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破坏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环境破坏，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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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市乐成镇第二小学 六年级一班 罗通

自从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一直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但是有的人面临着这么严重的环境污染，却还没有意识到危害的征兆已经降临。

在人类这个赖以生存的地球上，“白色环境污染”相当多。例如：人们上商场、菜市场等购物，都用白色的塑料袋装着。说是因为白色的塑料袋卫生。但是人们用了以后就扔在地上，哪里顾及这会带来多大的污染。

还有大气污染，许多有钱的大老板开着小汽车东奔西跑。在有些人看来，这是富有的表现。但是，在懂得这种污染危害之大的人看来，却是不文明的表现。这些人把整个城市搞的乌烟瘴气，却不以为然自己在破坏环境。

在农村里，有花草树木，空气当然好，环境污染也就会相应减少。但是人们不懂得去保护，反而去破坏。例如：人们滥砍滥伐，把一个充满空气和活力的山砍的伤痕累累，毫无生机。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还有河水里沼泽遍地。

人类面临着这么多的环境问题，怎么能无动于衷呢？为了人类不再受到环境污染的威胁，我们应该发出“保护环境，从我做起”、“关爱一草一木，就是关爱人类的生存”的号召。让我们共同为“保护环境”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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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节约用水，用水完毕后要及时拧紧水龙头，有些水可以重复利用，比如淘米水用来洗碗能够去除油渍，洗衣服的水可以用来洗拖把等；

3、生活垃圾分类，许多国家都在倡导并施行生活垃圾分类，这样可以回收一些可重复利用的废品，如报纸、饮料瓶等，而不可回收的就进行相应的处理，这样可以减少污染，还能够再创造出其他的一些价值，比如纸板可以经过重新加工再次利用。

4、节约用电，电器不用时除了关闭电源外，一定要记得拔下插头，空调的温度不要开得太低，灯泡选用节能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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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这个赖以生存的地球上，“白色环境污染”相当多。例如：人们上商场、菜市场等购物，都用白色的塑料袋装着。说是因为白色的塑料袋卫生。但是人们用了以后就扔在地上，哪里顾及这会带来多大的污染。

还有大气污染，许多有钱的大老板开着小汽车东奔西跑。在有些人看来，这是富有的表现。但是，在懂得这种污染危害之大的人看来，却是不文明的表现。这些人把整个城市搞的乌烟瘴气，却不以为然自己在破坏环境。

在农村里，有花草树木，空气当然好，环境污染也就会相应减少。但是人们不懂得去保护，反而去破坏。例如：人们滥砍滥伐，把一个充满空气和活力的山砍的伤痕累累，毫无生机。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还有河水里沼泽遍地。

人类面临着这么多的环境问题，怎么能无动于衷呢？为了人类不再受到环境污染的威胁，我们应该发出“保护环境，从我做起”、“关爱一草一木，就是关爱人类的生存”的号召。让我们共同为“保护环境”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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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犯罪罪过形态包括故意、过失、无过失(注：无过失，即指英美刑法中所谓的“严格责任”。公害罪是普通法上适用严格责任的犯罪之一，公害对于公共健康和安全存有潜在的危险性，因此，该罪必须有造成一部分公众受到损害的事实，至于犯意，不是该罪的必备要件。参见孙光俊：《论英美刑法中的严格责任》，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1期，第94页。但是最近美国联邦及州之环保刑事立法一般以“明知”为构成要件，且通过工业界的努力，美国联邦刑法建议案已取消对健康及生命安全危害之无过失责任，而将“犯意原则”(mensreaprinciple)适用于各种环境犯罪。)。在以处罚故意犯为原则，处罚过失犯为例外的刑法立法中，其环境刑法中大多有关于过失犯的规定，通常在一具体罪刑规范中附加规定有关过失实施同类行为的刑事责任条款。一般而言，这只是普通过失的规定，就是说没有明示行为人的特定注意义务，但是从实践看，基于过失的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是由从事生产经营的主体因违背有关环境管理规范，违反从事生产经营应当秉持的注意义务，进而造成环境破坏的危害构成犯罪，因而过失类型基本上可归属于业务过失。

一、有代表性立法例之举示

我国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即属于典型的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罪。

德国于1980年3月28日公布修正了《环境犯罪防制法》。在此之前，附属环境刑法犯罪繁多，如联邦污染防制法、水务管理法、化学物品法及营业法、空运法、植物保护法、DDT葡虫防治法、动物保育法、药剂法等均有刑事制裁的法律规定。该法公布后，在刑法典中增订第28章“破坏环境之犯罪行为”有关环境刑法条文。90年代初，德国又开始了“环境刑法的基本改革”。1994年11月1日生效的第二部反环境犯罪法，即第31部刑法修改法，进一步加强了刑法对环境的有效保护。1998年11月13日公布、1999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刑法典第29章为针对环境的犯罪行为，其中水域污染罪等条款都有过失犯的规定。现行《俄罗斯刑法典》第26章规定了“生态犯罪”，其中包括了相当于中国刑法分则第7章第5节的一些条文，比如第248条违反微生物或其他生物制剂或毒素的安全处理规则罪、第249条违反兽医规则和植物病虫害防止规则罪。该法典其他的罪名则属于环境犯罪的范畴，其中，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污染水体罪、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毁坏土地罪规定，因实施这些行为而过失致人死亡的，应当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但这些规定基本上属于加重责任要件，并非典型的过失犯罪条款。

日本1970年《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第3条(过失犯)规定：“工厂或事业所，因其事业活动殆于为业务上必要之注意，排出有害国民健康之物质，致生公众之生命或健康以危险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二百万元以下罚金。犯前项之罪因而致人于死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三百万元以下罚金”。该法还规定了法人犯罪的两罚制以及推定的因果关系。

我国台湾现行环境刑法的立法模式主要以美国、日本为参照，基本上采用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将惩治环境犯罪的法则定位于行政管制法之内的附属刑法中。对于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一直到1991年5月6日水污染防治法、1992年1月16日空气污染防制法修正后，才建立环境刑法的核心。然而早在1972年，因为过失污染水体的案件，在法庭上曾以公共危险罪，首度被刑事不法加以制裁。台湾环境刑事立法尚未进入成熟阶段，缺乏固定模式，在行为人罪过形态方面很难找到可供评释的规定，但多数学者认为环境犯罪应包括故意和过失。(注：参见赵秉志、王秀梅：《海峡两岸环境犯罪之比较研究》，载《刑事法杂志》第43卷第2期，台湾刑事法杂志社编印，第22～23页。)

香港的污染管理条例，包括《水污染管制条例》、《噪声管制条例》、《保护臭氧层条例》，以及《环境影响评估条例》，都是环境刑事法律。(注：参见卢永鸿博士论文：《环境犯罪的立法与司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版，第137、142页。)香港环境刑事责任主要建基于严格责任，即犯罪者无论是否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触犯污染管制条例导致环境污染，都要负刑事责任。除对少部分的违法行为以明文采取犯意原则外，规定故意犯罪方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如果有关条款没有此规定的，则属于严格责任犯罪，因过失违反污染管制条例而导致污染也须承担刑事责任。(注：参见卢永鸿博士论文：《环境犯罪的立法与司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版，第137、142页。)

二、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主体

在英美法国家，处罚法人犯罪在判例中已成为今日之主流，其理由是基于社会需要及公共政策之目的论。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大多遵守罗马法“法人不能犯罪”(Societas　delinquerenonpotest)之原则，欧洲近代虽有愈来愈多理论采赞同法人有犯罪能力之倾向，但在实务上而言，仍以持否定见解为主流。各国立法趋向，仍仅在行政刑法上承认法人之刑事责任，传统刑法上仍不设处罚法人之规定。(注：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343页。)与此相应，环境犯罪中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从各国立法例上也分为三种情形(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一是，肯定法人应负环境刑事责任。通常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纳。其理论根据有两种：(1)间接说。其并不认为法人应为责任主体，但认为法人在一些情形下，为了规避责任，会利用第三人的行为或事实为掩盖或转移其责任。因此认为，“因间接承认受雇人之行为之犯罪侵害环境，即应视为法人应负违反之责任”，除非该企业能够证明受雇人的行为为企业所全然无知，并非其同意，且对其行为已尽预防责任。(2)直接说。认为法人(企业)本身即应视为犯罪主体。采取法人应负责任的国家为英美国家，但是如荷兰、丹麦、委内瑞拉、南斯拉夫及以色列等国法也采取这一观点。我国刑法第338条和第346条也规定，单位可以成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犯罪主体。二是，否定法人应负刑事责任的立法例。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取。理由如上，即法人具独立人格，不为他人之行为结果负担责任，且刑事责任为专属，不得由他人代替。三是折衷说。即认为法人不具有负担刑事责任的能力，但是却以罚金或罚锾方式制裁处分法人。如比利时，即不认为法人负担刑事责任能力，也因此不能令其受罚金，但认为其组织、受雇人或委托人应负担民事罚金。其它如德国、挪威、我国台湾地区、日本也基本属于此种类型。比如日本，在刑法中对法人犯罪持否定态度，但是其行政法规上设有处罚法人的规定。比如前引的《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即采取两罚规定，将法人作为犯罪主体之一，该法第4条规定：“法人之代表或本人之人、使用人或其它从业人员，关于该法人或本人之业务，犯前二条之罪者，除处罚该行为人外，并科法人或本人以各该本条之罚金刑。”(注：德国在外汇、租税法规设有处罚法人的规定，或在经济法规中设有对法人或其它团体科处罚金之明文规定。瑞士在警察法、行政法、经济法、保险法设有对团体处罚金之规定。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页。)

