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范文
时间：2023-03-19 06:30:4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全球治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引言
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哪一种方案或制度安排会一成不变或一劳永逸地解决它们所针对的问题，而是需要根据现实基础的变化不断地做出修改或调整，解决了现存的问题又必须面对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新问题。全球治理亦是如此。
一、国际法与全球治理
1、全球治理与国际法的发展
国际法发展初期，主要是调整国家间的公法性质的关系，但随着国家职能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私法性质的问题如贸易金融等，进入并影响到了国际法的发展，全球化和全球问题的出现，也将原本一些国内或国内法上的问题推到国际社会和国际法中来，国际经济法、国际空间法、国际环境法、国际人权法、国际刑法等分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确立发展起来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法与全球治理的目标是一致的，其本身应当是实现全球治理的一种重要方法或是途径。
2、全球治理与国际法的发展历程之交叉
关于全球治理，并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定义，笔者将学者对它的研究统称为一种理念或是构想，下面将试图从国际法的发展脉络中探寻一些全球治理的思路。
首先，全球治理的主体问题：关于全球治理的主体，主要有三类说和五类说。不管是哪一类学说，普遍认为，全球治理应当从以国家为主体的政府治理转向多层次的治理，这意味着全球治理的主体由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构成，全球治理倡导建立一种包括国家政府、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起重要作用的其他实体（行业协会等）等多种国际行为体在内的全球合作模式。
其次，笔者认为，不管是全球治理主体还是国际法的主体，主体扩大到非国家政府行为体的原因在于：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原来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从单纯的政治、军事、国防、外交等公法性质的事务发展到涵盖经济、文化、环境、人权等私法性质的事务，在这些事务中，非国家行为体必定会参与进来，并在一些问题上起到关键的作用，如国际标准化组织在促进全球标准化工作中的贡献等。
3、全球治理的对象和范围与国际法
全球治理的对象，主要是单个国家根本无力解决的全球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国际法是主要以国家间关系为其调整对象的，其涉及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国际问题。在国际法的框架下，我们可以就海洋法、环境法、条约法等分别进行编纂，但无法就整个国际法进行统一编纂。全球治理是一种理念或构想，在这种理念和构想之下，还是要分门别类地解决全球问题。所以，笔者建议全球治理与国际法一样，需要根据其对象和范围进行科学的分类，必要时可以与相关学科结合起来。
二、全球治理的真正实现方式：国际法
全球治理的实现方式和途径有很多，蔡拓教授认为：“所谓全球治理，是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价值导向的，多元行为体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变革和全球问题挑战的一种新的管理人类公共事务的规则、机制、方法和活动。”
国际法与全球治理的目标是一致的，即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国际法发展到今天，有些领域已经形成了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则，有些还没有或是正在形成。与国内一样，国际问题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法律的规制往往都有一定的滞后性，也需要不断地完善，而且国际法的创制需要“国家共同同意”，所以其过程相对国内法会显得有些缓慢。从此角度来看，全球治理与国际法的实现方式与途径是相通的，应当是以国家和联合国等这样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作为主导，适当利用其他行为体的积极因素。
三、新形势冲击下，原有全球治理模式与国际法的调整
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之下的深度全球治理视野下，国际主体的权力架构与运作模式，以及国际规则的价值观念、形式、内容乃至执法与司法的操作实践，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已经并将继续做出适应性的凋整与改变。
首先，在国际组织的权力结构中，发展中国家中发展程度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地位呈现上升姿态。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后续影响沉重地打击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给予了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的机会。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社会长期失衡的权力结构得到一次重大调整，在权力的金字塔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得以上升。
其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迫使国际社会对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进行了一次重大反思与检讨，并由此开始修正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一味围绕资本权益而罔顾对其合理规制的原有治理模式，限制资本的权力赋予其必要的责任成为新的特点之一。
最后，面对深度全球治理的需求，国际法的律渊源从以前侧重对“国际硬法”的强调转为“硬法”与“软法”并重，正式的机制安排与非正式的机制安排相得益彰。危机之前，在确定性的偏好驱使下，国际社会更多地强调“国际硬法”以及正式的机制安排。不过，这种现象在危机治理过程中得以改变。
四、结语。从国际法的发展来看，任何一个法律规则的出现，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实践的必需性。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有一个符合其自身特点的规律，全球治理也同样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国际法三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以及已经架构好的基本框架对于全球治理的构建应该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我们期待通过全球治理和国际法的互动发展，构建一个和谐世界。
参考文献：
[1]成家军宏观审慎监管：概念、特点与政策框架 2009（07）
篇2
作者简介：吴建新(1972―)，甘肃天水人，暨南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管理；
刘德学(1961―)，吉林九台人，暨南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
摘要：全球价值链理论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治理是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文章按照相关文献的发展顺序，对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理论做了系统的梳理，客观的评价了现有文献的贡献和不足，最后就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治理；综述
经济全球化在过去的20、30年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经济活动不再局限于一个或数个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组织生产、提品和服务。与此同时，大型纵向一体化跨国公司出现组织分解(fragmentation)和业务外包(outsourc-ing)，互相竞争的跨国公司之间组成联盟，为了生产某种产品，需要许多不同国家的企业通过分工和协作才能完成，企业之间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呈现出明显的网络特征。同时，企业之间的竞争变成了网络之间的竞争。这些新的现象无法用现有的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理论来解释，促使经济学家去寻找新的理论框架来更好地解释现代经济活动。全球价值链理论就是经济全球化理论中的重要一支，它以原有的商业价值链理论和生产网络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新的理论框架，试图分析现代全球化经济活动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是该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对现有的文献进行总结和分析将有利于进一步的研究。
一、全球价值链的定义及研究内容
在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们曾采用了不同的称谓，如价值链、商品链、生产网络、企业网络、价值网络和投入产出分析等。
斯特恩(sturgeon，2001)从组织规模(organizational scale)、地理分布(geographicscale)和生产性主体(productive actor)三个维度来界定全球价值链。从组织规模看，全球价值链包括参与了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性活动的全部主体；从地理分布来看，全球价值链必须具有全球性；从参与的主体看，有一体化企业(女HPhillips,原IBM等)、零售商(女HSears，Gap等)、领导厂商(如戴尔，耐克等)、交钥匙供应商(如Celestica，Solectronic)和零部件供应商(如英特尔，微软等)。他还对价值链和生产网络的概念进行了区分：价值链主要描述了某种商品或服务从生产到交货、消费和服务的一系列过程，而生产网络强调的是一群相关企业之间关系的本质和程度。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定义最有代表性：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当前散布于全球的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主要从纵向维度来研究全球经济组织，而全球生产网络则更倾向从纵、横两个维度来研究经济组织。产品越复杂，其生产包括的工序越多，其纵向维度更长；产业越庞大，专业化分工越有可能获得规模经济，其横向维度也会更发达，因而也更有可能形成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生产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可以被认为是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高级形式，而全球价值链既可以看作是生产网络的初级形式，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全球生产网络的抽象和简化，这种抽象和简化对于理论研究来说又是必要的。因此，全球价值链治理可看作全球生产网络之治理。
