呢？哈耶克是这样分析的：
首先，社会秩序形成所需要的知识是分布在社会中个人之间的，任何一个人在很多方面都处在“必然的无知”状态（哈耶克，1999）。一个人拥有的知识分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明示知识，这些知识是标准化的、可以言传的，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在社会成员间传播，可以依靠学习获得；另一部分是默示知识，这些知识是个性化的、不能言传的，难以为他人理解，只能在实际的操作和人们的互动过程中去感悟和把握。由于默示知识的存在，任何一个人不可能拥有完全的知识，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就会存在障碍。因为他们在很多场合无法理解他人行动的确切含义，合作难以达成，社会秩序就难以形成。
其次，为了克服自身知识的局限性，社会成员在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实质上就是社会成员互动自发形成的、并愿意共同遵守的共同知识的集合，是知识的浓缩器。有了这些规则，社会成员依此正确地预期其他成员的行动，并按照这些规则强化自己某些方面的重要特征（如技能和倾向等），进而更好地推动成员间的互动，形成“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哈耶克，1988)。根据哈耶克的解释，规则来自于惯例，惯例被采纳之初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甚至是偶然原因，之后，这些惯例之所以能延续，主要是因为它们使采纳它们的群体在生存竞争过程中好于其他群体。这种经成员互动自发形成的规则，被哈耶克称为自发秩序。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自发秩序之间的竞争，社会成员在互动过程中，某些成员为了获取更多的收益可能会采取新的行动策略，并通过一个类似惯例产生的自然选择机制，产生一个在新环境下成员更好互动的自发秩序，从而导致自发秩序的演化；也可能由于成员对规则的过度依赖产生规则锁定，从而使得成员不能应付环境的变化，最终导致秩序的瓦解。
再次，为了避免由于人们知识的局限性可能出现的“锁定”效应或降低由人们错误决策造成的“失衡成本”（青木昌彦，2002），社会成员可能形成组织来加以补救，这就导致了外部规则的出现，也被称为人为秩序。它是一种通过“认知分工”部分地克服成员知识有限性的设置，通过人为设计的部分规则，更有效地处理分散化的“关于特定时间和环境的知识”（青木昌彦，2002）。人为秩序以命令的方式把特定的任务、目标或职能赋予组织定的个人,从而可以支配组织成员的行动,它一经创立出来,就会按照自身的规律运转,它不像自发秩序那样是目的独立和普遍适用的，而往往只是服从于组织或统治者的特定目的。它的优势在于弥补社会成员与内部规则互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系列失误、促进社会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具有较强的信息搜集能力及制度供给方面的规模经济优势等；其局限性在于常常会出现制度刚性和组织僵化，也常常因为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而导致组织失灵。由于组织之间存在着竞争，竞争将推动人为秩序的演化，演化的机制跟自发秩序的演化类似。
最后，自发秩序与人为秩序的互动形成总体的社会秩序。一方面，一些人为秩序是在自发秩序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将自发秩序法律化和条文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人为秩序也会影响到自发秩序的演进，某种自发秩序的形成完全依赖于人为设定的规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哈耶克，1988)。随着环境的变化，自发秩序与人为秩序之间不断发生互动，可能相互耦合，也可能相互冲突，最终达成一种多重均衡状态。至于收敛于那一均衡状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往往由互动开始时的状态、互动的路径及互动过程中的突发事件等多重因素共同决定。
三、企业治理结构共时多样性的根源
按照哈耶克的社会秩序二元观，企业首先表现为一种人为秩序，它是由生产要素所有者互动形成的一种生产性和交易性组织。为了克服个人认知方面的不足，它以命令的方式把特定的任务、目标或职能赋予组织定的个人，从而可以支配组织成员的行动，权威、奖励、认可和协调形成了企业的组织特征(西蒙1991)。但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是嵌入在社会之中的，本质上是一个社会行动者，其特殊之处就在于他是经济领域中的活动者，其行动就必然是社会化的、要受到人为秩序约束的。这样，我们可以认为企业是在人为秩序下由企业参与人互动形成的一种自发秩序，是自发秩序与人为秩序的统一。由此，我们就不难得出“企业的治理结构是由自发秩序、人为秩序共同决定的关于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在企业参与者之间配置的状态”的结论。由于从企业的现实运行看，企业不过是要素使用权交易契约的履行过程（谢德仁，2002），这样，具体企业的治理结构就是在给定人为秩序条件下，参与企业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共同谈判的结果。给定的人为秩序往往给出了谈判的初始规则、要素所有者初始的权利设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要素所有者的目标、偏好、非正式组织状况等等。比如有的国家特别重视劳动者权利的保护，比如德国公司法便明确规定，企业董事会必须有职工代表参加等。在此基础上，每一个参与人具体的权利和义务状况由该参与人的谈判能力决定。在企业设立时，生产要素所有者谈判能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
1、要素所有者所提供给企业的生产要素可能在企业中发挥的作用。一般来说，发挥的作用越大，该要素所有者获得权利就越大、责任越大，反之，则反是。比如拥有高专有性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其谈判能力就相对较高，所谓“专有性”(exclusive)生产要素就是指这样一些生产要素,一旦它们从企业中退出,将导致企业团队生产力下降、组织租金减少甚至企业组织的解体，生产要素专有性程度是决定生产要素所有者分享组织租金的谈判力基础。（杨瑞龙、杨其静，2001）。
2、生产要素所有者对其生产要素不进入企业生产过程而闲置所产生的机会成本的承受能力。承受能力越大，谈判能力越强。比如在那些资本短缺、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发展中国家，拥有资本的人的谈判能力就强，而那些只能提供简单操作劳动的人的谈判能力就弱。
3、生产要素所有者所拥有的通用性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由于稀缺，该生产要素的可替代性就低；由于通用，他就不怕闲置，因此生产要素通用性越强、稀缺程度越高，他的谈判能力就越强。比如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一些高级技工严重缺乏，他们的收入甚至比部门经理的收入都高，有些企业为了留住他们甚至给他们股票期权。
在企业存续阶段影响参与企业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的谈判能力的因素，除了上述因素外，还包括：对该生产要素绩效衡量的难度和监督生产要素所有者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难度越大，成本越高，该生产要素所有者的谈判能力越强。
在外部环境变化不大的情况下，上述谈判结果的主要特征就会被当作企业的惯例稳定下来成为组织的记忆，使企业参与者休战而进入合作状态（纳尔逊、温特，1997）。企业参与者按照上述惯例强化自己的技能、认知、倾向等，使得企业治理结构的主要特征得到强化，从而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相当的稳定性，直到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企业参与者的构成发生重大变化时将之破坏为止。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同一时段内，不同国家、地区，不同的企业面临的人为秩序不同，也就是所嵌入的社会结构不同；加之，同样人为秩序下，由于不同企业内部各生产要素所有者谈判的结果不同，因此，同一时段内，企业的治理结构是千差万别的。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技术层面上（产业领域、企业规模、各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看大致相同的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企业的治理结构会差别很大，根源在于其背后的自发秩序和人为秩序的不同。
四、企业治理结构历时多样性的一个粗略机制
由于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人们的有限理性，企业运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肯定难以消除，这样在一定的人为秩序下，企业作为一个要素使用权交易契约之履行过程，就是参与企业的生产要素所有者不断再谈判的过程。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及其交互作用，其治理结构就必然会处于不断的演化过程之中。其演化遵循这样一个粗略的机制，鉴于篇幅的原因，本文只给出该机制的主要内容以求抛砖引玉，而不用企业史资料加以印证：
1、企业运营绩效差异的持续性。在某一时期、一定市场范围内，即使是面临相同或类似外部环境的企业，由于参与企业的生产要素和其所有者的异质性以及由此决定的企业治理结构的差异，在竞争过程中企业的运营绩效会出现差异。另外，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如生产技术的重大突破、市场的扩大或人为秩序发生较大变化时，所引起的不同企业自发秩序的变化是不同的。有的企业可能通过创新形成新的更适应新环境的自发秩序，当然适应的程度有大、有小；有的企业则可能由于路径依赖作用而锁定在旧的自发秩序之中，而难以从外部环境中获取物质和能量等；这也会带来企业运营绩效的差异。尽管企业间的模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企业运营绩效的差异，但是由于关键资源缺乏弹性和企业组织惯性等原因，产生了一种模仿的阻隔机制，单凭简单、机械的模仿是难以消除这种差异的。结果是企业运营绩效的差异就具有了一定的持续性（邸强、唐元虎，2004）。
2、适应性学习。在一定市场范围内，在企业之间多次竞争过程中，企业经营绩效的差异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一些企业因经营绩效太差不能从外部环境获取能量、资源等而被淘汰，竞争过程中始终保持优良绩效的那些企业就会成为企业“明星”。那些绩效较差的企业在生存压力的推动下，启动了适应性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搜寻，就是通过各种途径在企业已知的明星企业治理模式中寻找自己所需要的，然后加以引进、模仿；一是创新，就是经过成员互动创造崭新的企业治理模式。经过适应性学习，一些原先绩效较差的企业可能通过创造性模仿或创新脱颖而出成为后来居上的企业明星。经过一定时间的市场竞争和适应性学习，与明星企业治理结构有关的一些显性知识便会在一定市场范围内扩散开来，成为公共知识。在这个过程中，竞争起到了“获致知识的途径和程序”的作用（冯兴元，2002）。
3、市场选择。经过多次竞争，市场上就会出现老牌明星企业和后来居上明星企业的若干种企业治理模式共存竞争的局面。哪种治理模式将为主流模式，将接受市场的选择。市场在选择的时候，往往遵循一个所谓的“战略互补性”的机制（青木昌彦，1999），即社会上的企业采用某治理方式的比率越是上升，对每个企业来说，采用该模式的战略优势就越大，该模式就会被当作一个惯例稳定下来。这类似于威特（Witt）所讲的“频数依赖效应”，即一个个体对创新者是模仿还是反对取决于群体中已有多少成员作了这种选择（盛昭瀚、蒋德鹏，2002）。随着环境的重大变化，企业在应对环境变化的过程中，有些企业可能会冲破“频数依赖效应”的束缚对已成为惯例的治理结构进行重大的创新，由于路径依赖和企业适应性学习能力的差异，创新也会呈现多样化的态势，于是进入新一轮适应性学习和市场选择的过程，在经过一个一定的阀值或频数后，某种治理模式成为主流模式并流行开来，形成新的惯例。当然，由于默示性知识的存在，各个企业只能获得那些关于该治理模式的显性的知识，各个企业的治理模式不会完全相同。
通过这样一个粗略的企业治理结构演化机制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若干新制度经济学家如詹森等人提出的“最小化成本的组织形式会流行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弗罗门，2003）。我们认为，流行的不一定是最优的，流行的企业治理结构模式可能只是比较优秀的，也就是说是次优的。它们只所以流行，与其说因为是最优（效率最高），不如说是因为有更多的人选择了它们。
五、几点启示
综上所述，对我国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而言，我们认为要注意以下几点：
1、企业的治理结构是自发秩序和人为秩序共同演化的结果，并不存在唯一的所谓最优的企业治理结构，现实生活中存在更多的是次优的治理结构，在相应的环境约束下，各种次优的企业治理结构都可能是有效的，具有适应性效率的。那种追求唯一的所谓最优的企业治理结构的努力是徒劳的。
2、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推进企业治理结构创新时，需要借鉴发达国家自发积累的关于企业治理结构演化的信息，通过有效地模仿发达国家的企业治理结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治理结构演化过程中由知识的有限性带来的限制，加快企业治理结构的演化进程，这是我们的后发优势。但是由于其中很多信息属于默示知识的范畴，无法完全移植，机械地模仿结果只能是“淮橘为枳”，这就会变成我们的后发劣势（杨小凯，2000）。因此，不能将某一国家的主流企业治理模式当作我们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目标，我国的企业治理结构必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3、在企业治理结构演化的过程中，政府作为一种人为秩序，要摆脱那种认为可以人为设计出最优制度安排的被哈耶克称为“致命的自负”的束缚，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放手让广大企业去探索、去进行组织实验，为企业治理结构的演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如促进产权主体多元化、打破垄断、促进市场竞争等等，用杨小凯的话说就是“政府注意的重点不是立法，而是案例形成和创立与成例不合的新案例的程序的公正性”（杨小凯，2000）。以自发秩序为主、人为秩序为辅，是今后我国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最优策略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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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冯兴元.知识、竞争与制度演化[Z]，经济学家网，2002.