现代公害的发生，大多源于事业活动，而事业活动则大部分采取法人组织形态，所以可以说环境污染的发生乃法人之行为所致。将法人(单位)作为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主体，从刑事政策上讲，会比较有效地规制企业行为，使其尽责地履行从事生产、经营时应秉持的注意义务；对法人企业(单位)的不法行为采用民事制裁、行政制裁的效果不高，而对个人进行刑事制裁又因有法人企业(单位)的成员众多，难以具体确定该负责的具体责任人；法人作为社会的成员，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之不法行为，应当予以相应的非难，以防止因法人活动所造成的有害结果(注：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343页。)。因而，从立法上承认法人(单位)在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上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必要的，而且也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

承认法人负刑事责任，其还应对两个问题予以关注(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1)何种法人应负刑事责任。在英国及荷兰，私法人或公法人均有负刑事责任的能力。在中国大陆，并没有严格区分公法人和私法人，从刑法典第30条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看，实际上认为这两类法人都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2)如果法人应负刑事责任，那么以法人名义为行为的自然人代表是否得免其责任?对此有两种制度：一是，法律如果规定法人应直接负刑事责任，其高级干部得免受刑罚，如美国1899年河川及港口法。二是，刑事责任仍同时落在法人代表人身上。如我国刑法典的规定，荷兰法1969年11月13日水污染防治法第29条，对公司负责人的刑事责任规定也属于这一类型。

三、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之法益

传统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依大陆法系理论可以分为三大类即个人、社会、国家，即以“人”为保护重心，此为刑法法益的中心。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究竟属于独立之环境法益，还是为双重之法益保护?所谓独立之环境保护法益，是指以“环境”本身为保护重心，公害行为如对环境造成侵害，则为已对法益造成破坏，不必探究是否对“人”之生存环境造成具体或抽象的危险；双重之法益，则与这一概念相对应，即法益侵害还包括对人的生活环境形成侵害。前者完全以环境本身为考量重心，对环境保护而言，无疑最为直接，也最能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但是环境刑法的目的并不是在于消灭合法之事业活动与发展，所以应当以“人”之健康与安全为保护作为环境刑法的基本目的。

德国环境保护刑法，承认所谓独立之环境法益(EigenstaendigeUmwelt-Rechtsgueter)、双重之法益保护(DoppeiterRechtsgueterschutz)即超个人法益(UeberinpiduellenRechtsgueter)或生态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eineKombinationvonoekologischenundanthropozentrischeInteressen)的保护。德国刑法典第29章所规定的构成要件的保护法益就是环境，不过这一法益不是在一个宽泛的、非实体意义上，而在其不同的介质(水、空气、土壤)及其他表现形式(植物和动物的生存环境)上来理解。(注：参见Karl.Lackner、KristianKuehl：《德国刑法典注释》，C.H.BECK'SCHEVERLAGSBUCHHANDLUNG，MUECHEN1995。)对环境的保护，最终还是要保护人类当前和未来的生存条件。在环境犯罪中，除了侵犯个人的法益外，还侵犯生态学的法益，从作用上说，生态学的法益是为了社会公众的，因此是一种应当加以保护的超个人的法益(注：根据德日刑法理论，以法益主体为标准分为个人法益与超个人法益。这一分类也为我国刑法学者所主张。参见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页。)。(注：参见王世洲著：《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48页。)

日本在其不同的有关环境的法规中分别规定了不同的保护客体：《公害对策基本法》中列举了国民健康的保护，加上生活环境的保全。在其所谓“生活环境”中认为“包含了对于人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动植物及其成长环境的保全”。《空气污染防止法》和《水质污浊防止法》也是以生活环境保全为目的，但以其对于违反排出基准的处罚为中心，环境保护视为间接的(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日本刑法修正草案，对环境犯罪刑法化，采修正刑法之方式，从刑法公共危险罪章中之相关条款入手，因而可以认为日本仍以人为保护法益为中心，间接的对环境加以保护，从其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即可以看出其为双重之法益保护。

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认为：“生活环境本身即为刑法所应加以保护之法益，污染或破坏环境之重大行为，在刑法上评价，即直认定为‘刑事不法’，而非‘行政不法’。因此，环境刑法所保护之法益，并不只是生命法益、身体法益或财产法益，而且亦包括所谓之‘环境法益’，由于生态环境之破坏，将足以导致生命、健康或财物之危险或实害，故以刑法保护环境法益，亦属间接地保护个人之生命、身体或财产法益。”(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台湾公害法学者邱瑞智亦持相同观点。(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因此台湾环境犯罪的法益保护上，即兼顾公害防治与自然保育。

中国刑法学界关于环境犯罪的客体大致有四种学说(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即环境保护制度说、环境权说、公共安全说、复杂客体说。这里涉及到“环境权”概念问题。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上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明确指出：“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从而提出“环境权”的概念，并视为基本人权(注：参见同利平：《试析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2期，第20页。)。在此之前，美国于1969年颁布的《国家环境政策法》也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环境权的概念，其第3条规定“国会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个人也都有责任对维护和改善环境做出贡献。”中国刑法学界有观点认为，环境权是指“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的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环境权的主体是公民、单位及其它组织和国家，环境权的客体是包括具有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的环境自然资源。”(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

关于环境犯罪法益(保护客体)的明晰，也就清楚了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法益。中国也和大陆法系国家理论界的争鸣一样，提出了独立的环境法益即环境权，但非“环境”。依照德日的理论，环境权也属于超个人的法益，但是从终极意义上讲这一权利却又是同时属于每个人以及个人的集合——国家和社会。因此，可以说环境权实际上是个人法益、国家法益、社会法益的重叠体现，进言之，以环境权作为环境犯罪的客体是恰当的。因此，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法益即应为环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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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因果关系

环境法上关于证明民事责任上因果关系的困扰问题，在刑事犯罪责任的因果关系上也同样存在，即在于必须证明犯罪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外，还往往涉及到证明长期潜伏性污染(比如辐射污染)或扩散性的污染损害(如有害化学物质)，这些均须予以注意(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对于这个问题，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

美国及法国法对于这一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及企业结构之变动，逐渐从一般受害人与工厂污染加害人间而移转为一般受害人与工厂加害人、环保团体、居民集体与多国籍企业及国营事业间的原、被告关系。但是由于原被告双方经济地位之悬殊，以及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经济与工业的大发展，举证责任一直偏向于工业界。1970年以后，由于法院实务改革以及立法变动，而趋向于受害人原告的保护，而举证责任也开始向原告倾斜。

加拿大法上，刑事法异于民事法上的因果关系证明法则。在民事立法上，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推定责任原则，除非被告能证明行政管制法上的污染标准规定为不法，或其所采取的标准在性质上不当，或取样分析或鉴定之结果有瑕疵，否则推定被告对其行为结果应负民事责任。在刑事法上，至少在若干法规，对污染犯罪采取单纯的推定责任，只要于法庭上能就采样分析之结果提出证明的，就构成犯罪(推定因果关系)。如1970年6月26日的加拿大水防治法规定。又如，北极地区水防治法及安大略湖水资源法的规定，被告如果不能举出反证，就分析证明书或报告书上陈述的事实，推定其具有因果关系。

澳大利亚法与加拿大法不同，1972年澳大利亚清洁水法，将举证责任置于原告。该法要求水污染事实经行政机关证明确实违法超过法规上之标准界限而赋予原告权利时，原告(受害人)仍应提出“决定性之推定”事实，以证明是被告之行为导致水污染。

德国法自1972年以后，法院实务上曾有就因果关系之举证责任由被告负担之判决，如果被告无法证明时，则推定污染所生受害事实，即为被告行为所致。

日本《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第5条明定因果关系推定，即只要证明工厂或事业营运中所排放的有害物质，已达足以使公众的生命或身体遭受危险程度，而于其危险物质所排放的地区内，因同种物质所生公众之生命或健康发生危险的，在法律上即推定危险是其排放的物质所造成。日本法上规定此一推定之效果为：因果关系应由法院推定，由被告反证，被告只有在提出的反证成立时，才能免除刑事责任。