目前对全球价值链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是指价值链的组织结构、权力分配，以及价值链中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目前对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治理模式方面，虽然Kaplinsky和Morris(2000)借鉴西方社会三权分立的原理提出了一个价值链治理的分析框架，即价值链中立法治理、执行治理和监督治理，其中的部分原理在实证研究中有所体现，但理论上还很不完善和系统。本文也将以治理模式研究的发展过程为主线展开。二是全球价值链的升级，主要研究升级的机制、类型和路径等。三是价值链中经济租的产生和分配，包括进入障碍，经济租产生的来源(如技术能力、组织能力、技能和营销能力等核心能力)，租金的分配等。价值链研究的这三个方面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其中治理居于核心地位，它决定了价值链中的升级和租金的分配。
二、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初级探索
对于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研究，始于对企业间关系的研究，一般都遵循从单个产业或产业集群到理论框架的归纳模式，因此早期的研究是从产业集群和生产网络开始的。
1990年，网络学家普维尔(Powell，1990)将生产网络的治理结构分为三种：市场、网络和层级组织，并从一般基础、交易方式、冲突解决方式、弹性程度、经济体中的委托数量、组织氛围、行为主体的行为选择、相似之处等方面对三种经济组织形式进行了比较。
John Zysman等(1997)研究了亚洲跨国生产网络的类型和决定因素。他们发现，决定亚洲生产网络类型的是领导厂商的母国治理结构、领导企业的结构和海外生产动机。东道国的工业基础、资源禀赋等比较优势和政府政策对生产网络的影响很小，因为在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大环境下，东道国很难控制外国投资的种类和网络主体之间的关系。他们从两个维度区分网络类型：垂直性／水平性，即网络中企业之间合作关系的持久性和力量对比；开放性／封闭性，即网络外企业进入的难度。据此可将亚洲生产网络分为四类：
(一)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垂直封闭式网络
日本公司的海外机构一般受总部的高度控制以维护总部的权威和核心技术能力，因此其治理结构是层级型的垂直一体化模式。以日企为主导的跨国生产网络一般由领导企业率先将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然后日本供应商跟进投资。对东道国当地的采购仅限于附加值低的原材料和简单零部件，技术要求较高的零部件一般由跟进的日本供应商提供或从母国采购。
(二)以美国为代表的垂直开放式网络
供应商有较大的自，较高的市场灵活性，海外生产的附加价值较高。领导厂商愿意向东道国供应商提供较多的指导和技术支持以提高供应商的能力，将生产外包，自己则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研发、系统集成和软件等环节。
(三)以台湾为代表的水平开放式网络
网络主体之间的关系比较灵活和复杂，经常变更合作伙伴。厂商的专业化程度较高，力量对比不很悬殊。
(四)以海外华人为代表的水平封闭式网络
共同的种族、文化、语言和人际关系为企业间的合作与协调带来了便利，同时也构成了网外企业的进入壁垒。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
生产网络的封闭性问题很重要，这是因为与封闭型生产网络相比，开放型生产网络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更有利，例如，开放型的以美国企业为领导的全球生产网络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推动效应更大。而全球生产网络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之一就是生产网络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
格里菲等(Gereffi and Korzeniewicz，1994)在对美国零售业价值链研究的基础上，将价值链分析法与产业组织研究结合起来，提出全球商品链分析法，并区分了两类全球商品链：购买者驱动型和生产者驱动型。购买者驱动型商品链是指大型零售商，经销商和品牌制造商在散布于全球的生产网络(特别是奉行出口导向的发展中国家)的建立和协调中起核心作用的组织形式。购买者驱动型全球商品链是通过非市场的外在调节(explicit coordination)而不是直接的所有权关系建立高能力的供应基地来构建全球生产和分销系统，如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型零售商，耐克、锐步等品牌运营商和伊藤忠式贸易公司等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生产网络。
生产者驱动型商品链是指大的跨国制造商在生产网络的建立和调节中起核心作用的垂直分工体系。在生产者驱动链中，制造先进产品如飞机等的制造商不仅获得了更高的利润，控制了上游的原料和零部件供应商、下游的分销商和零售商。通过比较生产者驱动型全球商品链中的非市场外部协调和传统的垂直一体化企业的内部协调，格里菲指出了生产者驱动在促进商品链中各国产业共同进步的重要作用。
格里菲的商品链分析方法的意义在于指出了某些类型商品链的驱动力。但是，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动力机制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有些全球价值链可能是多头驱动甚至购买者和生产者混合驱动的，而不是单头驱动的；其次，政府和大的供应商也可能成为价值链的驱动者，如PC产业的Intel。此外，正如格里菲所指出的，商品链分析法太过简单，没有抓住价值链的主要特征，有许多已有的典型网络组织形式没有被包括进去。因此，这种商品链分析方法在实证研究中已经较少采用。
三、斯特恩全球生产网络治理的国别模型
斯特恩和李(Sturgeon and Lee，2001)通过对电子产业中合同制造的研究，以产品和工艺的标准化程度为基础，区别了三种供应商：1．通过正常市场关系提供标准产品的“普通商品供应商”；2．受购买者高度控制，使用专用设备生产并提供非标准产品的“俘虏型供应商”(Captive supplier)；3．使用非专用设备生产，向购买者提供定制产品全承包服务的“交钥匙供应商”。
后来，斯特恩(2002)又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生产网络的国家模型：日本模型，德国模型，意大利模型和美国模型(见图1)。
这些生产网络可以分为三类：领导型(日本和韩国)，关系型(德国、意大利和东亚的海外华人)和模块型(美国)，并对它们的特征进行了对比。日本式生产网络属于层级制或领导型，该类网络一般由总公司对海外分支机构实施较强的控制，或由一个领导厂商协调各层次俘虏型供应商。供应商高度依赖一个或数个领导厂商，供应商和领导厂商之间的力量是不对称的，领导厂商通过技术指导和投资支持来控制供应商。供应商和领导厂商之间的关系是长期的、稳定的，对新供应商有较高的进入门槛。这种领导型生产网络是日本著名的精益生产系统(Lean Production System)的基础，曾经在汽车等产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系型生产网络的治理主要依赖网络主体之问的社会关系(如声誉和信任)，而不是领导厂商的权威。这种生产网络往往植根于社会经济体系之中，由于家族或宗族关系原因，交易成本较低，企业与工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具有很好的市场适应能力。这种关系型生产网络常常与一定地域的产业集聚相联系。如意大利北部的工业区，海外华人在东亚的以家族为纽带的业务网络等。
模块型生产网络中的供应商向领导厂商提供全承包服务，除了设计外几乎不需要领导厂商的支持或投入。网络中企业间交流的频率，强度和相互依赖程度都较关系型生产网络低。交易和沟通是通过高度格式化的程序实现的，企业之间不需要空间上的临近性和文化的相似性。模块型生产网络中企业之间的关系不如关系型那么稳定，在发生冲突或不满意时可以随时更换合作伙伴。
此外，他还对比了三种网络的绩效，认为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模块型生产网络与其它生产网络相比有更好的经济绩效，正是模块型生产网络提高了美国在电子信息产业的竞争力，造就了美国9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
斯特恩的贡献首先在于提出生产网络治理的国家模型，揭示了国家背景和文化禀赋对价值链治理的重要影响；其次，斯特恩将普维尔的“网络”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细分为关系型生产网络，领导型生产网络和模块型生产网络；最后，他对不同类型生产网络的竞争力和绩效做了对比分析，发现了文化对经济组织模式的重要影响，初步揭示了产业特征、文化禀赋和经济组织治理模式之间的复杂关系，开辟了全球价值链研究的新视角。斯特恩模型的缺点是仅仅指出了各种网络的特征，没有通过几个主要的变量来区分各类网络，体系上不够完善和严谨。此外他认为模块型生产网络具有更好的经济绩效也太过绝对化，生产组织的绩效取决于产业特征、治理模式和文化禀赋等相关因素的有效契合，因此很难说模块型生产网络就是绩效最好的组织治理模式。
四、格里菲的全球价值链治理范式
格里菲等(Gereffi，2003)在普维尔与斯特恩等人生产网络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抽象，结合价值链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技术能力与企业学习等理论提出了一个比较严谨、完整的分析框架。他们首先归纳出五种典型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方式，按照链中主体之间的协调和力量不对称程度从低到高依次排列为：市场，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和层级制。然后通过企业问交易的复杂程度、用标准化契约来降低交易成本的程度(对交易的标准化能力)和供应商能力等三个变量来解释五种价值链治理方式(如表1)：
市场：通过契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产品比较简单，供应商能力较强，不需要购买者太多投入，且资产的专用性较低时，就会产生市场治理。这时，交易比较简单，双方只要通过价格和契约就可以很好地控制交易的不确定性，不需要太多的协调。
模块型：产品较复杂，供应商的能力较强，其
资产专用程度较高，买卖双方的数量虽然有限，但仍有一定的市场灵活性，更换合作伙伴较容易。双方交流的信息量较市场型大、较复杂，但能够通过标准化契约来较好地降低交易成本，因此，需要的协调成本也不高。
关系型：产品复杂导致交易复杂，双方需要交换的信息量大且复杂，供应商的能力较强，领导厂商和供应商之间有很强的互相依赖。但双方可以通过信誉、空间的临近性、家族或种族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双方常常可以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进行协商和交换复杂的信息，需要较多的协调，因此，改变交易伙伴比较困难。
领导型：产品复杂，供应商的能力较低，需要供应商的大量投入和技术支持，供应商为了防止其它供应商竞争，将其资产专用化。供应商对领导厂商的依赖性非常强，很难改变交易对象，成为“俘虏型供应商”。领导厂商通过对供应商高度控制来实现治理，同时通过提供各种支持使供应商愿意保持合作关系。
层级制：产品很复杂，外部交易的成本很高，而供应商的能力很低时，领导厂商不得不采用纵向一体化的企业内治理方式。因为交易可能涉及到领导厂商的核心能力如隐性知识、知识产权等，领导厂商无法通过契约来控制机会主义行为，只能采用企业内生产。
此外，格里菲还研究了价值链治理的动态性问题。随着时间的发展，决定价值链治理模式的三个变量将发生变化，价值链的治理模式随之发生变化(如表1箭头所示)。这种动态变化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如在自行车行业，由于规模经济、标准化和供应商能力的提高使治理方式从层级型转向市场治理；服装行业由于交易复杂程度的降低和供应商能力的增强由领导型发展为关系型；在美国电子产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使治理方式从层级型(垂直一体化)发展为模块型。
三个变量产生变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领导厂商采购要求的提高相对降低了供应商的能力，同时增加了交易的复杂程度；其次，创新和标准化是一对矛盾，创新会降低标准化能力；第三，供应商的能力随时间会发生变化，学习会提高企业能力，引入新供应商竞争、新技术革命和领导厂商采购要求的变化都会影响供应商的相对能力。