[14]盛昭瀚、蒋德鹏.演化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15]邸强、唐元虎.企业绩效差异的动态演进[J]，经济管理，2004（2）
篇2
【关键词】多中心治理 乡村治理 治理结构 善治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是关系到我国社会稳定和农业发展的重要问题。随着乡村社会的转型，传统的单中心治理模式逐渐向多中心治理模式转变，农民群体、农村社会组织等主体性要素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综观相关的文献可以发现，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对我国的乡村社会研究越来越多元化，有的学者基于乡村治理结构的分化与重组，强调乡村精英在村政运作和乡村政治中的核心主角地位;有的学者基于公共行政理论的视角，从乡村的公共关系入手研究乡村社会管理的绩效问题;有的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从需求与供给、成本与收益等角度研究乡村社会的公共产品供给，对当下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所关注的多中心治理主体中的市场环境，正是基于对基层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上体现效益与公平而展开的。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多中心治理理论为重塑乡村治理结构提供了一个契机，通过反思乡镇政府和乡村各组织之间“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的倾向，以此复归“治理”与“多元”的乡村治理主题。
多中心治理及其对乡村治理的现实意义
多中心治理的内涵。多中心治理理论是以奥斯特罗姆夫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考察国家处理公共经济资源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来的，随后被广泛地运用到政府治理、公共资源、社会组织等研究领域，成为政治学、公共行政学、公共经济学等学科的前沿话题。“多中心”和“治理”的共同特征是分权和自治，“多中心”凸显竞争性，“治理”则凸显合作性，因此，“多中心治理”是包含多个中心主体的竞争与合作的新型公共管理范式①，包括治理主体多样化和治理方式的多元化，其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把社会中多元的独立行为主体要素组织起来，对公共资源进行共同自主治理，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
多中心治理：现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方向。在传统的政府“单中心”治理模式下，公共权力的运行是单向度的，公共权力资源配置是单极化的，基层政府运用权威的行政命令安排农民完成任务，这种集中化的行政权力不仅制约着农民基本的民主思想和公民精神，更使乡村治理失去实现“善治”的基础，进而严重影响着乡村社会的长远发展。多中心治理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路径之一，可以通过推进有效政府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培育公民社会、实现多元合作。②它以改变乡镇政府对乡村事务的行政控制为基点，充分调动乡村内部的自主性力量，通过协商、协调、合作等方式，共同解决在公共产品供给、社会秩序维持和社会矛盾化解等领域的地方性问题。由此可见，多中心治理不仅仅体现在公共事务多元的管理主体和公共产品多元的提供者上，它还是一种超越了传统治理模式的崭新的价值理念与思维方式，意味着以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参与作为治理的基础，在治理的方式上，政府必须转变其自身的角色和任务。
“多中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多中心治理是一个多维度互动的管理过程，尤其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后，更加强调政府、农民群体、社会组织、市场成为相互独立的治理主体，通过互动、互补、合作、制约的方式，达到“政府引导、农民主导、社会组织参与、市场运作”的多元治理格局。
政府是乡村治理的引导者。多中心治理的核心是多元、平等的合作与协调，在治理的框架上，政府不能凌驾于其他的组织之上，那么应该如何以一个平等的地位去确保行政权力的权威性呢？如果在治理过程中出现失衡状态的时候，它又该如何去协调和规范其他主体的行为呢？“治理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③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下，乡镇政府是独立的基层行政单位，对乡村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力，乡村的“善治”需要政府的权力参与才能把涣散的社会资源与力量整合起来，但这不是一种统治型的权力，也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和权力中心。乡镇体制改革的目的并不是局限在“乡政”体制内部的职能缩减，也不是减少基层政权的规模与范围，而是在解构现行乡村治理体制的同时，以现代的治理理念重新构建起乡镇政府引导者的角色。乡镇政府要承担起指导乡村行动的共同准则及方向的任务，兼顾公平与公正、效率与民主，不仅需要规范自身的权责体系，保证政府行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还要顺应治理理念的要求，吸纳社会和市场的力量，引导各社会组织进行平等沟通与协商，构建起多元的乡村治理格局。
农民是乡村治理的主导者。农民是实现乡村社会转型的主导者，他们通过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沟通、协商与合作，承担起乡村社会管理的公共责任，参与到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之中，实现共同治理的目标。
普通农民。普通村民既是乡村社会政治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者，更是乡村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在多元治理的框架内，广大村民与其他治理主体共同形成互相依托与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是推动乡村社会改革的主要动力。农村社会管理的本质在于民主，具体体现在村民自治上，村民委员会由广大村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是农村社会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负责乡村内部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广大村民不仅仅拥有选举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等合法合理的治理权力，而且还是乡村社会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重要提供者，他们是乡村多元治理主体中重要的一隅，如果乡村建设实践活动脱离了广泛的农民群众，更是不可能完成的。
体制精英。体制精英主要是指获得国家政权体系的认可，其社会影响力来源于正式授权，以村民委员会为运行载体的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等人士，他们是政府行政机构与农村社会承上启下的中介，也是乡村内部权力互动的集合点，现代乡村社会主要通过他们在国家、精英和普通村民的三层互动机制来实现地方自治。因此，要培养一批具有公共理性的体制精英，需要加强他们的组织与协调能力，建立村两委、村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三者的合作机制，充分发挥村民会议在实现村民自治中的最高权威地位。
非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是指乡村社会中由于文化认同或者利益的联系，凭借其掌握的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源进行治理的主体，如宗教和宗族势力、经济能人、文化精英等，他们代表着部分村民的利益，同时也具有自利性的政治目的，是处于体制精英和广大村民之间的中间带，其非正式权威力量在多元主体治理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非体制精英拥有优于一般村民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他们往往通过协商、默契或利益互惠等互动博弈的方式与其他的主体一同干预或者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尤其在广大村民民主参与和自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其作用更加不容小觑。同时，也要防止非体制精英与合法的公共权威力量抗衡，引导他们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所在。
农村社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参与者。农村社会组织是指在乡村范围内活动，主要由农民组织和参加，以维护、实现和发展农民利益为目的的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组织。④在传统的“乡政村治”的管理体制中，农村社会组织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化空间相对狭小，使得其在治理的过程中受到各种挑战与障碍，不能很好地承担起乡镇政府向乡村社会转移的公共职能，更不能向广大农民和乡村社会提供满足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然而，农村社会组织有着民间性和自治性的显著特点，代表并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是提高农民主体性地位的重要途径。在多中心治理中，农村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的治理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基层政府的职能转变。为了使农村社会组织能够顺利参与并逐步融入到乡村多元治理结构中，要求乡镇政府优化制度环境，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强农村社会组织内部制度建设，将家族、企业组织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利益整合起来，构筑一种多元合作的治理结构，促进乡村结构的转型。
市场是乡村治理的推动力量。市场在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的配置起到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传统的单中心治理过程中，政府行政干预过多，抑制了村民自治的发展，从而也弱化了市场在治理体制中的作用，导致治理绩效低下。在多中心治理理念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保障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有限性和独立性，同时使得其他非政府组织承担起公共责任，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乡村治理中要实现市场的推动作用，可根据“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市场化运行原则，广泛吸取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到乡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建设中来，构建一个多元化的投资体系。具体而言，涉及到农村发展的战略计划、项目推广、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和与基础教育相关的重大性公共产品依然由政府提供，其中的某些项目也可以通过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方式，由政府购买的方式提供。涉及到农村水利灌溉、供电供气等一些政府无力提供的公共产品，可以借助市场的力量，将社会的企业资本引入到公共产品领域上来，从而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政府从中承担起监督与政策支持的职能。
走向多中心治理的障碍性要素分析
多中心治理理论是西方国家在其已经发达的市场环境和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上，结合其独特的社会文化提出来的理论，如果简单地移植或照搬应用到我国的社会管理领域，将会出现“水土不服”。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客观地认识到，要实现多中心治理有其特定的前提和理论假设，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一是不同政府单位与不同公益物品效应的规模相一致;二是在政府单位之间发展合作性安排，采取互利的共同行动;三是有另外的决策安排来处理和解决政府单位之间的冲突。⑤由此可见，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三者力量的协调均衡是实现多中心治理的重要基础，科学理性的公共政策是实现多中心治理的有力保障。
目前，我国乡村社会中相当一部分的社会组织规模较小、分布不均衡，并且缺乏政策性引导和有效的经费保障，在其内部管理机制、组织结构、运行模式、角色定位等方面还不够规范，需要加强乡镇政府的阶段性指导和扶持。其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还处于一个不断完善的阶段，尤其是在乡村社会的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来解决公共服务不均衡问题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困难。最后，主体之间社会资本存量的多寡成为制约着多中心模式构建的重要要素。过去行政主导型的“乡政村治”作为一种代替对乡村社会进行管理的模式而存在，其特征就是公共权力运行和公共权力资源配置的单极化，由于制度设置的滞后性，行政独大的局面矮化了乡村自治，使得“乡政”与“村治”难以对接，行政职能部门可能会出于某种特殊的利益关系，偏袒社会资源的均衡分配，乡村社会资本的不均衡与缺失，势必影响着农村的发展。
构建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实践路径探索
第一，转变政府的管理理念，推动多元协作机制。基层政府应该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契机，将多中心治理的理念纳入行政体制改革中，树立民主公开、平等协作、共同参与为要点的核心理念。理顺基层组织的权力关系，明确乡村社会中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体系和责任范围，强化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改变权力的运行方式，着力推动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国家对基层社会的行政事务控制应逐渐减弱，具体到乡村治理而言，应该是国家、市场和乡村社会，农民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既相互独立又分工合作的多元权力主体结构。政府应该树立“放权”、“分权”和“平等”的民主精神，支持乡村社会中各主体通过平等对话和共同协商，凝聚和动员乡村社会的多元资本到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中，推动一种多元协作机制的运行。
