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结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公司治理结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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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股权结构；资本结构；成本；治理效率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6043（2018）03-0028-02

公司治理效率就是公司治理制度的有效性，通常用是否到治理目标来衡量。行之有效的公司治理制度能够使得相关主体的收益最大化以及治理成本最小化。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种据以对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是协调公司所有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相互之间协调、制约、激励等经济关系的契约的总和。公司治理结构由股权结构、资本结构和委托关系等三方面所构成，每一方面都和公司治理效率密切相关，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如果公司治理效率能够根据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而提高，将提升公司竞争力和经营绩效，保护股东、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使公司高效运行和发展。

一、股权结构

股权结构，即股东所有权结构，是指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性质及占总股额的比例。通常我们可以从股东的性质，其所持有的股份的属性、集中程度等方面来分析一个公司的股权结构。根据股东主体性质不同，股东可分为国有股东、法人股东、外资股东、社会公众股东等，其所持有的股份属性包括普通股和优先股两种，而股权集中程度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股权高度集中，由控股股东享有公司的决策权和控制权；二是股权高度分散，公司没有绝对控股股东，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三是股权集中度介于高度集中和高度分散之间。股权是所有权的外在表现，公司治理实质就是所有权主体通过利益的博弈而形成一种互相制约、监督的制度体系。该制度体系是否完善，取决于股权结构是否合理。合理的股权结构应该具备以下两点：

（一）董事会处于公司制度框架的核心地位，并对公司和股东负责

董事会规模应该适中，过小的董事会会使董事和管理层之间信息不对称，不利于管理者进行全面有效的监督和控制，过大的董事会易发生人员冗余的现象，致使内部运作效率降低。适当规模的董事会会有效的监督管理层的经营管理行为，防止经理层经营决策行为短期化，过度在职消费等侵犯股东利益的行为发生。

（二）股东持股比例应适度集中，股权应分散给不同的多元化的主体

股权高度集中，控股股东握有公司的决策经营权，在几个大股东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容易形成了制衡无效的局面，在短时间很难解决问题，会影响公司治理效率。在大股东和小股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大股东会利用其在经营决策权上的优势来侵害小股东的利益。股权过于分散，股东无法真正掌握公司的决策经营权，为了经营者在经营决策中从股东的利益出发，而采用各种激励机制，导致公司的成本过高，股东股权收益降低，这样很容易使各个小股东放弃对公司的股权，导致公司易被其它公司收购。在适度集中持股下的股东来源应多元化，这样可以扩大总体融资规模，同时降低各出资主体的投资风险，减少投资成本，提高公司治理效率。

二、资本结构

资本结构是指公司各种资本来源及其比例关系，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司的融资能力，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是衡量公司财务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按照资本来源的属性和期限，资本可分为债权资本和股权资本，也可分为短期资本和长期资本。公司经营者以最优资本结果为融资目标，伴随着资金的转移会发生权利和义务的变化，各利益相关主体必然要对资金的使用、收益、分配和控制提出各种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制度安排。在这一过程中，股东期望获得最大的投资收益，债权人更关注的是固定的投资收益和资金的安全，这就导致投资人既要采取措施调动管理者的积极性以实现自身的投资目标，又要对管理者进行必要的监督和约束，以防止侵害自己的利益。各方利益的博弈会影响相关制度的制定、投资方案的选择，而这恰恰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进而影响公司的治理效率。优化的资本结构应具有以下特征：（一）资本成本低，财务风险可控

股权资本没有固定的使用期限，公司面临的财务风险较小，但股东要求的投资回报率一般较高，导致资金成本较高。债权资本有固定的使用期限和成本，在预期的投资收益率高于资本成本率的情�r下，债务资本可以发挥税盾效应和财务杠杆的调节作用，使公司获得更大的自有资金收益率，提升公司价值和股东财富，但负债规模过大也会导致公司面临更大的财务风险，增大公司破产概率。因此，在公司融资过程中，要在充分考虑财务风险的前提下，根据公司经营管理的需求，长期、短期负债配合，以合理的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使公司资金成本最小，股东价值最大化。

（二）优化融资渠道，有效利用渠道优势

公司可以从内部融资，也可以从外部融资。内部融资速度快，公司不必向外支付借款成本，风险小，但融资数量和公司的股利政策有关，融资数量有限。外部筹资渠道是指公司从外部所开辟的资金来源，其主要包括：专业银行信贷资金、非银行金融机构资金、其他公司资金、民间资金和外资等。外部筹资具有弹性大、资金量大的优点，但其缺点是保密性差，公司需要负担成本较高，财务风险较高。在外部融资的过程中应该不断对融资结构进行优化，应尽量多渠道融资，发挥渠道优势。融资过程中，可适当增加高管和员工的持股比例，这样可以有效抑制高管过度在职消费，增加员工的凝聚力，提高工作效率。注重外部资金来源，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致力于长期投资合作，利用其资金、技术、管理、市场、人才上的优势，促进公司产业结构升级，增强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同时增加公司的社会关注度，拓展产品市场占有率。

三、委托关系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的原因，兼具经营者的做法就会存在弊端。委托理论倡导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公司所有者保留所有权，而将经营权利让渡给职业经理人，这就产生了委托关系。在委托的关系当中，委托人与人的终极目标是不一致的，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的财富最大化，而人追求自己在职期间的工资津帖待遇、在职消费等，这导致人有可能为了短期的财务指标而牺牲公司的长期利益，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产生委托成本，影响公司治理效率。降低成本，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不能依赖于经理人的道德约束，应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

（一）建立监督机制

1.公司应建立行之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通过制度安排，明确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的权利、职责与义务，规范公司业务流程。同时引进独立懂事制度，通过独立董事以形成权力制衡与监督。

2.通过市场选择达到外部监督的目的。人过度考虑自身利益而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会提高成本，影响公司治理效率，阻碍公司发展，增加公司被其他公司兼并接收或是破产的风险，人有可能会被解聘，导致人在经理人市场中的综合评价降低，这样也增加了人自己的职业风险。

（二）建立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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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部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外部治理结构主要包括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通过外部竞争性市场对经理人实施约束。首先是资本市场上的约束。我国资本市场要求企业必须定期披露企业经营的财务信息，这就使得经理人产生了通过盈余管理粉饰经营利润的动机。为了满足投资者的需求，维护企业良好的企业形象，满足广大股东的收益率指标，企业经理人则会采用盈余管理的方式修饰企业的财务信息。其次是经理人满足自我利益的动机。企业经理人可以通过盈余管理提高其在经理人市场上的威望和评价。当经理人市场把经理人利益与企业利益协调成一致时，企业经理人则会存在增加企业实际盈利的动机。在进行盈余管理时，经理人则会采取合法的方式来影响盈利水平在不同会计期间的分布，以便于实现平滑利润的目的，保持企业价值的稳定增长。

（二）内部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内部治理结构主要是指股东通过全过程的监督而对企业管理人员实施的直接约束，其中主要的内部治理结构包括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等。其中，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为信任托管关系，而董事会与公司管理人员之间为委托关系，并且董事会与经理层的行为都要受监事会的监督。由此可见，董事会和监事会直接对经理人员产生影响，在企业当中，董事会的职责主要是战略决策和选聘经理人员并对经理人的行为进行考核和评价。但是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的问题严重，二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其中监事会和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很严重，因此，内部治理结构水平直接影响了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

2、治理公司盈余管理的对策和建议

（一）合理安排企业的所有权

公司治理结构的实施目的是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对称掌握。企业首先应当明确企业的产权，规范会计信息的形成过程，对会计人员的具体行为加以规范和监督。只有明确产权的隶属界定，才能让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目标逐渐呈现一致性，这意味着国家政策允许或支持企业根据交易费用的高低去选择会计政策，同时也实现了企业会计准则激励约束和资源配置等作用的发挥，降低了会计政策选择时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进而实现利益相关者的相同收益目标。根据调查显示，我国企业的所有权的管理上存在漏洞，比如产权模糊不清、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太大、流通股的比例太小以及内部人控制等现象。当企业的产权不明确时就增加了规范会计信息的生成难度，同时也给盈余管理增加了便利，因此企业管理者应当重视产权清晰，并及时开展合理的制度安排和制度改革。合理安排企业的所有权能够有助于规范企业的产权制度，明确各自的责任和职责，对于改善盈余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能

科学的公司治理要点是通过合理的治理结构和治理程序，使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互相制约和互相监督的机制。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文件中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1/3以上成为独立董事，其中应当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我国证监会也提出在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中应当设立审计委员会。总之，只有在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下，企业在选择会计政策或者进行会计政策变更时，才能更好地规范自己的行为。在完善的治理结构下，才能更有助于发挥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等部门的监督职能，从而对盈余管理进行控制。根据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反映，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可以对经理人所采用的会计政策提出要求其做出解释或进行调整。独立董事监督职能的发挥增强了盈余管理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增强了对企业经营管理的监督。

（三）构建盈余管理的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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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独立董事制度的形成及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进程

独立董事制度最早起源于美国。1940年，美国颁布的《投资公司法》中，就有“至少需要40％的董事由独立人士担任”的规定。1956年，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规定公开上市公司至少必须选任两位外部董事；1977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再次要求美国的每家上市公司“在不迟于1978年6月30以前设立并维持一个全部由独立董事组成审计委员会(AuchitCommittee)；这些独立董事不得与管理层有任何会影响他们作为委员会成员独立判断的关系”。其后美国股票交易所(ASE)亦做了类似的决定。至此，独立董事作为美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便成为一种正式制度被确定下来。