格里菲的全球价值链治理范式是目前最严谨的一个，它涵盖了目前发现的多数典型的全球价值链类型，重要的是，格里菲不但研究了每种治理模式的特点，而且引入了更多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将特征变量化，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但是，格里菲的范式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该理论中的治理模式仅限于领导厂商和较高级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但在具体的行业价值链中，可能包括更多的上游和下游主体；第二，模型中的前两个变量(交易的复杂性和交易的可标准化程度)有很强的相关性，实际上这两个变量都是通过影响交易成本来决定价值链的治理模式，但影响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不止这两个；第三，把三个变量简单地划分为高低两个维度可能不够准确，比如模块型中交易的标准化能力高于领导型，但低于市场型；第四，文化禀赋、公司战略、政府政策和国内和国际的制度对价值链的治理有重要的影响，但在格里菲的模型中却没有提及；第五，格里菲的模型没有说明价值链中各个链节(nodes)的区位问题，即为什么不同的链节会分布在不同的地区或国家。
五、总结和展望
现有文献对全球价值链的概念、类型、特征和治理模式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讨，但不得不承认，关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研究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
(一)研究范畴
首先，目前主要研究的是生产商和销售商的治理，而忽略了其它治理主体。我们知道，消费是价值链中的重要一环，然而几乎所有关于价值链治理的文献中却都忽略了消费环节，在价值链的治理者中，不仅仅是生产商和销售商，在许多价值链中，用户(如中国移动)也是重要的治理者，用户通过制定规则(如特殊质量和规格要求、供货的及时性和频度等)和监督激励措施(如降低价格，减少订单甚至停止交易)等对价值链进行治理。此外，价值链作为经济社会中一种企业间组织，除了价值链内部关系的协调和管理外(内部治理)，必然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还存在外部治理，如文化习俗、质量标准、环保标准、劳工标准、政府政策、国际规则的影响。如近年来流行的IS09000质量标准．IS014000环境标准、SA8000劳工标准等都属于外部治理。外部治理主体包括政府、政府间组织(如WTO)、非政府组织(如国际人权组织，环保组织等)。
其次，目前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模式和特征方面，多数研究仅仅以解释和判断价值链的模式为目的，缺乏对价值链之间竞争优势的比较，即不同价值链的绩效问题的研究。只研究治理而不研究经济绩效显然是不全面的，治理仅仅是手段，绩效才是目的。经济全球化把企业间竞争转变为系统竞争(即全球价值链的竞争)，在高度分工和生产全球分布的条件下，价值链中任何一环的非效率都会影响到整个价值链的竞争力和绩效。例如，在著名的丰田just-in-time生产体系中，任何一个供应商如果不能按时供货，整个生产线都会停产。要研究全球价值链的绩效问题，就必须考虑其治理模式、产业特征和文化禀赋等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全球生产网络是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高级模式，不同的生产网络之间不但有竞争，还存在供应商的重叠和共享，这些关系都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第三，以治理模式为主的研究虽然比较模型化，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过度的抽象损害了其对现实的解释力。随着全球化和分工的发展，价值链的链节(node)越来越多，构造更趋复杂，很难用几种模型来概括。这就需要新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前面提到的Kaplinsky和Morris(2000)的三权分立(立法，执行和监督)治理分析法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该理论认为，在价值链中，也存在立法治理、执行治理和监督治理。与政治体制不同的是，价值链中的治理并不是三权分立的，当然也不像有些价值链模式(如领导型全球价值链)中所描述的那样似乎某一个主体拥有全部治理权。这也是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复杂所在，但是该分析框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
(二)研究方法
篇3
一、公共管理与全球公共事务
所谓公共管理，即公共部门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产一般将公共事务分为四类（均为狭义视角）：一是国家公共事务，主要指国家立法、司法的公共事务。二是政府公共事务，主要指依法享有行政权力的政府组织关于维护公共秩序和满足社会总体利益等方面的公共事务。三是社会公共事务，主要指除上述“国家”、“政府”以外的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领域的公共事务等。四是国际公共事务，主要涉及国与国之间等相关的国际性的公共事务。与之对应，公共管理包括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公共管理和国际公共管理。
在全球化浪潮不可逆转地席卷世界之际，上述国际公共事务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凸现。一方面，随着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加以组织，跨国交往与交流日益频繁，区域性和跨区域性事务激增，全球公共问题日趋广泛地涌现。另一方面，传统所谓的“国际”与“国内”事务的界域受到挑战，国际与国内、外交与内政的界线已经不再清晰，在军事安全、经济事务、环境等诸多领域内国内事务日益上升到跨国层次。全球化时代各国都因全球性问题而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每一个国家都受其它国家行为的影响，参与选择的结果都部分地取决于其它参与者所作的选择，收益也部分地取决于其它成员的行为。
这类超越民族国家地理疆域的国际层面的公共事务一般被视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公共事务，其研究往往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界所主导，对策亦是从高级政治领域内寻求。这类事务由于突破厂民族国家的主权范围而在世界范围内又不存在一高级权威，往往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人们要么寄望于全球范围内统一的中央权威的形成如霸权政治，要么寄望于各国间的一纸契约而对违规者一筹莫展。各国政府以国家地理疆界为基础解决问题的狭隘个体理性模式导致全球问题的潜在恶化，全球公共利益经常不能够得到应有的维护。而且，将一切公共事务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容易煽动不必要的狭隘的部落仇外情绪，使本可通过协商与妥协达成的集体行动化为泡影。因此，有必要在国际公共事务的研究中更多地采用公共管理的视角，公共管理研究也应该更多地将这类公共事务纳入到自己的视野之中。
除了此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公共事务（即所谓国际公共事务）以外，新近为人们所重视的还有跨越不同国家部分辖区的公共事务。传统是将这类事务作为国际事务来处理的，管理过程中不必要的或并不受其影响的其它人也被包括进来，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与效率低下。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管理模式要么无法针对不同公共物品的范围而根据公众需求提供多样化的公共物品与服务，要么因为权力的疆域性而无法超出其管辖区域提供将外部效应有效地内在化的制度安排，使得这一类全球范围内的公共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这表明，国际公共管理必须引入新的发展，以满足全球化时代的要求。
概言之，目前已有政府组织及政府间组织均不能凭借现存力量有效解决全球公共问题，国际社会对公共服务需求迅速增长与现有的公共服务提供水平形成鲜明反差。“国家不仅变得太小以至于无法解决大问题，而且也变得太大以至于无法解决小问题。”所有这一切无不向我们表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对国际公共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全球治理是国际公共管理的新发展
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机”，并于1992年发表了“治理与发展”的年度报告，随后，“始理”被广泛应用于众多的场合，近来在全球公共事务领域更是大行其道，全球治理理念应运而生。
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全球治理给予了不同的定义。
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定义是：“治理是公私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们和机构同意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罗西瑞强调全球治理的规则性特点，认为，“全球治理可以被认为包括通过控制、追求目标以及产生跨国影响的各层次人类活动——从家庭到国际组织——的规则系统，甚至包括被卷入更加相互依赖的、急剧增加的世界网络的大量规则系统。
芬克尔斯坦认为，罗西瑞的定义几乎无所不包却什么也没有说明，他认为：“全球治理就是超越国界的关系，就是治理而没有主权。”他又说，“全球治理就是在国际上做政府在国内做的事。”这种定义显然无视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差别，削弱国家主权和主权政府在国内和国际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客观上有可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超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因此，有学者认为，“全球治理论”只不过是西方自由理想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变种，其终极目标就是要建立西方模式的世界秩序。o 塞纳克伦斯试图详尽地列举所有与全球治理相关的活动。他认为，在国际关系领域，治理首先是各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协议与惯例的产物。这涵盖了政府的规章制度，也包括非政府性机制，后者谋求以它们自己的手段实现它们的愿望、达到它们的目标。治理被视为由多数协议形成的一种规范系统。它可以在没有政府的正式授权和具体批准的情况下贯彻实施某些集体行动项目。各种政府间组织，以及由非政府组织或跨国公司推动的非正式调节程序也都包括在这种治理之内。所以，它既是各国参加的国际谈判的产物，也是由个人、团体、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形成的混杂联合的结果产戴维·赫尔德的《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治理》也强调了全球范围的、多层次的、民主参与的治理。
也有学者认为：“全球治理是给超出国家独立解决能力范围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带来更有秩序和更可靠的解决办法的努力。”这一定义较为简洁，但似乎过于笼统。此外，米·齐恩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治理》（1998年）和马·奥尔布劳的《告别民族国家》（1998年）也就全球化对国家统治的冲击和全球行为者的含义进行了探讨。