第二，促进农民政治参与民主化，构建乡村治理核心主体。完善乡村的民主自治制度，实现广大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保证其在乡村治理结构中的主体性地位，通过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有序地扩大农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和管理的空间。具体而言，民主选举的过程要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选举出符合条件的具有良好素质的能够代表着广大农民群众利益的能人志士担任职务。在民主管理上，通过建立“民主治理章程”和“村规民约”等制度性文件，保证村民可以直接参与乡村公共事务与公益事业的日常管理。健全科学的村民会议制度，完善村民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建立科学的决策程序，明确村民委员会和村民会议之间的关系，确保村民会议的决策性地位。在民主监督上，通过民主评审制度与村务公开制度，充分调动广大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的积极性，从而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
第三，扶持和引导农村社会组织，促进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首先，法制建设是保证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前提，它不仅可以规范各社会组织之间的行为，而且也是其自身发展的动力，农民社会组织在参与农村公共事务过程中，迫切需要一套公平公正的法规与政策支持。其次，针对我国农村社会组织自身存在的自主运营能力差、组织差和资金短缺等问题，政府要进一步规范农村社会组织的管理机制，加强政策的引导和提供资金的扶持，促使其在治理的过程中保持独立性，走市场化、社会化和专业化的道路。最后，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把重点放在农村经济上，鼓励发展多样化的组织形式来承担乡村社会多样化的公共服务，为政府的职能转变创造条件。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和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多中心治理的理念是符合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发展的。在实践中，应借鉴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内核，按照“简政放权”的基本原则，推动政府、市场、社会三维互动的乡村社会发展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作者单位：广东金融学院公共管理系）
【注释】
①王志刚：“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起源、发展与演变”，《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35页。
②王雪梅：“地方政府多中心治理模式探析”，《人民论坛》，2011年第14期，第54页。
③俞可平：“治理与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第40页。
④董玉萍：“农村社会组织在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安徽农业科学》，2010年第17期。
篇3
关键词：民营企业 资本结构 治理结构 影响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良好的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对于提升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和其价值有着重要的作用。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对民营企业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的研究匮乏，缺少对民营企业这一特殊组织形式下资本结构对治理结构影响的系统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就资本结构对治理结构的影响进行分析。
民营企业资本结构与治理结构的关系
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表明，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结构，因为债权人的索取权和股东的索取权之和等于企业期末的价值（StephenA.Ross etc，2002）。所有者及其利益相关者通过契约达成均衡，通过权力分配、权力制衡机制，落实契约条款，最大限度地激发经营者优化资本结构的积极性（李小萍，2003），由此可见，治理结构的完善对于资本结构也有一定的影响。资本结构与治理结构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
民营企业资本结构对治理结构的影响分析
（一）内外融资对治理结构的影响
民营企业的资本结构主要是从整个企业角度定义的，如图1所示：企业的外部融资主要是指从企业外部获取的融资，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内部融资主要是指民营企业内部实现的融资行为，内部资金可以通过企业相关部门在内部进行流转。
民营企业的不同的融资方式会引起不同的委托关系，外部融资中的股票融资会引起股东和内部股东之间的股权关系，发行债券或向银行贷款会引起债权人和企业内部人之间的债权关系，而且由于外部融资中存在信息的不对称，会引起一系列存在于委托人和人之间的问题，这就使得民营企业的最高经营决策层有更多的机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加大道德风险的可能。由于外部资金的介入，还会导致民营企业控制权的分散或在某种条件下的转移，这就会引起各利益集团对控制权的争夺，从而影响企业治理结构的设置与变化，即企业对融资结构和相应的资本结构的控制机制形成相应的公司治理模式。
按照融资优序理论，内源融资是放在第一位的。内部融资是企业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它主要包括：一是留存收益，来源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实现的利润。这是民营企业最基础、最根本的融资渠道；二是折旧资金，民营企业的折旧不需变现，可以加以利用；三是内部集资，民营企业可以向内部职工集资；四是盘活企业内部存量资产，这也是一种有效的筹资方式，而且主要适用于民营企业集团。民营企业的内部融资与外部融资相比，融资成本较小，并且内部融资产生的问题较小，同时由于民营企业的内部融资可以由公司总部统一进行分配，在公司内部进行纵横融通使用，可以加强民营企业成员之间的联系，完善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
（二）股票合约的民营企业治理机制
股票合约的民营企业治理机制主要体现在股票的所有者—股东拥有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股权融资对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的作用机制通过对企业的控制来实现。内部控制是股东以其所拥有的投票权，通过投票选举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选择经营管理者，将企业日常经营的决定管理权委托给经营管理者来实现的（潘敏，2002）。民营企业股权的安排对治理结构有着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股权结构上，而且还表现在股东的性质（或身份）上，因此，本文分别分析股权结构和股东的性质对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
1.股权结构对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股权结构是指各股东在公司股份中所占的比重。一定的股权结构体现着不同股东对剩余分配权进而对剩余控制权的配制，并通过激励、接管、权争夺及监督等治理机制发挥着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股权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着治理结构（李小萍，2003）。
股权结构与董事会和监事会：股权结构决定了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人选和激励，从而对企业的决策机制和监督机制产生影响。一般来说，股票所有权集中程度越高，治理机制就越有效。股东监督民营企业要付出成本，股东监控企业的动力来源于其监控的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同时如果在民营企业的股权结构中，有大量的“有廉价投票权”的股票，其治理机制也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因此，民营企业如果股权过于分散，就会造成监控者的缺位、治理成本提高；而股权集中程度越高，内部控制就越有效，治理成本越低。并且股权集中度过高时，控股股东有可能出现过度操纵公司，剥夺董事会独立经营管理公司权利的行为。
篇4
治理盈余管理的目的是提高财务信息的质量，即公司治理与财务信息关系密切。高质量的财务信息有助于降低舞弊风险并控制道德风险，进而提高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因此，在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的情况下，有助于不断地规范盈余管理。盈余管理的概念存在不同的说法，大多数的说法是盈余管理是运用企业会计准则中的相关政策，以自身企业利益为出发点披露财务信息，使财务信息使用者对公司财务状况的理解能够满足企业管理的要求。盈余管理的特点主要有四个，首先，盈余管理主要是为了企业自身利益；其次，盈余管理的操纵者是企业的管理当局；再次，盈余管理处理的对象是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最后盈余管理只能影响到财务报告收益而对实际企业收益不产生影响。
二、公司治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一）外部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外部治理结构主要包括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通过外部竞争性市场对经理人实施约束。首先是资本市场上的约束。我国资本市场要求企业必须定期披露企业经营的财务信息，这就使得经理人产生了通过盈余管理粉饰经营利润的动机。为了满足投资者的需求，维护企业良好的企业形象，满足广大股东的收益率指标，企业经理人则会采用盈余管理的方式修饰企业的财务信息。其次是经理人满足自我利益的动机。企业经理人可以通过盈余管理提高其在经理人市场上的威望和评价。当经理人市场把经理人利益与企业利益协调成一致时，企业经理人则会存在增加企业实际盈利的动机。在进行盈余管理时，经理人则会采取合法的方式来影响盈利水平在不同会计期间的分布，以便于实现平滑利润的目的，保持企业价值的稳定增长。
（二）内部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内部治理结构主要是指股东通过全过程的监督而对企业管理人员实施的直接约束，其中主要的内部治理结构包括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等。其中，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为信任托管关系，而董事会与公司管理人员之间为委托关系，并且董事会与经理层的行为都要受监事会的监督。由此可见，董事会和监事会直接对经理人员产生影响，在企业当中，董事会的职责主要是战略决策和选聘经理人员并对经理人的行为进行考核和评价。但是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的问题严重，二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其中监事会和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很严重，因此，内部治理结构水平直接影响了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
三、治理公司盈余管理的对策和建议
（一）合理安排企业的所有权
公司治理结构的实施目的是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对称掌握。企业首先应当明确企业的产权，规范会计信息的形成过程，对会计人员的具体行为加以规范和监督。只有明确产权的隶属界定，才能让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目标逐渐呈现一致性，这意味着国家政策允许或支持企业根据交易费用的高低去选择会计政策，同时也实现了企业会计准则激励约束和资源配置等作用的发挥，降低了会计政策选择时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进而实现利益相关者的相同收益目标。根据调查显示，我国企业的所有权的管理上存在漏洞，比如产权模糊不清、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太大、流通股的比例太小以及内部人控制等现象。当企业的产权不明确时就增加了规范会计信息的生成难度，同时也给盈余管理增加了便利，因此企业管理者应当重视产权清晰，并及时开展合理的制度安排和制度改革。合理安排企业的所有权能够有助于规范企业的产权制度，明确各自的责任和职责，对于改善盈余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能
科学的公司治理要点是通过合理的治理结构和治理程序，使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互相制约和互相监督的机制。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文件中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1/3以上成为独立董事，其中应当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我国证监会也提出在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中应当设立审计委员会。总之，只有在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下，企业在选择会计政策或者进行会计政策变更时，才能更好地规范自己的行为。在完善的治理结构下，才能更有助于发挥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等部门的监督职能，从而对盈余管理进行控制。根据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反映，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可以对经理人所采用的会计政策提出要求其做出解释或进行调整。独立董事监督职能的发挥增强了盈余管理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增强了对企业经营管理的监督。
（三）构建盈余管理的治理机制
篇5
对于公司治理的定义有很多种，Cohen和Hanno将公司治理定义为“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为确保财务报告过程的公正性所采取的监督活动”。OECD在《公司治理结构原则)中定义：“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种据以对工商业企业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