英国伦敦几家著名的从事审计和管理规范的研究机构建立了由艾德里安·凯得伯瑞(CADBURY)爵士为主席的委员会。凯得伯瑞委员会除明确指出董事长和总经理应由二人分任外，特别要求董事会至少要有3名非执行董事，其中的两名必须是独立的。该委员会于1992年提出了关于上市公司的《最佳经营准则》(TheCodeofBestPractice)，建议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构成如下：“董事会中应有足够多的有能力的非执行董事，以保证他们的意见能在董事会的决策中受到充分的重视。”凯得伯瑞准则被伦敦证券交易所吸收到上市规则中，并且融合进了实际的市场操作。可以说，伦敦证券交易所用间接方式要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中包括独立董事。

我国是在1999年首先从境外上市的公司开始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1999年3月，国家经贸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境外上市公司规范动作和深化改革的意见》，要求境外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2000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的基本规范(试行)》，提出“董事会中可以设立非公司股东且不在公司内部任职的独立董事”；2001年8月，中国证监会了《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标志着独立董事制度步入实施阶段；2002年，中国证监会正式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二、独立董事制度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现状产生的作用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的委托——关系，其中股东——经营者和中小股东——大股东的关系最重要，矛盾最突出。建立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基础上的现代企业理论，对委托人和人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内部人控制作了具体研究。用此理论来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的制度变革，就会发现其内部人控制的问题非常严重：决策失误，经营管理失控，缺乏有效监督。具体表现为来自大股东利用对公司的控制地位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董事会不可能有效监督和约束经理人；经理人通过董事会来操纵股东大会；监事会的法定职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导致监事会监督职能极度弱化，甚至一些监事会形同虚设。这个势必使健康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制衡机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显然，增强董事会独立性，公司的成本就会降低，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否则，公司可能被某一或某些利益集团所操纵，从而损害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保证董事会的独立和公正，增强董事会的透明度，完善董事会的职权与结构，已成为企业所关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独立董事制度正是适应这一要求而产生的。

独立董事亦称外部董事或非执行董事，是指代表公司全体股东和公司整体利益、具有完全独立意志的董事会成员。独立董事与公司没有利益联系，都是具有特殊专长的战略经营管理专家，可以独立、公正、客观、科学地作出有关决策判断。其独立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独立于大股东；二是独立于经营者；三是独立于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独立董事的这种特殊地位和独立性，能对内部董事起着监督和制衡作用，并对于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监督和约束公司的决策者和经营者，制约大股东的操纵行为，最大限度地保护中小股东乃至整个公司利益起着关键作用。

三、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独立性问题

确保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是实施独立董事制度的关键，也是独立董事制度的生命力之所在。否则，独立董事制度只是流于形式。但从目前上市公司实施的情况来看，其独立性远没有形成。

1.公司所有制性质。由于我国多数上市公司是由国家或国有企业法人控股，经营者在政府部门授权下享有经营决策权，有的甚至作为国有股东代表，集经营权与所有权于一身。而行使监督权的国有控股公司经营者或政府官员既不分享经营成果，也不承担对投票后果的责任，难免与企业经营者合谋。在此情况下，独立董事的提议和决策难以贯彻下去，当然也就不能发挥其作用。

2.独立董事的任免。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目前主要由政府主管部门、董事会或董事长聘任。于是，尽管聘任的独立董事具备相应的资格和条件，但由于其任免权仍掌握在政府主管部门领导或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手中，便失去了其独立性。在独立董事的聘任中，人情董事、名人董事的现象非常严重，使得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知情权和工作时间都得不到保证。

3.独立董事的权力。赋予独立董事独立的权责有利于提高其独立性。为此，《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上市公司除赋予独立董事具有一般董事的职权外，还应赋予独立董事特别职权和独立意见发表权。为强化独立董事的责任意识，应明确独立董事行使特别职权和发表独立意见既是权利，也是义务，独立董事“必须”行使特别职权和发表独立意见。否则便是未能认真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4.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独立董事的存在最终是为了保证董事会的独立性、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但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仍较小。全国已有1000多家上市公司，而独立董事仅300多人，这不利于独立董事发挥应有的作用。

5.独立董事的激励。独立董事也存在激励问题。否则，独立董事可能与经营者或大股东合谋，可能缺乏开展工作的积极性等。目前，我国独立董事的激励机制设计不合理，这也是独立董事未能发挥作用的一个原因。

(二)法律依据问题

从世界范围来看，独立董事制度主要盛行于公司权力属于一元模式、不设监事会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它们由于受信托法律制度的深远影响，形成了严格的董事责任，加上发达证券市场外部监督，客观上不需要在股东会下设立与董事会平行的监事会。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董事会任命主要经营者，公司内部没有一个常设的监督机构，由此演变出外部董事对内部董事的监督。

我国与日本相仿，同属二元权力模式，讲求权力制衡和结构对称，三权分立，各司其职，公司机构中已经存在专事监督职能的监事会，如引入独立董事，容易导致功能上的重叠。日本曾在1950年修改商法，监事会只保留会计事务的监督，将业务监督权赋予了董事会。但结果并不成功，1974年日本再修改商法，恢复了监事会的业务监督权。因此，我国必须将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能合理配置到现行的治理框架内，既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效用，又避免与监事会的功能冲突。

(三)中国公司的现实问题

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存在管理经营绩效评估机构和相当完善的经理人市场，独立董事多由具备专业管理能力和经验的人员担任。在我国，职业经理层和人市场尚未形成，独立董事资质评定机构缺乏，担任独立董事的人员多为经济学或法学学者，往往缺少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对公司经营业务的敏感度也不够，未必能很好地履行职责。另外，中国向来强调个体服从整体，缺少个性张扬的传统，独立董事一旦进入董事会，极易与内部人员同化，丧失独立性。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把美国、日本、德国归类为高信任度国家，中国则被归类为低信任度国家。事实上，西方各国通过长期的努力，业已形成完整而规范的信用体系。个人信誉度因而成为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主要动力来源，其良好的表现将极大地提升他们的声誉，而一旦声誉受损，将直接影响其未来发展。在我国，传统的信用关系依赖道德约束而非法律约束。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新的公共信用还没有形成，导致了严重的信用危机。然而，在公共领域以契约为基础建立诚信关系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独立董事功效的发挥也会受其阻碍。

四、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明确独立董事的职责和角色定位。

根据我国《公司法》对监事会的组成和职权的规定，首先要避免监事会与独立董事之间权力和职责的重叠和冲突。独立董事职责的设定和角色定位，应考虑在监事会行使监督职能之外的未监督到的地方、独立董事“独立性”所承担的特殊职能和独立董事自身所具有的专长。据此，我国独立董事的职责应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制衡角色，独立董事的首要职责是对控股股东滥用控股权进行制衡，协助董事会维护所有股东利益，尤其是维护公众股东的权益。第二，战略角色，独立董事凭借其特有的专长和技能，为公司长远发展战略提出意见和建议。第三，裁判角色，通过主要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报酬委员会等机构，来履行提出经理人员候选人、评价董事会和经理人员的业绩、提出董事和经理人员的报酬方案及对公司关联交易发表意见等职责。第四，监督角色，独立董事在监督经营者方面也要发挥重要作用，如可以通过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或咨询机构、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检讨董事会和执行董事的表现，督促其恪尽职守等。

(二)建立独立董事行业自律体系。

1、成立独立董事协会。成立独立董事协会，保障独立董事合法权益，并通过制定内部惩戒措施，规范独立董事执业行为。如制订具体执业准则，明确独立董事执业责任，组织业务培训提高独立董事执业水平，促进职业经理层的建立。另外，由协会对独立董事的资质和经营绩效定期进行评估，提供权威的可行性论证，增强独立董事的行业自律性。

2、建立独立董事事务所。建立独立董事事务所，独立董事以加入事务所的方式执业，把独立董事的自然人责任转化为法人责任。这样，可以由事务所直接出面对独立董事的行为加以约束，承担相应的损失赔偿责任。独立董事事务所还可以防止独立董事同时在处于竞争关系或有利益冲突的公司之间任职，客观上起到自律的作用。另外，使独立董事职业化，限制独立董事同时任职公司的数量，确保其对公司经营业务和信息的必要了解。

(三)建立和健全独立董事的生成和退出机制

首先对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从法律上予以确认。其次，对已有的和潜在的独立董事人选进行专业培训和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素质和执业水平，由政府制定独立董事的行为操作规范并发放资格证书。再次，成立全国性或区域性独立董事协会，人员由各行业的专家组成。这些人员进入董事会可以直接由协会推荐，证监会考核认定，上市公司董事提名委员会审核提名，将候选人的资历、背景与公司有无关系等情况予以公布，最后进入股东大会表决程序。为了避免大股东操纵，第一大股东在表决时应予回避。

一个有效的独立董事退出机制应包括以下几点：一是用法规的形式规定独立董事的任职期限。目前我国已有这方面的规定，独立董事在同一公司任期不得超过两届(即6年)，届满自然退出。二是市场选择。随着独立董事资源稀缺状况的改变，当供求矛盾缓解后，由市场机制来选择独立董事。三是依靠独立董事协会作为民间自律组织。对那些无法履行独立董事职责者，劝其退出；对那些败德的独立董事，应予以惩罚。

(四)建立健全独立董事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1.声誉激励。对独立董事的资质进行考核和认定，发放资格证书，把这一职业看作是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高尚职业；对成绩突出、素质高、职业道德良好的独立董事，可以通过独立董事协会确认为终身独立董事，使他们珍惜自己的声誉和地位；发挥优秀独立董事在独立董事协会中的作用。对被授予终身独立董事者，在独立董事协会中，他们对独立董事的资格认定和推荐具有决定权；奖励有突出贡献的独立董事。

2.报酬激励。目前，我国的独立董事的报酬一般是由津贴和车马费构成，上市公司给独立董事开展工作提供费用的情况并不多，导致独立董事因经费不足而无法有效开展工作。对于股东来说，为了使独立董事的工作独立而负责，应当付给他们较高的报酬，给予独立董事开展工作必要的费用，其数额出股东大会决定。而且，出于独立董事需要具备一定的学识、能力和经验等，为了吸引优秀人才进入上市公司董事会中担任独立董事，支付一定的报酬亦是必要的。事实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公司法均规定了董事有权获取报酬。