总之，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学者们都强调了全球治理中政府并不垄断一切权威，权力主体的多元化及合作、协商的运作方式，它或者被看作是一套规则体系或者被描述为一种活动。正因为全球治理活动涉及的范围十分宽广，详尽的列举显得过于累赘，而过于简单的描述却又不能反映出该活动所涵盖的丰富内容。我们认为，全球治理可以被看成是全球化时代全球公共事务的管理方式。全球公民依照某种普遍认可的规则参与及管理各层次国际公共事务并形成新的得到认可的规则或制度，由此世界得以有序发展。这其中，政府组织仍然是“对资源和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主体，也以这个主体的身份参与全球资源和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但它已不再是谁一的主体，而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容纳其它行为主体进入这一程序，与其它行为主体合作、协商，达成一致并相互监督。全球治理理念表达了通过多方面、多层次谈判未解决全球公共领域问题的需求与愿望。在缺乏等级体制、缺乏强制性权威的国际社会领域，全球治理尤其适用于国际公共事务管理的研究。
为了进一步理解全球治理理念，有必要对全球治理与国际规制作一比较辨析。
篇4
关键词：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困境；路径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9-0211-04
一、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处境
在当今各类全球治理的实践中，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由于气候变化、特别是气候恶化所导致的消极后果对人类影响的普遍性，促使国际社会至少在理念层面上齐心协力地致力于寻求对策以降低发展所带来的气候变化成本。
气候环境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古已有之，然而将这一问题纳入政治框架进行讨论则是始于1972年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关于气候问题的讨论重点，也由最初的科学认知领域发展到后来的经济层面，再到目前的政治博弈阶段。现阶段气候治理的实践主要在三个层面开展，即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
1.以联合国为首的政府间组织主导下的气候治理实践。这些机制包括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召开的三次全球环境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基金机制、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等。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进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京都议定书》的通过，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尽管在已达成的条约中，“许多重大问题（诸如实施细则、遵约程序、资金供给以及缔约方之间的区别待遇等问题）并不成熟或者仍处于谈判之中，但其所确立的诸多原则规范以及在此过程中频繁出现的国际外交活动和国际立法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国际气候治理机制的初步确立。”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谈判中，在上述宽泛的框架之下，国家之间展开了战略上的合纵连横，以利益的异同为界，形成了欧盟、伞形集团、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的利益同盟。他们之间围绕气候变化问题的谈判互动和立法实践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主体力量。
2.区域性的组织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的作为。在地区层次，如何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也成为区域性国际会议谈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如亚太经合组织将气候变化纳入讨论，并着手制定相应合作机制。“2005年，在英国举办的西方八国首脑加五个发展中大国首脑（G8+5）会议上，气候变化第一次作为主要议题列入诸强议程”。“2006年，美国发起亚太清洁发展伙伴计划，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国际政治考虑。”
3.以国别为中心参与的气候治理。无论是在联合国框架下还是在区域性组织之下达成的气候治理协议，最终都必须依靠民族国家在国内去落实。因此，民族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谈判立场和对已达成协议的国内落实情况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方面。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一方面是如火如荼地召开的各种国际、地区及双边会议暨谈判，另一方面是实践层面上有效治理的严重滞后和不足。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如下方面。第一，现存的治理框架的内在局限性。制度一经确立，就会产生自我保存的倾向，形成制度的惰性，提高改良和改革的门槛和成本。因此对于目前尚不完善的气候治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都将不是易事。目前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松散结构作为一种现实，有其合理性，但在其中并没有体现出弱国小国的价值关切和利益关涉，体现的是一种权力政治在气候变化治理领域的继续。正因如此，“制度至关重要，但制度也有副作用甚至危险性，可能导致剥削与压迫，从而造成“治理困境”（governance dilemma），这种情况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多多少少也都存在。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前景不容乐观，在可见的将来，现状都将延续。第二，气候治理的现有协议所折射出来的问题。毫无疑问，在缓慢开启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京都议定书》的达成和生效是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它标志着人类“迈出了全球气候谈判的第一步，产生了具有法律效用的二氧化碳减排国际协约；开创了清洁发展机制（CDM）等京都灵活机制的市场，目前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兼顾可持续发展和减排行动双赢战略的表率”。然而尽管《京都议定书》的达成对气候治理的推进功不可没，但这并不表明《京都议定书》所体现的就是全球治理的最好方式，对这一协议的全面分析将有助于全球治理的未来进步。“《京都议定书》没有广泛的参与者，特别是它没有激起美国的参与欲望。虽然易于将其归咎于布什政府。然而美国参议院在京都谈判之前的1997年7月，表决通过了不签署协议的决议，认为美国不应该签署任何危害其经济的条约”……这一决议“以95∶0的比例通过。”《京都议定书》也没有监督签约国对协议的实施。如加拿大作为签约国，理应在2008―2012年期间以1990年为参照减排6%，而事实上是加拿大的排放量有30%超出了这一目标。第三，有效治理机制的不足。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治理机制还严重不足，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并没有产生一种合理有效的国际性框架，更高效合理的气候治理机制尚在未知当中。在那些批判者看来，目前的治理仅仅是部分社的议程，合作治理也像赚钱买卖，并没有改变社会或政治环境。
二、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困境
（一）由国家体系引起的困境
全球治理的部分困境是由国家的身份现实所引发和加深的，国家的理在面对全球公益性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个体理性与集体不理性以及利益的结构性冲突，是对全球治理的长期挑战。
1.受害程度与治理能力的差异导致难以协调治理步调。当今世界是全球相互依赖的，这种说法虽然是事实，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容易使人们忽视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这种情况在气候变化领域中格外明显。在气候变化领域的不对称性、不平衡性表现如下。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不同导致各国应对治理的态度不同；而国家实力的不同导致治理能力的不同，使得气候治理的推进也是国家之间利益与实力的博弈。在一定程度上，那些最贫穷的国家是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也是最无力应对这种影响的国家，他们拥有“更少的经济、技术和制度能力”应对气候变化。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出现了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全球化既产生了分裂也创造了整合”。气候变化对全球的消极影响是不均衡分布的，贫穷国家的脆弱性尤为引入关注；“气候变化也将进一步减少穷人获取饮用水的机会，进而影响他们的卫生健康状况”，“并且会真实地在亚非拉威胁到食品的安全” 。“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估计，最不发达的非洲地区受全球暖化的影响将会最深，其粮食产量会大大下降，到2020年将有多达2.5亿人面临饮用水短缺问题，小岛屿国家更面临直接被海水淹没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也是有国别差异的。对于消除气候变化所需支付的成本，有研究表明，为了使二氧化碳浓度在2100年时保持在前工业时期的2倍，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发达国家需支付2%的经济出口量，而发展中国家将承担更高的经济成本。
2.个体理性选择与集体非理性后果的问题。“个体对公共利益的冷漠，或者说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矛盾，是全球公共问题治理过程中各国之间合作面临的最大障碍。”气候变化问题作为全球公共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治理不足的局面，正是由“公地的悲剧”和“集体行动的逻辑”所导致的。具体而言，全球减排空间可以看做是个别消费、集体治理的公共物品，问题本身的属性决定了解决问题的难度。正是由于国家以民族利益为重，在面对公共问题时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导致对公共问题的治理无人问津，而最后又反过来间接地难以免于其害。“全球减排空间的稀缺性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特殊性的关键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特点就是各国从全球气候变化汇总受益和受损差异。在全球治理过程中，“个体对公共利益的冷漠，或者说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矛盾，是全球公共问题治理过程中各国之间合作面临的最大障碍。”
3.国家国内政治对国际治理的影响。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最终治理的效果取决于实际行动；国际治理作为国内治理的延伸，国内政治中的各种派别和利益集团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左右着国家在国际谈判中的态度，同时，已达成的协议的落实也有待于国内各部门的配合。因此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时，受制于国内政治，民主政体要求国务院要向人民负责，气候变化的“外部性或者外溢效应不是他们的首要关切”。
（二）由治理的多元主体引起的困境