虽然有关公司治理与实务方面的问题还存在诸多差异。但关于公司治理理论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已达成共识：(1)公司治理结构是解决股东、董事会以及经理之间责、权、利关系的一种制衡机制；(2)治理的目标在于增加股东价值，实现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3)监督、风险管理、控制、激励与约束、目标、责任和权利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因素；(4)有效的治理需要有充分的资源来监督组织的控制和风险。
公司治理结构包括外部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它通过一整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的或外部的制度来协调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之间(股东、债权人、职工、政府等)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从而最终维护公司各方面利益。具体包括股权结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经理层所构成的内部公司治理；也包括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政府架构等外部治理环境。
公司治理结构明确规定了公司的各个参与者的责任和权利分布，诸如董事会、经理层、股东和其他利害相关者。并且清楚地说明了决策公司事务所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同时。它还提供了一种结构，使之用以设置公司目标，也提供了达到这些目标和监控运营的手段。也就是说，通过公司治理结构的安排，使因两权分离产生的目标差异所造成的成本尽可能降低。
2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股权结构的现状
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目前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存在着诸如外部监控机制不健全、董事会功能和职能不够规范、行政干预过多，成本上升、经营者行为失控等一系列问题，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公司的经营激励、收购兼并、竞争、监督监管等诸多方面有较大的影响。而我国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深层次问题。
公司治理结构关键是根据不同的股权结构和公司外部治理环境构建公司内部相互制衡的组织构架。股权结构作为公司的所有权结构，表明了股东对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力控制程度。在英美等股权比较分散的国家，公司组织主要由董事会和股东会构成。在德日等股权比较集中的国家，公司组织构成有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其中监事会起比较大的作用。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比较复杂，通常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尚未流通股(简称非流通股)，包括国家等发起人股、定向法人股份、其他未流通股份；另一部分是已流通股份，包括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简称A股)境内上市的外资股(简称B股)，境外上市的外资股(简称H股、N股等)。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有关统计资料。可以看出，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方面具有种类繁多，且相当比例的股份不能上市流通的特点(见表1)。
由表1资料可以看出，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中，2007和2008年未流通股份分别占到约61％和53％的比例，其中发起人股及法人股占到50％。虽然2008年有所下降，但仍能看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既不同于英美式的股权分散模式，也不同于德日式的法人间交叉持股的股权集中模式，而是“一股独大”式的股权高度集中。历史原因使得非流通股成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主要成分。并且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流通股在全部股本中的比例随着发行股票规模的扩大。呈现出下降的趋势。3我国股权结构的特点及其积极作用
3.1我国股权结构呈现出一种由大股东控制的高度集中的特点
在市场经济国家，关于股权结构的集中情况，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英美等国以股权分散化为特征的外部治理为主的体制。其大股东在公司股权中所占的比例远远低干中国的情况。另一种是日本和德国已经形成的紧密型的股权结构。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往往是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日本的几乎每一个大企业都有一个持有其股票20％的金融集团。大股东与企业之间形成一种严密的、家庭式的团体。他们不仅通过正式的股东大会或非正式的总裁会议控制企业，而且还会通过资金提供或业务的往来直接参与到企业的经营决策中，小股东的利益和作用相对被忽视。
与国外相比，我国股权结构显著的特征是未流通股比例过大，特别是其中的国家股比例过大。同时，我国上市公司总体股权结构是以发起人股与法人股为主。另外。近年来上市公司法人相互持股的情况也有所增加。因此，中国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实际呈现出一种由大股东控制的高度集中的特点。
3.2我国股权结构高度集中的积极作用
大股东的存在导致对管理者更好的监督和企业更好的业绩，特别是股权集中在机构投资者的情况下。股权比例的选择要涉及到两个关键成本：一是风险成本，即投资者投资的方向所带来的风险损失；二是治理成本，即维持公司治理有效运作而发生的成本，它主要包括治理的组织结构本身发生的成本和治理活动的组织协调成本。这两个成本与股权集中或分散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公司的股份高度集中于一个投资者手中(拥有绝对控股权)，按照所有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匹配原则，企业所取得的一切利益应该大部分归该出资者所有，外部大股东在其投资企业存在重大经济利益时，投资者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就会利用一切制度和手段积极主动地监控经营者的行为，以确保管理者没有从事有损于股东财富的活动。由于属于内部高度的监控，因而监控花费少，治理成本低。同时又因为股权分散导致的小股东“搭便车”难题，从而造成对管理者的监督困难。而外部大股东的存在，减少了管理者机会主义，从而降低了管理者与股东的直接冲突。所以。股权相对集中有利于减少合约签订与执行中的交易成本，相对集中的股权使得大股东有足够的激励与能力去监督人，从而降低成本。
股权集中度对公司治理起着监管作用。Berle和Means认为，股权集中度与企业业绩之间存在正的线性关系。股权集中鼓励创新(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相联系的战略)和阻止多元化(与管理者利益相关的其它目标相联系的战略，如规模)。我国的资本市场尚未成熟和完善，小股东还不足以起到对公司的监管作用。而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对于减少公司经理人的机会主义和自利行为，促进他们对于长远目标的追求总体看是积极的。所以，大股东的存在会有利于提高公司的价值和长远发展能力。
4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思考
(1)在保持一定程度的股权集中情况下，对上市公司进行一系列有效的股权结构安排，抑制内部人掠夺，优化公司治理机制。
我国上市公司中占总股份接近百分之五六十的非流通股的存在，不仅因国有股在其中占绝对地位而削弱了对于企业经理人员的监管力量。而且由于不准上市流通，国家对于市场外的非流通股的交易又有严格的规定，经理人才市场、资本市场及公司控制权市场发育十分缓慢，从而难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阻碍了对经理人员的另外一种约束机制一一公司控制市场的形成。所以在我国，公司控制市场还不足以形成对管理层的威胁，主要还是依赖企业内部的各种控制机制。所以，根据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殊性，在保持一定程度的股权集中情况下，要通过对上市公司一系列有效的股权结构安排。解决所有者缺位的股权结构问题，设立一个完善的制度来体现这个所有权，来抑制内部人掠夺，优化公司治理机制，提高公司的长远发展能力。
(2)落实独立董事制度，保护投资者利益。
独立董事制度本身是基于为避免公司董事被控股股东及管理层所控制、从而损害其他中小股东和公司的整体利益而设置的。中国虽不明显存在美英模式中董事长兼任CEO的问题，但大股东操纵并掏空上市公司，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事例并不少见。因此，在上市公司中严格实施独立董事制度，既是保护投资者利益，又是完善公司治理的明智之举。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中基本设立了独立董事，但仍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人数的比例偏小，二是从制度安排等方面解决独立董事的“责、权、利”问题，使独立董事真正发挥其作用。有关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上市公司中的独立董事越多，公司价值成长能力也越高，这充分说明独立董事的外部监督作用。对提升我国上市公司业绩具有重要作用。
(3)加强监管，严格上市公司的报表信息披露。
资本市场信息主要来自报表披露，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在相当程度上，也依赖于上市公司报表披露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为了遏制虚假的报表信息，维护投资者权益，我们认为，应在公司治理及其资本市场规则中引人透明化、公开化的市场机制。成熟的资本市场非常重视财务报表呈报的管制，而放松对市场准入等规则的监管，目的是提高市场透明度，保护投资者的知情权。我国资本市场的监管理念却正好相反，监管部门致力于上市公司的市场准入审批、IPO价格的确定、增发、配股标准的设立等，而轻视对报表真实性的验证。实质上是弱化了对投资者的保护职责。为此，监管部门应转变监管理念，重视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管制。加大上市公司的违规成本，减少供大于求的会计师事务所数量，并严惩报表造假者。
篇6
关键词：公司治理结构；盈利能力；影响
中图分类号：F224-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5-000-01
前言
一般来讲一个企业实际经营状况的优劣往往能够通过盈利能力来展现，而盈利能力则与企业业绩息息相关，业绩的提升以及下滑又建立在企业实际治理结构基础上，由此企业治理结构和盈利能力之间就建立了紧密的内在关系，众多研究学者认为治理结构属于多层次以及多角度性的动态性经济概念，需要从治理结构进而剖析企业实际盈利状况。
一、初探公司治理中股权结构实际于盈利能力作用影响
公司治理实际于盈利能力作用影响集中在股权结构上，而股权结构本质上由多种主体类型股份构成，主体类型对于股权结构予以了特性的决定，股权结构针对盈利能力方面的实际作用建立在股权相应集中度以及内在结构两方面，首先从股权内在结构方面来讲，持有较大比例的国有股基础上企业相应的盈利能力则表现为较强，因为我国长期以来基本国情是公有制为发展主体，企业在实际发展环节中政府予以了较大的政策优惠，如国家对于企业实施的一定税收返还以及优惠贷款和相应的政策支持等等，可以说这些优惠政策尤其是对于快速成长环节中相关小型企业以及中型企业无疑是带来了较大发展动力，而中小型大量企业在实际获取到优惠政策之后也会实现盈利能力的大幅提升，这对于企业业绩的增长将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此外持有较大比例的法人股基础上企业相应的盈利能力则表现较低，法人股具备较大的持股比例则会促使一股独大状况的突出，在该种环境背景之下企业潜在的无法预估的风险将会增加，而法人股大量持有也现今引起企业实际盈利能力降低的关键原因；如果是持有较大比例的流通股则企业相应的盈利能力也会表现较低，因为企业中相应的流通股实际被划分到各个股东之后，每个股东占有份额比较小，由此持有流通股的相关股东并不会对企业经营产生较大的影响，如无法践行股东大会相关权利或者是参与企业经营监督等等，由此企业实际治理效率也会大大降低，最终影响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导致企业实际盈利能力无法提升。
其次从股权相应集中度方面来讲，通常股权的适度性集中对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很大程度上能够将企业实际盈利能力大大提升，但是如果是股权从适度转为过于集中，简单来讲就是较大比例的股权由一人或者是两人控制，则往往一股独大基础上无法实现企业经营的良好监督，因此企业股权最好是均匀被多个股东受理，保证企业经营方面的透明度，这样才能真正的将企业相应管理效率良好提高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最大化的盈利[1]。
二、公司治理中董事会结构基于盈利能力实际作用
除了股权结构能够基于盈利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之外，董事会实际结构同样也会影响到企业实际盈利能力，具体来讲，较大比例的独立董事基础上企业实际盈利能力将会表现较弱，独立董事常常是建立在大股东基础上，简单来讲就是大股东直接会成为独立董事，并不会从领导干部中选，属于管理层的空降兵，而这些独立董事在没有对企业实际经营做到充分性了解熟知状况下直接上岗并对经营管理“指手画脚”[2]，非常不利于企业当下良好发展，尤其是会将其盈利能力大大降低；此外企业如果是推行总经理以及董事会方面的监理制度将有利于企业实际盈利能力的不断提高，一般委托相关理论指出，盈利能力需要建立在风险以及成本降低基础上，而兼任制度则成很大程度上讲企业与董事会成员之间的沟通成本大大减少，有利于企业相关经营者以及所有者之间利益的协调统一，这对于其盈利能力以及竞争能力将起到较大的提升作用。
三、公司治理中管理层激励基于盈利能力实际作用
除了上述两方面能够对企业实际盈利能力产生影响作用之外，管理层激励同样也能够作用于盈利能力，具体来讲，薪酬激励往往对于盈利能力提升意义重大，众多研究学者认为现今企业相应管理层具备差异化薪酬，而管理层实际薪酬和其实际盈利能力两者之间具备一定正相关内在关系，站在委托相关理论视角来讲，如果企业相关经营者以及所有者之间达到了统一化的利益目标，则其经营管理将达到较高的工作效率，尤其是在管理层实际薪酬建立在经营绩效基础上将最大化的刺激管理层优化管理方式并调整管理内容等等，此外如果是管理层赋予一定的股权作为管理奖励，也能够较大化的激励管理层更加积极做好日常经营工作，而建立在薪酬以及股权两方面激励基础上的管理层将促使企业获取到较多经济利益[3]。
四、结论
综上分析可知，现今企业要想在经济市场站稳脚跟就需要对自身的治理结构予以优化，因为治理结构从股权结构以及董事会实际结构和相应的管理层方面激励来对于企业实际盈利能力产生重要性影响，通过优化治理结构进而提升自身经营方面盈利，而从本文将公司治理实际于盈利能力方面作用影响作为研究核心旨在为现今以及未来企业稳定以及长足性的发展献出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
[1]李志军，陈翠婷，廖霞如.公司治理视角下的银行持股与公司盈利能力分析――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经验证据[J].国际商务财会，2015，01：75-81.