3.对独立董事的约束机制。没有尽职尽责、缺乏努力的独立董事，不能获得相应的奖金和津贴及其他回报。同时，对独立董事的败德行为应在经济上予以制裁并让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独立董事协会、证券交易所和中介机构组织对独立董事的操守行为也应提出相应的要求，通过制定一些自律性准则，增加行业自律性和指导性。在未来的独立董事制度框架中，独立董事的生成和约束都应市场化运作，通过潜在的独立董事对在岗的独立董事形成竞争性约束。特别是通过独立董事的退出机制淘汰那些不称职的独立董事。

(五)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机制

1.完善相关的外部监督机制。有人认为，美国公司经营管理层得到了有效的监督，其主要原因在于其完善而发达的外部监督机制，如强制的信息公共制度、股东衍生诉讼、股东证券诉讼、证券交易所的自律规则、公司并购、机构投资者以及对股东诉讼极为有利的风险诉讼机制等等。独立董事的存在只是一个方面，而以上这些在我国都极为欠缺，必须尽快建立。

2.建立有效的信用评估体系。有效的评估体系有助于信用意识的培养。一方面，上市公司能够随时了解专业人员的信用状况(资产和负债)和信用记录，拥有不良信用记录的人任职的机会将大大减少，同时为寻找适合自身的独立董事提供了有效渠道，防范了风险；更重要的是，独立董事在公司中的所作所为将被准确地记人信用档案，不守信的独立董事一旦发生非法获益或严重失职行为，将给自己留下不良信用的烙印，一直伴随其以后的执业经历并直接影响其未来发展。在为了获益所支付的成本远远大于非法收益的情况下，独立董事将能更好地履行职责。

3.增强独立董事的市场透明度。对于规模庞大的上市公司而言，大部分股东了解公司的状况主要是通过公开披露的信息，其中当然也应包括独立董事的信息。股东有权利也有必要知道独立董事的状况，以便了解其利益与自身利益是否冲突，另外，这些信息也将帮助上市公司的股东判断独立董事是否能够独立有效地对公司的运作进行监控。就信息所涉及的内容而言，可以参考美国的做法，主要就以下事项进行披露：一是有关独立董事的基本信息，二是独立董事是否持有公司股份，三是未来可能引起利益冲突的信息。

独立董事制度能否在中国上市公司真正发挥作用，还有赖于其他相关制度的完善程度，如监事会制度，证监会监督机制，投资者的参与等等，但只要科学合理地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无疑对完善公司监督机制，客观上促进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朝着良性的轨道发展具有真正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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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喻猛国.独立董事制度缺陷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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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司产生以来就存在着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现代公司治理的理论、政策和实践无疑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不过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政府和企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视公司治理。就我所知，一个典型例子是香港金管局在2000年向香港银行界发出《公司治理的指引》文件，要求银行特别是上市银行逐步达到《指引》所提出的要求。当时，我作为香港一家上市银行的CEO，对这份长达百页的《指引》作了初步的研究，得到的体会是，《指引》是《公司法》中关于董事会和管理层的阐述和规定的进一步扩大、完善和延伸。它的主旨是，通过明确和强化董事和董事会的权利和责任，来达到有效发挥董事和董事会对公司的领导和监督作用；通过强调董事的个人操守，以维护董事会道德上的标准；通过清晰董事会与管理层的关系，以保证公司的经营能符合公司的所有者――股东的利益；通过独立董事的资格要求和任命，以求董事会的专业水准和保障小股东的利益；通过规定董事会的议事程序，以提高董事会决策的正确性，防止任意性；通过设立董事会下的各个功能委员会（审计稽核委员会、薪酬委员会、经营管理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和贷款监督委员会等）使董事会对公司高级管理层特别是对公司CEO的领导和监督具体化。总之，通过公司治理，更有效地发挥董事会的作用，使公司的经营在守法的前提下更符合所有者的利益。

所有举措的关键词只有一个：“有效”。我们可以模仿国际优秀企业的一切组织形式，却仍然有可能完全得不到有效的公司治理。公司治理不是某种固定的模式，更不是通过硬性“规定”可以完善的，而是建立在关键条件的基础上，演进出来的一整套制度支持系统，其核心是让所有者的约束力量可以到达公司管理层，从而尽可能使得管理层的目标和所有者的利益相一致。

所谓的关键条件是什么呢？第一，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形成的。如果政府不断地从各方面“治理”公司，就像中国的政府对银行的“治理”那样，不可能形成好的公司治理环境；第二，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在公司所有者多元化基础之上形成的，在国有独资或“准国有独资”、银行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公司的所有者是“虚幻”的，遥不可及，公司的董事和董事会也不可能真正代表所有者的权益，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董事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董事会怎么谈公司治理？

这大体就是王君文章中所谓的“上游”，也是我们改革公司治理结构的根本。我们可以把西方的公司治理结构搬到中国的银行来，我们可以成立董事会（就像我们的许多银行那样），可以聘请独立董事，可以明确董事和董事会的权利和责任，也可以就董事会和银行高层管理的关系作出规定。但是，只要政府不断地从各方面“治理”银行，只要银行的所有者不实行多元化，从而无法对公司实行有效约束，真正的公司治理就是不可能的。那种以为只要实行了公司治理，就可以把中国的商业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王君文章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

当然，中国的改革从来都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我们冀望银行公司治理的改革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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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盈余管理的目的是提高财务信息的质量，即公司治理与财务信息关系密切。高质量的财务信息有助于降低舞弊风险并控制道德风险，进而提高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因此，在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的情况下，有助于不断地规范盈余管理。盈余管理的概念存在不同的说法，大多数的说法是盈余管理是运用企业会计准则中的相关政策，以自身企业利益为出发点披露财务信息，使财务信息使用者对公司财务状况的理解能够满足企业管理的要求。盈余管理的特点主要有四个，首先，盈余管理主要是为了企业自身利益；其次，盈余管理的操纵者是企业的管理当局；再次，盈余管理处理的对象是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最后盈余管理只能影响到财务报告收益而对实际企业收益不产生影响。

二、公司治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一）外部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外部治理结构主要包括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通过外部竞争性市场对经理人实施约束。首先是资本市场上的约束。我国资本市场要求企业必须定期披露企业经营的财务信息，这就使得经理人产生了通过盈余管理粉饰经营利润的动机。为了满足投资者的需求，维护企业良好的企业形象，满足广大股东的收益率指标，企业经理人则会采用盈余管理的方式修饰企业的财务信息。其次是经理人满足自我利益的动机。企业经理人可以通过盈余管理提高其在经理人市场上的威望和评价。当经理人市场把经理人利益与企业利益协调成一致时，企业经理人则会存在增加企业实际盈利的动机。在进行盈余管理时，经理人则会采取合法的方式来影响盈利水平在不同会计期间的分布，以便于实现平滑利润的目的，保持企业价值的稳定增长。

（二）内部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内部治理结构主要是指股东通过全过程的监督而对企业管理人员实施的直接约束，其中主要的内部治理结构包括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等。其中，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为信任托管关系，而董事会与公司管理人员之间为委托关系，并且董事会与经理层的行为都要受监事会的监督。由此可见，董事会和监事会直接对经理人员产生影响，在企业当中，董事会的职责主要是战略决策和选聘经理人员并对经理人的行为进行考核和评价。但是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的问题严重，二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其中监事会和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很严重，因此，内部治理结构水平直接影响了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

三、治理公司盈余管理的对策和建议

（一）合理安排企业的所有权

公司治理结构的实施目的是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对称掌握。企业首先应当明确企业的产权，规范会计信息的形成过程，对会计人员的具体行为加以规范和监督。只有明确产权的隶属界定，才能让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目标逐渐呈现一致性，这意味着国家政策允许或支持企业根据交易费用的高低去选择会计政策，同时也实现了企业会计准则激励约束和资源配置等作用的发挥，降低了会计政策选择时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进而实现利益相关者的相同收益目标。根据调查显示，我国企业的所有权的管理上存在漏洞，比如产权模糊不清、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太大、流通股的比例太小以及内部人控制等现象。当企业的产权不明确时就增加了规范会计信息的生成难度，同时也给盈余管理增加了便利，因此企业管理者应当重视产权清晰，并及时开展合理的制度安排和制度改革。合理安排企业的所有权能够有助于规范企业的产权制度，明确各自的责任和职责，对于改善盈余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能

科学的公司治理要点是通过合理的治理结构和治理程序，使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互相制约和互相监督的机制。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文件中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1/3以上成为独立董事，其中应当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我国证监会也提出在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中应当设立审计委员会。总之，只有在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下，企业在选择会计政策或者进行会计政策变更时，才能更好地规范自己的行为。在完善的治理结构下，才能更有助于发挥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等部门的监督职能，从而对盈余管理进行控制。根据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反映，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可以对经理人所采用的会计政策提出要求其做出解释或进行调整。独立董事监督职能的发挥增强了盈余管理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增强了对企业经营管理的监督。

（三）构建盈余管理的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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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公司治理结构 国有企业 内部治理 外部治理

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科学有效的企业组织形式，是市场经济主体运行的基本治理机制，在笔者看来，关键问题在于产权、决策权和收益权之间的权衡问题，而产权问题又是重中之重。近几年来，我国的很多国有企业虽然从形式上完成了股份制改造，产权也实现了多元化，但是国有企业真正的公司治理结构还没有完全建立，这对我国公司及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因此需要加强对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力图避免一般化地泛泛而谈，而是抓住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在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展开探讨，以期提出建设性的应对策略。