1.多主体治理的效率问题。全球治理是一种开放的进程，治理的主体可以是国家间、个体间、政府间组织、以及民间组织、跨国公司等等。而这种情况容易导致出现两种后果，其一，分散的多主体针对同一问题开展的治理活动可能由于缺乏内在的协调而在功能上多有重合，重复建设，不易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其二，在同一项治理实践活动中，过多的参与主体将可能会集思广益，有利于治理，但也会导致治理协议的达成往往是旷日持久，效率低下的。
2.多元主体所承担的治理责任问题。在全球治理中，过多主体的参与也会引发责任分担的问题。“当保护环境成为所有人的责任时，难道不意味着它就不是任何人的责任吗？如何去解释民族国家在其中扮演的作为或不作为的角色？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如何确保和度量国界之外主动承担责任的主体所担当的强制性义务？”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全球治理中面对的现实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和协调过程可正是全球治理本身的完善进步过程。
（三）由治理的价值诉求所引发的困境
全球性问题“存在的普遍性，挑战的共同性，利益的相关性”，都呼吁人类社会能够以超脱狭隘自利的民族国家视角，去关怀世界范围内所存在的基本的困境。然而事实上，国家的行为往往是以对利益的追求为风向标的，而面对全球性问题，国家到底应该如何超脱以及能否超脱国家利益的视角都成为悬念中的问题，对于这些方面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还需考虑在可见的将来若始终无法超脱国家视角的话，面对最脆弱而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到底应该如何确保他们的利益。
1.实践中的治理能否体现价值关怀。回到原点考察的话，不难发现全球治理的兴起是以不同于权力统治的方式来解决全球性公共问题，之所以需要治理，是由于传统的权力政治模式已经无法解决此类问题。因此全球治理需要超越传统政治统治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在治理中体现价值关怀，有一种伦理关照。
现实中的全球治理到底是否体现了伦理关怀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容乐观，“贝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论者尽管不是为某种政治制度制造一种意识形态，但无意之中却创造了一种世界强权政治的世界主义伦理”，并将这种权力伦理与全球治理嫁接，乔装打扮成全球立场。
2.治理应该体现何种价值观念问题。关于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可以从两个视角来考虑，“一个是基于普遍主义基础上的、强调为全球所认同的价值，即‘全球’价值。一个则是基于特殊主义的、保守各个国家或文化传统中形成的价值理念，而认可各种特殊主义的价值体系在全球突兀、对峙地存在的全球‘价值’。”目前的全球治理实践体现的更多的都是价值关怀上的特殊主义，主要是西方观念的体现，因而使得现有全球治理的代表性问题饱受质疑；当然普遍主义价值理念的选取并非易事，正因如此，中国学者指出，全球治理中体现的“全球价值必须是一种底线价值，是因为底线价值具有最为广泛的认同空间”。
3.关于无力表达关切的国家所面临的全球治理问题如何应对。全球治理的现有框架体现的是在国际社会中有话语权的国家的治理，那么对于那些国小力薄的国家正在遭受其害的公共问题到底应该如何治理？这些问题到底是不是全球治理议题中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利益都被组织起来，都处于流动之中。举例来说，世界共同体中那些多数极贫和弱势群体就没有什么有效的权利。就此而言，跨国公民社会不是世界人民的代表，而其构建的民主政府领土形式的活动也一直处于模棱两可的关系中。”
三、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路径
1.借重国家是全球治理有效推进的保障。国际治理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当今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依然是国家，而现实中的国际治理之所以举步维艰，成就有限，就是由于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的因利益冲突收益差异而导致的各国对治理的态度与参与程度也参差不齐。
在谈到全球化以及全球治理这些词汇时，从表面上来看他们体现的是国际社会中那些被唤醒的非国家行为体的上台，因而使得有关全球治理中国家的作用容易被漠视，为非政府组织的预期作为而欢欣鼓舞；甚至在一些人看来，其他非政府组织的登场似乎昭示着国家体系即将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将会终结维斯特伐利亚体系，从而有利于解决当今时代的公共性问题。
然而在事实上，全球治理的实质性推进必须要充分借重国家的作用。由于气候变化本身的复杂性，要想以实际行动推动气候变暖速度的减缓，不仅需要国家间达成共识，签署相关的协议；更重要的是这些协议的落实需要各国国内相关部门的配套支持，因此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国家的作用是其他非政府组织所难以比拟的。“全球化的加速和全球治理的兴起并没有也不可能排斥民族国家的作用，把全球治理理解为‘给超出国家独立解决能力范围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带来更有秩序和更可靠的解决办法的努力’，不过是一种理想的设计。”
在全球治理的进程中，我们一方面需要积极支持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另一方面也需要鼓动政府间组织以及国家对全球治理的全面参与，这既是在全球治理既有成绩的经验总结，也是未来全球治理推进和改善的保障。
2.大国协调可以加速气候治理。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理想状态意味着尽量地满足多元主体的关切、偏好和诉求，然而考虑到治理过程中庞杂而又立场不同的主体，这种状况只能是孜孜以求的一种追求或者期望的方向。有效可行的治理只能是各主体间立场协调的产物，在这种协调中可能有利益的争执和价值的争议，而最终的治理结果只能是多方妥协平衡的产物。就当今国际社会的现实而言，全球治理的推进与大国间的协调是密不可分的，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进程中，甚至只有当大国协调成功时，方可有气候治理的启动。因此在可见的将来，全球治理的推进程度将会与大国协调的力度相一致，在未来的全球治理中必须重视大国协调的作用。
3.经济手段的利用可以极大地便利气候治理。有效的全球治理也是积极调动经济手段的刺激作用的治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经济的支持，可行的事会很少。因此在气候领域中直到国际金融体系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包括提高能源效率和赋予新能源项目以活力之前，可行的事也很少。”借助经济手段，将会极大地方便全球治理的操作。正因如此，当今全球治理的讨论中，征收“碳税”作为气候治理途径的观点很有市场，因为征税是最容易操作和最易调动相关利益攸关方积极性的一种手段。
4.气候治理必须是价值引导的。气候治理的实践并不仅仅是一种多主体间讨价还价，合纵连横的战略协作，而应该是某种为了寻求更加美好的社会和更加美好的个人生活而孜孜以求的一种努力；面对诸多纷争矛盾的世界，全球治理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才是将各种治理主体凝结起来的核心力量，正是这种凝聚力量的驱动，人类才有可能超越目前的障碍，齐心协力共渡难关。当然全球治理所体现的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尚在争议当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在关于全球治理的设计上，“我们所面临的挑战类似于美国的缔造者们的挑战：如何为一个在规模和多样性上前所未有的政体设计出卓有成效的制度。我们只有站起来迎接挑战，才算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历史的使命。”
四、结语
与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期望相比，治理的实践是严重滞后的。现实中的气候治理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取得一定的治理成就的同时，尚有诸多有待解决的难题。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在于全球治理中内在的利益、价值冲突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之下，直面导致气候治理现实的种种困难，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可行的出路只能是在全球价值理念的普照之下借重民族国家的作用，重视大国协调，利用经济手段，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循序渐进地实现有限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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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ircumstance，Dilemma and Route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WANG Zhuo-yu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Beijing 100872,China）
篇5
2008年10月29～30日，由国际跨文化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共同举办的“全球治理：跨文化研究北京圆桌会议”在京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里昂第二大学、印度尼赫鲁大学的20多位中外学者出席了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黄平所长担任会议主席。全球政治秩序一直是跨文化国际合作课题关注的焦点。此次北京圆桌会议的主题是“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与会学者运用跨文化的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探讨不同文化对于“全球治理”概念的不同理解。与会者围绕跨文化研究的发展策略、理解全球问题的理论框架，以及未来计划三个部分进行了研讨。
第一部分，跨文化研究的发展策略。与会学者普遍认为，跨文化研究的宗旨就是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打破全球化导致的单一主导与被主导现象，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能够平等对话并且参与全球治理。美国所黄平所长指出，很多学者已经从金融危机、世界贸易组织(WTO)等研究视角分析过全球治理问题，但是很少有人从跨文化的研究视角做过系统探讨，这次会议就是要充分利用跨文化研究方法的优势，引入新的观念，启发新的思考。他强调发展中国家应该考虑什么才是“善治”(good governance)，也就是说除了经济增长还要关注综合发展，这样才能在全球化过程当中受益，否则将会一直处于被发达国家统治的地位。印度尼赫鲁大学原副校长巴尔维尔・阿罗拉(Balveer Arora)教授指出，20年前的发展中国家一味追随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发展模式，那时的中国梦、印度梦都是美国梦的翻版，如今的跨文化研究应当思考不同于此的未来梦想；文化多元主义既是一种社会政策又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的同质化的反抗，是弱势文化群体反对文化霸权的文化政治实践。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乔瑟斯・加西亚・瑞兹(Jesus Garcia―Ruiz)教授指出，即使同一个社会内部也存在多元化的问题，一神论的传统认为真理是绝对化、唯一的、单一的，我们现在应该把真理相对化，用多元化来对抗一元化，多元化是跨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里昂第二大学福朗索瓦・拉普拉汀(Francois Laplantine)教授指出，在西方传统的知识结构里，非西方国家是研究的客体，跨文化研究就是要把客体变为主体，实现“非西方化”的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陆建德副所长指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都在美国著书陈述自己所属的文化的特征，导致美国看起来就是世界文化的中心，掌握着文化霸权，他国文化则是处于和弱势地位，跨文化研究应该努力改变这种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赵汀阳研究员指出，跨文化研究就是通过发展互动胜知识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从而产生新的知识体系，中国提出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至于这个梦想是什么，正是跨文化研究需要思考的问题。法国里昂第二大学帕特里刻・德埃(Pat―rick Deshayes)教授指出，各个国家对于普世价值的理解不同，跨文化研究就是要从方法论上解决这个问题，比如不同的人怎么会有同一个梦想、不同的人具有怎样相同的梦想。