篇7
国有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革实质上是一项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公司高效运转和可持续健康发展为根本目标的对公司组成要素和相关资源进行分拆和整合的系统工程，其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保证这一工程顺利完成、改革目标顺利实现的前提和基础。随着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化，在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财务治理结构、内部会计控制、财务管理目标等也将随之发生变化。
一、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国有保险公司股份制改革中最重要的内容
国有保险公司股份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架构。现代企业制度区别于传统企业制度的根本点在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或称所有与控制的分离，即由实物资本的所有权派生出来的占有权、使用权及处置权等同所有权分离。所有权与它派生出来的各项权利的分离，导致公司中各利益主体是通过一系列的合约联结在一起的，又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导致合约的不完全性，从而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衡的机制，用以对企业进行管理和控制，并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规范公司各利益主体的经济利益，成为现代公司能够有效运行的一个前提基础。
现代企业中的公司治理结构正是这样一种协调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关系的一种机制，它涉及到激励与约束等多方面的内容。简单地说，规范和处理公司各种契约关系的制度安排，称为公司治理结构。或者说，公司治理结构是处理公司各种契约关系的一种制度。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司治理结构由两部分构成，一是通过竞争的市场所实施的间接控制，或称外部治理结构；二是为实行事前监督而设计的直接监督或称内部治理结构。前者包括客户市场、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兼并市场等等；后者则是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层组成的一个三级结构。本文所称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指后者。
公司治理结构最重要的内容是公司治理控制权的分配。从当前经济和法律制度来看，公司治理控制权分配最原始和最直接的依据是财产所有权（包括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所有权）；从有效决策的角度来看，公司治理控制权分配的依据应当是知识和信息。两个分配依据分别界定了公司治理控制权的法定拥有者和最有效的拥有者。从现实来看，公司治理控制权分配的两种依据往往不一致，拥有财产所有权的人不具备知识和信息，具备知识和信息的人往往又不具备财产所有权。所以，如何实现公司治理控制权和知识信息的对应是提高公司效率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我们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财产所有者自己经营公司；另一种是把控制权交于具备知识和信息的人管理。在第一种选择下，财产所有者要承受学习管理知识的成本和经营不专业造成的损失（称之为自理成本）；在第二种选择下，财产所有者需要监督人，从而发生成本（主要指把控制权交于人发生的各种成本，如选择人和设计、实施适当的激励与控制制度的成本）。随着程度的增大，自理成本减小，而成本增大。因此，在客观上存在一个公司治理控制权分配的最优解。假定财产所有者是理性的，最终权衡比较的结果既不会是完全由所有者自己掌握控制权，也不会是由人完全掌握控制权，而是自理成本和成本之和最小的一点，这就是公司控制权的最优解。所以，公司治理控制权，既不能完全分配给经营者，也不能完全分配给所有者，最优解应当是二者之间的一种动态均衡。只有达到了公司治理控制权的最优分配，公司才能有效运作，实现股东利益、经营者利益、员工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公司治理控制权涉及到公司经营、管理和分配等问题的决策权，它可以是明确规定的，也可能是暗含的，但一定是与决策有关的。部分控制权可以在事前通过合同形式予以明确规定，而其余的控制权则只能说明个大概，其细节需要在执行过程中得到体现，或者说控制权的分配存在着不完备性。在公司治理控制权分配的最优解里，我们看到，存在行为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或者说成本的存在是必然的，我们要做的是如何降低成本，从根本上提高经营效率。
二、“共同治理”模式是国有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理性选择
现代企业制度是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企业制度。国有保险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按照《公司法》、《保险法》、《决定》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治理结构应该形成这样的架构：所有者通过法定的形式进入公司行使职能，通过在公司内的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保障所有者对公司的最终控制权，形成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激励和制衡机制，并通过建立科学的领导体制、决策程序和责任制度，使相互的权利得到保障、行为受到约束。要实现这样一个理想的架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选择就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在建立公司治理结构时必须充分考虑公司目标，公司目标决定着公司治理结构。但公司的目标有许多种说法，在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上，遵循不同的逻辑，将形成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目前公司目标最主要的描述有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和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两种，前者称为“股东至上”模式，后者称为“共同治理”模式。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于公司的目标是只为股东的利益服务，还是为全体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服务。
在“股东至上”治理逻辑下，股东作为物质资本所有者，其地位是至上的，获得授权的经营者只有按照股东的利益行使控制权才是企业效率的保证。因而这种治理结构的出发点是，作为委托人的股东，如何设置一个最优的可以对经营者行为进行激励和约束的机制，使其为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而努力工作。但是，由于经营者有着不同于所有者的独立利益目标，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条件下，经营者在获取公司控制权方面处于有利地位，在信息非对称的条件下，就为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创造了有利的生存环境。这将有损于股东的利益，至于保户、债权人、员工等其它利益相关者则更难以得到保护。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目标并非唯一地追求所有者的资本收益最大化。企业本质上是多边契约的总和，契约本身所内含的利益主体的平等性和独立性要求公司治理结构的主体之间应该是平等、独立的关系。这种相互关联的主体，包括股东、经营者、保户、员工、债权人及其他有关利益主体，组成了利益相关者，而公司的效率则需要建立在利益相关者平等的基础上。在这样一种新的公司治理逻辑下，公司不仅要重视股东的利益，而且要重视其他利益相关者对经营者的监控；不仅要强调经营者的权威，还要强调其他利益相关者实际参与。具体来说，在董事会、监事会中要有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代表，以发挥利益相关者的作用。这样的公司治理结构就是“共同治理”模式。这种公司治理结构主体的多元化，符合契约主体机会平等的基本思想和现代产权理论的基本内涵，因而是比较合理和科学的。
公司治理结构受经济、社会、历史传统和国家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没有一个标准模式。所谓“适用的就是最好的”。国有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构建既不能简单地移植国外的现成做法，也不能忽视已有的一些通用性基本原则，特别是符合现代经济内在规律要求的“共同治理”逻辑。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背景下进行股份制改革的，可能更应该强调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员工的利益，如果将员工作为治理结构的主体之一，由于其在公司内部能较为容易地观察到经营者行为，从而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难以监控经营者的难题。
三、良好的公司财务治理是能够将“共同治理”结构模式化为现实的重要途径
公司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所谓公司财务治理，是指通过财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分配，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按照OECD《公司治理原则》的解释，公司治理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明确公司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和权力，说明决策公司事务所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公司治理中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力主要体现在各种合约的约定上，如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监督权，对公司经营、人力资源、战略管理等方面，当然，作为风险承担者的股东拥有权力。事实上，财权的分配在公司各项权力配置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公司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其中主要是财务信息，因此财务信息的生成和呈报机制在公司财务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有些利益相关者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财务信息的生成质量和呈报机制，有些利益相关者只能被动地接受生成的财务信息或借助于一定手段检验财务信息的质量。各利益相关者寻求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基本途径是通过编制、呈报或审阅符合一定规范的财务报告来实现。广义的公司财权包括公司财务利益和各参与方利益的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财权的配置是通过签订和重复签订一系列合约完成的。只要财权得到有效配置，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
公司财务治理实质上是通过财务机制及其制衡机制作用进行的，公司财务治理中的制度安排包括对财务信息生成程序、生成质量以及呈报机制等的规范，对公司各利益相关者财权的配置和再配置，以及激励机制等。公司的已有出资者包括股东和债权人，为了确保自身资本的盈利性或安全性，会时刻关注公司财务信息的生成程序和生成质量，而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的政府和潜在的投资者以及债权人，对于公司财务信息的生成和呈报也是十分关注的，这是他们做出相关决策的主要信息依据。公司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签约和再签约过程实际上就是财权在不同利益主体间的调整过程，如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调整和董事会对经理人员的调整等。
在公司财务治理中，有三组关系需要明确。一是关于公司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关系。公司财务治理与公司财务管理有相同的部分，但区别是主要的。其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是公司财务报告的影响因素。其区别在于，公司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协调公司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是一种制衡机制；而公司财务管理是一种运行机制，基于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财务治理的动态性在于，公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是不断发生的，公司治理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也是不断变化的，只有动态的财务治理才能连续不断地发现和修复公司治理中的缺陷，协调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而财务管理则是公司经营者的主要责任，包括公司的投融资决策和日常的财务管理。二是关于公司财务治理和公司治理的关系。公司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组成部分，公司治理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公司财务治理来完成的，因此可以认为，公司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是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实现公司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对称和利益制衡。三是公司财务治理目标与公司财务目标的关系。公司的财务目标是基于公司利益而言的，尽管公司内部存在着所有者、经营者以及员工等之间的冲突和协调，但以公司价值最大化为公司的财务目标，可以得到上述利益主体的认同和执行。但公司财务治理中的利益相关者却不仅包括了上述主体，也包括了公司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如债权人、保户、供应商以及拥有强制权力的政府，财务治理不仅站在公司所有者的角度，而且也基于社会效率的提高。
四、必须在公司治理结构下充分发挥会计控制的作用
会计控制与公司治理不能割裂，需将会计控制纳入到公司治理框架之中。公司治理机制有效，是保证公司资金安全、资产完整、会计信息真实、及时、完整的基本条件；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才能保证会计控制有效，才能保证不同层次会计控制目标的一致性，促进科学决策和效率经营；只有从源头实施会计控制，达到各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协调与制衡，才能维护利益主体的正当权益，最终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有效的会计控制应当能够维护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而不是维护某一类或少数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两权分离的国有保险公司，会计控制可分为两个层次四个级别。
其中第一个层次是所有者或授权人对总公司经营者监控，通过制定绩效目标，对经营者激励、监督，促使经营者努力经营。、作出最优决策。第二个层次是总公司经营者对其属下的各级公司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的监控，解决经营者的经营管理能力问题，目的是实施有效管理并实现绩效目标。它可以分为“总——省——地——县”等四个级别。
第一个层次的控制是由于股东等专用资产或资源提供者投入专用资产或资源后，需要建立一种跟踪、监控投资对象的机制，确信其投入的资产得到有效使用，并得到预期投资报酬。但这是一种事后监督，专用资产或资源提供者需要一种直接或间接对公司重大决策表达意见的制度安排，促使经营者履行合约责任。
第二个层次的内部会计控制是对于国有保险公司而言，其管理的基本模式是“一级法人、分级管理、逐级考核”。这个层次的会计控制的关键点在于能否科学地确立会计控制中心。保持各级公司会计控制目标的一致性，需要合理、合法地处理投资中心、利润中心、成本中心三者之间的权责关系。在可供选择的集权式会计控制模式下，公司总部作为投资中心承担投资责任，聘用高素质管理人员，研究制定财务战略、投资政策、财务管理制度，审批、控制下属分公司或事业部的财务预算，评价经营业绩等，根据会计控制模式确立事业部或分公司地位。事业部或省级分公司是利润中心，承担经营目标和利润目标责任，只负责授权范围内的成本管理、资金管理。地市及其以下公司是成本中心，只负责授权范围内的成本管理。这种在会计控制方面实行垂直管理、财权高度集中、会计控制精确的会计控制是较符合实际选择的。
只有上述两个层次、四个级别的会计控制都有效，才可能保证公司的有效运作。
会计控制的关键要素是人员（组织结构）、资金和信息，因而基于公司治理的会计控制模式应由会计组织结构及运行机制、资金监控机制、会计与审计信息网络三大要素构成。为了满足这样的要求，需要相应的会计控制制度创新作保证。
五、确定与治理结构相适应的财务管理目标才能确保公司财务管理的良性循环
财务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在公司治理结构这套制度安排中扮演信息提供者的重要角色，成为所有者控制经营者的一个重要工具。财务会计和公司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是系统和环境的关系。显然，系统要与环境相适应、相协调，这样才能有助于系统、特别是人造系统的目标的实现。因此，公司治理结构这一制度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财务会计的信息质量，从而影响该系统的目标实现程度。
篇8
关键词：网络组织；治理结构；治理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4）12-0120-05
Impact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on Governance
Performance for Network Organization
――The Case Study on Taiyuan Heavy Machinery Group Network
SUN Guoqianga，GUO Wenbinb，WANG Lia
（a.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b.School of 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Taiyuan 030031）
Abstract：By the survey of 45 enterprises in Taiyuan Heavy Machinery Group Network，this paper uses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sample data modeling analysis and studies the network organization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two dimensions，contact tightnesss and network centralitys impact on governance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contact tightness and network centrality both have a positive role in governance performance.