我国台湾学者邱瑞智认为，公害现象严重到对生命、身体或健康产生具体危险时，常经长久期间即广大空间之积聚，且有毒物质之检验及其危害程度之确定，常涉及极高深之科学技术，因此，在因果关系的追踪上，既相当复杂，而且极端困难。如欲严守传统之相当因果关系，则公害犯罪之适用，必绝无仅有。故疫学的因果关系说和推定原则的出现也属当然。(注：参见邱瑞智著：《公害与刑事责任》，载台湾《刑事法杂志》第16卷第5期。)何为“疫学的因果关系”，日本学者大zhǒng@①仁指出：“与公害犯罪等相关联，提出了疫学的因果关系的问题。即，在存在疫学的因果关系时，是否可以在刑法上认定为存在因果关系呢?所谓疫学的因果关系，是疫学上所采用的因果的认识方法，某因子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即使不能够从医学、药理学等观点进行详细的法则性的证明，但根据统计的大量观察，认为其间具有高度的盖然性时，就可以肯定存在因果关系。”(注：[日]大zhǒng@①仁著：《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5、105页。)大zhǒng@①仁认为，既然在社会观念上已经认识到某事实与某事实之间具有高度盖然性的联系，就不妨肯定其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并认为，占通说地位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也无非是按照人类的社会经验所认识到的在实行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的实施某种行为就会由它产生某种结果这种高度的盖然性，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它与疫学的因果关系没有本质的不同。(注：[日]大zhǒng@①仁著：《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5、105页。)针对疫学的因果关系，中国学界对之持否定态度。(注：参见张绍谦著：《刑法因果关系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日本学界也有观点认为，“既然没有从医学、药理学的角度严密地确认存在科学的条件关系，就不能以它为基础肯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注：[日]大zhǒng@①仁著：《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5、105页。)德国学者Armin　Kaufmann等人认为，既然没有确定自然科学的因果法则，就不能肯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注：参见张明楷著：《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

对于环境犯罪所呈现出来的因果关系判断的困境，台湾学者柯泽东甚至认为，为避免因果关系所产生对刑法适用上的阻力，其努力的方向应为：“环境之犯罪应以处罚其行为之危险为基础，将行为独立于其损害结果之外。亦即将行为与结果分开，不问行为之是否必然有效导致对第三者之损害，只要其行为构成危险，即应制裁之，而不必然须有损失之发生始予制裁。”(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但是即便如此，对于已经发生实害的环境事故，仍要考虑危害行为与这一实害的因果关系，显然是无法回避的；同时如果着重行为无价值来评价环境危害行为的不法，从而扩大环境犯罪的成立范围，是否有违刑法的谦抑，也值得考虑。

就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而言，判断危险状态或结果状态与环境危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归责的基础。但是如何界定或者判断这一因果关系的成立，必须对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进行突破。从实务上讲，显然适用推定原则比较有利。当然这一原则的适用是否有违无罪推定原则以及在刑事诉讼中贯彻的有关举证责任的基本制度也值得研究。不过，对于从事生产、经营的人或单位，强化其对社会承担的责任无疑是正当的，而在诉讼中予以较为严格的义务负担也有必要，这有利于环境的保护，预防和惩治环境危害行为。

五、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客观特征比较

由于资料所限，这里仅大致比较我国、德国、俄罗斯(注：如前所述，俄罗斯的立法例并非典型过失犯罪的立法模式，但是这里将加重条款单独提出来作为一种特殊的过失犯罪的规定并与其他立法例比较。)的立法例的基本差异。中国刑法典直接以一个独立的条文来规定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俄罗斯的立法例则在数个条文中将过失行为(尤其是造成人员伤亡的结果)作为加重构成，并没有规定独立的基本犯罪构成；德国立法例则是在多个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构成中先行规定了故意犯的犯罪构成，而后又通过引证罪状的形式规定过失犯的条款。这里首先有一个立法技术的问题，但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更主要地在于立法者对环境犯罪的规制范围以及程度。中国刑法典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根据其犯罪对象可以分为过失污染土地、过失污染水体、过失污染大气、过失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过失倾倒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过失倾倒有毒物质以及倾倒其他危险废物等更为细化的具体构成，这样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中国立法例与俄罗斯、德国的立法例的一致性。但是，中国刑法典并没有规定以这些物质作为对象的故意犯罪(注：当然，如果行为人故意倾倒含放射性物质的废物、有毒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则可能根据中国刑法典第114、115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第1、2条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只规定了一个单独条款的过失犯罪。从立法的差异上，可以看出，实际上这表达了不同立法者对环境危害行为的不同态度：(1)在俄罗斯的立法例中其犯罪面扩大了，例如污染水体罪和毁坏土地罪，其基本构成的罪过形式为间接故意；违反生态危险物质和废料的处理规则罪的基本构成则是一个危险犯；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则只要危害环境的行为引起了犯罪对象物理性质、化学性质的改变，即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环境资源的具体损害，也都构成犯罪。(2)在德国立法例中，这种犯罪面扩大的情况也是存在的。空气污染罪、与危险废物的不许可的交往罪(第326条)、不许可的设施运转罪、与放射性物质和其他的危险性物质和物品的不许可的交往罪(第328条)(注：但第328条第3款则属于具体的危险犯。)、危害需要保护的区域罪都属于抽象危险犯；造成噪音、震动和非离子辐射罪不许可的设施运转罪(第325条a)、通过释放毒药造成的严重危险罪(第330条a)则属于具体危险犯；而根据水域污染罪的规定，只要改变水域的性质就构成犯罪既遂，从表面上是一个结果犯，但是如果从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害、资源破坏这一后果看，则其也属于一个潜在的危险犯构成。土壤污染罪(第324a条)的规定也就有危险犯的特征。与中国的立法例相比，其惩罚面大大提前了。从中可以看出，尽管三个国家的立法者对环境危害行为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在刑法立法中进行了必要的体现，但是俄罗斯和德国的立法例在惩罚范围和惩罚力度上显然更为有力。

六、对我国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现行立法完善之建议

我国现行刑法典分则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6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共计9个条文14个罪名，但是对诸如污染大气、污染海洋、污染土地、噪音污染的危害行为却没有规定独立的条款予以规制，有观点提出应当规定独立的罪刑规范(注：参见付立忠著：《环境刑法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页。)。从上文的外国立法例举示中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刑法典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规定得比较简约，除此之外，是否有必要对这类犯罪规定特殊的程序性条款以及其他规定也值得研究。笔者认为这里要解决二个认识上的问题：

(一)是否规定危险犯条款

我国现行刑法典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从罪状表述分析，属于过失实害犯的范畴，过失实害犯相对于过失危险犯而言。该条的罪状结构可以概括为：故意危害行为+　对结果存有过失。进言之，“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不仅是犯罪的罪过认识要素，而且是犯罪成立的必备条件。而单就故意危害行为(即“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本身却是不可罚的。这一点俄罗斯和德国的立法例有很大不同，如前文所述，其在刑法典中规定了一定数量的故意的危险犯条款，甚至是抽象危险犯的条款。如果将我国刑法典第338条中的“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的行为孤立出来，或者加以分解的规定，并规定独立的法定刑，那么就属于所谓抽象的危险犯类型了。设若如此规定，其在立法上和司法适用上的效果就会有变化：(1)不要求有具体的犯罪后果，即舍弃了造成公私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具体犯罪后果这一犯罪成立要件。因此，在犯罪成立范围上，行为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行为成立犯罪的时间即大大提前了，其成立犯罪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2)控诉机关举证责任的减轻，就是说，控诉机关只要证明行为人有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等物质的行为，而该行为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危险，那么就完成了举证责任，法院则可以在认定此项举证事实的情况下认定行为人有罪。换言之，控诉机关没有必要特别证明犯罪后果的发生，尤其是犯罪后果尚没有显现出来或者很难取证的情况，同时相关的因果关系举证责任也可以免除。所以，要不要在环境刑法规范体系中规定故意的危险犯乃至规定故意的抽象危险犯，确实牵涉到立法价值的选择问题。

(二)是否采用间接故意犯的规定模式

俄罗斯刑法典中的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污染水体罪、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毁坏土地罪都属于间接故意犯，即法律要求行为人对构成实害结果或者危险的发生持放任的态度，既非积极追求，也非不情愿。根据我国刑法典的规定，如果行为人明知向水体、土壤、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废物等物质的行为可能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而放任这一结果发生的，则不应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论处，比较恰当的适用条款是刑法典第11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第2条的规定或者第275条故意毁坏财物罪来定罪处罚。设若行为人明知向水体、土壤、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废物等物质的行为会造成水质、土壤、大气质量发生恶化而仍有意为之，并且形成相当程度的污染却没有造成具体的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则在刑法上是不可罚的。根据俄罗斯刑法典的有关条款规定，则类似行为可能构成犯罪。比如，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属于具体危险犯，只要“构成严重损害人的健康或环境的威胁的”即构成犯罪；污染大气罪属于结果犯，但是只要具备“造成空气的污染或自然性质的其他改变”即构成犯罪；污染海洋环境罪属于结果犯，但是只有具备“污染海洋环境”的结果即构成犯罪，而所谓“污染海洋环境”具体是指向海洋中投放可能使海洋环境质量恶化、限制其利用、导致海洋生物资源毁灭、减少、枯竭或患病的物质和材料(注：参见黄道秀译：《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5页。)；毁坏土地罪属于结果犯，而其构成结果为“人的健康或周围环境受到损害”。在这种立法例的情况下，行为人所预见的犯罪后果与事实上发生的犯罪后果相比“重大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这一后果而言，是比较轻的，因而其犯罪成立的要求也相对于以“重大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作为犯罪结果”的立法例低，可以说，对犯罪评价的重点也就从犯罪的具体结果上转移到危害行为本身。在这种立法例下，规定间接故意犯也就顺理成章了。是否采取间接故意犯的立法模式问题，在实质上是如何规定犯罪的构成结果或者危险的问题，这也需要立法者进行选择。