第二部分，理解全球问题的理论框架。与会学者重点探讨了普世价值的概念和评价标准，以及普世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关系等问题。法国驻华公使郁白(ChapuisNicholas)指出，如果没有多样性，普世性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普世性往往只是一个声明，是对目标的要求，而不是对现实的政治行为的要求；经过此次金融危机，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和对比“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两种不同的理念，跨文化研究应该讨论如何从哲学角度重建信心，为全球治理做好准备。拉普拉汀教授提出区分“govern―merit”和“governance”两个词的差别，前者是希腊的概念，更加教条主义，按时间表执行计划以获得预期的结果，后者是盎格鲁一撒克逊的概念，强调在实施过程当中挖掘各种可能性，不是按照一个固定的计划进行，而是不断自我调整适应新的环境。拉普拉汀教授解析这两个概念，是希望藉此提醒大家不必非要适应某一种治理模式，而应开辟一种全新的多种可能的治理模式。赵汀阳研究员认为，中西方价值观的排序不一样，西方把自由民主排在首位，中国把平等和谐排在首位，从而导致面临相互冲突的价值观时，中西方会出现不同选择；评价真正的普世价值有两个标准：一是被每个人认同，二是被所有人以一种科学的方式论证，按照上述标准，民主和平等就不是普世价值，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然而自由、公平、和谐则是得到普世认同的。德埃教授认为普世价值不应是强加的，而应是在本土环境下提出具有普世价值的概念，其中只有经受得住考验的那一部分，才会最终成为普世价值；有的价值观是由于与别的社会的价值观相遇才产生的，西方的普世价值范式也包括了被西方征服的民族的思想。乔瑟斯提到“universal”的复数意义，即每个社会既有自己的东西，也有从别处借鉴来的东西，不同民族相遇往往伴随意识形态的冲突，只有认识到彼此价值观念的不同，才能更好地认识不同的体制和制度；现在我们已经揭示了西方的普世价值存在问题，但是我们还未能发现什么是可以替代之的新观念，去西方化的问题其实是一种观念上的较量。黄平所长指出，有些价值观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段会有不同的理解，诸如犯罪和正义，即使是那些很好的价值观，也可能很容易被一些人接受，而很难得到另一些人的认同。
第三部分，会议总结及未来计划。中方与会者阐述了中国的“正治”(justifiedgovernance)一词的来源及其与西方“政治”(politics)一词的异同，以及中国的“理”“礼”与西方的理性、法律的联系，让外方学者更加了解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治理”含义。此外，与会学者讨论了下次在里昂召开的跨文化国际会议的关键词是“美与罪”(Aesthetics and Guilt)，并且商议了会议成果的翻译、出版等事宜。
篇6
>> 中国与全球金融新秩序 中国金融新秩序 混沌下的新秩序 亚洲新秩序的出口 构建全球城市文化新秩序 全球新秩序或许已经到来 国际评级新秩序需要“中国版” 中国将务实回应世界新秩序 中国金融新秩序（续） 世界新秩序的契机等 全新秩序下的企业定位 外资公司：新秩序的建立者？ 捣乱是新秩序的婴啼 基辛格眼里的世界新秩序 网络时代的公关新秩序 中国崛起与国际新秩序的构建 现阶段全球经济新秩序初论 “一带一路”塑造全球新秩序 强国纲要:谋求全球产业链新秩序 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现实与展望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金砖十年：推动国际秩序改革，促进经济合作共赢》，。
《金砖国家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日。
《国际治理格局又现新信号――中国带领金砖国家走向舞台中心》，《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10月19日。
《奥巴马发表2015年国情咨文称不能让中国制定地区规则》，《重庆晨报》，2015年1月22日。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杨洁篪就G20杭州峰会接受媒体采访，杭州峰会树立起新的“全球标杆”》，《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9月7日。
《“一带一路”建设成绩斐然》，《人民日报》，2016年9月27日。
篇7
对外开放推动了中国工业发展
《WTO经济导刊》：作为中国入世谈判的亲历者，您印象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石永红：回顾入世谈判的过程，可以说是瓜熟蒂落。从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到加入世贸组织的这段时期，中国正经历着逐步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这两者之间是相互推动、促进的。
过去我们可能法治、规则的概念不是很强烈，入世后，从中央到地方，到企业，一直到老百姓，都越来越强调法治，这是我感受最深的。
《WTO经济导刊》：在入世之初，“狼来了”的说法在以汽车为代表的机电产业中广为流传。回顾看来，如何审视这种冲击对于相关产业的影响？
石永红：汽车无疑是当时国内外最受关注的行业。相比美国、日本、韩国、欧盟，中国的汽车技术水平、生产能力都有很大的差距。1994年，全国汽车产量100来万辆，而国外一家企业的产量就达到几百万辆。所以大量的进口肯定会对国内造成很大的冲击。在这种背景下，大家都觉得狼来了。因此在1993年、1994年全面放开肯定不行。入世谈判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2001年才最终加入世贸。而2001年以后，还有5年的过渡期。这前后十年间，我们的工业有很大的发展。到2010年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汽车生产大国，而且自主品牌的汽车也开始出口了。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可以说，虽然当时觉得是狼来了，加入WTO以后，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建立市场竞争，对外开放的竞争，对这个行业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这在其他行业也是一样。并且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我国部分行业的市场换技术也非常成功，比如高铁和发电设备。发电设备已经走向全球了，而且竞争力非常强。
当然，现在我们汽车行业还有很多问题，比如在自主创新上相对弱。
《WTO经济导刊》：您觉得这些行业之间存在着发展差距的原因是什么？
石永红：有行业自身的原因，可能也有一个原因是太受关注、保护，或者说对它扶持太多了。国家推出了好几轮的汽车产业政策，国家投资始终是汽车发展的主要形式。即使是合资公司，合资股比的限制始终将合资企业牢牢掌握在“国有资本”的手中，这些合资车企很难充分进行市场竞争，更难有动力去真正迎合市场需求。
机电产业正处在爬坡阶段，不进则退
《WTO经济导刊》：从整个全球的行情看来，目前机电行业的前景谨慎乐观的，在此背景下，您对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有哪些建议与期待？
石永红：整个国家正在步入经济新常态，这两年我们的发展动力、贸易动力发生了变化，增速在放缓，出口也有变化。就整个行业来说，现在又遇到了全球经济需求萎缩。
现在我们正处在爬坡阶段，非常关键的时期，不进则退。转型中最关键是创新。国有企业的创新机制，民营企业创新的环境，还有金融支持创新，结构调整等等这些都要跟上，这样行业将会有新的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
《WTO经济导刊》：在全球范围内，很多国外的行业协会在贸易政策的制定、协调纠纷、贸易谈判等，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以后怎么发挥这样的作用？
石永红：这个作用正在逐渐地发挥。过去中国是政府比较强势，那么随着市场越发展，协会将会发挥一些政府机构的作用，与政府相辅相成。以后的改革方向有很多，会形成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商会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或者治理结构。我们作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会协助、贯彻政府制定的政策，其实现在也在协助一些政府的工作，包括参与国外双边的谈判。
坚定维护贸易自由化与全球化
《WTO经济导刊》：回顾入世十五年来的发展历程，您认为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石永红：加入WTO，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最基本的经济制度，这是遵守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要求的共同游戏规则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一条，就没有发展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还需要凭借各国的能力、竞争力、政策。
过去我们以遵守规则为主，后来是参与规则，将来我们还要引导规则。现在我们在WTO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参与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贸易自由化对中国是最有利的，我们需要坚定维护自由化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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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推进
“应该说，入世对中国经济的腾飞确实有影响，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如果看得更透彻些，入世谈判和中国不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也是这个过程让霍建国的履历变得丰厚起来。
上世纪80年代国内关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讨论时，刚研究生毕业的霍建国，对此产生了浓重的兴趣。1993年，国务院经贸办更名为国务院经贸委，霍建国在这里工作了10年，参与了财税、金融、外贸外汇三大改革。“这几大改革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内容。而这些改革同入世谈判的要求是紧密相关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发展，因为我们已经认可了要走市场经济这条路，虽然说还是初级阶段初步的市场经济的框架，但也是按照市场经济在设计、在推进”。霍建国认为，从1993年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到2003年这1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一个基础性的作用。