Key words：network organization；governance structure；governance performance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背景下，经济组织外界环境日趋复杂，国际化竞争日益激烈，网络组织作为新生态组织形式受到多方关注，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网络化合作作为重要战略选择，如何提高网络组织整体绩效更是学术界与实业界关注的焦点。
作为一个由活性结点联接构成的有机组织系统，网络组织基于信任与合作，建立起成员的联接与运作机制，实践中表现为战略联盟、产业集群、虚拟企业等具体组织形式，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组织间通过建立股权或非股权的合作关系获得“关系租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组织中单打独斗以及企业合作过程中由于串谋、市场垄断而导致竞争秩序扭曲的企业行为范式。结点组织的绩效不仅依赖于自身的资源与控制，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结点间的合作行为及伙伴企业的资源情况[1]。然而在经济运行中，相当一部分组织并未取得预期的收益，成员合作不足或投机行为盛行影响了网络组织优势的发挥。科学合理的治理结构可以规避网络内个别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保障结点间信息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实现1+1大于2的协同效应。因此，网络组织治理结构是否有效，会对其治理绩效产生决定性影响。基于此，本文拟通过对典型的具有网络组织特征的集团网络进行实证研究，探究网络组织治理结构影响治理绩效的机理。
1 概念界定
1.1 网络组织治理结构
林闽钢将治理结构的内涵归为两层含义：一是指维系与规范网络中不同组织互动原则的组合；二是维系与规范匹配网络变化所形成的结构。并在信任治理机制基础上，搭建了网络组织治理结构的分析框架，提出“人俱乐部”、“当事人套牢”和“虚拟化企业”三种具体的网络组织治理结构模式的构想[2]。Provan归纳出共享治理（Shared governance）、领导组织（Lead organization）以及网络行政组织（NAO）三种治理形式，在信任、参与者数量、目标一致性、网络层次能力四个维度下对其进行了区分与探讨，并进一步研究了三种治理形式之间相互的发展与演化[3]。
比较不同学者对网络组织治理结构的研究，本文将网络组织治理结构界定为：网络组织治理的结构布局、规模、层次、关系密度等，是网络治理利益相关者活动的平台。在此定义基础上，从社会网络视角切入研究网络组织治理结构。Granovetter首次提出了关系强度的概念，将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4]。Freeman在综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网络中心性概念简化为三种基本类别，即程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和中间状态中心性[5]。借鉴以往的研究成果，本文将网络组织结构维度确定为两个，即联系紧密度和网络中心性。联系紧密度指构成网络成员关系的紧密程度，中心性主要是测量群体的集权程度，即网络成员间的互动集中在少数企业的程度。也有学者对网络规模进行了研究[6]。网络规模指社会网络中结点的数量及结点关系的种类。由于本文实证研究的对象仅是一个网络，在探究网络规模对治理绩效的影响中，没有别的参考对象，无法论证，因此将网络规模这一维度略去。
1.2 网络组织治理绩效
学术界对网络组织治理绩效的研究通常都是从网络组织各具体模式展开，对网络组织治理绩效的概念没有一个明确界定。Osland等综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一个用于指导企业建立联盟网络的过程模式，在该模式中，绩效评价用满意反映合作带来的积极效果，用不满意反映合作带来的消极后果[7]。Dunning将联盟网络称为折衷范式，指出联盟企业是否成功，要从三方面来判断：联盟中企业获得的创新成长能力、互动合作程度和范围以及产业层面所获得的合作效果[8]。李维安提出了网络组织运作绩效的概念[9]，与孙国强界定的“网络组织治理绩效”概念并无本质区别，即网络组织是成员企业自主形成的，由网络内各个结点共同遵守约定契约或协议的基础上运行。为此，本文认为网络组织治理绩效是在网络化框架内，不同市场主体通过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资源共享、风险共担等一系列的协同交互作用，在一定时间内所增加和创造的价值总和[10]。
网络组织治理绩效不仅表现在独立结点的绩效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网络整体的协同效应上。因此，绩效评价不仅要在评价指标上创新，而且需要在评价方法上创新[10]。针对网络组织绩效评价的特殊性，李雪梅构建了基于平衡计分卡的网络组织绩效评价理论框架[11]，包含了主观和客观评价，规避了以往单一从客观财务维度评价绩效的劣势，较全面反映出整个组织的运作以及结果绩效。因此，本文在该理论基础上，对其内容进行了拓展，设立了财务维度、顾客与市场维度、运营流程维度和学习与成长维度来评价网络组织治理绩效。
2 研究假设
网络治理结构是网络组织各个结点共同博弈的结果[12]，通过对网络的分工协作能力、适应能力产生影响，进一步影响其知识共享和创新等一系列行为，最终影响整个网络组织的治理绩效，具体来说网络组织通过以下两个维度对治理绩效产生影响。
2.1 联系紧密度与治理绩效
Granovetter依据认识时间长短、互动频率、亲密性以及互惠等内容，将联系的种类划分为强联系与弱联系[4]。强联系是指主体间情感紧密的联系或频繁互动所形成的联系，而弱联系则是指主体之间比较松散的联系。关系连接的强弱会影响彼此之间的信任，这种信任对于互补性资源的获取会带来直接影响。因此，联系紧密度对网络组织绩效的作用不言而喻。企业间关系的紧密度可通过交叉持股情况、交易频率和合作持久性三方面来衡量，事实上，联系紧密度对整个网络绩效的影响也是从这三方面展开的。企业间交叉持股和交易频率决定了互动效果和关系强弱，决定了企业间知识和技术交流的效果、资源分享的层次和程度。相互交叉持股，使企业间彼此关心和维护对方的利益，努力节约双方交易成本，增强合作的协同效应，有力提升网络组织治理绩效[13]。
Williamson 认为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是决定交易成本的三大要素[14]。频繁的交易互动使信任得以深化，增强企业间制度安排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可降低企业间交易成本。网络内结点间互动交易越频繁，彼此越熟悉，双方信任度的增强将使双方关系较为紧密。关系越紧密，结点企业越愿意将自身的隐性知识传给对方，不仅对单个结点绩效的作用强，对于整个网络治理绩效的作用也更明显，整个网络组织治理绩效越好。
Heide和John认为，关系持久性是合作双方关系可察觉的时间维度，包括现有合作关系持续时间和双方对未来合作预期两个方面[15]。Schonberger和Ansari指出，双方合作关系的好坏可以通过合作关系持续的长短来衡量，持续时间越长，合作双方对未来合作的预期越好，也表明双方良好的关系持久性[16]。事实上，合作双方关系持久稳定，可以降低彼此交易成本，避免频繁更换合作对象而带来的资源消耗。实践中，合作双方绩效的提升又加强了彼此长期合作的信心，有助于双方合作持久性。因此，结点企业合作越持久，网络组织治理绩效越好。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假设1：联系紧密度与网络组织治理绩效成正相关
2.2 网络中心性与治理绩效
网络中心性是判断企业在网络中的结构位置指标，在评价网络中一个企业重要与否、衡量其地位优越性或特权性以及社会声望的常用指标。网络位置不同，表明企业获取外部信息和知识的机会与能力不同。刘军提出网络中心性是对网络结点三种能力的衡量：获取信息资源的能力、控制其他行动者的能力以及不被其他行动者控制的能力[17]，本文认为这三方面能全面反映成员企业所处网络中的位置，故选用这三个指标来衡量网络组织的中心性。
网络组织中，结点间关系可能是平等的，也可能是非对称的不平等关系，权力与资源集中于少数结点之间。若网络内单个结点对其他结点的控制力强，该结点处于网络的中心位置，属于网络领导者，此时网络中出现了不对等关系。若结点之间彼此控制与被控制力度都较弱，此时网络内结点间关系是平等的，网络内不存在领导者。王耀忠认为，有盟主的网络组织中，有一个具有管理协调功能的结点，通过运用指令、契约等信息，对整个网络组织的运行进行管理协调[18]。网络组织的中心性较高，虽然结点间平等性不如中心度较低的网络，但是适当集权往往是效率的来源。中心度较高的网络有助于核心结点通过占据有利位置来获取和控制网络中的有利资源，利用自身的位置便利和良好声誉吸收外界资源，从而使信息向该企业汇聚，并通过在网络中的强势地位，进一步带动其他结点的绩效改善，实现整个网络的绩效提高。对于中心度较低的网络，虽然结点间关系与地位较为平等，信息与资源在网络中的流动与共享较为高效，但是往往因为缺乏“领头羊”，不利于整体网络的绩效提高。基于此，提出假设：
假设2：网络中心性与网络组织治理绩效成正相关
2.3 逻辑模型构建
综上所述，网络组织整体绩效的提高需要一个有效的治理结构，治理结构是治理绩效的必要条件，有效的治理结构正是基于网络成员间联系紧密度与网络中心性。因此，提出联系紧密度、网络中心性、治理绩效三者之间的逻辑模型（如图1）。
图1 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关系逻辑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以具有典型网络组织特征的太原重型机械集团网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集团成员企业问卷调查的形式获得研究数据。问卷中题项以李克特5级量表来衡量，调查对象主要为各个成员企业高管。在问卷调查之前，首先与集团总部的高管进行了沟通交流，对成员企业进行了初步了解，从中筛选出与研究相符的成员企业。在集团高管的帮助下向成员企业高管发放问卷，并进行访谈交流。共发放问卷45份，回收42份，回收率93.3%。剔除回答不完全的无效问卷3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6.7%。
3.2 变量说明
本文研究网络组织治理结构的两个维度（联系紧密度与网络中心性）对治理绩效的影响，所以潜在变量为联系紧密度、网络中心性和治理绩效（见表1）。选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进行建模，并应用SPSS17.0和AMOSS17.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4 实证分析
4.1 研究对象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始建于1950年，是国家特大型骨干企业和国家首批创新企业，产品门类主要有大型冶金起重机、轧钢设备、板带精整设备等。集团包括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太重集团煤机有限公司、榆次液压集团有限公司等50家成员企业，网络规模体系庞大，业务分工明确，彼此之间关系往来紧密，属于较为成熟的典型的集团网络组织。
4.2 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描述性统计分析，有效问卷37份，治理结构的6项指标均值均大于等于4。交易频率与合作持久性均值较为接近，分别为4.432、4.216，说明集团网络中成员企业间联系较为紧密；从网络中心性维度来看，中心性三个指标的均值也较高，说明集团网络中心性强。由此可见，集团网络治理结构相对较好，但与理想的治理结构效果还有差距，有待进一步提高。
治理绩效包含4个维度，每个维度又包含若干指标（见表2）。从财务维度看，各指标均值最大3.081，最小2.676，说明从财务绩效评价，网络整体绩效水平欠佳；顾客与市场维度除营销能力指标外，与顾客相关的三项指标均值都分布在3.5附近，明显高于财务维度均值，说明从顾客评价角度看，整体治理绩效好于财务维度绩效；运营流程维度及学习与成长维度除个别指标低于3外，其他基本在3.5左右，说明两个维度的绩效水平处于中等偏上。从整体数据分布来看，集团网络治理绩效一般，与理想的网络治理绩效水平还有一定差距，至于差距的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究。
4.3 信度与效度检验
运用SPSS17.0软件对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以Cronbach，s α系数来检验问卷题项的信度，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说明问卷的信度可靠，可利用数据做进一步分析。
运用KMO检验和Bartlett球体检验进行效度检验。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KMO值为0.774，Bartlett球形检
验值为89.739（Df=21），P
4.4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将相关变量数据输入AMOS17.0进行统计数据分析。潜在变量以椭圆图形来表示，观测变量以方框来表示（见图2） 。
图2 结构方程路径图
4.4.1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检验