一、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

1.股权结构问题

合理的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它对于公司治理的控制模式、运作方式及效率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目前已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中，“一股独大”的现象十分普遍，资本封闭性强，难以形成有效的产权约束机制，大股东凭借着自己的地位侵吞公司财产，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股权结构的单一性还影响公司决策的科学性，决策过程中很难有不同声音的表达渠道和场合。

2.所有者缺位问题

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是确保所有者实现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而我国有企业改制后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所有者缺位。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代表行使的，但是现在没有一套完善的制度来安排其实现，而且其产权的流动性在法律和政策上都存在很大的障碍。由于所有者缺位，难以形成有效的对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所以国有企业实际上无法满足资产利润的最大化的目标 ，国有资产的流失也就在所难免。

3.内部人控制

内部人控制是指国有企业的经理和工人在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获得相当大的一部分控制权后，经理和工人共谋利益的现象。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初期主要是放权让利，采用承包制，投入产出总承包等形式，赋予企业经营者很大权力。90年代按《公司法》的要求把国有企业改制为公司制企业后，企业内部利益关系和管理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高管人员的任命权仍掌握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手中，形成了政府干预和内部人控制并存的情况。我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的这种“政府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势必带来企业行为短期化等一系列公司治理问题，既损害股东利益又不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4.监督约束机制问题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股东监督权利弱化，所有者是通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和监事会实现其权利的，其在监督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只是间接的外部监督。二是国有企业职工的利益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没有获得应得的地位，很难发挥独立的制衡作用。三是公司制本身的监督机制不完善，监事会没有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和管理活动的权利，决定了其监督只能是一种事后监督。

二、解决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的思路

针对我国国有企业的现状，笔者认为应该从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个方面来完善和加强国有企业公司治理。

1.内部治理

(1)推进股权多元化。这是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症结所在，目前呼声较大的对策就是国有股的减持。怎样减持，至少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快发展非国有经济，为国有资本的转让，流动创造市场条件。二是加大引进国内外资本的嫁接力度，通过引进国外资本，改变现有公司控制权过分集中的股权结构，实现股权多元化。具体的途径可以是：进行外部改革，吸引外资、社会资本进入，实现多元投资格局，逐步建立股份有限公司，积极争取上市; 进行内部改革，第一步是企业经营者、管理者、技术人员等变成投资者和持股者，第二步扩大投资者和持股者范围，实现普通职工持股。

(2)确保所有者到位。国家是一种身份特殊的股东，假若国家股东的行为不当，可能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制约。因此政府代表国家行使股东权利是不适宜的，应该按照“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督”的原则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的运营、管理和监督机制。政府作为国家所有者，可通过“出资人”作代表而并非直接出面行使股东权能。出资人代表作为受国家所有者委托而经营国有资本的投资控股机构，属于特殊的企业法人，除了行使股东权利外不行使任何行政管理职能。国家持股机构运营国有资本，主要负责两项工作，一是对授权经营的国有资本实现资产重组和优化配置使之发挥更大作用，并得以保值增值。二是对投资和持股的国有企业行使股东权利，主要是选派股东代表或董事，并通过他们影响国有企业对经理的聘用，重大决策和收益分配等事项。

(3)强化公司监事会的监督职能。有效地发挥监事会的职能，必须提高监事会的权威性，为此应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强立法，明确监事会的职权，赋予其独立行使职责的权利，逐步扩大其监督权限。二是建立监事资格认证制度，促使公司股东大会推选有知识，有能力，懂经营，会理财的专业人士担任监事。三是为监事创造好良好的工作条件，包括履行职责的条件，如检查公司财务，了解公司经营状况，收集公司重要材料等，同时也要完善监事人员的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

(4)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我国国有企业在实施独立董事制度的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不少企业的独立董事只是一种形式，是一种摆设。我国国有企业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应该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合理定位独立董事的职能，同时也要对独立董事的行为规范和能力进行认定，独立董事应该是在某一领域威望较高并且受投资者和公众所信任的高素质的人才，一方面应从制度上为独立董事执行职务提供足够的责任感，建立合理的提名和解聘程序，确保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要建立好独立董事的激励机制，可以建立独立董事基金，由公司上年按利润的一定比例提取，由专门基金机构管理，根据公司年度业绩和独立董事的工作予以发放奖励，以保持独立董事制度的稳定性。

(5)健全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为了使受托的经理人与委托的出资人的目标一致，不偏离出资人的终极利益，需要在治理结构中加强对经理者的激励机制。通过实行年薪制、持有股权或股票期权等分配形式，将经营者薪酬很大一部分与市场挂钩，使经营者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注重企业长期价值的创造，以利于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同时应该对经营者进行声誉激励，通过不断提高有才能的经营者的知名度和社会声望，从而提高经营者的自豪感和荣誉感，以达到激励目的。

2.外部治理

(1)加强市场对国有企业的激励与约束。市场竞争是一种隐性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它能有效揭示公司经营及管理信息，同时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可以对经营者掌控公司的经营权形成潜在威胁。就目前的现状，健全借贷市场，股票市场和经理市场是完善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途径。

借贷市场:加强金融机构持股与监督，鼓励银行、投资公司和保险公司以及基金组织等金融机构持有国有企业股份，从事股权经营，发挥金融机构的优势，以约束企业行为，同时完善破产机制，加强破产立法，规范破产清算，杜绝企业借破产之名行逃债之实的现象。

股票市场:完善股票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加大证券监管力度，加大对投资者理性投资的观念教育，充分发挥证券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

经理市场:应该在人事制度上进行改革，改变以往由政府主管部门任命企业厂长经理的传统做法，取消国有企业领导的行政级别，使国有企业的选择走上市场化道路，加快培育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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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营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治理结构框架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1－0018－03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一、民营银行、民营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理论内涵

近年来学术界对民营银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然而对于什么是民营银行，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大致有“产权结构说”、“资产结构说”、“公司治理结构说”等几种观点(李键，2005)。事实上，民营银行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简言之，凡不属于政府或国家直接控制经营的银行可直观地视为民营银行。从这个意义说，民营银行与所有制没有必然联系．我们认为，民营银行是依法成立的，建立在清晰的产权结构基础之上，由民间资本控制并按照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谋发展的原则进行商业化经营的现代股份制商业银行，同时，还必须具备规范的市场准人和完善的退出机制，并接受严格的外部监督，成为未来中国商业银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的民营银行公司治理，就是公司治理在民营银行中的深化，它关系着民营银行委托方与方在相互博弈基础上的利益共赢的目标实现，以及民营银行乃至整个金融业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民营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也就是在民营银行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条件下，用以协调股东、董事会、经理、雇员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保证银行经理人员决策的科学化，保证各方面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的一系列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内部的或外部的制衡性制度安排。东南亚金融危机后，IMF通过研究得出重要的结论：治理结构是银行制度的核心，商业银行薄弱的管理治理机构会引起它的储蓄与信贷危机；有效率的治理结构则会给商业银行良好的回报。民营银行的发展理应遵循现代商业银行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是当今国际化大银行所遵循的基本机制，而且应当成为当前民营银行发展的根本出发点之一。民营银行治理结构由内部治理结构、外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因素所构成，本文主要讨论公司内部治理结构。

二、民营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框架的要素分析

参考国际银行业的实践，完善的民营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框架的主要构成要素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清晰的产权结构是民营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逻辑起点

罗纳德．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关于产权安排、交易费用和资源配置效率之间内在联系的核心观点：如果交易费用等于零，那么权利初始界定条件下的自愿交易，总可以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一旦考虑到市场交易的费用，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以及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将会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换言之，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由于能够增加或者减少交易费用，因而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因此，要想使成本低、效率高，最根本的途径在于提高产权清晰度。根据科斯定理，民营银行也只有明确了所有者，明确了清晰的产权边界，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才有了根本的基础。所以，产权成为分析民营银行治理结构分析的逻辑起点。民营银行建立在个人产权的基础上，所有者拥有完全的所有权。民营银行清晰的产权结构是包括机构投资者、公司、个人在内的多元化的归属明确的产权结构，在产权结构中不排除国有资本，但民营银行产权结构不能让国有资本占控制权，而以民营资本为主。清晰的产权结构界定既减少关联交易，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尤其要防止银行股东和经理可能对广大存款者利益的侵害，减少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害，也有足够的激励进行经理层的选择，建立对经理层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二)简洁有效的委托链是民营银行治理结构的重要环节

在国有商业银行中，委托关系表现为一种双重关系，即第一重体系是从初始委托人(全体公民)到中央政府的自下而上的多级授权链；第二重体系是国家到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将相关权力委托给国有商业银行总行的管理者，而国有商业银行又实行法人授权制度(即制度)，各级分支机构在上级行的授权、转授权与再转授权下行使相关，从而形成了“全体公民中央政府总行分行二级分行支行”的委托链。与国有商业银行迥然不同的是，民营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既是制度创新，也是组织创新。民营银行由若干战略出资人和众多中小股东共同组成股份有限公司，从制度上可以避免政府对其进行制度外的干涉。民营银行产权主体明确，产权清晰，一方面，股东把权利委托民营银行，形成“股东民营银行(股东会－董事会－高管)”的委托链条，结构相对简单，成本相对较小，具有收敛性，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国有商业银行“奥尔森困境”下的失效。另一方面，民营银行的目标单一，可以避免国有商业银行委托人与人效用函数的不一致而导致的失效。简洁有效的委托链条使得委托方作为一个有效率的实体，对资产的约束性会增强。委托人期望收益最大化，在满足委托人的目标函数的条件下，委托人将易于设计一个激励合同，对人进行奖惩。此外，民营银行总行与分(支)行中各方的权利、义务与相互关系得到较好的规定，做到“管而不死，放而不乱”，既极大调动子公司的积极性，又不失控(陈岩，2003)。