就我国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完善问题，应当置于整个环境刑法规范体系中进行探讨，也就是说，要将环境刑法规范的总体完善的问题首先提出来，而后在这一体系中解决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完善问题。笔者认为有四个方面可以作为改进的方向。

1.应当根据环境资源的具体构成要素作为犯罪对象

这里隐含的前提是：规定以这些要素为对象的故意犯罪。对此可以考虑德国的立法例。现行刑法典第338条将土地、水体、大气的破坏规定在一个条款中，尽管比较简约，但是由于这三种环境要素具有不同的特点，因而在具体犯罪中表现形式也就不同(注：严格从语法上讲，第338条也是存在问题的。由于该条中犯罪对象和行为方式为选择关系，如果进行词语组合就会发生不搭配的现象，如“向空气中倾倒”、“向空气中处置”这样的语法错误。)。如果规定了以这些环境构成要素为对象的故意犯罪，那么也应当将相应的过失犯条款规定在一个法条之内，以不同条款出现。

2.应当周延各种严重的破坏环境危害行为

现行刑法典中对于破坏环境资源的危害行为的广度是认识不足的，诸如噪声污染、违反防治污染义务、破坏草原、破坏植被等危害行为并没有予以犯罪化，而这些行为的危害性也具有相当的刑事可罚性。因而在规定这些形式的故意犯罪的同时，有必要在相应的条款规定过失犯罪。

3.有必要规定过失危险犯

为了有效惩治环境业务过失犯罪，有必要规定过失危险犯条款，当然由于过失危险犯将犯罪的成立标准大大提前，因而在立法选择上应比较慎重。同时，笔者认为，规定过失的具体危险犯是可行的，而不应当规定过失的抽象危险犯，否则可能导致犯罪面的过度膨胀，同时也会在司法适用上造成被滥用的弊端。

4.立法技术上的完善

除了考虑罪状表述更加明确以外，在刑罚规定上要有所改变。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罚金刑规定缺少明确性，有必要在法条规定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标准。如何确定罚金刑的量刑标准，是法定刑配置科学化的一个重要课题。关键是如何确定一个合理的罚金刑量刑指标，笔者认为，在数额确定上可以将犯罪地居民最低生活水平所达数额作为基本的量刑指标，理由在于任何犯罪是对刑法所保护现有社会关系整体的侵犯，作为社会成员的居民即便没有遭受到具体犯罪的侵犯，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秩序却因此而遭到威胁，因而也构成对其权利的潜在的侵犯；以犯罪地的居民最低生活水平为标准，则考虑到犯罪毕竟存在于一定的时空关系而具有个别性，因而将之置于具体的时空环境中考察是适当的。在确定量刑指标后，则规定一定的倍数幅度作为适用的选择范围。这种规定方式优势在于，既考虑到量刑标准的统一和合理化，又注意到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注：参见拙文：《贷款诈骗犯罪之比较研究》，载高铭暄、赵秉志主编：《21世纪刑法学新问题研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9页。)

篇5

小明的班级转来一位新同学，让全班轰动不已。那位新同学刚一进门，立刻造成全班轰动。”是喜羊羊！“”喜羊羊怎么来了。“”喜羊羊不是羊吗？怎么来这了。“喜羊羊只是微笑没有说话，做到了最后一排的空座位上，然后继续上课。

下课了，大家出去玩。喜羊羊也出来了，走到了操场上，就开始吃草。小明是个爱好环保的人，看到喜羊羊在吃草，非常生气，立刻让喜羊羊停止吃草。”你为什么要破坏青草树木？破坏环境是错误的！“喜羊羊委屈地说道：”我没有破坏青草树木，我只是在吃一些青草而已。“”还狡辩！“小明更生气了。

这时，老师走了过来，看见他们的争吵，笑着说：”小明啊，喜羊羊吃草是正常的行为，是属于食物链的一环，并没有破坏环境。“小明听后，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喜羊羊，我误会你了，希望你能原谅我。“喜羊羊一边吃草一边说：”不怪你，你下次别这么冲动就对了。“

篇6

 

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以劳动力为代表的社会经济资源2个部分。通常所说的资源一般是指自然资源。环境是人类生存、繁衍所必需的物质条件的综合体，通常是指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所谓人类环境就是指围绕着人类的自然现象总和，包括空气、水、生物、土壤、岩石、矿物和太阳辐射等自然环境要素。

 

资源问题是指认得各种需求与自然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而环境问题是指人类和环境之间的相互消极影响。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尽管说法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但常常反映出的是同一事物。因而可统一为资源环境问题。

 

一、我国自然资源的特征与现状

 

我国是一个资源大国，自然资源总量大，种类齐全，自然资源种类和数量均居世界前列。人均资源占有量少，资源相对紧张，生存空间狭小。我国虽是资源大国，但从人均来看，又是资源小国。一般人均拥有的资源量仅占世界人均量的20%～50%。我国复杂的地理条件形成了类型多样的自然资源，地理条件的差异造成了自然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因而与生产力布局不协调、不匹配，加之管理不善，造成我国交通运输的压力，使生产成本偏高。资源质量相差悬殊，低劣资源比重偏大。我国的草地资源质量普遍较差，中下等草地占87%。森林质量总的比较好，但中幼林比重大。我国的矿产虽类型多，但贫矿多，富矿少，综合部分多，单一整装矿少，开采难度大，矿藏埋藏较深，可供露天开采少，大大加重了资源更新、改造、开发利用的难度。资源开发强度大，资源破坏严重，后备资源不足。

 

二、我国环境现状

 

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一样，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是与工业化相伴而生的。五十年代前，我国的工业化刚刚起步，工业基础薄弱.环境污染问题尚不突出，但生态恶化问题经历数千年的累积，已经积重难返。五十年代后，随着工业化的大规模展开，重工业的迅猛发展，环境污染问题初见端倪。但这时候污染范围仍局限于城市地区，污染的危害程度也较为有限。到了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环境污染渐呈加剧之势，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使环境污染向农村急剧蔓延，同时，生态破坏的范围也在扩大。时至如今，环境问题与人口问题一样，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两大难题。

 

从全国总的情况来看，我国环境污染仍在加剧，生态恶化积重难返，环境形势不容乐观。

 

1.大气污染现状

 

据《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997年，我国城市空气质量仍处在较重的污染水平，北方城市重于南方城市(见图3-1)。二氧化硫年均值浓度在3～248微克/米3范围之间，全国年均值为66微克/米3。一半以上的北方城市和三分之一强的南方城市年均值超过国家二级标准(60微克/米3)。北方城市年均值为72微克/米3;南方城市年均值为60微克/米3。以宜宾、贵阳、重庆为代表的西南高硫煤地区的城市和北方能源消耗量大的山西、山东、河北、辽宁、内蒙古及河南、陕西部分地区的城市二氧化硫污染较为严重。

 

2.水污染现状

 

据《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和水利部门报告显示， 1997年，我国七大水系、湖泊、水库、部分地区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河流污染比重与1996年相比，枯水期污染河长增加了6.3个百分点，丰水期增加了5.5个百分点，在所评价的5万多公里河段中，受污染的河道占42%，其中污染极为严重的河道占12%。全国七大水系的水质继续恶化。长江干流污染较轻。监测的67.7%的河段为Ⅲ类和优于Ⅲ类水质，无超Ⅴ 类水质的河段。但长江江面垃圾污染较重，这是沿岸城镇和江上客船乱扔垃圾所致。成堆的垃圾已严重妨碍了葛洲坝水电站的正常运行，影响了长江三峡的自然景观。黄河面临污染和断流的双重压力。监测的66.7%的河段为Ⅳ类水质。主要污染指标为氨氮、挥发酚、高锰酸盐指数和生化需氧量。70年代黄河断流的年份最长历时21天，1996年为133天，1997年长达226天。珠江干流污染较轻。监测的62.5%的河段为Ⅲ类和优于Ⅲ类水质，29.2%的河段为Ⅳ类水质，其余河段为Ⅴ类和超Ⅴ类水质，主要污染指标为氨氮、高锰酸盐指数和总汞。淮河于流水质有所好转，尤其是往年高污染河段的状况改善明显。干流水质以Ⅲ、Ⅳ类为主，支流污染仍然严重，一级支流有52%的河段为超Ⅴ类水质，二、三级支流有71%的河段为超Ⅴ类水质，主要污染指标为非离于氨和高猛酸盐指数。海滦河水系污染严重，总体水质较差。监测的50%的河段为Ⅴ类和超Ⅴ类水质。主要污染指标为高锰酸盐指数、氨氮和生化需氧量。大辽河水系总体水质较差，污染严重。监测的50%的河段为超Ⅴ类水质。主要污染指标为氨氮、总汞、挥发酚、生化需氧量和高锰酸盐指数。松花江水质与往年相比有所改善。监测的70.6%的河段为Ⅳ类水质。主要污染指标为高锰酸盐指数、挥发酚和生化需氧量。大淡水湖泊和城市湖泊均为中度污染，水库污染相对较轻。与1996年相比，1997年巢湖和滇池污染程度有所加重，太湖有所减轻。主要大淡水湖泊的污染程度次序为：滇他最重，其次是巢湖(西半湖)、南四湖、洪泽湖、太湖、洞庭湖、镜泊湖、博斯腾湖、兴凯湖和洱海。湖泊水库突出的环境问题是严重富营养化和耗氧有机物增加。大淡水湖泊和城市湖泊的主要污染指标为总氮、总磷、高猛酸盐指数和生化需氧量。大型水库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总氮和挥发酚。部分湖库存在汞污染。个别水库出现砷污染。