由测量结果可知，模型不存在很大程度的标准差和负的误差方差，所以结构方程模型是可以识别的。对模型的拟合度进一步检验，如表3所示。
表4显示，集团网络成员间联系紧密度对集团组织治理绩效的4个维度产生显著影响，即成员企业间联系紧密，路径系数为0.19，网络组织整体绩效将提高，假设1得到支持；集团网络的中心性同样对集团网络治理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路径系数为0.25，显著性水平低于005，表明网络中心性越高，治理绩效效果越好，假设2得到支持。
5 研究结论
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太重集团网络的实证分析，探究网络组织结构两维度（联系紧密度和网络中心性）对网络整体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明晰了网络内成员间联系紧密度和网络中心性对治理绩效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一，联系紧密度对网络组织治理绩效存在正向促进作用。表明网络内成员间联系越紧密，越有利于网络组织绩效的提升。但是，该路径系数较小，说明集团网络内部成员间联系紧密度并非良好，对网络组织治理绩效的促进作用还有待提升；其二，网络中心性对治理绩效存在正向促进作用。该路径系数高于联系紧密度对网路组织治理绩效的影响路径系数，说明集团网络中心性对网络组织治理绩效影响作用更加显著，更应该重视网络中心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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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一直是我国金融改革的重点｡本文通过对美国投资银行的股权结构特征､董事会构成､员工激励机制､监督约束机制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等五个方面的深入分析,对深化我国金融机构改革,特别是证券投资机构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投资银行的股权结构特征
(一)美国投资银行股权结构极为分散
一是在美国投资银行的股权结构中,虽然机构投资者股东占有多数,但股权却被众多的机构投资者所分散｡我们选取2000年9月12日总市值排名前5位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添惠､高盛､美林､嘉信､雷曼兄弟来分析,可计算出这5家投资银行的机构投资者股东(加权)平均持股比重为49.3%；它们由数百个甚至1000多个机构投资者拥有｡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机构投资者股东持股比重为54%,这部分股权分散在1822个机构投资者手中｡
二是个人投资者所拥有的投资银行股权占有重要地位｡美国十大投行的个人投资者平均持股比重为53.5%,远远高出S&P500公司的个人投资者平均持股比重42.8%,其中高盛的个人投资者股东持股比重高到86%；TDWaterhouse-GROUP?熏Inc.的个人投资者股东持股比重更是高达95%｡
三是投资银行的股权集中度较低｡在美国前五大投行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超过5%的只有一家,十大投行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超过了5%的也只有3家；其中高盛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仅为1.72%；TDWaterhouseGROUP?熏Inc.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只有1.52%｡前五大投行中只有美林证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较高,为13.35%｡如以投行前五大股东持股比重作为股权集中度的衡量指标,则美国五大投行的平均股权集中度仅为15.6%；TDWaterhouseGROUP?熏Inc的股权集中度为3.34%,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股权集中度为4.56%｡
(二)美国投资银行的股权具有高度流动性
美国投资银行绝大部分都是上市公司,其发行的股票大多是可以在证券市场上公开交易的活性股(即扣除公司高管人员和员工的内部持股､持股比例达5%以上的股东所持股票以及其他在交易上受到限制的股票后,其余交易比较活跃的股票)｡在美国前五大投资银行中,活性股(加权)平均所占比重达到74.9%｡其中摩根士丹利添惠的活性股比重高达98.2%,美林证券的活性股比重为82%｡而美国十大投行中的活性股平均所占比重为68.8%｡由于股权比较分散,美国投资银行的股东直接参与公司治理的成本常常大于其可能获得的收益,因此股东更倾向于通过在市场上“用脚投票”来间接参与公司治理｡
(三)美国投资银行推行员工内部持股制度
为了有效地激励员工的工作,美国投资银行除采用高工资､高奖金对员工进行短期激励外,还普遍通过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来对员工进行长期激励｡通过内部职工持股使公司的高成长性与员工的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从制度上保证了投资银行长期稳定发展｡内部持股大多是发起人持有或实施长期激励策略(如员工持股计划)而产生的,这部分股权的流动大多受一定限制,反映了经理层和员工持股计划等激励约束机制在治理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10大投资银行的平均内部持股比重为11.9%,前五大投资银行平均内部持股数为24.9%,其中高盛内部持股比重最高,达78%｡
综上所述,由于历史上的银证分业管理､法规上的限制以及机构投资者对组合投资策略的偏好,美国投行的股权极为分散｡在这种高度分散化的股权结构下,机构投资者股东由于本身的短视性､信息和专业能力的局限性､参与治理的成本约束及其公共产品特性,一般不太愿意积极主动的直接参与投行的公司治理,而采取买入和卖出股票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投行经营效益的评判,使投行的股权具有较高的流动性｡
二､董事会结构
作为公司股东大会的常设机构,美国投资银行的董事会和其他行业的公司董事会一样,负责公司的日常决策｡同时,由于美国投资银行内部不设监事会,因此其董事会还兼有审计监督的职能｡一般的,美国投资银行董事会具有以下特征:
(一)美国投资银行中独立董事占有重要地位
美国投行不专设监事会,而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人数较多,独立董事成为监督公司经营管理的主力｡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董事会中只有两个内部董事,美林证券､帝杰则只有3个内部董事｡对独立董事的数量规定,如NACD(1996)要求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实质性多数”；美国加州公职人员退休基金(Calpers)的《美国公司治理原则》甚至采取了更为极端的准则,认为最“理想”的董事会构成中,CEO是唯一的内部董事,其余完全由外部董事构成｡同时,美国投资银行董事会的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完全由独立董事组成,这实际上表明了独立董事可以履行批准管理者薪酬､选择决定公司审计师､独立与审计师商讨有关会计和内部控制事宜､挑选董事会候选人等职责｡
尽管美国投资银行中的内部董事所占比重很小,但这些内部董事在公司内一般都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两个内部董事,一个是董事长兼CEO,另一个是首席营运总裁COO｡内部董事身居要职,一方面有利于董事会所进行的公司重大经营决策活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美国投资银行董事会与公司经理层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这有利于减少董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摩擦,但不利于董事会对经理层行使有效的监督和制衡｡
(二)美国投资银行的董事长普遍兼任CEO
美国五大投资银行的董事长和CEO都是由一人担任,在美国十大投资银行中,董事长兼任CEO的比重高达70%,同时,多数董事长在董事会中具有绝对的权威和核心作用,副董事长则辅助董事长工作｡
(三)董事会下设各委员会以协助经营决策并行使监督职能
美国投资银行的董事会大多设有以下三种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负责人主要是独立董事｡①审计委员会:负责督察公司的内部审计程序､财务控制及存在的问题,并和外部审计机构的监督审计相结合,保证公司的运作和财务报告等满足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②薪酬委员会:制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和分配方案；③提名委员会:对内部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系统的评价｡如美林证券董事会下设稽核与财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管理发展及薪酬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一方面为董事会提供管理咨询意见､协助行使决策与监督,另一方面也对公司内部管理的改善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三､激励机制
西方国家投行一般都制定了明确的薪酬激励政策｡激励机制采用了流动性､收益性､风险性和期限互不相同的多元化金融工具,激励机制公开透明,形式灵活,并通过这些不同金融工具的组合运用以达到最佳激励效果｡美国投行的激励机制具有以下特点:
(一)激励机制对高级管理人员实行重点倾斜
美国投行对高级管理人员实行重点激励,给予他们极为丰厚的待遇｡以董事长兼CEO的现金收入为例,1999年度,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董事长兼CEO(Purcell,PhilipJ)总收入达2109.7万美元,其中工资收入为77.5万美元,奖金1211.3万美元,股票期权等其他收入为821万美元｡五大投行的董事长兼CEO总收入平均为1752.4万美元,其中工资收入66.5万美元,奖金收入982.18万美元,股票期权等其他收入703.76万美元｡
概括起来,高管人员的收入结构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奖金数额远远超出工资总额,美国5大投资银行1999年度董事长兼CEO的奖金平均为其工资的14.8倍；其中高盛董事长兼CEO(Paulson?熏Jr.,HenryM.)的奖金是其工资的53.5倍｡
二是股票期权等其它激励性收入在现金总收入中占有很高比重,美国前5大投资银行董事长兼CEO的股票期权等其它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比重高达40.2%｡中国
三是对高管人员的股票期权激励程度总体较高｡主要表现是高管人员手中持有的大量尚未实施的股票期权｡例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董事长兼CEO除已实施的股票期权外,手中还有到期尚未实施的股票期权316万股,未到期不可实施的股票期权49万股,加上已实施的股票期权44万股,共获股票期权409万股,占公司发行在外股票的0.36%；雷曼兄弟董事长兼CEO的这一比例更高达1.77%｡
(二)激励形式多样化
如美林证券根据员工在公司的不同职级､不同服务年限､不同工作特点,采取了多种不同的奖励计划,使员工从进入公司到离退､从年轻新手到资深专家都能享受不同的阶段性激励｡
(三)激励目标长期化
美国投资银行普遍采用即期激励和远期激励相结合､注重引导高管人员行为长期化的激励机制｡如美林证券在保证员工基本薪酬不低于本行业平均水平的前提下,利用不同期限的金融工具进行组合设计出以中长期为目标的激励方案｡美国投资银行采用的这种激励机制,使公司的成长性和高管人员､普通员工的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保证投资银行长期持续稳定发展｡
四､监督约束机制
美国投资银行不设监事会,投资银行对经理层的监督约束机制一般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实现｡一是在董事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或其他类似的调查稽核委员会,部分地代行审计监督职能｡二是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美国的证券立法对包括投资银行在内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做了较详细的规定,公司必须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公司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公司的发展战略和计划；公司股权结构及其变化；董事和主要执行官员的资历､信誉和报酬；与雇员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有关的重大事件｡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对经理层的一种制衡约束手段,也是对公司进行市场监督的基础,它使经理层的管理策略､经营行为及经营成果始终都受到市场的评判,是对内部人控制的很好的外部市场制约｡三是外部市场监督与制约｡投资银行经理层的管理策略､经营行为及最终的经营成果都要接受市场的评判｡投资者会根据自己的评判采用不同的投票方式｡公司业绩和股价的不良表现可能会引发公司被收购兼并的危险,公司的经理层也有被取而代之的职业风险｡这是对经理层滥用权力､实行内部人控制的很好的外部市场制约｡