(三)适度集中的股权结构是民营银行治理结构的基础

股权结构是指股份公司总股本中，不同性质的股份所占的比例及其相互关系。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公司治理结构则是股权结构的具体运行形式。不同的股权结构决定了不同的企业组织结构，从而决定了不同的企业治理结构，最终决定了企业的行为和绩效。过度集中型和过度分散型的股权结构都有其不可克服的缺点。股权适度集中，即股权较为集中，但集中程度又不太高，并且公司又有若干个可以相互制衡的大股东，这种股权结构是最有效率的，也是最有利于经理在经营不佳的情况下能迅速更换的一种股权结构(张银杰，2002)。首先，由于大股东(民营的)拥有的股份数量较大，因而他便有动力，也有能力发现经理经营中存在的问题，或公司业绩不佳的情况及症结所在，并且对经理的更换高度关注；其次，由于他拥有一定的股权，他甚至可能争取到其他股东支持，使自己能提出人人选；再次，在股东集中程度有限的情况下，相对控股股东的地位容易动摇，他强行支持自己所提名的原任经理的可能性会变得较小。那些有相对控股股东或其他大股东的股权相对集中的公司，股东对经理进行有效监督具有优势。在经理是相对控股股东的人的情况下，其他大股东因其持有一定的股权数量而具有监督动力，他们不会像小股东那样产生“搭便车”动

机。监督成本与他们进行较好监督所获得收益相对称，而且，后者往往大于前者。所以，股权结构的安排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到所有者对人的监控效率和所有者的权益能否得到保护。

(四)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是民营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动力系统

制度经济学关于委托的研究表明，由于在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性，所以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始终存在，关键是如何设计一套较好的激励约束机制来提供动力系统。减少这种事前和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民营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在激励约束机制方面具有如下优势：首先，民营银行清晰的产权结构决定了民营银行的产权主体必然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关注银行的收益性，以经济指标和效率作为衡量经理人的准则，有内在的动力设计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行成本，包括监督成本、机会成本、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带来的成本等。其次，民营银行人的任免完全市场化运作，产权带来的直接收益权，使得银行的效益成为衡量其绩效的主要考虑因素，久而久之，这必然会形成显性或隐性的经理人市场，经理人任命的信息成本和转换成本将在竞争性的经理人市场上降到最低。能力高的、尽职尽责的经理人，就能得到较高的薪酬；反之，能力不强、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严重的人就会被市场所淘汰，低薪或者失业都是可以预期的。这样，就对人形成一种外在的监督和淘汰机制，督促其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行事，个人的利益与银行的利益强制性地得到统一。再次，委托人为了实现目标利益的最大化，必须设计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而不是简单地进行行政性任务的考核，即机制的设计必然要考虑到经理人自身的利益追求，在剩余控制权和剩余收益权的匹配度之间进行协调，既满足经理人对潜在机会成本的考虑，又要尽量照顾到经理人在按照委托人预期的行为模式行为之后，得到相应的回报。

(五)良好的制衡机制是民营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关键因素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这一基本的制衡机制是民营银行公司治理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银行的资本来自股东，由股东组成的股东大会是公司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拥有产权支配权、利润分配权，股东大会产生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作为股东大会的常设机构，拥有决策权，对重大方针政策进行决策；监事会作为监督机构，负责对银行的财务状况及经营管理等重大问题进行监督。银行的高层经理人则由董事会聘任，负责日常的经营管理。同时，经理人的经营权受到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制约。这样，银行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就能够有效分离，就可以按市场规律办事，追逐市场化的经营目标。民营银行将是独立于政府的市场化企业，有清晰的产权，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求发展，实现真正的民营：这样的制衡机制，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交易成本和道德风险，促进经营的市场化、规范化。

(六)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是构建民营银行的监督与约束机制的有效手段

如何赋予非所有人行使资产经营管理权，又使这种权力的行使受到约束与监督，使其不至于损害出资人的利益，正是当代世界各国公司治理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为民营银行的监督与约束机制的构建，提供了有效手段。信息披露机制的强化不仅影响着投资者投资判断和决策，同时也会影响到债权人等利害关系者，是相关主体了解民营银行经营状况，实现对高层管理人员监督的重要途径。健全的信息披露其实质就是对高层管理人员的一种制衡约束手段，也是对民营银行进行市场约束的基础，是投资者正确行使表决权的最直接的信息来源，是其对高层管理人员实施监督与约束的关键。因而只有确保民营银行信息披露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科学化，才能有效提高其公司治理信息披露质量，才能在实施公司治理中构建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机制。

(七)作为一种非正式规则的企业文化为民营银行治理结构正常运行提供“软”环境

非正式契约中的企业文化在公司治理中与正式契约的有效耦合，强化了显性契约。因此，非正式规则作为“黏合剂”在制度的整体安排中具有“社会嵌入性”(Granovetter，1985；青木昌彦，2001)。企业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规则与一系列制度规则共同构成了和谐整体，为其治理结构的正常运行创造了良好的“软”环境，使得员工个人与其所处的工作环境达成“协议”变得容易，简化了决策流程，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内部交易成本。以共同的价值观作为评价标准，缩减了员工与组织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分歧，节约了时间成本。

三、构建民营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框架的政策建议

民营银行在制度上倾向于公司治理结构某种程度的完善，但这只是相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而言的，民营银行在其发展过程中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构建与完善，任重道远。为此，特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明晰产权，建立清晰的产权结构、合理的股权结构

首先，培育次大股东阶层。民营银行的股权一般来说比较分散，一股独大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的局面。所以，培育次大股东阶层可以在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形成一个强势群体，从而适当削弱大股东的绝对优势。其次，增加外部股权比重。在民营化的银行中，与董事相比，外部股东是纯粹的股东，所以加大外部股权比重是完善民营银行股权结构的有效途径之一。再次，适当保留部分国家股权。国有股完全退出可能导致银行出现权力真空，因而保持国家对大股东和行政总裁的监控是十分必要的。但对民营银行使用行政手段进行监控已不现实，所以在民营银行中保留适当的国有股权，就可以把行政约束建立在股权约束的基础之上。当然，国有股权不能过高，否则，国有银行民营化可能就会成为一句空谈(刘红忠、马晓青，2003)。

(二)建立规范的董事会制度，加强监事会、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

首先，要确保董事会在民营银行法人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因为股东主要通过董事会履行控制权并以“用手投票”的方式解决经营者选择和监督问题。在董事会中设立独立于银行股东且不在银行内部任职的独立董事，有利于平衡董事会中的利益冲突，强化银行经营的合规性。同时按照巴塞尔委员会的要求，建立由独立董事组成的专业委员会，其包括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专业化，有利于董事会效率的提高。其次，确保监事会的组成是独立的，并拥有一定的剩余索取权，从而强化监事会的监督职能。再次，尽可能明确划分股东会、董事会和经理层的权力界限，使分工协作与制约监督相统一。最后，借鉴《萨班斯法案》，加大对大股东和行政总裁恶意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促进有效制衡机制的形成、规范民营银行的发展。

(三)建立并完善股权人的选择、激励机制

首先，采用能力导向的用人机制选择人。在明确董事会成员背景及选择方法的基础上，由独立董事组成的提名委员会根据道德素质、专业理论素质、经营管理能力等提名合格董事；董事会根据透明、合理的程序和银行的内在需求独立地聘请经理人；按照“公开、公平、择优”的原则，选拔分支机构负责人。其次，采用业绩导向的激励机制。借鉴外国银行的做法，将董事、经理人员的薪酬与银行的盈利情况、公司实力、给股东带来的回报等挂钩，绩效考核公开透明，采用年薪制、或有报酬、股票期权、虚拟股票、经营者持股等不同的激励机制以鼓励董事、行长等高管人员勤勉尽责保持其稳定，并将这种薪酬规划与银行的文化、目标、战略等保持一致。

(四)加强信息系统建设，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

民营银行在构建现代银行网络信息系统方面，力争发挥“后发优势”，形成“后来者居上”的网络银行竞争优势，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一是建立数据库，收集、处理内部信息和客户信息，建立内部信息共享机制，打造信息共享平台。二是构建完善的、可操作的信息披露责任机制，建立健全信息披露操作程序和制约机制，强化银行执行层面对信息披露及时性、完整性和可靠性的责任。三是进一步改善会计标准，提高会计准则质量，严格按照监管部门的规定进行披露，满足利益相关者和监管部门的要求。

(五)建立企业文化，提升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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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司治理结构 问题 完善

所谓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就是指在现代公司中，建立在出资和控制分离基础上的管理经营公司的模式或制度。[1] 而公司治理结构作为一个专门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是指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公众持股公司（public company）的经营管理机构所采取的存在方式。[2] 它无疑是现代公司制度的核心，因为现代公司制度优越性能否得到发挥正是取决于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上。

一、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现状

当前，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带有经济转轨时期的特点，虽然公司化改造已初步完成，但仍存在着不少问题，在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发展潮流相适应的公司治理结构上还须不断摸索。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国在公司治理结构上主要存在的问题如下：

第一，股东大会还不足以成为股东行使权利、参与公司治理的场所。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但在实践中存在股东大会召集人通过设置各种条件或障碍剥夺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知情权、质询权的现象，特别是国有股或法人股控股的情况下。一旦出现投资失误或者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违规和违反公司章程的行为，有关法律和法规的处罚不足以起到警戒作用，特别是对股民的民事赔偿力度还不够。

第二，董事会缺乏内部制衡。

目前，国有股东的受托人在董事会中占有多数席位，董事会在行使职能时成为国有股东一方的代言人。与此同时，由于法人股比例低、独立董事制度、债权银行介入公司运作机制没有得到普遍推行，上市公司董事会缺乏有效的内部制衡。

第三，监事会监督乏力。

监事会虽与董事会平行，但其仅有部分监督权，而无控制权和战略决策权，无权任免董事会或经理班子的成员，无权参与和否决董事会与经理班子的决策。由于我国《公司法》等法规在规范公司治理结构方面以股东价值为导向，因此注重董事会的作用，而忽视了监事会的地位，使监事会实际上只是一个受到董事会控制的议事机构。