也是在1993年，霍建国参加入世代表团的工作，和同事代表国家经贸委协调制定工业品关税和重要工业品的市场准入等工作。
“入世的过程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推进的过程，而且入世后中国经济之所以会有强有力的发展和快速的增长，那是因为在前期改革的基础上形成了国企、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股经济发展的主体，也就是说市场上的经济主体已经开始明确了，这三类主体同时都处于最佳的发展状态”。霍建国特别强调不是简单的入世就把中国经济拉到外向型，中国经济就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了，入世前深化改革的过程、培育经营主体的过程以及营造经营主体竞争所需的公开透明法治的营商环境“非常关键”。
全球治理滞后于经济全球化
“如果不加强全球治理，世界经济只会越来越糟。越糟大家就越算计，越算计就越怕吃亏，就越保守，最后就更难合作”。在霍建国看来，经济全球化的问题不在全球化本身，而在于相对于全球贸易投资的快速增长，全球治理机制的滞后。
霍建国细致地对全球化做了自己的分析：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看，它是构建一个全球统一大市场的过程，要求的是减少边界的限制，方便货物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样可以带来最佳的发展效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全球化真正的要义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发展的质量效益，通过优化配置资源，节约成本、减少投入，实现更好的经济效益”。
形形的区域自贸协定（FTA）也是国际贸易领域最突出的现象之一。区域合作机制有可能会使区域内受益，但霍建国认为，区域自贸协定一定要强调公开透明，不能搞封闭，也不能搞排他，否则失控的区域自贸协定可能会走向区域集团化，造成区域对抗，给世界带来灾难。
中国需要积极地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
今年9月召开的杭州G20峰会就促进更加强劲的贸易和投资达成了广泛共识。这彰显了中国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决心和担当。
“中国确实是要积极地介入参与全球治理”，在霍建国看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应从全球事务治理的薄弱环节入手。“现在全球的IT产业以及电子商业发展那么快，但还没有章法。另外就是投资，现在全球投资发展那么快，而且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投资没有全球统一的法律，严重影响了全球贸易投资的发展，导致全球经济长期低迷”。
另一个需要中国发挥力量的是WTO多哈回合谈判的走向。“发展中国家都很关心，中国能不能发挥积极作用，是让它了结还是促成它达成一个阶段性成果，然后再启动新的谈判”。
在霍建国看来，中国要想引领全球化还面临许多挑战，从参与到影响到引领直至主导，这是不同的四个发展阶段，也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国现已进入第二阶段，正在发挥着积极的影响力。从现实发展角度看，需要我们在复杂的国际事物面前先做有益的贡献，树立威信、影响力，要学会和其它国家协商办事，兼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最终通过点点滴滴的成功汇集成较大的影响力，并形成中国的主导能力。
“‘一带一路’代表了国际经济合作的新模式，是中国强调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理念的真实体现，其实也是构建将来全球治理基础性的内容”。但无疑，“一带一路”要想真正落实下去或者发挥预想的作用，面临着艰巨的发展过程。霍建国认为需要特别注意并处理好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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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全球价值链 嘉善家具产业集群 治理结构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世界各国和区域紧密协作，各自在全球价值链条上的分工日益深化，沿着全球价值链增值路径提升产业层次已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共同选择。家具制造业在某个地理区域内集聚形成产业集群已成为全球现象。嘉善原来是中国最大的胶合板生产地。在木业产业集聚中，外资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民营企业在这当中不断成长壮大。木业产业集群的吸引力导致了大型跨国公司――台升的到来。台升及其协作企业的到来，使木业价值链延长而成为家具价值链，导致了产业升级，使木业产业集群发展成家具产业集群。
一、全球价值链下产业集群治理结构演变
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考察产品从定义、设计、生产、销售直至消费这一价值不断增值的过程。全球价值链治理具有五种基本模式：市场、模块型网络、关系型网络、支配型网络和等级，在真实的世界中，这几种价值链治理模式常常相互重叠。这里的关系型网络是指由中小企业组成的平等的强关系网络，而支配型网络是由领导企业主导的强关系网络。而模块化网络是一种弱关系网络。
在平等型关系网络中，各个行为主体存在着频繁的平等的互惠关系。而在支配型关系网络中，大企业起着支配作用，它们对中小企业施加控制，中小企业处于从属地位。模块化网络是指模块按照一定的规则与其他模块相互联系而构成的更加复杂的系统。在模块化生产网络中，存在着领导企业、一揽子供应商和二级供应商等各类企业。领导企业主要从事产品发展、市场营销、物流配送，有时还从事生产制造最后阶段的工作，如最后的装配业务。一揽子供应商从事产品的销售，并承接领导企业外包出去的价值链环节。众多的二级供应商为一揽子供应商提供原材料，生产零部件，加工、装配产品。产业集群不是杂乱无章的企业聚集，而是基于价值链的企业集合。从全球价值链角度研究产业集群的发展是区域协作和全球产业分工的必然结果。虽然全球价值链的片断化导致各个价值环节在全球空间上呈现离散分布格局，但是分离出去的各个价值片段一般都具有高度的地理集聚特征。
由于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集群从属于全球价值链。因此，其网络治理模式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有着紧密的关系。但是，由于产业集群只是全球价值链的某些环节，并不能代表整个全球价值链，其治理模式也与整个全球价值链存在差异。在改革开放初期，企业往往和周边企业建立表现为关系契约的紧密联系。而随着产业集群内社会资本的积累，合作秩序的扩张，强关系网络中的关系的强度就会弱化，企业合作范围就会超出原有的强关系网络，进而构建模块化网络。
二、家具的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包括采购商驱动和生产商驱动的价值链，它们有着根本的区别(Gereffi，1999）。在生产商驱动的价值链中，大制造商(通常是跨国公司)在生产网络(包括其上下游联系)的协调中发挥主要作用。比较典型的有汽车、飞机、计算机、半导体和重型机械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在采购商驱动的价值链中，大零售商、经销商和品牌制造商在全球建立的分散化生产网络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种贸易导向的工业化模式在家具、鞋类、服装等劳动密集型消费品行业很普遍。为全球采购商提品的发展中国家承包商进行生产，订购商品的大零售商或经销商提出技术要求。
在家具的全球价值链中，林产部门提供种子、化学药品、机械设备和水，它把木头砍下来并送到锯木厂，锯木厂从机械设备部门获取机械设备。从那里锯下来的木材送到制造商那里。它们获取机械设备、粘合剂等中间品，并从服务部门得到设计和品牌运营技能。经历多个中间阶段，家具到达最终消费者手中。家具被使用之后，就被丢弃或再利用。全球采购商驱动的升级对家具业有重大影响。欧美、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四分之一以上的家具是通过少数的家具经销集团销售统一采购，只有少数超大型家具制造企业才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营销。宜家（IKEA）是典型的“哑铃型”结构的企业模式，两头大，中间小，即依靠产品设计的优势和渠道优势进行扩张。生产、采购、销售、推广则全球化。
三、嘉善家具产业集群治理结构演变
嘉善是浙北的重要的木业生产基地。至2004年底，嘉善县已有木制品企业519家，其中木业企业496家，家具制造业23家；全行业从业人员3.5万余人，实现年产值94.35亿元；外贸出口达1.13亿美元，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税21418万元。嘉善县创办木业大县的过程，可以称得上FDI嫁接型引进形式的典型案例。
1987年，一家深圳企业在嘉善办了一家胶合板工厂，因为市场行情不好，连连亏损，到了发展不下去的境地。1990年，嘉善引进了第一家台资木业企业――中兴木业，由中兴提供设备及技术，兼并了这家企业。因为台商经营木业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在工艺、管理方面都相对成熟，所以一开始就可获利。当时中国的胶合板几乎全部依靠从印尼、马来西亚等国进口。一张普通的胶合板在国内市场最高售价76元，其实成本价只有40多元，中间有着巨大的利润差额。中兴抢住这个先机，率先开始发展起来，并大举扩张规模，因为工资高，嘉善的工人大批涌向中兴。而当时招募的这一批工人恰恰成为了日后嘉善木业的生力军。
多年在中兴木业从事技术和营销的一批骨干，得益于台资企业的示范，又受到了市场前景的诱惑，产生了强烈的创业冲动，加上胶合板业进入门槛较低，50至100万元投资就可以投资设厂，于是纷纷跳槽办厂。至1995年，嘉善县城周围办起了7家民营胶合板厂和19家个体作坊，为嘉善木业的雏型。1990年代中后期，国内市场形势看好，胶合板产业进一步向嘉善集聚，FDI和民营木业企业均以几何级数上升，1995年外资企业3家，2000年为30家；民营木业企业1996年为24家，2000年为113家。至2000年，嘉善胶合板产量占国内生产总量的三分之一。
虽然嘉善木业成功地实现了量的扩张，但胶合板价值链不长、产品档次不高。从产业链和价值链角度分析，从原木采伐到终端产品家具，胶合板是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其附加值不高，附加值最高的是家具行业，能够代表一个区域或一个企业木业生产水准的也是家具业。随着近两年山东、江苏等胶合板原材料产地一大批木业企业的崛起，国内胶合板市场供应量激增。依靠先发优势而创造了“零资源经济”的嘉善木业，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原料价格平均上涨40%，价格优势日渐丧失。面对同业激烈竞争，以及当前电力、土地等要素制约，嘉善积极应对，专门制定推动木业二次创业的发展新策略，力求实现从木业大县向木业强县和国际家具业制造中心的跨越。利用已有产业基础引进FDI，从而提升产品质量和产业层次，成了嘉善木业寻求更优发展的必然选择。嘉善人再次目光向外，确立了延长产业链，提升和调整木业产业的战略思路。一方面规划创建嘉善木业城家具工业园，另一方面实行定向招商。
2002年上半年，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家具制造商――台升家具公司落户嘉善，该项目征地1600亩，总投资1.8亿美元。台升落户嘉善，引发了20多家家具企业以及配套企业落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催生嘉善木业从“胶合板时代”走向“家具时代”，使嘉善木业的发展实现了新的突破。家具的附加值远远高于一般的胶合板，一扇没有上油漆的素门就可以卖到50美元以上。据县有关部门的统计，嘉善木业已实现产业链重心由胶合板向家具的转变，全行业产品附加值提高了20％。为了和上游产业、配套产业合作,利用已有的产业集群基础，台升公司划出约一半土地来设立配套产业工厂, 并利用浙江嘉善地区的木材加工业和人造板工业, 形成与上游产业和配套产业互动的巨型家具工业园区。“依托龙头，多元经营。”伴随“台升家具”和世界500强企业“阿克苏・诺贝尔涂料”的引进，许多板材加工企业迅速看到了与之配套的巨大商机。中等生产规模的高升木业和翔华木业捷足先登，目前它们每个月的配套交货值已达三四百万元。