 

三、应采取的有效环保措施

 

针对目前的资源环境破坏情况，我们应采取有效措施来进行环境保护，来维持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1.要努力推进污染防治工作，重点抓好水、大气、土壤污染的防治，把确保群众饮用水安全作为重中之重。深入落实全国农村环境保护电视电话会议和全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积极推进村镇环境综合整治，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重点流域、湖泊、海域水污染防治，加快实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让不堪重负的江河湖海休养生息。对已列入规划的项目，加大跟踪和服务的力度，加紧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应当加快农村环保等公共领域的项目储备工作，积极争取资金支持。对已开工在建的项目，加强检查督促，帮助项目解决建设过程中的实际困难，促进项目加快建设进度。必须全力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力争实现今年年底113个环保重点城市地表水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主要指标达标率100%的目标。继续深入开展环保专项行动，努力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

 

2.要继续大力推进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环境宏观战略研究、水专项3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增强工作的前瞻性、系统性和主动性。克服困难，落实责任，加强督察，保质保量完成污染普查数据收集、分析汇总等关键任务，并尽快组织开展数据的整理、分析和普查成果开发工作。认真组织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各课题和专题，广泛征求意见，抓紧对研究成果进行修改和论证，年底向国务院报告。全面启动水体污染治理与控制重大科技专项。围绕湖泊富营养化控制与治理、河流水污染控制、城市水污染控制与水环境综合整治、饮用水安全保障、流域水环境监控预警等重点任务，全力组织实施好有关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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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煤矿废水；破坏影响；治理和控制

煤炭作为我国主要的化石能源，在一次性能源消耗中占了70%以上。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煤炭行业也经历了十年黄金发展期。但是，在煤炭行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大量的煤矿废水超标排放对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影响[1]。我国煤矿废水主要包括选煤厂废水、矿井废水和生活废水，煤矿废水若得不到有效治理，不仅会威胁到地表水还会涉及到地下水系，对当地动植物的的生存影响极大[2-3]。因此，有必要对煤矿废水的特点、对环境的影响进行研究，同时根据实际采取必要的控制方法，这样才能促进煤企朝着绿色、协调、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1、煤矿废水来源及环境影响分析

1.1选煤厂废水

煤炭洗选行业是我国当前煤炭行业的重点发展方面，通过煤炭洗选，不仅可以提高煤炭的发热量和结焦性，同时也可以大幅度的降低硫份和灰分，从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选煤厂在扮演提高煤质的角色同时，也往往扮演者环境污染的角色，洗煤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废水是矿区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有关资料显示，洗煤厂废水的污染主要表现在悬浮物超标、金属离子超标、煤的染色性质、药剂的副作用等几个方面：①选煤厂废水中的悬浮物主要指微细的煤粒和矿物固体颗粒，这些微细颗粒可以悬浮在水体中促使水体恶化，影响水生植物的正常生长，还会一定程度的淤塞河道。②选煤厂外排废水中往往含有多种金属离子，除了正常存在的钾、钠、钙、镁等离子，还有铜、铁、锰、锌等离子，这种废水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即外排，会造成矿区土地金属离子失衡，会引起矿物生物非正常生长。③煤最基本的特性便是具有染色性，选煤厂流出的废水一旦流入河湖、土地，便会对其进行着色，影响水质，破坏自然环境。④煤炭洗选过程中会使用大量的药剂，如松油、杂醇、煤油、酸、碱、轻柴油、氰化物、酚、甲醛等，若含有这些药剂的废水不加以处理，便会影响水体充氧，严重时会造成水体缺氧，直接造成大量的水体生物死亡。

1.2矿井废水

矿井废水主要是指因煤炭开采而产生水体，主要包孔隙水、疏放水、渗透水、矿坑水、降尘水等，这些废水根据煤体含硫量的不同分别呈现出弱碱性或者酸性。矿井废水中除了呈现酸碱性外，其中还含有大量的煤尘、岩尘、金属颗粒、各种盐类矿物质，甚至有些矿井废水中还含有氟和放射性物质等，矿井废水若得不到有效处理便予以外排，便会腐蚀管道、水泵等排水时设备，同时也会对污水坝等蓄污、拦污设施造成威胁。含有金属离子的废水进入农田，则会导致植物枯萎和死亡，若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则会危害人体健康。

1.3生活废水

煤矿生活废水主要是指在居民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来源为家庭、医院、餐厅、澡堂等单位。从本质上说，煤矿生活废水与城市废水基本相同，只是涉及到地理位置不同，废水所含的污染物主要有洗涤剂、药剂、病菌微生物等。由于煤矿偏离市区，在治理生活废水时往往缺乏统一有效的治理手段，废水在经过初级净化之后，便进行外排，造成矿区废水净化和回收程度较低。尤其是对于从矿区医院流出的废水，往往含有高浓度的有机物，容易对人畜饮用水造成威胁。

2、煤矿废水的综合处理

根据煤矿废水的来源及危害分析可知，煤矿废水来源复杂，含有的污染物种类也复杂多样，若不采取有效手段进行净化，往往会对周围的水体、环境造成危害，更甚者还会对人畜的健康造成威胁。同时，考虑到我国是一个相对缺水的国家，且水量分布极不均匀，而我国主要产煤区位于西部和中部，这些区域又是水量贫乏地区。因此，有必要对含污率较低的煤矿废水进行净化回收，对含污率较高的废水进行净化排放，这样不仅可以大幅度的水的利用程度，同时又可以降低煤矿废水对环境的破坏。

为了减轻洗煤厂废水对环境的破坏，在洗煤用水量和用水循环方面应加强管理，积极发展煤泥水闭路循环系统的开发和应用，同时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洗煤厂废水治理。在某些现代化洗煤厂，用水量和水路闭路循环已经成为了煤企考核的重要指标，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避免废水的产生和外排。在处理洗煤厂生产用水时可根据水体的性质进行处理，首先可利用压滤机、挤压机、筛网、浓缩机等机械设备进行固液分离；然后利用化学药剂将固液分离所得液体中的悬浮物等有害物质除去，如通过添加凝聚剂使水澄清；同时还可以采取电化学法进行煤泥脱水，所得洗水可进行循环使用。

对于矿井水的排放也需满足一定的标准，对于危害较大的酸性矿井水处理来说，国内外采用最常用的方法是中和法。中和法的主要原理是利用石灰石和酸性水发生化学反应，最终生成碳酸盐类、氢氧化铁悬浮物和中性水，将经过中和法处理的矿井水进一步沉淀和过滤，经检验合格后便可将其排放。根据多家矿业集团的酸性矿井水治理成果可知，采用该中和法处理酸性矿井水效果较好，可将矿井水的PH值从3.5提高至7.2～7.4，且处理费用较低。此外，还可以利用铁细菌将酸性矿井水中的铁离子氧化，然后再利用石灰石进行中和，最后将中和所得混合液体进行沉淀、过滤和分离，所得沉淀物进行收集，所得中性液体经检验合格后进行外排。

煤矿生活废水处理和排放可按照城市生活废水处理和排放标准进行，同时还可以考虑将生活废水处理后回用加入洗煤用水中。检测可知，生活废水中除了含有悬浮物、生物和化学需氧量，还含有大量的各类油类、细菌和化学试剂，这类废水若不加以处理即排放则会对当地环境造成较大的损害，直接进入洗煤水中，则会因细菌、异味和杂物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和影响洗煤过程。有资料显示[4]，洗煤用水指标与国标CJ.1-89生活杂用水水质标准中的洗车和扫除用水指标近似，可借鉴该国标同时根据实际需求进行指标确定进行生活废水回收和净化，而后将所得净化水加入洗煤水中，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废水的排放，同时也可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3、结语

煤矿废水对环境的破坏多方面的，其来源也是多种途径的。就目前而看，矿井废水的治理工作还很艰巨，当前的废水综合治理方法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效，但离理想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从今后看，煤矿废水对矿区环境的破坏还在加大，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探索新途径和新方法来应对，只有掌握煤矿废水的治理和控制方法，才能保证营造绿色矿区的要求。

参考文献

[1]闫新房，田军仓.煤矿污水处理及污水资源化综述[J]煤炭技术， 2010，29（5）：4-6.

[2]宫月华.煤矿矿井水及废水的性质和处理[J]煤矿环境保护， 2000，14（1）：26-27.

[3]张佳维，梁麟.煤矿废水综合治理与利用[J]山西建筑， 2013，39（16）：128-129.