第四，公司的市场价值与治理质量缺乏相关性

由于政企不分、公司经营环境和经营业绩剧烈变动、频繁的资产重组、粉饰财务报表等现象的存在，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公司的内在价值、经营业绩、治理质量之间往往并不存在普遍显著的相关性，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受到严重忽视。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但主要是内部原因，如由于股权结构不合理而造成的缺乏形成权力制衡的产权基础、问责机制的缺失、与市场接轨的公司激励机制的匮乏等。所有这些势必造成公司治理结构陷入困境，从而进一步影响公司财富的增长。因此，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迫在眉睫。

二、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一）完善股东大会制度

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权力机关，其决议直接体现为公司意志并决定公司的行为。因此，如何保证大会决议能够体现股东意志、维护公司利益是完善股东大会制度的重要内容。笔者认为，我国股东大会制度可以从以下两方面予以完善：

其一，构造稳定的大股东。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吸收日本法人相互持股的经验，尝试发展法人持股和机构持股，特别是法人交叉持股模式。例如，在某些领域，将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类同的一些企业举行横向结合，或选择往来密切、交易相对固定的上下游企业，实行纵向一体化，然后实行重组，形成单个企业产品结构与技术准备结构相对集中和专业化。

其二，明确股东的知情权。充分、正确的了解有关表决事项的资料，是股东正确行使其表决权的前提。我国公司法虽要求在召开大会时，须将会议审议的事项于会议召开30日以前通知股东，但仅是将审议事项通知股东，并不能令股东们完全掌握有关的信息。因此，公司法应当规定，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召集人应当对有关审议事项加以说明（包括其意见），公司应提供条件，方便股东对有关资料的查询。

（二）完善董事会

董事会是公司的常设机构，在公司管理中处于核心地位，其运行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公司经营的好坏，因此，完善董事会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措施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大幅度增加董事会的外部董事，包括独立董事。一些国际知名大公司，其董事会中的外部董事普遍在3/4以上，我国经贸委与证监会要求境外上市公司其外部董事应占董事会人数的1/2以上，而目前我国公司董事会中内部董事比例过高，且主要是公司经理人员，有的公司还包括主管部门或总公司的领导兼任的董事，如是，董事会发挥不了对经理层的监督作用。因此，笔者以为，我国上市公司应将该比例降到1/2以下，大幅度增加外部董事，特别是一定数量的专业知识、经验丰富、并具有独立判断能力的独立董事。

第二，董事会下设若干委员会。包括财务审计委员会、报酬与提名委员会、发展战略委员会、投融资委员会等，委员会的召集人应当是独立董事，其目的是有效发挥董事会的监督和制衡作用，提高其战略决策和投资决策的科学性。

第三，董事长与总经理分设。在我国股份制企业和上市公司中，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情况比较普遍，估计不小于20%。在这种体制下，董事长的法人代表权和总经理的经营执行权相结合，董事会的决策就可能受到影响。这样一来，不仅不能对权利进行有效约束，而且也会缺乏对重大决策的风险防范屏障。因此，上市公司应当逐步改变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治理结构。

第四，增加高层管理人员的持股数量。让管理人员持股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使公司的利益目标也成为他们自己的利益目标，进而构成长期的激励机制。为了增强董事对股东的责任心，国际上很多公司要求高层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的股票，离职前不能出售，持股数量一般为本人年基本工资的3―5倍。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持有本公司股票比较普遍，但持股数量偏低，起不到约束作用，为此，可以通过一定的渠道如利用发行或配股中的余股，设立股权奖励“基金”，使之成为管理人员的股权来源，提高董事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数量，持股数相当于年基本工资的1―2倍，并须由本人购买。

第五，明确董事会的义务及其责任。我国公司法虽然对董事的“忠诚义务”有较为详尽的规定，但缺乏对董事“勤勉义务”的规定。公司法应当对此做出规定。同时，对董事违反义务的责任以及追究其责任的机制，公司法也应当明确规定。[3]

（三）完善监事会

监事会作为公司内部的监督机构，对确保经营行为不背离公司和股东的目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职能能否充分、有效地发挥直接关系到公司能否良性运作，故监事会的完善成为必然，而完善之渠道可有以下几种：

首先，明确并加强监事会的职权。监事会必须享有充分的检查权，包括列席董事会会议及质询权、陈述权、建议权；对公司经营者有关违章行为的调查权；对公司财务、资产的检查、审核权；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权；对董事、经理解聘的建议权；以代表公司对董事、经理的权等。

其次，完善保障监事会行使职权的措施和手段。为使监事会能顺利、有效地履行监督职能，应使其具有独立的自治功能，有必要从经费上提供充分的物质保证，该笔经费应单独设帐，由监事会独立分配。

最后，要与独立董事相协调。由于《公司法》已就监事会制度进行了明文规定，所以应注意提高监事会的职权和细化监事会的组成及工作内容，以强化监事会的独立性，从而改变目前监事会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由于监事会功能类似于国外董事会附属委员会之一的审计委员会的功能，因此，上市公司可将独立董事发挥的效用集中在就内部董事和经理人员的薪酬制度以及内部董事的提名等问题上，当然也可以发挥独立董事就公司财务信息的审核和控制方面对监事会进行协调的作用，如果考虑到独立董事可以为公司带来多样化的思维角度，那么就不应该僵化地将独立董事的效用仅仅看待为监督功能。[4]

参考文献：

[1] 王新、秦芳华：《公司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

[2] 吴志攀、滨田道代：《公司治理与资本市场监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页。

篇9

如何优化董事会的制度安排？

董事会制度的安排，一方面受制于所有权结构和资本结构，另一方面要与制度环境相适应。由传统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的大多数股份公司，国家仍然是最大的股东，拥有绝对控股权。因此，董事会制度改革应按照治理成本最小化或治理收益最大化的原则，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第一，建立规范的外部董事制度，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为确保董事会的独立性，应规定一定数量（例如过半数以上）的董事会成员不得受聘于该公司，亦不能与该公司或管理人员有重要的经济、家庭或其他密切关系。第二，董事会中可安排一定数量的债权人代表和职工代表，具体比例由各公司的资本结构和人力资本构成决定。让人监督人，把债权人和职工的事后监督变为事中和事前监督，一方面可以调动其积极性，维护其切身利益，另一方面可以节省股东的监督成本。第三，为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应对大股东的有效投票权作出限制，或实行累积投票权制，或实行投票制。第四，建立董事资格认定和业绩评估制度，防止“水货”董事和“后门”董事，提高董事会活动的质量。第五，鼓励不同的公司在不违背公司法的前提下，根据自身条件和所处环境，在董事会制度安排上进行创新，以实现治理制度的多样化和多重均衡。

如何完善公司的监督机制？

首先，要完善股东大会的监督。股东大会的监督权主要通过以下形式来实现：通过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实现监督；通过行使人事任免权实现对公司的监督；通过行使审批权实现对董事及董事会、监事及监事会的监督。

篇10

一、问题的类型

现代公司的经济重要性在于它将许多分散的资本加以集中，并聘用具有专业知识的职业经理人来运作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得公司制相对于合伙或独资企业而言，集聚了更充裕的资本，所以公司制企业在寻求项目投资和生产营运时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在实现上述利益的同时，公司所有者也将资产的营运权赋予了职业经理人。当股东将经营权赋予经理人员时，经济意义上的委托—关系便出现了。作为人的经理人员负责制订决策以增加股东的财富。股东将公司视为一种投资工具，他们期望经理人员努力工作以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经理们利用自身的人力资本为股东创造价值，他们将公司视为获取报酬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的源泉，他们为了达到自身的目标，有时会以牺牲股东财富为代价制订决策从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对股东来讲，防止经理人员做出自身利益最大化决策的唯一办法是设计有效的雇佣合约，指明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经理人员应该采取的特定行为。在信息完全的情况下股东能合理地设计上述合约，但是现实世界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股东并不完全了解企业的管理活动与投资机会，作为人的经理阶层比作为委托人的所有者更了解企业生产、收益和成本等方面的信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经理阶层就可能采取偏离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决策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股东也就必须承受由经理人员最大化自身利益行为所引致的成本，这种情况通常称之为问题。问题会直接影响公司的投资、营运与财务政策，行为的“弱无效”有可能导致股东价值的显著减损。我们将问题归纳为以下四类，对于不同类型的公司而言，不同种类的问题对其造成影响的程度不同。

1、努力程度问题。劳动经济学家指出工人通常会偏好闲暇所带来的利益，直至闲暇所带来的边际利益等于丧失收入所带来的边际成本为止。对于经理人员而言，上述理论同样适用，因为他们也是受薪雇员，也同样会产生以努力程度为基础的问题。Jensen和Meckling（1976）的证明，经理人员拥有的公司股份越少，他们在工作中偷懒的动机就越大。对于给定水平的偷懒程度而言，经理人员自身遭受的成本会随持股权份额的增大而增加。所以，持有更少的股权可能使经理人员偷懒的动机更强，这可能会使股东价值遭受更大的潜在损失。偷懒程度是不能直接加以量化的，因此该领域中的实证研究集中于观察经理人员的可见行为并以此作为偷懒问题发生的证据。研究者们检验了经理人员的外部行为是出于最大化股东财富的考虑，还是因为经理人员对收入、特权或个人名誉的追求。Rosenstein和Wyatt（1994）发现，当一个公司的经理人员被聘为另一个公司董事的消息时，公司的股价趋于下降。上述证据与“经理人员有时会为个人利益而制订决策，此类行为会使他们所管理公司的价值遭到减损”的观点相一致。