五､治理结构与公司绩效
美国投资银行的一大特色是董事长是否兼任CEO在一定程度上与公司业绩相关｡我们权且选取权益资本回报率作为治理结构的绩效指标,从美国十大投资银行中选出权益资本回报率高于25%的投资银行共5家,将这五大投资银行作为一组,剩下的5家作为第二组｡通过对比分析发现,董事会和经理层越是融合,越是有利于权益资本回报率的提高｡这种融合一方面表现为董事长和总裁在公司运营中的核心作用,特别是董事长也是公司经营班子的成员(兼任CEO),能够保证董事会和经理层的高度一致；另一方面表现为内部董事在董事会身居要职,而他们一般也属于公司经营班子｡
参考文献:
[1]《中国证券业发展报告(2004)》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9;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篇10
(一)美国投资银行股权结构极为分散
一是在美国投资银行的股权结构中,虽然机构投资者股东占有多数,但股权却被众多的机构投资者所分散我们选取2000年9月12日总市值排名前5位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添惠高盛美林嘉信雷曼兄弟来分析,可计算出这5家投资银行的机构投资者股东(加权)平均持股比重为49.3%;它们由数百个甚至1000多个机构投资者拥有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机构投资者股东持股比重为54%,这部分股权分散在1822个机构投资者手中
二是个人投资者所拥有的投资银行股权占有重要地位美国十大投行的个人投资者平均持股比重为53.5%,远远高出S&P500公司的个人投资者平均持股比重42.8%,其中高盛的个人投资者股东持股比重高到86%;TDWaterhouse-GROUP?熏Inc.的个人投资者股东持股比重更是高达95%
三是投资银行的股权集中度较低在美国前五大投行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超过5%的只有一家,十大投行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超过了5%的也只有3家;其中高盛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仅为1.72%;TDWaterhouseGROUP?熏Inc.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只有1.52%前五大投行中只有美林证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较高,为13.35%如以投行前五大股东持股比重作为股权集中度的衡量指标,则美国五大投行的平均股权集中度仅为15.6%;TDWaterhouseGROUP?熏Inc的股权集中度为3.34%,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股权集中度为4.56%
(二)美国投资银行的股权具有高度流动性
美国投资银行绝大部分都是上市公司,其发行的股票大多是可以在证券市场上公开交易的活性股(即扣除公司高管人员和员工的内部持股持股比例达5%以上的股东所持股票以及其他在交易上受到限制的股票后,其余交易比较活跃的股票)在美国前五大投资银行中,活性股(加权)平均所占比重达到74.9%其中摩根士丹利添惠的活性股比重高达98.2%,美林证券的活性股比重为82%而美国十大投行中的活性股平均所占比重为68.8%由于股权比较分散,美国投资银行的股东直接参与公司治理的成本常常大于其可能获得的收益,因此股东更倾向于通过在市场上“用脚投票”来间接参与公司治理
(三)美国投资银行推行员工内部持股制度
为了有效地激励员工的工作,美国投资银行除采用高工资高奖金对员工进行短期激励外,还普遍通过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来对员工进行长期激励通过内部职工持股使公司的高成长性与员工的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从制度上保证了投资银行长期稳定发展内部持股大多是发起人持有或实施长期激励策略(如员工持股计划)而产生的,这部分股权的流动大多受一定限制,反映了经理层和员工持股计划等激励约束机制在治理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10大投资银行的平均内部持股比重为11.9%,前五大投资银行平均内部持股数为24.9%,其中高盛内部持股比重最高,达78%
综上所述,由于历史上的银证分业管理法规上的限制以及机构投资者对组合投资策略的偏好,美国投行的股权极为分散在这种高度分散化的股权结构下,机构投资者股东由于本身的短视性信息和专业能力的局限性参与治理的成本约束及其公共产品特性,一般不太愿意积极主动的直接参与投行的公司治理,而采取买入和卖出股票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投行经营效益的评判,使投行的股权具有较高的流动性
二董事会结构
作为公司股东大会的常设机构,美国投资银行的董事会和其他行业的公司董事会一样,负责公司的日常决策同时,由于美国投资银行内部不设监事会,因此其董事会还兼有审计监督的职能一般的,美国投资银行董事会具有以下特征:
(一)美国投资银行中独立董事占有重要地位
美国投行不专设监事会,而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人数较多,独立董事成为监督公司经营管理的主力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董事会中只有两个内部董事,美林证券帝杰则只有3个内部董事对独立董事的数量规定,如NACD(1996)要求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实质性多数”;美国加州公职人员退休基金(Calpers)的《美国公司治理原则》甚至采取了更为极端的准则,认为最“理想”的董事会构成中,CEO是唯一的内部董事,其余完全由外部董事构成同时,美国投资银行董事会的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完全由独立董事组成,这实际上表明了独立董事可以履行批准管理者薪酬选择决定公司审计师独立与审计师商讨有关会计和内部控制事宜挑选董事会候选人等职责
尽管美国投资银行中的内部董事所占比重很小,但这些内部董事在公司内一般都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两个内部董事,一个是董事长兼CEO,另一个是首席营运总裁COO内部董事身居要职,一方面有利于董事会所进行的公司重大经营决策活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美国投资银行董事会与公司经理层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这有利于减少董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摩擦,但不利于董事会对经理层行使有效的监督和制衡
(二)美国投资银行的董事长普遍兼任CEO
美国五大投资银行的董事长和CEO都是由一人担任,在美国十大投资银行中,董事长兼任CEO的比重高达70%,同时,多数董事长在董事会中具有绝对的权威和核心作用,副董事长则辅助董事长工作
(三)董事会下设各委员会以协助经营决策并行使监督职能
美国投资银行的董事会大多设有以下三种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负责人主要是独立董事①审计委员会:负责督察公司的内部审计程序财务控制及存在的问题,并和外部审计机构的监督审计相结合,保证公司的运作和财务报告等满足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②薪酬委员会:制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和分配方案;③提名委员会:对内部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系统的评价如美林证券董事会下设稽核与财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管理发展及薪酬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一方面为董事会提供管理咨询意见协助行使决策与监督,另一方面也对公司内部管理的改善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三激励机制
西方国家投行一般都制定了明确的薪酬激励政策激励机制采用了流动性收益性风险性和期限互不相同的多元化金融工具,激励机制公开透明,形式灵活,并通过这些不同金融工具的组合运用以达到最佳激励效果美国投行的激励机制具有以下特点:
(一)激励机制对高级管理人员实行重点倾斜
美国投行对高级管理人员实行重点激励,给予他们极为丰厚的待遇以董事长兼CEO的现金收入为例,1999年度,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董事长兼CEO(Purcell,PhilipJ)总收入达2109.7万美元,其中工资收入为77.5万美元,奖金1211.3万美元,股票期权等其他收入为821万美元五大投行的董事长兼CEO总收入平均为1752.4万美元,其中工资收入66.5万美元,奖金收入982.18万美元,股票期权等其他收入703.76万美元
概括起来,高管人员的收入结构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奖金数额远远超出工资总额,美国5大投资银行1999年度董事长兼CEO的奖金平均为其工资的14.8倍;其中高盛董事长兼CEO(Paulson?熏Jr.,HenryM.)的奖金是其工资的53.5倍
二是股票期权等其它激励性收入在现金总收入中占有很高比重,美国前5大投资银行董事长兼CEO的股票期权等其它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比重高达40.2%
三是对高管人员的股票期权激励程度总体较高主要表现是高管人员手中持有的大量尚未实施的股票期权例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董事长兼CEO除已实施的股票期权外,手中还有到期尚未实施的股票期权316万股,未到期不可实施的股票期权49万股,加上已实施的股票期权44万股,共获股票期权409万股,占公司发行在外股票的0.36%;雷曼兄弟董事长兼CEO的这一比例更高达1.77%
(二)激励形式多样化
如美林证券根据员工在公司的不同职级不同服务年限不同工作特点,采取了多种不同的奖励计划,使员工从进入公司到离退从年轻新手到资深专家都能享受不同的阶段性激励
(三)激励目标长期化
美国投资银行普遍采用即期激励和远期激励相结合注重引导高管人员行为长期化的激励机制如美林证券在保证员工基本薪酬不低于本行业平均水平的前提下,利用不同期限的金融工具进行组合设计出以中长期为目标的激励方案美国投资银行采用的这种激励机制,使公司的成长性和高管人员普通员工的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保证投资银行长期持续稳定发展
四监督约束机制
美国投资银行不设监事会,投资银行对经理层的监督约束机制一般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实现一是在董事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或其他类似的调查稽核委员会,部分地代行审计监督职能二是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美国的证券立法对包括投资银行在内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做了较详细的规定,公司必须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公司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公司的发展战略和计划;公司股权结构及其变化;董事和主要执行官员的资历信誉和报酬;与雇员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有关的重大事件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对经理层的一种制衡约束手段,也是对公司进行市场监督的基础,它使经理层的管理策略经营行为及经营成果始终都受到市场的评判,是对内部人控制的很好的外部市场制约三是外部市场监督与制约投资银行经理层的管理策略经营行为及最终的经营成果都要接受市场的评判投资者会根据自己的评判采用不同的投票方式公司业绩和股价的不良表现可能会引发公司被收购兼并的危险,公司的经理层也有被取而代之的职业风险这是对经理层滥用权力实行内部人控制的很好的外部市场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