[4]王勉煊.煤矿废水资源化与选煤[J]煤矿设计，1994，（6）：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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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环境;甘南州;解决对策

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高原、素有“甘肃后花园”之称。这片土地山峦起伏、林木森森、草原壮阔、河流奔腾、麋鹿出没，是一片神奇壮美的土地，总面积约为44000余平方公里，占甘肃省总面积的10%。它的森林覆盖率、林地面积、草地面积在甘肃都是首屈一指的。甘南州的水土涵养、生态保护决定着甘南州藏、汉、回族几十万群众的生活与未来，从宏观上来说，对整个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经济建设、乃至长江黄河流域的生态现状、社会发展都有相当影响。

一、甘南州自然环境现状

当前，甘南州的自然环境出现了恶化的趋向，森林滥砍滥伐严重、草场严重退化，湿地逐渐退缩，水源涵养量近几年下降严重对黄河水量的补充量由约45%减少为15%。

（一）森林滥砍滥伐严重

1998年，国家停止对甘南地区天然林大规模采伐，封山育林。但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由于甘南林木材质优良，在各大木材市场能获得极大的经济收益，偷砍盗伐现象非常严重。甘南州七县一市的林木资源在这十几年来始终受到大大小小的不法份子的破坏侵害。再加之甘南州森林防火期内，气候干燥，森立火险等级居高不下，人为和自然因素造成的火灾交替交织频发也是森林草原破坏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

（二）草原荒漠化严重

形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人口的增加，畜牧业规模的扩大超过了草原的承受能力是其一，人为破坏，如采矿取金、挖掘冬虫夏草等稀有中药草是其二，其三是近年来旅游业的迅猛发展而相应设施及管理模式未能配套。其四随着道路交通的进一步完善与经济的发展，私家车更为普及，踏青季节人们更方便深入到甘南草原腹地，随之污染与破坏也到以前未曾到达的地方。

（三）水源涵养不断下降

随着草场荒漠化与林线的后退，水源涵养量也是不断减少。而水资源的缩减反过来又促使草地与森林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如此往返循环，令人忧心。有为数不少的泉水干涸;溪水断流，几乎境内所有胡泊面积缩减。据统计目前白龙江流量下降了20.6%，洮河流量下降14.7%;大夏河流量下降31.6%。

（四）动植物数量呈规模性减少，一些珍稀动植物从甘南绝迹

生态的恶化和人类的肆意猎杀，使得野生动植物种群急剧减少，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甘南州尚生存有各类珍稀脊椎动物多达230多种，而目前全州仅存国家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140多种，如野驴、雪豹等已从甘南草原永远消失了，而黄芪、贝母等珍稀植物已经踪影难觅，冬虫夏草也由于野蛮的挖掘方式在甘南的草原产量开始不断减少。

二、解决对策

近几年来政府相关部门到民间组织都开始行动，采取各项措施恢复被破坏了的环境，如植树造林、退耕还林、禁牧还草等，也取得了一定成果，通过笔者这几年的调查走访，发现部分山区（如甘南当周草原、尕海湿地等）干枯的溪水重新流淌，梅花鹿、野狼等种群数量开始回增。但要想是被破坏了的生态彻底恢复，还需要采取更为积极地措施，笔者建议如下：

（一）合理的开发与利用

首先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甘南落后的旅游管理方式要彻底的变革，对美丽旖旎的自然风光“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开发利用方式要彻底转变。

（二）加大政府部门的管理力度与资金投入

政府的重视、参与是环境保护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生态保护保护所需投入的资金也主要来自于政府。如甘南当周草原在政府的大力投资和有效保护下，被破坏的植被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三）加强执法队伍建设

甘南州森林公安力量作为生态保护的主力军。目前的人员编制还需增加;警用装备还需进一步更新，才能真正遏制不法份子破坏森林及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猖獗势头。

（四）合理利用与引导甘南州群众的传统信仰与宗教文化，使保护生态环境成为群众们的自觉行动

在藏传佛教的观念中，万物皆有灵性，万物皆可膜拜，我们人类应遵循自然环境的基本规律，不可以人为中心，肆意使用与践踏大自然。这种朴素而与科学相吻合的观念我们不能用所谓的现念否定毁灭，反而应该珍视、保护与善加利用，以达到人和自然的和谐。

如果我们能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有机结合，做到有序利用，合理开发、科学保护。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之路上经济腾飞与绿色甘南将并行不悖。

参考文献

[1] 王守武.甘南生态环境保护与比较研究[J].甘肃民族研究，2002（2）.

[2] 张元彬.拉卜楞之畜牧[J].新青海，19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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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煤炭资源开发；生态破坏；法治对策

中图分类号：X1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7）04-0061-04

湖南省煤炭资源比较丰富，产量在全国排名第18位，但开发利用程度很低，缺乏对违反规划开发法律责任的具体规定，导致现有的煤炭规划形同虚设，同时缺乏有效煤炭规划的约束指导，导致矿业权设置和交易不规范，资源的勘查开发秩序较乱，争抢资源问题较为严重。并且湖南省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资源回收率低，浪费和破坏严重，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根据上述情况，结合湖南省实际，现通过对湖南省煤炭资源开发现状进行分析及存在的问题，阐述煤炭资源开发对该省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情况，并从法理的维度进行分析，为解决煤炭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一系列问题提供更充分的理论依据，也为湖南省解决煤炭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破坏提出了几点法治对策。

一、湖南省煤炭资源开发现状

（一）煤炭在湖南省能源消费结构的重要地位

煤炭是湖南省能源消费在主要的能源消费中占70.2%，“十二五”期间煤炭产量每年产量达6600-8500万t，有力支撑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而煤炭企业的传统发展模式在为人们提供能源的同时，也为社会带来了诸多问题。加快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资源和环境容量的重要举措。目前，湖南省已探明的煤炭资源总量超过85亿t，累计探明的煤炭量38.69亿t。长期以来，湖南省资源产业一直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单向直线开发模式，与之相对应的煤炭企业发展模式则是“快速建矿、强力开采、废物排放、缺乏治理”，这种传统的开发模式带来了诸多问题。比如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严重，利用率低，废弃物严重污染环境，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

当前煤炭资源开发的状况仍然与现实的需求存在较大差距，部分地区和企业缺乏长远眼光和社会责任，只注重短期利益，不注重煤炭资源的综合利用和环境治理，导致我国煤炭工业仍处于盲目扩大规模、资源开发无序、大量浪费和粗放开发、低效率利用、环境污染等状况下，资源优势不能真正转化为经济优势。

（二）湖南省煤炭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1.资源保障程度偏低、有效供给能力不足

湖南省虽然是产量并不多的煤炭生产省份，却是煤炭消费大省，长期需要从外省调运，湖南省煤炭资源勘查程度低，特别是可供建井的详查和精查程度低，可采储量与煤炭储量的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资源保障程度偏低，有效供给能力不足，经济可采储量少，人均占有量低，资源禀赋差。目前95%的煤矿属于井工矿，开采条件居世界中下等，煤炭92%集中分布在湘中和湘东南的娄底：邵阳、衡阳、郴州地区，湖南地质构造复杂，煤层变化较大，矿点多，规模小，开采技术条件复杂，这些因素影响了资源的充分开发。

2.对煤炭资源的生产开发缺乏统一规划

顾名思义，煤炭开发规划是优化煤炭生产_局的基础，而现行煤炭立法对煤炭规划的相关要求都过于简单且可操作性差，同时也缺乏对违反规划法律责任的规定，导致现有的煤炭规划形同虚设，也由于缺乏有效煤炭规划的约束指导，造成了矿业权设置和交易乱，资源的勘查开发秩序乱，争抢资源问题比较严重。

3.煤炭资源生产开发过程中的浪费十分严重

煤炭是不可再生资源，其作为湖南省的主要能源，则必须对其高度重视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目前，湖南省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资源回收率低，浪费和破坏严重，全省煤矿开采回采率平均只有35%左右，远低于全国56%的要求。有的煤矿开采回采率甚至低至10%-15%，特别是厚煤层以及小煤矿回采率偏低，大量资源被浪费和遗弃。另外，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特殊和稀缺煤类也缺乏有效保护。煤炭开采经营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程度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发展方式不科学，以数量型和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与以质量效益型和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还存在较大差距。

二、煤炭资源开发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

（一）煤矿开采破坏植被和水土资源

1.井工开采导致土地塌陷严重，植被遭到较大破坏

土地耕作和植被生长也受到影响，土地利用率减少，地貌的改变引发土地沙漠化，而塌陷还会引起山地、丘陵发生泥石流，山体塌陷滑移，严重破坏矿区的植被资源、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

2.露天开采直接挖损土地，破坏地表植被

这种采掘挖损多是毁灭性的，对植被和土地的破坏程度更大。

3.固体废弃物压占土地

煤矿开采产生的煤矸石是煤炭工业排放量最大的固体废物，而诸如此类的固体废弃物压占了大部分的土地，植被也遭到严重破坏。

4.露天煤矿和井工煤矿抽排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大幅下降

供水紧张，水土流失严峻，从而导致区域内的作物大面积减产，抗御灾害能力下降，土地贫瘠，植被退化，严重危害农业生产，而未经完善净化的矿井水、洗煤水和矸石淋污水等也被直接排放。