2、任期问题。一般来讲，经理人员都有一定的任期。相对于经理人员任期来说，公司有更长的生命期间，股东们关心的是未来期间的现金流。而经理人员在任职期间的要求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期的现金流。当经理人员接近退休时，他们任期的有限性与股东持股期的无限性（如不将股票抛出的话）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比如，经理人员可能偏好投资于具有较低成本和能够更快取得成效的项目，而放弃更具获利性但是成本较高且需长期见效的项目。公司应投资多少研究费的决策就是此类问题的一个例子，研发费的支出削减了收益从而减少了经理人员的当期报酬。因此，临近退休的经理人员可能会承受研发费的成本而未能享受其所带来的利益。Dechow和Sloan（1991），Murphy和Zimmerman（1993）的证据都表明，当经理人员接近退休时，研发费的支出随之减少。当资本市场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确认公司新项目的价值时，经理任期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DeAngelo和Rice（1983）指出，如果项目初期对于资本市场表现得无利润，经理人员可能拒绝有吸引力的项目，因为他们害怕由敌意收购所带来的职位丧失。

3、不同风险偏好问题。资产组合理论指出，持有资产的多样化有效地分散了公司特定风险，但是不能消除系统风险对于公司股价的影响。所以，具有多样化投资的投资者主要关心的是系统性风险。一般而言，经理人员并没有很好的多样化自身资产，他们财富中的很大比例与他们所在公司的成败息息相关。当报酬中很大一部分由固定工资组成时，经理人员的风险偏好可能更接近于债权人，而不是股东。财务危机或破产的发生通过对经理人员的名誉造成影响会极大地减少经理人员的净价值，增加了他们另谋职位的难度。经理人员可以有效地应对威胁公司生存的事件，但当情况发生好转时，他们报酬的增加却有上限，奖金数目经常为工资的特定百分比或是一个固定数目。研究者们发现，美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员所拥有的小额股权对于激励他们最大化股东财富发挥了有限的作用。比如，Jensen和Murphy（1990）发现，平均而言，CEO报酬（包括选择权）对公司价值变化的敏感性是0.00325.也就是说，公司价值每增长1000美元，CEO的报酬仅增长3.25美元。经理人员的处境更接近于债权人，当公司陷入财务危机时，他们会失去更多，但是当公司收益上升时，获得的利益却很少。因此相对于股东而言，他们具有更小的风险偏好性。为了获得他们的风险偏好，经理人员会利用公司的投资与财务政策减少公司所面临的全部风险。比如，他们可以选择扩张已存的生产线，利用已知的技术等具有更小风险的行为，而不是投资于具有开创性的产品、与市场。经理人员也可能寻求购并扩展公司的产品生产线，或扩张进入另一个行业，这样可以减少他们所在行业（或公司）的特定风险。

在一个多样化经营的公司中，一个分部的较差绩效可以其他分部的较好绩效所抵减。如果这些抵减效应减少了公司现金流的变动性，可以减少他们失去工作的可能性。近来对美国市场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相同的行业中，多样化经营公司的股东收益小于非多样化经营公司的收益。这些研究表明，经理人员可能作出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的投资决策，他们可以从公司多样化战略中获取较多的利益。经理人员也能利用财务政策去影响公司现金流的变动性与财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因为杠杆作用放大了经营绩效的波动性，相对于股东偏好而言，经理人员可能使用更少的负债融资，对于他们来说，债务融资的成本超出了利益。最后，处于成熟期公司的经理人员可能选择低股利支付政策，这能使公司利用内部融资，类似的政策不仅可以使杠杆作用较低，而且还可以避免债权人的过多干涉。

4、资产使用问题。公司资产的不正确使用与用于个人消费也会带来成本。在职消费可以使公司吸引具有丰富经验的经理人员。然而，如果津贴过度，则会使股东财富遭到减损。经理人员仅仅负担此类支出成本的一部分，但是却获得了全部的利益，所以他们有强烈的动机进行比股东所希望的更多的在职消费。经理人员也有动机进行无利润的投资以增大公司的规模，从而增大了他们的报酬与特权。来自一些对美国公司CEO报酬的研究（比如Murphy，1985）发现，对于样本CEO报酬而言，公司规模（用销售额表示）比经营绩效具有更高的解释力。Jensen（1986）指出，经理人员具有过度投资的动机是非常明显的，通过此种方式他们可以获取超额现金流，Jensen将超额现金流定义为公司所有具有正净现值的可投资项目所产生的现金流与需要投入到其中现金流之间的差额，他还指出最可能产生超额自由现金流的公司是具有有限增长机会的盈利公司。

二、成本的治理机制

许多机制都能协调经理人员与股东的利益取向，限制经理人员自利行为产生的成本。

1、持股权。让经理人员拥有一定比例的持股权，是协调经理人员与股东利益的最直接。拥有大量公司股权的经理人员相应承受着经理层决策所带来的后果，持股比例大的经理人员工作得可能更加努力，相对持有较少股份的经理人员来说，他们可能作出更符合股东利益的投资决策。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在持股权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尽管联系可能是非线性的。Stulz（1988）的研究表明，经理人员拥有适度的持股权可以缓和经理人员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Smith指出，绩效改进是由于持股权增进了经理人员创造财富的动机，进而提高了营运效率。Agrawal和Mandelker（1987）指出，经理人员持股权会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相对于债务水平减少的公司而言，债务水平增长公司的经理人员趋向于拥有更多的股票，这表明更大比例的持股权缓和了不同风险偏好问题。Schooley和Barney（1994）指出，经理人员持股权会影响公司的股利政策，他们发现较大比例的持股权增加了经理人员分配超额现金的动机，而不是将其用于投资，在CEO持股比例超过公司股份总数14.9%的公司具有更高的股利支付比率。

2、报酬合约。报酬合约是协调经理人员与股东利益的关键机制，一项有效的报酬合约将以尽可能低的成本为经理人员提供做出股东偏好决策的激励。在经理人员作出大量不容易被董事会或投资者所监控决策的公司中，有效的报酬合约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比如，新产品的发展、新市场的进入等。相对于处于成熟期的公司而言，处于迅速增长阶段公司的经理人员有更多的机会作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缺乏及时与可靠的信息，使得评估处于增长中公司经理层决策的质量是非常困难的。设计经理人员报酬合约的问题在于，怎样使报酬具有充分的数额与合理的结构以吸引和留住有能力的经理人员。报酬合约一般包括薪金、奖金与股票期权。

A.薪金。定期的绩效评价作为经理人员提升、降级与解雇的标准。实证证据表明，美国公司并没有有效地使用薪酬机制。Medoff和Abraham（1980）在一项对美国两大制造业公司7629个绩效等级的研究中，发现具有最低绩效的雇员收到的薪水仅仅比具有最好绩效的但具有相同级别的雇员少7.8%.Warner，Watts和Wruck（1988）发现仅仅当公司处于最低的绩效水平时，高级经理人员被解雇的可能性才显著增长。Baker et al.指出在薪水与绩效之间的弱相关是经常的，他们认为原因在于固定薪金支付系统：a.将重点放在支付数额上；b.缺乏对做好工作的内在激励；c.使雇员仅关心手边的工作；d.会挫伤雇员的士气。一些用于减少成本以绩效指标为基础的支付系统存在着一些实际问题。首先，选择合适的绩效计量指标是困难的，不恰当的计量方式会使经理人员过于狭隘地集中于某一活动，或寻求起反作用的行为。第二，当经理人员的任期快要结束时，绩效评价的事后处理过程成为更无效的。对于任期内工作较短的经理人员来说，未来雇佣收入的现值是大的，重新谈判是一项减缓努力与任期问题的有效机制。但是对于任期内工作时间较长的经理人员来说，重新谈判的控制作用是较小的，工作时间长的经理人员趋向于是更重要的决策制订者，对于努力与任期问题而言，未来薪水的变化控制力较弱。最后，因为一个固定报酬流的现值依赖于公司的偿债能力，在报酬计划中包含大量的固定薪水会增大不同风险偏好问题。

B.奖金。奖金也是以绩效指标为基础的报酬，它可以削减成本。在这些计划之下，如果达到了提前规定的绩效指标，经理人员可以收到现金、股票或二者兼而有之。将报酬与绩效指标相衔接会使经理人员工作更加努力，在制订投资决策时会以长期视角看问题，削减过度投资，合理利用财务杠杆。但奖金也有它自身的问题。首先，因为它基于会计数字，经理人员可以进行盈余管理来获取较高的奖金。其次，绩效指标的选择可能使经理人员仅仅关注会提高该指标的活动上，比如以销售额为考核指标会使经理人员以牺牲利润为代价促进销售。

C.股票期权和有限制的认股权。期股和有限制的认股权能够解决任期与努力问题，因为股价与期权的市值与未来现金流的现值正相关，同时它也能减缓不同风险偏好问题，因为期权价会随资产收益率的增长而上升。Mehran（1995）的研究表明，以市场为基础的报酬使美国公司的持股者受益，他证明了在制造业公司的绩效与以股权为基础的报酬之间存在正相关。然而，这种报酬制度也不是万能的。比如，当股利上升时，期权的价值下降，这增加了经理人员限制股利的动机。此外，以股权为基础的报酬使经理人员的报酬具有波动性。如果经理人员报酬的不确定性增长到足够高的程度时，他们就可能要求更高水平的报酬。这表明在控制成本方面，以期股和有限制的认股权可以作为持股权的替代机制。[1][2]

3、董事会。一般来讲，董事会的主要职责包括批准或同意主要的管理决策，并监控这些决策的执行、聘用和解雇经理人员以及为他们制订报酬水平。尽管董事会作为股东利益的代表机构，但是董事会并不总是利用它的职权为股东利益服务，当董事与股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董事会可能会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来制订决策。一些研究者指出，当董事会中外部董事的比例增加时，股东与董事会的利益协调更容易进行。Weisbach（1988）指出，相对于外部董事来说，内部董事很少会对CEO提出异议，因为CEO对他们的职务有重大的影响。进一步而言，内部董事（包括CEO）有动机维护超过市场水平的报酬或超额在职消费。