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态势下，越来越多的木业企业选择了驾驭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发展道路。嘉善优质胶合板、家具产品成功打入了美国、日本等10多个国家。2004年，出口达1.13亿美元，比1999年增加了7.5倍。经过引导和培育，板材加工企业的品牌意识也不断增强。嘉善板材加工企业现已拥有注册商标105只，拥有细木工板、多层板、建筑模板等80多个系列近100个品种。家具产品也延伸到古典式卧房家具系列、餐厅组系列等10余个品种。通过结构调整，嘉善木业正在迎来自身发展的第二个。
可以台升的进入为分界标志分析嘉善家具产业集群治理结构。在台升进入之前，嘉善家具产业集群的家具价值链还不完整，属于木业价值链。在台升进来之前，嘉善木业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其主要的网络治理模式为平等型关系网络，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在其网络中存在着紧密的联盟，这是保持精细分工所需要的。企业功能专门化，它们很容易改变合作者，灵活的生产设备促进了组织的灵活性并使企业可为多个客户提供多样性的产品。但是和模块化网络不同，这种模式强调以社会和空间的邻近为基础的基于信任的长期关系，这就阻碍了外部参与者的进入。虽然产业集群灵活性较高，但是由于产业集群中的关系是特殊的，产业集群是封闭的，它不能发展为全球规模的生产网络上的结点。
台升的进入，不仅仅是大大地扩大了嘉善木业产业集群的生产规模，更重要的是使其组织形式发生重大变化，而且会对产业集群的升级产生重大的持久影响。它打破了嘉善木业产业集群中原有的平等型关系网络的封闭状态。它不但延长了原有的价值链，而且还会对原有的企业施加影响，促使其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发生变化。家具的可模块化程度很高，可实现生产、组织、设计、使用的模块化。作为家具巨头的台升，为了实现大规模定制来扩大市场占有率，势必会引导嘉善木业产业集群由强关系网络向模块化网络转化。而民营企业为了顺应形势，必须适应时代的潮流，大规模使用信息技术，建立柔性分工体系，沿着全球价值链升级。
嘉善家具企业应创建模块化的组织，合理确定自己的业务范围，将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而将注意力集中于核心业务。某些实力强的企业的发展目标应是模块化生产网络中的领导企业。它们应将业务集中于设计和营销领域，而将生产业务外包给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在经营全球化中更多地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家具研发设计，学习和掌握国外先进的市场营销理念和方法，是决定嘉善家具产业发展前途的关键。而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应当学习和掌握模块化生产方法，主动嵌入到模块化价值链中，并加强与领导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接受领导企业的指导，共同设定模块化网络中的规则。
参考文献:
[1]Baker G,Gibbons R and K.J. Murphy:Subjective Performance Measures in Optimal Incentive Contract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4,109(4):1125～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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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领域中，中国的国家政策和国际承诺相比许多国家来说走在了前头。但是从我自己的观察来看，中国一些先进的立场和做法并没有反映在国际层面上，似乎我们自己并不愿意说。我理解其顾虑大概在于中国影响大，所以慎重为好。但我想，其实在有些领域，如果中国做出积极表态，是会给自己加分的。例如2015年9月主席在全球妇女峰会的重要讲话，就得到了国际社会一致的积极评价。另外，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原来那种以大国外交为核心的国际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跟中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协调这个关系？
我想以一个第三世界的妇女组织“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DAWN，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With Women For A New Era）为例，谈一谈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话题。联合国第一次（1975年墨西哥城）、第二次世界妇女大会（1980年哥本哈根）的主要推动者还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妇女组织和活动家。在第三次世妇会（1985年内罗毕）前夕的1984年，一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妇女活动家感到，她们所关心的议题很少能得到讨论，因此成立了这个网络，希望把发展中国家妇女的声音带进大会，带进国际妇女运动和国际治理的领域。30多年来，这个成员全部来自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成员是研究者，也有妇女NGO组织成员和妇女活动家）的网络，关注的领域包括全球化下的政治经济、政治重构和社会转型、性与生育健康和权利、生态和可持续发展，可以说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且这些领域并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互有交叉。
在国际上的性别平等领域中，最活跃的NGO组织主要还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当然，实现性别平等和社会公正的目标是人们所普遍关注和认可的，不管是来自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为什么在这个领域中还需要强调第三世界妇女的声音？因为我们主张的不是把妇女的人权抽象出来，而是把妇女的权利看成非常具体的，并且离不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这个前提。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的视角。举例来说，在国际多边舞台上，有一些组织可能只关注人权问题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领域，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没有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权调子唱得再高，也是没法实现的。再如我们倡导的某些议题，可能发达国家的NGO组织并不关心，至少不是它们优先的议题。所以我想说，第三世界的声音非常重要。
那么为什么非政府组织特别重要？因为非政府组织已经在如联合国这样的多边机构里得到认可，具有合法的参与空间，这个空间我们不去利用和参与，就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而现在中国的NGO组织已经具有了利用这个平台推进自己目标的愿望。
同时，在联合国这样的多边机制中，活跃着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其立场、议题、视角、策略也都不一样。其中反对妇女权利的NGO组织也不少，当然还有对中国持有偏见的组织。所以我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一提起非政府组织，就带着非常疑虑的目光。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真正去辨识这些组织到底在主张什么、在反对什么，要思考它们在何种议题上如何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不是简单化地把所有的NGO都看成是反对政府，或者是跟政府所做的工作相反的。
谈到此处，我想做一个重要的结论：民间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不应被忽视，并且要充分发挥。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越来越重视NGO的作用，并与它们在相应领域进行合作。中国也可以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妇女组织如何发挥资源库的作用，为政府在性别领域决策提供咨询建议。我们还有很多研究所和智库，也有一定潜力。中国政府其实已经在这么做，但是跟发达国家政府比，它们重视的程度更高。在发达国家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民间社会已经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另外它们善于利用NGO的资源。例如在很多国际场合我们是由政府部门在出面发声，但是随着国际议题更加广泛，很多议题需要很专门的知识，政府部门不见得是这方面的专家，这就需要民间智库作为顾问，需要非政府组织提供来自基层的声音和见解。包括在性别领域。
中国外交在性别平等领域中如何有所作为？我想，第一个就是：在性别平等、妇女发展领域中，怎样讲述中国的故事。其实中国在国内的很多好的做法和经验，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所看重和借鉴。比如我曾去埃塞俄比亚参加一个会议，议题本来跟中国没有任何关系，但是那些非洲国家的政府代表发言的时候不断提到和引用中国事例。这表明非洲经常把中国看成一个能够借鉴的模式，中国在性别平等、妇女发展方面的成就和经验，例如降低婴幼儿和孕产妇死亡率、普及初等教育等，是值得自豪地与世界分享的。那么，我们怎样把这些领域的经验更好地传达出去？
外交人员当然不可能对所有具体的领域和技术性问题样样精通。而且中国作为有影响的大国在许多议题上也须谨言慎行。不发言其实也是一种态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一些议题上一味噤声，而如果发言的话，就必须要对所涉问题有深入的了解，或者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与相关专家紧密合作。其实在很多重要的国际谈判中，例如气候变化、贸易、发展援助等，一些国家的首席代表就是由来自该领域的专家担任。社会性别与发展作为一个专门领域，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发展过程，而且作为一个跨领域的议题，近年来几乎在所有联合国讨论的议题中（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人权、人口与发展、艾滋病等等）均有涉及。例如，在某次联合国的会议上，一个由几个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关于艾滋病的提案就引起很大争议，因为它主张预防艾滋病应该采用禁欲手段，反对向受艾滋病影响的关键人群提供性教育和其他干预措施。在对该提案的修正案进行表决时，中国代表投票的立场等于是支持了主张“禁欲”这一方的观点。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中国制定和实施了全面综合的遏制艾滋病的国家计划，并卓有成效。此文件表决的结果一出，就有别国的代表询问我：中国对艾滋病的防治计划有变吗？为什么中国是这样的立场？我只能猜想：也许中国代表在表决时考虑的是外交关系问题，支持的是提出提案的一方，而不是考虑这个提案的内容本身？
此外，近期在某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中国在一项关于性别身份与性取向的歧视与暴力的决议案的表决中投了反对票。不管选择这个立场是出于何种考虑，实际上是将中国与那些把同性恋定为刑事犯罪、甚至处以死刑的国家置于一道了。但是，我们都知道事实上并非如此，中国没有那样的法律，而且中国政府也在国际场合多次表达过对任何性倾向都没有歧视。
所以我觉得，不能把有关性别平等、妇女发展等议题当成与外交“大局”相对的边缘性的议题，不予重视或采取回避态度。我们对有关知识及其语境了解越多，在做出选择时就会更加合理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