（二）煤炭资源开发对周围环境的污染

近年来，湖南省煤炭开采给矿区周边农户及周边环境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首先，开采引发的水均衡破坏及污染。煤炭开采伴生的地面沉降、塌陷，导致矿区地下水位下降，水土流失严重，使得当地农民人畜饮水困难，农田减少，农作物干枯，粮食减产；大量地下水资源因地层破坏而渗漏矿井并被排出，对矿区周边环境形成新的污染。同时，污水的任意排放，对地下水、当地河流、水沟、农田造成一定的污染。其次，煤矿的扩能改造，煤矸石堆放场地不断扩大，对土地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矿区长期侵占土地并暴露于外的矸石山堆积，经风化和瓦解，在雨水淋滤作用下将有毒、有害物质渗入到土壤和水环境系统中，导致地表和地下水系严重污染、土壤贫瘠化、植被破坏，且复耕较为困难。加之对与煤炭资源共伴生资源的综合开发生产和对煤矿矿井废物的回收及循环利用水平比较低，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破坏的严重程度。再次，随着煤矿开采量的逐渐加大，采空区不断增多，造成了地表裂缝下陷、山体滑坡、危岩增多，导致了农民房屋拉裂，耕地受损。矿山遇浅层开采，井下放炮时带来地面震动及噪声，使地面房屋及房屋内人、畜安全受到严重影响。最后，井下抽风排放废气对周边农户和大气环境的造成的污染及矸石山流动、煤矸石放热、尾矿堆积、滑坡等造成的其他矿山地质灾害，都给矿区周边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

三、煤炭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破坏的法治对策

（一）发展循环经济

1.树立可持续发展观

采取防治结合的方针，开展矿山地质环境调查和研究工作，通过科学管理和工程技术手段开展积极有效的治理。目前，湖南省的矿山环境管理处于被动局面，在环境调查、治理手段等方面都落后于其他发达省份，因此要改变这种局面，就要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加强对地质环境保护的相关技术规范、标准的制定，如崩塌、滑坡、泥石流的勘查技术标准，矿山环境评价、恢复治理标准以及地面沉降检测技术标准，使地质环境保护工作逐步实现法制化、规范化。

2.研究运用新的矿山开采技术和尾矿资源化利用途径

湖南省矿产资源的开发技术相对落后，应推广无公害的开发技术手段，禁止有害的生产工艺。对于矿山产生的大量尾矿和废弃物，可作为再生资源加以利用，如某些企业的废料又是其他企业的原料，这就需要加强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为了便于企业之间的废料交换，提高废矿资源的利用率，可以建立废矿和尾矿数据库。同时发展新型金属、新型非金属及常规矿物原料的替代品，降低经济社会对常规矿物原料的依赖程度。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电，扩大利用洁净煤和煤层气，减少直接燃煤比重。特别是我国进入重工业快速发展以后，能源消耗总量规模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曾经达到的水平都要大，由于能源的巨大消耗，必将带来矿产资源的大量开采，所以在提高煤炭资源供应能力的同时，要加强煤炭资源所在地环境的保护和治理，使资源、环境和发展的比例协调，这样不仅能促进矿业市场的健康发展，更加保证了湖南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稳步进行。

（二）完善立法

1.完善生态补偿的法律法规

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是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首要特色，各地区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为节约资源，积极推行资源有偿使用，全面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水资源费，建立矿山自然生态环境治理备用金制度，严格实行排污收费制度。对在煤炭开采过程中所造成的地面塌陷、水土流失、泥石流、森林草地及耕地破坏等纳入补偿范围。同时在已有法律基础上，紧密结合煤炭矿区环境特点，建立起符合湖南省的煤炭矿区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对新矿山项目的环境影评价、在采矿山的环境保护和报废矿山的环境重建以及如何推进环境补偿机制等方面，省有关部门应该通过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其他形式，征求有关专家和公众意见，尽快研究、制订出煤炭矿山环境破坏补偿的新办法，使之法律规定明确化。

对环境保护而言，湖南省贯彻的是“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使用，谁付费”的制度，这一制度不仅没有得到很好贯彻，而且在制度设计上存在明显缺陷，就是缺乏对生态环境建设的补偿规定。

生态补偿之要求补偿的主体应有三类，一是对生态保护做出贡献者给以补偿，二是对生态破坏中的受损者给以补偿，三是对减少生态破坏者给以补偿。在煤炭资源开发过程中，对维护生态环境做出贡献者给以补偿，如对煤炭开采过程中的生态环境科学研究、生态信息等公共物品，通过补贴那些提供生态保护这种公共物品的单个的经济主体，以激励他们的积极性。同时，对因煤炭开采而遭受损失者给以补偿，如因煤炭开采导致农民农田减少、农作物干枯、耕地受损、农民房屋拉裂等，对这些遭受损失的农民应予以补偿。目前，煤炭开采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作用已不容置疑，加强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已迫在眉睫。因此，在煤炭开采过程中也应该对减少生态破坏者给以补偿。如上种种，都应该给以明确的法律规定。

2.加快煤炭立法步伐

（1）必须大力加强煤炭法治建设，实现“依法治煤”

遵守国家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以下简称《煤炭法》），在必要时制定相应行政法规以及部门规章，如制定《煤炭生产开发条例》。完善煤炭立法，有效促进煤炭生产开发法治建设，促进煤炭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同时要做好法治宣传教育，提高人们的煤炭法治意识，严格加强日常监管执法，保证法律实施的稳定性，减少运动式的突击性整治活动。在此过程中，特别是要建立健全对各种违反煤炭生产开发立法规定和政策要求行为的责任追究制度，即必须对违反煤炭生产开发有关规定和要求的行为设定责任，对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煤炭企业及其从业人员、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进行进一步明确，加大对各有关责任主体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和打击力度，切实保障相关立法规定和政策要求的贯彻实施。

（2）严格实行煤炭行业的市场准入制度

要实现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建设高产高效集约化矿井，逐步取代小煤矿，减少煤炭资源浪费。这就要求建立煤炭勘探、开发准入制度，提高煤炭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对开办煤炭企业条件的规定进一步完善。对于已有企业而言，要严格煤炭生产许可证的发放条件，根据煤炭资源赋予情况和开发要求，增加对企业年生产能力、回采率的要求，将不符合条件的组织、个人拒之门外。要借鉴相关省份立法经验，有些地方立法已做出规定，山西省是我国第一大煤炭大省，该省非常重视立法工作，如《山西省煤炭资源管理条例》第十条规定，开办煤炭企业年生产能力不得少于30万吨，开采零星资源、极薄煤层及残采、复采的矿井，年生产能力不得少于3万吨；煤炭资源的采区回采率，开采薄煤层不得低于85%，开采中厚煤层不得低于80%，开采煤层不得低于75%，这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实施办法的通知[内政字[20051210（1）]指出：“到2007年底，通过依法淘汰关闭和整合重组措施，使全区煤矿总数由现在的1100余处减少到700余处，年产10万吨以下的煤矿全部依法关闭退出市场，资源回采率达到60%以上，采煤机械化水平达70%以上；到2010年，全区煤矿总数降至600处之内，单井生产能力达到年产30万吨以上，采煤机械化水平达90%以上；坚持新上煤矿单井产量最低达到年产120万吨标准”。经过7年的实践后，该区进一步加强了立法工作，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意见[2014]54号规定“四个严格.准人”即“严格煤矿安全准入”“严格煤矿建设项目核准和生产能力准人”“严格煤矿生产工艺和技术设备准人”“严格煤矿企业和管理人员准人”。其中“严格煤矿建设项目核准和生产能力准人”也规定了“完善自治区煤矿建设项目准人制度，严格依规依标组织煤矿生产能力核定。新建井工煤矿生产能力不得低于120万吨/年、露天煤矿不得低于300万吨，年，其中新建褐煤井工煤矿生产能力不低于300万吨/年、露天煤矿不低于500万吨/年”。这些也值得湖南省学习和借鉴。

3.完善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立法

在对煤炭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对于煤炭开发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应以预防为主。对煤炭建设项目实施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并将其作为煤炭企业设立和发放采矿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的前置程序。我国已于201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年9月1日生效），在原来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煤炭法》中也应对其做出相应规定。湖南省环境保护管理部门应通过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其他形式，征求有关专家和公众的意见，以加强立法工作。2013年5月，湖南省修订了《湖南省环境保护条例》，但有关规定依然过于笼统，操作性不强且效果不好，还需进一步修订。2015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实施意见》，对土地资源、水资源等都做了比较明确的保护性规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三）加强执法和建立监督机制

1.完善煤炭执法监督机制

煤炭执法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但是当前煤炭执法存在较多的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有些地方和部门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因此，必须改善和加强对煤炭行政执法的管理与监督，依法打击执法过程中的行政违法现象，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力求达到依法行政。建立一支精干高效、廉洁执法、熟悉法律的监察队伍，严格执法，加强监督，杜绝执法中的腐败行为。