在一些情况下，外部董事可能不比内部董事更有效。Mace（1986），Lorsch和Maclver（1989）指出，美国公司的CEO经常决定着董事的提名过程，这样CEO就可以提名支持自己决策的外部董事。公司之间相互兼任的董事关系也会减少外部董事的独立性。如果CEO兼任公司董事，外部董事可能害怕报复而决定不去弹劾CEO.外部董事与内部董事谁能更好地代表股东利益是一个实证性的。Bhagat和Black（1997）发现，来自美国证券市场的数据并不支持独立外部董事未来公司绩效的观点。然而其他的一些实证证据表明，外部董事能更好地维护股东利益。比如，Rosenstein和Wyatt（1990），Hermalin和Weisbach（1988）都指出，在美国公司中外部董事是基于股东利益而被提名的。Rosenstein和Wyatt指出，当公司任命外部董事时股价表现出显著的上升反应，这表明市场预期股东将从外部董事的任命中获益。

Hermalin和Weisbach发现，在公司绩效下降之后，相对于内部董事的任命而言，外部董事的任命数增长，这表明外部董事被认为更可能接受提高公司绩效的挑战。关于董事会决策的股价反映的实证表明，美国市场对外部董事比例占优势董事会的决策反应更好，市场对内部人控制董事会的决策表示怀疑。比如，Byrd和Hickman（1992）发现当决策更可能是由外部董事比例占优势的董事会作出时，在收购竞价公告日前后的非正常竞价收益的数额是非常大的。类似的结果也被经理层收购（Lee et al.1992）和采纳毒丸计划（Brickleyet al.）的研究所证实，他们都发现当外部董事对董事会有投票控制权时，这些情况下的非正常收益非常大。一些其他的研究还表明，外部董事的比例与动机报酬计划的使用正相关，外部董事更可能采取决策替换具有较差绩效的CEO.比如，Mehran发现具有更多外部董事的美国公司实行了更多的以持股权为基础的报酬计划；Weisbach（1988）发现如果外部董事具有投票控制权，具有较差经营绩效的CEO更可能被解雇；Borokhovich et al.（1996）的研究表明，外部董事比内部董事更可能作出由来自公司外部的经理人员替换具有较差经营绩效CEO的决策，他的研究表明当需要时外部董事更情愿支持公司政策的重要变化。[1][3]

4、经理市场。Fama（1980）指出，经理市场通过一个对于经理人员过去绩效的“事后处理机制”能够有效地控制成本。他认为如果绩效会影响经理人员的未来工作机会，经理人员就会有动机控制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的自利行为。Fama和Jensen（1983）将这种观点于外部董事的劳动力市场，他们指出更多的外部董事关心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名誉，因此他们在监控经理人员的行为中是努力的。Gilson（1990），Kaplan和Reishus（1990）报告了与Fama和Jensen的相一致的证据。Gilson发现外部董事作出的决策会影响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声誉，在从陷入财务危机公司辞职的董事中仅有少于三分之一的人在其他公司谋得了职位。Kaplan和Reishus也发现，经理人员的绩效会影响他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求外部董事的声誉，相对于没有削减股利的公司而言，他们发现处于削减股利公司的经理人员在以后有更少的可能成为其他公司的外部董事，该证据的一个解释是，任职于削减股利公司的经理人员被看作业绩较差因此被邀请加入其他公司董事会的可能性减少。

5、公司控制权市场。Marris（1963）和Jensen（1986）都指出，当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无效时，公司控制权市场能够用于缓和冲突。上述理论基于市值已经反映了预期成本的观点，即当投资者预见到经理人员的无效管理时，公司的股价下降。市值的下降吸引了潜在竞价者的关注，竞价者相信他们能通过收购公司、改变其战略、改进其运作效率或消除公司无意义的行为获取利润。一些来自美国市场的研究提供了接管会增进靶子公司效率的证据，从1976年到1990年，在购并中支付的平均金额是目标公司购并前价值的41%.Martin和McConnell（1991）发现目标公司在被接管后，CEO的收益率增长，与接管以前的绩效相比该增长对于目标而言是相当之高，他们的结果与接管市场培训了较差经理人员的假设相一致。Healy et al.（1992）发现在购并之后公司绩效得到改进，而且绩效改进不是由于削减对于研发费或资本支出的长期投资来获得的。Morck et al.（1988）指出，敌意竞价的目标来自衰落或面临严重变化的行业。Jensen（1986）引用石油行业的公司作为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石油行业可获利的投资机会减少，许多石油公司因此而持续地进行昂贵的勘探计划或在石油行业之外作出投资。Jensen指出公司管理人员有强烈的动机避免公司收缩，他们想要维持他们的控制范围并且他们的报酬可能与公司规模相关，他们不想在任职期间发生解雇和工资减少的现象。对于上述公司而言，只有外力充分的大才可以克服这些偏差，此时公司控制权市场可以帮助削减阻碍必要公司变化的惯性力量。

6、机构持股者。Shleifer和Vishny（1986）指出，单个股东监控经理人员并不是最优的。原因之一在于监控经理人员的单个股东承担了全部监控成本，而仅仅获得了取决于自身股份额度的利益。因为监控利益在所有持股者之间按比例分享，拥有较少份额的持股者有动机搁置监控并希望其他股东进行监控投资。这个“搭便车”行为表明如果不存在协调股东行为的机制，在公司中就存在对经理人员的较少监控。搭便车者会对批量持股者造成较小的影响。批量持股者会从对经理人员的监控中得到更大的利益，并且会超出他们的成本。而且，批量持股者经常是职业投资者，他们在评价公司绩效时是更专业化的，他们的监控成本比单个持股者是更低的。所以批量持股者的出现增加了监控的可能性，减少了成本，增加了公司价值。

7、债权人。作为“准固定收入”的要求者，经理人员偏好低杠杆。假定其他情况相同，更低的债务水平降低了财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伴随的工作职位丧失。一些研究者指出，高水平的债务削减了成本。因为债务支付是法定的，它强迫经理人员支付可能被错误使用的基金。债务也使经理人员面临更多的市场力的监控。在一个无债务或低债务的公司，懒惰的经理层可以减少持股者的收益而不影响经理人员的福利与职位。当债务水平升高时，经理层、较低的利润与现金流会使不能偿付到期债务，从而陷入财务危机，这时债权人会在治理结构中发挥作用，替换绩效较差的经理人员。

三、对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的几点启示

上述几种治理机制对于完善英、美等欧美法系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人文、环境的不同使得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与之有较多差异，但是就市场国家的共性而言，仍对我国具有颇多的借鉴意义。

1、政府部门应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政府部门的职能应定位于维护市场的正当竞争，大力培育竞争性的股票与经理市场。如前所述，竞争性的股票市场与经理市场向企业经理施加了有力的外部监督和约束。在竞争性的股票市场中，机构投资者的比重很高，以致于他们可以对企业施压，撤换不合格的经理人员。在竞争性的经理市场中，有能力、忠于职守的经理，能得到高报酬；能力较差、不负责任的经理只能得到低报酬，甚至会失业。经理人员要提高其收益，必须先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依据财务理论，企业股票价格主要取决于未来现金流的现值，所以经理人员只有努力提高企业的长期预期利润，才会使企业股票的价格提高，其在企业的地位才会巩固。而且，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人与委托人利益取向不相容的问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因此，为了培育良好的企业外部环境，笔者认为，政府部门迫切需要进行以下工作：

第一，应逐步统一股票市场，解决股票市场中的条块分割现象，在竞争性的行业中应尽可能减持国有股，使各种股份都能在资本市场上正常流通，将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发挥巨大的正面效应；

第二，大力增加多元机构投资者的比重，积极推进各类基金组织的，以此增进股东大会的效用。随着我国保障体制的改革，将会形成一些规模较大的基金组织，诸如养老基金、住房基金等。应将这些基金与国有成分剥离，一方面可以减轻国家的社会负担，另一方面引导这些基金对企业持股，可以有效地改善企业股权结构；

第三，对于国营企业而言，真正深化改革，首先要清楚地界定国家和企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消除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只有消除了政策性负担，国家不必承担企业的经营责任后，企业才能为其经营后果承担责任，宏观意义上的政企分开才能做到；第四，继续推动债转股工作有序地进行，发挥银行在企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当银行的角色从债权人转变为所有人时，会更加关心企业的绩效。笔者还认为，把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完全归结于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只有私有化才能解决问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对于目前我国企业的发展来说，竞争环境的完善至关重要，甚至是首要的任务。

2、完善公司内部的治理结构，建立的企业制度。在董事会与监事会中，引入真正意义上的外部董事和外部监事，由一些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来担任，完善企业内的“法制”，避免“人治”可能带来的问题。目前我国国营企业经理人员的任免不符合市场，“能上不能下”或“异地调转”现象严重，必须改变经理人员的任免制度，让市场来选择优秀的经理人员，建立董事和经理人员资料库制度，这些又与宏观意义上“经理市场”的培育密切相关，并且经理人员具有行政级别这种现象必须改变，这会导致经理人员的双重身份。我国的经理人员报酬普遍偏低，由于观念上的原因，经理人员不敢拿属于自己的高报酬，这是我国目前企业中存在的普遍现象。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调查也表明，多数国有企业经营者认为自己的收入水平不高。依据我国证券市场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年度报酬、持股比例与经营绩效的相关性非常低。Baker et al.（1988）曾明确指出，报酬水平决定了经理人员在哪工作，报酬结构决定经理人员工作的努力程度。由此看来，合理制订经理人员的报酬水平与报酬结构已经势在必行。

[]

[1]　Byrd et al.Stockholder-Manager Conflicts and Firm Value[J].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May/June 1998：14-3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