严格煤炭执法还应实行保证金制度。在全省范围内加快推广煤矿生态环境恢复保证金制度，并完善配套措施，建立煤矿生态环境恢复保证金制度并加快推广，认真执行与落实。各地区环保、国土资源部门应对煤矿区生态环境进行评估，并提出煤矿区生态环境恢复目标及要求，合理提出资金标准；各煤炭生产企业应根据上述要求，制订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方案，并提出达到矿山环境治理及生态恢复目标的具体措施；并应加强对资金使用的有效监管，以保障煤矿生态环境恢复保证金的合理使用；建议构建煤矿区生态环境治理恢复评价体系，以评价各矿区是否达到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目标及要求。为提高煤炭回采率，减少浪费，可以让煤炭开发企业交保证金，如果达到核定回采率，则退还。为了保护土地资源，《煤炭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因开采煤炭压占土地或者造成地表土地塌陷、挖损，由采矿者负责进行复垦，恢复到可供利用的状态；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为促使采矿者履行其义务，可以令其交纳土地复垦保证金。如“美国的《露天开采控制与复田法》规定：煤矿主在开采前须交纳复田保证金，保证金额必须足以支付预计的全部复田费用，具体由州环保局确定。复田由州环保局确定。复田保证金待复田后按一定程序归还矿业主。对不按计划复田者给予罚款或刑事处罚。”

2.健全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度

目前，湖南省的行政问责制还存在很大缺陷，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各级政府及政府各部门之间有些职责不够清楚、权限不够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相互推诿，出现谁都有责任，谁又都没有责任的情况；以至于在问责中，问责客体具体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模糊不清，导致相关责任人逃脱了其应付的责任。湖南省大大小小的煤矿很多，尤其是一些不符合条件的小煤矿，一旦投入开发生产就会o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如产出的固体废物随意堆放，污水任意排放等。因此，不仅要使行政问责制真正制度化、法律化，还一定要把好煤炭行业市场准入这个关，明确各自的责任，对不符合条件的组织和个人拒之门外，对不依法行政、徇私枉法、者得到法律责任的追究，对相关负责人从政治责任、领导责任、管理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层层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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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闭生产能力在法定吨位以下的小煤矿

篇10

第一条为加强本市环境监督管理，及时依法妥善地处理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根据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市、区(县)环境保护局查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是指由于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以及因意外因素的影响或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环境受到污染或生态遭到破坏，人体健康受到危害，社会经济与人民财产受到损失，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突发性事件。

第四条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根据类型分为水污染事故、海洋污染事故、大气污染事故、噪声与振动危害事故、固体废物污染事故、农药与有毒化学品污染事故、放射性污染事故、生态破坏事故等。

第五条根据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程度分为四级：

(一)一般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凡符合下列情形者为一般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由于污染或破坏行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伍千元以上，两万元以下(含两万元)且对环境造成影响的。

(二)较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为较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

1、由于污染或破坏行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两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含五万元)的；

2、人员发生中毒症状；

3、因环境污染引起厂群冲突；

4、对环境造成一定危害。

(三)重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为重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

1、由于污染或破坏行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含十万元)的；

2、人员发生明显中毒症状、辐射伤害或可能导致伤残后果；

3、人群发生中毒症状；

4、因环境污染使社会安定受到影响；

5、对环境造成较大危害；

6、捕杀、砍伐国家二类、三类保护的野生动植物。

(四)特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为特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

1、由于污染或破坏行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十万元以上；

2、人群发生明显中毒症状或辐射伤害；

3、人员中毒死亡；

4、因环境污染使当地经济、社会的正常活动受到严重影响；

5、对环境造成严重危害；

6、捕杀、砍伐国家一类保护的野生动植物。

第六条市、区(县)环境保护局成立“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处理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事故处理领导小组”)对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报告与处理实施统一领导。针对具体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市、区(县)环境保护局组成由相应的业务处(科)牵头的临时“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调查处理小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处理小组”)负责调查处理的具体工作。市环境保护局还成立由监理处牵头、监测中心和相关处室组成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调查小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小组”)负责对事故的初步调查并初步确定事故等级。

第二章管辖

第七条市环境保护局负责调查处理以下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

(一)重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

(二)特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

(三)跨区(县)或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交办的跨省市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

(四)对本市有重大影响的一般和较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

第八条区(县)环境保护局负责调查处理以下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

(一)一般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

(二)较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

(三)市环境保护局交办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

第九条市环境保护局在调查处理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时，应当通知有关区(县)环境保护局参与调查。

第十条区(县)环境保护局发现查处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不属于自己管辖时，应当立即移送有管辖权的环境保护局，后者不得拒绝或再自行移送。

第十一条管辖权发生争议的，由市环境保护局指定管辖。

第十二条法律、法规和规章授权应由其他行政主管部门查处的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依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三章事故报告的受理与上报

第十三条区(县)环境保护局发现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或接到关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发生的报告后，应立即组成调查小组赴现场进行调查处理，对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等级作出认定，如属于市环境保护局管辖的应立即以电话或传真方式上报市环境保护局值班室(办)。

第十四条属市环境保护局负责调查处理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由市环境保护局向市人民政府报告，其中重大、特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还须向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报告。

属区(县)环境保护局负责调查处理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由区(县)环境保护局向区(县)人民政府和市环境保护局报告。

第十五条市环境保护局关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报告的受理和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上报的程序：

(一)市环境保护局值班室(办)负责受理关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报告。

其他处(室)工作人员接到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报告后，必须认真做好记录并立即通知局值班室(办)。

(二)局值班室(办)对受理的关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报告应认真登记，登记的内容为：

1、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报告时间，报告人及联络方式；

2、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发生地点；

3、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发生原因及情况；

4、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类型及波及的范围(初步)；

5、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危害；

6、应急处理情况。

(三)接到关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报告后，局值班室(办)应及时向办公室负责人报告，办公室负责人应立即向事故处理领导小组组长报告，同时报值班局长和主管局长。

(四)凡属重大或特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局办公室应根据局领导的批(指)示，及时向市人民政府报告，并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发生6小时内上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办公厅值班室(速报)。报告内容为：

1、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发生时间；

2、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发生地点；

3、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发生原因；

4、造成的影响和后果；

5、波及的范围；

6、处理措施；

7、联系人，联络方式。

(五)在重大或特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处理过程中，局办公室应随时向市人民政府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上报调查处理的进展情况(确报)。

(六)重大或特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处理完毕后，局办公室应及时向市人民政府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报告(结果报)，报告内容为：

1、处理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措施、过程和结果；

2、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潜在或间接的危害及社会影响；

3、处理后的遗留问题；

4、参加处理工作的有关部门和工作内容；

5、出具有关危害与损失的证明文件等。

(七)局办公室在每月25日前将本市辖区内发生的重大或特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汇总后，上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值班室。

第(四)项、第(五)项可采用电话、电传、传真等方式报告；第(六)项应采用书面方式报告；

第(七)项可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报告。

第四章事故调查与处理

第十六条对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调查处理应当做到调查及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规章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手续完备，文书齐全。

第十七条事故调查处理小组应客观、科学、全面地收集调取与案件有关的各种证据和材料。调查人员询问当事人、证人，应当作好详细笔录，并由调查人员、被询问人员签名。被询问人员拒绝签名的，应当在笔录中说明情况，由调查人员和见证人签名或盖章。监测人员进行现场监测时，应按照有关要求和监测规范进行监测；并及时提供监测报告。调查人员进行现场勘验，应绘制有关示意图，勘验情况和结果应制作勘验笔录、现场笔录，并由调查人员及有关人员签名。

第十八条市环境保护局调查、处理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程序。

(一)接到区(县)环境保护局关于重大或特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报告，局办公室根据事故处理领导小组的批示迅速组成事故调查处理小组，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事故现场进行调查处理。

接到其他单位(个人)关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报告，局办公室应根据事故领导小组的批示迅速通知事故调查小组立即赴事故现场取样监测，调查取证，初步确定事故等级，并同时通知有关区(县)环境保护局协助调查。事故调查小组调查完毕后，应立即将调查结果报局办公室。如属于市环境保护局管辖的按本条第(一)项的程序办理；如属于区(县)环境保护局管辖的由局办公室转有关区(县)环境保护局。

(二)事故调查处理小组，应在事故现场完成以下工作：

1、进行现场取样监测；

2、组织有关人员迅速采取措施控制污染与破坏事态发展，减轻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影响和危害；

3、查清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及重要原因；

4、查清污染与破坏事故的主要类型及程度；

5、查清人员伤亡及其抢救情况；

6、进一步确定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等级；

7、了解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提出解决的办法。

(三)调查结束后，事故调查处理小组应及时写出调查报告，根据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提出初步处理意见，经法制处审核后，报事故处理领导小组审议，作出处理决定。

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应当对造成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单位(个人)给予行政处罚的，按照环境保护行政处罚程序办理。

(四)如果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属于由其他事故引发的次生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调查处理小组除执行本款第(一)项和第(二)项规定外，还应向负责主事故处理的主管部门提出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处理意见，并对其处理情况进行监督。

第十九条区(县)环境保护局关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报告的受理、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上报及调查处理的程序应参照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的规定，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并于本办法后30日内报市环境保护局备案。